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深化改革


 

“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搞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历来是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关心的宏大事业。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对激发农民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城乡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功绩,有目共睹。

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地方的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放松了“统”的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被弱化,幸存下来的集体经济实力也失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缺乏强有力的行政引导和正确的政策导向。

加强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了,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防止两极分化。乡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了,扶贫工作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必须确立“统”与“分”的辩证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农村经济上的体现,应该是集体优越性与个人积极性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个人离不开集体,集体把每个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集体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也就不会有集体的创造力。只有把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使“统”与“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生产力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尤其重视基层党政建设和集体经济的建设。关于统筹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带动力。<!--[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农民的脱贫工作。他说:“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习近平同志着重指出:“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政策性很强,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习近平同志关心通过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惠及广大普通农民。他在黑龙江视察时说:“东北地区有条件发展规模化经营,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习近平同志关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指示,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1980年农村改革起步时,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民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多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曾数次阐述农村改革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这是社会主义的解释。“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我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任何生产力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相联系并容纳于其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之适应,形成同步发展、不断进步的局面。

当前,很多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相当部分农村处于空心化状态。怎样稳定乡村劳动力,发展地方经济,防止农村变成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改革发展的任务,是一个重要课题。

推进农业现代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应该逐步转到分工经营的大生产方式。当前各地农村正按“三权分置”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很多地方鼓励种田大户或引进龙头企业,作为推进规模化、社会化生产的重要途径。但我们更应该强调创造条件、引导和组织农民发展新型合作经济体,逐步实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坚持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我们党在武装斗争时期是把支部建在连上。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作是把支部建在村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党支部在组织和依靠农民群众,推动改革和发展事业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前农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同样离不开党的建设和基层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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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和经济日报社联合举办了“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和农业部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十几位来自各省市区的地市县领导和农村基层干部。我们征得政策科学研究会同意,选编了部分参会同志的发言,在本刊发表。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2015430,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52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2014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1215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2013722,习近平在湖北省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同部分村民座谈,人民网2013724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人民日报》201449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2016425,习近平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农村改革座谈会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429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 2016524日在黑龙江省抚远市玖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干部群众的谈话,新华社《新华视点》2016525日。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198053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316页。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同薄一波的谈话》19842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64页。

<!--[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5页。

<!--[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的谈话》19927232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1350页。

 

“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

 

协同是集团战略和经营哲学

中信参与“一带一路”的优势在于多元化的综合优势以及集团大协同的优势。多元化业务是发挥协同作用的基础,而中信的多元化与发展历程相关。中信创立伊始并没有固定业务范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涉足了很多行业。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信走的是一条创新之路:先是形成金融、生产、技术、贸易和服务“五位一体”的业务格局,后又布局重要行业,最终完成“金融+实业”架构的搭建。

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中信逐渐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协同能够把集团内各个不相关的业务联系起来,发挥出整体优势,提升中信各家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市场拓展风险和成本。中信的业务协同部,是孔丹董事长(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在任期内成立的。目前协同已经被提高到公司经营哲学高度,也已经上升到中信集团的战略高度。

“以客户为中心”是中信协同的出发点。中信是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涵盖60多个行业。满足客户需求是低境界的合作;创造客户需求是第二个境界的合作;超越客户的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超越客户的期望值,才是高境界的合作。中信利用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的综合优势,努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提升客户价值,超越客户期望值。在“一带一路”的实践当中,我们也努力为当地所在国创造价值,超越所在国的期望值。

 

构建“七个协同圈”

在实践的过程中,中信集团积极构建“七大协同圈”。第一圈是中信内部企业之间的协同圈;第二圈是中信与国家部委的协同圈,如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第三圈是与国有中央企业的协同圈;第四圈是与地方政府的协同圈;第五圈是与地方国有企业的协同圈;第六圈是与民营企业的协同圈;第七圈是与国际企业的协同圈。目前,中信已与保险、通信、能源、环保、建筑、船舶和电力等行业的31家大型企业集团和15家国家部委,以及省市地方政府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与无数个地级市政府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在实践中,中信集团遵循“大协同”思路,搭建了海外业务协同合作平台。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海外开展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信已在海外形成广泛的业务布局,逐步形成了协同“走出去”的模式。协同“走出去”,能有效降低中信各家公司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和保证项目执行成果,降低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和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促进海外客户和渠道资源的共享,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有利于增强中信集团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开拓和维护好全集团的海外客户资源,实现集团海外效益最大化。

 

三种海外协同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以海外工程项目为先导的战略协同。近年来,中信建设在亚非拉地区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领域涉及社会住房、能源、农业和地质勘探等。在为客户提供工程承包服务时,中信建设还基于在当地市场积累的资源、渠道和经验,帮助集团的金融、资源能源等兄弟公司在当地开拓业务,满足当地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第二个模式是海外投资拉动的协同。中信资源完成对哈萨克斯坦KBM油田的收购,这带动了其他项目的协同。根据哈方的建议,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石化股份公司各出资50%成立里海沥青合资公司。之后,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建筑服务公司组成联合体,共同作为里海沥青项目建设的总承包商。中信还与哈政府成立了股权投资基金——卡森纳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6亿美元。

第三个模式是海外业务人才的协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资源配置和人才积累。在南非第一黄金公司的股权收购中,中信国安集团、中信建设、中信证券和中信锦绣等多个单位和部门共同参与了项目筛选、跟踪分析、商务谈判与估值、现场尽职调查以及交易执行等各项工作,对项目成功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信子公司全面布局“一带一路”

目前中信集团已经在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制造业、农业以及卫星通讯、基础电信等多个行业和领域。

中信银行投融资并进,支持“一带一路”。早在20156月,中信银行就联合中信集团旗下兄弟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将达200亿元。在国内,中信银行加大在西安、兰州、西宁、上海、广州、福州、海口等丝绸之路沿线内陆城市和沿海港口城市的布局,设立了1000余家网点,提升了沿线18省份节点城市及重点港口城市的金融覆盖及服务能力。中信银行在海外搭建了三个平台机构,分别为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和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并设立了伦敦和悉尼两家代表处。“一带一路”沿线的诸多国家中,目前中信银行已与其中55个国家共计554家代理行建立了双边密押关系。

截至目前,中信银行累计储备“一带一路”项目超过300个,融资金额超过4500亿元。同时,中信银行在国内设立了“一带一路”母基金,截至20171月末,基金规模已达千亿元。在中国香港,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国际发起设立了“一带一路”主题基金。201767日,中信银行联合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Halyk bank)签署了股权交易协议。这意味着中信银行成为国内首家在哈收购银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中信证券通过兼并收购,布局“一带一路”2013731日,中信证券完成收购里昂证券全部100%股权,中信证券的业务覆盖美国、英国、日本、香港等主要市场,成为首家分支机构遍及全球的中国证券公司。中信证券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了战略布局。新的中信里昂证券将形成强大的业务能力和网络优势,成为独特的中国海外金融平台。

中信建设落地超大项目,践行“一带一路”。中信联合体参与缅甸皎漂经济特区的国际招标,中标了投资规模超过百亿美元的港口和工业园区两大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中标的最大项目之一。该项目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将为缅甸提供10万多个就业岗位,将累计为缅甸政府带来约150亿美元的税收,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建“一带一路”的心得体会

    第一,要有先利人、后利己的信念。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正是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义利观。中信在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高速公路项目,项目周围有很多村庄,我们就利用自己石场的石子,为周边村民修路,当地的老百姓就给我们提供水和各种便利。有了当地老百姓的支持,项目进展就会比预想的顺利,虽然中间付出了一些成本,但项目最后还是赚钱了。中信在缅甸的皎漂项目团队沿着伊洛瓦底江,一共开了20多场座谈会,与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充分沟通,为项目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当地人民认识和了解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意义。

企业在海外做项目,一定要了解属地国的需求,必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在安哥拉,我们建纺织厂是因为安哥拉总统希望穿上自己国家做的西装。我们帮助哈萨克斯坦建设了沥青厂,总统在沥青厂竣工讲话时表示终于用上了自己的沥青,虽然中信在这个项目上没有赚到钱,但哈方目前正在和我们一道推进更多项目,帮助我们取得市场化的收益。所以,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坚守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到其他国家去投资,要帮助这个国家发展,真心实意地为所在国谋福利。只有这个国家发展了,我们才能赚到钱。并且,中信对项目的执行能力很强,可以保证投资项目取得成功。

第二,要秉持开放合作的心态。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说,“尽管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必须采取协同一致的系统性方法,动员国际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应对全球挑战。”随着新技术的推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共享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跨界协同。企业只有强化内部的协同,并展开跨界行动,进行内外部协作,才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信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心态。中信和战略投资者泰国正大、日本伊藤忠合作在第三国开展业务;中信与属地国企业合作,与当地市场深度融合,实施缅甸旅游开发项目;中信还带领合作伙伴深耕安哥拉市场等等。未来,中信将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为“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编辑  宋斌斌)



* 苏国新,中信集团业务协同部总经理。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建设秉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遵循“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知古鉴今、面向未来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工程和促进全球经济振兴的中国方案。

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中信“走出去”的四大独特优势

中信集团长期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大手笔的布局和投资,逐步形成了一些富有自身特点的独特优势。

首先,综合优势明显,能够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是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先生创办的。历经38年的发展,中信已成为一家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环保、文化出版、通用航空、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60多个行业和领域,在全球拥有15家公众上市公司。中信能够为客户提供项目前期策划、投融资安排、建设、运营等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具有产融结合的市场竞争优势。

其次,实践经验丰富,积累了诸多成功案例。早在1986年,中信就投资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目前中信已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00多家机构开展业务。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中,中信已在其中20多个国家开展了业务。中信集团与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等金融子公司通过对“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信贷支持、设立“一带一路”基金、与沿线国家合作设立直接投资基金等方式,累计为国内外“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约150亿美元。中信建设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缅甸、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设了一批工程项目;中信资源、中信重工和中信戴卡等企业在沿线国家印尼、哈萨克斯坦、西班牙、德国等开展直接投资,收购了资源能源、装备制造和汽车零部件制造等项目或企业;中信海直与韩国大宇公司签署了缅甸海上油气开发工程项下的长期飞行作业合同,成为国内首家开展海外业务的通用航空企业。

第三,创新商业模式,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在“走出去”过程中,中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国内优质企业合作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模式。例如开展大型工程承包项目,中信根据项目所在国的诉求,积极整合国内优势资源,与合作伙伴一起为项目所在国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既为项目所在国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又与合作伙伴一起实现共赢。再如安哥拉的K.K新城项目,这是一个超大型的新城建设项目。中信联合中铁、中建等国内企业,以及工商银行、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一起参与这个项目建设。项目建成以后,中信还继续承担项目的后期维护、运营,帮助并带动当地人员做好后期服务。此外,中信还加强与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交流合作,借助更广阔的资源和平台,服务“一带一路”。

第四,坚持诚信为本,树立中信品牌优势。中信集团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诚信创新 凝聚 融合 奉献 卓越”,中信集团以“信”字为先,言必信、行必果,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不折不扣履行对客户的承诺,坚持把事情做成,这是中信这么多年在国内外积累的良好口碑。比如中信在阿尔及利亚实施的高速公路项目,之前西班牙公司用了16年都没有建成,最后在中信手里完成了。可以说,中信很多海外项目的成功,靠的就是我们钢铁般的执行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和思考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信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深入思考正反两方面案例,我们认为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要善于谋势取实。“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平台、一种发展哲学、一套全新理念。“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谋势”,还要“取实”。所谓“谋势”,就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抓住用好重大机遇;“取实”,就是要根据自身特点找准结合点,选准选好项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谋势”才能“取实”,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把握住大的方向,与重点合作领域对接,与沿线国家发展愿望对接,才能走得稳、走得快、走得远;“取实”也是为了“谋势”。“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这就需要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既注重在技术与标准等方面的硬实力建设,也注重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软实力建设;既注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注重民心相通,最终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赢。

二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多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和经济基础薄弱,人民渴望提高生活水平,国家希望加快经济建设,投资需求很大。习近平主席指出,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即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不能见利忘义,必要时舍利取义。不能只关注短期利益,一定要了解当地的需求,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依托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经验,从长远考虑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将已经被证明可行的新技术及时应用到沿线国家,提升项目的技术含量,帮助其实现跨越式增长,真心实意的为所在国谋福利。只有做到和当地老百姓在一起,成为当地人,才能把项目做成功。

例如,哈萨克斯坦产原油,但是应哈萨克斯坦的要求,中信在哈萨克斯坦建了一个沥青厂,帮助哈萨克斯坦把原油变成了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沥青。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做这个项目并没有挣到钱,但是非常欣慰的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竣工仪式上非常骄傲地说:中信帮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沥青厂,我们可以用上自己的沥青来建设我们的公路。此后,中信在哈萨克斯坦开展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就获得了很多机会。

三要践行开放的协同理念。中信作为一家综合企业集团,注重协同各个领域的子公司共同“出海”。协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能有效降低各家企业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减少其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各家企业海外客户和渠道的共享,增强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实现中信海外业务收益最大化。中信的协同还不止于内部。目前中信与30多家大型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70%的国内战略合作伙伴都有与中信合作开展海外业务的需求。此外,中信还引入泰国正大、日本伊藤忠商业和瑞穗银行等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多领域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信拓展发达国家市场,从海外获得低成本资金和创新海外产能合作模式,也有利于减少政治风险和国别风险,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

四要高度重视防范投资风险。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很多风险,既有交易对手经营不善、丧失偿付能力、恶意违约拖欠等商业风险,也会面临战争、征收、汇兑限制等政治风险。企业的“一带一路”布局一定要选择能够把握得住的较好行业,知道风险和盈利空间、选择相对安全的国家、选择信用较好的合作伙伴或客户,有合理的风险管控方案,依靠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完善的保险方案去化解、转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参建“一带一路”的初步思路

接下来,中信集团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发挥金融助推作用。在哈萨克斯坦,我们收购了该国最大商业银行下属的阿尔金银行60%的股份,并与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共同设立了直接投资基金;中信银行和中信证券共同投资设立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基金。中信将发挥好这些金融机构的助推作用,有侧重地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能源、交通、金融和消费等行业中的企业和项目。

二是加大直接投资力度。我们将切实发挥中信农业、中信环境等企业的技术优势,积极投资相关项目,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推进绿色发展。在缅甸,中信联合体中标了投资规模超百亿美元的港口和工业园两大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沿线中标的最大项目之一,对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运用以往成功经验,加大推进力度,确保项目有序实施。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合作。我们要本着开放的、国际的、全面合作的原则,整合内外部资源,在集团内部企业、国内外合作企业、国内外金融机构、国内外政府、多边双边金融机构及国际组织等多个层面搭建合作平台,与国内外更多的合作伙伴协同走向“一带一路”,从拓展海外业务公共关系、开展点对点合作等方面,务实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寻求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四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信建设在海外开展工程承包业务时,注重构建东道国自主发展能力平台,进行属地化管理,在当地开设为项目配套的工厂,大量雇佣当地员工,出资创办职业培训学校,带动当地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这些举措加深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获得感与认同感,也是公司赢得所在国政府和合作伙伴长期信任和支持的重要原因。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广成功经验,在项目所在国开展教育医疗、扶贫开发、赈灾救灾、人居环境改善等公益慈善活动,积极回报项目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五是注重人才培养。在开展对外投资中,人才需求是一个核心因素。我们将着力做好“人”的工作,既要培养自己的专业化管理人才,也要在当地发掘各类人才,通过吸纳和培养当地人才,建立属地化的人才队伍。这不仅可以为当地解决就业,还可以加速项目团队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保证团队能够在短期内到位,为项目执行降低时间成本,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各国加快发展的内在愿望,有助于促进沿线经济建设和全球经济繁荣,有利于加强人文交流、维护世界和平。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企业的责任和担当,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中信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也愿意携手更多的海内外企业、团体深化交流合作,共商大计,共襄盛举。   



*蔡希良,中信集团副总经理。

 

编者按:

    20169月,宝钢五位老领导谢企华、朱尔沛、张浩波、沈成孝、关壮民联名给时任宝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乐江写信,他们建议:把宝钢30多年来所走过的生机勃勃的改革、创新历程做一个完整的回顾,向社会呈现出来,以此作为宝钢对当前中央深化国企改革的支持和贡献。徐乐江董事长对他们的建议高度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完成这项使命。宝钢人本着尊重历史、面向未来的原则,全面深入分析、总结了宝钢的改革发展之路,载入宝钢人自己编著的《黎明与宝钢之路》一书。

 

中国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

19781223日,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了开工典礼,打下了第一根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工程史上投资和引进规模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举世瞩目,举国关注。

十年动乱结束后,全国上下都急于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宝钢的决策正是在中国百废待兴的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做出的。

钢铁工业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参加武钢一号高炉点火仪式时就指出:“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我国曾尝试了不同的建设发展模式,积累了经验也吸取了不少教训。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引进了计划经济模式。1958年发动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未能成功。1960年,中国年产钢1866万吨,日本为2200万吨。到1973年,中国年产钢2522万吨,13年仅增加了35%;而日本达到1.199亿吨;中国仅为日本钢产量的21%。1978年,中国钢产量为3178万吨,人均产钢0.03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同期,美国人均产量为0.5吨,日本人均产量为1吨。差距还表现在,中国钢铁企业生产装备普遍老化落后,钢铁产品的品种结构、生产技术都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与日本相比,中国钢铁工业至少落后20年。

1977年,冶金工业部考察团从日本回来,提出应借鉴日本经验,要走新路,加快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1977年年末、197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经过两次专门讨论,做出了建设宝钢的决策。1978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了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当即要求对方“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为适应经济建设要求,改变当时中国钢铁工业落后的状况,中央决策,在上海宝山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这是在我国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投资300亿元建设的特大型工程项目。

引进之初,宝钢建设方案曾经引发大范围的争论。怎样看自力更生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关系?有些人担心引进的技术装备难以消化掌握,外国专家一旦回国,机器就开不起来;担心靠进口铁矿石会受到外国人的牵制。当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冶金工业部长还受到了质询。中央领导,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支持宝钢的引进工程,他们对宝钢建设的问题亲自过问、研究、部署,亲临宝钢视察调研,在关键阶段果断决策,指明了方向,使得宝钢的引进与建设得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黎明的“第一把火”

建设宝钢的消息传出后,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5万余人组成设计、施工大军,奔赴宝钢建设基地。然而,项目的引进与建设并不顺利,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续建的曲折过程。1983年,时任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黎明,在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进度脱期三个月的困难时刻,被中央调到宝钢任职。在全国上下的关注下,黎明深知自己肩负的是千斤重任,背负着人民的期盼与嘱托。

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他在宝钢任职15年,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

黎明号召宝钢人“不忘300亿元建设投资,要交上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不辱使命,向世界展示展示中国企业的能力!”他率领团队立下誓言,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要建好宝钢、管好宝钢。

如果沿用传统的建设工程的办法,宝钢的工程拖期很难得到解决。此时,国外专家普遍不相信中国人有这个能力,中国没有建设现代化钢铁企业的经验。宝钢这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由大量的单项工程组成,这些单项工程分为三级:一级项目有30个;二级项目230个;三级项目1150个。外方专家向冶金工业部提出,按照国务院正式宣布的投产日期——19859月来推算,工程实际进度已脱期3个月,此时距离“859”只剩下两年时间。

刚一上任,黎明就马不停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他检查了1223个工程项目,列出了七大危险工程,并迅速找出了工程难点。“病情”掌握了,“病根”到底在哪里?众说不一。黎明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工程管理模式落后。在宝钢这个特大项目建设的诸多因素中,系统而科学的工程管理将起到重要作用,需要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

宝钢工程指挥部决定引入当时先进的“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并果断采取了两项关键措施:首先,公开脱期信息。通过《宝钢战报》(《宝钢日报》前身)把脱期项目、脱期时间和责任单位公布出来,从而增强了建设者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其次,按照钢铁联合企业生产流程,制定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工程总进度表,黎明要求建设单位务必牢记:投产并不等于工程竣工。

198310月,宝钢一期工程脱期信息公布之后,一时间舆论哗然,各方面纷纷打电话询问:脱期这么严重,能不能按时投产?是谁指示公开刊登的?竟然是刚刚上任一个月的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为何公开?而黎明认为,要把真实的困难告诉群众,只有依靠职工群众的智慧才能化险为夷。

到宝钢上任后,整整一个月,黎明没有公开讲过只言片语。他几乎走遍了工地的每一个角落,一个月下来,整个宝钢就像一张清晰的立体地图刻在他的脑海里。红红火火的施工现场背后是工程脱期这一危机。黎明要工作人员拿施工网络图来看看,而施工网络图竟然拿不出来。“这么大的综合工程,没有一个全盘的网络安排,怎么能保证齐头并进、综合协调?

