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是复杂的，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话语中，美国的形象都充满矛盾，一方面似乎非常丑陋，另一方面又仿佛非常美好。因此，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在今天变得愈加必要。
“上帝的选民”之叙事逻辑产生困境
美国人有一种自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宪法的前三个字是“we the people”，即“我们合众国人民”，或者“我们人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所谓“上帝的选民”，并不是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投票者，而是特指的被上帝所赐福、护佑的民族。拜上帝所赐，美国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美国是“山颠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世界的立法者，天然负有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立法的责任。美国为现代社会创造了不同于古典共和的现代共和、不同于贵族制的民主制、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帝国，并成为人权的标杆、自由的榜样、民主的样板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窗口。
这套叙事可上溯至美国的建国时代。殖民美洲的英国人就拥有这种自我期许的早期版本，美国的建国者也借此向美国人民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汉密尔顿、杰斐逊、杰伊三人化名“普布利乌斯”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创建一个好政府，到底是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的选择，还是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联邦党人对美国人说，“我们”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将比母国英国更伟大、更光荣。把当下的政治选择寄托于一个对未来的美好设想，求诸未来安放当下，这是联邦党人说服美国人接受新宪法的政治修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百多年来的美国政治实践，可以视为是对美国1789年《联邦宪法》所勾画的宏大蓝图的迂回曲折的实践。随着美国在西方内部以及全球地位的上升，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正是借助这种叙事，通过不断的自我循环式的论证，构筑了对美国自身的诸多美好想象。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自身的整个叙事，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文化叙事，变得愈加自信、成熟。必须承认，这是美国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受过教育的普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确信，“我们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两百多年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故事在美国大地上反复传唱，这种自我确证也正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然而，事实却不是这么一以贯之的。在建国初期，无论是民主、自由还是公民权利，都是小范围的，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白人、男性、尤其是清教徒的特权。恰恰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形成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获得了巨大的道义正当性，迫使美国反思自身的种族问题。种族制下的美国怎么还能自称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尽管美国出于对峙竞争的需要的确一直这样声张。种族隔离只有在开始威胁“我们有效维持在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中的道德领袖地位”之后，才得到重视。如果不废除种族隔离，美国国内就没有自由，也就不好意思继续充当“自由世界的领头羊”。著名的废除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的布朗案，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冷战背景。人权叙事开启于1977年卡特的就职演说，主要是作为美国的对外战略工具。“民主”叙事，始于1983年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的创建。而其经济价值观之一，即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版本，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被美国用作一种对外战略，向拉美、东亚、东欧、苏联及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地区推销。冷战结束以来最近20多年，更是“民主”叙事炙手可热的时期，民主转型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正当性达到其自身的巅峰状态。福山认为这意味着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因为最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也即自由民主制已经出现，这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可能性，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再会有别的选择。
当然，这些叙事的困境恰恰也正是从其巅峰开始的。如果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生命体的生老病死、新陈代谢那样，也有萌生、生长、成熟直至衰败、消亡，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帝国的解体并不是发生在它最虚弱的时候，而很可能是发生在它看上去非常强大的时候。当今美国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美国在获得全球霸主地位之后，不断寻求提升对世界的干预权，因此变得越来越具有扩张性，但却在冷战结束区区10年就遭遇了二战以来的最大挫折，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愈加显著，911事件、欧洲难民潮都可以说是这种“文明冲突”的症候。那么，这一挫折是如何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并展开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晚近百年来、尤其是五十年来美国各方面的变化做一番历史考察，从而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
美国正在多个层面走“下坡路”
