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是从认识论、中国特点、世界体系及其治理等方面切题，形象说就是要涉及头脑、身体和任务三个方面。成功的国家一定是大脑和身体都很健康的国家，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很好的禀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在解决近现代世界问题的实践中治理世界的中国思路和方案。不知世界近现代史，我们就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不知中国历史文化，我们也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能自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更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先从中国说起

中国应该是具备治理世界能力和资格的国家。论历史年代，论它的久远，少有能跟中国比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1]

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是英美人建立的，它有过辉煌的历史。昨天美国人曾经羡慕过英国，今天我们也曾羡慕过美国，羡慕过西方。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么长的历史，还保持了这么大的版图。中国讲究“久”，久久为功，能长久的才是有力量的。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好多都已不存在了。罗马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在眼前就没有了。而中国“周邦虽旧，其命维新”[2]。昨天还让人家瞧不起的中国，今天却让他们刮目相看了。这种历史上罕有的高浓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而中国在这些大变局中却生机勃勃，其发展持续三十年后还是强劲有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

英国破碎分裂被殖民国家

印度和埃及曾经是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都属文明古国，但今日印度的“内脏”、灵魂甚至骨架已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完全粉碎了。埃及也是一样。英国为了实现其殖民利益，将利用欧洲大陆破碎操纵欧洲政治的经验移植到英殖民国家。印度大陆被英国人弄成碎片化，使印度不能再生。只有这样，小小的英伦岛国才能实现对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印度的殖民统治。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印度洋，就要控制印度。印度洋是世界制海权的核心，因为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的心脏。古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是为了占有农耕土地，近现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则是为了占有工业资源。

印度社会的深度碎片化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与中国不同，印度独立时，没有经过革命，尼赫鲁空有一个总理头衔，手头即无钱也无军队，面对英国人留下的庞大的大小私有者，一个都动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到印度看看去，印度所有权庞杂，诸神众多。神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人间的图腾。

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3]，这是因为印度从灵魂到身体全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肢解了。印度小城墙古迹多，这说明古印度是国家众分。如果中国也跟印度一样，有好多个宗教、宗派，今天就会连饭也吃不到一块，更不要说讨论问题，一天到晚内斗。印度神多，是英国人有意给它留的。英国人、美国人都虚捧印度是宗教和种族博物馆，虚捧它是有“包容力”的国家，这是忽悠。无中心的包容，其结果是没有力量。英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从不这样干，他们长期镇压爱尔兰人，不允许国家分裂。美国人也是这样。神多民弱，我们中国若有数不清的宗教派别，意识形态不统一，就走不到今天。

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学会了比较圆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导世界政治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4]。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翼侧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神上失衡，最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在文化战中，避免用直接表达，而尽量多地用间接的方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导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最擅长这种手法。

2000年，我曾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我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印度大学里有广泛的传播，尽管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掌握这种思想，但他们是用间接的方式，即用“普世”学说淡化印度人的革命意识。甘地、曼德拉、有马丁·路德·金，这三个人都有共同特点：能坐牢，非暴力，不合作。能坐牢、不合作，英国人才不怕你，只要你非暴力就行。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个梦，梦你尽管做，只要不拿枪就行。毛泽东是拿枪的，拿枪就是唯物主义。南非的曼德拉和印度的甘地本质上是英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英国让大家不去反抗，去坐牢，然后放你出来，再给你诺贝尔奖。

英国人这种“塑造”文化的方式不独用于东方，对于与他们长期对立的法国人也是这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继1644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对欧洲历史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伟大事件。但英国不愿意法国强大，他们用貌似客观公正的“普世”作品丑化这场革命，将它描写为暴民们发动的反人道的恐怖杀戮。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82年后（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因不敢使用暴力,被梯也尔反动势力推进血泊之中。可我们至今未见英国像推崇《双城记》那样推出谴责梯也尔屠杀公社社员的作品。当时生活在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对巴黎工人阶级给予极大的支持,并在理论上对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予以总结。

今天的美国人对这些文化殖民的手段，运用起来也相当娴熟。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

西方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5]

有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独立的民族意识

事实证明，这些“和平演变”的手段对中国的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是中国没有完全殖民化的历史。有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比如，看似无意识和无政治的古玩收藏市场，其实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潜意识及其结构。中国的古玩市场谁见过卖秦桧的字或汪精卫的字？雷锋的字会有人收藏，因为他是英雄。这样一个有道德高地的民族你能战胜吗？当然不能。毛泽东为什么称梅兰芳为“梅先生”？在抗战时期，身在敌占区的梅兰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6]，日本人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出演，显示出真男子的气概，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现在有些文艺片已少有这样的认识了，弄一些《色戒》之类的作品，男不男女不女的，父子同台献艺，当爹的留个大胡子，当儿子的留长发戴耳环，这都是要扼杀我们民族的自觉自立精神。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出来一个李小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香港人心是巨大的震撼，它使香港人有了身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在李小龙的武术中体现了出来。结果如何呢？李小龙年富力强时“因病不治身亡”。殖民文化就是要用一切形式打掉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战斗精神。打倒一个民族，首先是打倒或分裂这个民族的主体精神，而英雄主义就是主体精神的集中表现。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化的历史，因此，中国人的认识论还更多地保留着传统的经世之用的特点，这种方法的哲学概括就是“实事求是”。重经验、轻先验，“未知生，焉知死”[7]，“子不语怪、力、乱、神”[8]，“是”存在于现实的“实事”之中，一切从实践出发。西方文化战中，成功的前提是将他国人民的唯物史观偷偷移植为唯心史观。中国人顽强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让西方很难推行他们的文化战略。这是我们长期能保留下来并仍在强劲发展的精神原因。

“实事求是”是中国人的认识传统

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认识武器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什么时候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呢？在你困难的时候。困难是真理诞生的地方，也是认识真理的好学校。“实事”，就是问题，“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实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国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认识传统。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不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归宿，则是生死，即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后人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9]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很多人分析形势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细想一下，这基本是废话。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取诸物，近取诸身”[10]，就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以从目前那些美女反间谍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搞“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的历史不是陈独秀认识的那样。陈独秀是从苏联带来的思想，还掺合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少有中国本土的思想。结果1927年蒋介石将共产党杀了个血流成河。为什么蒋介石知道枪杆子的道理呢？国民党也是被清王朝杀出来的，六次反清起义失败，最后把孙中山杀清醒了，办了黄埔军校。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1]；1942年3月9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2]这两幅题词，在今天也应作为我们办教育的座右铭。学问要接地气，贴靠大地的学问才有生命力。毛泽东当时告诉陈独秀，陈独秀听不进去，只有让蒋先生用刀把子来告诉这位书生什么是真理。“四一二”后，共产党一年学了几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脱西服，穿草鞋，进山接地气。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思想扎到中国的土地里。

王明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不接地气。人家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13]，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毛泽东没有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王明、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南方大山里，要在山里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14]。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的天堂。李德不要这些，要跟敌人打阵地战，不败才怪。毛泽东没去过莫斯科，王明见过斯大林，张国焘还见过列宁，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湘江之战，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剩下三万多人，你还能让王明那一派干吗？

大家在生死之际找到了毛泽东，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出来。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是少数人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大多数。毛泽东带领红军四渡赤水，过了金沙江和大渡河，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命运。大家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能力，知道了毛泽东的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大家在比较中也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不久又遇到张国焘错误路线带来的更大干扰。

张国焘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在川陕一带根据地搞得不错，有许多干部对他产生迷信。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张国焘要留川康，毛泽东要北进陕北。孰是孰非，还得实践检验。结果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跟毛泽东到陕北的部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什么比王明、张国焘正确呢？因为毛泽东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张国焘的知识多是书本上的知识，个人极度膨胀，这样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6月，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的南下方案会使红军“成为瓮中之鳖”[15]；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决不会做瓮中之鳖”[16]。毛泽东讲的是经验，张国焘说的是逻辑。显然张国焘对中国四川的地缘政治无知到极点。但张国焘有兵有权，只有再让实践检验。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17]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王明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党从溃败绝境带出、走向与国民党联合进行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能够引领全党走向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18]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们现在也有人走长征路，手中举的是红旗，心里想的是旅游，没生死危险，就体会不出什么是长征，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论结合实际，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之中，这两点又可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19]

理论结合实际，用传统的话说就是“经世致用”。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于湘湖地区，岳麓书院开了一代新风，王船山力主这种学风。早年毛泽东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并终生提倡这种思想。“实事求是”则是这种学风的最基本要求。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曾在“船山学社”[20]旧址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首“船山学社”四个字就是毛泽东亲笔题书。当时还有一种外来的思想，就是胡适带来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经世致用，咱们把它说成是“实用主义”。杜威说的是效果产生真理，也是实践。一个民族在上升的时候，都是重实践的。青年毛泽东在北大见过胡适。可以将这次会面看作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的“撞脸”，他们只是在方法论上相似，但在本体论上还是对立的。毛泽东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胡适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

毛泽东和王明的争论不是主义之争，是问题之争。毛泽东一直坚持，解决中国问题应有中国方法和中国道路，但当时毛泽东说的话，陈独秀、王明等党内大佬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交给实践检验。1927年“四一二”检验一次，1934年“湘江之战”检验一次，最后到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在路线选择上又检验一次。经过这几次生死检验，大家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扎根中国土地中的思想，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

唯物主义最强调人民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批评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要吃饭，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因为他们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奖状堆里长大的，没见过流血牺牲这些东西，这样怎么搞阶级斗争呀？

国家与人民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苏联的教训

苏联的干部一直是考学上来的，这样的人才成长机制好看不中用。

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21]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方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怎么办？撒切尔说要对其制造内部问题，要找代理人，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慕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所谓精英在今天的中国也叫“公知”。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一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将这枚勋章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20世纪90年代，自毁国家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一重要环节，以分数、奖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无动于衷，因为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之间没有了联系。

中国正在走向强大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争执不下，到1900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就已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亡国了，打败了，整个国家的财富让人家弄走了，你个人声誉——什么“著名学者”、“大师”能有什么用？

个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家的发展。钱学森就明白这一点，他在美国搞导弹不可能对准自己的祖国。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时被拦住并被关进监狱。可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钱学森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但钱学森并没有到美国去接受这份荣誉。2001年90岁生日时，钱学森在美国的好友受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学森。美国人放下身段真是由于折服于钱老本人吗？关键是中国已不可战胜。

1972年，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就放下身段要见毛主席。会见时，尼克松一口一个“主席”，对毛主席很是折服，身段放得很低。这说明尼克松懂道理。且不说毛泽东的文采，他一路上就没有打过败仗，并且带领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近半个世纪里走向强大。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西方为什么对周恩来这样尊重，仅仅用“高富帅”是解释不了的。现在有人喜欢讲“身价”，动辄说某人“身价过亿”，这让人真正体会到了“没文化，真可怕”的含意。

真要说人的“身价”，也只能是那种高贵和不屈的精神。为什么周恩来在1954年受西方人尊重？那是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打怕了，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知道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的习惯，他就提前一个月练习昼眠夜作。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他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翻译对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 毛泽东接过话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22]宾主大笑。

一百多年来，我们受尽了屈辱，为了摆脱这种屈辱，开始学人家英国，被英国打，学日本又被日本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照搬外国军事理论差点全军覆没。这一次次挫折让我们明白了：不能再跟着别人，得走自己的路。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出现了“中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鼓掌，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或会讲演，真正的原因还是新中国把美国打败了。

今天中国崛起是全面的，美国衰落也是全面的。我说的“美国衰落”的概念是指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衰落。如果说，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的威信是我们打出来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威信是中国人满怀自信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干出来的。（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本文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讲座之一。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1]《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2]《诗经·大雅·文王》，见袁愈荌译，唐莫尧注：《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3]“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4]间接战略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提出的关于战略理论。

[5]［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36页。

[6]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7]《论语先进第十一》，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

[8]《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10]“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系辞下传》，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79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参阅同书第351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13]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与苏联红军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页。

[14]1934年4月，李德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人力和炮火。”［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15]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

[16]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17]马杜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20]船山学社位于湖南长沙市中山东路。最早是曾国藩祠，始建于1875年。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为曾国藩题词，1914年刘人熙等人为纪念王船山（王夫之），弘扬其思想，发起组织船山学社。

[21]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22] 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New Press.New York.1998.p.97.

    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辉煌成就，全面小康的目标已接近实现。但是农村目前的现状，和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相比，显得越来越滞后和边缘化，“三农”中的农村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认真对待。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从剖析一个村切入，把目前农村的困境充分反映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空心化。书里讲，农民进城打工有三种结果：一是每年有1到2万的结余带回家，二是挣的钱花完了，三是生病受伤或犯了错误回到家。这是比较完整的切合实际的分析。多数农民进城打工，并不能解决致富问题。

 土地抛荒问题各地情况不一样，贵州比例比较高。湖南怀化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复垦已经很困难了。

 一般认为，土地承包确权后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但我在湖南调查，干部普遍反映，确权后农民不愿意流转。他们认为“确权后这块土地就永久是我的”。农民的观念是宁可抛荒，不可失“业”（转给别人经营），觉得自己的地如果转给别人种，就等于放弃自己的财产。

 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多，社会涣散，治理空白。我和市县乡镇的领导谈，他们都说，现在不光是村霸问题（高法、高检在打击村霸），农村宗族和宗教势力也在迅速发展。共产党要主持正义，而现在党能够抓的东西越来越弱。迷信势力兴起，红白事大操大办非常普遍。农民收入提高了，但很多人欠债，平均负债率为30%。负债有很多原因，例如生病、上学、红白事大操大办等。

 家庭承包后，个人的财产权益观念膨胀，集体观念基本被抛弃。农民的精神状态、文化生活空虚化，不像集体化时候那么充实和上进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农”领域，我们始终紧抓经济发展、抓农民收入，这是主线。在农村建设方面，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仍需要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始终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需统分结合

 我们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前提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1990年讲，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是第一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355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27年过去了，到了要认真研究怎么去落实小平同志关于“第二次飞跃”的时候了。要破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把农民再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应该是集体经济；政治形式应该是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把握好村民自治的方向。村民不会自动地往社会主义路上走，必须有党的方针指导、基层组织的把握，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内容，以集体经济发展为基础。这一重大选择，应该在未来农村的发展模式中给予考虑。

   中央关于农村改革总的精神是，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这已经写进了宪法。但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对于统分结合和双层经营制度，只强调“分”，而对“统”的一面认识不足，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需要不断地积累和发展；实际工作中，需要统的没有“统”，不该“分”的却分掉了。从过去的“大一统”走到把集体财产分光吃净，集体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1990年在福建宁德当书记时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就着重提出，在扶贫过程中要注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为什么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也是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的经济基础。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农村在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以后，在整个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上，需要共同走入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道路问题。

 近年来，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都特别注意并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如2016年中办、国办发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文件规定：贫困村必须要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摘帽。我去湖南贫困地区调研时，县乡村领导反映这一条最难。

 财政部的2015年197号文件，布置在全国若干省市进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试点。具体办法是通过一事一议、转移支付，支持村级组织搞公共建设；农民筹资筹劳，财政按1：1的匹配补贴。但具体的组织工作很难。2008-2014年的数据显示，7年中，58万个行政村，平均每村可以做3个项目，平均每年每村的基本工作经费（含村干部报酬）仅4.7万。他们的结论是：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解决农村基层资源不足问题。

   如何打开农村集体经济局面，首先要明确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要重新强调农村改革“统分结合”这一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强化“分”，弱化“统”，把集体所有的耕地、山林、水面基本分光了，现在要发展确实难。但下去调研，基层干部的呼声很强烈。他们说，没有集体经济，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办不了事、创不了业、当不了家。一些贫困地区，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乡村组织运转陷于窘境，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的发展，都靠财政补贴或四处“化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有具体的要求和可行的措施，不仅仅是允许和鼓励。

                                          （编辑  迟晨光）

包产到户后土地的演变

   我长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农村工作和生活，亲身见证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土地的演变，从乌兰察布市实例可看到农村土地演变过程。

   土地的演变过程

   1978年冬，安徽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1979年，安徽省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在全省试点包产到户，1980年在全省全面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时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推广学习安徽省包产到户的经验，1979年2月，他到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羊圈湾公社蹲点，试行责任田与口粮田两田分离，小牲畜（羊、猪）作价承包给社员家庭饲养。全县其他公社也开始照此实行，由于正处在春播阶段，有的生产队来不及实行两田分离，于是“半路出家”分青苗，特别是全县马铃薯田几乎都分到户。1980年，卓资县84%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到1981年，全市推广（当时叫大包干），1982年全市农村实现了清一色包产到户。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农具等公有生产资料和财产按人头分到每户农民手中，集体树木也分到每家每户，水利设施暂时没有分。

包产到户责任制核心内容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红黑死挨（丰年不多收农业税和费，灾年也不减免）。“交够国家的”是指把粮食卖给国营粮库完成农业税任务，头几年必须卖粮完税，后来粮食多了也就不强求。“留够集体的”是指按承包土地面积分担集体的各项提留统筹费，提留共有8项，包括：村干部职务补贴和村委会办公费、五保户和优抚对象生活费、民办教师工资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路维护费、牲畜防疫费、订阅报刊费等，后来卓资县政府又对每份承包地加了1元电影费，用来解决村民无法看公映电影的难题。此外每份承包地还要负担20个积累工，20个义务工。在实施过程中，农业税与费是由乡政府组织征收的，按道理“费”应该部分留给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可具体实施中，收取的费全部进入乡政府的账统一安排使用。

实行包产到户头几年，农民种田积极性高，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产，解决了过去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粮食增产主要来源于农民传统的精耕细作经验，特别是堵住了粮食收获过程中的漏洞，避免了损耗。但是在实行科学种田方面却呈现倒退现象。比如，大队买回的链轨（履带）拖拉机和大型脱粒机成了无用之物，卖了废铁。水利电力设施遭到破坏。有的地方水利设施虽然完好，但一家一户不方便使用；有些农民自己不浇地，也不许周边农民的水渠从自家承包地里通过，结果水浇地成了旱地。大型农田水利建设也几乎全停了，已经建成的四级农技推广网也是线断网破、人员流失。不过这时候进口二胺化肥和国产尿素开始大量供应，科研单位育成的作物新品种处于井喷状态。因为新品种选育周期一般为16年，全国多数农科院所60年代才上马新品种选育课题，80年代正是出新品种、出成果的阶段。在粮食增产中，化肥和良种对农业增产起到了60%以上的作用。但有些舆论把粮食增产全归功于“一包就灵”的生产体制改变上。

   包产到户并不是一包就灵，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法宝。很快农村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秋后征收税费时，起码有一半的农民不主动缴纳。税和费是按照承包土地面积分摊的，五保户照样分摊，他们自然不会交税和费的。有些不会种田的农民所收无几，解决自己温饱都是问题，无多余粮食出售，就不想交税费。有些农户家里发生了重大的灾害（比如失火烧了庄稼），无力交税和费。特别是遇到大灾年，多数土地绝产，农民还得红黑死挨，照样缴纳税费。这时候，县乡财政实行“分灶吃饭”，税要交到县财政，费留给乡政府使用。乡政府征收不上来税费，干部和教师就发不出工资，乡办养老院里的老人就揭不开锅，乡政府无法办公。因此，乡村干部只能狠下心来督催农民交税和费。我当时在乡政府工作， 1985年曾写过一份题为《大唐棍沟村贫困调查报告》，反映农村的苦情。那时中央发现了全国各地都存在这类问题，开始在农村部署安排扶贫工作。

乡干部再努力工作，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完成征收税和费的任务，只能想歪点子了。县税务局给各村民小组下达的农业税任务是总数，要由乡财政所的工作人员配合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的干部落实到每个农户，于是行政村干部在乡干部的配合下，自作主张把五保户等交税费困难户的税和费免掉了，然后把免掉部分再公摊到其他农户头上。费的摊派数量由乡政府决定。为了百分百地完成交农业税的任务，乡政府就采用了以费保税的法子，加大了费的摊派，以费填补交税任务的完成。再后来乡政府增加了农技推广费用的支出，以及招待费的增加，费的摊派就越来越大。我的家属分到一份5亩承包地，交农业税13元，费8元，到后来税费增加到65元。我所在的乡，有的村一份承包地的税费合计高达136元。而一份5亩承包地，旱地正常年份亩产小麦不过200斤，每斤小麦价格0.36元，5亩地毛收入不过360元。

 现将某县农业税和提留统筹（费）官方统计数据摘录如下：1986年全县农业税金277.7万元，乡村提留统筹64.2万元。到2001年，农业税金为867万元，乡村提留统筹为1500万元。15年中，农业税金增长了2.1倍，乡村提留统筹（费）增长了22.4倍。乡村提留统筹从原来的8项增加到15项，分别是教育附加费680万元，牲畜防疫费35万元，农民疫病防治费21万元，文化网络费21万元，计生网络费21万元，育林基金费21万元，防雹费10万元，乡村道路费24万元，民兵训练费33万元，优抚费66万元，其余为村干部工资和办公费。农民人均负担费71元，农业税30元。

