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深情嘱咐

难以承受之重

1967年初,“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这时,“两条路线斗争”已上升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在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分别被宣布为总后第一、二号反革命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我作为政治部主任多年的秘书和现任秘书科长,自然也噩运难逃,成为被揭、批、查的“重要知情人”和“头号保皇派”,也算是个“小走资派”。对我没完没了的批斗倒也罢了,最难过关的,是限期揭发交代直接领导和自身莫须有的“罪行”。这种无休止的精神苦刑,凡是当年挨过批斗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关爱至深的“三点嘱咐”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刻,从西花厅传来七伯、七妈对亲属的三点重要嘱咐:第一,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第二,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第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七伯、七妈这三点嘱咐,是在“文革”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逐字逐句给予我们的指示,话短情长,饱含深意,充满对晚辈关切爱护之情,给予我们在险境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首先,“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是对我们的一种精心保护。七伯深知,他是江青一伙下一步清除的主要目标。这时大街上已经充斥着“拥护新文革”“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矛头直指七伯。有的甚至猖狂地指名道姓,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七伯深知,凡是同他有关联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就在七伯、七妈的“嘱咐”传来前夕,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因遭到江青指名诬陷自杀身亡。许明同志和她的爱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都是长期在七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因而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俩的爱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孔丹不久前告诉我,他母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许明深知,江青陷害她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哪怕丝毫蛛丝马迹,作为构陷周总理的突破口,她不会给江青留下任何借口。与许明同样,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卫士长成元功、秘书周家鼎等人,后来都成为江青指名道姓、蓄意陷害的对象。

七伯不只是对自己的亲属,在“文革”这一阶段,对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更是尽其所能,及时予以嘱咐和提醒。他亲笔写信,让秘书周家鼎分别送给多位副总理传阅,信中深情地叮嘱:务必谨言慎行,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务必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所谓“三反分子”。家说,七伯交代他,这封信务必当面送给本人看,不得让秘书转,不得放办公室,看后由本人签名。信传阅完拿回,七伯看后立即烧毁。

家鼎同志是七伯的军事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我在校政治部工作,兼任校纪委副书记。我俩合作得很愉快。家对我说,七伯写的这封信,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同志看后都十分感动,有好几位当场流了泪。

尽管七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想要保护一批老同志,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要想保护所有的人是难以做到的。没过多久,陈毅老总、叶帅、聂帅、徐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革命元勋,终因向“中央文革”发难,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四三副”受到严厉批判。就是七,也不得不江青诬陷我的周同宇伯父“与王光美哥哥王光琦聚餐搞政治阴谋”,并诬陷世大姐是“苏修特务”,被迫亲自签字将周同宇和孙维世逮捕关押。伯的初衷是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尽可能地对这些人予以人身保护,他曾用这种做法保护了一大批人。但并非事事都能如他所愿,维世大姐后来被江青一伙秘密关押、残酷折磨致死,给七伯、七妈留下永远的心中之痛。同样,与七伯、七妈的“亲属关系”,仍然成为一些人我和在军的重要缘由。

其次,“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的嘱咐,是教育我们在“文革”中有效地保护自己。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走向,七伯通过几个月的亲身体验,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教育我们积极投身革命、锻炼提高自己,而是称之为一场“运动”,让我们“学会游泳”。

我虽然不是游泳高手,但学过游泳,会游泳。细想伯的提示,坚持底线,保持坚强的信念和强大的定力,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轻言放弃。越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越是考验自己是否真正“学会”游泳的关键时刻。游泳也好,“运动”也好,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记住,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嘱咐,既是对我们的关怀与教诲,也表明了七对“文革”所持的鲜明政治态度。此时,江青一伙正大肆鼓吹在全国范围内“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让真正的左派夺权、掌权”。对立双方争相给自己戴上“左派”桂冠,把自己的对立面打成“保守派”“保皇派”,置之死地,这就使派性之争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进一步酿成全国性的武斗和内乱。七伯很早就给我们注射了政治上的“预防针”,提醒我们远离“这个派那个派”,他这样做,也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七伯、七妈在关键时刻的“三点嘱咐”,展现了他俩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的党性和人性的具体体现。他俩的指示,引发了我对那场内乱和对人生价值观的深入思考,明白了许多当初并不懂得的政治和生活哲理。

众目睽睽下与我的亲切握手

就在接到七伯“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后不几天,七伯与我就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见了面。而且他打破了历来的约定,在众多领导人面前亲切地同我握手和致意。

196733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总后勤部礼堂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邱会作总后工作。当时总后机关已经全面瘫痪,我是总后的一支“笔杆子”,重要会议的记录、整理常由我负责,因此,会议记录的重任落在我这个“靠边站”干部的肩上。我站在主席台入口处迎接领导人,七伯与中央几位领导和老帅从休息室走向主席台,正好同我打了个照面。我本来应该避开,不过,我实在想念七伯,机会难得,不但没有避开,而且向前迎了一步。七伯见到我有些意外,更令我意外的是,他停下脚步,在其他领导人注目下伸出手来,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我轻声唤了声“七”,七伯用充满睿智的眼光凝视着我,“嗯”了一声,颔首致意。自从“文革”以来,无论是报刊照片还是纪录片,伯的眼神几乎都是严峻而深沉,少见笑容,而他这时的目光却充满了关怀和亲切,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力量和温暖,他却更加消瘦和疲惫了。此后,我虽然还有几次机会见到七伯,但这一次却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握手。

批林整风

总理在“文革”中的“三只胳膊”――余秋里与谷牧

余秋里和谷牧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经党中央批准,指名协助恩来伯伯工作的。当时,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谷牧任国家建委主任。余秋里是驰名全军的“独臂将军”。

在多位副总理和老帅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俩在国家危困之际,辅佐伯伯撑起共和国大厦,厥功至伟。人们赞誉他俩是总理的“三只臂膀”。

我很早就认识余秋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西南军区后勤部派往下属一个汽车团的工作组,协助该团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当时,余秋里任军区“三反”委员会主任,握有重要职权,仅次于军区首长贺龙、邓小平。

有一天,里同志直接来到汽车团视察工作。我们到团部门口迎接,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左臂的一只袖子空荡荡的。他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吸烟时用一只手掏香烟、取火柴、点火,一气呵成地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比常人还利索。余秋里在团里待了两天,日夜不停地连轴转工作。这个团还没有新建营房,连队分散驻扎在附近村庄和临时工棚,相互间距离很远,他一个不落地走了个遍。

在短暂的相处中,我对这位红军将领的独特风格深有感触。他为人豪爽豁达,直来直去;工作大刀阔斧、脚踏实地;在原则问题上是非鲜明,执行党的政策却心细如发。

1952年,余秋里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成为我的顶头上司。这期间,我听说了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事迹:长征中,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委时左臂两次负伤,露出骨头和筋络,仍坚持不下战场,托着一条伤臂爬雪山、过草地,度过整整192个昼夜。最终还是用木工的锯子截去了左。这一壮举,堪与青史留名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媲美。

1955年余秋里调北京任总财务部部长,1959年我调到北京后,七伯有次问起余秋里当年在西南军区的工作情况。我把亲身经历的有关里同志的逸事告诉伯伯,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余秋里,他就是这个性格!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抓住不放。什么事也难不倒他。这回他在大庆发现油田,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是我们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你要好好向这位老领导学习。”

19719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后,我与分别了十六年的老首长余秋里重逢,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参与总后批林整风运动。后来,我听到他与谷牧两位亲自讲述“文革”中辅佐七伯险渡国家经济难关的往事,其中有两件格外使我感动。

余秋里说,1968年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1226日,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他去,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他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余秋里制定了1969年第一季度计划安排,经总理审查同意后,立即报请毛主席批准。这样,1969年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方案。

这个事例表明,余秋里不仅在战争与和平年代能率领千军万马斩关夺隘,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危急时刻,帮助伯伯治理国计民生,不愧是伯伯夸奖的“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治国之才。

谷牧同志曾与我和在军做过长时间交谈。他向我回忆了七“文革”中那句感人肺腑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谈话的经过。伯的这句名言,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其时间、地点和原意都有很大出入。

谷牧同志所言是他的亲身经历,也是唯一准确的版本。谷牧说:“这是总理在我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的。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几个部长把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叫‘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部长们纷纷陈词:他们这些人挨批挨斗没关系,但是生产不能垮啊!现在生产已经很乱了。省委书记也纷纷诉苦,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总理讲了一番话: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来引导运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谷牧同志是一位端庄凝重的领导人,对七伯情深意切、敬仰有加,在同我俩交谈时说到动情处,几度痛哭失声。谈话结束时,他站起身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令人久久难忘:“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我所知道的林彪坠机身亡的真相

1971913日,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

920日,中央责令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总后勤部是“批林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委派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指导总后运动。实际上,总后和总参、海军、空军这几个重点单位及全国的批林整风运动,都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由此,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老领导余秋里,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197110月上旬,余秋里代表李先念出席总后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反党叛国事件。会议在总后党委会议室举行,出席的有六七十人。余秋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的经过和中央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详细情况。到会的军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人会前得知一星半点“副统帅”叛变的信息,黄、吴、李、被隔离审查一事又与总后密切相关,因此,大家极度震惊又紧张不安,人人凝神静听,唯恐漏掉什么。毕竟,当时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是难以置信的爆炸性大新闻。各种传言不胫而走,至今不绝,其中不少都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的编造。根据我的了解,有两件在群众中传播很广的所谓“内幕消息”,实属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澄清。

一是所谓“林彪外逃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

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实际情况是:1971913日下午,在得知林彪座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有关部门请示是否采取拦击措施,周总理当即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明确表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914日下午,七伯接到中国驻蒙古使馆报告,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从编号确认,这架飞机就是林彪乘坐的三叉戟专机。综合判断,应是他们一伙仓皇出逃,燃料耗尽,强行着陆以致坠毁。后来经过现场勘查确认无疑。“导弹击落”的传闻纯属编造。

二是所谓“听到林彪死讯后,总理号啕大哭”。

这件事也是无中生有。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914日下午,总理得知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中九人无一生还的消息后,随即向人民大会堂待命的政治局成员传达,会场变得一片轻松。

对于上述两件事,更为详尽的情况,我是从林彪坠机前临危受命、前往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现场处理这一重大危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口中直接得知的。

德生同志是我和在军共同的老领导。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时,德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我任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先后共事五年之久。无论他在职时或是离休后,只要是纪念总理的活动,他总是有请必到。1998年,《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在上海举行首映式,德生同志患腿疾行走困难,仍应我俩请求,坐火车和轮椅,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出席活动并讲话。

关于林彪座机坠毁前后以及与恩来伯伯相关的情况,德生同志作了详细的回顾:

眼看林彪飞机要出境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就这样,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13日凌晨150分,飞出了国境线。

914日下午2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古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全部死亡时,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915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在八一前夕,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后来才明白,林彪一死,她在“文革”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就死无对证了。黄、吴、李、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以上所述,才是真实的情景。

林彪之死,在当时,只能让七伯卸下心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重负。

伯伯亲自指导总后批林整风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对毛主席是一次很重的心理打击。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善后事宜交给周总理全权处理。七伯不负所托,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超乎常人的精力,全力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指定协助处理这一事件的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余秋里、张才千等同志,全都是治党治国的栋梁之材。他们精心贯彻落实伯伯的指示,确保党和国家的安全,并使批林整风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在总后批林整风过程中,余秋里每天必到。他白天协助总理办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晚饭后准时来到总后,陪同他的有国家计委处长房维中(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先念同志同他随时保持着联系。

里同志曾对我说:“你可知道总理现在担子有多重。没有他,我们这个国家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这个六人“小会”,常常要持续六七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左右结束,里同志才乘车离开。随后房维中和我按议定内容共同商量、起草简报,成稿后已经天亮。那一阶段,我每天的休息时间不超过三四个小时,连续几个月下来,深感身体难以支撑。我常想,自己不过是负责一个单位的具体文字工作,而每天要处理无数国内外大事、解决数不清的难题,还要应对“四人帮”明枪暗箭的伯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即使是钢铁之躯,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完全不是多余的。

按照里同志嘱咐,我们的简报以绝密件直接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极少数领导人,每次不超过七八份。除文字简报外,李先念、余秋里还随时向总理当面汇报总后批林整风情况,及时向我们传达他的重要指示。伯和先念、秋里同志竭力排除干扰,采取许多特殊和有效的办法,在查清问题、消除隐患的同时,落实党的政策,尽力挽回“文革”中造成的严重损失,为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在总后批林整风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件大事。这是恩来伯伯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向毛主席进言,将“文革”期间总后流放外地的干部,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总后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是:有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迫害。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提及在1967年到1971年期间,总后被直接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462人,8人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位红色医疗专家、总后卫生部原副部长傅连暲,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战争年代救治过毛主席和恩来伯伯,在“文革”初期遭批斗时写信给毛主席,恳求救他一命。毛主席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但由于遭到林彪、叶群嫉恨,江青、康生又直接插手,他和夫人陈真仁被关进秦城监狱,遭到非人的待遇,仅15天就惨死狱中。

我同傅连暲和他夫人都熟悉。我在总后卫生部工作期间,常向傅连暲副部长请示工作。他因兼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在家办公的时间多,他夫人陈真仁与我是同事,是总后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因此我常去他们家中。印象中的连暲同志温文尔雅,身体偏弱,患有胃病。我后来听说牢房里只给他吃冰凉的窝窝头,想吃口热稀饭也没有,显然难以经受牢狱之苦。傅连暲的惨死,毛主席必定有所耳闻。1975年我在总后党委办公室工作时,曾看到毛主席对贺诚同志信的批示原件,其中有一句话颇为动情:“贺犹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至于遭受打击迫害、被发放外地的人更为数不少。批林整风开始后,这些干部纷纷写信,要求回北京参加运动,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七伯意图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争取将这批干部调回北京工作。这件事如果得到毛主席的允准,就为全面解放“文革”中受迫害干部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是七下的一步大棋,应该说也是一步险棋。

这件事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72年春末,里同志以执行临时任务为名,指名调我到国家计委办公大楼,与计委副主任段云、顾明,处长房维中(他们三人被誉为国家计委的“一、二、三号大笔杆子”),关起门来,共同起草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内容如上述。由于文件内容极其敏感和重要,我们在秋里同志亲自指点下,夜以继日,共商共议,字斟句酌,几易其稿,大约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这个文件的起草这样神秘,保密程度这样严格呢?

“文革”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都有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山区、“干校”安置或劳动,其中包括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九一三”事件之后,七伯曾利用各种机会,在征得主席同意后,陆续解放了一批军队的老同志。但进展很慢,七伯指令总后的情况写这个报告,走一步险棋,就是想一次解决一大批人的问题,为全盘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总理审阅定稿后,由他直接报送毛主席。我留在国家计委待命。一天,里同志回到计委大楼,兴冲冲地告诉我们:“总理刚才说了,文件报给主席,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可以理解为已经默认了。我看,你们就照此办理、具体落实吧!”

总后这一大批干部从外地返回北京,等于宣布“文革”中挨整干部的大批解放。回来的同志心情振奋,一个个如同获得了新生。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播到驻京各单位和外地,他们也纷纷照此办理。

对批林整风中涉及的总后大量在职干部,伯伯和先念、秋里同志也提出了鲜明的政策。对这部分干部,原则上划分为三类,严格按政策办事。

“九一三”事件发生到1973年上半年,七伯亲自过问并通过先念、秋里同志具体指导,查清了问题,落实了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了大多数人,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逐步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力消除“文革”造成的种种灾难性影响。

七伯在心中始终关心的是人,是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

铁骨铮铮,唯民是从,把所有的人装进自己的心里。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好儿子,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

(编辑  季节)



¨ 本文摘编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中信出版集团202211月出版,季节摘编。

* 周尔均,周总理的侄儿,少将,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纪委副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结合科技发展规律和我国国情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性目标任务的科学谋划。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科技创新的关键性意义,在推动科技创新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金融助推器的重要作用,以金融支持、服务科技创新,从而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根本转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推动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规律表明,每一次科技飞跃式发展带来的新技术革命,都会突破原有社会经济运行的界限,带来社会的全面变革和文明进步,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科技力量的释放加速了经济社会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机器代替了人力,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医学发展和卫生营养条件改善使人口大规模地增长,经济增长不再是平缓的线性过程,而是进入了指数增长的快车道。自18世纪60年代起,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四次工业革命,相继把人类带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化时代、智能化时代,所取得的创新成果超过以前几千年的总和。

科技创新中心的迁移影响着国际格局变化

英国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珍妮纺织机、改良蒸汽机、蒸汽机车、圆盘发电机等一系列发现发明,使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力得到重大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英国成为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让英国实现经济的腾飞。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金属制品、棉纺织品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造船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居世界首位。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以电力技术为核心的重工业,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核心的科技进步使生产力再次获得飞跃。美国工业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已分别于19世纪80年代、1894年和1910年超越英国。至1929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占全球的48.5%,超过英、法、德、日四国总和。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与那个时代的科技革命息息相关。我国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GDP约占全球的19.64%;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12年的22.5%提高到2021年的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3.6%;科技部等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研发强度从1.91%提高到2.44%,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是十年前的3.4倍。中国在科技各领域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一部分领域已成为引领者。面对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也就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我国在“硬科技”的光电芯片、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卫星导航、深海探测等领域都大有可为。

党的领导是科技创新实现历史跨越的关键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实现历史性发展,离不开在党领导下对科技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砥砺探索。

科技创新广泛蕴于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之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要点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科学要为生产服务,全国发起了科学文化普及运动。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必须借助科学技术并配合物质生活的系统性改善,并倡导以技术革命推动产业革命,建立与新技术相适应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改革提供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论断,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随之“863”计划、火炬计划等开始实施,促进了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和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进步法》出台,“科教兴国”战略在全国实施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升。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创新为首位的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对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建设完成了中国散裂中子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在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嫦娥四号”探测器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超级计算机拥有量位居世界前列,先进激光制造工艺取得突破,高铁制造技术和运营迈上新台阶,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我国科技资源加快汇聚,科技水平显著提升,正在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稳步迈进。

党的领导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根本保证

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其中的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两弹一星”、青蒿素的研制等重大工程,都是集中国家力量和资源完成的。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等多份文件,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为我国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并相应地对国家科技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和职责整合。

推动科技创新向更高台阶迈进需处理好几对关系

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水平的竞争,国家的强大需要科技力量的坚实支撑。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科技实力已经显著增强,但许多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创新发展还处于追赶和超越的关键阶段。在稳步发展科技的同时,需要注意正确处理以下几方面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作用与市场竞争机制,在解决不同领域的任务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只有正确发挥各自功能,才能促使科技加速进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22年全年R&D经费支出30870亿元,比上年增长10.4%,占GDP比重(R&D经费投入强度)为2.55%;“十三五”以来,R&D经费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按不变价计算的年增长速度为8.0%,高于“十四五”规划“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目标。投入强度的稳步提升,为我国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经验也表明,在R&D当中,R通常见不到效益并且通常更“花钱”,财政资金有必要重视向基础研究等前端领域投入。政府应当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尽量减少对具体技术方案、技术路线的干预,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教育培训等,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条件。针对资本在特定产业一哄而起、无序扩张应实行监管和调控,对一些打着科技创新旗号行骗的行为,政府应该果断出手,维护好科技创新的纯净土壤与环境,避免科技创业界的无序现象和资源浪费。

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系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从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其中,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是关键,是在科学的荒原上开辟新路,这样的创新具有前瞻性强、周期长、投入大,以及高难度、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创新的成果成功率低,应用周期长,需要鼓励和支持。

在技术突破的同时,还有一个复杂问题需要重视,即形成一个完善的、良好的产业生态。“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的转化,有助于获取数据进行反哺和技术迭代,从而巩固获得的领先优势。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过程中,适当的扶持是必要的。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就是大规模产业化的实践之一,2009年,我国开始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2013年补贴范围从试点走向全国,2016年开始以推动技术发展为目标细化补贴,同时逐年退坡直至结束。

“软”创新与“硬”创新的关系

所谓“软”创新,指的是算法、软件、思维、制度等领域的创新,以及国际标准、度量衡等的制定权、命名权、修改权等。从宏观上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释放的制度性红利,实质上就是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从中观和微观来看,深圳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特区、华为作为优秀民营企业的代表,其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均是制度和体制机制、管理创新的成功典范。与之相对应,“硬”创新主要是指制造业等生产领域的创新,是信息时代核心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创新。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均不可或缺,需要同步推动才能激发科技创新效能。

