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超出理论带来的困境与挑战
玛雅：你最近有篇文章《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在学界颇有反响。有人认为，文章观点新锐，指出了中国今天理论研究的问题所在。但也有人认为，文章观点有失偏颇，只是片面的一家之言。你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潘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过去35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然而，不论中国发展取得怎样令人赞叹的成就，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始终遭到西方的诟病，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始终遭到西方的质疑。这是为什么？
2013年11月3日，在21世纪理事会“理解中国”的北京会议上，美国政治理论家福山发言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并非来自西方竞争型选举制，而在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早已过时，不仅无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被国内和国际很多人质疑。到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也颇感迷惑：中国的传统思想博大精深，为什么当今共产党的基础理论远落后于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以至于中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
玛雅：福山这样说是质疑中国的软实力吗？这看来是西方政治学界一个主流认识。约瑟夫•奈在《为什么中国的软实力微弱？》一文中称，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都令人着迷，现在又在全球各地创建了数百所孔子学院。在对外宣传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取得的回报却很有限。中国似乎没有意识到，当文化与国内现实不符时，很难用它去树立软实力。
潘维：福山的观点固然没有脱离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认识。但是他的话给了我一个启发，促使我从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以外的原因，来分析思考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创新问题。
玛雅：那么你认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理论落后于中国和世界现实，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
潘维：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现实的发展超出了经典理论的预想。
马克思的核心主张是国际公认的，即全世界（从事制造业）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消灭私有制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最后的斗争”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基本矛盾——物质生产越发展，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
我国35年的改革发展实践远远超出了这一理论。由此也引发了国内外很多学人的质疑，认为共产党宣布的战略目标和重大政策与马克思主义似乎不相干。当然了，学者们这样质疑也许不重要。但问题是，如果公众受其舆论影响，感到执政党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知”与“行”相矛盾，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将是严重的。
玛雅：为什么呢？公众关注更多的是实际利益和与之相关的具体政策，对执政党的理论并不那么关心。
潘维：为什么？因为话语权。革命家列宁和葛兰西都曾指出“话语系统”之争对于执政者的生死意义。执政不仅靠恰当的政策，更靠“说辞”。“说辞”被攻破意味着执政的危机和革命的契机。我们看现实，话语系统的成熟是西方政体生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话语系统的不成熟是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如果公众认为执政党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诉求，后果是严重的。这会造成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下降，使政府难以主导政策日程，从而严重削弱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
玛雅：所以对执政党来说，这其实是话语权之争。
潘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共产党应当立足中国，逐步创新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追求“知行合一”，以应对现实发展带来的理论困境。这是我党巩固执政地位，树立理论自信，在国内国际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成功而独特的中国道路
玛雅：前面你谈到，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成为关系到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是不是因为共产党转型这一现实，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因为如何实现这种转型、如何执政一个现代国家，在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遵循。
潘维：是这样。马克思是近代以来对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中期，是关于如何反对执政者的思想，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如何执政的思想。马克思无情地批判现实社会的一切支柱，特别是私有制、家庭、国家、宗教、意识形态。他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执政当局感到芒刺在背。在私有制、家庭、国家、宗教、意识形态消失之前，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是永恒的，他的著作是一切革命者和叛逆者的精神家园。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大学都讲授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因为马克思准确地预言了其身后现实，而是要学子们欣赏其批判精神。
中国理论界今天一个令人诟病的问题是，一些人不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创新理论，而是实用主义地断章取义，用马克思著作里的个别词句去曲解他的核心思想，来为自己所用，为他们所谓的“理论研究”进行包装。这也是中国理论界被外界批评创新能力薄弱的一个原因。
玛雅：毛泽东、邓小平从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来指导中国，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理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典范。你批评今天有人实用主义地断章取义，甚至曲解马克思的核心思想，那么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如何理解？
