世界一流企业是强国重器，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在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中，一批大型企业在其国家的支持和企业努力奋斗下，成长为各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成就了企业百年长青的基业，而且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为国家拓展了发展空间。

中国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必须通过培育建设一批世界一流企业，用世界一流企业的技术、理念和核心竞争力作支撑，为世界提供更优质的中国产品，树立起高端、优质、创新、高性价比的世界新品牌形象。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是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战略举措。

世界一流企业具有竞争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广等特征，其在推动国家技术进步、拉动产业升级、提高从业人员技能及收入水平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的重要力量，加快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以及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世界一流企业的竞争，直接体现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技术的竞争。世界一流企业在推动能源革命、信息革命、产业革命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有了世界一流企业作支撑，国家安全得到更充分保障，国家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国家地位才能更好巩固。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加快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步伐，推动继续深化对外开放，中国将更深入地参与全球竞争，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才能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和实现我国根本利益。

第二，世界一流企业所拥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及行业话语权，为国家在世界舞台的竞争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世界一流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能够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拓展了各国产业和企业配置资源的空间，促进了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无论是能源、原材料，还是资金、技术、劳动力，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一流企业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实现资源配置的国际化、高效化和集约化。近年来，我国一些国际化经营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将企业的规模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已经占据一定的地位，不过它们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话语权不足、影响力仍有待提升。

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持续提升影响力。一是加快走向国际市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发挥我国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建成面向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服务的生态系统；二是以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为要求，培育一批能够主导全球产业链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制定全球产业游戏规则、确立行业标准方面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相当的影响力，逐步实现我国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者向主导者的转变；三是优化全球布局结构，展示国际良好形象，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才能在国际化经营之路上行稳致远；四是吸纳更多海外高端技术、管理、人才、品牌、渠道等生产要素为我所用，推动国内各门类产业向中高端发展。例如，中国宝武以成为全球钢铁行业引领者、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为愿景使命，深耕钢铁主业，推进联合重组，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钢铁产业集中度，初步建立了与中国钢铁业全球地位相匹配的企业空间规模体。

第三，世界一流企业是所在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关键位置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当前，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具备了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的基础，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快探索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有效路径，打造一批管理水平高、产品品质优、生产效率高、经营业绩好，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是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实现全球配置资源的要求，也是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探索业务新模式，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既要牢牢把握国内市场的重要战略基点，又要敢于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培育新的增长点。使国有企业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必须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品品牌、项目品牌和企业品牌，推动国有企业灵活运用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联合投资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加快全球业务网络布局，深化国际国内合作，多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必须推动国有企业适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数据等要素资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是在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背景下，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措施，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一批引领社会发展、持续创新和创造行业价值的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骨干力量，加快建设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不仅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而且能够更好地发挥国有大型企业在“十四五”规划中“一体两翼”发展的带动作用。

第一，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供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世界一流企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引领、支撑和融合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致力于世界一流企业的培育，能够促使企业聚焦主业发展，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关键业务的重组整合。还能促使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企业从非主业领域、缺乏竞争优势的领域及一般产业的低端环节退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有效供给、优质供给和高端供给，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二，有助于激发形成高质量新动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在新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和“衔接期”。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能够加快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能够增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互动创新。

第三，有助于推动关键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增强市场高效性和活跃度。推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可以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充分释放国有企业活力。一是推动国有经济布局系统持续优化，促进国有企业加快分类改革，加快布局优化和结构性调整。二是能够实现国有企业运营机制整体性提升，通过外部竞争压力倒逼国有企业不断提升内部生产和管理效率，推动国有资本增长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三是可以促使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突破性改革，实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实质性转变。

第四，有助于对冲经济全球化逆流冲击，实现国际国内市场高效联通。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能够促使国有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是促进国际国内市场融合畅通的战略性选择。一方面，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能够促使国有企业抓住不确定性中转型升级、推动创新和实现变革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推动国有企业开放发展，最终提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和统一性。

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作为各类经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真正筑牢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企业好经济就好，居民有就业、政府有税收、金融有依托、社会有保障。虽然近两年我国大企业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连续居于全球首位，但其中多数主要依赖自身规模，其创新引领力、国际竞争力与世界一流水平还存在差距。而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存在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技术升级能力不足的问题。大企业要不断深化经营机制改革，高效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中小企业要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鼓励企业创新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更高水平竞争中创造价值。企业家是经济要素的整合者、市场开拓者、创新推动者，要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把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公司治理的规范性统一起来，创建更多的一流企业。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支撑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所在，制造业竞争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行业龙头企业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和掌控能力。只有建成世界一流企业，成为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和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才能真正夯实制造业强国的发展基础，引领全球产业发展潮流导向，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三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并已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制造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工信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增加值由23.5万亿元增加到31.3万亿元，在此期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的比重已接近30%。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是全球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中国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有些产品的技术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同时，我国制造业进出口比重高，成为很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目前世界上有40%的产品是由中国制造的，我国制造业总产值约占全世界20%的份额（朱高峰，2021）。

表1 各国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

目前，中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基础能力弱，部分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存在严重的卡脖子短板。如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轨道交通装备当中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电力装备产业的燃气轮机的耐热部件，以及飞机汽车等产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这些都需要进口。

中国制造业的“大而不强”“全而不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造水平与全球领先水平存在差距。2019年，美国、日本与德国的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5.1、9.4、9.3万美元/人，而中国仅为3.1万美元/人。美国与日本的制造业全球知名品牌数分别达69个与31个，而中国仅有18个，等等。

二是中国制造业科技基础相对薄弱、基础研发投入比重仍较低。截至2021年年初，中国基础研发投入仅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6%，而同期美国的该项占比达到15%-19%。

三是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与装备外采比例偏高，严重依赖进口，存在“卡脖子”和“掉链子”风险。中国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依存度超50%；集成电路的进口依赖占比达80%，大型优质铸锻件的进口占比达90%，高端液压件、密封件的进口占比接近100%。

四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仍需改进，特别是数字化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即制造企业以数字化思维重构业务模式和流程，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结合制造业特点，提升研发、生产、运营和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而优化客户服务体验以实现客户黏性提升，以及优化企业自身盈利模式，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在乌克兰危机、中美矛盾分歧加剧，疫情冲击与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存在的短板和弱项集中爆发，上下游产业链达产不同步，一些企业上游原材料供不上、下游配套跟不上，对企业后续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带来较大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造业的重要作用、重要地位，明确指出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并提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这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要求。大企业在引领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加快培育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和产业引领功能，牵头组织产业联盟，促进深度交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打造发展融合、利益共享的良好生态，形成产业链有序竞合新格局。

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有待持续提升，企业发展的韧性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工信部在制造业领域着力推进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高、在制造业基础和产业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对于推动我国各细分领域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全球竞争力，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引领整合能力，在全球市场上持续涌现领航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认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水平，应实施“突破工程”“短板工程”和“卓越工程”。到2035年，我们应该培育出50家以上的世界一流大企业，这些企业能够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

加快建设一流企业，一是要打造全球品牌，著名品牌意味着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市场占有率。二是要持续发扬创新创造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十年如一日地持续创新、精益求精，尤其需要复兴工匠文化，唤醒全社会尊重工匠、厚待工匠、崇尚工匠的风气。三是推进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是工业发展国家重振制造业的主要着力点，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抓紧谋篇布局，相继制定了新战略、新政策。我们要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四是强化科技引领，通过研发、生产、推广高科技产品，掌握核心科技领域的主动权，持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战略层面为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编辑 杨利红)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新征程新阶段，要以高水平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要从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多重视角考虑相互综合作用机制，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原则，协调推进提升营商环境三重境界，条分缕析关键因素，从政府经济行为视角寻求重点突破路径。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营商环境是国家竞争力、凝聚力、吸引力的集中体现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化和文明发展形态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持续不断的“变”中蕴含着一些不变的深刻道理，其中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始终是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显著特征之一。而支撑着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始终是一系列制度体系，包括维系和激发创新创造的知识产权制度、资本机制。国家间的竞争力在于制度，创新的环境和土壤等在于营商环境。深层的制度力量最终将体现于营商环境的综合优势。营商环境是一国竞争力吸引力凝聚力的集中体现。而当今我们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在进入后发赶超步入现代化发展行列的伟大实践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之势，不可逆含有多种深刻内涵，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具有不可逆性。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推进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当今种种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发展需要营商环境作保障。 

营商环境是激活市场主体的稀缺资源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市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力量，营商环境是激活要素激活主体的稀缺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发展面临“三期叠加”影响下，在潜在增长率减速下行中，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十九大以来，经济发展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维系经济行稳致远的态势，但是稳中求进的任务依然很重。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出台了多项措施，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国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营商环境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91位跃升到2020年的第31位，市场主体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要扭转社会预期转弱的局面，还需增强发展的活力，改革添动力，最终还是要靠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不断提升巩固，甚至有时营商环境还会面临各种威胁，以及有倒退的风险。

制度环境的构造，需要足够时间的淬炼。受历史文化和不同发展阶段种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常常会出现身体进入新时代、观念还留在旧时代的反差中。比如，我国历史上重农轻商的观念、“士农工商”等级观念，对当今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历史上的“盐铁论”到当今的产业政策之争，都存在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现实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创新的作用和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但往往只将其作为功利化的工具，没有把创新和营商环境作为促进发展的本质要求，更多的是“想起来需要、喊起来重要、抓起来无关紧要”，或者只是当暴露出问题时作为简单的应急措施之用，而缺乏长效倒逼机制。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对待营商环境的认识就会飘摇不定。而按照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的要求，真正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营商环境还有不断优化的空间。

营商环境的基本问题与三重境界

营商环境的三个层次

广义讲，营商环境包括城乡经济发展的硬件条件，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保障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之一。某种程度上讲，硬件是软件的结果和外在表现，营商软环境更为重要，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的实际运作和经济关系的协调性。营商软环境主要体现三个层次，包括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这些都涵盖了国内和国际环境，涵盖市场经济主体经济活动范围涉及的所有方面。

制度层面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必须充分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存在的基本方式，充分发挥资本及市场经济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营商环境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要防范过度干预资本运行，妨碍公平市场交易，扰乱国际营商环境的种种偏误行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重点要解决“放管服”改革中的悖论性问题，体制机制的合成性谬误问题，从上到下“远水解近渴”的单向压力型制约机制与来自市场主体直接监督的效率与效果问题，防止在具体工作中对基本制度理解的偏差。好的制度和政策是不断在变化的环境中调适的，只有真正在层层递进中落到实处，制度才有生命力。要特别注意实际运行中的体制机制与顶层制度相适配。制度环境相对每一个主体具有外生性特点，同时也具有从个体到群体整体性互动作用的内生性特点，在注重外生性的同时，要突出关注内生互动性诉求关系。还要完善制度跟进，解决因劣法而导致的“非法生存”状态问题。

经济层面主要问题涉及很多具体方面。解难抒困，降低企业成本，是营商环境应有措施之一，而经济周期性结构性问题的再平衡调节则是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市场经济微观活动中企业的起伏波动是正常的事，但是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市场波动环境是需要高超的宏观调控治理能力的，很多方面是制度演进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失调问题，甚至是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变革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比如房地产经济相关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问题，还有政府投资中的多重行为挤出效应问题，要使经济运行回归到正常的市场法则之中，就需特别关注政府配置资源对资本再集聚和资本积累的深刻影响。在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中，既要保持发展活力，又要保证秩序规范，都需要相应制度加以跟进调节，需要高超的制度治理能力。制度经济层面最关注的还是在于如何对待资本，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既是经济问题，也会导致社会问题，根本上还是经济体制和机制层面的问题。要找准资本无序扩展导致的经济秩序失衡风险的产权根源，形成营商环境的制度经济社会均衡状态。

社会层面的主要问题是涉及社会心理预期和社会舆论场对营商环境的不利扰动。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防止道德绑架正常企业经营行为，市场经济主体和企业家也要以积极姿态，坚守正道，坚持创新，参与到营商环境的共同缔造之中。摒弃社会上的各种不当退场论和资本威胁论，树立不断与真实世界相契合的正确的财富观、公平观。要正确对待财富，正确看待和处理收入差距问题。注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高度兼容性，倡导勤劳创新致富，防止因收入差距问题导致的民粹现象以及反智和反噬现象。

营商环境的三重境界

营商环境三个层次分别对应营商环境的三重境界。

制度环境层面要达到的境界是，体现前瞻性，反映规律性，讲求实效性，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结合。要注重发展阶段特征，注重制度的优选序，注重制度的互补适配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将财产权利保护的宪法原则贯穿到所有体制机制的运行中，体现制度体系的统一性、整体性、协调性，完善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在经济发展层面上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政治代表机制、政治权力、政府权力与市场经济主体权利有效对称关系，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经济生态与政治生态的良性互动，以及政治治理与经济治理关系，构建市场的友好型制度环境。

经济环境方面要达到的境界是，首先要把“创新是第一动力，竞争是第一原理，产权是第一保障”统合一体，作为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其次，提高市场经济驾驭水平，以具有前瞻性的调控，确保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优化经济运行发展模式，优化风险防范机制和防控系统。第三，优化各类资本形态的组合结构比例关系，使社会资本结构合理化。第四，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不断完善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的规则和市场环境。

社会环境方面要达到的境界是净化社会舆论，营造真正亲商利商稳商的社会舆论氛围，要将营商环境的价值文化元素融入核心价值观之中，形成崇尚企业家精神，崇尚创业创新创富共同的价值理念，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突显“商”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营造安心舒心放心暖心的社会心理环境。着眼构建社会生活中正常的官商关系和政商关系，在官商之间建立换位思考与角色转换机制。

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逻辑与路径

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逻辑

营商环境的主体对象主要是以各类资本形式存在的市场经济主体，包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资本以及混合形式存在的相关主体。优化营商环境，要重视资本作用、尊重资本需求、关注资本习性、研究权力特征构成的巩固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闭环关系，体现了逻辑起点、基本要求、现实问题与关键因素的统一。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要在遵循资本规律的前提下对等研究资本行为习性与权力行为习性及其相互关系，考虑经济治理机制和权力治理机制相匹配的问题。

政府与一般市场主体都置身于市场经济环境之中，政府活动在经济运行中的权重和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生变量。政府对营商环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配置资源、政府治理行为、政府宏观调控三大方面。这些真实层面上的制度运行对营商全过程产生直接影响，并且直接影响营商环境的三个层次。

优化营商环境，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性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提升治理水平，激发市场经济主体活力。在巩固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闭环关系中，要以资本规律和资本机制为着眼点，正确处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主体创业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在此基础上，将适变性原则与理性原则结合起来，研究政府配置资源和政府行为方式的全过程，形成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互动力量，以政府之力和政府之变服务市场主体全周期。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资本循环和流转的基本规律决定了营商环境具有开放性普适性，要以制度性规则性开放促进我国营商环境国际形象的提升，坚持开放包容均衡互利的原则，构筑国际营商环境高地。

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途径

在整体制度趋于定型的条件下，与政府决策、政府行为、政府职能紧密相关的体制机制是影响营商环境的主要变量。个体群体与环境的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行为，政府配置资源在整体经济的运行方式和配置比例和结构关系，决定了营商环境状况。政府在构建优质营商环境中的制度建设有以下体系：

一是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相对权威的第三方营商环境评价制度。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电视问政、网络问政与作风问责相结合，建立政府跨级评价制度，完善政府购买第三方评估服务制度，以及科学规范的“选评用”制度。建立营商环境大数据分析平台和营商环境点对点反馈机制。形成利益攸关者广泛参与其中的综合评估体系。

二是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立法执法中要尊重市场主体的表达权利和监督权力。坚持专业性立法与普遍性立法相结合的原则，规避传统部门立法的弊端，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良法体系。

三是政府参与经济活动配置资源的方式和规模要规范，要置于科学合理的限度内，防止对其他市场主体的挤出。严禁政府资源配置中的权力交换，防止政府采购中的不正当竞争，摒弃所有制歧视，完善政府采购分包制度，控制场外转包行为，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和投资质量。完善举国体制的实现形式，以联合招投标等方式将企业纳入重大创新活动之中，更好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四是提高政府宏观经济治理和经济驾驭能力水平。审慎处理平台经济问题，正确定义、评价和调控各类垄断行为。供给侧与需求侧联动考虑宏观调控制度设计，注重国内外周期性与结构性相互交叠的经济波动，用活用准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营商环境。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规范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强化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监管，硬化国有产权约束和私人资本市场约束。继续深化政府职能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办事流程，突出抓好以公平竞争和保护权益为重点的监管职责，不该管的坚决放，同时通过数字赋能高效简约政府的构建。区别处理灵活务实的自由裁量与设租寻租的自由裁量问题。完善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制度，通过负面清单约束政府正面清单，合理划定政府部门责任范围和权力行使边界。在流动社会的背景下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深化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畅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这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新领域，也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有利于发展国内大循环体系。

