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很好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前置绿色发展的理念，不能再重复过去盲目开发，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时势使然，也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场及时雨。

乡村环境污染不容忽视

近年来，公众高度关注国内大中城市的雾霾，其实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但这些地区的很多农村也负担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废渣废气、生活废弃物、畜禽养殖排放废物和农村面源污染等。水体污染在农村环境污染中显得尤为突出，直接威胁着农民的身体健康。

在大中城市，环保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排污标准较高，监管更为到位，一些排污大户就转移到监管力度较弱的农村去，大肆偷排漏排，那些承接了落后产能的农村地区，其空气质量和水质自然迅速恶化。

一般情况下，农村的居民点较为分散，其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的半径要远远大于城市地区，处理成本也比城市高，而且大多数农村的财政能力不如城市，所以不少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难以得到妥善处理，随意堆积在河道、湖泊、池塘边上的现象颇为常见。

除了看得见的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也同样严重。水利部于2016年初发布《地下水动态月报》，披露了2015年对全国各地2103口地下水水井的监测数据。结果显示，80.2%的地下水无法饮用。水利部统计，2015年中国农村仍有约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超标。一方面，如果用受到污染的水来浇灌农作物，就会给所有国民的食品安全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只求数量、不重质量的农业生产模式，还消耗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也让我国的农业生产变得不可持续。

到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获“十二连增”，总产量突破1.2万亿斤。这个成绩很了不起，但我国粮食高产的代价也异常沉重。我国化肥产量和消费量均占全球总量的1/3以上。过量施用化肥已成为我国农业的软肋，不但浪费了不可再生的煤炭、磷矿等能源和资源，同时也加重了国内对硫、钾的对外依存度，还造成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和江河污染。2010年，环保部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提到，如果用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来衡量污染源比重的话，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最大的污染源。

另外，我国每年180万吨的农药用量，有效利用率竟然不足30%，多种农药造成了土壤污染，甚至使病虫害的免疫能力增强。我国化肥、农药的滥用不仅仅威胁到餐桌的安全，还对生态造成破坏。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严重依赖化肥、农药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必须改变的，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农民转向生产优质、高价的有机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在条件合适的乡村推广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当地自然生态的恢复，还能够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帮助农民增收。

环境污染恶化趋势开始扭转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渐深入，近年来我国农业在发展模式上正在悄然转变，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性。截至2017年底，我国农药使用量已实现连续3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呈现零增长。

另外，水利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用水总量较2015年略有下降，用水效率进一步提升，用水结构不断优化，水质状况总体有所好转。用水总量下降与华北地区改种低耗水的农作物也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等农业科技大国巧妙选择不同农作物的种类搭配，不但实现了节水、土壤修复，还发展了观光农业。这无疑值得我国有意发展生态旅游的乡村借鉴。

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河长制”在全国推行，我国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已有近27万名。鉴于“河长制”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湖长制”也应运而生，湖北、浙江等省已经先行先试。“河长制”明确了河流的监管责任，对河流水质的改善功莫大焉。现在，“林长制”已在安徽省取得不错的效果，国家林业局将在总结安徽省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实行“林长制”。

在生态宜居方面，眼下各地大力推动的“厕所革命”的确帮助农村居民改善了环境卫生条件。农村的“厕所革命”除了改善卫生条件，还改善了村容村貌，有利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期待在粪便无害化处理的前提下，有条件的乡村可发展生态厕所，推动人畜粪便还田，既可恢复土地肥力，又能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目前主要采用集中清运、统一填埋或焚烧方式。这种垃圾处理方式的优点是见效快，有利村容整洁，但长远看还是要发动农村现有闲散劳动力，实现减量、分类、资源回收、循环利用。

需要警惕的一些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气势恢宏、布局深远，让许多人信心倍增，有志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笔者身边有不少朋友将资金投到农村，但这却令人喜忧参半。

喜的是资金下乡，这对乡村发展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令人担忧的是投资者的动机，有些人并非真想振兴乡村，而是跟风下乡，巧立项目，搞房地产建设（比如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建别墅），跑马圈地，开而不发。最后，给乡村留下一片片抛荒的农田，一群群失地的农民。

其次，一些投资者不顾绿色发展的要求，将落后产能带到乡村，或者环境治理措施不到位。例如，建一个大型的牲畜养殖场，但让牲畜粪便直排到江湖河海，给乡村带来更多的污染。

还有一种担忧是建设者硬干、蛮干，好心办坏事。脱离本地实际，找不到乡村特色，缺乏整体布局，没有长远规划等，都是常见的“坑”。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但一些投资者完全不顾及乡村周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突兀地造出一个极不协调的西洋或“后现代风格”的农场、别墅、游乐场等项目。这些建筑和设施割裂了当地文化传统。类似的做法还有铺进口草皮，或从外国移植一些水土不服的景观植物，既让风景不协调，甚至还破坏生态平衡，给当地带来外来入侵物种。

另一种担忧是乡村旅游投资者审美品味不高，却不懂装懂。一些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似乎很注重传统文化，却在一些名胜古迹周边大兴土木，用钢筋水泥建起一堆仿古的伪文物，喧宾夺主。开发者自以为是在复兴传统文化，其实画蛇添足，破坏了乡村的本原面貌，大煞风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败兴而归。

中国有灿若群星的千千万万个乡村，每一个乡村都有属于她自己的记忆、禀赋和性情。振兴乡村，建设宜居、美丽的乡村，呼唤更多这样的人才——他们既有守护故土的情怀，也有扶助贫困的智慧，还有绿色发展的觉悟。不过，他们更需要坚定持有对家乡美的自信，而这往往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编辑  杨利红）

通常我们听到的说法是“以企业为龙头”，但是我今天想讲的是“以集体为龙头”，讲的是贵州大坝村的案例。我曾经以一个东北调研的案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组织农村，还是资本组织农村？那个调研案例令人感到压抑。而贵州大坝村的案例则让人振奋。这两个案例都是近5年来的事情，恰恰说明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矛盾。

贵州大坝村的5年巨变

    照片中的这种土房在2000年前的大坝村是常见的，而现在的大坝村已经彻底改变了。大坝村这个案例的意义在哪里？简洁地说就是集体成为龙头，农民成为主体，乡村振兴有望。5年前，大坝村是贵州二级贫困村，和许多村庄一样，大多数村民的生计来自微薄的小农农业和背井离乡的外出务工。5年来，依靠集体为龙头，大坝村发生了令人惊叹的翻身巨变，同时实现了如下目标。

    第一，大坝村实现了脱贫，贫困村庄、贫困农民如何实现脱贫，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经验。

    第二，以农民为主体再造“金山银山”，因地制宜，种植改良后的当地野生刺梨。

    第三，大坝村实现了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的历程，实践了全村、全民所有的生态农业，所有农户受惠。

第四，大坝村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摸索“三产融合”，在果树种植的基础上开发果品加工、建设酒厂；而它的绿水青山则吸引了四川等地的度假客，带动了当地的民宿和餐饮行业，因而一、二、三产业相互辅助。

这一切变化的物质基础是生态农业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就是保护金山银山，振兴乡村有望；它的组织基础是大坝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了必不可少的带头和统筹的作用；群众基础则是大坝村村民大会的支持。

大坝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

大坝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是省级贫困村，距离塘约村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2000年的时候，大坝村人均收入都不到1000元，大部分村民住的是泥巴垒的土坯房，好一点的屋顶是石板，差一点的上面只是茅草。2000年，大坝村开始有村民外出打工，2010年左右达到高潮，最多的时候全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在外边打工。这样的情况在贵州乃至全国的中西部都比较普遍。塘约村在合作化、集体化之前是“空壳村”，村民几乎都外出打工，“塘约道路”开始后，这个情况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同样，合作化后的大坝村，全村1542人中外出打工的减少到160多人。

    大坝村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它振兴的过程和要素。1996年以前，大坝村的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和水稻。1996年开始，大坝村也探索过一些“脱贫致富”的项目，镇政府也推动过一些项目，比如1996年镇政府推动种烟草项目，村民们冬季种油菜、夏季种烟草，可是因为土地少，烟草多年来种植没有轮作，作物多病，收入逐年降低。1998年村民也尝试种竹笙，但种植多了价格反而低了；后来还尝试过养牛、养猪、绿化苗等项目，也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却都遭遇亏损，没能持久。这也是我们在了解农村发展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2012年大坝村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起步，在村委会组织下，大坝村成立了合作社。与一些少数人参与的合作社不同，大坝村的合作社以全村村民为主体。全村（当时共有3个村民小组）158户中的120户都入了社。2013年并村后，合作社也力争全覆盖。

起步的契机发生在2008 年，当时一个本地的果树品种被大坝村的陈大兴书记看中了。大兴书记虽然话不多，但是他喜欢琢磨苗木，所以他种什么什么活。2008 年大兴书记开始试种金刺梨，这是将本地山上的野生金刺梨移植下山后进行人工栽培的品种。他带头尝试种植了20 亩金刺梨，2011 年开始挂果。一亩地种了74 株，每一株能产三四十斤，20 亩地的金刺梨果就卖了几十万块钱。

然而此前经历一次又一次“脱贫致富”的挫折，老百姓对于金刺梨的推广仍然持观望的态度。大兴书记首先尝试初见成果后，就开始在村委会里进行扩大试点，发动了12 个党员，把当地林场400 多亩烧荒的林地承包下来，种植金刺梨。与此同时经过推广会宣传，金刺梨的收购商们纷纷主动上门收购金刺梨。农民看在眼里，心动了。这时候村委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大坝村全面推广，召开村民大会，筹办合作社。在这期间，陈大兴书记慷慨地拿出自己卖苗木所得的一笔钱借给合作社作为启动资金。

合作社在2012 年3 月份成立，成立的时候合作社就要面对土地怎么流转的问题。土地流转谁来做比较好呢？他们很有智慧地在3 个村民小组中各选了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来主持流转的工作，跟大家充分讨论，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每天提方案，不对就重新讨论。土地经过丈量之后就流转到了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进行管理经营。2012 年全村120 户入社，入社土地达2300 亩。2013 年以后，另有3 个村民小组并入大坝村。果树挂果后销售收入分配的模式是：50% 分给农户，35% 用于支付购买原料和人工费等开销，15% 为合作社的公积金，用以发展村集体经济。部分农户负责为合作社管理金刺梨，他们除了50% 的分红收益之外，还可以获得每株12 元的管理费。我们2017 年夏天调研时，全村大部分土地已经入社。

很快，金刺梨种植规模扩大了，市场价格出现下跌，销路出现了问题。2015 年大坝村决定自建酒厂，加工金刺梨，延伸到第二产业。合作社自筹资金，村民出力，把一个老旧的烤烟房改造成小酒厂。2017 年，合作社又贷款9600 多万元新建了一个酒厂，预计新酒厂能消化大坝村所有的金刺梨，甚至还需要在周边收购，而且还将解决本村200 多人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大坝村的第三产业也是依靠集体做龙头。2012 年在筹建合作社的同时，村委已经在考虑筹划建设新小区，改善住房条件。2013 年由村委主持，全村宅基地全部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筹划，并按照3 万元/ 亩的标准补偿给村民，并利用政府“美丽乡村”项目和危房改造项目的契机，启动了新房建设。房子的设计是村委集思广益，发动大家给最美的房屋拍照，再找设计院设计，并根据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017年暑期我们调研的时候，大坝村已经完成了三期81座小区房的建设，第四期的20座正在建设中，造价每座在32万元左右。工程由一家四川公司承建，村委要求公司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建房的总体规划保留了原村民小组集中居住的格局。新房建好后在小组内抽签，村民抽到哪栋就住哪栋。现在全村有民宿接待能力的住房有80多栋，还有大约11家开农家乐（餐饮）。这里夏天比较凉爽，很多来自四川的游客都选择到贵州避暑度假。大坝村还有个村民小组是以合作社的方式来接待游客，提供餐饮服务。

大坝村的小区房不是一个形象工程，基本上不依靠政府的投入，而是农民自己筹款、贷款。贷款由村合作社提供担保，因为大坝有了集体经济，农户都有自己的金刺梨果园，依靠金刺梨的收入，农民能够在几年之内还清贷款。

大坝村的实践经验

    大坝村的探索产生了这样几条经验。

    一是找到了本地化经济发展的路子。金刺梨因为本是当地的野生果树，所以非常接地气。旱不怕，涝不怕，跟一般的刺梨品种相比还不怕虫。据估计，一批果树可以保持产出30年，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

    二是村干部试错在前、勇于承担风险。在市场条件下，重新合作化的起步首先面临资金和市场风险的问题。与塘约相似，大坝村的书记和村干部们担起了带头承担风险的重任。

    三是走生态化道路，坚持生态化种植。大坝村的果树种植完全不打药，靠人工来除草，肥料稍微用一些，基本上是生态的方式开展生产。   

    四是以农民为主体，注重公平。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坝村在如何安排合作社果树的管理上有很多大胆的尝试，其中有一些教训，但是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当大家把自家的果树都放进合作社统一管理的时候，如何保证效益和公平的问题？谁来负责管理？刚开始是每家都出一个人管理，到合作社上班，每个人工资2400元/月。后来又改变了方式，不断地尝试和探索。

大坝村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今天的中国，新集体经济仍然有生机。此前大家听刘庄、南街村这些集体村庄的故事，往往觉得它们虽然有优越性，但是今天的条件已然不同，它们的经验不可复制。但是大坝村的合作化、集体化是近5年来出现的，可供学习和借鉴。大坝村没有完全依赖政府的扶持，它有一个很好的基层团队，是一个具有内生性的合作化村庄，是新集体经济的一个案例。

要两条腿走路：理论梳理与实践倡导

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平台，把像大坝村这样的案例总结出来，推广出去。“乡村振兴”以谁为主体、以什么为龙头？可参考的案例在哪里？我们需要更多案例，需要各种各样激活农村内生振兴能力的案例。理论梳理是一个方面，实践的倡导是另一面，需要两条腿走路。

今天讲“乡村振兴”很有必要。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需要对“三农”已经出现的问题和瓶颈进行反思。“乡村振兴”就是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标。

二是因为长期以来，主流平台一提到农村现代化，常常把西方作为中国的参照、方向、榜样。但是美式或者西式的完全市场化、规模化、私有化的农业经营模式，私人农场经营者尽管有政府的高额补贴，同样面临着个人难以控制的风险。英国《卫报》2017 年12月6 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项调查研究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自杀频发已经使得农业成为美国自杀率最高的一个行业。美国农民基本都是农场主，尽管美国政府提供补贴，但农民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文章还提到，调查数据显示，法国每隔一天就有一个农民自杀，澳大利亚是每隔4 天有一个农民自杀，英国每一周都有一个农民自杀。可见，西方农业的发展模式并非宣传得那么风光，风险很大，前途也不光明。在农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放弃幻想，需要参照中国自己的历史资源和实践经验。因此，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探索、推广都很重要。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最近出现一种倾向，有关部门、企业和媒体只讲“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敢再提习总书记以往多次强调的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改革要求，甚至有种流行说法，认为“混改”和“公司制”要全面改变“全民所有制”国企性质，今后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将历史性退出中国经济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读。

正确理解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和地位。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所有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权意义上的人们之间关于物的权利关系，或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权利问题，而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者）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国家所有权形式，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的私有制基础上都存在过，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国有经济，与前者的性质根本不同。因为这种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以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劳动者与自己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而最终共享成果，体现着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平等经济关系。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不能离开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企业，才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最基本的载体，是构成一定所有制经济关系的细胞。没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支撑，就没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方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

正确理解国有企业与股份制、混合制的关系

今天深化国企改革，一个重要突破口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行“公司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取消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性质。按马恩观点，股份公司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资本家的企业那里是消极的被扬弃，而在劳动者“合作工厂”那里是积极的扬弃。所以社会主义完全可以积极利用。股份制、混合制不等于私有化，其性质关键取决于谁控股，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对于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由于控股权进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经济关系即所有制性质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国企通过“混改”，如果建立的是国资控股公司，那就可以实现由国家代表人民对企业的核心领导，保证劳动者与全民共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使企业成为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的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股份公司；如果建立的是私营或外资控股公司，那就谈不上国家对企业的核心领导，只能以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方式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使企业成为放大了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功能的具有私有制性质的股份公司。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法人主体中，不仅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全资公司，而且由国资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都依然明显具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属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所有制关系的抽象的、一般的“股份制”或“公司制”。马克思曾批判过，那只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

那种用“公司制”取代“全民所有制”的说法，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全民所有制”与“公司制”，是两个论域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讲所有制性质，一个是讲企业组织形式。与全民所有制相对应的，是集体所有制，或私人资本所有制等。与公司制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工厂制等。在这个问题上，概念如果被混淆，后果会十分严重。习总书记一再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不能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如果以公司制为名，就此宣布取消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那岂不意味着把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搞没了，进而也就从根基上把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搞没了？！十九大后，习总书记首次外出调研考察，就再次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可见，根本不存在今后要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取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中央精神，“顶梁柱”是不可动摇的！

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关系

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中，应该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联系贯通起来全面深入领会，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关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把二者有机统一和衔接起来。

在方针政策上讲清二者的一致性

明确“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国资国企改革有机联系的两个层面的目标要求，总的目标是要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要达到的国资改革目标，这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国企改革目标。“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从二者联系看，国有资本本身是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体，其实物形态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是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国有企业来承载的；其价值形态是反映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关系的国有资金，也离不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的国有企业来体现。没有国有企业这个基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本；没有“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就不可能有“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重视“混改”中的国资控股问题

在国企“混改”中，国资控股不控股，直接关系到国企性质是否改变。国资不控股企业，就没有实际支配权，而企业实际支配权很关键。支配权与所有权配套，才能保证国家对企业的核心领导，才能实现符合所有者利益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所以控股问题，在“混改”中回避不了，不能“淡化”之。不少国有企业以为搞了“混改”就算改革成果，其实是不是真正的改革成果，要看你“混改”的结果，是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还是放大了私资外资功能；是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了，还是把国企变性为私企外企，“为人家作嫁衣裳”！目前中央把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是根据国资战略定位、国企实际作用和发展目标做出的基本功能界定，以便分类改革和监管。但亟需防止和纠正那种认为只有公益类企业需要国资控股，而商业类企业国资可随意放弃控股，甚至可以全面退出的曲解。我国国企绝大部分都是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企业，且效益可观，不能做“见利就让”、“只混不控”、“不设底线”的傻事。只有要求国企在改革中以积极姿态参与竞争，越是效益好的领域越不能撤出，有条件控股就应坚决控股，这样才能保住大多数国企性质，进而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目标。如果借“混改”之名，一味放弃控股权和支配权，把原来全民所有的国企大多变成了私企外企，那就是国企私有化，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

构建基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宏观目标体系

“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作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和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目标，既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在国有资本总体运行上的必然反映，又具有高于国有企业个体的更加宏观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所以，除了衡量国有企业本身是否做强做优做大需要有一系列指标要求，与之相配套，衡量国有资本总体上是否做强做优做大也需要有一套目标分解及检验指标体系。大体可包括四个层次：