潘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剥削”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他认为制造业时代的市场竞争将使世界分化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靠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导致工人阶级反抗，并意识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私有制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然而，现实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期。在19和20世纪，除苏联集团国家外，产业工人在社会总劳力中从未接近过二分之一。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高端第三产业崛起。如此，脑力劳动的重要性逐步增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逐步下降，尽管在“新兴工业国”中依然重要。美国的第三产业在1945年就已超过其总产值的一半，而今所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都占其GDP的70%-80%。
马克思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在人类思想史上地位崇高。他和恩格斯都极为注重生产方式，但是他们不可能在19世纪上半叶预见到一两百年后新生产方式的崛起。20世纪初的列宁则把第三产业的崛起称为发达国家的“腐朽”现象，也未能预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活力。不仅如此，他们强调生产方式，却都忽略了生活方式对“上层建筑”的塑造作用。
你说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典范，这话很对。而且他们的创新正是立足中国实际，同时因应世界变化，所提出的杰出战略性思想和指导性理论，否则就不会有成功而独特的中国道路。共产党今天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为了更好地治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是一个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所以提出“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相应的，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也要与时俱进，跟上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变化，这才符合我党一贯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
玛雅：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报告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就是说，它体现了党的思想理论的历史延续性，是有来源的。
潘维：理论当然是有来源的。唯物史观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并在18世纪就已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学术范式。唯物史观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了各地法律规定和政府机构设置等制度差异，即“上层建筑”差异。因此，制度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而非原因。唯物史观所抗衡的是“唯意志论”（voluntarism）史观，我国哲学界称之为“唯心”史观。唯心史观认为，上层建筑不是由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所塑造，而是来自精英人士的设计，故强调制度是塑造现实的最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唯心史观认为制度（好坏）决定结果（好坏）。唯心史观在后冷战时代最典型的表现是“制度决定论”，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包括历史阶段论，也有一个发展形成的过程。历史学靠划分阶段来叙述历史，给人类各地的历史划分“阶段”是必然的。马克思批判式研究的重点是把资本主义划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两大阶段。而把所有地域的人类历史统一和机械地划分为“五大阶段”是苏联学者的发明。对此国际学界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五大阶段论”，反倒是马克思猜想的、不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东方专制主义”引起了一些学人的兴趣。
玛雅：我记得你文章中说，社会分层在人类史前文明中就已经长期存在。
潘维：对。两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分析政体差异，方法就是研究社会分层。而今，研究社会分层依然是研究社会的主要方法。
“奴隶社会”并非社会分层的起点。奴隶在现代世界也并不鲜见，当今中东北非阿拉伯人的贵族社会里就有。美国在18、19世纪的兴旺主要依赖奴隶农耕，曾经是相当典型的奴隶社会。而另一方面，考古学界已经证明，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奴隶建造的，奴隶也未曾是南美印第安人农耕的劳力主体。经常的战争和部落征服才能获得奴隶，催生以奴隶为劳力主体的社会，如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中国炎黄夏商时代的大型部落联盟能制止经常发生战争，所以中华传统农耕社会从未靠奴隶劳动支撑。
“封建社会”是缺乏“大一统”时的常态，用于判断“中央与地方”关系。“封建”至今依然广泛存在。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一语中的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他定义“圣人”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如果今天的欧盟以建立“欧罗巴合众国”为目标，眼下的欧洲就处于“封建”状态。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美国不乏社会主义因素，中国也不乏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苏联并不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先进，更非美国的必然前途。人类社会是多元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与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一样千姿百态，其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也不只有对抗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言之，社会分层的起源与奴隶社会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奴隶社会与封建、封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同时存在。
社会主义是古往今来的人类精神
玛雅：还回到“理论的来源”命题。你提出，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你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包涵社会主义因素？
潘维：是的。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还有稍晚于孔子的柏拉图，都阐述过最终消灭私有制的“共产”理想。这样说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就超出了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不是马恩独有。
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平等团结的利益至上。西方和东方自古都有以平等为导向追求社会团结的思想。举凡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思想，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抵抗个人利益至上以及资本利益和效率至上的现实存在，抵抗社会地位高低和贫富差别乃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的思想。社会主义体现人类彻底改造现存不平等社会的人文精神。