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进步的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是智力成果的所有人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对其智力成果享有独占权并受到保护的法律制度,其本质是赋予发明人一定时间内的市场垄断权利,让市场为其提供知识产权带来的垄断利润,以此来激励创新。

专利保护制度的实施,促使激励创新成果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宜过度。很多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进步是“倒U型”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于需要的最优水平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可能导致知识产权垄断或知识产权滥用,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既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激励创新,也要防范通过知识产权来影响技术创新。

数据流动与信息安全的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数据的产生、分享甚至跨境流动。当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信息安全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这将涉及个人数据安全、公司数据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我国在2021年已出台《数据安全法》,基本的顶层设计已经形成,下一步需要尽快建立制度性体系,尽快实施系统性防控,尽快实现源头治理和防护自动化。既要让我国的数据资源自由流动、发挥作用,也要使数据安全性得到提升,尤其要加强个人数据的获取限制和隔离保护机制。

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在逆全球化现象有所抬头的情况下,如何高质量获得国际支持、开展国际合作?我们要在科技创新领域不断探索、发展壮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另一方面,应该本着“充分尊重、平等交换、有效协商”的方式进行国际合作。同时,我国要坚持独立自主闯出新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强自主探索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过程需要有容错机制,在尽量避免走弯路的前提下,必要时要舍得投入。

金融要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我们尤其要重视支持和推动各行业各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运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也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需充分发挥金融作用,让金融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引流金融活水更多流向科技领域

科技创新需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金融资源的支持和投入必不可少,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上加以完善,有意识地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需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体系,通过奖补、贴息等财政政策支持金融分担科技创新成本和风险;通过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通过适当延长央行再贷款等低成本资金使用期限、增加再贷款额度等方式,使银行信贷与科技创新资金需求和使用周期更加匹配;通过探索设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示范区等方式,鼓励有条件、有基础的地区先行先试,探索走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路径,取得成熟经验后再面向全国复制推广;通过设置监管考核指标、发挥绩效激励作用等方式,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完善业务结构、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方式,使金融机构内部职能条线设置、人员设置、产品类型、风控模型等更加匹配科技创新特点和规律。

树立科技创新是金融机构竞争蓝海的理念

科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起着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从产业变革看,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时期,传统产业增速放缓,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生产要素面临新一轮重构。从发展基础看,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已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已居世界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已在132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2位。从发展速度看,“十三五”以来,我国R&D经费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至2021年末已达33万家,上缴税额由2012年的0.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3万亿元。从发展洼地看,芯片制造、操作系统、基础元器件等领域还存在明显差距,将成为自主创新的攻坚目标。从发展热点看,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优质企业与投资机会可能涌现。科技创新在未来将变得重要和极具资源吸引力,金融企业必须抓住机遇开发科创市场,想方设法布局谋划、培养客户,尽早适应科技企业特点,尽可能提早深耕建立起竞争优势。

充分发挥各类金融主体的职能作用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丰富多样、层次多重的金融体系,各类金融主体应该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种子基金、天使投资基金等需发挥“投早投小”的特点和优势,产业基金需发挥深耕某一领域的专业投资优势;商业银行需发挥融资主力军作用,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高端制造业等产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需发挥中长期资金优势,为科技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保险机构需完善科技保险产品体系,让创新主体敢于拼搏;融资担保机构需开展创新型企业担保业务,发挥风险分担的作用;金融租赁公司需更好提供大型科技设备、精密仪器等融资租赁服务,降低科技企业生产成本。同时,可发挥金融机构在资产定价、创造流动性、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专业优势,让无形的专利权获得市场公允价值,让研发风险、市场风险等变得可分割可分担,可通过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使企业获取长期相对低成本的稳定资金,可通过投贷联动、内保外贷使科技企业提升流动性规模,也可通过套期保值、开立信用证等方式让科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金融基础设施自主化道路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体系的底层支撑,包括为金融活动提供支付、清算、结算或记录的软硬件系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承载的信息集中、响应瞬时、涉及多方,是金融与科技结合的重要表现,一旦金融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将会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甚至对于经济运行产生冲击,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用于金融领域的高端芯片、存储、数据库等产品还需进一步自主可控,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等国际结算方面的话语权和独立支付系统开发方面还有差距,在金融业IT核心技术安全可控标准建设和风险防范方面还需加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依靠自主创新、坚持安全可控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唯一道路。金融体系需比以往更加重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增强紧迫性和责任意识,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企业要制定完善金融安全规划,尽快投入资源,加强科技支撑,将安全要素嵌入业务发展的每个环节,融入企业建设的各个方面。

(编辑  宋斌斌)



* 陈赜,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我国的工业遗产是传承优秀工业文化的载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从几乎空白的基础起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

新中国工业遗产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工业遗产,它们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是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精神财富。

新中国工业遗产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重要内容是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工业化的道路与模式,总结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的经验与规律,最终走上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史学者武力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当时的内外条件,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现代化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又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经济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前后相继、不断探索的过程,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割裂历史,要分析历史演变的趋势、逻辑,理解不同时期不同探索的合理性与时代性。工业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沉淀的动态变迁过程,工业遗产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创新需要积累,作为创新主体与创新平台的工业企业尤其需要积累与传承。一些工业企业成长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百年老店”,这些企业本身就构成一种国家层面的工业遗产,是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见证。与此同时,工业创新的动态变迁意味着技术不断迭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沉浮、产业因资源重新配置而迁移,由此既导致企业内部出现旧机器、旧厂房,又可能导致企业整体丧失工业生产的功能,留下的旧机器、旧厂房、旧厂区都属于工业遗产,凝结着岁月沧桑。从工业经济与工业发展的角度说,前一种工业遗产可以称为生产态工业遗产,意指其仍在执行工业生产的基本职能;后一种工业遗产可以被称为沉积态工业遗产,意指其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工业生产功能,但其整体或部分物质设施仍得以保留,在创新浪潮冲刷过后沉积于原址。这两种工业遗产各具其价值。生产态工业遗产因其技术底蕴等仍然构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力量,沉积态工业遗产则寄托了重要的社会情感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福州古厝》作的序中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他同时指出,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是辩证统一的:“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应加大保护名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的投入,而名城保护好了,就能够加大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无论是生产态工业遗产还是沉积态工业遗产,其所包含的工业精神与工业文化,都超越了单纯的有形物件,是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

工业遗产的分类是一个难题,无论从时间、行业还是地域角度分类,均有其局限性。不过,相较于其它分类标准,时间分类总体上较为简便,大体上也能契合工业史与工业遗产的价值。结合工业遗产自身的时代价值与突出特色,中国工业遗产按企业创办时间或遗产形成时间可以大致划分为:中国传统手工业遗产、晚清洋务企业遗产、近代民族工业遗产、近代外资工业遗产、“156”项工程工业遗产、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改革开放工业遗产。这8类工业遗产中,晚清洋务企业遗产、“156”项工程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等类型因具有强烈的国家主导性而较易识别与理解,其它类型则基本按照时间与性质两种标准相结合进行划分。其中需要特别解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是指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遗产,即除去“156”项工程企业与三线建设企业后,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保留下来的各类工业遗产,其种类和层次较为多样。例如,武汉的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利用了武汉铜材厂的老厂房,武汉铜材厂诞生于1958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武汉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遗址又得到开发利用,属于典型的散落于中国各工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被工信部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福建安溪茶厂建于1952年,在中国乌龙茶的工业化与出口方面长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济南第二机床厂的历史可追溯至1937年日本人建立的兵工厂,为日本侵略中国生产武器,核心业务与企业精神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将其归入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更为妥当。

新中国工业遗产是新中国工业史的具象化,见证了党领导下中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大变强的演化历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两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是国家记忆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工业遗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且与近代中国各种政权、势力、派别、团体所尝试的现代化方案都不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崛起的道路。新中国工业遗产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从纵向上看,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尽管给中国的现代化留下了一些遗产,但总体而言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经济史学者彭南生指出,近代中国的各种工业化模式都遭遇了挫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民族的独立才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国家推动工业化必须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正好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逐渐形成了重工业为基础的结构特点。重工业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技术等要素,这些都是传统农业国所稀缺的。然而,重工业不仅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设备、动力等基本条件,也是国防安全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威胁和封锁,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这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展开提供了框架性的保障。新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以学习苏联经验和接受苏联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基础,不过并没有盲目照搬苏联发展模式,而是始终依据国情来调整和优化我国的战略规划,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在新中国工业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156”项工程,以及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均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高度为中国经济奠定发展基础的重大意义。例如,被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北京电子管厂,创立于1956年,是“156”项工程苏联援建项目之一,是新中国以国家力量汇集资源打造的工业企业,大幅缩小了中国与世界电子工业技术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后,以北京电子管厂的技术力量为基础整合形成的企业京东方,经过不懈奋斗,成长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标杆之一。因此,北京电子管厂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化战略的高瞻远瞩。

从横向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都有一个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作为铺垫,在这一阶段里,对外扩张并夺取殖民地是一种基本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也不会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靠侵略来发展,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被外部势力搅局而难以发展的困境,都表明强大的国防是独立自主工业化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长期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打下的现代化国防基础,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够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新中国工业发展中,其特殊重要性均指向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与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意义。从产业上看,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尤其能体现新中国工业遗产在现代化层面的价值。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起始于军事工业,在20世纪初,江南造船厂、汉阳兵工厂等企业已经能制造军舰、枪炮等武器装备,一些工厂甚至能少量组装简易的飞机。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援助下,我国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经济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这是中国有别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大特色。随着时代变迁,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的一些企业进行了搬迁,留下了沉积态工业遗产,其中部分工业遗产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青海原子城、重庆816工程遗址、宝鸡红光沟航天六院旧址等。这些具有爱国教育意义的新中国工业遗产,从一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新中国工业遗产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新中国工业遗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见证,就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后发展国家要推进现代化,通常需要一些发展条件支撑,但这些发展条件又是发展本身的产物,于是,后发展国家常常陷入“发展需要发展条件而发展条件又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国家之力打造重工业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这一难题,为改革开放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以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工业化向纵深拓展。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任市场与资本去主导工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国家与市场共同促进工业化。

现代化要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

新中国工业遗产包含大量国防工业遗产或与军事相关的工业遗产,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经济维度的现代化,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新中国工业遗产所彰显的战略逻辑与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底线思维是一致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以“两弹一星”精神等为自主创新的动力,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成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以红色工业文化支持高质量发展

工业发展需要一定的精神动力,这些精神动力可以统称为工业文化,后者既构成了无形的工业遗产,又在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部分。从工业化的角度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一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技术链与价值链的体系中向上攀登,去摘取“工业皇冠”上一颗又一颗“明珠”,体现出勇于攀登的志气,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新中国工业遗产展现的就是一部中国工业的攀登史。如中信重工传承的焦裕禄精神、大庆油田承载的铁人精神、核工业与航天工业遗产凝结的“两弹一星”精神、运十飞机所铭刻的中国大飞机“永不放弃”的精神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先辈们要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实现各种复杂工业产品的从无到有,这与今天我们在霸权国家“卡脖子”状态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情境是相似的,都需要一种精神动力去打破桎梏。因此,挖掘、总结与传承这些红色工业文化,作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新中国工业遗产给予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与财富。

(编辑  宋斌斌)



* 严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黄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我生于1940年,我们这一代欧洲人,对美国的印象十分正面。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美国电影、美国音乐包括爵士乐、格伦·米勒、贝西伯爵、艾灵顿公爵、本尼·古德曼、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可口可乐、自由、民主,这些都使我们对美国文化印象深刻。

美国的冷战思维不断升级

事情走向不对劲是有一些信号的。朝鲜战争本可起到让美国人民警醒的作用,可惜被美国政府包装成一场“正义战争”,接下来又发生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受到国际上的批评颇多,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在苏联解体的历史性时刻,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彻底暴露无遗:它施行破坏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与斯大林做斗争,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做斗争。苏联解体后,美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已站上历史巅峰,“历史的终结”终于达成,其他国家很快就会效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当然了,这都将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

2003年,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克服了“越战综合征”,从此以后,海外作战成为美国的一种“嗜好”。美国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海外作战当然胜券在握。1945年,美国击败日本,但也仅限空中和海上作战,而非陆地作战。美国拥有强大的核力量,但日本拥有强悍的陆战军队。为了避免派遣步兵登陆亚洲,美国通过投下原子弹,“轻松”地结束了二战。但是二战后,美国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遭遇了失败,这些战争大多数都是侵略性的。

这样的结果是,冷战思维不断升级,世界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中,经济战、政变、秘密军事行动愈发频繁,甚至还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美国有史以来已经多次并且至今依然如此行事,其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极度自信,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态度对待敌人和盟友。

一直以来,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总是带着这样一种目的:保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声称这是整个国际体系“皈依”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后维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途径。

破除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其著作《编年史》中曾说过,想要对某个事件进行公正的叙述,就要摒弃情绪化,不带任何同情或偏见。若不首先破除普遍存在的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我们就很难客观公正地理解和分析中美关系。

概括而言,思是对事件、社会现象或人进行简化后的呈现,且至少部分基于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因此思是谎话、幻象、乌托邦;但当这些迷思被不断重复表达,就有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影响社会生活,塑造个人和集体行为,并且促使现有权力体系合法化。它可以是一些人对一系列的“普世价值”的表达,有可能欲将其强加于其他群体、民族或国家之上。

当我们试图界定思是对现实的部分否定还是完全否定时,可能会进入一种困境。而要在“中美是否民主”这一标准上进行定义,复杂程度更甚。首先,迷思本身可能暗含褒贬态度,如“美国是民主国家”暗含褒扬,而“中国是独裁政权”则含贬义。但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那些思与现实之间充斥着西方目光短浅的意识形态批判。

美国和欧洲共有的迷思

最危险的迷思:华人来了!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伴随着其科学、技术以及军事的发展。美西方认识到,中国市场广阔,有很大的贸易与投资空间,中国发展有很大空间,这也引起了一种新的恐惧,一种“中国威胁论”舆论兴起。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打破自己一手塑造的世界秩序,而它是美国全球主导权的基础。对美国建制派来说,美国丧失全球主导权是最大的威胁。

自从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也就是18世纪末以来,其对可能阻挡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威胁一直心存恐惧,包括对待印第安人。当然,“印第安人威胁论”也是一种思,实际上是对历史进行了粗暴篡改。对于这些美洲大陆原住民来说,土地被残酷侵占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拥有如此坚定的意志,能够在“文明的入侵者”面前以“野蛮人的方式”进行战斗。19世纪,美国移民继续侵占原住民土地,将他们驱逐出家园,一直到1890年美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完成了对西部的征服。

在“印第安人威胁论”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威胁论,所指向的不外乎是阻挡了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西班牙、墨西哥(请不要忘却阿拉莫之战!)、古巴、德国、苏联、日本、朝鲜、越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以及中国等。美国却颠倒因果,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归咎于对方。

美国善于挑唆“他者”,这种手段的使用愈发频繁,美国或其盟友通过各种挑衅手段让一些“他者”陷入极其有限的抉择境地:要么接受美国的条件,要么以一种所谓“国际社会”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回应。例如,对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一些西方国家做如下描述:1950625日,“朝鲜入侵韩国”。这是一个有相关记录且被一些西方国家认可的描述,而且它也让美国能够从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授权,带领一支国际军队开展针对朝鲜的战争。然而,孤立的事件要洞悉其全部的意义,就要将其置于历史的全景下。实际上,整个冲突事件的开端是韩国军队在美军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国际社会在美国游说的压力之下选择了忽略那些事实。

西方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为自身以及世界创造了许多理念与价值。然而,在此文明指引下的西方世界的行为却称不上崇高:那里有古罗马的斗竞技,有十字军东征,有宗教法庭;它还抹杀美洲原住民文明,以非洲奴隶贸易开垦西方种植园经济,以非人的方式对待这些奴隶,为西方帝国的经济发展服务。还侵占过非洲、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殖民和帝国侵略;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数百万人死去或流离失所!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和美国轮流统治世界,直至不久前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

西方和世界的这种关系让很多西方人确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西方的文化都要优于其他文化;西方有更好的政府、经济、军事和法律体系,更融洽的社会关系,甚至有一个更好的神。西方已经将世界清空,并填入了自己的形象。不过到了中国,这一切都被打破,西方人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文明更加悠久、文化更加丰富的世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减贫近8亿人,让4.5亿中产阶层人口获得了发展,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进步,也让中国真正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而在取得这一切成就的过程中,中国完全没有走西方对外侵略或征服别的民族的老路,并限制了自身对邻国使用武力的行为。中国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一些新价值观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既有别于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有别于西方的意识形态。

普世价值与自由主义的迷思

自由主义在西方被视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普世价值”。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该这种“普世价值”为行为准则,而且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实现理想民主的最佳意识形态基础。

在美国,民主仍然以精英民主或财阀统治的形式继续存在,西方自由主义将这一姿态投射到整个国际体系当中。美国人民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而是优越的;另外,还认为他们拥有“民主体制”,因而有权利并且有义务领导和统治全世界。

自由主义的践行者势必要求将自由主义运用于政治和经济组织。政治体制中的自由意味着平等,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致力于在同等程度上满足每一位公民的需求。而经济体制中的自由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追求资本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

二战后,19474月,一群自由主义学者在瑞士蒙特勒小镇山顶的度假胜地相聚,并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建立起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当时整个西方世界正着手打造劳资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终于爆发了,随着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和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上台,新自由主义学派终于成为主流。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国家的职责应仅限于维护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由于市场以竞争机制为基础,因此会自发实现经济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按照这样的逻辑,改善公共管理的最佳方式就应该是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市场化”,即完全撤销对市场的管控(如税收和反垄断政策),促进竞争。政府除了制定维持市场正常运作的资本规则以外,其他行为都应该市场化,包括执行社会政策。

显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目标就是将经济从政府干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解除资本受到的限制。这样一来,意识形态的大门就此打开,这种广泛的私有化,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形式被接受,对所有领域的管控包括最重要的金融领域的管控被解除。

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得以在现实中落地,最有力的两大武器也得到了强化,它们分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两者拥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基础,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两者推行的都是同样性质的政策改革。然而,直到发达国家希腊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破产,才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发展中行不通。此前,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给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事实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强大的毁灭力,它们不仅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也毁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生活。如果一个国家不按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制定其政策,就会落入被美西方强势推动并剥夺自主发展权利的悲惨命运。这场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仍持续到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的做法是按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暂停键。在他任内,美国退出了TPP,并无限期推迟TTIP的协商,而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在他之前的历任总统也都采取过这种做法。

随后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席卷全球,揭露了全球去管制化的负面后果,美西方大型产业的外移导致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其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海外,却发现自己愈发依赖于主要竞争对手。零部件在中国生产、最终成品在美国组装的流程存在着中断的风险。这又产生了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美国已经丧失了长期以来能够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能力。一个全新的多极世界已然到来,2021年初,拜登总统接,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对手。

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海内外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手段宣传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等价值观。参与其中的有:美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广播电视公司,以及其他主流媒体;美国国际开发署,所谓的“美国文化中心”等政府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致力于在全球范围支持民主机构发展的非营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些实际上接受政府资助,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不仅如此,美国还开始招收海外学生到美国高校学习,以便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美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使其获得一种普适性和完美无瑕性。直至今日,美国仍不断宣扬这些价值观,希望以此为美国所推行的某些外交政策正名,尤其是武器禁运、政变、为盟国培训军队、为“反独裁者”提供武器、利用特种部队进行非公开军事行动,甚至是发动公开战争。

美国式民主有着诸多被诟病之处。例如,金钱在政治角斗场上的作用过于强大,尤其在选举和立法过程中,有些人将其视为赤裸裸的腐败;利益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越来越多。所谓美国民主只是徒有虚名,多个事例已经证明,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奉行”的价值观。即便美国式民主有诸多缺点,许多美国精英依然相信,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接受美国的领导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然而,在202116日“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后,也许一切都变了。许多媒体将这场骚乱定义为“暴动”,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对选举结果公正性的大肆质疑。如今在全球面前,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扬言要树立民主典范的说服力已大打折扣。

2016年,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美利坚合众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随后,他骄傲地表示,美国的部队依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战部队。

美国对其价值观优越性的信念让其认为自己有领导世界的能力。美国不仅决心不断获得和维持其国家力量,也视强大的国家力量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维护世界稳定性需要一个全球霸权的存在”,这是美国领导层的基本信念之一,这一信念在西方世界被普遍接受,并出现在美国政治科学教科书中。

