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如今已是大概率事件。崛起，对于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复兴的再现。此次的独特则在于，中国崛起的背景不是东亚，而是全球。
超越1840年以来一直挨打、挨饿、挨骂的国家命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扬眉吐气之时，中国人还是要保持如临深渊的常惕之心。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上准确定位，是中国复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
天下三分是世界大势
从大历史角度看，人类自诞生起，就或急或缓、或直行或迂回地行进在通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道路上。人类社会自血亲氏族开始，从部落、村社、市镇、城市、王国、国家，由近及远、从小变大，由疏离变密切、进而相互融合，如今已经达到以主权国家为人类共同体基本单元的阶段。
1500年以来，世界逐步被纳入到以资本积累为终极目标的世界体系之中。自2008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趋于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面临总体性危机。美式全球秩序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联合国和盟国体系，都不同程度受到损毁，全球超级强权美国和美国模式遭到巨创。欧盟代表的莱茵模式与美国模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大西洋核心圈一分为二，传统西方和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趋于裂解。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和中国模式崭露头角，带动亚太区域的整体性崛起。新中心的出现，推动世界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
旧的世界秩序进入分崩离析，但以往由新兴帝国取代衰落帝国的现象并没有出现，霸权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传统，正在被多中心的现实所改变；单一国家中心的更替，被权力的分享所创新。2015年，欧盟28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5%，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北美经济圈包括美加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东亚国家通过10年整合，初步形成了东亚经济圈，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4%。从经济空间的视角看，世界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经济圈，三个经济圈占到世界经济的75%，世界力量格局出现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由此看来，在美国霸权之后，将不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呈现多极化的力量格局。
天下三分改变了世界权力的空间结构，还催生了世界性质的变化。由一变三，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已然破局。老子的《道德经》写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三分的“三”，正是三生万物的三。这个“三”，具有哲学意义的“多”的意涵。三分天下，是多样性哲学的体现。天下三分，不是仅仅指走向美欧亚或中美俄，完全可能多出现几家或几个圈。它反映了世界正在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意味着人们将面临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人类社会由各自平行发展的“大分之世”，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统之世”，再到多模式并存的“大争之世”，这三世观可简略勾勒人类社会由分趋合的全球化进程。如今的天下三分，只是漫长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与形成，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并不具有线性的必然性，而是历史与现实、力量与精神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未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竞争，将超越国家间的竞争。天下三分的世界，将是多样模式竞争的大争之世。大争不是绝对排他、重归于一的对抗，而是多样性的竞赛。抓住未来世界发展的多样性特质，真正把握历史的大趋势，才能在变化的世界上为中国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必须要顺势而为
面对天下三分的世界大势，中国的复兴必须要顺势而为。无论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还是拥有13亿人口的当代国家，中国在多样化的世界上都应拥有一席之地。中国复兴的战略目标应是“三居其一”，也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多样模式有其一。务求其一，也甘于其一。中国不试图统治主导世界，不谋求全球霸权，既不会、也不愿承接美国成为另一个帝国。
中国对新道路的成功探索，来自人民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国所求的“一”，就是中国道路和模式将成为与美、欧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并存的一种模式。这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发展和边缘地位的模式，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成功模式之一。
在多样性的世界上，中国要保持国家的主体性和文明独特性，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推进世界多样化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中国古老的发展观，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与泛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互动影响，形成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洲域型命运共同体与传统盟国体系的资本增殖体不同，是超国家的共生体。它不是中国模式扩展的一体化，而是揉碎了你我、重新调和的区域再塑。与具有排他基因的一神教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一向包容与多元，历史上形成儒释道共存的中华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模式的生态和思想困境，提供新的选择方式。
基于自然禀赋的局限，也基于规模效应，更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区域。三分天下要取其一，不进取无法实现。不居其一，难以支撑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在“大争之世”立足。然而，知行还须知止。三分天下时要取其一而足，守住自己的一，就是守本，在多样性的世界上就有了根基。不甘其一，枉想、枉言、枉行去一统天下，结果必然伤本。持中守本，方为大道。
从世界角度来看，三居其一符合文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趋势，是全球化在新时代的新体现，不求以单一模式替代其他模式，这有利于创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三居其一不是扩张性战略，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洲域化合作，超越资本的全球一体化。中国的一，是基于有限资源、通过广泛合作获得世界性地位，其中蕴含着追求大同的理想和知止不过的智慧，是我们在全球巨变时代的处世之道，是对多样性世界的适应性选择。大战略的要义，在于匹配国家的目标与能力。在危机正酣、沧海横流的时期，三居其一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
泛亚共同体：中国的立身之所
从地理学的视角看，亚欧大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整体板块。在诞生于19世纪末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泛非”、“泛亚”与“泛欧”、“泛俄”、“泛美”等区域一道，形成了对世界空间的大致划分。泛欧地区是世界的中心地带，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察结果，被固化成沿袭至今天的地理话语和地缘政治现实。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化之后，亚洲地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在近几十年里，东亚国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机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规模超越曾经是亚洲领头雁的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新动力。然而，从全球角度衡量，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当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即使是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也只是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亚洲国家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通过合作来增强自己。
运用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经验，来推动当代亚洲的合作，是中国领导人依据亚洲历史和当代需求提出的重要设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区域体系，绝不只是一条贸易线路，或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光纤等基础设施网，或是形成各种通路、联系带、经济走廊、大陆桥，甚至也不止于结成产业链、经济圈、文化带、共同市场、安全区，而是要构建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互利合作、彼此认同的区域共同体，也即“泛亚共同体”。
所谓“泛亚共同体”，是指一个超国家的洲域性合作的组织形态，即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地区国家，以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为目标，通过相互合作和相互认同，实现互利共赢的洲域组织。它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一个容纳40亿人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共同体。