 （编辑  季节）

产业补贴是近些年常常引起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产业补贴被认为具有非市场特征，是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甚至是计划经济的标志；另一方面，长期作为“市场经济标杆”的美国和欧盟这几年也开始大量使用产业补贴。在国际经贸领域，产业补贴从未正式成为WTO规则改革议题，但涉及产业补贴的规则建议、争端解决案件总会引起WTO成员广泛关注。当前很有必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准确认识产业补贴的新特征，并回答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产业补贴新的时代背景

对任何议题的讨论和评价都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当前，百年变局下三股历史力量交汇，决定了产业补贴的作用将大幅上升。

全球化处于历史轮回的低潮期

二战后，为消除国际贸易壁垒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推进了20世纪全球化的高潮。20世纪60-70年代，GATT“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分别大幅削减了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及美国对日本和欧洲滥用301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将全球化带入一个小低潮。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和2001年中国入世，将全球化推至前所未有的高潮期，一直持续至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此后全球化再次步入低潮。在全球化的低潮期，国家更注重自身实力建设，国际规则的约束力相对下降。

政府作用处于历史轮回的高潮期

通观历史发展，政府作用的轮回通常与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相关，实力最强国家的意识形态又能影响其他国家。以美国为例，自南北战争以后的重建时期至19世纪末，市场自由竞争和政府“无为而治”（laissez-faire）一直处于主导地位。1901-1921年，老罗斯福、塔夫脱、威尔逊三位总统执政的“进步时代”，政府的作用开始上升，金融监管、环境保护、反垄断、食品安全等部门和制度密集建立。小罗斯福总统 “新政”时期，政府作用达到高潮。同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论证了总需求管理对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加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使凯恩斯主义逐渐失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领域相得益彰，最终凝聚为“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竞争、反对政府干预再次成为主流。此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统治近40年后，政府作用开始回潮。

近年来，在理论层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提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主张政府应在供给侧积极发挥作用，加大对劳动力、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力度；在实践层面，美国动用出口管制等手段直接打压特定企业，用产业补贴推动制造业回流，这些超出之前对政府作用一般认知的方式在西方世界已被逐渐接受，甚至得到效仿。

新一代产业科技革命处于爆发期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历以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为核心特征的三次工业革命。当前，以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的新一代产业科技革命正处于爆发期，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大、风险高，政府的推动作用日益重要。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2023年，仅美国能源部和商务部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技术研发预算就达11.44亿美元；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创新典范的马斯克，其猎鹰9火箭应用了大量由美国航空航天局出资研发并免费开放的技术；可能为人类能源问题提供永久解决方案的受控核聚变技术，在各国均由政府性科研机构主导研发。

在未来10至20年内，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尽力为本国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优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产业补贴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补贴将一直保持强势作用，当未来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新一代核心技术及主导产业进入发展成熟期时，政府和补贴作用将再次下降。

产业补贴呈现新的时代特点

当前的产业补贴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实质是东西方相互借鉴，而原有的国际规则已明显落后于时代的需要。

美欧的产业补贴瞄准新一代产业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继续把控新一代产业科技革命的主导权，其产业补贴的对象基本可以对应新一代产业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2022年1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应对“中国挑战”的演讲，提到美国当前重点发展3个领域的核心技术：一是先进计算，包括微电子、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二是清洁能源，三是生物技术。美国的主要产业补贴几乎与此一一对应。补贴额高达527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支持的是微电子，即集成电路，高端集成电路又是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必要条件；《通胀削减法》支持的是清洁能源，近3700亿美元补贴的对象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电池、清洁能源及相关发电设备；《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行政令支持的是生物技术，美国政府将投资近30亿美元补贴用于生物制造的原材料和基础设施。

追随美国脚步，欧盟也推出《芯片法》草案，拟投入超过400亿欧元支持集成电路生产和技术创新；金额超2000亿欧元的REPowerEU计划则是欧盟向绿色能源转型的主要补贴项目。为把握以智能和绿色为核心的新一代产业科技革命主导权，美欧在产业补贴方面已基本完成布局。

中国正在以政府引导的产业投资替代产业补贴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产业政策要从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作为产业政策的一种主要实施手段，产业补贴也遵循上述转变方向，特别是实施方式更加强调市场化，甚至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补贴。决定产业补贴转型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都面临财政紧平衡问题，很难再无偿给予某个产业高额补贴，因此支持产业发展的方式必须转变。

替代产业补贴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以“合肥模式”为代表的政府引导的产业投资。“合肥模式”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特征。一是聚焦核心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合肥的政府性投融资平台先后投资了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等企业，其中京东方的崛起基本解决了中国此前面临的“少屏”困境，蔚来更是成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换道超车”的成功代表。二是秉持专业的投资理念和操作流程。合肥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政府投行”队伍，投资人员对所投的产业链和相关前沿技术非常了解，委托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尽职调查，并与被投企业开展严谨细致的商业谈判，大幅提升了政府投资的科学性和专业度。三是拥有撬动市场化投资的效果及相应的退出渠道。

传统的产业补贴是政府的单方面投入，不存在偿还或退出问题。在“合肥模式”下，政府出资形成的约1000亿元的“基金丛林”带动社会投资近4000亿元；同时，政府投资像一般市场化基金一样，可以通过退出回收资金。蔚来的董事长李斌称，蔚来已陆续从合肥的产业投资基金手中回购了一部分股份，股份原值为15亿元，蔚来已为此支付了75亿元，政府基金的增值部分可投入新的基金，再度投资于相关产业链。

“合肥模式”显著区别于传统的产业补贴模式，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借鉴。尽管当前各地的政府引导基金仍存在种种问题，但更加科学合理的运作模式将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中逐渐规范完善，并引领政府产业投资的发展方向。

WTO补贴规则已落后于时代需要

美欧等国一直对现行WTO补贴规则心存不满，认为无法约束以中国产业补贴为代表的所谓“非市场行为”，中国在WTO补贴规则改革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应对地位。但从中国的角度看，推动产业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现行WTO补贴规则并不符合产业科技创新的需要，中国也存在主动参与改革国际规则的内在诉求。

一是现行WTO补贴规则对不同产业未做区分。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规定，若补贴仅给予某一特定企业或产业，则补贴具有专向性。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不同产业间的重要性并不相同。例如，中美均不给纺织产业提供补贴，但对于集成电路产业则都有补贴，美国有《芯片与科学法》，中国有税收优惠政策。若SCM协定对于给纺织产业的补贴和给集成电路产业的补贴做出同等评价，无论中国、美国还是欧盟，均不可能同意。

二是不可诉补贴规则不足以支撑产业科技创新需要。SCM协定下的不可诉补贴（相当于例外规则）已经失效，有人主张恢复不可诉补贴规则，其中对于研发补贴的例外可为中国支持创新的补贴提供保护。但研发补贴例外并不足以支撑创新。SCM协定的研发补贴规则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竞争前开发，这是典型的研发阶段；但研发只是创新的一个环节，仅意味着在实验室得出技术发明成果，而创新则要求将技术成果应用于现实生产，产生新生产方式和新产品并被市场接受，提高生产效率或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仅规定研发补贴例外意味着创新其他环节所必需的补贴得不到规则保护。例如，研发之后的“产业化”（commercialization）是决定创新成败的关键环节，也是很多初创企业最难飞越的“死亡之谷”。美国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补贴项目“小型企业创新研究”（SBIR）主要支持的就是新技术的产业化环节，而此类补贴在现行SCM协定中并未得到体现并获得相应保护。因此，即使恢复不可诉补贴规则，也需要做出修改才能符合产业科技创新需要。

三是现行WTO补贴规则可能被用来打压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现行SCM协定规定，如果专向于特定产业的补贴给同类进口产品造成损害，则违反国际规则；损害包括进口产品价格降低或销量减少。上述规则有可能被美欧等国滥用，阻碍中国产业科技进步。例如，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资助了国产民用大飞机的开发，若国产民用大飞机成功开拓了国内和国际市场，必然造成当前市场垄断者波音和空客的飞机价格降低或销量减少。从中国的视角看，国产大飞机为世界市场增加了竞争因素、提供了新的选择；但从美欧的视角看，则是对其大飞机产业的损害，并有可能以此为由，借助SCM协定将重大科技专项认定为违反国际规则。在此前美欧互诉民用大飞机补贴的WTO争端解决案件中，上诉机构就曾依据类似逻辑将美国用于资助大飞机新机型开发的研发补贴认定为违反国际规则。如今，这种国际规则及其法律解释上的缺陷有可能被美欧滥用，打击追赶型国家的产业技术进步。

对于产业补贴问题的思考

产业补贴不是问题，如何科学地实施产业补贴才是问题

产业补贴是政府发挥作用的一种手段，只要不是对政府发挥作用本身存在偏见，就不应对产业补贴另眼相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此指引下，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科学实施产业补贴，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各国都将产业科技创新作为主要任务，判断政府是否更好发挥作用的标准，应是包括产业补贴在内的政府作用方式是否符合创新的要求和内在规律。产业科技创新自有其规律，有些方面需要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有些市场失灵之处需要政府予以弥补。没有支持技术创新而仅支持企业盲目扩大产能的补贴、挑选了错误的技术路线和企业而浪费公共资源的补贴之所以不好，不是因为产业补贴不好，而是因为这些补贴不符合创新的规律，并非政府在创新中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当然应该改正。但如果产业补贴能为高风险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能帮助初创企业成功飞越“死亡之谷”，能加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则应该承认这些产业补贴是好的补贴。

WTO补贴规则应将有利于发展和创新作为改革方向

当前美欧主张改革国际补贴规则，将纠正“非市场”行为作为主要改革方向，并以此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仍然是在旧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指导下，将市场与政府的对立关系作为主要矛盾而提出的主张。中国要想变被动为主动，就需要结合新的时代主题和主要矛盾，为国际规则改革界定新的方向。在当前背景下，这个方向应是有利于发展和创新。过去40年，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成功实现工业化，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的道路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想搭上创新的快车。对于在发展和创新中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产业补贴，应予以总结并在国际规则中留出充足空间，便于各国结合国情开展政策实践。将有利于发展和创新作为国际补贴规则的改革方向，将是比纠正“非市场”行为更容易获得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的选择。

对所谓“补贴竞赛”的担忧不应成为反对产业补贴的理由

目前有观点认为，在国际规则中对产业补贴持宽容态度，将在国家间制造不公平，因为富国可用于补贴的资源更多，穷国将在“补贴竞赛”中进一步拉开与富国的差距。此类以“补贴竞赛”为由反对产业补贴的观点似是而非。首先，不同国家使用补贴的目标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对于大多数国家，使用产业补贴的目标主要是发展本国产业、实现工业化，进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而对于中美欧等大国而言，使用产业补贴的目标是掌握新一代产业科技革命的主导权，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率先在本国成为现实。大国和小国使用补贴的目标不同，实施方式和评价标准也不一样，不宜简单相互比较。其次，在目标相同的国家之间，产业补贴的竞争也是国家能力的竞争。在中美欧等目标相同的国家之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补贴竞赛”的问题。为了掌握下一代产业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尽快推动产业变革，中美欧都需要调动包括产业补贴在内的各种资源，实质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而不限于单纯的“补贴竞赛”。但这种竞争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或许是有益的。成功实现新一代产业科技革命，将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产业补贴在此过程中要发挥积极作用，则需要实施补贴的国家深刻理解创新规律、科学调配国家资源，并在引领新一代产业科技革命的过程中，产生政府作用新的范式。

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和经济、政治理论进步将使大多数国家从中受益，即使存在“补贴竞赛”，多数国家也会乐见其成。

（编辑 季节）

讨论地方债务风险，首先要对地方政府积累债务的动机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持续依赖一些非常规，甚至不正规的债务融资，进而形成一些有风险的债务。

主动动机和被动动机

地方政府信用扩张的动机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动机，比如通过增加基建投资来实现政绩的短期提升或者稳增长。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2018年之前，这种主动增加债务支持基建投资的模式，它的短期收益明显大于面临的潜在风险。无论是专项债还是城投债，包括卖地收入在内，都不是相关支出尤其是基建支出的主要融资来源，银行贷款才是最主要的隐性债务形式，目前我们看到的地方隐性债务的基本形式，也是以银行贷款为主。

2018年应该说是一个分水岭，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事实上直接抑制了金融机构向这种融资模式提供融资的渠道，结果是基建投资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除了主动投资，大量的被动投资，是央地的收支问题。被动的债务积累动机主要是指，考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后的地方财政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其财政支出。而绝大多数的财政支出不仅是相对刚性的，甚至是逐年稳定增加的，尤其在特殊的年份和地区，它的增量是比较高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两类财政，一类是吃饭财政，一类是民生财政。既然收入是给定的，甚至在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而支出是刚性的，那么地方政府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为它的财政赤字提供融资。

这样的区分或许很粗略，但这个视角至少能够帮助我们梳理当前地方债务面临的核心矛盾，它应该不是主动动机而是被动动机。从短期来看，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地方政府的支出问题，而是它的收入问题。

进一步讲，即使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去抑制它的主动动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动机被抑制住了，但只要不解决体制机制性的问题，那么它的被动动机就是高度刚性的，短期内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想治标都很难。

探寻可持续的融资模式

从现实的角度讲，短期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主要目标，不一定要抑制债务的存量规模或者增量规模，这几乎不现实，更合理的目标应该是，尽快为地方政府找到一种可持续的融资模式，从而避免地方债务风险在短期内集中爆发，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什么样的融资模式是可持续的呢？排在第一位的答案应该是有共识性的，就是增加国债或者增加政府债的发行，包含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事实上，这个路径要有一定的体制机制支撑，因为它有两个约束性的限制。一是地方政府的信用和中央政府的信用，它们本质上是牢牢绑定的；二是在现有模式下，即使增发国债，还是要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地方。即使增加地方政府一般债，还是要通过省级政府向下转移。沿着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相对灵活的政策性银行明显加大了对地方政府在特定支出上的支持。

    依靠土地资产化的融资模式遭遇瓶颈

2022年，地方政府的收支压力是非常大的，卖地收入下降更快，但基建投资增速却是过去5年最高的，接近10%。这些增加的基建投资，不是中央主导的大型基建项目，比如全国的交通、电网，而是地方政府牵头的公共设施管理，与市政、城市道路相关。去年，即使地方政府如此困难，但是基建的投资增速还是很快，而且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链。可以在很多行业数据中证实这一点。比如螺纹钢基本上仅用在房地产或者基建中，占了总需求的90%以上，2022年房地产的新开工面积下降了40%，但是在库存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螺纹钢的需求只下降了10%。这就意味着， 2022年整个基建需求的增加，实际上对冲了相当大部分房地产对一类大宗商品或者多数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从金融体系，尤其是从银行体系获得融资，主要是地方财政为它提供了隐性的担保。这种隐性担保的实际来源，并不是直接的财政收入，而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资产化，把没有办法定价的土地变成一种资产，并且我们有一个比较畅通的土地市场，能够把这种资产顺利地变成现金流。在土地价值保持稳定，地方政府几乎垄断土地抵押品供给的情况下，这个模式应该说风险不是很大，而且这个模式也恰恰是过去十多年中国信用创造的一个最主要的模式。政府部门通过把土地转化成国有土地，然后顺利地把它作为一种抵押品，从金融体系获得融资。

与此前地方政府直接利用地方政府平台获得银行融资的最大区别是，这种模式摆脱了地方政府在间接融资体系下缺乏合格抵押品的限制。21世纪初的时候，我国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担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不良贷款中，仅仅依靠土地的增值，就让当年不良贷款的化解问题变得非常简单。

但是2022年面临的情况是，无论房地产还是土地的估值，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资产投资压力。这些抵押品的价值在去年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重估，信用扩张也就丧失了最重要的抓手。

去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下降，不仅是由于疫情的限制，更本质的问题或许是在当前的社会融资体制下，作为最核心的抵押品，也就是房地产和土地都面临了比较明显的价值重估压力，而要完成新一轮的信用扩张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在分子端，我们的资产价格能够重新上涨，并且带动市场预期改善。

 第二，在分母端，也就是货币政策，带动无风险利率出现大幅下降，把估值再提上去。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既然土地作为一种抵押品的价值出了问题，地方政府能不能找到一类量级足够大的资源，比如地方政府持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或者是基础设施的资产化等等，这一类的资源也能够通过资本化的方式填上土地估值变化造成的抵押品缺口。只要在过去的模式下思考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甚至更广义的中国宏观信用扩张的问题，我觉得现在面临的风险几乎是无解的，尤其是控制债务规模的努力，很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风险。比如，部分地方的支出可能会出问题，甚至部分地方的债务再融资出现了问题。

客观看待新的信用扩张模式

去年政策性银行做了很多事情，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做了大量的努力，这种新的信用扩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原有土地抵押品的限制，从而让地方政府能在支出端比较平稳地过渡，至少在基建投资增长的时候，它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坍塌。