宝钢工程亟待科学有效的工程投资管理措施。“我们总脱不开战争思维,干什么都是大会战,拼人力财力,留下许多后遗症。为什么不能科学、冷静地按网络图施工?”黎明发火了。公布工程脱期情况,是黎明来宝钢后的“第一把火”。他要让干部职工明白真实的工程进度,唤起大家的危机感。在黎明率领的宝钢工程指挥部的科学指挥下,宝钢建设者们齐心协力,不但抢回了拖后的3个月工期,还提前半个月实现投产,而且干净利落,不留尾巴,实现了“工期确保、质量提高、投资不超”的目标,在我国钢铁工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全方位一次性投产成功。

宝钢创造了“以工程总进度为核心”的工程管理模式,当时在中国工程建设领域属重大的管理创新。这一工程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首先,现场施工管理把确保总进度作为一切工作的纲,项目决策按合理、先进的原则确定工程建设的总进度,各项工作围绕总进度开展,设计、设备等都按总进度的要求确定交图交货进度。其次,对总进度必须进行过程跟踪和动态控制,使之始终处于有效受控状态,从而对各个环节起到相互协调的作用。最后,在组织架构上,采用“指挥部——项目组——施工队伍”三层级控制。改变单一的以完成投资为依据的传统考核方法,既考核投资完成情况,又重视考核工程的实际进度。核心是确保总进度“后墙不倒”。

在特大型工程建设中积累经验

质量是宝钢工程的生命。宝钢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是全员参与的全要素的质量管理,质量管理活动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在宝钢一期建设工程中,投资全过程目标管理模式助力宝钢走出了一条“建设高水平—产出高效益—资本高积累”的投资管理之路,也为实现特大型工程建设过程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宝贵借鉴。

在宝钢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摸索出“四结合”的新鲜经验。“四结合”就是设计、施工、设备和生产四个方面相结合,是一种合作体制和管理方法。宝钢通过实践的经验积累,创造性地提出将设计、设备制造、施工和生产“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的力量统一到工程建设上来,形成完整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四个目标一致、广泛协同、取长补短、优势叠加、共同进步。这既是宝钢工程建设实践的一项创新,也是宝钢一贯制管理思想的发展,体现出国有企业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在宝钢三期工程建设中,由于投资主体发生根本转变,“四结合”进一步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全方位、全系统,并在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四结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市场为纽带,以合同为基础,建立了规范的合作关系,进而以建设精品工程为载体,以实现双赢、多赢为共同目标,形成了稳固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四结合”的协作模式还加强和改善了国内设备制造单位与施工、生产和设计单位之间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能力与装备制造能力的同步发展。

以往钢铁企业扩建,通常是单独建新厂,老厂、新厂管理班子互相独立。这种做法不但增加了岗位定员,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产进度,降低了工作效率,不利于工程项目的生产准备。黎明充分总结老钢铁企业扩建工程“一厂变两厂”的教训,决定在宝钢三期工程推出“老厂管新厂”的管理模式。就是新建一个与既有工厂同类(或类似)的工厂,依托既有老厂的人员、技术和经验,而不是另起炉灶建一个新的运营管理班子,由一期、二期老厂管理新厂,这在当时的钢铁业内是一个创举。黎明认为,老厂管理新厂,使老厂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能够使宝钢三期工程尽快做好生产淮备,尽快掌握新技术,尽快培训新员工,最大限度地精减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把老厂的经验教训带到新厂。得益于“老厂管新厂”的管理创新,以及生产人员的提前准备和“新老混搭”,宝钢三期工程生产准备更加充分,有条不紊。

宝钢工程建设投资管理的思想精髓是,推行工程项目总投资全过程的目标管理,以控制项目总投资为目标,在工程项目全过程实施全方位投资控制。宝钢三期工程建设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为623.4亿元,除国家进口税返还外,其余资金全部由宝钢自行筹措。黎明领导团队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了投资控制目标,实际投资额比总概算节约了4%以上。这标志着宝钢已经形成了自筹资金、自我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和能力。

 

引进、消化、创新三部曲

    自主集成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

宝钢的建设对于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成套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宝钢实现了硬件方面的赶超,使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20年。

国内很多引进项目往往免不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现象。国家投入巨资,引进当时最先进的钢铁生产技术装备,是希望宝钢能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高起点创新”。1984215日,邓小平视察宝钢时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为宝钢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指明了方向。

从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到建成千万吨级钢厂的15年间,宝钢始终立足高起点的“引进—消化—跟踪—创新”,并建立了一整套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

1985年,黎明在干部大会上提出“引进消化、跟踪移植、开发创新”的宗旨,他提出,要真正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就必须引进世界一流的,代表当今技术发展潮流、成熟可靠的新技术。引进二流技术或过时技术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扩大生产能力,得到一些短期的经济效益,但不能提高技术能力,更谈不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宝钢不能重复引进。高起点引进正是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以高速赶超世界先进企业,最终达到世界一流。这是宝钢后发制胜的战略抉择。

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引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是日本、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不同流派技术的综合,是当时国外钢铁企业一流水平。其冷热轧加工、钢铁冶炼、炼焦化工等全部技术建立在当时的电子、液压、传感、控制、计算机和通信等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包含着数百项专利使用权和技术秘密。

宝钢坚持自主集成创新、努力提升设备国产化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套引进。“在建设初期,我们对当代冶金装备、工艺尚知之不多,还没有形成掌握现代钢铁企业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和生产力量以及社会上的协作力量。因此,我们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引进。”黎明道出了此阶段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宝钢工程的雄心不止于提升中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水平,还肩负着协同促进中国冶金设计、装备制造快速发展和整体提升的重要使命。

第二阶段是成功地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实现部分国产化。二期工程,冷轧是中外合作制造的,热轧、连铸依托中外合作设计和合作制造,高炉、烧结、焦炉基本立足国内设计、制造。设备国产化率一期工程为12%,二期工程达到61%,尤其是机电设备的自主安装和调试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工程设备安装精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连铸机的安装精度甚至超过了外方标淮。

第三阶段是逐步形成自主集成创新机制阶段。在三期工程建设中,工程设备以国内设计和制造为主,对国外技术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选择”引进,将设备国产化率进一步提升至80%以上,达到了“以我为主、兼容全球先进技术”的工程建设模式。

在第三期工程建设中,宝钢努力追求集合世界冶金行业最先进技术,以“点菜式”搭建各国钢铁设备供应商同台竞技的舞台,吸引他们拿出最好的技术装备,以经济合理的价格参与竞争。三期工程建设,宝钢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243项,其中属世界领先水平的就有158项。高起点的技术引进不仅保证了宝钢技术装备的先进性,也为宝钢实现“高效益”提供了前提,为宝钢的技术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国外先进技术,宝钢不但敢于引进,而且善于引进,在确保技术先进的前提下,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引进过程中吸取老企业的教训,在引进设备的同时要引进技术软件(专利和技术秘密),让外商承担总承包责任,投产初期进行严格的设备功能和工艺参数考核,达不到要求的,对方必须赔偿。仅一期工程,宝钢就向供应商累计索赔人民币1600多万元。三期工程建设恰逢国际技术市场不景气时期,于是宝钢在对外采购谈判时,要求对方无偿转让制造技术和专利技术,获得了一批最新技术成果。

宝钢在建设初期就十分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1978年至1991年,宝钢的一期工程引进专利155件、技术秘密416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钢管等方面的技术;二期工程引进专利108件、技术秘密748项,主要集中在炼铁、炼钢、热轧、冷轧、化工等方面的技术,为技术的自主集成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对于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宝钢人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一期工程成套引进后,在投产前,宝钢建立了消化引进技术的责任制,实行从对外谈判、消化资料、出国培训、安装调试到投产验收都有专人负责的“一贯制”。为消化引进技术,共组织了81个科研攻关项目;各生产厂、部、处根据本单位关键课题确定了620个科研攻关项目。结合宝钢实际,制定各种技术指导资料和规程,真正吃透和掌握先进技术,保证了一期工程的顺利投产、达产和达效,并为后续工程不断提高国产化率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时期,黎明一直强调,引进的东西要吃透,在吃透的基础上再创新。

1988年2月,宝钢开始着手科研体制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科研经济效益提成奖励”为主要内容的科研承包办法,从多方面鼓励科技开发。198810月,随着钢铁研究所的成立,宝钢对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消化吸收和开发的进程逐步加快,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宝钢一期、二期工程备件国产化达到47071项,国产化备件使用金额占全部备件消耗金额的56%,标准件中的轴承国产化率达到62%。

20世纪90年代初,宝钢进入改进提高、跟踪移植阶段。黎明强调,宝钢要跟踪国外新技术,特别是萌芽技术、刚开始研发的技术,不仅理论研究要跟上去,而且在实践中要移植过来。

为跟踪国际钢铁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宝钢设立了信息研究所。随后在原来钢铁研究所的基础上,增设了自动化研究所、设备研究所、信息研究所和前沿研究所等,成立了宝钢研究院(宝钢技术中心),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加大投入,向建设宝钢自己强大的研发机构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科技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推进了宝钢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人才团队的建设;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宝钢产销研和产学研的结合,基本形成了以宝钢技术中心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研发装备的能力。

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后,宝钢在跟踪发展、移植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宝钢一期工程88%的设备是引进的,二期工程在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的同时,对一期工程的技术进行了移植和创新。通过合作设计或合作制造,使冷轧、热轧、连铸三大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44%;通过以我为主的设计和制造,使高炉、烧结和焦炉三大项目的国产化率达到80%以上,一批最新技术得到应用。在二期工程的二号高炉上移植了新日铁20世纪80年代才采用的无料钟炉顶技术,将三座300吨顶吹转炉改造为顶底复吹转炉,使宝钢跟上了世界钢铁技术的最新发展水平,为宝钢的技术创新奠定了雄厚而扎实的基础。到1994年,宝钢共开发创新先进技术165项,取得重大科研成果237项。

黎明说,宝钢科研分三个阶段:一是消化、引进;二是跟踪;三是超前,就是别人还没有做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要去做。不管是装备还是工艺,宝钢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有了自己的东西,说话才硬气。

1992年,宝钢成立科技推进委员会、《宝钢中长期(至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组织了国内17家科研单位,成立专家组,进行规划的编制。1995年,宝钢组织制定了《宝钢1996-2010年科技发展战略》。1996年,宝钢召开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国内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参加,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宝钢后来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照发展规划,宝钢加大了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的开发,开展了包括钢铁短流程相关工艺技术研究、高炉喷煤工艺及技术开发、转炉复合吹炼、真空循环脱气精炼处理工艺及装备研发、钢管水淬工艺技术研发、渣处理工艺技术及装备开发等重要科研项目。一些重要产品如X系列管线钢、油井管、汽车板、热轧集装箱板和桥梁用钢等产品开发成功。宝钢的技术创新由过去的局部创新(点)开始,向更广的范围,向二次创新和集成扩展。

黎明强调,“开发新产品就是开发市场”,“制造新产品就是制造市场”;“现代企业的兴衰关键在于技术,要想保持第一流,必须有新的设备,新的工艺出现”。在他的推动下,宝钢提出“生产一代,试制一代,预研一代”的新产品开发策略,先后试制了超深冲IF钢、高合金芯棒钢、耐大气腐蚀钢、高强度焊接结构钢、电子工业用特殊钢板、X系列管线钢等新钢种;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钢、压力容器钢、造币钢等一系列产品可替代进口。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上半年即达到66.9%。为宝钢产品,特别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保持市场领先地位打下了基础。

硅钢被公认为是“钢铁产品中的工艺品”,尤其是作为电力行业战略性基础材料的取向硅钢,更是被誉为现代钢铁业“皇冠上的明珠”。1997年,宝钢建设硅钢实验室,20085月生产出第一卷合格取向硅钢,122000卷取向硅钢顺利下线。历经10年艰辛,终于掌握了代表钢铁业顶级制造能力的取向硅钢工艺技术。目前,宝钢已实现高等级取向硅钢产品牌号的全覆盖,并出口至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

2009年,宝钢成功研制核电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成为继法国、日本、瑞典之后世界上第四个能生产该项材料的企业。世界各国核电站使用的蒸汽发生器用690U型管,属于核一级部件,代表着世界特殊钢发展的顶尖水平。实现该产品的国产化,不仅有利于我国摆脱长期以来对国外产品的依赖,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对保障我国核设备长期有效运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商用大飞机“一类关键件”起落架的300M钢,是我国大飞机国产化材料中研制难度最大的一种钢铁材料。由宝钢自主研制的300M钢已获得合格供应商资质认证。宝钢成为国内唯一的大飞机项目A类钢种供应商。

围绕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宝钢持续开展工艺创新。黎明经常说:“技改工作是宝钢进步的象征,不抓紧改造,明天的宝钢就是今天国内的老企业!”宝钢每年都要投入15-20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对落后技术和设备及时改造和淘汰。一期工程是从日本引进的,为70年代水平,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当时的先进水平也必须不断改造。一期工程投产后,宝钢实施完成了300多项技术改造项目,其中大多数属于设备、工艺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高效率的技术学习、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以及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确立了宝钢“高效益”优势的可持续性。

宝钢一、二期工程投资建成了年产671万吨钢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黎明则认为,世界级钢铁企业的合理规模应该在1000万吨以上,国家每年仍需要大量进口电工钢、汽车板、镀锡板等高级钢材,为了满足国内发展需求,宝钢应该在一、二期工程基础上,以我为主建设三期工程,工程设备以国内为主进行设计、制造。19938月,国务院批准了宝钢自筹资金建设三期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三期工程至20006月全部建成投产。工程总体规划和设计全部由国内承担,国产化率超过80%(一期、二期工程的国产化率分别为12%61%),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冶金装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宝钢致力于企业科研机构建设。1989年,宝钢已有包括厂、部及设计院、钢研所在内的1200人左右从事科研工作。宝钢对国内沿袭数十年的生产和技术两套体系分立的管理模式进行变革,把科技工作纳入生产指挥系统,在多层次的科技管理体系中实行一元化领导。19977月,宝钢被上海市经贸委确定为全市首批9家技术创新试点单位之一,8月,又被国家经贸委确定为首批6家“全国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成为首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长期以来,宝钢在国内外广泛开展产学研用合作,与国内知名院校共同组建多个工程研究中心和实验基地,联合开展高水平和超前性技术研究,还积极开展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走出去,引进来,与澳大利亚四所大学共同组建联合研发中心,启动宝钢—伯明翰大学研发中心建设。所有这些举措,大大加快了宝钢技术创新的步伐,使宝钢总体技术装备水平继续保持世界一流。

宝钢实现了自主集成创新,装备自主化、国产化率的快速提升。不仅带动了钢铁工业的跨越式发展,而且促进了国内冶金行业设计和装备制造的同步快速发展。宝钢三期工程对国产设备的需求带动了国内各大重型机械制造厂和成千上万家中小型工厂,也提升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立足国际市场,赢得竞争优势

国家建设宝钢不是为了生产“大路货”,宝钢人追求的也不是与国内企业对比,而是向世界上最优秀的钢铁企业看齐。宝钢必须生产国家急需的、国内其他企业难以生产的、能与世界先进企业产品媲美的高难度、高附加值产品。

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产品结构不合理,低档次建筑钢用材比重过大,高档次的板管材比重太小。20世纪80-90年代,国民经济急需的关键钢材品种中,50%以上国内企业不能质量和数量上满足需要。

 

攻克国家急需的产品,替代进口

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发行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任务下达后,造币厂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造币钢,只有从国外进口。1991年宝钢二期工程建成后有了自己的冷轧厂,立即组织攻关造币钢。从炼钢到轧钢,经过一系列试验,国产造币钢研制成功。199261日,中国人民银行用宝钢生产的造币钢发行了中国第一套1元硬币。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钢材生产硬币。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发达国家,油气管线运输成为继公路、铁路、航空之后的第四大运输手段。由于运输安全要求极高,对管线钢制造要求非常苛刻。当时,国际高等级管线钢市场由日本、韩国等国的极少数钢铁企业把持,国内生产的管线钢只能用于低压输送。1990年,宝钢开始自主研发X系列高等级管线钢。1995年,宝钢生产的高等级管线钢首次实现了大规模替代进口。2007年,宝钢成为世界第四家成功试制X120高等级管线钢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我国西气东输等输油气管线工程,并在印度、苏丹、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的重大工程中中标。

20世纪90年代末,宝钢开发出新产品171个牌号,转产112个牌号。其中IF钢(无间隙原子钢)、芯棒钢、彩电用钢等35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压力容器钢、S级钻杆等50个新产品实现了以新产品开发顶替进口,X系列管线钢、石油管、船板、造币钢、汽车用钢等11个系列产品实现了部分替代进口。这些替代进口产品的研制和生产,极大地拉动了我国相关上游、下游产业的发展,为我国汽车、机械制造、石油天然气、航空航天、造船、家电、桥梁、建筑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宝钢从起步就定位于生产世界一流的精品钢材。然而,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立差异化产品结构,不断进行新产品开发,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从1993年开始,宝钢对生产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重点增加“双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随着三期工程的建成投产,宝钢生产出了汽车板、镀锡板等国内市场上的紧缺产品,使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优化,冷轧“双高”产品的比重大幅提升,不仅支持了我国汽车、石油、电子、家电等重点行业的发展,而且使宝钢经受住了国内外钢材市场急剧波动的市场考验。当国内钢材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之后,有些钢铁企业由于中低档产品过多,产品滞销,处境艰难,而宝钢凭借开发的“双高”产品,产销两旺,供不应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体现出品种结构的优势。

    05级冷轧板起步

所谓05板,是德国国家标准《冷轧低碳钢板和钢带》的质量等级代号。05级冷轧板,是生产轿车用钢板的最高级别,其对深冲性能和表面光洁度要求极高,主要用于冲压高级轿车的车门、车顶盖等8块外壳。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只有日本新日铁、德国蒂森、韩国浦项等少数几家钢铁企业能生产。国产、高档轿车用钢板大多依靠进口,轿车面板更是100%依靠进口。宝钢决策层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汽车工业即将迎来快速发展期。黎明开始斩钉截铁地推进05板的生产,要求宝钢人抢占先机。

轧制05板,需要炼铁、炼钢、钢坯浇铸、热轧、冷轧环环相扣,既考验一个钢铁企业各个单元的工艺装备水平,又考验各个工序的综合管理能力。宝钢虚心向样板厂德国蒂森钢厂技术专家请教,制定了酸洗、五机架主轧机、罩式退火炉、平整、剪切五大工序的工艺质量责任制。1990年,宝钢向上海大众供应了150005板,虽然只占冷轧厂全年生产计划的1.9%,但是由此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只能提供卡车或轿车内部用材的历史。

上海大众首先成为宝钢05板的主要用户,全国各大汽车制造厂也相继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紧接着,宝钢又成功开发出高强度含磷冷轧汽车板、汽车轮辋轮辐钢、汽车大梁钢、高强度镀锌板、热轧双相钢等汽车用钢,填补了轿车国产化的多项空白。此后,宝钢高等级汽车板的研发、生产不断登上新台阶。199912月,宝钢汽车板获得英国BSI(英国标准协会)颁发的QS9000认证,达到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著名汽车公司的供货标准,实现了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的跨越。随后,国内所有中外合资汽车厂,包括德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外合资企业,都开始使用宝钢汽车板。2004年,宝钢自主研发汽车板高强钢。2013年,宝钢第三代高强钢全球订货。现在,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每两辆国产轿车中就有一辆用的是宝钢生产的冷轧板。

 宝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战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显现。2005年,在宝钢投产20周年的时候,宝钢汽车板已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并具备了向世界各大著名汽车厂供货的能力。高强度石油钻杆、油井管被国内各大油田普遍采用,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50%25%%以上,并出口到中东、欧美等市场。家电用钢、塑模钢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高等级管线钢广泛用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西气东输工程中宝钢以66%的供货量成为最大的管材供应商;在苏丹管线、土耳其管线等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工程的国际招标中也屡屡中标。宝钢造船板通过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挪威、意大利、中国7家国际船级社的质量论证。宝钢钢制易拉罐成为市场宠儿,占据国内易拉罐市场20%的份额,是国内唯一生产两片罐包装用材的钢铁企业。宝钢钢帘线盘条得到世界最大钢丝制品生产商贝卡尔特的认可,成为其战略供应商。宝钢高等级建筑用钢用于我国建桥史上工程规模最大、建设标准最高、技术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特大型桥梁工程——世界第一跨度斜拉桥苏通大桥,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获得斜拉索用钢全部供货合同。

制定宝钢的最高标准

黎明说,“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并不一定能保证用户使用的满意。到底什么是“宝钢标准”?在宝钢曾经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宝钢人得出了一致结论:“用户满意才是宝钢的最高标准!”

