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企业先后走出国门进行投资。国企扎根境外长期运营，组建精干管理团队，主要依托当地员工，这种高度在地化的状态，需要较高的国际化管理与运营能力。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较高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广核集团铀业发展公司联合中非发展基金在纳米比亚投资建设的湖山铀矿，是探索高度国际化在地运营的先行者。

纳米比亚湖山铀矿是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现的最大铀矿，资源量约29.3万吨，位列世界第三，是目前中国在非洲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产值将达到纳米比亚当年GDP的5%左右。 

试行高度在地运营

如今在海外的中国大型中资企业的常见运营模式：一是从国内派遣成建制的大型团队，例如众多海外工程承包公司，或者石油、铜、镍等矿产开采公司；二是除了公司CEO之外，国内基本不派人，投资性质接近于财务投资，例如完成国际并购之后的企业。由于中国企业在全球多数区域都面临与当地的巨大文化差异，存在难以与当地社会与社群融合的难题，这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避这些难题和挑战。但是，如果中国企业仅仅依赖这两种模式，其海外拓展必然受到很大的局限。

运营湖山铀矿的中广核斯科公司高级副总裁蔡于胜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吸取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运作比较成功的是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生产自动化程度较高，对文化融合的要求相对没有那么强烈；但日本海外企业在工程承包、零售、金融服务等领域一直表现低迷，在全球没有形成影响力，一个关键原因是日本员工偏好扎堆，与当地人融合困难。中国企业面临与日本企业相近的文化挑战，若要不重复日本企业的老路，必须逐步解决文化融合问题，在企业运营发展过程中成为当地真正有影响力的企业。

中广核斯科公司的矿山建设与运营主要依托当地员工。一方面，中广核以往的主要领域是核电站建设与运营，2006年成立铀业公司涉足上游原料领域，最初是以贸易为主，对于建设大型铀矿缺乏充分准备。纳米比亚缺乏矿山建设的配套，而在规划时间内完成矿建，需要强大的调集资源的能力，而国内缺乏有总包能力的矿山建设工程承包商。另一方面，中广核虽然缺乏矿山建设经验，但在核电站工程建设与国际化合作方面有深厚的积累，有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有一支很强的工程管理队伍，可以组建一个较好把握EPCM模式的管理团队。湖山矿开发周期至少二三十年，如果上千名员工都由国内派遣，很难持续。何况纳米比亚政府要求我方承诺运营部门本国员工的比例不能低于95%，即使矿建阶段主要依靠中国工人，运营阶段仍然需要以当地人为主。

于是公司决定从矿山建设阶段便主要使用本地工人，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出一支有国际化管理能力的队伍，采用国际大型工程常用的EPCM模式（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Management，设计采购与施工管理）建设矿山，委托一家工程承包商负责矿山的设计、采购、施工与调试，通过承包商确定分包项目的承包商；但矿山建设总责任和风险最终由业主承担，因此业主需要管控工程建设进程。

2012年中广核完成湖山矿的收购，2016年底产出第一桶铀，湖山矿已顺利地基本完成矿建，将在2017年年底宣布正式投产。这是迄今世界上设施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铀矿，年开采剥离量1.4亿吨，年处理矿石1500万吨，设计年产量6000吨U308，总产量可满足2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近40年的铀需求。

目前斯科公司1500余员工中，中方员工仅有40余人；在矿建阶段，现场的工人最高峰达到5000余人，而斯科公司的中方员工最高时仅有70余人，包括20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加上承包商雇用的中国工人，中方人员最多时也不超过600人。这一精干的中方团队长期超负荷工作，在荒芜的戈壁上建起了一座世界级的矿山，以较快的速度成功地实现了中广核的一次自我突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的一个重要成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017年8月视察湖山矿时指出，在“走出去”方面，中广核是靠得住的企业。 

战略资源全球开发的重要突破

湖山铀矿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发利用战略资源的一次重要突破。矿山的收购进程不无波折，最终于2012年顺利完成。当时中国国企在海外收购战略资源的努力屡屡受挫，湖山铀矿的成功并购，提示海外资源并购可以有更为多元的选择与更为广阔的视野。

中广核在铀资源领域是后来者。过去中广核在核原料价格谈判时经常陷入被动局面。一直以来，中国的天然铀对外依存度长期在75%以上，需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如果中广核能够扭转中国在核原材料供应方面的弱势，成为核原料领域的生力军，有利于改变中国在这一战略性资源领域的相对弱势地位。

国际核原料市场的格局比较清晰，全球铀资源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与非洲多个国家，基本被一些国际大公司所控制。中广核铀业公司认为，要获取新机会，不能只将眼光放在高品位矿，也需要注意中低品位矿区的动态。在起步阶段，中广核铀业公司曾在哈萨克斯坦参与收购了一个高品位铀矿项目少量股份，在澳大利亚收购铀矿勘查上市公司EME。2009年底，中广核铀业投入力量跟踪研究和调查湖山矿探矿，成立了项目组。2010年11月，中广核在南非开设办事处，中广核集团领导与纳米比亚首任总统努乔马会见，表达了对湖山矿的兴趣。1990年纳米比亚从南非独立，在纳米比亚寻求独立的进程中，中国给予坚定支持，与纳米比亚开国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努乔马对中广核的投资愿望表示支持。

湖山矿品位较低，经济性差，纳米比亚当地缺乏相关配套设施。但露天矿的规模很大，开采难度较小，冶炼成本较低，场地开阔，建矿条件优越。从国家储备战略性资源的角度考虑，这是一次重要机会，应当抓住机遇。

中广核铀业湖山矿项目组在纳米比亚、南非、澳大利亚、英国等地频繁奔波，摸清了收购湖山矿的适宜路径。若整体收购在伦敦与悉尼两地上市的Extract公司，首先需要收购持有42%股权的大股东英国公司Kalahari，由此触发在公开市场上对Extract公司的收购。湖山矿项目组以务实的工作获得了Extract公司董事会的支持，后来在澳大利亚与英国对Extract公司的收购都是由其董事会推荐的。在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的支持下，中广核铀业与纳米比亚政府达成协议，由纳米比亚国家矿业公司持有10%股份，不仅完全获得了纳米比亚对收购的支持，也夯实了未来合作的基础。

2011年3月初，中广核铀业与中非基金联合发起对Extract公司的收购要约。不料刚过数日，日本东北部海域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事件发生，对国际核电与核原料市场造成巨大震荡，收购价格因此需要重新协商，按照英国证券市场制度，收购行动由此中止一年。一年后，在全球核电建设与核原料市场的低迷氛围中，中广核铀业以稍低的价格完成了对Extract公司的收购。善于在与中国有较好政治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发现机会，了解湖山矿项目价值之后果断出手，及时组织力量开展系统性的准备工作以切实抓住机会，是圆满完成湖山矿收购的基本经验。

经此一役，中广核铀业从全球核原料领域的新兵一举成为重要参与者，也为对外依存度颇高的国家核原料打造了一颗“定心丸”。 

以工程建设的跨国合作经验开拓湖山矿

完成收购，接管Kalahari及Extract公司，重构斯科公司只是走出了奠基性的一步。利用国际常用的水冶技术建好湖山矿，是更为艰巨的挑战。纳米比亚工业配套资源贫乏，技术人才短缺，这更需要工程建设团队拥有在纳米比亚及周边地区乃至全球调集资源的能力。

自主建设水冶厂

最初，运营罗辛矿的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曾提出一个合建方案，即斯科公司不必建设自己的水冶厂，只需建造一条传输带，将湖山矿的矿石传输到距离不远的罗辛矿的水冶厂。力拓判断中广核铀业没有五六年时间不可能建好水冶厂，不得不需要力拓的参与，故而将罗辛矿的老旧水冶厂做了很高的估值。中广核及铀业公司决策层拒绝了与力拓合资合建的方案，坚定自主建设水冶厂的信心，在组建斯科公司管理团队时就加强了工程建设管理人才的配备，任命中广核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曾负责大亚湾核电站岭澳二期项目的郑克平及铀业公司总工程师彭新建担纲筹建工作。

尽管存在种种条件局限，但中广核、铀业及斯科公司团队仍然有底气，原因是中广核积累了丰富的通过跨国合作建设大型工程的经验，中广核在大型工程建设国际合作方面曾走过两个阶段。一是外方全面主导的阶段。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时期，工程管理以法国电力公司为主，建筑安装施工以外国承包商为主，99%的设备进口。当时中方做外方的副手，虚心向外方学习，同时紧锣密鼓地按国际标准培养人才。1989、1990年，中广核相继选拔三批骨干出国培训，110人学成归来，现在已经成长为中广核的中流砥柱，斯科公司CEO郑克平便是其中之一。二是中方主导、招募外方承包商的阶段，1995年启动大亚湾核电站第二期（即岭澳核电站）建设，中方已经能够作为一把手管理整个工程建设，包括建筑安装、设备调试、生产准备和生产运营完全自主化，外国专家仅做工程顾问，部分工程分包给国外公司。在乙方实力不够的情况下，自身有能力、有信心通过选择合适的国外承包商，并加以己方的工程监管，把难度较大的工程建设好。国际流行而在国内工程建设中较少使用的EPCM模式反而能够为斯科公司所驾驭。2012年11月8日，斯科公司与南非的AMEC公司与Tenova Bateman公司联合组成的HPJV，签署了湖山项目EPCM合同。

在学习中主导工程建设，在主导工程建设中学习

斯科公司承继了中广核主导工程建设跨国合作方面的经验，一方面作为业主主导工程建设，另一方面工程建设主要委托承包商HPJV组织开展,既充分信任承包商HPJV，又积极介入工程管理，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和培养队伍，还招募了一些已有水冶厂建设经验的中方员工参与主导工程。公司没有聘请国际经理人，但也不是所有管理层都是中国人，斯科公司聘请了南非公司GTI做工程建设的顾问公司，牵头组建自己的工程管理团队，由顾问公司派人担任正职，中方人员担任副职，向外方学习。通过组建这种架构，斯科公司在学习过程中主导工程建设，在主导工程建设过程中学习。

 第一，斯科公司积极介入HPJV的设计、采购和施工管理诸流程，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想方设法改善与承包商的沟通与合作。

斯科公司在主要的流程环节都安排了中方员工担任副职或员工，在跟进学习、承担岗位工作的同时，向公司领导及时收集和汇报进度信息。最初HPJV对中方人员颇有芥蒂，认为是派来监视他们的，他们更想自行其是。但公司领导明确告知HPJV，中方员工是业主方代表，中国的央企对资金使用有一套准则和标准，不能只按照当地的习惯做，需要大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围绕工程设计、采购对象和数量、工程进度等等方面，中方员工与承包商之间经常发生分歧与激烈争执。在磨合过程中，双方逐渐制定和完善了商讨、决策与执行的程序。施工现场的争执在白热化阶段，中方团队与HPJV之间安排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文化融合会议”，双方代表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增强相互了解，平心静气商量、齐心协力推进工程建设。这次会议后，双方的沟通水平迅速提升。一年之后，中方员工与外方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基本比较顺畅。

第二，将湖山矿建设作为人才培养的练兵场，让一些有经验的中方员工在关键岗位上挑重担，并放手训练大量“新兵”。

HPJV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在全球积累了设备采购与人才招聘的网络，他们的骨干人员都是根据项目需要从全球市场招聘的，这些工程师的专业水平并非无可挑剔，尤其是对于成本控制未必有责任心。在社会招聘之外，斯科公司就从中广核工程公司调来了20余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让他们与顾问公司GTI的人员一起组成工程管理团队，监督工程建设。这些有经验的技术骨干在不少方面能够提出比外方专家更好的解决方案。斯科公司把其中部分人员放到了关键的岗位上，让他们把自己的优秀经验介绍给外方人员，与HPJV人员和GTI团队相互配合和切磋，维护业主利益。在斯科的工程管理团队中，GTI的人员逐渐离开，但有经验的中方员工能够迅速顶上，后来工程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亦由中方员工担任。

斯科公司在收购完成之后，即到多个重点高校招募了20名左右刚毕业的硕士生乃至本科生，经过半年培训之后，便将他们“扔”到一线，跟着HPJV这批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工程师们学习。经过三四年的锻炼，这批“学生兵”从跟着看，到帮助查资料和做会议纪要，再到承担一些小项目，成长非常快，其中部分人已经开始能够独当一面。

第三，“抱团出海”，积极推荐中资工程建设公司承担分包项目，以弥补外方承包商在部分项目上的短板；积极推动将国内的设备产品引入湖山矿，帮助这些国内产品提升国际市场的知名度。

尽管HPJV骨干人员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但其选择的项目承包商多聘用当地工人，不少当地工人的技术训练水平和工作效率较低，一些项目出现了工期延误。不少分项目是中资工程建设企业擅长的，但HPJV对它们缺乏了解，有时会简单拒绝。斯科公司在尊重HPJV的同时，积极推荐中资工程建设企业承包分项目，或强势要求HPJV引入有资质的中资工程公司。中建总（中建二局）、中电建集团（中水）、中核建集团（二三公司）、中冶科工（恩菲及19冶）等央企承担了部分重要的施工项目。尤其在一些工期很紧、技术难度较大的项目上，中资工程公司不分昼夜，高质量完成任务，为湖山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HPJV和斯科公司的外方经理对于国际著名公司的产品更为信任，对中国产品缺乏了解，中方管理层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尽可能多地在湖山矿使用国内设备。目前国内装备企业在大型采矿设备上的技术水平与国际领先企业仍有差距，例如，斯科采购的重型卡车（载重300吨以上）主要是日本小松的产品，国内多数供应商没有能力提供类似产品，后来，斯科了解到位于包头的北方重型汽车公司，曾与世界著名工程机械制造商特里克斯合资，拥有相关技术，便积极推动北方重汽研发的重型卡车登陆湖山矿。北方重汽很珍惜这一难得机会，派遣专人到湖山矿现场做“保姆式服务”，克服了外方驾驶员对系统不熟悉等困难，保持了较高的可动率，赢得了后续的订单。又如，湖山采矿生产的爆破服务一直由北方爆破和奥信联合体提供。

斯科公司与HPJV及众多承包商团结合作，克服了施工中层出不穷的困难，在2016年年底基本完成矿山建设及调试，顺利产出第一桶铀，打破了力拓公司对斯科公司矿建速度的预期。充分利用中广核集团已有优势，创造性利用EPCM模式，发掘和整合南部非洲的优势国际化资源，对承包商既信任又严格监督和积极介入工程建设，大胆培育自己的国际化团队，精心挑选和推荐优质的国内工程承包商与设备产品，都是湖山矿能够以较快速度、较高质量顺利建成的关键所在。 

建设国际一流的数字化铀矿山

中广核集团耕耘湖山矿时虽然缺少矿山建设的经验与人才储备，不过，中广核在核电领域的优秀表现与经验积累，给矿山建设带来了差异化经验与诸多创新。斯科公司秉持中广核对工程坚持高标准高技术水平、要求“一次把事情做好”的传统，将核电站工程的基因植入湖山矿，赋予湖山矿有别于传统矿山的新面貌，使其建设质量与技术含量居于世界前列。

由于铀矿品位的预估不可能很精确，铀矿开采、冶炼计划和实际情况往往有差别，所以铀矿山建设和核电站的建设运营有较大差异。中广核集团在将斯科公司纳入整个集团体系进行管理和考核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发生核电站文化与铀矿山文化之间的碰撞。核电站文化对于湖山矿建设与运营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发生的。

第一，中广核在全球核电俱乐部的一些年度竞赛中常常处于前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们对湖山矿建设有重要启发。斯科公司CEO郑克平带领团队将中广核的管理经验与当地经验相结合，在工程进度控制、管理流程与投资控制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制度。

中广核在流程管理上的关键特点是程序清晰有章法，提出了“四个凡事”的要求，即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凡事有据可查。对工作记录与会议纪要有明确严格规定，要求所有中方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写作各种信息汇报与纪要，以此作为在线监督的重要方式。

例如，湖山矿在流程管理方面一个颇为特殊的地方是移植核电站管理模式，将供应链管理从财务部门独立出来，要求水冶厂、采矿、维修等部门在采购相关设备时，必须对购买理由有清晰的陈述，并建立了规范的审批流程。

通过严格执行招投标流程和成本控制措施，严格执行变更控制决策流程，斯科公司在投资控制方面成绩显著。与中广核集团批复的22.03亿美元的矿建总概算相比，矿建成本节省约5500万美元。

第二，中广核斯科公司在委托HPJV设计与采购时，要求选取在国际上较为领先的设备，湖山矿的设计和设备选型都是世界领先水平，水冶厂的自动化水平非常高，控制系统也是世界顶级的，其中央控制室颇有些核电站控制室的模样。目前，在铀业公司北京总部与中广核深圳总部都能随时在线观看湖山矿现场的实时监控录像，为以后的全球远程监控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

以硬件建设为基础，斯科公司已完成“数字化矿山”的基础准备工作，企业管理系统、采矿生产系统、水冶生产系统已基本搭建起来，实现了基础信息数据化、生产过程自动化、部分系统间的集成以及数据展示。通过SAP项目的实施，实现了人、财、物的有效管理，同时提供采矿和水冶业务过程中的设备维修、生产计划管理、安健环管理等业务的支持。

湖山矿建设的高标准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厂区建设上，斯科公司要求HPJV按最高标准来建设水冶厂区。例如，不少区域如试剂区都采用水泥地板；要求厂区路灯在晚上能照亮每个地方，不能有死角，以保证员工夜间行走的安全；到2018年，矿山现场将更为整洁漂亮。相对而言，附近其他矿没有多少灯，也没有什么水泥地。斯科公司投资修建的从纳米比亚B2公路到水冶厂距离21公里的公路，质量在纳米比亚位居前列。

第三，铀矿山的安全管理要求虽然不及核电站，但湖山矿对矿山建设与运营安全的重视水平在同行业中较为少见。湖山矿从破土动工至今，实现了零死亡、零重伤的目标，总体安全绩效优于大部分纳米比亚矿业企业。

作为中广核的首矿，湖山矿为落实安全至上的基本准则，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主要有：一是重视消防，水冶厂和库房里每隔几米一个喷头；二是每次爆破，人员和设备撤离的范围都比行业标准更高一点；三是为减少粉尘，每班次不间断地洒水，用除尘剂在矿坑地表的主要运输道路上铺了一层自动硬化的药层；四是采取多种措施，确保矿坑边坡的稳定。

中广核核电站的运营一直面临社会公众环保诉求的强大压力，所以对环保方面有自觉的高要求，严格遵守纳米比亚的相关法规。旅游业在纳米比亚占有较高权重，这里向来重视环境保护。湖山矿区位于诺克卢福国家公园（Namib Naukluft National Park）内，环保要求更高。2013年湖山矿动工之际，斯科公司即推出了长达180多页的《环境管理大纲》。斯科公司建立了空气检测及矿区周边粉尘监控体系；以高密度防渗透材料建设尾矿坝，严防对地下水的渗透，每月监测地下水位与地下水质；确立严格的垃圾分类处理规范，合理处理放射性废物；投资建设一个合乎环评标准的焚烧炉，这也是纳米比亚第二个焚烧炉。

斯科公司在流程管理、安全管理与环境保护等方面较多地学习了核电站管理的经验，从而使湖山矿轻松地达到了多种公认的矿业国际标准。2017年5月，经英国劳氏质量认证公司的认证，斯科公司获得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1）整合的“三标一体”认证证书。这是纳米比亚矿业公司第一次在项目投产时即取得“三标一体”认证证书。湖山矿的高技术水平和高标准，确立了中广核斯科在纳米比亚乃至非洲矿业的口碑，大大增强了本地员工对公司的信任感、认同感与自豪感。

扎根纳米比亚，建构新型企业文化

湖山矿水冶厂历时3年8个月基本建成并投入试运营，意味着中广核斯科公司取得了长期扎根纳米比亚的“开门红”。世界一流的工程质量与技术水准，赢得了纳米比亚政府与业界的交口赞誉，湖山矿成为纳米比亚对外交流的一张重要名片，被称为中非合作与中纳合作的旗舰项目。纳米比亚现任总统根哥布2015年3月携赞比亚总统伦古访问湖山矿现场，留言说，“斯科公司在如此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年3月，他又携马里总统前来访问，再次留言，“感谢湖山，你们的巨额投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湖山路化天堑为通途，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纳米比亚为有你们这样的珍贵伙伴感到骄傲。”