一是国有资产监管指标。这是指国有资本经营与国有企业相关联的两个约束条件，就是国资改革要为国企改革服务，保证能够“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能在改革中造成企业国有资产存量的价值贬值，并且要在资本既定价值不变的存量基础上创造新的价值增量；同时，也不能在改革中发生国有资产被以各种形式利益输送而流失。这是底线要求。

二是国有资本规模效益指标。通过改革，一方面，按照既定不变价值而不是虚增价值计算，国有资本的绝对量与改革前相比，存量与增量之和的总量指标有明显增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在总量增大情况下，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包括所产生的资本收益、上缴利税、科技创新贡献等各类效益指标，也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

三是国有资本结构质量指标。首先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应该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这说明在社会资本总体结构中，国有资本相对实力更强了，可以更好地发挥支柱和主导作用；其次，还包括国有资本在社会先进产业、优质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及其效果指标，也都应该比改革前有明显进步，这反映国有资本优质化水平的提升和对国民经济引领作用的加强。

四是国有资本功能放大指标。“混改”的结果必须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产权结构中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就要看通过改革，国有资本所能够控制（即有效控股）的社会资本规模，及其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进一步还包括国有资本在社会先进产业和优质行业所能够控制（即有效控股）的社会资本规模，及其在这些产业和行业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等指标，都比改革前有明显提高。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国有资本确实是做强做优做大了，改革才会有说服力。

（编辑  迟晨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总体上国有企业已经和市场经济相融合”，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个总结。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一些具体方面，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融合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的改革还要下功夫。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法宝”。国有企业40年的改革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让企业和市场经济更好地融合，这也是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是一个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国企改革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概括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脉络和未来途径，主要包括三大变革、三大原则和五个层面的改革。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三大变革

第一是国有企业制度的变革。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2015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及配套文件（1+N），坚持了这一基本改革目标。

国有企业过去叫国营企业，即国家对企业有经营管理权；后改称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我们的《国资法》等文件也使用“国家出资企业”的名称。

从企业存在的形态看，过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工业企业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是完全的国有企业体制的概念，《公司法》颁布后改为公司制。2017年，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中央企业集团的公司制改革全部完成，基本上都进行了注册登记。原来还有3000多户一级子企业没有改制，目前已有2000多户已经改制，还剩下约1000户企业，有的要退出，有的要重组。这是推进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公司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就是股份制。党的十五大决议中说，“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和进一步的发展”。现在中央企业的资产60%以上已经上市，优质资产都在市场上，企业的收入和利润都在上市公司。

再进一步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说，“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年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是持续推进的。十八大之后，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制度，坚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方向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我们重要的原则，也必须一以贯之。

企业制度变革也带来企业治理机制的变革。我们过去讲“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现在则强调“有效制衡”。总书记讲，要加快建立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这是企业制度的重大变革。

第二是管理体制的变革。这些年改革一直在推进政企分开，从过去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然后把直接经营企业的部门撤销，直到组建国资委。国资委不是政府的公共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过去政府管理部门一方面制订公共政策，另一方面还管着企业，对市场不公平，所以成立国资委是一个重大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强调“以管资本为主”，十九大决议强调以“管资本为主，改革授权经营体制”，其方向就是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第三是经营机制的变革。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重点推行“砸三铁”，三年脱困时期实行国企员工下岗分流再就业，整个过程都是为使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符合市场竞争的需要。包括工资总额的管理，实际上都是内部的经营机制。这几年的改革涉及国有企业机制的诸多方面，在市场化方面大大地往前走了一步。

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大原则

在推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中，有三大原则必须坚持。

第一个原则，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国资委刚成立时，很多人说，国资委什么时候把自己撤销了，改革任务就完成了。而中央的精神一直很明确：国企改革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都强调了国有企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再次全面阐述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他多次讲，改革不是把国有企业改小了、改弱了、改没了，而是要做强做优做大。在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更加强调管资本的内容。

第二个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运作，而是面向开放的市场，面向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在国内，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企业都在一个市场环境里，如果不是市场化的运作，企业就不可能生存，基本经济制度也坚持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好比进入了一个快车道，两边的护栏，一边是基本经济制度，一边是市场化的方向，如果走出了这个护栏就可能走上斜路。我们不能再用行政化的思维来理解改革，而要用市场化的思维、市场化的方式、市场化的措施、市场化的手段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第三个原则，必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是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坚守的政治原则。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奋力推进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1+N”文件，由中央深改领导小组讨论定稿。国企改革的政策已经明确，关键是企业怎样推进管理体制和治理体系的改革。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为我们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根本的遵循。要准确把握其中的科学内涵，必须坚持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同十九大报告阐述的一系列重大判断、重大理论、重大部署结合起来，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新作为。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地推进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融合。下一步工作，要从体制、机制、结构、监督、党建五个层面来展开。　　

完善体制

完善国企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主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要以管资本为主，深入推进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国资监管机构要有效行使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必须明确自己是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也就是行使股东的职责，而不能把企业的什么事都管起来。所以，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职能，首先要科学界定自己的职责边界。国资委制定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两份文件，界定了国资委的职权范围（即将下发）。概括地说，制订这个清单实现了“一个转变，两个清单，三个归位，四个重点”。即：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制定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了国资委的职责。所谓“三个归位”，就是依法将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原延伸到二级子公司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企业除外）；将配合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所谓“四个重点”，就是重点是管好国有资本的投向，规划资本的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二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根据十九大精神和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选择更多的企业进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试点。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一方面要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的集中统一监管，另一方面，改组和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要科学界定国资委与投资运营公司的权责边界。在“两个清单”的基础上，未来国资委会面对不同类别的企业：一种是直接监管的企业，其中分为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另一类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及一些必要的产业集团，还有一些股权多元化的混合类企业。适应这几种企业的特点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有必要进一步具体界定。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相当于金融类公司，它是一个资本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调整结构，国有资本在不同经济领域有进有退。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注重于资本运作，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也要把重要产业做好，这是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不同之处。所谓产业使命，就是国有资本要在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和领域，负有振兴产业、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责任。但这不意味着投资公司要直接运作产业，而是从资本运作的角度推动产业发展，而产业集团公司则要一心一意做好产业发展。按照上述不同的模式，国资委要有不同的管理办法。

转换企业治理机制和经营机制

国有企业要加快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不断增强企业的活力，习总书记曾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几方面的重要工作，国资委正在积极推进。一些试点方案经过各方面专家仔细论证，经国企改革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付诸实行。

（一）在全面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2017年我们在公司制改革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今后要选择有条件的集团公司推进股份制多元化改革。

（二）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通过引入各类所有制资本，促进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现在由发改委和国资委共同牵头，推进重点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要很快全面实行“混合”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企业的市场化行为，首先合作各方要有参股的意愿。有的企业已经做了混合所有制方案、联络了若干投资人，但因为自己集团下各种资产良莠不齐，而社会资本只愿意选择优质资产入股，这样就谈不下来。所以我们要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成熟一家改一家，不搞拉郎配、不搞一刀切、不设时间表，按照这个精神进行工作。目前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数量已经占到68.9%，但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上市公司的内部运营机制还没有真正按照混合所有制的机制来办。所以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有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三）以董事会建设为核心，进一步推动企业治理机制的完善。公司制改革后要按照公司法办事，要建立董事会。（2015）22号文件强调，要求外部董事占多数，要求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决定重大事项、选人用人和薪酬分配等权力。中央要求，法无授权任何政府机构和部门都不得干预。但是实际上，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不是那么容易，要逐步推进。

去年中央发布了《关于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的意见》，文件要求落实董事会几项权力：

（1）董事会对企业中长期发展的决策权（投资权）。现行政策强调国有企业必须突出主业，但很多企业有意见：如果上级把投资权卡死，不利于企业投资发展有市场前景的新产业。未来将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产业公司要更好地突出主业，而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和资产运营公司、或者落实了董事会职权的公司，允许它在主业之外再选择一到两个产业进行培育，视同主业进行监管。国资委对主业投资和非主业投资的监管有区别，对企业投向主业的投资基本放开，但对非主业的投资如果超过一定比例，我们就有责任过问和检查。

（2）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的选聘权。去年国资委在新兴际华做了改革试点，今年还要进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改革试点内容是：改变由国资委直接给企业下文同意某人当总经理、再由董事会聘任的做法。新办法是：先由国资委党委研究确定7名总经理人选，7个待定人选可以由董事会推荐，或企业党委推荐，或国资委党委推荐。国资委党委开会不是研究“谁行”，而是研究“谁不行”。如果经过研究7个候选人都有资格，就把这7人提交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董事会提名委员和企业党委联合考察，然后推荐给董事会，由董事会决定聘任，并报国资委备案。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经理层任期制契约化，契约化约束也就是符合市场要求的机制。

可能有人会提出问题：我们一直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党管干部。如果经理层成员的任命也是董事会说了算，“党管干部”的原则怎么体现？对此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楚：董事会选聘经理层，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当甩手掌柜的，党组织的工作是：确定标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新兴际华的试点，就是采取这样的思路。

在一定环境下，有些看起来是矛盾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统一的。比如新加坡淡马锡的管理模式，假如关于总经理人选和下面控股公司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实际上是一个双方沟通或博弈的过程。根据企业章程，总经理应该是公司董事会定，但如果矛盾无法解决，淡马锡作为大股东有权解散董事会。所以问题总是能解决的。

（3）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的业绩考核权。

（4）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经理层薪酬由董事会决定。

（5）董事会对职工工资的分配管理权。

      （6）董事会对企业重大财务事项的管理权。原来国资委对企业重大财务事项有管理权，有责任把关。如果董事会机制完善了，国资委应该放权。

目前在中央企业进行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主要就是依据这一精神进行的，要根据试点效果，逐步推广执行。

过去很多人说，国企体制本身决定了国有企业搞不好，据说原因是国有企业是“拿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所以效率最低。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委托代理关系非常普遍，不可能都是“拿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问题在于要设计一种机制，让 “拿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同样有高效率。这已经有很多成功先例，包括国有企业的成功案例，所以拿这个理由作为普遍命题是不成立的。

还有一种说法，说国有企业是预算软约束，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不可能有效率。这里的关键在于激励约束机制。现在国资委每年和企业签订业绩考核合同和责任书，企业间进行评级，这样情况好得多。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国资委面对的企业处于不同地域、不同行业，情况差别很大，很难精准确定考核指标，这样考核不容易真正实现刚性约束。但董事会行使职权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由董事会给经理层确定其经营目标，通过考核进行刚性约束，这也能够使得经理层的任期制实现契约化。

（四）以三项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经理层的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去年在国有企业改革交流会上，马凯副总理讲到企业内部机制的转换时说，经理层任期制的契约化，是企业三项制度（领导职位，工资，就业）改革和机制转换的“牛鼻子”，这一条做好了，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自然就能搞好。如果当领导的“干好干坏一个样”，职工凭什么能进能出？

例如新兴际华，集团层董事会带头实行干部岗位和报酬机制改革，下面所有二级公司就都把董事会建好了。经理层的聘任权完全由董事会行使，实行契约化管理。新兴际华下属新兴铸管的董事长说：“我们可以跟最好的民营企业比成本，跟最好的国有企业比品牌、比市场。”新兴际华的工资水平比一般民营企业高30%，所以企业的人员很稳定。东北一重把新兴际华的这套管理办法用到自己企业上，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变化，我每次去感觉都不一样。我到车间和职工座谈，职工说，我们的检修工段原来是5个工段196人，这次改革把5个工段合并成一个，精简到63人，活比以前要多得多，但个人的收入分配相应也都跟上来了，职工反映很好。在东北能推行这样的改革很不容易。

三项制度改革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职工身份问题。（2015）22号文件强调指出，要“以合同管理为基础，以岗位管理为核心”，这两句话很重要。有人问，如果企业改制改成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身份还有没有？现在有了劳动合同法，劳动者跟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就是企业的职工，而不是跟企业背后的老板签的合同。只要企业在，合同就有效。

企业领导人如果是组织任命的，那么他的身份是不同的，因为他是国家派到企业来的。但企业和领导人之间也是有合同的。

我们在一重搞了“双合同”试点：一个合同是个人和企业的劳动合同，证明你这个企业职工的身份；另一个合同是岗位合同，如果你在这个岗位干不好被淘汰，企业可以给你培训后再换一个岗位，如果第二个岗位还没干好，两次岗位合同淘汰后，就解除劳动合同。对国有企业来说这是个大事。很多老总说，企业减掉三分之二职工同样能够干好，但这个三分之二不能随便减，所以还是要靠发展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优化结构

所谓优化结构就是“四个一批”：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去年一年，国资委下属5万多户的法人单位（包括各集团下属一级、二级、三级企业），通过重组和去产能，共压减法人单位8000多户。当然因为企业在发展，法人单位有减也有增。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把边边角角的企业，该压的就压下来，另外把管理层级该缩短的关掉。这方面的改革也在积极推进。

强化监督

中央对强化国有企业的监督非常重视，改革措施也一直在推进。首先是企业内部监督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两年企业内部监督工作做得更扎实了。其次是强化出资人监督，但5万多个企业，要想事无巨细都能够监督到位是不可能的，重点是监督企业的监督体系以及它的有效性。关于海外监督，企业自己有监督机制，海外资产还要受当地国家的法律和有关机构的监督。比方我们在美国的企业，适用的是美国的法律。我们的监事会到那里去视察可以，但中国政府派人去监督就有问题了。当然，我们有一系列加强监督的措施。有人说我们几万亿的海外资产无人监督，这个话是不负责任的。

加强党的建设

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有组织的职工队伍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怎样更好地结合；另一方面是发挥好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凝聚职工群众，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实。我们各个企业在这方面都有比较好的探索，目前各企业还在逐步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中。

（编辑  苏歌）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之后首次调研是到徐州市，第一站就是到我们徐工。总书记问了我很多，非常认真、非常亲切，非常专注地听我介绍，不断问问题，谈到了零部件问题，谈到了大数据，谈到了党的建设。总书记在考察中向我们的职工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徐工我是第一次，徐州我也是第一次，我是慕名而来。你们的一些表现，你们在业内的排名还是很靠前的，很不简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我一直关注徐工的发展。

总书记重点讲了做好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他说，我们不是一个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单一发展、脱实向虚的路子。发展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握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

“着眼世界前沿，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好模式、好经验，徐工集团有光荣的历史，一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12日视察徐工时提出的殷切勉励与嘱托。总书记对徐工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鼓励：“徐工过去做得很好，是很成功地打造出自己道路的国有企业、现代化企业，要总结过去的经验，继续前瞻把握规律，科学的、精准的来安排”，并指示：“进入世界行业前五、前三如何支撑，徐工要设计好。”

发扬国企政治优势与企业家精神

习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国有企业还要不要”，并提出“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怎么坚持和发展？”一系列设问。

国有企业如此重要，做好国有企业需要有三个前提：

一是党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全面强化国企党委领导核心、政治核心作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就看谁能够取长补短。国有企业最大的长处就是党的领导和政治优势。徐工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红色基因的传承，这个优势必须发扬好，今后还要继续强化，不能弱化、不能虚化。

第二是激发和保护国有企业家精神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企业家精神是贯穿企业从上到下、从始到终的一条主线，无论什么企业，一定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前不久，中央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重要文件，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做优秀企业家需要理想情怀和追求抱负，更需要勇气坚韧和创新坚守。国有企业家责任更大，国企是党执政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国有企业家必须有更高信仰、操守和素质。

第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方向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充分竞争领域的国企混改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这是国企做优做强做大必须过的一个坎儿。充分竞争领域国企混改的推进不能有丝毫犹豫，一定要看得准、走得快，不能走瞻前顾后、贻误时机的弯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一定要从母公司开始，一企一策、因地制宜。

长期以来，徐工持续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四个坚持不动摇”：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动摇，坚持国际化道路不动摇，坚持打造一流人才队伍不动摇，坚持抓好党的建设发挥政治优势不动摇。按照习总书记要求，徐工正紧锣密鼓地规划推进新三年和徐工制造2025 战略，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是在发挥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体制机制转换上，大踏步走出改革新路，着力推进徐工国企改革及集团层面的混改，真正使徐工基业常青。

艰难的改革探索之路

多年来，徐工始终坚持改革大方向，着力增强企业体制活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改革是徐工大发展的最强劲动力，没有改革就没有徐工的今天，也不会有徐工的未来。1989年，徐工集团就是作为国家“集团化改革样板”而组建集团。直到1999年，徐工还是一个深陷困境、核心企业濒临破产的老国企。总体来看，集团探索推进改革主要历经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9年到2003年）：“七项专项治理”、债转股、56家中小企业改制剥离和“三项制度改革”、总部机构改革等，让这个老国企脱困走出了那一段艰难时期，成为国内工程机械行业首家销售收入百亿级企业。

第二阶段（2004年到2010年）：推进上市公司徐工科技（后更名为“徐工机械”）瘦身轻装一体化，尤其在引入美国凯雷的改制尝试之后，为寻求突破改制不成功的战略困局，迅速改为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了在A股市场50亿元的募资，这对徐工而言是一笔久违的宝贵产业发展资金，开启了企业新的改革调整之路。

第三阶段（2011年至今）：以事业部制为导向的“汉风计划”改革、总部经营型管控模式和四大平台重构、大踏步走向跨国并购和海外设立工厂及研发布局等，拓展了国际化发展格局，使徐工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唯一千亿级企业，并在全球行业有名有位。

近年来，徐工有序在分公司、子公司实施了混改。徐工信息技术公司率先完成骨干层持股40%的混改，创业三年已成长为国家工业互联网领域前三强和淮海经济区最大的IT企业，获批在新三板挂牌。由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支持筹建的道路工程技术与装备研究所已完成注册，骨干团队实现持股，成为国企研发机构创新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3家直销公司，PC构件公司、养护机械公司、跨境电商混改已基本完成，骨干层基本持股10％左右，都体现了业绩增长快、运营质量高的特点；环境公司、矿业设备公司等混改适时有序推进。今后，所有新业务、新企业都将摸索实施混改。

对标国际先进补齐短板

作为国家高端装备制造支柱企业，徐工涉足工程机械行业60年，是新中国第一代工程机械奠基者，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开拓者，也是始终居于产业第一位的领先者。徐工为国家大型工程施工装备的发展做出了其他企业无以替代的贡献，自身也积累了很强的产业实力和品牌影响。面向未来，徐工将加快跻身世界工程机械前五、前三和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珠峰登顶进程。徐工要做百年企业，前60年主要对标国内企业，今后将主要与卡特彼勒、小松、利勃海尔等美、日、德企业对标竞争。

与美、日、德等跨国公司相比，徐工的主要差距并不在于日益接近的产业技术，而关键在于世界级企业的管控模式、商业模式，尤其是体制机制。

第一，股权结构的差距。徐工集团目前是国有股100%控股的国企，而国外同行则是股权持有者多元化、股权集中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以卡特彼勒和小松为例：两者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分别只有26.63%和16.1%，且主要股东基本为顶级资产管理公司，如持有卡特彼勒9.35%股份的第一大股东是美国道富银行，第二大股东美国先锋集团持有其6.23%的股份。这样分散化的股权结构能确保按照市场规律，将经营权真正赋予经营层；而主要股东为顶级资产管理公司，有利于治理机制、管控模式和企业监管的真正规范到位。

