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国资委成立的第10个年头。在这10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央企（中央国有企业）发挥了主干引领者的作用。金融危机后，央企走向世界的脚步在加快，中国第一代全球企业的崛起已初见轮廓。这将成为世界史的重要事件。解剖这出进行中的“历史大剧”，对判断未来的形势与机会至关重要。但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对于央企尤其是优秀央企的历史了解不多，它们的故事淹没在各种老套偏颇的媒体说辞乃至指责下。
央企制度思想溯源
2003年4月，中国正式建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并相应产生了央企和地方国企两类国有企业。这套制度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摸索体制改革的产物，从思想源头上理解央企10年的历史，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此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央企”一说。今天央企的行列中，很大部分是原来的部委直属企业。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全面启动时，21.9万户国有工商企业分散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手里（1995），布局散乱，存在着重复建设和效率问题。
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初期，当时活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华生等人就提出“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不过，由于同时涉及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投资公司）、资本市场（投资渠道）、股份制改革（投资对象及其公司治理）三个层次，改革构想未能梳理清楚，数以十万计的国企改革的实践难题更难以落地处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包括价格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外部体制改革已到位，（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改革条件成熟。1997年，由吴敬琏教授领衔的国研中心课题组完成并出版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报告，提出“收缩战线，加强重点，优化布局结构”，“实现国有股权多元化，推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这些思想正是此后以大型企业为核心、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结合资本市场共同发展的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起点。
此轮改革形成的经济体系，可以和美国经过几十年形成的公众基金持股上市大型公司的经济体系相媲美：首先，在“抓大放小”的方针下，经中央大型企业工委（1998年）过渡，2003年成立国务院国资委，形成了一套“国资委—央企集团总公司 —央企主体上市公司—央企在各地分子公司（可为上市公司）”的保持控制力的多层次公司结构。其次，发展了资本市场，中国A股市场原本是上市公司质量差、投机盛行的小市场，经过若干年的颠簸和低迷，在2005年—2007年的股市高潮中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借助2003年以后经济加速势头和股改带来的A股复苏，一批大型央企在2005年之后在A股陆续整体上市，几方面因素互为因果，A股一举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之一。央企在国家控股的条件下吸引社会资本壮大实力，实现了“十五大”的战略目标。 最后，“放小”的一部分地方国企，经由2003年经济起飞的选拔，转化出一批实力较强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在2004年启动的中小板、2009年启动的创业板上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通过世纪之交的坏账剥离和调整，以及2004年—2007年之间主要银行陆续上市和2003年以后国家开发银行的崛起，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也在稍晚的时间里基本成形，进而借助中国债券市场在2008年以后的跨越式发展而更加羽翼丰满。这15年中国经济、金融结构成型的主要历程，也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改组落地生根的过程。
正当央企等中国大型企业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受到美国NASDAQ泡沫以及“小的是美好的”思想的影响，央企制度方案的执笔者却与央企越走越远。这正是十年来央企进步，但媒体和经济学家却长期不进步的历史根源。央企只能“自己思考自己”，出现了群雄并起，人才辈出的局面。十年经验表明，拥有强有力的领导人的央企，往往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优秀央企入手，才能发掘十年快速发展的真正原因。