建好湖山矿，是中广核斯科公司扎根纳米比亚的基石。在这一基础之上，逐渐实现生产系统的良好运营，是斯科公司面临的核心课题。公司的考核内容从能否按工期完成建设任务，转变为能否实现生产系统较高的可动率，能否逐渐减少因部分环节问题导致整个系统“停摆”的时长。在生产运营阶段，不再有承包商帮助统揽核心事务，管理团队必须有效整合国际员工（包括中方员工）与本地员工，发掘来自不同文化的员工的创造性潜力，形成有效率地沟通和工作的企业氛围。

能否培育当地员工对于公司及其文化的认同，将深刻影响公司扎根纳米比亚社会的进程。但公司文化是要在矿山建设与生产运营的过程中，结合中广核及铀业公司已有企业文化去逐渐塑造。这是一种新的文化，它既不是仍然带着西方殖民时期烙印的西方企业文化，也不是当地企业文化，而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过程中的一种文化创造。从一开始，中广核斯科便致力于探索与纳米比亚相契合、促进文化融合的新企业文化。为加强领导，斯科公司中方员工建立了海外党委，坚持利用休息时间召开周会，通过组织化的学习与研讨，探索更有效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造的路径。

第一，大力培训当地员工，既促进纳米比亚就业，更为当地培养更多技术人才。湖山矿对纳米比亚就业的带动效应比较显著。矿建阶段，高峰时期各个承包商及斯科公司聘用的本地工人超过五千人。截止2017年6月，斯科拥有员工1535人，其中纳米比亚籍员工1460人，占比超过95%。

中广核斯科大量投入，发展公司培训体系，对社会及学校教育体系给予各种形式的支持，帮助弥补纳米比亚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由于当地教育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技术熟练工人较少，新招募的员工超过半数为新手。很多新员工电脑操作还没有入门，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讲授。公司的优质职业培训，对于基层青年的人生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湖山矿的自动化水平高，数字化矿山基本成形，生产设备相对便于员工操作，也对操作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除了人事部门组织的培训之外，中广核斯科的采矿部门和水冶厂都投入数百万美元，聘请美国著名培训公司，建立培训流程，建构常设的、严格的内训体系。采矿部门的操作员需要经历半年的上岗培训。水冶厂聘请培训公司，利用自身的生产数据创建了非洲少见的在线培训系统。上岗培训之后，采矿部门和水冶厂继续利用内训系统对老员工进行多岗位培训，培养多方面技能。

第二，在企业内对不同族群的本地员工一视同仁，致力于形成平等合作、和谐相处的工作关系，在公司内部建构多元文化融洽相处的新文化。

纳米比亚的贫富差距较大，白人族群与黑人及有色族群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明显，但不同部族之间的矛盾较小，国家治理结构比较完整，算得上“非典型的非洲国家”。纳米比亚曾长期是德国、英国的殖民地，也曾为南非托管，纳米比亚黑人对南非白人颇有旧怨。

中广核斯科公司重视员工的平等相处，在工作中对当地不同族群的员工一视同仁，同工同酬。一些走上管理岗位、曾在其他矿业企业工作过的黑人员工说，在一些企业常见的情况是，即使工作表现好，黑人员工一般很难有机会担任管理职务，工资待遇也相对较低。斯科公司副总裁、人事总监Percy来自纳米比亚所称的“前弱势群体”（PDN，Previous Disadvantage Namibian）中的混血族群，他认为斯科公司对PDN权益的保护和重视走在纳米比亚矿业公司的前列。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在湖山矿视察时，工人们在工地现场围着总统聊天，总统说，这个营地跟首都的宾馆是一个标准，我们要珍惜这个工作条件，争取公司好了之后，自己和家庭都好。

第三，斯科公司要求中方员工克服语言文化的障碍，不断提升交流沟通能力，在与外方同事一起工作存在意见分歧时重视吸收长处和耐心说服，高绩效文化的培育需要建立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

斯科公司相当部分生产管理岗位由当地员工承担。一起工作时，中方员工对于生产方案和策略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对外方同事（包括管理人员）直接下指令，必须想办法说服外方同事。纳米比亚的工会力量一直较强，外方基层员工有自己的工作经验或方式，往往会倾向于坚持己见，如果经理的建议不符合自己的经验，往往不听经理的，有时还会到公司领导那里拍桌子吵架。对于这些情况，需要耐心的沟通和说服，这种沟通工作会比较费劲，但必须去努力。

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本地员工的工作习惯逐渐发生改变。中方员工除经营岗位的工作之外，还承担与大股东沟通、在线监督、风险管控等职能，经常加班，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本地员工的工作文化受西欧文化影响很深，习惯于到点下班回家，不给加班费从不加班，开始对中方员工没日没夜干活很不理解。随着了解加深，一些本地员工为了按时完成工作，逐渐开始自愿加班。更为重要的变化是，本地员工在工作中越来越主动，自主性越来越强。以往本地员工习惯于只承担明确规定的份内工作，不做其他有需要的相关工作，习惯于做所谓“福特生产方式”之下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中国的国有企业强调企业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在生产团队中团结协作，每个人都了解协作部门的工作，也能承担多个岗位的工作。这种以往被称为“鞍钢宪法”、现在称为“丰田生产方式”或“后福特主义”的工作习惯，在多数中国民企同样流行，中国企业的员工习惯于做多面手，对灵活分担其他岗位同事的工作、相互帮忙和协作习以为常。斯科公司的中方员工同样如此。本地员工刚开始对此颇为惊讶，后来逐渐意识到这种做法的优势，理解了公司描述岗位职责时提出的“承担其他必要的工作”的具体含义和必要性，开始乐意与同事协作，承担相关的工作。

斯科公司每年组织20位外方员工到中广核集团深圳总部和北京等地学习和考察，对于提升外方员工对斯科公司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员工亲眼见到中国速度，见到北京、深圳等大型城市的发展水平，体验大亚湾等核电站的管理运营，都感觉很震撼。对中国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有了基本了解之后，他们对公司的发展更有信心，对公司文化有更深的理解。

第四，与工会积极协作，与多家工会建立良好关系，妥善处理罢工事件。注意关心本地员工，将中国国企的一些关心职工的方法引入斯科公司。

纳米比亚工会非常活跃，有较强的话语权。斯科公司意识到其中的机遇，即工会组织是有效回应和处理员工诉求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斯科公司聘请的人事总监有着与工会有关的长期工作经验。2012年，斯科与纳米比亚金属建筑工会（MANWU，承包商的工会）就矿建项目的劳资关系签订了协议。2014年，与矿业工人工会（NUN，生产工人的工会）签订协议，并建立协商的工作机制和原则。邀请BRC在斯科公司成立工会分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周都会开会，公司与该工会每月有一次沟通。从开工至今，斯科公司遭遇了四次罢工事件，其中包括针对承包商的罢工。这些事件都得到了快速的回应和处理，在纳米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之外，与工会的良好沟通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斯科公司引入了国企关心职工生活的一些做法，例如对一些遭遇变故或需要帮助的员工及其家庭给予抚恤。一位平时表现较好的黑人员工因追赶入室抢劫的凶手而惨遭枪杀，斯科公司高层决定，在保险公司赔付之外，公司对遇难者家庭有所抚恤。外方管理人员担心此例一开会引发相似诉求，中方管理层通过解释打消了这一顾虑。这一举动也感动了遇难者的同事们。

第五，为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差距的缩小做出贡献，争取在当地社群形成良好口碑，赢得当地社会的尊重。

短短五年时间，湖山矿的建设以及众多承包商的进入，给斯瓦克普蒙德的城市空间带来了重要的变化。2012年该市的黑人聚居区只有两三千人的规模，到2017年，那里已经形成了数万人的大社区。获得工作机会的黑人员工走向城市开始新的生活。

斯科公司对黑人聚居区的发展做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每年给黑人聚居区的培训中心捐助六万纳币，资助社区中的小学与暑期学校，资助妇女开垦蔬菜园，为社区派出所捐助一些设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及筹划将湖山矿现场的部分营地简易房屋捐给社区等等。斯科公司设立了专门基金，在多种方式支持黑人聚居区建设之外，也参与资助残疾人扶助机构、运动队、各种赈灾活动、环保运动等等。

纳米比亚政府重视采取措施缩小社会差距，斯瓦克普蒙德和附近的鲸湾市投资兴建了大量的经济适用房。斯科公司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黑人员工有能力申请购买。目前，沿海岸的社区几乎所有的住宅都是白人的。假以时日，在海边兴建的社区中，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黑人中产阶级住户。斯科公司等企业的兴起，正在逐渐推动纳米比亚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

新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拓进，非洲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兴趣日益浓厚，众多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也颇为快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持续关注。西方媒体上最为常见的叙述模式，是给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打上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标签。剑桥大学学者艾玛·莫斯利对英国6家主要报纸在2000-2007年间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报道做了文本收集和研究，发现媒体在系统建构三种形象：非洲的羸弱、中国人的无情残忍与西方的托管人责任感。[1] 其中，西方媒体热衷于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喜欢大量雇佣中国人，不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非洲时重复了这一说法。[2]

湖山矿作为中国目前在非洲投资额最大的项目，自然也引起了西方舆论带有偏见的报道，《纽约时报》2017年5月刊载了题为“中国式新殖民主义？”，关于中纳经济关系的系列报道，其中第三篇《“奇迹”矿场》写的即是湖山矿。系列报道中仍然延续旧有论调，“它们也让经济背上了债务，并且对降低该国接近30%的失业率几乎没起到作用”[3]，对湖山矿95%以上的员工都是纳米比亚人这一重要事实视而不见，对湖山矿项目凝结和呈现的中纳经济政治友谊的诸种关键特征，更是没有兴趣和没有能力去分析和认识。斯科公司党委书记、高级副总裁彭新建指出，当前国际政治生态比较复杂，西方舆论与部分非洲舆论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带有偏见，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公司党委的一个重要工作即是教育员工重视与外方同事和谐相处，在涉及族群关系、宗教信仰等敏感问题时要谨慎小心，公司也重视多方面发展在当地的社群关系，严格遵守当地法规。在他看来，湖山矿项目不仅不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而且要探索一种更好地依托当地员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的新型企业文化和跨国经济关系。

中广核斯科在湖山矿的建设，目前正处于运营爬坡阶段。中广核斯科在国际化在地运营、建构良好在地社群关系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中国在非洲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出现湖山矿项目这样的探索与突破，将是回应“新殖民主义”之类偏见和攻击的最好方式。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网络民生舆情的持续爆发凸显了信息供给的失衡。非主流渠道的解读，商业力量的介入构成了民生信息供给的主要特征。而媒体-大众的话语分裂、阶层立场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舆情的分裂。本文认为，权利诉求、阶层冲突、情感挫折和政治认同，是网络民生舆情中典型的叙事特征。针对网络舆情暴露的社会情绪和治理问题。要从信源的多样性、平台的公共性和民意的代表性三个方面开展应对和治理。

关键词：话语分裂  阶层冲突 社会挫败感民意渠道

民生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内容，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2016年以来，民生领域持续出现网络阅读量上千万的舆论爆点，引发了网民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经济政策、城市治理规划、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等各项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对提高群众获得感至关重要。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收入分配引发全面性的、跨阶层的社会焦虑呈现上升趋势，并直接通过民生舆情得到外化体现。 

四类常见的民生舆情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民意调查，2017年受访者最关切的民生领域是：医疗(59.3%)、环保(55.8%)、教育(52.8%)，此外是养老(49.8%)、住房(45.1%)、就业(42%)、食品安全(43.7%)、消费(25.1%)、网络信息安全(22.4%)、扶贫(20.9%)和旅游(15.4%)等[1]。从议题的关注点和涉及主体来看，2017年以来的热点民生舆情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国家经济民生政策。全球经济的普遍低迷加剧了民众对利益分配的社会焦虑；而我国现存的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民众高度关注国家经济政策对自身的影响，迫切期待国家在再分配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以弥合收入鸿沟。正因如此，2017年“两会”以来，楼市调控、个税改革、教育公平、精准扶贫、医疗卫生改革、环境治理、网络提速降费和打击通信诈骗、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整顿旅游市场等经济民生政策，都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大量讨论；而设立雄安新区也因其政策的重大性在4月份引发舆论高潮。

二是城市居民生活议题。这类议题往往由个体的负面经历引发，并转向对城市治理、社会保障的争论。这类舆情中，既有关系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用的议题，如北京整治"拆墙打洞"、女孩怒斥北京医院票贩子、北京文科状元感叹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以考上好大学、海底捞火锅爆出食品卫生问题、北京雾霾与“某某蓝”等；也有呈现城市化“乡愁”、城市内部发展失衡问题的舆论，《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知乎专栏《分裂的北京城》、《<人民的名义>暗藏房地产内幕》等网络热文均是这类议题的体现。

三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对三类人群的关注构成了这类民生舆情：首先是城市打工群体的经历与感受。其中描述城市保姆生活的网文《我是范雨素》在学术群体、工薪阶层、打工人群中广泛传播，阅读量超过1000万次，并被英国媒体BBC译成英文播报。其次是对农村社会现状的关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和《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网络热议等成为涉农舆情的悲情写照。后者作为阶层优越和农村想象的典型文本，将中国农村称为“一个光鲜时代的暗面”，在几小时内阅读量突破10万，并引发了大量争论。再次是高校贫困生群体。从2016年以来，电信诈骗引发贫困生徐玉玉死亡、高校贫困生是否应该穿耐克鞋、校园裸照借贷、高校农村招生比例等议题引发了网络舆论大量关注，这其中的高校资助体系、贫困生的人文关怀问题凸显了高校扶贫工作的重要性。

四是与新兴经济发展相关的民生议题。这类舆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与互联网新兴经济现象有关的民生议题，如网约车治理、网络订餐送餐员的个人权利、网络借贷、网络传销等问题。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形式带动了大量就业，也滋生了大量负外部性的经济行为，这类负面舆情的爆发凸显了新兴经济治理的困境。网络借贷、网络传销等通常容易吸引无固定就业的低收入群体（如待业群体、高校学生等）等上当受骗，扰乱经济秩序并破坏社会伦理道德，因而成为网民愤怒的对象。另一类则是与旅游、境外安全等相关的舆情。云南游客被打、中国游客境外旅游等舆情随居民出行旅游的增加而出现，也暴露出旅游业管理混乱和滞后的现状。 

民生舆情的传播特征和叙事特征

民生议题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相关舆论的极化趋势更为突出，而新闻信息源的选择也体现出网民对不同媒体的使用和信任偏好。

民生舆情的传播特征

总体来看，网络民生舆情的传播过程和传播主体体现出非主流、区隔化、对立性和复杂性的四重特征：

1.非主流渠道解读国家经济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民众了解国家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通过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的解读和网络转发，而非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这在新闻第一落点的传播中尤为明显。仅2017年8月，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近1.7万篇房价政策解读文章，阅读量近5500万次，其中阅读量10万次以上的文章不乏“房价还要涨，能买赶紧买”的言论。传统主流媒体政策解读作用的弱化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密切相关。“社交化”趋势使传统新闻机构失去了直接面向市场分销产品的独占权力，因而不得不在渠道和新闻形态上让位于社交媒体。不仅如此，传统主流媒体的编辑难以在碎片化传播中构筑一套意义系统和公共议程，因而在议程主导权争夺中也陷入被动。[2] 这种被动不只中国媒体如此。根据Sharon Mreza对一年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超过4万条报道以及推特平台超过140万条推特的研究，大多数推特网民对两家主流媒体的关注十分有限，而推特上的讨论内容却对两家报纸的议程产生了深刻影响。[3] 大众讨论什么已经由社交媒体所决定，这使得“主流”一词的界定遭遇现实挑战，“官方政策-主流媒体-大众”的传播链条产生了断裂。而网络上良莠不齐的解读水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解读风格，则可能直接影响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准确判断和信心。

2.媒体-大众的话语分裂和沟通区隔

尽管民生舆情能够在短时间内跨阶层大量传播，但这不意味着精英群体和大众在经济民生领域能够分享共识。现实中，双方有明显的话语分歧和沟通鸿沟。根据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新京报》《羊城晚报》《21世纪经济报道》《安徽日报》等省委机关报、城市报等在内的122家报纸的分析，2013年5月19日至2017年9月9日，这122家报纸共刊发了66005条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报道。报道的内容以政策倡导和扶贫成果为主，其中报道“大数据”精准扶贫的有4967条，“金融扶贫”的有15391条，报道新闻媒体扶贫采访活动的有200条，而关于扶贫作假、贫困认定标准一刀切、精准扶贫演变为“精准填表”等基层群众感同身受的执行问题，相关报道仅不到100条。[4] 在互联网平台上，“精准扶贫”的传播内容则几乎全部由传统媒体的网络账号贡献，普通网民在相关议题中转发、讨论的数量十分有限，使这一议题在媒体平台上成为“自说自话”。而不论在何种平台，由于缺乏传播资源，农民这一精准扶贫主体对象的参与感十分微弱。因此，主流媒体的政策叙事、网民的话语体系与扶贫对象的生活体验之间形成了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是，大众媒体的讨论无法反映基层群众对政策的现实期待，而普通民众改善自身处境的期待也难以进入到国家政策制定和治理的议程中。

3.传播立场差异与民生舆情“剪刀差”

民生舆情的传播中，不同传播主体的心态高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期待在初次分配中成为既得利益者，而低收入群体则希望社会再分配更多彰显公平。中等收入群体占有大量的主流媒体资源并善于调用社交媒体进行议程设置，他们试图通过舆论调度和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现有利益。因此，在高考招生名额、毒跑道问题、PX项目等城市规划问题上，他们通过鲜明、激进的集体行动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舆论调度中有着明确的利益导向，各方对事件处置的诉求往往不能兼顾其他阶层的利益。而低收入群体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地位最低、获得红利最少、话语权最小，他们希望能够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更加民主和普惠的社会变革，这与部分精英阶层希望保持现有利益格局的愿望形成了对立。而这种基于利己主义的“话语站位”容易形成舆论对立，并给政府部门带来巨大的应对压力。政府在重大舆情事件面前常常陷于危机公关和调停角色中，以致削弱了自身政策制定的审慎性、决断性和有效性。此外，在互联网民生舆论中，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主导力量，而农民或城市打工人群的舆论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一失衡造成了实际民生需要和网络民生舆情之间的“剪刀差”现象。在《我是范雨素》一文的传播中，传播量最大的区域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关注十分有限。

4.商业力量改变信息供应结构

经济民生领域有着强大的眼球吸引力，容易产生传播效应，因而成为商业营销团队炒作的主要对象。国家经济政策出台之后，大量公众号、微博账号，通过耸人听闻的解读赚取眼球，以便实现自身的商业目的。设立雄安新区不到一周的时间，网络上就出现了房主跳楼、购车摇号、央企迁址名单、拆迁安排等大量谣言，试图借政策热点提高自身的关注度。其次，社会服务的替代性趋势不断加剧。大型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公共服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供给角色，医疗、家政、消费、社团等各项活动都能够通过超级APP实现。信息供应结构的替代性转变强化了平台在民生议题中的话语权，增加了信息垄断的风险。百度魏则西事件引发的医疗广告竞价排名争议，小猿搜题与百度作业帮两大青少年教育平台争端暴露出的教育信息问题，网络电商平台的假冒伪劣问题等，均引发了网民对网络平台恶性竞争和信息垄断的质疑。

民生舆情的叙事特征

权利诉求、阶层冲突、情感挫折和政治认同，是民生舆情中典型的叙事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民生舆情既能够实现跨阶层的舆论调度，又能够激发不同社会群体内部的情感共鸣。

