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当前，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方案正在制定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企业领域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它的目标不是私有化，而是有利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当前要注意纠正多年形成的某些认识偏差。有些人极力把发展“混合所有制”解读为“新一轮私有化”。另外，比如“国企应全部退出竞争领域”，要求拆分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攻击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等等议论，其基本取向很清楚，就是要不断削弱、直至瓦解国有经济。这些主张，有的违反现实经济的运行规律，有的根本不符合《公司法》。如遂其所愿，则不仅国家综合实力受到损害，同时也将导致重要行业的利润大量流入少数人手中，进一步恶化我国的财富、收入分配关系，加重社会不公平，直至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制度。
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对中央企业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现有国有企业，大都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命脉的领域，非常重要。国内外敌对势力最忌讳的是中国共产党强大，最希望的是瓦解中国的国有骨干企业。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在经济上坚定地支持党。国有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们强大国防力量的重要支柱，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根本体现。搞好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事。
面对日趋复杂尖锐的国际形势，在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做大做强的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深化改革、勇于制度创新，同时要头脑清醒，不能被那些企图根本否定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忽悠，不能为国内外负面舆论绑架。
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从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三大方面来看，国有骨干企业都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我们需要支持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而大型中型骨干企业，则有责任、有条件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多的带动作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带动相关产业的众多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纪委加强了在国有企业的反腐行动，成就有目共睹，得到全社会的拥护。这是增强国有企业纯洁性、保证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好事。这说明，只要全党重视，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国有企业中的腐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了就好了。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由此对国有企业丧失信心。看问题要全面，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我们的党政机关、各个部门也出现了一些腐败案件，不能因为个别的腐败案件就否定我们整个党，否定我们整个干部队伍。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因为有了少数腐败分子，就否定整个国有企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这些问题。如果因为出现了问题，就认为国有企业是一个搞不好的体制，这更是错误的。
（一）
12月26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毛泽东同志122周年诞辰。所有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大家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他。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1] 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毛主席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2]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3] 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4]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备受凌辱，军阀混战不已，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前仆后继，但他们的种种探索和奋斗都没有成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照搬西方的迷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指明了解放之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长期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革命实践，锤炼成一支坚强的革命先锋队，形成了正确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构成，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阶段性任务，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建设了一个马列主义武装的、具有革命风格的革命政党，和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创伤得到恢复的基础上，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的根本是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探索和攀登，是在披荆斩棘中开通新路。尽管出现过曲折、发生过失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努力寻找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曾经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今天已成为一个统一的（除台湾等岛屿外）、享有完全主权的、经济繁荣、政治社会进步的的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的历史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
（二）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党的工作和革命斗争，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它贯穿于上述所有各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我们根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5]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实事求是，就要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性的认识。实事求是也是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尊重事实，无私无畏，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第二、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艰难奋斗中形成的最宝贵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6]
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
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天，我们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7] 要深入群众，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认真解决群众最感迫切的问题。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着力纠正党的干部中滋长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使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不能闭关自守。我们主张各国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都要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决不卑躬屈节。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从未向任何外来压力屈服过。由此培养起来的自强自立、不怕鬼、不信邪的民族精神，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的宝贵！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我们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绝不数典忘祖，不照抄照搬，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8]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具有广阔的舞台，深厚的历史底蕴和13亿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
（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邓小平同志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当代中国新的辉煌的一页。这个伟大的全新事业，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未竟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今天，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排除各种障碍，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乘胜前进。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中共11届6中全会通过。
[2]《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锦涛，2003年。
[3]《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1993年。
[4]《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2013年。
[5] 参见《实践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下同）第一卷，284页。
[6]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96页。
[7]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62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第三卷 ，第3页。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也引发各方的不同解读。《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理解和贯彻各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要准确理解改革的总目标。
建设完备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重大的历史任务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构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2012年中共十八大决议，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提出构建完备、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
按照上述战略构想和部署，《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此统领各领域深化改革的分目标。习近平同志2月17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从更宽的视野看，人类历史每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国家治理体系的成型稳定，通常也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为了寻求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经历过多种尝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国外经验、经过自己的长期探索，在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曾经犯过严重的全局性错误。
1980年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同志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克服体制的弊端，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中国经过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要通过全面系统的改进，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保持了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成功应对了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挑战，这和一些国家的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不要低估我国现行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