  农民负担的税和费增长的这样高，可见农民的负担有多么重啊。农民种地收入越来越低，土地越来越不值钱了。有的农民收了粮食，税和费也不交了，承包地也不要了，雇车连夜跑路了。跑路的农户，其承包地虽然不种了，但承包地的税费任务不变，行政村领导只能把跑路农户的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种，承担税费任务。如果转包不出去，撂荒土地的税费只能往村里种地人身上摊派，形成恶性循环。

 乌兰察布市是一个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农业税费的加重使农民雪上加霜，于是大批农民出外打工，出现了大量的弃耕撂荒地。卓资县土地面积，1989年总耕地面积为120万亩， 到了2012年，缩减为60万亩。

 1999年，国家实施京津唐风沙治理工程，动员农民退耕种草，对退耕地免除了农业税，让农民减轻了税费负担。到了2002年，国家在内蒙古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每亩退耕地补助200斤小麦，连补8年，一下子缓解了留在村里种地农民的困境。到了2006年1月1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两年后，国家对种地农民实行种粮补贴，一开始卓资县1亩耕地补贴11元，以后补贴逐年加大，2015年达到每亩补贴68元。虽然农业税和费全减免了，种地还有补贴，但在农民眼里，土地仍不值钱。卓资县土地90%属于旱地，种1亩旱地收入二三百斤粮食，毛收入二百多元钱，种地成本高达一百多元，不如外出打工两天的收入。于是，农村就出现了大量耕地撂荒现象。2007年，县农业局结合土壤普查，调查掌握的耕地面积是：全县国民统计数据退耕还林草面积60万亩，耕地面积65万亩，实际耕种面积为48万亩，撂荒地17万亩，撂荒土地占总耕地面积26%。

  1998年到1999年，全市开展土地二轮承包合同的签订。全县村民大约有30%的人进城走了，没有参加二轮土地的承包。因为税费负担太重，种地不挣钱，有点本事的人谁愿意留在村里种地？报上说二轮承包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并不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有的村民虽然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但很快把地撂下，进城打工去了。

 此后国家对土地免了税和费，而且种地有了粮食直补，撂荒跑路的农民又想要回原来承包的土地。加上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些村民在城里立不住脚回到村里，但已经无地可种，就向政府上访要地。而各级地方政府早先出台过地方政策，各地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有“如村民不交农业税费，不实行科学种田，要把村民承包地抽回分给其他村民种植”的内容。于是撂荒地主和现有耕地主家闹起了纠纷，一开始县乡政府和村委会支持现有占地农民，理由是跑路农民自动放弃了承包地，且违反了土地承包合同条款，村委会有权收回再分配给别人种植。后来下发了国办发明电（2004）21号文件《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该文件不允许乡政府和行政村以农民弃耕不交农业税为理由抽回所承包的土地，发生土地纠纷可以向法院起诉。农民土地纠纷案件，法院一般都以21号文件为依据，二轮土地承包书上写明是哪家的承包地，就把土地判决给那家，往往是失地农民胜诉。村民没有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就永远丧失了承包村里土地的权利。一时土地纠纷案件大增，法院忙不过来了。后来法院不再受理农民承包地案件，改由县农业局进行行政仲裁处理。

 包产到户头几年，农技推广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到1990年，政府对农技推广开始真抓实干了。乌兰察布市政府每年上马各种农业高产攻关工程，向旗县乡镇下达指令性的农业新技术推广面积和增产指标任务，要求连片种植高产攻关田，抽调科技人员和机关干部下农村开展工作。

    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家庭小农经济有天然的矛盾。地方政府和乡村组织解决这种矛盾的措施，就是用行政手段，加上宣传动员和科技培训引导推行。政府的口号是：不落实农业高产攻关任务，农民让地（调整承包地）、科技人员让职称（不聘任上岗）、领导干部让位。这里面最难的就是农民让地这一条，农民对承包地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市里统一制定的土地承包书里预先写明一条，农户有义务执行高产攻关任务。

 在七八年里，乌兰察布市搞了百万亩丰产沟栽培推广、小麦马铃薯高产攻关、马铃薯良种繁殖体系建设、覆膜马铃薯栽培、覆膜玉米栽培等攻关项目，其中，丰产沟栽培推广完全失败了，地膜覆盖、玉米高产栽培大获成功，实现了全市种植结构大调整，玉米马铃薯取代小麦莜麦成为新的主栽作物。如果任凭农户家庭自由种植，就不可能有这种农业生产技术上大的进步，粮食产量也难以较大幅度地提高。政府不进行干预引导，科技成果怎么可能自动很快地进入农业生产中。   

 到了2001年，种地效益越来越低，土地越来越不吃香了，农民也不怕乡政府和村委会抽承包地了。大批农民进城打工走了，农村大约有30%的土地撂荒了，政府主导的农业丰产项目也再难以实施下去了。

 这时，以温室大棚、喷灌圈为代表的设施农业，新蔬菜品种规模种植的现代化农业异军突起。它的特点是规模种植，高投入、高科技、高产出。投资设施农业的多是城里财力雄厚的公司和个人，或掌握了技术的农技人员，也有城郊种菜富起来的菜农。他们以每亩地约200元的价格向农民转包耕地。各级政府大力支持这些新型农业创业者，以卓资县为例，建1座温室，县财政补贴2万元，建1座大棚补助5000元；政府从修路、打井、送电等各方面给予全力扶持。近年政府不断加大的支农资金多数补贴到这批人手中。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风险大，搞设施农业赚大钱的并不多，还有不少失败者。2011年，采用喷灌圈和滴灌设施包地种马铃薯，1亩地可以赚到1000多元，第二年更多人包地种马铃薯，结果马铃薯销价由上年每斤0.8元降为0.35元，很多人亏了血本。

下乡包地搞设施农业、农业新技术开发，要求土地连片。从农民手中转包土地，只要有几户农民不愿转包，就连不成片。包地者对此很头疼，往往要由乡政府和村干部做村民工作。从农民手中包地的，开始都说要承包好几年，与农民签了书面合同，承包费一年一付。结果有的承包者赔了钱一走了之，既坑了农民，也连累了乡政府和村委会。比如有的搞草莓种植的公司，政府百万、千万元地投资扶持，还为企业担保从财政借款、从银行贷款，结果项目失败了，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仅是农民追要每年土地转让费一项，就让地方政府头疼不已。

 2006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鼓励农民组织专业社进行农业生产。这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组成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往往是由资本雄厚的投资者发起，吸引合伙人。普通农民参与并不积极，因为以土地入股，所占合作社资本构成比例微乎其微，在合作社里他们没有多少话语权，农民不愿承担风险，况且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大力支持的，有了支农资金也愿意投给合作社。目前，卓资县在工商局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60多家，其中在地税局取得税务登记的为194户，在国税局登记的123户。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搞得不错，受到了自治区政府的表彰。有的合作社只是一个虚名，鱼龙混杂，一时难以看得清。

对现有农业体制改革的思考

   实行包产到户经营的得与失

   包产到户责任制最大的功绩就是打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官办集体经济的僵化模式，把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归还给农民。其最大的失误就是强制农民“一刀切”采取包产到户模式。如果把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归还到生产队一级（有的也可以是生产大队一级），由农民自主决定是继续集体经营，还是包产到户或其他方式，各种生产经营模式竞争发展，像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那样的富裕村，全国就有一大批，今天的农村扶贫工作也不会这样沉重难搞了。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农民一样可以自由外出打工，或者转产其他行业，但土地还保持着集体经营的模式。即使包产到户，村集体依然拥有土地的管理权，农户要外出不种地，把土地留给集体就是了。农民在城里待不下去回到村里，村集体还有给返乡农民调剂耕地的余地。村民如果把户口迁走了，那就不是村里人了，凭什么还要占有村里的资源，享受粮食直补等待遇？村里的发展规划，就不会因为个别钉子户把住承包地不配合进行不下去。

   一刀切的做法，没有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也不符合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的逆向行为。

   现行农村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变革；二是土地使用的改革。大多数农民对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是拥护的，因为改革破除了农民身份的枷锁，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壁垒，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择业了。

    但是在土地改革上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由集体进行的农业规模生产，倒退到家庭小农生产，把整块土地分割成小块田耕种，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益，增加了耕种成本。小农生产难以吸纳科学技术成果，不利于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2、从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约20年中，农民负担过重，甚至出现了种地赔钱的现象。

    3、政府对土地管理失控。如西部地区约有20%的土地撂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有的农民占着承包地就是不种庄稼，对此，各级政府和村委会，没有有效的行政措施纠正这种现象。农村存在大量违规占地，违约用地，违法卖地，暴力征地的现象。

    4、政府支农措施找不到相应的落脚点，比如，种粮直补款，有的发到不种地的农民手里，有的撂荒耕地已经盖了房，照样领取种粮直补。

    5、政府搞大型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往往侵犯农民在承包地的自主权，引发了不少矛盾，费力难见实效。

    6、农产品安全生产没保障，农产品质量不过关，农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7、农田水利建设与家庭小生产体制存在巨大的矛盾，农业生产后劲乏力，增产缓慢。国家进口粮逐年增加，国家粮食生产基本自给的方针有落空的危险。

   破解农村土地混乱局面的几点意见    

  确立村民小组对本组集体土地的管理监督权。在目前有关三农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中央针对村民小组出台有关法规、政策，可以化解目前农村工作的主要存在问题。因为按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分别是由原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过渡来的，大队与社员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关系不如生产队密切。过去大队只能通过协商确定生产队上交大队的收入比例，不能直接动用生产队的财物、土地和劳力。村民土地所有权应属于村民小组所有，而不是属于村民委员会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以生产大队为基本单元，虚化了生产队这一层。

   从实施效果来看，村民委员会不能充分代表各村民小组的利益或体现村民的意愿。村民委员会管不了各村民小组土地方面的纠纷，也没有去管理的动力；村民委员会不能把第一组的土地发包给第二组的村民使用。如果对村民小组从法律上给与了明确定位，明确农村土地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确立了村民小组办事的原则和程序，成立村民小组管理委员会，让本组村民当家作主，那么很多难办的事就迎刃而解了。村民把耕地撂荒了，村民小组管委会有权收回。虽然政府承诺承包土地几十年不变，但地方政府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一般对村民如何使用土地有着明确的条款，村民把土地撂荒了，那就是村民首先违约，村集体当然依法有权收回其承包地。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村民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村民凡是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流转土地的，没有经过村委会的同意，或者村委会备案的，就属于违约转让。目前的实际情况，估计农村90%以上的土地转让、转包、出租没有经过村委会备案。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更是违约行为，不能算数。

取消迁走户口的村民在村组里的权益。户口迁移到小城镇的村民，就不能算作是村民小组的人了。虽然法律规定，他们所承包的土地，村委会、村民小组不得收回，他们可以将所承包的地继续有偿转让，但是不能享受政府下发的种粮补贴。政府种粮直补不再发给村民个人，而是按种地实有面积发给村民小组集体，再由村民小组管委会发到村民手中，而且每年种粮土地的变动，都要经过农业局和乡政府验收种植面积后才发放。这样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承包地上早已盖了房、村民还继续享受种粮补助的荒唐现象。

在村村民与外出定居村民，在村民小组里的权益要有所区别。村民户口还在本村组，但全家已经到外地定居的村民，但还属于本村组的成员，可以继续享受本村组的一些权益。然而他们已经很少尽到对本村组的义务，就不应该享受在本村村民同等的权益，在决定本组大事上，他们的表决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村民当家作主，集体决定本村组里的大事。村民小组大会可以决定本组土地使用方式，可以继续包产到户，或由村民小组管委会把土地收回来，建立专业合作社进行集体经营，或由村管委会出面雇用或包给农机专业户种植，农户按地亩出生产费用。如今用机械化耕作，一个村土地的耕地用不了几个人，不像过去牛耕田、人摇耧，每个劳力只能种二三十亩地了。村民小组也可以采用反租倒包的形式，把土地收回来，再有偿转让给公司经营。对村里死绝户、迁移到大城市的村民，通过上学、入伍等途径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村民，其所承包的土地应一律收归集体，由村民集体决定如何使用，或者将土地再分配。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要有一个新的土地管理安排。农村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期为30年，现已过半，十几年后到期，政府应该有一个新土地统筹安排，再不要出什么几十年不变的政策。   我认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权，只要回到村民小组集体，由本组村民当家作主决定本村组土地的管理使用，因地制宜灵活采用适合当地的生产经营模式，农村大多数土地就会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种植经营，土地撂荒现象基本上可以杜绝，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农业现代化生产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蓬勃局面，确保我国农业生产实现稳产高产，生产出质量合格的放心农产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

                                                      （编辑  迟晨光）

     我作为农村基层干部，希望尽可能多地反映农村集体经济和集体产权制度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多地反映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对这个议题的真实想法。当前集体经济与产权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认识不统一的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是东中西部区域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平原与山区农村之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郊区与边远乡村之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二是如南街、华西、航民等一些集体经济的“巨无霸”村，与大量无钱办事、无人办事、无章理事的集体经济“空壳村”之间的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一是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强弱关系很大。农村基层组织强的村，发展集体经济舆论引导就好，氛围就浓；发展集体经济办法就多，能力就强；集体经济发展后劲就足，速度就快。基层组织弱的村，发展集体经济舆论氛围就差，能力就弱，发展就慢，甚至失速倒退而成为“空壳村”。二是与落实双层经营体制处理“统”和“分”关系密切。在实行土地分包到户初期及延长承包期过程中，凡是分得比较彻底的地方，发展集体经济就没后劲，面临困难就大，甚至容易被瓦解。凡是统得比较好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就有后劲，就易于发展。三是与把控（超过农地经营正常收益的）超级地租的能力强弱关系很大。土地分包到户后，因国家基础设施与城市、工业建设的需要，征用农村土地，以及村民建房用地引起土地用途变化而产生的超级地租，从理论上讲理应归集体，但因种种原因，农村基层组织把控超级地租的能力强弱差别很大。凡是把控超级地租能力强的村，发展集体经济就好；反之，发展集体经济就难。这三个方面是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而言的。

    除了内部原因之外，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有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与国家管理体制和支农资金投放方式的变化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取消双轨制与农业税以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支农资金，且其资金的投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农村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工程投资为例，过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各级政府支农资金都是逐级下拨落实到村，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实施管理。这就要求村里的领导班子要与村民商量着办，并在上级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去实施，因而其工程质量与投资效率都比较好。而现在都要由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来做，国家支农资金到了县里，就直接落实到工程项目上，村级的自筹资金也要打到这个项目上，然后由县招投办组织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招投标。投标人在中标后一般都要层层转包，导致工程施工质量差，国家投入的支农资金效用与社会公正性降低，支农资金对发展集体经济起不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二是与大规模撤乡扩镇并村有关。撤乡扩镇并村是为了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中心村作用，为城镇化所需资源提供组织保证。在有些地方取得了这样的效果，但绝大多数地方，却导致基层组织被削弱、村社共同体走向衰落和瓦解，思想道德滑坡，族群矛盾和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导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由于撤乡扩镇并村推进速度过快，许多措施没跟上甚至失当；有些行政村规模搞得过大，失管问题严重；缺乏农民群众认同感等等，导致政策出发点与实际效果相背离。

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认识不统一问题   

    现代产权理论被认为是指导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石，也是诠释以土地分包到户为代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合理性的理论基石。但是农民与农村基层干部是否都是这么看的呢？

    先看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过程。土地分包到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阳光道”与“独木桥”争论中，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展开的。土地分包到户初时规定：承包农户不得出租转让与抛荒，推行“交足国家，留足集体，留下归自己”的生产经营管理方针。那时还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理论作为指导。后来，为了坚持家庭承包长期不变，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也为解决转包土地不断增量扩面、土地抛荒日益突出、土地细碎化与规模化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先后提出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两分法理论，以及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理论。这就是现代产权理论诠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指导分包到户土地制度不断完善的基本脉络。

    参考现代产权理论涉及的诸多有关产权概念，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要义在于：由于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不明晰，导致增加交易费用，并降低生产要素的效用；只有土地分包到户才能明晰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从而更快地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在集体所有权框架下依法保护分包到户的承包权、推动经营权流转，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然而这一理论未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我所在的缙云县新壶公路两端点有两个村：好溪村与河阳村，同为向农户返包土地的两个案例，它们很能说明问题。东端的好溪村为统筹新农村建设与旧村改造、发展高效农业园和民宿旅游开发，领导班子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里在负债经营条件下，以高于农户间的租金向农户返包土地，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而位于西端的河阳村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古民居保护村，为旅游开发，按规划分两期征用120亩土地，村两委为向农户返包土地，两年来挨家挨户做工作，至今还有几户农民未签返包合同。从这两个案例中看到，以分包到户为基础的集体产权结构，在泛集体成员内部的交易费用，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从农村基层干部角度看，产权理论归根结底要落实到生产指挥权和收益分配权。对已转让土地收取租金、实际上不种田的农户而言，土地承包权就是收益分配权而己。

    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首先，要营造发展集体经济与加强统一经营层舆论。《宪法》规定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实施过程中，“分”的舆论氛围甚嚣尘上，而“统”的舆论氛围似乎偃旗息鼓。习总书记在第七次深改小组会议上提出“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三条底线，以及后来公布土地改革试点方案，农村基层干部很受鼓舞，但所有的试点区域都是一个做法，即土地使用权确权。这实际上只是固化现行土地制度所有的优点与缺点而己，这样的试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要把搞集体化的典型宣传好，典型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像报告文学《塘约道路》这样的典型宣传，其影响力要比单纯的理论文章强过千百倍。要通过典型宣传，洗净泼向合作化、集体化的污泥浊水，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同富裕。

    其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这里谈一点，乡镇基层干部人才储备的问题。乡镇基层干部属国家公务员，不能光从大学生里面招考选拔，还需要从农村摔打出来的优秀干部里选拔一部分。很多公务员从大学直接进到公务员队伍，不会干工作，还很容易染上“官场病”。乡镇面对的问题很具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实践经验，许多实际问题解决不了，还不如农村的“大老粗”干部。所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应注重从优秀村干部里选择，干得好的还可以进县级领导班子，甚至更高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选拔也是一种社会导向。有些舆论认为，农村现在是村霸恶霸的天下，这不客观。农村确实存在村霸恶棍，也存在干部队伍素质不高的问题。但村霸恶棍的问题在基层，根子可能在上面。优秀的农村干部很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充分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加强村社共同体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有政策倾斜力度。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的政策是有效的管理调控手段，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智慧。农村里凡有好的带头人、多数群众要求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国家政策、支农资金上都应给予肯定与支持。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愿意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国家应特别给予鼓励和扶持。充分考虑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和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属于发展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层面的制度安排，不能规定得过细过死，要为村民自治组织发挥作用留有足够的空间。

                                            （编辑  季节）

 编者按：塘约村位于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2014年以来，在村党支部的有力领导下，全体村民通过土地入股重新组织起来。土地实行集约耕作，发展运输、建筑等专业合作社，多业并举。集体经济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塘约村的面貌：2014年村集体收入仅4万元，2016年就突破了200万元；人均收入从2013年的不足4000元，提高到2015年的8000元和2016年的10030元。绝大多数农户已经脱贫，塘约从一个二类贫困村变为“小康示范村”。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出版后，产生很大社会反响。今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3月9日参加贵州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去年写了一本报告文学，书名叫《塘约道路》。塘约村所走的道路对我的教育也很大。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有3000多人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里人也就是勉强度日。全村共有1400名劳动力，最多时有1100多人都外出打工。这和今天全国广大农村的情况基本一致。

党支部是名正言顺的组织者

 2013年，村里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把全村的路和田都毁了，房子也倒了不少。村子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路被冲了，农民没法出门，连公路都到不了。包产到户后，各家农民只管自家的那一点地，要修路各家的地都动不得。怎么办？大家只有组织起来共同修路，否则就真的“无路可走”了。这就是村里农民开始组织起来的契机。

 但是组织大伙靠谁？是找哪个大户？还是找个公司来？眼前连路都没得走，找县市领导来都来不及，只有村党支部出面。在中国当下的条件下，党支部就是名正言顺的组织者。　　

 村党支部首先组织大家修路。政府也支援了一部分物资。村民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自带干粮，义务劳动，先后修好了联结村子与10个自然村的道路，又用28天时间修好了通向镇里的全长4公里的柏油公路。这样的积极性，是家庭承包制下难以想象的。

 组织起来之后，塘约村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拿出来参社入股，土地连片种植。集中种田用不了几个劳动力，其余的人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搞多种经营，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村里还成立了评估小组，对村民入股的土地进行评定等级，折算股份。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入股协议，按照村、合作社、村民3：3：4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

 土地流转到集体，实际的耕种土地面积大大增加。原来搞承包时全村土地是1500多亩，重新丈量后变成3000多亩，同时还纠正了部分村民侵占集体土地和集体荒山的情况。土地确权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把土地交回村集体，他们就可以拿到一笔地租款。　　

村民组织起来的好处

 我问当地农民，组织起来有什么好？他们跟我讲：就说种菜，我们基本的生活问题首先是吃饭，分田到户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但是穿衣服的钱从那里来？小孩读书、家人看病的钱从哪里来？这都没有办法从责任田里种出来。农民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出去打工。