1.城市生活的权利诉求和阶层冲突

权利诉求往往基于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进行话语建构，要求公共服务部门提高城市关怀、社会服务，改进城市规划。在《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一文中，交通拥堵、雾霾、高房价成为北京的关键标签，在互联网平台上被大量转发。尽管高房价、教育、环保、食品安全、市政建设等问题在全球治理中有其普遍性，但是与“首都”这一关键词眼的结合，使这类议题与复杂的政治指向实现了勾连。第二种诉求是利益诉求，这种诉求集中体现在城乡、城市居民内部，以及民众与城市治理规划之间的矛盾，在具体舆情中以平等主义的面貌呈现。在近期北京整治“拆墙打洞”的行动中，高档、中档等不同小区业主的冲突不断升级；杭州保姆纵火案的网络舆论更是分裂为“挺保姆”“挺业主”两派言论；知乎专栏《分裂的北京城》通过分析北京不同区县、城区与郊区之间在基础设施、生活环境上的差异，建构了一个秩序分明、等级严格的金字塔城市形象。网络舆情诉诸平等主义，集中凸显了城市发展中严峻的城乡差距和阶层分化。

2.社会挫折感的集体带入

普遍的社会挫折感是引发民生舆情的重要原因。首先，低收入群体是社会挫折感最深的群体。改革开放释放了普遍的发展红利，居民的收入水平总体上得到提升。但资源、机会和收入分配的相对不平等、对“效率优先”的长期强调、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国家政策在基层落实的不足，使低收入群众在社会分配中难以得到较好的安置。因此，低收入群体对描述悲惨城市生活的内容容易产生共鸣，传播意愿强烈。与碎片化的传播形成反差的是，2017年以来描述悲情城市生活的万字长文多次引爆网络。其次，社会精英阶层也分享着社会挫折感。阶层内部的差异、民主参与的渴望、城市服务的不满也给他们带来相对剥夺感。他们在经济上优于低收入群体，但在情感上分享低收入群体的挫败感，因而同样热衷传播描述社会上升空间窄化、农村图景悲惨、社会鸿沟扩大的内容。再次，这种挫败感也体现在高校大学生身上，这些“准中产阶级”对就业压力的焦虑，上升渠道的封闭和“险恶”的职场等，加剧了这种悲情心态。

3.强化基于社群的认同政治

这种认同政治一方面深受20世纪60到7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影响，即强化基于性别、族群、宗教等的冲突。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以及产妇跳楼事件中，对事件的后续讨论很大程度上落脚在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角色；而对“泛清真”等民生话题的讨论则最终落脚于对穆斯林群体的争论甚至攻击。另一方面，这种认同政治体现在低收入群体的负面认同。城市打工群体和农村群众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在利益再分配中，他们感到被边缘化、被政策忽视，因而对政府、专家、媒体的正面政策解读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容易引发基层群众对国家政策的误解和排斥，甚至导致国家经济政策在基层的实施困难，而舆论对社会鸿沟和社会挫败的渲染可能会加剧这种负面认同。此外，对低收入群体的悲情渲染和细节描述，也加深了舆论对农村和城市打工群体的固化印象。一面是国家层面的精准扶贫，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另一面则是动辄百万阅读量的悲惨生活网文，这种政策现实和情感体验的差距也会强化现有的社会认同困境。

民生舆情及民生问题的治理启示

网络舆论的构成本身包含诸多复杂性，但是其快速爆发背后也隐藏着社会情绪和社会治理问题。从目前民生舆情的整体态势来看，这些问题主要指向信源的多样性、平台的公共性和民意的代表性。针对此，可以从以下角度改善民生舆情及民生问题：

一是建立专业、权威的官方信息渠道，增加信息供给的多样性和平衡性。要重塑国家主流媒体在相关议题中的权威发布角色，使网民愿意从国家主流媒体及其网络平台寻求信息。政府相关部门和主流媒体要增加预见性，围绕大政方针可能出现的传播误区进行系统设计，掌握政策的诠释权；主流媒体要积极扭转对国家经济的恶意悲观论调，通过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开展舆论引导。各主要网站、网络媒体从业者、社交媒体要严把内容关，防止与国家政策相背的恶意言论，积极疏导民意，及时排查网络谣言。

二是发挥网络平台的公共协商作用。网络营销、水军等现象加深了舆论被操纵的风险，破坏了网络平台讨论的公共性。要重新发挥互联网的公共协商作用，需要提高互联网平台的公共性。要继续完善政府网上信息发布和舆情反馈机制，增强信息供给，最大限度满足普通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防止商业力量的蓄意操纵，杜绝煽动诱导和网络谣言；及时关注主要网络平台，掌握民生舆情动态，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妥善回应，与民众形成良性对话机制。

三是完善立足基层的民意报送机制，及时发现并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将网络舆情与传统民意调查相结合。网络舆情并非民意的全部。经过议程设置和编码解码之后的网络舆论，弱化了低收入群体的话语主体性，强化了中等收入群体和商业营销力量的议程导向。网络舆情的偏差需要通过传统的民意调查来弥补，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调查报告反映基层群众的现实需要。人大代表应该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利用网络广泛收集民意并形成相关提案，使群众的政策诉求能够纳入到政策议程当中。要完善社会再分配机制，改进基层工作。释放社会再分配红利，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改善城市生活服务，有利于提高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同时，要防范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传销等违法活动，，加大技术检测和基层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并纳入治理工作。

四是善于发挥经济类国际舆论的“二次传播”效应。境外媒体热衷于关注中国的经济动态和民生议题。十八大以来，BBC、CNN、今日俄罗斯等境外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经济潜力、互联网金融、股市风险可控、节能减排承诺等进行了正面报道，并大量引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进行佐证。因此，可以在对外传播中因势利导，提高对国际经济舆论的议题设置和引导能力。外宣媒体要转变思路，变被动为主动，借助社交媒体和多样化的传播形式，灵活呈现中国的发展成果和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密切防范境外煽动性言论和唱衰中国的悲观论调在境内民生舆情中扮演推波助澜的作用。

                                     （编辑 王蕴）

内容提要：面对西方国家经营了几百年的文化和话语霸权，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孔子学院创办十三年以来，经过不懈努力，凭借良好口碑在国际舆论场上树立了一定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遭遇不同程度的负面舆论，特别是中方的主要外宣话语被西方媒体曲解利用，导致在舆论争夺战中缺乏力度，因而，我国对外传播要对话语体系进行系统性设计，规避西方话语陷阱，全面提升对外传播精细化水平。

关键词：孔子学院   文化“走出去”战略  国际舆论斗争  符号聚合理论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世界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优秀文化产品和文化机构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经常遭到西方媒体的质疑、抵制甚至攻击，对国家文化“走出去”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少数孔子学院在西方媒体的舆论打压下被迫停办。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触发了西方世界敏感反弹。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既要讲好自己的文化故事、塑造客观正面的文化形象，也要看清国际舆论本质、规避话语风险，尤其当中国文化事业在海外遭遇负面打击时，要具备有效的反驳策略。

研究发现，经过13年的努力，孔子学院凭借良好口碑在国际舆论场上树立了一定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遭遇不同程度的负面舆论攻击，特别是中方在孔子学院对外传播方面缺乏系统性的话语设计，外宣的主要话语常被西方媒体曲解利用。这反映出，我们对负面舆论的深层意义脉络缺乏全面的认识，在舆论争夺战中反驳乏力。 

孔子学院海外舆情研究综述

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球共有14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12所孔子学院，遍布亚、非、欧、美、大洋五大洲，孔子学院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成功典范。中国学界对孔子学院的海外办学经验有大量研究，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刘程和安然（2014）的研究发现，英国主流媒体对孔子学院有“选择性误读”，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威胁论”和“汉语取代英语”这两种“夸大”的误读。[1] 李开盛和戴长江（2011）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舆论环境进行了评估，发现促成正面态度的几个因素是：更多的商业机会、增进理解、交流与合作、时尚与流行；而负面态度的关键因素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2]我们认为，舆情，特别是主流媒体上的“舆论”，是一个被媒体制造和生产出来的“符号现实”，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解构和反制的。因此，在面对大量西方负面舆情的时候，传播学者要考虑的，首先不是孔子学院应该如何改进，而是如何解构这样的不利舆情，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建构孔子学院这张“中国名片”，把孔子学院这个大故事讲好，讲生动，讲得深入人心。

 正负面分析法

中国舆情分析方法中最主流的是基于新闻客观性理论的“正负面分析法”。新闻客观性理论的基本内涵是，新闻报道需要真实、客观、全面反映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平衡处理各方观点，媒体自身不应有主观立场和倾向。“正负面分析法”评估的实际上是新闻报道的专业化水准，这在分析微观的单篇新闻报道时简单易行，但无法回答舆论形势、话语体系、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宏观和深层次问题，因此对舆论引导和舆论反驳等系统性问题难以提出有效和实操方案。

符号主题分析法

“符号主题分析法”起源于美苏冷战研究的符号聚合理论，是主题分析法的理论基础。该理论由美国传播学家欧内斯特·鲍曼（Ernest Borman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将抽象的思维意识与互动交往具体化为客观的“符号”，认为人类所有思维与交流活动都是“符号活动”。在大众传播领域，媒体是“共识制造机器”，媒体报道所呈现的是传播者通过新闻专业主义手法建构宏观“符号现实”，意图并不是“客观反映社会现实”，而是运用新闻专业主义手法“建构和印证主观符号现实”。

 研究的基本问题

本文通过Factiva新闻数据库收集了200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菲律宾、卡塔尔等13个国家主流媒体有关孔子学院的254篇英文新闻报道作为分析样本和对比，选取了同一时段内中国中央外宣媒体（新华社、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有关孔子学院42篇中英文文章。研究下述问题：

1、海外媒体围绕孔子学院和中国建构了怎样的符号图景？

2、孔子学院的符号图景包含哪些视野、类型和主题？

3、中国外宣媒体展现了哪些反驳西方的符号主题？

孔子学院的符号视野、符号类型与符号主题

境外媒体对中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孔子学院的定性。研究发现，外媒围绕中国形象和孔子学院建构了三大符号视野：“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威胁世界”和“共产主义独裁”。每种视野针对中国形象和孔子学院形象包含了不同的符号类型、符号主题和价值类型。

 符号视野1：“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是境外媒体建构中国与孔子学院形象的第一大符号视野，这个视野积极正面，描绘了一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美好世界图景。在这个视野中，中国被建构为“全球经济的新兴领导力量”，是“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正引领全球形成“汉语热潮”，标志着“新汉学时代到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符号大视野下，境外媒体围绕孔子学院建构了丰富的幻想类型与主题，并且在“复诵”中形成了两套正面立体的符号体系。如下表所示。

“实用型”符号类型“创造美好未来的契机”。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该体系回避了孔子学院背后的官方色彩，而将其建构为“非盈利的语言文化教育机构”，并且是“西方大学的最佳合作伙伴”，不仅将为公司企业“带来经贸机会”，也为外国学生个人发展提供“未来竞争优势”，因而，孔子学院是“创造美好未来的契机”。

“社会型”符号类型“架起中外友谊之桥”。“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视野中，围绕孔子学院还有一套基于社会关系的符号体系。该体系将孔子学院建构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一系列符号主题描绘出一个通过“消除相互理解鸿沟”、“中西文化交流共享”、“增强中外外交关系”实现“架起中外友谊之桥”的美好符号图景。如表1 所示。

表1  “中国和平崛起”的符号类型与主题

符号视野2：“中国威胁世界”

“中国威胁世界”是西方媒体上一个流行的负面符号视野，营造的是一个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传统大国争霸图景。在这个视野中，中国被建构为类似于前苏联的“新型超级大国”形象，不断“复诵”的符号情节有：“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不断扩张海外势力”、“组建新型国家联盟”、“谋求地区霸权”、“让邻国感到害怕”等。在这样的大视野下，境外媒体围绕孔子学院建构了一套地缘政治博弈与霸权主义意图的符号体系。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威胁世界”的符号类型与主题

“实用型”符号类型“中国国家机器”。基于地缘利益博弈的思维模式，孔子学院在“中国威胁世界”的符号视野中已完全脱离了汉语文化教育机构的基本属性，被建构为“中国国家机器”，并衍生出政治背景：中国运用“文化软实力”对他国发出“攻势”，以“改善负面国家形象”，“推广中国政治理念”，最终目的是为了“配合海外扩张战略”。这种类型迎合了“中国威胁论”的符号大视野。

符号视野3：“共产主义独裁”

“共产主义独裁”是源于“冷战”东西方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符号视野，是西方阵营利用“民主-独裁”二元对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抗的核心符号视野。该负面视野扎根西方舆论场已近百年，影响力衍伸至今，是西方反华、恐华、辱华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基因”。在这个视野中，中国执政党被抹黑为“一党专政”的“独裁者”，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死敌”。孔子学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舆论阻碍，就是基于这种视野的符号围攻，其呈现出来的符号类型与主题充满敌意。如表3所示。

表3  “共产主义独裁”的符号类型与主题

“正义型”符号类型“中共外宣喉舌”。这种类型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孔子学院的政治符号攻击，给孔子学院戴上“喉舌”的帽子，用各类故事情节建构“干涉学术自由”和“输出共产主义”的负面主题，将孔子学院描述为“政治宣传机器”。尤其是“干涉学术自由”这个主题，是西方媒体筛选事实、拼凑材料、有意识“夸大”、“误读”孔子学院的核心话语，对孔子学院的形象和教学与管理活动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正义型”符号类型“中国特色的‘特洛伊木马’”。同样基于西方意识形态，这个符号类型诉诸更深层次的西方文化符号，对孔子学院的负面造型更加巧妙和险恶。它借用了古希腊传说中希腊联军在战利品“木马”中藏匿伏兵欺骗敌军，最终里应外合拿下特洛伊城的典故，形容孔子学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洛伊木马’”，是“害人的礼物”，表面上无风险，实际“暗藏杀机”。西方媒体借用这个历史符号，进行“中国化”改造，制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特洛伊木马’”的嫁接符号。这个类型中，最常见的主题是“意识形态渗透”，称中国共产党向校园伸出“无形的手”；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和中国共产党做交易”，指责“大学为了钱出卖学术自由”，用“特洛伊木马”这个超级文化符号包装后的舆论冲击，其辨识性与影响力不可小觑。

中方建构的反驳西方的符号主题

针对西方媒体的攻击指责，中国外宣媒体及大多数非西方媒体都积极展开舆论反击。对反驳西方负面舆情的文本进行分析，其中有两大类型反驳主题。

 基于西方话语体系与承认对方指责的反驳

大多数反驳西方负面舆论的观点，要么是基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辩白，就是在承认西方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孔子学院不断地进行自我澄清；或是在承认对方指责的同时，以“大家都这么做”的借口来辩解。还有就是强调中止合作的负面后果，以“损害双边关系”、“伤害两国人民友谊”来批驳。这几种辩驳均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没有反击到核心要害。如表4所示。

表4  基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符号主题

跳出西方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反驳

反驳西方谬论的主题当中，出现了一些跳出西方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的“独立”的符号主题。这些主题具备了一定的反驳力度，但话语设计仍不成熟，价值观的根基仍不扎实，尤其是没有融入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仍有改进提升的空间。如表5所示。

表5  跳出西方话语体系的符号主题

结论

综合以上符号主题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孔子学院赢得了口碑，但仍缺乏核心价值观支持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全球大趋势下，经过13年的努力，孔子学院在国际舆论场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境外媒体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肯定：一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孔子学院作为“非盈利教育机构”，可以给个人、企业和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可以“创造美好未来”；二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肯定孔子学院展示了“中华文化魅力”，在促进相互理解、文化交流、双边关系方面的意义，“架起友谊之桥”。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舆论尚未有对孔子学院建构起积极正面的正义型符号主题，也就是说，孔子学院的国际品牌形象仍然缺乏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一旦没有了经济利益的“好处”和维系良好关系的“需要”，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或将面临舆论危机。在品牌建构中，特别是像孔子学院这样“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世纪工程，品牌必须要具有撼动人心的价值观、道德观的精神感召力。实用型和社会型的语义符号，其感染力逊于诉诸正义感、道德观或宗教精神的语义符号，不太容易激发受众内心深处的情感要素并引起持续的联想与共鸣。因此，可考虑将孔子学院的定位与品牌设计纳入到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顶层设计之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之中，挖掘孔子学院“中国智慧”、“以人为本”、“为万世开太平”等人文使命感和核心价值观，建构正义型符号视野，使其从“利益相关”、“关系紧密”的层次逐步走上“道义高地”。

“中国威胁论”依然严重，避免落入西方符号陷阱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始终抱有敌意，其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威胁论”是常态。作为这种大视野的衍生，孔子学院在海外被部分西方媒体建构成“国家战略机器”，描绘了一幅“改善国家形象”、“输出文化软实力”、“推广政治道路”、“配合海外扩张”的符号图景。

这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外宣话语“文化软实力”和“魅力攻势”被某些西方媒体利用，借中方的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断章取义，渲染孔子学院是“文化软实力输出”，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发起“魅力攻势”，根本目的是“谋求地区霸权”。这就对中国的外宣水平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如何能够科学性地设计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有理、有据、有节地进行话语权的反击，但又不落入对方的符号陷阱。

极端反共符号用心险恶，坚决与之展开舆论斗争

研究发现，“冷战”时期的反共思维在国际舆论界中依然有市场，在“冷战”结束快30年的今天，依旧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大舆论障碍。在所谓“共产主义独裁”视野下，孔子学院被曲解成“中国外宣的喉舌”、“中国特色的‘特洛伊木马’”，孔子学院“干涉学术自由”，搞“共产主义输出”、“意识形态渗透”、“文化间谍活动”，将孔子学院置于“全面绞杀的敌对面”。面对“冷战”思维，必须要坚决的反击，揭露其谬误，反驳其言论，澄清客观事实，维护国家利益。

精心设计外宣符号和话语体系，全面提升外宣精细化水平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国际舆论的支持，而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形成，不仅需要实实在在的成绩去赢得尊重、争取口碑，更需要争夺话语权，占领道德高地。孔子学院13年来在国际舆论场的遭遇充分说明，实际工作成绩可以赢得口碑，但要想取得国际舆论场的正面影响力，必须要学会如何在舆论争夺中赢得主动权。中方的外宣反驳往往缺乏整体设计，纠缠于细节的辩白，而落入对方设定好的价值观与话语体系，陷入被动局面。

因而，面对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中国的对外传播应该要有一个系统工程式的、精细的顶层设计，对重大文化“走出去”工程要实施品牌建设和相应的舆情监测。要用科学的方法精心进行符号设计，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努力营造正面的海外舆情。在孔子学院的海外传播中，一方面要强化既有舆论成果，将辛勤耕耘换来的实用型和社会型符号主题与类型传播好、发展好、完善好；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话语符号，建构能够占领道义制高点的话语体系。

（编辑  季节）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体现在各个领域。以我熟悉的医疗为例，虽然医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过去五年已经校正了方向、走上了正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在习总书记的亲自主导和强力推动下才实现的。

看病贵，主要是药贵，背后则是一条错综复杂的医药营销利益链，这是医改艰难的最主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之前，医药行业的既得利益者有恃无恐，一些干部甚至公开维护医药流通环节的腐败现象；而一些地方政府努力整顿医药秩序、控制药品费用的正确举措，却遇到来自从上到下各方面的阻力。还有一些学者为医药行业利益集团摇旗呐喊，改革可谓举步维艰。安徽省在基层医改中坚决整顿医药流通秩序，却受到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抹黑，同样，福建三明市在医改中坚决挤出了药品流通领域的水分，主政的干部却受到很大压力。在关键时刻，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肯定和支持三明医改，要求认清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要求“主要负责同志要有改革担当，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拍板”。针对那些片面主张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的声音，习总书记亲自参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并发表讲话，明确指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可以说，如果没有习总书记在关键时刻亲自排除阻力、校正方向，如果没有习总书记领导全党铁腕反腐、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支持和重用敢于担当的干部，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习近平同志坚持了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关键时刻坚持了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领袖，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第十八届党中央继承和坚持了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面对国内外变化的形势，展开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可以借用古人的一句话：“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新时代的显著特点是“超越和复兴”

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新特点？我认为可以归纳为“超越和复兴”。

首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不能相互否定，这是习近平同志做出的重大政治理论判断。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必须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协调社会矛盾、治理市场失灵。在决胜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新的上升和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少数国家(约10亿人)兴旺发达，与之伴随的却是对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剥夺和压迫。中国成为发展最快、最好的发展中国家，源于中国坚持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习近平自信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对世界三分之二以上人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的奋斗，已经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跨越。十九大回答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2020-2049年这一时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求，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开始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中国之所以有令其他国家羡慕的决策灵活、发展迅速、社会稳定、人民团结的优势，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失衡、生态危机、两极分化等问题，依靠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已经没有出路。习近平高度强调“四个自信”，这是对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展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道路上最有力的引领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但是，要真正把这一新思想落到实处、指导各方面的工作，还需要经过艰辛努力、甚至要经过斗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最终建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过去五年仅仅是一个开端。党的十九大展开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规划的宏伟蓝图。