央企十年快速发展的原因
如果国企战略重组只是所有制改变，那么未必能实现企业快速成长。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推行英国国企私有化，只有BP崛起为全球企业，其他企业却发展不快。所以，中国央企能实现快速发展必有其他原因。
在发掘真相之前，首先要排除几种经过长期渲染形成的流行意见的干扰：
第一种是“央企垄断享好处”论。这个论断有很大缺陷，实际上大部分央企都身处竞争性行业。这种“垄断”印象来自几个部委整体转制的领域，包括石油、民航、电信、电网系统。除了军工系统，这十年工业化突飞猛进的煤炭、发电、水泥、钢铁、有色等重大领域，没有任何一个是央企垄断的行业。而在垄断涉及的四个行业中，电信、电网因为网络属性倾向于自然垄断，石油趋向于大企业经营是已经被全世界工业史证明的结果。而且大型企业的经营也很复杂，不是一句“垄断”那么简单。“坐地收钱”的特权以前的确有过，如原外经贸部的五矿、中化、中外运等曾有进出口垄断权，但早就改革了。
另外，垄断并不一定带来厚利。比如石油系统，我国地质条件非常破碎，缺油少气，资源条件无法满足近十几年来快速增长的需求，只能到海外买油，有条件再摸索采油。我国石油工业体系早年靠人海战术，老员工负担很重。同时由于照顾民生，对于炼油环节实行价格管控，我国炼油行业一直亏损。在不利的自然、历史、政策条件下，“三大油”是靠着国际石油价格这十年的高涨才有所积累，抓紧时间窗口各显神通，其中中石油重点开拓海外天然气及其管道业务，为中国中亚特殊关系的百年基业打下基础。因此，拿本国资源极其丰富，还有美—沙特供油协议的美国油价来对比并指责中国油价高是非常错误的——和欧日俄及发展中邻国相比，我国油价并不昂贵。再比如电信系统，中国移动一直奉行“大象快跑”的积极战略，带动华为、中兴等设备商布局了世界覆盖最完善的移动通信网，服务资费远低于欧洲和拉美，性价比超过美国（国外很多被误传到国内的优惠套餐其实服务都非常差）。电网系统，中国民用用电价格因为照顾民生而长期不提价，而国家电网这十年在技术和大型项目上的持续跃进是要资金投入的——目前主要依靠债务融资和折旧基金再投资，其体系之紧张，根本谈不上暴利奢侈。
另一种论断是央企靠房地产行业等“非技术暴利行业”捞钱，这是严重的以偏概全。央企主业有严格限定，能大规模经营房地产业务的主要是原窗口公司和部分工程建设类央企。2003年以来，房地产热潮真正受益的是“招保万金”这样的公司，其中没有一个典型央企——招商地产和保利地产只是非典型央企招商局集团和保利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央企天价拿地”（如中化旗下方兴地产的“地王”）是在2009年—2010年在一线城市不正常的高潮中才成为焦点，地产业务对于大部分央企的贡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错误印象，这与大部分央企的行业属性有关。央企从事的行业通常属于生产资料领域，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距离，或者虽然在终端意义上属于消费型行业，但产业链条很长，工业系统内部的复杂性难为一般人理解——比如石油和电信。近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声誉”被消费品行业、房地产行业或时髦的互联网行业所占据。另外，目前一些在舆论上较活跃的经济学家和财媒记者仰慕和粗通西方经济学的居多，对我国工业系统有理解的很少（西方经济学和现代工业系统之间有相当的差距）。最后，央企之间相互了解不多，存在博弈关系的央企又容易被媒体力量各个击破。在这种环境下，有的央企干脆就“低调做事”，结果加剧了不平衡。
那么，这十年央企走过了什么样的崛起路径？其中的大要素是什么？
从时间阶段看，受益于国际大环境，一些企业在2003年及之前就已经有相对较好的业绩，比如石油部门在国际油价2001年起回升的支持下，已经走出20世纪90年代末低油价和改革叠加的困难日子，而电力系统中的发电企业和其上游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在21世纪初兼享需求上升与彼时低煤价之利，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和利润积累。
2003年—2007年是中国重化工业迅猛增长的5年，也是整个央企群体崛起的五年，当然也是其他优秀企业起飞的五年。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前欧美需求拉动的全球化浪潮带动的贸易需求，以及自身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巨量需求带来“两个市场”的双重红利。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贸部门、建设工程部门的央企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投资和收入都呈现出“大象快跑”，设计院等科研类央企也被拉动，摆脱了几年前“无活可干”的窘境，甚至变身为技术供应商，资产和收入出现十几倍、几十倍的扩张。这5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但是2007年下半年起伴随着全球流动性过剩和金融风暴的连环到来，很多领域出现价格暴涨暴跌，对相关产业震荡严重，影响深远（比如航运领域）。是否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做了战略准备，成为区分央企是否“优秀”的分水岭。比如中化集团的主体中化化肥之前太顺、只顾做国际贸易，2009年遭遇重大挫折，不得不用3年来进行战略调整。国家电网和中国建材正是在2003年—2007年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奠定了后来的发展主节奏。
