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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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未来10年展望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延续回落态势、总体平稳,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趋缓,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有所下滑,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金融财政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特征是:消费超过投资,服务业超过工业,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标志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正处于历史转折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只是走过了上半程。未来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

过去的一年,中国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社会各层广泛共识。2014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提出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国内外各种会议上,他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的运行则展现了新常态的诸多特征,并呈现出若干具有长期意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2013年,中国经济出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正在表现出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转变。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年,已经开启了“改革与危机赛跑”。中国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了调整,2014年经济增长由8.1%下调到7.5%2015年预测经济增长下调到7%。未来十年平均增速由6.5%下调到6.2%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增长阶段的转换,转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有显著差别的新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在此阶段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重要变化。对这个新阶段,目前用“新常态”这样一个概念加以描述。

在改革中形成经济增长新常态

2012-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持续走低(7.8%7.7%7.4%)。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经济增长率和结构的变化

生产率增速下滑是进入新常态的规律性现象。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1978~2013年间中国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趋缓。1980年~2007年间,年均增速超过3%2007~2011下滑至1.6%左右。这体现了追赶型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将规律性地放缓现象,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向成熟状态的转折。

进入下半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避免增速“快落”的风险增大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增速触底的一个关键变量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关联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所以,投资增速放缓,可以通俗地解释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和出口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加上新增长点的成长,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推出和重组大体完成,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成功触底。

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第一,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结构。从2012年起,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外贸出口增幅从过去的20%以上回落到5%-10%(出口增幅的回落,更多要由汇率上升、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解释)。

第二,率先回落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适应新环境,呈现增长走稳趋势。

第三,经济增速回调中,就业总体保持稳定。全国职业岗位需求略大于供给,其中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当然,如果短期内增速下降较快,总体就业压力仍可能变得突出。

第四,企业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增强。自2012年5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情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

在宏观调控层面,主要是通过调结构、促转型来获取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

从大的背景看,中国经济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经济增长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但是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在探索中。

增长速度还与结构转换密不可分。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消费增长率基本稳定,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的或然性,总体上占较小的比重。2009-2013年投资总额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5%左右,制造业投资在30%以上。大体上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高投资拉动,高投资很大程度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拉动。

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在2000年前后相继到来,此后逐步下降。今后一些年,这两个比重将大体维持稳定。由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密度已与发达经济体接近,高速铁路建设位居世界前列,移动通讯工具普及率较高等因素,以上领域作为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增幅有限。

房地产:2011年房地产投资可能已达历史峰值。2014-2015年,基于施工面积测算的城镇住宅投资实际增速将降至10%以下,“十三五”期间和2020年以后,城镇住宅的实际增速可能将低于5%

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它们所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出口增速下降到10%或以下水平,也相应减缓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这样,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投资增长放缓后,消费比重将相应上升。相应地,在产业领域,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使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这样,所对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都要求发生系统性变革。

经济增长动力调整的挑战

由旧常态转到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多于其他时期是必然和正常的。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中,很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背后是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目前情况看,这一转换过程将主要遇到以下重要挑战:

1、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尽管增长过程中存在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但只要有足够大的需求空间,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或推后财政金融风险的特性。但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风险就会显露。

2、如何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这些新增长领域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而催生(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购),还可能由应对既有突出的问题而引发(节能,节水,减排、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其中潜力最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创新是拓展新增长领域更重要的途径。除技术创新外,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和政策创新的空间也很可观。

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或衰退,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启动或培育之中。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增长动力转变的关键,是如何更大程度地促进科技创新和提升技术效率。

以深化改革应对增长阶段转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把决定中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将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坚性改革,对那些看得较准,条件具备,风险可以承受的“硬骨头问题”,集中力量和时间争取取得决定性进展。另一类是探索性改革,对那些方向和目录大体明确,但改革路径和方法仍有较大不确定的领域,允许和鼓励地方、基层开展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将那些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上升为全国政策。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效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集中体现在基础产业。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

三是以降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当前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有六项成本,即劳动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亟待相关改革的深入和突破。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服务业是中国下一步增长和潜力最大,新增长点众多的领域。要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高竞争力的制造业与高质量的服务业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毫不动摇地持续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并逐步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

2014年经济回顾和201520124年展望

结构升级将继续是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未来十年消费率将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上升到2023年的60%以上,相应的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30年将下滑到35%左右。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将从目前的46%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相应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

