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深化改革

 

“国资小新”是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2013年成立的自媒体,迄今已整5年。其发端于微博,逐步发展出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等平台。更重要的是,它带动央企、国企的企业自媒体形成国企自媒体矩阵,形成社交媒体传播中的新中心和国企形象传播的重要力量,充分展现了当代新国企的创新力、带动力、保障力和内在活力。以“国资小新”为代表的国企自媒体,把握当前国企形象面临的重大挑战,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变革,在国企形象传播中发挥了方向引领者、资源整合者、集中展示者、深度参与者的角色。

社交媒体时代的国企形象传播新机遇

传播是关于传播者、内容、渠道、受众的流程,传播技术决定了传播流程的方式。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传播模式的发展,打通了内容、渠道、传播者和受众,甚至以“用户”作为统称更新了受众和传播者的概念。互联网传播时代,传播格局被拓宽,传播资源得到激活和释放,从传播资源稀缺造成的单点对多点的强势输出,转变成多点对多点的自由式选择。传播背景的变革契合了新国企声誉传播的定位转变:从依赖新闻媒体机构的中介化传播到企业自媒体引领的去中介化传播,在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传播中打造基于企业自媒体的新的传播中心。

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认识与情绪的入口

网络进入民用以来,经历了门户时代、搜索引擎时代,步入了社交时代。网络形态的进化代表着用户接收信息习惯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信息传播驱动力的变化。每一次的进化,信息向用户传播的主动性都会增加,信息不再是静止在门户等待人们的浏览,也不再是等待人们有了解需求时才会出现。信息的传播与社交需求捆绑,信息的“推送感”越来越强,用户接触信息的频度、广度、深度随之增加。

信息传播的社交化,提高了传播的互动性。用户不再是孤立地接收信息,而是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其他用户对于信息的理解与评价。这种互动可以快速地促进用户对信息产生认识和情绪判断。社交媒体大多伴随着浅阅读、快阅读的属性,在某些时候,用户还未对信息形成清晰、深入的自我分析,便被已经形成的强势观点洪流淹没。在社交媒体上,用户的信息来源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或者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共识者”,用户默认信息经过信息发布者筛选,使用户更容易认同信息发布者与评价者的观点。

社交媒体的发展是传播国企新形象,提升国企声誉的机遇,它为国企传播带来了接近用户、引导用户、传播自我的绝佳入口。在社交媒体时代,各类信息逐步透明化,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不再因地域限制而割离,网上舆情和网下舆情相互影响,舆情中的“蝴蝶效应”愈加明显。对经济、社会都有着重大影响的国企,是民众的关切对象,细微的变动都有可能成为网络热议事件,甚至改变国企的经营走向。对当代国企形象传播来说,把握社交媒体传播机遇,建设自己的发声阵地,主动进入社交网络,培养公众的信赖度与喜爱度,成为建构新国企形象的不二法门。在此进程中,自媒体“国资小新”就成为突出代表。

以国企自媒体形成新的传播中心

社交传播时代,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特性明显。去中心并不代表中心的消失,而是传统媒体占据的一次传播中心的更迭,“多中心”意味着中心的竞争更加激烈,变化周期更加短暂。越是有广泛深入的参与,越需要依赖强有力的信息渠道。[1]传统的优势传播力在洗牌时代需要重新适应新的传播形势,确立传播地位;熟练掌握新传播规律的非传统传播者也可以成为新中心。企业通过在自媒体上发布内容,去除了传统媒体这一传播中介,兼具信源与媒体的双重功能。当信息被一定数量民众关切,成为高需求信息时,会有媒体关注且跟进再传播,逐渐扩展机构自媒体的影响力。国资委和其他国企虽然不是传统定义中的传播者,但是借助国资小新等自媒体平台的开设,抓住了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机遇,形成国企集群式传播。

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社交媒体传播特征,标志着机构和用户的关系越来越近。与用户的接触紧密程度决定了组织发展的未来。传统媒体业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开始后被迅速地冲击的原因,是传统媒体属于一对多的模糊传播,没有办法对用户进行精确画像,更无法形成一对一的研究分析。国资小新等国企自媒体为成为新的传播中心,对自身定位进行了创新转型:从危机的处理者、信息的提供者转变为风险的预防者、价值的创造者、关系的管理者、内容的分发者、生态的培育者。重新定位使得国资小新等国企自媒体既成为舆论中心、成为国企信息的权威信源;又成为关系链中心,以自媒体平台实现关系管理,通过网络拓展关系、维护关系、强化关系,增强用户粘性,保障用户对自身的需求程度。

提升事实核查能力以打造权威信息源头

社交媒体传播时代的最突出问题是事实核查难度增加。信息规模爆炸性增长与不需要通过审查的直接发布,为确定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增加了难度。出现了一个悖论:信息越来越多,真相越来越难获得。

由于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彻底改变了新闻生产机制,大量的用户原创内容(UGC)充斥于网络空间,打破了专业媒体人在信息发布上的垄断地位。在谣言泛滥、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对于新闻真实性和媒体公信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单纯依靠传统主流媒体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变化。[2]作为国资委官方自媒体,国资小新的背后有着政府机构信誉的支撑,其发布的信息成为关乎国企发展变化的最权威信源,对各类不确定的国企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事实核查功能,这也正满足在舆论混杂的信息爆炸时代用户们的渴望。

在各种突发性的国企舆情中,国资小新通过第一时间介入,发布权威信息,通过有证据、有步骤的叙事策略,联合其它国企共同为自身发声,传播客观事实,荡涤谣言杂音,起到了舆论引导作用。经过五年来的努力,国资小新已经成为各种舆论场中获取国企信息的最权威信源之一,不论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社交媒体,都以之作为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使之成为有效传播国企形象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国企形象的战略传播理念

在新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下,企业要实现良好的形象传播,首要的是要更新观念,将企业形象作为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以战略手段来解决。

面向“新国企”的企业战略传播

企业传播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整合营销传播”为主。这种传播模式是以消费者为核心、以中短期销售为考核指标、强调市场盈利目的的传播行为。但是,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企业丑闻不时曝光,以及民众对于企业资源占有过多的不满情绪,除了购买商品和服务外,民众对于企业的期望上升,由此形成企业评判标准的多元化,例如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同用户之间的沟通等。曾经的整合营销传播模式不足以帮助企业在民众心中构建良好的形象,因此产生了着眼于帮助企业未来发展的企业战略传播。

起初,企业借鉴了美国政府的战略传播概念:美国政府努力同关键受众建立联络,明白其需求,通过国家权力机构间的协作,推出一致的项目、计划、信息、产品和行动,来创造、强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3]将此概念运用到企业领域,就是企业将传播上升至战略行为,与企业的关键用户建立联络、了解用户需求,协调企业相关部门,共同进行传播,以为企业获得保证其长期良好发展的运营环境。相对于整合营销传播,企业战略传播更加强调企业软实力的提升。[4]

国企虽然有差异化的生产范围,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背景、经营模式,以及其与国家形象间紧密的联络关系,国企除了自身的企业的个体形象外,还共享着“国企”这一集体形象,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国企形象建构不是依靠一家或几家企业能够完成的,而是要联合全部国企共同打造“新国企”名片,为每一个个体企业提供长远发展的舆论环境保证。这是当前国企战略传播的关键所在。国资委作为统领国企发展的政府部门,在国企战略传播中担任了发起、联络、策划、参与等多重角色,而国资小新则成为传播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枢纽。

构建国企声誉的三重目标

企业战略传播包含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它要帮助企业在短期内实现业务提升、利润增长;中期内建立民众间的良好形象,为企业新业务的开发和运行带来保障条件;长期形成与社会各界的良好互动,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的外部环境。

实现短、中、长阶段的目标,需要确定不同的传播内容,而内容的种类可以参考构建企业声誉的评价维度进行划分。相对于企业形象,企业声誉是更加长期的建设过程,包含对于商业目的、外在形象和内在价值的认同。好的企业声誉可以帮助企业顺利达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中国企业全球声誉可以从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战略传播四个主要维度评价和建设。具体来看,经营业绩包括产品与服务质量、财务表现、管理水平、人才吸引力;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社会责任包括合规经营、环境保护、社区融入、社会公益;战略传播包括品牌传播、形象公关、危机管理。[5] 经营业绩、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分别搭建起了完成国企声誉建构的短中长期目标的内容框架。国资小新作为战略传播的重要枢纽,通过对于三种内容的传播,积极构建新国企的声誉。在经营业绩方面,国资小新主要是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和财务表现进行内容提供,例如“央企财报”等标签。这部分内容有利于在短期内为国企赢得更多的客户与业务认同。在创新能力方面,对国企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进行了着重的表现,这部分内容有利于为国企的中长期发展提供市场信心。在社会责任方面,对国企的公益行为持续报道,这部分内容展示了国企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为国企的长期发展做出了正面舆论环境铺垫。在具体的传播中,这些内容并不是分而治之,大多数情况下,三者都会被融进每一次的传播中。

国企的硬实力不容小觑,国资小新关注国企发展的重大成就,如新技术开发、新成果展示等。但国资小新更关注的是将企业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提升企业的战略传播能力。许多国企的成就是世界级领先水平,国企又是重要的国家形象体现,国资小新将企业成果展示与国家自豪感结合,打通了对于国家和企业的认同,不仅仅是对企业能力的展现,更突出了国企的社会责任与国家责任。如国资小新对于C919飞机成功飞行的报道,从科普层面详细解读了该飞机的核心关键技术,强调中国拥有该飞机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并利用表情包、飞行员时尚海报等内容带动情感传播,将企业的成就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努力与突破相连,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引发民众的共鸣和认可。

国企形象传播的体系建设

好的企业传播战略要靠完善的企业传播体系建设来保障,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健全而有效。

统筹全媒体传播布局

变化是互联网传播的常态。信息源的增多让总体内容生产速度不断加快,民众对于传播的更高期待、媒介技术的创新,会随时产生新的传播样态,平台的更新与淘汰速度也随之加快。国资小新虽然开端于微博,但并没有被平台束缚,打通多样化传播渠道,逐步迈向微信公众号、直播、客户端、知识分享平台、非媒体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多种传播平台,成为跨平台的综合性自媒体。跨平台的运营使自媒体不断适应传播技术的变化,保持传播活力,借助不同平台拓宽自身用户维度,增加传播影响力。

不同平台的传播形式不一,因此,跨平台传播要求自媒体生产全媒体式的内容。国资小新通过与专业性传媒公司合作,开发出文本、图片、视频、H5页面、音频、大数据等多样化内容形态。全媒体的传播方式使得内容可以通过最适合的的形式展现,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还能满足不同民众的信息接收习惯,增加信息到达率。

全平台、全内容的发展策略能够稳妥地降低自媒体被淘汰的风险。但是每一项平台和内容的开发意味着人力、财力资源的持续投入,加重机构运营负担。如果传播内容没有与传播平台匹配,会造成影响力的削弱和投入产出比的降低。国资小新意识到自媒体运营的困局,不一味求大求全,将战略重点放在全媒体的运营规划和平台间的统筹管理,从传播管理层面优化传播资源的配置。

目前国资小新对于平台的统筹规划原则是一体化运营,实现“双微一端”三剑合璧。微博是新闻发布厅,发展定位是强传播、弱关系。微信偏向社交功能,强化关系维护,弱化传播。客户端偏向于整合功能,弱化触点评估。清晰的平台定位让运营者可以借助不同平台的优势清晰地实现自媒体目标。

在国资小新成立五周年的时机,国资委推出了国资小新新媒体统一平台。用户不需要登陆不同账号阅读不同内容,而是可以进入统一平台获取信息。这个统一平台打造一个统一入口,为运营者的内容维护和用户的集中阅读带来便利,其本质是统一发布后台支撑下的多终端、多媒体、多站点的一体化运行模式。用户进入平台后,仍然可以按照自身的兴趣选择不同的子平台获取内容,省去更换平台的麻烦。

创新机构内部传播体系

政府和国企的传播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偏向于稳健,与市场化传播差异较大,自成一派。所有国企都有宣传部门,但是宣传部门的传统职能多是重视内宣、轻视外宣。固有的传统宣传思路和求稳的宣传风格,与新媒体求新、求快、求变化的传播规律互相排斥。想要利用互联网传播之浪推动新国企形象传播之船,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入手,这是企业传播的根基,也决定了未来传播的高度。

首先,打造专业的组织结构,建立专门化的传播队伍,招收专业化的互联网传播人才。国资小新由国资委新闻中心负责,具体由网络处运营。运营团队主力人员具有品牌传播、互联网传播方面的一线工作经验,团队年龄年轻化。国资委新闻中心的职员是核心团队,决定国资小新的定位、方向、战略部署等。在具体操作层面,伴随着不同的传播项目,将会寻求外部的协作团队和支撑团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体的知识面和能力已经无法应对所有问题。联合专业化团队,根据不同的内容寻找最优的生产方,将互联网的共享精神培植到团队构建当中,才可能制作出专业化、有话题的传播内容。

其次,缔造高效的管理方式。互联网传播的关键在于“快”,及时发布、及时回应,如果没有及时给出官方信息,容易造成谣言四起的被动局面。“快”在组织结构中需要依靠反应力实现,信息发布需要通过的流程越多,反应力越低,精炼的审批制度方能造就快速反应力和活跃创造力。

与外部机构合作形成矩阵化传播体系

发明以太网的罗比特·梅特卡夫提出,“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增长”。在新媒体领域,每一个发声的地方都可以看成一个话语节点。整个互联网的机制,就是这些节点的平方。[6] 互联网精神在于激活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通过“分享”实现“共赢”。国资小新放弃单打独斗,在微博上联合50家央企、6个省国资监管机构、多家地方国企和18家央企媒体,在微信上联合69家央企总部微信,客户端层面联合15个央企APP,形成新媒体矩阵。

国资小新还建立了国资新媒体的“统一战线”,包括中央部委、地方发布、新闻媒体、网络名人、央企媒体联盟和网评员。不断扩充媒体资源,与其他媒体合作,扩大影响范围。统一战线建立后,国资小新不断强化关系链条,希望通过占据关系链的核心,贴近用户的需求,为用户带来更多的资源,进一步获取社交红利。

国企形象传播的专业手段

在社交媒体时代开展国企形象传播,无所作为不行,盲目作为也不行,重要的是尊重传播规律,以专业化的手段来科学作为。

人格化形象适应社交传播

首先,国资小新打造国企的“萌”符号构建拟人化社交主体。国资委和国企是实体组织,在传播过程中,民众并没有清晰的沟通对象,继而产生沟通隔阂。民营企业通常会使用领导人作为企业形象代表,和用户建立沟通感。例如乔布斯、库克代表的苹果。但是,国企领导不能长期固定,导致无法以领导人作为稳定的形象代表。为解决这一问题,国资委新闻中心建立了“国资小新”的动画形象,让一个“萌娃”虚构人物作为可视化代表与民众进行沟通。设计颇具亲民感的“小新”赋予了庞大的国企组织可触碰的沟通落点,消解了国企以往在公众心中触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形象,更有网络传播时代的社交化特色。

在国资小新的带动下,央企纷纷推出虚拟人物形象,例如中铁的小铁匠、中石化的小石头、航天科工的航小科。虽然从视觉设计层面,形象设计的水准参差不一,但是形成了大央企小字辈的风潮。拟人化的传播策略,使中央企业新媒体成为了网络空间的一股清新“萌势力”[7]

其次,国资小新通过性格化表达转变话语模式。在建立了拟人化形象的基础上,通过语言赋予企业性格,是企业新媒体需要面对的话语体系创新。国资小新使用了萌系的语言路线,亲近感强。例如国资小新发布中国两艘航母亮点的微博后,航母制造者中船重工借助国资小新平台向网友补充信息,当中船重工第三次让国资小新发布信息时,国资小新写到:“叒替中船重工带话:航母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7岁(同志啊能不能一次说完,或者直接开个微博)。”“叒”是网络流行用词,是又又又之意。括号中国资小新的“抱怨”萌态百出,同时强调了国企通过新媒体塑造形象的重要性。

性格化的表述还体现在内容发布的策略。例如在雄安新区划定之后,网络中有关“最悲催网红”的帖子开始流行,该文称雄县高考状元张英森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核工业集团,经过十年奋斗加借钱和卖掉雄安老宅终于支付了北京商住房首付。但是一周后接到通知,中国核工业集团整体迁入雄安新区。这一则网络段子在打趣的外表下,有可能会借助张英森的悲催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话题,引发民众对于国家政策的不满,发酵成负面情绪。国资小新和中国核工业利用性格化的表达方式,策划了危机公关。他们借助网络段子思维再造段子,编写了《解密最悲催网红张英森真相》。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寻找张英森,结果是该集团并没有此人,只找到与张英森情况相似的五人,请他们主动发声。五人在采访中展现了核电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借此机会,国资小新还发布了其他支持迁入雄安的央企名单。利用互联网思维,使用段子手式的性格化传播思路,成功实现了危机公关。根据企鹅号和清博指数联合推出的政务企鹅号数据,借助此文章,国资小新在当周的政务公众号指数中位列第二,形成了1409948的阅读量和49584074的推荐量。

互动化传播击碎传播隔阂

互联网传播为传播提供了即时反馈渠道,例如看到微博后可以迅速回复评论等,为互动提供了保障。如果信息发布者缺乏互动行为,就会形成“自说自话”的固步自封,是借用新媒体延续传统传播模式的换汤不换药,产生传播“僵尸感”。

国资小新秉持着积极参与互动的原则,建立了详细的互动风险管控机制。例如面对新自由主义学者或者西方学者的PK,如果对方是有意攻击,根据具体情形,分别采用冷处理、正面回应、团结争取的应对措施。面对意见领袖和草根围观,如果是热点问题就要进行主动发布,例如协调专家学者进行理论澄清、发挥微博“统一战线”,组织理论文章主动引导等。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要妥善调控,例如指导涉事企业坦诚回应、官方微博及时公布真相、协调其他微博适当策应等。

用户需求主导内容创新

内容是连接传播者和用户的具体承载。对内容产生长期的兴趣或依赖,就会形成持续关注,成为黏性较高的使用者。国资小新对自身的用户进行了画像,其粉丝中69%为男性,31%为女性。其中以80后的粉丝为主,占据45%。还有1%50后和10%60后,这部分粉丝大多为政府和国企的高端管理者。国资小新的粉丝人群可以划分为四类:消费者、传播者、研究者和管理者。消费者寻求的是有用有趣的信息;传播者大多是媒体机构,需求的是行业信息和独家报道;研究者需求的是深度信息和权威数据;管理者则希望通过它了解舆情和民情。

在了解用户的构成与诉求后,媒体以用户为出发点进行内容生产机制创新,将用户对于内容的需求归类为信息需求、情感需求和休闲需求。对应用户的需求层次,在内容设置方面利用碎片化、精准化和娱乐化的手段,制作有价值、有共鸣、通俗易懂的内容。例如,国资小新集合了国企的招聘信息进行统一发布,满足求职者的信息需求,同时也为招聘方增加了信息发布渠道,形成三赢的局面。

强化关系链夯实传播影响力

国资小新是社交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与其他用户的关系便是它的关系链。通过联合节点,强化关系链,可以变关系链为实质内容。国资小新进行话题策划,组织主题活动,在矩阵中吸引志同道合者,开放性的众创行为激发了关系链中每一个点的内容生产主动性。例如组织线上线下联动的沙龙,由企业承办,国资小新设置议题,邀请专家参与。联合企业进行公益行为,例如国资小新得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库地因保护水质取缔了15万个网箱,导致300万斤鱼滞销,农民损失惨重。国资小新在央企关系链中发起公益众筹,最终中粮忠良汇、我买网,华润万家等企业为鱼农提供冷冻连、销售渠道的支持,解决了此次危机。

伴随着后社交红利时代的到来,粉丝规模相对固定,增长粉丝已经不是自媒体的第一任务。增加用户黏性,保持用户对自身的需求度成为了现阶段的主要方向。国资小新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升级现有以信息发布为主的传播局面,让服务更加个性化、目标化、活跃化,更直接、精确地发现并满足关系链条中每一点的需求。例如国资小新会将现有内容进行条目化的编辑,当用户输入希望获得的信息时,予以快速地反馈。

社交媒体时代给予了国企形象传播与声誉建构的重要机遇,让国企前所未有地贴近用户与社会,摆脱了国企形象依赖媒体报道的限制,可以最大限度地自我发声、自我传播、自我构建。国企自媒体需要了解用户需求,强化服务意识和关系链意识,用战略传播提升民众对于国企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成就的认知度,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音,实现国企声誉的全面提升。

(编辑  迟晨光)



*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导师,王嘉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1]腾讯科技频道:《跨界:开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新趋势》,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4月,P5

[2]史安斌、饶庆星:事实核查类新闻的兴起:救赎还是纵容?,《青年记者》,20166月上。

[3]Joint Chiefs of Staff.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2009.P518.

