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至2018年初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显示，美国已放弃了使中国最终走上西方道路的幻想，将中国视为挑战者和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调整对华大战略、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期、国际体系深刻演变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进入质变期。

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中美战略博弈：表现、根源、影响及对策”研讨会于4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中国前驻欧盟大使丁原洪、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科研生产计划部副处长柴卫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雷少华、国投创新研究部研究员简练、新华社编辑毛伟等学者与会，围绕中美贸易战、中兴事件、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中美关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清醒认识中美根本性矛盾

“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是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中美关系不断演变的新形势下，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一判断应该被重新审视。合作面收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因素上升，正在成为中美关系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主要趋势，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近几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基调是通过“接触”把中国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通过经济自由化使中国实现西方式政治“民主化”。但近些年来，中国崛起的势头超乎预期，美国政界和学界就“对华接触战略是否成功”问题出现了大的辩论。中共十九大以来，“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彻底失败”成为美国朝野共识。

丁奎松认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近期在美国《外交事务》刊发的《中国重估算：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一文，反映了近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的结论性看法。该文提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美国对华既用过大棒、也用过胡萝卜，都以失败告终；二是美国政府原来认为中国会通过改革开放走上西方道路，这一判断错了，中国不仅没有跟着美国走，还“另搞一套”，并且已经强大到可以跟美国竞争的程度；三是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大方向虽然正确，但手法过于片面，把双边经贸关系作为抓手处理中美关系缺乏效率。丁奎松认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的前提就是要认清：“美国对华定位的转变是战略性转变，千万不能当成策略转变”。

雷少华介绍了近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美国学者、官员与智库代表团交流的情况。美国方面对华的新判断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将“输出政治模式”，美国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准备输出中国模式的信号，例如“管控网络”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等，这将极大地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世界”价值观。第二，美国军方认为中国业已壮大的海军对美太平洋舰队构成巨大挑战，美海军已逐渐失去在南海的优势地位，制衡中国海军的能力将越来越弱；由于缺乏南海周边国家的支持，美国将越来越无力应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快速增长。第三，中美处于1972年以来关系最坏时期。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认为，虽然中美关系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等相对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当时因力量对比悬殊，“声音虽大，但行动妥协”；现在是“声音大、行动坚决不妥协”的态势。这次中国对美国贸易战的快速而强烈的反制远超美国各界的预期，对美国政界造成了不小震动。

丁原洪认为，对中美关系大势的认识要有历史纵深感，要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下看待中美关系。从长远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国试图永远称霸世界，而中国追求民族复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逻辑下，出现中美之间摩擦不断的情况无法避免。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美国始终抱有把中国视为挑战者加以防备和打压的思路。老布什时期，在苏联颓势已现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就认为，未来为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必须全力防止再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大国或大国集团；中国在当时就已经被美国视为应该防备的对象。美国之所以后来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不是出于和平的考虑，而是全面遏制已无法奏效时的策略改变，希望通过接触战略达到“西化”中国的目的。显然，美国现在认为接触战略已经失败，美国不仅没有能够系统地遏制住中国，对中国开放美国市场、容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允许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和促进投资等行为还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崛起。曾参与中美建交工作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曾说过，中美关系最关键的时刻，将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美国是否能容忍。中共十九大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不可改变，所以公开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今后保持中美关系比较平稳的局面不容易，要抛弃过去那种通过双边会晤就能够缓和关系的幻想。

柴卫东也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将是全面的、长期的、全域的“掰手腕”关系，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我们对中美关系一定要摒弃幻想和幻象。所谓“中美国”的提法是一厢情愿。只要中国做个严格守规矩的“好孩子”，美国就会放过中国吗？市场换技术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高端技术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幻想、幻象会妨碍对对方行为的客观判断，可能有三种情景：不知道、知道而不相信、知道也没办法。而中国目前很多情况属于第二种，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虽然承认美国对华存在威胁，但遇到具体问题仍心存幻想，以为它“不至于对我那么坏吧”，如此只会让我们对美国对华敌对行动缺乏准备、甚至不准备。