事实上，现在我们并没有充分理解这种模式的特点以及它对信用扩张的重要性，也没有充分评估这种模式的限制以及它的潜在风险是不是比之前要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实践，并且在2022年发挥了作用。建议在地方收支矛盾没有缓解的情况下，短期应该重点考虑更合适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模式，而不是仅仅盯着地方债务规模这个指标。现有的政策性银行或者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地方政府赤字融资的模式，至少是一种新的尝试。它的正面意义应该得到肯定的，当然我们也要更充分地评估这种新模式可能带来的新的潜在风险。

（编辑  宋斌斌）

在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中，重大项目引进是我国开展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方面。本文从微观上解剖一个麻雀，谈谈在“术”的层面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谈谈过去我国在重大项目引进当中的得与失。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技术引进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开展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无论当时内外部的环境如何艰难，国家千方百计地利用当时的各种机会和条件来决策部署推动和国际社会的合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1949年全国钢铁总产量不足16万吨，因为依赖进口，多数工业品都冠以洋名字、洋商标。新中国百废俱兴，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友好、宽松的国际环境，以便开展对外贸易和技术引进，促进国家工业化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但是，1949年10月美国西方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随即就建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所谓“共产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和禁运，其中对中国的封锁清单达到500多项产品和技术，比针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封锁措施还要严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清单达到1600多项。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外交采取“一边倒”政策，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展大规模合作。

20世纪50年代初“一五”时期，我国启动了著名的“156项工程”， 其中包括一汽、一拖、一重、一机床等一大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156项工程的实施，是中国工业化迈出的第一步。

20世纪60-70年代，我们陆续引进了一些重大工业项目，如1972年的“四三方案”。1978年12月，中国技术公司与日本新日铁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这个协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在上海签订的。

当时，上述国家重大项目对外引进工作，都由外贸部的两家中央企业负责实施，即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改革开放后的重大项目引进工作

改革开放后，国家加快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装备的步伐，批准了数千项引进项目，包括从轻工家电到基础设施等一些重大技术装备，包括能源、电站、石油开发，核电，以及各类工程机械和加工设备的专有技术、专利产品、生产线和成套设备，涵盖了我国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遍及全国各地。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90年代初我国引进了一批国家级重大项目，如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关键装备。这些关键设备或从国外进口，或采取技术引进的方式在国内搞合作生产。

21世纪初，我国实施了燃气轮机电站建设和技术引进项目，AP1000型核电站自主化依托工程，以及青藏铁路和高铁全系列项目。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经过40多年飞速发展，中国GDP已经稳坐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1978年，全国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额仅3.3亿美元，其中有1.8亿美元是各类工具农具等小设备。现在我国机电产品（含成套设备和高科技装备）的出口，已经连续六七年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是全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战胜重重困难所取得的成果，当然也与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兴业的历史密不可分。

在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中，我们坚持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基本方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积极争取与国际社会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即“两条腿走路”。从156项工程开始，国家就建立了比较周密的工业化布局，也建立了行业和地方间有效的协调机制。

重型燃气轮机电站技术引进项目

我们从一个燃气轮机电站的建设和技术引进来看项目是如何操作的。这是2001年，在朱镕基总理的关心下，由国家发改委领导实施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

20世纪末，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发展乏力。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电力供应出现缺口，当地拉闸限电几乎成为常态，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国家需要尽快建设一批发电站。燃气轮机发电技术与其他类型的发电技术相比，明显的优点是建设周期短，有可靠的调峰功能，污染排放低。不过燃气轮机技术复杂，被誉为机械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当时这项技术被美国GE、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三菱重工这四大巨头垄断。

当时我国重型燃气产业还没有起步，国家希望引进一批国外燃气电站，同时引进重型燃气轮机制造技术。但西方公司只卖设备，没有丝毫转让技术的意愿。为了以较合理的价格买到燃气电站设备，确保外方向我国企业转让制造技术，就需要组成联合体参与设备采购的招标；要确保项目的运作，又要符合国际贸易通行规则。于是我们筹划了一种特别的项目运作模式“招标+谈判”，后来国际上称为捆绑采购。

招标分两步走，第一是资格预审，第二是设备采购。资格预审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是不可撼动的，但我们同时要求国外制造厂家做出两项承诺：一是必须向中国制造企业转让技术；二是必须与中国的一家企业组成投标联合体。这两个承诺是硬指标，我方实行一票否决，不能做出有效承诺的外国企业，无权参加以后的设备采购。德国西门子就是在资格预审阶段被排除了。

这个资格预审和后来的商务谈判很有挑战性，当时国家发改委有关领导和部门以及参加这个项目的人员，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个项目首批涉及六个国家的大型发电集团，一共有11个电站，23台重型燃气轮机；国内制造部门涉及三大动力集团（哈电集团、上海电气、四川东方电气）以及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南京汽轮机集团，和一些国内的制造厂。

引进的燃气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E级、F级燃气轮机。项目的争执难点是外商能否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并组成联合体一起投标；价格能否控制在合理区间；国内制造部门和发电部门的关系如何协调。能否从第一台设备引进开始就逐步实现本地化生产，形成中国燃气轮机产业体系。

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同志，为这个项目倾注了大量的智慧和心血。项目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牵头，编制招标文件、技术转让协议、设备采购合同和相关的全套技术附件，以公开、公平竞争的市场化原则进行商业运作。国家有关部委如机械工业联合会、国家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等，也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国内相关领域多位院士和顶级专家也参加了该项目全过程运作。

首批项目于2003年3月5日在北京签字，美国GE、哈电集团和日本三菱重工、东方电气集团正式签订了合同。项目启动时确定的生产目标——引进制造技术、争取合理价格、落实本地化生产，在合同中都得到了落实。

事后复盘时我们注意到，虽然有少量的高温部件技术，外商没有同意转让，但这些部件都以独资或者合资的方式建立了制造基地。总体来说，合同执行的情况是令人欣慰的。外商免费转让技术，免费为中国企业相当数量的人员提供在国外的培训、在中国国产化过程当中进行技术指导等方面，都得到较好的落实。设备价格也较大幅度地低于同期国际市场同类设备的采购价格。特别是四川东方电气集团克服了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的极大困难，2009年就通过通用技术集团的海经公司，向白俄罗斯出口了两套用日本三菱重工的技术在国内生产的燃气轮机发电设备。朱镕基总理曾经专门打电话对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燃气轮机项目运作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核电、青藏铁路机车和高速铁路全系列项目的运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当时外贸部的两家老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通过对几十年积累的设备采购和技术引进经验的总结和摸索形成的一套模式，对项目进行了成功运作，这是技贸结合模式的升华。燃气轮机项目顺利完成后，张国宝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现代化是买不来的》一文。

 现代化是买不来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国际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只要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好党和国家的决策，做实做好各项工作，我们一定会迎来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新局面。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高端制造、高科技的不少领域，我们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像我们经手引进的这些重大项目和技术，尽管当时是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但由于国内体制和政策方面的一些原因，没有真正的及时做好产业化、让这些产品投入市场；而国外公司新的一代又一代的技术和产品问世了，这些新产品又进一步挤压了我国的产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一些领域，我们总是摆脱不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这样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一些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仍然保持在当年的水平，而国外的技术已经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了。

我们有很多装备的核心部件，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实现本地化，不得不长期依赖进口。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有关方面往往是把工作重心放在项目的筹划和前期运作上，而忽略了要“扶上马送一程”的必要，使得很多项目成了虎头蛇尾，甚至成了烂尾工程。

国家一直在鼓励产学研一体化，但在实施当中缺乏强有力的牵头单位和责任人，形不成合力，导致迟迟出不了成果。

有些地区和企业在对外合作中比较自大，不注意尊重知识产权，缺乏专利保护意识。或者盲目跟风，不顾自身的客观条件和市场需求，拼命抢项目落地，造成很多部门产品的产能严重过剩。

最后，我们在对外引进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浮躁现象，缺乏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和恒心。

引进技术的建议

21世纪是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蓬勃发展的世纪，传统的产业将面临颠覆性的变革，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势在必行。国家在科技创新、产业振兴上的使命和任务依然非常艰巨。我结合工作体会，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国家应该保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成功做法。要积极捕捉国际高科技和新产品发展的信息，及时统筹部署国家层面的重大技术开发和引进工作。国家在对项目的执行方给予有力的政策支持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套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全套流程的监督和保障体系，坦率地说，以前是有这套体系的，有关部门也很重视，但后来交给了企业，就没人关心了。

第二，落实企业是引进的主体。要强化企业负责人的项目终身责任制，要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责任审计，保证项目全过程的责任和目标不偏离。

第三，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要以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和真实亲诚的态度。“真实亲诚”这四个字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非洲的时候提出来的。应该以真实亲诚的态度善待所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国家，特别是企业，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争取自主可控不是要排除与外国技术的合作，而是更要创造机会和条件与他们合作。

第四，要把好引进合同的质量关。现在的标准招标文件、技术引进合同、协议的范本，都是可以从网上下载的，但这些文件既然能下得来，说明是过期的；它是买卖双方、引进方和转让方经过了多少年、多少轮的谈判、让步最后形成的结果，而且里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地雷”，不能不经过认真分析，拿来主义。

现代化是买不来的，在国际技术转让中，最新的关键技术是人家的看家本领，是绝对不会卖给你的。所以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依靠我们自己在技术研发和创新上下力气。同时，我们对引进的国外的技术和装备，不管是央企还是民企，应该建立一套共享机制，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平台来共享这些引进的成果，带动国家整体层面的技术升级和提高。

（编辑  季节）

债务问题同时涉及宏观经济多个要素，必须联动起来分析。国家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可以用一个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组成的宏观经济变量的会计框架，来分析刻画债务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通过会计框架理解“债务”的宏观意义

微观的资产负债表由资产端和负债端构成，资产端记录的是钱到哪里去，负债端记录的是钱从哪里来，两端一定要相等。其中，负债端由所有者权益（equity）和债务（liability）组成。这里的所有者权益，指的是现代经济的“信用”，只有通过抵押“信用”才能生成“负债”。负债端中所有者权益和债务占比的多少，本质上就是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占比的多少。“经济”是无数资产负债表的加总。但“增长”并不能单纯依靠资产负债表扩张。一旦建立起资产负债表，经济就必须转到利润表的维护——所有资产，路、桥、厂房等，都要产生正的利润。所有者权益就是未来利润在资本市场的估值。只有正的利润，才能保证资产负债表不会萎缩，资产负债表才是可持续的。

在微观上，负债端可以完全由所有者权益构成——只用股权融资，无需任何债务。但在宏观上，债务同时还有一个创造货币的功能。现代经济脱离传统经济的一个关键标志，是从贵金属为基础的“实物货币”转变为以未来收益为基础的“信用货币”。这意味着必须向银行负债，才能创造足够的货币。正是因为信用货币生成的这一独特机制，决定了微观会计和宏观会计的不同。在微观，债务抑制消费符合绝大数人的日常观察和经验；但在宏观，债务却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由于消费的总量一定小于货币总量，我们可以将债务创造的货币近似地视作宏观经济的总消费。

引入货币后，可以把微观的资产负债表转变为宏观的资产负债表。宏观上，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投资”；利润表则刻画了“消费”。由于资产负债表债务项（liability）创造的货币等于利润表中的收入（income），债务就成为消费创造的源头。当我们在宏观上谈到债务的时候，实际上谈的是消费。比如“去债务”这样看上去非常合理的微观行为，在宏观看来却等同“缩小需求”这样很负面的结果。“债务”在微观无疑是“坏事”，但是在宏观上却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血液”，这种差异导致人们在把微观常识搬运到宏观决策时犯下大错。

需要强调的是，“国债”虽然名字里有一个“债”字，也在负债端，但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中却不应计入“债务”（liability），而应计入“所有者权益”（equity）。由于国债是用央行计价的货币支付的，其本质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所有者权益，发行“国债”不是“债权融资”而是“股权融资”。用国债置换其他商业债务，相当于“债转股”，央行购买国债，其实就是将各类国债标准化为货币的过程。这些债只有在用作商业银行的抵押品被贷出去后，才是市场上真正流通的钱，这个钱和消费是一体的。

正是因为货币是“债务项”（liability）创造的，所以当负债增加的时候，利润表的“收入”（income）就会扩张，市场随之扩大。假设支出是不变的，总利润也会一起增加。利润又会通过资本市场返回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里。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总和，结果就是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把“经济”视作无数资产负债表构成的植物群落，那么在宏观上，“债务”的意义就是通过创造货币，为“经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气候”——货币增加，气候变暖，企业扩张入夏；货币减少，气候变冷，企业收缩过冬。所以在微观资产负债表里面，“债务”参与创造的是“植物”，但在宏观资产负债表里，“债务”参与创造的是“气候”，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中央政府更关心的是什么？显然，中央政府应该把气候的管理，也就是货币的管理，放在比植物（企业）的管理更优先的位置。比如凯恩斯提出靠“挖坑-填坑”来应对“流动性陷阱”，在微观上的确是非常荒谬的，但在宏观上却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在“挖坑-填坑”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创造了货币，为植物（企业）的复苏提供了温暖的“气候”。货币如果没了，经济进入冰河期，孤立的企业经营得再好，都会资不抵债走向倒闭。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过去四十年，金融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货币供给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这种爆发分为“外生”和“内生”两部分。我们现在经济遇到的问题，和这两方面货币供给的突然消失密切相关。

先看“外生”中出口。其中，“顺差”对应的净资产，实际上是其他国家的“负债”。由于中国顺差很大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源于美国，这部分资产对应的其实是美国的债务。在全球化中，中美两国经济的互动很大程度影响着世界经济走向，中国人以资产创造供给，而美国人以负债创造消费。

目前，中国外贸顺差形成的债务敞口大概是3.4万亿元，如果真的和美国脱钩，这意味着我们的资产有万亿元级别的资产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要。当消费不足时，无论你芯片多先进，无论你技术多发达，产品都卖不出去，所有已经形成的资产在财务上都会被注销（破产），劳动力也随之下岗、失业。当然，美国同等价值的债务也会失去对应的资产，空有消费能力，没有真实供给，结果就是以通货膨胀来拉平缺口。

在“内生”方面。当前经济下滑，其实和外循环关系并不是特别大。过去3年，贸易战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但实际外贸出口并没有出现所担忧的巨额下降。特别是顺差，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其实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中国在“土地金融”运动中，通过土地市场，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equity）一项急剧扩张。正是土地这一资本市场异乎寻常的成功，使得中国短期内资产急剧膨胀，其规模远大于外部输入债务（“外生”）形成的资产。我们通过分析银行的贷款抵押品都是什么，就可以知道，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改革”比“开放”难度更大。

家庭贷款主要是商住房，银行接受的抵押品不是贷款人的个人财务，而是住房底层的土地；企业到银行贷款，银行并不是光看企业效益，是看企业拥有的那块土地资产；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商业银行知道融资平台不能赚钱，为什么还给它贷款，就是因为银行看中了政府资产支持的土地。因为贷款修路、修桥、建学校、建公园……一定会带来土地的升值。中国的土地都在地方政府手里。只要土地升值，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的所有者权益（equity）都会膨胀。

从上述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当前经济衰退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与衰退。从2021年的7月份开始，在大力度宏观调控政策打压下的房地产市场突然逆转，土地和住房没人要了。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突然失去了土地信用的支持。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所有市场主体开始抛售资产，导致资产更不值钱，信用萎缩的结果造成市场进入全面的衰退循环。

其中最严重的经济后果出在货币创造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主要经济体先后从实物货币转向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生成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商业银行贷款。可以说，净贷款的存量就是市场流通货币的总量。房地产信用消失，导致所有市场主体都需要兑出权益资产修复资产负债表，大家一起还债的结果，就是市场净债务萎缩，流动性迅速枯竭。由于货币总额等于利润表中宏观收入总额，货币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市场全面萎缩，生产过剩，失业率飙升。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你是否从事房地产业，不论个人、家庭、企业还是政府资产负债表都在收缩。

房地产衰退之所以对中国经济影响这么大，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在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太高。这并非给房地产辩护，其实只要看看这张图就可以明白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来源和比重。

房地产是中国的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信用的核心来源，规模之大无人能匹。房地产失去流动性，以不动产为抵押的债务违约风险大幅增加。新增债务减少，旧债务违约，货币减少，消费下降。

美国之所以不靠房地产市场，是因为美国股票市场很发达，远超中国。美国的债券，特别是国债，更是远超世界所有国家。日本的国债在总资本的占比也远超我国，再看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占这么高的比重，远超股票和债券市场。若美国的股票市场崩盘了对他们的冲击有多大。我们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如果崩盘了，对我们的冲击要比美国还大。

全力以赴保债务

解决问题千头万绪，但政策需要有一个总的思路，一个总纲。这个总纲就是债务。要全力以赴保债务。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能力保债务，并制止资产负债表的螺旋下滑。