第二，骨干层利益绑定的差距。作为传统国企，徐工骨干层目前均未持有集团股份，而美日企业普遍建立了骨干员工持股制度。超过90%的日本上市公司、超过90%的美国500强企业实施了骨干员工持股计划，其多将骨干员工持股计划与退休计划结合，形成了一种完善的福利计划；骨干层持股已渐渐成为美日企业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卡特彼勒、小松均在此列。如小松曾以股票回购方式，使其用于骨干员工退休的股份达到1116万多股，该类股份当时市值合计超过15亿人民币，占其总股本的1.18%。这样的利益绑定无疑将使骨干层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将企业利益作为自家事，风险与收益共担，心无旁骛，众志成城，也有利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经营团队激励机制的差距。作为传统国企，徐工经营团队没有任何股权赠予或期权类激励机制，而在美日企业这类激励机制早已规范化。在卡特彼勒商管团队历年的薪酬构成中，基础薪酬及长、短期激励薪酬三类现金性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0%左右，股权类收入所占比重约为60%。这样的激励机制同样将经营层薪酬与企业未来运营业绩牢牢绑定，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改革动力分析。一是国家力推。中央在落实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上有着空前的攻坚力度，徐工应成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进典型。二是市场倒逼。国内工程机械行业搏杀热度大增、节奏更快、竞争激烈程度急剧上升，跨国公司拼命在全球市场打压徐工的强烈竞争和挑战，徐工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与死的市场考验；而徐工在机制上仍全面落后于国内外同行，突破深层次改革势在必行，可以说机会是稍纵即逝。三是员工拥护。第三方机构对徐工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体制机制僵化，位列制约徐工发展因素第1位”，尤其一批70后、80后新生代骨干加快成长成熟，他们对打破现有机制、推进徐工深层次改革有更强烈的愿望和期盼。传统国企和装备制造企业要留住关键核心人才，必须拥有吸引人才的优势和机制。特别是企业的中层干部对徐工领导班子带领企业实现混改、战胜挑战、突破困境，将徐工建设成为世界级企业寄予了厚望和充分信任。近年来，徐州市委对徐工领导班子的年度考评中，分子公司助理以上干部及职工代表对集团班子民主测评总体评价结果的优秀率均在98%以上。四是地方支持。江苏省委、省政府和作为徐工集团实际控制人的徐州市委、市政府对徐工混改始终给予支持，是推动混改实施最直接有力的因素。

深化国企改革的相关建议

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要从母公司开始，一企一策，因地制宜。徐工作为地方国企和央企有所不同。徐州市对徐工的管理是比较“开明”的。在人事方面，市委只任命一把手，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则都由一把手推荐，市委考察批准，体现党的领导。在经营管理方面，市国资委从来不干预企业决策和经营指标，前几年因市场原因，徐工营业额下降幅度较大，市领导没有责问，因为他们了解市场的规律。在分配机制方面，市里指导企业制定了一套约束和激励机制。国有企业能否做强做优，领导班子非常关键。上级党委把工作重点放在配强一把手，如何配好一班人，更重要的是给他一个机制，这样企业就一定能做好。千万不能管得太细，什么都管。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脊梁，在任何时候都将处于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于徐工这样在全球有品牌有地位，而又面对工程机械行业风险叠加等困难挑战和残酷竞争的装备制造国企，国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企改革攻坚中，应给予特别的关注支持并推动重点突破。徐工必须尽快走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长远战略利益的国企改革道路，坚定不移地将企业做优做强，从而使民族优秀品牌成为攀登到珠峰顶峰的世界级强大品牌。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支持徐工尽快完成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都为徐工加快走向国际市场与国际巨头直接抗衡并改变全球行业竞争格局带来了重大机遇。徐工要成为世界级的高端装备品牌，有必要尽快完成集团层面股权结构的深层次改革。目前，徐工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深层次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将探索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加紧推动完成体制机制的深层次改革；建议在集团层面引入数家国内战略投资者，尽快形成与世界级企业匹配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

二是突破骨干层股权激励机制。工程机械是一个专业化非常强的产业，投资基金与企业非常看重经营团队和骨干层的能力发挥，建议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让骨干层持有企业少量股份，把国家利益、员工利益捆绑在一起，为企业走出行业低谷和成就世界级品牌注入活力和动力。

三是在高管薪酬改革中加大期权激励比例。在限定国企高管基础薪酬的同时，以更大比例、更大力度的期权等激励机制，持续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业绩指标牢牢绑定，真正做到“拿多少”完全凭业绩说话，进而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并与当期及中长期业绩表现紧密挂钩的国企高管薪酬机制。

未来五年，是中国真正从大到强的关键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徐工也是这样。现在的徐工比企业发展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和实现全球产业珠峰登顶梦想的底气。面向“十三五”，徐工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砥砺每一名干部职工始终保持一根筋精神、一种激情和一份清醒，以新思维、新举措、新作风全面加快高质量发展；同时力推改革，坚守创新，扎实淬炼“技术领先、用不毁”的产品品牌，为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链接：

徐工集团的前身是1943年创建的八路军鲁南第八兵工厂。自成立以来，徐工集团始终保持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地位，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宏大、产品品种与系列齐全、独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徐工位列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第5位。

74年来，徐工诞生了一批代表中国乃至全球先进水平的产品：两千吨级全地面起重机，四千吨级履带式起重机，12吨级中国最大的大型装载机，百米级亚洲最高的高空消防车，第四代智能路面施工设备等，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产生了颠覆式影响。

徐工机械（徐工集团上市公司）2018年1月30日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2017年公司预计实现净利润10亿-10.5亿元，同比增长380%-403%。徐工表示，公司在历经多年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坚守主业不动摇，苦练内功，一方面推动管理年各项行动措施落地，降成本、压费用、控风险、提效率；一方面以“技术领先、用不毁”的产品金标准，不断创新突破，全面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品向高端、高可靠性、高附加值、大吨位的“三高一大”战略转型，公司美誉度及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国企，徐工集团坚守着大国重器的责任与使命，始终在产业报国的道路上稳健前行。目前，徐工已为抗震救灾、建设徐工希望小学等各类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近7000万元，捐衣物16万余件，被授予“中华慈善奖”、“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等荣誉。同时在绿色能源、绿色制造与营销、绿色施工工艺技术及绿色成套施工装备等方面，均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后的首次企业调研来到徐工集团。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徐工继承红色基因、探索发展道路、适应时代发展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勉励徐工要勇当中国产业发展、制造业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为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产融协同发展的道路为国内外不少大企业所应用，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的模式，本文研究了国内外不同企业的不同模式，介绍了中信集团在实践中如何正确选择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同时关注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

    关键词：   产融协同   实业与金融  国企改革   综合经营

国内外产融协同发展的案例比较

当前，不少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都在发展“产融协同”，或者说产融结合模式。国外较为著名的大型企业集团如通用电气（GE）、伯克希尔·哈撒韦、韩国三星等均有着较大规模的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

以GE为例，其不仅拥有庞大的实业板块，还拥有涵盖能源金融服务、工业金融服务和航空金融服务三大业务的金融板块。在1990-1999年期间，GE金融板块的利润占比达37%，2000年至2015年，利润占比增加到41%。GE的业务板块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GE公司的业务板块架构

再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产融协同发展的企业，在其主要业务方面已经形成了“4+1”的格局。4即4大业务板块：保险板块，铁路与公用事业和能源板块，制造业、服务与零售板块，金融及金融产品板块。这4大板块主要由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控股运营业务。在巴菲特的领导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了多家优秀企业的股份，多年来获得不菲的收益。

韩国三星集团的金融资产则主要集中在保险领域，同时涉及证券领域，其金融板块包括三星人寿、三星火灾海事保险、三星证券。其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及危机之前已被陆续出售。

近年来，我国很多实业类（产业）集团也逐渐走上了产融协同的道路，形成了产业控股金融平台公司。这其中既有国企，又有民企，既有能源电力等传统行业，也有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范围非常广泛。不完全统计如表1所示。

表1我国主要的产业控股金融平台公司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除了建立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外，我国产业控股金融平台往往已经较深地介入了金融业务，直接或间接取得了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牌照，不少企业已经基本取得全牌照，比如国家电网。而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如BAT（百度、阿里、腾讯）及京东也正在积极布局各类金融业务。

而中信等企业集团，虽然过去常常被称之为金融控股集团，但在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往往是“产融并举”，目前不仅有资产规模庞大的金融板块，也有相当大规模的实业板块，亦发挥了较好的产融协同作用。中信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制造、工程承包、房地产和其他领域。2016年，中信集团位居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第156位。中信集团在香港基本整体上市的中信股份（SEHK：00267）目前是香港恒生指数最大成分股之一。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信股份的总资产达港币72,380亿元，营业收入为港币3,808亿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港币431亿元。

产融协同的历史演进路径

在我们所分析的案例中，产融协同的历史演进大概有三条路径，其一是“由产而融”，其二是“由融入产”，其三是“产融并举”。

由产而融：进入金融是为了更好服务实业

由产而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GE公司，其金融业务的拓展是与服务实业、促进实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GE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历史，可以追朔到上个世纪初。1932年，为了更好地拓展客户资源，GE组建GECredit，为客户购买GE家电提供融资，开始涉足零星的商业信贷，业务范围从专注技术和制造的实业企业，向金融产业延伸。20世纪60年代末，GE的金融业务开始试水以飞机设备租赁为主的融资租赁业务，随后逐步拓展到商业信贷、租赁和房地产领域，服务范围和内容进一步延伸和增强。随着GE金融业务的盈利能力和独立性不断增强，随后逐渐具备了成为独立板块的条件。

国内企业的“由产而融”，我们可以观察分析国家电网和中粮集团。

从国家电网的金融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发展金融的动因。（1）为电网发展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发挥内部金融机构的功能优势，强化资金集中管理，加强资本运作，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2）积极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由于我国电价机制还没有理顺，电网盈利水平较低，通过推进产融结合，可以有效提升盈利能力，支持电网主业发展。（3）推进金融产业集团化运作。国家电网公司历史上形成了众多金融投资机构，但金融资产资源分散、管理不善、效益不高，与国家电网公司集团化管理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中粮集团致力于打造粮食的全产业链，而且由于农产品是国际大宗商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产品期货、农业贷款等金融业务。中粮集团在金融业务上积极探索，旨在发挥金融业务全牌照优势，助力农业上下游发展。中粮金融业务的发展重点是做好产融结合，产业是基础，金融为产业服务，通过涵盖期货、基金、保险、信托、银行等一系列业务的资本运作平台，探索农业产业金融新模式。

由融入产：用金融资源进入并整合实业

国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其掌门巴菲特利用保险业务庞大的“浮存金”（float）优势和通过在资本市场投资的收益来逐渐投资控股实业，从而建立一个既有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也有制造业等板块的庞大企业帝国。

国内华润公司本是做代理贸易起家，但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成长为一个横跨众多板块的大型企业集团，其奥秘就在于投资并购。华润在产业发展中遵循一个基本规律：用金融资本整合产业资本，走出一条收购、兼并、整合的扩张之路，用控股公司方式进入不同的产业，不是按传统方式把一个行业从零开始做大、再向相关行业扩张，而是像华润水泥、华润啤酒一样先打包上市，从中拿到资金，再加大本业的投资。

产融并举：实业与金融共同发展

中信集团在其发展历史的几个大的阶段中，虽然不同的时期发展重点各有侧重，但基本都坚持了产融并举原则。从1979年10月成立至1993年3月，是中信公司创立和发展初期，公司在荣毅仁董事长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一家集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随后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与调整，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拥有金融业、资源能源业、制造业、工程承包业、房地产业及其他业务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2017年，中信集团位居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第172位。

产融协同的效果分析

在现有产融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中，产融协同作用有的较强，有的较弱，不一而足。概括地说，金融应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金融的基础；同时金融业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孤立发展，它也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持，二者高度关联，既是伙伴关系也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产融协同本质上是企业在产业与金融之间的一种全局性的资源配置，通过对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产融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产融协同，双方可以获得在客户、业务、资本等多方面的协同作用。一般而言，产融协同可以发挥增加生产、促进销售、降低成本、盘活资产、提高收益、降低风险等作用。

具体而言，产融协同的效果，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一个是盈利功能的维度；另一个是服务功能的维度。

盈利功能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与实业板块相比，通常而言，金融板块都是盈利能力较强、盈利较为丰厚的业务板块，这一点，在近些年来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既有金融也有实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中，金融板块往往是集团利润的重要来源，甚至是主要来源。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实业集团不断积极寻求进入金融业务的直接动因。

服务功能

（1）财务公司的资金集中调配作用。在国内的大型企业集团，往往都成立财务公司。例如，三峡集团在1997年即成立了财务公司，负责整个集团的资金集中管理，确保资金安全；通过内源融资调剂集团内部资金余缺、提高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根据集团公司拓展境外业务的需要，2014年又成立三峡财务（香港）公司，加强境外资金集中管理、规避外汇风险。

（2）实业与金融的相互支撑与紧密协同。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其“产”与“融”的结合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保险业务与其他业务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一方面保险业务带来了大量低成本的资金，对公司开展大量的兼并收购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非保险业务板块的良好盈利也为保险板块应对突发巨大风险提供了保障；2）各个业务之间由于“补强型收购”（bolt-onacquisitions）而相互协同；3）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强大为下属企业“增信”，有效地降低了债务成本。

再如GE和招商局。GE金融业务的发展早期就是为了实业更好地发展而建立的，虽然后来金融板块逐渐独立，但2015年GE公司出售了与实业无关的金融业务，仅保留了密切服务实业的金融业务。

而招商局集团最早开始的产融结合源自其传统产业——航运业的需求，所以银行和保险是该集团最早涉入金融行业的领域。当时招商轮船局面临着外资保险承保条件苛刻、保额不足、手续费高昂等问题，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仁和保险的建立不仅满足了当时航运业对于保险的需求，而且利润率高达30%-40%，为招商局集团的产业发展和资产规模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铁路建设作为招商局集团早期的另一重要产业，在清朝末期产生了很大的融资需求。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完成了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铁路建设的使命。同时，为铁路建设提供的金融服务产生的利润也促进了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发展。在产融结合方面，招商局从机构、产品、功能等三个层面推进，机构融合是基础，产品融合是核心，功能融合是最高境界。这三个层面的融合形成生态链条。

产融协同的管控模式

由于各类企业存在历史发展、业务格局等差异，产融协同的管控模式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其特点可以总结为：业务布局需要战略谋划，而管控方式则根据企业实际需要设计架构。

产融协同的企业涉足多个行业，且业务之间的关联度往往不太高。因此，总部需要充分发挥战略谋划与决策功能，不仅要促进并统筹各业务全面健康发展，还要形成协同效应，塑造综合优势。其中，华润、中粮、三星和GE是拥有强有力控制的总部的代表。

华润的管理原则是“总部做强、区域做实、项目做精”，其集团定位是价值创造型战略管控总部，负责规划整体战略，审批行业战略，开展资源配置，推动主业发展，动态调整业务。华润建立了矩阵式管理模式，完善了三级管控架构。即集团、SBU（战略业务单元）和BU（区域公司、基地公司、城市公司等）。为实现组织集团化和业务多元化，华润还设计并建立6S管理体系，这也有助于其管理模式与集团股权复杂和业务繁多等具体情况相适应。

中粮作为集粮油食品贸易加工、种植养殖、物流储运、食品原料加工、生物质能源、品牌食品生产销售以及地产酒店、金融服务等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以“集团总部资本层-专业化公司资产层-生产单位执行层”为管理架构，其集团公司总部定位为资本运营中心，其主要职责是管资本、管全面、管大局，总部要做到职能部门的优化，确保精简精干。同时，为提高集团的核心控制能力，中粮在集团层面成立了全产业链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促委会”），以促进集团内部积极、主动、有效的内部协同。促委会的职能定位为：对“全产业链”战略落实中的一些关键环节、职能和内容进行有效管控；构建并提升集团系统业务能力，推动内部协同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三星内部管理的核心是“铁三角”，即李健熙（引领者）、未来战略办公室、社长团（执行者）三者形成三角结构。未来战略办公室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功能是在股东利益、管理者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最佳平衡。从结构上来说，三星未来战略办公室掌握最高战略，而具体的经营和决策中心下放到各附属公司内部去做。未来战略办公室监督三星集团的业务结构及分享三星的无形资产，监督集团范围对附属公司的战略落实，知识创新及共享，管理支持，而且还对附属公司的重大投资决定拥有决定权。未来战略办公室监督协调三星的附属公司非常重要，是治理的核心。

GE的业务管理制度系统，又被称为公司业务运行软件，以一年为一个循环，以一季度为一个小单元，公司所有的业务流程都用1-12个月的时间来编排，规划出每个月应该做些什么，到哪个月应该达到什么效果，取得多少成绩等。GE把它的业务管理系统当作一个操作平台，通过运用这个平台，将GE的总裁、高级经理与管理人员的优秀经营理念转化为行动。所有的业务活动在这个操作平台上周而复始的运作，最终实现企业目标。GE的业务管理制度系统保证了全球化、服务、六西格玛、电子商务这四大战略的顺利实施。

偏金融型企业通过并购投资布局实业领域，多以控股或参股方式进行。综合型企业通常需要强有力控制的总部，而偏金融型企业更需要能给予指导意见、但对下属公司没有强势管控的小总部。集团对子公司的有效管理的关键在于总部的适当放权，进而提高子公司的整体活力。其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平安集团是具有指导型小总部的典型代表。

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典型的偏金融型企业，查理•芒格和巴菲特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管理合伙人，但是他们两人将所有的具体事务都委托给了子公司的管理层。全集团约有36万员工，但总部只有25个人。查理•芒格和巴菲特主要关注资本配置和对关键经理人进行关心及落实其待遇。这些子公司的经理人都是独立运作业务，所有的运营决策都由他们制定，并将其产生的超额现金上交给总部。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也是偏金融型企业，它的内部管理原则就是“集团化、专业化、差异化”，即根据投资控股公司经营特点和管理需要，把公司的管控体系分解为若干管理要素，确定不同的管理要素分别由总部、子公司和投资企业进行管理，在总部、子公司和投资企业三个层级之间建立起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又相互配合、运行有序的管理系统。与有行业背景的产业集团公司不同，国投的集团化管理，是以资本为纽带，在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框架内，站在集团的高度，将控股投资的企业凝聚在国投集团的旗帜之下，对全集团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

在金融控股集团形成过程中，平安集团对各子公司都是绝对控股。各子公司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独立开展业务，而集团本部不从事任何具体金融业务。这种管控模式使得各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与整个集团保持高度一致。平安采用分权为主，集权为辅的管理模式，将集团战略、部分主要资源的获取与分配、集团整体风险管理和业务协同赋予总部，剩余权力都赋予控股专业子公司，使子公司不仅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而且独立对外开展相关的业务。由此，在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平衡，不会使一方过于强大而给另一方的运作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各子公司在法律和经营上的相对独立可以起到内在“防火墙”的作用。若一项金融业务发生严重风险，由于有子公司的存在，能有效切断风险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之间相互的风险传递，这就可以解除个别高风险子公司拖垮整个集团公司的隐患。