新的时期斗争还会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比如，现在公开的腐败没有过去那样明显了，但一些地方出现消极怠工；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开唱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已经少了，但也有人故意走极端、搞影射，斗争还会更加艰巨复杂。

当前最重要的是尽快用新的指导思想来统一人心、凝聚共识。要从理论上说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当代世界和中国最重要、最紧迫、最现实问题的回答，而且具有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内涵。

第一，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生产过剩、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失衡、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追逐利润的生产方式偏离了“人民的需要”这一本源的生产目的。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要纠正这些过度追逐利润所导致的生产目的偏差，回答了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这个问题。

第二，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阐释了马克思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马克思设想，将来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一个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最终没有解决怎样建立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没能遏制，社会主义制度被异化解体。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回应了怎样建立一套成熟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三，习近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和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呼应。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人自身也被异化为资本的奴隶。十九大提出，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健康优先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思想的呼应。

第四，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全球体系思想的回应。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论：世界分成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两极，两者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中心地带将过剩资本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能力；导致其过剩资本和产品和其他地方购买力不足的尖锐矛盾，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全球主义体系的思想的创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在维护全球公平正义、争取自己发展权利的同时，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和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一种更加公平的全球秩序。

第五，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回应。马克思晚年在给俄国的查苏利奇回信时回答了“落后的东方国家能不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说理论上有这种可能，东方国家是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但做到这一点需要克服很多阻力。党的十九大，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宣布，“我国的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固稳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多么令人振奋！中国的实践表明，后发的落后国家，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的有益经验，又能够通过制度创新，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缺陷，实现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办法抵御全球资本的冲击。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中国宣布为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新的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大的亮点，是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标志着，在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发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0版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根本而言，是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借鉴和吸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整合与统一的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是共同体逻辑（集体、计划与需求），而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个体、契约与利润），这两个逻辑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但也存在巨大的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丰富性、超越性在此，而冲突与困境也在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两种逻辑的整合与统一，仍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版本是1.0版本的升级，整合水平与统一水平达到了新的境界，更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成熟。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这是作为“四个坚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一段时期，在许多领域，党的领导实际上被弱化、边缘化，一些人对政治体制转型中党的领导地位认识模糊。

对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来理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利用资本，又要驾驭资本，二者的中道就在于一方面要保护资本权利（right），另外一方面是要节制资本权力(power)。我们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鼓励民营经济、全面依法治国等，都含有确认保护财产的权利、契约的权利，这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基础。但同时要看到，资本不仅仅是权利，它还是个巨大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权力可以构成支配性作用。这是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特征。

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是根本性权力，它能有效地制衡与驾驭资本，不允许资产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不允许中国从人民当家做主向“资本坐庄”转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使得我们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坚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滑向资本主义方向；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益最大化。[1]

“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条基本方略，以党的领导开始，以全面从严治党结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其主体性，如何同化、驾驭资本，而不为资本所同化与驾驭。

全面从严治党、不忘初心，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建构超越当下市场环境的理想。恰恰是由于党的领导主体性，赋予了中国道路的主体性与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超越性。全面坚持党的领导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强大力量，全面从严治党则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坚定不移的方向，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认识更为深刻

人民历史主体性与党的领导主体性是双向赋予的辩证过程，人民的主体性是在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中实现的。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的历史主体性赋予了党的领导主体性，为人民谋幸福是党不变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正当性。

反过来，党的领导塑造了人民的主体性。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组织与凝聚成为有理想、有目标、有战略、有步骤进行共同奋斗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主体性的双向赋予关系，是通过二者密切互动实现的。概括起来，就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求党的领导既能从群众中来（以群众利益、意志、智慧为党的利益、意志与智慧），又能到群众中去（以党的主张教育、引导和带领群众）。既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又能维护人民的群体与个体利益。要求党始终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保持鱼水关系与血肉联系。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许多明确表述，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等。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与新探索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生产关系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版本更为突出生产力标准。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新的生产力标准，民生与共享的标准。

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社会主义共同体，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文化、国际主义为其主要特征，其中生产关系的特征处于最主要地位。但在历史的实践中，一度出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匹配的情况，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从生产力角度提出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丰富了生产力标准，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别了单纯以GDP中心的发展理念，走向更为综合、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而发展不平衡中的许多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有些本身就是市场机制所造成，需要运用社会主义机制加以解决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将民生作为社会主义重要内涵。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有社会保护功能，对市场竞争弱势群体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也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功能，即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国家提供的公益性保障要成为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来源。这样人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新时代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正是中国梦将共同富裕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它才得以成为伟大的梦想。这一理想的实现，将标志着中国对于所有可借鉴国家样本的超越，将超越欧洲梦与美国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越“升平世”，走向“太平世”。

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超越了以往将“中国特色”理解为本国特殊性具有防卫倾向的特征，明确提出，中国特色也具有其普遍性的。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更是如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西方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的逆转和断裂；以及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走向复兴。其次是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伟大复兴改写并翻转了了16世纪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这一基本趋势。其三，以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胸怀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化这一战略构想。其四，从世界视野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新阶段的产物，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坚强牢固、充满活力的制度模式，不但将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将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不仅很全面，而且很有魄力。这是在十八大以来5年治国理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前5年的工作成就证明，习总书记不仅是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事务上，都是很有魄力的舵手。

比如“一带一路”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全球化的方向。过去全球化的主导是西方资本，中国即使好不容易加入了WTO，但是否能参与那些规则的制订，都有很多人质疑。但是这个情况在前5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落实，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这方面的转变有目共睹。

十九大报告中描绘的2035年到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愿景和蓝图，对实现这个愿景要经过的路径，对很多老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都没有回避。比如发展的不均衡、贫富差距、发展和环境保护兼顾等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包括之前提出的“四个自信”，都非常有魄力。

在具体工作中，至少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从1978年起至今，改革进行快40年了。今后我们要继续通过改革消除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存在的弊端，但同时需要警惕负能量的冲击，即有人打着改革旗号，实则企图瓦解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之前有一些人起劲鼓吹宪政，一提改革就是专讲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他们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和实行宪政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这一点看透了。在社会领域，继续深化改革的方案推出来，有些跟老百姓的愿望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医疗改革的某些举措，本应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结果搞的看病更贵。其原因就是不加分辨地将市场化原则用到公益性非常强的医疗领域，这也是一种负能量的冲击。

我们首先要弄清改革的对象和目的，要符合实际。否则可能提出一个方案，实施结果是违背老百姓的利益，过后再改掉，要避免改革“画圈圈”。做顶层设计的智库和有关机构应该多做调查研究，究竟应该改什么，哪些东西是好的但还不完善，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而不是抛弃；哪些是真正不好需要通过改革彻底改变的，需要一番深入研究和分析。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哪怕是改革方向很明确，但是路会走歪，偏离正确的方向。

这里还有一个继承和开拓的问题。习总书记对继承和开创、开拓把握得很好。国内一些智库和学者的思想往往偏于绝对化，往往轻易地全盘否定我们的过去。比如说，有的机构和美国卡特中心曾经在中国搞村民自治选举试验，鼓吹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其实他们说错了，过去解放区早就有过民主选举，土改的时候村干部也是民主选举。可能那个选举在形式上不够完善，但是在选举人碗里撒黄豆也是选举的一种形式，怎么能够否定它？好像共产党从来就不懂也没有践行过民主选举似的。结果他们搞的那种村民自治选举也并不成功。

再一个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很丰富，方向很明确，道路也很正确。但是后任的领导是不是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来发展？这么多年产生一个能够提出这么好的理论和纲领的思想体系的领导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不要轻易地断了代。

经济成就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生命力

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列举了5年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包括政治，社会，党建，外交等方面的进展。

本世纪初，我国加入WTO时，很多人担心国内很多产业会被冲垮，变成依附型的经济。当时我国出口的50%-60%都是外资企业产品。但很快国内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也加速成长，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外国高科技产品在市场曾经占绝对优势，我们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一度滞后。2006年，中央推行自主创新战略，经过十几年后，我国自主研制的各种高技术产品在各领域广泛应用。我国的高铁和核电从西方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消化再创新，已成为“走出去”的名片，国际市场也承认这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的学习创造能力如此突出，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刮目相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西方经济始终在低位徘徊。我们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发掘内生经济动力，在全球低迷时期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率，提前实现了“小康”目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成就来自何方，有几种解读。市场化和开放当然是重要因素，但我们对外开放中保持了独立性，这是更关键的。这正是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的增强，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国家调控有力，经营环境良好，企业才有条件回应外部挑战并发展壮大。正如报告中所说，中国的经验，为既要发展又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

十九大报告中列举了很多科技成就，很多是在国家规划的安排下长期努力的成果。应该说民营企业的技术竞争力进步很快，但在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经济还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国家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它在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在蓬勃向上的历史时期。所谓国运，领袖的作用非常重要，人心所向则是根本。我们这5年在反腐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党风得以很快扭转。尽管少数人不高兴，但没有人支持他们。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60多年，对社会平等、公平、正义，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深蒂固认同的。人们对官僚主义、对腐败深恶痛绝。这5年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最得民心的，一是反腐，二是民生，三是有理有节地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

在民生方面，这些年国家为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都是人民群众亲身体验到的。我8月份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那里地处吉林和内蒙的边界，非常偏僻。10年前回乡下看，那时除了通了电之外，农村基本还是土路土房，没多大变化。这次去完全变样了，农民的土房全部换成砖房，院墙也是砖墙，一般农民家里的装修已经类似城市住宅，比较穷的农户也大都如此。他们说，这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最近3年的事情。前几年自治区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在全区农村推行路、水、电、房、通信全覆盖，村卫生所、商店都解决了。我们在推行城乡一体化和扶贫方面成绩是伟大的，而且将来会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5年前，十八大报告第一次讲到“四个自信”，不少人内心可能还没这个“底气”，这5年实践的伟大成果，实实在在说明了我们道路和制度的优越性，这也应该归功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报告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党的领导、组织水平，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这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

新发展观理念，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正确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为了实现“两步走”目标，文件中提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概念，这应该是经济领域重点研究的课题。这里面包括几个要点：一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优化升级，三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里还特别指出，我们处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关口，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战略需求。

我们过去比较强调低成本比较优势，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现在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必须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挺进。但产业链的中高端基本是西方跨国公司的地盘，竞争能力不是简单靠招商引资就能提升的，要求我们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全球营销服务能力等等方面，直面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到国际高端市场占地盘。目前我们除少数优秀企业外，多数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这确实不是敲锣打鼓的事情。在经济领域，我们同样面临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斗争，也要有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思想准备。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开头指出，5年来我们在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这是对当前经济改革的基本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现在看，这一目标正在接近实现。关于改革，应该把握两点原则：

一是经济改革目标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完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治理”则对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作用提出了高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管理体制还有不少不如人意的地方，要通过改革破除发展的体制障碍。但研究具体各项体制改革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分清各类问题的性质，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不要把改革当成“筐”；更要防止一些人借改革之名，把我们的基本体制框架改掉的做法。

二是经济改革必须为新时代“建设现代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目标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总结了30年改革主要经验和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经济体制改革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

社会上对经济改革关注的热点是国资国企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两方面。按照十九大报告和历次党关于经济改革文件的精神，国资国企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而非越做越小）；国企产权多元既包括国企引进非公资本，也包括国企互相持股，也包括国有资本向非公企业参股，这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意，也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们的中央国企，是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各领域中骨干，也是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力和中坚力量，一些地方国企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挺进国际产业链的中高端，一方面要建设健全的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在以下领域尤其要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建设企业为创新主体，官产学研用全面协作的灵活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整体经济创新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推进绿色发展，加强技术创新推动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强化二次分配功能，改善民生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等等。这就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十九大报告令人振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报告，一个伟大的报告。报告在放眼新时代、开辟新道路的同时，将建国以来的成功的经验继承下来、对以往的失误予以弥补和校正，真正体现了习主席“两个不能否定”的思想。

实事求是、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它需要直面和坦承的不是社会的一般矛盾，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勇气在习主席十九大报告中，尤其是在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中体现了出来。

报告提出新时代及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判断，其意义是巨大的。邓小平同志曾在多种场合，特别是在1992年巡视南方讲话中表示：集中精力发展一个时期的生产力是必要的，但共产党还是要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到20世纪末，我们的重点就要转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设想，在习主席的报告中被提上了日程。

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过程。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建成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一时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事后总结，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优点在于它注意到了生产力不足的方面，但也存在不准确的方面，因为它忽视了随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也存在相应调整的必要。为了弥补这个不足，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坦率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③]毛主席提出要注意生产关系的调整，防止共产党变质，注意国家出现颠覆性“修正主义”问题。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毛主席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认识又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推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片面方向。这种激烈、片面的认识对社会发展的副作用不小：它使国家出现较长时期震荡。邓小平吸取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是硬道理。”[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八大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⑤]无疑，这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利的。但不久毛泽东指出的生产关系调整问题又摆在面前，邓小平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指出：“如果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应放在下一阶段改革中进行，他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⑥]现在，新阶段的改革任务已在十九大报告中展开，小平同志的设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郑重提上日程。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生动展现，又是对人民利益负责到底承诺的庄严兑现。

十九大报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报告。毛主席那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起来的目标，今后我们党要带领中国人民从事强起来的伟大事业。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⑦]

如果说富起来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物的过程，那么，强起来就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精神的过程；具体说，前者更多地是一个国民财富的积累即生产力过程，后者则更多是一个人民权利保障和实现即生产关系调整的过程。

改革的主体是人民，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不能将主体改为客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农业改革不能改出“李自成”。也就是说，不能将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改掉，甚至将党的基础改到党的对立面。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在富裕的时候瓦解的，宋朝的衰落就是这样。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 ；[⑧]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⑨]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当时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但却没有成为世界历史中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这说明，富裕并不是财富直线积累的，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富裕起来的国民财富就会转移或被劫掠到其他地区。今天的中国已接近完成小康发展阶段，我党及时抓住协调生产关系这一“主要矛盾”，并调整了发展的侧重点：既承认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已从站起来、富起来，开始进入强起来的新的历史阶段。做这个调整既是对过去历史阶段的继承，也是发展。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是继承和扬弃的统一。

中国强起来的目标

强起来，强在哪些方面呢？它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在国际上，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总体上获利的同时，也受到不小的连带伤害，有些权利还没争回来。比如台湾，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在随后出现的冷战中被搁置了，这也是中国强起来阶段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强不在霸，而在自强。中国强起来的目标是争权利，而不是争霸权，它不是要走向世界跟人去争个高低，而是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果说富起来更多的是国内的事，而强起来既是国内的事、又是国际的事。但我们走向国际、治理世界的经验还不足，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是全新的考验。

在国内，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过去说，共产党的天是人民的天，共产党的人民好喜欢。因为共产党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更保卫了人民的权利，尤其是劳动者必须拥有的掌握生产资料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⑩]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是消灭私有制的前提。因此，中国改革不能不考虑生产关系问题。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都是人民获得解放的不同阶段。共产党有了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人民共和国有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所以维护人民的权利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原则就是：人民始终是改革的主体，不能将改革的主体改变成客体，将改革的支持主力改变成改革的对象。如果这样，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共和国的主体，而国家只有成了人民权利的坚定的维护者才能获得人民支持，只有获得人民支持，国家才能真正强起来。

列宁说，资本的力量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有强大无比的宣传手段。而我们今天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我们的任务极为艰巨。具体说，今天美国在衰落，但世界资本尚未衰落。美国是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受害者，华尔街集团把美国压榨得没有油水后，将另寻新的盘剥对象国。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是因为资本无祖国。今天美国衰落了，但这不表明国际资本衰落。资本的力量仍不可低估。

反者道之动，否定即肯定，“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11]艰险、阻力甚至失败，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正在上升的国家，只能是前进的加速器。我们在强国并走向世界中心的路上可能会有暂时的失败，但这对我们更是锻炼。打个比喻，这是“墨渍效应”，第一次墨渍可能就是第二次泼墨画的必要准备。一层一层走下去，50年到100年，中国人才能熟练地驾驭世界事务，这样，我们才能画出最美最好的蓝图。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人也不会例外。

中国目前是一个持续发展且不可阻挡的国家，不仅是说它有迅速强大起来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最主要的是，中国还有可以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世界观。能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一不是金钱，二不是暴力。西班牙有钱，蒙古人有暴力，它们都没有在世界上留下主导性的文明。真正引导世界文明潮流的，都是能对世界提供更先进的世界观的国家。比如中世纪的中国，近代的英国和现代史中的苏联、美国等。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北方世界“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路有冻死骨”的困境，当代中国已提出了中国方案，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中国已站到新时代的门槛。

    9.11事件后，整个世界乱了，美国提供的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治理方案搞不下去了，世界呼唤新的治理方式。

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文明的引导者。美国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2]经过近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今天中国的世界观和文明样式再次为世界所关注。它融合着东方文化和共产党人的信念。中世纪中国人成功于东方文化，近代中国又失于东方文化，今天中国人继承并改造了东方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引导下的国家，其前进步伐将是不可阻挡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东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结合的理念，今天这个理念必将融入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并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没有隐患？如果说有，我认为关健还是人才。这里说的人才，邓小平同志说“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13]。人才从哪来呢？学校里考场中出不了这种人才，这样的人才只有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因为真理是从对立面展开的，现代教育中没有对立面，靠考试设计对立面是远远不行的。没有对立面就不会有担当意识，更不用说坚定的信念。苏联解体、美国衰落，问题不出在枪炮不足，也不出在生产力不足，而是人的思想不行了，治国理政的能力越来越弱。一层层考试，考到最后，生产力上去了，干部的治国理政能力却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衰落或解体。基辛格当时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面对苏联的解体，基辛格接着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14]我们今天的许多干部也是学院考试教育出来的。那将来会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生产力上去了、人才下去了、国家解体了的悲剧呢？如果这样，那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警觉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前景，就离我们不远了。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5]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初看到苏联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就开始注意干部培养方面的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问题，摸索出了一套有效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这样才有我们今天成熟的领导集体。今天我们还要为后半个世纪的人才布局。可以担当治国理政重任的人才不是出自智库或学院，而是出自“大风大浪”，还是要有对立面冲突。对立面的教育不能少，这就是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事业，需要有一代人一代人的继承和推进。这个路线能不能走下去，并不表现在敲锣打鼓的喧哗中，而是要体现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中。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6]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警示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7]

我们是经历了两个帝国或解体、或衰落的一代，一个苏联没了，一个美国衰落了。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我们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能见到两个帝国没落和自己祖国的迅速崛起，这是多么精彩的人生啊！这要感谢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除了它所具备的先进理论和世界观，它还有一大批政治成熟，能力超强的干部。我们党的干部来自实践，而不来自学院：一次是长征，另一次是下乡。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干部，像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领导集体，下乡给我们又推出习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我们今天的教育一定要考虑未来，如果有了一大批成熟的治国理政的人才，其他事情就好办。如果未来我们的孩子是从打游戏机、娱乐圈或追星族里出来的，那就麻烦了。这就是令人最担心的事。

   苏联解体的教训还可以多说几句。毛泽东同志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18]我们也不能将苏联解体现象归罪于个别人。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思潮导致的最终结果。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当时在苏共党内已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这种思潮的形成又与苏共长期忽视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有关。为此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我们有先进的世界观，又有用先进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有希望。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并在下一历史阶段着手要解决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要看大势，看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斯大林说过，锯树还得留点锯末子，不能说为了避免留下锯末子就不锯树了，这个要看哪个是主要矛盾。现在，道路已经开通、坚冰已经打破，我们能够大步前进。

 “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0]中国长征是起始于东南，收官于西北；中国改革开放从东南开始，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十九大报告的气势非常宏大，报告全面回顾了我们党所经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报告中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这是时代的号召，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报告内容丰富完整，全文结构按“四梁八柱”式的阐述，概念环环相扣，论述严谨。比如历史变革、历史方位、历史使命等。整个报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后大会所做的关于大会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党章，也明确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概念界定下来。