 留在村里的人怎么挣钱？养猪、养鸡、种菜，拿到城镇里去卖。可是城镇没有你的地盘，只能在偏僻的街边上叫卖，风吹日晒，菜一天就蔫了，只能贱卖。城里人也看不起做小买卖的农民。集体经济解散之后，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强大的市场经济，如果再不组织起来，就走不下去了。没有组织就没有农村集体经济。而只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堂堂正正地劳动，农民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

 现在农民组织起来了，全村种的菜只要一个人一部车就可以拉进城，可以跟学校机关的食堂联系，进行点对点供应，还保证菜新鲜、没上农药。这样不仅节省了劳动力，农民收入也增加了。

 一些进城打工的人看到村里的情况转好，就陆续回来了。现在已经有800多人回村，这800多在外打工者有当驾驶员的，有搞装修的，有当木匠、泥水匠、刷油漆的，还有水工、电工。一些人组织了建筑公司，一些人组织了运输公司。村里已经有200多辆车，马上要建汽车修配厂。还有在城里打工的女孩也回来，开了饭店、服装店。回来的村民都在合作社里实现了就业。农业、运输、建筑、服务业多业并举，使塘约村的集体经济迅速壮大。

 周边的村庄开始羡慕塘约村，也通过土地确权向这个村流转土地，塘约的集体经济组织就这样进一步扩大。　　

 塘约村不是“城中村”，也不是华西村，它是位于西部的贫困村，这是中国农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塘约的道路使我发现，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脱贫。

 农民分散的个人力量很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才是第一生产要素。同时，耕地集中统一种植。人和土地两大资源集中起来，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所以，必须把农民从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释放蕴藏的生产力。

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从塘约村之前的生活和现在发生的变化，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农村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首先，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它是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

 我考察过塘约村的历史。500多年前，明朝派兵经贵州去云南讨伐元朝残余军队，贵州地多人少，于是朝廷命令部分军士就地垦荒种地，解决军粮问题，之后还向这里移民。政府给到此移居的老百姓分发土地，当时土地占有是很平均的。但到了解放前，塘约全村的土地已经集中到两户地主手里，这两户地主还都是“城里人”。贫苦农民欠了债没法还，就只能把自己的地“流转”出去，自己一无所有，只好给地主打工当雇农。

 当地农民跟我讲解放前塘约村的情况，说当时妇女生孩子就生在灰堆里。家家户户盖“秧被”，就是把种稻剩下的秧苗晒干弄软再编起来，盖在身上当被。贫穷到这个程度，过去我从没听说过。今天如果有人主张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就可能再次出现全村土地归一家名下，别人都给他打工的情况。这跟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有什么区别？当年为什么要成立共产党？

 第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安顺见到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是去年“七一”全省到北京接受表彰的六个人之一。20多年前，村里的老支部书记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他找来，要他接村书记的班。因为老支书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这个年轻人有组织能力、大公无私、能吃苦，把全村托付给他才放心。可当时这位青年还不是党员。老书记就问他，你愿意入党吗？年轻人看到老书记那么期待的眼光望着他，对他如此信任，就说我愿意。老书记就把镇党委书记和镇长都请来，叫年轻人当场写入党申请书。三个月以后，他以一个预备党员的身份开始领导这个村子，20年来一直跟贫穷搏斗，今天这个村已经非常了不起。

 只有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老书记临死的时候才会放不下全村的群众，一定要委托放心的人把村庄管起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村干部们才会对百姓的利益念念不忘。但现在包产到户后，很多村书记只考虑自己的事了。只有集体经济制度能够孕育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会瓦解，那么共产党向何处去？

 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阵地，而且农民也走到了一个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时刻。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而不是走纯粹市场化 “分”的路子。2013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在江苏团会议上讲过，小岗村解决了“分”的问题，但“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30年来，“统分结合”的思路没有坚持下去，今天农村的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人跑了、地荒了、村空了、城市满了。今天“统”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发展双层经营模式，稳步发展集体经济，靠谁做？怎么做？中央提出，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多元化方式解决问题。

蒲韩乡村联合社经验的意义

    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已经走过了19年的历程，它成功的实践，提供了很多值得讨论和借鉴的经验。

  2005年开始我就介入这个试点，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波澜，蒲韩乡村联合社塑造了一个“统”和“分”之间的中间体。我认为，没有这个中间体是做不成事情的。“统”是指这个非行政化的集体组织，它包括了近4000户社员和7万亩耕地，联合社的组合有一套办法，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有一套管理和指导系统。

　这种模式最重要的经验是破解了“统分结合”的难题。统分结合要靠中间体，这就是郑冰带领的113个人的团队所从事的工作。依靠这个团队，联合体搞活了这一盘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服务，提供农民所需要的服务内容。又比如它的辅导员制度，辅导员可以深入每家农户，把各户的情况都搞清楚，而且开始搞信息化大数据。它的服务所达到的边界，以及它的组织方式，都远远超过了日、韩、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创造了中国本土的经验。

    这113人创造的集体经济（合作社），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7000万，除了支付113人的劳务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费用，还有300万利润。从2012年开始保持收支平衡，现在已经非常稳定。

　联合社的核心团队已经成长起来了，辅导员也已经换了三拨，开始是年纪较大的妇女，然后年轻人上来了。这个团队一手托着集体的组织（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内容），一手托着农民。依托这个团队，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经济，创造收入，同时创造农民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文化内容。集体组织里还有很多小集体——有经济类、文化类、社会类，手工艺作坊已经发展到18个。由此，农村变得欣欣向荣。三四年前，在外头打工的人很多，现在从外面返乡的人逐年增加，回来的人，一类是专业种地，一类是“农兼别业”，还有“别业兼农”。

探索农民合作组织的多种形式

    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村集体组织起来很重要，关键在于组织生产之外，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农村社会文化生活统一起来？

    2002年我在洛川试点，组织了一个农民医疗合作社，那时还没有“新农合”，农民就医难的事得不到解决。搞医疗合作社很受农民拥护，发挥了很大作用，农民的医疗费用下降，一度拉低了全县和周边地区的医药价格。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医疗费越来越高，钱从哪里来？我找当地政府商量，把新型合作医疗的钱（当时农民人均10块）给乡镇医疗合作社，政府说不行。没办法只好到处筹款，找基金会帮助，但人家只能帮你一时。实践证明，农民要想把医疗做好，一定要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

    2005年开始接触郑冰的联合社，我觉得这种模式很有希望。联合社起步时不是为了钱，而是从推广农业技术开始，然后组织妇女跳舞，并且是有规模的组织，一开始就组织了几十个村的1000多妇女，今天还是依赖当年的这个基础，这和一般农村组织的概念和成长路径都不一样。

参照东亚综合农协的经验

    从那时开始，我就考虑借鉴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综合农协的经验。综合农协其实是一个功能的综合，综合了经济、社会、文化。这样的集体组织模式，是否能够形成社会化的资源，并且能够保持长期的生命力，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模式，可以解决“集体是谁”的问题，能够在乡镇形成社会化的资源，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综合农协体系的建立，日本是在1947年，中国台湾地区在1950年，韩国是在1961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很大的规模。综合农协的资产属于农民，政府是拿不走的。所谓农民集体，在当地乡镇一级是独立法人；国家（地区）农协也是一层法人。政府的钱给到综合农协的，包括给乡镇农协的钱，都变成集体的资产，集体资产不可以分。其依据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协法”和“农会法”。这种组织定义在公法人和私法人之间，是中间法人。日本直接把农协定义为中间法人。

　随着最近20年全球化的进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变化很大，从思想到体制到法律整个体系都发生了变化，情况各有差异。韩国到今天还是强调中央农会的地位，农协就跟小政府一样，支持下边乡镇的农协。 

　我们要做农民协会，应该是由党组织领导和支持的农民合作组织，它也将成为共产党执政的有力基础。农村几十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要靠我们的机制和体制的力量来引导，仅靠市场力量是做不到的。

从“三位一体”合作模式到供销社改革试点

    2005年，我所在的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请以郑冰为首的7家农民合作社组织来开会，鼓励他们成立农合之家的联盟。11年来已经产生了200多家合作社，其中有8家登记为“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新型综合农协的样板，但推广起来还很困难。

    在政府的指导下，怎样把郑冰和蒲韩乡村联合社的经验进行推广？经过好几个试点后，2015年农村开始搞供销社改革。这是对当年习总书记在浙江瑞安县所肯定的“三位一体”模式的延续。三位一体，即“生产（服务）、供销、金融三结合”。中发（2015）11号文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还加上了乡村社会服务内容。这个文件已经有“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的提法。

　“综合性合作社”是毛泽东1939-1941年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对南区合作社有很多批示，给“综合性合作社”列了十项综合服务，包括交通运输、种树，也包括金融。“11号文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提出了这个方向，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思路，即通过供销社的形式发展农村综合服务。

 20世纪80年代就曾搞过农村供销社，改革信用社，希望农民入股，以此为纽带联系农民，形成综合性的合作社，但没有实现。现在农村信用社都归入农商行，但供销社仍然可以起到引导作用。11号文件说，基层乡镇供销社的改革，要“为农、务农、姓农”，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做平台，要做生力军，成为枢纽，把政府和农民两边连起来。这跟我们的实践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通过供销社系统，在河北省内丘县金店镇搞试点已经一年多，很有效果。一是在乡镇供销社基础上，建成金店镇新农协综合发展协会。二是要联系农民。过去供销社跟农民没什么关系，农户只出租房子。现在职工们挨家挨户走访，总结了农民需要的11项服务，请大家到蒲韩去学习，已经去了两次，后面还要继续去，他们觉得在那里能学到东西，很愿意学习并推广蒲韩经验。

    他们仿效蒲韩“辅导员”的做法，设置了“组织员”，一村定一个，挨家送传单，做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年货、农资的统购统销、农产品的集中销售；还做育儿、养老的服务项目。他们自己总结：第一，做活动是新农协的生命，通过活动能激发大家的热情，活跃农村，促进人心的凝聚和合作经济。第二，强调培养妇女骨干。有个妇女一年前还很腼腆，现在已经当上了新农协的副总干事。她一个人就可以带动一片，先从跳舞、搞活动开始。现在新农协在当地已经很有影响力，老百姓感觉“老供销社联系群众的精神回来了”，大家都乐意把自己的需求跟供销社讲。

　金店全镇1万多户，现在加入新农协的接近6000户，从6个村推广到33个村，整体形势不错。乡镇供销社和新农协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由县供销社管理。县里还有试点办。农协理事会由农民组织，但一定要请政府派人参加，理事会要接受政府的推荐。这样就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资助，可以带动组织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现在内丘县全县都开始推广金店镇新农协模式。前不久邢台市委、市政府也发文，要在全市推广内丘新农协的经验。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把综合农协做起来，把蒲韩的经验推广出去，这是个大事。

附：

郑冰：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的实践   

    我是山西运城地区永济市寨子村的村民，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的理事长。联合社在蒲州、韩阳两个乡镇辖区内，共有24个行政村，43个自然村，2万多户，8万多亩土地。目前联合社共有3865户社员。

联合社的艰难起步

    我们从1998年开始搞技术培训，当时觉得农民的农资投入比较盲目。2001年，我们组织了很多妇女搞跳舞活动。2004年，谢丽华老师到我们那里说，你们妇女活动这么好，但村里怎么这么脏？这话让我们觉得脸红。我们赶紧发了封倡议书，动员大家清理村里的垃圾，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村204户就把10多年的垃圾都清理完了，大家都感觉很振奋。那时村里的路坑坑洼洼没办法走，为此我们成立了理事会，组织村民参加义务修路。永济市政府、妇联开始关注我们。

　2005年，我们接触到杨团老师和温铁军老师。杨团老师给我们讲了“综合农协”，如何组织培训搞合作社。我们很快组织了7个经济合作组织、7个手工艺组织、7个妇女组织，以及蒸馍厂、涂料厂等，但到2007年这些项目就失败了。我们体会到，合作社组织起来容易，管理并不容易。

    2006年开始，中央从搞新农村建设，2007年发布了《合作社法》。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感觉政策在不断完善之中，及时引领新农村建设。2006年我们村曾被评为“新农村建设样板”。

    2005年，合作社把村里175户的870亩地合在一起。当时分管农业的书记、市长都来了，说土地问题是高压线，你怎么敢这么干？我说，这是大家自愿的。当时市长说了一句：“你要不把‘千亩生态园’搞好，农民会吃掉你。”到了2007年，因为合作社管理成本太高，真的做不下去了，只好解散，870亩地放回了各家各户。

把农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

　经过反思，我们体会到：在农村经济目标不一定是第一位的，农村生活才是第一位的。回过头看，我们的技术培训、妇女跳舞、环境卫生，正是这些活动把大家合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做农村工作不能太心急，要稳步发展。把农户的地集合在一起，不外乎就是引导农户科学种植、技术培训、统一购买价格合理的农资和服务、联合起来做销售。为联合起来的农民提供服务，才是合作社要做的。

　合作社的服务空间在这43个村子，组织了上千名妇女参与的舞蹈活动，几千人参与的农民运动会，制定了2009-2018年的10年计划，把公共服务做起来，在此基础上把与生产相关的经济合作做起来。2012年我们组织了联合社，联合了28个专业合作社，按地区划分了12个办公业务点。从2009年到现在，在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指导和培训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拥有113名核心团队成员，而且70-80％是年轻人。

　参加跳舞等活动的全是中老年人。在2009年开始组织合作社的时候，先让社员把自己的子女动员回来。其实，年轻人的父母并不乐意儿女为一年几万元在外面打工，尤其是不愿意看到子女结婚之后和家人孩子分开的状态。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成员有很多母女、母子、夫妻。

    而这时，青年和中老年之间的矛盾又产生了。我们努力改变家长式的管理，让年轻人多参与地里的劳动。年轻人刚回来不愿意种地，我们特意组织大家一起干农活，早上天不亮就下地，风吹日晒，年轻人感到集体劳动很有趣，也感到农活的辛苦，才真正理解父母的不容易。我们向年轻人发问，能不能改善辛苦劳作的传统方式？年轻人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是蛮丰富的，现在几乎所有地里的重活都可以由机器设备来完成。

多样化种植和生产服务

    大家总说农业生产收益不行，我住的街巷共有17户人家，其中一户在西安做老板，另有两户在外面开小饭店、打工；其余14户都没有出外打工做生意的。这14户人家都盖了楼、买了车，收入几乎全是靠种地。有的人家有上百万存款，他们一天工都没有打过。

　种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土地确权。2013年，我们村3000多户社员共有3万多亩地。大家发现，土地流转的大户经营得也不太顺利。我们找到一些自己的地不够种的能手，把几十、甚至上百亩的土地都转移到种庄稼能手那里。现在我们3000多户社员共耕种着7万多亩地。

　2001年市里动员，说加入世贸了，鼓励大家种果子，说比种小麦效益好。但种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种经济作物市场波动很大，苹果最低才卖3毛钱，大家就都要去砍苹果，改种桃树或芦笋。从2009年起，为了寻求经济收入稳定，开始搞多元种植。我们这7万亩土地一直以户为单位，一户最好是5-10亩地种一样作物，每种最多的不超过50亩。每家都实现多品种，避开市场风险。去年夏天下冰雹，我们的香椿、杏、桃已经收了，但后面的柿子和核桃受损比较大。

    我们听说国家现在要进口很多粮食，就跟社员们讨论，这7万亩地不能都种果树，要拿出1万亩地种小麦。2009年，我们推动每家农户拿出一亩地做土壤转换，少用或不用农药化肥；搞秸秆还田，采用生物防治法减少病虫害，比如用粘蝗板、杀虫灯诱杀害虫。这些防范措施一旦产生效果，农业生产肯定会有一个大变化。

　现在围绕43个村和3000多户的植保服务体系，从土壤转化到植保服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几万亩土地的联合。生态多元化也是一种模式。现在我们的粮、棉、稻、果，形成一个几万亩的多元结构。这几万亩土地、几千户，已经形成了技术服务体系，也形成了与市场的对接。

组织统购统销，引导村民消费

    我们在43个村里设有18个辅导员，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人服务3-5个村，210户左右。辅导员天天入户，正确互动，这是我们辅导员的岗位优势。在运城、永济也设立有薪酬的辅导员。

　我们蒲韩联合社的服务空间很广，联合社可以跨乡，合作社可以跨村。但不符合我们理念的不能成为我们的社员。联合社有18条规定，比如赌博的、对老人不孝顺或对孩子不正确引导的，就不能加入合作社。   

　农民加入我们消费店的消费社员，也做一些消费方面的引导和规范。比方年货统购。大家过年都要买年货，我们统一提前一个月预定，3000多户大概有100多万元的量。这100多万中，50多万消费采购当地产销品，引导大家多吃核桃、枣、花生。比如说我们在永济、运城的社员，让大家多吃我们当地的花儿蘑。我们也和其他合作社互换小米、大米、枣。只要是我们社区的社员在永济、运城打工做生意，我们就把他的消费对接上。联合社每个月都有日用品统购，我们把这些服务项目整理成专供，日用品是其中一项，有专人负责，看似小小的油盐酱醋，结果统一买盐，一下子要20多吨。同时，统一供销杜绝了假冒伪劣产品。市场不一定都在外部，3000多户社员每年互换产品，一年就达300多万，销售总额就是600多万。

    在永济有3800户是我们的合作社社员，每一户都有信息档案，记录得很清楚。 3年前我们在永济开了一家消费店，连接这些社员，这一连接不得了，把周边都连起来。现在我们在永济、运城两个就近的社区设有消费店，在这里消费的社员有8000多户，及时给社员配送面、油、菜，一定要送到厨房。

开展信用互助

    2012年起，国家规定统购统销的合作可以开展信用服务。我们当年就启动合作社社员的信用互助，这种互助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第二年有3000多户需要资金，一些很弱的农户根本借不到钱，连借钱的信心都没有。我们设置了2000元的无息借款，提供给他们。核心问题是合作社提供什么服务？为谁服务？在2012-2014年间，共有20几户逾期，其中没有一户是因为种植或者小规模养殖而逾期的，大都是做生意的。信用服务中，农民（特别是种地户）是讲诚信的。我们的信用服务体系从2013年运营到现在，利率一年一年下降。但我们发现，信用服务是一个杠杆，可以使几千农户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信任关系。

为老人、儿童、妇女服务

    上级领导和杨团老师都曾经提醒我们关注老人的养老问题。我们统计以后发现，75岁以上的老人有2000多位，社员越来越趋于老龄化，如何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安心？我们办了“不出村养老”服务，一村十几位老人不出村，每个老人的子女每月掏200元，进行互助养老。现在我们有16个村采用了这样的养老方式。虽然不赚钱，但给了老人很大的心理安慰。老人们觉得国家政策这么好，每个月还给80多岁的老人发钱，老人在一起那种状况，非常美好。另一个村搞了个老年公寓，投入几十万，年年要找钱才能维持，镇长书记也头疼。这种服务体系的构建，让联合社越来越有底气了。

　2016年我们启动了对60岁以上老人的信用服务。55岁到75岁之间的社员，只要你愿意养点小鸡、养猪、养羊，不是大规模的，我们一定尽全力提供服务。有600多户这样的老人在做力所能及的事，还能有点收入。老人实现了自我养老，保持了一种自信状态，他的感觉就不一样。这个服务是我们现在全面推行的。

　在永济、运城的一些老人退休，听说有这种不出村的互助养老，也愿意回到村子里来，生活舒服，还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安享晚年。

    我们前年开始，做了3岁孩子的“小私塾”，也就是不出村的幼儿教育，今年已经做了10个村。村小学校的校长找我，说你们这么一做，周围两个村20个孩子都进不了我们幼儿园了。我说，我不是和你竞争，这些两三岁孩子如果送出村去教育，对孩子不太好。乡村是一个非常自如的空间，我们就是带孩子们到田间去观察玩耍，培养他们的想象空间。校长说你这样就影响了我们上万元的收入。我提出，我们理事会讨论一下，可以从合作社公益金里提出钱来给你补偿，我们可以一起做教育。现在村里小学才教到二年级，这43个村有600多个孩子要到城里上小学，家长要陪着去，在城里租房，占着一个人天天送孩子，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把这些孩子争取回到村里，村里这么好的环境，完善我们的小学教育才更好。

    联合社的妇女不仅仅是跳舞，还要把老人、孩子、妇女组织起来。我们有18个手工屋，有一批妇女把芝麻做成香油，把黄豆做成豆腐，把红薯做成粉条；纺线织布，把棉花变成线，变成布，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老人把手工艺传承给下一代。孩子跟着老人学这些手艺，这才真正是天伦之乐。

树立正气，弘扬正能量

    农村是一个家，不可以用工业的或城市的逻辑去经营。农村是熟人的空间，所有的事大家互相都清楚。农村的制度构建，不是说你写个纸写在墙上就完了，人和人之间有无形监督的一种制度，它是隐含在熟人口碑的传播里。在这个熟人空间里，主导的正能量一起来力量很大。