对于金融板块的管理，有实行金融平台统一管理的，比如国家电网将其金融业务都归集到“国网英大”旗下；又如华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是华润集团旗下专业开展金融服务的战略业务单元,旗下拥有华润银行、华润信托、华润资产、汉威资本、华润保险、华润租赁，并战略持有国信证券、鹏华基金、华泰保险等国内金融机构。同时也存在不对内部金融业务进行集中管理的公司，没有统一的金融业务平台，银行、证券等业务各自是独立的存在，如招商局集团。

对于拥有产业和金融的企业集团而言，金融与实业的防火墙机制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产融协同企业的竞争优势

“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抗风险能力

多元化的增长方式利于企业分散经营风险，保持稳定性。企业通过多元化经营，将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行业，可以有效地分散非系统性风险，抗风险能力较强。特别是业务涉及金融与实业众多领域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各领域协同发展，具有平抑经济周期的优势。

提供多种产品服务的综合能力，更好的体验式服务

综合性企业因涉及行业众多，业务领域广泛，因此具有为客户或地区提供多种产品或服务的能力，是其区别于单一企业的明显优势。客户的需求不是单一的，而往往是多方面的，综合性企业的优势在于多类型业务共同发展，能够满足客户多种需求。

业务架构的调整能力、战略布局业务能力和延伸性强

作为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企业，不仅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而且业务体系完备，组织架构健全，竞争能力强，具备产融结合及组织实施各类项目的管理经验和能力。综合性企业以其金融与产业经营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动态调整和战略布局方面，具备更强的组合能力、流动能力和延伸能力。

充分发挥金融能力，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

行业发展到特定阶段，往往会出现并购趋势，产融协同企业所具备的产业整合能力可助其把握战略机遇。产融协同的企业凭借资本市场运作能力，通过兼并重组，搭建产业平台，并依托金融平台进行产业链整合，占据价值制高点，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产融协同企业面临的挑战

产融协同企业是综合性企业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发展形式。在运营和协同等方面，受监管等因素影响，与其他综合性企业存在一定差异。但从管控的角度看，产融协同企业与其他综合性企业面临的挑战有较大的相似性，但产融协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综合性企业在管理要求、社会责任等方面不同，存在一些特殊需要，这些需要构成了产融协同国有企业相对比较独特的管控挑战。

产融协同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1．如何满足各项业务的资源需求。多元化且关联度不高的业务组合，对总部的资源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各项业务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要求总部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以银行业务为例，其发展资本消耗大，在持续的资本补充需求下，控股股东要保持控股地位不被摊薄，就要有相应的资金补充渠道，负债发展不是可持续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业务间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这是始终存在的现实问题。企业要平衡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要保持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2.把握多元化的“度”，通过管控体系保持对下属业务运营的合理控制。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挑战。一方面，产融协同企业要掌握条件审慎选择发展领域。在形成综合优势的同时，做到有限多元化，以免战线过长、资源过于分散、不易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多元的业务、多样化的股权结构，必然提高管理的复杂性。从实践的角度看，只要业务结构和业务规模在不断变化，优化管控模式、推动管理效率的要求就始终存在。综合性企业也就需要适时回顾管控模式，探索优化调整的空间。

3．通过管控模式落实整体的战略意图。综合性企业的战略是从整体业务发展的角度来判断和选择的。而子公司作为执行机构和经营主体，既需要执行整体的战略安排，也有其自身基于市场的发展目标。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往往出现总部与经营单元对市场发展的判断不一致，或者彼此战略目标存在差异等情况。而如果不同下属企业资本结构不同，导致综合性企业需要通过不同的通道传导和落实其战略意图，将会增加“落地”的难度。

针对这个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和综合性企业的资源调配能力是一个有效的抓手。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总部可以建立一套相对统一的沟通和引导系统，提升传导效率。通过资源配置，总部可以降低子公司落实整体战略的成本，加快优化布局速度。

在实践中，大多数综合性企业需要不断通过反馈和评估，不断优化传导途径和方式以提升战略管控能力，并配合适度调整管控体系、明确权责利，提升整体协调性和价值创造能力，达到低成本和高效完成战略“落地”的目标。

4．如何通过管控模式提升协同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产融协同企业的重要优势在于整体的业务协同能力，风险来自于整体风险的复杂性和传导性。搭建企业内的协同能力并非一日之功。具有优秀协同效应的综合企业，对内提升企业综合效率，对外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大幅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但也存在很多产融协同企业处于弱协同状态，即企业各自运营的独立性较强，企业之间共同开发市场的意愿较弱。可见，产融协同企业的协同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子公司之间开展基于市场规律的协同并不难，但是，如何充分发挥综合优势，从单点服务到协同服务，从提供单一产品和服务到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这是产融协同企业面临的问题。在探索通过管控体系优化协同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建立协同机制，还需要引导协同习惯、探索协同模式，更需要通过将创新技术和手段引入协同中。这些都对管控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相对单一的业务范围和产品服务面临激烈的同业竞争，成本控制和盈利能力面临较大压力。随着金融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工具与实业产品的创新，金融业与实业相互渗透和融合。

风险防范是产融协同企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通过开展产融协同，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可以获得业务创新、协同效应、优势互补、分散风险等收益，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难度也会加大，并使之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需要在强化风险意识和有效风险隔离的基础上，建立适应产融结合的风险管理及内控机制。

规范的治理结构以及有效的治理执行力，是综合型企业有序推进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的保障，其中有效的风险隔离和整合管理至关重要。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工具与产品持续创新，各行业相互渗透和融合，产品和服务呈现日益多样化、交叉化、复杂化。产融协同企业除了面临单一业务经营的各类风险，在获取协同效应等竞争优势的同时面临着因股权关系、内部交易、关联交易和信息披露等多种因素引起的特殊风险，风险更加隐蔽和复杂，并可能会在综合性企业内部传导或产生风险叠加效应，进而影响系统安全。如果产融协同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衔接整合，则难以及时掌控风险状况和有效应对风险。如何针对风险的新特征升级管控体系、持续优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以合理保障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是产融协同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5.如何破解资本市场对多元化企业的折价难题。综合型企业通常规模庞大，包含业务板块繁多，其子公司普遍市值偏低，意味着公司面临着折价的风险。上市公司的市值是公司价值在资本市场的外在表现，由于公司的总股本不会经常变化，因此市值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除权后的股票价格，其中市净率是反映股票估值情况的核心变量。如果公司市值偏低，股价常年被低估，企业的内在价值得不到有效体现，将会面临市场竞争者的并购压力和重组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外部风险。

如果公司保持了一定的盈利能力和比较健康的现金流，那么更容易引发并购方的关注。当并购与公司既有的发展战略不匹配时，公司不得不部署防御措施，这在无形中会推高公司的管理和整顿成本。市值较高的上市公司则证明其有较高价值创造的能力和投资回报率，同时也更容易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可以获得更多潜在投资者的青睐，可以利用配股、增发等手段筹集到公司发展所需资金，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扩张和发展。在股权分置后的全流通市场，高市值的上市公司可以有效抵御被收购风险。由此可见，上市公司的高市值可以推动可持续价值创造能力的逐步提升。

市值管理的好坏，对综合型企业而言是让其在市场化环境中焕发活力的关键。需要通过提升由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结构与效率以及战略方向的把握等因素构成的公司内涵价值，以及由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品牌宣传等构成的公司附加价值，来提升公司整体的市场价值。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面临的挑战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形态，在优化管控体系中存在一些比较个性化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市场化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原则下，建立有效的业务进退标准和机制。目前，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往往进入新领域易，退出现有领域难。事实上，对国有资本，特别是竞争领域的国有资本而言，持股比例与市场竞争力不一定完全正相关，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按实际控制人来界定国有企业可能更加有利。综合型企业，特别是产融协同的国有企业，具备必要的能力和经验来落实以国有资本增值保值为根本目标、以资源配置为手段、以合理股权比例实现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有效管理，从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从这个角度看，建立符合市场原则的国有资本管理体系，优化国有资本的进出标准，有利于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的正确引导，展示国有体制优势的一面，建立不同功能国有企业资本需要不同管理逻辑的共识。

2．人才管理和激励约束问题。产融协同企业涉足不同业务领域、发展阶段不同，对于复合型人才有更强的需求，面临着专业人才短缺的挑战。特别是进入新的业务领域时，现有人才储备难以满足需求。同时，不同业务板块间行业跨度大、薪酬差距明显，内部人才的交流和轮岗存在难度，对产融协同国有企业总部人力资源配置形成挑战。

另一方面，由于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受制于国家政策制约，薪酬行业竞争力与部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相比处于弱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必然造成骨干人才的流失。为应对这种竞争形势，就需要进一步推进薪酬分配的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开展职业经理人试点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科学化激励、专业化培养和法制化退出等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难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新要求相适应。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涉及的业务复杂多元，需要通过包括培养和引入等多种途径，建立一支既能贯彻战略意图，又有管理和市场竞争经验，与多元化业务结构和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人才队伍。因此，如何建立更好支持激励体系的管理体系，是国有综合性企业需要着力探索的问题。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015.8.24）明确：“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开展政府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

中信所探索进行的，正是具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特点的、有竞争力、有生命力的公司运作方式。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运营公司，不能简单视为在国资委和国有大型企业之间重新设立一层资本运营公司，而要充分利用中信等已经成功运营的公司，进一步充实授权国有资本，充分利用这些公司已经具有的运作资本、产业培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成熟的管理架构、制度、经验和团队，形成有效运行的大型资本运营公司。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需要外在的实施条件和内在的实施能力，这包括金融与实业相互支撑和作用的业务体系、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相当的资产规模、较为雄厚的资本实力、突出的品牌效应、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及优秀的人才队伍，等等。

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具备相应的条件和能力，可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承担落实国家战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重任。

首先，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可作为国家特殊政策目标的操作平台，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开发、实施及运营工作。其次，产融协同国有企业可作为国有资本优化配置和调整平台，将资本投向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新兴产业，进行长期战略性配置。第三，可借助于产融并举的经营格局和实践经验，通过合资、合作等多种股权运作方式持有其他国有企业的股权，进行价值管理。

明确产融协同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能够把国家政府的意图转化为市场化的语言，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探索有益经验，趟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道路。

企业的多元化结构是历史形成的，有共性也有个性。产融协同类企业是多元化综合经营型企业群体中的一种特定发展模式，而多元化综合经营型企业又是与专业化经营型企业相对应的企业发展模式。企业发展模式是多样化的，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都可以取得成功，也可能失败，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企业发展模式。对于具体企业而言，必须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条件选择适合于自身的发展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在战略谋划、激励机制等方面各有所长。中信集团发展所取得的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在实践中正确地选择了产融协同的发展模式无疑是其至关重要的成功要素，而其他条件不同的企业，如果选择与之相同的产融协同发展模式则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考虑到产融协同国有企业的形成有其内在逻辑和外部条件，对现有的这些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明确其功能定位、完善业务体系、健全公司治理、优化管控模式、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发挥出更好的功能作用，但对于增量应结合实际情况稳健推进。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征程上，中国联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积极探索与实践新形式国企改革发展之路，全力创建“五新”联通，开创新时代中国联通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联通  混改  “五新”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成立于1994年，为了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中国联通不辱使命，对电信业的高速增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回顾历史，从2000年在香港、纽约上市，到2002年原网通成立、原联通A股上市，再到2008年联通与网通合并，中国联通的发展始终与改革相生相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017年，中国联通成为首家开启国有企业集团整体混改的试点单位；首家面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通信央企；首创“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的资本业务创新模式。

确立混改要实现的两个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国企混改十六字方针：“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根据总书记的指示，中国联通确定了集团整体混改要实现的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把整个集团A股作为一个大的平台，吸引战略投资者，实现业务上有整合、有协同，通过双方优势互补，创造更高的价值。第二个目标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市场化运营机制，提升质量、效率和动力。通过混改，推动国有资本做优做大做强，努力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在混改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党组在混改进程中始终坚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为保证在混改过程中和将来企业的运作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党组贯穿混改全程“定向把关”，牢牢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治方向，建立每周研究、紧急情况随时研究的党组常态化工作机制。2017年围绕混改工作，集团公司召开党组会40余次，研究混改议题50多个。

第二，把加强党的建设与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必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三重一大”等事项，必须先由党组织研究讨论。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联通以董事会治理为核心，以市场化运营为原则，建立多元化董事会和经理层，以及优势互补、权责对等、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市场化经营机制。通过混改，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突出市场化配置作用，强化激励机制：

一是充分发挥董事会的核心作用。明确董事会在公司的核心地位，落实董事会经营决策、薪酬分配等权力；建立与经济效益和劳动力市场价位相联系的工资总额决定和调节机制，由董事会行使工资总额管理权。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破除长期以来束缚企业活力的机制体制障碍，探索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三是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员工活力。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让有能力、有创造性、有见解、有智慧的人担当重任；鼓励员工投身创新创业。

引入优秀战略投资者，创造更高价值

我们认为，“混”的核心是首先要引入优秀的战略投资者，整合业务，加强优势互补和战略协同，创建更大的平台，创造更高的价值。一直以来，全球的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都互为宿敌，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看到双方有各自的优势，中国联通更多的是在通讯层的底层，而互联网公司大多是跟消费者接触的应用层。双方的优势可以互补，提供共同创造价值的机会。

一是引入与中国联通主业关联度高、实力雄厚、互补性强、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和促进作用，有利于提升中国联通创新能力的战略投资者。我们把BAT和苏宁以及京东都纳入了这次混改的投资人之列。

二是引入新的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混改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从图1.可以看到，过去中国联通的A股，联通集团公司（实际是国资委代国家持有的股份）持有中国联通的股份是62.7%。这次混改以后，股权结构有很大的改变，除了公众流通股以外，联通集团公司的股份第一次下降到低于51%，为36.7%。

图1 混改前后中国联通股权结构对比

战略投资者持有的35.2%股份中，民营企业持有20%，而且集中在少数几家民企身上。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解决股份多元化的同时，让民营企业能够在董事会里有话语权，有参与决策权，进而能够解决公司治理的问题。

有些人不理解，既然联通已经上市了，为什么还要再搞混合所有制，这个“混合所有制”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个人理解，过去我们讲的股权多元化或者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是股权分散。比如说一家国有公司和另一家国有公司进行合资、合股，这样确实是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但是公司的管理机制其实没有什么改变，仍是国有体制。另外中国联通原来的结构，62%是中国联通集团拥有的，其他是由众多分散的小股东组成的公众股，小股东其实没有多少话语权，除了个别的问题大股东弃权，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权利是被大股东一票决定的。现在为什么提出混改？核心是国有和民营相互之间有重大的融合，民营体制要参与进来，占到一定的股份，有一定的话语权。这次混改我们就是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设计股权结构的。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中国联通的混改是以以下五个方面来推动的。

第一，初步建立与战略投资者合作机制，业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在重点合作方向上，根据公司战略合作方向及双方资源禀赋，重点在渠道触点、零售体系、内容聚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展开合作。目前在渠道触点、基础电信等领域合作的收入贡献已超过百亿。我们和BAT这些公司已经开始深入地谈判，有一些内容已经开始合作，有一些内容还在试验之中（见图2）。

图2 联通重点合作方向

比如说渠道触点。过去通讯业都是靠实体营销，零售店去卖我们的通讯产品。现在我们和腾讯合作，仅2017年一年内，移动用户为中国联通带来了新的5000万用户的发展。一方面，因为是在网上销售它的营销成本很低；另一方面是真正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比如你正在玩游戏或正在看视频的时候，我给你推送一个，给你流量包，这种方式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这种方式确实改变了我们过去靠不断增加营业厅来增加营销收入的运营方式。在这些领域中，我们的空间还很大，要逐步推进。

第二，全面推进“瘦身健体”，打造“小管理、大操作、强协同”的组织架构，让企业轻装上阵。

由于中国联通历史上多次重组，小网通、吉通和原来的大网通合并，后来联通和网通合并，造成公司的“板凳”越拉越长，机构越来越多，干部越来越多（见图3）。

图3 中国联通机构改革

企业逐步发展就变成头越来越大，四肢越来越萎缩，实际干活的人没有增员，而指挥的、下任务的、检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希望到总部工作。这次总部带头从27个部门减到18个部门，总部的编制也砍了50%，真正进行了改革。总部带头，省公司和地市公司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压减，把公司变成“小管理、大操作”。总部也有很多的操作部门是服务基层的。

第三，按照党的十九大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有关精神，中国联通组织进行了机构精简后的管理人员首次选聘工作，本着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选聘相结合的原则，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

干部首聘平稳有序，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了干部服气、员工认同。集团党组的管理干部退出率是6.3%；总部三级经理退出率是13.6%；各省分公司中层干部平均退出率达到15%。首聘后，管理人员签订业绩任务责任书，实行了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推进干部管理市场化。关于“末位淘汰”，我和很多干部单独谈过话。几乎每个人谈话时都讲：第一，我没有想到我是末位，我觉得我干得很好，因为他平常听不到别人对他的意见。第二，表示服气，认为这个方案是公平的，我是末位我认账。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整个集团减了这么多的干部，但总体上非常平稳。过去企业内部的矛盾不少，内部常有告状信，国有企业内部的人也看到了企业自身的问题，但现在比较稳定，说明大家是渴望改革的，只是我们缺乏认识，改革真正进行的时候，各级干部和群众是支持的，这也是我过去估计不足的。

第四，深入推进全生产场景，搭建内部“双创”平台，划小承包范围，使联通从大公司回归到创业公司，让基层员工率先有更多获得感。

过去的通讯业，“大锅饭”问题很严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从北京打电话到广州，要经过好几个省，成本怎么分摊？谈不下来没法弄，最后只能“大锅饭”。我们这次划成小微组织，探索大企业如何通过小微组织获得创新能力。比如说一个乡镇点选拔一个小CEO，你领导五六个人，可以有人的裁量权，收入和利润的增量部分可以提成。按经验成本给一个初步的毛利测算。如果你要建一条光缆或增加一个移动基站，成本就要算在你头上。这样就解决了过去投资没有边界、大家争抢投资，对产出不负责任的弊病。这是横向的组织。

图4 联通“双创”平台

还有纵向的组织。比如跟阿里合作、跟腾讯合作，都有小的团队。小团队跟阿里合作创造的价值，超出部分团队可以计提。这样员工积极性马上就不一样了，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大锅饭”情况。过去员工早上8点半来上班，到下午5点就没人了，整个公司灯都是灭的。现在到了八九点仍然有很多灯在亮，他要为自己创造价值。但是最大的得利者还是企业，是国家。我们还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成熟一块改革一块，逐步推进。

第五，建立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让员工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中央的支持和领导下，我们建立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计划，要真正让员工和企业的利益能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次授予股票的人数是7900人，总的股数接近8.5亿股，受利员工占全体员工比例接近3%。除了我们的各级领导之外，核心员工、尤其是创新领域的核心员工都可以拥有期权，这样很大程度解决了员工的积极性问题。股票解锁条件与业绩指标紧密关联；股票分配突破按职级授予的通行做法，不搞平均主义，根据业绩贡献实行差异化分配。

尽管中国联通这一轮混改方案的实施时间还不长，但混改的初步效果开始显现。

第一，通过与战略投资者合作，创新商业模式，有力地推动了经营业绩“双V”反转。中国联通之前两年的利润为负增长，2017年实现了4.4%的正增长，从前年的-5.4%，到去年的4.4%，变化率接近10%。