 关于“宝钢标准”,黎明还强调:“要彻底消除‘出口转内销’的观念,因为在世界所有的字典里没有这样的词汇。”他说,在不少企业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产品分外销标准和内销标准。在宝钢不要再提什么“出口标准”,产品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用户需要。这是衡量产品质量的最高标准,其他的都没用。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宝钢了“信誉高于一切”的准则,按合同组织生产、交货,坚定地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好钢,找宝钢”的良好形象和信誉在用户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黎明就说: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不能比国外产品的效益高,那么宝钢存在的价值就不大。当各行各业都在做“入关”准备时,宝钢要做的准备也很多,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财会制度等。无论做何种准备,目的就是一个:贸易与国际接轨。一旦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国的地位,面对国内外竞争激烈的市场,宝钢怎么办?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国的钢材涌入中国市场,而是应该设法将我们的钢材打入国际市场。

在“入关”前,国内市场钢材紧俏,宝钢却千方百计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去销售,让各国用户横挑鼻子竖挑眼。有些人想不通,认为是自讨苦吃,黎明则认为,走入国际市场,多经受一些严格的批判和检验很有必要。为了缩短与国外产品的差距,在当时钢材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情况下,宝钢自1990年起,坚持每年拿出10%左右的产品(其中30%以上是“双高”产品),出口到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接受国外最挑剔的用户的检验,与世界先进企业同台竞争找差距,这已成为宝钢的经营惯例。宝钢决策层认为,决不能满足于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业绩,必须把宝钢置身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才能快速成长。

随着产品档次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宝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日益提升。1994年,宝钢出口钢材首次突破100万吨。1993-1998年,宝钢累计出口钢材696.54万吨,用户遍及世界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销往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占出口总量的70%以上,创汇数十亿美元。

宝钢的海外经营是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出发的。从1993年开始,宝钢就在海外设立经营机构,从事钢铁产品、冶金原料贸易及远洋运输、工程装备等业务,到20世纪末,已在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美洲设立18家海外公司或办事处,用户遍及五大洲23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构筑了稳定的全球营销服务网络。进入21世纪,宝钢实施“从中国到全球”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建立靠近用户的钢材剪切加工配送中心,进一步完善钢材海外营销服务的市场布局。为确保进口优质铁矿石的稳定供应和成本优势,2001年、2002年,宝钢分别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巴西淡水河谷两家著名铁矿公司合资办矿。宝钢还加大多元产业海外业务的开拓力度,不断提升多元产业的国际化能力。

 

历史需要做出结论,历史已经做出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将“宝钢”和“黎明”这两个名字紧紧相连。认识黎明,这个宝钢创业和建设的领军者,就能从更深层次认识宝钢,真正了解什么是大型国有企业的优秀企业家。黎明是“宝钢功勋人物”,经历了宝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历史过程。在宝钢,他一干就是15年,直至1998年以72岁高龄从宝钢集团董事长岗位上离休。在黎明担任宝钢“一把手”期间,宝钢经历了“上马、下马、再上马”的一波三折;经历了“抢建、停建、缓建和续建”;在建设、生产并行阶段,宝钢又经历了产品价格从国家统一定价到“双轨制”,到完全市场定价,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很快融入全球市场竞争,在世界同行中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分子,进入世界一流企业行列。黎明及其领导的团队,带领宝钢创立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闯出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持续创新的“宝钢之路”。他们用宝钢模式和“宝钢之路”印证了伟人邓小平视察宝钢时的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宝钢之路”为中国快速推进工业现代化提供了道路自信的实证案例,宝钢的成功为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正确性提供了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历史证明。宝钢的发展使那些动辄将国企冠以“低效”“垄断”帽子的论调不攻自破。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创业历程和成功实践,特别是宝钢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断改革创新、一路摔打成长的故事和经验,是中国工业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中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也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多层面、多角度展现宝钢的发展路径,展现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宝钢如何从零起步成长为全球范围内的行业领袖,展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将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必将进一步坚定我们对中国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的自信。

 

(编辑  高梁)



¨ 本文由季节根据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编著的《黎明与宝钢之路》(20179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编撰。

 

 

农民要像“城里人”那样生活,这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要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城镇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产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实现农村的城镇化,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已经使一些农民成为大城市中缺乏尊严的一个群体。在全球的许多大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群缺乏尊严的“新市民”。

1998年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一次经历,给我造成强烈心理冲击。当时,我到马尼拉主持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1028日,主办方安排我访问了马尼拉的“华人义山”,即华人公墓。“华人义山”像一个公园,也像一个市镇,被一堵高高的墙围了起来,墙外就是拥挤破败的贫民窟。墙内,居住着往生人,富丽堂皇,一些豪华的墓园还安装了空调,仅仅是为了扫墓人偶尔休息的时候用一下。而墙外居住着在世者,许多人家依托公墓的高墙,用塑料板搭起一些简易棚户,低矮,破败,泥泞,杂乱。

在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不喜欢资本主义,我不会接受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述的“历史终结”,我永远不会接受一个使部分人丧失尊严的“终极世界”。

20131026,我专程走访了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我看到周家庄的农民不仅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保持了尊严,而且实现了共同富裕。我亲眼目睹了周家庄所取得的成绩,深受鼓舞,深感振奋。仔细研读有关周家庄发展历程的资料,[1]引起我关于城镇化的许多思考。

 

最后的人民公社

许多媒体在报道周家庄时,都称周家庄为“最后的人民公社”。与中国的多数农村不同,周家庄一直坚持了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1951年开始建立合作社至今,周家庄人一直秉持着“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家受罪、不让一人掉队”的信念。

周家庄乡有6个自然村,分为10个生产队,全乡土地18046亩,4567户,13564人。2015年工农业总收入101123万元,纯收入24541万元,上缴国家税收2788万元,留公共积累3819万元,社员分配17934万元,人均年终现金分配13189元,人均纯收入18048元。集体公共积累52291万元。周家庄的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晋州市、河北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周家庄向社员提供多种福利,包括免费供水,电费补贴,合作医疗,生活补贴,困难补贴,老人补贴,残疾人补贴,住房补贴,免费安保服务,等等。

周家庄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其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第三产业占3.1%。周家庄办有阀门厂、印刷厂、纸箱厂等多个乡办企业。阀门厂的产品品牌属于“中国驰名商标”,市场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海外。乡里大量种植了葡萄、梨等经济作物,乡奶牛场饲养着1100 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2007年,周家庄开始经营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至今已经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获得了可观的旅游收入。

周家庄的社办工厂与一般的企业不同,工厂的经营目标并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还承担着解决社员的就业和生计的责任。这是周家庄社办工厂独有的特色。

由于实现合作化的脚步比较快,周家庄早在19542月就建立了拖拉机站,是河北省继饶阳五公村之后的第二个拖拉机站。今天,周家庄已经拥有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旋耕机、秸秆还田机等各种农业机械几百台,达到了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周家庄一直是集体分配口粮,根据各家人口状况确定应分的口粮数量,各户分到的口粮可以自行处理,吃不完的口粮可以拿到市场上自由出售。

各个生产队根据社员的身体状况和条件,具体安排生产事宜。村民择业自由,可以干集体,也可以干个体,个体干不下去了,还可以回集体。周家庄乡第九生产队的支部书记翟振军曾对《南风窗》的记者说:“只要是我的社员,我就得让他吃饱饭。比如有去外面打工的,受了伤了,生了病了,年龄大了,返回到生产队,我照样吸收,而且还要让他们生活好。现在我们队有七八个这样的人。五保户,困难户,我们都管……所以,周家庄极其稳定,这么多年来没有出过任何的刑事案件,没有上访事件。为什么?就是因为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没有什么烦心事儿,没有后顾之忧。”

据晋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周家庄顾问刘国运同志介绍,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家庄的粮食也做到了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未出现严重的饥饿现象。

 

“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

周家庄乡曾经是周家庄人民公社,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周家庄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4312日的《河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晋县周家庄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实行“包工包产”的?》的6000字长文,详细介绍了周家庄的“包工包产”的做法。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说:“‘包工包产’的办法有效地克服了窝工浪费的现象,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另一篇题为《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按件计工的办法》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周家庄“按件计工”的做法。

周家庄没有搞过“大锅饭”,从来都是“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他们从1954年开始探索科学合理的农业生产管理办法,到上世纪6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或节约成本有奖,造成损失惩罚)”和“定额管理”这样比较成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还编写制定了大量相关的规章制度,将这些管理办法明确为有规矩可循的书面制度。

周家庄的劳动定额项目划分为13个等级,共计372项,仅仅是整地类就有36项,播种类有46项,施肥浇水类有40项。不同等级意味着不同的劳动强度,对应不同的劳动日计酬标准。

定额项目的划分综合考虑了劳动内容、生产工具、土地条件等多重因素,比如同样是机耕地,使用5560型拖拉机完成27.5亩的耕作面积,计1.1个工作日,而使用1820型拖拉机完成22亩的耕作面积就可以计为1.1个工作日,以此方式体现耕作工具不同对劳动效率造成的影响。

周家庄的定额管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根据作物品种、土地条件和生产工具等因素的变化,公社对劳动定额不断进行调整,以使其能够真实合理地反映不同劳动内容所包含的劳动投入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劳动定额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充分依靠社员群众,发扬民主,全员参与。社员对于定额如果有意见随时都可以提出来进行讨论,努力使公布施行的定额标准能得到社员最大程度的认可。

时至今日,周家庄仍保持着“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基础之上的“工分制”,工分多少仍是社员收入的基本依据,而工分分值的高低仍是社员们关注的焦点。

 

坚持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媒体将周家庄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在1962年和1982年,周家庄曾经两次成为“最后的人民公社”,两度成为反潮流的“异类”。

核算单位是农业合作化的一个关键问题。1961927日,毛泽东同志在邯郸约谈河北、山东的部分省、地领导人听取关于人民公社管理的意见。在929日给中央常委的信中说:“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2]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最终制定颁布了《农业工作60条》。其中明确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原则,将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队,并明确提出“三十年不变”。

1961年冬,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统一布置学习张家口地区郭二庄的经验,贯彻《农业60条》,落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要求将核算单位控制在20户到30户,克服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在各个生产队之间体现出差异性。这与周家庄当时所实行的管理方式不同。周家庄的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雷金河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周家庄已经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但这种做法显然违反《农业60条》,不符合当时的中央精神。对此,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相关领导非常生气,省、地、县的各级领导都督促周家庄尽快按照中央精神下放核算单位。于是,雷金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陈情信,说明了继续坚持周家庄管理办法的理由。周总理看到了雷金河的信后,指示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同志到周家庄了解情况。彭真召见了周家庄公社的干部雷金河、曹同义、雷造银和曹孟祥四人,当面听取了雷金河的陈情。雷金河对彭真说:请不要给周家庄人民公社判死刑,请对我们的死刑缓期执行。如果两年后我们的效果不好,不如其他的公社,再对我们执行死刑。

在接见了雷金河等人后,彭真同志在县委书记座谈会上说,不要搞一阵风,一刀切。周家庄的办法有一定历史条件,不一定适合其他的地方,但不妨让周家庄试一试,试一段时间。

于是,周家庄与众不同的管理办法被保留了下来。

 

面对包产到户大潮坚持“不分家”

20年后的1982年,周家庄面临了更严峻的挑战。80年代初,农业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分田?还是不分?周家庄组织各队社员群众展开了大讨论,进行了民主投票表决。多数人表示不同意实行“大包干”,不同意分田。至今,在乡纪念馆中还收藏陈列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

社员张锁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人们同声说要搞集体,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晋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刘国运介绍,当时周家庄人干一天活能分55毛钱,而晋县其他地方的农民干一天活只能分1块零7分钱,周家庄人是晋县农民平均收入的5倍。

在雷金河同志的带领下,周家庄的社员们齐心协力,又一次顶住压力,自主选择了集体经济,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事求是的态度

杜润生同志是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是,对于周家庄,他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

1987年,为了纪念周家庄建社35年(1952-1987年),由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满天领衔,20多位作家、编辑、记者合编了关于周家庄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集《乡歌》。杜润生同志欣然接受编者的邀请,为《乡歌》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周家庄乡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建立起较为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各项福利事业也发展很快……注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进行改革。这一点,值得重视,……一部分发达地区和集体经济较为巩固的乡村,选择了专业承包、包产到组或者‘三包一奖’的责任制形式,同样获得了极大成功。周家庄就属于这一类。……35年来,周家庄的干部与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出前人不曾有过的业绩……出现在周家庄的一代新人新事,其他地方也将相继出现。”

1997年,河北省电视台经济部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关于周家庄体制的调查》,在该台《经济观察》栏目播出。杜润生同志接受了节目组的采访,他在节目中说:“我是80年代初到的周家庄。中国有8000个像周家庄这样体制的村庄,周家庄算是办得好的一个。”

2002年,为了纪念周家庄建社50年,河北省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原副所长刘增玉等人编写了《周家庄之路——中国农村唯一创办50周年的合作社》一书,杜润生同志为该书题词:“小农经济由分散经营走向联合是一个大趋势,但联合应该多种多样。周家庄选择了集体经营和个人分包相结合的体制,只要经济发展,群众满意,就应坚持下去,并不断进步。”

杜润生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让人敬佩。

 

结语

周家庄的经验可以从多方面去总结,包括坚持了共同富裕,不弃贫寒和不弃孤寡残疾,科学的激励机制,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社区文化的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和保护环境,等等。我想强调的是,周家庄人在自己的家乡实现了有尊严的城镇化,完成了从农民向城镇居民的转变,周家庄人在生活中有主人翁的意识,有主人翁的尊严。

周家庄的劳动力实现了本地就业。于是,没有劳动力外流,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没有赌博。由于社员们都住进集体统一修建的住房,也没有“建房竞赛”。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生活保障,使社员享受了一种有安全感的生活。这里没有特别暴富的人,也没有特别贫困的人,也没有其他地方的攀比心理。

199033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3] 我们看到,周家庄已经实现了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已经实现了“又一个很大的前进”。

 

(编辑  杨利红)

 



* 谢小庆,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

[1] 参考资料:刘增玉等编著:中国农村唯一创办50周年的合作社:周家庄之路(续集),2003年;周建明:从周家庄看“四个自信”。观察与交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第168期,2017210日;杨琪:周家庄调查,中国老区建设,2013年第1期;李长江:周家庄,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梁赛玉等:“定格”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周家庄,新华每日电讯,20146235版;王琳等:周家庄新型人民公社的合作之道,农村经济与科技,2015年第12期;卢晖临: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与启示,南风窗,2016年第7期。

[2] 毛泽东: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常委等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9566页。

[3]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5页。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白庄村发展历程中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白庄村正式踏上了“工业强村,产业富民”之路。经过两代人的奋斗,这个昔日落后贫穷的小村庄在工业化的带动下逐渐崛起,全面跨越。到2014年末,完成工农业总产值5.2亿元,缴纳利税1780万元。

 

初破冰,百年贫穷现曙光

白庄村隶属于河北省黄骅市旧城镇,全村共有村民242户,784人。共有耕地3400亩。这里由于地势低洼,十年九涝,加之土地盐碱化严重,几百年来农业收入无法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贫穷的帽子多年扣在白庄的头上摘不下来。有点能力的人纷纷外出务工、学手艺,外出讨饭现象也是层出不穷。

1963年,原仁村管理区主任白树安担任白庄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一干就是27年,贫穷的白庄迎来了真正的领路人。新的领导班子大胆破除“单一农业”的固有思路,从集体仅有的一点微薄资产开始,办工厂,搞副业,走以工促农的道路。先后建起木匠铺、鞭炮厂、建筑队、缝纫组等多种副业,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后又兴建木工机床厂、铸造厂、木器厂等企业,带领白庄人民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迈出了“工业强村”的第一步。

 

借东风,工业兴村民富强

1988年,白庄同新加坡李照机械工业公司合资组建了“金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建起了占地300亩的白庄工业园。到2002年,该公司实现产值2.2亿元,上交税金600多万元,按全村人口计算,年人均纳税近万元,这在沧州乃至全省的农村中屈指可数。2003年规划建设了500亩白庄工业园,2004年先后与台湾聚亨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兴建总投资1.2亿元的聚金公司球化线材和干壁螺钉项目,与河北五矿合资组建的海鑫五鑫制品公司焊网项目全部达产达效。自此,白庄的工业发展道路迈上新台阶。