[4]袁胜、许清茂:国外企业战略传播研究的启示,《青年记者》,201510月中

[5] 胡钰:央企形象与国家形象,《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8期。

[6]腾讯科技频道:《跨界:开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新趋势》,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4月,P4

[7]闫永、张灏然、贺程、金冬伟、龚政:《中央企业新媒体发展简析》,《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6)》。

文史沉思

 

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来自市场化改革。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早在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它们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成就。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些国家却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动荡。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没有步那些国家的后尘,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显然,中国市场化改革所拥有的基本条件,这些国家可能并不具备。

 

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苏东国家不同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的漫长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虽然,苏联和东欧地区也曾经与中国一样,走过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革命的道路与这些国家并不相同。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革命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脱离了农业社会,而中国革命则是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与苏东国家不同的鲜明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先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独立的革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间长达28年。即使是从武装斗争开始的1927年算起,到1949年漫长的过程中,中国革命始终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保卫自己的生存,同时在已经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根据地建设,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因为革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根据地建设主要是在农村进行,而对城市工作的经验较为缺乏,工业建设和管理则更加谈不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革命摸索出了自己的革命指导理论,也就是毛泽东思想。

 

农村土地革命与农村社会革命的重要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如何改造农村,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这就是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同时,打碎农村原来的权力结构,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并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各种组织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改造。

农村土地革命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

通过土地制度革命,农村同时完成了多项任务。首先是彻底打碎了原来由地主、富农等社会经济文化精英所组成的权力网络结构,兑现了让农民翻身做主的承诺。其次,通过分配土地,将群众组织起来,重建农村社会组织,使原来一盘散沙的农民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第三,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给予女性与男性同样的权利,从而打破了旧社会的性别压迫,实现了女性解放。第四,在农村建立了集体组织之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网络的建设,从而消除了封建迷信的土壤。第五,在少数民族地区,原来的宗教机构占有大量土地,通过在这些地区进行土地分配,打碎了原有的宗教法权体系,将少数民族农牧民从宗教的精神控制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或不信仰的自由)。

农村社会革命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了最基层

与土地革命同时进行的农村社会革命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因为将农民组织了起来,并且建立了从中央到最基层村庄的一套完备的党的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彻底结束了旧时代“政权不下乡”、仅靠乡绅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全国广大基层农村,从而能够使国家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且管理成本相对低廉。在这个组织网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土地的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农村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体系有了物质保证。

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在当时整个国家都缺乏资金的条件下,要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能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自身的积累。有了农村集体组织网络,农村才能建立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础教育体系,减少疫病、消灭文盲,并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农村大面积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善种植条件,提高粮食产量,保证全国人民的温饱。因此,历史地看,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主要是在进行组织建设,从1960年代开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在一些富裕地区则较早地开办了社队小企业,发展农村工业。

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独特条件

中国革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晚清时期,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并未自动带来国家的繁荣昌盛,在袁世凯死后,军阀林立、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1927年之前,北洋政府名义上是全国的中央政府,但是完全无法约束各地军阀,甚至出现地方军阀直接对中央政府开战的局面。到1920年之后,历经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中央政府完全沦为地方军阀的统治工具,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没有约束能力,反而经常以调停的面目出现。1927年到1929年的北伐战争之后,虽然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各地军阀只是改旗易帜,对中央政令并不完全服从,服从与否完全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方军阀武装全部被中国共产党赶出历史舞台,从而实现了自清朝灭亡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国家统一,包括新疆、西藏也纳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行政管理的统一是经济建设的前提,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实际上非常重要。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名义上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地区,实际上中央政府并不能进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国家随时有可能陷入政治动荡和分裂。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治理体系

在旧中国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暇也无力进行基层组织改造,代表中央政府进行统治的权力机关也只能延伸到县一级,部分地区可以到达乡一级,再往下则只能交给乡绅、地主统治。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对全国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体系。由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将全国纳入同一个政令畅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状况同样常常被人忽视,并不认为这是革命的重要成果。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央政府的命令也只能贯彻到一定级别的行政单位,再往下则完全无力进行有效管理,基层社会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地主、私营企业主、宗教机构在基层的权力要远远大于政府。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在基层出于宗教或民族习俗,不经国家司法部门审判,直接将人处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国家对此也无力干预。

基层社会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

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发展状态相对较为均衡,起码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国家政令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国家法律能够得到遵守和执行。全国解放之初,不同地区之间长期以来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部分边疆地区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奴隶制社会,大部分农村地区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有些地区则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各个少数民族区域按照各自的民族、宗教习俗生活,不同地区有各自的法律体系,无视中央政府法令,比如当时的西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和宗教改革,废除了任何机构和个人对其他人采用私刑的权力,无论什么地区、民族、宗教,都必须统一执行中央政府的法令。也就是说,各地区的基层社会都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社会秩序,而不再处于前现代状态。这是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之处。

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格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名义上并不是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在各大中心城市还有租界,香港和澳门则完全被别国占领。1930年代,又经历了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得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完整。1949年之后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外交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新中国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舞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始终对苏联干预我国内事务保持警惕,坚持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在国际上,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一些国家效仿的对象。当中国在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是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此后,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中国在主权上的独立性始终是完整的。

国家致力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

传统上,中国的国家政权名义上是中立的,实际上并不中立。在封建社会,国家政权依靠的是封建地主阶级;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则依赖于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名义上,在事实上也是依靠工农的。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则在各种公共政策上尽可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国家提出统筹兼顾的治国理念,在城乡关系上,不仅提出“城乡一体化”,而且不断增加支农投入,从而将城乡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国家尽可能保护少数民族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布局。总之保持各领域的平衡,缩小差距,从而保证了国家的团结和稳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中国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建立了一个权力相对集中而且相对高效的国家政权,从而能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尽可能地保持均衡发展。相比之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因而国家政权往往依赖于经济上更为强势的民族、地区和社会阶层。或者说,即使国家政权有保持中立的意愿,实际上也做不到,就是因为国家政权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上。

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对于保持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政治环境的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国家政治社会稳定,才能吸引投资,带动经济发展。而那些政治环境不稳定,动辄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来说,投资随时都有可能血本无归,经济发展缺乏起码的前提。在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前殖民地国家,国家政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尤其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国家政权总是在文官政府、军队和宗教势力之间来回摇摆。苏东国家在1990年代初期发生剧变,由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向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看上去人们得到了民主,但因为欧美提供的“休克疗法”方案,经济转型失败,原来的工业基础迅速被西欧和北美摧毁,工业空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倒退,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倒退。乌克兰在苏东剧变后,经历了数次“颜色革命”,政局反复动荡,直至民选政府被街头革命推翻,国家成为东西方势力角逐的战场,经济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泰国,文官政府领导下的政府经常被政变推翻,过几年又恢复民主选举,建立文官政府,如此周而复始。反观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够基本保持稳定,其根本原因还是新中国的“革命红利”,一个受多数人民拥护的国家政权,国家建立了从中央到每一个乡村、企业的严密治理体系,并且能够妥善解决在局部地区性问题从而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相对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90%的人口都是农民,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料和机器设备没有能力生产,必须进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并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8年,国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已占国民总产值59%,并建立了产品门类齐全的工业和研发体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外资还是私人资本,如果在中国投资,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配套的工业生产能力。今天虽然中国经济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高度融合,但却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并不容易被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荡和危机所冲垮。在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工业产品通常以其优越的性价比占有较好的竞争地位。而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步,在30年内就能完成了初步工业体系的建设,同样离不开彻底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使得中国有能力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以工农业剪刀差方式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支持工业的发展。一般认为,1980年代初期的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制度的调整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中国在1970年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各省都建立了小规模的农机、化肥等支农工业。耕作机械和化肥农药等工业部门恰好在70年代末纷纷建成投产,从而推动中国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从全国范围内看,通过三线建设等政策的努力,在国家的推动下,除了基础性的高度依赖自然禀赋的资源型行业,各省都基本上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中国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自主性的基础条件。

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

经济学家们曾经一度将中国的经济奇迹解释为要素价格低廉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较低,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竞争优势。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印度、印尼、巴西甚至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国家,同样人口众多,而且还是意识形态上与欧美更接近的民主体制,它们的经济却并未取得中国这样的发展成就?这就是因为,中国不仅人口比这些国家更多,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素质要比这些国家高得多,更适合现代工业生产。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扫除了文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至少接受过基础性的现代教育,因而更能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

基本完备的基础设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十分匮乏落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有限的财力条件下持续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到1978年,铁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2万公里增长到4.9万公里,公路营运里程从1949年的8万公里增长到89万公里;实现了县县通公路,电信覆盖到乡村(尽管标准不高)。电力工业初具规模,有能力在本国制造业的基础上升级换代。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因基础设施短板无法吸引投资的问题,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时国家严重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来完成。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却能够做到那些虽然人口规模不如中国、但也相当多的国家所做不到的事,因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建立了一套严密而高效的组织体系,从而使中国能够将大量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以极低的成本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而其他国家因为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也没有用极低的成本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能力,反而只能高度依赖资本投入,因而无法完成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仅有非商业化银行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建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建立发展了信托、证券、基金等行业,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让货币和国际金融资本体系接轨,也就不容易受到国际金融体系动荡的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中国不仅自身岿然不动,而且还以强大国家能力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场,帮助香港降低了金融风暴带来的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抗击金融风险能力受到考验,但仍然保持着货币主权,能够在应对危机时保持主动。

人们常常认为,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和黄金储备等,但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本身就是信用货币,而信用货币的最终担保是国家信用。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信用和完整的国家主权,货币也不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保持独立性、主动性。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金融业虽然并不发达,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的货币和金融稳定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科技研发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国家还建立了完备的从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的科技研发体系,并且培养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研究能力。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也比较完备。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能够保证源源不断地培养从人文社会科学到理科、工科、医学、农业技术等各方面都包括在内的人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量提供低端产品制造和来料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产品,但这种初级水平加工业的规模优势支持了中国的科技研发,从而保证了中国有人才和技术能力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发展。

尖端国防科技工业

关于“两弹一星”,今天没有什么人会否认它对国防安全的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提供了起码的战略反击能力,使中国免于核讹诈;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从此对中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上被排除了。同时,由于“两弹一星”为自身的安全提供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从而使中国能够大规模裁剪常备军规模,使国家有条件把有限的资源更多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在1980年代大幅削减军费和裁军之后,在经历了苏东巨变的国际风波后,国家安全始终未受到明显威胁,这不能不说是“两弹一星”带来的安全红利。

正是因为有这些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为成功,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条件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遗产,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中国革命就不会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奇迹。

(编辑  杨利红)



* 萧武,观察者网新闻总监,《经略》网刊编委。

 

 

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1]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理念,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这些创新既根源于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学习、借鉴、融合和创新”世界文明成果的结果。

 

创新理论与借鉴吸收世界文明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习近平主席20143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多彩”、“平等”、“包容”和“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他说:“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的动力;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强调指出:“不要看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这一文明观与“西方中心论”、“普世论”是迥然不同的,是我们在对待不同文明必须掌握和坚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境内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以及与世界各国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产物。中国历史一再表明,能否不断了解世界,能否不断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能否不断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和巨大的发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根本保障,也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勤于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为了加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真借鉴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理论创新,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使命。

    把握创新理论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应该遵循我们党一贯主张的“洋为中用,去伪存真”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说:“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 “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3] “中国人不做西方外来文化的殖民地,而是要做西方外来文化的主人。”[4]

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原则,对国外引进的理念和理论,必须加以“利用、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对于一些敌对的、腐朽的和极端错误的理念和理论,要进行分析和批判,不应任其在人民中间传播泛滥。

利用与革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纳了西方国家创造的许多新概念、新理念,革新丰富其内涵。例如“全球治理”概念,最早由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90年提出,其后“斯德哥尔摩全球安全和治理倡议书”的问世和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成立,推动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交往基本议题之一。我国不但使用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而且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革新并丰富了全球治理的理念,使之为我所用。习总书记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

吸收、融合和本土化

根植于广袤中华沃土的中华传统文化向来有着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五千年来吸收了许多民族和各国的优秀文化,具有强大的消融能力,在不断消化和融合这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使之本土化、中国化。例如,“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5]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本土化实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6]

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的政策原则应是“学习、吸收和超越。”例如,我国科学家在量子力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就是这样做的。

引进、吸收与创新

为了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十分必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但引进后必须予以吸收和消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高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国的高铁在已有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从日本和德国引进了部分关键技术,经过我国科技人员充分消化再创新,形成了拥有系统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现在已成为我国出口的拳头产品之一。据德国媒体报道,我国的高铁已在全球高铁市场上占据了69%的份额,而日本、德国、法国分别只占到9%8%3%,余下的11%分别由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公司分得。[7]

但总体上看,我们许多部门企业仍热衷于引进,而不重视以我为主,在吸收消化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如果只引进不创新,不但要支付大笔专利费,而且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被动跟进。由此导致我国一些重要产业被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实质提高技术竞争力。引进是手段,自主创新才是最终目的。“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8]

引进与保护本国经济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经济,但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损害我国的经济。以种子业为例,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种子业的龙头企业大多已被外资并购,我国中小种子企业在国外种业大公司的围追堵截下生存空间极小。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多数还是“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真正原创性的技术品种还不多,一些出口创汇农产品品种和重要技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当然,我们说要保护民族经济不是要保护那些落后企业和他们的落后产品,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引进国外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来促进本国产品的升级改造,提高国际竞争力。

原创与革新

原创与革新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创新。革新就是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加以改进或再创造,而原创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就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基础科学的进步就没有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一项新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不但造福本国人民,而且造福于世界人民,不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个国家若没有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它的技术和工业的进步将是缓慢的,它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很难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新知识和新技术,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失利。而且,一个国家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它对基础理论的贡献,美国政府历来都是把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美国最强大的软实力之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基础理论的研究,他指出:“必须认识到,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他号召我国的科学家们“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9]

循序渐进式发展与非对称性赶超发展

循序渐进式发展是指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就引进什么或仿造研制什么,故又被称为“跟跑式”发展。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采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涉及未来的重点科技领域超前部署、大胆探索。”[10] 什么是“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11]

 “非对称性”赶超战略是指,瞄准当前世界科技发展大趋势中某些最前沿的领域,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最迫切需要的关键领域和我国在这些前沿领域现有的优势和特长进行跨越式研发突破,创造出一批“非对称性‘杀手锏’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12],尽快使我国从“跟跑者”转变为“并行者”和“领跑者”。[13]

 

把握继承优秀传统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方法指引,为我们治国理政和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智慧和启示,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和养分。

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15]。“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6]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7]

当然,继承不是不分糟粕与精华照单全收。中国传统文化在5000年的漫长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多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成为糟粕的东西。我们必须摒弃其中的消极、落后、腐朽的东西,弘扬其中的精华,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阶级都会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传统文化找出符合本国或本阶级利益需要的东西。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鉴别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掘和弘扬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优秀传统文化。

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8]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为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要使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和拓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真正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对内继承发扬与对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1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强有力的软实力,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因此,我们不但要在国内将它继承好、弘扬好,而且还应把它传播到世界各地,“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0],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此,我们应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第一,要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人类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生存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确立人类普遍的道德规范方面。中华文化有其优长之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思考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21] 如此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共有精神财富,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体现了我们党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本质意义的新认识。

第二,要把对外传播的重点放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中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方面。这些年来,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内容偏重于中文、武术、国画、戏剧、剪纸等,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却重视很不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精髓的东西,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只有把这些精髓的东西传播到全世界,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才能真正形成具有感召力、渗透力的文化软实力。“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22]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每次出国讲话,不论走到哪里,或在接见外宾和外国记者是时都要引经据典,既生动地阐明了我国的内外政策,又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尤其十分重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向世界各国阐释和传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主张。这些思想观念赢得了众多国家的赞赏,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编辑 迟晨光)



* 钱文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1]  习近平20131021日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3-10-21.

[2]  习近平2013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3-08-20.

[3]  习近平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6-05-17.  

[4] 引自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魏萼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出版, 第40页。

 

[5] 习近平20143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新华社,2014-03-27.

[6] 习近平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6-05-17.

[7] 德国《世界报》报道“中国高铁威胁德法高铁”,201688日。

[8]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6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0页。

[9] 习近平在2016530日科技创新大会的讲话[N].新华社,2016-05-30.

[10] 习近平20133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3-03-04.

[11] 习近平2013821日听取科技部汇报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3-08-21.

[12]  习近平20161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6-01-18.

[13]  引自《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 164页。

[15]  习近平201410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4-10-15.

[16]  习近平20142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4-02-24.

[17]  习近平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讲话[N].新华社,2016-05-17.

[18]  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4 页。

[19] 习近平在2014年春天两会期间参加贵州省代表小组讨论会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4-03-07.

[20] 习近平201312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新华社,2013-12-30.

[21] 习近平20149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4-09-24.

[22] 习近平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6-05-17.

专题研究

 

对隐秘世界的关注,多来自于公众事件,暗网被我们关注也同样如此。2017 6 月,中国女孩章莹颖在美国的遭遇,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而其中涉及了一个以前普通人不熟悉的领域,就是暗网!在这个各种舆论

被网络巨头所绑架的时代,我们很难听到和看到有关暗网的阴暗面和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犯罪嫌疑人在暗网上活动频繁,而暗网背后的网络黑社会更为可怕。

暗网及其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威胁

网络世界已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但网络上的 “地下世界”却鲜为人知。地下的暗网是现实存在的。这里公开交易毒品、枪支、儿童色情以及许多违法活动,甚至恐怖组织也在这里招募成员,策划发动袭击。人们通过加密的隐身软件才能进入这个普通搜索引擎不能发现的空间,一切交易都是通过执法人员监管不到的虚拟货币隐秘进行的。

如何理解暗网及其概念有多种说法,参照维基百科的解释,所谓“暗网(Dark Web)” ,其广义统称是那些只能用特殊软件、特殊授权或对电脑进行特殊设置才能连上的网络,使用一般的浏览器和搜索引擎

是找不到暗网内容的。与此相对,一般常用的互联网,由于可追踪上网者的真实地理位置和通信并进行身份识别而被称为“明网(Clearnet)”。

章莹颖案件最引发关注的信息之一就是,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曾于今年4 月浏览 “绑架101 网站上关于完美绑架幻想、绑架计划入门等内容的帖子,而这个网站就是一个暗网。“绑架101bduction 101)是一个聚集了捆绑、虐恋、恋物癖和另类性癖爱好者的社交网络,有近600 万名注册用户,该网站上分享了超过3000 万张相关主题的图片和4 万段录像。由此推断,克里斯滕森很可能将章莹颖绑架并通过暗网进行人口贩卖交易(参见《章莹颖的遭遇,真的与“暗网”有关?》,王梓辉,《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拥有600 万用户的网站,为何没有被法治国家的司法所干预和查禁?网站运营的资金从何而来?而暗网无法公开做广告、做营销,它们如何拥有这么庞大的用户群?暗网的存在,已经对现实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隐形信息”和暗网

暗网问题很难解决,原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跨国犯罪的复杂性与多层匿名机制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暗网所构成的威胁不受地域限制,因此中国可能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危险。有一种说法,网络上只有少量信息处于公众可以搜索的状态,还有很大部分信息是“隐形”的,其中包括通过特殊的加密验证手段运行的官方机构网站,也包括上面所说的非法网站。就像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冰山绝大部分存在于水面以下,我们无法看到。如果信息的比例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如同井底之蛙。

这个非法的暗网体系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网络虚拟社会,这个社会与我们普通人群是隔绝的,各种超越法律和道德的行为畅行无阻。暗网之外的人无法看到这个阴暗面,而暗网之外的上网者的各种大数据却极有可能被肆无忌惮地窥探和挖掘。暗网成为无法被网络自动收集信息、自动进行数据分析的虚拟社会。

根据各种公开信息,暗网这个概念最初是在1994年由美国军方科学家提出的。19965月,美国海军研究实验所的3名科学家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隐藏路径信息》,论文提出要打造一个系统,使用者在连接因特网时不会向服务器泄露身份。在这个系统构想中,保护数据的密码因为像洋葱一样层层叠叠,于是他们将之称为“洋葱网络”(Tor, The Onion Router)。暗网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网络协议,将网络上的每一个终端连接起来,但每一个终端都没有确定的IP地址,而是通过暗网的协议去传输。

构建暗网,实质上就是在网络上建立一个监管者看不到的虚拟专网。这个专网其实有很多作用,构建虚拟专网的技术是非常成熟的,我们称之为VPN,虚拟专用网络的功能是:在公用网络上建立专用网络,进行加密通讯。在企业网络中有广泛应用。VPN网关通过对数据包的加密和数据包目标地址的转换实现远程访问。VPN有多种分类方式,主要是按协议进行分类。VPN可通过服务器、硬件、软件等多种方式实现。VPN使用的是互联网上的公用链路,因此VPN称为虚拟专用网络,其实质就是利用加密技术在公网上封装出一个数据通讯隧道。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暗网比比皆是,比如黑客网络,如果我们的电脑中了木马病毒,就极有可能已成为黑客控制的“肉鸡”,在暗网的控制下工作,为他们做各种分布运算、云计算等,还可以作为暗网信息的中转站,为暗网掩盖真实的数据路径而转发信息。信息的IP包头是可以重新打包的,把传输者变成了信息源。其实这样的技术很早就有,把IP包的数据包头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也当作是数据,再加上一个新的包头,中间的“肉鸡”成为外面看到的信息源。这些暗网数据量是巨大的,而且给网络使用带来巨大的流量耗费,而成本都是网络合法使用者支付的。

除了上述被动的接触和产生暗网数据以外,其实很多人就在主动地使用着暗网。最常见的就是各种“翻墙”软件,这些软件掩盖了上网者真实的数据传输,可以让上网者登录到政府禁止浏览的网站。如果把“翻墙”软件也作为暗网的一个应用,可想而知暗网实际上的数据量肯定是很大的了。而很多企业级的应用,也希望能够在公用的网络之上构建自己的专用应用,而此类应用合法的居多,但非法的也会有,灰色的更多。比如网络上的各种商业交易,在电商不注册、不纳税的背景之下,为了避税的灰色企业级专业网络就不少,各种跨国公司、财团也做这样的事情。而政府的很多内部职能和业务,也以虚拟专网VPN的方式构建专用的网络。

如果按照广义的暗网概念,这些VPN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那种利用加密技术建立的非法的“暗网”,是网络社会中存在的毒瘤,对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产生巨大影响。为此,各国政府都想尽办法加强对“暗网”的管理,创新安全技术监控手段,打击网络犯罪。中国也政治采取措施加强管理。20171月,工信部出台了《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结构服务市场的通知》,规范的对象主要是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无国际通信业务经营资质的企业和个人,租用国际专线或者VPN,违规开展跨境电信业务经营活动。

区块链技术可能被暗网世界的犯罪行为所利用

对网络世界的暗网,区块链技术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区块链可以成为暗网构成独立的虚拟社会、进而成为独立的黑社会王国的关键性技术和手段。在没有区块链的时代,暗网的信用体系必须依赖传统的金融系统,给相关机构提供了在网络技术之外追踪和监管犯罪行为的手段。但在区块链之下,暗网世界可以有自己的独立信用体系,从而可能脱离线下的信用体系的追踪,独自成为一个封闭的、不受实体和线下控制的系统。我们常说区块链“去中心”的好处,但是下面的暗网已经成为另一个中心。

一个涉嫌违法、会被国家司法力量打击的暗网,如果实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结构,有自己独立和封闭的信用体系,以及可以完全在线上流通的数字货币,那么要抓住它就无从下手。尤其是,法律有国界和主权,但在“网络无国界”的情况下,对国际间的司法规避行为进行打击,不是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所能够办到的。黑客世界的区块链下,大量的数据被分布存储在各个“肉鸡”上,如果只是抓住某个“肉鸡”,一点作用也没有。区块链技术的优点,给暗网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监管力量达不到的暗网世界,区块链技术更重要的角色是公信力和信用的提供者。20175月,流行全世界的勒索病毒,要求中毒的用户支付比特币,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的比特币,不断地挑战着全球央行的反洗钱能力和司法的追赃能力,罪犯敲诈了巨额财富之后可以逍遥法外。在没有比特币这个支付手段的时候,犯罪分子怎么敢这样做?在调查违法违规的VPN时,入手的关键还是这些VPN的运营要从现实世界获取金钱和信用,如果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去中心化的信用体系虚拟运转,而且还能够超越国界,你还有什么手段去限制和管理这些违法犯罪活动?