“泛亚共同体”具有开放式的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英国时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从这一精神出发，“泛亚共同体”的基础空间范围，应该能够包括“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大区域，应涵盖亚欧非大陆及相邻海洋区域的所有国家。泛亚共同体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涵盖亚欧非洲的广阔区域，更在于此区域的“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这种开放性使得“泛亚共同体”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盟国体系，而是通过自愿合作趋向于相互认同的超国家组织。
“泛亚共同体”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是分布式结构。“泛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一律平等。在泛亚共同体中，可包括许多次区域合作组织，如东盟、南盟、海合会、非盟；也可以涵盖多领域的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亚信组织等。不同国家、区域板块、各种组织在“泛亚共同体”中可以交叉、重叠，这意味着“泛亚共同体”会有宽松氛围和更高的舒适度。
与其他共同体具有相对单一的文明背景不同，“泛亚共同体”是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覆盖的地域具有丰富甚至是堪称复杂的文明背景。作为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过程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缓解不同国家、民族及文明间的矛盾，化解文明冲突。
“泛亚共同体”是平等相处的国家间合作组织，相互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影响，而是双方乃至多方的互动。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形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社会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再造。互动推进重塑，在一定意义上“泛亚共同体”是互动式的社会再造工程。
“泛亚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欧盟在相近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单一的文化背景下，经历了50年的发展才基本形成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目前还受到全球危机的政治冲击而被摇撼和质疑。泛亚区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巨大，“泛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必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推进将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构建新时代的仁智体系
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也即“大国仁而小国智”，以此大国可保天下，小国可保国家。这一思想与“厚往薄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共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文明之间上千年的大体稳定。
在政治多样性竞争的框架中，亚洲传统的“仁智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均势体系”的东方智慧，在远大于欧洲的区域中维持了长期的秩序和稳定。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东亚的“仁智体系”被摧毁瓦解，亚洲也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由此陷入主权国家间锱铢必较的无序竞争。世界坠入了“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普遍困境。
如今，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的全球竞争中，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军备竞争成为全球现象，越来越多的军费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全球成为一个大的火药桶。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失序的世界正进入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东方式的 “仁智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泛亚共同体的成形，正在显示出现实价值。“大国仁而小国智”，是大国要讲道义，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大国之间要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要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则要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要有正确认识自身力量和利益的智慧。在泛亚共同体内部，应该构建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仁智体系”，以形成“相互尊重、共在共生、共同发展”的秩序，保障泛亚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发展。
在“泛亚共同体”的建设中，中国应该有战略定力。因为中国是这个区域之内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独立金融体系、自主内政和外交、完整科研和教育体系、足以自保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国家综合能力和力量结构奠定了中国在亚太区域的核心地位，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学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避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主导权之争。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进步不在于对既往的淘汰或替代，而在于引入多种文明的丰富，是对环境变化及人心成长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影响或改造，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通过互动调适、彼此重塑的过程。中国曾经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却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时代，在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社会革命之后，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工厂”。中华文明在历史和未来的使命，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建立公平、公正的区域与世界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不求构建“中国的太平洋世纪”，而是要追求“亚太人民的亚太”，实现让亚太地区人民共享地区发展成果。这是与全球多极化相呼应的区域战略。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国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变化提出的适应性变革。这一内外兼修的变革，是中国的国家生态的进化。要想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关键在于掌握变化的节奏。面对虎狼世界，中国不能学宋襄公式的“仁义”，要适应丛林法则，必须要强而有力，不让列强、宵小萌生觊觎之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濒临瓦解、模式角逐的大争之世，中国要奉行“合作最大化”的原则，促进区域共同体发展，以菩萨之心普渡众生。当然，在任何时候，国家实力都是国家意愿和行动的基础。当菩萨，也必须要有真法力，不然就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坚持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符合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当代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中国的复兴大业。“不可胜在己”，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危机的波澜起伏。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需要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制度化地控制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能，促进资本的驯化与进化。为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对全球性资本，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需要通过长期互动，才能在彼此间产生认同感，才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和NGO，重要的不在于组织的具体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对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保持包容性，同时，也要抑制极端行为，不使其损害人类整体、阻碍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趋势。
历史是非线性运动的湍流，湍流也有趋向，而不是无序的布朗运动。人类共同体不是简单地追求一统，而是以人类文明自身的丰富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求得个体与集体的均衡、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实现多样性、丰富性与共同性的对立统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和而不同，谓之大同。对于区域共同体，结构决定存亡，体量决定命运。
（编辑 王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