“保债务”简单讲，一是现在存量不能减少，如果大家都在还钱，没有人借钱，净债务规模就会萎缩，货币就会减少，消费就会下降。二是要尽最大的可能增加新的贷款。只有产生源源不断的新贷款，随着债务进入市场的货币才会创造出新的需求。“保债务”首先要纠正在宏观领域对债务的一系列错误认知和措施，要把债务和货币供给、国内需求和就业挂钩，只有净债务进行扩张，宏观经济才能走出冰河期，微观经济主体才能得到恢复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减费降税没有创造新的货币，也不会带来新的需求，政府减税的本质是降低“集体消费”，增加“个人消费”。就像“道路”（集体消费）支出的减少，反而会对“汽车”（个人消费）的使用造成负面影响一样，个人消费的效率会因为集体消费效率的下降而下降。很多经济学家鼓吹政府降低消费，“过紧日子”，在微观上看似符合常识，但在宏观上却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我们应该怎样“保债务”

第一，要救活房地产。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房地产，就算明知卖地不可持续，也要先把房地产救活，迅速恢复房地产的流动性。原因很简单，房地产在中国的资产负债表里比重太大，短期是根本无可替代的。在中国股市、债市还没有发展到房地产市场这样的规模之前，房地产崩盘的唯一结果，就是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大衰退引起的“大萧条”。

很多人认为“救活房地产”的标志，就是卖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土地。这是完全错误的，只会恶性循环，“救活房地产”的目的是恢复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正确的做法是卖更少的房子、更少的土地。当前房地产之所以出问题，乃是因为在城市化接近尾声，住房需求开始减少的背景下，采取了错误“放量限价”的政策。通过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等途径向已近饱和的房地产市场投放了大量供给。把“房住不炒”简单等同于“打压房价”的错误政策，乃是触发此次房地产危机的根源。

正确的房地产政策不是“限价放量”而是“限量保价”；不是新增供地，而是减少、甚至赎回超供的土地。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推高房价，而是恢复不动产在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因为，只有从供大于求转为供不应求，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才有可能恢复。只有房地产市场恢复流动性，处于抵押状态的存量不动产的信用才有可能恢复，所有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才有可能得到修复。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还债被迫卖更多的土地，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只会进一步加速通缩螺旋，必须尽快制止。

第二，尽量债务展期。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企业、家庭、地方政府都在还钱，没人借钱。微观上看，净债务减少似乎是好事，但其宏观结果却是货币被快速注销。社会总收入的减少一定会使所有行业利润由正转负，经济萎缩速度快于债务下降的结果，使宏观负债率不降反升，资产负债表更加恶化。因此，一定不能让债务过快地减少，保住市场上宝贵的剩余流动性。

比如，可以允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所有到期的债务同步展期3年。因为借债时并不知道有新冠肺炎疫情，大家平行展期3年，并不算违约。只要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宣布这部分到期债务展期不计入银行坏账，就可以避免触发流动性危机。尽管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但目前有更好的办法吗？一个处方有没有效用，看的是临床效果，而不是书本上的教条。美国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有效的。

1982年的拉美金融危机，当时很多美国银行都资不抵债了，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宣布债务全部展期，时间长达7年！如果要清算的话，美国这些银行就会完蛋。但是拖了7年以后，经济恢复增长，那些资产的市场价值全都恢复了。沃尔克成功地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流动性危机。

第三，债务置换。这次危机是房地产崩盘触发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解决了地方债问题，当下的债务危机就解决了一大半。而能够拯救地方政府的只有中央政府。因为家庭部门、企业部门自身也都在修复资产负债表。信用没有出问题的只有中央政府。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救？是否有能力救？救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负债并不是借钱分了，而是形成了资产。这些公共资产大部分收费很低甚至不收费，其收益主要体现在税收增加和所有者权益增加。1994年中央和地方实行的分税制说明，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而非联邦制国家，这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共享利润表，相应地，两者也应该共有资产负债表。如果只分享税收，却把债务留给地方，大部分城市的债务都将无法偿还。

所有者权益增加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的土地价值上。地方政府投资道路，两侧的土地都会升值，投资市政管线、地铁、学校、公园都一样会带来周围的土地的升值。根据分税制，理论上，土地升值部分全部是地方政府所有者权益（equity），但如果中央出台政策限制地价、房价，实际上是强行减去地方政府的所有者权益。这使得本来可以靠卖地偿还的债务也无法偿还了。此外，中央一些自己的政策目标，比如跨省对口支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各类央地共建等，很多也要求从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里支出，这些都在无形中侵蚀了地方债的偿还能力。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应当分担部分地方政府债务。

中央政府把税收给分走了以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就会出现信用缺口，这个缺口实际上对应的是中央政府信用的闲置，中央政府没有创造任何债务，信用没有应用到经济运行中，政府功能和信用作用浪费。有人说中央政府的信用要攒着，等以后经济危机、发生战争再拿出来用。这是对信用功能的无知。现实中信用有办法贮存吗？地方债缩小，流动性减少，税收和利润都会减少，所有者权益是净收入的倍数，净收入减少，信用将随之减少。真正遇到危机、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央政府还能有信用借钱吗？

2022年9月，中央财政拿了50个亿，支撑中国人民银行实现2000亿再贷款的扩表。这并不影响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如果中央政府能拿出5000亿，就可以支持央行扩表20万亿，再把地方债置换过来，地方债都是5%、6%，甚至更高的市场利息。中央银行拿回来以后，可以用很低的利率进行扩表，然后房地产市场再卖点地，再还一点，实际上完全可以处置掉现在的地方债的问题。

关键是中央置换回来的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要有高度的流动性。不能烂账一堆，把没人要的东西，弄到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去。那么现在这些债务之所以没有流动性，是因为目前大部分的道路、桥梁等等虽然是好的资产，但是它不收费，没有收益。比如我们城市的道路都不收费，城市的管线等包括地铁，本来应该收10元钱才能平衡，现在就收5元钱，看上去它是赔钱的资产。但如果中央政府收回来以后，可以给它变成能够收费的资产，赋予一个现金流，由于中央债务成本远低于地方政府，只要增加一点收费，就可以形成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地方政府的负资产就有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的正资产。实际上公共基础设施，无论水、电、还是道路等等，它的收益都是非常稳定的，只不过有些被地方政府免了，或者收费非常低。地方政府免减会降低企业成本，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在税收这方面体现出来。但是中央政府接手这些资产以后，就可以找它抽税（赋予现金流）。如果地方政府要改善本地的投资环境，要从财政里头拿一部分利息支持资产，购买它的免费额度。这些资产都可以恢复稳定，它的债务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即便它可能利息比以前低，但是它会变成非常可靠的国债的资产。

这个债务置换之前在美国也有先例。独立战争后，美国积累了大量债务，其中，各州发行的纸币和债券高达2.09亿美元。如果新成立的联邦政府要求“各州的孩子，各州自己抱走”，美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立即就会破产。但是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做了一个聪明的安排，提出“国债换地债”的“旋转门计划”，即用新的联邦货币替代严重贬值的大陆币，用新的、期限较长的统一国债，替代原来各州、县的各项公债。简而言之，就是把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债全部变成联邦政府的债。原来信用比较低的州政府，变成信用高的联邦政府。为什么联邦政府的信用会比较高？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独立战争后，美国成立的联邦政府拥有了收税权。各州“众筹”创立的“联邦政府”并不是无效益的资产，其庞大而稳定“主营业务收入”联邦税收，形成联邦政府的所有者权益（信用）。联邦政府有了信用，当然要把债务接手过去，这是符合财务逻辑的。

过去30年的城市化，其实可以和美国独立战争作类比。在这之前各地方的土地没有税收，但是因为修了路、修了桥、七通一平、招商引资办企业，政府有税收了。但这部分税收不全归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分享了，这时候中央政府接手一部分资产，置换一部分地方债，这完全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第四，策划有效益的项目。中央政府发债后，关键是要投资什么方面，形成什么资产。日本当时为了挽救经济的衰退，挽救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发行大量的债务，却投入建成了很多没用的（不产生效益）基础设施，这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因为这些“没用的”基础设施的资产负债表将会形成新的债务。日本的经济为什么一直恢复不了，因为它投资的资产不产生效益，由此必须生成新的债务去覆盖原来老的这些项目，否则又会形成更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地方政府要策划出一个能够盈利的项目是很难的。但如果说要“花钱”，修路、修桥、修大剧院，这个很容易，发改委负责，教育、医疗……等部门,只要把项目报上来，花钱是很容易的。但是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策划项目。要把“策划项目”作为发改委，作为各级政府一个战略性的任务，必须储备大量的有效益的项目。这个项目越大越好，只要能赚钱有效益，它负的债越多，对国家的贡献越大。

第五,今后要投资的方向，地方债务风险来得非常急，政府很难恰好碰上有一个类似于高铁的项目。其他的像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光是设计、勘探就需要好多年，并不是说现在政府有钱马上就能开工的。

如果政府乱投，再修更多的地铁、高铁、机场，在目前城市化转型的背景下基本都是浪费，跟日本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或者直接进入资本市场，然后将有限的资金去购买地方政府的土地，去购买企业的债券。包括通过开行公共基金，包括养老金、社保基金等等进入期货市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债发出去，防止债务的萎缩。

同时要鼓励企业投资，逆市投资。当年韩国三星，在经济不好的时候逆势投资，明明芯片过剩了，还玩了命的和台积电死磕。现在政府也要支持我们的企业，不要躺平，而是要逆势扩张，等到新的经济周期恢复以后，就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有钱入股企业而不是搞固投，可能是更好、更明智的选择。

借用丘吉尔说的一句话，现在我们是面临一场危机，但是我们不能浪费这一场好的危机。如果我们国家通过这一次危机，建立起中央的资产负债表，把地方政府的坏账变成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我们就会像当年美国汉密尔顿独立战争以后，建立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一样，可以内生充足的资本。

(编辑 尚鸣)

2023年年初，法国针对退休制度改革爆发了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引发全球对养老金与退休制度改革的高度关注。过去30年来，养老金与退休制度改革一直是法国政治的痛点之一。虽然社会各界都承认改革有必要，但历届政府都未能制定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改革方案。

2023年1月10日，法国总理博尔内公布了强制性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有四点：一是自今年9月1日起，法定退休年龄每年延长3个月，从目前的62岁调整至2030年的64岁；二是领取全额退休金者，无论从何时开始工作，养老保险缴纳年限仍保持在43年；三是提高退休金额度，将全额退休金最低标准每月提高100欧元；四是保留从事体力劳动或较早开始工作的职工申请提前退休的权利，并为那些因健康问题而受困的退休者增加养老金。这项改革措施虽然符合马克龙总统连任时的竞选承诺，但并未得到民众的支持。民意调查显示，由于获取全额退休金的条件更加严苛，超过三分之二的法国民众反对该提议，更有超百万民众直接采取了罢工和街头抗议等方式激烈回应。法国劳工组织表示，调整退休年龄门槛将对那些很早就开始工作的低技能工作者和贫困人口造成重大打击。

当前，全世界各国老龄人口正呈快速上升趋势。世界银行预测，从2020年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将从10亿人增加到14亿人，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数据表明，2020-2050年，全世界8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两倍，达到4.26亿人。人口老龄化给各国财政、卫生和社会服务系统带来重大挑战，许多国家在提高退休年龄、削减福利或减免税收等方面都面临艰难的政策抉择。

伴随老龄化而来的是养老金潜在不足的问题。世界银行预计，到2050年，全球的养老金缺口将高达总额的23%左右，主要国家将普遍面临纳税人数逐步减少、领取养老金人数比例增加的挑战。

日本多措并举应对老龄化严峻挑战

老龄化是日本长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自1950年以来，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例逐年增加，2022年比例达29.1%（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摩纳哥），75岁以上人口首次占比超15%，预计2040年占比将提升至35.3%。日本人口的中位年龄为48.7岁，远超世界平均中位年龄30.2岁。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使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据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小黑一正研究，2025年，日本战后婴儿潮最年轻者也将年满75岁。从2025年到2040年，20-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将减少约1000万，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同海啸一般”。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降至历史新低，新增人口跌破80万；死亡人数158.2万，创历史新高。日本内阁补佐官森雅子指出，这一趋势可能导致“日本逐渐消失”。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年金制度”）主要由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企业养老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三大支柱构成。

第一支柱为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包括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公共养老保险体系采取代际互助机制和强制性全覆盖模式，是日本养老保障的基础。20岁到59岁的所有居民必须缴纳公共养老金。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农民和个体户月缴额为16590日元，其中国家承担一半；企业职工缴费额为月薪的18.3％，企业和个人各承担一半。

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主要包括确定缴费型企业年金（DC）、确定给付型企业年金（DB）和现金余额型养老金（CB）。该养老金计划主要面向在职员工，类似于延迟工资，由企业直接从工资中扣除，并在退休时一次性返还。

第三支柱主要为个人定额缴费养老金（iDeCo）计划和个人储蓄账户（NISA）两种模式，其覆盖率分别为25%和50%，属于以储备养老金为目的、自负盈亏的定投基金计划。iDeCo缴款截止为65岁，NISA适用于20岁以上日本居民，可免除20%的资本利得收入和五年内每年投资不超过100万日元的股息征税。从2014年开始，日本居民最多可通过NISA进行10年的免税投资，累计投资额上限为500万日元。

为老龄人口营造健康生活

日本积极为老龄人口营造健康生活，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确保城市居民在当地以安全、独立、舒适的方式养老，主要措施如下。

其一，推动老年人再就业，让老龄人口保持身心健康。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智慧白金社会”倡议，制定了“社会5.0”未来愿景，鼓励老年人过丰富多彩的“百岁生活”，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为老年人构建不断增长的商品和服务市场，推动“长寿经济”的发展。

其二，重新规划基础设施，满足因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建设所产生的特殊需求。例如，将部分学校改造为老龄人口护理设施场所，重新规划社区设施用途，以供多代人日常聚会使用和在紧急情况下用作救灾中心；翻新空置住房，吸引年轻学生和艺术家为社区增添创新动力等。

其三，调整城市出行环境设施，为公共交通设施配备兼具包容性、智能型的通用设计功能。日本国土交通省在人行横道、公共建筑和交通系统等方面推行了老龄友好和无障碍设计原则，老年人可充分享受城市的无障碍化设施和适宜步行的街区环境。日本最新版的《无障碍法》还将新建和现有建筑、公共交通运营商和设施的无障碍原则，纳入单一法律框架下。这些改进为老年人出行提供了便利，扩大了他们的工作和社交活动范围。

改革以“安全性”为重点

日本将改革确定缴费型企业年金（DC），新立法将于2024年12月1日生效。改革提高了DC分项限额，放宽了DC缴款员工的个人定额缴费养老金（IdeCo）参与限制。自2001年引入DC以来，雇主提供的养老金安排已逐渐从确定给付型企业年金（DB）转变为DC，或将两者相组合。

据日媒报道，厚生劳动省理事会开始审议定于2025年推进的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安全性”是改革的重点。领取养老金的老人数量在增加，而工作年龄人口正在减少。日本将确保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占工作人口平均工资的比例）维持在50%以上。为此采取四种方案：一是将支付养老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4岁；二是将部分福利养老金资源分配入国民年金计划；三是将企业年金制度的覆盖范围扩大到短时工，以提高福利金额；四是将国民年金制度中领取基本养老金所需注册期从40年延长至45年，或将国民年金缴款支付期限从40岁到59岁改为45岁到64岁。

日本政府根据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状况，深挖老年人劳动潜力，试图盘活“长寿经济”；同时将老年人生活与城市规划发展、数字化发展有机融合，并以“安全性”为原则，采取多项措施避免养老金资金池亏空，以保障老年人口较高质量的生活品质。

韩国养老体系关注低收入老年群体

韩国于2017年步入老年社会，其老年人口比例，预计从2019年的14.9%增长到2067年的46.5%，工作年龄人口预期将低于老年人口。预计2045年，韩国人的平均年龄将位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上最老人口”的国家。与此同时，韩国65岁以上人口有近一半生活在相对贫困中，老年贫困已成为韩国紧迫的社会问题。据韩媒测算，由于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韩国国民养老金服务（NPS）资金池将于2055年耗尽，主要原因在于预计缴纳国民养老金的人数减少，领取者人数增加，导致保费入不敷出。面对严峻形势，尹锡悦政府承诺将推动全面改革韩国国民养老金制度。

韩国应对老龄化及其影响的措施包括：采用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以加强退休人员收入保障，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弥补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并推动老年人友好型行业发展。

韩国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韩国养老金体系以第一支柱为主体，第二、第三支柱相协调，同时还有资助贫困老人的“零支柱”。

第一支柱由国民养老金计划（NPS）和特殊职业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国民养老金计划由政府规划，并调整替代率水平的缴费型国家主权养老基金，实行全国统一管理。加入该计划的国民，需按照加入年份的替代率标准确定领取待遇水平。在国民养老金计划中，职工缴款率占月收入的9%，由雇主和个人分别缴纳4.5%。个体经营者每月全额负担本人当月收入金额的9%。加入该计划超过10年且年龄超过60岁的人群，可按月领取终身养老金。