对暗网下的网络虚拟社会,我们真的有能力管住吗?即便在美国,想要管住这个暗网也是很困难的,美国打掉全球最大的暗网,所依靠的却是传统的手段——钓鱼,现代的高科技都很难发挥作用。如何才能够对付暗网中的犯罪活动?暗网应用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之后,传统的手段是否还有能力打击它的犯罪活动?

暗网上还有恐怖组织的活动,各国之间的间谍战。斯诺登事件让我们窥见美国庞大的网上间谍活动之一斑。暗网的背后不光有黑社会犯罪活动,也有国家间的现代网络战争,有恐怖暴力的血雨腥风。

警惕暗网,主动监管

关于网络安全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估,对现实的风险不能回避。中国的互联网是美国的接入网,我们的网络行为除了境内的业务,还要与美国ICANN合作,需要根服务器提供域名解释和服务器权限。而且对网络上境外的行为,最多是在明网上做一个“墙”的限制,而这个墙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在暗网层面的线上控制手段,更是少得可怜。而美国因特网是在美国军方节点开放给社会免费使用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网络是按照权限向下透明。我们没有足够的权限,向上就是一个看不透的天花板。如果他国军队是这个网络虚拟世界的主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网络,就不能回避暗网的存在和它所带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需要加大监管力度,持续排查和查封非法“暗网”。其次,是需要考虑建设自己的公网,能够与国际展开平等的互联,而不是被动地接入他国网络节点。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暗网的虚拟世界,与网络霸权国家有国际谈判的筹码。就如同我们的各种应用,不能完全依赖和建设在GPS之上,我们需要自己的北斗系统,否则我们的一切研发与技术基础都要掌控在他人手中。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暗网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和随之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脱实向虚已经不是仅仅经济领域,更向政治领域和隐秘世界发展。区块链技术建立了数字货币,网络虚拟去中心的信用体系建立了,这背后就是网络的虚拟政权在建立。这是未来世界控制权的核心竞争。

(编辑  杨利红)



* 张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内容提要:美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传媒生态出现混乱局面。西方传统的白人至上主义、美国例外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阴谋论、左翼社会主义,甚至假新闻等各种言论和思潮,都在社交平台传播发酵,并推动社会群体运动,影响国家政治格局。以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主导的美国主流话语,已经无法控制新媒体的舆情,未来意识形态走向不明,可密切关注。

关键词:互联网  社交媒体  政治格局  舆情  意识形态

 

研究美国异见媒体(社交媒体)上不同声音的目的,是梳理意识形态图谱,通过对这个图谱的认识,可以解析除了西方主流媒体之外,那些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几种思潮背后的深层意识形态及其走向,包括预见未来特朗普将采取的政策。

我们对“异见”的定义是,较少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的、与自由主义全球化主流话语意识不同的话语,“异见媒体”就是宣传与主流媒体流行话语不同的网络与社交媒体。

 

为什么要研究异见媒体

研究中国不能只研究《人民日报》,还要研究天涯论坛,研究微博等等。在美国,主流媒体实际上也与社会舆论脱节,不能反映广大民众的诉求与心声。美国或西方也有一些知名的异见媒体,比如美国有影响力的右翼网站叫“布赖特巴特”(Breitbart News),原执行主席为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特朗普上台,班农和这个异见媒体给予他很大的支持,是其背后的战略顾问和舆论推手。这个网站就是我们研究的异见网站之一。

美国社交媒体跟中国一样,也是到处充满争论,而且还有大量的假新闻网站,如CNN后面加“.com”,就是模仿主流媒体旗号的假新闻网站,它们的注册地在哥伦比亚、马尔他等小国,网站上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理性,还有神灵,非常混乱,整体素质很低。假新闻泛滥在美国社交媒体是一个特别大的危机。它们也有很多的“推手账号”,一些“大号”消失了,另一些“大号”又出来了,这就是网络信息战。我们问美国的一个学生团怎么看美国大选,他们说各种外国势力都介入美国的互联网,很多信息都是假新闻。在美国大选期间,将所谓20个主流媒体新闻与20个异见网络的所谓假新闻的转发量对比,异见网络的假新闻转发量已经是870万,甚至高于主流媒体。所以说,美国异见媒体、非主流媒体的舆论必须要引起关注。

美国的主流媒体产业,20世纪70年代主要由50家财团控制,目前已经成为6家大财团垄断90%以上的媒体产业。由于新闻信息和观点被控制,内容趋于统一和单一化,很多时候成为舆论控制的渠道和战略掩盖的工具。美国的主流媒体和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很少有不同的东西。它已经被垄断,其话语相对单一,很少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看到特朗普、班农所宣扬的基督教种族主义的东西,它登不上大雅之堂。然而新自由主义已经慢慢衰败,它不能再拢住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生态了。

特朗普代表的是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主观主义者,班农常常被认为是种族主观主义者。美国社会种族分裂、阶级分化将日趋严重,各种利益集团和势力斗争也会日益激烈,未来可能出现大规模动荡,各派势力将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长期博弈,必须给予重视和关注。看特朗普和主流媒体的争斗,其实只是冰山上显露的一角,底下的东西就太多了。

 “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缩写为RT)是俄罗斯的一家国际新闻频道。普京说,“今日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战略航母,它运用美国西方意见领袖的各种批判,培养发展了一个意见领袖网络,它对美国社会有深入了解和独特的批判。RT被认为是美国西方主流媒体以外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

展开对美国和西方社交媒体异见网络与舆情研究,对提升中国互联网治理意义重大。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美国异见网络上怎么发展传播机制,看美国怎么管制,或者是洞察一些特征,可以学习借鉴提高中国互联网舆论的治理水平。

 

用“符号现实”描述或理解世界

在新媒体环境当中,原来的大众传播理论已不太适用,更多的是小众传播的符号互动,群组传播,即符号融合。符号理论最大的好处是实用性。

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想法一旦要交流,必须用文字或某种符号来表达,不能交流的东西是没意义的。符号学、符号融合理论,是把人的思维符号化,然后加以研究。思想脉络是可以通过文本进行分析、测量并施加影响的客观数据。最常用的方法叫内容分析法,即用主观、客观、中立的方法,但这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其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用简单的内容分析无法产生研究成果的。

我们这个理论最关键的概念是“符号现实”。桌子、天空、土地是自然现实,社会现实就是种种社会关系。还有一种叫符号现实。我写过《媒介与文化》一书,介绍了凯瑞对“符号现实”的理解:就是地图。地图是人创造的理解周围环境的东西。我们所谓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符号的现实,它跟客观现实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文化也不一样。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符号现实怎么描述或理解世界。

这个理论的假设是,人类所有思维意识与传播交流都是在构建符号现实,通过有具体实际意义的符号、文字、图像等,构建一系列的交流分享、聚合的过程,然后形成符号系统,就是人类思维的意义系统。有一种可以操作的研究方法,对表层的符号体系,挖掘出背后深层次的符号视野,其中包括符号线索、符号类型、符号视野,这是一个圈层结构。

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意义性,当面对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时,实际上都是用自己已有的意义系统空间套用新鲜事物。

我在研究中,把意识形态解释为一个基于信仰或信念的意义系统。我们考虑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的意义系统里。这个世界有不同的信念,总体为意义系统,包括描述性信念、评价信念,由此导致人的态度和意见。我们经常讲美国右翼有冷战思维,那只是一个表面态度,要把它背后深层的意义系统和脉络弄清楚,才可以应对。

我们讲美国政治,总会提到右翼保守主义或者左翼。这实际上是一种态度。比如,为什么有人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为什么特朗普主张美国例外、美国优先?他们的态度或意见都是有价值信念在里面的。这个信念包括描述性信念和评价性信念,实际上都可以用符号现实的研究将它提炼出来。绝大多数都是描述性信念,它不仅是描述性的,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信念系统、意义系统了。社交媒体是个舆论场,各种观点都有,但当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梳理以后,发现它后面基本的核心价值是很少的,而且是很难颠覆的。   

这就涉及符号融合理论。当你说出一句话,别人马上就跟着说,像“从衰落和绝望到复兴”、和“美国例外主义”。“山巅之城”就是非常核心的符号,因为它是《圣经》上的一句话。

符号融合理论关于幻想主题理念,跟传统的量化分析不一样。它认为人的思维不是理性的,而是情绪的,人是通过幻想来理解问题的。它认为人是幻想动物,对任何事情人都要问为什么,对此给出的解答,很多的时候是幻想。这是从西方基督教背景来研究人。这颠覆了中国人对传播的想法——讲话要有根据,要符合事实。但西方则是要看《圣经》,这样的理论只能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才会出现。我们是通过他们的方法来研究他们的东西。

网络研究非常适合这种理论,因为网络的东西很难进行大规模的逻辑性思维。很多时候一句话就是符号。看中国网络,是符号遍地,什么“盛世蝼蚁”,一个词放上去,马上就情绪激昂,在那样的情况下,其实很难有什么理性思维的环境和氛围。麦克卢汉说,只有阅读才能带来理性思维。互联网上的东西都是几个字,大部分是体现感染力、情绪化的东西,尤其是中国的互联网,这个特征太明显了。

  我们做研究时,先通过关键词,即符号线索,找到表达的情绪、倾向、立场、观点等松散但能引发想象的符号,然后要把那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跳出就事论事的词句引为关键词,称之为符号线索。从符号线索中,可以归纳提炼出来符号主题。它有人物、有场景、有故事,最关键的是从某个主题找到一个符号类型。到符号类型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历史的积淀在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构成为一个符号视野,就像一个索引一样。比方“冷战”就是一个符号视野,一说冷战,就是美苏对抗之类的内容,那些内容已经指代在意义系统本身,从主题上升到跟历史记忆有关的东西。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最近关于国家乒乓球队的辩论,很多文章提到了“岳家军”,这是中国历史渊远的一个符号,用“岳家军”来形容中国的乒乓球队,每一个人都感到这其中存在价值判断。当你把符号主题通过历史记忆转成符号类型,它就已经变成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不见得所有的符号主题都可以归纳为符号类型),然后通过这个符号主题、符号类型,再提炼形成一个符号视野。符号视野可以囊括很多东西,甚至可分为正义型、社会型、实用型。此前人们说的符号是很虚的概念,我们把它从人们印象中虚的概念解析成为具有可操作性、形成结论的东西。

符号提供了一个框架。在中国语境和思维框架下,很少有人这样思考问题,要把符号和真实的东西分开。比如西方一直批评我们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他们一批评,我们就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好,要怎么改进。但如果用这种方式看,那只是符号的竞争,跟我们实际做了什么没关系,人家总是要找到批判你的理由。作为传播学者,我们的重点是考虑如何争夺话语权,设计话语反制能力。

 

五大非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核心论调

在美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我们对符号进行分析,发现它具有反建制特征,部分还存在反全球化的倾向。除了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外,我们梳理成五大非主流意识形态:犹太基督教主义、美国例外主义、阴谋论、帝国主义、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衍生出文明战争论、美国优先论、中国领袖论、影子政府论、阴谋论等几种核心论调,其涉华态度各不相同。

保守主义(即犹太基督教主义)。布赖特巴特网是其代表,它综合了犹太教、天主教、泛基督教主义,代表西方社会的核心思想体系——基督教意识形态。它认为基督徒是上帝的选民,其他宗教都是异教徒,要对异教徒发动宗教战争。跟中国有关的就是文明战争论。其中有几个符号视野:一是认为“中华帝国争霸世界”,二是美国作为捍卫犹太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的姿态,其主要情结和核心符号的关键词,包括神圣的宗教战争观,解放南海,殖民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等战争叫嚣。这种泛宗教主义,可以面向整个西方世界,包括天主教、犹太教,甚至只要是信基督教的都可以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美国例外主义。它的基本思想是,美国是《圣经》上所说的“山巅之城”。16世纪最早的清教徒移民就已经有这个观念,20世纪80年代,美国茶党右翼把美国例外主义作为它的核心符号和意识形态旗帜。美国保守主义跟奥巴马争斗的时候,也逼着奥巴马承认美国“例外”,就是说美国是人类灯塔,是上帝眷顾的、彰显上帝使命的地方。这样也是美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这样的意识中,把中国看作美国经济的“偷窃者”,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倾销产品,偷窃工作机会,剽窃美国技术,对美展开经济战,这就是它所构建的符号视野。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就是复兴“美国例外主义”:要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振兴美国经济,对华贸易战,这是他们符号视野当中的内容。

2015年美国国会要求奥巴马出兵叙利亚,奥巴马退却了。关键的时候,普京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告美国人民书》,他批评美国人“自己认为自己例外”,但别的国家人民都有自己的权利,你不能拿你们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美国的保守主义阵营一下子炸了锅,纷纷写文章反驳。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符号,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专门做这样的研究,也没有什么深入的探讨。

有关中国的三种论调。在异见网站中,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是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奥巴马时代的核心理念。

在异见网站中,衍生出两种负面论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还有一个相对正面的论调——中国领袖论,这些论调在达沃斯论坛都可以看出来。中国威胁论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新超级大国,正在威胁世界,它包括“中国的共产主义独裁”,“新型超级大国”,“南海非军事化”,“全球扩张实力”,“破坏国际秩序”等符号视野,而美国则强化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它构建的符号视野是“领导自由联盟”,“遏制中国”,“亚太再平衡”,“坚持航线自由”,“保卫盟友安全”,“共享民主价值观”。中国崩溃论跟中国威胁论相反,说中国即将爆发经济危机,符号视野包括“虚假繁荣”,“金融泡沫”,“经济危机”。

中国领袖论则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加速衰落,保护主义兴起,将要让出全球领导地位。我们分析过《经济学人》当中的一篇文章,它认为美国已经衰落,全球经济需要一个新的领袖,要把这个桂冠给中国。然后有“经济崛起”,“第一达沃斯人”,“填补美国力量真空”,“未来世界领袖”等观念。

阴谋论流行于美国民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流行,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时的西方社会。所谓共济会的说法也流传到中国,认为人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假象,社会生活是由背后的某种势力所操控,如犹太集团、共济会、光明会等;黑暗势力充当影子政府,操纵着美国政府,甚至企图统治全世界。跟阴谋论相关的关键词包括“信息战”,“犹太阴谋集团”、“犹太金融集团”、“美联储”、“中情局”、“新世界秩序”等这一类。

影子政府阴谋论认为,新世界秩序就是影子政府的一个阴谋,特朗普上台是红脸与白脸的交替表演,美国政府所说的都是烟雾弹,要透过表面的东西看到深层的东西,要从中国手里夺回产业利润。

阴谋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共产主义阴谋论,这个论调甚至说共产主义主要的领袖都是犹太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犹太人想控制世界、扰乱世界的一个阴谋,还声称中国是共产主义阴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是美国发动心理战等等。

帝国主义论。这个论调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少数垄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断攫取土地,帝国主义也可能衍生出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美帝国主义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话语批评,指美国凭借二战后的超级大国地位,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扩张势力,美帝国主义霸权论就是它的符号表现。我们发现,批判帝国主义霸权论,主要出现在俄罗斯一些左翼媒体上,“美国是帝国主义霸权”,“美国是希特勒”,“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对中俄分而治之”诸如此类。现代殖民主义维持全球霸权。另外,俄罗斯一些有影响力的异见媒体,则鼓吹中国与俄罗斯建立反霸联盟,捍卫核心利益,建立欧亚战略的大三角,跟美国搞军事对抗等观点。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左翼网站当中也出现这种论调。有趣的是,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在西方非主流网站上出现,还有一些观点出于中美合作的实际利益考虑,也大力支持这种思想。它的符号视野包括“保护主义得不偿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威胁中美关系稳定”,“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正在消失,中国创造就业机会”,“中美迎来互相合作,中美合作共赢”。

在新社会主义左翼的意识形态中,还有无产阶级革命论,完全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论,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帝国主义核战争即将爆发。还有鼓吹第四国际的,反对世界大战,打倒美帝国主义。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负面、歪曲的,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加重了世界大战的危机。我们发现了“帝国主义核战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符号。

 

对意识形态及信仰系统的研究

对于主要意识形态的认知图谱,要更深入地研究人的认知、意识形态或者是信仰系统。

首先,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上帝和世俗的关系。犹太基督教主义是上帝至上。美国例外主义宣扬美国昭示了上帝的神灵。阴谋论、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论,在人跟自然的关系上都没有统一的核心认知。新社会主义是无神论的。

第二,对社会权力的认知。我们把这种认知细分为市场、资本与政府。保守主义、白人至上的基督教主义是反政府的,认为政府不可信任。美国例外主义也是反政府的,奥巴马就是小政府论,认为要让市场来运作。阴谋论则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浑浑噩噩,被一小撮阴谋家掌控。自由主义比较侧重民选政府。帝国主义的社会权力认知主张要一个大的帝国。新社会主义认同国家的概念。

三是对“非我”的社会群体的认知。所有基督教主义都是反异教徒的。美国例外主义认为美国至上。阴谋论认为1%的人奴役着99%的人,如果你不能成为1%,就是那99%。自由主义比较赞成多元文化,多种族以及女权都包括在这个认知中。帝国主义强调霸主与反霸权的对立。新社会主义则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通过总结认为,三种意识形态、10种基于意识形态的论调——其中三种对华倾向是正面的,6种为负面,一种为中立。这样,基本上较为全面地绘制了西方非主流媒体当下对中国的符号建构的图景。

通过研究发现,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意识形态仍然根基深厚,仍是异见媒体中出现最为频繁的意识形态,带有奥巴马时代的痕迹。该意识形态虽然在特朗普时代有所式微,但根基仍然很深,所以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斗还会继续。

我们的研究发现,自由主义的声音不断增强,更多地在网络上发声。与此相应的是,美国例外主义浮出水面,因为要想宣扬美国的“自由主义”,“人类灯塔”,如果抛弃美国例外主义就丧失了道德感召力。美国例外主义是美国建国的主流族群——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的核心价值观。冷战以后,由于新自由主义占主流思想的国际秩序,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山巅之城”,“灯塔国”观念,与例外主义是一致的。但近些年来,美国的实力下降,霸主地位被削弱,内部出现争论,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使美国“不再例外”。所以提出美国优先论,实际上是美国例外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逆反和民族爱国性的一种回归。这种意识形态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宗教使命感连接在一起,更具有排他性和攻击性,需要密切关注。这跟我们所理解的没有宗教使命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同。

犹太基督教主义陈渣泛起,在异见网站中广泛传播,其中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最为典型,这种意识形态将中国视为异教徒,要用泛基督教主义统领西方世界,建立宗教联军对华发动文明战争甚至核战争,这些论调都需要特别警惕。

阴谋论暴露了美国的阴暗面,所谓美国的“另一面”。但它有两面性,是广泛流传于民间反建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思想是认为某种黑暗力量掌控着美国,操纵社会。黑暗力量的具体定义不同,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它对于批判美国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同时它的反共特征仍然需要警惕。

帝国主义论在异见网站中频频出现,说明它在西方舆论中同样有市场。在特朗普时代,美帝国主义霸权论与文明战争论直接对立,给具有深厚历史的反帝、反殖民、反霸权的话语体系增添了新的内涵,反击了美国优先论、文明战争论等。但它同时支持了亲俄网站提出的美国霸权论,可能诱导中国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

命运共同体论高瞻远瞩,具有争夺话语权的潜力。我们发现,命运共同体论在西方非主流网站上已经出现。有一些讨论已经直接与美国优先论的观点交锋,用中国给美国创造机会等事实反驳中国“偷窃”美国经济的观点,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如果进一步仔细分析的话,这种话语体系有可能超越西方各派意识形态,如果经过仔细设计与运用,可以成为引领世界新时代的思想武器。

    异见网站及各种非主流思潮的泛滥表明:在经济危机和网络新时代,美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同样受到冲击,美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动荡时期。我们要对这样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对美国新媒体的舆情保持密切关注。

 

做好中国的外宣事业

几十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外宣事业,专门成立了外宣基金,重点扶持一批新闻网站和媒体,包括《中国日报》、国际频道、央视等等,但效果并不理想。中国目前的国际话语权和中国的综合国力非常不匹配。

中国外宣的工作,首先是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根本不知道西方人是怎么想的。对美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也没有认知图谱。像美国例外主义,中国了解得很少,而且国内根本不了解奥巴马,要么说他是右翼,要么说他是民粹主义,甚至还说奥巴马上台是代表草根阶层。实际上奥巴马是大资本家,他只是利用草根的民粹主义情绪上台,代表了本土的资本势力。

“今日俄罗斯”是西方特别有名的节目,工作团队都是名记者,包括CNN的一个记者,而且他们都是西方的异见领袖。这个节目知道在话语权斗争当中,怎么样可以触到对方的痛处,可以揭露其阴暗面,所以能在生活境况较差的群体当中引起反响。