    农村用所谓现代管理方式是行不通的。村干部的约束力也要靠口碑。合作社的监督也需要村干部，我们也请村干部对我们提意见。各村干部要做工程搞乡村建设，少个万八千块钱，我们合作社都会拿点钱来补贴。我体会，农村是一种道义的自然的文化。所谓道法自然，一定有人文因素在里边。现实中也有落后愚昧的东西，关键在于怎么用新的理念引导。

　啥是集体经济？村两委是集体，村是集体，我们合作社也是集体，学校也是一个集体。我们的老年协会、书法协会都是一个群体，这些群体都在产生正能量。最近村干部传达上面精神，要把公益服务、精准扶贫做“到点”。但做“到点”不能养成“等、靠、要”的惯性，农民完全可以自立自强的。我们坚信，未来的政策会越来越好，我也很庆幸做个农民。

    （编辑  杨利红）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前 言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的绩效，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转型升级中发挥应有的先锋作用，这是新一轮国企改革亟待回答的问题。

在此，我们向读者介绍济南二机床有限公司（简称“济二”）的突出事迹。

济二是一家市属独资国有企业，其所处的机床制造业属于完全竞争领域，同时它又是一国工业实力的核心。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老工业企业，济二和其他国企一样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浪和坎坷。难能可贵的是，多年来，济二领导团队以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对国家、对全厂员工高度负责的精神，勇于改革创新，积极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并融汇贯通，不仅经受了国内外竞争的考验，而且成长为我国大型冲压线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

经过50多年的学习和积累，济二在大型冲压线领域融汇苏、美、日、德技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90年代在国内汽车企业市场的占有率就达80%。2011年以来，济二以世界领先的高速冲压线进军国际高端市场，稳居世界两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列。2012-2016年，济二的产品销售收入增长21%，总利润增长了47%。

济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长轨迹．其突出的亮点如：

首先，坚持以我为主、学习消化并持续创新。改革开放之后，济二和很多企业一样，经历了技术引进和技术合作。但济二在合作中没有放弃技术开发与市场营销的自主权，并将“学用改创”融为一体，在学习融汇各国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走出了一条从模仿到创新、从追随到领先、从单机到成线、从设备到总包的技术发展道路。

在90年代困难时期，济二坚持高强度技术攻关，把自主设计制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打入国际市场；凭借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业绩的持续增长。济二的骄人业绩除了来自持续的技术努力和市场开拓，也得益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和内部管理质量的不断提升。

济二的改革一贯注重问题导向，针对企业运行的实际问题，狠抓制度建设与落实，以实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这一基本要求，落实到企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上。在转机制、抓管理中，注重激发广大员工积极性，保持了国企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

1980年以来，济二换了三届领导班子，但管理团队始终按照自己对市场形势和行业规律的理解，制定符合实际并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知根知底”的管理团队确保了济二的各项举措能够逻辑连贯、坚持不懈。在深化改革、完善企业治理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用人标准、坚持从企业的实践中考察和选拔干部，应该是国企改革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创业艰难：从历史中走来的“布袋罗汉”

济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37年的国民党政府军械修理所。1955年，按照一机部的指示，主营龙门刨床的济南第二机床厂兼产大型机械压力机，是一机部重点机床厂“十八罗汉”中唯一的压力机专业生产厂。1959年，济二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宽台面JA36-160型160吨闭式双点压力机。1960年代，济二试制通用机械压力机新品种20余个，占全行业新品种数量的近1/3；70年代开发试制了数种新产品，对13种压力机产品前后进行了 23 次创新，初步具备了设计制造大型复杂机械压力机的能力。1973-1978年，济二借助国家改建扩建和技改项目，建成了总面积2.29万平方米的重型机械压力机车间，配备了150吨桥式起重机和加工直径5米的滚齿机，镗杆直径 260 毫米的镗铣床，加工宽4米的龙门刨铣磨联合机床等重型加工设备，这些构成济二在改革开放30多年迅猛发展的历史起点。

能人治厂的开端

1980年9月，从一线工人成长起来的董庆明接任厂长。董庆明在济二工作27年，熟悉各方面情况，且头脑精明，敢想敢干，尊重技术人员。他在行业内首开与国外高技术嫁接的先河，引进美国维尔森公司全钢压力机技术，迅速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奠定了济二在行业内的地位。

学习外国技术：师从维尔森

与维尔森为期10年的合作创新，是济二在20世纪80年代技术学习的主线。选择美国维尔森主要是其不仅提供图纸，而且可以在合作期间开展适应性研发以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要价也比较厚道。维尔森向济二输出其8个系列各种规格的压力机设计、制造及检测全套技术，济二则提供生产能力，双方以联合商标、联合设计的方式共同开拓市场。两方互派技术人员、培训交流，以深入掌握引进产品的结构，性能、设计程序和制造工艺、检测方法。在此基础上，济二结合自身实际，重新编制设计手册与通用化、典型化设计，并实现了30种配套件的国产化。

通过技术合作和消化吸收，济二拿到了第一张大订单：“六五”期间，一汽向济二订购了36台机械压力机，其中有两台大吨位、技术复杂的缺门产品，为此济二选派9名工程师赴美开展联合设计，使这两台产品一次试制成功。

济二运用从维尔森学来的技术自主开发，使原有产品的性能和精度达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在产品创新过程中博采众家之长，深入了解国内用户需求，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风格。济二对多款引进产品进行了改进，并在“七五”期间相继推出了J39-630、J47-1000等基型产品，这也是中国大型机械压力机的里程碑产品。

好产品要经受市场的检验。1986年，刚刚起步的上海大众向济二订购两条桑塔纳轿车冲压线的11台大型压力机，要求具备当时国际一流技术。济二深度发挥“学用改创”精神，一方面继续同美方联合设计，同时大胆应用各种新技术，最终在1990年初成功交付。此后济二又成功斩获一汽大众（5条奥迪冲压线）和广州标致（2条冲压线）两笔大单，奠定了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

1980年代，另一家国内压力机企业先后与德国舒勒和日本小松合作，但其产品表现和市场反应始终不及济二。济二的一位老工程师说：“改革开放30年，好多企业都合资了，但我们二厂的经验是，合作好，合资不好。”这是对很多国内企业在合资之后痛失技术开发自主权的教训有感而发。自主产品开发是学习外国技术的目的和最佳途径，掌握企业管理权又是自主开发的前提。这是成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基本经验。

工厂的管理革命：甘当小学生

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环境的变化促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补上“现代企业管理”这一课，尽快提高效率、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济二通过校企合作、政府引导和向国外企业学习，努力吸收各方养分，提升管理水平。

当时济二重点抓了成组技术，即对各种不同产品型号中的通用和兼用零部件进行“合并同类项”，提炼出制造过程中的共性、成熟环节，减少工艺调整，实现规模经济。这就要打破各产品车间之间的“围墙”，在全厂范围内进行调整。通过前期工艺方案研究、生产技术准备和车间设计，组建了两个成组技术加工车间，把此前由各车间分头负责的2万多种零部件、占全厂机加工时64%的工作量集中起来，从而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和工艺编制效率。成组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促成了计算机集成制造信息系统（CIMS）的开发。

济二要按照维尔森的标准生产（其中大量产品返销美国），必须学习美方的质量管理手段。维尔森用一套整机验收单来控制装配质量，并建立了专门的验收检验方法。济二参照维尔森的办法，结合厂情，制定了从压力机部件装配开始，直到总装、试车等8个环节、数千项检验项目的压力机质量检验卡片，作为审核部件和整机质量的标准（真正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

1987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改革“复制古董”办法，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济二在加强设备检测、维修、更新等基础工作的同时，以“强制修理制”取代传统的“计划预修制”，并引入设备生命周期的思想，指导精、大、稀设备的采购管理。为解决进口、关键设备维修难题，1989年成立了“机电设备管理研讨协会”，将厂内各相关部门的操作工、技术人员和设备管理人员组织起来，交流经验、推广技术、改造设备、开发元件。这些改革为济二在90年代初的迅速扩张奠定了基础，坚定了济二以“眼睛向内、小步快跑”的方式提升管理水平的信心，这或许成为济二此后20多年超强适应性的底气所在。

下海呛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1991年9月，52岁的张宝玮接替成子荣担任济二厂长。此时严酷的市场竞争把越来越多的老国企逼入绝境，机床工业在90年代经历了第一次“寒冬”，济二的业绩也是大起大落。

超前决策、向国际一流水平迈进

1992年，张宝玮提出新时期的企业总体发展思路：掌握并发展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形成并保持高水平的装备能力和实力，建立并运转具有旺盛活力的经营机制，开拓并占领国内外两个市场。其中产品战略定为“锻压设备自动化，金切机床数控化”；装备能力则对标世界一流大型机床制造企业。

1992-1994年，济二的工业产值接连跨上2亿元、3亿元和4亿元三个台阶，巩固了锻压机床行业排头兵的地位。济二在“八五”期间技改投资超过2.4亿元，1994年投资7000万元，超过整个80年代的投入。济二扩建了重型压力机装配车间，增添了101台（套）关键设备仪器，同时建成了当时全国机床行业最大的恒温车间，开发数控五轴联动和高速切削技术。

当时，国家的轿车生产布局有“三大三小”战略，如果这一政策严格执行，大型冲压机市场就不可能持续扩张，必须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这是济二重回机床领域的重要动因。随着2000年之后行业回暖，济二数控金切机床业务增长迅猛，解决了国家在能源、船舶、航空航天和军工领域的重大需求，每年达到数亿销售额。

要在锻压行业继续站稳脚跟，就必须到国际市场“找饭吃”。这就要在产品、产能、质量、效率各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对标。济二在1992年连续4年开展“质量·管理·效益年”活动，深化内部改革，加强基础管理。1996年-2002年，济二先后同日本小松、德国万家顿合作，以联合投标、联合生产的方式为美国通用汽车泰国总装中心、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本部提供了7条高水平重型冲压线，开创了国产大、重型锻压设备成线出口的先河。“借船出海”不仅帮助济二度过了国内市场的寒冬，而且有效提升了济二的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缩小了同国际一流企业之间的差距。

总之，1991-2003年，济二在生产经营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企业超前的发展战略，以及企业领导班子几十年的行业经验与专业眼光。

锻压设备自动化，金切机床数控化：继续高水平嫁接

经过一年的考察，济二于1993年同世界著名的机械手和压力机自动线专业厂商、美国ISI机器人公司签订了为期10年的合作生产压力机自动化系统的协议。在当年5月的中国国际机床展期间，重庆长安向济二订购了中国第一条全自动汽车冲压线。

另一个重要转变，是济二从过去的单台设备供应商，成为从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到交付用户的“交钥匙”总包商。初步具备了按照用户需求“量体裁衣”、提供冲压产品线的能力，这对此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原来的老客户——国内几大汽车制造商开始追求技术更先进的进口冲压线，而正是这种按需定制、提供整条生产线的能力，使济二获得了奇瑞、哈飞、昌河等一批新兴汽车企业的订单，挨过了1998-2005年的市场“寒冬”。

金切机床数控化是机床技术的大趋势。济二要实现高水平嫁接，必须发挥自己“龙门世家”的优势，利用自己的技术积累和80%的国内市场占有率。1992年，济二在接洽了14家机床企业之后，选中了法国的BMO公司（后更名为Forest-Line公司），双方协定，未来10年合作生产移动工作台式、移动龙门架式、落地式数控镗铣床，五面龙门加工中心、柔性生产线和数控立车等数控机床产品，其中法方负责提供技术资料和相关培训，济二负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张宝玮把发展金切机床的路径概括为“合作生产，装备自己，完善成熟，推向市场”。起步阶段，济二把自产的十几台数控金切机床留作自用，作为把关设备，建立起产品快速改进的良性循环，迅速积累了开发、制造数控机床的经验。2001年，在强手如云的上海磁悬浮列车项目招标竞争中，济二一举拿下三台大型龙门数控镗铣床订单。

济二的“市场换技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国际合作中，决不放弃技术开发与市场营销的自主权，从而保证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提高。在一般情况下，济二的研发支出不低于年销售收入的6%；在市场不景气的年份，这一比例甚至达到20%。其中新产品开发投入占经费总额的90%以上。正因为持续的高强度投入，济二才能在1997年之后的市场萎缩中坚持攻关智能化控制机构、模具自动更换系统等尖端技术，最终于2001年把自主设计制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2000吨重型机械压力机打入美国市场。2001年，济二扭转了销售收入连续五年动荡下滑的局面，凭借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多元的产品结构，启动了新一轮增长，并持续至今。2001年济二仅数控金切机床的产值就达到2.5亿元，几乎相当于2000年全公司的销售额（2.6亿元）。

人本管理，从严治厂：从单位制向公司制的转变

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迅猛推进。以“工人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为目标的（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改革，成为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改革政策在济二的落地要与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张宝玮把企业内部制度的建设视为企业立法，要把企业基础管理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为贯彻三项制度改革，济二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依据，领导层与全厂职工充分沟通劳动制度改革方案，大批职工代表参与其中，厂职代会集体讨论通过，前后历时两年。1995年6月，济二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其具体规定明确了企业与员工各自的权力与责任，避免了企业主导的“霸王条款”。济二的劳动制度改革不仅没有造成内部关系的紧张，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从而相对平稳地渡过了9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也为后续的定岗定编和工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1996年，济二学习邯钢经验，进一步强化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确定了“模拟市场、独立核算，工效挂钩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方向，和“多挣多盈多得，少挣少盈少得，不挣不盈不得”的分配原则，将全体职工工资分为24档，工人工资最多相差3倍，干部工资相差3.1倍，其中奖金向一线及艰苦重要岗位倾斜，个人收入同分厂效益挂钩，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线工人比例低、关键岗位能力不足、辅助岗位人浮于事等问题，真正实现了减人增效。

以“三改一加强”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提升全面启动。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要求，协调内部管理关系，济二建立了快速反应指挥中心、质量管理监督中心和成本控制中心；改革了计划管理体制，在质量管理上加大考核和奖惩力度。加强现场管理、将权责明确到职能科室，等等。

作为一个老国企，济二在转机制、抓管理中，不忘组织动员、发动群众的传统。为引导全厂职工确立市场竞争意识、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开展了“市场·机遇·工作标准”大讨论；为了鼓励工人主动思考本职工作与产品创优的结合点，开展了“不对市场说不、不对一线说不”的大讨论；为提高质量管理和现场管理水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治脏战役”和“文明操作攻坚战”。这不仅对解决眼前的紧迫问题起到一定作用，当这些传统工具与更加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结合起来的时候，其作用更加深远。

体制转变夹缝中的欧宝项目：国际对标的里程碑

1996年11月，经美国通用全球采购总监的现场考察，济二获得通用汽车公司泰国汽车项目（欧宝项目）订单。该项目包括两条冲压线、共六台重型机械压力机，由济二与日本小松联合投标。其中小松提供图纸设计并负责质量把关，济二负责生产制造和安装调试。项目的设计制造周期仅一年，比国内合同交货期缩短一半以上；而且小松的质检标准极其严苛。

张宝玮亲任欧宝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很快，一场席卷全公司的大讨论在济二展开，让职工和家属都知道，欧宝项目不只关乎济二兴衰，更关乎国家机电产品出口战略的顺利实施、乃至国家荣誉。1997年元月之后，济二陆续接到小松的物料清单和设计图纸。此后，从设计处、工艺处到成组机械厂、压力机厂等各个环节，欧宝项目所到之处都是一片忙碌，“战役”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班组也被频频报道，在“思想状态到位”的同时，也感受到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

济二贯彻管理意志达到空前严格的程度。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措施，改进生产组织与项目管理方式，细化计划、推行按周考核的准时制生产模式。对点滴细微的质量关键点也不放过，实行“零容忍”，任何环节不达标就必须返工。欧宝项目让济二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也让济二获得了通用汽车这个大客户。

扬帆出海：从追随者到领先者

2003年6月，46岁的张志刚担任济二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志刚经历过上山下乡，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济二，1996年成为济二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他转战技术、国际贸易、营销、生产和技术管理多个领域，不仅对企业的产品了如指掌，对国内外市场也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按照自己的节奏走，打造国际一流机床制造企业

张志刚提出了“打造国际一流机床制造企业，塑造世界知名品牌”的企业发展战略和“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机制作保障”的经营思想。济二既然是机床“国家队”，“就要代表国家到国际市场冲锋陷阵，树立中国制造的新形象”。

2003年后，济二在产品升级和产能扩张上都下足了功夫，不仅可以实行常规产品的升级改造，在一系列国家首台（套）研制任务中也表现出色，技术储备大大增强。平均每年有80多种自主开发的新产品，其中90%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企业累计投入20多亿元，实施了一系列技改项目，新增关键设备仪器超过1400台（套），新增生产面积15万平方米，形成了先进的专业化制造和检测体系，企业装备水平与制造实力跃居世界同行首位。

济二的国际化战略也开始转变，2004年后“借船出海”逐渐被“造船出海”取代，JIER品牌独立自主地出现在国际市场上，济二开始与舒勒、小松等国际领先者“短兵相接”。仅仅5年，已经“吃掉”万家顿的舒勒在金融危机中走投无路，提出由济二出资收购。2010年后，舒勒几乎再也没有在中国市场拿到大型冲压线订单。随着济二的高端产品杀进发达国家市场，2011年之后，舒勒不得不将美国市场拱手让与济二。济二已打入欧洲市场、舒勒的“现金保证区”即将松动。

济二显示出能够经受住各种压力、干扰和诱惑的考验（比如不计企业实际情况的“拉郎配”或扩大规模），冷静判断，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走。2004年，张志刚在职代会的报告中说，集团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何种方案，都将着眼于企业当前和长远发展，都将充分考虑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对济二最有感情、最关心济二发展和未来的，是企业的广大干部和职工。此后10年，济二用各种方式让全体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用中国济二技术“造船出海”

2001年，济二向海外市场供应单台压力机。2005年之后，济二的冲压自动化设备杀入国际高端市场，接连拿下通用巴西和福特巴西的机器人产品订单，又在2006年与丹麦企业签订了一份高档开卷剪切线合同，在国际市场的初步试水。

2001年后，国内市场升温，国内几家锻压企业纷纷超低价抢单。对此济二坚持“按自己节奏走”，不为眼前的“浮云”所动，而是从更高的市场定位和更宽广的视野把握发展趋势。2004年初，济二高层认定了高速自动化冲压线这条路，着手在数控液压拉伸垫、全自动换模等一系列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储备，并与高端自动化装置领域的全球领先者、瑞士古德尔（Gudel）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2006年，济二同华晨金杯签订协议，向其供应一条全自动高速冲压线。这条线由五台压力机和一套快速单臂自动化送料系统组成，数控液压拉伸垫的吨位达到600吨，生产节拍12次/分钟，较此前的自动冲压线提高效率50%，还加装了全套噪音防护系统。济二专门派了两名工程师到德国，由博士力士乐协助培训液压拉伸垫的有关技术。冲压线于2007年底正式交付使用。

首战告捷，张志刚又在向15次/分钟的技术标准发起挑战。当时竞争对手不相信济二能够做到。2008年上海通用全球招标烟台东岳4号冲压线，济二参加招标，击败了日德企业，拿下这个订单。两年内进行了上千项改进和300项创新，开发了故障恢复等全新功能，克服了一系列在电机匹配、超负荷试验等环节的困难。这条代表全球顶尖水平的高速双臂送料冲压线在2009年底成功交付。通用东岳4号线的成功，标志着济二开始成长为高速冲压线领域的全球技术领袖。此后一年中，济二陆续与上汽通用、一汽大众等签订了十几条高速冲压线，现在济二的高速冲压线已打入国内几乎所有汽车厂商。

2007年，济二盯上了冲压领域另一项前沿技术的动向――伺服压力机。这是由日本企业提出的概念，其颠覆性比高速冲压线还要大，冲压功率将直接由电机输出不再经过齿轮。困难在于冲压作业的千吨动力并非一般的伺服电机适用的小功率系统。2009年济二再次和老客户奇瑞合作，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也提供了支持。2014年6月，2500吨大型伺服压力机在奇瑞大连工厂验收交付：其吨位远超7年前设定的1600吨目标。

济二现在需要一个在国际市场证明自己的机会。虽然在2005年的萨密特项目[1] 中，济二就把自己的数控冲压线打入泰国，在日韩企业的传统市场上撕开一道口子。但是只有把高速冲压线打入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才意味着济二真正完成了从追随者向领先者的角色转变。

2011-2016年，济二先后拿下了福特汽车堪萨斯、底特律、肯塔基和伍德黑文4个美国本土工厂的9条高速冲压线、44台不同规格的冲压设备合同，囊括了2011年以来福特美国本土工厂的全部新增冲压设备。济二克服技术变化大、交货期周期短，按期完成，福特也感慨“这真是个奇迹”。

经过了重重考验，济二最终以自己的技术实力和自信赢得了福特这个重要客户。福特内部曾有是选用德国老产品还是选择济二两种意见。福特全球执行副总裁弗莱明亲自“面试”。张志刚充满自信地告诉他，济二在与美日德等企业多年技术合作中，经过消化吸收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济二的技术就是自己的。这让福特信任的天平最终倒向济二。