2014年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风险累积

2014年,GDP增长7.4%,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2012年以来,经济运行在下行趋势中避免了大起大落,为各类市场主体有序转型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进一步规范。财税、金融等改革稳步推进。中韩、中澳自贸区完成实质性谈判,APEC会议达成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时间表。自贸区建设平稳推进,对外开放正在迈上新台阶。

加强发展薄弱环节。加大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等建设,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实现粮食生产“十一连增”。

“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推进。城镇新增就业达1300万人。从全国就业供求分析看,“求人倍率”稳定在1.1左右,总体上求大于供。31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为5%左右,并未随经济下行而走高。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三产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带动力。

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3%,财政收入和税收增速分别为8.6%7.8%。效益指标相对于经济增速的弹性减小,表明市场主体逐步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煤炭、冶金、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业销售利润大幅下滑,纺织服装、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基本稳定,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利润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随着结构升级,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逐步形成与7%左右的经济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速适应的运营机制。

房地产:

2014年全年完成城镇住宅投资6.5万亿元,较上年增10.5%,增速降至16年来的新低。住宅新开工13亿平方米,较上年降12%。土地购置面积下降14.5%,成交总价款与上年持平。城镇住宅销售面积10.5亿平方米,销售收入6.1万亿元,均较上年降10%70个大中城市价格同比下降2.7%

3年施工和竣工面积年均增速降至10%5%左右,仅相当于2004-2011年均增速的一半。按照住房建设规律,施工和竣工的阶段性高点预计可能在“十三五”期间出现。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投资11.2万亿元,同比增20.2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增23.6%,交运仓储邮政增18.6%,电热气水增17.1%)。西部地区的交通建设投资额及增速均超过东、中部地区。增速比上年低0.9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中央加快清理地方债务、土地市场趋冷。

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严峻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投资、消费和外需几方面看,增长动力面临“青黄不接”的挑战。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偏慢,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实体经济整体效益下降。整个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仅70.8%。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从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铜冶炼,纺织,石化等行业;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包括碳纤维,风电,LED,锂电池,光伏等领域。重化工业和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往往是地方赖以提高地方经济的着力点。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这使得行业整体受到拖累,破产倒闭的风险增加,并引发金融财政风险。

第三,房地产泡沫、流动性风险和地方债务等风险有所累积,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有所突出。

1)经过近些年的迅猛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格局发生分化。一二线城市因吸纳就业能力高,城市规模仍在扩张;三四线城市住房出现供大于求局面,但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惯性作用下继续供地。

2)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和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支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至20136月底,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元(占GDP36.7%),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万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7万亿,三项累计30.3万亿元。由于缺乏稳定的地方支柱税种和主体税源,过度依靠土地财政和抵押贷款,现有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3)货币供应量持续高于GDP名义增速,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已达215%左右,货币总量巨大与资金价格高企并存,大量新增资金配置到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挤出实体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推高市场利率。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累积、制造业经营困难,导致部分债务违约、小贷公司破产,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加上联保互保等因素,金融风险快速积累。目前风险尚在可控范围。

1 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单位:亿元)

第四,农业、外贸、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预计2015年增长趋势

2015年,国际经济明显分化,内需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预计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7%左右。

国际经济低迷,影响出口增长

第一,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和经济政策进一步分化。美国经济增长趋稳,失业率降至5.6%,受能源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企稳等因素支撑,2015年增速可能达到3%。欧盟经济仍在衰退边沿,欧央行从3月份每月购入600亿欧元政府和私人债券,德国、西班牙等经济景气有所好转,2015年有望止跌回稳。日本经济低位增长,结构改革难有实质推进,经济增长超过1%的概率较低。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但发达经济体的带动效应有限,加之资金外流等,回升势头脆弱。

第二,各国经济运行和政策出现巨大差异,国际资本流动加剧,部分国家资本估值偏高、面临调整。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第三,受全球需求不振、地缘政治冲突以及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大规模生产等因素影响,石油价格大幅下滑,带动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对资源输出型国家经济有不利影响。

第四,非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冲突、乌克兰危机、埃博拉病毒、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冲击全球经济的稳定。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在分化中维持总体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出口结构特点和美元升值因素,我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7%左右。

投资是关键因素

2015年,外部需求难有起色。经济运行关键看内需,内需的关键则在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综合测算,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增长14%左右。

201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占比分别为33.5%26%22.5%,三项都面临下行压力。

第一,制造业投资将小幅降低。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房地产调整,汽车生产进入相对低增长期,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处下行通道。考虑加速折旧、设备更新、出口趋稳等短期积极因素,预计2015 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2%左右。