中美或形成全面竞争态势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未来美国将在战略、安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中国持续施压，从而实现对华全面遏制，以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

针对近段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战，雷少华认为，国内关于“特朗普是为了中期选举而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评论是错误的，因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贸易以及阻碍中国发展方面已经达成空前一致。奥巴马时期已经认为中国利用全球化、WTO和美国市场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并推进了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当时民主党的策略是通过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TPP和TIPP），将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隔离”。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慢，因此通过直接发动对华贸易战，直指“中国制造2025”。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分歧。由于对华强硬态度，特朗普在美国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上升。

雷少华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中美两国产业政策及其实现方式的竞争。中国的产业道路和德国、日本不同，德日重视依托零部件带动产业发展，而中国主要通过整装带动产业发展，其竞争势头正迫使德日企业节节败退。一旦产业集群成熟，中国会通过国有企业迅速推动其升级。美国过于强调靠市场竞争，产业升级速度慢。中美两种不同的产业升级决策和执行模式，导致两国在产业领域高度竞争，二者的冲突无法解决。美、欧、日虽有矛盾，但都属于美国的盟国体系，故美国不必担心产业链是否完整。而中国工业所需中高端零部件目前还依赖美、日、韩和欧洲，随时可能断供，加强上游零部件和元器件升级、建立尽可能完备的产业链体系是必然的选择。当前西方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势头怀有很深的疑虑，在此形势下，日本和欧洲势必跟美国拴在一起。

“中兴芯片事件”引发了舆论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高度关注。学者们认为，这一事件说明，美国在中美博弈中直取命门而来。虽然中国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在芯片、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方面和美国还有10年以上的差距。这个迟滞非同一般，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资金、产业政策等，需要一个过程。 “中兴芯片事件”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它的实质是美国力图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遏制中国的追赶速度，所以不是孤立的事件。

以地缘政治冲突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政治领域的博弈，仍然是中美对抗的主要领域。丁奎松分析美国的“印太战略”，指出这是美国拉拢日、印、澳搞小圈子，打造对冲“一带一路”的战略菱形，构造新的对华遏制圈。但“一带一路”如果争取到印度的支持，不管是在亚欧大陆还是亚非通道，就将基本打通。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试图通过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台湾问题可能成为美国手中的王牌，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挑起中国开第一枪，进而形成全球舆论压力，进而对中国全面制裁。目前美国跟蔡英文政府很热络，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是坚定的亲台派，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踩中国红线不足为奇。而且“台湾牌”已经摆在了美国对华博弈的桌面上，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例如，在“台湾旅行法”生效后，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就赴台访问，讲了一通“印太战略”以及台美关系。丁原洪认为，美国的确在打“台湾牌”，但并非无所顾忌，它也在不断摸底，测试中国底线。它担心刺激中国真正收复台湾，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之外，中美也将在软实力方面展开激烈竞争。毛伟分析了中美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博弈。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全球战略传播体系。战略传播是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2004年提出的概念，以政府为主体推动实行，调用各方资源实现对目标受众的信息传递和施加影响，最终达到“洗脑赢心”的效果。美国战略传播活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领，直接向总统负责，具体分工是：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国防部负责心理战、信息战和舆论战的信息运作，广播管理委员会负责媒体传播及网络传播，国际发展署负责对外援助相应的传播活动，很多NGO也参与其中。此外，中情局等17个国家情报机构负责情报搜集。目前中国对战略传播的认识、安排和理论研究还不到位，尚未形成战略传播的整体思维。

任晶晶提出，中美之间的终极对抗是文化对抗。话语权的争夺，意识形态的冲突，反映的是文化层面的战略力量的对冲。中国学术界在引领文化思想建设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从国际问题研究学界来说，应该注意三方面不良倾向：一是唯美国是从，很多概念来自美国，不少国别问题研究专家喜欢拿美国人的说法为依据，当了传声筒还不自知。而美国人正是想通过中国学者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传播或表达美国的声音。二是看任何问题都从“经济决定论”出发。例如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有人认为半岛局势的改变是因为朝鲜内部经济即将崩溃，但实际上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经济有很大起色，即使在1994-1998年的极度困难时期，朝鲜都没有因经济困难而生变，认为现在朝鲜会因为经济而垮掉的观点岂不太天真？近40年来，唯经济决定论成为一些人判断国际形势的根深蒂固的镜像式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应该改变。三是被第三方因素所干扰。很多做国际动态研究的学者，细节掌握得很充分全面，但是不看大势、不看战略，在国别或区域研究、特别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双边关系研究中，要改变被第三方因素干扰的现象。