第二，降杠杆、减负债，资产负债率降至安全线以内。中国联通原来的债务超过60%，隐性债务加区域公司债务已经超过了70%。这次通过混改融得750亿元现金，经营现金流增加了400多亿元，使得我们的浮息债减少了1100亿元，这在中国联通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企业的负债率回到了40%这一安全线附近，现在是47.4%。

第三，混改后公司业绩改善。通过混改，联通每股净资产增长了25%，中国联通拥有的股权增长了7%。通过资本的运作使得国有资本放大。

第四，广大干部员工的信心和精气神明显增强。我刚到联通的时候，很多干部员工情绪比较迷茫，一谈起来，都说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走到哪里都有人对我说，“董事长，我们准备怎么怎么干。”我觉得大家的精神面貌完全变了。

治理机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确定适当的股权比例

首先，要科学设置股权结构。股权比例的设置需要综合权衡，既要保证股权充分多元化，又要保证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战略驾驭能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联通集团作为持股36.7%的第一大股东，拥有对A股公司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合计持有联通A股公司股权53%；联通集团持有红筹公司52.1%股权。

其次，要确保国家利益。通过签订协议，约定其他国有股东退出时，给予联通集团优先受让权：在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事项时，各国有股东要首先服从国家利益。

真正改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

要给民营资本特别是具有战略协同、管理和业务优势的战略投资者一定的董事会席位，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组建多元化董事会（战略投资者董事、联通内部董事、独立董事），发挥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作用。

第一，真混而不能是假混，让引入的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有决策权、有发言权。

第二，发挥各类股东作用，尊重和保护好小股东的利益，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第三，真正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市场化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运营机制。

平衡各方战略投资者的利益诉求

区分不同的合作领域，科学配置各方优势资源和能力，实现混改红利最大化。战略投资者引入的多元化，特别是在业务上有相互渗透和竞争的投资者，存在怎么跟他们合作，怎么合理分配的问题。比如说腾讯和阿里，开始一上来两家就较劲，外界也有很多评论，认为这样的合作会引起很多内部矛盾。我们就一家一家谈，努力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统一到联通这个平台；区分不同领域、利用各方优势资源和特长，分别开展多个领域的合作，实现价值增值和股东权益。

衡量混改成功的标准

国企混改，是新时代国有经济的新形态。衡量混改成效的主要标准有三条：

1.企业效益提升。收入、利润等指标大幅改善，经营效率大幅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2.创新能力提升。在与战略投资者协同发展的同时，公司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接续。

3.国有资本收益提升。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中国联通正在努力趟出一条可操作、可复制的混改所有制改革之路！

推动“五新”联通做优做大做强

第一，坚定不移地将混改推向深入，创建“五新”联通。所谓“五新”联通就是培育强健互联网的新基因；探索完善公司混改新治理；全力加快互联网化新运营；着力增强创新发展新动能；积极构建外联内通新生态。

第二，落实董事会职权，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中国联通新的董事会已开始运作，将进一步落实好、维护好董事会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要妥善处理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构建以上市公司为经营主体的法人治理模式。集团公司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股份，集团公司未进入上市公司资产的管理和运营委托A股上市公司代管。

第三，履行契约精神，打造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履行契约精神，就要以“要素互补、共同成长”为原则，深化与战略投资者的业务层面和资本层面合作，充分调动投资者积极性，凝心聚力，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一是要创新模式，扩大供给。面向公众、家庭、产业互联网三大市场，创新商业模式，扩大中高端供给，推动分享经济发展。

二是要借人肩膀，提己能力。充分发挥投资公司作用，加强与战略投资者在物联网、云计算、视频等创新领域投融资，进一步实现二级机构的股权多元化和轻资产运营。

三是向不平衡不充分发力，提供更多优质信息通信产品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第四，深入推进激励和用工改革，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深化改革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混改能不能有效推进，创新能力能不能实现质的飞跃，关键在于人的积极性是不是能真正调动起来，要继续深化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改革。

中国联通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激励机制改革。建立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激励资源配置体系，鼓励“增收入、降成本、提效率”；坚持按劳分配，打破平均主义，管理人员基于价值创造目标确定绩效年薪，能高能低：员工建立薪酬与贡献挂钩的机制，鼓励多劳多得。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市场化用工改革。坚持效率导向，提升人均效率，聚联通英才而用之，鼓励本部人员向划小单元流动，传统领域人员向创新领域流动，加大IP、IT等战略人才培养；扩大选人视野，进一步拓宽国际化引进等外部渠道，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不断进行深化改革，打赢混改攻坚战。

（编辑  季节）

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的努力方向。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把新闻学列为11个“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学科，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与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声音对于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具有启发意义。也正因如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过程中，就必须明确其时代使命与基本遵循，找准难点和突破点，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落到实处。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争议焦点

尽管中国特色新闻学已成为学术热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达成了共识。但不可否认，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与努力，在学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集中体现在“是否存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争议上。这是宏观层面的争议。此类争议未充分意识到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把新闻学与物理学等理工类学科等同，其本质是否定有中国特色新闻学，背后则是由来已久的“新闻无学论”。“新闻无学论”表面上是否定“新闻有学”，如，有人认为新闻是“术”不是“学”，有人认为新闻学没有自己的理论，有人认为新闻学应向传播学或传媒学转向，有人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是“新闻宣传学”而非真正的新闻学，等等。这些观点表面看是认为新闻无学，但实质是否定中国新闻学有学，根本则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并非新闻学指导的内容，是对党的新闻理论的否定。

第二类，表现为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具体思路上，围绕着中国经验、西方理论、社会主义等几个主体间的关联，存在几种不同的倾向：

一是强调中国本土的新闻学。此类声音主张，中国特色新闻学应立足于中国本土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和经验，总结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学理论，更多强调的是“中国新闻学”。其理论溯源往往从中国古代新闻活动、近代资产阶级报刊开始。如，“文人论政”“小骂大帮忙”等均是“特色”。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的因素，而只强调了本土经验的“特色”，这种“特色”实际上是“特点”，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

二是强调中西差异的新闻学。与前者不同，此类声音强调，中国新闻学应与西方新闻学进行区分，甚至要进行切割，划分界限。如，认为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主义”、“独立媒体”等理论是基于西方政治制度而产生的，认为中国新闻学中也有类似概念，不用照搬异国概念。此类声音偏向于通过“中西差异”来证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存在，甚至排斥使用西方新闻学中的一些概念，转而试图通过使用一些新概念、术语和述语来彰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深刻内涵。

三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此类声音明确主张，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省略“社会主义”后的简称。其中，“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具有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的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强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学的不同之处。这一主张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在强调“社会主义新闻学”这一观点上，围绕着“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有不同的声音。一类是强调“马克思的思想”的“马克思学”做法，此类主张强调“回到马克思”，用马克思的思想解读现行各类新闻传播活动现象；一类是肯定马克思主义，但否定列宁主义，认为“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者某种程度上多为此类立场；一类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喜欢拿经典作家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讲话作为依据，而未很好地结合实际；一类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承发展、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且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观点。在以上这些观点中，有的是“新左派”观点，他们在批评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同时，也不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有的“假马”“伪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研究对象而已，甚至存在“借马打马”现象。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需加以辨别。而我们讲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最后一类，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继承发展、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且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思想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有了更沉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综合三种倾向，不可偏废。

首先，要总结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经验，提升理论化水平。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历时悠久，并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元素。无论是“文人论政”，还是“喉舌论”，抑或“新闻宣传”，此类种种概念皆是中国新闻从业者和理论工作者在新闻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总结出的中国理论。当然，这些理论有的是后世提炼，有的缺乏严密体系，有的是工作经验，离理论意义上的理论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总结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经验，不断提升理论化水平。这一过程中，尤其是要运用科学思维，具有学科意识，打造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形成新理论。当前情况下，本土经验的理论、概念、表述仍然匮乏，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却倾向于用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来考察、解读中国经验。

其次，要总结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经验，提升普适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活动已有近百年历史，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思想、宣传思想工作经验均十分丰富。如，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正面宣传”、“典型报道”等等，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精妙之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有很多超前思想，但由于缺乏理论提升而限于思想层次。如，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效果理论”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著述中，都有相关论述。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宣传家先于美国传播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的主要原理，成为传播学理论的首创者”。[1]但是，由于这些思想缺乏理论高度的提炼和学科层面提升，而只能停留在领导人新闻思想上，未能成为真正的新闻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求探索如何总结这些实践经验、新闻思想，并提升理论层次，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理论，即不仅可以指导中国新闻实践，同时要善于从科学、学科、学理层面去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新闻思想。

再次，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闻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绩，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甚至成为学习对象。与此相适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亦应跟上时代步伐，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应融合新闻真实、新闻价值等新闻学普遍性理论和舆论导向、正面宣传等特色性理论和党性原则、群众路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贯通而成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新闻学。这里，所谓“中国特色”，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实践而来，又能指导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理论；所谓“普遍意义”，即能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典型理论。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本遵循

任何一个学科、一个理论、一个观点，存在争议在所难免，争议本身也是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动力。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应当有一些基本遵循，只有不偏离这些基本遵循，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才能真正符合当前国情，路才能越走越宽。其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新闻实践是三个基本点。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三个根本点。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即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体现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基本性质，体现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党管媒体、党性人民性统一、正确舆论导向等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上，一定是坚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符合中国国情。把研究视角更多放在中国新闻实践及其面临的挑战、问题上。当前，我国有关中国特色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仍处在片面化、简单化、口号化层面，学理性不强，体系缺失，是导致其受到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应更多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新闻传统、新闻实践，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理论建构，积极推进中国新闻实践经验的概念化、理论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学理化、体系化。

第三，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新闻学之“特色”，要求所建构的理论能够满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所建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2]；所体现的历史脉络及业务原则，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指导中国新闻工作的实践。简而言之，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主体一定是来自中国实践的，也必须是能够指导中国新闻实践的，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难点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一两本教材和几篇文章能够解决，需要长期的实践与总结，深入的研究与阐述。如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已成为时代使命，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路径还面临诸多难题。

第一，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概念、理论、学科等有待创新。当前新闻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述语体系明显陈旧，某种程度上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就那么几个，如“新闻价值”、“新闻规律”、“新闻职业道德”等；理论体系停留在党报理论时代，如“起源、规律、原则、法治、道德”的框架结构；学科体系滞于传统媒体时代，如新闻史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等；教材体系沿着学科体系而设，缺乏新意，甚至导致一些新闻院校搬出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作为核心教材。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外界甚至学科内部会有很多质疑声音，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只是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而已，并没有实质改变。

第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创新，及如何反哺实践有待发掘。学界对大量中国新闻实践经验，未能予以足够的研究与升华，思辨研究多数限于空洞的争辩，实证研究的又只证明了一个已知观点。相反，有的人热衷于用西方新闻理论去套中国实践，以此来思考中国新闻实践模式，自身理论的缺失导致这种套用有时被视为更具科学性，反而加剧了我们自身的理论自卑感。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到底能否建立、能否形成中国学派，还在于其能否很好地反哺新闻实践，有效指导乃至引导中国新闻实践。面对当前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传统的新闻理论在指导实践方面已然显得乏力。

第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如何统一有待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之建构，本质上是要建立起新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而所谓“学派”，必须既有独特性又有共同性，能够与其他学派之间展开对话。这要求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要纳入“普遍意义”的视角，不是“自圆其说”就可以的，更不能“自说自话”。统一协调“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关系，目前来看，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有待进一步探索。如，正面宣传为主、正确舆论导向、自由责任统一等理论，实际上是中外适用且都在从事的工作，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理论阐释的学理性欠缺，加之理论话语权的弱势，导致这些理论的普遍意义得不到彰显。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时代之需，是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的必然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不能闭目塞听，需要正视面临的争议、难题，在坚持基本遵循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让中国特色新闻学承担起新时代的新使命。

（编辑  宋斌斌）

“中国财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个题目，现在是一个热点，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涉及财税和货币问题。

一、美国税改以及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

分析美国近期税改，对研究中国税制改革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国内部分专家对美国的税改是有误判的。从特朗普竞选开始就对他一直是负面评价。他当总统后提出税改法案，有人认为这个法案通不过；减税法案通过后，又有人认为减税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很多问题，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认为税改主要的受益者是美国的富人和穷人，而中产阶级没怎么受益，认为这个改革不会成功。

里根在上世纪就实行过减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值得研究。

（一）里根税改效应及对世界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德国等国人均GDP都超过美国，特别是日本已经超过美国40%左右，而且那时这些国家与美国的人均GDP差异一直在加速拉大。

但是进入90年代，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的人均GDP相对美国全开始落后，2014年已经下滑到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70%上下。[①]

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些西方国家人均收入相对美国开始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总统减税政策实施以后产生了长期效果。

原中国驻联合国的科技参赞冀复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彩电、电冰箱对美国出口，对美国本土市场形成强大冲击，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很强，日元升值成为当时世界性的话题。冀复生认为，90年代初期美国信息技术的进步扭转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美国信息技术突破造成了美国甩开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状态，而产生信息技术突破的原因，与里根总统减税是完全对应得上的。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做到财政赤字为0，这是在美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政府减税政策激发了美国科技型企业的活力，从而激发了美国整体经济活力，导致美国政府收入增加。

       相比政府财政盈余、人均GDP领先更为持久、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科技及其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美国综合国力持续领先。

美国跟很多国家的文化不一样，美国的模式是一个技术就由一个公司来做。比如因特尔就做芯片，IBM就做计算机，微软就做操作系统。但是就美国经济体整体而言，美国与其它经济体竞争是整体的领先，而非是某项技术领先。这个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无论是从经济历史数据分析，还是从科技进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里根时期减税确实推动了美国信息技术的突破——这不是一般的改进，而是有实质性的结构性地提升。这就是里根总统减税政策的长期影响。

（二）各国制造业纷纷流向美国本土

当前特朗普政府又开始推行减税，但一些专家学者的分析基本都是负面的。这一类观点可以总结为：减税无助于改善赤字和债务问题，减税会使实体行业的资金流向金融行业，等等，总之评价都是负面的。远有里根减税带动美国经济和综合国力持续领先的基本事实，近有特朗普减税迫在眉睫的现实，我们必须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将会使美国形成一个税制的政策洼地，因为企业税负低，政策吸引力就更大。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已有部分民营企业和央企去美国投资建厂。社会上曾经热议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赴美投资建厂的事情，当前比亚迪也准备去美国投资，民企玖龙纸业也要去美国投资建厂。福耀玻璃是做汽车玻璃的，在美国有市场，而玖龙纸业原是面向我们国内市场的。除了民营企业，一些央企现在也在考虑去美国投资了，例如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即“中建材”）到美国投资做建筑玻璃；再如大型央企中车集团在美国投资两个地铁车辆生产项目，用于更新美国地铁车辆，以抢占美国市场。德国的宝马、韩国的三星等等世界一流企业，都开始准备到美国投资建厂。这一趋势甚至冲击到了劳动力成本洼地墨西哥。

就其本质，外国投资这一趋势只是较好地解决了美国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解决美国的技术进步问题。这些企业去美国投资生产主要会增加美国本土就业，降低失业人口，减少失业金的发放从而降低财政压力，同时增加税收，从而改善美国财政经济状况。特朗普在竞选时说要将美国的GDP增长率翻一番，美国现在的GDP增长率已经达到3.3%了，[②]特朗普又喊出要美国经济增长重回4%甚至5%的目标。其依据就是将国外的企业吸引到美国去，增加就业，推动GDP增长，从而扩大税基，促进财政平衡。

（三）减税使美高科技企业海外资本回流

特朗普减税对美国影响最大的还不仅是吸引国外资本投资制造业，而是要吸引美国高技术企业的海外资本回流。按照美国当前的税法，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赚了钱、将这笔利润拿回美国，要向美国政府上缴35%的税收。此次特朗普税改将海外利润汇回的税率降低为最低甚至是8%，减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税，将吸引许多美国公司在海外留存的利润和资本回流到美国本土。

这个动向是非常最值得关注的。首先，这类资本回到美国，既不会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可能去生产鞋袜等日用品，也不会投向普通资本密集型企业——比方汽车玻璃、建筑玻璃、轻轨车厢之类。美国的海外资本回归本土之后，会大幅度增加对高科技研发的投资。因为美国在海外获取高额利润的企业，除了一些金融机构之外，主要是科技领先的企业。比如微软，已经开始准备把海外的利润拿回美国去投资科技研发。当前，美国很多高科技技术都处在一种萌芽状态，而回流的资本会大大助力其发展。这个动向是最应该高度关注的。

比如，英特尔和IBM正在研发的量子计算机技术。该技术可能成为新的一个科技突破台阶，如果美国的量子计算机技术登上了这个台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会发生深刻影响。这里有一份材料，比如破解一个密码，对现在的计算机技术而言是100年的工作量，对量子计算机技术而言只是以秒计的工作量。一旦量子计算机的能力进入实际应用，所有的信息安全系统（金融账户系统、军队武器系统、个人身份社保系统，等等）都需要重新设计。这种技术进步的冲击影响绝不是企业多挣多少钱，政府多收多少税的问题，IBM公司已经宣布造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因特尔公司预测5到7年内量子计算机就可以达到商业工程规模。尽管我们经济研究者无法对量子计算机技术做特别精准的评估，但毕竟这不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这才是美国资金回流以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中国的钱、韩国的钱、德国的钱流往美国起不到上述作用。对此，我们要有应对的考虑。我们的视野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财税、就业等经济领域，应该看到减税政策对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格局的重大潜在影响。

（四）特朗普政府的施政能力高于预期

目前，国内有些专家当前美国政府政策的负面影响估计得很严重。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减税政策，我们既要看到它对美国本土确实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也要看到其对美国的科技水平、综合国力存在潜在的正面影响。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也遇到一些困难，天下没有一项政策的推行没有困难和问题的，哪个国家都一样。美国减税有助于解决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但是核心问题是有助于推动科技进步。

特朗普上台后，他那些根据竞选口号提出的法案在做了某种程度的修改以后，都在一个一个通过。包括穆斯林移民政策，一个地方法院把它封杀了，后来修改了两条，现在已经在全美推行了。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隔离墙，一开始说工程浩大，后来有人提出来做成一个光伏墙，变成投资，还能发电，现在也开始建了。减税是特朗普的一系列施政方案之一，特朗普上台以后，他所提出的东西，在政治上经过一番讨论，折中、让步以后，大的框架都是按照他的主张在推行。因此，对于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应该对其可能产生的积极的一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中国宏观税负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的决策层提出很多经济战略上的政策，这里集中讨论财税方面的问题。

（一）降低宏观税负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重要决定之一就是“稳定宏观税负”。大体看，有关专家对宏观税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类看法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还较低，国家应该提高宏观税负，理由是我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政府可以多集中点资源来办大事。第二类看法是应该维持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第三类看法认为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已经比较高了。