白庄本地的沧州金丝小枣和红枣有种植优势,在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形成“东边苜蓿西边粮、南北都是枣树行”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在实现村庄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白庄村坚持“工业反哺农业”,投资193万元推进农业项目开发,购置农业大型机械、打机井、铺管道,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投资150万元规划建设千亩冬枣观光园、千亩苜蓿观光园、千亩植物观光园,农业发展向花园观光模式推进。

白庄在持续发展思想的统领下,以工强村,以工富农,投资3000万元实施“平改楼”新民居工程建设,共建别墅楼24栋,住宅楼5栋,全村108户村民告别了平房搬进了楼房,过上了“城里人”的小日子。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农民全面迈向小康的成功之路。2011年,白庄村荣获“全国文明村”称号。白庄村创造的成绩得到了国家部委和省市领导的高度赞许。  

 

立潮头,乘风破浪竞风流

201412月,黄骅市委市政府正式命名白庄工业园为“黄骅市白庄台湾工业园”,并成为市级园区。目前,白庄台湾工业园区内,进驻6家企业,为园区奠定了专业化、外向型、高起点、大手笔的坚实基础。企业固定资产投入近6亿,员工1200余人。生产线材、焊网、金属钉、木工机械和小五金等200多个品种的五金制品,同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并有100多家外包企业为园区加工服务。2014年,园区实现产值5.2亿元,营业收入5.1亿元,年上交税金1780万元。

2015年以来,随着北汽集团和北京现代入驻沧州,白庄台湾工业园打开新局面,启动了白庄台湾工业园的二期开发建设,园区按照“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思路,加快“盈金表面处理中心”项目建设,促进五金产业提档升级,形成完整产业链条。这里将建设华北最大的金属表面处理中心,以吸引长三角汽车五金企业为目标,努力打造汽车紧固件及京津产业转移项目的优秀服务平台。

2017年以来,白庄率先打造黄骅市第一个工业旅游美丽乡村示范村,在白庄小学建设了塑胶体育场,让孩子们享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体育活动条件。新建了学校西游园、修整了白庄村公园,建设了防腐木凉亭3座,铺设了2000平米绿化草皮;种植各类绿化树木2000余株,修建新的道路,完成了黄辛公路白庄段绿化景观隔离带。在进行村庄建设的同时,白庄村还评选出“孝老敬亲典型”,建设文化墙,打造文化一条街,使村民在享受村庄建设的同时也接受文化的洗礼,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编辑  迟晨光)



*白志营,河北省黄骅市旧城镇白庄村党支部书记。

 

 

 

叶盛镇五星村地处著名的黄河灌区,在青铜峡市北部,与永宁县接壤,辖10个村民小组,6882862人,耕地7328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00元,位居叶盛镇之首、青铜峡市前列。近年来,村党支部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促和谐惠民生”的责任意识,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创新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机制为突破口,团结和带领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农村经济,走出了强村富民的新路子,先后荣获全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村”、“民族团结示范村”等多项称号。

 

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支部班子建设

五星村是传统的农业村,主要以粮食种植和奶牛养殖为主,多年来农民增收的空间越来越窄。村集体没有创收项目,没有经营积累,历史欠账多,制约了村集体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召开以后,村“两委”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尤其是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系列讲话精神,以实施基层党建“强龙工程”为契机,在完善土地经营权上找路子。

2009年,叶盛镇为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规范化生产,推动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租给经营大户和公司,租期3-5年。全镇5万多亩土地,多数采取这种流转模式。土地流转后,出现一些消极现象。一些承包大户不能履行所承诺的义务,如大户愿意找自己的亲戚熟人帮干活,本村农民失去了务工耕作机会(本村农民还有三分之一留村)。国家扶持三农资金下来后主要向规模经营户倾斜,各项优惠政策也多向大户或公司倾斜,难惠及多数群众,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另外,前两年粮食收购价降低后,一些大户说撂下就撂下,没等土地承包到期就走了,原有耕地因土质下降,群众也不接,问题推到政府头上,影响了干群关系。

2014年,村集体牵头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800亩种植优质水稻,年底除兑付农户每亩800元土地流转费外,合作社实现纯收入16万元。虽然种植专业合作社解决了村集体增收的问题,但农户普遍从土地上再次获得收益的难度较大,参与集体经营管理积极性不高。为此,村“两委”积极探索,在保证农民土地流转收益标准不降的前提下,借助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探索既要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要二次增加农民土地收益的新路子,成立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想法在村“两委”班子内部达成了共识。

万事开头难。以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想法在村上一经公开,一些群众就担心“回到大集体,村集体把土地收回统一经营,影响自身收入”,还有一些群众对搞土地股份合作思想上不理解、行动上不配合。为此,“村两委”组织在全村开展“解放思想、深化土改”讨论活动,村干部挨家挨户向农户讲解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机制和运营模式,讲入股合作社是一项一举多得的益处,打消群众思想顾虑。同时,村干部带头将自家的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与合作社签订入股协议,领取股权证,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在村干部的带动下,部分农户将自家土地入股合作社。

 

推进土地股份合作社,实现农民集体双增收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由物权转变为资本,以股份的形式确认,入社农户除享受自身承包土地股份的保底一次收益(地租)分配外,还享受村集体资产和合作社(土地)经营收益带来的二次浮动分红。2015年,合作社首期入股农户218户,设置总股权1746股,股本金额144万元。入股分两种形式:一是社员股,以入股农户为单位,股份份额以入股农户土地面积确定,每亩为1股,折价830元,股权数为800股,股本金额66.4万元,占股权总数的46%;二是集体股,入股数946股,股本金额77.6万元,占股权总数的54%。集体股由财政部门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村集体“三资”和机动地、社会帮扶资金等构成。

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权的多元化,不但盘活了农村土地、村集体“三资”和各级支农资金,还把农民从一家一户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农户既不担心种地、又不担心收入,放开手脚从事其他产业,年轻力壮者外出务工,年老体弱的就地在合作社务工,大大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2015年底,合作社盈利18.3万元,兑现股东红利14.5万元。农户入股土地收益加二次分红达到每亩913元(保底收入地租830元,每股分红83元),村集体收入累计达到110万元。农民就地务工,收入增加,村集体经济得到了壮大,农业机械耕作水平也得到提高。过去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下,先进的农业机械下不了地。通过集体经营、大户经营,现在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股份合作社成立之后,村两委跟群众的关系大大改善。看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效益,201650户群众主动找到合作社,要求将他们的530亩土地也入股到合作社,合作社入股土地面积累计达到1330亩。随着集体收入的提高,已有70%80%的群众提出要将自己的承包地加入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有的农户流转合同还不到期)。尽管目前合作社的经济实力有限,但我们预计5年内,全村70%的土地可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

入股土地面积增加了,种什么就成为关注的问题,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方式经营,收益是有保障,但效益不高。为此,合作社和村“两委”深入思考、认真谋划,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和高效农业。建设育秧大棚50栋,种植优质富硒订单水稻1200亩;投资100万元新建大弓棚100栋,栽种反季节韭菜;投资80万元建设占地面积6000平米的粮食晒场及储粮仓和农机服务为一体的服务中心,成立村农机服务公司,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服务保障。2016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50万元,入股社员每亩土地收益924元(地租840元,每股分红84元)。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办好惠民利民实事

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既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集体有了积累,就可以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村上将集体“三资”入股收益的90%用于投资建设村级道路、渠道维护、阵地建设等村级公共设施和村级公益事业发展,建立了党内关怀基金,为全村60岁以上老人缴纳医疗保险,为留守儿童建设“七彩小屋”。村里依托合作社建立了规模化农业园区,形成连片优势,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事一议”等项目,对村级沟渠田林路进行了全面整治,彻底解决了群众十多年生产、排灌难的问题,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村支部又把精力转向民风建设上,坚持农村发展推进到哪儿,“思想政治工作就跟到哪儿”,让群众既物质富裕又精神富有。村支部利用冬闲和节假日开展“道德讲堂、好邻居、好婆媳、好家庭”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和评比活动,在全村营造了崇尚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现在,村里外出打工的多了,闲在家里赌博的少了;学科技学技术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孝敬老人的多了,吵架拌嘴的少了;参加村集体活动的人多了,对村集体的怨气少了。

 

加强民主管理,增强村级组织公信力

群众不怕有差异,就怕不公开、不透明。合作社完善了治理结构,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从股东代表中选举产生,负责制订和实施合作社发展计划和年度经营计划,审定合作社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财务报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从股东代表中选举产生,监事会人员与董事会成员和财务负责人不能相互兼任,监事会负责检查监督合作社社务、财务和经营活动。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管理由村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

群众不怕吃亏,最怕不公平,尤其是对低保救助、惠民政策补贴、义务工出工等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特别关注。为了保证决策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还成立了村代会和村监会,严格按照“八步议事法”开展工作。2016年,对申请办理低保的118户群众,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公开进行评议和投票表决,最终让10名真正困难的群众享受了低保救助,杜绝了人情保和关系保。开通了手机短信平台和党员微信,将本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告知,规范了以党务、村务、财务为主要内容的“三务”公开,对村组干部的履职情况定期进行考核通报。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由村干部包揽村务的做法,把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变成了村代会的决议,使群众真正成为了当家人。土地入股合作社,群众有盼头,村干部有干头,集体有赚头,把日渐疏离的群众和村集体紧紧联结在了一起,村民的人心齐了,村干部的干劲足了,村集体的公信力强了。3年来,32人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最小的23岁,最大的60岁,12人加入党组织,党员队伍中出现了你追我赶、争当先锋的可喜变化。村支部连续多年在全镇考核中名列第一。

 

几点体会

“三权分置”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合作社,符合中央提出的农村土地改革“三权分置”精神。从农业供给侧结构的起点入手,以股权形式把分到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流转到合作社,实现了从“统”到“分”再到“统”的良性循环,既维护了土地集体所有属性,又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股权化、股权货币化的目标。

“地权平等”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公平正义。30多年前的“大包干”将农村集体土地按农民家庭人口进行了平均分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股份制以“地权”变“股权”,不论贫富11股,农民、股民、社员“三位一体”,按股分红。依靠群众的土地,通过集体资源和资产折股经营,集体收益公平分配,农民没有怨言,从根本上体现群众的意志和群众的主体地位。一部分农民因婚丧嫁娶、老弱病残等原因成为弱势群体,土地股份制实现了这些农民依托经营承包地来增收的愿望,确保不让一名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集体生产经营更有利于共同富裕。集体生产的模式更好地解决了农村谁来种地,土地怎样流转,怎样实现规模化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小部分人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的大问题。集体生产经营更有利于共同富裕,这是我们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

充分发挥“火车头”作用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土地股份合作社是村党支部领办的,党支部支持和保障合作社按章理事,村党支部书记以股东身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进入理事会并兼任合作社法人代表,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村里的各项惠民政策都是通过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实施的,群众既是社员又是监督员。五星村发展的实践证明,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必须突出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只有依靠基层党支部,才能把群众的力量聚拢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和政府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

(编辑  迟晨光)

 



* 徐建平,宁夏青铜峡市叶盛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

 

中国蔬菜第一县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位于山东西部,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素有“一脚踏三省”之说。莘县历史悠久,春秋时即为卫国莘邑,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称莘县。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宰相伊尹曾躬耕莘野,郑板桥曾任范县县令(治所在今莘县古城镇)。莘县还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两次担任莘县县委副书记。

过去,莘县的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莘县确定以发展瓜菜菌作为主导产业的方向,历届县委和县政府坚持这一发展思路,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现在已取得了成效。莘县交通优势明显,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丰富,优质瓜菜菌产量全国领先。2016年,莘县蔬菜经营面积已超过98万亩,产量达到487万吨,被中国蔬菜农业协会授予“中国蔬菜第一县”。

莘县之所以能抓好蔬菜瓜菌产业,发展成为中国蔬菜第一县,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就是建立了完善的合作社体系,规范和完善管理制度,把合作社做实,使之真正发挥示范、带动、服务的作用。

 

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莘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主体,也是莘县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机制的主力军,在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增效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2057家,其中种植类1550家,畜牧养殖类396家,水产养殖类10家,林业类60家,农机服务类41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抓规范,促合作,全面提升合作社综合竞争力。

规范管理。在专业合作社发展初期,因发展速度过快、数量多,导致管理相对粗放。莘县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省里的有关条例,加强宣传引导,引导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流程。

指导服务。县直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责,加强对合作社的服务和指导。涉农部门从2016年以来,举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100余期,培训各类骨干2万人次;培育了从国家级到省、市、县各级示范社345家,家庭示范农场150家。工商部门认真落实合作社登记注册和年检政策,开展回访、巡查工作,帮助合作社建立健全机构,完善制度,规范行为,防止出现“空壳合作社”问题。

推进合作。引导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合作成立联合社,尽快形成行业优势。莘县众联农机联合社由6家农机合作社组建而成,拥有各种农机200多台,服务规模迅速壮大。莘县蔬菜种苗合作社联合社,由9家合作社联合组成,合作社80%以上的蔬菜种苗经联合社销售,销售遍及全县及周边县(市、区),年销售收入4000多万元。莘县供销社牵头成立了莘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吸纳20个农资专业合作社参加,增强了服务功能。

二是多扶持,重创新,全力支持合作社发展。

争取各级财政扶持。通过财政、农业、林业、水利、发改等部门,为全县60多个合作社争取各级财政扶持资金1500多万元。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参与国家支农建设项目,把“生态农业示范县”项目支持资金向合作社倾斜。

创新金融支持。多家银行对合作社开展了信用评定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蔬菜大棚抵押贷款。县人行定点对专业合作社进行信用评定试点。县农银采取社内3户联保方式对若干专业合作社贷款,等等。

引进工商资本,注入合作社,建基地、带产业、活流通。近几年,合作社先后引入工商资本11亿元,建设了60多处面积达3万多亩的标准化基地,拉动农民投入4亿多元,带动农户1.6万户。其中,中原现代农业建设了高标准温室,返租周边农户经营,有效解决了群众前期投入问题。首鲜蔬果有限公司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自建生产基地1500亩,合作基地3000余亩,带动农户516户,平均每户增收2-4万元。

三是抓产业,促提升,切实增强合作社示范带动功能。

发展生产基地。规模化、基地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在充分考虑群众意愿、产业基础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加快合作社基地建设。目前全县43家合作社建设种植基地58处、12万亩;13家合作社建设养殖基地16处。全县冬暖式大棚发展到28万座,拱棚20万亩,其中200亩以上的连片标准化生产基地130处,成为全国最大的香瓜生产基地,著名的无公害蔬菜和食用菌生产基地;全县小肉食鸡年出栏3亿多只,生猪年出栏130多万头。无论新建还是改造整合,都按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实施成方连片开发,按照高标准建造。

提升产品质量。部门监管和合作社自律相结合,合作社按照国家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本县的具体生产标准,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监管措施,规范农业生产。在基地管理上,严格准入制度,实行“十有五统一”标准(“十有”:有龙头带动、有技术负责人、有管理制度、有技术操作规程标准、有生产记录特别是用药记录、有产品品牌、有包装标识、有速测设备并开展自检、有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有电脑能上网、有标志牌;“五统一”:统一种植、统一生产技术规程、统一化学投入品采购供应、统一基地产品认证、统一产品销售)。在生产过程中,优先物理防治,辅以化学防治,推广使用高温闷棚、粘虫板等物理防治措施,禁止使用高毒农药。

打造产品品牌。鼓励合作社开展品牌认证,实施品牌经营,以品牌开拓市场,促进产业升级。全县有600多家合作社实行了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标准,181家农产品获得“三品”认证,195家拥有注册商标。在合作社带动下,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256个,“三品一标”认证品牌176个,认证总面积45万亩。

拓宽销售市场。全县已有115个合作社与超市或流通企业建立了产销关系,年销售蔬菜4000多吨。每年举办多次瓜菜节、展销会及洽谈会。加强市场建设,全县占地面积50亩以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有22处,年交易额50多亿元;专业运输车辆1200多部,运销大户、经纪人5000多人。产品销往全国绝大多数省市,是北京市确定的果蔬供应重要基地,产品抽检合格率一直保持100%。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线上交易、农产品定制、直供直销等新模式。先后引进了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京东商城、邮政买卖惠,建成了“云农场”服务平台、中国北方瓜菜菌网、淘宝特色馆、京东特色馆,与国内40余家大中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合作社+基地+超市+电子商务”新型农村电商模式。借助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204家,其中拥有自建网络平台的90家,依托第三方网络平台实施销售的96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成效

一是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大部分都有专职的供销人员,奔波于城乡各地,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市场信息并起到引导生产的作用,让农民抱团闯市场。如惠民粮食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户联成一体,统一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提高粮食种植的组织化程度。该社在乡镇相继成立了分社,联系从事农产品流通的能人,共享市场信息,使粮食生产能够及时调整,提高了市场占有率。莘县联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管理、生产、购售的服务模式,定期为农户提供菌种信息,推广优良品种;协助社员集中采购生产物资;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组织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社员买难卖难的问题,使加入到合作社的农户真正得到了实惠。

二是加快了品牌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为推动“一村一品”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有效解决了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商标注册、包装、加工、销售等问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莘县丽艳瓜菜专业合作社,从山东农科院引进富硒农产品生产技术,聘请专家现场指导,生产富硒香瓜,按无公害生产操作规程,统一组织生产,统一销售。该合作社生产的无公害富硒香瓜已注册了“丽艳”牌商标,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莘县联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亿康乐”食用菌,受到福建、青岛、大庆、北京等地客户的青睐,产品远销加拿大、西班牙、韩国、日本等地。

三是推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技术服务,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了专业化、集约化水平。莘县合力养猪专业合作社积极推广养猪新技术,组织社员学习环保养猪法,既节约了饲养成本,又减少了污染。

四是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组织提供信息、农资、技术服务,降低了生产成本;统一组织农产品销售,降低了交易成本;统一按照无公害等技术规程组织生产,提高了农产品品质,提高了农产品价格。有的合作社通过推广发展新产品或扩大生产规模,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为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增强“造血”功能,壮大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是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强化农业基础、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税费改革后村级收入减少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我们按照“强组织、建项目、抓产业、富群众”的目标,把提升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创新课题,依托产业优势,通过强力帮扶、考核激励、示范带动等措施,不断增强农村自身“造血”功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目前,全县24个镇街中,有18个镇街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集体经济收入3万元以上的村增加了20%,群众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增加。

加强村级班子建设,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组织保障

一是配强村级班子。村级班子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领路人,其素质高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把配强村干部队伍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结合村“两委”换届,扩大选人范围,重点在大学生、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中选拔干部,将那些年纪轻、能力强、素质高、有活力的人员充实到村“两委”队伍中,不断优化农村干部结构,使村级领导班子真正成为带领农村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强集体。开展合作社带头人和村支部书记“双向培养”。一方面,采取“干部访、群众荐”的方式,将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合作社带头人,纳入选拔视野,为其成长搭建平台;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村支部书记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为其提供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二是加强教育培训。通过县委党校、农村干部远程教育等载体,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不断更新村干部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转变思想观念,增强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经营管理服务水平。针对村产业特点,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现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一系列培训活动。组织优秀村支部书记到外地参观学习,邀请全国知名村支部书记为全县村支部书记传经送宝。

三是加强考核奖惩。把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村级班子任期目标考核和年度目标考核的主要指标,与村干部补贴报酬、评先选优挂钩。每年评选出优秀村(居)党组织书记,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奖励。对特别优秀的,经过严格考核,按副科级干部标准落实补贴报酬。对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村级经济发展乏力的村支部书记进行调整。