总体来说，优秀央企多在这几类群体中脱颖而出：
第一、部委整体转换形成的央企。它们本身就是支撑中国这个大型经济体的基础产业系统，专业性强，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很高，直面经济高速发展对基础产业的压力，上进动力极强。国家电网是这个群体的代表。
第二、高度竞争性行业的央企。20世纪90年代改革，煤炭、建材、钢铁、有色等领域部属企业下放到省，这些领域的央企通常在行业里本不是最强大的，要壮大就必须通过收购整合其他企业来实现。中国建材是突出的代表。
第三、地区性企业“撮合”而成的央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先有儿子后有老子”，把各地的工厂或者工程队划在一起再设立总部。这类央企的成功，总部实现对各地方公司的有效控制并能进行有序战略布局密切相关。优秀案例有中国建筑、中国南车等。
第四、科研类央企。国企改组最困难的要属出身于科研院所的央企——没资产没资本，只有人才和专利。经营有方的科研类央企往往转型做制造，成为装备制造类企业，并进而演变为运营类企业。中煤科工集团旗下的主体上市公司天地科技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其他类型央企也有经营出色的案例。本文着重论述国家电网和中国建材这两个案例，说明看似路径不同的央企，是如何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战略克服困难，走到全球企业的道路上来的。
国家电网——断代技术的复活与一个全球企业的诞生
2013年以来，关于国家电网的特高压建设的新闻陡然增多，一个中国特色的特高压体系就要起飞。但回望十年前，却并没有这般鼓舞人心的情景。
2002年，中国电力系统实行分拆式电力改革（也叫第二次电改），原电力工业部改组而来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发电端和电网两大部分及电力建设公司为核心的辅业公司。其中发电端由五大电力央企组成，而电网先“试验性”地把最南边的五省区分离出来组成南方电网，其他资产则根据南方电网的运营情况和自身的发展再定，这就形成了国家电网（内蒙西部八盟独立建立自治区属国企内蒙电力公司）。
此时的电力系统，无论是技术还是经营业绩，电网并不是“精华”所在。2002年全行业利润七成在发电，三成在电网（含终端供电），原国家电力公司的科技精华，被划入到五大发电公司中的国电集团。留给电网的，只是一大堆老旧设备和一些零散的事业单位。
当时的局面和我国电力系统发展史有关。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苏联的支援下建立了工业基础，同时也继承了其缺点，大型项目建设比较慢。电力系统就表现为发电能力建设不够快。而20世纪70年代引进西方技术的新中国第二波工业化的大项目，以及80年代经济发展加速，使得用电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电力系统投资的重点自然集中在发电端，1987年第一次电改之后，通过设立电力建设基金的制度，放手各省引入外资办电厂，电网成了跟在后面的配套设施，谈不上什么技术革新。事实上，到21世纪初，我国的电网输电技术已经20年没有技术升级了（1981年起，我国已采用500千伏输电技术）。另一方面，电这种“用多少发多少”的特殊产品，对于电网的经营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2003年已经到了中国经济全面起飞的关口，国家电网在成立的第一年就面临（华东）电力短缺的严峻考验。而改造这套系统又如何下手？
电力传输技术的国际性停滞
就在中国忙于解决电力需求的这20年，世界却经历了电力传输技术的巅峰。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在能源技术上仍然领先——拟定开发的哈萨克北部埃基巴斯图兹巨型煤矿，采取坑口电站搭配115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的方法，把电力输往2344公里外的莫斯科，其中哈萨克境内的494公里在解体前已建好并运行2年。苏联采取特高压输电，主要是因为距离太远，需要降低线损（此前最高等级电压——500千伏交流输电的经济距离只有300—500公里，要达到2300公里必须采用1000千伏以上的电压）。同一时期，日本正大力发展核电技术。由于日本国内核电站有相当部分位于偏远地区，国内土地价格昂贵，为了节约土地（电压越高，单条线路输电容量越大二者是平方的关系），日本在1988年—1995年间进行了特高压交流线路的试验性建设。此外，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特高压的示范性项目。但这成为国际电力工业的绝唱：不久苏联解体，哈萨克国内没有多少用电需求，因此把特高压线路降压为普通的500千伏运行，仅使用了容量的20%。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漫长下行，电力公司不再修建核电站，转向在都市圈郊区建多个LNG（液化天然气）电站的战略，特高压工程就停止了。至于欧洲，其官僚作风使得项目处于实际停滞的状态。自此，西方（含俄罗斯）体系内不再有推进电力大型工程的动力。