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制度（ERB），由雇主缴纳费用，主要分为确定给付型（DB）和确定缴费型（DC）两种类型。在DB计划中，雇员退休福利预先确定，而雇主的投入随投资结果改变，所有收益和风险均由雇主承担。在DC计划中，雇员年工资的十二分之一或以上应作为缴款，支付给雇员的养老金账户。雇员的投入资金是固定的，要自行选择投资组合并承担风险和收益。无论DB还是DC计划，其缴费比例均为8.3%，由雇主承担。领取退休养老金的条件是年龄满55岁且已缴费累计满10年。

第三支柱为个人养老金计划。为满足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韩国于1994年建立了个人养老金计划。该计划旨在积累和运营雇员一次性支付或雇主及雇员根据雇员选择支付的缴款。其产品主要由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包括两类：一是养老金积累型产品；二是养老金保险类产品。参加个人养老金计划者按照产品合同约定缴费满5年之后，即可从55岁开始按月领取个人养老金。

“零支柱”是指提供给低收入老年人群的保障措施。韩国基础养老金计划是一项由税收资助的福利，计划规定65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如符合领取条件，可按照其家庭收入情况，每月领取10万元至20万韩元的养老金补助。

加强退休人员的收入保障体系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或将加剧。韩国第三基本方案旨在加强公共和私人退休收入保障体系。为弥补公共养老金制度不足，政府选择扩大妇女养老金参与权利，鼓励开展一次性或兼职特殊就业。通过建立单列的国民养老金制度，放宽住房养老金和农田养老金要求，增加提交养老金人数。韩国政府还通过改善金融体系，积极应对老年人资产面临的长期风险问题。

多手段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为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韩国政府采取了推动健康里程系统、加强慢性病管理、扩大综合护理服务、加强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质量管理、提升临终关怀治疗服务等一系列措施。政府还积极发展适合老年人的休闲文化，支持志愿者参与；并通过协助老年人出租住房，对老年司机进行强制性安全培训的实际措施，切实帮助老年人提高收入水平；通过建立老年人保护区来减少老年行人的交通事故，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

韩国第三个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2016-2020）旨在促进与老年人相关的医疗保健、旅游和食品等工业部门，支持开发通用设计和以用户为导向的老年人友好型产品。为了应对老龄化和城市化导致农村地区人口下降的局面，政府还提出了回归并振兴家园的措施。为了有效使用国家财政资源，政府采取了重组准重复金融项目、扩大收入基础和管理中长期金融风险等措施。

“参数化改革”提升养老体系的持续性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韩国国会特别养老金改革委员会提出一项“参数化改革”，旨在稳定养老金融资，提高安全性，保证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

其一，提高养老金一般提取年龄，提升面向较贫穷养老金领取者的支持力度。这一举措将支持国民养老金服务的财务可持续性，有助于减少老年人贫困和人口快速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将从62岁逐渐提升为65岁，最终达到70岁。

其二，将现有9%的养老金缴款率逐步提高至15%。从长远来看，缴款率需要增加一倍以上，才能为韩国政府目前40%的收入替代率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其三，增加税收优惠，韩国的个人养老金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参与率低且储蓄收益少。为所有工人引入可选择退出的自动注册，以促进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

其四，延长工作年限，延长养老金缴款期，尽量减少提前退休的情况出现。个人缴纳养老金的年龄推迟至64岁。韩国还计划加强社会安全网，改善养老福利系统的智能化和便利化程度。

总体而言，韩国改革措施侧重于解决老年人口减贫问题，通过增加对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计划的支持力度，提高老年人收入；同时以增加缴款和设置严格的投资组合目标等方式，填补养老金资金缺口，提升养老金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

美国多重养老保障注重发挥政府、企业和个人合力

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3.28亿人口中有5400万人年龄超65岁，占人口总数的16.5%，到2030年将增长至7400万人，即每5名美国人中就有1名达到65岁退休年龄。85岁以上最需要看护的人群数量增长更快，从2000年至2040年间几乎翻两番，将对医疗保健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带来重大挑战。

美国退休保障政策的三大支柱

美国的退休保障制度有三大支柱：联邦退休金制度、企业年金计划和个人退休金计划。

第一支柱为联邦退休金制度。该制度是由政府主导并强制实施的基本保险制度，旨在提供保障型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税由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工资的一定比率征收，企业按照雇员社会保障号码代扣代缴，由财政部国内工资局统一收缴，并专项进入社会保障署设立的社会保障基金。雇员缴纳40个季度税款后，才能在退休后每月领取联邦退休金。退休金的计算取决于实际退休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者，才能享受全额退休金。提前退休将导致退休金减额发放。

针对65岁以上每月收入不足1913美元（2023年标准）的低收入老人，在联邦退休金及其他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情况下，美国社会保障署会根据联邦附加保障收入计划，由联邦政府财政收入提供生活补助金。

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计划。该计划包括401K计划和403(b)计划等，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享受税收优惠。这是美国雇主为雇员提供的最广泛的退休福利计划。雇主为雇员缴费的比例由劳资双方协议确定，通常为雇员工资的3%至7%。2023年，所计算缴款的员工薪酬不超过33万美元。401K账户归雇员所有，离职时由雇员自行转入其选定的401K基金公司。该公司为雇员提供各种投资组合选择，如定期存款、股票、债券、指数基金、ETF和平衡基金等。雇员自主决定投资决策，并承担投资风险。401K计划的税收优惠又名“延迟纳税”（Tax Defer），被誉为“政府提供给中产阶级的大礼包”。雇员在缴费和投资收益上免税，直到退休时从账户领取养老金时，再基于账户总额，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退休人员的收入普遍下降，纳税基数随之减小，再加上投资收益免税，其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将大幅下降。

第三支柱为个人退休金计划（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简称IRA）。与401K账户不同，IRA账户由参与者本人开设，由个人自愿参加并享受联邦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任何16岁以上、70.5岁以下且年薪不超过一定数额者均可到有资质设立IRA基金的银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开设账户。IRA账户有最高缴费限额，由户主自行管理，开户银行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提供不同组合的IRA基金投资建议。用户根据自身情况和投资偏好进行投资管理。退休后从账户领取的养老金取决于缴费数额和投资收益情况。IRA提供低税率、免税利息、股息和投资收益等多种税收优惠措施。户主在提取款项前无需缴纳税款，可在退休后支取时再缴纳税款。

改革退休储蓄计划

2022年12月下旬，拜登政府出台的《为每个社区做好退休准备（SECURE）2.0版法案》，对退休储蓄计划作出了一系列改革调整：

（1）提高须开始支取账户金额的最低年龄：计划将最低年龄逐步提高到2033年的75岁。提前支取账户金额的扣款比例进一步降低。

（2）推出401(k)和403(b)计划紧急费用提款：从2024年开始，雇员可从退休账户中提早申请紧急提款，以满足突发需求。最高可用额度为1000美元，每年只能使用一次，且无需缴纳10%的税。公司还允许雇员通过自动扣除工资的方式，设立紧急储蓄账户，上限为2500美元。

（3）扩大401(k)和403(b)计划自动注册范围。2025年开始，将扩大401(k) 和403(b)计划的自动注册范围，以鼓励增加参与度。雇员可根据需要选择退出。

（4）创建便捷搜索的数据库，帮助居民找回遗忘的退休福利。现实中，有数以百万计的 401(k) 账户经常被用户遗忘，无人认领的退休福利总额接近一万亿美元。劳工部将统一暂存和管理这部分福利，并接受居民通过查询数据库核对具体信息。

（5）年均工作500至999小时的兼职工人只需要连续工作两年，就可以获得公司401(k)企业年金，此前连续工作时长要求为三年。

（6）持续推动远程医疗和虚拟健康监测等方式，为更多老年人提供服务。

总体而言，美国退休保障制度改革将力争扩大受众范围，提升参退保灵活性，提高资金支取和账户管理便捷度，降低取款门槛，且针对特殊情况实施更为人性化的提款政策。

日、韩、美社会养老保障政策改革思路的启示

通过梳理日韩美为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养老社会保障改革措施，结合世界经济论坛、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国际组织提出的综合性建议，目前对退休制度进行改革的思路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 在适当范围内提高退休年龄，挖掘银发人群对刺激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潜能；通过恰当方式，保持老年雇员对雇主的吸引力，以提供就业服务支持，将老年人的技能和经验等优势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

2. 随着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的提升，将适当提高开始支取国民养老金的年龄，缓解社会保障资金压力；

3. 可在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等领域进行创新性尝试，适当提升缴款率、低税率和免税利息等多种税收优惠措施等方式，提升养老基金的储蓄水平；

4. 增加包括自营职业者和合同雇员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缴纳企业年金及个人养老金覆盖范围，通过提高社会保障缴款和养老金计划资产水平、延长债务融资、提高医疗共同支付率、适当提升消费税等措施，更好地支撑养老金系统的平稳运营；

5. 通过限制在退休年龄之前获得非必需福利的情形，保证退休基金最大程度专款专用；

6. 适当采取倾斜性举措，提升向较贫困养老金领取者群体的支持力度；

7. 提高养老金计划资金管理的透明度，定期公布资金实时情况，设置严格的投资组合目标，改善养老金治理水平，增加民众信心；

8. 为应对部分人群可能发生的紧急用款需求，制定更为人性化和灵活的提款政策；

9. 推动技术革命和数字创新。采用智能与互联社会的新模式，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和发展老年人友好型产业，使用物联网技术或人工智能为老年人口和家庭提供支持，提升长期护理水平，构建对老龄人口友好的智慧体系，促进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协同发展，为老年群体的高质量生活提供科技保障。

   （编辑  杨利红）

    

全球数字化的角逐已然是一场殊死革命

数字驱动已成为科技创新的范式，而国家超大综合算力则是现代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基石。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涉及通用人工智能和AI大模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数据、算力和AI模型，改变认知、探索前沿已呈现出重大的示范意义和启示作用。这种“预训练，能够自监督学习，具有强生成能力，并且可以自我进化”的能力，标志着数字平台时代进入数字智能时代，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发展各领域具有超越认知的渗透性、扩散性和颠覆性，展示出驱动历史发展的内生动力十分强劲。美国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它通过封锁技术和严格输出相关产品，不断挤压我发展空间，迟滞我国发展，并对我国安全与发展形势构成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压力、挑战与威胁。对此，中国必须做出反应和付诸行动，这关乎10年、20年甚至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在全球创新、社会发展、国家博弈和企业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全球新一轮数字技术竞争的赛道上，不能一抬头，世界已经走远，中国必须制定国家战略，咬住强者，应对挑战，选择“以网强算、算网融合”的发展路径，破解发展难题，重塑发展格局。

以全球的视角看待与迎接数字革命的挑战

在获取、表达、存储、传输、处理、交付信息中，中国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障碍在算力。历史形成的算力分散现状与算力分治的体制相关，造成可用性算力能力和AI大模型所需算力能力不强，这是制约我国的真正瓶颈。仅以ChatGPT-3为例，其早期版本算力消耗约为3640PF天(即假如每秒计算一千万亿次（PF），需要计算 3640天)，以国内一个投资超30亿元、算力500P的数据中心为例，支撑ChatGPT-3正常运行的算力消耗超出了单个数据中心8倍的计算能力。

我国算力总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但差距却反映在美国拥有全球最领先的芯片能力、硬件水平和金融资本偏好上；反映在少数科技头部企业打造出的是全球集中度最高的算力总量。我们的问题是囿于算力资产确权在各个机构手中，运行体制和运行方式呈现分治与分散的状况，使算力能力很难集合成满足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的算力。

算力的提升离不开高性能芯片和相关先进服务器技术。美国对我国严格禁售计算芯片、网络芯片，严格限制服务器等相关技术输出，这种供应链、科技链断链的状况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和改善。因此，我国靠自己在短期内解决芯片代际差距，集中投资高密度算力设施都是不现实的，更不可能将我国数据与信息全面暴露和置于美国领先的人工智能系统控制之下，选择直接连接美国的算力系统去训练它的模型，这都将构成对我们发展的进一步制约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不致在全球竞争中掉队，算力能力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国家竞争战略和行动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和选择的路径，破解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以网强算、算网融合”的中国方案

我国不能按照美国的方式和路径构建集中度很高的算力能力，只能寻找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实现工程化的“以网强算、算网融合”中国解决方案。在总算力规模和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基础上，利用自主可控的创新技术和技术实施条件，建设超大规模高速广域计算集群（“大集群”），提升国家综合算力能力（“大算力”）是现实选择的中国落地方案。

构成一张统一可灵活调用算力的集群算力网络，有效支撑通用人工智能和AI大模型对算力的需求，我国在技术层面具备三个有利条件：第一，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具备全球优势，总算力规模也具有良好基础，且发展势头强劲；第二，在分散的计算中心间，利用经过国家实验室实测验证的自主可控的超远距离、高通量、高速度、低时延技术和产品，实现计算中心的网络联结，就是拓宽了的数据传输网络的“高速公路”；第三，分布式训练是国际常用并规模部署的大规模人工智能训练技术，我国在该领域既有多方安全计算的国际原创，也有多方联合训练的前沿研究，并取得了优异的成果。

建设“大集群”，实现“大算力”的工程怎么干

“大算力”是由国家主导、国家与社会共建、市场化运营的国家大科学工程基础设施。为此设计一整套体制机制方案和分步实施方案，实现资源上优化配置、技术上联合攻关，标准上互认互信，机制上协同协作，利益上公平体现。按照这个定位和思路，利用新型创新体制优势，解决四个问题：

一是将“以网强算、算网融合”上升到国家大科学工程基础设施的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规划与建设，制定目标、统筹规划，编制实现工程化落地运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二是在强对抗的竞争态势下，要实现大算力零到一的突破。与美国“技术+金融资本”模式不同，我国算力集中度不高，零到一的阶段缺乏资本投入，因此，我国应当选择国家主导先期投入，国家与社会共建模式，如同开发出“操作系统”，从而带动社会资本进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应用领域，为企业提供创新的大机遇和实施条件。同时思考，突破了零到一，在一到十阶段，不致出现资本蜂拥而至，避免形成算力新的过剩，造成大面积内卷和极大浪费的预案。

三是创新体制是实现数字中国伟大构想的关键。数字化生态进化的方式离不开场景的开发和应用，离不开创新型企业群体的兴起。积极营造创建创新型国家的生态环境是艰巨的任务，国家层面要抓好三件大事。首先，营造好“善治”与“宜商”的市场环境，在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上保持逻辑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落实实现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使用资源条件平等和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条件；第二，整合数字化能力；第三，抓好技术开源的国家引领。唯此才能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推动产业创新经济体的兴起。随着创新型企业群体的兴起，国家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局面将大为改观，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回馈国家和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是让市场运行机理、机制、标准和规则在调动算力、使用算力资源中起决定作用，使其能够更广泛地汇聚算力资源，可持续健康发展。

形成统一的算力网，须同步推进四方面工作：

一是大规模算力的底座是数字中国的公用基础设施，策略上要为我们争取发展时间，减缓各界焦虑，对冲美国强化技术封锁的进攻态势，收窄中美技术发展差距创造条件。在2023年年底以前，选择有意愿、有条件的10多个数据中心链接起来，工程化地建立大约6EF算力的集群（对标微软的Azure集群算力，基本支撑一个ChatGPT-3的算力需求）。然后，明年年底形成大约200多个数据中心大集群。在时延10毫秒（覆盖范围约2000公里）内的计算能力达到100EF（大约支撑20个ChatGPT-3）的算力集群网络。经过两年的努力，基本形成对我国AI大模型提供优质快速、便捷绿色的高质量算力支撑，为推动各类AI计算模型的广泛发展提供实施条件。

二是在示范算力集群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算力集群网络架构、调度、测量、交易、安全等关键技术路径上，联合攻关，研究设立国家标准（广域RDMA通信、分布式异构计算、算力链接标准），增强互认互信，强化协同共建，建立算力运营、调度、计量、交易等管理机制，逐步优化形成算力集群网络建设部署、运维管理、效能提升、长远发展等多层面、多维度、更加科学的顶层规划。

三是把握数字化永远是平台驱动的特性，构建三个功能性平台。

1.在技术上破除算力分治的体制性障碍，通过统一标准打通各计算中心的广泛链接，形成大容量、长距离、高速度、高容损一体化的算力集群网络，实现可计量、可调度、可使用的算力。以算力集群网络发展技术方向，带动芯片、通信领域技术发展，持续建设更快更强的中国版算力强网。

2.建立调度、分配、动用算力的生产系统和监管机制，在可实施和可实现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3.以市场化的方式运行，有偿使用算力。将算力作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为分散在各个计算中心的算力提供交易平台和配套的制度安排，建立一套与算力使用相关的市场运作机制与规范。