中国无论是外宣还是内宣的开展方式,都很少直接批评,这是中国的传统做法。我们很少把外宣作为一种策略。所谓外宣,只是想我怎么才能讲好故事,要从自己个人的符号图谱、意识形态或者感觉来讲这个故事。但是,外宣最关键的是受众跟讲述者是两种意识形态图谱的人,美国人都是基督教犹太主义,中国跟他们去讲南海的事情,不可能讲得明白。如果不知道受众是怎么想的,他们的符号体系是什么样的,根本不可能讲好故事。

俄罗斯已经有信息战的套路了,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它是怎么做的,这跟中国目前的外宣模式是不同的思维体系。当然俄罗斯有它的背景,因为它经济还不够强大,在美国的压力下必须以攻为守,特别需要强势夺人。中国经济很强大,不需要咄咄逼人,“一带一路”倡导需要大家都友好的氛围。总之,外宣思维还没有意识到信息战的存在,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争夺国际上的外宣话语权,而不是单纯讲好中国故事。

我认为,外宣实际上和广告营销一脉相承,我们要知道西方人是怎么做宣传的。中国人一定要说真话,要追求客观事实,不能夸大夸张,但在这么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面临那么多的指责,我们当下的应对就显得有些薄弱。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关于孔子学院13年的舆情分析。人家说,中国的孔子学院是“特洛伊木马”。这是以间谍的符号来定义孔子学院,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讲好孔子学院的故事?我们一定要知道,人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可是,我们的外宣策略反而很容易落入对方设置的陷阱。中国的外宣强调,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的投射,西方本来就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我们再强调中国“软实力”,反而给人家落下口实。我们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美国人很少说“美国软实力”,“走出去”之类的话。英国、法国都有海外文化中心,德国还设有歌德学会等等,可它们从来没有说这是“文化软实力”。我们把内宣的口径用在外宣上,很容易产生负面效应,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 “知己不知彼”。

 

(编辑  迟晨光)



* 吴玫,澳门大学教授。本文是201778日作者在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的讲演稿摘编。

 

 

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网络成为信息的基本组织机制。这个具有“创造性破坏”的鲜明特性的新机制,在催生新经济、新规则、新社会、新文化、新渠道的同时,也延续了国与国之间固有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激发出鲜明的政治与社会控制特性;它重新塑造了社会权力的组织方式,使之在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上都有可能从量变走向质变,从多个层次、场域和维度对国家治理构成新的挑战。以上种种,预示着一种新的信息政治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国家治理将发生巨大变化。

 

  信息鸿沟与国家治理风格的转型

掌握信息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信息论的鼻祖香农讲,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消除。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传播什么样的内容,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在多大范围内知情,怎样控制和消除噪音,都是国家治理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时代,人们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手段急剧提升,国家的应变能力由此增强。

汪卫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认为:相对于前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改进,加之信息手段的不均衡,人们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更加明显地出现分化,人群和人群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出现不均衡的现象,这就是信息鸿沟。

在信息时代,由于技术手段的增长,在国家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及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造成信息收集和加工能力的不平衡和分隔。分隔有四方面的类型。

第一是分散化。信息时代,这个趋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互联网的产生,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基础的企业兴起之后,很多信息由民间掌握,而国家不掌握。

第二是碎片化。人们掌握的只是局部信息,但掌握不了整体信息。在目前电子政务很发达的情况下,还出现这么多重复填表等等,说明即便是政府掌握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各部门之间还没法连通,而且各自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方式不一样。

第三是过载化。信息论里讲信源、信束、信道,以及编码和解码(译码)。在传统社会,国家可以控制信息传播渠道(控制信道),甚至控制信源。而在信息时代,首先国家控制信源就很困难;其次国家即便控制了信源,也无法全部控制信道,更无法控制所有的噪音,无法区分有效信息和噪音,也无法限制和识别噪音。这种信息过载的状况,是国家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也是在信息时代的凸显问题。

第四是区隔化。国家和民众对于信息的编码,相互不能译码:你说的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什么你也不能够了解,大家有不同的语汇。在网络集群中,不同的群会慢慢演化出这个群特有的讲法和名词。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处境是:国家发布的文件,官方的话语表述所呈现的编码方式,已经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能理解的编码方式。在收集这些信息并对它们进行解读和解码的过程中,就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操作,也就出现很多的引导意见。

对信息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用技术手段上可以解决,比如提高技术水平,或进行制度的约束,加强信息的标准化,让数据能互联互通。但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去做标准化工作,这样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在信息能力上出现了很大差异。尽管以数据挖掘和一系列自动化手段为基础的电子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发展,可以提升电子政务的水平,有助于精细化管理和宏观调控,并且能够提高管理的效率。但它的反面则是增加了安全的风险,系统的bug万一被攻破,带来的损失就从局部的损失迅速地放大为整体的风险。比方前些时候的勒索病毒事件。安全风险的提升跟信息能力的强化是一体两面的。

信息技术的提升,为国家准确及时地捕捉信息、掌握信息和分析处理提供了条件,尤其是提升了中央计划处理能力,加强了科层制管理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信息手段越发达,对信息本身分解得越细致,越意味着要面对的是数据,而不是人,人分散成了不同的信息源,管理对象成了一个个分散化的信息,在管理上可能陷入盲目自信。

如果将这一情况跟过载化和区隔化的趋向相联系,我们就会发现,在信息传播时代,由于信息传播的通道、信道无法由国家单方面掌控,对于没有信息技术能力和必要财力的国家来说,充分网络化互联互通的信道就处在国家权力范围控制之外。很多小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控制权。有这种技术能力和财力的国家,有可能通过信息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和提升信道的传播质量,网络的密度以及国家权力的参与和监管,但是政府还是很难做到全面的掌控和封堵。因此,如何有效地限制和消除噪音,这是国家权力所能施展的一个空间。

政府文件的传播,归根结底要达到有效的治理,前提是要让人听得懂。到了信息时代,我们容易忽略党和群众关系的变化。网络提供了一个党和政府直面群众的沟通渠道,但这个渠道政府自己让渡出去了,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展开。我们使用的话语丧失了跟普通老百姓对话的能力,层层传达、层层解读、层层落实的传统方式,不适应新媒体主导的信息时代,而且通常的政策文件语言模糊,留下了不同的解读空间。

政治归根结底是聚拢民心的学问,这也是今天国家治理最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信息技术的提升能不能解决获得民心的问题?国家治理的对象归根结底是有自主认知能力的人,有效的国家治理意味着要运用一切技术手段去获得和组织人心。

 

信息时代的核心与外围

李效东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指出:很多人认为,信息化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化、自由化或扁平化,是分散权力、去中心化。但美国斯诺登爆出的“棱镜门事件”,说明信息化还有另一个趋势,即信息技术使政府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监控能力。过去“山高皇帝远”,今天的信息化则使中央的权力进一步集中,所以这是双重影响。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者同时发生。

信息技术实现越来越多的功能,在使我们越来越方便的同时,其实正在导致权力越来越集中。比如现在的共享单车,手机上要放几个APP刷不同公司的单车,如果只安一个APP,不更方便吗?信息技术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权力中心化倾向。当然也不能否定其另一个方向,个体之间的交流也更方便。

由于信息化时代产生的双向影响,国家治理就会有新的思维方式,信息化的影响是两重的。为此李效东提出了“中心”和“外围”的概念认为,中央的权力还会走向更集中。而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中心会向外围辐射、传播,外围会让中心更强大。比如北方的京津冀,南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面对这种双向的倾向,未来要做好两者的平衡,即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叫集群主义。有一个人作为中心负责人,联系的人遍布各地,平时各自做自己的,邮件一发,就可以把大家召集起来。这既超越了过去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也超越了西方所说的“民间社会的兴起”。集群主义的关键是两者要平衡,需要的时候能集中,不需要的时候可分散。

 

系统理解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的双重影响

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技术,但却造成了强中心化的结果。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结果和政治结果,在理论界已经获得广泛关注。人们感到,因为有了信息技术,所谓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了乔治·奥维尔所著《1984》中的“老大哥”的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全面地监视和控制。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认为:西方社会充分地利用了信息技术的双重可能性。起初,西方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了中心化。很多人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分析美国的政治经济变化时,就指出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它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大企业、大政府,而且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互联网从服务冷战的技术转为民用,互联网经济繁荣,对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趋势,甚至形成了某种崇拜。又比如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新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想象在美国也同样出现过。这些都在90年代得到了充分讨论。

在这个阶段,美国把信息技术从国家治理的工具,转化为对外战略的工具,用它来支持与西方对立的国家的内部反政府力量。后来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出所谓“新的治理方式”,就是要让谷歌或苹果开发不受任何限制的信息技术,让某些国家的反对派可以突破网络的障碍,发动抗争和对抗政府的活动。

可是仅仅过了10年就发生了“9.11”事件,此后美国也开始向内看,开始重视信息技术的强中心能力。国会授权通过《艾伯特法案》,强化对本国公民的监控活动。美国的信息监控能力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可以监控全世界的信息流动。其网络管理方式,可以在不影响网络运行、用户毫无感知的情况下,监测到与关键词有关的信息,而且能即时地储存在数据库里。

斯诺登是最近七八年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对美国强中心主义的揭示。包括美国对欧洲政要、对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监控,这些甚至成了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重要辩题。

对信息技术,包括信息技术效应的双重性,及其对于国家治理的双重影响,我们要系统、整体地去理解。不能仅仅看到它的优势,信息技术实际上还有弱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它一方面能强化人与人之间达成集体合作的能力,但同时它也弱化了政治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关于“信息共产主义”的历史机遇,我们可能仅仅看到信息技术对于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的影响,但是没有关注那些利用信息技术的大企业,以及与此有关的新的经济形态。但从分配的角度来说,它们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

 

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民主流程再造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认为:信息通讯技术不仅在经济领域产生了洗牌效应,对政治领域的作用也非常明显。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影响下发生了多方面变化,它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带来了决策的民主化,出现了多元、多中心、多层次的管理方式,以及监督活动的平民化和监察公民的出现。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未来的发展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料。

从西方近期选举情况看,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使选举更加快捷、方便、高效,成本更低;传统的民主程序强调单向化,自上而下,但因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出现了线上投票和线下投票混合的方式,以后可能就是以线上投票为主。再就是竞选舆论的竞争环境发生变化。选民和候选人之间形成双向沟通,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提高。在这次美国大选中,传统媒体多支持希拉里,特朗普则运用新媒体,效果更突出。特朗普大量的支持者是通过网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而且出现竞选融资的广泛性(大量的、广泛的、小额的融资),也使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主张更有可能取胜。而大额融资的时候,特朗普就没有办法跟希拉里的精英主义相对抗。

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使得政府官员传统的信息优势被打破,向下趋势和向上的趋势同时发生。信息的透明化使得领导的集中性决策更容易受到挑战。现在决策基于舆情的情况越来越多,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专门的舆情中心监测网络舆情,尤其在舆情汹涌复杂的情况下,很多决策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或发生变化。另一面的问题是,信息内容太广,谎言太多,究竟如何面对伪民意绑架决策的情况,是个问题。

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但政府的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公民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增加,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另外在PPP模式中,企业参与政府决策,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责任问题,如果决策失败,责任由谁来负?社会治理的最终责任一定放在政府身上。公民参与、企业的参与,并不像一些自由派讲的那样美好。网络里有监察公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它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随意性。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信息通讯技术对民主流程的再造,这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政府对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所回应,回应越是及时,越具有可靠性,整个的国家治理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护国与弘道:信息时代的保守主义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认为:依托信息技术,大数据采集、模式识别这类技术,产生了治理术基础结构的新支撑,所以才有马云所说的“新计划经济”。马云的平台掌握着大数据,可以分析消费者倾向,据此制定生产和物流计划。企业掌握的这些技术也可以由国家的行政部门分享,有助于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对计划和综合平衡也有帮助。

信息化弥散在社会空间,不是国家所能够垄断,而且对社会集团能够使用的治理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正面功能要肯定,但这种治理术在国家治理中应发挥什么作用,有很多争论。

关于这种治理术的特点,米歇尔·福柯、卡尔·布莱尼都曾有所触及。一方面,它对个体的身份和行为信息的监控更为便捷,可以通过对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和分析。比如针对流行病的监控、疫苗的推广并分析效果;也可以用在国家治理方面,比如税收、再分配、医疗、养老、扶贫,可能都有帮助。

但是,配合这种治理技术,在西欧、北美跟它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的,对公民和消费者的行为是放任的。它认为放任才能产生正确的需求信号,信号的样本只要足够大,就可以进行计算分类,对不同类的产品分析赢利的可能性,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这就是新计划经济的含义。但就像福柯和布莱尼所说的,这种非人格化的、弥散到社会空间汲取社会信息的能力的治理技术,是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的。

但我们讲的“治理”,跟“治理术(governance)”是一回事吗?当然信息技术提供了治理术,但我们更需要强调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治国理政。这种治理术,跟我们人民共和国运转的道理又是什么关系?

人们使用“治理”这个词时,经常在两种意义之间跳跃。在第一种意义上谈治理,是“术”的意义。但我们讲治国理政,并不是技术化的意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领导,是民族的振兴,是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而“治理术”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隐蔽的统治。这种统治依靠两种力量,一是市场中的大企业,另一个是官僚行政机构。

例如,河南省一个县一个月要填90个表格用于精准扶贫,由省直接下达到县,让基层干部采集这些数据,疲劳不堪。这些数据原来有没有?基层干部的作用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讲治理要讲天理和人心,仅靠官僚机构汲取数据的治理,起不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不发展互助合作,仅靠发福利,也不能说是扶贫的治本之策。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不能说,只讲生产和消费就能达到人的解放。在信息化时代,党和群众的联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信息化其实有利于官僚科层制,但如果国家治理过分依赖信息技术,会造成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是对党的冲击。共产党执政,靠的是路线、方针和政策,今天治理国家要靠科学,靠掌握大量的数据。数据和技术当然不是不重要,但我们今天发现,基层的社会、企事业单位,实际的治理工作是在贯彻落实方针政策,联系群众,还是埋头于数据收集整理?

第二是对人民性的冲击。人民共和的关键是人民,人民是要产生“公意”,而不是“众意”(common will),并不是“同意”的计算。如果只是靠投票——每人配个投票器,指定时间按钮投票,这不是人民民主,而是卢梭所讲的“众意”,即可以进行同意计算的、有利于寡头制的方式,而并不利于人民的整体性。

人民是通过“公意”构建出来的。对中国来说,“公意”的构建要由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和一些行业的人有政治表述能力,但很多工人、农民缺少政治表述能力。这两种人要想共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形成一个共和的政治文化,要能在一起讨论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政策的问题。但普通人很少有讨论的机会,而像大企业家就有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如果是这样,人民共和就缺乏一个基础的运转机制。

张广生强调,如果人民性和党的领导,都被市场和科层化的东西冲掉,那么我们讲的“治国理政”这个中心意思,就会被模糊化。治国和弘道想强调的是:在信息化时代,在市场力量和官僚科层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我们要正视人民共和的政治之道面临的危机。

 

网媒时代的舆论治理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所有制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批跨行业经营的、体量巨大的互联网企业崛起,“互联网+”的经济发展趋势逐渐确立,通信、金融、传媒、教育、医疗等以往由国有资本主导或垄断的领域,正在发生变化。行业边界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由于存在经营体制方面的局限,行业和行业之间相互分离,竞争力显得捉襟见肘。面对互联网企业跨行业经营,一些行业中大企业的优势正在被削弱,传媒领域是最典型的,在通信领域也非常明显。

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也能看到这个变化。一方面,国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要考虑如何与互联网时代表现良好的投资机构或企业展开合作,以便更好地发展;多数国企无意凭借自身力量在互联网空间拓展,只是通过国有资本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或其他基金),在体系外参与培育互联网的创新型企业。另一方面,大型互联网企业已经成为国企的竞争者,越来越多的优秀管理和业务人才从国企跳槽到互联网企业。而这几年国企高管薪酬的限制,也降低了它们在人才吸引方面的竞争力。

在媒体行业,虽然中央一直在推动媒体融合,但从最近两年的情况看并不乐观。重要原因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领先的互联网企业是复合型企业。而参与竞争的传统媒体,一般只是单纯的媒体,所运用的资源有很多限制。我们没听说哪个省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业务(比如收电费、水费)主动跟某个省报的APP去结合、推广,但它会很慷慨地跟支付宝、腾讯做业务上的连接。。到目前为止,传统媒体如何适应互联网潮流,仍然存在很多困难,难以与门户网站竞争。表现比较好的,如浙报集团的个别网站发展得不错,但只能在细分领域寻找生存空间。10年前表现好的一些地方报纸,现在要靠财政补助才能够存活。这个趋势目前并没有好转,并且越来越严重。

今天社会意见的分化和冲突,在网络空间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最近围绕对土地改革问题展开的公开争论,和国企竞争力在互联网时代的削弱,是同一个进程中的两个不同事件。这个进程是近40年来,社会经济结构逐渐积累的变化,在政治精英内部的反映。一方面,对土地制度的不同主张和利益诉求的矛盾,日益激烈;同时在借助互联网的“第三维空间”,私人资本冲击国有领域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些变化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它必然会衍生出不同的利益组成,这些组成在精英层,在社会舆论中的分歧和冲突也呈现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社会共治”的发展或演变方向。首先是国有资本日益倚重各种国资投资平台,参与新兴企业发展,多种资本共同主导的经济结构基本成形。第二,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参与者。社会共治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官方或不同的部门自觉推动的一种治理结构。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社会和国家的分权意识逐渐形成。

最近5年,意识形态领域的“亮剑”和反腐是两个重要的事情。“亮剑”针对的主要还是思想辩论中的“极端论”,比如文教领域长期存在的极端自由化的意见。但更多的情况是关于社会经济种种复杂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通常的情况下,这些领域的讨论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进行,而且往往说不清就不说了。也就是说,“亮剑”只是针对极端情况,多数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现。这样的治理方式可以回避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歧与辩论,但因为利益分化这么激烈,产生分歧是必然的。

舆论治理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张翔认为,首先是长期执政的稳定性。这里面是一个复合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央权力集中化,避免出现过于分散的情况;但另一方面确实出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分权与合作,因为要应对这么多的分歧。在一些重大的舆论事件中,分权性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舆论的治理,它越来越依赖于非国有的互联网企业的内部治理,这就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共治,并且这个程度越来越高。

还要思考社会的多元构成和治理目标体系的结构。社会的构成,不仅仅是各种类型的资本,还有广大群众,比如说来自农村的三亿多“新工人”。要看到我们目前的舆论治理的目标体系其实存在着争议:一方面要坚持党的政治原则,同时还要体现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国有经济影响力减退、新的资本力量特别是互联网资本的崛起等等现实情况。

这个趋势如果进一步发展,将可能带来基于分权与合作现状的进一步政策调整,逐渐发展出一套处理分权矛盾、促进分权合作的新制度框架。这不是说,这种状况是积极的。但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的方式,很难逆转这个过程。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趋势,可能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这里既有秩序性的辩论,也有政治性的辩论,但是在舆论治理过程中,我们把政治性的因素用不同的形式过滤掉了。但是这些问题在社会各层造成的分歧与争论,并不会因为我们舆论治理的方式而消失。所以我们要思考,需要更为系统的舆论管理的视野。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面对复杂现状的舆论治理的方式,如何分析和应对具体的复杂社会议题,比如说土地制度改革、工会发展、基础教育改革等等。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政治理论,这个理论要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潮流和社会运动,社会治理包括舆论治理需要在动态的社会运动进程中形成。  

 

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探索有利发展的方向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在总结时指出:“信息时代的国家治理”这个题目,是一个前沿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值得推动。信息时代,给整个社会以及国家的管理形态、管理方式都带来变化,所以这个题目很有价值。

习总书记提到,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很显然,这个新的历史特点就包括信息时代这个特点。从办公计算机化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整个社会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个时代的国家治理,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个状态。

今天,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谈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谈到很多现实情况,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但一些概念的界定,还需要进一步去推敲。比如说,如何界定和应对社会共治概念?另外怎么看信息时代给我们国家治理带来的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从社会、从国家以及国家的各个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果都是两面性的。你可以用它为人民谋利,也可以毁灭地球。信息时代同时具有强中心化趋势和去中心化趋势,各有各的轨道。强的是平台中心,去的是现有规则的中心,对此我们要有应对。

关于信息安全问题,现在那些数据都掌握在超级资本的平台手里。所谓“新计划经济”是什么?其实那是超级平台的大资本控制的超级垄断。有了资本权力,就不要再谋求政治权力。信息时代对国家治理的要求和挑战不应回避,应该揭示出来:大信息资本平台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未来的走向。我们将来的发展,各种经济社会要素,应该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从对立的方向来消解我们的国家治理,消解共产党的领导。

(编辑  迟晨光)



*本文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经济学会2017 6 17 日专题座谈会的纪要。

特别关注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较高的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1]。但是,中国高储蓄率状态不会一直维持下去。201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据IMF预测,在2022年之前,中国国民储蓄率将持续下降至接近40%的水平(图1)。金融危机后,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与高储蓄的支持密不可分。中国储蓄率如若出现过快下降,会给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1 中国国民储蓄率变化(1982-2022年)

数据来源:Wind

 

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说主张中国转向基于消费和服务的增长[2]。如果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一重要且复杂的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消费升级、内需扩大,还应重视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虽然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必须警惕储蓄率过快下滑对经济健康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储蓄率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总体呈现波动上行趋势,具体变化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缓慢上升期(1978-1994年)、调整回落期(1995-1999年)、快速上扬期(2000-2010年)、持续下降期(2011年至今)(图1)。其中,从2000年开始,储蓄率进入快速持续的上涨阶段,这种趋势得以维持并在2005年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峰值51.2%[3],随后逐渐回落。