美国拥有了领导国际自由体系之权,自然也就拥有了制定规则权,可以规定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行为。奥巴马就在多个场合中强调美国“天然的”领导权及其制定国际体系规则的权利与义务,贯彻不好就会被中国抢去先机。有不少美国学者、专家、政治家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俄罗斯也将再次成为拥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强国。面对这两项挑战,美国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很好的回应。美国学者、国防事务政府官员纳迪娅·沙德罗指出,美国曾认为,把中国拉入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当中,中国定会在美国领导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行为者”。然而事实却相反,中国和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利用自由世界的秩序规则实现自身利益。这个世界已不再是“单极世界”。

美国建制派认为,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力量都变得更强大,其威胁已然更大。更糟糕的是,中国完全依照自身的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以及自身的意愿行事,完全不遵从西方模式。目前看来,中国会长期坚持这种行为方式。如果美国领导层能认识到其过去的失败,就会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体系重新构建认知,并重新自我定位。然而,他们并没有朝这一方向迈出哪怕一小步。

2020年,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成为领导者》,标题已清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在文章中至少20次提及了世界再次重回美国领导之下的必要性。美国对中国、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政策都清晰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格和手段不同,但目标仍然不变。在拜登执政期间,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显然不会正式形成。

我还想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些美国人也认为国际体系规则应当改变,但他们认为,就算要改变也必须在美国领导下进行。换言之,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的、单极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变成一个由多个国家共同领导的多极世界。

2020年末,欧盟与中国签署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投资协议。美国大吃一惊,似乎这样的协议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中欧签署这项协议给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一记重击,美国不喜欢没有自己主导的,或自己仅作为参与方的国际协议。

世界各国当然愿意与拜登总统谈合作,但是希望他至少能尊重盟友(暂且不提竞争对手)。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希望被视为盟友而不是附属国。欧洲不希望由别人告知其利益所在以及如何保护这些利益。例如,“北溪二号”是俄罗斯和欧洲几个国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一项目以德国为终点。特朗普政府以此胁迫了欧洲多年。事实上,美国政府制裁了这一项目有关的企业,迫使项目中止,并导致其中一家瑞士企业退出了该项目。美国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防止欧洲完成该管道项目建设,而这一切背后真正的目的是:美国想以30%40%的溢价卖给欧洲天然气。说到底,美国还是要主导“游戏”规则,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并压制德国一头。

美国经常提及“再次成为领导者”恰恰说明美国仍未准备好改变其外交政策,也说明美国会继续坚持其单边的、国际社会已习惯多年的所谓“美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美国的单边主义思维已深深扎根在其领导世界的决心当中,而此时,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新世界正在崛起。

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

二战结束后,美国思想家和政治家抛出了“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观点。苏联解体后,对这一观点的宣传更是甚嚣尘上。福山所称的“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指的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最终胜利,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以美国方式实现而已。

历史分析表明,“普世价值”这一命题是不可持续的。被西方称为“普世价值”的,实际上是在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进行推广是西方单方面的、武断的决定,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在全球传播其价值观的权利甚至义务。为实现此目的,西方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战争。这种姿态完全是非历史的,它否定了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所有价值,否定了它们随着时间发展而形成的价值观。

普世价值与《世界人权宣言》

时常被自由主义者挂在嘴边的《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广大成员一致通过的一项联合国基本法,其枚举了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当践行的价值观。如果要通过援引《世界人权宣言》来证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其实无甚大用。因为至少就目前的实践而言,《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许多权利和自由主义关系不大。因此,企图以《世界人权宣言》来支撑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适性至少是适得其反的。《世界人权宣言》提到了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而这正是西方用于抨击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的专用词。不过,《世界人权宣言》提到的其他权利和价值观多数时候没有在西方民主国家获得令人满意的践行,甚至完全没有践行。

普世价值与文化认同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通过建构和再建构不断发展的。因此,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是不存在的。若真是那样,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不再只是亨廷顿所说的“不可避免的”,更是正当的。

价值观不应成为某个国家所拥有的资产,更加不应该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明,采取强迫手段进行同化,甚或更加残酷的手段。价值观应该被作为资源由任何国家、任何文明对其进行使用。文明冲突是人们对不同文化关系进行肤浅分析的结果。文化应当进行交流,而不是文明冲突。除非一个国家或文明体相信自己的文化具备了所有价值,而其他文化无可借鉴之处,不具备任何价值。

自由市场的迷思

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经常引用最受崇敬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之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们总结:自由市场就是在正常运作过程中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新自由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当只负责维护让市场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框架。

当市场运作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时,市场主导者会期待甚至要求政府进行干预,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而事实上,这些企业很可能就是这场危机的源头。历史证明,当市场规则太过于宽松,以至于无法制止主要市场行为体的有害行为时,经济危机就会降临。

不幸的是,在这两次经济危机当中,西方国家受伤最深的是穷人甚至中产阶层,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则已经失灵,存在的只是一个少数富裕人士利用政府规则的缺席,整个经济为他们服务的机制。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社会不平等导致了不少政治动乱。

民主的迷思

自由民主生根发芽的土壤有法国、英国等,这些国家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土地规模都比中国要小得多。而西方人已习惯用自己的价值评价体系和参数来解读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原则、历史经验和文化来研究中国。他们的观念是“民主原教旨主义”。

民主制度(尤其是选举程序)的另一大问题是,政党方案和政府公共政策所受的效果评价依赖于普通公民的智力水平。为获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党频繁使用宣传手段。政治家在竞选时做出种种承诺,但当选后却没有履行,因为承诺本身就是竞选宣传手段之一,或是因为其在履诺中遇到既得利益者制造的种种困境。选举后,国家并没有真正做出改变。

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主要问题:经济的干预,以及政治组织中主要组织者的干预。实际上,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下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表述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但对于由少数金融及企业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现有及未来利益,这就使得这些精英利用其权力资源,通过资助竞选、控制媒体信息、制定政治纲领等手段操纵竞选,并且在民主选举制度以外通过持续的投资,尤其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塑造人们对决策过程的认知。这样一来,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凌驾于政体运作之上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负面的结果。

美国建制派认为,世界应该由他们来主导,并认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是唯一有效的。如果中小规模国家想抵抗这种方式,就会迎来经济和/或军事打压。如果一个国家在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与美国实力相当,并且企图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就会被当作对美国主导权的根本威胁。21世纪初以来,不少国家已变得足够强大以至有能力改变国际体系结构。这导致美国制定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如经济战等进行打压。

虽然美国声称“媒体自由”存在,但大多数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都是由大企业和亿万富翁操控,而他们就是经济体制精英阶层的成员,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些媒体并不能对具有统治权的精英阶层进行公正、有效的监督。

西方国家不具备真正的民主制度的主要特征。真正主导其政治组织和政策的是大资本及其在权力关系中的拥有者和使用者。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财阀统治。

西方模式已失去了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举个例子,一位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学者汪晖早在2009年就提出,中国不应该通过模仿西方的民主模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为“全球现已陷入民主危机,这个危机和市场化、全球化紧密相连”。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特殊利益对国家机器的强力渗透早已有之。”中国代表了一种“新型国际主义观”,在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遭遇全面危机和质疑的当下,这样的探索在全球层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编辑 季节)



¨ 本文摘编自保罗·乌里奥著《谁是世界的威胁——从历史的终结到帝国的终结》,季节摘编。


 

解读中俄关系,首先要从分析俄罗斯对外战略入手。回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源流,我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能从脱颖而出、成为陆上强国,是因为其文明得到了飞跃式发展,而这个文明源流即具有东方文明属性的东罗马文明。以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要求全民受洗、东罗马帝国的大量书籍被翻译成斯拉夫语为标志,俄罗斯对东罗马文化的全盘接受,同时也奠定了其文明根基和文化自信。东正教对俄罗斯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催生了帝国思想,激发了其领土扩张欲望,二是教化民众,塑造了道德、文化和民俗。因此,俄罗斯保持了小亚细亚文明的东方属性,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国家。

俄罗斯历史上存在两轮大规模西化。第一次是彼得大帝时期(1682-1725)开始的表层西化。彼得大帝没有看到西方民主表象下的集权,也未能改变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运行的深层东方逻辑。这轮西化与俄罗斯封建的集权文化和东正教格格不入,造成了社会分层并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十月革命终结了第一轮西化,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前夕开启了第二轮西化。第二轮西化只是学习了西方制度的皮毛,却未涉及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外部资本势力强行介入,社会分层之中下层民众并不买账,激发了一股强大的反西化逆向力。

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随着其西化进程潮起潮落,不断地调整和演化。原先,长期主导俄罗斯对外战略思想的是主张融入西方文明的大西洋主义。在经历美国一系列的“双重标准”和遏制措施后,普京总统对大西洋主义进行了微调,试图将融入西方文明的重点由加强俄美关系变为加强俄欧关系,提出了“大欧洲”计划。然而,乌克兰危机标志着俄罗斯和西方的结构性矛盾激化,主张发展独特欧亚文明的欧亚主义取代大西洋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战略的主流思潮。

当前,俄罗斯对西方不再抱有幻想,决定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并使自己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一个独特的欧亚文明大国,因此它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全面的和根本性的调整。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传统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实力主义和扩张思想;二是宽广的战略视野和敏锐的战略前瞻性;三是安全利益优先,以安全利益保卫发展利益;四是战略目标的设定经常超出战略能力。影响俄罗斯对外战略制定的现实因素主要有: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新型混合战争,使乌克兰危机演变为混合战、持久战、消耗战;俄罗斯作为军事大国、能源大国和粮食大国,并拥有爱国心和抗压能力极强的国民,具有同美西方长期战略博弈的底气。

身处革命性的变革时代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的俄罗斯更加重视安全利益,并把外交视为实施安全战略的手段。俄罗斯对外战略进行了六方面的安全部署:一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重点消除周边地区冲突隐患。二是改善外交环境,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打击反俄活动,加强南南合作和与盟国及伙伴的安全合作。三是维护国防安全,加强与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加强维护本国和盟国安全的军事手段。四是维护经济安全,对不友好国家滥用世界经济垄断权及对俄进行制裁限制予以反制。将经济合作重点转向对俄采取建设性和中立政策的国家。五是维护信息安全,加强俄在世界信息和人文空间中的地位。六是维护其他安全利益,确保在西方科技封锁下实现科技突破。保障俄在世界海洋、空域和外层空间的利益。

俄罗斯的新外交战略将外国分为“建设性国家”“中立国家”和“不友好国家”,并依照国家关系和地缘特征划出四层结构:第一层是“近邻”,其是俄作为“欧亚文明大国”的核心区。第二层是以中印为主的欧亚大陆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其是俄罗斯打造倚陆向海的欧亚陆权板块的中心区。第三层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其是俄罗斯国际关系合作网的延伸区。第四层是欧洲国家和美英等“盎格鲁-鲁撒克逊国家。俄罗斯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放在外交排序最后,对其采取积极防御和战略博弈措施,强调现在对与美发展互利关系不感兴趣,只愿和平共存,并达成利益平衡’”。俄罗斯未将欧洲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并列,认为其终将脱离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反轨道,谋求成为多极世界一极。

基于以上四层地缘战略结构的认识,俄罗斯外交战略提出:一是打造“倚陆向海”的陆权板块。二是“转向东方”、“面向南方”,联合俄外交优先顺序前三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托“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打造国际反霸新殖民主义统一战线。三是利用欧美矛盾,有打有拉、不惧对抗、争取合作。

俄罗斯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主要有三个努力方向:第一是平等互信,推动文明的交流互鉴;第二是战略联盟,携手应对霸权势力;第三是深度合作,推进中俄经济一体化。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会遵循三大历史逻辑,即睦邻友好、平等互利、战略协作。中俄将在反霸权、推动多极化的共识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首先是加强战略沟通,增加战略默契;其二是全面深化经济合作,激活陆权板块。中俄媒体和智库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夯实中俄战略协作的理念基础和民意基础。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为作者在第六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主题发言。

* 王晓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制度型开放是既涉及国内改革,又涉及对外开放的全局性举措,需要各有关方面共同协调实施。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我体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是制度现代化,实现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实行制度型开放。

 

实现制度型开放是与WTO等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原则与条件

WTO马拉喀什宣言的绪言指出:参加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124个政府和欧洲共同体“决心通过使各自的经济融入建立在开放的市场导向政策及乌拉圭回合协议和决心所列各项承诺基础上的世界贸易体制,以巩固乌拉圭回合的成功结果”。这表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实行中国对外开放的制度基础,也是WTO国际通行规则体系的制度根基。

WTO作为国际贸易组织,其规则背后是一系列所有成员必须共同恪守的重要的价值原则,各成员只有信守这些原则,才可能履行其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承诺。基于市场经济机制,WTO规则体系中逐步形成了各成员在对外开放中的非歧视、开放、互惠、公平、透明等原则。

WTO 160多个成员中,只有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党对经济工作发挥全面领导作用;第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第三、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也是美西方等国家和一些WTO成员对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异认识不清,并且在衡量标准上产生严重分歧的主要原因。由于WTO对各个成员的经济体制具备什么条件才是实行市场经济尚形成具体标准,美西方国家利用这一特点,以区域性国际规则安排替代多边性国际规则,企图将我国排斥出一些重要的区域性国际规则体系。

2017年开始,美、日、欧盟连续发表了8个联合声明,其中20185月的第三次联合声明提出七项市场导向条件。[1] 2020220美国向WTO提交了《市场导向条件之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其中提出八项市场导向条件。[2] 我国尚未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体制应具备什么条件。分析美、日、欧盟提出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各成员有可能在三个条件上形成共识:(1)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市场主体,各类市场主体应具有平等的市场地位;(2)政府基于竞争中性政策的基础地位实施对经济的管理;(3)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健全法律体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三项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本质体现。

基于前述分析,各成员对外开放应遵循的五项原则与各成员经济体制具备的三项市场导向条件,应当构成各成员须遵循的开放的市场导向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

尽管我国是WTO成员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只要不违反市场经济体制的五项原则和三项条件,在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竞争中性方面深化国家经济监管体制改革;在政策、法律、规章透明度方面深化法治改革,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能够实现国内外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

 

实现制度型开放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一)WTO等相关国际通行规则中关于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与条件,以及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改革的相关政策

GATT关贸总协定第1条和第2条明确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这项待遇构成了非歧视原则的核心内容。CPTPP第十七章17.4条同样规定了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的内容。这些规定的本质都在于明确了各经济体各类市场主体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要从制度和法律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十四五”规划第四十章第一节明确提出:外商投资在市场准入前和准入后都应该享有非歧视的国民待遇,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确认内外资企业市场地位平等,关键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地位要平等。“十四五”规划第十九章第四节同样明确指出:“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简称“二平三公”)。”最近中央再次强调,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措施,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

(二)规范可能存在的违反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有关规则。

1994自《公司法》生效之日起,《公司法》成为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适用的一般法。但国家针对国有企业颁布了全面、系统的特别法,主要内容包括:国有企业综合性规定、国有企业产权登记、国有企业资产交易和产权转让、国有企业资产评估、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国有企业投资、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内部治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与监督等等。这些特别法规赋予了国有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概括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赋予国有企业特殊使命,即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第二、规定了国有资产可以在国有企业之间无偿划转,形成了国有企业特殊产权结构第三、规定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制,重大的资产交易、产权转让、资产评估、清产核资、企业改制等事项的最终决定权实质上归于国资委。第四、规定了国有企业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以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第五、赋予国有企业主要业务布局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因此,要在立法上实现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地位平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尽量促使民营企业享有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

(三)不违反市场主体的市场地位平等原则与条件,国有企业应该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

1.深化改革国有企业特殊使命的实现方法

国有企业承担着不同于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的特殊企业使命。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特殊使命,从实现市场主体平等以及实现方式两方面进行深化改革。将国有企业这一特殊使命与各类企业都应承担的ESG合规责任统一协调起来。在国有企业特殊使命的实现方式方面,应该尽量采取法治的方法。以颁布相关法律的方式,引导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起,共同努力实现这一使命。

2.深化改革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促使各类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产权结构。

《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举管理者等权利。”《公司法》第三、四条的规定构成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与企业股东之间共同适用的产权结构。目前,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结构是完全依据公司法规定形成的。应该通过深化改革,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保证各类市场主体享有平等产权保护。

3.深化改革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制度

建议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统称为“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立法上一般称“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越来越重视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逐步将“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随着“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如果能将“民营企业”名称从立法上改为与“国有企业”相同的“民有企业”,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人们改变思想意识,促使民营企业在产权方面与国有企业一样,受到平等的保护,有利于完善“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的相关立法。

 

实现制度型开放需要在竞争中性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根据OECD编撰的《竞争中立:维持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竞争中性是指在经济市场中运行的任何实体均不存在不当竞争优势或劣势”,“政府必须确保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公平竞争”。 OECD进一步论述了实现竞争中性必须奠定的“八大基石”[3]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国家如何在对经济的监管过程中依靠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贯彻竞争中性,具有很大挑战性,国家需要对经济监管体制深化改革。

正确区别国家对国民经济和国资国企两类不同性质的管理行为

1.通过主体承担不同的管理任务区别两类管理行为

国家“十四五”规划第六篇第十九章第一节中指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推动国有经济……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以上内容简称“三做一支撑”)。

“三做一支撑”的任务涉及国有企业、国资委、国民经济管理部门三类主体,但三类主体在“三做一支撑”中的管理任务应当是不同的,需要正确区别。第一,“三做一支撑”企业经营任务应当由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公平竞争的方式承担。《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主营业务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有企业归类为商业类企业,意在促使这类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方式实现“三做一支撑”的战略任务。第二,“三做一支撑”的战略性任务应当由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通过监管职能引导国有企业实现“三做一支撑”战略性任务。第三,国民经济管理机构可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促使“三做一支撑”战略性任务的完成。

2.通过颁布不同的法律法规区别两类管理行为

国资委应主要依据《公司法》等企业法律规范对国资国企进行监督管理,关于国资国企的相关特别规定应尽量由国资委颁布。国务院各经济管理部门主要是依据国家为宏观调节和规范经济活动而制定各类经济法律规范对国民经济进行监督管理。除非确有必要,应尽量避免由国民经济管理部门颁布只适用于国企而不适用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

国资委要正确履行对国企监督管理

20159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科学界定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关键。

1.健全国资委对国企国资的监管体制

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对国有企业享有财产权主要是财产收益权,其它占有、使用、处分三项财产权属于国有企业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对国有企业享有的管理权除对国有独立企业有权独立行使外,对其他形式的国有参股、控股企业、国资委都只能作为公司股东,与其他股东一样按股权份额通过股东会、董事会间接行使。

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往往发生难以依据《公司法》科学界定对国有企业监管边界的问题。例如,每个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企业享有的独立法人财产,其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属于企业经营管理权范围内的事项。国资委基于每一个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建立严格追责制度,实际上难以操作,超越了国资委享有的资产收益权的边界,而且按市场经济规律也是很难做到的,往往成为掣肘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健全国资委对国企的监管体制

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重点,应该从对每个国有企业的微观管理,转为更加注重作为全部国有资本的监督管理,促成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并进一步通过对国有资本的统一监管,使得国有资本整体上保值增值。

 

实现制度型开放需要在政策法律规章透明度方面深化法治改革

法律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应该具有可预期性。为了保障国际规则的可预期性, WTOCPTPP都形成了透明度原则。透明度原则一般包括层含义:第一,要求国际协定、协议各成员的各种现行政策法规应该及时公布、为成员有效知晓;第二,要求各成员公正、统一地实施上述的有关政策法规。

我国法律规则体系中的法律渊源大体包括:第一,作为法律行为规则制定依据及本质体现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根据我国《立法法》,法律渊源中并不包括党和国家的政策,但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国家制定各项法律渊源的依据,是法律渊源的“灵魂”,本文仍将其作为法律渊源之一予以分析。第二,作为行为规则在全国或地方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第三,作为对法律法规补充规范的部门和地方规章。第四,作为对法律法规及规章在司法体系中如何适用做出解释的司法解释等。为了符合透明原则,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改革:

(一)将一些重要经济领域中以政策、规章为主的适用体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导的适用体系

规章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为执行法律、法规,需要制定的,或属于其行政部门、区域具体行政管理事项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立法法》对法律、法规、规章都有明确、严格的立法程序规定。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由于国家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改革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探索。因此,在一些重要领域里以指导性、原则性、号召性的政策和具有灵活性的规章为主是比较适合匹配的做法。上述做法的弊端较为明显:第一、相关政策规则缺乏公开、透明,缺乏可预见性问题产生。第二、政策和规章常常替代法律,直接成为适用的行为准则,违反《立法法》的规定。第三、政策和规章效力有时高于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由于政策和规章常常更适应变化中的现实情况,法律法规的效力必然会受到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政策、规章为主导的法律渊源体系的弊病愈来愈突出,已经难以适应法治化发展的需求因此客观上需要向以法律法规为主导的适用体系转变,这样才能逐步提高规则的预期性,不违反透明度原则。