中国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一百年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转变了民族命运

共产党一直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为人民谋幸福。中国的国运转折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今天我们处在国运昌隆的时代，这是因为在我们前面，在党的领导下，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懈奋斗带来的历史辉煌。所谓“国运”，就是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通过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得以体现，两者结合，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领袖在民族命运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1921年的一大到1928年的六大，每一、两年就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从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间隔了17年。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党的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带领党和红军脱离了险境，到陕北后他又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并在党内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才召开了七大。在七大会议上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全党思想的旗帜，并给以正式表述。毛泽东思想不但在政治上、组织上，而且思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来之不易的。

    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随后进行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用了超过预期的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时代，是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的一个标志。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就是领袖的作用。

    七大之后11年，1956年召开了党的八大。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两年后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时候，同时也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当时是“建设”和“矛盾斗争”两条线的思考。从1956年八大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20年，经过了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苦复杂历程。所以毛泽东思想从确立之后经过了大约30年，其中分成不同的阶段，尽管经历了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始终是引领我们国运昌盛的旗帜。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导我们的国运从衰败走向昌盛，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期，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期间会见记者时讲的，改革开放是关键的一招，决定了中国命运。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思想，确定了改革开放总的蓝图和原则。邓小平理论更多地表现为认识路线和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没有这个路线，我们可能陷入封闭僵化的历史死胡同；同时，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从1977年十一大到今天正好40年。1997年邓小平同志去世，他没有来得及踏上香港的土地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在延续。习总书记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是应该说，标志性的进展还是十八大开始。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砥砺前行的五年，是曲调高难、节奏迅急的五年。这五年来，我们采取了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十九大会议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他所在的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运昌隆是有扎扎实实的根据的。因为这条路正在走下去，“十九大”就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蓬勃朝气，向全体人民展示着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光明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是在实践和理论的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这个准备也不可能进入新时代、创建新思想。毛主席用了24年的时间来形成思想，推动党的实践，然后确立了领导地位。小平同志从1978年之后领导我们的国家，但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思考，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正因为有这个准备，他才能在1978年后，一举开创新时期的宏伟事业，领导全党开始改革开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领袖是历史塑造的。习近平同志15岁走进陕北，离开陕北的时候22岁，在这里酝酿和培育，形成了基本的思想体系。作为党的干部，他长期以来在党的各级岗位上进行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例如，在陕北窑洞里，习近平同志还在读军事著作，今天的强军思想离不开从那时就开始的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我觉得标志性的进展还是从十八大开始的。以5年的时间砥砺前行，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充分准备，由此开启了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力量和领袖的力量完美结合，带来了国运昌隆大好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作为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应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的中国学派。

从十八大开始到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进展。这次十九大的召开，是我们整个民族、党和国家，也是世界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发展新思想。新目标启动新征程，新征程迈向新目标。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高度和全球视野的大时间跨度，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

构建“中国学派”，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道路中提炼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规律。如何构建“中国学派”？《周易》提出了把握宇宙规律的“三大原则”：不易、变易、简易。这“三大原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于时下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不易”：强调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根本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不易”即常道。自“轴心时代”[1] 以来，人类文明不断拓展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回归原点，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将走向何方等重大问题。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可称为“述”。述的意义在于从新角度反思老问题，通过创造性的新的诠释，为人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类不悖，虽久同理。”把握天下之常道，对于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意义。

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最大共识。它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作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再到今天的“全面小康”，可以说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以贯之。民本思想伴随中国梦的实现进程而与时俱进，现今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现代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构建“中国学派”不能缺少各个领域的精深研究，但如果不深入研究这些大本大源的问题，而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零敲碎打，就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更难以传诸久远。

“变易”：体现学习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以儒家而论，不易对应于“经”，变易对应于“权”，经权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与时偕行、保持中道。孔子提到的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革故鼎新，《礼记》更是提出了“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这种恪守原则又高度灵活、有大风骨亦有大器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是当代中国容易接受和适应新鲜事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基因，为推动“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唯知常而后能应变。”常中有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有机统一，坚持“不易”前提下的“变易”，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始终坚持，这是制度创新的底线；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决破除，这是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序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还应看到，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如社会主义理念就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等，但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经验实现“变易”，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综合创新，将有益的养分融入中国道路的有机体中。

“简易”：善于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精炼概括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华文明中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老子》、佛家的《心经》，精妙而不繁琐，都不是长篇大论。这一中华优秀传统对于长期接受西方分析式学术训练、习惯于写长篇大论的当代学者而言，值得深刻反思和认真借鉴。不管论述的问题何等纷繁复杂、表达如何系统全面，都应当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描述的对象加以概括提炼，使之易于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检验对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是否深入的试金石。

理论只有被人民掌握，才能发挥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所遵循的就是“简易”之道。毛泽东同志用“闭塞眼睛捉麻雀”来讽喻主观主义，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比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来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还通过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揭示深刻道理；《为人民服务》一文用很简短的文字把党的根本宗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因而能够深入人心、广为流传。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寓抽象哲理于具体细节中，寓理性说理于感性素材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牢记梁家河村民吃上肉的期盼，寄托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价值追求；讲述张之洞感叹改革之难，思考改革需要凝聚共识；约旦商人在浙江义乌开阿拉伯餐厅，见证着“一带一路”的巨大发展潜力等等。《习近平讲故事》通过这些可触可感的细节，让宏大的中国故事变得“与我有关”。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将“基本原理”转换成“常识道理”，这是构建“中国学派”理应继承和发扬的中华优秀传统。

纵观人类的历史，任何学派的兴起与发展，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都是特定时代精神力量的公开宣示。它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是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引领和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而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中华文明曾一度陷入空前危机

 欧洲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主要包括英国的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日耳曼的哲学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等。欧洲文明传入美国后，在20世纪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文明。这两种同根同源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被统称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地道的西方世界的孩子，但是却宣称要为整个人类立法。

西方世界成了新 “普世教会”的中心，西方模式成了“普世模式”，西方价值成了“普世价值”。原因在于，在西方所展示的强大的武力优势、物质优势与精神优势压力下，在强大而霸道的西方势力面前，所有非西方文明与它的差异都被视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这一套知识体系宣称，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西方模式，才能获得进入现代世界的门票，才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救赎。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上万里，辉煌灿烂，几经兴衰而终不断裂；几经分合而终不分裂解体。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文明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文明之一。

但是，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在西方势力的剧烈冲击下，中国曾一度陷入亡国灭族的空前危机。面对这一严重危机，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主义和主张轮番出场，又先后破灭了；多少道路和方式先后探索，又都碰壁了。打也打不过、比也比不过、说也说不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就是面对这一空前危机的回应，就是在探求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道路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深渊的命运，找到了摆脱危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让中国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必须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寻找线索。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从文明根基、发展奇迹与发展道路上超越了西方经验。

其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仍然在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基本型态。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是独立发展的文明，并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并未解体或断裂，而是保持了主体性、延续性、包容性，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开拓出新的文明境界。

现代中国诞生与发展是基于与现代西方根本不同的文明母体，这造成了二者在整体意义上的差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道路的选择和制度建构。这不但使当代中国的实践必然表现出中国特征、中国形态，而且让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必然呈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其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历程。建设时期，中国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后盾，具有较好技能的人力资源、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等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教授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90美元跃升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资本逻辑超越一切成为最优先的逻辑，资本主义成为现代化的基本范式。发端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向运动，并在二战后，形成了平分秋色的相互抗衡格局，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资本主义在制度竞争中，似乎已经最终胜出，成为人类的不二选择，以至于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开始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也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西方学者虚妄的自负。21世纪第一、二个十年之交，历史的钟摆又走向了另外一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出现了逆转，西方发达国家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种族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在那些曾经的全球制度“模范生”国家内，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等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一直并得不到有效纠正，西方老大开始暮气沉沉。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超越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也超越了传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汇率法计算，也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新兴的全球性大国，正在以充满自信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之所以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让各种经济因素相互补充、协同发力，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避免了政治纷争，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发展已经迈进新的阶段，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将赶上并超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但要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成为全球新的创新高地，也要形成更加优越的制度体系，建设更加共享的富裕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共同繁荣。中国的伟大复兴反映的是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全球大格局的变迁。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先是经历了大趋异过程，南方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0.3%下降到1950年的39.5％，随后又经历了大趋同的过程，到2010年上升到52.4％，我们测算到203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67％。

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相互交织的重大使命，比如赓续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回应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梦想；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新路。这些重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必将改变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基本态势，必将改变西方中心与非西方边缘的世界格局。

构建“中国学派”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中国学派”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也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现代中国对世界思想学术的贡献与其伟大复兴势头还不相称，这固然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原因，但主要在于我们把太多时间放在“西天取经”、为西方思想传播和提供脚注上了。

我们深信：路在脚下，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推动知识建构范式的革命，必将带来“中国学派”的诞生。所谓“中国学派”就是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历程的理论体系建构，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范式革命，需要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不能解释实践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实践。当代中国学术不同程度地存在名实不符、名实分离的问题，其根源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了实践。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实，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实践，而是要以实正名，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再以中国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以中国实践为体，应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尤其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和党建等领域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成就，是“中国学派”的主体内容。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发展“中国学派”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它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

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理论问题。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实践，更是如此。“中国学派”不是中国特殊论，而是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中国学派”更不是搞知识上的闭关锁国，而是要广泛借鉴、积极吸纳国际理论研究成果，合则用、不合则不用，创造既是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

实现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构建“中国学派”要有方法论自觉，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总体上进入到以西方学术为师的学徒状态中，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积极的一面。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事求是、即物穷理，这是“中国学派”应有的研究方法。还应看到，构建“中国学派”需要变革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不是“记工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过于西化，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容易引发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导致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载体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扎根中国大地、遵循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以中国实践为中心也需要学术评价体系的变革，形成更加扎根中国大地的学术评价体系，更多地评价理论原创、实际影响与实际贡献。

中国的伟大复兴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规模的人类实验与无比丰厚的实践土壤，也为我们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就如同习近平同志说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席卷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大气量”的思想革命。我们深信：在这一场无数人共同参与的伟大思想革命中，中国将形成各学科的中国知识体系，中国将诞生一大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巨人，同样也将是世界的精神巨人，不但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贡献，同样也将为世界提供中国思想贡献。

（编辑 杨利红）

一

中华文明庞大而特殊，正在突破种种障碍崛起于全球，“中国学派”也将随之成为全球思想领域里的一股新风、新潮流。

什么是“中国学派”？主要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了解外国社会和在外国形成的现有社科人文知识体系，理解中国社会不同于外国社会的特殊性，是创立中国学派的两大必要前提。“中国学派”不是中国人的学派，不局限于中国学者的贡献，却必定要求对“中国特殊性”有深刻理解。

“中国学派”应当包含不同理论流派，需要有思想观点的竞争，既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竞争，也包括内部各种学派的竞争。学习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加快构建“中国学派”的需要。但我们更要坚定“自信”、破除“他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

自然科学知识有公认的硬标准，所以不会有“中国学派”。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人文精神紧密相连，它以各个地域的不同语言为媒介，与本地流行的价值排序息息相关，而且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化中，所以社科人文知识的进步有很强的相对性，会出现众多“学派”。

到目前为止，现有的社科人文知识大多由西方学者从西方视角甚至站在西方立场上创造，并经常被理解为“普适”，甚至终极“真理”。然而，知识没有终结或边界限制。知识由人脑发明的一些概念体系构成。在物理学，对物质、空间、时间、运动等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义，导致了人类认识的飞跃。因为观察手段的进步，学者们不断发现已有知识不能解释的问题，通过发明新概念或重新定义旧概念来突破已有的知识框架，创造新知识，为人类提供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多的启发。

二

无论关于自然还是社会的知识，知识的突破性进步主要在于发现“例外”。忽视甚至蔑视“例外”是思想封闭的表征，有这种习惯的学人往往缺乏创造性。

如果认为现存的家庭组织方式是理所当然的，发现在泸沽湖畔摩梭人的例外生活会导致颠覆性的认识，极大丰富关于家庭的知识。观察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往往看到地处内陆、山地高原、远离交通要道，而且多语言、多宗教、多民族。但如果认真研究瑞士，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发达的国家具备全部上述六大不利条件。这个“例外”启发我们去理解为什么西非沿海国家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也有助于理解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对世界知识而言，中国不仅有太多的“例外”，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是个巨大的“例外”——差异巨大的各地人民早就在一个政府领导下生活，避免了彼此间频繁的战争。中国的“例外”来自地理意义上的相对封闭，所以文明发展进程相对独立。全世界都使用字母文字，中国却至今还使用象形文字。两种文字的构造方式很不同，也体现不大相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例外”意味着巨大的知识潜力。仅举下面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比如，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只有从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厚养分，才能茁壮成长。当代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要素的效率高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两分是知识基础，生产效率是核心。但中国自古就认为，经济是“经世济民”的道理和方法，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是增进民众福祉的手段。干预还是不干预，关键要看民意。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怎么做都会导致灾难。如此看来，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经济学根本不属于社会科学；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存在。劳动者是政府必须要获得的民心或者选票；土地资源不能再生就必须防范私人集中垄断；而纸币根本就是政府担保的欠条，靠货币政策调节。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更符合中国民本主义思想传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从不迷信市场机制，为了大众利益而积极调控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再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文明经济社会传统的体现。

又如，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把握中华文明的特点，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存在稳固的社会集团，比如种姓、阶级，一些社会分成上、中、下层，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贵族”就成为统治阶级。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学者就把阶级区分与阶级斗争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西方强调关于阶级斗争的制度解决方案，遂有“一人之治”“多人之治”“众人之治”的区分。而中国人分家时是平分家产，几代之后大地主就消失了，很难形成稳固的阶级统治和统治阶级文化，于是有了天命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有了科举制及更早的“选贤与能”思想，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识，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讲究“为人民服务”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中国的社会不同，政治也不同。耶稣会士利玛窦明末来华传教，发现中国政府既非一人之治，亦非多人之治，也非众人之治，但又似乎每样都有一些，所以倍感困惑。受中国特殊情形启发，放眼世界，可以发现欧洲经验也是一种地方经验。产生于欧洲的“政党”，本意是某一部分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党与此相同。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要为全体百姓福祉而努力奋斗的。中国文化不接受“以众凌寡”，数人头的竞选制被看作强权政治，西方那种我投了你的反对票，当然不肯被你“代表”，就成为不服从治理的显著理由。

再如，法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扎根于中国土壤，才能突破桎梏、别开生面。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法理学研究者言必称西方。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法治经验不足、法治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避免，但在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就不应该了。“法律”在欧洲被称为“Law”，有两层含义。其第一层意思是神的权威，如上帝与摩西的“十诫”之约。第二层意思是自然规律，如物理学里的定律也是“Law”。因而遵守法律就是服从神圣、服从自然规律，就是道德的，而不遵守法律就是不道德的。中文的“法律”不过是一种“办法”，功能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法律既不神圣，也不自然。中国的道德以家庭伦理为核心，与神无关，与法律也没什么关系。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实行礼法合治，主张德主刑辅。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谓“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中国的先哲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因为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而法是在极少数人突破道德底线后，迫不得已而采用的强制手段。于是中国历来有“法治与德治”之分，而无“法治与人治”之分。这个“例外”从根本上挑战西来的法律知识，也有助于理解很多非西方的社会。

三

构建“中国学派”、彰显其独特精神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第一个不利因素是语言障碍。我国学者大都习惯于通过译著理解国外学者的思想，直接阅读外文著作的偏少，这就导致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存在一定障碍。中国学者的思想欲为国外学界所知就更难，因为从中文翻译成外文不仅成本巨大，而且难以十分准确，如翻译小说《红楼梦》主角的名字“贾宝玉”就是个难题。第二个不利因素是“洋八股”流行，仰视几乎一切西方观点。第三个不利因素是“官八股”盛行，诠释官方话语概念涉及大量学者的“饭碗”，突破已有的概念体系常成为禁忌。

三大不利因素都是可以克服的。在可见的将来，人工智能或许会消除大量的语言障碍。所以我对“中国学派”的崛起持乐观态度。

（编辑  杨利红）

2017年9月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基金会召开的学者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推动“中国学派”研究与出版工作的倡议，与会专家与学者就构建“中国学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

“中国学派”现在推出“此其时也”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在十九大召开之际，现在推出“中国学派”丛书 “此其时也”。通过“中国学派”丛书，可以把很多学者多年的积淀和研究成果向全社会推出来。践行中国道路，是实践在前面，而“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孔丹说，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首创者，他并不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受西方理论和教条主义的约束，而是带有批判性地理解与吸收。孔丹期待“中国学派”的构建能够带有一定的普及性，形成的理论成果要有学术性，而不是追求学术化，能够让更多的大众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理论和实践的成果。

孔丹提出，“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站得住脚，真正地能够实现创新”，体现出“理论自信”。“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目前在中国这样丰富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正是启动“中国学派”的大好时机。

“中国学派”应当“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认为，目前有很多学者正在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视角，来诠释对世界、对历史、对全球当下重要议题的看法与见解。大批这样的研究与著作都应当放在“中国学派”的体系中。构建“中国学派”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拥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这是构建“中国学派”主要的侧重点。

“中国学派”应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以中国当前这样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目前西方理论体系没有办法对中国的道路进行解读和诠释，中国应当构建自己的理论和评估体系，并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王湘穗说，他参加了一些国际关系的研讨活动，不少国外学者表示，中国的实践和一些做法对他们颇有启发，但是我们自身却并不注意总结。而当下的中国在解决很多国际事务时所采取的方法，都具有很重要的创新意义，值得好好总结。王湘穗对“中国学派”的定义给出了这样的表述：“‘中国学派’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从中华民族及国家立场出发，研究各类社会问题和进行思想探索的学术群体，是秉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以建构中国话语，传递中国声音为已任的学人共同体。”他认为，“中国学派”不应当局限于某个学科，应当更多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主要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而这种本领域内的学术贡献应当对现存的主流思想提出挑战。潘维指出，“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不是因为中国人做的研究就叫做‘中国学派’，这个定义应当更广一些”。纳入“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更看重其学术贡献，是否为现有的知识结构做出重要的贡献。

当下很多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探索，比如王绍光关于整个西方史中“抽签理论”的研究著作，就是以中国人的视角来诠释西方文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所进行的历史哲学问题研究，令西方学术界耳目一新，这些都应当纳入“中国学派”。

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中国学派”理论体系日益迫切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表示，既然被称之为“学派”，其功能之一应当是一部分研究成果要能够进入大学课堂，作为基本的参考书。“中国学派”的理论成果不但要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还要进入整个世界的大学课堂，包括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汪晖介绍，他曾经与一位在拉美国家开展业务的基建类国企的负责人进行过交流，这位负责人告诉他，尽管企业的业务在这些国家开展得非常顺利，但是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却是如何解释中国“一带一路”背后的理论体系。“一带一路”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这个过程并不是要在国外完全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企业在业务的“在地化”过程中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的问题，而媒体、政府和学者在解释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在大量使用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实践与西方式的解读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导致中国的资本在海外进行投资的时候，面临巨大的文化压力。

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成功，如何在理论上阐释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如何再解释西方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发展模式的理论构建，需要建立新的联盟。“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输出，还需要在文化思想上结成统一战线。“一带一路”背后的文化、哲学和政治体系到底是什么，也需要我们讲出来。现在我们更多地是从实践层面去做事情，但是将其理论化的工作却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汪晖指出，“中国学派”应当立足于这些发展经验，不仅是讲中国的，还应当包括那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理论化。他认为，“中国学派”的某些界限具备一点模糊性是很有必要的，不必过于精确界定，以便能容纳更多的学者与研究观点。