第二,房地产去库存任务较重。2014年全国待售住房面积增加近30%(前三年待售面积平均增加32%),其中北上广深四市待售面积增速分别是-10.5%10.8%7.3%20.5%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预计在7%左右,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收入增幅预计增长5%-10%。需求增长放缓的趋势难以扭转。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在2013年已达到1套,供求基本平衡。新执行的信贷政策对住宅销售的增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幅降到7%左右,比2014年降低5个百分点。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不足。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难度加大,公私合作(PPP)短期难担当大任;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央提出的关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长江黄金水道”等重大发展战略,若中央财政适当加大支持力度,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达到20-23%,但维持不了过去1025-30%的高速增长态势。

另外,服务业、现代农业投资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消费增长稳中趋降,物价压力不明显

2009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快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调整的压力正在积累。特别是随着经济减速,收入增长也将放慢,住房、汽车消费带动的增长效应也在减弱,居民消费支出呈稳中趋降态势。考虑信息等新消费形态较快增长,消费短期降幅不会太明显。预计2015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1%左右。预计2015CPI涨幅1.8%

总体判断:综合内外条件,我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下降,但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增长。但国际经济、国内投资市场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排除增速低于7%的可能。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力争速度下台阶的同时质量上台阶;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控和化解风险,防止矛盾激化;将深化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把有利于稳增长、促创新的改革举措放在优先位置。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5-2024展望*

预测2015-2024年的1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6.2%。到2024年,人均GDP将由目前接近5万元上升至12万元左右(从7500美元上升至2.2万美元左右),与韩国21世纪初以及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相当。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不断调整。(1)消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10年,消费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以上,投资率将下滑至37%左右。(2)未来10年服务业占比将由目前的48%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左右,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3)技术进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与过去相比,未来10TFP增长率将有所下滑,但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平均30%左右上升至2024 40%左右。

2 2015-2024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展望

房地产:未来10年新开工需求不足1亿套

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约7.5亿人。约2.6亿个家庭(按照户均2.85人折算,暂不区分家庭户和集体户)。同年,我国城镇住宅总面积大约为215亿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8.7平方米),套均面积超过85平方米,住房总量超过2.5亿套。按照常住人口口径,每户城镇家庭已拥有近一套住房。

综合联合国人口署等多家机构的预测,2024年我国人口将达14.2亿。未来10年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幅约1700万人,2024年达9.2亿人、3.38亿城镇家庭(按每家2.7人折算),城镇化率65%。按每户1.05套、套均92平方米推算,大致需要住房3.5亿套,320亿平方米。考虑折旧拆迁等因素,预计需要新建近1.2亿套住房。

2014年施工面积共52亿平方米,在建住宅4500万套(按套均105平方米、扣除6%不可销售部分)。按此推算,未来10 年每年城镇住宅新开工水平不足1000万套。

房地产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77年到2010年,美、日等国房地产行业占GDP的比重从8-10%上升至13%左右。2013年中国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6%,与发达国家平均10%的比重还有一定差距。

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估计不可过高

这里主要对铁路和公路的里程数和投资水平、邮电通讯的实物量和投资水平等进行预测。今后5-10 年,基础设施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互联互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致的公共服务,以及人口进一步集聚引致的能源、资源和供应链配置与建设需求等方面。2014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所涉及区域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将有较快发展。

1949 -2014 年,中国铁路里程数从2. 18万公里增长到11.2万公里,年均增幅3.1%(其中2008-2013年均增长5.3%)。2009 -2014 年高铁总里程从6600 公里快速上升到16000 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2014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5万亿元,其中铁路8088亿元、公路建设15256亿元、水运建设1458亿元。

3 未来10年中国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实物量的预测值

2004 -2013 年,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回报率从39%降至25%,其中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回报率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表明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存在较大挑战。

从长期需求看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提升空间:东部地区的交通、能源和通讯水平已接近或部分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中西部城市化率较低,根据对未来10年趋势预测,还有相当大的投资空间,但不可估计过高。从全局看,未来几年主要是续建2009年开工的许多重大基建项目,短期内新一轮的基建投资高潮很难形成。

投资导向要从过去的积极主动型向后向诱导式转变。重点是加快构建以地方债和政策性金融体系为核心的新型投融资模式,更多运用PPP等市场化投融资模式,提高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和长期可持续性。