在数控金切机床的努力也结出硕果，济二的大型高速五轴联动数控加工中心和附件铣头开始跻身行业前沿。2006年，济二承担了用于三峡电站水轮机叶片加工的双龙门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研发任务，一年之后交付用户，运行性能良好。这个首台（套）任务的圆满完成，帮助济二打开了航空航天领域的市场，其产品相继进入昌河、西飞等航空主机厂。

2010年，上海航天向济二订购一台五轴数控机床，指定必须使用德国铣头。而经过长时间调试，德国铣头无法正常运行，精度等参数误差很大。为此张志刚亲自拍板、用济二自主研发的双摆角万能铣头代替了进口铣头，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上海航天自此也变成了济二的义务宣传员。十几年来，济二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研制完成450余种国家首台（套）产品，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4项，为国家重点行业领域和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持。

济二的一系列产品的技术突破，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经济效益。目前高端产品的销售收入已占企业总收入的80%以上。2003-2015年间，济二的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实现利税年均增长率分别超过15%、16%、35%、26%。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技术地位提升，从“供不所需、需不能供”到满足国内用户高端需求、直至引领全球市场潮流，从制造商到总包商和集成商的转变，这些变化既植根于济二从未间断的技术努力和市场开拓，也得益于其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确立和内部结构与管理质量的不断提升。

以体制机制作保障：现代企业制度的持续创新

2003年，随着市场回暖，济二的活干不完了。有的分厂经历了五个“100天”的生产动员，拖班加点已经常态化，但效率提升却越来越难，企业转机制、抓管理走到紧要关头。过去济二常常是出现一个新业务就增设一个新部门，新老业务平衡的问题留给集团公司，为此集团设立“高半格”协调机构，但也产生了信息传递环节多、延缓反应速度、无法适应用户对交货期的高要求等现象。

2003年8月，济二开始了全公司流程再造，同时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和人事制度改革。集团决定将产出相对滞后的金切部门作为试点，将原金切机床、数控机床、功能部件三个分厂和技术开发部机床研究所整合，成立数控机床公司；新公司设3个领导职位，全部公开竞聘上岗，聘期3年。简而言之，采用竞争制、任期制、淘汰制。随后是压力机业务，原来的三个压力机分厂整合为压力机公司，后将技术开发部的压力机开发职能划转压力机公司。同时整合了各职能部门，成立了新的生产安全部、技术中心、质量管理部。此后各子公司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流程再造，如压力机公司在装配环节和现场安装环节引入项目经理制，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下降了30%。

为期半年的“流程再造”，为济二此后十几年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一种新的范式，并对济二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初步建立了事业部制结构。按照产品结构和行业特点，组建了对应的产品子公司（数控机床、压力机）和流程子公司（铸造、锻热、金属结构）；集团各职能部门之间、集团与各子公司之间的权责划分进一步清晰。集团高层得以从大量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考虑行业走势和集团发展问题。流程再造也打通了产品研发-生产全过程，压缩了信息流和物流的环节，提高了组织运转效率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随着各职能部门的功能强化，集团对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作业细节的管理也更加到位。

其次，实现了干部“能上能下”，激发了中层干部的活力。集团历经三次大规模机构整合，建立了更加贴近市场的扁平化结构，精简基层行政单位和中层干部。2010 年后，干部竞聘上岗延伸到部门经理，2013年又实行“换岗竞聘”制，把干部和职工放到同一起跑线上。中层干部再也不能抱着“进保险箱”的心态等退休，同时鼓舞了更多优秀职工的上进心。

由于流程再造提高了效率，以及技改投资的落实，济二对用户交货期的响应能力越来越强，从而大大改善了企业的销售地位和财务状况。企业对支出的管理也日益细化，逐步建立起全面招标和比质比价的制度，资金的集中管理和内控逐渐制度化，做到“事先有预算，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分析”，推动成本费用支出管理精细化。济二的现金流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济二奉行“大人才观”，鼓励每个人干好本职工作。产品设计的再好，一线工人螺丝没拧紧、清理焊渣铁屑不及时，也会影响产品质量。通过实行优等品申报制度和做优奖励制度，鼓励职工一次性做精、做细、做优；再加上严格的质量管理，使济二的质量损失率常年低于0.3%。济二还为全体员工打通了职业成长通道。虽然内部“官位”被压缩，专业人才却获得了更好的成长空间。2005年经过民主测评、专家评审、演讲答辩等环节，济二第一批主任（副主任）工程师诞生。此后，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和车间工人的高层次人才成长通道也建立起来。在技能人员和技术、管理等专业技术领域实行评聘分离，内部评聘的高层次人才和中高级技能/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不含中高层干部和劳务派遣）的比例超过22%。

全体工人都分享了企业快速发展的成果。2007年后，济二相继落实了企业年金、带薪休假、补充医疗保险、取暖补贴、午餐补助、免费体检等一系列福利制度，工人工资也稳步增长。更诱人的是，经过与市政府沟通，保留了老国企的一项福利制度：分房（以市价的一半集资建房），为职工解决后顾之忧。济二还建设了高标准的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及健身场馆，每年举办各种文体活动，让每个职工“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济二对原有的“企业办社会”项目如宾馆、医院、技校、幼儿园等进行了改革，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经营，相关负责人要参与中层干部竞聘。这些“辅业”单位没有成为企业的负担，而成为服务职工和社会的“亮点”，极大地便利了职工生活：职工幼儿园是山东省十佳幼儿园，吉尔宾馆是“五叶级中国绿色饭店”，职工医院是“山东省星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技工学校则是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单位。

十几年来，济二从结构整合、流程再造入手，逐渐对销售、财务、劳动人事、福利等各项制度渗透、改造，在一个老国企的制度基础上完成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嫁接和持续创新。这些转机制、抓管理的努力，贯彻了高层战略，保证了投资能力，团结了全体职工，并最终将自主创新产品变成了真金白银和世界级的竞争力。

                                            （编辑  苏歌）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经济法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面对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中新情况与新问题的挑战，经济法必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有效回应。通过对经济法相关理论的分析和现实生活中具体实例的验证，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属性及差异性适用理论较好地回应了上述挑战。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经济转型  经济创新  经济法  刚柔并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经济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始终以引领和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其重要目标。面对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经济法也必须进行理论与制度的创新，以有效回应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法律问题，引领和规范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顺利推进。

经济新常态、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

 经济新常态及其特征

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同年11月9日，习近平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进一步对“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

“经济新常态”一词提出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学者们开始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问题。虽然学者们对“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大都认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都认可通过对经济结构方面的调整和对经济创新的强调，我国完全能够走出一条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大都认可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和适当干预。学界的这些共识，是本文讨论的基本逻辑起点。 

双重“经济转型”

在我国，经济转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外，还包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一种双重的“经济转型”。这种“双重转型”的难度无疑是更大的。经济转型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其中结构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解决发展中的产业结构矛盾、需求结构矛盾、地区结构矛盾、城乡结构矛盾、收入分配结构矛盾等深层次矛盾；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是相机抉择搞好宏观调控；经济转型的根本途径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2]其中，技术与制度创新是核心问题。

在早期的经济创新理论中，熊彼特将创新解释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以及新的商品和市场的开拓等方面。这种解释主要侧重于技术创新，其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理论以及企业组织行为理论等方面。

随着人们对经济创新认识的逐步深入，制度方面的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创新研究的重要领域。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从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创新进行了研究。制度经济学派注重从制度因素与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强调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是经济创新的内在本质，这是对传统经济创新理论的一种深化。

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新问题。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在经济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使得超高速经济增长中被掩盖的问题与矛盾凸显出来。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就必须高度重视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开创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广阔路径的核心关键点。

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经济法的新挑战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是紧密相连、同步推进的。作为与我国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部门法，经济法必须对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做出有效的回应。

 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双重推进，对我国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提出了全方位的新要求和新挑战。[3] 这些新要求和新挑战既有理念方面的，也有具体制度方面的；既有宏观方面的，也有微观方面的；既有中央全局层面的，也有地方局部领域的。 

对经济法理论方面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经济法的挑战，首先体现在其对经济法理论的挑战。[4]这一挑战体现在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于经济法实务领域中的每一项具体新需求上。总体看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经济法的价值和理念方面的挑战。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对效率、公平和秩序的追求，[5]这些基本价值之间的具体平衡事实上存在着较大的弹性空间。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需要重新调整这些不同价值追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如何有效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创新过程中，如何把握效率和秩序之间的关系尺度？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中，经济法引领与规范功能的界限又在何处？这些新问题，都需要经济法在理论方面予以明确的回应。

 二、对经济法功能方面的挑战。按照其作用的领域，经济法的功能大致可以划分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等。经济转型意味着原有格局的打破和新格局的确立，经济创新同样意味着对旧格局的突破，这就必然带来经济法各项功能之间的组合与再组合。也就是说，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创新，需要通过更加全面、科学的顶层设计，来保证经济法各项功能的综合平衡。

 三、对经济法理论阐释力方面的挑战。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使得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和必要。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意味着新的经济法实践将陆续出现，如果经济法理论不能对其进行有效阐释，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凸显不出来。

 以上的挑战，每一项都具有颠覆和淘汰现有经济法理论的爆发力。在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依然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是整个经济法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对经济法固有法律属性方面的挑战

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经济法的各种挑战，在其根源上都可以归结为对经济法的固有属性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深层次的挑战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经济法律制度刚性的挑战。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意味着对现有经济制度的一种突破，在此过程中社会更需要经济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柔性”，而不是“刚性”，这一点已经由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所证明。^[6]但就其基本属性来看，“刚性”依然是经济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基本属性，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的推进必然对经济法的“刚性”属性带来更多挑战。

其次，对经济法律制度滞后的挑战。法律制度的滞后性也是影响当前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顺利推进的重要制度性因素。^[7]虽然立法者可以通过加强立法的前瞻性来尽量克服法律制度滞后性的负面影响，但由于立法者预测的有限性，这种“前瞻性”不可能完全满足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实践需要。尤其是在经济创新中，很多“创新”难以预知，立法者更难做到立法的“前瞻性”。

 对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方面的挑战

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挑战是全方位、多领域的，贯穿经济法法律制度的全部内容。就其主要方面和关键领域来看，其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在以下几个方面和领域更为突出，有必要专门提出。

其一，互联网经济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互联网经济是当前经济创新的重要形式，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推手，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创新，互联网经济不仅体现在互联网技术在整个经济的运用，还体现在互联网思维对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的冲击与革新。

其二，农村经济改革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我国现有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在农村经济社会及城乡关系大变动的时期正面临调整，如何从经济法的角度引领和规范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实践对经济法提出的重大挑战。

其三，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国企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要实现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就需要对国企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突破，这对我国的经济法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其四，自贸区建设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自贸区建设不仅是实现我国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创新。这种经济创新不仅体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同时还体现在财税、金融等多个领域。自贸区的建设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相关的经济法法律制度如何配套建设，是经济法在法律制度方面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挑战。

刚柔并济：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经济法回应

经济法的发展历史表明，经济法是具有高度柔韧性和适应性的法律部门，经济制度方面的每一次挑战都为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8]面对当前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经济法应对的有效方略，就是进一步强化经济法的“刚柔并济”。

经济法的“刚”与“柔”

经济法的“刚”根源于其“公共”的基本属性，它不属于私法范畴，“私法自治”原则并不适用于经济法领域。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这种“刚”，是基于其行使经济调制权力的、具有非私法性性质的“公共属性”。经济法的“柔”根源于其“经济性”。相较于法律而言，经济具有更强的灵活性，更能及时对社会现实做出调整。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 “柔”性将会进一步得到体现。经济性是经济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也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重要标志，它要求经济法必然要有一定的“柔”性。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制度和实践的迅速变化，引领和规范经济的发展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法的“刚”与“柔”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浑然一体的。如前所述，经济法的“刚”性源于其公法的基本属性，但在当前简政放权、提倡建立“服务型”政府、充分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简”、“放”、“服务”这些词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柔”的一面或者说“柔”的因素。同理，经济法的“柔”虽然根源于其经济性，但经济运行具有其内在的“刚”性规律，在对其进行经济调制的时候，同样也不可以一味地“柔”。从这种意义上讲，经济法的“刚”与“柔”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二者统一与经济法 “刚柔并济”的具体实践之中。

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性适用

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性适用，是指其适用领域的差异化。在不同的领域，经济法“刚柔并济”的适用应当具有差异化的特质。现实生活的情况千变万化，因此在经济法的“刚柔并济”适用方面应当有“差异化”的明确意识。唯有如此，才是真正掌握了经济法“刚柔并济”的真正内涵，才能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中产生的各种新问题进行有效的应对。

例如，在财政税收领域适用经济法时，应当偏重于“刚”的一面，因为财政税收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而在金融领域，适用经济法时应当偏重于“柔”的一面，因为金融的公共属性不及财税，且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在市场规制领域，对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方面的市场监管应当更多地体现出“刚”的一面；而对于其他一般商品的监管则应当更多地体现出“柔”的一面。对于大企业的规制，应当较多地体现出“刚”的一面；对于小企业的市场规制，则应当体现出“柔”的一面。对于影响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监管，应当较多地体现出“刚”的一面；对于一般性企业的监管，则可以较多地体现出“柔”的一面。

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经济创新，其对经济法的根本需求是克服法律刚性和滞后性引发的负面影响，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化适用能够满足这一根本需求，它是对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最好回应。

经济法“刚柔并济”差异化适用的实例分析

深圳前海经济创新与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笔者于2015年7月29日就经济创新中的法律问题对深圳前海经济创新模式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调研中发现，在进行经济创新的过程中，前海管理局的成功经验就较好地体现了经济法“刚柔并济”差异性适用原理的实用性。前海片区在政策创新方面涵盖了金融、财税、法律、人才、教育、医疗、电信等多个领域，不仅在经济创新领域大力推动金融创新、行政管理改革与机构创新、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等方面的工作，还特别突出法治方面的创新。从形式上来看，前海片区的法治创新主要包括，建立了多元化、国际化的纠纷仲裁和调解机制，进一步加强了深港两地法治的融合与交流等。就其实质与核心内容来看，这些法治创新加强了财税、金融等方面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与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性适用原则是高度契合的。

构建经济法“刚柔并济”的长效机制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客观上需要我们构建经济法“刚柔并济”的长效机制。总体来看，构建这种长效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要构建经济法的“刚柔并济”理论体系，它是构建经济法“刚柔并济”长效机制的理论基础。经济法的“刚柔并济”理论体系来源于经济法的具体实践，是为了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中的问题而进行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具有经济哲学和法哲学的双重蕴意，涵盖领域广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予以完善。

二是要构建经济法立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如前所述，当前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根本挑战，就在于经济法的滞后性以及过于“刚”性的问题。构建经济法“刚柔并济”的长效机制，应当从立法层面把握好“刚柔并济”的原理，在立法中加强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性适用，为实现经济法执法与经济法司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提供立法基础。

三是要构建经济法执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执法层面构建相应的“刚柔并济”机制，对于真正实现经济法的“刚柔并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从其基本含义上来看，经济法的“刚柔并济”就是对执法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从规范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强调执法过程中的刚柔平衡。^[9]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经济法执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是构建整个经济法“刚柔并济”长效机制的核心内容。

四是要构建经济法司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执法环节所产生的疏漏和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法司法环节缺位的现实状况下，构建经济法司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对于整个经济法“刚柔并济”机制的构建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编辑  王生升）

置身于中国数千年古典文明传统和近现代革命传统的“文明-情境”中，我们应该也能够发展出足以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我们应该也能够建设成足以超越西方“宪政”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不能照搬西方“宪政”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并不是对西方“宪政”的全盘否定，而是借鉴吸收了西方“宪政”的合理内核。西方“宪政”的精义是防止任性专断的权力胡作非为，所以西方“宪政”往往具体表现为一系列以“限政”或“限权”为宗旨的制度设计，西方“宪政”理论主要围绕着如何规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而展开。简言之，其合理内核就是使政治权力运行规范化，建立一种“规范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着眼点即在于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实质上就是要使国家和政府权力的运行严格遵循法治轨道，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当然，借鉴吸收西方“宪政”的合理内核，绝不意味着要照搬西方宪政制度的既定模式。其一，不宜像西方“宪政”那样只是一味强调分权制衡，要看到权力分工基础上的协作配合更加重要；其二，即便是吸纳分权制衡思想，但要从中国政治的实际出发进行制度设计，不能去复制两党制、两院制、联邦制、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模式。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法治或宪政，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和发展人民民主。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宪政”的根本目的则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限制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宪政的根本区别，正在于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目的论差异。

人民民主旨在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实际权利，不仅从法律形式上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注重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予以保障，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在抽象意义上把人的权利与自由普遍化，但人们享有的权利与自由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来自于经济社会层面的实质性保障，因此最终只能服务于资产阶级总体利益，不可能超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秩序。

社会主义法治之实既然不同于西方宪政，因此也不能采用西方“宪政”之名，否则难免以名害实，无以表现社会主义法治对西方“宪政”的超越。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类似于西方“宪政”理论中主权者与宪制结构的关系。

从词源来看，西方“宪政”（constitution）的本源意思，是指一个政治体的基本制度构成，特别是政治权力结构，颇似古典的“政制”（regime）观念，因此又常称为“宪制”。在现代语境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权力结构，是由这个国家的成文宪法及由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law）、宪法惯例（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和宪法学说等构成的不成文宪法规定。因此，即便就西方政治文明传统而言，也应该超越对于“宪政”的褊狭化、教条化理解。

事实上，无论是古代的“宪政”，还是现代的“宪政”，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都是政治体的主权者与政治体的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在君主立宪制下，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君主与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在民主宪政体制下，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人民或人民代表与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无论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或议会内阁制，还是美国的国会政体或总统制，都要面临这一最基本问题。

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中国共产党占据领导地位。在人民主权的大前提下，人民代表大会是定期召开，人民代表并不经常在场，实际上是由党担任了人民的“常在代表”，代表人民行使主权。发展人民民主，离不开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同时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律并非一成不变，党领导人民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实际的需要而修订、废止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

在“三位一体”框架下展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基本框架下展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同样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价值导向，但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宪政”有根本不同。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是在中国宪法序言中明确予以表达的中国宪制结构的价值基础，规定了中国发展民主和建设法治的方向和路径。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最现实也最根本的规定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实现人民的真正解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政统的发展才有超越西方“宪政”这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可能性。而其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不能够脱离这一基本框架孤立地进行。只有在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提下，才可能把握中国法治建设的要义。

为了国家治理之道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更加注重治理权的积极作用，更加注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国家能力建设和政府责任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提供一种更优良的国家治理之道。

西方“宪政”的“限权”思维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对于防止权力任性专断很有必要。但把政府与国家权力仅仅视为“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必然致使权力更加难以成为“积极的善”（positive good）。实际上，在西方“宪政”理论陷入教条自由主义的桎梏之前，治理权的重要性一直都得到承认。英国宪政最初是建立在强大王权的基础上，否则就谈不上对王权的限制；美国宪政的初衷也是为了建构更好的政治联合体，首先赋予联邦政府有效权力，其次才是对其进行限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复杂地理环境、多元民族与文化、广土众民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时刻面临着的各种内外问题与挑战，使得有效的治理权变得尤为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归根结底是为了提供一种更加优良有效的国家治理之道，需要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广阔视野中来审视。

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该注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通过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建设；应该注重国家能力建设，以适应和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的进步；应该注重政府责任建设，以积极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广泛吸收古今法治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与近现代革命传统，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良成果，一定会超越西方“宪政”，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奉行“儒表法里”的治理之道，在“法治”建设方面积累下宝贵的经验与智慧。当然，中国古典法家思想是为君主制度服务的，“法治”内涵也不同于现代法治，但在治理治理者尤其是严肃吏治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有很大借鉴价值。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主张“德主刑辅”、重视道德教化，尤其是“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对执政者的道德修为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这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极具启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重视法治与德治的有机互补，重视执政党能力建设与党性教育的齐头并进。

近现代革命传统，特别是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高远的视野，我们要超越西方“宪政”的资产阶级利益观，致力于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接纳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等价值的同时，决不能使其仅仅停留在法律形式上，而要将法治文明建设与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机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应服务于塑造更好的人和建设更好的社会，而非为法治而法治。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佳的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王生升）

内容摘要：通过研究亚洲发展银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设的必要性，并对其运营定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多边开发银行  亚洲发展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旨在倡导新型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重点在于 “五通”，其中资金融通将逐步建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简称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这些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将如何运作？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改变？这些问题都会成为国际社会评价和认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和贡献的重要参考。为此，有必要加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研究，对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简称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先行者进行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局限性

 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的局限性

由美国设想并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一道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或平台，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核心，以维护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尽管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但是美元依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美元也继续着其货币霸权，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也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平台继续发挥着作用。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各大洲也以世界银行为蓝本建立了区域性开发银行。不可否认，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扶贫济困、稳定世界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已拓展进入气候和环境管理及能源等全球治理领域。然而，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必然具有局限性。虽然目前多边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已较为成熟，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就世界银行而言，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投票权的分配问题，并由此导致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局限性。此外，多边开发银行在实际运作中是否会受到主导国利益的影响，能否保持独立性是世人评判开发银行的客观公正性的焦点。