从储蓄的部门构成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储蓄构成了中国国内储蓄的最主要来源,几乎占据了国内总储蓄的半壁江山。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缓慢提高,随后逐步下滑。在国民储蓄率的持续下降期,居民储蓄率对国民储蓄率变动的贡献率高达69%,成为拉动国民储蓄率下滑的主要力量。企业储蓄是三部门中变化最为显著的。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仅为11%左右,从2002年开始已经与居民储蓄基本相当。可以说,2008年之前,中国储蓄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企业储蓄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储蓄率迅速下滑,后又叠加居民储蓄率的下滑,两者共同拉低国民储蓄率。政府储蓄在三部门中始终占比较低,但在2000年至2008年间,政府储蓄占GDP比重也呈先快速上升随后保持平稳的态势(图2)。

2 中国各部门储蓄占GDP比重的变化(1992-2014年)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相关数据测算得出。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普遍较高,而发达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排名一般相对靠后(图3)。2015年,中国储蓄率仍处于全球前列,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主要新兴发展中国家。比较中美韩三国的储蓄构成可知,不同于美韩两国以企业储蓄为主导,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几乎平分秋色,但居民储蓄相对更高(图4)。

 

3 国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4 国民储蓄构成的国际比较(2014年)

数据来源:Wind

 

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变化趋势

中国储蓄率下滑的可能诱因与形成高储蓄率的原因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很多,包括收入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消费倾向、企业利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财政收支等,下面分部门依次讨论。

居民部门

改革开放以来,同国民储蓄率相似,居民储蓄率总体也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2010年,居民储蓄率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滑(图5)。虽然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因素众多,但居民储蓄的来源主要是可支配收入中未用于现期消费支出的部分,即居民通过节制或延缓现期消费而持有的可支配收入的余额[4]。因此,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可以由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相关因素中发掘。

5 居民储蓄率与国民储蓄率(1982-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1.居民收入

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储蓄率由当期收入与预期的长期收入水平之差决定,当期收入超过永久收入,人们会把超出部分的收入储存起来,储蓄率因而提高,反之人们会减少储蓄以维持既定的消费水平。因此,居民收入的变化无疑是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而大部分增加的收入转化为了储蓄,导致居民储蓄率随之提高。近年来,虽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在不断增加,但增长放缓,居民储蓄率也随之出现下降(图6)。

6 居民储蓄率与居民收入增长情况(1990-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2.居民消费支出

在消费支出层面,人口年龄结构、消费观念、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金融发展等都是影响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常是缓慢的,它对储蓄的趋势性影响是渐进的,但却是持久的。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性人处于工作年龄阶段时储蓄倾向最强,而在老年期储蓄倾向则较低,因此,工作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储蓄率提高,同时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

按照抚养比或工作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前人口年龄结构的稳定期。其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少子化”现象以及60后和80后婴儿潮人口持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共同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至2010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且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最后,2010年后,伴随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抚养比开始回升,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则逐渐下降(图7)。

 

7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1960-2015年)

注:工作年龄人口指15-59岁的人口;抚养比为(14岁及以下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15-59岁人口

资料来源:Wind

 

根据人口红利分析框架,在高出生率以后的10-20年内,会出现储蓄率快速上升期,迎来储蓄潮,之后随着退休人口占比的增加,储蓄率会出现下降的趋势[5]。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以及婴儿潮一代带动的80年代出生高峰后,都出现了居民储蓄率的快速上升。伴随着9500后出生低谷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期,消费性人口将迅速增长而生产性人口增长放缓,老人赡养比提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必会引起居民储蓄率的下滑(图8)。人口老龄化本应是一个上百年的演进过程,但计划生育政策促使中国在几十年内就完成了。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数据,2015-2030年的15年内,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由9.7%增至17.1%(图9),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高收入国家完成相似比例的变化平均历经47[6]。老年人口比重快速提高的同时,储蓄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占比则呈现显著下降[7]2015-2030年,我国25-4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由40.9%降至33.6%。因此,有较强储蓄能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化,而消费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显著上升,国民储蓄率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滑。

8 出生率、居民储蓄率和老人赡养比(1962-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9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2015年和2030年)

资料来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消费观念。消费观念的变化也是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年轻的劳动人口较多,且绝大多数劳动人口经历过温饱都不能实现的贫困阶段,普遍对消费的要求不高,习惯将收入储蓄起来留待将来花费。而如今中国的人口中,每6位就有一位是90后。接下来随着00后加入消费大军,年轻一代成为中国消费的主力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历史趋势。由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比老一代人更高,年轻人拥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多年轻人不仅是没有储蓄的“月光族”,还会负债消费。根据OMD产业报告,38%90后没有储蓄,36%过度消费,只有26%有适当的储蓄,大部分人自称“活在当下”。同时,123求职网针对39岁以下年轻上班族的调查显示,27.3%的年轻人正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更有13.4%的年轻人为“零存族”,即没有储蓄。2010年以来,居民消费性贷款,尤其是短期消费贷款,在居民贷款余额中的比例由不足8%显著增加到接近15%(图10)。因此,相比上一代人年轻时期,作为当前劳动大军主力的新一代年轻人,其较低的储蓄意愿会使居民储蓄率下降。

此外,电商平台等购物渠道的多样化进一步提升了年轻人的消费意愿,网贷平台、信用支付(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新型支付手段的出现使消费更为便捷。2012年以来,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年均增速在200%以上。由于互联网的使用者以年轻人为主[8],便捷的消费方式更提高了年轻人的消费倾向,使得年轻人储蓄意愿进一步降低,进而加速居民储蓄率的下滑。

10 不同期限消费贷款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2010-2016年)

资料来源:Wind

 

社会保障体系。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个人储蓄存在挤出效应[9],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储蓄是养老保险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而且,中国人素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了人们出于养老目的的储蓄。目前,中国的“二孩”政策已经放开,并初步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8.7亿人,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2.16亿人、1.78亿人、1.82亿人。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中国政府组织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力争到2020年各项保险法定人群基本覆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会减弱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从而降低居民储蓄率。这一点在农村居民储蓄率变化上表现最为明显。2010年后,农村居民储蓄率出现快速下滑(图11),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和完善是农村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10]

11 中国农村储蓄率[11]变化(1980-2015年)

资料来源:Wind

 

企业部门

目前,在中国国民储蓄中,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企业储蓄明显上升曾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储蓄变化的重要特征,而金融危机后,企业储蓄率呈现波动下滑的态势。企业储蓄的变化主要受企业利润(收入)变动的影响。2000年至201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在GDP中占比与企业储蓄率均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图12)。企业利润不仅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也与行业的市场结构、要素成本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息息相关。

12 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占GDP比重与企业储蓄率(2000-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要素成本。要素成本的变化是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一直以来,由于要素部门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滞后,中国的要素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偏低。这种成本扭曲不仅反映在众所周知的廉价劳动力和利息、股利等资金成本上,还体现在相对隐性的能源、土地补贴政策和环境成本上。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短期生产成本,增强了企业的短期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使企业获得了一定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不断积累推动企业储蓄率上升。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内要素条件正发生变化,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等供给约束日趋增强。20022015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从12373元上升至62029元,年均增长13.23%。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回升[12](图13)。工业用地价格也不断攀升,2011年至2016年,全国重点监测城市工业地价水平由652/平方米增至1055/平方米[13]。要素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的压缩,企业储蓄率随之降低。

13 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1992-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行业市场结构。由于历史(原有体制和政策)、行业特点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石油、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控制,进入门槛很高,竞争受到限制。考虑到行业所涉资源的稀缺性或特殊性,垄断性质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因为缺乏公平准入和鼓励竞争的机制,这些因经济安全等原因而保持国有主导地位的行业得以独享高额利润,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促使企业再投资比例和储蓄率不断升高。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部分行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因行业结构高度集中而存在的超额利润将逐渐减少,企业储蓄率也将逐步降低。

金融市场发展。不发达的金融媒介与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企业的储蓄倾向。相反,金融市场化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途径,将减少企业为再投资进行的储蓄。相关研究指出,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信贷资金越多,其所受的融资约束就越宽松,越倾向于减少储蓄[14]。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使得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不断增多。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增加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机会,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网络借贷(P2P)、质押融资等业务的开展丰富了企业的融资方式。2010年以来,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和企业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逐渐上升(图14)。这样一来,企业通过储蓄和自筹资金进行投资的需求减少,企业储蓄的意愿减弱,从而带动企业储蓄率下降。

14 企业股票和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2010-2016年)

资料来源:Wind

 

政府部门

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低位徘徊后,于本世纪迅速上升,并逐渐保持平稳(图2)。影响政府储蓄变化的因素可以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财政收入。充足的财力是政府部门储蓄的有力支撑。过去十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有些年份甚至能高于经济增速两倍以上。然而,自2014年开始,财政收入增速降至个位数,且在2016年,财政收入增速近十年来首次低于GDP增长速度(图15)。企业利润下降导致的税收收入减少是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财政收入的增速下滑显著减少了政府储蓄的资金来源。

政府支出。中国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将较大部分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同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但是,随着中国财政体制由“建设财政”不断向“公共财政”转型,投资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将会下降。同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会促使政府加大对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就业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力度。公共服务支出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政府非投资性支出的增长将进一步拉低政府储蓄率水平。

15 中国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2005-2016年)

注:GDP增速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速;财政收入增速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储蓄率下滑的国际经验

当前,中国储蓄率的下降虽然时间较短,但很可能是长期趋势的开始。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增长放缓和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变都是诱发储蓄率下滑的因素。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以日本为例,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日本的储蓄率非常高,但随着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其储蓄率迅速下滑,由1970年的40.4%降至2015年的27.0%(图16)。日本国民储蓄率的降低与其“失去的20年”基本是同步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有相似经历。在20世纪8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两者的储蓄率也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日渐成熟,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储蓄率也逐渐开始下滑,然后趋于平稳。20世纪80年代末至2015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储蓄率分别由峰值的41.7%40.3%下降至35.6%34.7%(图1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储蓄率的上升。近年来,受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储蓄率面临下行压力。

16 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国民储蓄率(1970-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阶段与储蓄率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选取世界银行统计的不同经济体总储蓄率和人均GDP数据构建散点图,可以发现在相差20年的时间里,储蓄率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近似呈现“L”型变化(图17)。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储蓄率下降是一种长期趋势。

17 储蓄率与人均GDP散点图(1995年和2016年)

数据来源:Wind

 

综上可见,人口老龄化、年轻一代消费倾向增加、经济增长放缓、要素价格上升、社保体系完善等多重因素都会导致我国国民储蓄率的下滑。由于影响储蓄率下滑的多为结构性因素,因而我国储蓄率的下降也具有趋势性,无法回避。这一点在国际经验的验证中也得到了证明。但是,上述不同因素叠加的连锁效应很可能引发储蓄率的断崖式下跌,如不能提前预判、有效预防,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必须提高警惕。

 

储蓄率过快下滑的影响及建议

多年来,中国以高储蓄、高投资引领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对自身高消费、低积累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同时,却长期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和储蓄、以消费推动增长。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之一,调结构、补短板都需要在动态的过程中进行,都需要大量投资,因此,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十分必要的。

提早重视和防范储蓄率下滑的负面影响

虽然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随着拥有较高储蓄倾向的60后、70后群体逐渐进入老年,其退休后的储蓄能力开始下降[15],故不再储蓄而进入花销阶段。同时,90后、00后年轻群体的消费习惯已经养成,未来即使进入储蓄能力较强的年龄段也很难改变其较低的储蓄倾向,这使得新一代年轻人的储蓄较上一代降低。因此,这种“一停一降”的影响有可能使国民储蓄率出现大幅下滑。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速维持在10%左右,而储蓄增速不断下降,由2013年的11.6%下降至2016年的7.7%,而且始终低于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图18)。因此,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误导和炒作,我们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坚持自身的判断和正确的道路,对于储蓄率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提早重视和防范。

18 居民消费支出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2008-2016年)

数据来源:Wind

 

短期储蓄率的过快下滑不利于投资与发展

未来储蓄率如果过快下滑,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储蓄率过快下降必将引起投资增速放缓。储蓄率的变化与投资增长、经济增长相互作用,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图19)。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和升级作用十分关键。短期储蓄率的过快下滑会严重制约投资增长,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需要密切关注。

储蓄率过快下滑将严重影响金融稳定

目前我国的高储蓄为高债务提供了缓冲,储蓄率的过快下滑容易引发债务风险。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整体债务快速增加,债务占GDP的比率在20072015年期间提高了约100个百分点,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重要政策目标。金融领域至今依旧保持稳定,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的高储蓄率支撑了较高的信贷增速。如果储蓄率快速下降,而同时债务或投资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调整,则势必会带来融资成本的上升,增加债务偿还的负担。若中国增加外债融资,也会增加金融风险的外部脆弱性。因此,储蓄率过快下滑会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19 中国的投资增速、储蓄增速和经济增长,1970-2015

数据来源:Wind

 

优化投资结构,着力提高国内投资效率

尽管我国储蓄率的下降不可避免,但还是需要尽早对储蓄率过快下滑的风险作出应对。一方面,不可因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在较高水平而盲目乐观,鼓励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消费观念,以免造成储蓄率加速下降。

另一方面,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储蓄率大幅下滑,必须在当前储蓄率仍较高且相对稳定的时期,优化投资结构,着力提高国内投资效率。为此,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要落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编辑  王蕴)



*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1] 李杨,殷剑峰(2005)。

[2] IMF,《世界经济展望:需求不振,表现和应对之策》,20164月。

[3] 由于国民储蓄率选自国家统计局直接公布的数据,而分部门储蓄变化是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中数据计算得出,因此,二者在同一年份的数值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4] 米什金,李扬等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 Bloom and Williamson1998);Higgin and Williamson1997)。

[6] 1968年,高收入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9.7%,而直到2015年,这一比例才达到17.2%

[7]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水平之间呈“倒U”型特征,即中青年人储蓄能力最强。据有关研究指出,我国人口年龄在35-45岁的群体储蓄能力最强。

[8] 分析机构ComScore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534岁年龄段的互联网用户占到中国总用户数的59%,其中1524岁年龄段的比例为27%2534岁年龄段的比例为32%

[9] Feldstein1974)。

[10] 陈在余、蒯旭光(2007)。

[11] 农村储蓄率=(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纯收入。

[12] 虽然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提升,但由前文分析可知,劳动者收入增速逐年下降,加之人口结构和消费观念变化使消费不断增长,导致居民用于储蓄的收入减少,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

[13] 2011-2016年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国土资源部。

[14] 江静(2014)。

[15] 截至2016年底,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仅为2362元,因而能用来储蓄的收入很少。

 

社会观察

 

 

中信集团作为云南红河州屏边县、元阳县的帮扶单位,从1992年起就从人、财、物以及智力支持等多个层面在两地开展扶贫实践。25年来,在教育均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劳务输出培训等方面,中信集团和地方政府共同探索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贫困治理模式。

与笔者以往调研过的西南其他几个省份相比,云南红河几个县市的贫困程度以及治理难度都要大很多,甚至有些超出想象。为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红河几个县市的贫困问题和当地扶贫工作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笔者又专门到红河蒙自市Z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调研。

红河州贫困治理的六大核心难题

       红河几个县市的贫困现象非常突出,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长时期形成的思想和文化问题,共同构成了对贫困治理的巨大挑战。

一是地域广袤且交通闭塞,村寨散落在高山大川之间。如元阳县有44万多人,国土面积2212平方公里,最高海拔2900多米,最低海拔仅144米;屏边县有15万余人,国土面积达1900平方公里,最高海拔2500多米,最低海拔仅154米。这样的居住格局非常不便于当地农民的出行和交流。同时由于一些少数民族独特的居住习惯,如苗族喜欢占山头而居,也进一步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

在贫困治理中,经常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是农民固守本土的意识非常强,即便是落后也不愿意搬迁,但如果照顾农民的居住意愿,那么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则会非常高昂,并且施工难度很大。这样的地理环境本身对农民脱贫就有诸多限制性因素:一是子女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多个寨子的小学生周末放学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有的更加困难;二是农民日常出行不便,道路崎岖狭窄,雨天泥泞不堪、寸步难行;三是山高路远,通讯信号微弱、影响与外界联系,有的村寨直到2008年前后才通电;四是发展经济作物等运输困难,农业限于糊口。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乡镇干部下乡开展工作往往要开车走很久的山路,基层组织建设难度巨大,制约着政策的传达效果;乡土社会中的矛盾纠纷等难以得到及时处理。

二是农民思想封闭保守,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地理环境的封闭,限制了农民与外部社会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导致人们思想上的封闭和保守。我国大多数农业地区,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结构早已转变成为务工收入为主、务农收入为辅,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结构,这样农民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而在这些山区农村,大多数农民还都在家务农,对于外出务工心态较复杂:一是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不敢出去;二是觉得外出打工肯定要受气,不愿意被人指挥;三是年轻夫妇外出打工,往往面临着情感危机和家庭破碎的风险。由于外出打工的人很少,村庄内与外界的交流就更少,进一步限制了农民的眼界。当地农民教育水平较低,绝大多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是小学文化程度,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小学都没有毕业,而他们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也不太重视,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控辍保学的力度,但是在村庄中仍能发现一些辍学在家或者从未上学的儿童。

三是习惯了以农为本的农耕生活,土地广种薄收。这些地区贫困的核心绝不是温饱问题。相比全国大多数地区,由于地域广袤,农民开荒地很多,多数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都在四五亩以上,并且水热条件也较为优越。在笔者所调研的Z镇山区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都是依靠种养殖业,即种植玉米、饲养猪牛等。也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尽管人均耕地面积较多,但在山区机械化水平很低,农业生产还是依靠人力和畜力,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由于过去农民毁林开荒比较普遍,导致水土流失,农田水利建设难以满足开荒田的需要,造成广种薄收。一般大田作物利润很低,经济作物的风险又大,农民始终难以获得较为稳定的货币收入。综合来看,人均耕地相对较多并未转化成为农业发展的优势。

四是封闭的社会环境成为滋生陈规陋习的温床。西南山区的这些村落,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感受到农民的淳朴和勤劳。但村落社会中也保留着一些陈规陋习:一是嗜酒,多数人几乎每餐饭都要有酒相伴,多为小店卖的三两元一斤的散装酒,质量没保证,很多人醉酒闹事,造成家庭矛盾;二是爱赌,赌博算是当地最能带动气氛的“文化活动”,闲时男性村民组织斗牛、斗鸟、斗鸡,逢赌必押注,少则百元,多则上千;三是普遍早婚,过去尤甚,如今在村庄中调研,仍能发现不少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就嫁为人妻,早婚带来的早育现象也很突出。嗜酒、爱赌、早婚等陋习使得农民的家庭经济变得更加脆弱,而封闭的社会环境使得农民在其中很少有自省的机会,从而习以为常。

五是村落中土房保有量过大,农民改善自身居住环境动力不足。在笔者调研过的十多个省份中,即使条件很差的农户,基本上都住上砖木结构的房子,土房很少见。全国多数农民的住房已经更新到砖预结构的房子(红砖和预制板,一般多为楼房),而在云南红河几个县市,大量农民还居住在土房中。在蒙自市Z镇,2016年计划脱贫的四个贫困村共有11253990人,其中1097户都需要拆土房重建。这些土墙房至少都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是用土坯和木头搭建的二层阁楼,一楼用于住人、养牛,二楼用于堆放粮食,相当多农户还保留着人畜混居的习俗,因为家中最值钱的就是水牛。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土房墙体开裂,雨天比较危险。农民对于改善自家住房的动力也不很足。要造稳固舒适的住房需要不少钱,但是他们不愿意通过打工等方式去赚取现金收入,而是在既有的家庭经济模式下,既然缺钱,索性有一日算一日;等土房实在不能居住了,就通过卖水牛、借钱建一栋空心砖房(造价比一般的砖木结构房子低,但不如红砖房结实)。越是偏僻的村寨,砖混结构的房子越稀少。

六是村庄中年轻男性普遍面临婚姻危机。婚姻危机是当前这些山村中年轻男性最感困惑的难题。在村庄中往往能够看到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是早婚现象普遍,农民试图抓到每一个机会解决婚姻问题,即便要支付较高的彩礼(少则三万元,多则上十万);二是村庄中大龄未婚男性比较多,在一些村寨中30岁以上的“光棍汉”比较集中。这两种现象实则反映了当下落后农村地区的婚姻危机:如果没有及早解决婚姻问题就可能沦为光棍,这就使得早婚习俗更加难以克服。然而,村庄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逃妻”事件,显然说明早婚也不能够解决婚姻危机。笔者所调研的每个村寨基本上都出现了女孩子婚后因年龄增长、意识觉醒而发生的“逃妻事件”,甚至一个二三十户的小寨子就能够出现七八件。红河州与越南接壤,过去一直有越南女性偷渡嫁到内地的情况。在当下农民面临婚姻危机的背景下,“买”越南新娘的情况更无法杜绝,近年来,骗婚行为也越来越多。

 

如何认识当下的农村贫困问题

这六大核心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通过国家支持政策,给以资金项目支持就能够解决,关键在于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只有农民从内在的思想意识上将“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不再有“等、靠、要”的思想,才能减小贫困治理的难度。否则,农民内在旧有的思想意识仍会源源不断地滋生出贫困的文化土壤。

当前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主要是从个体本位或者地方本位出发,从比较的角度制定贫困的标准,并得出贫困治理的基本对策。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并非绝对贫困,贫困治理的核心已不是温饱问题。我国国土面积广袤,自西向东,从南到北差异都很大,在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并非是同步的。在当前贫困治理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治理核心有着较大差异。

西南地区的贫困治理存在上述六大核心难题,但这些问题显然不可能很快解决,也不能将消灭这些现象层面的问题看作消灭贫困的绝对终点。这些贫困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我们要避免以绝对的视角来认识相对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当前西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普遍较多,雨热条件相对较好,既可以发展大田作物,也可以种植多种经济作物。虽然从当下的经济生活模式来看,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并不多,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相比全国其他地区来讲,这里的农业比较优势则非常明显,因此,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强烈的改变生存模式的动力,很少选择外出务工。