上帝选民、山颠之城、世界灯塔之类美国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如美国政治家所自称的那样，美国既是一个大西洋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它孤悬海外，没有一个强大的邻国，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没有任何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对其本土构成重大威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对于同样在美洲殖民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相对于加拿大、墨西哥这样的邻国，相对于拉美、南美这样的“后院”，美国都具有巨大的优势。这使得美国既不同于欧洲国家，也不同于亚洲国家，欧亚各国大部分都多次遭遇严峻的内外威胁，天然有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而美国长期以来并没有这种意识，即便曾经有过，相对于欧亚国家而言，也是比较微弱短暂的。比如珍珠港事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人在这种意识引导下一度同仇敌忾，其内外政治、法律、文化视野都为之大变。
因此，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乐观主义、进步主义的心态，认为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通过变革，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在苏东剧变、冷战格局结束，美国自视为独步全球的“新罗马帝国”之后，伴随着其经济形态和安全形势的变化，其民族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力。互联网是冷战背景下的一种核战争军事技术，冷战结束、最大的战略敌手解体，美国的互联网开始商业化、民用化进而变成了全球互联网，金融资本凭借互联网技术创造出一种全球性的金融市场，美国因而获得了操纵和控制这种全球金融市场的能力；相应地，美国的整个经济形态也从实体经济驱动转向了虚拟经济驱动。
全球化进程使美国有能力将世界各国整合进其经济链条，同时也加快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使美国的实体经济产业向东亚、东南亚国家转移。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美国实体经济开始走向相对意义上的衰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民族品质受到败坏，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民众开始依赖信用消费，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也加速膨胀，政府与民众都开始寅吃卯粮，透支未来。这一转变，连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力的贫富分化进程，推动了美国在经济、社会、观念和政治等多个层面开始走下坡路。
经济分化逐渐加剧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国走下坡路的第一步，美国两极分化程度从此逐渐拉高。美国是世界上富人最多的国家，同时其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加剧。根据美国五等家庭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的长期走势，1947到1973年是其经济民主程度比较高的时期，以黑人解放、女性解放、文化解放、积极政治参与为主体的民主化运动压制了最富阶层的上升欲望，五等家庭收入同步增长，而且增幅差距不大。但是，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程度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并逐年上升。共和党及其秉持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发挥支配作用，其后，里根的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与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释放了包括最富阶层在内的中上阶层的上升动能。从1973年到2000年，其实可以算到2010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收入越高、财富增速越快，收入越低、财富增长越慢。1%最上层的富人的收入，一战以后一直到1968年在不断下降，从1968年开始大幅增加。2008年，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为18%。2005年，就1%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的增速而言，美国、阿根廷并列第一，为17%。甚至，美国0.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也升至8%。从1978年开始，10%最富阶层的收入又回到了上涨轨道。1986年即回到41%，之后六年相对稳定，直至1994年后又迅速上升，1997年升至48%，之后又回落至2002年的44%，然后又是一路高歌猛进至2007年50%。
在美国，金融市场资本收益的受益人绝大多数都是富人，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经济规律，越富有的人，越有资本投资，获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重要的事实在于，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从金融市场当中获益，资本的扩张并不是有利于多数人的。
相反，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财富积累止步不前。经理层和普通工人的平均薪酬比，1980年代是42倍，今天则是400多倍，增加了十倍。普通工人的实际最低工资，从1968年的时薪8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5美元。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远低于欧洲，1950年的巅峰期也只有36%，现在更是低至13%，因此，通过工会活动谋求权利保障在美国变成了一项少数人的特权，大多数工人并没有这个权利。在贫富两极分化的道路上，美国的确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社会失范现象频生
美国是世界各国中民众持枪比例最高的国家，每百人持枪率高达88.8%，有人认为高持枪率说明美国公民享有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利，但事实上这种权利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在法治状态下，一旦有人非法持有或使用枪支，就会立刻遭到警察的暴力压制。当代美国警察的装备已经高度军事化，美国警察的治安权力，尤其是在街道、交通治安层面，变得越来越大，警察权屡屡受到滥用。因此，普通人必须听从警察的指挥，一定不要让警察误以为你在掏枪，否则警察会直接开枪射杀。持枪权与警察装备的军事化和警察权力的滥用相互叠加，在美国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热点，而且是一个基本无解的热点，体现出美国社会日益严峻的失序和失范问题。
民主化运动以追求个性自由和多元生活为标志，却导致美国社会犯罪率攀升。有鉴于此，美国保守主义者举起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口号，但事实表明，保守主义未能真正扭转美国社会中个体行为失范、家庭价值解体和社会分裂的总体进程。美国现在已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每10万人中有716个囚犯，囚犯数量从1972年的30万激增至2014年的230万。美国也是世界上军费最高的国家，军费总额相当于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同时也是对外出口武器最多的国家，占全世界出口武器总量的30%。美国还是全世界医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国家，但医疗效果却很不理想，原因在于受益人局限于医保公司、医药公司、医疗设备生产商，导致美国的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价格都堪称全世界最高。“看病难、看病贵”在美国是一个老大难的社会问题。在35个发达工业国家当中，美国还是婴儿出生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以及大学学费最贵的国家。