本研究的方法及目标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来评判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以往研究多边开发银行独立性的文献大多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且实证分析都是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而本文力图在现有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尝试。首先，拟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因为多边开发银行本期贷款分配会受到上期的影响，含有动态行为特征，而动态面板模型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对个体的动态行为进行建模，因此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刻画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分配行为更为准确；其次，拟聚焦于经济利益，而不仅局限于国际政治视角。本文拟从三个角度来考察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1）亚行贷款是否具有中立性；2）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显性利益的影响；3）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潜在利益的影响。最后，针对亚投行，总结借鉴已有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理论建议。

对亚行贷款分配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亚行贷款分配结构，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选取了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等九国作为研究对象。

所选取的变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变量旨在衡量亚行贷款分配是否具有客观中立性，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受援国人口及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第二类变量表示的是美日的显性利益及对外推行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对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受援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以及民主指数；第三类变量既反映美日的潜在利益，也反映受援国的要素禀赋，包括：衡量自然资源禀赋的变量，即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出口额之和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对此进行细分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资源性产品占出口额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的变量，即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

 计量分析的几个结论

1.亚行贷款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亚行对贷款的分配把国家规模这一客观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人口的增长会使受援国获得的贷款增加。另一衡量贷款分配中立性的解释变量GDP增长率也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也就是说，受援国经济的增长会减少亚行对其的贷款额，同时，一旦受援国经济负增长，即经济陷入困境，则亚行会显著地增加对其经济援助。

2.意识形态并非决定因素。对民主程度的检验显示，尽管不显著，但民主指数的系数为负，即民主程度的提升并不能有助于获取亚行贷款。意味着推进民主并非如美国对外宣称的那样，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

3.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高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对外贸易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有助于其获得贷款，换言之，亚行更倾向于把贷款分配给围绕美国市场运转的经济体。而受援国对外贸易中对日本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对其获取亚行贷款也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4.资源丰富且具备一定加工能力的受援国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比的上升能否使亚行增加对其贷款尚不能确定。而资源性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能有效地增加其获取的贷款额。资源性产品包括：精矿、石油与橡胶制品、水泥、经过切割加工的宝石、木制品、加工食品以及玻璃等。资源型产品的生产要求受援国具备一定的加工制造能力，反映出亚行贷款倾向于分配给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

5.产业升级会加大受援国获得贷款的难度。研究无法确定亚行会向产业结构较为低端的国家分配更多的贷款。然而，受援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会使亚行减少对其贷款的分配。换言之，随着产业的升级，受援国获取亚行贷款的难度会有所增加。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与亚行贷款的比较分析

自然资源无疑是资源贫乏的日本所看重的，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生产资源性产品的加工制造能力，传统上也有赖于日本对其矿产、能源领域的投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向在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行业以及在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分布。

表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OFDI的流向表现出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流动的趋向，其中流向金融保险业的日本OFDI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流向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OFDI。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一般认为，世界银行偏重于受援国法治环境及公共部门治理能力等“软件设施”，相比之下，亚行更注重对域内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部门的投入，但是从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来看，进入21世纪后，亚行贷款也开始向“软件设施”部门倾斜（详见图1）。

图1 2000-2009年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数据来源：AidData数据库）

如图1所示，政府与公民社会部门获得了9%的贷款，超过水供应与卫生设施部门所获贷款额，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重点之一的能源生产与供应部门所获贷款占比则由20世纪80年代的22%下降至11%。同时，银行与金融服务业所获贷款额的比重较20世纪70与80年代也有所上升，显示出与日本OFDI流向的趋同。当然，亚行对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贷款的增加也体现出其救助性的一面，例如1997至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中，流向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的贷款高达54.7亿美元[2]，为这两年间第一大受援部门。可见，近年来，亚行运营受到了世界银行所秉持的发展理念的影响，这势必导致亚行也会面临着与世界银行一样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更好满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的挑战。

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亚行并未很好地满足亚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组建亚投行势在必行，生逢其时。必须要指出的是，亚行对能源生产与供应、水供应与卫生设施等硬件基础设施部门贷款的抽离、对政府管理方面的倾斜，脱离了当前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基础设施与制度指标均被纳入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其中的制度指标就包括对一国政府管理能力的考察。对比亚洲发达经济体与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GCI与基础设施的分值、排名，可以发现，除新西兰外，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高于衡量其整体竞争力水平的GCI，而亚洲主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低于其GCI，也就是说，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水平受益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则受制于基础设施质量，无法得到进一步地提升。

其次，亚投行与亚行并非单纯竞争关系，而且两者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作为新型开发银行，亚投行、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传统开发银行在功能定位上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世界银行、IMF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强调对政府管理等“软件设施”的投入，但实际上，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也有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建构要求政府具备一定的提取资源的能力，政府提取资源的能力则来源于较强的运输能力，而正是铁路、运河、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兴建极大地改善了运输条件，从而加强了政府从贸易、农业中提取资源以进行国家建构的能力。亚投行应当专注于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帮助受援国加强国家建构、建立运输通讯网络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流动，从而实现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再次，亚投行需要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优化。亚行的贷款往往倾向于分配给较为依赖美日尤其是美国市场的国家，同时自然资源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也能获取更多贷款，这说明亚行贷款服务于美日市场并具有资源导向性。那么中国是否要效仿美日的做法呢？

最后，尽管成立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可能会促进我国的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但是如果某种国际制度安排，被发起国或主导国掺杂了过多的本国利益诉求，而难以满足成员国或对象国的公共需要时，这种国际制度安排终将会在制度竞争中走向衰败。必须清醒认识到，一项成功的国际制度安排应该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且需要不断根据形势发展而调整优化。如果我们仅仅把金砖银行、亚投行作为满足我国及其他主导国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服务于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显然偏离了我们创建新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初衷，也不利于其与世界银行、亚行的竞合，从而打破传统霸权国对国际制度的垄断。因此也无法通过我们的参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编辑 迟晨光）

乡土重建与儒家

在历史上，儒家除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也在基层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将基层治理交给士绅集团之后，儒家依托宗族组织体系，形成了基层社会的宗法网络，从而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主要工具。传统上，儒家除了在庙堂之上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之外，还有基层社会的组织功能；其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 “向上看”和“向下看”。因此，今天的新儒家也同时存在“向上看”和“向下看”的两种思路。

一些笃信儒家思想理念的人“眼睛向下看”，他们真诚地认为，儒家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在他们看来，今天中国的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处于空心化状态，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仅剩下老弱妇幼，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基本崩溃。基层社会的这种现状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兴起，道德伦理的混乱，成了各种邪教组织和NGO组织活动的温床。一些真诚相信儒家理念的人认为，这正是儒家大有可为的空间。

这种“向下看”的儒家要比那种一心“向上看”，两只眼睛只盯着国家高层领导人是否信仰儒家，是否尊孔，是否重视儒家传统文化，比那种利用各种儒家复兴的机会做文化投机生意的人要真诚得更多。至少他们还认为，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要想复兴，必须走近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社会，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向下去寻找发展的空间，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的冲击下，基层社会完全崩溃。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军阀混战，根本无力改变基层社会治理困境，采取了“承包式”办法，将基层社会治理完全交给了地方豪强，甚至连税收也交给地方上的大地主和一些土豪劣绅代为征收。地方上的地主实力与军阀势力相互勾结，导致基层社会完全由土豪劣绅把持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新儒家意识到，中国除了要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之外，还必须重建基层社会的乡土秩序，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长期呼吁各地应重视乡土社会重建。他不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呼吁，还亲身参与过一些乡土重建实验。然而，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无不依托于某些地方军阀势力，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就依托于山东军阀韩复榘。抗战爆发后，这些地方军阀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消灭，或者被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消灭，乡村建设运动也归于沉寂。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分歧

1938年，以民主人士身份访问延安的梁漱溟曾与毛泽东进行过六次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围绕着梁漱溟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又曾在中央苏区做过大量农村社会调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农村现状做过详尽分析。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根据他的理论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两人的主要分歧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虽然存在地主、中农和贫农，但不能完全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也不应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毛泽东作为在首倡农村包围城市，并领导过土地改革实践的革命领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道路探索，也是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毛泽东和梁漱溟根本的分歧在于究竟是用政治的方式、通过革命的道路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像梁漱溟那样就农村谈农村，用儒家理念来重建乡村秩序。

为两人的分歧做出结论的是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地主阶级被消灭，阶级剥削也随之被消灭，儒家赖以重建乡村秩序的宗法社会网络，自然也被彻底粉碎。在千百万贫苦农民看来，这是农民的解放，翻身做主，但在新儒家看来，这个过程则是彻底摧毁了儒家传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就在全国土改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泽东让梁漱溟到全国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他希望梁漱溟能从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得到一些启发。梁漱溟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虽然中央规定土改中批斗地主不允许肉体惩罚，但实际上打地主的情况广泛存在，言下之意颇为不满，毛泽东自然大失所望。

无可否认，梁漱溟提到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但问题在于，在革命之前，农村广泛存在地主和土豪劣绅对普通农民百般剥削，身体上的惩罚更是家常便饭，却从来没有人过问，不仅官府不闻不问，乡村里的儒生乃至地主作为农村宗法社会的核心，也无动于衷。到明清时期，宗法关系制度化，族长更是成为家族里的实权人物。他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可以将一些儒家理念当作法律，他们在拥有执法权力的时候，对普通农民并没有今天的新儒家所想象的那么仁慈，反而是相当凶残暴虐的。那时候没有人出来为农民说话，可是当革命发生，地主们挨打，儒家就不满意了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儒家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的。并不是说梁漱溟是自觉为地主阶级争取权利，但至少反映出，在面对土改这样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一向以懂农村自诩的梁漱溟，却并不能理解这样的巨变意味着什么。革命不必然意味着暴力，但不可能没有暴力。土改的主要意义是让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翻身做主，从被统治阶级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土改的主要方面，但梁漱溟却没有看到，只看到地主在土改过程中被打，这是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所在。

几年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发言，批评党的政策剥夺农民太多，工人受到优待太多，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毛泽东批评梁漱溟的这种言论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也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以势压人，其实，这同样是梁漱溟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他没有看到，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就必须进行大量工业投资，在当时中国工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从农业中拿出一部分剩余进行工业积累是必要的。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看来，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不在农村，而是要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待实现工业化后才有实力反哺农业。眼前对农业的征收是为了国家的长期利益，也是为了农民的长期利益。

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来实现乡村秩序的改造和重建，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梁漱溟仍然是值得尊敬的。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虚无化已经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有人撺掇梁漱溟站出来翻历史旧账批判毛泽东的时候，梁漱溟却淡然表示，历史已经为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做出了结论，他不需要再来为自己辩解。正是这种敢于在时代潮流面前逆行的精神，才显示出梁漱溟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儒家。

今天，梁漱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重视和推崇，一方面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新儒家，另一股力量则是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力量。在那些主张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人看来，这种努力是与历史大趋势背向而驰。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场化、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而在于重建村集体。但他们的努力都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除了得不到政策的支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们这些从村庄外部进入的人和机构很难发挥组织作用，也很难建立起农民对他们的信任。

基层重建与儒家复兴

基层社会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革命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共产党进入乡村社会，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协、妇联等群众组织，将群众从地主阶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唤醒农民的阶级自觉和斗争热情。在此基础上，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改，完成本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平均地权”的任务。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稍晚一些也完成了这一革命任务。第二步则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利益与共的集体。这也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改完成之后不久，随之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将在土改中分配到的土地拿出来，加入合作社，农民从土改之后单打独斗的个体农户变成村集体的成员，他们按照集体分配的任务付出劳动，集体则对他们的生老病死完全负责。而且，通过这种将村庄内部的所有人都组织在同一个集体之中的方式，不仅让弱者得到了保障，也让村内的精英能够把他们的能力用于为集体谋取福利。

随后，在已有的集体组织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了进行农田整修、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兴办基础教育、建立合作医疗体系、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等。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离开基层社会组织革命和集体化道路，是不可能的。

这也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基础条件，无论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城市建设，都依赖于这套土地制度；大量农民进城或到沿海务工，为中国制造的崛起提供廉价劳动力，却长期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所拥有的承包土地承担着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大量农村利用集体化的剩余劳动力就地开办小企业，为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初期的异军突起准备了条件。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村集体瓦解

土地承包制改革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引起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因为土地承包制的推行，村干部原来掌握的集体资源分配权力被架空，从而越来越难以组织和调动农民参加集体活动。同时，随着村集体瓦解，农民重新回到土改之后单家独户面对市场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在1980年代的农村仍然残存着一些集体时代的遗产，村干部和村集体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组织功能。到1990年代，因为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费的任务要依靠乡村干部完成，正是在这个时期，是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2004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干部连这点仅存的组织和调动村民的权力也被解除，完成了将农民从集体中完全解放为原子化的农户的过程。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幼，造成农村空心化。而集体组织和党组织及其他基层群众组织，在这种局面下也完全陷入瘫痪，因为基层党员干部也要外出务工。

农村自1980年代发生集体瓦解的变化，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原来在集体化时期已经被消除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则出现了邪教和地下教会大肆横行的局面与此同时，农村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为了重建基层治理体系，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第一个主要措施推行基层民主选举。但基层民主很快就出现了各种乱象。在内地广大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口大量外流，村庄内可供村干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因此出现无人愿意担任村干部的情况。在沿海发达地区，担任村干部仍然有利可图，因此一些候选人收买选民搞贿选。在一些宗族势力不太发达的北方农村，因为基层组织瘫痪，出现了村庄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获得公共权力的情况。

在南方宗族传统较为强大的地区，宗族势力成为集体瓦解和基层党组织瘫痪之后能够将一部分人团结起来的手段之一，甚至主导基层民主选举。按照学界的研究，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宗族传统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一些只有一个大姓的村庄，村干部长期由该宗族中的头面人物担任村干部，其他小姓宗族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局面。宗族势力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崛起，往往是为了在公共资源分配过程中为自己的宗族争取更多利益，而非组织全体村民进行公共建设，增加所有人的利益。

宗族势力崛起、封建迷信等陋俗的兴起，本身是基层治理体系崩溃的结果，是农村发展的倒退。但在新儒家那里，却把这些当作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活，认为这是农村秩序重建的重要依托。甚至包括一些死灰复燃的封建迷信活动和乡村陋俗，在新儒家眼里，也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新儒家复兴需要适应社会变化

在新儒家看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改，以及农村风俗改造，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网络，是彻底摧毁了儒家的社会基础。但却没有意识到，新中国这种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建构基层社会本身具有伟大意义。而且真正摧毁传统文化和儒家的社会基础的，并不是农村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迫使一些人被迫背井离乡到沿海发达地区或城市打工谋生。这种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现状迫使农村家庭长期分居，或者年轻的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年迈的父母留在农村，孩子或者随父母在城市边缘生活，或随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儒家思想主要价值观的孝道，就无从体现。中国农村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已经变成现实。而家庭是儒家思想的原点，这个原点既然不存在了，自然无法展开。

此外，儒家的亲疏远近观念也以血缘为核心展开。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因为人口流动性高，年轻人缺乏与远近亲戚之间的交流，因而较为陌生。相比之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同学或朋友，而不是家族和亲属。虽然同学和朋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有共同生活、学习的经历，或者是日常性交往较多，从而更加熟悉，也更加信任。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城市非常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其中的原因如社会学家所说--农村是熟人社会，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农村的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和稳定，是因为在农业时代人们的流动性较低，村庄内日常交往多。而城市生活，在一个社区生活的人因为不在一起工作，缺乏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公共生活，当然会陌生。儒家是建立在农业条件下的熟人社会的环境中，以血缘为核心展开其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而在市场化背景下，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在基层社会重建过程中想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适应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和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血缘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解体、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网络正在形成等重大的变化。可以说，能否适应这种变化，根据这些变化调整儒家思想，将直接决定儒家在基层社会能否复兴。

儒家在基层社会复兴的关键，并不在于现在的新儒家们所提倡的诸如祭孔、恢复传统礼仪和乡规民约等，尤其不在于重建以宗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秩序，而应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到以日常行为交往为核心等等这些现实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换言之，如不做任何改变，就想以儒家原来的面目直接在今天的中国复兴，只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毫无成功的可能。儒家要真正复兴，就必须适应现代化。这才是今天的儒家所必需面对的问题。

提倡“乡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16年，国家提出要提倡乡贤，让他们在基层社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谓“乡贤”包括村内的各种精英，尤其是一些曾经担任过公职、拥有某些社会资源的退休人员，也包括一些村庄内的先富起来的人和村庄内部的文化人。毫无疑问，这些从农村成功进入城市的人，在当地的村庄都是社区精英。但国家鼓励这些人回到农村去为自己的乡土贡献余热，未免一厢情愿。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人多数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乡土，在城市里生活。即使他们与乡土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要参与村庄内部日常的公共事务，显然不现实。而且，集体既然已经瓦解，他们也缺乏为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为乡土做贡献的动力。媒体曾经集中报道过一些类似的案例，但这些模范可以提倡，却不能做出制度化的要求。寄希望于个别人的道德自觉，不是可持续的基层社会重建的出路。

国家提倡乡贤在农村基层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最有可能呼唤的就是仍然生活在村庄的那些社区精英。也就是说，今天的“乡贤”实际上是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在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在村庄内部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在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但这与儒家所希望的那种由文化精英和道德权威治理的、温情脉脉的乡贤政治显然不是一回事。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农村基层正在发生一些值得警惕的变化，随着土地流转和集中，村庄内部的贫富分化很有可能将向雇佣关系转化，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将重组，需要建构一套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秩序伦理。而这正是儒家所能发挥作用之处。

儒家复兴意味着什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体系都在急剧变化之中，新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形成。正是这个过程为儒家复兴提供了空间，新儒家也为他们规划了未来的蓝图。政治上，对人民主权的逐步悬置和贵族政治正在得到儒家理论的支持；在农村，集体基本瓦解，新的精英阶层正在农村获得全方位的权力。但无论是所谓的精英阶层的成形，还是新儒家由此获得的复兴，都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对中国革命遗产的全盘否定，也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的这种“机遇”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因为革命本身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和正当性，不能被全面否定。

如果儒家想以一种健康、积极的姿态复兴，就必须考虑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儒家本身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其次，从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向城市化之后的陌生人社会体系转化，熟人社会可以主要依靠道德伦理来约束和规范，在陌生人社会结构中，法律会越来越重要，维护道德伦理则需要儒家发挥积极作用；第三，随着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家庭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过去以血缘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解体，而儒家的亲疏远近伦理恰恰就建立在血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第四，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儒家能否建立一套对今天的国际秩序的解释，在国际社会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情况下，儒家传统在国际关系层面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能否适应这些变化，将直接决定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能否复兴。

                                                 （编辑  杨利红）

（一）

小时候看谍战片，觉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风流倜傥，舞姿翩翩。上中学后从别人那里得知父亲熊向晖也是其中一员，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父亲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亲都是“舞盲”啊！终于憋不住了，我就问了父亲——那都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了，在此之前，父亲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他们也没有机会讲：我还没上小学五年级，他们就出国工作，回来就是“文革”，然后我去“北大荒”，哥哥当兵，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

我问，你们都不会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父亲说，谁规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会跳舞啊？我愣了，然后问，那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呢？他说，打麻将啊——父亲打麻将倒真是高手。

然后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父亲应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15周年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在1991年1月发表之后，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台湾已经“解严”，放开了到大陆的旅行，父亲过去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后去了台湾的袍泽，凡是到大陆来的，都要来看父亲。先头父亲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头衔，我以为他们有事找父亲。后来父亲离休了，这些头衔都没了，人家照样来找他。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谈甚欢呢？

和父亲相谈甚欢的这些“国军”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亲同为黄埔十五期，孔老伯自黄埔毕业后一直在作战部队，国民党去台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也做过台湾的“警政署长”，还在美国、英国研究过战略，著有《大战略通论》。这两位老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军”退役中将，在他们身上，我真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俩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每次见面，两位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当年，他们都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据父亲讲，孔老伯当年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材生，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得意门生。孔老伯要退学投军之前，吴先生还想送他出国深造，一再让他认真考虑，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个他认为可以成为大科学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从军。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位老人都反对台独，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也都反感以权谋私。

父亲喜欢听孔老伯讲他们去台后的种种情事，孔老伯也有兴趣听父亲讲一些当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蒋老先生送蒋纬国上前线的事。

那是1941年2月，蒋委员长侍从室给西安的胡宗南发来密函，内有三件东西：一是蒋介石手令：“兹派蒋纬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尉排长。”二是蒋纬国的履历，说明他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也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和指参学院学习过。三是蒋纬国的一张半身照片。虽然当时包括胡宗南和父亲在内的不少人已经知道蒋纬国其实是戴季陶的儿子，但是胡先生看着照片还是有意说，像极了，“活脱脱一个委座”。

胡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正驻守在黄河边的潼关，河对岸就是日军。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这个部队，怎么安排？胡先生与当时还是他身边一个年轻副官的父亲商量。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把自己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任命为少尉排长，并派到抗日前线的部队，这是从没有过的。时隔60多年，父亲讲起此事，还是说，确实了不起。同时，父亲对胡先生说，这也表明蒋老先生对胡先生的信任。只是为了纬国的安全，不能宣传，还要把他安排得很妥当。