事实上，电力工业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的国际性停滞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当时欧美“环保”派兴起，欧美体系电力工业升级受阻。但这也给中国带来了独特的机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电网领域顶级技术一直比世界顶级技术慢20年左右，但这次不一样了，中国赶上来的时候，西方已停滞了20年，于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的领头羊。
国家电网的“一特四大”规划
外部的机遇还需要内部时机的成熟。2004年接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的刘振亚经历了中国工业化的几个连续挑战。刘振亚是从山东电力部门走出来的，山东地方工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电力需求猛增。1996年12月，刘振亚领导的山东电力工业局在全国第一家完成农村户户通电。1998年—2004年，全国掀起了“农网大改造”战役，山东脱颖而出。2000年刘振亚到原国家电力公司任职，大力推进农网改造，6年完成70年的工作。农村电网的改造，为农村工业化和农村电器需求打开了局面。这次战役也为大型工程项目提供了资金筹集和大规模采购等实战经验。
2004年，全面起飞的中国经济遭遇了华东大缺电。这年夏天，刘振亚向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副主任张国宝提出特高压建设方案，当即获得同意。2004年12月，刘出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后，提出了“跨区域、大容量、远距离、低损耗”的特高压骨干网架战略构想，并启动密集的国际考察。
电网技术的提升是伴随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我国1981年500千伏超高压交流线路“平武线”的建设，是由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的武钢1.7米轧机的需求带动的。2004年，西部大开发的西气东输项目已开始投产，而另一大项目——西电东送则面临超长距离带来的技术难题：均从新疆、宁夏地区到我国中东部地区，距离均超过1000公里，而此时最高电压等级（500千伏交流）的经济输电距离只有300—500公里，如不解决能源通道问题（无论是铁路还是输电），新疆等地发展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我国东部能源需求区域经济密度大，土地快速升值，如依靠500千伏作为骨干网架，那么在大型电源输出地和电能输入地，将需要十几条输电通路，这样的“超密走廊蛛网”在城市规划上无法实现。所以，我国同时面临当年苏联和日本曾面对的挑战。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超前性的布局。我国上马特高压项目迫在眉睫。
在对国际经验进行考察吸收后，2005年—2006年，国家电网提出了“一特三大”——特高压输电与大火电、大水电、大核电基地配合的构想（2009年修改为“一特四大”，增加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一举实现水火调剂、西电东送、外电内送等多个战略目标。具体来说，特高压输电的全国布局是：在华北、华中和华东构建“三华”（华北、华中、华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坚强同步电网 ，同时用±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回路把西北、西南和东北的电力输送入“三华”电网，形成“三华”内有多条纵横，“三华”外放射状连接西部和东北、全国联网的骨干网络，组建世界最大的交直流混合电网。这样，宁夏、新疆的火电，四川的水电，乃至未来俄罗斯远东的水电火电就可以输送到中国的核心地区。
一手要建设这样的世纪工程，一手要同时完成技术的消化吸收，还要完成区域电网升级，这样多头并进的系统工程必须要由强大的组织机构来完成。国家电网在特高压启动后不久就重点突出“五大机构”来配合科研与经济工作，它们是：北京中国电科院、北京经研院（后分出能源研究院）、北京电建所（后并入中国电科院）、南京电自院、武汉高压所（2013年演变为中国电科院、国网电科院、智能电网研究院、能源研究院和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它们分别从事总体科研及特高压直流研究、市场与价格交易系统及战略软科学研究、工程问题研究、电网自动化技术研究、特高压交流研究。其中，武高所（现国网电科院）和中国电科院作为两大特高压技术的支点，地位尤为重要，国家电网分别建立了交流和直流实验基地，又在中国电科院下设置了中电普瑞科技和工程两大公司；从2009年开始，国网打造中电装备板块，并强化国网电科院下属南瑞集团，形成国网系统内的装备技术体系。
在形成这些骨干力量的同时，国家电网对于公司的内部结构进行逐步改革，统一全系统思想。2006年国网设立“两会”制度，即原公司工作会议升级为每年年初的全公司年度工作会议与职工代表大会，制定每年的重大战略。2006年启动集中规模招标制度，2010年启动“三集五大”体系，即财务、物资、人力资源集约化管理和大规划、大建设、大运行、大检修、大营销体系，这些都是把重大权力上收，下属各公司逐渐层级化、专业化的重大动作，改变了原三产部门错综复杂的格局，让强者生存。同时对供应商进行优化，布局了一些重点扶持的制造企业，完善中国电力设备企业的生态系统。这些调整、布局，不仅为特高压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大的制度保障，而且为其他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健的基础。