很多人根据三中全会决议“稳定宏观税负”的提法，坚决反对认为宏观税负偏高、应该降低的主张，用各种数据证明我国宏观税负不高。我是主张我国宏观税负偏高应该降低的。我认为当年提出稳定宏观税负的提法，更多的是决策层出于需要有个观察和判断期的考虑，而不是认为当时宏观税负水平合适的判断。宏观税负的问题太大，上涉及国家的开支、收入，下涉及到企业、个人的投资、消费、储蓄等决策，所以要对宏观税负水平高低做出一个全面性的判断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判断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决策层开始逐步部署经济战略的调整，以2015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供给侧改革执行半年后，2016年7月，政治局开会做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决策层再做出这个判断——就是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偏高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2017年5月份，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研，研究内容是税收的“营改增”，税负问题的调研是俞主席提出来的。当时，有一些专家认为营改增以后不能减税了，只能减费。针对这种错误的认识，8月份政协开会，俞主席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政治局提出的“降低宏观税负”任务，还需要继续采取措施来推进这一任务的实现。

2017年底开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长肖捷提出继续减税降费，国务院在最近几次的常务会上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仍然强调应该继续减税降费。

最近，一些不赞成降低宏观税负的专家又出现另外一类声音：继续减税的前提是先减支出，如果减支出的方案不完备，减税的政策就需要慎重。

（二）关于宏观税负的两个政治判断

我认为，宏观税负水平高低不仅是经济判断，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判断。

第一，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是政治判断。这种判断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简单收集一些国外的税负数据，然后进行比较，得出中国比外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或者差不多的结论，并据此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是多少，上述方法作为一个学术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在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时候，将此当作决策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中国的宏观税负是要支撑政府施政方向的，宏观税负取决于政府要干什么事。有的事要重点扶持、花钱多，有的要从企业多拿或少拿钱，这都是有政府目标的，是一个政治判断。所以，将视野局限在同美国、英国、北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税负水平比较，以此判断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是不符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而且，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不一致，中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对未来若干年的各种收入支出的各种预判，才可以得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底是高还是低的判断。

第二，中国的改革，往往要牵涉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但不能等到完成全部利益调整方案设计才推行改革。

改革是难以预期的，在当前减税这件事情上，没有拿出支出减少的成熟方案就不能做出减税的决策，这个逻辑不成立。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作为我们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减支作为减税的配套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作为前提，否则就意味着反对现在决策层的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

（三）作为减轻企业负担的减税措施：“营改增”

“营改增”全面推行的第一年，减税规模达到了7000亿元，但根据调研结果，企业的获得感并不强，主要原因有两个：

1.增值税比营业税的征收率提高。同样一个经济活动，征增值税漏税少，而征营业税漏税多。这是增值税与营业税自身特点差异决定的——征收营业税的时候，税基是企业的营业销售额，上游供应商是否交税与企业经营者无关；但是企业缴纳增殖税以后，如果不从上游供应商处拿到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话，等于替上游供应商多交税。所以，增值税的监督方除了税务局以外，上下游企业之间也进行监督，这就大幅度提升了征收率。这就很好的解释了营改增之后不少企业获得感不强的部分原因——过去营业税漏税多，现在增值税漏税少了。

2.我国的增值税存在不规范问题，导致留抵税款激增。规范的增值税（例如欧洲的增值税）应该是每个月销项减进项，正的企业向税务局交税，负的税务局向企业退税。而我国则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不退税等于预缴，形成留抵税款，等企业以后有销项再进行冲消。企业投资在营改增以后，增值税进项税款大幅度增加，因此，这几年留抵税款激增，企业投资中的预缴税款激增，当然也就减弱了“营改增”的减税效果。

综上，征收率的提高和留底税款的巨额增长，使得“营改增”的减税效果被减弱，导致很多企业所谓的获得感不强。

三、当前中国降低宏观税负的迫切性

2016年7月政治局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尽管已经取得了进展，并没有全面完成降低宏观税负的任务，还存在很多要继续做的工作。以下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社保费率、个人所得税、住房价格、企业集团集中汇总纳税这六个方面进行降低宏观税负的具体措施分析。

（一）增值税

我国增值税规范化问题的迫切性比过去增加了。

1、经济亟待转型。我国经济正在转型，不再将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发展方向，也不是“4万亿”时期，那时企业对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只要有贷款就上项目，就能从市场中获利。

经济转型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关闭或外迁。不仅是生产鞋袜的企业，就连某些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也外迁或者倒闭了。例如，现在手机拍照功能强大了，数码相机市场萎缩，苏州的一家几千人的数码相机厂关门。最近苏州又倒闭了一家几千人的电子器件厂。面对这种情况，商务部曾引导这些准备外迁的企业去土地、劳动力都便宜的内地办厂。但是由于物流成本太高，整体效果不佳。另一方面，低技术水平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必须淘汰。地条钢压缩产能达到1亿多吨，诸多小水泥厂、小玻璃厂等高污染落后产能肯定是要淘汰的。而经济繁荣，社会要稳定，那么就必须依靠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型、创新型企业。

2、税制阻碍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转型，要求增加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要鼓励科技创新。但我国现行税制很多因素还不适应科技创新战略。

比如留抵税款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局限所造成，留抵税款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因此最近对一些重要的企业，比如大飞机、飞机发动机等已经将留抵税款政策改成退税了。

现有的不规范增值税施行的留抵税款制度，实际上已经对于资本密集型、研发与生产销售周期长的国家重点发展高科技企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的工作，应该最优先调整不规范的增值税制度。

比如大飞机项目，大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研制阶段，产品还没有销售，已经消耗数百亿资本金。如果继续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等于对大飞机项目资本金投资的每个环节征税——盖房子11%，买设备17%，买材料17%。这个项目是纯粹的国有资本投入，需要持续投资十几年，取得试航证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对于这种国家战略重点项目，应该对它给予足够的支持，支持其尽快占领市场，而不是按照现在的增值税制，对其投资一边收税、又一边补充资本金，这只会增加它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国务院已经批准改成退税了。

另一个例子是航空发动机，从提出任务到研发成功再到销售出去，周期非常长，美国的研发周期长达15到20年。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科技相对落后，销售难度更大、回款周期更长。如果按照现行增值税制，会形成大量的留抵税款，加重企业和国家投资负担，不利于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缩小对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所以对航空发动机也改成了退税。

从总体上说，不规范的留抵税款制度还迫使企业增加负债总额，提高了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我国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决策相悖，不仅如此，企业还要为这部分预缴税款承担利息支出的财务成本。按照一万多亿留抵税款来估算，给企业增加的财务成本也要上千亿，所以，这项改革不但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还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改善企业利润水平。

同时，留抵税款作为预缴税款相当于政府负债。上万亿的留抵税款虽然是存量，但已经占有每年增值税收入相当高的比重。特别是营改增之后，留抵税款增速很快，这个政府负债的“堰塞湖”的风险泡沫膨胀速度很高，对未来增值税收入的威胁逐年增大，不尽早消除此风险泡沫，一旦溃坝，危害极大。而且这笔上万亿的政府负债并没有计入政府负债所形成的杠杆率统计之中，就更需要我们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企业所得税

根据最近的调查，企业所得税上有两项因素比较重要，应该考虑。

1、折旧率。折旧的本质是回收投资的速度，现在主要发达国家一直在提高折旧率，鼓励企业能够更早回收投资。提高折旧率也是为了鼓励企业技术更新。特别是特朗普允许不动产以外的机器设备当年全部所得税前列支。这项政策大大提高了投资者回收投资的速度。我国折旧率偏低的压力加大了。

2、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率。我国2008年税法规定的这个比率是150%，即如果企业研发投入100万元的话，税前按照150万元扣除。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不少发达国家税前抵扣都比我国高，从200%到300%不等，研发费用抵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将利润留在企业内部，越鼓励企业向研发投入。当前中国企业研发占比很低，与美国企业研发占比相比差了三四倍。研发是一个长期积累过程，那种少花钱还能办成大事的思想在政府支持企业创新上不可取，因此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还应该继续加大。

（三）社保费率

现在按照全国的规定社保费率是40%，但允许收支有结余的地方适当降低。根据我们的调查，诸如广东、浙江都是25%，但东北地区，除了五险是40%，原来的企业福利费（例如取暖费、洗理费等等），仍然由企业负担。因此，形成了广东25%、东北40%还要多的劳动力成本不均衡情况。

现在社保基金理事会是储备性质的，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不是储备性质，而是收支领域。尹蔚民部长最近的讲话也谈到了基本养老要实施全国统筹，类似东三省这类收支差额大、老国企多、退休员工较多的地区需要一定的全国统筹协调能力。当前我们国家40%的社保费率是偏高的，未来应当下调，因为这是劳动力成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编者注：国务院已经决定，中央按地区类别分别承担10%，30%，60%，80%社保支出，向全国统筹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四）个人所得税

工薪的个人所得税也是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我国现行工薪税率达到了7级，最高的边际税率是45%。反观特朗普税改，将税率缩减为3级，最高边际税率下降至35%。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结构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海外高级人才的吸引力。

根据我们调查的一些大企业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企业想从海外招募高水平人才，但当前国内的个人所得税课税较重，企业在国内支付薪酬的负担沉重，甚至支付不起，于是企业就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这类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发高薪工资，将高级人才的工资发到香港的这个公司里，因为香港是15%的税率，企业用这种办法来降低劳动成本。这不是个别现象，已经有很多高科技企业在香港成立上述所谓的公司。

今后高水平人才这类劳动力肯定越来越多，劳动力中农民工比例一定会降低，这是必然趋势。不管是高水平人才的高薪，还是农民工的薪酬，本质上都是劳动所得，因为技术、管理能力，都是劳动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不能对工薪的个人所得税赋予太多的收入调节功能、而将最高边际税率与发达经济体拉开差距，减弱自身对人才的吸引力。

（五）房租房价

劳动力成本中房租房价的因素不可忽视。现在的高房价高房租，已经成为我国高科技企业劳动力成本中间一个重要的因素了。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2017年一季度深圳的房价上涨，华为这样的好企业都感到了巨大压力。华为应对深圳房价上升的策略是将一部分机构搬到东莞的松山湖水库去了。连深圳华为这样的企业都因为高房价撑不住，对其他高科技企业的负担恐怕更重。

根据在广东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广东省将工业用地批给投资办厂的企业，同时允许企业将拿到的工业用地中的百分之几盖职工宿舍。这样就省去了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的级差地租成本，职工宿舍作为住房供给的价格就比较便宜了，也就间接的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但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去市场化的，将劳动力的市场化自由流动给破坏了，对市场经济有负面影响。董明珠也讲过，格力为员工准备房子是要让员工干到退休，如果员工离职，那么就收回房子。这样虽然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但破坏了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如果企业都推行这种策略，宏观经济活力就不可避免的被降低。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企业集团集中汇总纳税

按照普遍规律来看，企业研发资源的集中度越高，研发的效率越高，因此很多集团都成立研究院以集中研发资源。但是我们国家的税收实务，是以法人为单位进行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的。举例来说，一个集团有下属二级、三级公司，企业将研究资源集中在集团，以研究院形式存在，这样效率最高。但是这会导致二级公司、三级公司没有了研发支出，就不能享受高科技企业的研发税收抵扣优惠政策，这就是矛盾的。例如广汽传褀就专门反映了这个问题，并希望将来政策有所调整。

经济转型应该是以研发创新为主动力，科技含量提升了经济发展也就更可持续了，这样应该是鼓励集团化、集中化发展的，那么如何解决集团和二、三级法人机构之间的研发与税收优惠的矛盾？如何解决集中纳税的税款在各分支机构所在地分配的问题？这都需要总体设计。

（编辑  季节）

    编者按：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引领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根本遵循。

　　为更好地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8年2月10日召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多位专家参会交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体会。这里选编了部分专家的发言。

习近平经济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新境界（二级标题）

孔丹*：坚持党的领导，善于驾驭市场和管控资本（三级标题）

关注十九大以来的几个重要文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十八大以来我们成功驾驭了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它的核心内容是“七个坚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和底线思维。这是继十九大报告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文件。

此后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就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需要深入探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包括七个部分：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

结合“三个一以贯之”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我们应高度重视和认真学习习总书记在1月5日在中央党校研讨班发表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了三个“一以贯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坚持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重大风险要一以贯之。

首先，习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源自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来自建国69年来的探索，来自中国共产党97年的探索，来自中国近代170年由衰转盛的历史探索，最后落到中华5000年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也离不开这五个来源。习总书记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回顾了中华几千年兴衰更替的历史，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最后落到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一历史任务。当年邓小平同志说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而几十代人就是上千年。这是极高的历史站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自于我们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同样也来自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华观念崇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人说的经济就是“经世济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党的领导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时代的。

习总书记同时指出，我们党不但是执政党，而且是革命党，还要自我革命。坚持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

最后是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重大风险要一以贯之。习总书记列举了很多方面的多种风险。关于经济方面的风险，一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将是长期的，美国正在发起对华“301调查”，动辄对我国使用制裁手段。二是我国金融和国际金融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和频繁，2008年以来西方整体债务水平高企，杠杆率持续攀升，现在它们逐步退出非常规量宽政策，这将带来全球资产流动加速和资产重新配，他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加剧，我们要注意国际金融安全。三是国内债务问题，这些年我们通过多种措施有效降低了风险，但是这方面的风险警报不能解除；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债券违约可能性变大，影子银行业务难以监管，房地产市场高度金融化，不少家庭债务负担沉重，地方隐性债务不小，很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四是我国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各地形成了相关的海外战略利益，但是由于世界不稳定、不确定，以及地缘政治变动，给我们战略利益带来风险。

习总书记1月5日的讲话和他在经济工作会议讲的“三个攻坚战”是直接相联系的。三大攻坚战中第一个就是防范重大风险，其中包括隐性债务，以及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市场经济，必须善于管控资本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就是面对市场经济，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尤其是如何管控资本。我谈几点感想：一是关于资本问题。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共产党宣言》讲，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者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出自己的掘墓人，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就是消灭私有制。但他们也没有想到社会主义要发展上千年，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资本的逻辑在展开的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走到像中国，像前苏联这样，历史过程是有挫折和起伏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长期领导市场经济，而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和它的价值观是革命的，尽管有人对重提革命党非常反感，但党的终极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市场经济中含有大量非公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是资本。资本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有内在悖论的。

资本的本性是增值，资本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它的价值取向是极其追求个人利益或市场主体的利益。所以资本的逻辑含有对社会主义的消解能力。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严重的。就现实运行看，我们不断地讲资本的正面作用，但是资本的负面作用则很少提及。三年多前，我在接受水皮访谈时就说过，应该把资本关到笼子里。2015年股灾在其中兴风作浪的就是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所以我们要驾驭资本，既要把它的正面作用发挥出来，又要对它极强的负面作用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制，这是对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第二，关于政府的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关系。这有两种可能：政府和市场好的结合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而坏的结合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不出作用，微观主体没活力，宏观调控或过度或缺位。搞得不好，后一种情况也可能出现。

现在所谓“市场派”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应该进一步市场化，总是认为“放”得还不到位。首先，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不是现在很多人简单理解的“市场化”。另外，什么叫“到位”？40年的经验和教训都有，二者结合好的时候经济发展顺利，情况比西方好。当然政府也有不少过多干预，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搞企业的肯定希望主体要活起来。但是三者结合得不好，宏观调控“度”出问题，市场无序，也很成问题。所以从管控目标看，还是很艰巨的。

总之，资本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严格管控；经济运行中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二者结合得好就是优势，结合得不好就是劣势。

裴长洪*：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大任务（三级标题）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现在我们高校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当然西方经济学有很多东西是应该借鉴的，但现在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实践经验那么丰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邓小平同志总的设计和指导下，历经几任中央领导班子，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在实践中持续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还按照西方那一套理论体系讲下去就有问题了。我们大学的理论解释基本脱离实际的改革进程。如果下一代年轻人都以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完全按西方理论做的，以为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还没有彻底按西方理论办，这就是大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习总书记早已提出，当然理论构建不是那么简单，需要长期的努力。总书记提了“七个坚持”，而且就经济工作各方面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需要深入的研究论证。总之，习总书记给我们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个重大任务。

王立胜*：经济学研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观（三级标题）

习近平同志在读博士学位时，在《东南学术》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再认识》一文，主要讨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文中引了邓小平的话：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同志认为这段话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即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他在文中的思考和今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习总书记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五大布局等，在全面考虑经济问题的同时都聚焦于一个核心，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劳动人民的立场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

习总书记在很多讲话中提出的观点，要联系起来理解。比如“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能被误解为重提“阶级斗争为纲”。他在“1.5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领导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巩固政权，在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以及其后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了国家建设。这实际上解决了“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认识问题。我理解这是史观的重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史观特别重要。我们古代很重视修史，毛泽东同志领导革命也特别注重史观的重构。史观决定了对过往历史事件的评价。习总书记认为，我们共产党从产生到现在，都是在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在建国之前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中的特殊形式，建国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今天，直到未来所从事的，都是伟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用这样的史观考虑问题，对付历史虚无主义就有了武器。这也解决了从严治党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要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就必须进行自我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所以经济学应该跳出自己的范围，要把历史的研究，价值观的研究纳入进来。

武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自我们的历史经验 （三级标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它把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认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初步形成一个体系。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实践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理论的发展，经过了多次曲折。斯大林根据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践，构建了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理论，中国在这一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了20多年的建设，但应该说这个理论体系还是很不成熟的。

从1978年到今天，4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探索，既吸收了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其间经过了曲折的历程，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已相对成型。今天，我们应该有条件在总结升华40年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十九大以来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各个组成部分也形成了有机联系和逻辑关系。这是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和进一步理论研究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党提出“四个自信”的底气和定力。理论建设要以我为主，国外的东西要为我所用，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死守教条。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根本的是要把握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指导我们的研究和工作，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的具体结论。情况在不断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完善，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度”的把握，可能是要因时因地因势来决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包括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前提是加强党的建设，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客观制约。改革开放初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当时就已出现腐败的苗头。陈云当时说过，搞市场经济难免要倒掉一批。如果我们不能从严治党，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落空。所以从严治党是保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偏的最重要的保障。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需要把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学考虑在内，使之更为完整。

邱海平*：正确理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三级标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要长期坚持，还要不断丰富发展。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界的共同的任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核心是“五大发展理念”，同时提出了“七个坚持”。这里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比如说在对于新时代的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无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内容。

从思想来源看，习总书记的经济思想来源于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其次是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的人类思想的遗产，有着更加广泛的视野。再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包括吸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甚至包括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经验教训。习总书记各方面理论表述也展示了深厚的文化修养。

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研究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正确解读、科学理解的意义也是增强理论自信，要在学习过程中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扭转思想意识的混乱状态。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何自力*：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几个关系（三级标题）

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首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守，如果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了灵魂和基础。我理解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部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二是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劳动和劳动的社会性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

三是正确处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对任何转型国家都至关重要。中国道路的的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在此基础上兼顾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避免了无政府状态，并提供了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平台和机制。   

四是正确处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是要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满足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我们要发展多种所有制成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国的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我们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同志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能动摇。

五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总书记曾专门论述政府和市场作用结合的问题，他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讨论的。如果撇开这个前提去谈“结合”，就会堕入西方经济学的陷阱。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新阶段、新发展、新水平。

六是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化实体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战略定位。要加强创新驱动，抢占信息化时代发展制高点，推动产业升级，避免陷入金融脱离本源的虚拟化。

七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引领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发展和践行；是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任务。“一带一路”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