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增多。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局面，未来几十年，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约瑟夫•奈说，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共鸣。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我国的实践说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事实宣告了以西方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诚然，和我们发展的历史任务、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相比，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尚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
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贯彻《决定》提出的总目标，首先要明确方向和道路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根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一些人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横竖看不惯，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照搬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这就能“根本”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但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
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并不完美。以“民主教父”自居的美国，其国家治理也存在诸多弊端：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重重；两大政党互相掣肘，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国内经济问题久治不愈，便不断制造国际安全议题“转嫁危机”。这样的制度，中国为什么要学？冷战结束后，照搬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有几个是稳定发展的？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有哪个政局稳定下来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的一个告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总统制，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今天并没有过时。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鼓吹在中国搞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并不是要“普度众生”，也不是要传授给我们什么“通灵法器”，而是要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纳入他们主导的政治轨道，以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
我们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不能盲目跟从西方的制度标准。
人权问题。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拿中国的“人权”说事，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难道他们真的比中国政府还关心本国人民的权利和福祉吗？他们这样做，其实不过是为国内极少数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人撑腰打气，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筹码。
就拿美国来说，在诸如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种族歧视、妇女和儿童权益等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美国对本国和全世界人民大范围监听，连其盟国领导人也在内。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用无人机滥杀无辜，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把别国公民当作“恐怖分子”监禁虐待，那些被伤害的人的权利到哪儿去了？
在世界上，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权事业要发展，但不是以西方的标准为圭臬。要基于自己的国情，以人民的要求为标准，不需要向西方看齐，也用不着西方评判。
选举问题。西方有人将民主简单归结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各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并非千篇一律，西方各国的选举制度也不尽相同。不少学者指出这种选举制的弊病：它是富人的游戏，政客的竞选诺言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敲门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无法对政府日常运作实行监督。
我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这一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但这不等于要照搬西方的选举制度。我们要不断努力，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和监督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形式。
法治问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高度重视依法治国。目前，在新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60年后的今天，关于“宪政”的争论忽然升温。有人是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出发，也有人套用西方“宪政”概念，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领导地位，声称非如此，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宪政”。
中国的政体和西方的“宪政”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盲目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作为判断的标准。中国的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从而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国家领导地位。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
我们对自己的基本政治制度要有坚定的自信。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
中国人民要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形成，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它需要改进和完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要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不能不顾国情地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比发达国家的总和还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兼容并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但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本前提，就是要保持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全盘西化，搞西方那一套，就会党争不断，内斗不止，社会再次变成一盘散沙，国将不国。
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坚持自己的道路，是几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贯原则，是我们在历史和世界风浪中能够站稳脚跟、固国安邦、民富国强的法宝。要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
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普世价值是西方对付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西方国家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不符合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就被冠以“坏国家、坏政府”。
这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殖民主义时期开始，西方国家就是这么干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破坏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依然以这个价值观念为由，对他们不喜欢的国家搞“颜色革命”、颠覆他国政权。美国在“NSS 2010” 中明确将“普世价值”列为涉及其国家安全的“四大持久的国家利益”之一。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观念，有其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今天我们认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促进共同富裕。西方国家能接受吗？
西方运用这套标尺也是“看人下菜碟”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甘当他们仆从的国家，一切都可以不闻不问；对不肯听命于他们的国家，就挥舞价值观念的大棒进行打压、策动“颜色革命”，甚至动用武力推翻其政权。眼前的乌克兰危机，就是最生动鲜活的教材。
国内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是要借此抹黑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传统，掏空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是要我们归顺西方，改变国家制度，当他们的附庸。
要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前，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的鼓噪下，我国媒体以及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明显偏差，对社会价值观念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一些人盲目跟风，对什么事情都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比如今年二月东莞警方依法“扫黄”，网上很多人和若干“大V”群起指责政府，连起码的是非观念都丧失了。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任凭这种人恣意造势，迷惑和利用善良的大众，后果将不堪设想。
坚守民族道德传承和精神独立性。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道德价值十分重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很多人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要高度警惕。中华民族如果失去精神的独立，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后果可能将是重蹈苏联亡国覆辙。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对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和道德规范，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同时，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要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学习借鉴。只要我们一代接一代人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中华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就前程似锦。
值此2014年甲午年开春，已经走过22年历程的《经济导刊》，因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从本期起以全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了...
值此2014年甲午年开春，已经走过22年历程的《经济导刊》，因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从本期起以全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了。
新的《经济导刊》从经济学科为主，扩展为包括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综合性学术类刊物。它的功能将定位于：
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导刊汇聚各学科优秀学者和各领域杰出人才，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就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挑战，积极探讨，建言献策，为国分忧。
正面发声、理性论争的平台。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的舆论场，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正面交锋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导刊将主动和社会各方面健康力量协同合作，弘扬正气，参与舆论斗争；推动学术交流，促进不同意见的沟通和不同观点的争辩。通过理性的砥砺切磋，使真理愈辨愈明。
凝聚民心、建立共识的讲堂。唱响中国道路，弘扬民族精神，传播爱国主义，坚定我们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我们遵从和践行的宗旨是：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史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摈弃背离实际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我们坚信，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路。这就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这应该是致力于中国道路探索的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那种对西方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由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导刊愿为中国学派的播种、发育和成长，耕耘好一方园地。
我们真诚希望，新的《经济导刊》得到广大读者朋友们的关注、理解和支持。
《经济导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