当下，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发展，非西方地区、第三世界国家，都处在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发展起来的过程中，它们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释其来龙去脉的困境。因此，非洲、拉美、亚洲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及其相互比较性的解释，都可以放在“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范围内。而且当下这个部分显得特别有必要。中国有现代化和历史传统的支撑，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中国这样的条件，因此西方的文化霸权在这些国家显得格外突出。汪晖在拉美国家不止一次地遇到当地学者提出编撰中国教科书读本的需求。这些国家所读的理论读本大多是从英语世界传过来，关于中国的解读更是如此，而“中国学派”完全可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中国学派”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讨论和推广。这种理论性的构建工作目前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了。而且，理论构建要放在中国自己真正的经验里去谈，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再用别人的语言。汪晖说：“要讲‘中国学派’，不能光对我们自己讲，还要对外讲，让别人能够信服。那些我们曾经熟悉、而今天已经抛弃的知识，要把它们重新加以改造，重新澄清理论的是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开创“中国学派”需要学术的“三自”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日前在他的新书交流会上介绍，他与杨竺松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道路丛书之一《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正在通过境内外出版社的合作，来推动中国学派、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目前，这本书中文版出版后，日文版已定于11月上旬正式在日本发行，英文版翻译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胡鞍钢认为，“中国学派”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第一课堂、第一信息渠道总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建设强有力执政党的奇迹。可是西方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还是习惯性地拿着“集权”、“威权”等标签化的概念说事。胡鞍钢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国际交流确实在不断增强我对中国的自信。现在西方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体制，再像过去那样大贴‘集权’、‘威权’的狗皮膏药已经不灵了。”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中国的创新进行理性客观专业化的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胡鞍钢总结，学术有“三自”：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开创“中国学派”，就特别需要这种自觉、自信和自强。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开启了中国人民迈向伟大复兴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呼唤拥有“黄金领导力”的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黄金领导力包括思想理论领导力、目标使命领导力、统一行动领导力和人类愿景引领力；它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下选拔接班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从长期实际工作历练和考验中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传统，来自强领袖与强班子之间的相得益彰。

中国强国的黄金时代，需要黄金领导力

1987年4月，邓小平谈到“三步走”战略时曾指出：[1]“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2]

显然，邓小平对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并且寄希望于后来人，他多次表示相信“后来人会比我们聪明一些”。[3]“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对党和国家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江山代有才人出，党的事业永向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就是中国强国的黄金时代。他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新目标：一是将邓小平提出的2050目标提前了15年，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们肩负起全面建设世界强国的使命，也具备了对全党的领导力、对全国的领导力、对全民族的领导力、对全世界的引领力，由此构成了核心领导集体的“黄金领导力”，既要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又要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也必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黄金贡献。

“黄金领导力”及其构成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引领新时代的舵手团队，不仅是中国的优秀政治家，也是世界的优秀政治家。这个团队的“黄金领导力”来自习近平总书记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核心领导力，来自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人民情怀、使命担当、全球视野、卓越才干。具体来看，至少由以下几个方面所构成：

首先是思想理论领导力。中共十九大全面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重大政治判断，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十四条基本方略，从思想理论上为全党提供了根本指引。

其次是目标使命领导力。中共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定新时代的奋斗目标，设计并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对原有“三步走”战略进行了重大升级，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再次是统一行动领导力。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条基本方略之首，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过去五年强有力正风肃纪、反腐惩恶，使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最后是人类愿景引领力。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使命的重要内容，承诺继续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全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共十九大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政治活动，为全世界所瞩目；大会取得的成果及其对未来的规划赢得世界广泛认同，反映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心发挥的重要作用。

黄金时代呼唤黄金领导力。黄金领导力从哪里来？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下选拔接班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从长期实际工作历练和考验中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传统，来自强领袖与强班子之间的相得益彰。

黄金领导力源自严格的领导人选拔标准

从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以贤能为标尺的选拔任用制度历来都是政治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产生的重要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这套制度已经被证明为行之有效、并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它遴选出一代又一代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广大党员勠力同心，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稳健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中央领导层干部的选拔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比整体性的干部标准更高的要求。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要求。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六条，要求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并提出了五条要求。2002年11月，新华社在对新当选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报道时，首次公开将中共中央委员会明确界定为“政治家集团”，并对政治家集团人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此之后，党中央对第十七届、十八届“两委”坚持了中共政治家集团的定位，并对“两委”人选提出了与时俱进的一系列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十九大所作报告中指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选人用人的根本导向，同时也为干部的贤能标准赋予了新的深刻意义。

为做好第十九届“两委”人选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荐人选专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和“五个带头”的素质要求；又对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谈话调研及其酝酿工作提出了四项重要原则，对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推荐人选提出了除范围、年龄和结构之外的四个方面的素质条件要求。其中，政治标准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带头做到把握大局、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带头遵守廉政规则、带头加强学习，在“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方面堪为表率，模范遵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带头贯彻“四个意识”，政治素质、政治立场、政治定力过硬。这些标准和要求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肯定，认为党中央关于十九届“两委”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的原则科学合理，推荐人选的标准条件清晰明确，推荐范围及年龄等有关要求的设置符合实际，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

黄金领导力源于长期实践历练与考验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历练，不断积累治理经验，逐级晋升、逐渐成长为高度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的政治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任中坚持贤能导向的重要体现。从中共第十四届到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履历情况看，他们在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前，往往需要经过“台阶式”的锻炼，即至少需要迈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一是各地方省级党政负责人的台阶，二是在任的党的核心领导集体主要助手的台阶，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通过这两个台阶的历练，积累关于地方治理的知识，熟悉关于国家治理的知识，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都越来越丰富。此外，在不同省份之间、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与地方省份之间交流任职也是培养历练高级干部的重要方式，通过高级干部的交流任职，不仅促进了地方发展思路的转变和发展要素的流动，促进了跨地区的知识分享、经验分享、资源分享，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协调发展中体现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更是党的优秀人力资本的跨地区流动，使优秀干部进一步开阔视野、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在历练中培养干部，使党的高级干部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

以中共第十五至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他们在成为常委之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的平均时长逐届增加，总体平均情况为担任过总计近10年的省委书记、省长或省委副书记；在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们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平均时长超过7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的平均时长约为3.6年。三者相加，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两个台阶上的历练时间总共近20年。此外，他们在成为常委之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或省委副书记的省份数呈现出逐届升高的特点。

从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看，七位常委不仅全部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很高的学历水平，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宽阔的知识面，而且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他们平均在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担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平均任职时长达到9.9年；从工作省份看，既有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有陕西、重庆、贵州等相对欠发达省份，基于实践经验的国情认识具有互补性；平均拥有超过7年的中央政治局工作经历和接近3年的中央书记处工作经历，对治党治国各方面工作已具备充分了解。

此外，从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25位委员情况来看，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比例为88%，达到历史最高；拥有副省级及以上地方党政负责人工作经历的比例达到84%，曾担任省委书记的比例达到64%，均为近几届中央政治局中较高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正是由于经过充分历练，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具备丰富的从政经验，并通过突出的工作实绩表明能够承担起政治家的使命；他们首先是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实干家，进而才成为了政治家。优秀的政治家不会自动从天而降，只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而产生的。

“强领袖”乘以“强班子”等于强大领导力

恩格斯曾经提出历史发展的“平行四边形合力”说。他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4]

领导集体的历史作用也与此类似。一方面，中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也是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党中央处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导力，同时也需要整合其他方方面面的力量，从而使党在历史中的分力与其他方面因素的分力相互作用，汇聚起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合力。另一方面，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核心领袖，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历史作用，正所谓“万山磅礴看主峰”。核心领袖坚持正确前进方向、坚持正确工作方法，领导集体成员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领导集体的领导合力最大化，从而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有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核心领袖的能力与中央领导集体其他组成人员的能力，两者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核心强、班子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就愈加坚强有力。

这就解释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根本动力。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民始终是塑造历史的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当中，中国共产党绘制发展蓝图、把握前进方向，使千千万万的人民个体的历史分力汇聚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合力，谋求最广大人民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使党、国家和军队迎来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创新和发展了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首先是明确习近平同志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归、民心所望；其次是将集体领导体制从“五大机制”发展为“七大机制”，强化了集体外事机制和集体自律机制在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治国理政及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三是通过优化中央领导机构组织架构，强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协作，同时通过拓展重大专项会议制度和领导小组会议制度，完善重大会议机制，加强了党中央重大决策制度建设，使集体决策机制更加适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与发展，反映了中国制度创新、制度实践、制度调整、制度完善的发展。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好的制度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依靠杰出政治家。经过长期工作历练、实践检验、斗争考验、严格选拔而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共政治家集团的“黄金一代”，他们“真金不怕火炼”，拥有黄金领导力，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带领全国人民一步步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目标。

创造黄金时代的黄金领导力

中国为什么会不断成功？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孕育和选拔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全面进入强国时代，强国时代需要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强有力的党中央；强有力的党中央，必然离不开坚强有力、团结统一的核心领导集体，离不开杰出的核心领袖。中共十九大及十九届一中全会，正是为中国选出了这样的党中央、这样的核心领导集体、这样的杰出领袖。

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面对着新期待；不仅是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全世界的期待。全国人民的期待，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向往，体现在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全世界的期待，集中体现为全球在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维护人类共同福祉、构建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对中国寄予厚望。为着这份向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带领全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沿着十九大指明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回首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率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人们很难想象在之后的五年中，这一届班子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又迎来新的任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团队愈加精干成熟、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领导集体必将引领中国在未来五年再上新台阶、迎来新跨越，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征程！

（编辑  苏歌）

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竞争（二级标题）

20年前，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瑞士达沃斯发表了《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提出网络空间将成为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没有物质、肉体和边界，更没有等级、特权、偏见和压迫；这个新世界不接受现实世界的教化、约束、殖民和统治，也不接受任何政治和法律的强制和支配；但是，这个新世界有自己的文化、道德、不成文法典，也有自己的社会契约和解纠机制；这个新世界被认为治理更人道、更公平、更文明，它将会终结工业世界的政府专制。“你们关于财产、表达、身份、迁徙的法律概念及其关联对我们不适用。这些概念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我们这里没有物质。”长期以来，这一毫不妥协的网络空间自由主义主张，一直被视为网络空间的政治与法律研究的理论前提。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信息的基本组织机制，这一颇具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色彩的新机制，塑造出了一个全球尺度的“信息社会”，一个技术上无远弗届的“全球网络空间”.其中，网络化成为信息化的组织规则，在信息处理、知识互补、利益分享、互惠信任诸方面，既优于市场交易又优于科层组织。

但是，这种新机制在催生“新社会”的同时，也延续了国与国之间在全球化链条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称。[1] 这个“新社会”只在技术上是新的，在本体论上仍然在两极化的老路上高歌猛进，全球各国的社会结构、劳资关系，尤其是生产方式，都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循此而言，二十多年来，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网络空间的政治文化仍然受到现实世界的巨大影响，新空间所孕育的“新文化”或正从繁花盛开的巅峰走向萎缩的低谷。正如2013年斯诺登事件所揭示的，[2] 网络空间内部仍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特性，在技术、域名、传输渠道等关键信息资源或信息基础设施上仍然是有主权边界的，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其诸多后果之一就是互联网成为霸权国家控制弱势国家和国家控制公民的政治工具，这也就把主权话语重新带回了网络空间。新技术看上去催生了一种“新政治”，信息技术革命重新塑造了社会权力的组织方式。但即使在美国，网络的每个层次和领域仍然是“赢家通吃”，网络政治信息和话语权仍由一小群精英和机构所创造和过滤，互联网并没能实现美好的民主化承诺，互联网的极端开放反而加速生产着新的政治精英，也延续着传统的“贵族统治”，网络空间的所谓“新政治”不过是新瓶装旧酒。[3] 新规则所催生的“新经济”也并未缓解不同的国家、阶层和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

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当然不是毫无差异的，事实上二者正在进行着复杂激烈的政治与法律竞争，这实质上是一种主权竞争。竞争的对象是对人和物的统治权、管辖权和规制权。除此之外，网络空间还从多个层次、场域和维度对现实世界发起了挑战。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犯罪也在全球化。通信范围的全球化、通信规模的急剧扩大，互联网标准与关键资源决策权的跨国分布，社会成员之间集体行动的成本降低、能力增强等因素大大提高了治理成本，分散了民族国家的传统控制权。[4] 这说明，现实世界从一开始就不接受网络空间的乌托邦主张，而且，网络空间中互联网的分布式技术架构既有可能严重挑战现实世界的规制，也有可能让来自现实世界的规制无所不在。

如果现实世界意欲把规制嵌入网络空间，就需要掌握信息的规则、互联网的架构特性、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以及网络政治经济机制等新知识。其中，尤其必要也甚为迫切的是，需要对网络社会的行动主体，即网民的身份、财产、行为建立有效的认证体系，以提高网络空间的“可治理性”。网络空间必然需要也必须生发于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土壤之中，尤其是现实世界对于大规模社会的支配与“反支配”、治理与“反治理”、认证与“反认证”的互动过程之中。

大规模社会的认证与治理

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仍然处在变化之中。信息技术所塑造的网络空间的确给现实世界提出了各种挑战，尤其是对于一个社会结构变动不居、利益多元化、风险日益增多、问题更趋复杂的大规模社会而言，这既是对复杂社会自身风险规制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国家大规模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网络空间乃至现实世界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网络空间治理本身既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的国际竞争，有国际政治维度；也涉及大规模社会治理，有国内政治维度。信息的滚滚洪流，在网络空间不舍昼夜，数字迷雾制造着匿名的幻象，个人可以自主过滤信息，商业公司掌握巨量用户信息，催生着群体极化、非理性选择以及追逐利润的商业模式，构筑出一个似乎不受规制的“网络乌托邦”。在这里，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不对称的双重困境尤为突出。自然人与法人的身份、财产、行为、事务等社会事实复杂多样，更难以识别，国家与社会之间这种严重的“双重不对称”可说是治理困境的首要根源。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了国家认证的广度、深度与强度。^[5] 在利用信息技术增强国家认证能力上，美国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行者。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即将迈过“现代社会”的门槛之际，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各层面都处在剧烈的转型大潮之中。人员流动性大，财产等基础信息无法跟着人走，社会安全状况堪忧，福利欺诈现象频发。这些信息不对称现象表明，美国在“四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存在不容小觑的社会问题。美国的经验显示，这些问题的出路，不仅在于各种堪称“第二次权利革命”的社会立法，还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创新。

美国“信息时代”（theInformation Era，1960-1990）的全国犯罪认证制度建设就是一个例子。在1960-1990年的三十年中，美国借助信息技术改造了全国犯罪认证制度，这是一项重塑基础权力结构的治理制度创新，这个过程充分解释了认证对于大规模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借助于这项创新，美国在1994年互联网民用化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整合、互联互通的“数据库国家”（Database Nation），美国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化、清晰化的“档案社会”（Dossier Society）。

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减少赤字法》，彻底放弃了1974年《隐私法》的保护立场，要求全美各州均须加入联邦的全国数据整合、比对与关联系统，以认证食品券、医疗补助、家庭哺育儿童补贴以及很多其他相关福利项目的受益人资格。

全国信息系统从此崛起，记录在案的人群种类繁多，包括全国范围内数以千万记的社保受益人、个体和法人纳税人、食品券领取人、家庭哺育儿童补助受益人、罪犯、老年人额外保障受益人、医疗补助受益人、私人医保计划被保险人等等。此外还有私人信用数据系统中的5100万信用卡持有人和6200万份信用记录。

美国的全国犯罪历史系统不仅仅是刑事司法行政体系，它同时也是美国的就业筛选工具，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名单”系统。美国9000万就业者中，有犯罪记录的3000万人都记录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如此，全国犯罪历史系统还是一个全国信息与身份中心，它整合了6万个刑事司法机构及50万从业人员，几千个其他政府机构以及从地方学区到美国银行等各主要部门的雇员，这个过程被称为“地方职能的国家化”。此外，该系统还涵盖了7000万现役和退役军人、国防承包商和从业人员、核工业从业人员、联邦雇员以及其他需要联邦调查局备案的人员。

除了全国犯罪历史系统以外，美国的基础信息认证机构还包括商务部普查局、国内税收总局、社会保障局、公共卫生局全国卫生统计中心，它们分别掌握自1790年以来的人口、个人身份数据，自1933年以来的公民收入、纳税申报信息，自1937年以来近2亿人次的医生收入信息、医保、教育、福利和社保数据，以及1960年以来的公共卫生、医疗和人口学记录。

美国的经验对我们至少有三点启示：

第一，互联互通的基础认证制度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它可以重塑权力的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方式，其重要性就在于它几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前提。

第二，从政治意愿和制度能力两方面实现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是识别个人身份，提高社会透明度，减少偷漏逃税和福利欺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国家基础能力的制度前提。如果基础信息不能互联互通，无论社会治理，还是国家治理，都很可能出现监管和治理的“失灵”。推动公民身份、财产、信用等基础信息互联互通的过程，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过程。

第三，改造国家认证体系、实现互联互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好的切入点。它非常迫切，尤其是为解决一个大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大规模治理问题所必需；它相当可行，可以在短期内极大地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它争议较小，更容易达成政治共识。

看似微不足道的基础认证制度创新，能极大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一方面，它把社会信息向政府敞开，有效增强了政府处理大型社会问题的制度能力，增强政府政策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僵化的分权思维，让政府有能力在该集权的地方集权、在该分权的地方分权，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控制、后勤与沟通优势，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认证制度改革前，社会对国家来说是不透明的，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往往是瞎子摸象，难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认证制度改革将治理必需的海量信息汇聚到政府手中，让政府在信息沟通技术提升治理能力，把握社会问题，回应大众诉求。人们往往只关注信息时代的技术进展、商业进展，而忽略信息技术对于政治发展的巨大影响。“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

网络空间的国家认证

“认证”让个人行为在统计意义上变得可以预测，形成一个比其“物理人”更真实、更全面的“数字人”，以此提升个人相对于国家而言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通过认证的治理”，通过清晰化、标准化、例行化、制度化，现实世界的统治者努力维护着“利维坦”的自身形象，致力于揭开虚拟世界蒙在人的身份、财产、行为上的数字面纱，并最终希望在一个复杂的大规模社会中保持自由与秩序的平衡。

身份认证与行为认证，或者说国家认证与社会认证，构成双重认证机制，相互补充并共同支撑着治理体系。国家认证与社会认证在现实中存在某种相辅相成或交叉重叠的关系。双重认证机制能否有效运行，也正取决于能否在二者之间划出相对清晰的边界，进而理顺各自的权责及其相互关系。一旦社会主体的行为认证不受法律约束，就很容易对个人信息安全、隐私和自由构成伤害，也极大地削弱、侵蚀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政治自主性。因此，国家通常需要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认证施加严格的法律约束，让国家认证成为社会认证正当性的来源。

在中国，将认证嵌入网络空间治理，并最终形成双重认证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也不是无迹可寻的。以身份认证为主轴的国家认证正在各个层面嵌入中国的治理，这一进程与“网络乌托邦”给大规模社会治理所带来的困境息息相关。这表明，中国不再把“网络乌托邦”视为无法规制的法外之地，而是开始将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视为法律面前相互平等的领地，享有同等的权利，也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这种观念正在成为互联网法律与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共识，意欲建立“新规则”的政府，积极尝试借助互联网信息巨头的力量将网络空间纳入现实世界的法律规则。国家认证一旦开始借力于社会认证，二者的地位、关系就产生了新的变化。

网络空间的社会认证

如果说网络空间中，以身份认证为主轴的国家认证是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公共权力，是国家的政治责任，那么，以行为认证为主轴的社会认证所带来的却是或隐或现、愈加清晰的竞争、挑战和危机。如果国家全面掌管行为认证则会不经济、不方便，也常常遭致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质疑，是政府不堪承受的重负。因此，网络空间的行为认证主要由社会主体来进行，事实上这也往往是出于网络空间的网民行为的规模、数量、频率的现实需要。但后者同样会产生用户隐私受扰、身份欺诈、信息服务提供者自由裁量权过大，以及巨量信息的权利属性等难题。因此，国家也不得不摸索针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认证的规制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2年《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正式在法律层面确认了双重认证机制。首先，“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其次，“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内容服务中，服务提供者要对用户进行两次“身份认证”（“实名制”）；并且，在内容层向传输层过渡时，服务提供者要对用户进行信息发布是否合法的“行为认证”。将确认发布行为是否合法的责任赋予服务提供者，这就构成了由身份认证和行为认证所组成的双重认证机制，身份认证放在两个环节，行为认证放在多个环节。 