当时尽管没有外出打工,但是种植烤烟等经济作物也能够带来相对不错的收益。如笔者调研的Z镇,90年代初烤烟每亩的收益大概在千元左右,相比当时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然而农业的利润是相对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收益一直没有大的变化,每亩烤烟现在的收益仍然处在两千元左右的水平,远远不及打工收入。地理和气候上的优越条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民向外发展的动力,并且由于交通闭塞、教育落后等,进一步限制了农民接受外界新思想的影响。当下这些贫困地区农民的家庭生计模式,并不一定总是以落后的面貌出现的,产生的原因在于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

 

所谓落后地区是否必然产生贫困

笔者认为,不能仅仅通过贫困发生率等一些表征现象来判断一个地区的贫困程度,要重视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和习俗等因素对地方发展的客观影响,这对贯彻扶贫政策很重要。

笔者调研的西南几个县市的村庄的确密集存在大面积土房、人畜混居、村庄脏乱差、农民家庭少有积蓄等贫困现象。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现象值得深思。即便是这些贫困发生率很高的乡镇,仍然有很多经济情况非常不错的村庄,从分布特征上来看,这种类型的村庄多数靠近集镇或者公路沿线,或者有些村庄即便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但是汉族人多的话,村庄整体住房条件等也都会好一些。这些村寨之所以发展较好,很大因素在于便利的交通因素使得农民能够经常受到外界思想的影响,并且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等形式“走出去”的机会也多一些,能够较早地认识到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差距,对于文化教育也要相对重视一些。这些地区的农民更为开放一些,比较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尝试并转变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可见,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下,并不必然会产生大面积的贫困问题;交通因素、民族因素等也起到较大的影响作用。

与此同时,那些较为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也不必然都是贫困的。有的村寨会有密集的、较好的住房,往往相距很近且地理条件差不多的两个村就显出明显的贫富差别,这说明人的因素影响很大,有时就取决于带头人。如果有一个敢想敢闯、并且有一定头脑的人带头做榜样,那么整个寨子的发展都会好一些。笔者看到这样两个相邻的寨子:A寨早些年有一位农民出去闯荡,后来在本村带出一批建筑大工;B寨村民多嗜酒,懒散不思进取,全村300人仅有十几个人近年出门打工,故而村内至今多为土房。这样,两村寨的发展差距就非常明显。

 

贫困治理的困境与突围

从贫困发生的视角来看,西南地区的外在环境因素并不必然会带来贫困,造成贫困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相对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滋生贫困文化的土壤: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农为本的农耕生活、低水平的文化教育、持续存在的陈规陋习、不充足的发展动力等。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前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到底谁是贫困户”。从中央到地方,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精准扶贫重在精准,但是如何精准始终是个难题。基层按照上级要求展开了多轮摸底排查、核实数据,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但识别贫困户的工作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甚至越识别干群关系越紧张,矛盾越多。因为精准识别首先要求指标化和数据化,但是问题在于基层的实际情况复杂,要精确量化很难。首先,农村的人口在不断变化(生死、嫁入嫁出、黑户、空挂户、失踪人口等),人口土地等基本数据要弄精准就很不容易;其次,每户农民的生活更是难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指标来衡量。尽管精准扶贫对于涉及农村社会各方面的信息都提出了高精度的要求,但事实上基层根本无法达到。

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获得了精准的基础信息,也很难依据这些信息精准地判断出谁是贫困户。因为农村社会毕竟不是一个截然分化的社会,尽管国家强调对贫困户要应纳尽纳,但是同时还有一个总体的指标限制,国家项目资源不可能覆盖到每一户住土房的农户。如果硬性要求基层政府在一个不是截然分化的村庄中选择贫困户扶助对象,只要进了贫困户“篮子”就可享受优惠的政策礼包,而选不进的什么也没有,这样无论由谁来分配贫困户名额,无论是基于再精准的数据,总要激起种种社会矛盾。

政府的贫困治理对策,笔者将其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持续增加对道路、水利、电力等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二是加大对农户土房的改造力度,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三是发展产业,以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四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就业;五是完善医疗、教育、社保等基本保障政策。

目前引起争议最大的,是住房建设的补助政策。尽管2017年云南省根据中央指示,对此政策做出了调整,20年的无息贷款政策没有了,6万元的住房补助变成2万。但是政策调整在基层社会引起的波澜并没有消失:贫困户会执着于为何补助变少了,非贫困户会执着于为何自己不是贫困户,而基层政府则对农民住房建设资金的缺口焦虑不安,因为完不成脱贫攻坚任务要受到问责。这仅仅是住房建设政策在基层荡起的涟漪,其他政策也都一样面临着多重困境。

虽然政府也认识到,农民单靠外界帮扶被动脱贫存想很多弊端,也充分认识到“造血式”扶贫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行动中,政府的扶贫行动被划定了严格的时间界限,自上而下的考核监督,频繁而且严格,有时甚至一个文件刚下到基层没有多久,上级就要来考察政策效果,这些都使得基层政府疲于应付。更为关键的是,最后决定政府扶贫效果的是第三方评估,一般是由高校充当第三方评估团队,短短几天时间,几个老师带着一些研究生拿着问卷,通过抽样的形式到村庄中去调查扶贫效果,同时抽查地方政府准备的文件材料,然后得出一个看似客观的评价。在这样的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政府扶贫的逻辑就完全转变为机械地执行上级政策,同时以最终第三方评估的测量标准为努力方向,就像在考试中拿着最终的标准答案去倒推解题过程一样。

对于贫困的认识、对扶贫政策成效的判断,显然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仅从结果看待贫困现象,往往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目前,政府的扶贫政策,仅从农民住房条件差、家庭收入少来判定是否贫困,但这往往将相当一部分仅因懒惰而致穷的人囊括其中,并送上“扶贫大礼包”。这种“帮懒不帮勤”的弊病在基层引起了强烈的社会矛盾。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种结果导向的贫困认识转变为过程导向。在农民具备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如身体健康、家庭中有劳动力、耕地等生产资料、具有医疗和教育等保障、所在村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仍处于贫困状态的,那多数就是主观原因了。而这种类型的贫困,不应该成为政府资源扶持的重点,而应该注重教育和引导,转变思想观念,鼓励他们“走出去”,认识自身发展和外界的差距,从而寻找到继续奋斗的动力。对于政府来讲,依然要加大对这些落后地区的投入,尤其是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和教育保障等具有普惠性质的项目投入,从而在整体层面激活贫困地区的发展活力。

(编辑  杨利红)



* 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朗读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象级节目,它标志着中国综艺类节目的风头转向,是逆势回归的新现象,因为综艺节目在原有的市场逻辑下已经穷途末路。所谓物极必反,现在已经到了触底反弹的阶段,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电视省级卫视的恶性市场化竞争,体现为对明星的拼抢。由于把收视率都押在明星身上,对明星的抢拼,导致综艺节目的成本不断攀升,从百万、千万,到二、三亿,甚至三、四亿的资金大投入,已经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由于明星的成本占比越来越高,达到极度不合理的程度(最多竟然达到60%),电视台赚了吆喝却不赚钱。电视台倾其所有、多方融资、辛苦打造的所谓现象级节目,背后却是入不敷出的窘境,结果是堂堂国家电视台纷纷沦为替少数明星打工的荒唐局面。这成为一种零和游戏,而整个游戏已经成为“撒旦的磨坊”。它既造成中国综艺类节目市场竞争高度同质化,也使得在市场中已经抢占优势的电视台必须不断加码,以保持其吸纳广告的能力。被市场的怪圈所挟裹,所有人都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省级卫视为了拔夺头筹,互相血拼。做现象级综艺节目是死;不做,更是死。而正因为同质化,所以市场游戏规则变成赢者通吃。生存,还是死亡?综艺节目成为分界。为了抢占顶尖位置,一线卫视不得不杀得你死我活,更不用说二、三线卫视早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气息奄奄。整个电视生态在收视率-广告的压迫下,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少数“颜值”明星或“导师”明星们从综艺节目中获得巨额收入,严重违背社会公正,扭曲社会价值,形成劳动价值严重的不对称,使自己成为被消费和异化的对象。

其次,与综艺节目明星占比相伴随的是版权成本。中国综艺类节目购买海外版权的巨额成本是综艺节目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曾几何时,中国的电视市场成为世界电视综艺节目模式输入的“冒险家的乐园”。我们买光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市场成功的电视娱乐模式的版权,养活和养肥了一大批专事开发和输入中国综艺版权市场的大小公司。这些巨额成本成为国家电视台的沉重负担,必须依赖综艺节目收视率培养下的广告市场来消化,它逼迫中国的电视产业不得不依赖对广告份额的绝命拼抢并把它作为生存的底线,也成为综艺成本不断上升的动机。海外版权成为电视产业“失血”的另一大原因。

一将功成万骨枯,“现象级”综艺节目成为省级卫视们孤注一掷的豪赌。而所谓“现象级”,一方面意味着资金投入的“现象级”。综艺节目沦为金钱游戏,走向金融化,成为金融衍生产品。否则数亿的投入从何而来?另一方面,有了数亿的资金,如何从市场中赢回这些投资,就成为电视人无法醒来的噩梦。据报道,2017年综艺节目利润缩减,亏损严重,哀鸿遍野。正是由于这两大失血管道,导致电视综艺真正投入节目制作的成本不断被压缩,制作成本占比只有30%左右,吃掉资金的是明星、版权、宣发和广告。

但是,高投入带来的并不一定是节目质量的提升。首先,鉴于高投入与高风险相互关联的逻辑,中国综艺节目必然倾向以保守的姿态,或亦步亦趋地按照海外版权版本“宝典”进行复制,或奉所谓市场调查为指挥棒,以规避市场风险。自主研发在这样的市场逻辑下必然是受到压制的。其次,综艺节目在一个社会中的成功,其实主要不是市场“配方”在形式上的成功,而是对一个特定社会文化价值与问题意识的回应,任何电视节目在一个特定社群中的成功都是其社会与文化价值的体现。而依靠“普世价值”的市场模式,也必然会丧失对一个国家或社会特定文化价值的把握与关切。这也是为什么依靠海外版权的综艺节目在文化价值的呈现上越来越苍白与失焦的原因。第三,电视从业人员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力成本的挤占和压缩,逐渐沦为“电视民工”,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也消泯了主动、积极的主人翁精神。电视人大量流出这一行业就是体现。而一个没有主体精神体现的行业,没有自豪感的职业,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对于从事文化生产的电视行业来说,缺失精神价值的追求是致命的。

这些其实都发生在新媒体时代的前夜。经过这一轮野蛮的生存竞争,各大电视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实力在这一过程中内耗严重,在新媒体致命冲击之前,已经血气虚亏,其实这是2016年中国电视生态断崖式下跌的先声和先兆。这个恶性市场化模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以为继的程度。2016年以来,在阿里系优酷、来疯直播和腾讯动辄宣称投资十数亿、数十亿打造新媒体互动综艺平台的打压下,传统电视台的金钱/金融游戏将走向终结也并不奇怪。新媒体平台本身就是金融大鳄。无数的先知们宣布:电视已死!如果继续沿着这个逻辑,电视确实死无可赦。以己之短拼彼之长,徒然消耗完自己,成就别人。

但是《朗读者》出现了。这一方面与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转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电视人自觉与坚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朗读者》的出现既是偶然,没有董卿和她的团队不懈的追求和努力,也不会有《朗读者》的出现;也是必然,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是时势所趋,大势所趋。否则,恶性市场化的逻辑也不可能被打破。因此,它们是值得关注和期待的。

 

综艺节目的唯市场化导致了节目内容的低俗化,不仅与大学、学术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人文传统日益分离,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大学与电视台之间有很多互动,很多知识界的人士热衷于参与到主流电视台的节目生产中。但是我们看最近十余年来,也就是市场化日渐白热化的阶段,大学与主流电视台之间几乎不再产生交集和互动。虽然有“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但是讲坛上最出名的一些讲者面向大众的传授方式大多为知识的故事化,或者“鸡汤化”,且都是单向度的,并没有得到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有效认可,反而是争议不断。他们的角色更多的不是作为学者,而是媒体“说书人”——这个角色其实是媒体塑造的,而不是大学赋予的。

大学和国家电视台都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者。今天将如何重新搭建这两个“主流”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朗读者》这个节目,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这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7611日在上海举办“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的原因。会议邀请了上海高校不同学科的代表性人文学者共同探讨,很多学者已经多年不看电视了,因为这个学术研讨会去看了《朗读者》的节目。他们视角各异,观点尖锐,但都提出了更高的建设性要求,也是对中国电视更高的期望。无需讳言,今天的大学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也饱受市场化的冲击与困扰,追名逐利、学术腐败也都存在,人文价值本身在大学也面临危机。但是,从正面的角度说,一个国家的大学和主流媒体难道不应该成为社会最重要的主流价值的建构者吗?总应该有一些力量作为社会的压舱石。大学理应与主流电视台形成一种互相砥砺前行的态势,守护、传承与革新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人文意义。如果它们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起到这样的作用,问题出在哪里呢?作为大学、作为主流电视台,是否都应该自我反省?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本与案例,也提供了一个重返这些问题的契机。

1997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时,就发现台湾的综艺节目非常糟糕,靠不断挑战社会底线来赚取收视率,对女性的轻辱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我结识的台湾做电视传播研究的学者对此都深恶痛绝,却无可奈何。大学与传媒体制之间是完全剥离的,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行其是。回来后我就写了篇文章,认为大陆的媒体改革不能走纯粹市场化这条路。[1] 结果,2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令人痛心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国家的电视台在综艺节目上没有底线可守,不断突破社会伦理的底线,这意味着什么?

因此,《朗读者》节目回应和回归社会主流价值观,就是一种新气象。一方面,主流价值观包含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不管是不是名人,都被放在普通人的位置上,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大家重新认识你。从现实中的自己出发——探索人的情感与人文的结合方式,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并不完美。以往一些为感动而感动的节目,容易走向偏执和形式主义,走向窥视和猎奇,走向对明星和权力的崇拜,以及对资本的追捧。现在《朗读者》返璞归真,不管是不是明星,都要回到最本真的人的感情,回到“低”位置,这个位置是可以和社会平等交流的。在这个过程中,以人文素养和个人价值追求为评判标准,而不是以既有的社会地位为评判标准——《朗读者》其实是在重新界定什么是“名人”。节目不再追捧“小鲜肉”,不再靠颜值,不再是一种表面的、空洞的东西,而在于你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有深度的人的存在:你的阅读、思考和情感表达。另一方面,不再是消耗性地消费明星,对明星也是一种尊重。这也是彼此认同、良性建构的过程。

另一方面,主流价值观更需要在对传统、历史和时代不断的重新阐释中展开和发展。《朗读者》不回避大历史,而是把人物放在大历史的脉络里,展开人物与时代之间荡气回肠的关系,突破了个人主义的“小”格局,重建了某种缺失已久的大写的“人”的品格与风范。这在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的媒体氛围下就是一种拨乱反正,是回归国家电视台本质的应有之意。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朗读者》让人物回到现实的身份与位置,而不再是按照既定程序和市场逻辑的表演。这种讲述也因而不再是猎奇式,或炫耀性,而是要在公众面前展示本真,让人物自身的人文素养和价值观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并以此形成一种感召的力量。正因为有价值观的感召,明星不再是为了出场费,而是基于对节目价值的认可与激赏而自愿、无条件地上节目。因此,对于那些动辄要几百万的明星们,董卿的回答是:“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明星的市场价及其逻辑在《朗读者》这里完全失效。嘉宾几乎无成本,不再是节目预算的杀手,而转变为对节目精神价值的认可与证明。《朗读者》之所以能够把投资和精力主要放在节目生产与制作的专业考量上,也是因为无需耗费明星嘉宾和版权的巨额投入,这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由此,《朗读者》打破了我们对市场神话的刻板想象。《朗读者》靠弘扬人文与社会价值,赢得人心,赢得市场,彻底翻转了既有的综艺节目市场的逻辑,打破了恶性循环的市场怪圈,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证明中国的综艺节目可以走自己的路,只有以价值观的诉求为标的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中国电视需要回归到大众传媒最朴素的原点,回到初心,即作为社会交往和沟通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我做陈虻访谈时,用了一个标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出发?》,后来陈虻去世,北大的徐泓老师在编辑陈虻文集的时候,收录了这篇访谈,而且把“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句话印在书的封面上。如果我们回到电视的原点去讨论今天的电视应该怎么办,可能要比整天去讨论市场和大数据,更能够对今天的电视危机做出诊断。

不再是才艺、唱歌之类旨在形式上耍花样,不走心,不走脑,依靠所谓IP、粉丝的非理性消费——电视的市场化的“葵花宝典”,而是回到语言的交流上。用朗读的方式去阅读,回到文字,回到文学,回到历史,回到书籍,回到中国人的诗歌传统和情感方式,也就是用中国人自己共同经历的传统与时代——用最普通、最本真、最传统的方式去重建大众传媒沟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功能,这样的沟通本来应该是大众传媒承担的责任。而这些在过去的综艺节目里,已经严重缺失了,而且大家对这种缺失不以为怪,习以为常。这本身正是问题。

2016年电视业断崖式下跌之后,电视只有迎合年轻人才能赢得市场的神话也破灭了。很有意味的是,董卿在“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上发言,生动地阐述了《朗读者》里最成功和出彩的人物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们,这和大家惯常的对市场的判断完全不一样。《朗读者》节目的观众中,年轻人的比例很高,但是上节目的主角却有很大比例的老人,这种饶有趣味的代际结合,其实体现了一种价值观获得传承与发扬的方式,也打破了年轻人都是西方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拥趸的刻板想象。电视通过阅读的方式回归传统、回归人文、回归社会的知识积累和主流价值观,《朗读者》是一种突围。如果年轻人不能回归主流,使自己成为主流,中国的未来何在?长久以来,在省级卫视综艺节目大战中被动挨打的央视,现在终于开始摸索着找到自己的位置:国家主流电视台的定位。这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逆市场化的成功,逆势起飞,方显大台本色。

《朗读者》回归平实,回归社会对主流的需求,也就是回归了健康的市场。它证明这个社会并非不需要好的节目,不需要温暖人心的、有人文素质的主流节目,而是我们自己制造了恶质的市场,却以为只有这样才叫市场。就像总有人把迎合低级趣味的软色情、非理性叫做人性,我们往往把那种东西叫做市场。但是,人除了有肉体的生理性,还有精神性,有理性,有理想,有对意义的需要和追求,这些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在综艺节目的市场化血拼中,却成了问题。除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什么都不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何能够长久容忍这样的主流媒体现象?它还是主流媒体吗?一个没有主流媒体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

《朗读者》的出现,表明健康的市场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才是主流媒体的正途。只要形成一种示范,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往前走,健康的市场就是有希望的。《朗读者》还处在摸索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不去简单地迎合所谓市场,着重于开掘和打造新的健康的市场,就是值得鼓励的。

今天中国在物质层面上已经较之以往有很大的丰富,但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贫困却很严重。在市场经济的大轮盘中,我们的国民太疲于奔命了,精神层面的缺失已经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显性和隐形的抑郁症、高自杀率、校园暴力和社会暴力,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社会对“意义”的饥渴。读书本身就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通过主流大众传媒,把寻求意义的过程变成节目来讨论和引领,而不是简单给出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求意义的历程,通过分享对意义的追寻,分享心灵的困惑、人生的艰难困苦,使得意义的追求变成一个寻求对话、寻求共识的过程。这就是有意义的。通过凝聚社会共识,来进行社会疗治,也是大众传媒社会公共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回应社会公正,这是“意义”的社会基础。

德国电影《朗读者》体现了战后德国民族创伤的自我诊疗,它探讨一个以文明而自豪的民族犯下的暴力、罪行、赎罪与反思的关系,表现为电影文本的复杂性,其实也是这个民族复杂心态的投射。今天中国的社会撕裂也很严重,主流电视台也需要具有社会治疗和社会整合的功能,需要体现出社会问题与社会诉求。其实,需要就是市场。

我们今天习惯于把市场理解为收视率、大数据。但是把节目打造成社会共识的凝聚者,开放出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和话题,那怕是受到一些人批判的,这就是“市场”。批判是因为重要。揭示问题本身是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问题的解决对于一个社会是重要的,它就是有“市场”的。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市场”,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堆虚幻的数字。而这些数据本身也是市场化、商业化的产物。

收视率调查公司生产的数据,出于成本的考虑,其样本量本身一定是最小化的,因为样本本身需要成本,因此它的样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社会的不同阶层、代际和城乡关系下的收视结构,以及收视诉求,是大可怀疑的;样本的投放一定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城市样本一定大于乡村样本,因为广告的目标观众以城市为主;样本本身也是极易被污染的,各级卫视的探子会入户改变收视率调查的原始数据。这一切其实都已经是常态。在这样的“科学主义”的收视率大棒指挥下,难道不是犹如盲人骑瞎马吗?按照这样的调查去做节目,能够真实和真切地体现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吗?

如何反思这些问题,回到真实的需要,回到人民的市场,通过服务社会、提供公共性,提供公共讨论的空间,来创造出真实的、健康的市场环境?《朗读者》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它是在一个逆市场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它对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关心《朗读者》的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还可以做得更多,比如现在的文学文本基本上是以汉语作家为主,是否可能更多包括一些中国少数民族的经典和少数民族的人物呢?