非婚生子女比例逐步上升也是美国社会失范的重要表征。1965到2010年，黑人非婚生子女比例升至72%，西班牙裔的这一比例升至54%，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也达到36%，整个美国各种族平均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平均是41%，这意味着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美国家庭不再完整，这无疑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长期影响值得关注。
思想观念出现巨大分歧乃至撕裂
好莱坞自由主义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好莱坞生产的影视作品通常都是以自由主义为主旋律的。但好莱坞编剧、导演、制片人以及幕后老板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普通人之间存在很大的观念差异。前者中自由主义者的比例高达60%，但后者只有30%。相较而言，美国普通人中保守主义者占43%，但在好莱坞这个比例只有14%。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观念分歧，体现在很多方面。
其一是政党倾向。一般来讲，政党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应该是一致的，即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是某一党派，也基本意味着他认同该党派的意识形态，比如一个精英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他一般会选择加入民主党；一个精英认为自己是保守派，那么他一般会选择加入共和党。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政党领导人的一致度高于政党精英，政党精英又高于普通选民，民主党的普通选民只有34%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共和党内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
其二是选民的意识形态倾向。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还是占多数，至少远远高于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认为是民主党的人数在下降，这很可能是因为民主党的政党纪律非常松散。自认为是独立的、无党派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有所上升。而两党的忠实选民一直以来基本是稳定的。新世纪以来，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数逐渐增多，民主党的忠实选民人数在下降，相反共和党的忠实选民人数却在上升。这说明，新世纪以来，美国普通人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倾向于保守化，由此衍生出茶党运动、反堕胎运动等社会浪潮。
其三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政策分歧。两党的政策分歧非常明显，在经济、犯罪惩治、刑事司法、社会政策甚至国家安全政策上，两党都是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主要表现为，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政府要不要加大投入去预防犯罪或者惩罚犯罪、政府要不要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以及坚持什么样的国家安全理念。比如，自由派认为政府应该在全世界支持人权，这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但是，保守派认为这种想法比较虚伪，美国应该更直接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空谈人权。如此看来，美国的共和党人的确比民主党人更坦率。
不平等的政治参与
美国政治是利益集团主导的多元主义政治，而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又大都是社会的中上层阶级组成的，因此多元主义政治模式实质上仍然是少数上层精英的统治。美国活跃的、有重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中，由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占到88%，这些人是富人精英阶层而非普通人。
相应地，虽然传统上来讲，在政党政治层面，民主党一般代表中下层利益，共和党更代表中上层利益，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动员对象并没有太大差异，都是中高收入群体，区别只是共和党的动员对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以上，而民主党的动员对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稍偏下。竞选捐款的主体到底是谁呢？年收入在五万美元以下的只有5%捐款，年收入在五万美元到十万美元之间的是14%，10万到25万之间的35%，25万到50万之间的是26%，50万以上的是20%，也就是说，实际上95%的捐款者的年收入都在五万美元以上，捐款者绝大多数都是中上阶层。在种族上，捐款者95%都是白人，也就是在当代美国，真正影响政治的仍然是白人。
如果按照年收入划分，把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划入高收入组，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划入低收入群体，可以发现，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政治参与上差异巨大：在高收入群体中，86%的人投过票，17%参与竞选，56%捐过款，50%和政治家、政客有过政治联系，7%参加过抗议活动。在社区活跃度上，高收入群体中38%的人很活跃，73%的人在政治参与上更积极。高收入群体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远高于低收入群体。
美国国会议员的连任率居高不下。按照美国建国者最初的设想，为了防止民主制的败坏，议员和行政官员要频繁进行选举、更换，避免同一个议员或行政官员长期占据议席或官职。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参众两院的连选连任率，平均都超过90%，因此有美国学者指出，议席正在蜕变为“代表的财产”。
在严重不平等的政治参与状态下，大众越来越不信任政治精英。从1964年一直到1980年代，信任度都在下降。里根时代的前半段有所上升，但从其后半段开始又在下降，1994至2001年在上升，“911”之后又急剧下降。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意度也非常高。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无法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诉求，政府并不关心人民，政府官员自身有特殊利益，他们是为其自身而不是普通人服务的。这加剧了民众的政治冷漠度：主动和他人讨论政治的人只有30%到35%，愿意主动投票的人也只有30%到35%，能够积极参与政治的只有30%到45%。可以看出，在精英统治模式下，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参与政治。
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
美国建国之初只有4个部门：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后来逐步组建了内政部、农业部、商业部和劳动部、卫生服务部，1965-1990年之间设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交通部、能源部、教育部、退伍军人部、环保局，2002年建立了国土安全部。除了新设政府部门，政府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3年，包括所有政府雇员在内，美国联邦公务员接近280万，州公务员达到450万，地方政府公务员总数为1450万。美国各级政府的公务员总数达到了2180万。按照政府雇员占就业人口比重计算，6个就业者中就有1个受雇于政府部门。按照政府雇员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计算，约每12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政府雇员。很显然，美国的政府规模是极为庞大的。