四是GPT开启了定义性时代，没有强大的算力支持不了大模型，但算力也并非越大越好，应立足满足当下需求。当下，通过通用人工智能的支持，解决垂直领域应用的需求极为迫切，例如：解决工业数据的关联与融合，工业软件的开发与工程化的模拟验证实验，为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的应用提供可靠依据，缩短成果转化周期，从而提升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促进更多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为隐形冠军；将线下线上融合的数字化新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上议程，强力推进社会有序、公民有信的数字化新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会大大减少社会治理成本的支出。国家事权机构对应身份证信息，给每一个公民颁发一个唯一数字身份标识，将需要信用评价的行为确权后在技术上实现归集，并将伴随一生的信用记录纳入信用评价体系进行管理；其他如态势感知决策支持系统；智慧城市的智能建造与运营管理；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运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实体经济往来中的风险识别与管控；智慧医疗与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管理，疑难病症的诊断与新药开发，促进医学进步；灵活就业人口社会保障账户的设立与管理，奠定为未来社会稳定的条件基础、网络安全与防御、国防与安全等领域应用，都离不开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但国内外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搞市场经济将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仍有很大市场。所以，弄清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统一性；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性，只有有效缓解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并不是外加于公有制的，在公有制内部就存在着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根源。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反过来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后，却要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最终必然会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

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还不发达，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决定了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既然劳动是谋生的手段，就决定了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而劳动者又是在具体的国有企业里劳动的，所以决定了国有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因此，不同的国有企业虽然属于同一个所有者——全民（国家代表人民占用生产资料），也必须实行商品生产，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其不同的经济利益。为了等价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就是商品生产，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统一，即商品经济。因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而经济利益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本质，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本质的关系决定了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

如果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后，却要消灭商品经济，则意味着不承认甚至消灭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差异。这种经济利益差异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客观存在的本质关系。若连社会主义公有制客观存在的本质关系都不承认，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消灭了商品经济的同时，等于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自身。但没有经济利益差异的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那是共产主义公有制。

我国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曾一度尝试限制并消灭商品经济，结果严重挫伤了劳动者和企业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一种制度或政策成为阻碍生产力的障碍的时候，生产力要不断向前发展，就必然要冲破束缚其发展的桎梏，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这是决定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源。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方式上看是商品经济，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商品经济必然发展为市场经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则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即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就是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统一性。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性

有人从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中找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如：国有企业在走向市场过程中，一度出现内部人控制泛滥、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竞争力脆弱、经济效益低下的现象，而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于是认定公有制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一些国有企业依赖行政垄断，获得高额收益，快速扩张，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产生冲突，因此，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存在矛盾。其实，这些经济现象是在改革过程中经济体制还不健全条件下出现的，并非永恒的。随着改革的深化，造成上述现象的因素改变或消失，这些经济现象便会变化。近些年来，我国通过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规范国有资本监管制度，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而普遍反映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与投资结构、历史包袱、内部管理、用人机制、政策待遇等因素相关。我国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资产重组，调整投资方向和投资布局，甩掉冗员多、企业办社会等历史包袱，建立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完善用人机制，公平税赋，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国有企业效益和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

2015年，中央发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来，尝试实行竞争中立制度，推进公益类国企和商业类国企进行分类改革，破除商业类国企的行政垄断，不断拓展公平竞争环境。很多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改革中要逐步解决的，我们不能从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矛盾的结论，而有必要从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出发，看看二者的本质要求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本质要求之间存在的冲突，才构成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矛盾。

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要求是什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又是什么？

第一，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是社会劳动者共同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因此，公有制本质上要求财产权利平等，反对财产垄断和垄断占有财产收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中，资本所有者凭所有权获得收入，遵循优胜劣汰原则，有些企业在竞争中失败，倒闭破产，一些人就会丧失财产；有些企业在竞争中成功，一些人就会获得更多财富。因此，市场经济本质上承认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承认财产收入，并要求保护财产收入。于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上存在着矛盾：主张财产权利平等与认同财产权利不平等、反对财产垄断和垄断占有财产收入与认同财产收入并保护财产收入之间的矛盾。

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是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者天然具有使用所拥有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权力，即主张劳动权力平等，反对劳动力商品化，反对失业，因为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在劳动力商品市场上就可能出现供求矛盾，有些人就可能失业，一旦失业，便丧失了劳动的权力，劳动权力便不再平等。

我国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在提出应该建立劳动力商品市场时，都是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角度出发的，没有哪个理论是从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出发，得出劳动力应该是商品的结论的。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劳动力资源也要通过市场机制去配置，所以劳动力就必须是商品，一旦劳动力是商品，就可能出现失业，就会出现劳动权力的不平等。于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上就出现另一矛盾：主张劳动权力平等与承认存在着劳动权力的不平等性、反对劳动商品化和失业与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存在着失业现象之间的矛盾。

缓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矛盾的出路

面对上述两对矛盾，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到底能否兼容？关键取决于矛盾能不能根除或得到缓解。既然上述两对矛盾源于公有制或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的冲突，而只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同时存在，这两种矛盾就不可避免。但是，上述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完全能够缓解。如果矛盾缓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就可以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够不断发展。

缓解第一对矛盾

首先，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在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中会出现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性，与此同时，政府必须肩负起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性，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其次，应该承认财产收入，并依法保护财产收入。但公有财产也是财产，公有财产也要获得财产收入，公有财产的收入也要受到法律保护，公有财产的收入不应归少数人垄断占有，而应归劳动者共同所有。

为了保障公有财产所有权收入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就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在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后，尊重企业作为法人的地位，法人作为企业利润分配的主体，决定利润的分配，利润一部分可用于再投资，另一部分则给所有者分红。再投资形成的资本也是国有资本，分红的收入成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既可以拿出一部分用于投资，建立新的国有企业，或向其他企业注资，另一部分则应该分配给公有资本所有者，即给社会劳动者分红。这样，就能够保证公有财产投资所带来的收入归公有，而不归少数人垄断占有，而劳动者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的权力也能够在经济上得到实现。

目前，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还不完善，自20007年着手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来，国有资本收益还只是部分纳入预算，金融类国企资本收益没有纳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只用于投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透明度低、随机性大。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基础上，尽快出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法》专项法律，依法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信息披露和监督；将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类国企在内的商业性国企的资本收益全额纳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不仅用于投资，还要有部分用于消费，这与私人资本获得的利润一部分用于投资、另一部分用于消费相类似，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消费的部分可以考虑给全民分红，使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性质企业在经济上得到实现，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区别。

缓解第二对矛盾

同样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劳动力商品市场，由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但因此会出现失业和劳动权利的不平等，这就要求政府承担起两个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从而使失业和劳动权利的不平等性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失业者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来源。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发展。

我国一直谋求降低失业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目前失业率仍然偏高，特别是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失业率上升，目前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5.5%，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我国在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中，应抓住稳就业的牛鼻子，以稳就业统领“六稳”“六保”，压实地方政府开拓就业门路、增加就业机会的责任，并把降低失业率作为政府经济工作长期的核心目标，围绕降低失业率统筹经济政策措施。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中，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制定社会保障全覆盖行动方案，根据经济和财力动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先提高失业救济金发放标准。

  （编辑  碣石）

美国科技战略的发展脉络

科技领先是美国支撑其经济繁荣和维护其世界霸权的根基所在，同时客观上为推进全球科技进步做出了贡献。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近10年来，随着欧洲、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印度陆续推出系统创新战略，美国日益强烈地感到在前沿科技领域来自外部严峻的挑战。为持续壮大其科技领先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在2020年《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和《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的基础上，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美国政府关键与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下称《标准战略》），全面升级了新兴科技领域的创新规则和标准。至此，美国通过聚焦前沿科技的系统化战略部署，在硬实力和软实力建设两个方面已臻于完备。

美国历来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地位，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以确保其连续性和高效性。《标准战略》几乎覆盖了全部前沿科技创新领域，是其科技创新战略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一环。

1989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兴技术》将美国未来科技发展聚焦于12项技术领域，为其1991年联合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制定《先进技术计划》（ATP）提供了基础。该《计划》旨在培育那些难以获得资金支持、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的先进技术，从而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早期突破性创新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

1990年，布什政府发布的《美国科技政策》明确了六大内容，即大力支持私人部门研发新技术、加强基础性教育和学习培训、及时确定政府责任、转让相关技术、充分认识到科技推广的意义、支持各州根据其优势进行重点科技开发。这是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制定的首项综合性科技政策，首次将加大科研投入纳入国家技术政策。同年4月，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1993年，克林顿政府发布《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增强经济实力的新方向》政策，突出强调了政府、企业和高等院校间建立官产学合作机制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础性作用。2006年2月，布什政府发布《美国竞争力计划：在创新中领导世界》提出两大目标，即基础研究领域要领先全球、人才和创造力方面要领先全球，并提出四条针对性举措，即加倍投入基础研究、提供永久性税收减免、加强学校的数学、科学等学科的教育以及加强对劳动工人的职业培训。次年5月发布的《美国竞争法》更是将美国的创新能力和战略竞争力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

在健全基础性科教与创新法规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以来，以2000年启动连续性的《美国标准战略》为标志，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制定一整套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规划，分别于2009年、2011年和2015年连续三次发布了《国家创新战略》，系统性地规划部署了美国创新战略和科技政策。2009年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10年的《复苏法：通过创新改变美国经济》、2012年的《美国竞争和创新能力》、2016年的《21世纪国家安全科技与创新战略》、2020年和2022年的两版《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等战略规划均在不同层面、从不同视角完善了美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标准战略》是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与标准战略的系统性升级，在前三版《美国创新战略》和两版《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将战略重心聚焦于科学技术研究后的标准化议题，同时在优先技术领域中也随着前沿科技的发展进行更新。

《标准战略》的主要内容及目标

《标准战略》聚焦美国的关键与新兴技术（CET），旨在为美国构建面向未来的创新生态系统，同时增强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领导力和竞争力。为此，它认定了8项CET领域和6项特殊应用。CET清单涵盖：（1）通信与网络技术；（2）半导体和微电子学；（3）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4）生物技术；（5）定位、导航和定时服务；（6）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和分布式分类账技术；（7）清洁能源的生成和储存；（8）量子信息技术。特殊应用领域包括：（1）自动化和连接的基础设施；（2）生物银行；（3）自动化、连接性和电气化运输；（4）关键矿产供应链；（5）网络安全和隐私；（6）碳捕获、清除、利用和储存。

《标准战略》的制定宣称坚持6项原则，即（1）透明度；（2）开放性；（3）公正与共识；（4）有效性与关联性；（5）连贯性；（6）广泛参与性。

美国联邦政府的基本政策导向包括：（1）针对CET领域加大研发支持力度；（2）鼓励私营部门充分自愿地参与标准制定；（3）积极培育高素质人才；（4）扩大科技外交；（5）深化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标准合作。

具体实施为4个目标和8项措施。

（一）政府投资目标。国会两党支持联邦政府早期介入，瞄准CET领域预标准化研究（实验室发明阶段）加大投入。两项实施措施包括：（1）联邦政府2024年研发支出总额增加近90亿美元，达至21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制定资助政策和分配程序。2024财年为《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新增80%预算，其中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出水平超过1000亿美元。（2）以国家安全为重心，从风险、安全和韧性角度出发，制定面向全球的CET技术标准。

（二）参与主体目标。联邦政府发挥引领、协调和资助作用，广泛动员行业专家、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积极参与，形成常态化的标准制定机制（SDOs）。三项实施措施包括：（1）修订法规条例，消除其参与标准制定的壁垒；（2）就标准制定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的沟通，尊重私营部门的关切；（3）加强美国政府与盟国合作，共同发挥在国际标准治理和领导方面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三）人才培养目标。过去十年，美国制定标准的专业人才严重落后于相关机构和渠道的增加，特别是在CET方面，进而制约了美国的标准制定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扭转这一局面，美国政府采取如下措施：与私营部门合作在学术和产业界展开教育培训；调动更多利益相关者（如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学术界和公民社会）广泛参与，分享标准制定信息；鼓励大学和培训机构开发与标准相关的课程，加大标准制定专才的培养力度；建立并支持卓越标准中心（SCE）；在相关政府机构加强标准制定能力建设，培训一批进入国际机构的专才官员；向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组织（ISO）及国际电讯联盟（ITU）等国际机构输送人才，以拓展美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导力。

（四）公正性和包容性目标。《标准战略》要求确保标准制定过程在技术上是健全而独立的，并能满足于广泛共享的市场和社会需求。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某些国家，美国政府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共同维护国际标准体系及其制定过程的公正性和包容性，以促进世界的普惠性增长。两项实施措施包括：（1）深化与盟友和伙伴的标准合作，支持强有力的标准治理进程，包括启用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的战略标准信息机制（SSI）分享国际标准开发信息、经验和教训；加入国际标准合作网络（ISCN），以促进政府间协调与合作；加强并保护私营部门在国际标准领域的主导性；由美国贸易代表（USTR）牵头，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双多边对话及政府协定在国际贸易中推行其卫生检疫标准，以确保美国出口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2）促进标准制定中的广泛代表性。广泛吸收来自社会各界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标准专才深度参与，以开发多元包容的标准体系，并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机构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

美国科技标准化的特征及重点发展方向

从根本上看，美国支撑世界霸权的科技领先地位，在持续促进私营部门工商业发展以及保护私权的过程中逐步强化和完善法治化体系，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仅是这一制度的应有之义。当然，其注重批判性思维的开放式、多样化教育和培训体系亦功不可没。

美国建国后的300年中，联邦政府对科技创新领域鲜有介入，重心集中于维护市场化的法治环境。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的统合创新、德国的工业4.0、韩国的《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和《科学技术基础法》以及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重要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的陆续出台，美国日益感到来自他国科技赶超的压力，于是国会支持联邦政府加大预算和操作力度，制定一整套法规和政策，统合各州，尤其是大学和私营部门的科研力量，在整体上服务于美国经济增长、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力。

美国联邦政府主导的技术标准化，设定的路线非常明确，就是要将美国标准发展为国际标准，将本国专利融入国际标准成为标准基本专利（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EP），再通过SEP设定门槛左右全球技术发展，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当前，美国仍旧为全球拥有SEP数量最多的国家，为110965项，中国发明专利、发明授权、实用新型等SEP总计86290项，位居第二位，欧洲专利局、日本与韩国则分别为80750项、48070项和40495项。①

综合来看，美国《标准战略》将重点聚焦在基础研发资金、私营部门主导地位、多边交流与合作以及专业人才队伍培养问题的四个方面，包括。

大学和私营部门的科学技术研发进程是美国标准制定的基石和驱动力。《标准战略》首先要识别出关键与新兴技术的类别，然后对照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总体战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考察其实现商业转化的概率，投资的目的在于补偿科技创新的正外部性，因此聚焦于尚未取得商业成果的标准前基础研究。联邦政府依此确定研发支出的预算规模，并委托专业机构来制定分配计划，并跟踪监督执行。

在创新领域，美国大学、政府和企业通常以契约而非行政命令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各方既能打破壁垒，又能保持独立决策，通过各尽所长，形成动态开放的官产学互动系统，激活市场价值和科研信息的传导机制，体现了基于共生关系的经济效益。①对外合作方面，美国既能博采众长，又能主导合作规范。鉴于英、法、德、日、韩等盟国在科技创新与标准制定领域的实力，美国努力强化与之建立共同合作机制。参考IEC、ISO、ITU标准制定的成果，美国利用G7、G20及四方机制等多边平台与之共同制定标准联合声明、原则、最佳实践汇编、国际监管路线图等。美国同时鼓励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世界无线通信解决方案联盟（ATIS）及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等具备实力的私营专业组织，更广泛地参与到通信和互联网等CET全球标准开发中来，从而切实维护美国作为使用者和技术创新推动者的利益。

美国的技术标准化进程历来由私营部门主导，但中小企业在参与科技研发和国际标准转化方面往往面临资金不足、准入门槛高等困境。因此，《标准战略》从增加研发资金预算、消除私营部门参与障碍入手，以增强中小企业的参与性。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调整研发与实验税收抵免政策以落实标准制定项目扶持计划，另一方面降低标准化协会和相关机构会员费以减少企业标准化工作的成本。

《标准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和新兴技术创新是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内在融合已密不可分，科技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的复杂变迁和各国综合国力的战略竞争。未来中美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掌握未来“游戏规则”的标准制定方面，竞争的场景必然会超越双边范畴。《标准战略》的出台，标志着大国在高科技领域对未来规则适用性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结合其近年来在技术领域出台的法案及战略文件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体系化推进已经初见雏形。

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是从特朗普执政时期明朗化的，其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投入了全部精力用于诋毁和打击“中国制造2025”，并联合其盟国破坏了中国的“千人计划”。拜登政府变本加厉，更加聚焦前沿科技领域针对中国实施“小院高墙”模式的严密封锁。

《标准战略》着眼未来，服务于壮大自身、排挤对手和拉拢盟友三重战略目标。其出台不仅显示了美国政府对关键新兴技术的重视，更标志着美国将与中国的科技竞争提升到了顶层设计的标准制定层面。这一方面为美国对我国的科技强国战略实施降维打击增添了一件柔性却颇具持续杀伤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是继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之后，为其拉拢更多伙伴对中国形成技术标准合围架起了又一个平台。