(二)依法加强法律法规的效力,以统一、公正实施的法律体系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目前,前述四种法律渊源各自在其适用范围内实施,实施过程中常常产生不协调、不统一的问题,由此加大了国内行业或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壁垒。为了化解矛盾和消除壁垒,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必须依法加强法律法规的效力,建立统一、公正实施的法律体系:第一,党和国家政策体现人民性,是其他三类法律渊源的灵魂,具有指导性、原则性、号召性,但应在法治化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地转变为法律法规。第二,全国性和地方性法律法规是体现党和国家政策最直接的方式,应当成为指导人们行为最基本的行为规则。第三、部门和地方规章在各自行政权限范围内对法律法规的实施作出补充规定,司法解释对法律法规及规章在司法中如何适用做出解释,二者均不能超越法律法规授权范围,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只有严格确定各类法律渊源的法律效力,才能形成统一、公正的法律实施体系,建立统一大市场,不违反透明原则。

综上所述,从经济全球化发展角度看,各经济体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主动对标WTO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五项原则和三项条件,深化我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衔接,是中央推动的全局性、基础性的治国理政重大举措,对于实现我国制度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编辑  季节)



* 田予,律师,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1] 七项条件是:1. 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价格、成本、投入、采购和销售;2.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做出投资决定;3.资本、劳动、技术及其他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4.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做出企业的资本分配或影响资本分配的决策;5.企业遵守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包括独立核算;6.企业遵守公司法、破产法和私有财产法;7.企业做出上述决策时不受政府重大干预。参见 构建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accessed 21 July 2023

[2] 八项市场导向条件是:1.企业依照市场信号自由决定贸易活动;2.自由决定投资;3.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价格;4.自由进行资本配置;5.采用国际认可会计标准;6.受制于市场导向的有效私法制度;7.自由获取赖以决策的信息;8.排除显著政府干预。参见 构建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3] 竞争中立的八大基石指政府在寻求获得竞争中立时应解决的问题,具体包括:1)精简国有企业运作模式;2)核算特定职能的成本;3)获得商业回报率;4)会计中立; 5)税收中立; 6)监管中立;7)债务中立;8)政府采购非歧视。



普惠贸易对市场的影响

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1.大企业小型化,适应消费市场变化

在普惠贸易趋势下,平台的集中作用使得市场的有效性得到提升,加之市场信息对称使得企业无须进行跨境投资便可以进行全球套利。同时,全球市场变化速度越来越快,消费者需求个性化的趋势以及产品升级日趋频繁的特征,促使靠近消费端的大企业不断走向小型化趋势。大企业小型化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企业小型化意味着组织越来越扁平化、管理层级越来越少,有利于加快企业创新的步伐。当组织机构的模式越来越集中化时,产品线上营销、服务、研发、风控和结算都是集中的,此时企业适应或创新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企业做一个新产品,需要所有这些集中管理的部门来做协调,层级数越多,协调难度就越大,灵活度就会降低,互联网时代下所需要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就会减少。另一方面,企业小型化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感知市场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借助互联网平台,买卖双方可以直接有效地互动沟通,可以更精准、快速地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2.平台经济赋能,推动世界市场形成

普惠贸易“买全球、卖全球”的贸易特征让中小微企业可以将产品卖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消费者也可以买到任何地方的产品。在普惠贸易趋势的带动下,市场的距离越来越小,产品的可得性大大增强,推动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将没有内贸外贸之分。

在普惠贸易的背景下,众多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可以借助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大大降低,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出现,改善了交易条件,帮助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借助互联网平台,更直接地接触世界市场,实现贸易便利化和“货通天下”的愿景。

1 普惠贸易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对产业分工的影响

1.分工更加细化、多样化在普惠贸易时代,借助互联网平台,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得以扩宽,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而消费者基于搜索引擎能够便捷、准确地搜索到自己想要的产品,原先需求极低的长尾商品获取更多买卖机会。

长尾效应可以将大量冷门商品汇聚,得到与热门商品匹敌的利润空间。因此,产品生产将更加细分化和多样化,生产者只要在产品生产的某一细小方面拥有其他竞争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就可以找到市场,促使产业分工精细化。此外,长尾效应刺激了更多个性化的需求,引发产品本身的特殊定制,促使生产模式向个性化转变。

2.以平台为中心的产业横向协作新格局愈加显现跨境电子商务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对纵向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上游的一些原材料供应企业,仍将维持集中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传统生产模式,产品生产仍围绕着一个核心的大企业进行。产业链下游接近消费端的企业,企业规模将不断变小,基于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平台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企业的横向选择余地变大,借助平台参与社会化分工与协作,众多的小企业增强了经济共享能力,以平台为中心的产业横向协作新格局会愈加显现。

2 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形成过程

 

对市场参与主体的影响

1.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在全球经济低迷、生产过剩的背景下,传统的B2C商业范式的生产模式陷入困境,互联网的跨境电子商务具有“在线化、数据化”的特征和优势,大大削减了产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生产端和消费端的联系更加紧密,一种新的消费者驱动的商业模式——C2B模式应运而生。C2B模式体现了“客户定义价值”的核心理念,生产者通过个性化营销捕捉个性化、碎片化的需求,利用大数据驱动柔性化的供应链,以便对市场需求做出快速的反应,借助平台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端的建议与评价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通过买家评价、买家秀、社区体验分享以及社交网络推荐,不但影响着其他消费者的购物决策,也推动了价值链上游的生产商及相关产业不断改善服务,满足消费端的要求,使得买家在贸易关系中越来越具有话语权。

2.生产者价值链升级平台经济的发展使生产端到消费端所经过的中间环节越来越少,生产者可以直接接触到消费者,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更加注重品牌定位和产品开发。在普惠贸易时代初期,中小微企业出口的商品存在着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企业被迫降低价格陷入低价竞争,利润被压低。竞争压力促使中小微企业走向品牌化的道路,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品牌化一方面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把控,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品牌的诞生发展与壮大。生产者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产品开发创新上。随着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特别是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出现,生产者借助平台的一站式服务直接与消费者进行联系,必须回归到产品生产本身,因为在客户定义价值的时代,产品和服务只有满足特定用户的需求才有存在的意义。这将促使生产者基于消费者和市场动态需求,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产品开发研制环节,推动中小微企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3.贸易中间商转型升级普惠贸易时代,国际贸易的渠道更加扁平化,对传统的贸易中间商造成了一定的挑战。面对来自跨境电商平台的挑战,传统的贸易中间商提供的服务在原先链状模式下的角色已经变化,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重新定位,企业将重心向营销、市场调研、咨询和培训等方向转变。以市场营销为例,传统的贸易中间商可以运用更加精准、高效、快捷的营销方式,将企业的产品和平台推向市场,更加注重内容营销和大数据营销。在大数据营销方面,贸易中间商可以依托大数据平台,分析消费者的喜好和购买习惯,甚至做到“比消费者自己更了解自己”;大数据营销通过传播趋势分析、内容特征分析、互动用户分析、产品属性分布等提升品牌传播的有效性,基于数据分析改善用户体验。

普惠贸易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在降低贸易门槛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此处延续贸易门的划分标准,从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三个阶段把普惠贸易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分为几个部分。

3 普惠贸易时代面临的挑战

交易前面临挑战

1.学习障碍1)国际贸易经验缺乏。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对于跨境交易的了解不足,据阿里巴巴开展的中国供应商研究显示,当前我国外贸中小微企业里使用代理的比例约为55%,其中56.5%的使用原因为“不懂外贸、缺乏相应外贸操作人员”。(2)平台使用操作繁琐。跨境电商时代,中小微出口企业还需要学习平台的一系列操作流程及管理办法。

2.信用障碍1)买卖双方对线上交易的担忧和不信任。相对于传统贸易来说,跨境电商也是一个新兴事物,贸易双方对其理解还不够深刻,参与贸易的企业规模较小,不如传统贸易中的大型跨国企业有说服力。(2)各平台间的信用评价不同。目前各跨境电商平台基本都有自己的信用评价体系,以平台交易数据为基础,给账户评级。但各平台间的评价还未联通,当一个平台上的卖家想要在另一个平台上交易,其信用水平仍然是空白水平。

交易中挑战

1.隐私泄露问题1)跨境交易个人数据泄漏风险会导致消费者信任危机。普惠贸易时代,消费者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购买境外商品,交易过程中个人信息会被平台所掌握。数据泄露有可能造成账户损失。一旦消费者对平台的隐私保护机制失去信任,就可能会提供虚假信息,或拒绝使用平台。(2)数据使用创造价值,需要规范。数据已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数据可以创造价值,企业从积累的大数据中提取一些信息,数据的使用能够推动商业快速发展。对于数据交易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国内已经存在地下数据交易。这类数据通过黑客或内鬼的数据源头获得数据,其具体交易渠道主要是QQ群,并且使用暗语表达以躲避腾讯的监测。数据交易十分猖獗,但由于数据交易并未对当事人造成直接损失,所以报案、立案动力不足,故而打击力度不足。跨境数据流动带来的另外问题:是否允许收集跨境个人数据,如何搜集这些数据,谁应该拥有数据使用的权限,这些都是规则制定时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2.跨境电商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1)当前从业人员层次偏低,高端人才短缺。当前国内的跨境电商从业人员大多为客服人员和基本操作人员,缺少跨境电商营销、贸易数据分析、用户体验管理的专业型高端人才。同时,跨境电商涉及国际贸易,需要跨文化交流,沟通交流对于小语种和当地文化也有一定需求,存在人才短缺。(2)企业对于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的培养成本偏高。跨境电商涉及的业务面广,从业人员所需的知识结构驳杂,需要提高人才培训费用。

交易后挑战

1.支付挑战:拒付问题境外消费者通过投诉拒付可能使得从事跨境电商的中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出现运转难题。传统的信用卡支付条件下,持卡人拒付需要账户冻结、银行核实等一系列复杂流程,而且会在银行的信用记录系统中留下痕迹。在第三方支付保障的跨境电商交易中,境外消费者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提出投诉拒付而不影响银行信用记录,导致出口商家被投诉的概率较高。我国出口电商企业很容易因为“仿品”和“侵权”而遭遇账户被封。一旦账户被冻结,不仅周期长,同时账户内资金面临清零风险。据eBay统计,中国出口商在eBay完成的跨境交易中,投诉率为5.8%,高于全球2.5%的平均水平;在纠纷处理过程中,绝大多数裁定卖家部分退款或全额退款。

2.物流挑战普惠贸易下的跨境电商有零散化、碎片化的特征。目前新兴的“海外仓”模式从海外的仓库直接发货给当地消费者,给用户带来高效的物流体验。

1)国际小包模式存在隐患,配送时间长; 无法全程追踪国际包裹。跨境包裹的配送包括境内段和境外段两段,有些国家如美国已经不再对国际小包提供进口扫描服务,包裹入境后无法进行追踪。另外,在一些小语种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物流业不那么发达,就算拿到单号也查询不到物流信息。

2)“海外仓”问题。海外仓的首要保证就是当地的仓库及基础服务设施,而这些基建需要的资金量庞大,还要支付仓库管理劳动力成本。“海外仓”还存在一定法律风险。而海外仓是当地的一个实体企业,从海外仓将货物配送给客户的过程是一种商品买卖行为,需依法上税。

3.消费者权益保障问题跨境电商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出现的一些问题。(1)商品质量参差不齐。普惠贸易使得贸易门槛降低,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但提供的商品质量不一,境外消费者对于境内厂商的产品以及各类产品的质量差异不了解。另外,跨境电商的商品在海关清关时一般不提供原产地证书和质量检验检疫证书,消费者收到的货物无法保证质量。2)退换货服务无法实现。跨境物流由于时间长、反向物流成本高等原因难以支持卖家提供退换货服务。同时,对于卖家来说,买家的退换货相当于卖家的进口,还可能会遭到海关的查验。

4.制度挑战跨境电商与传统的外贸有很大的区别,现有监管模式与政策规则无法实现效率管理。(1)政府监管压力增大。普惠贸易的货物有小单化、多频次的特点,在海关过境时,需要提供订单信息、运单信息以及支付信息,申报繁琐。为解决跨境电商的清关问题,政府采用“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方式办理跨境电商的出入境货物申报手续。但政府对于此类交易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取,信息申报、核对的过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和资源较大。虽然很多参与跨境电商的中小微企业已经把报关退税业务外包出去,但仍然无法简化政府的信息审核流程。(2)普惠贸易催生了C2B的贸易模式,使个人能够作为贸易主体参与到国际贸易中。

普惠贸易的政策与规则框架

个人贸易主体落实

个人外贸主体的合规性早已在法律中申明,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二章第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

在实际操作中,入境清关时,货物仍按照一般货物和个人物品进行区分,对个人物品征收行邮税。其他物品按照一般货物入境,境内消费者无法随心所欲地购买世界各地的商品。

相较而言,西方国家对于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问题历来比较重视,视之为外贸制度的基础,并且都做出了比较宽松的规定,在其外贸法中规定自然人、法人及合伙企业都能自由获得对外自由贸易权。

推行低值货物免税

目前,中国对于进口货物清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货物形式纳入海关贸易统计,以一般货物形式进行清关;另一种是按个人物品入境,自行申报,由海关收取行邮税。中小跨境电商的贸易额度较小,大多是通过个人物品入境来实现货物进出口。

在个人贸易主体的推动下,货物区分从一般货物和个人物品标准转为按照货物价值来区别,分为低值货物和高价值货物。中小微企业贸易商品多为低值货物,其免税政策可以减少中小微企业的赋税,降低其运营成本,给中小微企业减负。其他国家低值货物免税的上限额度,主要是根据中小微企业的贸易规模以及对本地产品的保护程度来参考制定的,这也是推动普惠贸易发展的一种有效做法。

目前中国海关已实行新的政策,低值货物免税政策已经推行,该政策的推行不仅是对中小微企业的利好消息,对政府来说同样如此。低值货物可以快速清关,减轻了政府监管的压力,有利于促进政府高效。

PPP贸易监管(三级标题)

个人外贸主体的落实,实际上是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政府难以掌握消费者个人的具体交易数据,对于外贸数据的统计以及海关的清关监管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平台掌握着原始的交易数据,如果有这些交易数据的支持,政府的监管将变得很容易。

PPP模式是政府与私人部门间进行协同合作,为提供某种公共物品或服务,政府将部分权利赋予私人部门,双方形成一种合作关系。比如阿里一达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就是一个典型的可以作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的窗口。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建立一站式平台,为跨境电商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覆盖供应链的两端。平台同政府合作,海关、质检、税务部门与平台系统连接。政府将部分监管职能赋予平台,比如海关和税务部门的单据申报及报税,可实现一站式申报,大大提高监管效率;而平台将监管的数据与政府共享,以便出现问题事后追查。

发达国家也采用PPP模式,只是名字不同,在其他国家叫网络的增值服务商,很多国家靠私营部门来进行。PPP模式体现出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政府监管不可能诸方面亲力亲为,在海关、商检、外汇管理等方面,政府监管存在许多难题,而平台的大数据信息化管理能极大地提升监管效率,政府把部分监管的权力下放给平台就能极大促进跨境电商商品的通关效率,推动普惠贸易的发展。

4 政策作用机制

 

eWTP平台建设

未来的普惠贸易以平台为载体,实现中小微企业的线上交易,平台的作用毋庸置疑。2016年,马云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了“eWTP”的概念,旨在构建一个全球电子化交易平台。

eWTP是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一部分,政府在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过程中,话语权将逐步提升。同时,统一的电子商务规则可以使得国际监管协作更加有效,推行“单边关检,单边放行”提高政府监管和贸易效率。

中小微企业在统一的规则下,从事跨境电商的资格,在世界范围内就有了保障,其品牌可以在平台间同时推广,减少其信用成本。消费者对于卖家实力的衡量也能用统一的标准,能够更好地识别劣质卖家及欺诈行为。

推动eWTP平台建设,还要从平台推广、平台维护和平台治理三方面着手。重视平台的治理,就是规范和鼓励平台的国际化发展。国家层面应该依据《电子商务法》建立平台治理的责任主体和权威机构,完善从平台规则、行业自律到政府监管的多层次治理体系和制度机制,促进形成国际性的协调合作机制。

隐私保护规则制定

普惠贸易将通过平台交易实现,交易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跨境数据流。做好隐私保护可以增强消费者对于平台的信心,平台的用户留存率也会上升。数据的加密和脱敏从技术上是可实现的,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平台在使用数据时也可以对个人信息进行脱敏处理。在未来的贸易世界,数据将会成为各方争夺的核心,对于数据的保护规则也会成为商业的核心规则。目前国际上对数据的保护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模式严格限制数据使用,如欧盟的隐私保护。1995年欧盟就开始出台隐私保护条例,2018年出台《通用数据保护规则》(GDPR),公司必须确保在默认状态下自身产品和服务尽可能少的获取和处理个人信息,还重点强调“被遗忘权”,违反规则的公司或组织将被处以4%全球营收额的罚款。相较于欧盟非常严格的数据保护政策,美国推动的APEC的数据保护规则是从行业自律的方面来进行规范。

数据的使用和保护应该兼而有之,过度严格的保护会妨碍价值创造,而过度宽松的隐私保护又会损害个人的权益。规则制定的思路就是要在管制和保护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个人权益得到保障,将促进经济腾飞。

跨境消费者权益保护

在跨境电商中,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知情权、依法求偿权容易受到损害。安全保障权主要是消费者无法控制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损坏;知情权主要是在跨境电商中,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权益损害;依法求偿权主要是在消费者受到损害时而依法享有要求获得赔偿的权利。

若平台无法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便很容易对平台失去信心,从而放弃平台贸易。如果所有的跨境电商平台都无法解决消费者权益保障的问题,那么消费者可能不再选择跨境电商的贸易方式,转向传统的线下跨境交易。跨境电商在交易过程中,达成订单时没有明确的贸易合同,只有平台上的订单信息,而且涉及不同的国家,最主要的就是平台和国际规则间的协调。

支付和物流体系建设

支付和物流是跨境电商交付阶段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支付体系能够保障买卖双方结付汇,给交易双方带来更多的信心;物流的效率关系到货物交付的消费者体验。

支付方面,跨境电商由于批量多、小单化的特点,倾向于信用卡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渠道与平台进行合作,加强支付安全保障,结合各国的外汇监管,为电商企业提供跨境结汇收汇的便捷化安全服务。

物流方面,针对跨境电商的物流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邮政改革和“海外仓”建设。“海外仓”是在目的地国家设立仓库,货物先清关后存放在仓库,订单达成后,直接从目的地国家仓库发往客户手中,能极大提高交易效率。

    普惠贸易发展的政策启示:贸易通道建设

贸易门槛的降低及市场主体多样性的增加,既产生大量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物流、关务效率、隐私数据保护、人民币使用场景限制、贸易监管等问题,不仅需要一国内部的探索和试验,也需要国家间的磋商与合作,以尽可能消除壁垒。本文提出“贸易通道”建设的设想,探索解决贸易往来中的阻碍,在这一贸易新发展格局下,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具体的贸易通道建设初步设想有以下几方面:

1.建设支付结算通路,放松离岸人民币账户的使用场景限制

中国已与多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本币合作协议,以加强国家间金融合作,扩大国家间本币使用,促进双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在人民币境外业务方面,一些国家可以在当地创建人民币账户,但无法注册淘宝、京东等国内电商平台,也无法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中国电子支付工具。而这些国家对于中国国内电商产品的需求十分旺盛,如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这些国家也存在许多线下商店支持中国电子支付方式,但仅限于中国居民。

境外非现金支付的场景限制会增加贸易成本,包括“借号交易”和汇率损失等成本。一些国家的人民币贷款业务费率和利率高,这主要源于人民币在当地使用需求有限。针对上述问题,可建设支付结算通路。

一是放松离岸人民币账户的使用场景限制。目前如柬埔寨、老挝等东盟国家对居民在本国境内开立人民币账户几乎不作限制,这为人民币在国外的使用创造较大空间。在中国与海外电商市场存在较大市场需求的背景下,政府可与电商平台、电子支付平台合作,逐步放松对离岸人民币账户的使用限制,使离岸人民币账户也能够运用于跨境电商和线下电子支付场景。