王生升*：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三级标题）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实际经济生活中，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并存；随着公有制比重下降，分配差距扩大，社会上各种意见的争论也很激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理论研究有必要揭示其中一般性规律的变化。

贯彻新发展理念，要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具体问题，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并提出解决方案。西方市场经济更多体现的是自发过程，经济当事人被动受经济规律的支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在此基础上要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解决问题，发挥集体的理性。协调自觉和自发的问题，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为必要。这就要落实到党领导下的竞争体系，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必要调整。

江宇*：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三级标题）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整个新时代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时代的阶段性转折。毛泽东解决了在落后的农业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启动工业化的问题；改革开放时代要回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处理和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关系，国内如何处理和资本的关系的问题。

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从市场化和“融入”国际体系，转向参加引领和治理全球体系，并处理好和资本的关系，在一个人口大国建成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更广泛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处理和资本的关系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习总书记思想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同时强调党领导一切。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既要充分地发挥资本的作用，利用资本，同时又要约束资本。

习总书记说过，这次西方的金融危机根本上还是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经济发展中过度的金融化和房地产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商业化，都是资本扩张到一定程度必然的现象。这又回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根本问题。要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扭转过度以资本积累为目标的增长机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解决改革发展的现实问题（二级标题）

邓志雄*：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三级标题）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新判断。如何使我们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新状态？党中央指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就是我们党对生产关系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个重大问题新的判断和回答。

首先是认识新常态。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速度调整、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新时期，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要求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注重创新驱动、改革推动和开放带动。

第二是适应新常态。明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解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问题，转变成为从“有”到“好”，从而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着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第三是把握新常态。要抓住机遇、全面改革、清除腐败、加强党建、扩大开放、创新驱动、优化结构、提质增效、防范风险、打赢脱贫、房屋、风控攻坚战，稳中求进、善作善存、久久为功，实现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较长时间的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是引领新常态。在国际上首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在国内明确新的发展理念，提出重点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推动陆海互动、东西互进、乡村振兴，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稳中求进，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认识、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这是我们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领导国家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新认识。应该全面总结这样一个理论成果，更好地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周人杰*：学习习近平同志的宏观调控思想

新时代以来，宏观调控总的指导思想，就是“稳中求进、有所作为、量力而为”。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宏观调控的论述，一是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二是宏观调控要有度。习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有力、有度、有效地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要通过实施组合政策，引导发展预期。

我个人理解，所谓“度”，就是科学有效、张弛有度的宏观调控，划定政府经济活动的边界，为市场和企业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是精度，即明确的调控方向，强调靶向治疗、精准施策。界定合理调控区间，即防通胀也要稳增长；定向精准调控，不搞大水漫灌；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二是力度，即分清主次、判别轻重，冷静观察。强调调控的“时”与“势”，分清不同问题的性质，切忌满载硬上。习总书记谈新常态时强调遵循市场规律，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对市场的波动要有历史耐心，做好充分准备，不打强心针，鼓励微刺激；对苗头性、倾向性和前瞻性的风险，要积极主动作为，防患于未然。看准问题一抓到底。当前要适应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打好三大攻坚战。宏观调控不能过早、过密、过频，也不能偏缓、偏松、偏软，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不错失时机，不拖泥带水。

三是效度，宏观调控要有战略定力。十八大以来，更强调引导性的调控，通过预期管理，通过政策基调的稳定与市场沟通的改善，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给企业足够的时间反应，主动调整；把握好时机和节奏，相时而动，顺势而为，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最大限度唤醒市场机制的活力和纠错力，提升微观主体自行走出低谷的自愈率。　　

十八大以来，改革和宏观调控深入交融，把改革作为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习总书记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改革。比如由于金融业的监管空白和监管叠加并存，单一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现在加上总体监管的宏观审计政策就含有改革的意义。又比如通过放管服为企业降成本，去产能强调有保有压和差别化信贷，从而放大政策的效果，把体制机制的完善融入宏观调控的创新中。最根本的是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执行、反馈、督导。十八大提出“”宏观调控的机制化建设“”，多听专家和一线基层的声音，保障调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系。这和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应把我们宏观调控已有的成熟经验和机制化的因素加以制度化和法制化，比如建立跨部门层级和地区的协调机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的划分，注重目标手段的配合，丰富工具箱，保证中央政令畅通，政策传导不走样，依法依据追究不作为者责任等，纳入宏观调控法的框架中。

李玲*：构建信息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人民日报将其归纳为“七个坚持”，其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宗旨。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融合。现代化=市场力×生产关系。宏观效率不是微观效率的简单加总，宏观效率即国家治理，中观效率体现在产业结构和区域治理上，微观效率就是市场和企业。观全局就是宏观效率为优先，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主导，中观、微观有机配合，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体系。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有效的体制机制让它更好发挥作用，从而既避免市场的失灵，也避免政府的失灵。信息的披露可以克服传统市场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计划手段和市场机制在信息空间有机融合，竞争和协作、效率和公平在信息空间和谐共存。总之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

李小雪*：从国企改革实践历程谈学习体会

关于企业的“股份制”和“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从宏观角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做归纳，股份制则是企业组织的具体实现形式。在实践中，股份制发展的最初动力，是国有企业之间进行横向经济联合时感到它的必要性，以后再发展为上市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股份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从“明晰产权”这个理论出发的。

关于公司治理，在我们的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10月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座谈会上，有非常清楚的阐述。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把党建写入上市公司章程。在实践环节，实现良好的法人治理上的衔接还在探索中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对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对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的情况也应关注。从企业调研和比较中，有三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更灵活。二是民营企业的决策的路径短，相比之下国企的重大决策的报批环节多，时间周期比较长，不利于竞争，政企分开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三是企业家群体值得重视，好企业的领导核心一般是长期稳定的，它是在实践考验中产生，不行就淘汰，甚至整个企业也被淘汰了。好的民营企业的治理机制，可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很好的参照。

曾兴球*：国企要坚定地走改革之路，发挥制度优势

国企改革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具体改革措施能不能对路，要克服实施中的困难。能源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的领导，现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共产党怎么领导，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共产党要探索新时代领导经济的规律，比如说各种的经济形式如何合作和融合的问题。

二是坚持党管干部，着力培养时代的中坚力量。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干部就不能领导好企业。同时要改革组织工作的机制体制，要多考虑“该用什么人”，而不要太多去考虑“什么人该用”。

三是创新发展，避免简单模仿。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不能被动地步人后尘。要靠创新、靠创造，要强调中国特色。

四是强调文化自信。在能源经济方面，美国能源独立我们很羡慕，我们要不要提能源独立？我们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能源必须立足国内。1992年中央就提出要以国内为主，充分利用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

五是强调合作共赢。“一带一路”是国际化的，我们要遵循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发展我们国家经济的同时，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

六是国企管理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对国有资本的管理。应该发挥我们制度的优势，改革我们的机制体制。攻击国企不对，分解国企更不对，国企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增强活力，才能够真正发挥国有经济主力军的作用。

对外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二级标题）

聂庆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明确和西方市场经济的区别

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为各种类型企业创造市场经营环境。香港H股市场市值的70％是国有企业，它们能够遵守香港的上市规则和美国的上市规则，运行得很好，没有一家造假，支撑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好政府作用，制定好市场规制体系，这恰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关于对外开放。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放”。任何国家的开放都不是这样。习总书记关于金融开放说过，要积极有为，循序渐进，有序开放。这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内涵。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经济模式，按世界银行和IMF的那一套，只能对美国有利。1973年前全球汇率相对固定，1990年前国际货币也不是自由流通的。美国1971年放弃了金本位后才逐渐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规则。所谓西方“不干预”也已经过时了。

很多人以为开放就必须放开资本流动管制，而这正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进行防御的堡垒，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美国当然要用那一套理论来压我们，它控制拉美，制造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用这一套。另外，开放也要有一整套相关的策略、体系、理论，需要重新认识。

   西方社会的实际操作和它天天挂在嘴上的经济理论是两回事，我们千万不能把我们读到的西方的理论当作是他的实际做法。

张云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能忽视经济安全问题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建设的同时还要讲保障。我们处在开放的世界，开放既有机遇，也有风险，这是必须重视的。最近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还搞了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经济侵略者，中国帝国主义”。不仅在军事方面，美国人把经济安全看作它国家安全的核心，摆开架式跟我们对着干，先是贸易摩擦，在金融市场上也会有布局，金融的暗战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某智库称，如果和中国打仗是两败俱伤，最好的办法是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把中国金融搞乱。

我们说开放是一个国策，这个国策是一个政治决策，但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应该把它定位为一种商业博弈。为什么开放？开放的利益何在，风险在哪里？开放什么？开放的时机？以什么规则来博弈？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对外开放首先要把我们的安全防线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好，我们共产党人这几代先辈先贤创建的基业，恐怕就会出问题。

胡必亮*：学习习总书记的对外开放思想

习近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是在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致力于推进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仅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高举全球化大旗，推动全球化新格局，推动建设更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比如推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权重。

二是致力于国际合作的改善，如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开放包容均衡的贸易合作体系，包括贸易和投资体系，形成新的联动的增长模式，“一带一路”就是推进新的合作模式落地的一场重大的试验。它的价值不仅是搞几个项目，当然项目工程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打通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开放大格局，惠及沿线所在国。这是促进人类整个共同发展的好事。

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各有关组织，都把“一带一路”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他们的决议，这是巨大的突破，中国确实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形成中国主动开放的新局面。

姚枝仲*：把握开放时机，注意防范风险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它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它的核心，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生产方式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我们要深入研究怎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的特点或途径。

对外开放的促进了我国的发展，也促进和各国经济交流，互利共赢，开放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重要的亮点。同时也要注意风险。实行全面开放要做好充分准备，其中很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的开放需要汇率的自由浮动。在这方面我们还不能已经具备了条件。为什么美国可以不担心汇率自由浮动？纽约外汇市场一天交易量一万亿多美元，伦敦英镑外汇交易是两万亿美元，而上海的外汇市场一天不到一千亿美元。一万亿美元规模以上的市场可以承受几百几千亿美元的冲击，如果上千亿美元的市场受到这样的冲击就受不了。所以，我们在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务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发展和完善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编辑  苏歌）

2018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18年GDP增长6.8%左右，与2017年基本持平。

2018年，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多于不利因素。积极因素有：“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的波动周期）反弹将拉动采矿业和制造业等周期性行业投资反弹；2018年消费增速将有回暖；出口仍然保持平稳；基建仍然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不利因素有：房地产周期下行，汽车消费增速回落将给经济带来下行的压力；中央出台严厉措施限制地方政府融资来源，对基建投资形成压力。

季度同比增速有望逐步抬升。根据课题组的测算，预计2018年1-4季度GDP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6.7%、6.8%、6.8%和6.9%。

表1  2018年中国主要经济数据预测

产业结构：存量升级和增量出新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阶段，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失衡现象尚未根本消除；消除低效和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和出新？一方面随着新工业革命的深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正逐渐融合，实体经济本身叠加了更多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的内涵。信息化、服务化、绿色化、高端化、个性化已成为企业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相对低端的产出已无法充分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未来传统行业的升级和各种新兴行业的崛起，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有利于改变传统工业为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提振企业效益，助力消费升级。从目前中观产业布局来看，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细分行业的确出现了“存量产品升级，增量亮点涌现”的结构性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逐渐呈现加速之势。

用企业研发支出规模这一指标，可以较直观地体现行业升级的状况。数据显示，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规模一直处在增长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例的上升速度高于美、欧、日，目前已经超过了欧元区的水平。

(一)传统行业推陈出新

汽车业作为传统下游制造业的典型代表，由于其产业链涉及的上下游行业范围较广，因此汽车制造的发展水平往往代表一国的综合制造能力。我国汽车制造业在传统燃油车方面，其整车和若干关键部件的制造技术相对较落后。面对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压力，以及全球汽车制造的发展趋势，我国通过政策引导和配套设置的建设，积极引导新能源汽车及产业链的发展。作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行业的发展逐步由政策支持向市场需求拉动转变。2017年国家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明确了未来该行业的发展技术路线。我国汽车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将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

借力消费升级，高端车市场开始崛起。随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以及汽车普及率提升，国内消费升级开始延伸到汽车领域，居民换购逐渐转向高端车市场。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的支撑，我国高端品牌国产化的进程将开始加速，虽然目前国内高端车市场多为国际品牌垄断。国产化将拉动国内车厂技术和零部件的升级。当前我国高端汽车销售占全球市场23%的份额，相关高端零件产业的发展空间仍较大，传统制造行业可能迎来质的改变。

(二)新兴行业批量涌现

从全球角度来看，目前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进入新一轮加速期，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我国提出了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已经上升为一项重要目标。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7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6和6.7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分别提高0.5和0.3个百分点。

2016年我国虚拟现实（VR）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消费级VR产品成为拉动市场规模增长的主力。GFK数据显示，2016年VR设备总销量达到400万台，市场规模突破60亿元，比2015年增长290%。未来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除了消费领域，制造、交通、医疗、教育、文化传播、旅游等行业应用将加速铺开，市场产能进一步释放，产业迎来快速上升期。

人工智能是新兴行业的另一个代表。2016年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元年。根据相关数据，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约700家，融资规模约为2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课题组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将在交通、机器人、医疗等领域率先突破，助力改善民生健康和提升生产效率，相关智能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货币政策：利率中枢抬升

货币政策：2018年，货币政策基调预计仍为“稳健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有五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从经济增长来看，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仍然平稳，不存在大的“稳增长”压力；从物价来看，CPI通胀回升是比较确定的趋势，全社会通胀中枢水平有望继续抬升；从就业来看，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可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从国际收支来看，出口回暖和国际资本回流正在创造资本的净流入，国际收支情况逐渐好转；从金融稳定来看，由于过去几年连续的货币宽松客观上带来了资产泡沫风险和高杠杆问题，“防风险”和“去杠杆”仍然是货币政策目标中排序比较靠前的目标。因此，预计2018年货币政策不会比2017年宽松，但是流动性进一步大幅收紧的可能性也不大。

流动性环境：2018年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筑底回升”阶段，经济增速超预期回升的可能性不大，通胀的回升仍然“温和”，房地产和债券市场泡沫问题也逐渐得到了化解，因此，货币政策超预期收紧的可能性不大，与2017年相似。2018年货币政策仍然会提供适度的流动性，整体货币流动性环境与2017年相差不大。尤其对于股票市场，流动性环境仍然非常友善。

利率水平：利率中枢水平将会小幅抬高，但并不意味着进入“加息周期”。由于周期性行业产能的出清，全社会通胀水平未来将逐渐回升。与此相适应，资金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水平也可能小幅抬升。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回暖的信号仍然需要进一步验证，而且通胀也在政策目标容忍的范围之内。虽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启动了加息周期，但是中国进入加息周期仍然需要等待经济进一步的回暖和通胀的进一步上升。

国际流动性环境：国际金融环境更为友善，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平稳。2018年全球各个国家有望迎来同步的复苏，因此各个国家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差异性会缩小，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将会更加均衡，中国将迎来更加友善的国际金融环境。美联储超预期提高加息次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对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压力并不是很大。预计2018年人民币汇率将会更加平稳，不论是兑美元汇率，还是一篮子汇率指数大幅升值或者贬值的可能性都不大，汇率的稳定有望保持出口持续的增长。

信贷与M2：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进一步好转。在2017年货币政策边际趋紧、助力金融去杠杆的环境下，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依旧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截至2017年10月，年内新增信贷额较去年增长1万亿元，社会融资余额增速13%，为年内较高水平，这说明2017年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动性比较宽裕，企业资金需求也出现好转。2018年新增信贷总额将较去年有小幅下滑，从信贷结构来看，按揭和企业贷款依然会成为支撑信贷的主要成分。虽然房地产受紧缩政策的影响进入下行周期，但2018年销售可能依然维持正增速，按揭将不会出现明显下降，这也跟银行主动投放意愿较强有关。另外，2017年前十个月，新增按揭贷款占总体信贷比重为38.7%，预计2018年按揭比重将有所下降，可能为35%左右。企业贷款是2017年新增贷款中的亮点，随着中上游盈利的持续好转，企业资本开支的回升使得资金需求提振，这也是2018年企业贷款继续好转的主要逻辑。另外，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的加强将使未来银行对待基建项目的风险偏好下降，这方面的投入可能会小幅回落。总的来说，2018年总体新增信贷规模可能为12.5万亿-13万亿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将体现得更加明显。2017年社会融资增速变化的重点，一是表外业务的增长趋势，二是信用债融资的波动。随着金融监管的实质性措施落地，银行表外贷款出现明显下滑。利率易上难下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企业面临发债成本逐步上升的局面。企业资本开支的增加，资金需求回暖会使得2018年信用债市场的供给可能增加，债券净融资规模会相对上升，对社会融资形成支撑。2018年社会融资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达到13.5%左右，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环境依然较为宽裕。广义货币供给方面，2017年上半年金融监管进程加速，银行表外业务派生货币的功能逐渐转弱，同时银行面临负债荒的局面加剧，直接造成M2连续下降。2018年这种趋势难以扭转，广义货币供给仍然处于低位，同比增速可能为9.5%左右。

财政政策：力度边际减弱

2018年财政政策基调预计仍将维持积极取向。2017年GDP保持6.8%左右的增长，基建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18年经济仍然处在“筑底回暖”的起步阶段，财政政策仍然应该保持“积极”。当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完全修复时，才是财政政策回归“稳健”之时。

2018年基建仍然有能力维持15%-18%左右的高速增长。通缩的结束、企业盈利的修复重新带来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2018年财政收入仍然有望保持8%左右的增长。目前我国很多地区人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国际上仍然比较落后，基建投资有很大的空间。因此，不论是从资金来源、准财政政策，还是基建未来建设空间来看，2018年基建投资仍然有望保持15%-18%左右的高速增长。

但是，伴随着周期性行业回暖，财政支持力度将会逐渐减弱。采矿业、制造业等周期性行业生产和投资的逐渐回暖，将带来经济内生增长动能的逐步修复。当经济内生增长动能逐步回暖时，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将会逐渐减弱，预计未来财政政策将会呈现三大变化：一是基建投资的增速将会逐渐回落；二是赤字率将会逐渐下降；三是准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将逐渐减弱。经济内生增长动能逐步替代财政政策成为经济平稳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加大管控力度，“防风险、去地方政府杠杆”将会放在重要的位置。预计2018年将会有一系列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的政策出台。

减税可能成为201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未来减税可能在以下几个方向：一是继续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二是扶持“三农”领域，三是鼓励周期性行业扩大资本开支，四是鼓励高科技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改革：乘势而上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改革是提高效率和质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经之路。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涌现出新变化和新内容，这些领域也将是对2018年资本市场最有影响的重点领域。

(一)国企改革：混改任主角

混改的全面深入推进将是2018年国企改革的重要主线。国企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去杠杆、化解产能过剩和破局民间投资萎靡的关键机会。随着2016年以来国改“1+N”顶层体系的完成，以及2016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快国企等基础性制度改革，可以看出混改已被确立为国改进入“深水区”后的核心任务。