《标准战略》专门提出，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长期以来一直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扮演着破坏公正性与包容性的角色。中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利用外国投资和自身经济影响力，试图单方面操控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以巩固其对未来市场主导地位。

若美国主导的CET标准得以统合成型，无疑会加剧中国在关键新兴技术领域换道超越的难度。现实中，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连续高企，预计将再次突破债务上限；尤其是美国产业链价值链系统多处缺位，这一战略在短期内恐难以在国会形成法案，预算在2024年也不可能到位。因此，期待CET标准定型，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这为中国逆势破局、迎难而上赢得了难得的窗口期。

我国应对美国《标准战略》挑战的策略建议

取其所长，为己所用

在科技创新领域，美国多年来构建的强大、稳定而完备的生态体系，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借鉴。首先，应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正视我国在科技创新和治理方面与美西方的现实差距。其次，对于美西方的科技封锁，要从科技强国的总目标出发来制定和实施全球竞争与合作规划，而不能止步于一般的应急反应。第三，要区别对待研究和开发二者的功能差异，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科学规律，而开发的任务在于发明可用技术。

以全球文明倡议批驳科技创新政治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指出：“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引擎和标志，因此理应通过交流互鉴和平等交换的方式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而不是用作政治化或武器化的工具厚此薄彼，拉大发展鸿沟。

中国应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大力推广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对话机制和多边组织为基础架构，主动发起技术标准制定的研讨与合作，画出一个技术标准领域的最大同心圆。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充分发挥中国自身的影响力和多边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市场标准、价值链标准融为一体，兼顾各自的发展水平和迫切需要，带动新兴市场进入综合性标准制定与推广进程，重在提升标准的互操作性。

沉着应对，稳步推进

我国应把握美国《标准战略》尚未成型的关键窗口期，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对内方面，稳步推进《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标准2035》战略布局；全面提升和健全技术标准，集中资源发展关键新兴技术产业，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国内标准，提升国内产业的全球适配度和竞争力，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对外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化标准组织和多边机制，在重点领域搭建更多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台，提高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科技成果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化。

明确衡量科技创新的价值尺度

以市场为导向，理顺创新生态系统的反馈回路。不能单凭申报知识产权的多寡来衡量科技进步程度，而要考察其转换成为生产力的具体效能及其对促进消费升级的实际贡献。科技创新的价值最终体现于创新产品或技术的产业化及市场化应用，即生产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受益程度。美国科技创新的步伐主要是由强劲的消费创新所驱动，从而在研发和市场收益之间形成了一条正向反馈回路。

正确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体制优势

在重大突破性创新领域，特别是当前针对“卡脖子”技术的科技攻关，我们的举国体制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政府有为不等于政府包办一切，而必须明确创新链条上官产学研资等各个环节的主体定位，做到各自扬长避短，彼此相得益彰。政府的核心功能在于规划创新生态系统，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以公共财政补偿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具体来说，政府应着眼长远和宏观，集中投入教育事业和基础性研究，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实验室汇集创新灵感，发现科学规律，寻求颠覆性突破；技术开发应以市场前景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导向，面向资本市场吸引风险投资；科技转化则交由中介平台负责两端对接；规模生产和商业化则是大型工商企业的主营业务。从美国《芯片法案》、《生物倡议》以及当前的《标准战略》可以看出，政府投入始终集中于创新链的上游，即人才开发和预标准的基础研究，而让市场在中下游发挥决定性作用。当前要规范补贴机制和优化补贴结构，压缩生产性和产业发展类补贴，将各类财政支持的重心向创新链上游转移，不仅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厚积薄发，而且有利于营造竞争中立的宜商环境，更有利于我国出口企业摆脱美欧以扭曲市场为由不断实施“双反”的困扰。

对于科研资助计划，借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等专业管理机构对综合及行业科研基金的管理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启用第三方机构进行跟踪监督实施，将有利于增加科研投资的实施效力，杜绝科研领域的腐败与欺诈行为。

在新兴技术领域，国有企业具备资源优势，更适合与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机构合作，投入中长期的技术开发和标准制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但其对市场驱动的技术风口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因此更适合“短平快”的技术应用与革新。特别是在突破性的创新领域，我们不仅要关注大而全的研发和生产机构，而更应善于发掘和培育小而精的隐形冠军创制技术标准。此外，跨国企业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并掌握着大量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度权，但其目前的研发功能基本局限于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改进。因此，国家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将其纳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鼓励其与我国创新链深度融合，分享其全球创新成果。

加强能力建设，构建人才梯队

以建立梯级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目标，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院校应注重创新治理和标准制定领域的专才培养，国家人力资源部门应联合教育部门制定相关课程设置和执业标准，支持民营培训机构开展相关技能培训，鼓励各类企业与教育及培训机构合作，进行人才资源的托管式培养，使其学以致用。

可以预见，标准制定将是未来科技竞争的赛点，我国应集合高端人才队伍，与国际化的标准组织开展紧密合作，以抢占标准制定的平台高地。CET标准领域的竞争也是标准专业人才的竞争。美国现在面临标准制定人才队伍的匮乏，这为中国提早建立人才储备赢得了时间窗口。

（编辑 季节）

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

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可以区分为三个类型，可称为市场经济的1.0、2.0、3.0，三者之间核心的区别，就是如何理解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市场经济1.0理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它看来，经济和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凯恩斯之后的市场经济理论有很大变化，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凯恩斯对于用货币政策调节利息率、影响投资并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已经不具有信心，他期待由国家承担投资和拉动经济复苏的责任，经济和政治被看作是相互嵌入的。从凯恩斯开始，国家经济治理嵌入了经济结构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继承和弘扬了市场经济理论2.0。

由于市场经济3.0和2.0有较多的相似性，下面我们把2.0抽象掉，比较1.0理论和3.0理论。

图2的三角形是我们对所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结构的划分，不论新古典范式还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纯理论、历史制度分析和政策理论。所谓纯理论要研究的范畴或者规律，是适应于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一般性。历史制度理论强调在不同阶段有特定的制度，因而需要结合纯理论与这些制度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最后是政策理论。

将这三个层次划分法与前述三种理论类型结合，我们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学的分野。在图3里，横坐标是纯理论，右方是市场经济3.0的纯理论，与之对应的是左边的1.0纯理论；纵坐标是历史制度理论，上方是市场经济3.0的历史制度分析，下方是1.0的历史制度分析。这是我近几年来，为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分野所做的一个尝试，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基本上都可以囊括在这个图中。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出三个象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第一象限，跟它对应的第三象限则罗列了一些理论，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当然新古典经济学流派比较复杂，比如说卢卡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以放在第三象限。但是像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思想史上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本书《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提出一个观点：苏联东欧剧变证明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从这里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兰格。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竞争理论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大多数有关研究在我看来都可归入第三象限，因为他们都接受了新制度经济学对政府作用的限定：即界定产权，降低交易成本。这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的理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说经济学家在逻辑上要做到完全自洽的话，按道理只应该在第一象限或第三象限。不过我们关注到一些过渡状态的理论，它是有内在矛盾的。我们在第二象限中放了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他在纯理论方面应属于1.0，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皇冠上的明珠”。但另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制度理论，即围绕中国经济制度的分析，又属于历史制度理论的3.0版，比如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等。林毅夫曾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它外部的竞争环境非内部治理等等，因为企业内部治理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理解中国增长奇迹的

我们的分析主要侧重在制度和规律层面。张军教授主要从战略层面分析，这也很重要的，这跟我的观点是互补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话语当中，我们很熟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两个特点，包含了双重结合。第一个为纵向的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以及19届四中全会以后增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者是相互结合的。它们在图3上是纵向排列或纵向结合的。但同时，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命题都是二元结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对，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相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对。若将公有制、按劳分配、政府作用放在一起，它们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外一边是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这是市场调节的一般机制。这两端是横向的结合，它体现了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跟市场调节机制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国家不是在市场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发挥作用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调节的一般机制的结合，也是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事实上有两个经济调节者，两种经济协调方式或者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它们相互结合，但也相互区别。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节点，它需要实现从制度分析向规律分析的转化，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一个关键。那么，用什么样的经济规律描述这两种相互结合、又相互区别的机制。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

    与上述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相对应的，是两种类型的规律：一种是国家经济行为规律，另一种是市场调节规律，或资本运动的规律。关于国家行为的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述的关于国家行为的两条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1] 它的功能是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生产目的，也就是给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目标进行排序。抽象地讲，这个规律界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具象地讲，就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所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就是实实在在地进行资源配置，实现这个目标。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试图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引入制度变迁的因素，斯大林对这个规律的表述没有涉及生产关系，只是提出发展生产和满足人们需要，因为当时假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完善的，而毛主席对此做过批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的一次讲话指出：过去35年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发展生产力。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经过新的表达以后用于解释我们的改革。

    除了国家行为规律以外，用什么规律来描绘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呢？图4呈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剩余”概念的经济学，这跟新古典经济学是不一样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推论，在人类历史上剩余的生产无外乎两种方法：相对的方法或绝对的方法。如图4，我们从坐标原点画一条45度的线，其中横轴代表生产力，纵轴代表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沿着45度的变动说明剩余的增加是跟生产力的进步齐头并进、互为条件的。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创新，创新必然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剩余。

    图4中的垂直线，如果沿着图中的垂直线往上运动，意味着剩余的增长是以生产力不变为前提，这可理解为马克思讲的剥削：给定技术不变，但剩余还会增长。以这两条线为参照有一条曲线，这个曲线开始时斜率很陡、几乎垂直，表示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时剩余的增加主要是绝对剩余的增加。但这个曲线过了一个拐点之后就逐渐靠近45度线。这个拐点发生在工业革命时代。通过这条曲线的变化，可以表明马克思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逐渐成为生产剩余的主导方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是描述人类工业革命的经济学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讲了一句话：资产阶级在夺得它的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社会以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共产党宣言》发表十年以后，马克思完成了第一部《资本论》手稿，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厘定了他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也就是关于技术革命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一方面，只有技术进步或创新，才能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另一方面，迫于竞争的压力，剩余价值或利润又必须用于生产性投资或创新。马克思通过一个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说明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含义。

    有些经济学家力主把国有企业从创新的图景中排除掉，这是不恰当的。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无非是创新职能的承担者，它跟私有制、公有制没有必然关系，甚至政府也可以是一个企业家型政府。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乃至政府加进马克思的理论，就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我把这样的理论称为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它的根本任务是解释一切社会剩余向生产性投资的转化。这将从根本上说明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

两周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证实了张军教授强调的国家战略的重要性，而证伪了一些学者否认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主张。沙利文分析拜登政府要推行的工业和创新战略，这个战略要确定一些特定的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部门，第二是从国家安全视野来看的战略性部门，国家要在这些基础性战略性部门发挥引领的作用；第三是私人企业无法进行投资以实现国家雄心的部门。沙利文区分了私人资本的目标和国家的目标，其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或经济协调方式。美国政府贯彻的工业和创新战略，背后代表了跟市场调节机制不同（但也相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调节与国家经济治理的有机结合，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而且也有可能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最终趋向的目标。

（编辑  碣石）

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四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毛泽东号召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较大贡献。邓小平提出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胡锦涛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二十大报告中又着重强调“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和灵魂。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的论述，为我们正确解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锁钥。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第六条是“坚持胸怀天下”。运用习近平同志的宇宙观、天下观，学习他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这一判断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明确的思想理论，指明了政治方向和实现的根本路径。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它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贸易活动的联系不断增加，有利于新知识和高科技的迅速交流和广泛应用，有利于促进各国、各地区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各自的经济效益。这种生产社会化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各地区带来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地区和民族都不可能或不应该被置身其外。置身其外，是闭关锁国；被置身其外，是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多次强调，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里所说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是专指不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封闭僵化之路，并不是指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我们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严密封锁，即使这样，我们也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与我友好的国家开放，并力争“用小球推动地球”，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指不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如同人的手心与手背无法分离一样，从来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西方少数强国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民主全球化等等，本质上是以这些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极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国际垄断资本力图征服整个世界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连西方国家学者也承认，“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强国的国家利益”。西方少数强国所要达到的全球化还表现为它们向全球推销浸润其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能会风行一时，但从历史的长河看，真正的公平、正义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必然要被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代替。当今西方少数强国所主张的这种全球化，绝不是什么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更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

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来自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努力推进公正合理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全球化。是实现全人类、全世界各个国家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而绝不是某些少数人、少数特定集团、少数特定国家或少数特定国家共同体内部富裕的全球化。但现实情况却是，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种种资本垄断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却是极少数人极其富有，绝大多数人日益贫穷。2022年11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撰文指出：“少数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半数最贫穷的人的财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将全球1/5的收入纳入自己的囊中，而最富裕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比最贫穷国家的长30年。”美国经济学家埃马纽埃尔·萨埃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最不富裕的90%的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而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长了两倍，后者现在几乎占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英国《卫报》2023年1月15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仅占全球总人口1%的亿万富豪们占有全球63%的新增财富。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发布一份最新报告称，截至2021年年底，全球1%的最富有群体获得26万亿美元的财富，占据全球新增财富的63%，剩余财富由其余99%的人分享。这说明疫情以来，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正在加剧”。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平等、公正、互惠、共赢的全球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少数强国主导和推动的。这样的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平等。这是历史上长期的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几百年过去了，这一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有些方面却更加严重。

二是国际贸易体系的不平等。首先是规则的不平等。现在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中通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制定的，由于西方强国掌握了世界市场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因而他们随意抬高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高新科技产品的价格，恶意压低原材料和各种初级产品的价格。

三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不平等。西方强国的贷款条件日趋苛刻，是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根源。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就必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必须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平等、公正、互惠、共赢的基础之上。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共享人类文明和高新科技成果的全球化。互联网是当今世界高新科技的缩影和代表。但是，享受这一高新科技成果的主要是西方强国。美国拥有的电脑数量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还要多。而当今世界上仍有大约一半人连电话还从未使用过。弗朗西斯·福山把这一现象称为“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美国的《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但在享受人类现代科技和文明上，人与人之间是完全不平等的。因此，除了用界碑或地雷、铁丝网界定的国界线外，还存在着一条用是否能够创造、拥有和应用高新技术来划分的无形的国界线。

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强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就是其垄断资本和垄断技术相结合的全球化。我们在大力提倡并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知识创新的同时，应警惕并反对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行科技封锁、垄断和盘剥，搞科技霸权。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美国何以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信息等各个领域都处于霸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它在金融上有绝对霸权。一是它发行了其中包括期限为30年的长期国债，这些长期国债的购买者不少是日本、西欧、阿拉伯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二是它的股市长期繁荣，其相当的比例被国外持有。三是美元是世界基础货币，目前美元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四是截至2023年年初，美国国债规模约为31.37万亿美元，将很快逼近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这些国债若平摊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就是9万多美元，接近65万人民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国债规模和GDP的比值控制在70%以下相对安全。但美国这一个指标，已经超过安全线的两倍。美国国债这笔巨额财富流向何处?首先是到了极少数富人手里。其次是被美国政府“发配”到世界各地策划、发动战争等，以维持目前全球这个极不合理、极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旧秩序。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积聚的巨大的金融“黑洞”，还伺机在全球各个角落掀起金融风暴。在日益信息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动荡的“蝴蝶效应”将愈加明显。现在世界金融市场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但其中98%以上与商品贸易无关。这样的金融全球化，明显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极大地影响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站在美国极少数富人立场上来考虑，奥巴马所说的“如果让14亿中国人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就是他们的道理。不过，这正是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道理与逻辑。正因如此，现在世界上少数西方强国常常无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原则。美国在制定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时，甚至不加掩饰地宣称“这个世界不能失去美国的领导”。以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的新版美国全球战略用“转折时刻”“关键十年”“两制之争、两序之争”加以表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2022年12月1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式签署通过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的2023年美国国防经费达857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万亿元），高出拜登总统提出的国防预算申请450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军费开支最高纪录。而拜登总统预算申请中的所谓生物安全建设即从事生物战研制的经费高达882亿美元，核能力建设即从事核战争研制经费为747亿美元。美国从事生物武器的研究经费早就超出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经费。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在2018年就指出：“美国政府60%的科研经费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美国民间投资最多的产业之一是现代生物制药业；美国科学院超过50%院士从事生命科学研究，耶鲁等大学的年度科研经费，生命科学占70%-80%。”我们完全可以说，自美国在朝鲜和越南战争失败后，不仅世界和平的形态而且世界战争的形态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与高度警惕。