坚持因地制宜,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莘县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扬长避短,不搞“一刀切”,实施典型示范带动。

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确保安全公开透明

一是加强村级财务监管。实行村账“双代管”,全县1116个村全部开设了公用账户,集体经济收入都及时、足额存入公户,并制定了一系列财经管理制度,确保村集体资产不缩水、不流失。二是开展强村(居)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在全市率先实施村级审计,建立村级工作督查制度试点工作,组建专职队伍,逐村开展审计活动。三是坚持民主决策。在选择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和确定经营方式上,坚持民主决策,让群众广泛讨论,集思广益,科学论证,防止少数干部盲目决策,给集体经济发展造成损失。

加大帮扶力度,保障正常运转

对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村庄,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制定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在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对贫困村,在省市选派31名第一书记,从县直部门抽调26名素质高、熟悉基层的人员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对63个空壳村,选派后进村整顿工作组进行帮扶,实行全覆盖。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组吃住在村,发挥资源、信息、技术优势,帮助村班子制定“产业兴村”规划,确保每个村都有1-2个主导产业。古城镇徐楼村工作组帮助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土地443亩,发展洋葱、辣椒种植,目前徐楼村已成为露地菜种植示范村。

在产业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为主线的工作中,培育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激活力、凝动力、补短板、强素质,进一步提升农业组织化保障水平。

(编辑  迟晨光)



* 高志国,中共山东省莘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特别关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业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近两年来,受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实体经济回报率走低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运行不协调的问题日益显著。

金融脱实向虚的不良后果

2014 7月,政府首次提出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提出要促进金融信贷资金归位。金融“脱实向虚”导致两种不良后果呈现:一种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或是进行套利活动不能进入实体经济,或是流转链条拉长,虽然最终可能还会进入实体经济,但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另一种是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过程中出现配置错位,主要表现是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不进入制造业,从而加剧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金融“脱实向虚”主要表现为“三个背离”:即金融增长与实体经济增长的背离、货币与经济运行背离、金融资产收益与实体经济利润背离。但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提出并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进程的加快,实体经济正在逐渐企稳,经济效益有所改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性增长有所缓解,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金融与实业相脱离的内在因素

金融“脱实向虚”,既有金融市场建设及发展不充分、低利率和资产荒加剧等原因,也有制造业特别是传统产业面临较多困难、对金融吸引力下降等原因。

从金融理论看,通常认为,金融和实体经济走向分离,是因为金融资产价格依靠信用来支撑,不存在边际产出递减倾向,而实体经济则由于不具有金融这些特征而容易陷入增长困境。这种增长的剪刀差加快了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的速度。

当前我国存在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背离,属于金融发展过度产生的背离,即由于金融业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发达过度,逐步脱离于实体经济。其内在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发展越快,其自身所要求的交易方式越灵活、周期就越短,这是实体经济所不具备的特征;二是金融的逐利本质使得过于发达的金融业可以将力量延伸至经济领域的每个角落,并优先选择回报率高者合作,而实体经济部门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其发展通常呈边际报酬递减趋势,因而与金融逐利的本质要求相悖;三是金融快速发展中,所经营的产品具有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所要求的收益需要与承担的风险匹配,而实体经济发展较为平稳。为此,要促进金融“脱虚向实”,需要从金融、实业两方面采取措施,促进金融与实业的和谐运行和有机融合,形成良性循环共生共荣的关系。

保险业与实体经济发展高度融合

保险业作为我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始终坚持以服务经济社会、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建设为己任,在政策制度制定、市场发展引导、实践业务操作、行业规划目标等方面,持续保持着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促进。

从保险业务端看,到2016年,我国保费收入达到3.1万亿元,先后超越德国、法国、英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7年预计保费收入达到3.5万亿元,有望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保险业服务大局能力显著提升,2016年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2373万亿元,是GDP32倍。大病保险全面推开,巨灾保险实现突破,农业保险持续拓展,商业税优健康保险正式启动,商业税延养老保险即将试点,全方位扶贫保障体系初步建成。2017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1.16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14.3%;支付赔款100.9 亿元,同比增长37.9%1083万户次贫困户和受灾农户受益,增长43.7%。责任保险为安全生产、医疗卫生、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密切关系公众利益领域提供风险保障96.8 万亿元,同比增长76.5%。保险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减震器和推动器,为经济运行、民生保障、市场增长、社会稳定提供重要安全屏障和助力支持,发挥着风险补偿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功能。

从保险资金运用看,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是通过银行存款转化为银行贷款对实体经济间接融资,截止20176月底,保险机构在银行存款超过2.16万亿元,其中多为长期协议存款和定期存款,成为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的重要资金来源;二是通过购买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对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截止20176月底,保险资金投资各类债券和股票合计超过6.76万亿元,包括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三是通过股权、债权、基金等方式对实体经济项目融资,截止20176月底,保险资金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产业基金、信托计划、私募基金等方式投资实体经济超过4万亿元,投资领域涉及交通、能源、市政、环保、水务、棚改、物流仓储、经济适用房、工业园区等领域,如京沪高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上海市博、粤东西北产业投资基金等重大项目,都有保险资金的身影。特别是保险资金在支持国家战略实施上也做出积极贡献,截止20176月底,仅从项目融资看,投资一带一路”6994亿元,投资绿色金融5923亿元,投资长江经济带2351亿元,投资棚户区改造1241亿元,投资京津冀协同发展1120亿元,投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300亿元。保险资金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成为价值的发现者、引领者和创造者,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强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两个维度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都提出,金融要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之本,也是金融业健康发展之本。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应该对振兴实体经济发挥重要的正面作用。可以说,金融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与实体经济是密切联系、互促互生的。因此,金融业需要继续锚定正确方向,发展国家、人民和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事业,成为实体经济和中国制造的助推器。就保险业而言,要从两个维度继续强化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一要继续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核心功能,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坚持“保险姓保”的根本要求,大力发展农险、巨灾险、企财险等险种,发挥损失补偿功能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发展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校园安全、地震巨灾等领域的责任保险,创新公共服务,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健全以科技保险、保证保险、专利保险等为重点的创新支持体系,为创新提供更为全面的风险保障。同时,要大力发展长期寿险、意外险、健康险等能够平滑居民生命各阶段支出的人身保险险种,减轻社会公众意外事故和疾病带来的财务负担,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挥优化社会治理的作用;继续推动保险业在大病、健康、养老等领域深耕细作,为社会公众改善民生质量、做实风险保障、提高生活品质提供优质服务。

二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优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规模大、稳定性高且运用灵活的独特优势,已经成为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要继续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建设以及军民融合、《中国制造2025》等重要战略实施;积极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股债结合、资产支持计划等形式推进直接投资,提升金融体系投融资效率;积极参与医疗、养老、健康等产业投资,探索投资长期护理和老年用品领域,提高社会公众健康养老水平。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业的最高目标,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需要。金融业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监管部门的系列文件精神,在国家实体经济建设、金融市场发展、民生民需保障和国家战略实施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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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云,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内容提要:完善金融立法、强化金融监管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按照风险和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的灵活性。金融行为的监管,要以金融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为基础;金融机构的监管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等行为的监管。重点讨论了对财富管理市场的整理和完善金融立法的问题。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我国金融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同时,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重要的任务,我认为,完善金融立法,强化协调和金融监管,是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重要内容和抓手。

金融立法的思路和理念

有些人提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滞后性。为了更好地完成立法工作,能够使我们的国家走向法制的轨道,我个人认为,立法上需要做两方面的改进,第一个就是更加强调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因为人大常委和各部门代表委员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有限,可以在立法的过程当中,由人大常委会主导,同时邀请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立法的小组、团体,这样既可以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也有利于民主立法。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电子商务立法过程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加大法律修改的频度,不要每次都是对整部法律的修改。其实,其他国家经常对法律进行修改,凡是条件成熟了的条款就可以进行修改,这有利于法律及时跟进形势。在金融立法过程当中,除了及时修订相关法律之外,把一些基础的理念、基础的思想可以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让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扩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简单讲几个关于金融立法与监管的想法。

首先,金融是一个具有强外部性的行业,因此必须监管。监管的基本原则是将金融活动的负外部性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尽管有金融相关的立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活动都一定要实行强监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证券法》在少数范围内是有一定豁免的。例如,面向合格投资人的一些证券活动可以豁免向证监会注册。我们国家的司法解释中,标的金额在20-30万元的民间借贷并没有纳入到金融活动当中,尽管上述行为已经建立了资金池,但是由于它的负外部性较小,所以并不纳入到强监管当中来。

其次,金融是人们财产权的应用,要按照风险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如果能够在我们的基础性法律中对此得以确认,就可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可扩张的灵活性。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综合大家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信用货币的创造;二是价值跨期转移的契约;三是时间错配的风险管控。信用货币的创造就是货币政策。所有的金融活动,不管是投资、融资还是支付,它都是有一个价值的延迟转移,都要缔结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非常重要;因为是价值的跨期转移,所以它有时间错配的风险,而最核心的是管控风险。

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有四项,第一是金融机构(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功能(债权关系),第二是证券机构作为融资中介的功能(债权或股权),第三是保险机构在大数法则下的经济补偿功能(互动关系),第四是资产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功能(信托关系)。

上述金融功能是由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来实施的,而它所运用的这些产品有不同的法律关系。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债权债务关系。它的本质就是承诺保本付息、还本付息、投资人要承担债务人风险。不管它有什么样的花衣服,只要具备了这些特征,就属于同一个种类的金融产品。由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发出的承诺是存款和贷款,而由非金融中介发出了这样承诺就是债券和固定收益产品。

第二类是权益关系。包括收益权和管理权相结合,投资人要承担投资风险,只要具备了收益权和管理权的结合而且要承担投资风险的,都属于这种法律关系。它表现形式是股票和各种权益凭证。

第三类是经济补偿关系。保险就是大数法则下的互动关系,投保人承担保险机构倒闭的风险。

第四类是信托关系。即以受托人名义为委托人管理财产、收取管理费用,委托人享受收益承担风险的法律关系。

再次,金融立法就是要明确行为的准则、监管的边界和市场准入与退出的条件和方法。相同的法律关系的产品要按照同一规则运行,并按照同一标准监管,这是行为监管。另外相对于机构而言,就是功能监管。有人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目的出发谈行为监管。而我认为,行为监管的基础是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机构和个人从事金融业务,或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买卖、投资金融产品的时候,他所有的行为都应该遵守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应该基于该金融机构的功能和这一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所有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都要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行事,这就是行为监管。

机构监管,是对一个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这一系列行为的监管。而功能监管并不完全局限于监管当局颁发牌照的机构,即使有牌照的机构,当它从事了另外一个功能和具有另外一种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时,它必须获得那个监管当局的许可,这是功能监管。基于这一原则,行为监管就应该做到,你有牌照的我要按照相应规则进行监管,没有牌照的人从事这一个金融行为,我更要监管。我们过去金融监管混乱,就是因为监管当局只管自己发了牌照的机构,而社会上还有很多没有经过许可就做金融业务的人,却没有人管。如果我们监管当局遵守行为监管的原则,即谁从事了我监管的这种牌照所指的行为,不管他获没获得有效牌照我都要去监管,获得牌照的要严格管,没有获得牌照的更要去监管,只有建立这样监管的理念,才能够让我们的监管具有全覆盖性。

从资管市场看金融立法的完善

资管市场是目前最重要的市场,但认识不统一。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从资管的立场来谈立法的完善。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最乱的是财富管理市场。财富管理应该说是大资管中最重要的市场,但是也是认识最不统一的市场。

我们现在资管规模有多大?我们是一个间接金融的国家,201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余额大概106.6万亿,而资管银行表内、表外的理财产品,还有在做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再加上证券、基金管理公司的各项资管计划合起来大约有102.1万亿。从余额上来说,基本上是和我们的人民币贷款余额相当,除掉当中的重复计算,有人估计我们的资产管理的产品是60万亿到70万亿,可见规模之大。

我们国家的社会财富、个人财富的积累促进了中国财富市场的发展。2016年底,单位的定期存款大约是30.8万亿,按照瑞士信贷的测算,2016年中国的中产人数达1.09亿。在控制社会杠杆率和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背景下,财富市场的发展作用更加重大。盘活存量、增加直接投资数量是新形势下融资的方向,由专业机构进行集合融资更有利于提高投融资的效率。

当前资管市场争议最大的,是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看法。在102万亿的资产管理当中,银行基本上占到了三分之一,即30万亿元。集合投资计划的本质特征,一是按照份额供给资金,二是由第三方进行管理为委托人利益投资,三是投资人承担风险享受收益,四是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用,合伙型私募基金还可以按合同分享部分利润。这都是信托的管理特性,而且集合投资在世界各国均被认定为证券。

这些理财产品即集合投资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区分金融产品主要是看投资的风险承担和收益的分配。银行存款的特征是由银行承担风险,投资人及存款人享受固定收益,因而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均已由监管当局定性为结构性存款,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占用资本金。银行发行不保本、不保收益的理财产品符合集合投资的所有特性,发行超过2000份以上的产品应该进行公募基金管理。现在银行发行的不保本的产品基本上有一个预期收益率。不保本又保预期收益是对市场规律的扭曲。银行理财产品近30万亿元,应该统一认识、新老划断、正本清源。

所谓不保本又保预期收益”是指,现在去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都会填写或签一个风险承诺书。但实际上是银行的理财产品它有亏损的时候,然而在老百姓心目中从来都不是自担风险的产品。当产品出现了亏损,银行为了自己的声誉,可以腾挪一下自己的利润,或者把好资产放到里面,保证了预期的收益。从投资者角度看,它作为一个信托产品,既然我承诺了承担本金的损失,也签订了风险承诺函,应该说除了管理费用之后的所有收益都应该归我投资者。但去银行买理财产品的,哪有一个产品最后的兑付高出了预期收益率的?因为银行认为,我对亏损的产品给了补贴,盈利就自然应该归银行所有。实际上即使宣称“不保本”的理财产品,也会因为利益的调剂而变成了刚性兑付。所以对理财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理念上的误导,不可能让理财产品回归资产管理的本性,也不可能让市场培育起风险自担的文化。

对产品法律关系认识的不统一,是不公平竞争的根源。不同资管产品的不公平竞争,也源于对产品性质的不同认识。银行也觉得很委屈,既然我们都是资管产品,我们不能够加入到资本市场,不能去投资股票和债券,必须绕道或通过通道投资。但是基金可以开户。证券公司的集合的资管下,基金可以开户,现在可能经过协调集合的信托也可以开户了,唯有银行不可以。我想银行如果能够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在经营一份财务上有真正独立的集合计划,这种开户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银行的资管计划当中,大家对另外一个问题抱怨比较多,即同样都是公募基金,但是公募基金投资非标的产品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理财的计划却不受限制。银行理财之所以能够得到比公募基金更高的收益,主要是它投了一些非标的产品。非标的产品主要是银行自己的一些贷款产品。它的收益比较高。银行认为,如果我按照公募基金管理就不能来投非标产品,那是对客户极大的损失;而基金认为不能投非标产品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通过法律的修订,把这些最基础的金融功能和法律关系界定下来,还有实践中适应新的情况发展的做法也可以通过法律明确下来,这样对我们的资管市场的稳健发展是有好处的。

首先,是修改证券法。应该将集合投资计划明确列为证券,扩大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国家已经看到资管市场的乱象并想解决这问题,但我认为,如果不明确它的法律关系和它的金融产品的属性,仅制定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什么叫证券?从中国文字上看很好界定。,证就是证明,券就是一张纸。证券的定义代表着一定财产权益的可均分、可转让或可交易的凭证或投资合同。我认为按照这一定义去评估证券产品,包括美国证券法当中的那一系列的列举,基本上可以涵盖。不能分割的凭证比如房产证,它是一个凭证,但是它是不能够分割转让的,除非把它证券化,或者把所有的房产证的房租收益作为抵押发行证券(即我们的收益),因为权益是可以证券化的。权益的证券化就是房地产投资收益凭证(REITs)。如果我们不能够拓展证券的定义,我们现在很多权益的证券化都不可能得到合法的地位。中国那么多文交所、科交所、股交所,实质上就是相关权益的证券化。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问题上得到共识,就可以极大地增加我们财富的流动性、增加财富性的收入。

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的真实全面披露,是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防止价格操纵和内幕的交易。监管的边界就是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面向特定对象或合格投资人,有200人的限制。当然这200人规模太小,随着我们金融秩序的稳健,以后可以逐渐扩大到500人、1000人,但是如果连200人的界限都控制不好的话,急于扩大人数实际上会带来一定的混乱。

其次,证券法里,有必要把基本的理念,就是把集合投资计划作为一个证券的调整范围明确下来。集合投资在世界各国均被认定为证券。这对于监管的统一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现在大家都承认基金是证券,为什么集合投资计划不能承认是证券?我认为应该承认。证券公募基金还是投资二级市场的,私募基金是一种证券,证券法也就可以调整了。

除了证券法这个基础性的法律以外,特殊的法律就是《证券投资基金法》。我建议将该法律名字改为《投资基金法》。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上,厉以宁教授牵头起草《投资基金法》,最后争论了五年没有确定下来,那一届财经委为了完成立法任务,在前面增加了“证券”变成了《证券基金法》,实际上把《证券投资条例》上升为了法律。当时的争论焦点是什么?主要是认为基金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投资基金法》怎么能够涵盖这么多的基金?实际上,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资金的来源。对投资监管的限制也取决于资金的来源。

监管金融活动的时候,最核心的立法原则是明确资金的来源。谁“玩”自己的钱给他自由,“玩”大客户的钱让他们承担风险,“玩”小客户的钱必须重点监管,因为它涉及到公众的利益,会有搭便车的问题,因而必须有监管当局来监管。如果你通过基金的方式向社会大众募集了资金就是公募资金,投资方向通过法律给予一定的限制;如果是少数人的资金,则限制由合同约定。非公开募集的资金通过合同约定投向,不管是投资未上市的股权、债权,还是已上市的股权、债权,或者是另类投资如文物、红酒等其他投资方向,只要投资人相信资产管理人,愿意签订这样的合同,就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的立法不必去立什么股权基金法、什么证券基金法、什么另类投资基金法,只要你把这是公募还是私募确定下来,公募给予一定的约束、私募要严格合同要素。我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章有一个非公开募集内容,就是约定了合同的要素。

另外,要拓宽公募基金的渠道,银行理财产品适应了非合格投资人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需求,就是它投资非标的产品,但是产品以5万元为起点,实践证明风险还是可控的。我们应该通过修订基金法,适当扩大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即在一定的比例内投资非标产品。非标产品有一个会计核算的问题,因为标准上市的可以有市值评估,没有标准上市需要确定一下估值方法,银行现在是按照历史成本法来估值。在拓宽了投资的标的之后,可以适当提高投资人的门槛。

最后,就是要修改信托法,对营业信托列专章给予法律地位,并明确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保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我们现在只有信托关系法,没有信托的经营法,而这种信托经营的机构的立法,分别在银监会和证监会,这样管理很乱。在大资管时代,为了统一市场,我们应该在信托法当中对于资产管理机构、对于信托经营给予法律的明确。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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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灵,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中国道路


 

中国的崛起,如今已是大概率事件。崛起,对于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复兴的再现。此次的独特则在于,中国崛起的背景不是东亚,而是全球。