应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古往今来的人类精神，是一种以“共产”为最终导向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指的是为未来的理想社会而牺牲现世物质享受的高尚追求。生命的短暂让人感到现世物欲的虚幻，从而去寻找、创造、积累生命的意义，追求对春荣秋枯、个人生命、饮食男女和现世名利场的超越，追求永恒，追求在永恒中安顿自己的心灵。“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之类的思想、宗教、艺术等创造，都属于精神文明。
玛雅：你说孔子有“共产”理想，是指他的天下大同思想？
潘维：孔子天下财产归公的理想，中国传统知识界称为“大道”或“大同”。代代科举学子都习学背诵《礼记•礼运》中以孔子之名表述的中华“共产主义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中华先贤的理想社会也是私有制和家庭消亡以及共产主义新人类。“大同”的表述不仅精确、简练、易懂，而且极具人情味，为世人所赞扬。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华文明里的“地气”。这种共产主义思想早于马克思两千多年。
社会主义是一种宏大的社会思想，是理想和人文精神。社会主义思想的应用并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形式，不限于政策框框，也不拘于路径。视暴力革命为唯一途径是狭隘的，视议会选举为唯一途径同样狭隘。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定义社会主义，决定国内和国际参与者、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多寡，决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
“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建构“因果知识”，从而解释业已存在的现象。不同地区的人类会受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不同因果知识的影响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塑造有无数种可能的未来。“自然规律”是客观不变的，而人类有主观能动性。自然规律没有“未来”；如果社会科学可以准确预测人类“未来”，人类也就没有“未来”了。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
玛雅：你谈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应用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形式，也不拘于路径。其实中国道路的成功，就是一个“不拘一格”的例证，是共产党在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结果。
潘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早已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丰富实践作基础的。
在马克思阶级两分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指导下，苏共消灭了其他阶级，建立了产业工人和科学家的国度，包括把全部农民变成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工人。然而，单一职业的社会导致单一的官僚管理，导致计划的社会、计划的思想、计划的经济、计划的科学、计划的党中央，还有对抗型的外交。这种统一管理忽视了人民对自由的需求，苏共成为脱离劳动者的僵化机构，成为社会自由的障碍。又由于核武器带来了可预见的持久和平，用于战时的计划经济丧失了优越性。生活资料的需求是无法被计划的，而是靠无数生产者的智慧创造出来。在“党国”体系里，党崩溃了，苏联也就解体了。
较之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富饶的苏联，中国自然资源匮乏，人力资源却极为丰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也曾经试图将所有劳动者变成国营工厂的工人，却根本办不到。在超大城市里都还存在“二轻局”管理的“小集体”，遑论乡村的“队为基础”。当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多元社会劳动者的活力就焕发了出来。
玛雅：对比之下，就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所在——放弃了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却没有改旗易帜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了18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现代发展史上一个奇迹。
潘维：从世界范围看，比起制造业初兴的19世纪40年代，经过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实践，社会主义思想已极大丰富。社会主义实践有共产党人的实践，有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的实践，更有包括欧洲、亚洲、非洲、澳洲、拉美、美国、加拿大的各种社会主义导向的实践。在税收、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因平等原则而致社会团结的实践蓬勃兴旺。扶危救困、同工同酬、族群平等、性别平等、基础教育平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等主张，都是社会主义导向的主张。
社会主义是宏大的思想取向，不是制度和政策教条。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不可能脱离各国实际，脱离本国的历史变迁进程。社会主义思想受各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也受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位置的限制。所以，尽管苏联的实验留下了伟大遗产，但教条主义的苏共垮台了，而欧洲社会民主党上台了。在东方，中国共产党更塑造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新中国。
习近平说，“创新决定民族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不仅是马恩列斯思想的成就，而且是毛泽东思想的成就，是几代共产党人思想创新的成就，更是继承中国传统、根据中国实际汲取各国经验教训的成就。
玛雅：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抱残守缺的政党，而是实事求是的政党。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党找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之路。从这个意义说，毛泽东、邓小平不但是中国道路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
潘维：你说得没错。如果仅以19世纪40年代的马恩思想为唯一“科学”的理论，以20世纪斯大林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模板”，社会主义的路会越走越窄，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尊奉欧式社会民主主义或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新正统”，看不到西方“旧大陆”难以逆转的衰落，亦属目光短浅，中国道路就走不长远。
尽管有人指责我们“一路向右奔跑”，中国35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光谱里。表现在：
第一，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社会主义的总体价值导向。第二，处于制造业时代的中国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私用制。第三，中国不信奉资本的利益和效率至上，利用市场却不迷信市场，为大众利益积极调控市场，直至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第四，中共立足本国经验，实事求是，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建设和谐社会，制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蓝图。