 (二)金融体制改革：监管的落地之年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要回归本源，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此，课题组认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加速落地，金融监管会在现有基础上更加趋严，监管对象会进一步扩大范围，力争全覆盖。以下三项监管措施可能会出台：一是今年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自查结果的处理办法将于2018年集中出台，对资管通道、委外、理财等业务有更加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二是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金融形式在监管覆盖上将做到更加全面，其中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合理降低融资成本的金融创新将被切实保护；三是市场将看到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监管框架中的实际体现，而“三会”的角色更多是政策制定的“建议者”和监管落实的“执行者”。

(三)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可能有所加快，个税改革细则有望出台。从税制角度来看，相比于间接税，直接税的改革力度在本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明显较慢，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是其中的看点和难点。建议加快建立完善的市场化房地产税制度。一是市场此前对于房地产推行难点的担忧有所减轻；二是2018年加入立法阶段的速度可能有所加快，市场预期也会逐渐加强。房地产税的建立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短期内征收的困难仍然存在，但长期来看，对于落实中央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有所帮助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将有助于化解目前贫富差距有所加大的情况，激发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强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总的来看，税收体制改革在以全面铺开营改增为代表的间接税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上，预计2018年的改革重心将放在直接税上，真正做到税种和税制上的结构性调整。

作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三大任务中推进速度最慢、改革难度最大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领域，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性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强，整体支出依赖地方程度将进一步加大地方债务的风险，因此加快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十分必要，促使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编辑  季节）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近十年漫长而艰辛的复苏历程。

一、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从目前发展态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更多积极因素：经济增速稳步回升，世界贸易景气指数（WTOI）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将进入上升通道，同时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回升；全球通胀相对稳定，经济信心转向乐观。预计2018年复苏态势持续平稳，且经济增速进一步回升，经济上行周期可能进一步延长。

尽管如此，全球不确定性风险仍将不断析出：首先，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投资和有效需求不足，高债务高杠杆运行的模式给全球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波动风险；其次，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外向系统性差，而内向边际效果锐减，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难以为继；第三，各国经济政策向国内收敛，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贸易格局正在酝酿重大变革；第四，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低迷与竞争性汇率政策可能加剧全球性通缩风险；最后，经济长期低迷消耗复苏的信心，恶化收入分配格局，经济风险持续向政治风险转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再平衡周期可以进一步拉长，且存在震荡风险，需特别关注金融汇率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目前，美国经济表现出强劲增长态势，失业率持续降低，再工业化进程加速，社会投资逐步回升。同时，前期低位运行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间接地形成了对消费的有效支撑，削弱了通胀压力，促进了跨境资金回流，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加强。保守派执政党将进一步加快财政改革，推进结构性减税，扶植境内制造业并限制移民，同时被迫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为缓和加息和缩表计划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冲击以及防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对冲方案，美联储加息动力恐将进一步减弱，这间接稳定了全球经济预期，并为各国协调经济政策争取了时间。

欧洲经济整体内需回暖，经济复苏信心增强，法德等国大选尘埃落定使后续风险大规模缩小，国际资本有望持续回流。预计未来经济运行将呈现平稳态势，经济增速持续回升。然而，英国脱欧的影响恐将持续发酵，未来民粹主义风暴、极右翼实力抬头以及难民问题的升级，都可能再次重创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展。加之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难以为继，欧元区需要推进结构改革，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空心化、就业压力加大、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并寻求消除欧元区财政政策独立和货币政策统一相互掣肘带来的问题，促进欧元区经济的均衡复苏。

日本2017年第二季度实际经济增速为0.6%，若折算为全年增速则高达2.5%，高于上年水平，也高于欧美各主要发达国家水平。日本通过稳定注入流动性，使通缩压力缓解，出口稳步回升，居民消费持续增长；同时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走高，预示未来生产情况将继续向好。然而人口老龄化趋势影响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也给2019年进一步税改的计划带来压力。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经历严峻挑战。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贸易萎缩及流动性错配等背景下，这些国家经济存在的弊端凸显，经济增速普遍较前期大幅放缓或出现负增长。但全球经贸格局的巨变也可能给这些国家带来机遇。其中，印度货币改革的负面效应反复发酵，莫迪政府面临重大调整，但综合人口结构优势和国际资本流向，印度经济有望持续回升；巴西虽然暂时摆脱长期负增长的困局，但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仍严重不足，国内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经济运行仍存在较大风险；南非经济低迷仍将持续，经济增长动力匮乏，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政局不稳，投资环境和消费水平短期难以改善；俄罗斯正面临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需要加速调整经济结构；东盟国家由于区域贸易环境的改善，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而以大宗商品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持的中东、北非和拉美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转入上升通道前，难以彻底摆脱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持续发挥了高度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稳定、最核心的发展动力。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当前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和国际贸易回暖，使得对外经贸环境整体向好。在“一带一路”建设和“金砖峰会”等国际合作机制的助力下，中国的外贸格局正趋于多元化、周边化和主动化，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减弱。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也显著提升，微观层面的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尽管如此，全球经济漫长的复苏、经济复苏的不均衡和易变性导致各国经济政策向内倾斜，贸易摩擦加剧，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这对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2018年中国经济预测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7%，比上年减少0.1个百分点。

从供给角度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自2012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开始逐年持续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低位运行；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减弱而下滑，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8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

从需求角度来看，虽然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向好，外需不断增加，但美国的“缩表加息”配合其“降税减负”政策可能进一步促使资本和制造业回流，使得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投资成本和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地区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造成银行坏账增加、居民财富缩水等潜在金融风险；随着美国制造业的逐步复苏和扩张，其外部需求减弱的同时形成新的国际市场供给，从而加剧国际市场竞争。综合以上因素，2018年我国外需增速可能有所回落。

从内需来看，虽然“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消费新业态发展形式欣欣向荣，高新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加速，但总体而言，新的发展动能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抵消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由于三四线城市缺少产业的有力支撑，在房地产调控措施趋紧的环境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将逐步回落，政府债务水平也将限制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以上因素可能使2018年投资拉动作用减弱。在国民收入分配既有格局下，居民消费难有大幅提升。

2018年经济增长也存在许多积极因素。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将稳定我国的外部需求；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位；社会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尽管上游成本压力逐步加大，但目前供给充足，成本传导较为缓慢，而国际原油供需将趋于平衡，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

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根据中国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2017年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微幅平稳下滑的发展趋势。具体指标预测如下：

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9.2万亿元，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2.4%，增速分别比2017年小幅回落0.7和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5.1%、14.1%、3.6%和4.0%，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

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3万亿元，名义增长10.1%，实际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

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0，比2017年增加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PPI分别为3.6，增幅比2017年大幅减少2.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8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将有所减缓。

预计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8%和5.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八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8.3万亿元，增长5.7%，财政支出22.3万亿元，增长8.8%。

总之，2017-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三、政策建议

    （一）以税制改革为重心的财政政策

第一，推进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宏观税负较重仍是我国保持经济增长、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例作为宏观税负的指标，2006-2016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由17.7%上升到21.4%。从税收承担主体来看，不仅企业承担税负较高，居民的赋税压力也偏重。

从税收结构来看，我国财政税收收入中间接税所占比重过大。不考虑关税，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这三项间接税占财政各项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0 年的57.9% 下降到2016 年的47.9%， 尽管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间接税税负更容易转嫁，造成商品价格体系扭曲。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也更具有顺周期性，限制了政府通过税收调控宏观经济的有效性。适度提高财政支出规模，推进税制改革需要统一考虑税收结构，确定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比例；适当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优化税种和税率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收负担为基本方向。

第二，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建议今年赤字率仍然保持在3%，既保持对经济一定的刺激力度，也避免过高的财政风险。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财政政策有效性。目前在财政支出增速有限的背景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显得更为重要。要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管理财政资金的办法，减少财政资金闲置或浪费；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让社会资本更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即可缓解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也可有效控制风险，提高效率。

第三，合理利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逐步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通过综合收入、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完善费用扣除和税收抵免、完善累进税制等，加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四是优化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和增加累进性，如对初级食品和普通药品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将更多的奢侈品消费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等。

（二）协调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

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协调稳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着力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增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第一，坚持货币政策稳健性，加强其目标和操作弹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预期稳定。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并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灵活调整流动性操作的方向和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适度通胀率的同时，使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更具协调性，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要更具弹性。

在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背景下，必须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相机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适时运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回购、票据、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等工具组合，引导和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适时运用金融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加强流动性、资产负债和理财组合管理，从而保持合理市场流动性并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稳中有进。

第二，创新金融调控差别化方式，发挥宏观审慎监管结构性引导功能，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继续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及差异性准备金率动态机制，着力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在协调框架，完善金融调控结构机制，强化金融资源的市场化调控和资产负债管理，加强表外业务核算和监管，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在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同时，鼓励金融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等创新和金融市场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模式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比较引入关注的，一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来自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规模增长趋稳，二是商业银行通过与基金、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推进表外业务创新和同业扩张，互联网金融也随着IT技术支持得到突破性进展，从而使银行脱媒化发展迅速，金融资源配置在金融体系内。我国金融市场主体与实体经济主体相分割，资本市场结构不平衡，场外市场及资产证券化进展缓慢，使得实体经济融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融资能力受到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制约，使大量银行表内资金转移至表外，部分属于M1的活期存款流向属于M2中的信托存款等，贷款等金融资源向最终实体的链条拉长，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存在瓶颈或社会融资成本虚高。这促使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银行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

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并鼓励金融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我国金融深化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一方面健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相协调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创新金融调控差别性机制，通过窗口指导、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存贷比、差别化监管费、财政贴息和税收激励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在优化增量的同时逐步调整盘活存量，并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特别是加大对“三农”领域、新型城镇化和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新兴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同时注意防范房地产市场资金链断裂引发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建设，继续推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投资者和融资中介多元化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资本市场结构创新，通过发展和完善多元化金融市场，方便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

第三，完善金融市场基准价格机制，优化金融市场价格功能和社会融资成本。

要结合金融改革完善货币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条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一要继续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条件，注意平衡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和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二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根据其中的逆周期因子动态进行调整，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目前的重点在于要继续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特别是社会存款的市场化定价范围。没有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市场均衡机制，单方面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自主权，需要依托金融机构组成的市场定价自律和协调机制，否则社会融资成本会迅速提高从而损害实体经济发展。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双支柱框架必须促进内外币币值稳定的合理平衡，使人民币汇率在市场机制下的双向波动中合理平衡。容忍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过度、过快调整，既损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会对我国的外贸转型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得一定进展，要继续鼓励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但必须跟踪国际经贸动态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控。

（三）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巩固经济结构良性变化趋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均衡有效增长，要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去产能应当立足于市场调节，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入、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切入，以改革的办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第二，破解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优化发展环境。首先要丰富和创新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解决其融资难题，促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其次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再次要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和力度。解决高层次和紧缺人才问题，要从薪酬、编制、外籍人才居留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引进人才的软环境。

第三，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政策，促进政策实施并发挥效力。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已经制定多项规划和政策，大力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在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将强化对创新企业的政策倾斜，通过加大政府采购、推进相关应用示范、建立补贴制度等方式方法，加大对云计算、分享经济、大数据、空间技术应用、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积极贯彻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建立长效支持机制，推进医疗健康与养老、旅游、体育、互联网等有效融合，形成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的产业支撑体系。对某些领域可能的投资泡沫化倾向要通过公开数据及时作出预警，避免泡沫累积蔓延。

第四，推进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与竞争。

（编辑  季节）

2017年，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速小幅回升与结构改善、动能优化与质量效益提升齐头并进，经济运行呈现“四同”特征。展望2018年，全球经济在同步复苏中趋向优化，我国经济周期性改善，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经济平稳运行仍是大概率事件。

按照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要求，我国将集中做好既利当前、也利长远的几件大事，通过提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

（一）全球经济走向缓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改善

目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综合先行指标大部分走稳趋好，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世界经济从分化走向同步复苏趋势更加明显。从发达经济体看，制造业趋于活跃、金融市场走强、就业和通胀总体较好等积极因素有望延续，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向2.0%—2.5%的增长区间靠近。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看，贸易回暖、市场投资环境改善、大宗商品价格相对稳定等有利因素可望继续保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向4.0%—4.5%的增长区间收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机构稳步上调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经济较2017年更有起色，外需带动出口增长加快，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图1  主要国家GDP增速情况（%）

说明：资料来源IMF数据库。2017年和2018年数据为201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值。

（二）国内供需“均衡增长”态势基本确立，发展的协调性增强

目前，我国经济连续下行6年后已出现小幅反弹，市场供求关系改善将继续推动经济保持动态平衡。从供给面看，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更趋协调，工业在恢复性增长后趋向巩固，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比重稳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预计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5%和7.8%左右。“三驾马车”增长更趋均衡，投资增长调整基本到位，消费升级势头不改，出口延续回暖态势，三大需求增速趋向同步。

2017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同比分别增长7.2%、10.2%和8.0%，与2016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1.1个百分点、回落0.6个百分点和加快15.5个百分点。预计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同比分别增长8.0%、10.2%、7.0%左右。区域经济增速差距收窄，东部地区保持中高速增长，东北、西北等困难地区向合理区间靠拢，领跑地区质量效益继续改善，彰显平稳健康运行态势，对经济大盘形成较为稳定的支撑。

图2  2017年投资、消费、出口月度累计增速（%）

（三）市场继续演奏“不温不火”主旋律，发展的稳定性提高

价格总水平将温和可控。农产品供应充足为价格基本稳定创造了条件，工业品和服务领域新涨价因素不多，重要大宗商品终端需求相对稳定，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弱。2017年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和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分别上涨6.4%和1.5%，较2016年同期分别提高8.4个百分点和回落0.5个百分点，结束持续多年“胀缩并存”的局面。预计2018年通胀水平（CPI）可能略高于2017年，不会出现明显上扬。市场在经历近两年一定程度波动后回归理性，五大市场总体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车市产销回归稳定增长格局，楼市“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支撑较好，股市窄幅波动，债市延续波澜不惊，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基础较为牢固。我国经济巨大的潜力和韧性辅之以良好的市场和价格环境，为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发展势头提供了基本保障。

图3  2017年PPI和CPI涨幅情况

（四）宏观政策取向松紧适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得以巩固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不会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也不会变。从货币政策看，全球货币政策全面宽松的时代基本结束，我国货币政策转向总体趋紧是大势所趋，但将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有度运用各类政策工具，为市场注入合理流动性。从财政政策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结构性减税仍是政策重点，依然会在补短板、降成本方面做文章。近年来，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已超万亿元，农业、交通运输、水利、环保和公共设施等短板领域投资得到明显加强。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加减法并重”的新阶段，更加注重改革的协调性、配套性，以提效推动供给体系“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并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这些政策有利于经济在结构优化中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并同步发力为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提供了坚实基础。

综合来看，全球经济在同步复苏中趋向优化，我国经济周期性改善，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预计2018年GDP增长6.8%左右，与2017年基本持平。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掣肘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实体经济效益偏低

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目前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仅6%左右，远低于金融部门的15%以上平均利润率，且部分行业大量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实体企业利润增长明显回升，但近5年利润增速均未达到2011年水平。在内外双重挤压下，成本上升和创新不足成为制约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

（二）投资效率趋降

2017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77.3%，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投资边际效率明显下降，主要表现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大幅度上升。2007-2016年，新增单位GDP所需资本形成总额之比从2.21上升到6.11，10年间我国创造单位产出所花费的投资成本提高了约2.8倍。这种高投资的模式正在受到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民间投资积极性下降的双重约束。

图4  投资效率变化情况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动力不强

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以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长期被边缘化。目前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75%以上，但获得的信贷投放比重长期低于20%。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突出，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约30%左右，从金融机构获得的信贷资金不到20%，而信贷资金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集中，两项合计占银行信贷余额比重高达30%以上，另有一部分资金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金融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四）政策紧缩效应叠加可能带来的隐忧

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竞相加码，货币紧缩趋势越发明显，环保政策保持高压态势，治理金融乱象更趋严格，可能会引发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加大，金融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产业链总体配套性和协同性下降。共振效应和连锁反应可能导致社会预期发生改变，放大经济波动风险。

（五）民生保障政策功效不够

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用工荒”与“就业难”现象长期并存。下岗人员职业技能不适应再就业岗位需要，传统行业中低端岗位减少，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比较严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量”与“质”不匹配。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脱贫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因病因学因灾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地区增多，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六）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不容忽视

美国政府税改法案已获通过，预计2018年将落地实施，英、法等国也在酝酿较大力度的减税政策，可能对我国吸引国际产业资本形成持续压力。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将挤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美欧印等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双反”调查，相关举动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效仿，将加大我应对贸易摩擦难度。地缘政治局势不稳，朝鲜半岛、巴以、叙利亚等问题持续发酵，可能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对做好经济工作的政策建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把提效作为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提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在降成本、促创新方面下功夫，提高实体企业效益

近两年“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推动了“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从“做减法”为主转向“加减法并重”的新阶段，将从市场主体根本利益诉求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大力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重点降低企业迫切期待的制造业增值税、涉企服务性收费、“五险一金”缴费率等税负水平，清理附加给企业不合理的中介费用、财务费用、制度性交易成本等隐性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增强实体企业创新能力，宏观层面通过政策支持、先行先试，制定创新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善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落实保护产权政策，激励企业家精神；微观层面帮助实体经济企业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挖潜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在补短板、激活力方面做文章，提高投资效率

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并重，用同样的资本投入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经济产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产业发展短板、行业发展标准、民生、环保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压缩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困难地区财力补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文明建设的投资力度。尽快制定针对民间投资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增强民间资本参与PPP等项目的意愿，提振民间投资信心，释放有效投资潜力。

（三）在通渠道、防风险方面求突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全球货币政策全面宽松转向适度趋紧，我国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有度运用各类短中期政策工具，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优化信贷配置结构，建立金融与实体经济利益联动机制，扩大投贷联动试点范围，加快发展各种风险自担的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村镇银行等金融主体，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服务的平台和通道，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拓展实体企业融资空间。打好防范化解重点风险攻坚战，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密切监测金融业态创新可能带来的隐藏风险，研究出台扩大银行业不良贷款转让范围、完善批量转让以及扩大不良贷款核销自主权等配套政策。

（四）在强服务、建机制方面解难题，提高重点领域改革效果

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特别是在行政体制、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要在强化现有政策落实的同时，推出更具含金量的改革举措。进一步健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加快推广负面清单管理试点，建立传统产业政府规制工具箱，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审慎监管方式。将国有企业改革与去杠杠结合起来，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推动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破产重组，提高国有资本投资效率。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加快研究开征不动产税等财产税。建立公开公正的要素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机制，建立健全金融、人才要素支撑保障机制和便捷高效的要素交易机制。

（五）促互动、谋协调，提高双向开放和区域发展实效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精简负面清单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加快与巴基斯坦、俄罗斯等重点国别规划、平台、项目对接，推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建设。稳妥推进丝路基金增资和产能合作基金设立，推动实施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产能合作项目，打造若干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京津冀生态、交通、产业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高质量完成雄安新区规划并有力有序稳步推进建设。抓好长江经济带“一道两廊三群”建设，全面提升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促就业、惠民生，提高社会保障政策功效

保障民生底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特殊困难对象提供精准就业帮扶，积极开拓新型就业渠道，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组织好易地扶贫搬迁，加大扶贫劳务协作，落实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政策，减少贫困人口1100万人。统筹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清理规范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均衡地区之间养老保险负担。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长效机制。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