新媒体时代相信: 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上天。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猪是不能上天的,上了天也会跌下地。《朗读者》通过回归中国口语传统和书写传统,破解了新媒体的魔咒,回到了常识,这里有新与旧的辩证法。回到意义的原点,从这里再出发。这是一个朴素的起点,也是一个极高的追求。

(编辑  杨利红)



*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1] 吕新雨:《媒体的狂欢——对台湾地区传媒生态的观察与思考》,《读书》杂志200202期。

中国道路

 

201751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要求我们“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如何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贺信里面提出的上述要求?就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来说,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机结合、高度融合,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开辟一个新的学术发展空间,实现“1+1>2”的目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要共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种探讨不只是对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探讨,更应该探讨科技创新、发展以及应用和普及的规律。

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机融合

我们这次会议形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经济史和科技史研究方面的交流融合机制。就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而言,对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涉及到经济发展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科技史研究,比较薄弱。科学和技术进步和传播的规律,以及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短板。而就自然科学而言,科技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以及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还有与之相关的国家安全、经济结构与政策等等,则往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的“短板”。通过《产业与科技史研究》这个学术平台,一是可以进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达到拓宽研究领域、实现协同创新的目的,二是打通了古代、近代和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研究的经络,实现历史纵向贯通。三是打通了研究中国与研究外国的渠道,拓宽了产业史和科技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会议的主题虽然是研究中国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历史,但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就中国讲中国,而是要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来看待中国,将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经济的坐标体系中去观察研究,即横向比较。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择其善而从之”,才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通过国内、国外研究的结合,拓宽视野,实现知识结构的互补、研究领域的跨界和不同学科的交流,共同推动经济史、产业史和科技史的研究。

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根基

过去,经济史研究更多关注生产关系变革,可能受两方面影响。其一,受中国100多年经济发展之制度障碍的影响。我们为打破旧的制度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多次经济体制调整,试图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是影响深远的生产关系变革。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中更多关注通过制度变迁解放生产力,对生产力本身的关注不多。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都是讲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研究生产关系。

最近不少学者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对社会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深入全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就如空中楼阁、沙滩大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过多关注生产关系、生产力研究薄弱的不均衡状态,不仅影响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更成为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短板”。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量的扩张,更根本的是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升级。科学和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和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创新和扩散也有其内在的规律,由此导致的产业形成和发展亦是如此。现在看来,补这个“短板”非常必要、也很紧迫。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中国产业史和中国科技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产业发展,要全面深入地认识古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去我们讲传统文化,主要是“形而上”的东西,现在所谓“国学”主要讲儒家文化,重点是讲指导和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礼义廉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 (《二程遗书》卷25)《论语·子路》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朱熹也认为中国真正的学问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至于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和生产技术的学问,朱熹则不以为然,他说:“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饭也。”(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39

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是中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达到世界农业文明发展的巅峰,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农业生产力和手工业技术,丝绸和陶瓷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是古“一带一路”的最重要贸易商品,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传入中国,中国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借助现代科技焕发了新的景致,不仅没有湮灭,而且成为近现代中国的重要产业。

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精神层面的遗产,还有物质方面的遗产,以及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业和产品。就物质层面来说,凡是优秀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仅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湮灭,反而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重新焕发活力。因此,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排斥”的,而是通过“扬弃”来传承的,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是怎么去研究和保护,怎么去传承和发展。从事经济史、科技史和产业史的研究者,应该从更高层次,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局限于物质本身。

关于产业政策

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以及如何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从根本上讲是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今年年初关于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涉及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等实质问题。中国道路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实处,仅从理论和制度方面讲是不够的,必须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成就,当然也包括其中的教训。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主导,在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引入市场机制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互相弥补“失灵”,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政策,它体现在全国的五年规划、年度计划、部门规划以及相应的地方规划中,最近五年中央则越来越多地以行业或产业规划的形式来体现产业政策。中国经济发展成功也好,失误也好,都与政府主导作用有很大关系,其中与产业政策的关系非常直接。产业政策如果正确和得到落实,经济就能够相对均衡地发展,如果出现错误则会迟滞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的结构失衡,所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政府力量强大是一个资源,这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想要就有的,它是历史和文化积淀中形成的。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我们要借这个资源发挥其长处,不断优化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产业和科技发展方面,中国有三个优势:一是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包括庞大的国有经济、基层政府和科研单位。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除了财政(税收和投资)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杠杆之外,还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政府不仅可以调动众多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集体攻关”、“协同创新”,还可以利用控股或参股企业、社会组织(企业家联合会、行业组织),以及基层政府(甚至深入到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党和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科技创新,并承担科技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二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大,中国的科技创新有条件通过市场的运用形成经济效益。三是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完整,经济规模巨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多样化,门类齐全,产品丰富多样,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会。因此,中国一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技创新将非常有潜力,未来将从世界科技发展的“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以及制造业成本上升,迫使中国必须走技术密集型道路,今天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反映了这个客观要求。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市场竞争和政府指导不可偏废。特别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好好总结。

关于中国的发展阶段问题

经济史、科技史要进行“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从中国的社会形态演变来看,要研究从封建社会,到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过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工业化是怎样推进和实现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有什么样的规律。既要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更要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阶段性,以及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在历史坐标中的定位。目前中共中央关于三个“没有变”的判断,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方法论上的借鉴。

例如我们在研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时,就应该关注其受外部影响而出现的生产关系的阶段性变化这个特点。从古代到今天,中国的农业经历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土改后的自耕农制,再到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最后到今天“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科技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与制度变革并不一定同步。将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和社会形态的演变结合起来,并从国际比较的视野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历史、解读历史,可以更好地发挥历史研究的“资政育人”作用。

关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应该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识。实际上,即使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就很频繁,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汉代的许多农作物就是从西域传来的,到明清时期,红薯、玉米、辣椒、烟草的引进,白银的大量进口,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商业发展和生活习惯。当时如果没有玉米、白薯的引进,中国人口不可能增长那么快;没有大量白银的进口,明清的商品经济也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

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落后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大国,在科技和工业方面处于“跟跑者”的地位。近代从洋务运动到“实业救国”,中国绝大部分的现代工业和科技知识都学自西方,大部分高端科技人才也是在海外培养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贯彻“赶超”战略,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的决心,但是赶超并不容易。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将开放与改革并列,逐步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各民族之间、各国之间的融通交流是互惠的,有助于共同发展,这种理念已经贯彻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就是要以最优的方式、最低的成本引进消化国外先进科技,并进行改造创新和扩散,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研究中国产业发展史和科技史,也离不开国际比较。只有从全球史的视角和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历史的视野,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发展的普遍性和中国的特殊性,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道路。有比较才有鉴别。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曾经说:“只了解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一个国家也不了解。因为不考察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区别,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

关于产业史与科技史研究的方法

一是史料的发掘和应用。要充分利用目前修志工作中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种地方志、行业志和企业志(包括地方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以及相关的资料选编,以及全国、地方、行业和企业的年鉴和统计资料,注意发掘利用;以及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出版的大型资料书,如国家经贸委编的《中国工业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以及近些年来出版的数量巨大的企业史、个人回忆录、口述史等,这些资料为我们进行产业史、科技史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是将现代科技方法用于研究,提高成果水平和工作效率。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运用和各种工具的开发和运用,为产业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我们要及时掌握各种新的研究工具。

三是要注意宏观研究、理论研究与个案实证研究相结合,防止顾此失彼走极端,或大而化之陷于空谈,以论代史;或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要避免为追求研究方法创新和个案的真实而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提炼,也要避免仅有问题意识和思想却不能落地,缺乏事实的支撑。恩格斯当年批评德国“青年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标签来使用时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产业与科技史研究》是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论文发表的窗口和平台。它的其宗旨是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追求严谨、经世致用,为有志于研究中国产业发展演变和科技进步历史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建言献策的渠道,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一个窗口。希望广大同行共襄盛举,一起努力,不辜负时代、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

(编辑  迟晨光)



*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产业与科技史研究》主编。本文根据20176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出版社共同举行的“新中国工业化与科技发展研讨会上作者的发言摘编

 

 “返回国情,返回实政,返回历史”

 

中国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

何谓时代叙事?“时代”是指我们这代人所处的历史时间段而言的,时代的主体是人民,范围是国家。当然时代也可以指人类所处的时代,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我们民族所处的时代。时代叙事要回答三大问题:

第一,我们现处何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包括技术、经济、社会关系、政治文化等现处何地,要有大的判断。

第二,我们将欲何往,未来的发展目标。

第三,如何分阶段实现这些预定的目标。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因为时代叙事涉及到史观的重建。包括民主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史观,而且核心就是时代叙事。

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时代叙事?因为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而是领导型政党,领导党的领导权,要成为被领导的民众的共识,就要形成信奉、追随和服从,领导权转化为执政合法性的强大基础。

西方政党为何无需自己的时代叙事

对此我给出的理由是:西方政党party,它的本意是部分。部分是相对于整体而言,处于对立统一之中。然而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哲学中,这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们认为整体社会只是一个名,是独立个体的结合体,社会实体是无差别的个人。这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法学的核心。

中国人的思维,是把人放在家、国、天下的关联之中来理解的。而18世纪启蒙学者把复杂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全部加以屏蔽,认为社会的实体是一个一个的人,这是物理学的原子论在社会学上的应用。以这个原子为起点谈权力、平等、自由等概念,建构起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政治契约所连接的。所以启蒙契约里的社会皆政治。它同时还受到文艺复兴以来再度复兴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影响,欧几里德把图形学发展为一个演绎推理体系,这对西方的哲学思维影响极大,还蔓延到经济学、法学和哲学思维中。这种从大前提出发而演绎出一个庞大的体系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和著述中都是没有的。

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学里,实体是个人,无差别的个人是作为政治的主体,通过选举赢得多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学说在冷战以后统治了全球。若把人的具体属性、人和人关系的复杂性都抽象掉,把其财富属性、宗教属性、族群属性都抽象掉,那么就成为高度抽象后的简单的量。若说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两个人,如果一个人加一只羊呢,那算什么?

在西方政党理论中也有把阶级作为实体的,像马克思主义就认为,统一的社会分解为若干个利益对立而不可调和的阶级,由此展开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各个部分不能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整体分解为势均力敌或利益不同的party,各个部分找各自的代表,进入政治谈判领域议会,这叫政党理论。

西方选举政治关注选举期的选票,关注选民的当下诉求,故而预先排除了整体利益指向的长远利益。一般来说,整体利益相对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相对于当前利益,这两种利益会处于经常性的冲突和摩擦之中。现代社会中,由相对复杂的社会分工而引起整体的关联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类也是共同体。整体相对于部分而言,存在着整体的利益。用卢梭的话讲,社会中存在着公义。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引导、约束着当下的利益。

西方的政党理论强调局部高于整体,当下高于长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核心前提,是承认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分化,社会内有很大的张力,但仍然存在着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重要的问题是对整体和长远要做出明确的判断,这个判断构成了领导力的第一要素。

时代叙事是民主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理论表达。如果是只关注部分与当下的选举性政党,当然没有时代叙事的必要。西方政党不代表整体,它不可能制订中长期的发展目标,他们全部的焦虑放在当下和部分,他代表谁,他能搞多少选票,舆情怎么变动?这是我对西方选举性政党为何无需时代叙事做的说明。

西方式民主的有效运行,需要严格的条件

英国的一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著有《资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四部史书。他在《极端的年代》里介绍,西方民主的有效运行有严苛的条件,而非普适。说它们的民主是普适的,在史学家看来是一派胡言。

霍布斯鲍姆认为,西方民主有效运行有四大前提条件:

第一,政治民主的首要条件是对选举政治合法性的共识。在国民之间对社会问题具有磋商协商的共识和准备,但共识与准备需要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经济增量少,要动用存量的分配,内部的斗争就会加剧。

第二,民主政治要求各种成分的选民拥有相当程度的兼容性。霍布斯鲍姆认为,自由主义政治中的公民或选民纯属理论概念,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实体。各国的选民都存在着阶级差别、种族差别、宗教差别。这次美国的选举把它内在的差别性向全世界展现。欧洲的选举也是这样,中东选举的差异其实是宗教与族群,索马里有62个部族,有62个政党。

第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大社会才能有小政府,政府做的事越少越好。西方政治三权分立,国会的设置主要目的不在于治理而在于制衡,对当权的行政权力制衡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行政部门。所以民主政府原来设计的本意,是有一个刹车制动机制。然而20世纪以来,政府却承担了引擎发动的担子。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所承担的复杂的治理责任,是19世纪不能想象的。那时因为要维护被市场肢解分裂的社会,19世纪自由主义赋予政府的只是治安职能,即守夜人职能。另外还有防卫职能。自20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的政府行政职能都不断扩大,因为公共职能不断扩大。中国近代以来,我们的行政机构又承担着更加超常的职能,即“赶超”。西方的制衡职能的那一套政体安排,为什么不适合于第三世界?道理就在于此。

第四,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民主成为一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工具。民主是一种二次分配机制。而二次分配机制要有不断做大的客观现实。所以蛋糕不断做大,经济有一个增量,增量的分配通过民主来进行分配,会有吵吵闹闹,但不会打起来。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常常把特殊说成普遍。这种套路各个民族都干过,比方我们曾经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下之公理,朱熹说成是天理,王阳明说成是良知,总之是普适的东西。但这个普适的价值为什么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这就显出它的特殊性了,于是被抛弃了。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

为什么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它要回答我们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重建叙事需要有两大哲学前提。

第一,我们要相信有一个历史进化的史观。

第二,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国家存在着整体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型政党而不是部分代表政党,它的领导权来源于三个方面。

1)民众的服从,服从则来源于民众对执政党提出的奋斗目标的认同。

2)对总体目标分阶段实施效果的肯定。

3)执政党协调部分利益和当下利益与整体和长远利益间冲突的能力。当代中国要协调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最难协调的是阶层之间的差异。如果执政党做到这些,就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和追随,因而形成了领导力和执政的合法性。

一个民族的长远、整体利益和眼前、局部利益之间的冲突,可以举土地的例子来说明。1950年的《土改法》兑现了共产党的理论叙事的承诺,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它均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内容。反地主制就是反封建制,反封建在马列主义的表述里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共产党革命的力量来源是土地革命。所以土改以后,亿万农民拥护共产党。

那么,土地分了以后为什么要集中起来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经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了呢?刚把土地分给农民,19521953年开始互助组、初级社,土地私有制还没有解体,到19551956年就进入到高级社,1958年变成人民公社了。在梁漱溟和毛泽东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说,你搞的是小仁政,我搞的是大仁政。因为组织起来搞合作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地主的7亿亩土地分给农民以后,连带上面的地租也分给农民了。而这个地租是构成城市供给的主要来源。当时16亿亩耕地,88%左右是种粮食。解放前最好的年收成1936年,粮食产量大概是3000亿斤,其中200亿斤国家税收征上去,500亿斤左右作为地主的租子,留下的给农民,当然是半饿半饱。土改后500亿斤的地租留给5亿多农民,每人每月只要多吃几斤白馍就吃掉了。而城市需要700-800亿斤粮食,通过农业税征收上来的也不过是300多亿斤,400亿斤的缺口怎么办?这就是合作化的充分理由。这当然侵犯到农民的当下利益。那个时代国家必须进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积累,因为我们百年落后,挨了多少次打。所以长远利益和当下的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要进行正确的表达,而把这些表达通过宣传让老百姓感知,直到大家认为是正确的,这是领导权的核心问题之一。

 

当前时代叙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原历史叙事

这个原历史叙事是毛泽东奠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按照这个框架写的。这里指的是毛泽东1939年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当时的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内部的两派(可以称为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三派之间进行了一场理论混战。他们的问题是“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这个理论争论的背后,是要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的问题,这是一个革命党的核心问题。争论又延伸到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争了很多年,这是近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争论。

长征完成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关注这场争论,也请了一些史学家一起讨论。他要为共产党建立时代叙事史观,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列宁的学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个史观的建立就是历史发展论和发展阶段论。这个史观为党内的高层所接受。共产党的目标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如何一步一步走,毛泽东也讲清楚了。这个史观后来又为党内或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近当代史学家所接受。没有这个框架,中国历史就写不成了。其中还带了一个争论,即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期。范文澜说断在商周之际,郭沫若认为断在春秋战国之际。毛泽东当时只是说自周秦以来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来偏向于郭沫若一说。总之,这是一个史观的建立过程。

计划向市场转轨的政体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怎么对待?原来的史观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以指导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所以文革结束以后要反思,邓小平的判断是那条路不能走,准确的说法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能走”,既反左又反右。

要走一条新路,目的是清楚的,必须改善民生,加快经济发展。建国后20多年低消费、高积累的状态不能维系下去。农村土地承包的效果是明显的,然后是城市经济改革。但是不要忘记,长期以来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密切结合的,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亲和的,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叙事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生产不是商品生产,而是产品生产,不再通过货币中介来交易。所以我们建国以后,如何处理市场一直是犹豫不决的。毛泽东的意思是,公有制实现以后,要把市场和货币应用的规模尽量缩小,但不能取消。陈云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市场外边要有一个笼子。邓小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提出让市场活跃起来。让市场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引起很多纷争。原来是基础性作用,现在是决定性作用。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动的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

党的十三大文件的理论基础,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讲,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邓小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毛泽东虽然已经制定了史观,但是建国以后急于求成,把历史发展阶段估计过短,并且超前了。现在我们判明,我们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相当漫长,那么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展生产力,各种方法都可以使用,不必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这样,思想解放有了更扎实的理论基础。

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市场和公有制是什么关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性质无关。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重要概念,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

这样,邓小平也建立起一个时代叙事,用以回答现处何地,将欲何往,如何去往这三个问题。他提出“三步走”理论: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分两步走,GDP10年翻一番,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达到小康社会水平。小康社会概括为四条标准:一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得到解决;二是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劳动力;三是老百姓能住上楼房;四是地方财政有能力进行科教文卫等公益事业的投入。第三步到2030-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4000美元水平。这样就设定了小康目标的方向和分步实施的设想。   

 

中国的时代叙事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关联

中国自身的时代叙事,蕴涵着强烈的西方背景。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是在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口号下进行的。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实际对比以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当代的时代叙事要做出判断的。习主席说,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于复兴,和西方的实力对比也更加接近。目前我们的技术和制造水平叫“三跑并举”——跟跑、并跑、领跑,但主体的大部分还处于跟跑阶段。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的看法是,近代以来由于贫弱挨打积累下来的民族自卑心理有所修复,但自信仍显不足;一有风吹草动,自贬、自嘲、自虐的思潮重新泛起。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自创话语体系,我们仍处于自信不足的阶段。

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实力对比上

胡适曾经说过,中国人的自信不能建立在历史传统文化上,只能建立在今后的努力之中。傅斯年在上世纪40年代初也讲过,我们不能够背负着四千年的垃圾前行,只能面向未来,只有在未来才能建立民族自信。恕我直言,这两个人的判断我痛心地加以接受。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实力对比上的。没有现代化,没有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和西方的接近,这个民族的自信是无法建立的。

第二点,要反驳他们的观点。因为实力的提升而形成了现在的民族自信,这给我们民族带来一副全新的眼光,不再仰视西方而是平视,不再鄙视我们的历史,我们才能重新带着宽松、自信、温情来看待我们的传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国学复兴,传统带着迷人的眼光走进我们当代的一个背景。

民族自信的根源来自实践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对成功,我们保持了稳定,保持了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从2000年开始,我们超意、超英、超法、超德、超日,没有这样的赶超,没有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哪儿来的自信?如果我们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挫折,那种自怨、自卑,自毁的思潮将重新泛起。不要低估百年来的心理。这30多年来,邓小平的“三步走”是唯一对现代化承诺的兑现。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做出的承诺多了,哪个兑现了?民族自信的总根源,来源于当下和未来的实践。只有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的地位提高,然后以自信的心态重新打量我们的传统。习近平第一次和传统如此的握手言欢,在以前有吗?

讲中国叙事的西方背景,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崛起,有自信却自信不足,这个时候我们要完成这个时代叙事,要如实的评价西方,评价自己的传统,把当代放在中国的复杂脉络里面重新叙事,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大概可以下几个判断: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时期大体结束了,中国对“东渐”的西学,大体而言已经消化吸收了。作为西方学生的中国已经处于毕业状态了。所以,以中国为方法的叙事时代正在到来,它呼唤着那些有这样的意识能力的头脑,来参与这个时代的工作。

这些结论不是轻易做出来的。历史上佛教几百年东渐,大概到隋唐之际得到消化,然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学禅宗。慧能是对那些经典加以消化后,已经站在佛学经典之上,而给出中国自己的佛学,那就是禅宗了。与他同时但稍早一点的还不自信,还认为真经在西方,认为翻译过来的真经不完善、不全面。所以不辞劳苦、万里迢迢跑到印度求经的玄奘是不自信的。他搬来的法相传给他的弟子,第三个就传不下来了。而慧能是自信的。当然玄奘是伟大的翻译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写的《大唐西域记》保留了一段西域和印度的信史,而且他的翻译无出其右,他翻译的经验至今对我们也是很宝贵的。

时代叙事与中国文化资源

时代叙事的能力表面上是个智力问题,背后是一个民族自信问题。如今处于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中国,开始修复被近代历史革命批判切断的传统,在创建时代叙事中,我们开始重返历史。有两个观念的近代复活是很有意思的,也进入了现在的主体思维:一个是“小康”,一个是“和谐”,而且这是返回传统的观念讨论的过渡。我的建议,时代叙事要和历史文化资源对接,不仅要在观念层面,还要在制度层面对接。因为制度既和观念联系,而且它有社会经济基础,制度贯穿在历史中,有长久的生命力。毛泽东讲过,“百代践行秦政制”,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丰富的经验。建议大家读唐代杜佑的《通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中国制度的全面系统的著作,它是对历史的一个概括,开启了制度史的研究。这本书把制度分为郡县制、科举制、职官制、礼制、乐制、刑制、兵制、边防制九部,可称为围绕郡县治理的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科举制度应该说是“中国第五大发明”,1905年我们废除科举,而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曾派人来华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意图改革他们的吏制、官制。

另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设了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下设同文馆,聘请了一个英国传教士(是一个中国通)丁韪良。丁韪良在1880年前后写过《汉学精华》一书,其中有一章比较了美国的票箱民主制和中国的科举民主制的优劣异同,建议美国采纳中国的科举民主制度,抑制在美国病入膏肓的选举腐败。当时美国的民主实际就是政党分赃制,假若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和文官制度,美国的治理不会达到后来比较好的状态。

中国价值尺度的重建

重建时代话语的核心,是中国价值尺度的重建。套用沟口雄三的判断,中国近代以来走了“三步曲”:鸦片战争前是文化自信的国家,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是牢牢确立的。沟口雄三有一本书谈方法的中国,方法的意思是,把中国放在自己的历史的过程来理解当下,方法的第二个定义是价值尺度。

近代思想以中国为中心没问题,救亡当然要以中国为中心,但不再以中国为方法,因为中国方法的武器库里无法找到能够有效抵御西方入侵的武器,所以求之于海外。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以近代是以西方为方法重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有它积极的意义。由此而形成现代语言当中的大量概念都来源于西方。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极端派是以西方为方法,以西方为中心,胡适派就是这样,也可以叫崇洋媚外派。当代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观念,重建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为方法。这个方法一定要在我们建国以后的成功实践中来提炼,来概括,尤其是治理体系特别重要。这个治理体系的当代治理体系和传统的关系,经过近代的断割未断绝的,一定会有生命力的。

目前形成的时代叙事,是习主席提出的两个百年,伟大复兴。第一它是现代化的叙事,第二它是民主主义的叙事。这个叙事如何与原有的史观接轨,如何将这个叙事放到更大的历史叙事里边来加以建构,依然还在探寻之中,还有很大的扩充空间。目前为止,这两个口号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

 

链接:与曹锦清教授的对话

问:从柏拉图理想国到中国的和谐社会,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改革开放30年,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力量,是不是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市场经济、股权激励是激发人的私有欲,这跟公有制精神是矛盾的,怎样平衡两者关系?