二是开设海外居民在中国境内人民币账户开立试点。在通道示范区点内开设人民币支付账户开立便利化试点,选择具有外汇经营许可的中国的银行和外资银行共同参与试点。对入境人员开户的资质限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放开,入境的国外居民可以持有效护照和签证进行开户。

推进人民币账户开立便利化措施的阻碍点主要在于开户者身份认证和资金流动监管方面。这需要在监管方式和监管技术等方面进行突破。打通相关主体身份核验数据的通路,如出入境管理局与金融企业实现数据同步,或是建立区域性的征信数据库。

在保证资金流动的合法性方面,采用银行分账核算系统,与现有的账户系统有所隔离。加强区块链、数据监测系统等的建设和运用,保持对资金流动的监控能力。另外,对资金流动的额度和转账的对象可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汇兑便利性方面,居民能够较为便利的将本币兑换为人民币存入账户中,包括在中国境内开立的人民币账户,或境外居民在本国内开立的人民币账户,并进行人民币的转账汇款。

三是支持便利化双边本币国际结算。加强中国和各国的金融合作,鼓励更多企业和个人在进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中使用本币,提高本币交易的便利性。

2.建设物流通路,打造贸易物流服务中心

随着跨境运输需求的不断增长,各方的物流合作仍有深入的空间,如进一步增强口岸承载能力和物流运力,提升国内和跨境的物流效率等。

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各国在继续增强物流干线建设外,可合作探索搭建物流信息平台,提供物流信息服务。在通道示范区内,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对接国内外的物流企业系统、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和海关信息服务平台等,促进港口、机场、铁路车站、物流园区等物流信息互通。境内运输以及出口末端或进口前端的物流信息都能够获得批准接入物流信息后台。另外,可打造物流服务交易功能。各通道节点的物流服务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或贸易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服务信息,贸易企业通过平台寻找闲置仓库,或货运代理和外贸综合服务合作伙伴,服务商也可通过平台寻找横向合作,从而充分配置运力。

3.建设数据服务通路,合作提升数字贸易能力

数字贸易的发展依赖于数字技术的支撑。数字贸易通路的建设需要不断试验并改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效率和安全性。 

各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参差不齐。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库显示,至2021年全球95%的人口在3G及以上的移动网络覆盖之下。但其中较高比重的人口未使用互联网。如非洲国家和亚太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与移动网络覆盖率之间分别存在49%37%的缺口。与此同时,如越南、俄罗斯、印度等国对于国内数据安全保障提出较为严格的政策约束。对中国企业提供的网络服务或软件服务的应用范围有保留,因而数据服务通路的建设需关注合规性问题。

一方面,依托华为、中国东信等企业的技术服务能力,助力贸易通路的数字化,实现监管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贸易企业、物流企业之间信息互联互通,提高数字贸易通路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与合作国可发起,由中外信息技术企业合资共同搭建在各节点的数字产业孵化基地。以推进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研发,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以及合作培养数字贸易人才。

4.建设人员流动通路,推动贸易人才的合作培养

在各通道示范区内,联合国内外社会培训机构,共同打造高层次国内外数字人才培训平台,健全人才吸引、培养、使用、流动和激励机制,完善发展人才的公共服务体系。吸引集聚一批知名的人才中介机构,健全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

5.建设监管通路,加强国家间贸易监管合作

中国与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实施优惠原产地证系统对接及证书互换,与东盟各国的检验检疫结果实现互换,与俄罗斯、蒙古和越南等国建立双边口岸合作机制。不过,目前口岸的合作离结果互认,以及达到联合国所述的互操作性水平还有一定距离。贸易监管通路要求各国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合作加强电子口岸建设能力,推进中国与各国口岸监管协同。特别是在检验检疫方面,加强各国间动植物疫情信息共享,推动国际动植物疫情监测合作,探索认可各国检验检疫措施的等效性。国家间可合作推动标准协调和合格评定结果互认,这将涉及长期深入的标准谈判和对接过程。

6.建设合作交流通路,打造多样化的交流合作机制

数字贸易,是在数据驱动下所产生的新型的贸易方式,因此与数据的跨境流动紧密相关。这涉及各国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需要更高层次的规则协商。因而合作交流的通路,既包括政府层面的底层规则的磋商与合作,也包括各国企业之间、行业协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定期会晤和沟通,增进信任与理解。可将“贸易通路”建设作为长期性议题,建立贸易通道建设的研究机制,共商普惠贸易和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下,贸易合作的长远规划。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202210月国家发改委委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所做课题《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新路径研究》的摘编。

* 王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APEC跨境电商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诸子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出台的背景及动向

欧盟作为最高形态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定型于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初衷在于造就经济要素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随着大举扩容以及深度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其在共同外交和防务领域中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增强。本世纪以来,欧盟的集体安全战略呈现出三个趋势:(1)安全范围逐步扩大;(2)威胁来源更加聚焦;(3)应对姿态更为激进。

200312月,欧盟发布《一个更美好世界中的安全欧洲:欧洲安全战略》,系统分析了欧盟的安全环境及面临的安全威胁,明确提出了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失败国家和有组织犯罪五类安全威胁。200812月,《欧洲安全战略实施报告》新增了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三种威胁。至此,欧盟对于外部环境的判断尚属乐观。基于俄罗斯针对格鲁吉亚及克里米亚的军事扩张、“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难民潮以及频发的极端恐怖袭击事件。20166月,欧盟发布《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全球战略报告,除传统军事和恐怖威胁外,强调了混合威胁、气候变化、经济动荡和能源安全挑战,并首次将来自外部的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视为欧盟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之一。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欧盟不断调整其对于威胁的认知,并不断强化对“混合威胁”的重视。自2016年以来,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综合应对混合威胁的联合框架,旨在提高欧盟对各种威胁性态势的感知能力,积极加强欧盟及其成员国内部社会关键部门的韧性,有效提升其预防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同时深化与美国、北约和七国集团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协调和合作。[1]20206月,欧盟正式启动战略罗盘Strategic Compass)项目,以构建强有力的安全和防务为目标,对欧洲面临的战略环境、潜在威胁及其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同年11月,欧盟情报和形势中心、欧盟军事参谋部情报处和各国情报部门共同完成了《欧盟威胁分析》报告,明确了经济竞争、资源依赖、移民压力和军事力量是欧盟面临的主要威胁,并概述了国家和民间实体如何利用信息操纵、恐怖主义和破坏性技术等非常规或混合战术对欧盟安全构成的危害。

20223月,欧盟正式发布《战略罗盘》计划文件,针对乌克兰危机提出了“传统军事威胁的回归”问题,同时再次强调了混合威胁的影响。在欧盟的定义中,混合威胁具有多维特征,除常规军事活动和恐怖袭击之外,还包含特别武装行动、干预选举和政治进程、经济胁迫、电子和网络攻击等手段,尤其注重这些手段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在欧盟看来,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升级不仅使欧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而且面临地缘政治的直接威胁;新冠疫情暴露了欧洲各国经济社会对外部依赖的脆弱性。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于,欧盟开始更加明确地从价值观和治理模式的层面上重新审视其战略选择,重构价值链及供应链,旨在减少其对“不可靠国家”的依赖。2023620日,为加强欧洲竞争力和供应链多样化,保护欧盟的经济安全,欧盟委员会与欧盟高级代表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联合声明。

该《战略》于2023330日提出。虽然只字未提中国,但追溯其起草过程中所考虑的关键矿产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并结合欧盟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言论,在多项倡议和战略举措的态度中对中欧关系走向均体现出实质性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有必要减少欧盟对中国的依赖。418日,她在欧盟会上再次强调欧盟必须制定一套“连贯的、独特的”对华战略,平衡双边关系,以“经济去风险化”为宗旨。并重申欧盟需平衡与中国的关系,降低对华依赖、降低对华关系中一些“重要且敏感领域”的风险,但称之为“避险”而非“脱钩”。

519日,冯德莱恩在日本举办的G7峰会上更加明确提出,“欧洲的安全与印太地区安全是不可分割的”“非法使用武力是不能容忍的,在乌克兰不能容忍,在印太地区也不能容忍”。这一切说明,欧盟已从自身安全的关切迅速延伸到印太地区盟友的安全防务问题,并将矛头直指中国。

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及目标

《战略》指出,疫情、俄乌战争、敌对经济行动、网络和基础设施攻击、外国干涉和虚假信息与加剧的地缘冲突暴露了欧洲各国社会、经济和企业固有的风险和脆弱性,因此急需优化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以加强欧洲各国的经济韧性,确保欧洲持续技术优势和全球竞争力,引导供应链的多元化。该报告强调欧盟委员会、各成员国以及私营部门的共同合作,针对四个关键领域提出了一套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包括:(1)包括能源在内的供应链韧性风险;(2)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和网络安全风险;(3)与技术安全和技术泄露相关的风险;(4)经济依附或经济胁迫的武器化风险。

为减轻已确定的风险,该《战略》提出了三管齐下的方法,即3P措施:

1)提升自身竞争力(Promoting)。通过巩固欧盟统一市场,加强供应链韧性;加大人力资本与技能开发力度,培育如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智能工业、清洁能源或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研究、技术和工业基础,增加多样化的供应来源和出口市场,从而提高欧盟的竞争力;

2)防范经济安全风险(Protecting)。通过一系列现有的政策和工具(如贸易防御、外国补贴、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等)来保护欧盟的经济安全,并考虑运用新的政策和工具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差距,限制对欧洲和全球经济的任何负面的意外溢出效应;

3)广泛构建伙伴关系Partnering)。鉴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欧盟致力于以诚信透明的方式与具有共同利益和意愿的国家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以广泛推动自由贸易协定为主线,加强基于国际规则的经济秩序和多边结构。该报告特别提出更加紧密地加强与G7国家的合作,其次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提出将印度纳入TTC框架。

此外,报告还列举了未来欧盟拟促进实施的11项新举措:(1)与成员国共同制定评估影响欧盟经济安全风险的框架,包括建立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清单,并评估其风险,以制定适当的缓解措施;(2与私营部门进行结构性对话,以形成对经济安全的共识,并鼓励私营部门根据对经济安全的关切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管理;(3)进一步支持欧盟的技术主权和欧盟价值链的韧性,包括通过欧洲战略技术平台StrategicTechnologies for Europe Platform, STEP)开发关键技术;(4)审核《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以加强对扭曲市场行为的管控;(5)探索针对性举措,支持军民两用技术研发;(6)全面落实欧盟对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管制规制,并提出保障其有效性和效率的建议;(7)与成员国一起审查对外投资潜在的安全风险,并据此于2023年底前提出倡议;(8)提出改进基础研究领域的安全措施,确保现有工具得到系统和严格实施,并查明和弥补任何漏洞;(9)精准运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工具来增强欧盟经济安全,包括混合和网络外交工具箱和外国信息操纵与干扰(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FIMI工具箱;(10)指示欧盟单一情报分析能力(Single IntelligenceAnalysis Capacity, SIAC专门监测对欧盟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11)确保欧盟经济安全的保护并促进其充分融入欧盟的对外行动中,加强与第三国在经济安全问题上的合作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要点及趋势

传统的经济安全政策是防御性的,主要是针对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贸易和投资,如武器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实施进出口管制、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等。而当前美国、日本、欧盟等经济安全政策的发展态势愈发呈现进攻性的特征,突出强调了经济的安全性和韧性,确保其经济能够抵御外部冲击和第三国经济政策的要挟,在维护自身供应链的同时加强风险预警以及先发制人的制裁手段。

下表展示了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针对欧盟、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经济安全政策的对比结果。能够看出,欧盟在出口管制和数据保护与空间安全领域一直保持着较为严格和审慎的态度,新的战略文件并不存在针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的情形。但值得注意的是,《战略》中对于外商投资审查、对外投资监管、反胁迫政策以及供应链韧性等政策的强化均表明,欧盟单边经济安全措施的数量和强度正在快速增加,旨在从维护供应链韧性、防范和应对经济胁迫等角度加强全方位的制度化建设。

 

1 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安全措施强度

资料来源: Merics, From opportunity to risk: The changing economic securitypolicies vis-à-vis China, Feb22,2023. https://merics.org/en/report/opportunity-risk-changing-economic-security-policies-vis-vis-china.

 

追求经济联系多样化,加强供应链韧性。2021年,欧盟升级了其工业战略,并对包括原材料和半导体在内的6个战略性领域的对外依赖程度进行了第一轮深度审查。2022年,欧盟委员会对稀土、镁、太阳能光伏板、网络安全等5个领域进行了第二次深度评估,并指出存在对中国的战略性依赖。近期,欧盟正在筹备一系列立法,包括《关键原材料法》、《欧洲芯片法》、《净零工业法》,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对供应链去风险化、制造业回流等方面作出的努力。欧盟认识到,无论在境内境外,经贸伙伴多样化是解决其供应链风险的现实路径,尽管当前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升级经济安全工具以应对经济胁迫,减少经济依赖。欧盟对全球化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贸合作伙伴相互依赖不一定会带来共同繁荣与和平稳定,国家之间有可能利用经济的依赖关系向对方施加“武器化”的胁迫,因此有必要基于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审视经贸伙伴的“可靠性”。以俄罗斯就能源供应对欧洲各国进行经济胁迫为导火索,6月初,欧盟议会和理事会就反胁迫措施达成最终政治协议。

外商投资审查机制方面,自202010月以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对超过1000起外商投资(FDI)交易进行了审查,并准备于2023年底提交审查机制的修订建议。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被炸事件为欧盟各国敲响了警钟,引发了欧盟各国对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高度重视。欧盟通过了《关键实体韧性指令》(Directive on the Resilience of Critical Entities)和《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修订指令》(Revised Directive on the Security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ystem),以加强包括能源、交通、卫生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和食品等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和数字韧性,确保欧盟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反应。为了增加5G网络的安全性和韧性,欧盟2020年出台了5G网络安全工具箱,以识别高风险供应商,进而禁止或限制其进入5G网络;20236月,欧盟发布该工具箱第二份报告,显示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10个对其移动网络运营商限制或禁止高风险供应商进入5G网络作出了义务性规定。

关键新兴技术加速涌现,针对军民两用技术扩大限制范围。鉴于一系列新兴技术的潜在军事用途,俄乌冲突和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促使欧盟高度重视新兴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欧盟委员会将于20239月前提出一份可供理事会采用的两用技术风险评估清单,以加强对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

欧盟在其经济安全政策上采取的是不针对具体某一国的方式,其优先事项不在于防御或遏制中国,而是采取新的措施弥补国家安全传统路线的不足,以确保欧盟的繁荣、主权和安全。但需要警惕的是,在贸易和投资政策中,欧盟安全和避险政策的设置正在向美国看齐,经济发展和安全保护之间的重合度也越来越高。原本负责经济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正试图渗透到安全领域。展望未来,在经济安全与开放之间、在成员国单边政策与多边经济安全政策之间、在跨大西洋国家之间以及欧盟和其他边缘盟友之间,欧盟将如何进行平衡协调,建立怎样的工作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3》显示,部分欧盟企业已将其部分在华投资转移至海外,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营商环境政治化加剧。由于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约有12%的受访企业已采取实际行动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同时超过20%的受访企业正在考虑或已经决定将在华投资项目转移到其他市场,其中东盟成为转移投资目的地的首选,其次则是重返欧洲。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大趋势下,考虑到中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市场的规模性以及综合的成本优势,以及其自身的转移成本,大多数欧盟企业一方面着手制定分散风险的供应链策略,并进行跬步试探,另一方面更加密切关注中欧关系的走向以及中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中国能够实际落地的政策导向。

欧盟将经济与安全挂钩,泛用“混合威胁”概念,意在针对新的形势变化重塑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定位。欧盟报告指出,欧盟未来会运用传统和新生政策工具,通过加强针对外国补贴和外国直接投资审查,特别针对军民两用相关技术和商品加大出口控制等进行贸易防御,以应对经济领域的混合威胁。可以预见,欧盟未来的战略细则,将对关键技术领域出台技术限制清单,以防范具有军事意义的关键技术发生外溢,例如量子计算、人工智能、6G、生物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技术限制清单和入境投资严格审查双管齐下,会对中欧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会对双边技术交流形成新的壁垒。

欧盟在华企业的表现

今年2月份,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欧盟企业在华建议书2022/2023》指出,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建议书》以20221月至8月的数据为基础,总结出导致中国市场可预测性、可靠性及效率下降的五大因素:(1)国有企业改革停滞,政策制定经常“拍脑袋”;(2)疫情防控政策不够灵活,执行不一致;(3)多样性降低,知识交流的机会稀少;(4)商业的政治化色彩日益浓厚;(5)供应链战略正在发生转变。20232月至3月初,中国欧盟商会开展的《商业信心调查2023》显示,多数欧盟企业仍然持观望态度。64%的受访企业表示在华经营难度有所增加,创下历史新高,面对日益增长的风险和愈发动荡的经营环境,欧盟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华投资规模。虽然鲜有企业彻底撤离中国,但将中国视为未来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受访企业同比减少13个百分点,降至55%,为历史最低。(见图1、图2



图片来源:《商业信心调查2023》,中国欧盟商会。https://europeanchamber.oss-cn-beijing.aliyuncs.com/upload/documents/documents/_2023[1124].pdf

1 10%的受访企业将总部迁出中国大陆

 

欧盟在华企业的投资外迁动机并非简单基于中国大陆劳动成本上涨,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来源于三方面:(1)中国经济趋冷环境;(2)地缘紧张局势;(3)商业政治化及市场壁垒。

 


图片来源:《商业信心调查2023》,中国欧盟商会。https://europeanchamber.oss-cn-beijing.aliyuncs.com/upload/documents/documents/_2023[1124].pdf

2  欧盟企业在华投资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占比36%)成为欧盟企业在华投资面临的最大挑战,反映出欧盟企业对中国经济所面临阻力高度担忧。市场准入和监管障碍仍然普遍存在,持续拖累商业信心,62%的受访企业称2022年曾由于这些障碍而错失商机,同比增加20%。政治因素持续影响商业经营。近六成(59%,同比增长9个百分点)的受访企业表示,过去12个月中,中国营商环境政治化加剧;超过四分之一(26%)的受访企业面临客户需求日益政治化带来的挑战。此外,俄乌冲突促使很多企业重新审视中国市场,更多企业认真考虑其业务是否或将如何受到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

与欧盟官方所关注的供应链韧性相对应,在经营层面上,欧盟企业同样重视通过供应链的本地化和多样化提高业务韧性。过去两年中,四分之三的受访企业重新评估了自身的供应链战略,主要考虑因素包括:(1)供应链韧性(64%);(2)地缘政治因素(31%);(3)东道国政策影响,如“内循环”产业政策(24%)。不少企业在华供应链与世界其他地区脱钩:12%已将部分供应链移出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其中欧洲(44%)、东盟(36%)和印度(31%)为主要受益者。

随着欧盟企业在中国商业信心降至历史最低点,他们对中国大陆不同地区经营环境也有自己的评价。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示范区和试验区,欧盟企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乐观情绪虽有下降,不过多数企业仍表达留在华南地区拓展业务的意愿。中国欧盟商会在华南地区的调查显示,有44%的受访企业对大湾区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情绪(比去年的58%下降14%),77%的受访企业表示有兴趣在华南地区拓展业务,97%的公司确认将留在华南地区。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欧盟企业在华南地区的投资以制造业为主,而高昂迁移成本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其外迁的决策。

尽管挑战重重,但中国自身仍存在其不可替代的优势。63%的受访企业表示,如果能消除市场和监管障碍,将愿意增加在华投资;在服务贸易等领域,中欧关系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如果中国能进一步落实经济改革,推进制度型开放,打造对本国和外国私营企业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中国将获益匪浅。与此同时,欧盟企业在脱碳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只要给予公平的机会,就有可能成为助力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72%的受访企业正在推进碳中和,其中51%的企业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的应对策略

1.以既定的“三原则”应对《欧盟安全战略》。欧盟在三个维度上定义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角色,即“需要寻求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寻求技术领先的经济竞争者,推动替代治理模式的制度竞争对手。”在519G7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欧盟总结了5点对华政策方针:(1)特别是在健康、数字和清洁技术领域,加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降低在稀土、电池和制药成分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2)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减少因中国非市场做法而导致的贸易逆差;(3)加大敏感的高科技领域对华出口或投资控制;(4)呼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反对通过武力改变台海现状;(5)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创造一个替代一带一路的方案。