汽车需求增速较快

2014年,国内汽车生产2372.29万辆,销售2349.1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3%6.9%,产销增幅较上年回落约7个百分点。乘用车和商用车分别销售1970.06万辆和379.13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9.89%-6.53%

与上年相比,价格10万元以下车型的比重持续降低,10-15万元及30 万元以上车型需求比重明显提升。汽车市场价格波动主要体现在乘用车上。

2014年,民用汽车保有量(不含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和千人汽车拥有量分别达到1.45亿辆和106辆,较上年分别增长14.2%13.7%。预计2015国产新车销量2425-2465万辆,增长3.4%-5.0%

根据典型国际经验,中国已进入千人汽车拥有量从100辆到200辆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5 -7 年,千人汽车拥有量增幅将保持11%-12%的增速区间)。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汽车市场将过渡到饱和期发展阶段。预计到2024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我国总汽车保有量为3.6亿辆,新车产销规模达到3000万辆,千人拥有251辆。

出口: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2014年的出口,剔除对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实际上延续了20133月以来在波动中逐步回升的趋势,第四季度下跌,原因是美欧进口增长迟缓。

出口结构调整:纺织品、服装、旅行箱包等增速低于上年,彩电、汽车零件、自行车、钢铁的增速高于上年,机械和运输设备在欧美的市场份额出现了重新上升的势头。

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分析,外需形势将有所改善,但存在不利因素。人民币跟随美元被动升值会削弱出口的价格竞争力。2015年出口增速大致与2014年持平,在6%左右。

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下降,降幅达12%。加工贸易出口将继续低迷。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上升,外资企业布局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合计占比从2006年的不足7%提高到16%,东部则从近90%降至81%

预计未来10年,如果能培育新的出口竞争优势,中国出口名义增速将保持在10%左右。

我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调整过程还远未结束。2009年机械产品(电动机械和非电动机械合计)占中国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曾达到44%,表面看和韩国、日本的峰值水平相当(45%50%),但由于中国出口的大量机械电子产品主要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增值率并不高。如只算非加工贸易,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26%左右(2011)。

按照增加值贸易统计,可以有效剔除因多次跨境生产、运输带来的贸易统计重复计算,更准确地反映某出口部门在价值增值方面的贡献。比如,中国电动机械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25%2013),韩国最高为30%,日本最高为23%。而中国电动机械在工业品增加值出口中的比重是18%2010),韩国和日本最高分别为29%28%。在人均GDP水平快速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中国要想保持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力,必须不断提升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和出口中的比重。这也是提高制造业整体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就业与人口

就业形势: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普通工人就业数量减少。但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就业岗位需求的增长减少。全年新增就业1332万人,比2013年多增12 万人,保持了2009年以来就业稳定增长的态势。

大学生求职数量创新高,就业形势稍好于2013年。2001年高校毕业生103.6万人,2014年达727万人(含研究生),2015年预计749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的比重从不到30%到超过50%2011年起),成为最主要的新增就业群体。

据计算,1991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2003-2009 年,城镇失业率从10.52%降至8.56%2012-2014年保持在6.3%左右。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农业劳动力:2013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31.4%。据北大家庭追踪调查,在乡村人口中,真正纯务农的劳动力仅占15岁以上人口的1.76%,有30.38%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兼打工,另有14.9%的劳动力以非农工作为主兼营农业。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相同发展水平时,农业就业比重分别是17.3%16.4%12.9%。“十三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仍有潜力。

人口: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12亿,平均每年增长0.53%2030年达到14.42亿峰值,2050年约14.0亿。

“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将减少0.2%、约200 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15年的9.33亿下降到2020年的9.23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幅度将逐年增大,2020年约比上年减少293万人,而2025年约比上年减少707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了整体就业压力,但也带来部分行业劳动力供应不足问题。2014年,起各地均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这有助于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和减缓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预测,到2020年,主要经济体的人口抚养比(每个15-64岁的劳动人口抚养儿童和老人的比例),日本是70.2%,法国61.9%,美国、英国、德国55-58%,印度、俄罗斯48%-49%,巴西、中国、韩国在42%左右。未来1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编辑高梁 季节)


*此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2015~2024)年度研究报告摘编,这两份报告分别由中信出版社2014年、2015年出版。

*本课题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用于模拟经济结构变化,进行长期经济展望。该模型除了考虑供给侧影响因素外,还纳入了需求侧影响因素,将两方面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框架之中。将投资增长与需求侧变化建立直接联系,来综合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房的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相应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寻找投资变化的定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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