蒋纬国到西安后，胡先生指派父亲专门接待他，并送他去部队。父亲小蒋纬国两岁，军阶却比他高两级，所以他一见到父亲，就立正敬礼。上车时，蒋纬国主动到车的右边替父亲开车门；与蒋纬国谈话时，父亲站起来，他也站起来，转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脸始终对着父亲，非常规矩。可是父亲受不了委员长的二公子对他这样毕恭毕敬，所以当天下午就换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亲很欣赏蒋纬国的个性。他说，潼关民俗，农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较热闹。如果遇上休息日，驻军士兵也有不少去赶集。蒋纬国去集市，都带着勤务兵，并且叫勤务兵背上一只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礼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装到筐里，告诉人家：“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几十顶。士兵没有帽子怎么行呢？到了星期天上午，他们来拿帽子，蒋纬国就让他的勤务兵先教他们练习敬礼，再练习立正、稍息，最后才把帽子发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原先前线部队有的不大注意军容风纪，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领章的。蒋纬国这么一抓，这种现象就减少了。

然而到台湾以后，蒋纬国和蒋经国兄弟失和，让父亲很觉意外。他告诉孔老伯，1942年经国到西北，和纬国一起，由父亲一路陪着，从西安、兰州一直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个月。“当时他们兄弟两个感情非常好。”父亲说。

那个时候蒋老先生对纬国也非常好。父亲还给孔老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42年秋，蒋老先生巡察西北，来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蒋纬国调到西安来见他。蒋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龄离开西安时，胡先生和西北要员到机场送行，蒋纬国和我父亲也都在场。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飞机，螺旋桨已经起动，飞机即将起飞之际，发动机突然又停下来，机舱门又打开，旋梯上走下来一个副官，手捧一个东西，走到送行人中的蒋纬国面前，把东西送给他。原来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风送给了纬国。纬国马上敬个礼。那副官把披风给他披上，才返回机舱。

孔老伯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说，蒋老先生一直对纬国非常好，从小就喜欢他，把他带在身边。蒋夫人也很喜欢纬国。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静，他认为政权必须交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对此，父亲评论说，不过最后经国又交给了李登辉。

这让孔老伯默然了许久。

孔老伯说他研究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并且按毛泽东的办法打了两个胜仗”。他说，撇开意识形态不说，在学术上，毛泽东开创了战争的新形态，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用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打仗，而美国皆战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军事理论界的承认。他们不认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但是承认毛泽东对世界军事战略学的贡献。

父亲对他说，毛泽东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都是公开的。但是，人民战争也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毛主席自己就说，创造人民战争的是美国独立战争。

两位老人对当时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赏，尤其连战先生的父亲说来也是他们西安时代的故旧。连战先生到西安时，孔老伯又来看父亲，两位老人顾不上谈话，就一起看电视台对访问的实况转播，非常开心。

但是这些国民党老人对父亲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有一次比父亲大一轮的张佛千老伯从台湾来我家，我向这位随和的长者提出了让我纳闷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佛老资格很老，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到台湾后做过“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跻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说，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后，他“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地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伯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张佛老还推荐台湾的《传记文学》转载父亲发表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并专门为该刊写文，讲胡先生当时为什么会用父亲。他说，“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张佛老还写道：“熊参加共党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为共党工作，自当对共党忠诚，正是各为其主之义。”

后来中共党史出版社把父亲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后发表的其他回忆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还把张佛老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

随着和那些国民党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炼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促使这些耄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副“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二）

近些年，我接触过不少想了解父亲那段“潜伏”经历的媒体人，他们对父亲在1943年和1947年两度发出国民党军“闪击延安”和进攻延安的重要情报却能全身而退的传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测胡宗南“通共”或对父亲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晖一马”。

这种臆测毫无根据。有些人只是孤立地看这两次重要情报的成功递送，却不了解父亲那一辈的“闲棋冷子”们以怎样的坚韧和才智在敌营站稳脚跟的经过。我曾经梳理过1939年3月父亲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之后，到1943年7月他向延安送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情报的四年间，他做过的一些事：

他第一天上任，就赶上战干四团河防大队结业——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官员，胡宗南要去讲话。胡先生7点起床，7点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的秘书给他准备的讲稿，觉得写得不好，就叫父亲再写一个。8点钟典礼就要开始，时间不到30分钟。父亲15分钟写好了讲稿，胡先生很满意。

1940年3月，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拘押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期间，给胡先生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抗战到底，并寄来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慨，回忆他当年与胡宗南在王曲相处的日子，对王曲的山水风光，诸多感怀。

张学良是借景说事。胡先生看了他的来信和感怀诗，叫父亲先拟稿，给张回一信。他说，咱们也借景说事。意思是不要写得太直露，但表达的意思要写到。父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

奉读三·四手书，十分眷眷，无限依依！承赐好诗一首，英气凌云，大有波涛澎湃之慨，想见近年来闭门学习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词，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烟云林木之奇，到处衬出伟大，而现在则有好牧场，好酒店，好游泳场，好阅兵场，好小学校，好林场，气象万千，非当年在太史洞晤对时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军校学生，将近两万余人，皆为燕赵鲁汴苏浙优秀青年，情绪热烈，杀气腾腾，益显出秦岭壮丽，王曲风光。

每在青龙岭上，看山上烟云，天上明月，无不念念数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荣誉，真不胜惓惓之感也。

弟年来检讨过去之工作，非常惭愧，尤其在抗战战术上，颇有今是昨非之慨，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必不辜负好战场，好江山，好时代。

近将离开成都，转回西北，敬以最诚挚之心，祝兄健康！并谢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满意。

1940年7月，军训部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西安视察。之后胡宗南陪着他，分乘两辆小车去兰州。有一部分先遣人员乘大客车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亲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分乘两辆小车先后而行。谢和赓老伯也是周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但他和父亲当时却都不知道对方的秘密身份。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走到六盘山时，下起了大雨。被称作“稀烂公路”的西兰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时，前车已开走不见，后面的车还没跟上，就剩下白、胡两位长官及父亲和谢和赓所乘的两辆小车。

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父亲朝下面一看，一条深沟大约30多丈深，沟里有一间民房。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亲交待司机，把路边石条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块，垫在小车轮胎底下，防止小车滑坡。然后他冒着雨，不顾沟陡路滑，下到沟里，走到那间孤零零的民房。家里只一对老夫妻和儿媳妇三口人，儿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简陋，屋里两个炕连着，一边有一个灶，另一边还漏雨。父亲安排好借宿事宜，上来跟两位长官说，没有办法，就在这儿过一夜吧。

两位长官由卫士扶着，到了那民房。两个炕，一个让房东全家挤一挤，另一个炕则腾给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没有饭，只有山药蛋。幸亏他家还有一点干草，而灶头上有两只瓦罐，一只里有一点盐块，另一只是空的。就用干草煮山药蛋，加了一点盐巴，算是晚饭。照明也没有蜡烛，就用父亲和谢和赓带的手电。

当时，外面还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着，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问白崇禧，我们与共产党斗，能不能斗得过共产党?

白崇禧说：我们是搞上层，共产党搞下层；上层我们占优势，下层共产党占优势；上层人少，下层人多。

胡先生又问：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中枢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说：原来准备抵抗，都在沿海，国防工事都建在那儿，都没有用上。打起来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还没有打开，就丢掉了。现在，重庆那边靠云贵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陕甘宁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势很复杂。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现在在这里，西兰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啊。西兰公路是国防公路，还塌方了，我们还住这儿了。现在只能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父亲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化过来的。

胡先生的提问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说明他们在国民党能否斗得过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他们的真心话。父亲说，这样的想法，在平时，在公开的场合，是听不到的。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也不避讳父亲和谢和赓，足以说明他们对这两个秘书的信任。

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还下着雨，他出不去，便顺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妇手疾眼快，劈手就夺了过去，说，家中总共就这两只罐是宝贝，怎么能让你当尿罐。白崇禧一愣，说，好厉害啊!父亲跟他说：就在这屋里尿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面路上，通过查修军用电话线的修理兵，跟兰州方面联系上，将两位长官和他们一行顺利接到兰州。

临走时，胡先生吩咐给房东400元。当着白崇禧的面，胡先生说：老百姓这样穷，不革命怎么行！

这件事父亲讲过不止一次，想来给他印象很深。

父亲还讲过当年12月7日，胡先生交待他准备去南五台山祭奠他父亲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待很简单，只告诉用老礼节的仪式祭奠，父亲就懂了。从布置灵堂、供桌、檀香炉，到准备干果、冷盘、热菜、水果各多少盘，特别是热菜中要有一只鸡，鸡头鸡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亲都准备得很周到。直到祭奠开始后如何给胡先生传递祭品，如何点烛烧香，如何摆放给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礼的蒲团并唱诺，父亲安排得一丝不差，胡先生特别满意。

父亲说，许多事情是机遇，比如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并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预先去做充分的准备。但在整个过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给他办了；没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办到了。而且办理这种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懂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识和生活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从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挑选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党员时提出要出身于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亲，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

这之后，父亲随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峡口会晤汤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别会晤卫立煌和阎锡山，帮助他安排蒋纬国到前线部队，代表他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西北考察，参加何应钦在西安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还随同胡先生会见路经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特别是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蒋介石到西北视察。胡先生到宝鸡机场迎接后，受了风寒，病重无法行走。于是，他命父亲代表他陪侍蒋介石。因为此前两个多月，父亲才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访问西北，后来一直把他们送到重庆，蒋介石在家中接见了他，请他吃饭，表示感谢。这次父亲随蒋介石先后视察了甘、青、陕等省，重点是视察河西地区，然后回到西安，参加他召集并主持的军事会议。陪同期间，父亲还跟蒋老先生互讲笑话。

父亲讲胡先生跟他相处的随意，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兴隆岭，勤务兵半夜来叫醒父亲，说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着，正等在车里。

半夜一点钟左右，上了车，父亲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啊！看到月亮，他就说，如此良宵，岂可困觉啊！父亲就只好醒来。

胡先生又说，如此良宵，岂可无诗啊!父亲说，既然如此说，胡先生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说，创新不如复古，我想到曹操，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很有气魄。

父亲说，今天是有月亮，但没有乌鸦，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说，你看呢？你有什么佳句啊？父亲说，你既然说创新不如复古，那还是陈子昂《登幽州台》那两句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胡先生就很高兴，说，好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关系，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父亲在胡先生那里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任度，不是轻易能够动摇的。

（三）

因为小时候没听过父亲母亲讲任何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父亲就是父亲，他关爱我们，我们尊敬他，这就够了。他在“外面”是什么，并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带我去钓鱼台——那时候钓鱼台有点像干部俱乐部的性质，并无今天的警卫森严——我见到了周总理。总理问我父亲是谁，我这个小毛丫头嗫嚅着不肯说父亲名讳，反而愣头愣脑地对总理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笑了，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他姓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我当时非常意外，不明白总理怎么会认识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亲。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周总理是父亲最崇敬的人之一。父亲对毛主席，对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也非常崇敬。

出于这种崇敬之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党史部门把父亲列为党史“抢救对象”，让他写文章回忆这些伟人和他所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时，他欣然动笔，这才有了本书收录的这些文章。

遗憾的是，父亲想写的东西并没有全都写出来。一是他身体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晚年又患过膀胱癌、前列腺癌、颈椎骨刺增生压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几次住院。二是他太认真，对写作的要求、特别是史实的核实太严格，这不仅影响写作速度，而且也很难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给父亲当助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不够严谨。三是由于他这种认真严谨，他容不得重要党史文章的一点失实之处，发现了就要写文章指出，这也花费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经劝他写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些错误。但是他觉得，扫伪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有好几篇这样订正重要史实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感觉这有如历史学、党史学的一种基本建设，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文章一样，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可宝贵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曾听不止一位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最真实，最可信。

父亲虽然没有写过完整的回忆录，但是这些文章，不仅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父亲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编辑  季节）

 2014年6月至2017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由39932亿美元下降至29982亿美元，缩水了25%。外汇储备快速下降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央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持续单边干预所致。从理论上而言，即使一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如果央行不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不会持续缩水。

 是否应继续放松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以增强汇率形成机制弹性，这是当前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所在正方的主要论据有二：第一，在市场已经形成贬值预期的前提下，抑制汇率贬值速度必然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损耗。而在汇率达到合理均衡水平之前，外汇储备就可能跌至某个重要关口之下，随即渐进的汇率贬值就可能转变为外汇储备缩水与汇率加速贬值的恶性循环；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我们以很大代价多年积累起来的国民储蓄，我们应该善用这笔储蓄，而不应该用来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

 目前有关争论主要集中在上述第二个问题，也即外汇储备的性质及其用途之上。为深化当前的讨论，笔者在本文中提出关于外汇储备的六个观点。

    观点之一：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能够自由决定其用途的资产。

    反方认为，中国央行是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从出口商或中外企业手中购买形成的外汇资产。央行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也是发放基础货币的过程，而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因此，外汇储备不是中国政府可以自由动用的资产，而是居民与非居民暂时存在央行那里的资产，未来，居民与非居民可能会从央行手中购回美元，而央行则必须以此来偿还负债（人民币）。

 这种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市场主体当年向中国央行出售外汇储备的交易，是一次性交易而非回购交易。如果是回购交易，那么央行将会承诺在未来以特定的价格将美元出售给当年交易的市场主体。而如果不是回购交易而是一次性交易，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央行可以拒绝交易、或者通过提高美元价格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换言之，当年央行在买入美元的过程中，已经用人民币支付了市场化对价，因此央行就获得了购入外汇资产的自由使用权。央行并没有义务承诺在未来以固定的价格，将固定数额的美元出售给特定的市场主体。

    观点之二：除了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有更多更重要的用途。

    反方认为，中国央行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就是干预外汇市场以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的结果，那么当前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以避免人民币过快贬值，这是顺利成章的。

    然而，外汇储备有着多种用途，例如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熨平汇率波动（而非在汇率持续高估的前提下稳定汇率）、提供自我保险以强化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备不时之需等。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内储蓄尚不能完全转化为国内投资的前提下，中国居民与企业通过央行存放在（parking）外国金融产品（尤其是美国国债）之上的一种国民储蓄。这种储蓄应当用于更加重要的战略用途，例如进口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资源、技术、人力资本，或者由本国企业用于真实的海外投资与并购，或者用来拓展中国的全球利益（例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

 当然，央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出售的外汇储备将会流入居民、企业与非居民手中，他们也会用于进口、购买海外资产、偿还海外债务等用途。然而，在汇率水平基本合理均衡前提下的外汇使用，与在本币汇率持续高估前提下的外汇使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对国民福利的影响也大相径庭。

    观点之三，如果仅用于传统用途，3万亿外汇储备的确足够使用。但如果在本币汇率持续高估的前提下干预外汇市场，尤其是在资本管制缺位的背景下，那么3万亿外汇储备未必够用。

    反方认为，目前3万亿外汇储备足够用于支付进口、偿还外债以及干预外汇市场，没有必要积累过度的外汇储备。

 的确，当前3万亿外汇储备如果仅仅用来支付进口与偿还外债，的确足够。但是，如果单边贬值预期没有转变，那么消耗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就可能是个无底洞。例如，在IMF用来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的最新评估体系中，对于没有资本账户管制，且试图维持本币汇率兑美元稳定的国家而言，充足的外汇储备规模应该同时满足：第一，短期债务的30%；第二，其他债务的20%；第三，M2的10%；第四，出口的10%。根据法兴银行在2015年9月初做出的估算，按照上述IMF的标准，则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不能低于2.75万亿美元。这距离3万亿的外汇储备存量已经不远了。

    观点之四：当前消耗的外汇储备损耗只有一部分是藏汇于民，而且这种形式的藏汇于民还可能导致国民福利的下降。

    反方认为，当前央行在市场上卖掉的美元，转变为本国居民与企业手中的外汇资产，这是藏汇于民的做法，值得鼓励。

 这种观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它简单假设央行卖掉的美元都转变为本国居民与企业的外汇资产，而忽视了其中一部分美元其实卖给了境外套汇、套利者。当年，在人民币汇率开始升值时非居民套汇、套利者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现在，趁人民币开始贬值而还未充分贬值之际，套汇、套利者卖出人民币买回美元。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的政策，使套汇、套利者得以实现套汇、套利交易平仓，使他们得以赚取不菲的利润，实现“胜利大逃亡”；第二，当前有能力大量购买外汇并投资于海外的群体主要是中国的富裕阶层。外汇储备损耗完全转化为居民美元存款实际上是把汇率风险转嫁给公众。如果央行最终没有能够稳定住汇率，人民币最终对美元以更大幅度贬值的话，当前这种干预市场的做法将会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第三，在存在严重本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意味着廉价出售美元，如此这般的“藏汇于民”是方便和鼓励资本外逃；第四，尽管并无确凿数据，由于贬值过程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做空者大概也赚走了一些钱；第五，反方应该拿出切实的证据来，证明流失的外汇储备究竟是如何藏汇于民的，例如以何种形式藏在哪些主体的手中？第六，2014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表的错误与遗漏项出现了4500亿美元的净流出，这算不上“藏汇于民”吧？

    观点之五：估值效应不是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

    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以及外币资产市场价值变动所致。

 汇率变动与资产价值变动造成的估值损失的确可能导致外汇储备下降，但这并不是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例如，2014年6月底至2016年9月底，中国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了8268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内，季度国际收支表中外汇储备缩水累计额达到6712亿美元。由于后者的数据是流量，本身已经剔除了估值效应，那么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内，估值效应只能解释储备缩水的19%。

    观点之六，当年反对过度积累外汇储备，现在反对大量、单向、持续使用外汇储备，并无逻辑不一致之处。

    当年我反对为了防止本币过快升值而干预外汇市场、积累外汇储备的做法。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本不应该是一个资本输出国。此外，中国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大量引入外资，由此形成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不菲的福利损失。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形成了一种极其不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即在坐拥大量海外净资产的同时，投资收益却持续为负。在当年积累外汇储备时，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福利损失。而如果现在我们把外汇储备用于长期、持续的单向干预，这意味着第二次福利损失。

    汇率作为一种重要价格，如果其定价出现大的偏差，就必然会造成跨国或跨期的资源错配。因此，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增强汇率机制弹性。如果我国早就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当年我们就不会积累起那么多外汇储备、现在也不会消耗那么多外汇储备。

                                            （编辑 季节）

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在达到将近4万亿美元见顶后开始下降，现已下降至3万亿美元左右，缩水达25%。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牵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教授针对上述核心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分析。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由2014年的近4万亿美元大幅下降。这样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流失，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我们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此都相当淡定。淡定的理由包括：1.外汇储备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维持汇率稳定，通过使用外汇储备稳定汇率是中国应该付出的代价；2.中国外汇储备过多，本来就应该用掉；3.中国外汇储备中有很大部分是热钱，现在热钱流出有利于中国金融稳定；4.外汇储备的减少只不过是“藏汇于民”，是资源跨国配置的改善而不是国民财富的损失。

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的一般路径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下，如何形成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海外资产与负债结构，对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继续维持经济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了解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或国际投资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NIIP)的特点、形成原因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为回答当前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例如，如何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如何看待近两年外汇储备的急剧减少、如何合理使用外汇储备、为什么我们应该尽可能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等）提供一个自恰（consistent）的理论框架。因而，在具体讨论当前有关外汇储备的使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引入一个作为分析框架的、有关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收支结构之间关系的简单模型。

               图1  国际收支变化六阶段

1.  年轻债务国：S0,NA<0,ΔNA<0

2.  成熟债务国：S0,IN<0,X-M0;NA<0,ΔNA<0

3.  债务偿还国：S>I;X-M>0,IN<0,X-M>IN,CA=X-M+IN>0;KA<0;NA<0,ΔNA>0

4.  年轻债权国：S>I;X-M>0,IN>0,CA=X-M+IN>0;KA<0;NA>0,ΔNA>0

5.  成熟债权国：S>I;X-M<0,IN>0,CA=X-M+IN>0;KA<0;NA>0,ΔNA>0

6.  债权减损国：S0,CA=X-M+IN<0;KA>0;NA<0,ΔNA<0

Geoffrey Crowther,1957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在经济学文献中存在不少这方面的理论和模型。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劳瑟分析（G.Crowther,1957)^[1]，伴随其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是年轻的债务国；第二是成熟债务国；第三是债务偿还国；第四是年轻债权国；第五是成熟债权国；第六是债权处置（debt disposition）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处于起飞阶段时，一定是比较贫困的。这个国家一方面希望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又面临储蓄不足问题，因而其国内经济结构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储蓄小于投资。与此相应，这个国家的贸易一定是逆差；由于引入了外资而本身又无海外投资，它的投资收入（investment income）也一定是逆差。贸易和投资的逆差形成这个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既然是经常项目逆差国，这个国家一定是资本项目顺差国。朝鲜大概是没有经常项目逆差的，因为没有人肯借钱给它。它想有经常项目（贸易项目）逆差也达不到。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本的不断输入，国家国际投资头寸表（NIIP）上的净负债也在不断增加。这就是一个年轻债务国的国际收支结构的基本特点。