超越1840年以来一直挨打、挨饿、挨骂的国家命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扬眉吐气之时,中国人还是要保持如临深渊的常惕之心。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上准确定位,是中国复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

天下三分是世界大势

从大历史角度看,人类自诞生起,就或急或缓、或直行或迂回地行进在通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道路上。人类社会自血亲氏族开始,从部落、村社、市镇、城市、王国、国家,由近及远、从小变大,由疏离变密切、进而相互融合,如今已经达到以主权国家为人类共同体基本单元的阶段。

1500年以来,世界逐步被纳入到以资本积累为终极目标的世界体系之中。自2008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趋于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面临总体性危机。美式全球秩序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联合国和盟国体系,都不同程度受到损毁,全球超级强权美国和美国模式遭到巨创。欧盟代表的莱茵模式与美国模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大西洋核心圈一分为二,传统西方和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趋于裂解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和中国模式崭露头角,带动亚太区域的整体性崛起。新中心的出现,推动世界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

的世界秩序进入分崩离析,但以往由新兴帝国取代衰落帝国的现象并没有出现,霸权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传统,正在被多中心的现实所改变;单一国家中心的更替,被权力的分享所创新。2015年,欧盟28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5%,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北美经济圈包括美加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东亚国家通过10年整合,初步形成了东亚经济圈,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4%。从经济空间的视角看,世界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经济圈,三个经济圈占到世界经济的75%世界力量格局出现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由此看来,在美国霸权之后,将不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呈现多极化的力量格局。

天下三分改变了世界权力的空间结构,还催生了世界性质的变化。由一变三,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已然破局。老子的《道德经》写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三分的“三”,正是三生万物的三。这个“三”,具有哲学意义的“多”的意涵。三分天下,是多样性哲学的体现。天下三分,不是仅仅指走向美欧亚或中美俄,完全可能多出现几家或几个圈。它反映了世界正在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意味着人们将面临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人类社会由各自平行发展的“大分之世”,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统之世”,再到多模式并存的“大争之世”,这三世观可简略勾勒人类社会由分趋合的全球化进程。如今的天下三分,只是漫长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与形成,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并不具有线性的必然性,而是历史与现实、力量与精神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未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竞争,将超越国家间的竞争。天下三分的世界,将是多样模式竞争的大争之世。大争不是绝对排他、重归于一的对抗,而是多样性的竞赛。抓住未来世界发展的多样性特质,真正把握历史的大趋势,才能在变化的世界上为中国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必须要顺势而为

面对天下三分的世界大势,中国的复兴必须要顺势而为。无论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还是拥有13亿人口的当代国家,中国在多样化的世界上都应拥有一席之地。中国复兴的战略目标应是“三居其一”,也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多样模式有其一。务求其一,也甘于其一。中国不试图统治主导世界,不谋求全球霸权,既不会、也不愿承接美国成为另一个帝国。

中国对新道路的成功探索,来自人民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国所求的“一”,就是中国道路和模式将成为与美、欧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并存的一种模式。这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发展和边缘地位的模式,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成功模式之一。

在多样性的世界上,中国要保持国家的主体性和文明独特性,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推进世界多样化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中国古老的发展观,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与泛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互动影响,形成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洲域型命运共同体与传统盟国体系的资本增殖体不同,是超国家的共生体。它不是中国模式扩展的一体化,而是揉碎了你我、重新调和的区域再塑。与具有排他基因的一神教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一向包容与多元,历史上形成儒释道共存的中华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模式的生态和思想困境,提供新的选择方式。

基于自然禀赋的局限,也基于规模效应,更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区域。三分天下要取其一,不进取无法实现。不居其一,难以支撑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在“大争之世”立足。然而,知行还须知止三分天下时要取其一而足,守住自己的一,就是守本,在多样性的世界上就有了根基。不甘其一,枉想、枉言、枉行去一统天下,结果必然伤本。持中守本,方为大道。

从世界角度来看,三居其一符合文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趋势,是全球化在新时代的新体现,不求以单一模式替代其他模式,这有利于创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三居其一不是扩张性战略,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洲域化合作,超越资本的全球一体化。中国的一,是基于有限资源、通过广泛合作获得世界性地位,其中蕴含着追求大同的理想和知止不过的智慧,是我们在全球巨变时代的处世之道,是对多样性世界的适应性选择。大战略的要义,在于匹配国家的目标与能力。在危机正酣、沧海横流的时期,三居其一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

泛亚共同体:中国的立身之所

从地理学的视角看,亚欧大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整体板块。在诞生于19世纪末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泛非泛亚泛欧泛俄泛美等区域一道,形成了对世界空间的大致划分。泛欧地区是世界的中心地带,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察结果,被固化成沿袭至今天的地理话语和地缘政治现实。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化之后,亚洲地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在近几十年里,东亚国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机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规模超越曾经是亚洲领头雁的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新动力。然而,从全球角度衡量,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当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即使是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也只是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亚洲国家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通过合作来增强自己。

 运用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经验,来推动当代亚洲的合作,是中国领导人依据亚洲历史和当代需求提出的重要设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区域体系,绝不只是一条贸易线路,或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光纤等基础设施网,或是形成各种通路、联系带、经济走廊、大陆桥,甚至也不止于结成产业链、经济圈、文化带、共同市场、安全区,而是要构建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互利合作、彼此认同的区域共同体,也即泛亚共同体

所谓“泛亚共同体”,是指一个超国家的洲域性合作的组织形态,即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地区国家,以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为目标,通过相互合作和相互认同,实现互利共赢的洲域组织。它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一个容纳40亿人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共同体。

“泛亚共同体”具有开放式的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英国时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从这一精神出发,“泛亚共同体”的基础空间范围,应该能够包括“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大区域,应涵盖亚欧非大陆及相邻海洋区域的所有国家。泛亚共同体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涵盖亚欧非洲的广阔区域,更在于此区域的“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这种开放性使得“泛亚共同体”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盟国体系,而是通过自愿合作趋向于相互认同的超国家组织。

“泛亚共同体”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是分布式结构。“泛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一律平等。在泛亚共同体中,可包括许多次区域合作组织,如东盟、南盟、海合会、非盟;也可以涵盖多领域的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亚信组织等。不同国家、区域板块、各种组织在泛亚共同体中可以交叉、重叠,这意味着“泛亚共同体”会有宽松氛围和更高的舒适度。

与其他共同体具有相对单一的文明背景不同,“泛亚共同体”是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覆盖的地域具有丰富甚至是堪称复杂的文明背景。作为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过程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缓解不同国家、民族及文明间的矛盾,化解文明冲突。

“泛亚共同体”是平等相处的国家间合作组织相互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影响,而是双方乃至多方的互动。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形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社会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再造。互动推进重塑,在一定意义上泛亚共同体是互动式的社会再造工程。

“泛亚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欧盟在相近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单一的文化背景下,经历了50年的发展才基本形成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目前还受到全球危机的政治冲击而被摇撼和质疑。泛亚区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巨大,泛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必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推进将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构建新时代的仁智体系

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也即“大国仁而小国智”,以此大国可保天下,小国可保国家。这一思想与“厚往薄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共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文明之间上千年的大体稳定。

在政治多样性竞争的框架中,亚洲传统的仁智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均势体系的东方智慧,在远大于欧洲的区域中维持了长期的秩序和稳定。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东亚的“仁智体系”被摧毁瓦解,亚洲也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由此陷入主权国家间锱铢必较的无序竞争。世界坠入了“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普遍困境。

如今,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的全球竞争中,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军备竞争成为全球现象,越来越多的军费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全球成为一个大的火药桶。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失序的世界正进入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东方式的 “仁智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泛亚共同体的成形,正在显示出现实价值。大国仁而小国智,是大国要讲道义,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大国之间要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要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则要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要有正确认识自身力量和利益的智慧。在泛亚共同体内部,应该构建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仁智体系”,以形成“相互尊重、共在共生、共同发展”的秩序,保障泛亚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发展。

在“泛亚共同体”的建设中,中国应该有战略定力。因为中国是这个区域之内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独立金融体系、自主内政和外交、完整科研和教育体系、足以自保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国家综合能力和力量结构奠定了中国在亚太区域的核心地位,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学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避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主导权之争。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进步不在于对既往的淘汰或替代,而在于引入多种文明的丰富,是对环境变化及人心成长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影响或改造,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通过互动调适、彼此重塑的过程。中国曾经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却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时代,在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社会革命之后,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工厂”。中华文明在历史和未来的使命,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建立公平、公正的区域与世界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不求构建“中国的太平洋世纪”,而是要追求“亚太人民的亚太”,实现让亚太地区人民共享地区发展成果。这是与全球多极化相呼应的区域战略。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国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变化提出的适应性变革。这一内外兼修的变革,是中国的国家生态的进化。要想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关键在于掌握变化的节奏。面对虎狼世界,中国不能学宋襄公式的“仁义”,要适应丛林法则,必须要强而有力,不列强、宵小萌生觊觎之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濒临瓦解、模式角逐的大争之世,中国要奉行合作最大化的原则,促进区域共同体发展,以菩萨之心普渡众生。当然,在任何时候,国家实力都是国家意愿和行动的基础。当菩萨,也必须要有真法力,不然就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坚持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符合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当代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中国的复兴大业。“不可胜在己”,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危机的波澜起伏。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需要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制度化地控制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能,促进资本的驯化与进化。为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对全球性资本,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需要通过长期互动,才能在彼此间产生认同感,才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和NGO,重要的不在于组织的具体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对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保持包容性,同时,也要抑制极端行为,不使其损害人类整体、阻碍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趋势。

历史是非线性运动的湍流,湍流也有趋向,而不是无序的布朗运动。人类共同体不是简单地追求一统,而是以人类文明自身的丰富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求得个体与集体的均衡、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实现多样性、丰富性与共同性的对立统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和而不同,谓之大同。对于区域共同体,结构决定存亡,体量决定命运。

(编辑  王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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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果不深入理解中国制度形成与变革的路径,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选择。要开启中国的未来,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的过去。对中国传统文明中包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加以深入的研究,对于中国革命的光辉遗产,我们必须一代一代地继承,弘扬下去。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只有全面、科学地理解我们走过的光荣而艰辛的道路,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为了不辜负这个时代,深入总结历史经验,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后不久,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共同为北京8所高校的同学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市级思想政治公开课。

课程设置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这就是:探索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课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深受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课程讲义很快辑录成册,《人民公开课》一书正式出版。以下摘编了该书出版学术研讨会部分专家的发言。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和理论创新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首先,我代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祝贺北京市教工委,你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忠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精心组织了“名家领读经典北京市公开课”,为全国提供了好经验。

《人民公开课》这本书的作者,多数是中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基金会对他们的学术活动一直积极支持。他们以深邃的学养,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他们教书育人,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思想和知识的正能量,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中坚。祝贺浙江联合出版集团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好书。

中信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这种央企兴办的社会智库,在我国国内尚属唯一的一家。我们把中信基金会的宗旨概括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中信基金会按照其宗旨,一直在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研究,组织了中国道路出版工程,编辑出版与中国道路有关的理论研究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把中国道路丛书作为长期的理论基础建设,目前已出版20本。《人民公开课》的核心内容是13位名师解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所以我们都有共同的使命,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和理论创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许多多年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解决了许多多年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年代。

首先,习近平同志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的推进,都体现出支配世界500年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加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以及反对贸易垄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论述,西方国家不得不平心静气接受这些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今天是由中国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提出来的。

习近平同志是一个非常务实,高度重视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歌》里说“要为真理而斗争”,习近平同志能够把理想付诸坚定的行动,这从全面从严治党、强力反腐和我们的军改等等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思想理论问题,他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要建成全面小康,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要建立一个团结合作的人类共同体,要做这些事情,我们不仅是要畅想,更是要实干。我们既要全面深化改革,又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说,这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摆脱贫困》一书是他在福建工作时的一本著作。扶贫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任务。摆脱贫困的基本方法,就是要走分工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的道路,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走共享共富的道路。中国虽然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我们现在还要迅速地去消灭相对贫困。随着我们工作的开展,许多像贵州唐约这样的村庄将会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中国基层农村正在继续探索一条新型合作化道路,这是一个方向。

我个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第四个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习近平同志说不忘初心,初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今天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愿意公开向世界说明我们的意图,我们的主张,我们的道路。我想这也是《人民公开课》这本书的意义,是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续写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朱善璐(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今天这个会的规模不是很大,但从会议的宗旨和主题来看,它是能够放射出光芒的一个会。

习近平总书记“7.26讲话”中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当进一步地放射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我也相信这个光辉一直在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心中。

我也是知青那一代,是在黑龙江的黑土地成长起来的。我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有幸被北京大学录取。回想自己人生历程,一直是在追求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国家民族的目标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我们可能正在经历中国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阶段。到2020年还有3年,小康社会将全面实现。小康最早是什么人提出来的?《礼记》或《诗经》写到小康和大同。写书前一定先有概念,从西周再往前追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自有文明历史以来就存在的小康理想,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讲了三个历史阶段:五千年是中华民族史,五百年社会主义史,三十年新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对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和这五千年文明的关系,总书记做了纲领性的阐述,现在做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发展,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应该说是中华民族从没有过今天这样的波澜壮阔、深刻广泛的革命、变革、发展,这样空前的人民民主,这样空前的一个创新和推进。我们今天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建设,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如果逼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得捍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

曾经有人讲过,不论如何伟大的时代,身处这个时代的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个时代的伟大。五十年、一百年后的人回头看,说那个时代有一位习近平,有个中国共产党。到那个时候看这段历史,它对世界的影响,可能比现在看得更清楚。但我们在座的人,应该现在就看得很清楚。比如这个时代的英雄和时代的引领者就具有穿越时空的思维和洞察力。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封建专制向民主的彻底的转变。孙中山没能彻底实现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咱们接着做成了,把全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们现在做的事是史无前例的。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少有的几个伟大时代,我们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应该自豪。

2014年,习近平到北大讲话,他说要系好人生的第一个扣子,讲了自己下乡当知青的情况。他讲到当时为了借一本书,跑了30里地。这让我们感触很深。我认为《人民公开课》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从中能看出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当前的发展趋势。一滴水能反映出整个的光辉。虽然它表现出来的,是学者教授们用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把这个真理讲出来。这个真理我们党一直在讲,从毛主席开始就讲,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接续,这个工作正在做,让真理的光辉继续放射出来,而且做到了与时俱进。

在浙江出版集团和中信的支持下,出版了这本书,让这些学者的思想更广泛地传播,可喜可贺。它虽然只是书海中的一本书,但它能折射出光芒,所以值得认真地读。这个期间,这个公开课得到了北京市委各级领导的重视,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

总书记在“7.26”讲话中,讲到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要勇敢地探索新的实践,要实现新的理论突破。这是两大任务。党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再次把理论突破的重要历史任务提出来。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说,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完成了近代以来那么多政治力量都办不成的事,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导自己的实践。其它政党则没有做到。北大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李大钊是信仰、践行、传播的第一人,包括北大的部分师生最早参与了共产党的发起。北大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和国家命运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大学。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大学可以和自己本民族的命运联系如此紧密。全世界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学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四家,其中日本是早稻田大学,河上肇;第二个是李大钊。当时这是列为大学课程的。总书记到北大时,去北大图书馆看了李大钊那个唯物史观课的一张考试卷子,李大钊给判了95分。他看了19个人发起马克思研究会那个启事,那张纸都黄了。总书记看了非常感慨,他说,看来源头在这里。他在北大讲话的时候说,我们要到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还要到北大来看一看。今天共产党已经执政这么长时间了,北大的传统不能丢。北大有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北大还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民族富强而奋斗。这两个精神加在一起,构成了北大精神。

总书记提出了理论创新这个时代性的要求,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新起点和新阶段这个重大历史判断。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应该为理论创新做出自己贡献。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是在续写21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共产党宣言》。

不久前在金砖五国会议上我们所表达的理念,就是要发展中国家的穷苦百姓都应该得到利益。这就是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无产者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情怀,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依据这些纲领性的思想,做出学理性的研究。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做好理论创新,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也为这个时代、为咱们党从事这个事业贡献出力量。 

名家上讲台,解读治国理政大道理

寇红江(北京市委教工委宣教处处长寇红江):北京高校历来具有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良好传统与工作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为了提高理论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增强“三进”工作的效率,我们创办了“名家领读经典”课程,委托首都地区在青年学生中声望高、影响大的名师大家,作为这门课的授课人。这么多名师大家为首都大学生共上一门思想政治课,是很了不起的。

一年来,已经有43位名师大家走上讲台,以宽广的视角眼光、深邃的历史视野、明确的问题导向,为20所高效的1300余名青年学生讲述思政课,引导青年学生通过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和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坚定四个自信。

这件事能够这么顺利地推进,并取得这么好的成效,和市委教工委的历任领导和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韩毓海老师在整个过程中是总协调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令人非常感动。北大有更多的老师,不仅具有一个教师应有的良心和职业道德,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是坚定的。我们这个课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一是名家上讲台,解读治国理政大道理。各位老师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坚持人民立场,从传统治理经验、革命建设实践、理论热点问题、学术研究前沿等不同的视角,共同解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基础、现实逻辑和全球价值。让学生明白这个大道理,是我们开设这门课的核心目标。

二是学生有舞台,共抒建功立业大梦想。这门课留了一个作业,叫“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封信”,要求学生在聆听名家授课和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经典书目的基础上,以书信体的方式汇报学习读书的思想和认识。学生的作业中字字句句洋溢着信仰,集中表达了青年学子奋发有为,报效国家,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的决心。

三是高校筑平台,形成思政工作大格局。这门课由北京市委教工委牵头建设,由20所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厚实的高校一起参与,20所高校均成立了由校领导牵头的课程建设工作组,将课程列入公共选修课或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采取划分片区,轮流承办的工作机制,由各高校选派思政课的骨干教师和优秀辅导员担任班主任,组织带领学生在不同高校上好这门课。

这门课开设一年来,受到各方关注和诸多好评,主流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选课的学生和随堂听课的老师们的反响非常强烈。例如瞭望智库微信号登载了这些老师的讲课内容和文章,篇篇都是10+。我们现在在很多课堂上,大学生抬头率不高,但是在这门课上,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都聚精会神听课,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感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高超的策划水平和过硬的编辑质量,将各位名师大家在课程里讲述的真知灼见汇聚出版,形成了这本《人民公开课》。我们大家共同的付出得到了肯定。这个事情再次地充分说明,高水平的理论教育,一心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专家学者,永远会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也永远会受到广大人民的尊敬。 

理论界和出版界的重要政治任务

朱勇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裁):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切实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北京市委教工委组织在京部分著名社科专家学者,为北京市各所高校的学生开设了“名家领读经典”——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的市级公开课,全新解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引导大学生正确了解中国国情,准确把握中国道路选择,探索中国长治久安之道。“名家领读经典”公开课一时盛况空前,得到巨大的反响和好评。作为“名家领读经典”公开课的成果结晶,《人民公开课》的出版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这不仅是高校思政课改革的一个创新,也为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读本。