国家认证与社会认证的关系

身份认证和行为认证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它的权力（利）性质及其归属，这取决于认证主体是谁。如果认证主体是国家，应对国家的身份认证施以更大权力，而国家的行为认证附着在身份认证上；如果认证主体是社会，应对社会的身份认证施以更大约束，使之依赖于国家的身份认证，而对于社会性的行为认证则予以较大空间，但又需要设定明确的法律限制。

在中国网络空间治理的政治、法律与政策语境中，身份认证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其权力主体是国家，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各项基本需要，这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国家认证。行为认证权事实上是国家赋予社会主体的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认证。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进行某些环节的身份认证，但最后环节，即对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的确认，是国家的当然政治权力，不可转让，因为是国家在治理，而不是公司在治理。

因此，对于国家而言，收集、储存、使用公民的身份信息是一项基本权力，可以在不扰民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合法行使；可以在保障公民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授权或要求社会主体提供相应信息，向社会主体提供验证服务。

但是，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针对用户的行为认证，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必须接受非常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限制，^[6] 收集、存储和使用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明确说明收集、存储、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必须征得用户同意。对于通过行为认证得来的用户信息，须严格保密，不能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并须采取必要技术措施，防止身份、行为和财产信息滥用。如果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需要确认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则必须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请，在符合法定规则的前提下验证用户信息。

对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认证施加严格约束，是因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认证能力使之建立有效的商业模式，也使之成为公民个人权利的潜在威胁源。那些掌握巨量用户个人身份信息和网络行为流的大公司，也完全有能力对国家的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无论是把互联网信息数据看做生产要素的阿里巴巴，还是把信息看做是一种能源、想做“黑盒子”的腾讯，其行为认证权利都必须受到国家权力的规制，法人权利不能完全自然人化，这就需要重新界定大公司所拥有的巨量用户个人数据的法律性质和权利归属。

总而言之，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只能进行合法的行为认证，可以通过行为识别身份，但不能通过身份跟踪、追溯、预测和确定个体行为。后者一旦大行其道，将会是个人隐私的彻底终结，而公司企业等商业主体势必将掌握对用户个人生杀予夺的巨大权力。

结语

由于信息巨头及其商业利益与用户自主、技术创新和公共利益之间冲突不断，如果现实世界对网络空间的法律规制过于保守、僵化、封闭，仅仅着眼于传统规制，比如信息服务商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专有网与公共网之间的矛盾、以及条块管理体制的内部冲突，就无异于“以身饲虎”，这时候法律就很可能变成新利益主体建构自身正当性的工具。因此，现实世界需要提升学习能力，构建“新规制”[7]，包括基于互联网物理层的“端到端”技术特性研发新的信息技术、建设新的信息基础设施，针对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信息服务商建立新的法律规制，针对那些掌握高度整合的互联网入口和控制平台建立代码层规制，防止信息巨头攫取公民身份认证权，同时还要严格约束这些信息巨头赖以谋生的行为认证权。

                                       （编辑 迟晨光）

最近两年，国内外均有不少机构或学者提出中国的债务问题，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十分严重，将会引发债务危机甚或金融危机。这已经成为部分人士“唱空”中国的重要依据。为了解和清楚这些判断和预测是否有根据和道理，我考察了中国的债务水平、特点及其历史变动和国际比较情况，提出对我国当前债务问题的判断。 

西方诟病中国债务问题的有关说法综述

近年来，众多国际机构、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媒体、知名投资人及经济学家等发表了对中国债务问题的看法。

麦肯锡在2015年的报告中，较为全面地比较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杠杆率[1] 水平，显示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由2007年的158%上升至2014年的282%，累计上升124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样本中的多数发达国家和各主要发展中国家。[2] 此后，其他知名机构陆续发布对中国债务水平的估计值，均介于230%到350%之间（表1），并对此表达担忧。

表1 部分机构对中国债务水平的估计值（%）

  数据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S，EIU，VisualCapital，新闻报道，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策略师Ruchir Sharma研究了过去50年全球最严重的30个债务狂潮，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私人部门债务与GDP比值在5年内增幅超过40个百分点，且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其中中国的债务狂潮是战后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大的，或许难以成为例外。[3]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历史表明，每一个债务快速增长的大国都将经历金融危机或GDP增速持续放缓，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同样的命运。[4] 著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认为，中国经济由债务推动的状况就像是2007年至2008年债台高筑的美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由巨量信贷扩张支撑。对中国持有看空情绪的知名投资人还包括杰弗里·冈拉克（Jeffrey Gundlach）、大卫·泰珀（David Tepper）、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等。[5]《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表示，中国的债务激增并没有带来趋势增长率的上升，反而是下降，债务问题存在高风险，一方面债务大幅增加会掩盖短期风险，但长期可能导致恐慌；另一方面，一旦银行出现问题，将危及整个金融系统。[6]

针对中国债务问题爆发的潜在风险点，外界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可能上升。2017年5月，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3调降为A1，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出现减速，政府财政实力将会有所削弱，政府直接债务负担占GDP比重会继续上升。[7] 此外，标准普尔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认为中国将继续依赖信贷增长、政府通过债务融资进行公共投资以维持经济增速，使未来2-3年政府表外借贷仍将持续。为此标普可能在今年或明年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8] 瑞银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仍属可控，但需密切关注其上升速度，更加隐蔽的准财政支出的迅速增加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隐患。[9]

第二，企业债务问题凸显。麦肯锡测算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25%，其过去几年的上升幅度是各经济部门中最大的。[10] 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表明，2016年末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3%，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值分别高77个和64个百分点。[11] 国际金融协会（IIF）估算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为175%，居全球首位。[12] 汤森路透给出的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0%，是美国该比率的两倍，并在过去五年出现严重恶化。[13]部分机构还认为中国公司债市场面临更多违约风险。标准普尔预计，到2019年，中国的公司债规模将占到全球公司债总额的40%。[14] 彭博称，在中国被评为顶级评级的信用债，却和其他国家的高风险垃圾债具有相似的特征，约57%的中国AAA级债券发行人可能存在违约风险。[15] 美银美林分析师认为，相比股市，管理债市可能是更危险的事，因为债市规模更大，道德风险将成为重大问题。[16]

第三，国际机构认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问题被低估。截至2017年6月末，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为1.74%，远低于部分国外机构的估计值。其中，麦肯锡估计的不良贷款率为7%左右，并指出如果没有相应遏制措施， 2019年不良资产率可能升至15%，并会引发银行资本金的严重损耗，届时需要高达8.2万亿元人民币进行弥补；[17] IMF估算，中国银行业中，企业贷款的潜在损失相当于GDP的7%左右（据此估算的企业贷款不良率约为9.3%）；[18] 里昂证券、见地研究对中国不良贷款率的估计值更是分别高达15%-19%和20%-21%。[19]

第四，金融杠杆率升高和影子信贷问题。由于同业存单快速增长、央行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投放货币等原因，2016年我国金融部门杠杆率升至126%，[20]这也成为外界关注的风险点。瑞穗证券认为，中国近年来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降低了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同时降低资金使用效率，推高实体经济资金成本，并增加了资金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21] 瑞银指出，一方面对影子信贷的有效监管较少，另一方面影子信贷增加了多层中介，这都增加了融资的风险和成本；政府将无法及时发现金融隐患，也无法应对金融风险和避免系统性危机。[22] 

中国债务水平的变动及国际比较

金融危机以来，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下，我国经济杠杆率水平显著上升。我们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为准进行比较。其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由2008年的141%上升至2016年的257%，累计上升116个百分点。其中，2016年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分别达到46%、166%和44%，均较2008年大幅上升，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在全社会债务总额中占据多数。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2016年我国257%的全社会杠杆率水平仍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明显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表2）。与2008年相比，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上升了116个百分点，高于样本中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各主要发展中国家。[23]

表2  世界主要国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对比，2016年 （单位：%）

数据来源：BIS

注：上升幅度指与2008年相比，全社会杠杆率水平上升的百分点数。

债务结构的主要特点，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相对较高，由2008年的96%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166%，无论绝对数值还是增幅，均高于各主要发展中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成为国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二是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不高，由2008年的27%上升至2016年的46%，与主要发展中国家水平相当，且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地方政府债务占比较高，此前社科院报告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债务的近三倍，[24]特别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缺乏透明性，成为最大风险点。

三是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处于相对合理水平，由2008年的18%升至2016年的44%，虽然上升速度较快，但其绝对水平低于绝大多数样本发达国家，略高于各主要发展中国家。 

中国债务状况的主要特点与风险评估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全社会债务水平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尽管近年来债务增速较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但其本质与国外情况差别很大。

一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主要源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我国非金融企业负债情况，以国有企业负债为主，2016年国企杠杆率已上升到117%。[25]由于国企资本金长期得不到补充，自有资金少，资本市场发展慢，企业很难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所以一直依靠负债发展。再加上国企管理还有不少问题，企业税费负担较重，没有能力自我补充资本金。2003年至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20.0万亿元扩大到140.7万亿元，而实收资本仅从4.5万亿元上升到11.2万亿元，[26] 因为国家虽没有为国企补充资本金，但却提供了隐性担保。

二是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体系推高杠杆率。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社会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比重高，而股权融资占比相对较低。我国2016年新增社会融资中，贷款类融资占比为72.8%，债务性融资比重接近九成，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占7.0%（表3），而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融资以股权融资为主，债务性融资占比均不及三分之一。截至2016年底，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社会总融资存量[27] 分别是GDP的425%、370%和406%，而我国这一数值仅为278%；但由于股权融资不计入负债，这样在融资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我国的借贷主体需要承担相对更多的债务，进而推升全社会杠杆率水平。此外，我国股权融资需要较长的融资周期，国内上市公司通过增发方式融资大概需要一年半左右，容易错过优质的投资项目，而借款要快得多。这也是我国企业海外收购多用借贷融资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这条路堵死，或经过更多审查手续，将不利于企业抓住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慎重。 

表3  我国社会融资结构（%）

数据来源：Wind，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注：表中数据为2016年数据，贷款类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三是债务主要投向生产性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而非福利支出。仅凭债务水平一个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的健康程度，还要考察支出方式和资产构成。我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且财政支出中医疗、社保等福利支出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政府支出以生产型为主，私人部门负债也大量投向生产性资产，对经济能够产生促进作用，这种债务有可持续性，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强。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调研组数据，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4万亿元，其中只有2.9万亿元用于民生领域，约占19%，而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占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明显高于我国。以2016至2017财年为例，美国、英国、日本政府财政支出预算中，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支出的占比分别为47.6%、49.9%和33.1%。[28]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在短期提升总需求，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2016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为16.2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20.4%。

四是储蓄率高且以内债为主。评估一国的债务情况，除了看总杠杆率水平，还要考察其债务结构。日本虽然全社会债务水平较高，但由于具有高储蓄和低外债特征，债务持有人以国内银行和居民为主，故并未发生过严重的债务危机。2016年我国全社会杠杆率为257%，远低于日本的371%，与韩国大体相当；我国储蓄率高达45.8%，远高于日本和韩国；从外债余额占GDP比重、内债占全部债务比重这两项指标看，我国外债水平也明显低于日、韩两国（表4）。而塞浦路斯、希腊等近年爆发债务危机的国家，都同时具有储蓄率低、外债水平高的特征。

表4 部分典型国家储蓄率和外债水平（%）

数据来源：IMF，World Bank，BIS，Bloomberg，Wind，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整理计算

注：各国储蓄率和中国内外债数据为2016年，其余数据为2014年。内债占全部债务比重使用BIS的全社会杠杆率数据及World Bank的外债和GDP数据计算。 

五是银行业经营稳健，且影子信贷风险可控。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6358亿元，不良贷款率1.74%。如果按国外机构估计的不良贷款率极端值20%计算，不良贷款额为18.8万亿元。尽管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仍处于世界前列，银行业资产大幅恶化的可能性很小。随着经济发展，部分不良资产有望转化为正常资产。从2000年前后我国大规模不良贷款处置的情况看，不良贷款回收率在30%左右，[29] 国外一些研究调查出的回收率水平往往更高。[30] 如果按照30%的回收率计算，最后真正形成的不良资产极端值为13.2万亿元。而我国银行业监管不断改进，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已成惯例，已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净额为15.5万亿元，贷款损失准备金为2.9万亿元，两项总和超过18万亿元，可以完全抵御国外机构所宣扬的极端情况。

在影子信贷方面，中国影子银行的资金大多从银行吸收过来，虽然通过通道业务输送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但最终投向仍以实体经济为主，其风险大体可控。这其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客观上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负担，但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具有优势，且银行经营审慎，影子银行不会出现大的风险。如果发生局部问题，也往往通过重组或由银行承担等方式予以解决。从规模上看，2015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约为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的75%，而美国和英国影子银行规模占GDP比重分别高达143%和290%。[31] 影子银行问题并没有西方说的那么严重。 

西方炒作中国债务问题的实质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均通过综合评估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展示主权国家的信用状况，并将多个评级因素对评级对象信用质量的影响浓缩到评级符号中。评级不仅仅是对当前状况的判断，也包含了对未来的预见。[32] 以穆迪的评级方法为例，其将信用评级影响因素划归为四大类：经济实力、制度实力、财政实力以及对事件风险的敏感性。[33]

从主权债务风险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制度、财政实力均处于良好水平，对风险事件的耐受力也较强，特别是政府负债率，中国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在大型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相对合理水平（表5），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并不算高，且2017年3月末我国对外金融净资产高达17319亿美元，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部分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往往过于悲观。以穆迪为例，2017年5月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A1级，与政府负担沉重、经济增长迟缓的日本处于同一水平，但日本的主权评级却维持不变，且评级展望继续维持稳定。从实际情况看，2016年中、日两国政府负债率分别为46%和239%，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分别为257%和371%，GDP增速分别为6.7%和1.0%。显然中国的债务状况明显优于日本，穆迪下调对中国的评级缺乏依据。 

表5 2016年部分国家政府负债率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IMF

注：负债率指政府债务总额与GDP比值，部分国家数据为IMF估计值。

穆迪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的依据是存在问题的。穆迪指出，未来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下滑至接近5%，财政实力将有所削弱，政府直接债务负担占GDP比重将继续上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事实上，我国政府债务规模一直保持合理增长，经济增速也有望高于穆迪假设的5%。由此判断，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过去四十年，除了广国投之外，中国未发生过大的政府和国企债务的违约事件，所以穆迪对中国政府或有债务的判断与担忧也完全没有依据。

当前，西方炒作中国债务问题的实质，在于误导和动摇我坚持发展的决心，使我们不敢进行投资。对西方炒作我产能过剩问题，我们要认真分析。例如钢铁产能问题，在坚决消灭落后产能的同时，必须制订政策扩大钢结构建筑，增加使用量，保持与发展先进产能。应看到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十分需要的，国家应制订有利于企业将其产能转移的政策，要堵疏相结合。总之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判断，坚持正确的道路。否则将丧失对未来发展的掌控权。

有关建议

现代中国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百年奋斗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发展强大起来。他们何时真心诚意帮助我们出谋划策，助我强盛过？他们是能封锁就封锁，封锁不了就怂恿、联合盟国或与我有分歧的国家对我遏制。在经济上，他们总是耸人听闻地夸大问题。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宣布中国的银行已技术性破产，而在我们实行银行改革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争先恐后地要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中国各银行的股东。遗憾的是这个“战略合作”只维持了十年左右，结果一个个赚得钵满盆盈，背后偷笑。生意场上欺骗对手是常态，关键是对手必须清醒，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受其骗，这是我们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过去西方曾不止一次预测过中国经济要垮，但一次也没有实现，我们也从没有相信过这些“预测”。今天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西方有关中国债务问题的判断。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水平上升较快，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在增加，但我国债务问题并未像一些国际舆论所宣扬的那样严重。因为我国债务的95%均为内债，且我国储蓄率高，因而不会爆发不可控的债务危机。

现在是西方处于经济发展方向混乱的时期，也正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时期，是前40年改革开放、科技、工业积累的爆发时期。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必须加快发展。尤其不能被西方的误导所欺骗。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非市场化的管理体制、金融体制与已经基本市场化的经济之间的矛盾制约我们的发展。在政府具有有效的调控能力的情况下，不存在不可控的危机。既要促进发展，又要控制风险，但发展还是第一位的。我们要辩证看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杠杆率问题，在不轻信西方误导的同时，也要加快推进各项改革，积极化解潜在债务风险。

一是必须要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我国较低的股权融资比重，是企业杠杆率高的重要原因。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健全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尽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和市场间转板、退出机制改革。

二是对国有企业注资，不再提供隐性担保。资本金不足已成为限制国企发展和推高其负债的重要原因。通过债转股降低企业杠杆率也是一种办法，不过要综合考虑银行作为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其股东的利益。从根本上，还是要尽快针对国有企业建立常态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建议中央与地方政府可以用发债的办法补充国企资本金，适当增加政府负债，降低企业负债。资金来源可考虑由财政部和地方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和地方债，由人民银行认购。企业可使用注入的资本金偿付一部分银行贷款，从而抵消央行购买国债时的货币增发量。过去在解决地方一些金融风险时，也采取过地方政府向央行借再贷款的办法。这些借款可以用30-40年分期偿还的办法解决。在企业可以比较便捷地获得股权融资前，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补充必须制度化，政府不再对其提供隐性担保。此外，对技术可行、订单充足，但面临流动性困难的国有企业，还可通过政策性银行发放中长期资本金贷款。

三是要抓住时机发展，加大投资力度补短板。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补齐短板，加大投资力度。投资要投向制造业、投入研发，关键是选准领域和对象，这方面应放手让市场、企业去决定。

四是要加快各项改革。一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以改革体制机制为重点。对国企、民企要同等对待，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放活对企业的管理，对一些管理人的不法行为，违法、违规者必究，列入黑名单，阻其发展前途，逐步建立起社会信用和信誉体系。加强管理、反对腐败，弘扬正气。二是推进税制改革，采取宽税基、低税率的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三是要改革以巴塞尔Ⅲ监管标准为基础的银行监管规定，因为该标准是以西方情况为基础制订的，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不相符，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在借鉴的原则下制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防控风险的监管规定。

                                （编辑 王蕴）

在经济已充分规模化的美国，按美国大致的标准，雇工500人以下的企业即为小企业，相当于中国的中小企业，这样的小企业有2800万个，提供了美国54%的销售额，55%的就业机会，以及自1970年以来66%的新增工作岗位。自1990年以来，大企业减少了400万个工作岗位，而小企业增加了800万个新工作岗位。在欧洲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小企业也都占了一半以上的经济产值。

中国的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吸纳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的80%，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

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说明，一方面，中国企业的规模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解决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思路和整体解决方案。

20世纪中叶以后，各发达国家把小企业的创业发展纳入了政府扶持和补贴的渠道，其中最成功的是美国联邦小企业局模式。20世纪下半叶，孟加拉国创造了尤努斯模式，21世纪初，中国在学习美国互联网公司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阿里巴巴模式。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都是市场化的探索，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另一方面，也不是非常成功。

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小企业的各种发展道路，各种发展模式，并提出中国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温州模式的失败

多年前，我们曾调查过一个细分产业，就是电线电缆业。这个产业主要生产附加值低的低压电缆，由于不掌握相关技术，附加值高的高压电缆几乎全靠进口。2008年这个产业的总产值为6千亿元，总净利润80多亿元，而企业数量达7000家之多，平均每家企业的年产值不到1亿元，产业平均净利润率在1-2%之间，最好的企业也只有3-4%。这个产业最大的几家企业是沈阳、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的几家国企，每家年产值在三四十亿元上下，都处于艰难维持的境地。

集中度如此低的产业结构必然带来恶性竞争，价格必然落至边际成本。超低利润使得企业既不能积累也无法融资，不能开展研发，不能进行高级资本投资，不能升级产品结构，当然也不能给予员工更好的薪酬和福利。

这种企业就是所谓业主自营式企业，是19世纪的主导企业模式，当时马歇尔称其为典型企业。我国温州模式主要就是这种企业，它的主要特点是：业主自营，规模小，聚集效应，竞争激烈和价格接受者。马歇尔认为，这类企业在外部经济的作用下，会自然扩大规模从而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确实，如果没有其他经济因素的扰动，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巨大这个“外部性”的背景下，温州模式由内源驱动必然转向结构重整，通过同业兼并，引入外部投资者，发展成为股份公司，以持续规模收益递增。这条路是马歇尔和威克塞尔所不知道的20世纪经济的发展道路。