曹锦清:关于私欲,《荀子》里面有一句话“欲不做,心过之”。所以欲望其实还不是一个人性本能的现象,应该说是一个文化现象。本来没有那么多欲,硬要刺激起来,那就是文化了。这是攀比形成的。比方农民盖房子的一个强烈动因,是村落社会中地位的攀比,他自己不常在村里住了,但看到别人盖好房而他自己的房子破破烂烂,他有了钱就要回去盖得比别人还好。这就是欲。人在一起就要比。佛教千言万语一句话,叫你不要疯,不要比。但我们的制度规则都是按照分、比、攀、竞制订,只是让竞争变得有序一点。人类至今没有办法解决这类问题,佛教两千年来没有说服人心,佛教叫你无求无欲无分无比无竞,心里干净,结果人们硬是把无求的佛教变成有求必应的佛教。儒家现实一点,要比就比道德高低,但还不行,因为学而优则仕嘛。后来就比光明,后来变成明教。到宋代就公开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结果宋代一方面讲理学,一方面道德败坏。

我的意思是说,在制度安排上,对土地、对劳动者不能完全由市场支配,国家要把金融、土地、劳动者约束在可能的范围当中来进行保护。

如果把共产主义按照原来的定义——共同体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虽然有竞争,有市场,但还相互关联,相互承担责任,国家收税转移支付,你心里面觉得比较舒服,那就有共同体意识了。现在共同分配的东西多起来,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当代中国,生活发生变化,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个久经崇敬的关键词不能丢。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党,毛主席回答了一次叫“1.0版”,邓小平回答了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共产党“三个代表”。这个版本要与时俱进,但概念不动,才能稳定天下人心。

 

问:我们的自信不能建立在传统中,而是应该在当下和未来的努力中。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条件更加客观地去审视传统。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的政策,比如说两个一百年,三个代表,是政治口号还是理论阐释?

曹锦清: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头脑,它和政治家是同步思考的。同步思考可能是同方向的,也可能方向不一致。所以提供你自己的独立见解,然后尽可能形成某方面的共识。这些共识一定会反映到我们党的意识形态中,参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设。事实上中央和知识界是有联系和沟通的。这个批判是分析性的,建设性的,而不是诋毁。有的人成心为着诋毁,一听前30年就骂起来,这是不负责任的。在当代中国,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党和政府,这是毋庸讳言的事情。在这个大的转型时期,超大规模的人口在空间流动,短时间内阶层的形成,我们的行政机构的管理,确实存在不确定性和经验不足。

改革开放30年来,货币摆脱了过去计划的限制,可以购买一切。于是货币就成为一个绝对的社会权力,要求学术和权力不腐败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晚明为什么超腐败,就是因为进入了白银资本时代。过去汉唐官吏薪俸、农民交税都是实物,大规模贪污没有条件。所以高位货币白银的流通,是造成晚明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宗羲的《明夷待访》里就有一篇《废金银论》。所以这30年的腐败是可以解释的,中国30年搞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巨额货币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守住底线并不容易。腐败使共产党执政的资源流失,所以现在要大规模反腐。

 

问:62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吕梁的时候接见了15位老红军,我后来问其中一位老红军,您家里这么贫寒,有没有当面跟总书记说一下,帮我解决?他说总书记那么忙,我的事情还有县委领导可以解决,今年不行就等明年后年。我感到如果不真正深入一线去感受民间的话语,和他们的需求,我们的讨论可能就有空中楼阁的感觉。在民众的话语建构和学者的叙事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关联。

马克斯·韦伯说,价值无涉和价值介入之间很难达到平衡。学者在建立自己的体系时怎么样能够不介入自己的情感,同时又能提出一套合理的治理体系?

曹锦清:没有激情就没有行动,就没有思考。当下的家国情怀,被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消灭得差不多了。过度的专业化、学院化、功利化,竞争的重压,把年轻学子压在那里不能自拔。但人毕竟有头脑,会从个体当下的关注里跳出来,关注这个民族当下和长远的事情。所以情怀不可能不参与。韦伯也讲了,关键是你研究什么,关注什么,当然有你的价值选择。没有价值你怎么选择,为什么关心这类问题?所谓新闻的话语霸权,第一个是你选什么报道,不选什么报道,怎么评价。选择权、评价权就是话语权。但是在研究过程当中,就要客观分析事实之间的因果关联。如果因为你的偏好只选它的优点,缺点不讲,把和你预先的价值不相符的那些事实顶替掉,视而不见,那就是偏见了。如果说你新发现的事实脱离了你的价值,你有修正自己价值立场的权利。如果到了对基本事实都不尊重的地步,这其实就是过度的选择,只选择符合自己价值的事实加以夸大,来滋养自己的价值。所以,研究什么、关怀什么都基于价值。无价值的研究根本就不存在。事实、材料、经验只对有一定价值取向的那个理论框架才能呈现出来。所有的风景都不是当地人发现的,因为他们身在其中,所以对风景没感觉。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201775日曹锦清在“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的讲演稿摘编。

*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中国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关键在于集体领导体制。

  

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集体”二字。它体现了“集体智慧”,而不仅有“个人智慧”;实行的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开创于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巩固完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十八大前已经形成了集体交接班、集体分工协作、集体学习、集体调研和集体决策五大机制。它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演进历程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创新、制度学习、制度变迁的“试错”过程:先是在长达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打下基础,后是在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实践,尤其是近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集体领导体制:一是恢复了党的核心体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领袖地位;二是在五大机制的基础上强化了集体外事机制和集体自律机制,从而形成了“核心加七大机制”的领导体制框架。

纵观近年来的世界大势,从全球范围来看,一套充分回应人民诉求、适应本国发展实际、能够有效实现国家良治的政治制度体系并未变得更加可及。它是国家经济持续繁荣、社会持续进步最重要的条件,但同时又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这就意味着,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对增进全人类福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将有可能为处于动荡中的世界,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寻找现代化之路提供重要的启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发展,就是观察中国制度的一个十分理想的窗口。

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领袖

邓小平曾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

伟大时代需要英雄,世界大国需要领袖。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造就人民英雄乃至中华民族英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必然会产生强国领袖乃至世界领袖。这是时代所提供的难得机遇,是历史所赋予的伟大使命。领导核心就是要主动创造战略机遇,敢于担当历史使命。

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造就时势。人民创造历史,核心领袖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从全球现代国家、现代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核心领袖的出现,是带有普遍性的,并非为中国共产党所独有。大国崛起、大党执政,都与领袖人物发挥的核心作用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当国家或政党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存亡危机时,核心领导人同样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些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领导人,也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路人。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现代化,属于“加速型”、“赶超型”,除了有效地利用“后发优势”之外,还需要发挥独特的“政治优势”,既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形成的长期“制度优势”,还包括领袖人物的“引领优势”,从而实现加速追赶。

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客观上需要产生核心领袖,能够对内“代表”、对外“代言”。所谓对内“代表”,即以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代表执政党、国家和国家武装力量;所谓对外“代言”,就是向世界宣示执政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中国道路的形象和中华文化的形象。要承担起这个角色,必然要求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成为党的核心,有效领导党和国家的运行,在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时,担当世界领袖,代表中国承担越来越大的全球治理重担。

从领导集体决策实践看,在领导集体中,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人物的存在,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各种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挑战时,能够大大降低核心领导集体内部的信息成本,充分分享决策信息,更有助于达成政治共识,形成政治上的统一性,高效率地做出重大决策。

党的核心领袖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

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共政治家集团的杰出领袖。除任何时候都要在党中央对中共政治家集团的要求和标准上体现模范作用外,[]还具备一系列重要的特征:

第一,拥有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政治地位。人民公认,也就是民心所向,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需要说明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定历史时期,领导人作为党中央实际主要负责人的政治地位与其党内职务存在着不完全对等的情况。譬如,邓小平同志生前从未担任过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改革开放后,也未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国家主席,但是,邓小平同志却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

第二,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威。在党、国家和军队重大事务、重大改革、重大人事安排等方面掌握主导权,在集体决策过程中做出最终决定并承担责任;在领导集体内部存在较大分歧、难以依靠民主程序做出决策时,发挥“一锤定音”、最终促成决策的关键作用。有了“核心”,才能够很好地承担起民主集中制所要求的“集中”职能,在领导集体内部统一思想、有效决策,进而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

第三,对党的理论体系做出重大贡献,是党的思想创新核心。从历次《中国共产党章程》修订的情况看,党的七大、十五大、十七大和十八大议决的《党章》,分别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写入党的行动指南当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论体系,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重要理念以及一系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思想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第四,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邓小平不仅重建了这些制度,而且是不断推动这些制度改革创新的总设计师;江泽民、胡锦涛巩固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并以此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第五,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道路上取得重大突破、重大跨越。根据Angus Maddison关于GDP(购买力平价口径,1990年国际元)统计计算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在毛泽东时代,从1950年到1976年提高了4.61个百分点;在邓小平时代,从1976年到1989年,这一追赶系数提高了14.53个百分点,增幅大大高于毛泽东时代;从1989年到2002年,这一追赶系数又累计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GDP(购买力平价口径,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GDP对美国赶超系数从41.43%提高至94.90%,十年累计提高了53.47个百分点,进一步刷新了对美国赶超速度的历史记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2016年这一赶超系数进一步升至114.77%,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实现了近20个百分点的增幅,在国内外经济形势趋于严峻的情况下,成功保持了十八大前的高速追赶势头,不仅为将圆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还将为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第六,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中国贡献论,即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1978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中国要对第三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1997年,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中国要争取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07年,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中国要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10]201211月,习近平当选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同记者见面时提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1]

党的领袖与集体领导体制相得益彰

党的民主集中制,决定了领袖与集体领导之间不仅并不矛盾,而且相互支撑。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人的存在,一个制度性的意义就在于很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与集中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关键是如何很好地实现两者的统一,因此客观上要求“核心”的存在。其理由就在于民主靠集体,集中靠“核心”,这是民主集中制有效运行的“两条腿”:

一条是民主机制,即坚持集体领导,通过民主来提高信息对称性。没有集体领导,也就无所谓“民主”。如同毛泽东所提出的“互通情报”原则,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人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12]严格执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原则,在决策时开诚布公、充分讨论、充分交换意见,通过领导班子内部的充分交流、发扬民主,尽可能降低信息、知识和经验的不对称性。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通过中央正式会议(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等)做出正式决定,确保重大战略决策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反复酝酿、科学理性、严谨审慎的,能够充分反映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体现集体政治智慧的集大成。

另一条是集中机制,即在汇集领导班子成员意见的基础上,由“班长”来促成共识、做出决定、承担责任。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民主之后就一定能自动形成决策,相反,还会出现围绕重大问题存在争论、领导集体内部存在分歧的情况。这时,为了保证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就需要“班长”出来解释、引导、说服,甚至力排众议,最终形成决策,譬如1950年毛泽东在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另一方面,即使通过投票,按照票数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形成决议,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班长”通过进一步的沟通建立思想上的共识,提高决议的执行质量,使决策更好地落到实处。因此,“班长”肩负着对重大问题包括风险性问题做出最后决定、并代表领导集体对决定负责的责任。这就要求领导集体中有一个智慧的、坚强有力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集中”。领导集体只有树立起优秀的、称职的“核心”,才能够真正解决好民主之后如何集中的问题;核心的树立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13]

一个健康的、高效履职的中央领导集体,首先要团结,其次要通过正确的工作方法进行集体领导。班子团结是领导集体发挥好作用的关键性因素。没有团结的常委会班子,就不可能有“很稳定又很坚定”的领导,也不可能形成“合作得很好”的政治局面。[14]维护党的核心,就是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没有核心,也就无所谓团结;没有团结,就无法形成合力。核心维护好领导集体“一班人”的团结,就要把舵抓总、维护团结,形成领导集体合力。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指出的:班子的主要负责同志是一“船”之长,要起好把舵抓总的作用,凝聚全“船”之力,使“船”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班子里的其他成员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这样“和”然后“合”,大家团结和谐,就能形成合力。[15]

同时,领导集体要坚持正确的工作方法。核心领袖应当好领导集体一班人的“班长”。“班长”最重要的工作方法是发挥好指挥协调作用,在领导集体中取得认识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撰文指出:一把手的领导艺术,就在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确保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确保党委班子认识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这就像一支乐队,只能有一个指挥。离开了指挥,乐队的演奏不协调,大家各自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杂音”。乐队指挥的高超技艺,就表现在他能巧妙精致地指挥乐队,吹拉弹唱,丝竹和谐,齐奏一曲悦耳动听的交响乐。领导班子的“一把手”,就应该成为这样的指挥,善于把“多种声音”协调为“一首乐曲”,从而使领导集体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客观实际,符合人民利益。[16]

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体领导机制运行特点变化

集体交接班机制和集体分工协作机制在整个集体领导体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集体交接班越平稳,越有利于政治形势的稳定,接班领导集体也越是坚强可靠,党越能够肩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领导集体内部分工越科学、协作越密切,越有利于分享决策信息、科学高效决策,越有利于维护领导集体的团结统一。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后,这两项基础性机制的具体内容与十八大前相比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常委会规模缩小,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从第十七届的9人减少至本届的7人。二是常委分工调整,这是与常委人数减少相对应的。具体来看,调整之一是常委不再兼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两职。调整之二是组织工作与宣传意识形态这两大方面的党务工作,由两人分担调整为由一人同时承担。这些变化,对降低决策层内部信息成本、提高决策效率、增强领导集体团结统一具有积极作用,也更能够适应十八大以来中央集中决策、高效决策的需要。

集体学习机制方面。截至2016年末,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共进行集体学习37次,其中20122次,201310次,20147次,201510次,20168次。从内容来看,广泛涉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引领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大布局。

集体学习主要特点有:选题的重大问题导向特征十分突出;注重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选题更具全球视野;学习形式更加多样。这些特点,反映出中央领导集体与知识界、与作为决策“外脑”的智库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发展、更趋成熟。

集体调研机制方面。截至2016年末,习近平同志共用了107天时间,对全国大部分省份进行了共计52次调研;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七位常委共用了502天时间,对全国各省区市进行了共计219次调研。这些调研至少体现出三个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是为党中央正式提出重大战略方针进行酝酿和预热;二是对党中央制定出台重大决策起到支撑作用;三是促进中央重点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

集体决策机制方面。这是集体领导体制中最为关键的机制,其他机制都是为了确保集体决策机制的有效运行和正确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形成。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中央集体决策机制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中央层面领导机构组织架构进一步优化,同时坚持完善重大会议决策机制,从而保证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高效正确。

在优化中央领导机构组织架构方面。党中央增设了新的中央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先后增设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17]还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18]同时强化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职能。上述机构的设立及有关职能强化,旨在加强党中央对重点工作的领导,提高重点领域决策和行政效率,确保改革重点任务得以有力推进。

在坚持和完善重大会议决策机制方面。根据公开报道初步统计,2016年末,本届党中央共召开了6次中央全会、47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6次中纪委全会,还召开了5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4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31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其他重要会议还包括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等。

具体来看:一是坚持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度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度;二是强化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度;三是拓展了重大专项会议制度;四是拓展了领导小组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各有关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19]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有关领域工作的重要举措;五是坚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制度;六是建立国家高端智库,注重发挥“外脑”对党中央重大决策的支持作用。

强化集体外事机制和集体自律机制是新形势之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中国不仅已成为全球开放经济和国际公共事务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而且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对外阐明中国理念、主动提出中国方案,为世界注入强大中国力量,引领世界大势,彰显全球领导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主动、顺势而为,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宏大愿景,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崭新局面,引领世界迈向共赢主义时代。这表明,集体外事机制已成为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体领导机制创新发展的重要亮点。

具体来看,集体外事机制包括出国访问、出席国际多边会议和会见外国来华访问人士,既有助于领导集体更好地了解世情、把握世情,又可以让世界更直接地了解中国。

在外事工作中,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核心领袖和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国,为中国对外交往和参与国际事务谋篇布局、立题定调;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其他成员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分工协作,从多方面共同推动党中央外事布局得到落实。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客观需要,是中国的应时之选、顺势而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球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利益格局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同时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世界。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在党内和人民群众当中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也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极负面的影响,这是极其沉重的政治代价和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包括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在内的党的高级干部在各方面要自觉自律、以上率下、模范带头,以党的高级干部的模范性体现党的干部队伍整体的纯洁性,进而体现党的先进性。中央领导集体自律机制日益成为党中央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成为了集体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党中央做起、向党中央看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大亮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主要负责同志肩负起主体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做出了表率;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中央领导集体弘扬带头在前、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优良传统,有力带动了全党的廉洁作风建设。

另一方面,截至2016年末,本届党中央在党内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2部准则、20余部条例以及一系列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较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强化廉洁法规制度约束,以明确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为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人员严于律己提供清晰的边界。

在制度创新与发展中不断彰显制度优势

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核心领导与“七大机制”互补互益、相辅相成。核心的能力与领导集体其他组成人员的能力共同构成领导集体的“能力集”,两者之间的作用构成乘法关系,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核心强、班子强、集体领导制度运行良好,则领导集体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有了坚强可靠的领导。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发展,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创新性与发展性,再次印证了中国制度适应形势需要的能力和与时俱进的潜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20]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亮点,是中国政治制度独特性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制度经历了长达近七十年的不断发展和进化,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中国制度的独特性,源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渊源、独特的国情基础、独特的发展道路。其核心是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正因其独特性,中国制度具备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比较优势,[21]特别体现在国家公益性产品供给优势、社会组织化优势、统一思想优势、人民代表优势、政治协商优势、民族团结优势、改革创新优势、学习型政党优势、政治人才培养与选拔任用优势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优势十个方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22]它充分适应中国国情,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历史和人民所赋予的伟大使命,中国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将十三亿多中国人民引向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第一个百年目标必将如期实现,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设计新蓝图、开拓新途径、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必将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编辑  季节)



*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竺松,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 邓小平:《党一定要有领导核心》(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月。

[]譬如,新生的美国有华盛顿,统一并开始经济起飞的美国有林肯,统一的德国有俾斯麦,新生的苏共和苏联有列宁,新生的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毛泽东。

[]譬如,罗斯福领导美国走出大萧条、赢得二战、奠定全球霸权基础,斯大林领导苏共和苏联赢得卫国战争。

[]200211月,新华社在对新当选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报道时,首次公开将中共中央委员会明确界定为“政治家集团”,并对政治家集团人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文中写道:“党中央明确提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应当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忠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能够驾驭复杂局面,应对各种挑战,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高度团结和统一,善于治党、治国、治军,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政治家集团。”见《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庄严使命──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诞生记》,新华社北京20021114日电。

[]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后担任的“总书记”一职相当于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主要负责人仍然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同志。

[]数据来源: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201644日检索并计算。

[]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156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 邓小平:《实现四化,永不称霸》(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112页,《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9711月,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指出:“中国作为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所以要进行百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所以要实行一次又一次的伟大变革、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所以要加强民族团结、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所以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归根到底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对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101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1] 新华社北京20121115日电。

[12]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当然,我们在强调集中、强调“核心”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客观上说,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核心”,相对于领导集体其他成员具有权力优势,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力不对称性。权力的不对称性,其作用在于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但同时也有两种可能性:决策正确了,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办成好事;如果决策出现失误,集中统一领导反而会办坏事。因此,核心和整个领导集体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决策信息的对称性,来确保集体决策是科学的、充分体现集体智慧的,通过信息的对称性保证权力的不对称性在科学理性的轨道上运行,从正面而不是反面放大决策的影响。只要充分发扬民主,实现信息充分对称基础上的科学决策,就可以规避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根源即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和高度的权力不对称性相叠加的问题。

[14]邓小平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 习近平:《要“和”才能“合”》(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九日),《之江新语》,第25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8月。

[16] 习近平:《多种声音和一首乐曲》(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之江新语》,第2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8月。

[17] 三个领导小组成立时间依次为20131230,2014227日,2014315日。

[18] 2014124日成立。201611月,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而开展的试点工作也已经启动。

[19]根据中央编办对“议事协调机构”做出的解释,它是指为了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的协调机构,见中国机构编制网链接http://www.scopsr.gov.cn/zlzx/bzcs/201203/t20120326_55619.html。但该词条仅就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做了进一步说明,而未提及中共中央方面的类似信息。有研究者从归口领导体制的支持性机制和中共中央常设组织体系之外的备用性机制两个方面去理解中央领导小组的功能定位(周望:《“领导小组”如何领导?——对“中央领导小组”的一项整体性分析》,《理论与改革》,20151月),但显然,中央领导小组的职能与国务院归口的议事协调机构是有区别的,前者不仅有议事协调功能,而且更加强调在专门领域或专项工作中的领导与决策作用。因此,本文采取将中央领导小组与议事协调机构分开来表述的处理方式。

[20]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96日。

[21]比较优势原本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指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不在于衡量投入要素的经济性,而在于比较制度产出的优越性,即在国家治理上,是否取得比其他国家更好的绩效。

[2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9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