认真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

在美国政界对华辩论已经结束、民主共和两党以及美国社会对华认识重新定位的新局面下，中国如何确保中国崛起进程不被中美关系所干扰，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

第一，增强战略定力和耐力，走自己的路。丁原洪认为，中共十九大让我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要相信在中美博弈中，时间于我有利。而且在朝核等很多问题上，美国依然需要中国的合作。我们的心里要踏踏实实，“我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威胁我，我也不怕，但我也不主动挑事”。

第二，慎重判断中美关系中的特朗普因素。作为非建制派的代表人物，特朗普独特的执政风格对处于转变中的中美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未来特朗普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发展，需要认真观察和全面评估。尽管特朗普在国内面临“通俄门”、“招妓丑闻”等一系列麻烦，对民主党、共和党、媒体等各方力量的掌控也显不足。但同时，特朗普通过减税等措施抓经济建设，在美国民众中保持了相当高的支持率；特朗普的后面有军工、金融和能源三大集团的支持。对手民主党内部混乱，缺乏有竞争力人选。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保持与美国各方面精英的接触十分必要。

第三，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强化底线思维。没有国家安全的保障，就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历史为我们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镜鉴。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再怎么说走和平道路也走不动，别人不让你走。美国对华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全面博弈，哪扇门能推开就从哪扇门进。在中美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至关重要。

第四，加速核心技术独立研发，完善自主创新软环境。中兴芯片事件让“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和“被动服从国际分工”的逻辑受到全面质疑，尤其凸显了核心技术独立研发的重要性。柴卫东表示，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往往存在幻想，不仅芯片，军舰、飞机、导弹等所有发动机的核心技术都存在不小差距。要掌握核心技术，首先要坚定基本方针，不能过一段时间美国人态度松动，表示可以卖芯片，就再度动摇自主研发芯片的决心。我们已经有不少前车之鉴，很多重大研发项目因为偶发事件的干扰而下马。凡是任何被外国“卡过脖子”的技术，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自主研发，不怕被诬为“极左”和“冷战思维”，不怕国际制裁与封锁。

简练认为，中兴芯片事件客观上对近年来无序并购海外技术资产和国内风险投资乱象，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有利于将资本引入支持国内高技术行业发展的正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许多华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庞大的人才库充满信心。只要有合适的创新制度和竞争机制，我们一定会成为自主创新大国。中美未来以竞争关系为主，但并不妨碍我们向美国学习，尤其要积极学习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些成功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经验。美国由国家招标的高科技项目的竞争机制很值得借鉴。军方设定目标，找五个团队进行竞争，从中筛选出最优的团队。我们过去一般是指定A子目标由A团队负责，B子目标由B团队负责，缺乏竞争的结果往往是A、B团队都垮掉。当前中国已经兴起一大批新兴力量，例如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民营企业大连光洋的崛起势头强劲，要给这样的民营科技企业以公平竞争的机会。军民融合就是要给那些不靠关系而靠硬实力的民营企业以机会。

雷少华认为，为完善自主创新的软环境，改革高校科研的评估体系十分必要。目前高校以SCI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正在摧毁中国工科制造研发优势。一些名牌工科大学在这一评价和激励机制下，很多不相关的学科（如精密仪器应用）也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因为这个领域发文容易。结果国家资助的大量科研经费用在发SCI文章上，这种扭曲的评价体系对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贻害无穷。