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一半的人隶属于国家强制部门。在全部政府雇员中，国防部的文职雇员占36%；其次是退伍军人部，占16%；第三位是国土安全部，占9%；第四位是司法部，占6%。这4个部门都是国家强力部门，他们的雇员总数占美国联邦政府雇员数的51%。
随着美国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政府开支也相应增加，联邦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资源控制地方政府，还要维持在全世界的军事存在，导致美国政府公债自二战以来不断扩张，特别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幅推行赤字财政，使得美国当下的公债总量已经非常惊人，其公债总量等于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总体而言，最近五十年来，美国逐步成长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唯一全球性超级大国，其“新罗马帝国”的自我期许不断强化，美国的扩张性、侵略性也越来越强。同时，美国也开始走下坡路，其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政治都出现了不可小觑的衰变。经济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引发了思想观念、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因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把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称为“金融资本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寡头政变”。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借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将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归咎于“1%有、1%治、1%享”。“休克疗法”的发明者萨克斯将美国民主党称为“华尔街的民主党”，将共和党称为“石油巨头的共和党”。1989年宣告“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近年来也开始呼吁结束代表中上富人阶层的两党之间的相互否决制（a vetocracy），建立民主独裁制（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以图解决当代美国的重重困境。
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的现状
对于理解因“帝国化”而走下坡路的当代美国而言，联邦党人的内外政治视野仍有启发意义。一方面，联邦党人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即首先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并谋划成为新帝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国家观，他们考虑的是新生的美国如何才能存活。在十三个邦组成的松散“邦联”状态下，在没有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作为政治体统领者、整合者的状态下，这两个目标都是空中楼阁。因此，必须制定一部联邦宪法，而其最终和最高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一个有权有效的联邦政府，其次才是政治权力不同分支之间的制约和平衡。正是因为其政治目标的双重性，学术界对它的政治与法律理论解释也始终存在两个方向，一方面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联邦政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的必要性，误解往往来自于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
联邦党人相信，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民”，他们同文同种，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偏好，但在“邦联”时代，他们同时既隶属于邦、又隶属于邦联，这种“主权中的主权”是典型的政治怪胎，各邦往往只维护地方利益，彼此利益分歧严重，尤其需要一个全体美国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意志的代表，只有全国性的政府才能超越各种地方利益，成为这种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而活跃在这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中的政治家们，包括参众议员、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比地方领导人更有能力、更有德性，而总统又是重中之重：“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责人如何……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九篇）
因此，联邦党人在1789年联邦宪法中为总统权的扩张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美国总统直到1944年为止，一直没有连选连任限制，美国总统的否决权也得到了国会最大程度的尊重。在大多数情况下，否决权的行使是否顺畅，取决于总统本身，而强势总统的否决权更可能获得国会的尊重。就长期趋势而言，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从林肯，到老罗斯福、威尔逊，再到小罗斯福、克林顿、小布什，总统的宪法外权力都在不断强化，当代美国政府规模、政府开支、政府职能不断膨胀的背后，是总统行政权的持续扩张。只有充分的政治集权，才能有所作为，美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真正的革故鼎新都是在同一政党控制总统职位、参众两院乃至最高法院的时期才实现的，这种状态并不多见，更像是靠运气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为不同政党所掌握，往往就会出现政治僵局，三个权力部门都有相互否定的权利，三者角力，互不相让，从而导致美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形成福山所说的否决式政体。
晚近百年、尤其是五十年来，美国总统越来越像一个君主，国会越来越像是选举的寡头制，民主因素被削弱抑制，而沃伦法院之后的美国最高法院，无论能动与否，本质上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机构，罗伯茨法院所推动的法人权利的自然人化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当代美国政制是典型的混合政制，也就是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三者的混合形式，而且君主制、寡头制的成分已经形成了对民主制成分的压制之势。晚近五十年来美国所经历的经济分化、社会失范、观念撕裂、不平等的政治以及政府的膨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联邦党人的构想，也背离了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民主社会所必需的身份平等。
今天的美国走下坡路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美国兴衰之门户、进退之虚实、变化之得失、损益之轻重，对于那些希望从美国身上获得某种“现实镜鉴”的人们而言，对于那些不欲简单臧否而希冀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的人们而言，不可不察之，不可不审之，也不可不慎之。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