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存在都是以主权国家的存在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仅从应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世界市场来说，经济全球化愈深入，就更加需要国家进行调节。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作用非但不能削弱，反而应进一步增强。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全球化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和准绳。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应是必须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确定开放的方式和速度的全球化；应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把自己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的全球化；应是国家之间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全球化；应是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国际争端，而决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全球化；应是所有各国平等参与和协商解决，而不是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共存共荣的全球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应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同时我们赞成各种各类文化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在学习借鉴的交汇融合中构建自己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某些西方国家企图用单一文化、单一价值观念来“化”全球，企图为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念统治全球作舆论准备。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在当今世界上，西方个别发达国家，正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信息等实力，企图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念置于全球统治地位。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通过全球媒体、娱乐业、贸易和旅游等，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接触、了解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这对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极少数西方强国，或是以追求商业金钱为目标，或以征服世界为目的，大搞“文化霸权主义”，从而造成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与少数西方强国的文化交流严重失衡。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都积淀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血液中。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首先维护和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应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特色和风格的文化传统。

党的二十大为我们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全面正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与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各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一道，共同迎接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无比灿烂的春天。

（编辑  季节）

随着国际形势剧变，深层次的“卡脖子”技术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此背景下，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政策界和社会上一般的意见，是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成果转化、强化学科教育、推动协同创新等。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加强和改善这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做相应的调整，要有一个过程，而目前在美国扼制下解决“卡脖子”问题又耽误不起。

强化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是第一要务

目前，从创新体系层面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第一要务，是毫无保留地进一步强化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以系统性政策工具支持目前的行业龙头，克服困难、缩小差距，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只有强大的龙头企业才能负担现代工业创新所需的巨大投入，才有可能扛起在短期内冲破西方技术封锁和市场围堵的重任。美国打压我国是遵循“掐尖”逻辑：集中把对它威胁最大的领军企业全部干掉。当我们没有领军企业或者领军企业被打压的时候，“卡脖子”问题就会久拖不决。

近年来这类教训很多。2019年华为被美国制裁。国内手机芯片设计的两家领头羊企业——华为海思和紫光展锐,四年来都遭受严重的经营困难。而从行业角度看，2022年之前的芯片创业大潮有上万亿资金融入，而时至今日，芯片创投进入寒潮，新老企业大面积经营困难，但创业潮解决了多少“卡脖子”问题，尚未可知。

生物制药行业的境遇也与芯片类似：一方面，官产学各界都盛传生物医药“从科研到产业”的故事，鼓励了很多不可持续的、以“烧钱”为荣的商业逻辑；另一方面，很多创业团队对成果变现的设想过于乐观，低估了跨国药企的非研发实力。以2022年BTK抑制剂市场为例：上市第三年，百济神州泽布替尼的销售额仅5.5亿美元，远不及强生伊布替尼和阿斯利康阿卡替尼的市场表现。精密仪器、石墨烯等行业的困难，也同领军企业缺位、产业格局“小散乱”密不可分。

“卡脖子”领域的创新体系建设

领军企业缺位就很难攥起拳头打仗，对“小散乱”格局听之任之还可能陷入严重的内卷与内耗。但华为的困难只能靠华为或更强的企业去解决，不能靠创业公司、更不能靠大学的半导体学院；若要对抗强生和阿斯利康，就要充分利用化药时代领军企业的家底，而不是鼓励百济神州和一批创业团队从头干起，“舢板”即使再多也捆绑不成“航母”。所以，有必要明确“卡脖子”领域的创新体系建设重点：

1.调整政府主导的创投基金评价标准。引导其重点扶持商业逻辑可信（而非热衷烧钱）的新创企业和有扩张与投资需求、且处于产业链关键卡位的领军企业（通过定向增发等形式），而不是被外国故事和套路牵着走，更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而为各类产业投资做好带头示范。

2.在技改支持、贴息贷款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适合途径，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工程化投资。这个环节过去基本是政策盲区，但其投资强度大、共性技术要求高，又是“卡脖子”问题的落地环节，完全靠企业自有资金很吃力，也会延滞“卡脖子”问题的解决进度。

3.在重大专项、短板工程等国家级技术攻关项目中，全面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方面，取消产学研合作等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加大来自一线企业的技术专家在项目评审中的比重，以本土产业实际需求倒逼应用基础研究，驱动科研议程设置。

4.建立产业政策与产业情报联动机制，推动骨干企业向产业链“卡点”“堵点”领域提前布局，形成持续性投入和前瞻性规划，并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国内大循环为契机，出台激励性政策，鼓励龙头企业兼并重组。

5.公平对待不同产业和背景的领军企业。扭转差别化政策思维，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机制和行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大中小企业、新老企业和三次产业在市场运作中融通融合，既不能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要依赖政府机构出面为国家队“拉郎配”。

6.调整地方政府考核导向。为创业指标、尤其是“卡脖子”领域的创业活动降温，避免政策资源与有限的资金被进一步稀释。此外，进一步突出现有企业提质增效盈利成长等指标的地位，引导优势资源集中集聚，瞄准“卡脖子”环节打歼灭战。

（编辑  季节）

先父顾准（1915-1974年），是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他是新中国最早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之一。

顾准是上海人，少年时因家境贫寒，12岁辍学，经人介绍到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在立信工作 14年，他勤奋钻研会计业务，自修经济学等课程，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数部会计学著作，兼过大学讲师和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一二八”抗战。目睹深重的民族灾难，顾准置已有职业地位前途于不顾，奋起投身救亡运动，团结进步青年，研读马列主义，宣传爱国反帝。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会计师职业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顾准进入敌后根据地，先后在苏南、苏中、山东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1949年在华东财委、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任职，1952年被撤职处分。1953年调北京，先后在建筑工程部、中科院综考会任职。

1957年，顾准参加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因力主维护中方权益，得罪了“老大哥”，回京后即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 4年。1962年，经孙冶方所长力争，顾准调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1964年秋，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四清，经济所斗争矛头直指孙冶方，顾准再次当了右派；“文革”期间被批斗监管审查，多年与家人断绝音信。先母于 1968年不幸离世。1969年，顾准随学部到河南息县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尽管历尽人生悲剧，身受极“左”意识形态高压，但他追求真理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

中国的独立富强与社会进步，是他毕生的追求与关怀。在被批斗监管劳动期间，他利用一切时间勤奋读书，没有丝毫懈怠。顾准认为，任何人尽一生努力，终不可能穷尽天下事物；从有限对象考察所得的结论，要用对人类史的全面考察来补足并加以普遍化，这是个人做不到的。马克思考察的人类历史，基本局限于西方史，作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成长的东方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必须用自己的历史加以比较分析。他力求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比较中，探寻历史发展轨迹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干校回京后，顾准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将预定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除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外，还涉及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著作，留下大量读书笔记。但因积劳成疾，他的宏愿未能实现。手边的《希腊城邦制度》书稿仅完成一半，就不幸病逝。

1979年后，顾准遗稿《希腊城邦制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顾准和其弟陈敏之的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各杂志陆续发表，在刚刚脱离极“左”教条束缚的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通信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制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思考、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等。虽未形成系统著述，但其表达的学术思想达到国内同时期高水平，基本为学界公认；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穷究根底、不迷信盲从的治学态度，也为广大学人所尊重。

1994年，贵州出版社将这两本书稿，加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合集，以《顾准文集》发行，再度形成讨论热点。

“文革”时期，先父历年积存的日记、工作笔记、读书笔记均被抄没，存放于经济所图书馆，1979年退还。部分遗稿由孙冶方及各位前辈转交给我。之后，笔者将收集到的先父遗稿中，凡有学术价值的，尽量整理录入，包括《顾准文集》所录，共 159万字，合为《顾准文存》四卷（文稿、笔记、自述、日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2）。

先父读书研究领域广泛，知识积淀深厚，所涉各领域都有独到见解。惟笔者学识有限，理论功底无法与之比肩，所能做的一件事，是整理和准确理解他的学术思想。本文是关于顾准学术思想的经济学部分。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劳动将有计划地分配于各部门，个别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商品和货币将被取消，分配利用劳动券。

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仍保留了商品货币。1952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理论。此后苏联科学院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作进一步阐释：

（1）社会主义社会，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及产品交换，是存在商品货币的基本原因；

（2）个人消费品具有商品属性（受价值规律约束）；

（3）由于（1）、（2），整个国民收入及其一切要素，都要借价值来衡量；

（4）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调拨，不受价值规律约束，其调拨（交换）价格，只是用以核算、计算、监督的工具；

（5）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只是过渡时期现象，等等。

当时，中国学界深受苏联影响，上述论断几乎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1]

（二）1956年，我国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成为经济学重要课题。自 1956年起，国内学界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延续数年。浏览当时重要文献，不乏真知灼见，但多数立论，还是跳不出苏联理论的框框。

当时，系统、彻底地主张“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文献，首推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 6期），和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 3期）。

孙冶方和顾准早在上海地下工作时就曾共事，是多年的老友。1956年，顾准找到孙冶方，就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深入交换过意见。1979年后经济理论讨论热潮中，孙冶方还特意提起此事。[2]

经过讨论，他们共同认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具体做法，首先要做到计划价格合理；至于发挥市场作用，凡是实际经济制度的改变都要慎重。孙冶方的意见似乎也与此接近”（《顾准自述》）。这几乎就是“渐进式改革”思想的雏形。

（三）孙冶方在其代表作《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核心观点是：

1、社会主义社会，产品生产也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消耗，至于这一代价叫“价值”或“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则无关紧要；

2、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有两方面作用：(1)通过产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的比较，促进企业提高效率；(2)将社会总劳动量合理分配于不同部类，即“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3]

（四）《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这是顾准生前唯一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此处对《试论》内容简介稍作展开（尽量引用原文和当时术语），以更准确了解顾准经济思想的脉络：

1、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与核算工具（工资、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整个经济核算体系。

假定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消费品的分配只存在于社会与劳动者之间，那么作为分配工具的货币，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劳动券”。历史经验说明，领物凭证式劳动券的分配方式行不通，必须承认消费者灵活选择的权利；由于具体劳动千差万别、生产率不断变动，直接用“劳动时间”作为分配核算尺度也行不通。

利用货币工资（近似体现了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换算）和价格作为核算工具，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尺度（产品生产所费社会必要劳动）。缺乏这个公共价值尺度，在广泛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全部核算体系就建立不起来。

由于经济核算制，社会产品全部转化为价值。

产品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异，是社会主义存在价值范畴的依据，也是发掘经济潜力、提高效率的基本动力。

以上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没有预见到的。

2、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产品交换关系，和私有制的商品交换有本质的不同。社会生产是不断的“流”，如果将个人购买消费品、两种所有制之间交换产品定义为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间的物资交换不是商品，那就割裂了两大部类间的联系，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无法理解了。

如果说全民所有制内交换产品不是商品，那么所有社会产品都不是商品；如果说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易是商品，那么全民所有制内的交换也是商品。

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即使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商品生产也将继续存在（或可称为特种商品）。

3、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价值规律的两种作用形式

（1）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故必须严格核算费用与效果的关系。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不可行，核算单位必须划小，让企业独立计算盈亏、促使其降本增效。

（2）经济计划要规定全局事项，但不是洞察秋毫的绝对指令性计划；经济核算提供的成本、价格、利润等资料，使经济计划据以调节生产、正确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和企业间产品交换价格，即计划要建立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

（3）实行经济核算制，可以调节劳动者报酬，也可以根据价格结构调节企业的产品生产与流通。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具体经济政策不同，经过经济核算制度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依“价格、成本、劳动者报酬与基本建设投资”四者联系紧密的程度而定。

最低限度做法：经济核算仅是计价手段，生产规模由计划规定，价格政策不能对生产起调节作用。

最高限度做法：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流通的自动调节作用。企业自发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自动涨落调节生产流通，劳动者报酬与企业赢亏紧密联系；计划更富于弹性，仅限于规定重要经济指标，减少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

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只要经济核算制度不发展到否定计划的程度，这两者也都可称为“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全部经济生活”。这和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

4、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1）社会主义生产是广泛分工的近代化生产，产品的实现必须经过一系列过程。不同部类、企业、劳动者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别，个别产品的价格与其价值间的背离，不断发生又不断缩小，这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基本形式，也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基本动力。

（2）价格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价值比例的变动决定价格比例的变动。价格比例越接近价值比例，经济发展越正常；反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正常联系就会受到妨碍，造成浪费与不足。

（3）计划经济不排除利用价格政策达到某种目的。但受制于“价格总和=价值总和”规律，如果计划价格长期脱离价值（前提是管理体制使企业对价格的反应迟钝），必然对消费方发生影响；实行物资统配可以抵消这一影响，但长期的后果是加深供销脱节，阻碍生产发展。所以，即使在实行计划生产调拨的生产资料领域，价值规律也同样起着调节作用。

因为经济核算制度（人都愿意低买高卖），和个人对消费品的选择，是经常存在的力量。

（4）由于“经济核算制、价格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这两个基本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调节着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全过程。企业、部门和全社会的经济核算，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

5、货币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的职能同样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蓄手段等。货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发行流通过程，与产品的生产分配过程相始终。

稳定物价政策，一要使货币发行量不超过流通所必要的量，其次要使货币代表各种有用物资量的综合比例，并使这一比例相对固定。同时批评了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卢布含金量-价格水平，二者不可能同时保持稳定）。

（五）笔者对《试论》的理解

1、《试论》于 1957年 6月发表，随即受到批判，不久，顾准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1964年，中科院学部开展“四清”，孙冶方是重点被斗争目标，顾准也未能幸免。“价值规律论”被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4]“文革”期间，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被反复批判。

1979年，学界重新发起“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讨论，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声。当年的“异端邪说”由实践证明了其合理性；承认商品生产、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起点。

经历 40多年的制度变革，人们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具体形式、当事人的行为特征、不同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有了深刻的体会，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前辈。

20世纪50年代的论战和孙、顾的主张，作为一桩理论公案，已经在新中国思想史中定格。理解和讨论他们的思想，不能脱离当年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必须尊重他们的原意，不宜作过度的引申。

时过境迁，今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和20世纪5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试论》是 60多年前的旧文了，考虑到长期以来，研究顾准学术思想者不乏其人，一些评介不免带上个人主观偏好。在这里，如实地介绍顾准“市场经济说”的原意和论证逻辑，对于严肃的理论研究，也许是有帮助的。

2、《试论》的明显特征，是从对经济核算制及其工具——工资、价格、货币的分析起步，引申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范畴存在的必然性；并指明（企业、社会）经济核算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这和孙冶方的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

顾准从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出发，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力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框架。这和当时多数论文动辄以经典教条为依据，是明显不同的。“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试论》）

3、文章认为：(1)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真正原因是经济核算制，而非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2)价值规律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调节全部经济活动；(3)计划调拨的生产资料同样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这就对苏联《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作了正面、系统的批评。应该说，这一批评是有颠覆性意义的。

《试论》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几乎是单枪匹马，向庞然大物的“钦定”理论提出挑战。这也是对当时弥漫于整个理论界的教条主义思维发出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把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得那么妥帖，只要我们今天完全照办就可以了”。

“（有人宣称）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处身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现实的内部经济关系如何，则不想去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周围每日每时大量重复的现象，明显的与他们所坚持的见解不相符合。他们解释说，目前存在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制度只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过渡时期的内部关系，不能成为理论的出发点。于是，我们不免发生一个疑问，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到底应该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呢，还是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呢？”（《试论》）

4、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作用，《试论》提出了“最低”“最高”两种情况：“最低情况”即孙冶方的主张，“最高情况”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下，提出如此“自由化”的主张，以及对苏联《教科书》的系统挑战，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和将要付出的代价，就无需赘言了。

在这一意义上，顾准被国内经济学者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5、需要特别指出：

（1）《试论》所说价值规律作用的“最低、最高”两种情况，并非单纯理论推导，而是参考了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以及改革的经验。在当时，苏联国内已有改革传统计划体制的呼声，南斯拉夫从1950年就开始了“企业自治”改革。可以说，《试论》是我国“经济制度比较”学科的开篇之作。

（2）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是《试论》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这是必须明确的。作者指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社会主义首先是计划经济。如果任令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的、自发的起作用，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这个计划经济不能不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如果过分强调计划的一面达到否定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企图用计划规定一切的弊病就会出现”。

《试论》的主张，和当今部分学者所信奉的，把“私有化、自由化（非计划化）”当作“市场经济”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全面否定政府作用的观念，是有实质区别的。

顺便说明：经本人录入、整理、校对的 100多万字《顾准文存》，没有一处明确主张搞私有化的文字。

（3）关于市场竞争是否会“复活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商品生产关系必然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否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活？《试论》认为不会，前提是要满足两个条件：

a.社会主义的积累资金不能分散在私人手中；[5]

b.计划经济要组织全社会的价值平衡，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式危机，“与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6]

《试论》作者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形式上存在商品流通，这是与恩格斯批判的“杜林式的经济公社”的相似之点。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加之满足上述两个必要条件，就不会“复活”资本主义（文中所列两个条件是否充分，可以讨论）。

理论的力量，在于论据坚实、逻辑一贯。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在“两个毫不动摇”的鼓励下，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已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混合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此作价值判断不是本文的任务）。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兼顾“公私、劳资”利益，正确处理“鸟”和“笼子”的关系。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