中国领导层在中欧关系上确立了富有建设性的“三原则”,中欧“互尊互信,求同存异;互利互惠,平等协商;互鉴互荣,取长补短”,旨在引导大国关系进入相向而行的轨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进步。以此为指引,我国应在坚决捍卫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国际规则履行大国责任,扩大与欧盟可能的合作空间,同时开展公平竞争。短期内,供应链的外移会造成中国产业供应链稳定性冲击,但在中长期,低端制造业的迁出,国外高技术制造业回流,将会倒逼中国产业格局的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中国应做好主动迎接转变的准备。应避免走上欧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空心化的老路,注意把控好产业链外迁的限度,同时留住优质产业链在国内,加大投入建设优质的创新产业链,在维护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和全面的基础上,促进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出口产品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变。

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顺应趋势加强区域价值链建设,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国内企业为依托,重视重点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关键前沿技术的研发,借鉴德国等先进国家“产学研”良性互动关系,重点布局建设技术创新中心和产研院,依靠技术革新对产业链进行全面改造,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欧美等国技术管制造成的卡脖子问题,避免技术清单出台带来的影响,同时加强自身优势技术的领先地位,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行业标准,通过区域价值链进行标准输出,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助力构建双循环格局,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抓住机遇找到破局之道。

2.加强沟通,扩大共识。中欧作为现今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两大力量,其合作收益远大于对立竞争。2019年欧盟出台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将双边关系定位由单一性转变为多面性,即中国既是欧盟的合作伙伴,又是经济技术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仍然将合作排在首位。但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增加了欧盟对自身安全保障的忧虑,使之更加注重提高自身经济安全及供应链韧性。

强行断链对于中欧的影响都将是灾难性的,欧盟内部的意见也难以统一。德国与法国被普遍视为欧洲经济的核心引擎,两国对华态度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欧盟对华政策的制定。2022年底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以后,德法领导人先后访华;20235月中国高层在德法邀请下对欧洲进行访问,受到欧盟企业代表的热烈欢迎。中德、中法互动频频,充分证明各方都有强烈意愿加强沟通协调、推进互利合作。在《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发布前夕,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德国政府不应当将所有对华出口都置于监管之下,但也应避免对中国过度依赖。

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发表演讲,表达不要过度依赖美国,欧洲需要自己保护自己的观点。两国元首同时表态,体现出欧盟想要获取战略自主性的观点。当前欧盟在军事上过于依赖美国、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这在原本和平繁荣的时期并未成为欧盟各国的担忧,但经历了新冠疫情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欧盟意识到自身在经济和军事安全上都不能做到战略自主的愿景,因此提出相关安全战略政策是在欧盟面临危机时的正常自保与自救反应。鉴于此,中国也应站在客观角度,克制过度反应,淡化《欧盟安全战略》对我国的刻意针对性,同时借鉴欧盟的政策方针提出自身应对“混合威胁”的政策框架,在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中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可能面临的风险,抓住危机中的机遇,在全新的国际格局尚未定型之际抢先立于高地,贯彻“双循环”格局,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中完成制度型开放目标,为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3.对照欧盟企业关切,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欧盟安全战略》的出台预示着其成员国之间的对外政策更加协调一致;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加深了欧美之间的合作与联动。这意味着,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各个击破,或者在欧美之间以厚此薄彼的经济手段进行外交“打牌”的空间将日趋狭窄。欧盟企业所反映的问题及其诉求,对于所有市场主体在内,均具有普遍代表性,因此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提振市场信心,最根本的策略仍然是切实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

4.针对欧盟投资外迁,倒逼我国高质量发展。短期内,欧盟企业策动的投资外迁会对我国传统的产业供应链造成一定冲击,但在中长期,低端制造业的外迁一方面会创造“腾笼换鸟”的机遇,为我国引进高端产业腾出空间;另一方面,这将倒逼我国企业加速产业升级,加快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步伐。为此,我国需要做好主动迎接这一转变的准备,增加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并促进人才和研发成果与产业的对接。在外资撤离的空档期,增强我国民营企业的信心有利于弥补外资外迁造成的供应链缺位。为吸取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空心化的教训,我国应注意掌握产业链外迁的限度,以更优渥的条件留住产业链上的优质国内外龙头企业。

5.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顺应趋势加强区域价值链建设。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通过自贸协定升级、深化RCEP贸易及投资便利化,并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CPTPP,对于我国当前形势下巩固区域价值链供应链具有特殊意义。

(编辑  季节)



* 刘宝成,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陈星光、包卡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博士生。

[1] 欧阳洛奇.欧盟安全议程中的“混合威胁”问题[J].国际论坛,2023,25(03):93-113+158-159.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重要形式,也是巩固党的理论建设成果的基本方式,更是党的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这里,“人民民主”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识性概念。

(一)

“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马克思指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

在实践上,“人民民主”开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但由于苏联长期以来不正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精英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过强,以至于后来逐渐形成了脱离基层人民、高高在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致使“人民民主”形同虚设,并在苏联的改旗易帜中失败。

然而,“人民民主”在苏联的失败,无法也不能等同于“人民民主”本身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国家持续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坚定不移地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并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丰富、充实、完善“人民民主”理论和概念的内涵,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理论的标志性概念。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列宁十分精准地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在帝国主义所构建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仅仅是“客体”而非“主体”,东方国家的存在,也被资本主义国家当作发展其文明与文化的“肥料”。基于这种认知,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中国内部的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求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它的革命逻辑是“民众的大联合”。信仰人民,依靠人民,组织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不二的政治选择。这是新中国致力于“人民民主”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最深厚基础。

“民主”,相当长时期以来都被人们作为国家对于公共领域治理的理想追求。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化的理论和产生这个这一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状况,民主主要被限制于政治的领域,并以所谓“人人都是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为理论根据。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的平等仅仅被限制在政治领域里,而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却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之中,这种所谓政治平等的理念无异于一种对大众的欺骗和维护统治阶级实现政治垄断的意识形态说辞。如果民主主要或者仅仅被体现于政治上的民主,这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以政治民主为名,行政治垄断之实的政治欺骗。因此,民主的发展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羁绊,必须向真正体现人民立场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向“人民民主”的方向发展。其实际的要求就是:民主不应该被限制于政治的领域,民主应该成为支配社会公共生活全部领域的基本原则。而社会公共生活绝对不仅仅限于政治的领域,还全面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人民参与其中的领域中。换言之,它应该是涉及全体民众公共生活的全部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民民主应该是社会公共生活全领域的人民民主

实现这样的民主,唯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尤其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才是可能的。经济民主的合法性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赋予,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民主要求,由于社会主义消除了这些领域主要以私营为主的状况才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我们可以说,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内生互构”关系。“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等说法,正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体两面”的同一性概念。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都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的一种崭新要求和主张。两者之间不仅有着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更有着实质上的根本区别

(二)

人民民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周恩来同志有过一个专门说明。他说:“有一个定义需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区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派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造以前,他们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他们遵守国民义务。”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人民”是由诸多复杂的爱国民主阶级、阶层和个人构成的,它是一个“非同质性”的概念;二是“人民”与“国民”是有明确区别的,基本根据在于:国民的资格一般随着人的出生和国别而获得。“人民”的资格则主要根据于政治认同的状况。只有那些对于人民国家和代表人民国家的政权持有正向的、积极的认同立场的国民,才具备成为人民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就是一个表征国民政治认同的政治性范畴

这个区分的最直接意义在于确保人民政权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得以有效防范敌对人群的消极政治行为。其逻辑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一脉相承。中山先生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但是,“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三)

民主的本来意义来自人民是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政治预设,所谓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就是它的集中表达。依据这一精神,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强调民主不仅仅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还应该让“人人起来负责”。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深刻思想。他说:“(教科书)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还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在“人民民主”中,人民是主体,不是客体。“人人起来负责”,必须落实于人民实际地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这个社会公共事务,不仅包括政治事务,更包括公共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与生态等事务。因此,“人民民主”并非那种每隔几年让选民在不同政治集团中选择政治统治者的游戏,而是要体现“人人起来负责”,参与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公共事务全领域的实际管理。从这一意义上看,相对于那种把民主局限于几年一次让选民参与选择政治统治者的游戏,“人民民主”不仅是对于“精英史观”的否定,也是对于民主内涵的革命性突破。我们在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还需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公共事务“全领域人民民主”,这是对“人民民主”概念内涵较为完整的揭示。

(四)

“人民民主”只能产生于“人民政权”的体制下。没有人民政权,就没有人民民主。人民实际上是由各爱国民主阶级和分子所组成的,它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在“人民政权”之下,“非同质性”的人民共同拥有在“人民政权”之下,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创造出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公共空间,是人民民主实现的基本内容。所以,“人民民主”是一种不同于彼此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进行竞争、博弈,以寻求“彼此相互代替”的“政党政治”的崭新的政治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生成,随着夺取政权、建立起人民政权,从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入新中国的建设才能够生成,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就必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的社会生活主题,以利于不断在“非同质性”的人民中,创造彼此之间协同、合力的机制,从而及时地消除人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民之间的大联合、大团结,从而推动新中国走向民族持续复兴之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不是人民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竞争、博弈,更不是寻求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替”,而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下,努力消除不同阶级、阶层的“小圈子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主张,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这里的逻辑,全然不同于西方通行的竞争性、博弈性民主的逻辑。可以说,“人民民主是一种实现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与分子之间的协同、合力的新型民主

(五)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周恩来也指出:“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他还说:“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只是便于剥削阶级政党间互相争夺,互相妥协,共同分赃的制度。……我们却是长期合作,不是彼此互相交替。”以寻求“彼此相互交替”为目的的政治,一切都是博弈的手段和方式。从根本上看,“协商民主”不可能属于以寻求执政权的“彼此相互交替”为根本目的的“政党政治”的基本政治方式,而是属于以寻求人民中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为目的的“人民民主”的内在政治形式。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既是“人民民主”的体现,也是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

(六)

卢梭认为,“众意与公意之间往往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公意只考虑公共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私利”。“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不在于它所得的票数,而在于其间有使人们结合起来的公共的利益”。卢梭的公意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得到积极回应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谴责推崇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的意识形态,批评资产阶级的人权主张,从来“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他指出,“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继续鼓吹这种人权就是对于民族的堕落性背叛。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自觉地以民族、国家的救亡与复兴为旗帜,并一贯以“人民的公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作为政治主张的基本依据。新中国不断建构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与理论,必须也只能以“人民的公意”作为它的基本前提。如果罔顾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分子在不同时期对于各自利益的特殊关注,或者失去对于不同阶级、阶层与个人利益的合理平衡,“公意”就有可能成为罔顾人民实际利益诉求的幌子而导致政治危机。所以,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必须认真地平衡好社会“公意”与“众意”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公意”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的体现。失去这一关注与追求,政治就会陷入机会主义而危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因此,“人民的公意”是推进“人民民主”的根本基础。如果由此而失却对于不同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照顾与平衡,政治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健康发展。所谓“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人民的公意”的同时,认真地平衡地实现“众意”的要求。从这一意义上看,任何把“人民民主”与平衡好“公意”和“众意”关系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准确地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确保“人民民主”顺利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政治思维和应有实践路径。

(七)

从逻辑与实践上看,西方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性、博弈性民主有其历史根据和进步意义,它结束了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屈从于一个人的统治的历史,而这个人行使统治权的合法性就在于他或她的出生的政治过程。马克思曾经调侃过这种政治:马生下来就是马,国王生下来就是国王,两者的根据均无异于自然的出生。然而,任何竞争、博弈即使有着形式上的平等规则,实际上都只能是社会统治阶级与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在社会不同阶级和等级的人们处于财富上、文化上和精神上都极不平等的条件下,尤其在社会存在着庞大的贫困、弱势人群的条件下,任何所谓政治上的竞争、博弈,实质上都只能是社会强势阶层对于公共权力的操纵和垄断,而且必然带来全社会持续不断的对抗和撕裂。“人民民主”的意义在于力图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性缺憾和种种羁绊,努力探索全面实现人民主权的途径,扭转民主即是内耗与撕裂的消极局面。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尽管有过曲折与蹉跎,但它在中国结束了政治即是政客之间恶斗、分赃的黑暗历史,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消极状态,确立了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牢固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并通过“人民民主”的不断建设,汇集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正朝气蓬勃地前行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上。

总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国情,活将克思主义政治原则中国化的一种探索与创造。它不仅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以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竞争、博弈为特质的旧式民主的崭新政治形态,而且不断以其新的实践开创出中国日益风清气爽的政治局面,创造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欣欣向荣的气象。“人民民主”因此应该成为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识性概念。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形态,我们对它的探索、丰富、完善和建设永远在路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方面,拥有足够的自信和足够的清醒,都是十分必要的。

(编辑  宋斌斌)



* 徐俊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10月版,第31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10月版,第316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月第一版,第732-733页。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月版,第266-267页。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2月版,第267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390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28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387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311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月第一版,第693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月第一版,第703页。

《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理》,商务印书馆,20114月版,第33页。

《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理》,商务印书馆,20114月版,第36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12月版,第42页。

 

最近几年,学术界许多人都在热议70多年美国前总统科技顾问范内瓦·布什提交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被认为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其核心观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科学的价值无可替代,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无法确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健康、繁荣和安全;第二,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的方向。

大工具、大数据、大合作是当今科研主导性方向

毫无疑问,范内瓦布什的报告深刻影响了美国战后的科技政策。但是,当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好奇心驱动”的时候,还有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背景和信息。一是范内瓦·布什本人是位工程师,而且一生将此引以为荣。就在呈送这份报告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对一种实用设备进行了详尽预测,这就是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个人计算机。二是当时正值二战刚刚结束,大批欧洲科学家汇聚北美。此前美国的基础理论主要依赖于欧洲,诺贝尔奖的80%是欧洲人贡献的,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几乎为零,范内瓦·布什认为这个短板应当借人才之机尽快补上。三是这篇报告还有一个目标指向,就是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的过度实用化倾向,布什希望为科学家争取更大的权力,放权科学家自我管理。

总之,这个报告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政策背景下的产物,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鼓励好奇心驱动,但并非否定基础研究的目标导向,更不是否定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价值,而是期望达到某种“平衡”。实际上,布什的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变成美国的现实。特别是在科研范式上,美国科技政策尊重传统的“小科学”范式,即由科学家个人或小组提出假设,独立执行,探索式解决,但基于大工具、大数据和大合作的“大科学”范式不但没有因此退出舞台,反而越来越成为主导性方向。比较典型的有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可以认为,战后近80年来,美国科学体系既尊重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又通过大科学的组织与交叉融合,不断开辟新的“科学边疆”。

另一位与范内瓦·布什同时代和齐名的伟大科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他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并因此获得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主导分离出原子弹最为关键的原料——-235和钚,从而挽救了曼哈顿计划。美国有两座顶级国家实验室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另一个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跨学科的大科学时代,重塑了国家间科技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且帮助美国一举实现了基础科学的“弯道超车”。仅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就已培养出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回旋加速器的发明充分体现了大科学的特征。一是学科交叉渗透,物理学家、化学家、材料学家、光学家、生物学家等汇聚起来,形成了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跨学科时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就是其中一员;二是基础理论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相互促进,彼此求证,点线面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三是目标导向,有助于产业界广泛参与,同位素技术、原子核技术等都展现了令人激动的开发前景。为了解开核结构的神秘性,劳伦斯与其他科学家、工程师们合作,发明了由多个小脉冲对质子逐步加速到100万伏的加速器,其中从直线到圆形轨道,从常态到真空室,从10厘米验证到69厘米回旋加速器,每一步都是技术集成与工程实验的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项技术,以及由此发现并提纯的放射性元素——94号元素“钚”,就不可能有曼哈顿计划,就没有原子弹和今天的核能工业。

在当今尖端科学领域,古典传统小科学的局限性早已显而易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比如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缺乏大工具、大数据和跨学科融合的“小科学”很难有所作为。那种局限于书斋斗室里的个人智识,已经无法进入微观和宇观的极限世界;基于还原论的原理性突破,也无法回答整体与系统结构的功能问题。“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不但突破了“小科学”的各种局限,而且使得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科学共同体的合作性超越了个人贡献,科学英雄时代让位于科学家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二是科学成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既为社会做出贡献,又依赖于社会支持;三是科学的技术化趋势日益突出,现代科学不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型举国体制: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构建大科学组织体系

我国在基因组学领域2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也大致上反映出“小科学”与“大科学”的本质差异。当年学术界对研究路径存在明显分歧,一条是功能基因组方向,另一条是全基因组方向。最终功能基因组方向占了绝对上风,中科院、清华、北大等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声名显赫的PI,顶级的新型研究机构,大量的研究经费,都砸向了功能基因组研究。而以华大基因前身——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力推的全基因组方向几乎被完全否定,也导致多名核心成员离开体制南下深圳,独自扛起中国基因组学的另类之局。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结构决定功能是世界观的基础,没有大工具和大平台,没有学科交叉融合,没有海量的基因组大数据,基因组学研究基本上就是一条歧路。期望通过“抄近路”而捷足先登,这是反逻辑、反规律的。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的,“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

2022年年底,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已达到2.8万亿元,接近美国,成为全球第二位,是第三名日本的三倍,研发人员数量为全球第一。但是,如此巨量投入的效果究竟如何?仅从科研模式来看,目前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范式仍然还是“小科学”主导,明显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度分散。在宏观大目标下派生出大量的子课题和PI,彼此之间少有关联与协作互动,被学界称之为“切豆腐”,大豆腐切成小豆腐,小豆腐切成豆腐块、豆腐丁、豆腐泥。二是多为跟踪模仿,少有新的突破和发现。90%以上高端科研仪器设备来自国外就能说明中国科研的大致定位。三是主要产出是SCI论文。论文和由此派生出的奖励及职称等关联利益为主要目标,因而科研的目的既不是科学本身,也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更无法形成价值闭环,而是科技人员个人名利的驱动。

可以断言,这种科研小分队、“个体户”的小科学范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无科学价值,更谈不上满足国家目标的需求。

最近一些学者再提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这是一个长达几十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我认为本质上也是因为科研路径和范式的误区。第一,什么是成果?恐怕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许多文章和专利只是为了满足结题和职称评定,并不具备转化可能。第二,从成果到产品和商业模式,是一个基于特定应用与需求场景的工程化、系统化和再定义过程,本质上是要素组合的结果,而不是就科技论科技。第三,强调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遵循的仍然是从科技到产品再到商品的线型思维,与实践相去甚远。

多年前,中国科学院老院长周光召先生就曾说过:“希望对创新有一个了解,并不是发表一两篇文章,包括SCI收录的文章,或者是申请一个专利就算是完成了创新。如果发表的文章根本没有人看,专利没有人买,没有产生任何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不能叫做创新的。”

很多评价标准应该重新研究,仅用SCI排名或者是专利数多少来评判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学校,甚至一个企业对社会贡献大小是不够的,它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绝对不是充足的条件。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小科学的价值。即使在大科学体系中,自由探索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将这两条路径对立起来,要更加强调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有整体没有局部,不是科学;同样的,只有局部没有整体,也是教条的。最近国家正在一些“卡脖子”领域组建新型国家实验室,这也是打破小科学与大科学“两分法”的有益探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凝练出明确的大目标;二是打破学科壁垒;三是形成稳定支持。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再认识

美国国家实验室是举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典型。美国科研体系由国家实验室、高校和工业界共同构成,而国家实验室则是当仁不让的核心支柱和“定海神针”。美国国家实验室是二战后开始启动的,目前共有100多家,分别隶属联邦各部门,包括能源部、国防部和航空航天局等,但大多委托大学、非营利机构和私人企业运营。美国政府每年为此投入千亿美元,对实验室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美国国家实验室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家目标导向,服务于国家使命。美国的武器研制、原子能利用、太空竞赛等都是其标志性成就。二是规模宏大,包括人员、大型仪器设备、经费,都体现了国家实验室的集中性和战略重要性。三是大科学范式,以大型仪器为依托,坚持多学科大团队协作,这就是美国的举国科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催生了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成果,一大批世界顶级的科技人才,一大批引领世界的前沿科技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尤为突出。比较典型的有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以及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大飞机、载人空间站等,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关键就在于发挥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

但是,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也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其中不少被高度细分和切割。比较而言,目前美国的举国科技体制比中国更为充分、更加有效。

所谓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我国至今未能围绕具体国家目标,形成类似美国国家实验室那样的研发组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更多的是围绕课题而非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内耗,重复立项、相互封闭,许多项目的管理过程往往成为各单位的利益平衡。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需要进一步明确。可以断言,如果不进行体制和结构的变革,没有包含科学、技术和工程在内的学科间相互交叉融合的大科学组织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谓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即使基础研究也不例外。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这对于那些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几乎是致命的。同时,由于这些年来的项目管理体制比较强调所谓领军人物的身份和背景,这也使得许多单位将工作重心放在引进或“造就”学术大咖,而不是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用短期化思维处理长期性问题,结果导致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