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温州模式经历收益递增后，正转向收益不变和递减。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源政策、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模式走上歧途。中国的资源和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民营资本纷纷抛弃本业转入投机，而2009年后的投资拉动政策在客观上助推了这个趋势。温州资本逐渐转入投机后，它们学到的知识就是艰苦创业远不如轻松投机。它们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资本转入投机的结果之一是产业资本投资的枯竭，这加速了温州模式收益递减，也拦腰截断了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民营资本正规化改变不了这个趋势。因为资本无论正规还是不正规，都不会向收益递减的领域进行投资，除非获得极高的风险溢价。这就是温州高利贷产生的原因。而高利贷会进一步破坏温州的产业投资，给温州模式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小企业的分类和发展的时代特征

小企业的发展是全世界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小企业，都处在所谓自由经济的自生自灭状态中。

小企业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极少数的创新型企业，由于有发展空间，且得到国家资本、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支持，经过竞争淘汰，兼并重组后，部分发展成拥有新技术的中大型企业，实现规模化。

还有一类是配套型小企业，它们的主要业务是为大企业做中间产品配套服务，可以获得大企业的支持。由于有相对稳固的销售渠道，信用较好，风险较低，融资也相对容易，其发展相对稳定，与大企业的发展具有一致性。

而绝大多数小企业，都是熊彼特所说的“循环流转式”的企业，它们生产大量琐碎的产品，既满足了地方的一些需求，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在时间的磨砺中，其中一些企业逐渐发展成特色企业和精品企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精良的产品品质。这些小企业，无论是从促进就业，保留地方和国家的文化特色，发扬工匠精神等方面，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8世纪的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些手工作坊，已经出现了分工和管理，亚当•斯密对其进行了描述。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的企业，虽然采用了新动力机械，分工和管理趋向组织化，但仍是业主自营式，产权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20世纪的小企业发展呈现出规模化和福利化的两极特征。少部分小企业通过规模化获得收益递增效益，发展成股份制大企业，产权、管理和定价模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20世纪现代经济的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经济福利化进程中，大部分小企业成为国家福利政策的关注对象，纳入国家帮扶补贴体系。小企业需要国家关注、帮扶、补贴的原因是小企业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大部分小企业是所谓“循环流转”式企业，成长空间不大或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小企业承担了国家就业的主要功能。

大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得的，生产率提高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又会产生对规模经济的政治反抗和经济波动，要求国家平衡经济关系和权力集中。美国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进步主义和新政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出台了小企业政策。 

小企业的“阿克琉斯之踵”和基本信贷模式

小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交易成本高、信用成本高和风险成本高。

销售难或销售成本高，是小企业的一个根本之难。在互联网销售诞生之前，全世界的小企业，无论是市场化的，还是政府扶持的，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

小企业的第二个难题是信用和风险评估难。大多数小企业都没有建立起商誉，信用缺失是普遍问题。从小企业本身来说，它的销售风险、管理风险和道德风险都是很难评估的，其资产很可能一钱不值。从产业角度说，小企业多存在于进入壁垒低的行业，竞争很容易走向恶化，一个企业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企业存在着许多关联性。从宏观角度说，经济波动的风险首先会在小企业上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使得金融机构在对小企业进行贷款时表现出高交易成本的特点，大型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一般是不符合市场理性的，强迫进行这类金融活动是不合理的。

小企业的第三个难题就是融资难，由于信用和风险评估难，又没有融资渠道，小企业融资成本非常高。世界各国解决小企业融资需求主要有四种模式。

第一是小银行制。例如美国早期只允许成立单营业厅银行，到现在也保留了许多小银行。一方面，这些地方性小银行与地方性小企业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对这些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比较了解，同时通过较高的利率来获得平均化的保险；另一方面，单营业厅银行由于其规模非常小，它的风险也不至于引起整体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小银行制的制度没有延续下去，是因为随着客户的规模不断扩大，小银行制不适合经济的规模化和规模收益递增要求。19世纪美国内战结束后，随着该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废除小银行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限制最终被打破。而小银行的大量兼并破产，使小企业的发展出现困难，这也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决定成立小企业局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地方融资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平发展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主题，这种小企业融资方式是随着扶助小企业成了政府的重要目标而普遍发展起来的。

美国政府是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主导权。地方税、地方债和地方收费，以及联邦补贴构成了地方资金池，不同的地方会形成不同的地方发展基金，例如土地基金，教育基金，小企业基金等等。

总体上说，扶助小企业发展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这是一个世界共识。

第三是尤努斯模式。

第四是美国小企业局模式。

尤努斯模式

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直译为格莱珉银行）及其面向赤贫人群的小微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评论认为，这或许是挪威创办和平奖以来唯一一次没有政治偏见的获奖。

尤努斯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干的是和中国经济学家们一样的活。但是回国后，1974年饿死150万人的大饥荒震惊了他，他带学生到附近村庄去调研，曾经帮助兴修水利，推广良种，但发觉没有用。深入的调查使他发现，高利贷盘剥才是致贫的根本原因。

1976至1979年间，他在村里开始了试验，以自己为担保人向穷人们提供小额贷款，这个试验成功地改变了大约500位借款人的生活。他也不断地去游说孟加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来采纳他的试验。1979年，孟加拉央行终于答应开展这个名为“格莱珉”的项目，一开始由7家国有银行支行在一个省份进行试运作，1981年则增加到5个省份。这个项目的每一次扩张都证实了小额贷款的有效性：到1983年止，格莱珉银行86个支行使5.9万名客户摆脱了贫困。随后，尤努斯决定辞去学术工作，全身心投入这项对抗贫穷的事业中去。1983年，格莱珉银行成立为独立法人机构，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

格莱珉银行向客户们收取固定的单利利息，通常是每年20%，相对孟加拉商业贷款15%的复利，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他们的客户都是那些没房没产的穷人，那些还不致穷困潦倒的人则被排除在外。

1998年，一场世纪洪水肆虐孟加拉长达2个多月，造成大量穷人家庭资产损毁，尤努斯也在此时对格莱珉银行20多年的运作进行了反思，最后作出了大胆的改革，推出了全新体系的“第二代格莱珉银行”，取消了原有的一些贷款种类、借款约束以及“团结组”，取而代之提供了住房、高等教育等贷款项目，并根据借款者的情况量身定制，提供更为灵活宽松的贷款方式以及年金储蓄计划，新的银行运作方式吸引了更多的借贷者加入。

2011年，“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农村银行，这家银行有着650万的借款者，为7万多个村庄提供信贷服务。格莱珉银行的偿债率高达98%，足以让任何商业银行感到嫉妒。而且，每一位借贷者都拥有这家银行一份不可转让的股份，占据这家银行92%的股份（余额由政府持有），这实实在在的是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是穷人自己的银行。

格莱珉模式在50个国家得到了成功复制，如菲律宾的ASHI、Dungganon和CARD项目、印度的SHARE和ASA项目，尼泊尔的SBP项目等，这些项目实施后，借款者的生活和收入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尤努斯对自己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和自己的经济学家生涯进行了反思，他说，当人们在我课堂对面的门廊里即将饿死的时候，我的那些优雅的经济学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述的那些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尤努斯模式在尤努斯博士被孟加拉政府解职后陷入沉寂，这个模式曾一度被称为有世界意义的创新，现在虽然不能说已经失败，但是，随着格莱珉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差别缩小，它已经成为过去时是不争事实。

尤努斯模式在中国也曾经被复制，但效果并不好。

美国的小企业局模式

美国小企业局模式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系统化，最稳定和效果最好的扶助小企业的模式。

小企业局成立于1953年，但它的雏形诞生于1932年大萧条后成立的“重建金融公司”(RFC)，1952年RFC被取消，为了延续早期这些机构的重要功能，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创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小企业局”，1953年7月30日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法案，小企业局正式成立。基于1958年的投资公司法案，设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小企业投资公司是由小企业局发放牌照并进行监管，同时小企业投资公司为私人所拥有和运营的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资金。这些私人拥有并运营的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为高风险的小企业提供长期债权和股权的投资。

小企业局建立了两个比较宽泛的标准：对于大多数制造业公司，500个员工以下即为小企业；对于许多非制造业的公司，平均年销售额750万美元以下为小企业。但是它的具体规定非常细，将行业分了16大类，90个细分行业，总计有一千多个更细分的业务领域，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详细的关于雇员数量和年销售额上限的规定，以确定政府扶持的标准，并定期对不同行业的标准进行评估和修改。

这个标准，实际上把中国概念的中小企业，全部纳入到美国小企业局关注、扶持、补贴的范围内，这对那些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描述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强烈的讽刺。

美国小企业局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为小企业提供帮助。

第一，为小企业融资，从最小的小微贷款到给小企业的债券和股权风险投资。

第二，支持创业和发展，包括小企业的教育、信息、技术支持和培训。小企业局提供免费的“一对一”服务，互联网的咨询；以及通过遍布全美1800个小企业局分支机构给企业或新创业者提供培训。

第三，政府合同(联邦政府采购)。基于小企业法案第15条的规定，小企业局的政府合同办公室要和其他的联邦政府机构达成法定的采购目标，至少23%的联邦合同总额要给予小企业。

第四，为小企业代言。1978年小企业局成立了“小企业声音办公室”，代表小企业评估、听证国会的立法，监管对于小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它对美国的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进行一系列的研究。该办公室的首席律师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

在为小企业融资方面，小企业局对小企业贷款公司和小企业局联系的众多银行设定了大致的贷款利率，这就是，7年期限以内的贷款，与基本利率的息差不超过2.25%。7年以上的贷款，息差不超过2.75%。贷款的一次性费用，也有相关规定，基于整个贷款期限和担保额度的，1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费用是零；35万到70万美元之间为3％；70万美元以上的是3.5%。例如美国银行这样的大银行，是小企业局联系的800个贷款机构之一，它的小企业事业部专门有一个部门是配合小企业局的贷款条件给小企业贷款。贷款的审批都是由美国银行来进行，符合小企业局贷款条件，风险担保由小企业局承担大部分，剩余的风险由银行来承担；不符合小企业局贷款条件的商业贷款,完全由美国银行承担风险。

2016年小企业局审批了67914笔小企业局担保的贷款，总额达278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全部的小企业贷款余额为1056亿美元，增长4%。 2017年计划支持小企业的融资额度超过420亿美元，提供40亿美元的长期投资资本金。为受灾企业、需要救助的小企业，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协调超过总额9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合同。

在支持创业和发展方面，小企业局指导支持了全美国900多个小企业发展中心。小企业发展中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不是美国小企业局的联邦直属机构。每个州都有小企业发展中心，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小企业局，一部分是州政府资金，还有地方、个人和各种组织的捐款。

900多个小企业发展中心由63个主持单位管理，这些主持机构绝大多数是公立大学。小企业发展中心为企业创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咨询，以及非常低成本的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写企业计划书，如何获得资本，如何做市场营销、法律合规、技术发展和国际贸易等方面。

以阿拉斯加的小企业发展中心为例。它成立于1986年，其资金一部分来源于美国小企业局。同时，阿拉斯加州政府提供与美国小企业局同等出资数额的资金资助。还有其合作伙伴，市政府，以及其他的捐助人。整个阿拉斯加州的小企业发展项目，由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州立大学做主持。阿拉斯加小企业发展中心的员工是由具有资质、经验丰富的商业专业人士组成，许多人曾经拥有自己的企业，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业经验，一般具有相应的商业领域硕士管理学位，并且全部通过了阿拉斯加小企业发展中心的专业认证程序。

此外，小企业局还指导帮助建立了小企业指导老师联盟，拥有13000个顾问，他们由一个小企业局所支持的非营利组织SCORE来运作管理。2016年11000多个志愿者参与帮助54000个新创立的小企业。

SCORE在全美国有300个办公室，在过去50年，成千上万正在工作和已退休的企业商业界专业人士，成为志愿导师，为全国小企业提供帮助。导师由在职和退休的志愿者构成，有相关企业经验的人都可以进行申请，并由SCORE对其资质进行评估。

导师们会在62个行业中，与小企业主一对一分享他们的经验，指导是免费的，而且是保密的，通过面对面会谈、电邮或者是视频进行交流指导。

SCORE通过互联网提供免费的企业使用的工具和建议，网上的培训都是免费的，还有些非常低成本的线下培训和如何设立企业的研讨会等等。这个SCORE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是到2020年要帮助100万个客户。

小企业局还设有创新办公室，指导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支持创新。SBIC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早期公共投资基金，被称为美国的种子基金或“基金的基金”，支持了40万个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已登记了5万个专利。在获得政府合同方面，2016年，小企业局获得了25.75%的联邦政府采购份额，总计907亿美金。 

阿里模式

我们观察到，中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关注扶持补贴小企业的方式，我们将其称为阿里模式。

要说明的是，阿里模式中的一些做法，并非阿里巴巴公司的独创，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商业金融环境，阿里巴巴做得更成熟。

我们在2013年写给媒体，敦促香港监管机构允许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阿里巴巴集团运营着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系统和数据库时,它又发现了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小微金融的机会，于是先后推出了阿里贷和余额宝业务,同时运用长期建立的客户评分系统和复杂的数据库分析，很好地控制不良贷款的风险。

消费者金融和小额贷款在任何国家都是难做的业务,投入高，风险高, 回报低。而阿里巴巴却开辟了震撼整个银行业的成功模式，正逼着传统商业银行跟着它的步伐向前进,因为不进则退。更重要的是，马云创造了一个能够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更好地支撑中小微企业和就业的平台。……尤努斯提供了融资但没有提供渠道，而马云不但提供了两者，而且将两者很好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模式，它极大地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交易成本。这种我们称之为“阿里模式”的经济模式，对人口众多而资源稀缺的中国、印度、印尼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能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阿里模式”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个平台是互联网销售渠道，它大大降低了小企业和消费者双方的交易成本，解决了小企业的销售难问题。小企业和消费者建立交易关系存在着两个根本困难，一个为寻货成本，一个为寻价成本。在实体店模式下，寻货和寻价都需要支出大量的时间、交通、人际成本，而有些货品，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无从寻货，使寻货成本最大化。网络销售平台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寻货和寻价成本最小化，或者说是交易成本最小化，对于小企业来说，降低销售方面的交易成本是生死存亡的事。

第二个平台是建立大数据信用库，也就是信用平台。在这个信用平台上，哪些商户、哪些商品受消费者欢迎，质量如何，投诉多少，反馈信息等等，都在这个大数据平台，实际上相当于对所有的商户都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其信用进行了分类。使小企业的经营活动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解决了小企业的信用难，也部分解决了如何对小企业进行风险考核的问题。

第三个平台是在信用平台的基础上，通过筹措资金池，建立一个信贷平台。由于在线小企业的信用是已知的，风险是可控的，因此有可能大大降低信贷成本。

阿里模式是以大数据信用平台为中心，支撑起了销售渠道和信贷渠道，解决了小企业销售难和融资难这两个根本问题，并展现出了带领整个非规模经济部分向着信用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体经济都走上良性轨道这样的方向。

我们曾经认为，阿里模式是个伟大的创造，因为和尤努斯模式相比，它把销售、信用和融资融为一体，同时有机地解决了小企业发展中的所有难题；而和美国小企业局模式相比，阿里模式是完全市场化的，不但大大降低了整体经济的交易成本，提升了整体经济的信用水平，而且有可能逐步克服许多市场经济的弊端，平衡大小企业的经济权力，从而大大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创造一种不同于20世纪以规模经济为主的21世纪经济模式。

但是阿里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首先是它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信用，假货依然横行。

其次，阿里巴巴和尤努斯一样，筹集资金的方式转向吸收储蓄或以理财名义的变相吸储，也就是说，它们的运营方式与传统的储蓄机构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它们却以创新的名义被免除了对传统储蓄机构所进行的金融监管，没有交纳准备金，也没有像其他国有金融机构那样，通过政策限制，缴纳事实上的保险金。这就会诱发道德陷阱和政策滥用，从而带来系统性风险。这不但构成了对其他金融机构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增加了陷入整体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

第三，支付宝所开创的手机支付业务，“天猫”线上精品店，以及支撑支付宝所形成的巨大资金池，已经给阿里巴巴开创了一个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利润率更高的发展前景。阿里巴巴事实上已经逐渐离开了“淘宝”这个在信用上让其倍感头疼的小企业领域，而成为规模经济的一部分。手机支付业务以更为快捷方便的方式进入了传统的信用支付体系；规模经济的产品成了线上销售的重头，虽然它降低了规模经济的交易成本；而巨大的资金池则让它进入了传统的金融领域。市场“自由”的诱惑使企业离开了发展的初心，以创新和互联网的名义，进入了传统经济领域。

第四，当互联网金融离开了支持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投入资本市场的角逐，并企图控制经济份额时，就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这就是凭借其政策优势，首先实现细分产业垄断，然后过渡到产业垄断，并通过交叉持股，实现对经济的垄断。

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企图利用他的商业成功来获得巨大的经济权利时，国家权力对其进行监管和约束，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

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以小企业起步，企图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小企业发展问题的努力，最终没有脱离“追逐更高的利润”这个市场定律，被证明不适用于小企业。小企业仅是它们发展的一块垫脚石。

尽管如此，市场化的努力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政府与市场结合是小企业发展的新模式

自19世纪小企业、小银行这种配套模式解体以后，20世纪小企业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的地方基金和美国小企业局模式，总体上说，这种模式是成功的，但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另一种是由市场主导的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初期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中受到市场诱惑，离开了它们的初心，因而可以称为不太成功。

从小企业发展最主要的两个困境，也就是销售渠道和融资渠道交易成本高这个角度说，地方基金模式和尤努斯模式都着眼于融资方面，但是都没有根本解决信用和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它们的基础是对人性的信任而不是基于对信用的恰当评估。美国小企业局模式和阿里模式都企图解决销售和融资两个渠道，但是小企业局模式的这两个渠道是分离的，仍然存在信用和风险的不确定性。而阿里模式或者说是互联网模式，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它们都建立在大数据信用平台基础上，可以说是最佳模式，但它完全靠市场驱动，具有不可持续性。

20世纪小企业发展的种种探索说明，小企业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福利性，完全依靠市场是不可靠的。国家对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扶助和补贴，既具有公平性的意义，也具有效率性的意义，是小企业发展的根基。同时，市场化的努力，特别是阿里模式，给帮助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模式化的范式，既有创新性，又有完美性，开创了小企业发展的路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应该是21世纪小企业发展之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

1、成立由国家直接领导的小企业局，并在跨省的经济区域中建立由小企业局直接领导的小企业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国小企业的发展。

2、由全国人大对小企业发展进行立法。

3、成立由小企业局指导，独立运营的小企业贷款公司，或者小企业发展基金，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并允许接受社会捐助。

4、指导有关大学和企业联合成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具体指导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5、建议中国大学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拿出一定时间参加指导帮助小企业的实践，在经济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并通过实践进行考核；并把经济学者定期参加经济管理实践作为一项制度。

6、在地方建立小企业基金，该基金的首要作用是建立地方小企业互联网平台。逐步在每个市县都建立局域块网络中心，由地方和小企业局共同出资，逐步做到市县域小企业全部上网，并逐步实现全国联网，逐步实现小企业可以全部网上销售，并通过网络进行真实信用评价。小企业局利用大数据信用系统做出的信用评估，为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担保的额度可以从30%或50%起步，逐步做到美国80%的担保额度，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小企业的信贷成本。

7、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各银行成立小企业信贷部，在小企业部分担保的前提下，确定小企业贷款利率，这会大大降低银行的风险成本和信用评估成本，使银行有积极性投入到扶植小企业发展的事业中来。

8、不可或缺的是阿里巴巴的经验和平台。是否可以考虑分切阿里巴巴的淘宝部分，使其与小企业局联合运营。淘宝部分可以成为阿里巴巴与国家联合运营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互联网平台，这样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小企业的互联网化。同时淘宝部分与阿里巴巴其他纯商业部分应建立防火墙，做到“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

9、小企业的互联网平台，应成为一个开放性平台，欢迎所有互联网公司参与其中，调动政府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并在政策上给以鼓励。

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如果能为小企业的发展建立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都能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那么由于中国经济的基质，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上一个大台阶，潜力不可限量，也将是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