图1^[2]可以直观、形象地说明这六个阶段，图中的数字都是对GDP的一个比例。我们用最上面这水平条线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投资率。为简化分析，假定这个国家的投资率是给定的，为GDP的30%。在初始阶段，它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以后储蓄率逐渐提升，到达某一阶段时，储蓄率将会等于投资率。而此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它的储蓄率将高于投资率。但当该国进入老龄化阶段之后，储蓄率又开始下降，并最终低于它的投资率。这是国内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

与国内的投资和储蓄之间关系相应的是它的国际收支状况。图1中蓝色波浪线同水平线之差表示的是经常项目差额。这个差额同上面表示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是一致的。这里的经常项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这两条红色虚线与水平线之差，分别代表了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差额。在第一阶段，该国处于贸易逆差区。但随着经济增长，贸易逆差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投资收入项目也是逆差，但逆差是不断增加的。在这个阶段，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两者均为逆差，但是变动方向不一致。两种相加形成的经常项目逆差是逐渐减少的。在其他阶段的贸易项目、投资收入项目和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过程不再一一赘述。在这里没有讨论误差与遗漏以及外汇储备变动，因而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3]并未直接出现在图中。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与一般国家的差异

一般国家国际收支结构银行的路径同克劳瑟模型是一致的。以泰国为例，数十年来，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它的经常项目一直是逆差。与此相应，在同一时期，它一直保持着资本项目顺差，外国资金不断流入泰国，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1997年－1998年，由于金融危机，泰国不得不实现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储蓄、减少投资，由贸易顺差转变成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由于国际资本突然停止流入，资本外流和外逃十分严重，资本项目顺差变成资本项目逆差。由于“双逆差”，泰国外汇储备损失殆尽。金融危机之后不久，泰国国际收支结构又恢复到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泰国的情况同东亚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大体相同。

 日本的情况对当今的中国更具有参考价值。日本可以说已经经历了克劳瑟六阶段中的前五个阶段。早期日本同泰国这样的国家是一样的：有经常项目逆差，大量外资流入为贸易逆差融资。2005年到2011年，日本国际收支结构进入第四阶段，成为年轻债权国。这个时期日本的投资收入达到11.4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它的贸易顺差为10.4万亿日元；贸易和投资收入为顺差，经常项目也就是顺差。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日本的投资收入顺差已经大于贸易顺差。长期的海外投资终于修成正果，从海外净资产中获取的投资收入已经超过它的贸易顺差。

 2011年之后，日本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更值得我们关注。日本是一个出口竞争力很强的国家。我们一提到日本贸易，就说它是贸易顺差国。其实日本在2011年之后的大部分年份都是贸易逆差，但是它的投资收入顺差大于它的贸易逆差，因而依然是经常项目顺差国（资本项目逆差国）。换言之，尽管日本通过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已经下降，但是它过去经年累积的海外投资的收入完全可以满足它的进口需求，而且还有剩余。这种状况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说的“食利”。这种“食利”能力的形成，是其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演变的结果。这种“食利”能力对于防止老龄化社会国民收入水平显著下降具有重要意义。

                           图2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同一般国家不同

一个国家到底是资本输入国还是输出国，只需要看一个指标：这个国家有没有经常项目顺差。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第一个特点：从1990年开始（1993年除外），中国一直都是经常项目顺差。换句话说，当人均收入只有400美元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第二个特点：尽管中国开始起飞时就成为债权国，几十年来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在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的投资收入基本是负的。我们把钱借给了别的国家，不但不能从它们那里收到利息，反而要向它们付利息。第三个特点：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在最近这几年并没有随着经常项目顺差的积累增长，反而减少了。好比我天天到银行存钱，几年后突然发现我在银行的存款根本没有增加。可见，中国的情况与标准的模式完全不同，中国难以归入国际收支结构变化标准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的问题

        图3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长期双顺差——外汇储备的积累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的存在说明：尽管中国的开放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但中国资源的跨境、跨时配置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这些不合理之处应该尽快消除，否则中国经济将伴随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而丧失动力。

 国际收支结构不合理的五方面问题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穷国把钱借给富国。R.登布什指出，对于一个贫穷国家而言，不是把资本的流入（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用于国内投资与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而是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所出售的股权（=FDI流入）被转化为美元债券。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长期以来的外汇短缺和西方国家的不信任，中国确实有必要积累一定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在“创汇经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第二，高“息”借来的钱，低“息”借出去。J.威廉姆森认为，“引资国家应该把引入的资本转化为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换言之，引入外国资金的目的是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利用外国资金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和管理技术。而中国作为第三大引资国家（FDI），从总量上看，引入的外资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了。

 第三，穷国在把钱低“息”借给富国的同时，高“息”向富国借钱。“双顺差”在上述两个特点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其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4]。双顺差的含有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通过贸易顺差所获得的外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同时，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取得股权和债券资金，以购买进口商品和劳务。更直白地说，中国是一方面以高成本从美国等国家“借入钱”（引入FDI和借外债等），另一方面，再把借来的钱以很低的收益借回给人家（买美国国债）。为什么不能将出口挣来的外汇购买资本品、技术和管理能力呢？在某些情况下，资本品、技术和管理能力是买不到的，必须通过合资和独资的形式引入。但在更多情况下，出现双顺差是政策扭曲和制度扭曲的结果。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维持双顺差（新加坡可能是仅有的例外），而像中国这样在长达20年期间维持双顺差的情况则是绝无仅有。

 第四，跌入“美元陷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克鲁格曼曾说过：“美国从金融危机开始欠下的大约5万亿美元的债务，以及之前累积欠的更多债务，不必很快还清，甚至根本还不清。”他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中一个答案是，想办法减少债务的实际价值。是的，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债务人过去过剩借款的奖励，但是经济不是道德剧。”[5]克鲁格曼还嘲笑中国一不小心掉入了“美元陷阱”。我记得他还说：没人强迫你买美国国库券啊！而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假如你欠银行4万英镑，你将受银行支配。一旦你欠银行400万英镑，银行就将受你的支配。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主，难道我们不担心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资产有朝一日会化为流水吗？

第五，名义上的债权国成为实际上的债务国。豪斯曼指出，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债务国，但投资收入历年都是顺差。换言之，债务人不但不向债权人付息，而且要从债权人那里收取利息了。因而，美国是实际的债权国。

中国的情况恰好是美国的镜像反映。通过20余年的“双顺差”，中国累积了以美国国债为主的近5万亿美元的对外资产和近3万亿美元的对外债务。换言之，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净对外债权。如果利息率为3%，中国在2011年应该有投资收入近600亿美元，但中国的实际利息支出是270亿美元。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转变（见图4）。

图4 中国的净资产和中国的投资收入

黑色曲线是中国的净资产，蓝色曲线是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红色曲线是中国的投资收入。图4显示，尽管我们年年都在输出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海外资产，但是红线基本上都是在零线以下，即投资收入几乎年年都是逆差。2013年第四季度逆差曾达到600亿美元。

为什么我们拥有净资产，却无法得到正的收益？这同我们的投资和引资结构有关。FDI在中国的回报率非常高（这本身不一定是坏事）。2008年，美国大型企业研究会调查了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回报率。结果是：平均回报率为33%。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在华的2万多家企业（包括欧洲国家和日本）做了调查。这些企业的平均回报率是22%。而当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收益率仅为2%和3%，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还出现过负值。非居民在华资产（即中国海外负债）收益率同中国海外资产收益率相差近十倍。尽管我们是净资产国，我们的投资收入却为逆差，这就再自然不过了。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既然中国国内投资回报率（FDI回报率）大大高于中国投资于美国国库券的收益，资源应该向国内投资方向转移。然而，这种转移并未发生。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说明中国存在严重的市场扭曲和政策扭曲。

第六，不但收不到“利息”，“本金”都下落不明了。最近，我们注意到自2011年以来，尽管中国积累了近1.8万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但我们的海外净资产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按照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NIIP），给定时期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应该等于同期海外净资产的增加。这就像我们年年到银行存钱，原来只知道得不到利息，反而要向银行付利息。现在却发现本金都没有了。我们的钱到哪里去了？至今并没有有关方面给我们做出任何解释。

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深忧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正处于克劳瑟国际收支演进的第六阶段（债权处置国），日本处于第五阶段（成熟债权国）。中国似乎处于第四阶段（年轻债权国），但又不是。因为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应该保持投资收入顺差，而中国却一直是逆差！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演进的一系列特点说明，中国资源的跨境、跨时配置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

造成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畸形的原因

造成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畸形原因非常多，这里集中讲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汇率缺乏灵活性；第二，2010年之后，我们的资本项目开放过急过快。自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消除这种压力有两条基本路径：让人民币升值，或通过某种政策组合增加消费和投资（本来已经很高了）来吸收储蓄。人民币的迅速升值（或完全放弃对汇率的干预），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上升。随着人民币资产美元价格的上升，市场预期（继续升值还是不再升值）将发生分化，热钱将停止流入。与此同时，经常项目顺差也会减少。这样，外汇储备将会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也将得到改善。然而，由于许多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人民币迟迟不能同美元脱钩、迟迟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人民币的升值。在高回报率和升值预期驱使下，从2005年起，大量的资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资产泡沫兴起。在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十年间，有大量旨在套利、套汇的钱流入。为了抑制人民币的升值，中央银行则大量买入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中国短期海外负债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是中国以外汇储备为主的海外负债更为迅速的增加。面对这种局面，如果人民币迅速升值，甚至一次性升值，并继而实现汇率浮动，热钱流入就会得到有效抑制。相反，缓慢升值的政策则使升值预期长期化，热钱就会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从容流入。事实上，热钱流入中国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抑制热钱流入的另一个办法是加强资本管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由于资本管制，热钱跨境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同时我们还采取措施抑制房地产和金融泡沫，使风险得到相应的控制。但热钱流入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2010年以后，在汇率制度改革尚未取得进展之前，中国开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许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实施是以资本项目自由化为前提条件的。在存在强烈预期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为热钱流入中国打开了大门。热钱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流入、流出中国的金融市场。2012年以后，政府推出进一步加速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政策，遏制热钱跨境流动的最后屏障几乎被打破。

热钱流出导致国民财富损失

2010年起，金融市场流行一句话，“世纪的盛宴”，即套汇套利交易的投机资本在中国享受了一场盛宴，世界上还没有碰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套利、套汇交易的第一步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资产。尽管人民币资产升值了，“套息交易”参加者为了实现“套息交易”获得的利润，还必须把手中的人民币资产卖掉，换成美元汇出中国大陆。

2014年，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资本项目逆差超过经常项目顺差，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国际收支逆差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项目中直接投资以外的资本外流。资本项目（严格说是“金融与投资项目”）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项：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资本项目之所以为负，主要是因为“其他投资项目”。“其他投资项目”又可以细分为：其他股权、货币与存款、贷款、保险与养老金、贸易信贷和其他应付款。2014年以来，“其他投资”项目逆差是造成资本项目逆差的基本原因。在2016年，直接投资的逆差成为我们资本项目逆差的重要原因。

货币与存款项目下资本的外流有两种主要方式。一个就是中国的居民增持美元存款，增持美元资产意味着资本的流出。另一个是原来香港居民减持人民币存款。本来他们持有大量的人民币存款（央行发行的借据），现在他们不愿意继续持有人民币存款了。当他们抛售人民币存款、而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买回这些人民币时，资本就流出了中国。贷款项目下的资本流出也是如此。过去有相当多的企业赌人民币升值，由于海外的融资成本比较低，企业相继借了大量的美元债，这就意味着资本的流入。现在发现人民币要贬值，这些企业又提前加速偿还它们的美元债务，企业偿还美元贷款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表现为资本的流出。贸易信贷项目下的情况也类似。

在资本流出导致国际收支逆差时，如果央行通过干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会给中国国民财富造成损失。从理论上说，这种损失是可以计算的。例如，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1时，非居民预期人民币升值，用100美元购买700元人民币。与此相应，央行外储资产和负债分别增加到100美元和700元人民币。两年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到6:1，这时非居民预期人民币贬值，开始平仓。他们用700元人民币购买116.67美元后撤离中国大陆。此时，央行外汇储备资产和负债分别减少116.67美元和700元人民币负债。外资这“一进一出”，在负债不变的情况下，央行的外汇储备就减少了16.67美元。从中国海外资产－负债表上看，中国的海外负债减少了100美元（原本流入的热钱），但海外资产却减少了116.7美元，热钱流入再流出的结果，使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减少了16.7美元。这16.7美元就是中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

不能把外汇储备减少统称为“藏汇于民”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外汇储备减少是“藏汇于民”。这个说法非常具有误导性。如果中国外汇储备的减少等于中国海外民间（非政府）资产的增加或者是中国海外负债减少的量之和，这从恒等式上讲可以说是“藏汇于民”，但是必须要看因果关系。如果外汇储备下降是居民随收入提高而增加外币资产配置的结果，外汇储备的下降确实可称为是“藏汇于民”，或者是想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过去我们建立主权基金，把钱拿给银行注资或者是采取某些方式使大家能够更好地使用美元，提高投资收益率，这自然是“藏汇于民”。居民为了旅游、为子女海外留学换汇，也可算是“藏汇于民”。而现实情况更多的则是海外投资者套利平仓，做空或者是获利平盘，或者中国居民和企业资本外逃，而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动用大量外汇储备，在客观上则是为这些平仓者、平盘者和外逃者提供了相对廉价的美元（人民币计价的美元）。在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下，套利、套汇的投资者和出于种种目的希望转移资产的人，趁人民币还未进一步下跌而迅速把人民币资产转换成美元资产汇出。换成美元、离开中国的那部分资产中的相当部分，已经同中国没有关系。尽管这些资产持有者中有许多人仍然持有中国护照，但他们的资产不会记录在中国海外投资头寸表上，他们的这些美元资产完全谈不上是“藏汇于民”。这样的外汇储备下降，不能笼而统之地称之为“藏汇于民”。改变修辞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

 从学理上，在干预外汇市场抑制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意味着“藏汇于民”，似乎可以有三个衡量尺度：第一，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是否减少了；第二，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是否恶化了（将导致未来投资收入的减少）；第三，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是否恶化了。以这三条尺度衡量，至少外汇储备减少中的相当大部分不能称为“藏汇于民”。例如，如果外汇储备的减少并未导致中国非官方海外资产的相应增加和（或）中国海外负债的相应减少，外汇储备的减少就不能说成是“藏汇于民”。我们知道外汇储备减少了8000亿美元以上，如果是“藏汇于民”，这8000-10000亿美元的减少必须转化为非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或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我们大致知道，近两年来中国居民的美元存款增加多少（这是非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减少了多少（这是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我们也大致知道中国企业偿还了多少美元贷款（这是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增加了多少海外投资。但是，从正式渠道获得的统计数字远远不足以说明：在最近两年中，中国所消耗的外汇储备已经转化为中国海外非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和海外负债的减少。不可否认，居民换汇的急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值动机。这种动机本身无可非议。但必须看到，央行提供外汇满足了这种动机，这意味着央行承担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风险。

 可以说，“藏汇于民”的说法不仅有悖公众的直觉（“套息”者的胜利大逃亡、企业出于不安的资产转移），而且也得不到理论和统计数字的支持。例如，如果外汇储备资产的减少真是“藏汇于民”了，中国在最近几年经常项目顺差的累积应该等于同期中国海外净资产的增加。但统计资料却不能说明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

表1国际投资头寸表与经常账户变化（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说明：按定义，给定时期内累积的经常项目变动应等于该时期净资产（国际投资净头寸）变化。

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累计额计算的中国资本净输出额，从2011年一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约为1.28万亿美元。理论上讲，中国海外净资产的增加量也应大致如此。但这几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124亿美元。[6]钱到哪儿去了？这是难以用技术性因素解释的。

我们应该担心什么

日本自2011年以来连续出现贸易逆差，但是日本的巨额投资收入顺差，使日本保持了经常项目顺差。由于“年轻”时在海外的投资，日本积累起来大量海外净资产，在“年老”时可以享受“年轻”时所带来的投资收入，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并未因为贸易逆差的出现而下降。中国被归入年轻债权国范畴，虽然中国20多年来一直在大量输出资本，早就积累近2万亿美元的净海外资产，但中国却一直保持投资收入逆差。更糟糕的是，尽管中国依然在大量输出资本（经常项目顺差），但这些输出的资本并未形成相应的海外净资产。以后，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在未来10年、20年、30年后，中国能否像日本一样，在“年老”时享受“年轻”时所带来的投资收入？随着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中国的贸易顺差将转化为贸易逆差。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海外资产的保值、增值，不能从我们的海外净投资中获取相应利益，我们收入水平就会下降，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那时候，我们出口换来的外汇就不能用于购买商品、购买知识技术以改进我们的生活。只能被动偿还债务和利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性就将丧失。

人民币汇率弹性亟待加强

我们已经指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畸形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让汇率自由浮动，就只能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2016年以来，央行大大强化了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资本管制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对正常的贸易、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作为一种价格信号，汇率变动对资本流动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增加汇率弹性可以分担资本管制的压力。我们的汇率越是灵活，能够对市场做出反应，我们对于资本管制的要求可能就越低。

汇率浮动是改善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手段

综观过去十几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畸形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

当存在升值压力的时候，让人民币升值可以遏制热钱流入，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当存在贬值压力时，让人民币贬值可以推动出口，抑制热钱的流出。汇率和价格是一样的，可以起到市场信号作用，帮助实现资源自由配置。让汇率在合理的水平双向波动，有助于资源的跨境、跨时分配。如果汇率浮动过大，央行应该干预。当汇率出现长期贬值趋势或者长期升值趋势，干预无效往往会造成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严重扭曲。

我们主张让人民币汇率浮动还有一个理由：在目前内需不足、且人民币处于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贬值对经济增长有益无害，至少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坏处。

中国的汇率制度，按照IMF的说法，是“类爬行安排”。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9个成员国中，仅有17个国家实行这样的制度安排。其中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或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其他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浮动并不完全排除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但这种干预应限于熨平汇率波动，而不是持续、单向进行的干预。

克服“贬值恐惧症”

为什么我们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来保持汇率稳定？听到最多的理由是：一旦不干预，贬值会失去控制。其实，从抗跌性因素分析，中国是最不应当担心汇率浮动的国家。中国有经常项目顺差，有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世界上最高的外汇储备。当汇率真的出现失控的可能性时，我们还有资本管制作为最后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的贬值又会如何？对于贬值可能造成的问题，罗格夫特别强调四点：一是银行货币错配，如果贬值，对银行打击很大。但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中，外币的比重很低，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是企业如果有大量的外债，会陷入债务危机。中国企业债务极高，但是外汇债务仅占百分之几。我们应该担心企业的债务问题，但不用过于担心人民币贬值对债务的影响。第三是主权债问题，中国的主权债数量有限。第四是通货膨胀，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还不算严重。

上述四个问题，在中国基本不存在或不严重。因而，第一，人民币不可能大幅度的贬值：第二，即便大幅度贬值，对中国的冲击也有限：第三，即便它大幅度贬值并威胁到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我们还有资本管制这个最后手段。

善用外汇储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于外汇储备的损耗变得无所谓了。外汇储备本来就是要用的，甚至认为，减少外汇储备不正是我们所求之不得的吗？

外汇储备基本有以下几个功能；1.提供必要的流动性；2.熨平汇率波动；3.以备不时之需;4.抵御国际投机资本攻击；5.“泊车储蓄”。显然外汇储备具有不同用途。因此，外汇储备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使用。

对中国来讲，外汇储备的一个特别突出的功能就是充当国民储蓄的载体。澳大利亚著名的经济学家M.科登把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库券称为中国的“泊车储蓄”。长期以来的高储蓄和重商主义倾向的结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确实过多；我们也主张把相当部分外汇储备用掉，但关键是如何用。外汇储备的使用必须有助于资源合理配置，必须增进中国的国民福利。过去中国政府所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减少外汇储备，例如设立主权基金、向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在人民币升值期间，我们曾经建议财政部发售国债或者金融债筹集资金，再用这笔钱向央行买外汇储备，最后通过财政部预算的渠道使用这笔外汇资金。如何合理使用已有外汇储备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不少经验可资借鉴。

理论上讲，在人民币处于升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增加。反之，在人民币处于贬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减少。如果我们一方面希望尽量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希望减少外汇储备，我们就只能绕开外汇市场，设计直接使用外汇储备的途径。

总之，外汇储备的使用应该是改善、而不是恶化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通过动用外汇储备，单边、持续地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人民币汇率，是一种不明智的政策。

结束语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业已取得巨大成功。然而，为了获得这种成功，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代价将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存在不少严重的不合理之处，而“汇率变动恐惧症”是造成这种不合理之处的重要原因。

经过两年的震荡，中国资本外流的趋势已明显缓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也随之减轻。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贬值压力还可能重新回升。无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趋势如何，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币汇率，从缺乏弹性到自由浮动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希望有关方面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已经拖延的太久的中国汇率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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