最近中央反复强调新型举国体制,这并不是再多搞几个专项,再增加多少经费,关键是要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机制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

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向中央政府负责;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还有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参与度。科学研究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大都信奉科学无国界,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彻底打破了这一梦幻。市场也是如此,贸易政策可以迅速转化为地缘政治工具。多年前,我曾提出要把市场作为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战略资源,强调研发政策与市场政策的协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市场大量排斥中国制造、中国创新。当下的竞争态势再次警示我们,不能把市场简单理解为供求交易关系。我们迫切需要形成产学研用一盘棋的格局,除了强化科学研究本身之外,还要对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统筹规划。中国研发+中国制造+中国市场,这才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要义。

(编辑  苏歌)



* 梅永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科技部政策法规司与体制改革司原司长。


 

兼备理论力量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把正确理论的力量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结合起来,经受过长时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使理论与实践统一于一身,取得人民的充分信任与衷心爱戴。

无产阶级优秀的实践家,坚持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有着英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置身于革命的实践之中,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血肉联系,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及时提出指导运动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和公认,并享有崇高的威望。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要是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革命斗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袖。人民群众要拥戴、爱戴与捍卫自己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在谈论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时,一定不能忘记党的领袖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伟大历史活动家的作用可以比拟为滋润大地的甘露,但是甘露毕竟是由同一个大地蒸发的水蒸气构成。正如列宁所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1]

斯大林说:“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艰辛探索实践并形成了符合时代大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他们的后继者与人民群众一道,在这些伟大领袖思想和光辉实践的指引与鼓舞下,必将最终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无产阶级的领袖还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秀品格,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人类文明事业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担当重任、勇于进行斗争、勇于争取胜利。1924128,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回忆列宁时说:“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3]

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地坚持,是毛泽东特有的坚毅和自信品格的根源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掷地有声的名言、誓言,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的生动诠释。

领袖并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所谓“天才”,而是终生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顽强执着地艰辛奋斗者。1850,马克思说:“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4]列宁对领袖的自身条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5]1970831,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批评陈伯达唯心主义先验论时指出,“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6]1958310,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7]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个人迷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崇拜真理。二者不能偏废。一些年来国内又出现了对一些西方教授和崇拜西方的一些教授的迷信,这是不是在新的形势下的个人迷信呢?这种现象同样可悲,在特定条件下,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

人们的行动在历史上始终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当实现某一任务的客观历史条件一旦具备,人们的主观因素,即人民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则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还可以对群众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作这样一个综合的概括:作为社会全体群众的集合体及其活动,就是社会存在。这一社会存在的历史的推进有时是可怕的缓慢。但在这个社会的内部,却在不断地积累着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条件。有时,这一社会存在历史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则是令人意外地迅疾。

每一个社会时代的存在都需要必然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人物。由于剥削阶级的首脑与无产阶级的领袖所承担的使命不同,对他们所要求的素养则有着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的领袖所从事的是人类历史所从未有过的无比艰难又无比壮丽的事业,他们所必备的首要条件,就是自身的思想理论的修养和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意识的杰出代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反作用,并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伟大人物总结、凝练和升华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极大地丰富着人类思想的宝库。尽管伟大人物的自然生命与常人一样是有限的,但他们的思想与人类文明一道永存,并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极大地反作用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在今后国内外风云际会的激烈斗争中,必然会诞生出世界级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新的伟大创造与新的伟大发展。

 

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出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49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郑重地警示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警惕糖衣炮弹,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说到底,这就是为了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

在努力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征程上,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对我们党的建设任重道远现状的深刻认识;二是基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集团脱离、背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及其后果的预见;三是基于对杜勒斯兄弟“和平演变”战略的高度警惕。

1964714,《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在文中亲笔加了很长一段话,原文如下: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然后文章指出:“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

温室里可以栽培出艳丽的花草,但养育不出参天大树。更何况,种种大风大浪本来就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呈现之状态。人、阶级、政党和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只能使之提前或推后而已。以为哼着小曲漫步在林荫道上,就能入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无疑是庸人梦呓般的幻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前进的。所以,毛泽东高瞻远瞩又见微知著,高度重视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惨痛现实的总结。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几千年私有制的成长、壮大和完善,由于几千年私有观念的渗透、侵蚀和浸泡,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影响、引诱和引导等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要比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困难十倍、百倍乃至千倍。196812,毛泽东毅然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经过上山下乡锻炼过的知青,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65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为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4位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为57.1%。青年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干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8,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9]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艰苦环境的磨炼,对中国特有国情的认识,已经并将是他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

如何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确实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所应努力解决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课题,关涉我们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当坚决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又要坚决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科学正确的结论来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并进而部署相关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等人和毛泽东都是代表本阶级的大战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论。只不过杜勒斯兄弟等人服务的对象是世界上极少数人,毛泽东则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所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远远没有结束。

在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在国家和军队领导部门开阔视野,然后沉入基层,从县委副书记干起,历练多个岗位和多个区域,既坚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党的优良传统,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负党心、民心、军心,与一大批年轻人一起,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又更是历史之必然。

党的十八大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多年来国内外各种风浪的考验和检验,进一步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

 

比较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任期制,更加坚定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自信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期间,邓小平多次讲到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正确地选择接班人。但他反复强调的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并未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届数作出具体规定。

1982124,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所以自党的十二大以后,形成了党的总书记任期届数与国家主席的任期届数相同的惯例:往往都是连任两届共十年。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校正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是,党和国家建设中多年的积弊,并不是一个短短十年能够完全纠正和消除的。而实践已经证明,“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

20183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们党毅然打破过去的惯例,按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2021111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党的二十大在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两个确立”,明确要求全党坚定做到两个维护”,这不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经验,但从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特别是杀鸡取卵”“过度举债”“吃光分净”“污染环境”“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创新放一边,以招商引资为纲等短期行为。我们常说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一个地区或行业一任党政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人一更换,就要换一张蓝图。前任规划的蓝图有问题,当然必须进行适当调整,但前任的规划是正确的,有的后继者却不惜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各种名义进行调整。他们认为把前任蓝图接着绘,辛辛苦苦绘成了,也仅是在为别人的政绩添砖瓦。这种不正确的政绩观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最大的软实力”,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精神可以变物质。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以及现在的航天技术这些全球领先的硬实力即物质,都是由以上我们的软实力转化而来的。如果走全盘私有化之路,我国不仅不能像美国那样强大,反而会重蹈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之老路。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生产相对过剩。为了对付经济危机,他们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价格,但绝不会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垄断集团之间,便进入生死撕咬之争,绝做不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这种意义上讲,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

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宪法》一直赫然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0]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年轻、最为进步、最为文明的并正在艰难探索中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执掌着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行体制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具有出于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具有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需要具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战略策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

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特别是党的领袖的作用。早在1965,毛泽东在谈到苏联修正主义问题时明确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1]。从现在开始,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要逐步恢复毛泽东时代已实行过的老中青三结合制度,把真正信仰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即具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衷,坚持人民至上的老中青选入各级尤其是中高层领导班子,特别是要担任一把手。从一定意义上讲,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人民至上是道,;其他都是术,都是目。

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和国家今后一些年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因此,“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严肃的政治规矩,我们要毫不动摇践行两个维护”,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编辑  季节)



*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78-18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  《马克思恩斯选集》,第7卷,第62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  《列宁选集》,第1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30-3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31-3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8]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 《习近平忆延安插队:它教了我做什么》,201521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14/c1001-26566406.html

[1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1211日。

[1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我总是想起冀朝鼎。

开局

19376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4岁,周恩来39岁,策划这次访问的人是冀朝鼎,当时,他只有34岁。

1937年,远在美国的冀朝鼎介绍美国智库代表团访问延安。623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媒体、智库交流放在中美关系的首位。美国访问团里,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这个刊物是冀朝鼎和他们一起创办的,它也是著名的《美亚》杂志的前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托马斯·亚瑟·毕森,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在来延安前,他已经在《今日中国》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鉴于这一未来结果,美国的政策必须明确选择:究竟是站在中国还是日本一边。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毕森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联邦党人文献》中托马斯·麦迪逊的主张相同,那就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在土地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正如当年美国革命的目标是为了使美国独立自主于旧大陆一样,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独立自主。而美国与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两国都拥有广阔的土地,而英国、日本这样狭小的国家,只能依靠工商业和殖民地而生存。

毕森说,任何一个维护美国宪法的人,任何一个热爱土地、主张土地权利的美国人,都会天然地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与中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国民党只代表中国沿海的少数买办的利益。

毕森的岳父是传教士,他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但在北伐时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国民党的士兵要抢他的手表,而那块手表是毕森岳父父亲的遗物。

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是访问团的成员,他关心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当时,他在延安采访调查的主要方向是:红军在长征中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壮大的,以及红军中少数民族战士的情况。这种调查使他形成了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像当年的隋唐一样,从中国的西北边疆兴起,团结各少数民族,席卷中原,统一天下。

代表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与赛珍珠的父亲一样,毕森的父亲长期生活在皖北农村,拉铁摩尔的父亲则在内蒙古与河套地区传教,所以,拉铁摩尔能说地道的西北话,还喜欢唱“酸曲”。

杰弗逊的名言是:如果上帝有自己的选民,并赋予他们许多真正的美德的话,那么,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偏远农村的最底层之前,这样做的只有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百姓的无助与绝望,也知道他们生存的韧性。于是,这些到访延安的美国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

贾菲夫妇访问延安期间,看到红军缺医少药。回到纽约后,他们把这些情况通过冀朝鼎介绍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于是,他们立即携手行动,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募捐筹款,并于来年一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在访问延安时,毕森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是否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援中国抗日?或者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而鼓动中日妥协反对苏联?因为国民党与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一旦国民党与日本妥协而反对苏联,那么国民党是否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呢?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他在国际上选边站队的出发点是阶级利益。因此,蒋介石对于世界形势有两个根本的误判,第一,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中共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同样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美国和英国会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对于大势的错误判断,根本上基于蒋介石集团在英美有私人利益。

中共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生存,只要赞成这个出发点,无论是谁,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国民党反对苏联,是因为意识形态,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些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而没有给过共产党一枪一炮,这就说明了问题。

英国反对苏联,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因为德国威胁了英国的特权和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与利益,英国最终会放下意识形态,选择与苏联合作。

毛泽东这样说,“当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向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骄傲。他们当然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那些特权。因为思想不可能总是与行动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进行抗战,抗战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很大,领土辽阔,内部不平衡,中国西北地区数千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目前,这里是中国抗战的核心,中国生存、发展的基本结构是由秦汉隋唐奠定的,这个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加强了这个独立自主的结构。换句话说,今天被称为“边区”的地方,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的中心。

就这样,冀朝鼎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智库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接触,这次极为成功的访问,给美国人民和政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穷人当作上帝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土地与农民,代表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利益。用赛珍珠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伦·斯诺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他们就是《红尘》,即他们如西北的大风与黄沙,以伟大的力量,铸造着中国。

这就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抚今追昔,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冀朝铸,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做过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后来说,他这是从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当时站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人,就是冀朝铸。邓小平访美,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站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之间的人,也是冀朝铸。

那时,冀朝鼎早已经过世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办大事、开新路的人,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谁,更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办什么大事——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扬扬、敲锣打鼓,那事情就办不成了。

伟大的思想是孤独的,探索新道路,那是需要奋身孤往的。这是孤独的、勇敢的事业。而直到今天,冀朝鼎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传说。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读书人都没有名,名气对他们一文不值——办大事与出大名,这完全是两码事。

“纽约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被捕学生中,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16岁。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17岁。6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

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民间外交的胜利,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在民,它也鼓励了中国的国民民主运动。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中央局,和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美亚》,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作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29年,冀朝鼎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据说还介绍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而白劳德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周围的学者们将冀朝鼎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很多就来自延安。以至于麦卡锡后来认为,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基本上被美国共产党策反了。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他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在于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1941年,冀朝鼎回国,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

宋霭龄亲切地称冀朝鼎是“纽约男孩”——在四大家族看来,冀朝鼎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是一个被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极为纯洁的西方绅士。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此时,在冀朝鼎主持下,蒋介石推出金圆券币制改革。

当时,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冀朝鼎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

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向富人借款,向穷人课税,以借款利息为基础,大规模发行纸币。

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说,冀朝鼎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亡国之策,但既然蒋介石喜欢,他顺水推舟,就这样办了。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共产党不是仅靠硬实力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的迅速胜利,抓住了人心这个软实力固然最重要,但更为值得思考的,则是共产党如何运用了巧实力。

1947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仅仅一年之后,国共双方便攻守易势。这里面,一个是靠毛泽东大智大勇,敢于以中央纵队四个连拖着胡宗南重兵在陕北转圈,以高超的战略指挥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一个是靠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乱了蒋介石的后院。以共产党不到100万军队,在三年内就击败了国民党900万现代化军队。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举三个例子:

金圆券及法币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就是参与决策这三件大事的人。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参与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统一与分裂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非常厉害,那么,我个人认为冀朝鼎是一个,为什么?就凭他一篇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一本小书,就压倒了“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著作”——这个评价有多么高!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

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深刻揭示出:战国时代,中国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间,争夺要害在陇南;汉代以降,中国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隋唐继之,屏蔽关中者,为上郡(陕北),联系关中与巴蜀者,为陇南,扼守丝绸之路者,为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今天所谓“陕甘宁”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宋以来,这种形势因运河开通而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由西北而东南。自此之后,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与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强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同时,冀朝鼎的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这是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再限于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不振、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并非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从战国到唐安史之乱,中国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间,二在陕西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决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这都决定了陕甘宁地区的战略地位。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这就决定了鄂豫皖、鲁西地区作为枢纽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鄂豫皖和鲁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持同样看法的人,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特别是,当着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被封锁,中国之交通,只能依靠西北与西南之间的联系,中国抗战的根据地只能是陕西与四川——而联系其间的要害,就是陕甘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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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第二版1102页。



 

热爱文艺的伯伯

七伯热爱文艺事业,他在少年时代就才艺出众。七伯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演过好几部新剧:《恩怨缘》《仇大娘》《一元钱》等。在那个年代,女学生还不能登台,七伯在剧中大都反串女角,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蔑视和冲击。

那时,西方话剧理论还没有介绍到中国,七伯用自己的行动开风气之先,带头抵制旧剧中某些低俗粗鄙的消极成分。他在 1916 9 月发表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明确提出,新剧能够起到“感昏聩”“化愚顽”“开明智”“进民德”的作用,表明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称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曹禺,是新剧的爱好者和推广者。他在重病期间曾深情地同我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俩都是南开中学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他热爱话剧,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要我写王昭君,我写完后他已经故去了,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很难过。”

七伯对新剧的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可以说他对话剧情有独钟。他与话剧大师郭沫若、田汉、老舍、曹禺、欧阳予倩、吴祖光等人相交很深, 时有切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话剧院的许多演员他都很熟悉。在办公之暇,他常常抽出时间去剧院观看演出,一律自己买票,而且每每叮嘱卫士要买后排的位置,熄灯后才入场,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军是北京电视台文艺组“四大名导”之一,话剧、歌剧、京剧等重要节目大都由她导播,因此我难得地观看了人艺和青艺演出的《茶馆》《蔡文姬》《家》《武则天》《文成公主》《骆驼祥子》《伊索》等一大批经典剧目。七伯时常对我俩夸奖北京人艺的演出,说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不仅是话剧,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七伯同样十分喜爱。60 年代初,有一次我俩陪同他去怀仁堂观看越剧《红楼梦》,伯伯看得非常投入,不时鼓掌。他向我们盛赞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两位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同时赞扬剧本的创作没有照搬原作、面面俱到, 而是抓住宝黛爱情这条主线,贯穿于全剧始终,让人深刻感受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

有一种说法:由于周总理的关心、扶持,越剧得以列入中国传统戏曲的主要剧种。同样,也是由于总理赞扬昆曲《十五贯》“一部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曲与京剧、越剧同样,并列为我们的国粹。

七伯爱好音乐,喜欢唱歌,他常在公众场合指挥大家合唱。七伯初见在军时,听她说正师从专家学习西洋唱法,有意考问她:“什么是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他热心地开导她:“西方唱法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的民族唱法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王昆、郭兰英,就是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京剧演员,发声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是我们特有的传统。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不可生搬硬套,学走了样, 把自身好的东西也丢掉了。”

七伯的谆谆教诲:“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军牢记了一辈子。她初任电视台导演不久,就编导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个“洋为中用”的节目, 不但风靡一时,而且历久不衰,成为传统节目。她推介的赵青的《红绸舞》和东方歌舞团包含中国元素的大量亚非拉歌舞,都得到七伯的赞赏。七伯离世后,在军牢记他最初的教诲,于 1985 年编导了一台规模宏大的《古今戏曲大汇唱》,连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四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乔羽老哥的祝贺题词:“我想,如果经过探索,使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寻找到一种可能性——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历史的,又是今天的; 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那将使我们在艺术世界中获得极大的自由,学会许多前人未曾具有的本领,真正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也正是在军想要向亲爱的七伯汇报的话。

七伯从骨子里喜爱民族音乐。王昆大姐讲过这样一件事:20 世纪 50 年代,她去苏联进修音乐回来后,给总理汇报演出 ,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七伯赞扬郭兰英,说郭兰英演《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演唱皆佳, 是难得的优秀演员。兰英说:“当年总理曾问我:‘小兰英,现在你能唱能演,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那时我并没有多想,后来懂得,总理是要我把民族音乐事业传承下去,所以我退休后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报答总理对我的知遇之恩。”

七伯深刻洞察文艺所特有的强大社会功能:它如春风化雨,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强烈感染和启迪人们的思想情趣。对他亲身投入的革命事业而言,文艺则是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亲眼见到: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在观看歌剧《白毛女》之后,纷纷在现场举手报名,请求批准他们参军。建国前夕,恩来伯伯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件事体现了他的初衷:以文艺为武器,用革命的歌声凝聚亿万人民战胜万般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中国人民以牺牲几千万人为代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发出的强烈的呐喊声,至今仍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七伯是一位心灵与艺术相通的政治家和艺术家,是充满对真理和美的追求及人性关怀的伟人,又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公认的《东方红》“总导演”

1964 8 月的一 天,在军在电视台领受了一个重大任务:到人民大会堂导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后,她就不断说起在人大会堂的一些见闻。七伯也经常去看《东方红》的排练,甚至还对一些节目亲自进行指导。

多年以后,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巍峙和夫人王昆与我们相聚畅谈,他郑重地告诉我:“当年演《东方红》,其实是总理想给文艺界一个机会。”接着,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1964 年年中,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态:最好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当时大家都心里发虚,担心时间来不及。但是,七伯却鼓励大家:时间虽然紧了些,正好有了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七伯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东方红》应运而生。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里,七伯想方设法要通过举办《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演出,给文艺界创造一个“表现的机会”。

这时,江青、康生等已对大批优秀作品及作家、艺术家进行批判和打击。七伯曾在多个会议上强调: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七伯不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而举办声势浩大的《东方红》演出,可以让文艺界光明正大地“表现”自己。

为此,七伯投入了大量心血,亲自点将,亲自组织讨论主题,最后又亲自决定将这台大歌舞定名为《东方红》。让文艺界众多知名人物上台亮相,是其重要特色。《东方红》的创作班底,调集了从中央到地方、部队的顶尖人才,称得上是全国艺术精英的大聚会、大会战、大阅兵。

在军能够导播《东方红》,也是她难得的机遇和荣誉。当时她在文艺组的导演里年龄最小。她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东方红》的排练场面时,还是有些望而生畏。规模好大啊,前台后台加在一起,演职人员有 3000 多人。她不免有些担心:人这么多,节目这么杂,排练时间这么短,能组织好吗?