我们有机会、有荣光参与这一伟大盛事。《人民公开课》的编辑出版,是浙江出版人继续服务大局、发挥作用的一个具体行动。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在座各位领导、专家、媒体记者的宣传推介,《人民公开课》会成为2017年最有份量、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主题图书。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因此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好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非凡成就,是当前理论界和出版界的首要政治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党内腐败问题在蔓延。经济建设欣欣向荣,可是社会矛盾在积累。群众变得一盘散沙,人和人之间几乎没人可相信了。如果人心涣散,国家和社会靠什么来维系?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所有的成就都伴随着成本的付出。走到一定程度后,成本就会超过成就,所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得改革,就有否定之否定。当然历史不可能倒退,而是在新的高度上借鉴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了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党这些宝贵的经验,应该传给年轻一代,发扬优良传统,用来解决新问题。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没有实践作基础的理论是空虚的,没有理论的实践则是盲目的。理论只有在实际中检验和推进,同时不能回避必要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30年,我们党确实在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改革开放后又形成了一套理论,到今天确实有必要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理论创新的任务,这对于我们学界来说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考验是重新收拾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理论创新。在今天,贬低国家和集体、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思潮,以及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在农村中私有产权固定化的倾向,最近30年来逐渐积累起来的自由主义话语和法律系统,目前还不在我们的理论反思的视野之内。但理论探讨是不应该有禁区的。 

共产党人把全体人民凝聚为命运共同体

卢周来(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年轻的一代甄别和坚守一些正确的这些价值观念。

社会上不少人对政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宏大的观念都不感兴趣了,只信自己。但是,民族国家这个观念确实是鲜血换来的。2014年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年,我曾经组织拍摄过一个短片《甲午祭》,这个过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为什么失败?有很多说法,比如说晚清政府腐败、体制落后等等,总结最深刻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欺负我们,是因为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

这里介绍两个历史细节。第一个,18941121日,日军占领旅顺后在全城大屠杀,最后留下处理尸体的是一帮中国人。而日军军需供给的骡马队所需人力,是占领九连城后招聘的当地中国人。当地居民把这当成大好事,有人为了当上民夫,甚至去贿赂招工的买办。他们完全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

第二个,当时冯玉祥是驻保定府武英殿军营里的一名士兵,他那个部队当时开拔去天津大沽口参战。当时他写了一段日记,说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多,看到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边哭着送行,从早晨到正午,啼哭哀嚎,声震云霄。不知就里的人,绝对想不到他们是上前线保卫国家。他感慨道: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荣耀的所谓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在他们心中淡漠到如此地步。那个时候,兵不是兵,民不是民,兵没有为国捐躯的责任感,民竟然自愿为敌国军队充劳役。甲午一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时才知道,没有国家,他自己什么都不是。

甲午55年之后,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今天的一些网络媒体拼命诋毁抗美援朝,我希望他们读一下基辛格《论中国》的书。书中说:中国在东亚和世界的声望,实际上是那一仗打出来的;那一仗为中国奠定了民族复兴的一个心理基点。在我看来,抗美援朝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怎么把国家、政党和人民拧成了一股绳,真正成为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完成了社会的改造,把国家民族的观念完全树立起来了。但是现在,这些观念正在被一些奇谈怪论悄悄瓦解,这种论调在年轻人中间影响非常广。所以,我们有责任帮助年轻人来甄别和梳理,并且坚守一些最基本的正确观念,这非常重要。

人民公开课讲得好,一是讲课的这些老师的立场和态度是很正确的。最近有人讨论传播和宣传的区别,说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之所以能渗透人心,是因为美国人对传播学的技巧运用的好。所谓传播学,首先要了解受众需要什么,要把听众、观众和读者很当回事,而不是宣传部长端着架子讲。

问题不在于名词概念的区别。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民族、国家、政党的观念是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历练出来的,也是共产党所造就的。但说到传播学是要把人当回事,这里头包含了一个道理,就是共产党人的宣传始终要把我们的受众当回事。

在我们这个课程中,尽管这些学者都有名气,但是他们真是把学生当回事。学者在讲台上很亲和,讲的是学生们关心的问题,回答学生们的提问不厌其烦。这是《人民公开课》受欢迎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有厚重知识的支撑。一个是厚重的历史资源,金一南教授不仅课讲得好,他写的《苦难辉煌》可以说是中国最畅销的书之一。同样是讲党史,同样是介绍共产党的奋斗历程,论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经验、中国制度是怎么来的。但是他用很多深厚的历史的细节来支撑它。第二,具备现代学识素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市场,但要不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功底,你就反驳不了。 

为年青人提供他们渴望和满意的知识和思想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人民公开课》所有的课我都听了。咱们的学生写了600多份作业,我读这些作业非常感动,对这个教学产生的效果也感到震撼。

有一个交通大学的学生在作业中说,通过老师们的讲课,我知道了什么是国家。我们过去认为,国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跟它没有联系。她家在汶川,地震时家里四口人死了,只有她和奶奶被解放军从废墟里救出来。她是羌族的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交大,还在伦敦的一个科技比赛上获了奖。她说如果没有国家,自己不会有今天。

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女生,来自陕北梁家河村,习近平插队的村子,她详细写了总书记当年怎么建设沼气设施的情况。她说,总书记跳在冰河里,干在前头,最后腰都受了伤。当地老百姓说,你看是让人家来接受再教育的,其实是教育了咱们。

这个课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能把学生们的注意力从手机上夺过来,让他们来听一听关于我们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我认为,课堂上讲什么是最关键的。人民大学的大教室能容纳近千人,潘维老师和金一南老师是在那讲的。金一南老师讲课时吴副书记也在那里听,他说自己流了好几次泪,学生们更不用说了。金老师讲到杨靖宇将军,说杨靖宇基本上是被周边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部下和警卫员把他出卖了。最后他在山上碰到一个老百姓,他请这个农民到屯里给他买点吃的。那个农民说,你投降吧,现在日本人不杀投降的了。杨靖宇说:老乡,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金老师说,你要是讲理性,理性的原则是趋利避害,那就根本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甚至都不能解释中国革命,甚至都不能解释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需要精神的力量。什么是精神力量?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再一个例子,潘维老师在讲课中说,我当年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学习,同学中有台湾名嘴陈文茜,陈文茜过生日请我们去,她门口有一辆车。陈文茜告诉他,这是她爸送她的生日礼物。潘老师当时说,我爸怎么不送我个生日礼物呢。而今天在伯克利旁边造的新桥,就是中国人过来造的。当时他在美国买了一个电吹风是中国制造的,很快就用坏了,从没有把头发吹干过。3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现在的中信在世界500强中排172位。他说我刚来北大时月薪只有2000元,每周要上十几节课。从毛泽东开始,新中国是这四代人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光荣。他接下来说,同学们,未来我们还要再翻两番,责任就在你们身上,你们所遭受的挫折和压力不会比我们少一分,你们所获得的荣光不会比我们少一毫。他是脱稿讲的,全场掌声雷动。

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思政课,应该向青年学生们提供他们渴望和满意的知识和思想。如果说同学们不满意,问题主要还在于老师。全世界都有思政课,但是过去我们不很重视什么人在讲。问题不单是培养什么人,而且是什么人在培养。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国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孔丹在总结发言中说:张文木教授谈到教育要革命,我是高度认同的。确实,在那个时代,毛主席出于对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长远考虑,做出了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当然他的教育革命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以后,出现了很多超乎他意向的情况。但是他的初衷、他的战略思维是正确的,应该说经过历史的反复之后获得了成功。这在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在我看来,他所说的中国梦,应该是扎根于、发轫于陕北的乡土,没有他那段经历,就扎不下根。世界观的形成,知识的积累,也来自对知识的渴求和系统的读书经历。

张文木教授讲到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的教育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教育,是涉及到国家命运的教育。当然,这种方式使我们这些人中断了知识学习的连续性。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在我们国家民族命运站在一个历史新起点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非同一般,这是关系国运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因为自身腐败而垮掉,中国必定遭遇最悲惨的命运。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让全世界羡慕,但是从上到下的腐败也触目惊心。毛主席当时最不放心的,就是怕共产党变质。如果党没有资格领导中华民族的复兴,就要亡党亡国。

应该说,赖有毛主席的战略思维,赖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新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中央和这样一个核心,我们重新开始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认为这是一个幸运。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创造新的历史。所以对教育要革命这件事我高度认同。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头做的一件事是《中信大讲堂》,这和《人民公开课》是相通的。当然,我们党的宣传部门所做的工作,包括思政课的工作,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需要更紧密地联系实际,更好地掌握学生们的特点。和学生们沟通应该是有条件做到的,因为年轻学生有他们的人生追求。

我记得我在北大讲课时说,你们不要跟我们比,我们和你们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有一条,你不能只想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而应该为社会进步做出你的奉献。将来你要进入社会,要做工作,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作为人生追求。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这一代人言传身教的责任。要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做出我们的努力。包括这次的《人民公开课》,应该可以跟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正常课程结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基于我们国家发展的事实,我们可以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充满自信。但是必须认真对待现存的很多问题,比如分配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我们的国际战略实施的问题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教育不仅仅看作获取知识、获取敲门砖的途径,而是让这一代人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那么我们将来的事业才有希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要让他们把使命真正承担起来。我觉得这种政治自觉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我们有责任把它延续下去,扩展下去。

(编辑  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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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习近平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6-05-17.

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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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22世纪的孩子们会读什么书?到那个时候,不能让孩子总说19世纪的事,而一说起21世纪的文化成就,开口就是娱乐“大腕”。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就面临精神危机了。今天我们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清末那一代学生,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大觉醒?因为要亡国了。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文化大自觉的时候,都是民族面临危亡关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国家顺利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将来哪一天可能面临生死危难。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当年居安思危,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准备,我们今天才没有走苏联那条路。而苏联就是在教育上吃了大亏。

    教育要培养治国理政人才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思想成长和转变经历有关。

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学生出身,19631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时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毛泽东从自身思想成长和转变的经历,认识到教育不能脱离实际。19589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些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1968712日,毛主席在谈话时提出“教育要革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办教育要讲政治。毛主席极其重视文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问题,认为大学文科不讲政治是很危险的。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有着鲜明的指向。1961年年底,毛泽东对大学生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教育要讲政治,首先要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人说人要有信仰,我认为关键是要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果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那就会产生唯心主义信仰,这样我们就难免出现苏联后期那样的情形。戈尔巴乔夫不能说没有信仰,他有的只是唯心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于国于民只能是灾难。“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真理的逻辑也是从反面展开的,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教育就不能完成其应有的任务。因此,唯物论,辩证法,是从学校学不出来的,要到有丰富的对立面斗争的实际生活中,从实践中学习。所以毛泽东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要政治挂帅,要走从工人中培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参加实践可以有多种做法,重要的是切实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中。学生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实践,他脑子中就没有国家了,因为他不饿肚子,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更没有生死感。

我们今天讲教育,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是某个具体学科或某种教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这是当代教育的大道理,也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服从的大道理。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那就脱离了政治,而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往往是亡国灭族的开始。

在中国战国时,秦国和齐国的命运类似于同时段的欧洲罗马与希腊的命运。就在秦国和罗马的兵团在东方和西方世界铁血前进时,齐国人则在闭门搞“稷下学宫”,玩不靠谱的“纯学术”和“百家争鸣”,希腊人更是“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结果是齐国和希腊这两个曾经的强国,先后倒在讲政治和注重经世致用学问的秦国和罗马的脚下。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我们党的经历有关。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每次大失败,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了1927年的大灾难。当时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的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学到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开杀戒,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1927年,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掉西服,拿起枪杆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样由他的对立面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完全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出发时是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只剩下3万多了。李德这个外国军人,机械地把欧洲军队的战法搬到中国山地,碰得头破血流。在中国是山地作战,又是敌强我弱,怎么能使用欧洲平原大部队决战的方法?红军付出了5万多人的生命的代价,我们党才明白,为什么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3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照搬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就是唯心主义。

当时我们党还没有自信,自觉更谈不上。真正找到自觉和自信的标志,是我党找到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填写了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从这词中可以体会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四渡赤水,过金沙江,过大渡河,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时又碰到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头上的光环更大,他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还到苏联见过列宁,简直不容怀疑。但光环并不能保证其路线的正确,还是要看他的主张能不能符合中国实际,能不能带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过草地时,一部分部队跟张国焘走了,开始要南下四川,后来又北出新疆,因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而跟随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10月胜利到达陕北,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事实证明张国焘是错的。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得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为什么毛泽东到延安后要搞整风,要解决学风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整风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学风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个意思。仅从动机考虑是唯心主义,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要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服务。所以毛泽东反复说,要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在今天,这个“大道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强国的道路。

知识分子深入实际,和工农结合,才能避免苏联的覆辙

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就考虑以后怎么办?孩子们不会再经历革命战争考验了,长征路也不会再走。看到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教育革命问题,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反修防修问题,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变质,防止中国再出现苏联那样的变质。这个动机和思想是没错的。今天看苏东的情况,他当时的担心是对的。

为什么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路,这就是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话,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9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指示提升为党的教育方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1964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4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的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

20世纪60年代初,党就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开始有侯隽、邢燕子这些人,再后来就形成上山下乡的整套方针政策。这个运动非常深入,前后有2000万青年学生下乡,而它的巨大成效到今天才真正显现。我是下乡的一代,孔丹同志是下乡的一代,朱善璐同志也是这一代,我们有幸得到深入农村基层并在基层成长的机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就是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应该说,我们在下乡实践中得到的这份知识是受益终生且不可替代的。

有人总抱怨说,我们这一代人下乡多么艰苦。其实,“甜”这一范畴恰恰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即“苦”的逻辑演绎出来的。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一点苦,但避免了中国遭受苏联那样的大罪。其实亡党亡国才是真正的苦难。当年南京陷落,敌人的刀子架到你的脖子上,哪管你是什么著名学者、专家、艺术家,这些头衔有什么用?没出大事时,有些人总以为自己个人是如何重要,国家怎样与我无关。亡国时才会明白,有国家才有你的身份,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

看了苏联的教训,就能对此有深刻体会。苏联解体多少有才华的人流离失所。惨痛的教训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的俄罗斯人,他们最终又将普京推到历史舞台。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不失于制,失在于政<!--[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也不是失于制,不能由此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在整个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在1978年以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1978年之后,苏联经济增速才直线下降。撒切尔曾经坦承,苏联这个制度太厉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它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它又怎么解体了呢?问题出在治国理政能力的衰落,根子还是教育方针出了问题。教育长期靠考试、开表彰大会、发奖状来培养人才,而不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则如无头苍蝇,就会完全没有方向。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只能是精英意识,没有劳动人民意识,脱离实际使苏共最后和劳动人民脱离了。

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人民是麻木的,他们认为苏联这个国家跟他们个人没什么大关系,这样就很危险了。值得研究的是,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这些人有的是背叛,更多的是天真幼稚。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

历史表明,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苏联和苏共就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的。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首先在干部队伍和人才基础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20177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今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要向强国迈进。这是真正的挑战。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财富可以继承,可经验极难继承,而传承财产是需要经验的。似乎是讽刺:人在继承财产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而根据地却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和平时期说虚话、浮话、大话甚至鬼话所产生的负作用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几代人才能应验,而有多少人会为未来灾难而放弃眼前的利益呢?对此,像俾斯麦这样的铁血人物也深感无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后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和参与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验,我们要具备这些能力。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脑子都是唯心论,那么,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还要犯与王明、博古同样的错误,还要再经受“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别说强国,连富起来的成果都保不住。

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要具有熟练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来自对立面的推送,因而它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更不是考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强调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1961年年底,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19651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毛泽东说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只能在社会斗争中产生。在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这种能力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倡并认真推行的教育革命已在当代中国开花结果,并使我们中国赢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1949年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20世纪50年代我们和苏联结盟,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60年代,苏联领导人治国理政能力严重下降,其内外政策频频出错,而我们则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长征路上血写的经验,没有唯“老大哥”是从;1972年,我们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使我们再一次获得更大发展。20世纪末,美国领导人极度膨胀,其治国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内外政策也频频出错。“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全面扩张,我们还是坚持独立自主路线,也没有唯美是从,转而与俄罗斯结好。2016625日,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这又使我们获得更为广阔的安全环境和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历史上少有的幸运的一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陨落:前有苏联解体,后有美国衰落;我们还见证了中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对手们的唱衰中迄今还保持着强劲发展的势头。

我们赢在哪里呢?我们赢在人才,尤其是战略性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胜利发展,应该从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及其实践那里找源头。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为今天所作的深谋远虑的人才布局,尤其是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和布局,那我们可能也会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重复苏联的后辙。苏联当时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就是短缺政治人才。结果让戈尔巴乔夫那种人执掌国家,严重脱离实际,唯心论盛行。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if !supportFootnotes]-->[27]<!--[endif]-->当时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不是个别人的作为而是弥漫于领导集体的一种思潮。他们真相信美国,相信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有意思的是,当年苏联的战略能力下滑的现象,很快又在美国发酵,今天美国的人才教育也是严重脱离实际,“从1901年首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去年为止,总计有71位美国公民单独或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梳理2007年至今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if !supportFootnotes]-->[28]<!--[endif]-->诺贝尔奖在美国日益推升的结果却是美国的衰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脱离实际的教育最终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价。我们党通过长征的血的经验,找到了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由于有一大批经受了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他们保持了联系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而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经受住了种种风浪的考验,保证国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交接,可是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极难交接,而运用权力是需要经验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与否与其经验的积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19571112日,毛泽东对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if !supportFootnotes]-->[29]<!--[endif]-->

为此,毛泽东从60年代开始,就着手推行以在实际中培养青年学生的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为核心任务的教育革命,为未来中国做人才布局。半个世纪过后,当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培养的青年同志已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我们未来30年、50年将会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苏联和美国那样国家金玉其外、人才败絮其中的危险呢?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还要抓人才,还是要从以实际政治经验而非单纯知识传授为核心任务的教育入手。这是事关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天大的事业。

有了文化自觉,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反者道之动。历史的逻辑和真理的逻辑都是由反面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的文化自觉及其代表人物总是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候出现。这是思想进步的大背景。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孔子当时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鲁国大夫少正卯有些类似今天的只知处士横议的“公知”,孔子上任鲁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开刀。后从政不成,孔子便致力于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错误在于他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毛泽东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if !supportFootnotes]-->[30]<!--[endif]-->

东汉末期中国历史出现大的衰落,这些衰落因素经过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复活:文人不拿枪,武人假念书,都不练真把式,唐时知识分子那种“论功还须请长缨”<!--[if !supportFootnotes]-->[31]<!--[endif]-->的气概已荡然无存。东汉自缚于名学,致使国家三分。至两晋又走向另一极端,从名学滑向玄学,从教条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这种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为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意识形态空间。

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大有一种“全盘佛化”的势头<!--[if !supportFootnotes]-->[32]<!--[endif]-->。大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毕生谈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以护法人自居,以至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庆幸:“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if !supportFootnotes]-->[33]<!--[endif]-->唐时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复兴,与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北宋偏执于天理,整个社会唯心论盛行。毛泽东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if !supportFootnotes]-->[34]<!--[endif]-->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读起来很优美,实际上并不着调,充满禅意,有些像今天的《雾里看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这种诗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让人不能担当。写这首诗的人死后大概26年,北宋就亡国了。

北宋末年,司马光编撰了《资治通鉴》。毛泽东喜欢读《资治通鉴》,因为书里一个故事就是一滩血,没有空话。司马光所以写这样的书,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空论成风,问题还是出在教育制度上。它那个教育制度,读上硕士本科就可以当官,当了官还是脱离实际,其政策不接地气。