2006年8月19日，第一条特高压（交流）线路——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全长654公里，单回电路输送能力500万千瓦）工程开工，正式开启了特高压的建设进程。这是“三华”特高压交流同步电网中西纵路的一部分，2009年1月投入商业运行。第一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向家坝—上海±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全长1907公里，额定输送功率640万千瓦，每年输送350亿度电。此前三峡要通过三条线路每年方向上海输电100多亿度）2010年7月投入运行。截止2013年9月，另有锦屏—苏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全长2059公里，额定输送容量720万千瓦）、淮南—皖南—上海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全长656公里，是特高压交流规划标志性工程，属于世界级重大创新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新疆哈密南—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在2014年1月建成（国网之外，南网只有4条±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规划，截止2013年修成2条）。
“十二五”内，核心的“三华”特高压交流网要建成“三纵三横一环网”的主结构，周边将建成13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到2030年，“三华”将建成七纵七横的主网架，并配以27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同时，2013年初，国家电网成功掌握±1100千伏直流输电技术，为进一步的升级打开可能。
与特高压骨干网络建设同时进行的，是区域电网主网架升级。国网安排500千伏成为省内电网的主网。而大区域如西北，则建立750千伏超高压主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新疆，此地地域辽阔，电力需求有限，电网结构本为“城市孤岛”，2006年才实现全区110千伏联网，2007年跃迁为220千伏联网。2008年西北750千伏骨干网架（兰州—哈密）建成（此前只有330千伏网架）。2010年新疆区内750千伏骨干网架建成，终于把新疆和内地在电力上连接了起来。2013年6月，哈密到格尔木第二通道建成，预期到2015年，新疆电力外送能力将达到3000万千瓦，实现其大型火电、光伏、风电基地向东输电以及与西南地区大型水电基地互相调剂的能力，成为“一特四大”的典型案例。这是新疆成为国家战略开发地区的最核心基础设施。
中国电网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正在特高压工程刚刚开启大幕后不久，国家电网又一个重要战略规划浮出水面，这就是“走出去”。此前，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多为承接工程、购买上游资源，还有华为等科技企业在国外获取订单，像国家电网这样的运营类企业走出去是非常少见的。
2006年，国家电网就开始与原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探讨合作事项，研究把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和蒙古国电站与中国国内联网的可能性。为探索海外运营，国家电网于2007年竞得菲律宾国家输电网25年经营权，2009年正式接管。国网用一年时间摸底整顿，3年就收回了投资。在试手过程中，国网逐渐形成了国际合作部、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等专门组织，并在2008年明确提出了“外电内送”的战略构想。菲律宾项目只是试水——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管理水平距离中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要加以规范化，就可获得丰厚利润。此后的动作更突显战略性：从2011年开始，国家电网先后收购巴西东南部电网资产、接手委内瑞拉电网EPC工程总包，并签署巴西美丽山水电站的特高压输电项目合同，计划采取±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把电输送到巴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此外，国家电网还参股葡萄牙国家能源网络公司和收购澳大利亚若干电网公司股权。看起来，国网意图在一些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长期缺少有力组织来运营关键基础设施的地区，投放中国技术并获得收益。这既是全球经营企业的前奏，又能让中国技术在世界不同的条件下接受考验，加速改进，为未来“外电内送”大工程打下基础。国际经营与特高压，正在构成国家电网走向全球企业的两个互相强化的支点。
国家电网发展中的两次扰动和一次“吸收”
当然，国家电网这十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围绕着特高压和国际化发展的主战略，发生了两次扰动和一次“吸收”。