玛雅：为什么在今天谈理论创新不但要谈创新，也要谈社会主义？
潘维：因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无论什么人质疑我们，中国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目标。先辈们为此流血牺牲，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才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是对先烈和人民共和国的精神背叛。
第二，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符合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正统，即政府“以民为本”而非“以（个）人为本”。从两千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也从不迷信市场机制，而是为全社会“百姓”的利益干涉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的固有传统。
第三，在世界竞争中，本国人民的凝聚力非常重要。社会主义理念能凝聚中国人民，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却会分裂中国人民，让中国社会重新变成一盘散沙。
第四，不承认穷人应当受穷，而且誓言帮助穷人，致力于改变恒有贫富之分的社会结构，主张共同富裕，这样的政党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导向的政党占有道德高地，趋向“共产”，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同时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不断修正的精神，就是拒绝教条主义，拒绝“唯一正确”的精神。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里的“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超越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
所以我认为，立足中国，以古代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和当代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为基础，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宝库里能够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学派”。具体说，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明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国学派”的可能。
共产党是维护中华全民利益的先锋队
玛雅：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学界有人希望共产党转型为“现代议会政党”。你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如何理解？
潘维：中国共产党既不是苏式“立国为党”的“工人党”，也不是西方此起彼伏的“议会党”（party）——代表社会某部分利益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国”，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利益服务。我党自称“共产党”有革命时代的历史原因，但也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继承了传统执政集团的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
“大一统”的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来都由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来治理？
与欧洲分层的社会不同，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不是欧式分层的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农家庭的社会，是因缺乏“长子继承”及“富不过三代”而产生的“百姓平等”的社会，也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多元社会。这个独立小农组成的平等社会好似一盘散沙。即使在今天，全国占注册企业90%以上的家庭企业直接脱胎于家庭小农，也是“一盘散沙”。
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是社区，由血缘社区和扩大的、虚拟的“血缘社区”组成，从紧密的小家到松散的、层层扩大的“家”，直至“国家”。迄今，血缘称谓仍覆盖我国所有社会关系称谓。在我国政治中，阶级和利益集团至今都缺乏政治正当性，阶级斗争也缺乏政治正当性。
这个社会由单一执政集团治理。执政集团超脱于一盘散沙的小农，以德治国，以公正治国。《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的铮铮铁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在中国传统概念里，“党”由“尚黑”二字组成，“结党”必为“营私”，故有“君子不党”之说。“党争”是大一统的致命敌人。因此，中国传统政府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从不声称仅“代表”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
玛雅：传统概念认为“结党必为营私”，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执政集团又如何做到“立党为公”呢？
潘维：中华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理论上，执政集团信奉民本主义——政府之存在就是为“大家庭”全体成员的福祉服务，否则造反有理。政治上，执政集团以“视民如子”、“治国如治家”为正统，历朝均称“以孝治天下”，即“以德治国”。孝义就是道德，但不是一般道德，而是伦理道德。组织上，执政集团的成员经公开考选而来，原则上逢选必考，无功不拔。功绩考核导致执政集团内部的激烈竞争。因为中国东西南北差异极大，功绩竞争还意味着不同政策的竞争。中式绩效竞争比西方的集团权益竞争往往更激烈。
顺便指出，原则与事实需要分开；原则不等于事实。但有此原则与无此原则差异大矣，有原则才有评价事实的依据。如果总是举历史事实去否定原则的存在，无论中外，世上就都不存在原则了。
既然治国如治家，传统中华执政集团的官员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难于治国；能齐小家，才有管理大家的公信力。家人借官员的公权谋私利，何能“子帅以正”？执政集团靠责任感以及能力智慧去平衡三对利益，即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革与不变的利益。因此，与西方政府不同，中华执政集团不是靠“代表性”治国，而是靠“责任感”治国。
玛雅：问题是，这样一个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执政集团，为什么跳不出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潘维：长生不老是迷信，长治久安是科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执政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俭入奢，不再信奉民本主义，丧失了伦理道德责任感，自私自利、公器私用，就是改朝换代的契机。我国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英帝国由崛起到衰落至无形也不过三百年。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农民起义向来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贫富联手，以中产农民为主体，推翻腐朽执政集团的革命。过去如此，在可见的将来也会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个独特的“中式规律”，因为“民”不再分。西方的“改朝换代”则经常是“民”分裂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改朝换代之后，又崛起同样的一个以民为本的执政集团。如此循环往复，中华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生生不息，超越了朝代变换，超越了生产方式的升级变换，成为世界制度文明中的一支“异军”和一朵“奇葩”。这是中国社会具体条件塑造的，是历史塑造的，不是哪个精英人士设计出来的。