但文艺界这次确实表现得非常好。《东方红》的排练她看了不下 20 次。演员的精湛表演、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纪律性和领导的高超组织能力,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几千名演员,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庞大的乐队由好多个单位的乐团组合一起,光指挥就有四位。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舞台,在短短三个来小时中来回穿梭,上场下场,还有大量布景道具搬上搬下,其调度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东方红》的舞台调度,几乎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如此高效有序,七伯显然功不可没,他为《东方红》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因此他被众口交赞,誉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据我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恩来总理至少参加过 17 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东方红》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告诉我:“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陈毅副总理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也幽默地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他导演革命的歌舞”。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东方红》也确实需要有七伯这样一位敢于拍板的“总导演”。当时一些领导对建国前的文艺工作作出了错误估计,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作家、演员受到错误批判,一些优秀作品起初也不敢选用。比如,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甚至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最后还是周总理拍板才列入这台节目。七伯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事物要一分为二,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他甚至坦言:艺术家有失误,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失误?对人的使用,他坚持要一分为二。著名舞蹈家崔美善当时正在受到错误批斗,七伯拍板让她登台演出。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果断拍板,但是,在如何表现八一南昌起义时,却非常慎重。他说:‘要写南昌起义,就写我的失败,不要歌颂。那个起义,当时没有经验,不清楚起义往哪走。要写毛主席,他领导秋收起义找根据地,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根据地, 所以后来分散了,主要部分到了井冈山。’他说不要写他。但南昌起义很重要,是表现我们武装斗争的开始。”最后,对“八一起义”做了淡化处理,只保留了一句话:“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而“秋收起义”则是完整的一场戏。

七伯身处高位,充满智慧,但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持原则,化解矛盾。他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错误也还要团结,即使遇到一时的错误, 还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够因为有错误,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就对革命不利了。

为了保护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七伯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样,为了让文艺界利用好《东方红》的“表现机会”,他尽心竭力,付出了许多心血,甚至亲自帮助修改解说词。9 25 日,《东方红》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头天晚上,七伯还在西花厅办公室的灯下逐字逐句修订朗诵词。

1964 10 2 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演,在军作为电视导演,在北京电视台同时进行了直播。《东方红》的壮观与盛大的演出, 在全国引起了少见的轰动。10 16 日,就在我国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同一天, 毛泽东观看《东方红》。这天的演出同样十分成功,所有演职员都表现得非常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还接见了 300 多名演职人员。我想,这应该是七伯十分喜悦和欣慰的一天。

遗憾的是,《东方红》的成功演出,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文艺界的处境。原来的计划中《东方红》的艺术创作和电影拍摄是有第二部的,准备专门写建国以后的成就。但是,它最终胎死腹中。也不可能有下文了。“文革”即将来临,所有的人都将面对一场长达十年的狂风暴雨。

“他既是国家领导人,更是知心朋友”

七伯对文艺界的关心,说到底是对人的关心、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七伯多次向在军询问文艺界朋友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要帮助解决。我在一旁听到的就有:赵丹和他的女儿赵青、王昆、郭兰英、新凤霞、邓玉华、陆迪伦(海政文工团团员,苏振华夫人)等等。“十年浩劫”中,伯伯尽他所能,解脱了文艺界许多人遭受的苦难,周巍峙、王昆就是其中的两位。王昆说:“‘文革’中我们之所以没有失去对革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总理,他使我们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她和周巍峙还说:“我俩经常在同一个晚上梦见周总理,在梦里,就像巴金老师重病时所说的, 总理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

由于协助在军拍摄电视剧《百年恩来》,我有幸结识了文艺界的多位大师和知名人士: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祖光、袁雪芬、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田华、于蓝、关山月、沈鹏、欧阳中石等等。他们都有发自内心的共同评价:“周总理不仅是一位伟人、我们敬重的国家领导人,更是我们的知己和朋友。”曹禺先生在临终前逐字逐句给我俩讲的心里话尤为动情:“总理很爱文艺界,文艺界也爱我们的总理,我们大家都爱他。”

电视艺术家秦怡含着热泪叙述的她的亲身经历:

1941 年在重庆,十八岁的秦怡刚出生的女儿菲菲瘦弱呕吐,七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并帮助了她。十三年后的东南亚电影节上,七伯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你的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说:“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流。女儿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

秦怡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苦难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对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秦怡的这句话表达了我国文艺界同时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恩来伯伯永远的敬仰与思念之情。

“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得突然,势头猛烈,顷刻间全国风云突变, 人们茫然失措,我自己也不例外。

1966 8 17 日,总政通知我参加一个临时召开的重要会议,部署驻军单位参加8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会议领导强调:“明天的大会很重要,毛主席要出席。”我们按规定到了会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样:这是一次很少召开的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穿上了军装。会议进行中间,毛主席还被红卫兵戴上袖章。刘少奇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毛主席身边,而是位于一侧边缘。取代他的位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却是林彪。

过后不久,街头开始出现“打倒刘邓陶!”“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语、口号,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各个单位和街头巷尾,老干部被揪斗、学校的武斗之风开始兴起。军队也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烈火烧进了总后大院,我这个科长也被扣上“小当权派”“知情人”的帽子,被逼揭发交代“问题”。平时来往密切的同事,有的急忙同我划清界限。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靠边站”的我被贬职担任一个临时任务:担任“红卫兵总后接待站”教导员,接待和管理来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伯伯为接待千万红卫兵呕心沥血

1966 年“8·18”大会上,毛主席欣然接受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又走下城楼看望现场的红卫兵。此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纷纷要求来北京见毛主席。这件事正合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央文革”的心意,他们干脆提出,院校一律停课,全国学生“大串联”“闹革命”,来北京见毛主席的,吃、穿、行费用全免。这可不是件小事,可以想见要耗费多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更有大量繁重的组织保障工作。对此,林彪、江青一伙概不过问,所有难题都压在了七伯的肩上。

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总共 1200 万人。全国交通生产系统本身正在“闹革命”、许多单位已濒于瘫痪的情况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原本已经穷于应付“文革运动和生产中数不清难题的伯伯,增添了更沉重的担子。事无巨细,都要他来处理。

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 100 万红卫兵时,北京各单位已普遍叫苦,伯伯不得不亲自表态:由中南海负责接待 1 万红卫兵,所需接待人员从邢台部队抽调。

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研究改成乘车检阅的方式,一次需要动用 6000 辆卡车,伯伯不得不下命令从邻近各军区调用。为了防止意外,他对行进的路线和方式做了周密规划,亲自指挥预演。每次接见,要在车上站五六个小时,毛主席已感到吃力。伯伯不但要陪同乘车检阅,前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由我带领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的一批。1966 11 月下旬,上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有250 万人,加在一起将近 400 万人。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绝大多数红卫兵穿着单衣,为了给他们解决御寒的被服,北京的库存物资全部调出来仍不够。七伯不得不调拨所需军用物资。由于七伯的崇高威信和高超的指挥艺术,遇到的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江青一伙从中找不出一丝碴儿。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正常经济生活,毛主席他老人家开了口:还是原地闹革命好!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提议,安排最后一次对 250 万红卫兵的第八次接见。

我名义上是“教导员”,实际上负责接待2000 名红卫兵。他们多数是大学生,也有只有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就餐、编组训练、思想动员以及受阅的各项准备工作,难度不小。他们听前几批被接见的红卫兵说,由于人数太多, 在如潮水般汹涌的人群里,不少人并没有看到毛主席的真容。我只能说,按照上级部署和以往经验,最重要的是按照划定的位置就地坐好,当毛主席车队过来时,千万千万不能站起来,否则将互相遮挡。毛主席最后的这次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

1966 11 26 日凌晨三时,我带领 2000 人的队伍,徒步行军赶赴西郊机场。沿途挤满了红卫兵队伍,经过短暂的训练,我们这支队伍个个精神饱满,井然有序,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按照指令坐得整整齐齐。

五六个小时后,远处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声,人流开始沸腾、涌动,“毛主席的车过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这时身旁其他单位的队伍不顾要求和规定,一群又一群地站了起来,高呼口号,簇拥向前。我带的这列队伍很听话,开始端坐不动,终于按捺不住,逐个站了起来,但后边的人被前面挡住,什么也看不见,而毛主席的车队行驶速度较快, 不到一两分钟就从面前驶过。这样,我们这个行列中有将近半数红卫兵没能目睹毛主席的风采。身后女孩子失望痛哭的声音,已经压过热情的欢呼声。

在回总后的路上,不少人懊丧悔恨,责骂身旁的红卫兵队伍不守纪律。我很内疚,安慰大家,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是天大的喜事,他们都年轻,今后还会有机会见毛主席。这些红卫兵热爱祖国,热爱党,对革命领袖的爱戴和忠诚发自内心,但是当年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左”的思想影响。对青年的正确引导,确实是关系祖国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

保密室里的一场“战斗”

1967 1 月,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声势浩大地来到北京 “造反”。第二军医大学是总后勤部下属单位。“红纵”的第一个目标是砸开总后政治部保密室,声称里面藏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师生的“黑材料”。

这时,总后机关的“造反”也搞得热火朝天。我们政治部领导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掌权的造反派同院校造反派声息相通,但在是否砸开保密室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无条件地支持和配合院校造反派的行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可以泄露国家和军事机密,不同意砸保密室。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把我这个“半打倒”“靠边站”的秘书科长推出来,同院校造反派打交道,后果都由我负责。“红色造反纵队”的人挤满了总后政治部的办公室和走廊,保密室的门也被堵得死死的。我负责所谓的“谈判”,其实是变相的批斗,我被“勒令”立刻交出钥匙、打开保密室大门和所有保险柜。数百人举臂高呼:“谁要胆敢阻挡革命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造反派自认为在强大的声势和压力下,一举就可以达成目的。我想除非自己被打死,绝不会交出这块阵地。

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两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纵队”负责人要把“总后的头头”揪来,让他们下命令。这时,临时主持工作的总后政治委员张池明和第一副部长张令彬就被带到现场。他们都是功勋卓著的老红军、开国将领,当然不会听从造反派随意摆布,但也不能同造反派硬顶, 一旦发生正面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我想出了个应急的主意,随即建议:“砸保密室和保险柜是严重违反军纪的大事,不但我们不能办,张政委和张副部长也无权下命令。最近中央决定成立了‘全军文革’,这样重大的问题何不向 ‘全军文革’请示?”

“全军文革”是 1 月刚成立的。当时“中央文革”炙手可热,他们的发号施令在某种程度上比国务院、中央军委还要管用。新成立的“全军文革” 由军委徐向前副主席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有“中央文革”的大背景,对“红纵”还是有一定威慑作用的。池明、令彬同志当即表示:这是个好办法。“红纵”的负责人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我找来保密电话,请池明政委向徐副主席秘书说明情况,事关紧急,我们等着回话。等到早上六点,电话铃声响了,徐副主席请张政委接电话。”徐帅对池明政委说:“保密室和保险柜储存的都是国家和军队机密,绝对不能动。二医大‘红纵’不是要查‘黑材料’吗?让你们秘书科派人把保密柜里的文件逐一拿出在原地打开,‘红纵’可以指定人从保密室门外通过玻璃窗从远处观看。中央、国务院、军委的文件都是红头文件,从远处也能看明白。其他文件,凡是页面有明显标题的可以排除是‘黑材料’。如果还有他们不放心的材料,可由秘书科、保密室负责人与‘红纵’负责人共同查对,确属‘黑材料’可交给他们或就地销毁。”

这样,总算按照徐副主席的指示,双方取得了共识。

不愧是足智多谋的徐副主席,在万难中帮助我们解了围。我按照他的指示,让秘书和保密员找来两张办公桌,放在保密室门口,摆上椅子, 请“红纵”负责人亲自“登台”查看。我们的保密员也按照规定办理。好几个柜子的文件,逐一查看下来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了。原本就没有什么“黑材料”,辛苦了十多个小时,“小将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只能悻悻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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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编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中信出版集团202211月出版,季节摘编。

*周尔均,周总理的侄儿,少将,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纪委副书记。


 

一个行业的一流企业,是飞的“头雁”,是产业链的主导者、规则制定者、生态构建者,发挥着“链长”的作用,肩负着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合作发展的使命和责任。在当今全球产业体系加速调整时期,我们要加快培育“链长”企业、依托“链长”企业建群强链,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产业体系的主导者

现代产业链本质上是一个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型产业生态体系,既包括各种新兴产业,也包括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和核心价值再造。现代产业链相关企业通常形成了一种多方位协同、多元化联通、平台化运作的企业运行体系,保障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链长”的引领和协调。

作为龙头企业,能否在产业链创新发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能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各类资源和要素的聚合与运作,并主导产业链的布局,是现代产业链形成与成长的核心要素。

现代产业链内部,上下游企业的产品供需、资金流动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就会影响上下游企业的正常运转。在市场经济中,世界一流企业以多赢和共赢思维去处理各方面与技术相关的利益关系,通过将技术成果转化为新的商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利润来源,形成技术持续进步的机制,成为国家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

从历史及实践来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各自领域都有长期的技术积淀,能够整合不同国家或区域的人才,共同开发先进技术产品,有能力筹集资金支撑巨额研发投入,并且通过与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合作或并购,迅速将技术商品化,形成持续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力量。同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中不断地“裂变”和“聚变”,从而使其先进的研发理念、技术标准、工艺水平不断地向其他企业溢出和传递,共同推动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批本土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制定人才国际化、资金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通过在全球筹集研发资金和分摊研发成本,不断提升竞争能力,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做出巨大的贡献。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在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布局分工,各生产环节被尽可能地细分。一件出口产品的价值创造来自处于分工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这些企业分处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当一国在复杂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不具备优势时,该国可能只承担其中的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全球价值链基于产品内生产环节的分解,形成以产品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已成为世界一流企业重要的生产模式。

国际产业链的调整除了经济(成本、效率等)方面的因素外,当前受安全、政治、环保等多重因素影响愈发明显。国际产业链的布局结构出现了”“区域化倾向。一方面,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为原则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转向以安全为考量的垂直一体化布局,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促进海外产业回流。另一方面,国际产业链呈现区域性集聚趋势,如部分跨国公司兼顾效率与安全,将其国际产业链在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区域聚集。出于安全考虑,美西方在高科技、战略资源等敏感领域加强了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力度,提高了门槛;从追求环保的动力看,一些国家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链发展,传统化石能源工业产业链发展受到抑制;部分跨国公司还通过绿色采购法规,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形成。

依托一流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我国在绝大多数产业的中低端环节都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短板主要体现在高端环节上。高端环节产品的市场竞争规律与中低端产品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中低端产品技术成熟,主要竞争点在成本和价格方面,高端产品竞争主要在技术和产品品质性能方面,对价格往往不敏感。因此,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特别是发展高端产品,必须鼓励一流企业,以需求为导向,做好前瞻规划,强化技术研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市场经营和客户服务能力,力求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同时要坚定对外开放,维护和加强国际协调合作,确保技术、信息、人员交流等方面的连续性,打造高效协作的供应链体系,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的过程中实现产业链安全和竞争力的提升。

面临美西方的技术封锁,我们要依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冲入“无人区”,夺下“制高点”。一流企业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尤其要努力补全产业关键技术的“断点”“盲点”。一些进入技术创新‘无人区’的龙头企业要继续加大投入做好基础研究,进一步创新突破,用原创性、根本性、前瞻性成果支撑应用技术创新。

一方面,要依托国内大市场,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拓展市场空间。许多新研制成功的高技术产品,必须获得实际应用的机会,才能克服质量缺陷、完善产品性能,不断迭代提升。产业链中的龙头大企业应尽量采购使用国内生产的零部件、原材料,给国内产品应用和提升的机会;要将国内市场作为战略基地,让自己的新产品更好地依托国内市场,获得验证、提高和获得客户信任的机会。

也要看到,关键产品、高端技术往往市场空间有限,虽然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也不可能实现全部产品都自主生产,这既不必要,也不经济。龙头企业要通过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在世界范围获取技术、要素和市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导关键产品的国际供应进一步分散化、多元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参与构建全球产业体系,需要一流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等各环节做实做强,以世界一流的产业标准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壮大一批具有产业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企业,形成重点产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通过联合攻关、定点采购、交叉持股等方式,为重点产业培育具有竞争力的配套行业。要以重点区域为依托,有计划、有重点地布局相应供应链网络,降低区域产业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以重点企业为龙头,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产业链生态体系的重要构建者

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处于枢纽地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支持企业进行底层技术研发、抢占新赛道、推动国际化发展、强化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整合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持久发展能力。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以更大力度支持推动中央企业解决产业链创新链核心问题,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工信部将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企业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或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形成的链条式分工协作与关联形态。每个行业和产业,都是由企业群构成,形成由供应链、创新链、信息流以及发展环境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必须发挥一流企业在产业链综合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引领力,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产业组织方式和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传统产业链进行转型升级,使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水平。

苹果、华为作为通信、手机产业的领军企业,产业链十分庞大繁杂,厂商数量也十分可观。在苹果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厂商数目一步步增多,2015年苹果的33家核心供应商中,有30家中国企业,而2019年的59家核心供应商中拥有52家中国企业。在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大陆厂商有22家,中国台湾厂商有10,国外60家厂商中,美国33家,日本11家。苹果、华为在智能手机、通信设备产业链以及产业生态中发挥了影响、支配和引领作用,建立了不断创新完善的产业发展模式。

纵观这两个典型企业的情况可以看到,其生态主导力主要体现在:

1)具备定义产品和创设市场的能力。通过标准控制、概念设计、品牌营销等,使其产品辨识度高、市场声誉好、用户黏性强,进而改变和引领消费风尚或生产方式,并通过产品迭代升级创造新需求,创设出新的市场空间。

2)具备产业链整合和供应链掌控力。作为“链长”的一流企业与链上企业深度耦合,形成稳定的分工协同关系,并运用其产业链优势地位,通过订单安排、资源配置、联盟领袖地位等途径,影响上下游中小企业,以商业赢利模式为纽带,推动补链、强延链等垂直整合活动,在采购、物流、营销、融资等供应链环节也有较强的话语权。

3)具备创新溢出和危机救助能力。链长企业研发投入大,科技创新成果丰富,产业化动力强,既对链上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也通过供应链向配套企业传导创新压力,是产业创新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4)实现商业利益和行业责任相统一。链长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做大规模、做强竞争力,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形成生态主导力的根本所在。

世界一流企业一般情况下都将主导或控制一个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价值链,掌控产业链中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带动性强的重点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中往往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

从我国的情况看,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的几十家中国企业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虽然企业规模很大,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上缺乏控制力;多数骨干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尚未完全摆脱中低端地位。

因此,告别“中低端”,探索“高附加”,实现“现代化”,一流大企业要一马当先,要坚持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两条腿走路,加强产业基础、调整产业结构、着力进行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培育更多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创新能力、自主知名品牌、标准制定、营销网络为依托,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加快培育重点产业链,打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

世界一流企业是行业发展的领军企业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和产业链发展,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产业发展方向。

纵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在当今地缘政治复杂博弈的影响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规则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美国发动针对我国的贸易战以来,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受到技术封锁隔离、产业断链、“去风险化”的严重冲击。美西方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持续一年多的俄乌冲突,更使很多国家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各国纷纷通过加强资源整合和保护性措施减少对外依赖,核心芯片、关键原材料、生物制药、高端医疗设备等行业,就近或本地化生产成为重要趋势。

从国内情况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条件。一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产业链供应链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二是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工业门类齐全,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在不断地完善。四是中国一贯重视教育,人力资本优势雄厚。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优秀企业,要真正迈进世界一流的行列,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科技研发,加快企业技术、业态、经营模式和管理创新;促进跨行业跨区域企业技术的融合,实现产业链上创新资源的战略性互补;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引导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和价值创造环节再造,着力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实现价值链提升。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补上我国严重受制于人的产业环节和关键领域,增强我国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拥有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企业效率、效益和品质在全球中领先。充分发挥一流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生力军作用,培育一大批以自立自强为使命的科技领军企业“预备队”,牵引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生共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效协同发展的新生态。

世界一流企业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顶梁柱

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以自身为中心配置区域性产业链,针对中国实施贸易战和技术封锁,企图将我国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再加上前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种种因素阻碍或威胁着我国产业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畅通与稳定:原材料与上游零部件供应序、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受阻、物流渠道阻塞、用工短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对我国产业供应链造成冲击。

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需要高度重视产业链安全问题。要立足国内,调整全球供应链结构,维护现有供应链,加强产业链的补链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和发挥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争创世界一流企业,让越来越多的一流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作为国民经济中坚力量的国有企业做出积极贡献。企业在开拓业务过程中要依托核心竞争优势,拓展商业联系,形成广泛协作的企业网络,通过订单约束和规范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关联企业,带动其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层层拉动上下游企业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引领关联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共同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数字化水平提升,形成同步研发、同步生产、同步销售的协作关系,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积极打造协作平台,推进制造能力、物资材料、营销等信息共享,深化对接协同;用好国内市场,为新产品产业化提供前期市场支持,促进产业质量性能提升,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抓住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合规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国家“十四五”规划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一流企业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创新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顶梁柱。发挥好一流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传导和带动作用,支持一流企业做强做优,培育一批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一流龙头企业,增强全产业链整合能力,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话语权,是提高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有效途径。

(编辑  石)



* 尚鸣,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董理腾,国投集团战略部高级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