第一次扰动是风电的大跃进。2006年，中国发布了《可再生能源法》，这是中国能源史上的大事。中国风电装机容量从2005年累计125万千瓦（相当于两个大型火电站），一下子飞跃到2010年底的4470万千瓦、2012年底的7532万千瓦。此时，国家电网刚刚开始“一特四大”的布局，被陡然增加的风电杀了个措手不及。按照《可再生能源法》，新建的风电设施，当地电网必须给予接入。这种命令式的安排，没有在制度上解决建设方和传输方的激励相容问题。在“三北”地区发展大型风电基地原是符合国家电网思路的，但是在电力传输网络没有充分消纳能力准备的时候，一窝蜂的建设必然造成风机建成后停转的结果。另外，《可再生能源法》提到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费，收取-补贴的过程比较复杂，没有财政直达发电商的补贴渠道，跟不上风电上马的速度，在总量和地区（尤其是上马风电的密集地区）都发生收支不平衡。一拥而上的新能源投资商（主要是五大发电企业）势必与电网形成冲突，前者埋怨不联网或被阻挠上网，后者则认为在物理基础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引入不稳定电源极可能给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个扰动从2006年一直延续到2011年，直到2012年，一些连接“三北”的项目如高岭直流背靠背工程（世界换流容量最大）投入使用后，国网才做好了消纳的准备——而此时中国风电的发展顶峰已经过去。必须指出，风电在2006年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带动了我国机电行业乃至建材行业的大发展，但也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吸取教训。
第二次扰动，是2007年一位原电力部的老处长“上书事件”，他的意见主要有三条：第一，国外没有发展过特高压，苏日都不发展了，国内也不应该发展；第二，质疑特高压交流网架的经济性，认为500千伏的线路加以改造就能提高收益；第三，质疑特高压交流的安全性，认为特高压交流建成闭环网架后出现低频振荡导致连环解链而造成大停电的概率很大。这个意见被一些长期质疑中国发展、质疑国家大型工程项目信奉“分散竞争”意识形态的财经媒体看重。但是，这些意见忽略了其重大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电网大工程是受阻于西方“环保”势力而停滞。至于电网是分散好还是集中好，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六大电网是最好的结构，似乎支持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美国电网体系面对的最大问题，正是近百年来分散而无规划的“自由拉网”造成的混乱和低效率。另外他给予高评价的巴西，恰在2011年启动了和中国国家电网的合作，共同建设巴西特高压。关于技术安全问题，国网方面由薛禹胜院士领导的团队提出了“时空协调的大停电防御系统”，在技术上正视应对这一挑战。至于另外一些专家担心的西北煤产区发电耗水问题，也有技术进步逐渐解决。在晋东南—南阳—荆门示范工程运营3年后，“上不上特高压争”终于告一段落。
一次“吸收”，指把“智能电网”的概念吸收纳入体系。智能电网是一些美国IT企业如IBM推出的概念，和“小的就是美好的”、“平等的网络”密切相关。其实，美国这种思潮有深厚的经济、社会乃至地理背景。热衷于这些概念的人群往往比较富有，很多来自加州，新能源（主要是太阳能）丰富。所以，美国的智能电网的“智能”重点放在电网终端的消费者层面，试图融入信息技术进行消费者用电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来相应制定弹性价格，在终端实现价格诱导式的节能，并且强调电网和分布式新能源（主要是各家屋顶的太阳能板）的对接，相互之间还可以买卖电力。这样，一个“高科技小农网络”就诞生了。
但这种思想在中国缺乏生存的基础，我国城市很少平摊式的低层住房居民区，不太适合发展分布式太阳能发电，中国的风、光资源的不均匀分布决定了中国的电网只能是大生产基地和大消费基地相对集中，用远距离骨干通道连接，这正是国家电网“一特四大”勾勒的远景。因此，国家电网主动出击，于2009年6月在特高压国际大会上提出了“坚强智能电网”的概念，把“智能”的重点放在电力传输的主干部分，尤其是对重要变电站、换流站的智能检测、处理上。工业生产需要规模经济的规律不会轻易改变。如果美国要大规模开发风能（主要位于中部的落基山脉），也要采取特高压的坚强电网布局。而2011年，以加州太阳能发电企业Solyndra破产为标志，奥巴马政府主导两年半的“新能源—智能电网”项目由于无经济可行性也归于沉默。
从2003年到2013年，国家电网累计投资超过2万亿元，电网规模翻了一番多，在西方和印度屡屡出现大面积停电事故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目前，国家电网建设任务继续加速，仍然艰巨：2012年国网年收入2万亿元，毛利1000亿元，净利800亿元（2012年以前为300—400亿元），但当前投资提速，每年要进行3000亿元的投资（“十二五”总投资超过1.7万亿元，“十一五”为1万亿元），现在主要靠固定资产折旧省下的现金流进行投入（每年经营性现金净流入2300—2900亿元）。截止2013年9月，国家电网最新的在国内进行的主要工作，是一手继续推动特高压建设，一手在2012年启动配电网大规模建设。另一方面，国际化继续加速进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特高压工程在国内因为人为原因没有按照预期推进，国家电网也可以走一条类“华为”路线，在海外更复杂的制度和自然环境收获更加丰富的经验后，再反攻国内。可以说，国家电网为世界作出了贡献——一个沉睡15年的世界顶级技术得以复活并有可能在全世界开花，这正是国家电网作为第一代中国全球企业的战略，也是它成立十年的立命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