玛雅：所以在你看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执政集团？
潘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奋斗的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行统一战线，并与世界各政党平等交往，目标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复兴，让世界列强“平等待我”。今天“一颗大星”领导着由“四颗小星”组成的社会，类似两千七百年前就有的“四民分业”。因此，中共不是某个阶级的代表，不是西式“代表党”，而是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延续。
玛雅：用曹锦清老师的话说 ，西方政党是代表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所谓领导就是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
潘维：所以我说，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是“中华大家庭”公正无私的“家长”。中国共产党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以天下大同为理想。
事实上，在如今的先进国家中，阶级阵线日渐模糊不清，政党的“阶级代表性”都已被社会现实严重削弱了。由单一执政集团统领分散的、服务业主导的社会，并非“落后”的社会治理形式。
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大家庭”
玛雅：从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如何理解建立社会主义思想中“中国学派”的可能？
潘维：人们经常谈论一个话题——利益。利益貌似客观，却是“社会建构”的，有很大的主观可塑性。价值观塑造利益，比如有人追求豪华生活，也有人安于简朴生活。价值观有无数种，变化无常，在互联网时代更是无常。但社会价值观不是一般的价值观，而是关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即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官民一体信奉的“主流”价值观，是能够把各种社会利益凝聚在一个共同体内的思想，比如几大宗教教义。
世界各国治理社会的基本手段有四种，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其中之一。这四种基本手段：一是“执法”维护社会秩序；二是“代表”强大社会集团；三是承担平衡社会利益（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化与稳定）的“责任”；四是支持能凝聚社会各种利益于一体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前两者简单、初级，后两者复杂、高级。所有国家都综合依赖这四种方法治国，但各国情况不同，偏重也各不相同。
不能成为“主流”的价值观，也就谈不上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要成为“主流”，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官民共享。如果精英与大众各表，官民分歧和社会分裂自不待言，甚或流于虚伪。官与民固然职责不同，但必须在统一的认同体系内，社会才可维系。
第二，概念简洁。社会核心价值观通常有庞杂内涵，但表述必须简单、响亮。比如自由、民主、伊斯兰教，都只有一个词，不超过四个字。
第三，本国特色。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凝聚本国社会的价值观，与他国有别。比如美国强调“自由”，欧洲各国强调“民主”。
第四，世界接受。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导致立国的正当性。比如可以是和谐世界，却不能是种族主义。
玛雅：习近平近日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你认为，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潘维：当代中国官方和民间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定义五花八门或者冗长繁琐，体现了价值混乱。其实，“（中华）大家庭”三个字我看就很好，简明、亲切、响亮、实用，更重要的是“接地气”。
“大家庭”上接强调社会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下继以孝治天下的中华传统。“大家庭”伦理博爱的道德观核心是世界普适的，退可守“自然社区大家庭”的自治，中可支持“中华大家庭”，进可号召“人类一家”的“世界大家庭”。
“大家庭”的内涵非常丰富。家庭是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血缘和虚拟血缘的城乡居住社区和工作单位社区构成我国的社会网格。血缘关系称谓覆盖了整个社会，体现了虚拟的“大家庭”。以家庭为基础层层扩大构成的最大“家庭”就是国家。我们的军队是百姓“大家庭”的子弟兵，为“保家”而“卫国”。从家庭关系里衍生出的道德是中式道德，即伦理道德。在伦理道德中，互帮互助，贫富一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是为这个“大家庭”操心的“大家长”。家长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为了“大家庭”的福祉呕心沥血的公心，绝非专制的“家长制”。
玛雅：习近平2月7日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谈到党对人民的责任。他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潘维：“大家庭”立足我国实际，召唤各族人民不分东西南北、男女老幼、贫富高低，与“大家长”同心同德，建设和谐社会，为中华复兴而共同奋斗。对于“大家庭”的责任要求支持平等，支持一视同仁，否定“偏袒”，制止以权谋私，严厉惩处腐败。
中华“大家庭”的内在逻辑凝聚了强烈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不必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定语。不加定语表述更为简洁，还可以扩大包容性。
玛雅：2008年你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国学派”。现在提出建立“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的中国学派”，为什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
潘维：为什么强调社会主义？就是我前面说的，因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无论什么人质疑我们，中国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我们创建“中国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为了改善中共与本国和外国民众的交流沟通，也是为了与世界主流政治话语系统竞争，获得与中国硬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利和地位。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强调伦理和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强调国族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暗合“博爱”思想的社会主义。此种社会主义既非“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也不排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特色”，却在基本导向上坚持社会至上，坚持以民为本，拒绝个人至上，拒绝资本利益和效率至上，拒绝强调个人和资本自由的自由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力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