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南迁后第三年出生,救亡是南宋知识分子关心的主题,也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为了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朱熹将“四书”列入大学课程中的至尊位置,由此将北宋飘浮在天上的理学拉到大地上。“四书”的特点是不讲天边的事,专讲眼前的事。不信鬼神信现实,不知生焉知死,不谈怪力乱神。不空谈,重实践。朱熹后来官也不当了,就是写书、搞“教育革命”,当时朱熹办的那些学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问必须经世,人才必须致用。为什么要这样呢?亡国了,救亡,是朱熹思想的核心,也是南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脱离“亡国”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熹思想的战斗意义,就会错误地将朱熹描绘为搞所谓“纯学问”的学者。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他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让你知道自己是谁即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不正,国则歪。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现在有人把王阳明说成是一个禅学大师,根本就不是。禅学兴,国则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识界上下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担当,没有立场,结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败了。明朝也是临到大危机才出现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正蓬勃向上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教育这个百年大计。19585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6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if !supportFootnotes]-->[35]<!--[endif]-->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提醒我们汲取明亡教训,要居安思危的目的不言自明。

立场问题,是宋明知识分子最缺乏因而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问题”。有立场就有了对立面,有了对立面,就有了斗争的方向,有了斗争方向,学问才有力量。先解决立场,其次再谈学问;也就是今天说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孔子、朱熹、王阳明等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宣传古典文化中抽掉了这些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内容,把我们孩子培养得只知埋头念经,搞复古仪式,这些形式主义的浮浅表现,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大变化,他们一边读书一边打仗。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书都写得好,也懂得打仗;清朝的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还有蒋介石等都懂得抓枪杆子。毛泽东更是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其文韬武略,更是无出其右。民族大危亡促成的文化大觉醒至延安整风达到高峰。这个高峰又可溯源于朱熹以来的中国教育革命。其结果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这样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那一代坚持“实事求是”(即“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认识路线、带领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而又政治成熟的领袖集体。

推进伟大事业,必须早做人才布局

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再次找回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有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基础,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先进思想。这个先进的思想,来源于延安整风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事实求是”的认识路线。建国以后毛泽东汲取苏联领导人治国能力不足的教训,高瞻远瞩搞教育革命,意在为未来造就能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治国理政人才。今天看来,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目的基本实现。

现在我们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我们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不仅需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还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今天的资本主义治理世界能力迅速下降,我们共产党人要给我们、给世界一个证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事业是能够站得住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这个斗争是非常伟大、艰巨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伟大的征程中,我们不但亲眼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衰落,还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进程。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为未来二三十年的人才布局早做谋划,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行稳致远,实现我党“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为此,今天我重提“教育要革命”的命题,我说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我认为它是保证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时代问题”。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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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作者在《人民公开课》出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摘编。

*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6]<!--[endif]-->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中港传媒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50页。

[7]<!--[endif]-->[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 19597 29日,毛泽东在一篇内参上批示:“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124 页。

[10]<!--[endif]-->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9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

<!--[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14]<!--[endif]-->[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 “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唐]柳宗元:《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

<!--[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 19898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或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统一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17] 戈尔巴乔夫195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先后任斯塔夫罗波尔团市委第一书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边疆区团委第二、第一书记。19623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区域农庄一农场生产管理局边疆区党的组织员(负责人),同年12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农业边疆区党机关局局长。20062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戈尔巴乔夫称‘民主化’是惨痛失误》,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7790

<!--[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 参见1948210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8237239页。

<!--[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 [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页。

[20]<!--[endif]-->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新闻报道-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728/c64094-29433645.html

[21]<!--[endif]-->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22]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6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1页。

<!--[if !supportFootnotes]-->[28]<!--[endif]--> 《美国人再次拿走诺贝尔经济学奖》,《环球时报》20121016日第4版。

<!--[if !supportFootnotes]-->[29]<!--[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if !supportFootnotes]-->[30]<!--[endif]-->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31]<!--[endif]-->“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唐)祖咏:《望蓟门》。

<!--[if !supportFootnotes]-->[32]<!--[endif]--> 《魏书》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魏书》(第四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9页。)《南史》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畜养女,皆不贯人(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南史》卷七十,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if !supportFootnotes]-->[33]<!--[endif]-->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2页。

<!--[if !supportFootnotes]-->[34]<!--[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if !supportFootnotes]-->[35]<!--[endif]-->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舆情分析

 

 

吴京执导的国产动作军事电影《战狼2》成为2017年暑期档的现象级影片,上映仅4小时票房破亿,76小时破10亿,最终票房超过56亿,观影人次超过1.5亿,刷新了华语影史上多项票房纪录,同时创造了全球影史单一市场观影人次的新纪录。在全球影史上,《战狼2》票房超越《星球大战3》、《变形金刚2》等好莱坞大片位列57位,进入2017年全球电影票房前三,仅落后于《神偷奶爸3》和《银河护卫队2》。

《战狼2》以撤侨行动为主题,讲述了前解放军特种兵冷锋(吴京饰)被卷入了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该国屠杀中国公民之前,中国军队无法在非洲实行武装行动撤离华侨,本来可以安全撤离的冷锋回到了沦陷区,带领身陷屠杀中的同胞和非洲人民,与反政府武装和欧洲雇佣兵展开生死搏斗。影片中冷锋代表中国救出许多同胞和非洲人,向世界表明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时也传递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战狼2》的主旋律题材、好莱坞式的呈现方式及其在票房上的空前成功,使其成为整个暑期档舆论热议的焦点。电影引起了众多网民朴素爱国主义情感的共鸣,少数公知以所谓“国际主义”为名对广大群众爱国情感冷嘲挖苦,形成了一轮不对称的舆论争锋。

 

网络关注度与票房走势同步

清华大学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7727日影片上映至92日,共有关于《战狼2》的媒体报道11489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6416348条(不包含评论)。舆情走势如图1所示。

 

 

1 《战狼2》舆情走势图

 

《战狼2》上映次日,网络关注度陡升,网络口碑带来票房飙升。上映的第一个周日,《战狼2》就以3.57亿元票房刷新了《西游伏妖篇》在春节档以及《美人鱼》在国庆档创造的单日票房纪录。随着影片口碑的持续发酵,《战狼2》的网络关注度与票房相互作用,形成网络热议,推高了票房,而高票房高口碑又带来舆论热度的良性循环,网络关注度与票房走势同步趋升(见图2)。

 

 

2 《战狼2》网络关注度与票房走势基本同步

 

媒体报道量的走势则滞后于网络关注度及票房,在《战狼2》的票房迅速飙升、4天内连破多项纪录后,媒体报道量才出现激增,围绕主创采访、拍摄花絮、影片评论的报道才大规模出现。从媒体反应来看,《战狼2》的爆红远在主流媒体的意料之外。

 

舆论主流:国产主旋律电影的空前成功

《战狼2》制作精良、三观正、票房高,在各大网络社区和媒体平台获得了几乎一边倒的赞誉,被认为是国产主旋律电影的空前成功。这一成功包含了多层意义,一是主旋律电影宣扬的爱国主义主题不再被视作政治任务和价值植入,不仅被观众广泛接受,还成为吸引观众的票房保证;二是国产电影也出现了比肩好莱坞的大场面、大制作动作片,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大里程碑;三是国产大片开始塑造中国英雄,传达中国价值,这既是中国电影市场强大的标志,也是中国国力强大、人民自信的标志。

《人民日报》81日发表评论文章《<战狼2>为啥火得“不像话”》,称《战狼2》、《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等主旋律影片频频实现口碑与市场双丰收,其原因在于凿穿了主旋律电影和观众之间的那堵‘墙’,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观众内心的‘燃点’,文章称,“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或许正是文艺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所在,也是文艺作品和时代、和社会、和人心互动的关键所在

86日,腾讯新闻发表《<战狼2>:没有超级英雄的超级英雄片》,文章称,《战狼2》是超级英雄片,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塑造超级英雄个人。纵使冷锋能够力抗坦克集群,但是没有强大军队火力支持,他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甚至几次已经濒临绝境,都是靠国家作后盾,才得以解脱。战狼秀出的不是个人的腹肌,而是国家的腹肌。电影表现的也不是具体的硬汉,而是国家意志的强硬。《战狼2》的主题非常鲜明,一以贯之,那就是吴京在每一个《战狼2》影迷见面会上都会喊出的,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810日,《经济日报》发表《佘颖:强大中国撑起“战狼”奇迹》,称《战狼2》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是一部良心制作战胜了‘IP流量,更代表着中国精气神在大银幕上闪亮登场,威震四方,“《战狼2》的主角表面上是‘冷锋’,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主角——那就是强大自信、开放包容的中国。影片上映后,中国近年来在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尼泊尔大地震撤侨中的图片再度流传,那句‘现在中国护照还不能带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当战争和灾难来临时,它能从任何一个地方接你回家’开始刷屏。《战狼2》不仅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还有亿万中国人对当今盛世中国的欣慰自豪

知乎网友@痕量Brant 评价《战狼2》说,《战狼2》一个很大的闪光点在于,它展示了中国的大国自豪感其实很多美国大片,灌输的都是美国版的主旋律,中国没理由不可以《战狼2》像是一个听诊器,把心中有力搏动的民族自豪感,放大给你。豆瓣网友@东东 说,如好莱坞军事大片经常输出美帝价值观让人热泪盈眶,该影片前所未有地表达出了中国的价值观,如海外撤侨,导弹对敌,国旗开路,不是生硬地表达,而是鲜活、真实,让人动容,之前影片如《冲出亚马逊》也表达了中国军人的精神,但都是在受委屈情况下努力证明自己,多少还是弱势,而该影片却是以一种自信的姿态呈现中国军人以及背后整个国家的实力和精神。微博网友@蓝爵Yoyo 说,中国终于有了如此硬气的个人英雄主义系列,你鲜少能在现在的国产片里看到这样自信的中国

异议:小粉红国际主义者的交锋

赞誉声中也有不少异论,有人将《战狼2》称作吴京这个小粉红的英雄梦,将《战狼2》的超高票房归因于小粉红的狂热,进而提出警惕民族主义的口号。

813日,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聂圣哲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票房最终超过100亿的<战狼2>说明了什么?》称:《战狼2》告诉我们,民族主义也是可以被消费的。一个消费民族主义的商业项目,只要策划得好(不引起社会骚乱),让每一个有民族主义情节的人自觉自愿的完成一次心理上的自慰,而且同时还交钱给你……《战狼2》算是开了先河。”“还有爱国小红粉,未必都去看过、也未必能搞懂《战狼2》的真实目的。但这些小红粉们把《战狼2》和他们的爱国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要么去看,要么助威。可以这么讲,中国有电影以来,没有一部电影像《战狼2》这样对小红粉们的胃口,既不像完全主旋律影片那样让他们不知道怎么跟着起哄,而且,官媒早就把话说绝,留给小红粉们的说话空间实在太少;也不像‘伤痕’电影那样让小红粉们反感;更不像娱乐片那样让小红粉们觉得无聊,没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战狼2》让小红粉们花钱买到了满足。

聂圣哲对《战狼2》的评论有相当的代表性。近年来,爱国主义往往被曲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朴素的爱国网民被称作“狂热的小粉红”。《战狼2》这样的主旋律影片被指责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和人性关怀,正是爱国主义被一些人视作政治不正确、与国际主义和人性关怀对立的现实写照。

英国BBC发表文章《<战狼2>:民族主义动作片席卷中国》,暗指《战狼2》只是一部充斥着民族主义的动作电影。文章称,“这个中国的票房宠儿,有相当分量的爆棚男性荷尔蒙(想想:燃烧的枪支、爆炸物和坦克),和捶胸的中国爱国主义”。

微博签约自媒体@李幺傻说:爱国大片《战狼2》香港遇冷,首日票房仅24万港币。大陆和香港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不一样。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香港从小接受的是法制观念教育。

《检察日报·绿海副刊》827日发表对北京电影学院助理研究员程麒台的专访《学者解读<战狼2>不足:高票房不等于高质量》,文章称:“虽然影片在电影工业、节奏、视听品质等方面拉近了与好莱坞电影的水平,但并不代表影片本身就是具有超高艺术价值的精品。一些业内人士已经指出了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如‘过度’强调国家意识和潜在的种族观念、不够克制的视生命如草芥的表现方式,以及过于密不透风的暴力动作等,甚至还有人认为它是‘手撕鬼子’的变种。”

817日,《人民日报》发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的评论《<战狼2>启示录》,文章称,《战狼2》满足的既是当下时世中许多观众的英雄梦想,也是大国崛起的集体认同,但同时也称,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战狼2》虽然在制作水平上接近甚至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是在文化价值观上仍然缺乏国际传播的共同性、共享性。如果影片能够注入更多对生命、对个体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就会更丰满,影片的情感力量也会更强烈。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电影才能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这些批评既有所谓“国际主义者”的恶意攻击,也有貌似“公允”的求全责备。这类言论在网上遭到了大量网民的反驳,虎扑网友@隔壁小高 说,挺有意思的一点事,批评《战狼2》的,几乎都是从意识形态入手,明明《战狼2》从影片角度来讲有很多不足,有很多可以批驳。毕竟逆向民族主义和河殇流鼓吹了这么多年,现在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网友@河南工业大学社团主习 说,批评《战狼》的,翻来覆去能炒的唯一一个菜就是,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难听了就说是小红粉,小粉红。我个人倒是感觉,都是来蹭热度的。网友@乌鸦的情书 说,不知道从何时起,爱国成了贬义词。有人以爱国为耻。看看别人爱国还嘲笑别人

从污名化到盲目热捧

812日,有媒体报道冯小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理解不了《战狼2》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票房,我是越来越看不懂大陆的电影市场了。此言论遭到网民广泛抨击,随后冯小刚辟谣称从未发表过此言论。

813日,中戏教师尹珊珊发表视频批评《战狼2无逻辑无价值观一文不值,作者心理变态。她还称吴京没有考虑小朋友的感受,该片过多血腥暴力,且剧情没有逻辑性。尹珊珊的影评遭到网民怒怼,被认为过于情绪化、缺乏专业性,有明显的蹭热点嫌疑。

这两桩热点事件之后,批评《战狼2》的舆论开始转向,从批评其民族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血腥暴力转向批评其被神化不可批评不容置疑。豆瓣网友@执麦者 关于《战狼2》的评论——《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电影经不起一点批评?》在社交网络广泛流传,该文称,而一旦把不喜欢,或者剖析一部电影的缺憾,上升到不爱国的层面,你和这种言论的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思想和道德层面。如果以这样的角度结合时代的本质来审视一部电影,你会发现,电视剧里所厌恶的‘手撕鬼子’,只是另一种的变种的不可战胜,“电影工业娴熟的好莱坞,美国队长和漫威电影体系之所以被追捧,是因为他架空历史的“凭空捏造”,既隐藏了美国梦,又巧妙的把美国人渴望的面对战争和军人的精神,流畅的表达”,一部电影,因为刻意标榜爱国,而多出来的分数,恰恰是这部电影,现在需要减去的分数,“而独立思考,永远是一个人,面对生活和文艺作品最需要的品质。公知聂圣哲发表评论说,今后一段时间的电影舆论的基调必定是:犯我《战狼2》者,虽远必诛!

从污名化《战狼2》,到营造一种盲目狂热不容置疑的战狼热假象,“战狼黑”们实际上都在竭力否认《战狼2》的艺术价值及其高票房的合理性,这种恶意中伤背后存在某些公知群体对主旋律爱国影片崛起的恐惧情绪。

 

舆情研判

《战狼2》高票房背后是爱国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

近两年网民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从fb帝吧出征到南海事件、赵薇事件,再到近期《战狼2》的惊人票房,都集中表达了爱国主义情绪。

《战狼2》的观影人次超过1.5亿,称得上是“全民电影”。从观影人群结构来看,女性占到52%,远超同题材的其他军事电影或动作片。据各影院负责人表示,《战狼2》还吸引了很多平时不看电影的人群。

《战狼2》上映时间正值建军90周年,朱日和阅兵以及中印边境冲突,一系列事件充分调动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从影评的热词来看(图3),主旋律、国产、爱国、英雄主义等词屡被提及,充分说明了高票房背后的爱国主义情怀。

3 《战狼2》影评热词词云

 

群众对高质量文艺作品的渴求

2017年暑期档,除了《战狼2》,票房表现抢眼的电影还包括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侠盗联盟》等拥有流量明星、热门IP的影片悉数“扑街”。2017年,没有高片酬演员的良心作品《战狼2》、《二十二》、《人民的名义》大热,标志着受众审美情趣的变化。明星经济不再大行其道,群众对高质量文艺作品的渴求愈加强烈,而《战狼2》、《人民的名义》这样优秀作品的出现大大提振了群众对国产作品的信心。

观察者网发表影评《梁鹏飞:<战狼2>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高票房》认为,《战狼2》将开启国产电影新局面,文章称,“小鲜肉”主演的(粗制滥造的)国产片大行其道,导致好莱坞烂片也能在国内市场收获高票房,其中不乏观众对(此类)国产片的报复心理。而《战狼2》的出现恰逢其时,将改变观众这两年对国产片的刻板印象,文章预计,“随着《战狼2》的票房成功,未来会有更多电影人去拍摄更多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更多的爱国主义题材影片,更接地气的影片”。

近年来,美剧、英剧、好莱坞大片等国外影视作品大规模侵占国内市场,对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形成威胁。《战狼2》等优秀国产作品的出现有望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主旋律商业化能否表达中国价值

《战狼2》是典型的商业类型片,从表现手法上可以看作对好莱坞大片的复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战狼2>或许透露了主旋律商业片成功秘诀》,文章认为,《战狼2》在主旋律层面,是‘扬国威、扬军威’的一类;而在商业片层面,则是上世纪好莱坞风行一时的‘孤胆英雄’类电影,这种‘打不死的好汉’、‘一人军队’的套路,是当时西方世界主导全球的‘自信爆棚’催生而来,而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退潮而渐显‘落伍’”,而吴京是以一种刻意挑战的姿态,就是要让中国人去担当曾经为西方人专属的、充满自信自豪的‘打不死的孤胆英雄’

《战狼2》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这种好莱坞孤胆英雄式的类型片是否适用于中国价值的塑造与传达呢?郭松民就在文章《<战狼2>:中国,拔剑四顾心茫然?》中发问:靠把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内在化来成为英雄,真的能够使我们获得文化自信吗?

中国价值、中国道路从根本上区别于美国价值,因此中国英雄的塑造也将根本区别于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物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也将区别于美国的统治者”“霸权形象。在《战狼2》中,吴京塑造了孤胆英雄的同时,也时刻强调强大的祖国对其的支持,揉杂了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拯救中国同胞的同时,也拯救了并肩作战的非洲人民,揉杂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怀。但这种揉杂在影片中显得颇为生硬,甚至造成了一些逻辑漏洞。由此可见,要塑造中国英雄,传达中国价值,在学习好莱坞精良制作的基础上,也需要变革好莱坞大片的故事结构和价值内核。

郭松民在影评中说,在现有的国际国内政治话语的框架里,资本主义全球化,只给各个国家或民族留下两种选择:或者做压迫者,或者被压迫。可是,如果我们既不愿意压迫别人,又不愿意被别人压迫呢?也许,到了用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秩序来取代当下的国际、国内秩序的时候了。在影视表达中,既不是受压迫者,也不是压迫者的中国形象需要寻找一种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新的范式。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