第五，适度与美国经济脱钩，夯实“一带一路”建设。有学者指出，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部分得益于美国市场；中国对美市场过高的依存度将越来越成为美国制裁中国的武器。我们要有步骤、分领域逐渐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中美贸易战，凸显了“一带一路”的对冲战略的重要性，也揭示了中国调整国际市场布局的紧迫性。中国急需加速与非发达国家的市场融通。要统一协调“一带一路”建设，避免一窝蜂；要把中国的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避免走偏而被西方利用作为攻击我的口实。也有学者指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情复杂，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只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力量太薄弱，国家要在多方面提供支持。

第六，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竞争不是要搞“新冷战”，中国不会跟着美国搞拉帮结派的集团对抗，但要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要加深中俄间的战略协作。要更好地发挥上合组织平台的作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合作，通过经济合作寻求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协商机制。美国的盟国体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也有可以做工作的空间。中国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积极和印度、日本等国发展关系，努力减少对抗性。也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当前世界正在进入“班农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包括班农本人、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我们都有必要与之建立联系。要尽可能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

                                              （编辑  碣石）

中央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如何防控金融风险，是一个需要我们运用战略智慧，审视国内外形势环境，正视主客观条件，审时度势，认真思考的问题。

金融安全的战略思维

由美国人挑起的贸易摩擦和“中兴事件”吸引了国人的眼球，但贸易战背后还会有什么战略企图却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现代世界，威胁国家安全、争夺国家利益的最主要形式有热战、显战和暗战。军事斗争的热战和贸易纷争的显战在大国之间往往是两败俱伤，真正对国家安全危害最大的往往是防不胜防的暗战。其中尤以金融战对国家安全杀伤力最大，不仅摧毁国内的经济，还会颠覆国家政治制度。

在应对美国挑起贸易战之际，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应该透过现象，看清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发生重大调整的客观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之间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热战和随后的冷战对抗关系；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之间由于各自的战略利益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接触与有限合作关系。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迅速发展壮大让美国感到深深的挫败，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他们全球霸权的挑战与威胁，在美国的战略逻辑里没有和平互利双赢。因此，美国朝野上下将会高度一致地形成中国威胁的战略共识。好战的美国为了维护他们的世界霸权，就会调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对付中国。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并从战略安全高度，审视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查找最容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

美国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霸主，是金融规则的制定者，金融工具的原创者，拥有因美元印钞权和发债权而获得的雄厚的资金，具有丰富的投机套利和狙击他国金融的实战经验。因此，美国不会让他们兵器库中的金融武器闲置，他们是不会错失攻击最薄弱防线的机会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

对于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我们的应对是积极的，正确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清楚，这绝对不是美方简单的贸易平衡诉求，而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包括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我们要谨防醉翁之意不在酒，对美国利用贸易冲突，敲诈谋求金融不平等、不对等开放，布局“木马”保持高度的战略警惕。

金融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在新时代、新的国际安全环境下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的这一战略部署。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模式与金融安全

近十来年，中国金融业务发展出现了逐渐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现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拨正了金融发展的方向，但现实中热衷金融衍生交易的势头有增无减。交易融资高杠杆依旧，场内特别是场外衍生品不断推出，却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风险隐患继续增加，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此趋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需要新的战略思维。

防控金融风险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积极防御；二是被动防御。被动防御是最传统、最普遍的防御战略，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金融市场上的被动防御表现为承认金融市场的基本现状、资源配置方向、利益格局关系，寄希望于加强监管来防控金融风险。但是如果在金融自我服务的取向下，政策出了问题，资源配置方向错误，无论怎么加强监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不会纳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贪婪还会如洪水猛兽冲垮任何高高筑起的监管大坝。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绝非偶然不再。

因此，要贯彻落实中央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就必须摆脱传统思维定势禁锢，开展主动防御：改革金融发展模式。只有把金融资本关进笼子，让其回归本原，做正确的事情，才能在源头上清除风险隐患。

改革中国金融发展模式绝非易事。不仅金融既得利益者会坚决反对，以各种理由干扰阻挠，而且金融从业者普遍受美国金融模式样板迷惑，以为仿照美国金融样板天经地义，经济金融化、金融复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金融市场愈益复杂的结构化、衍生品化、杠杆化是有效对冲风险、配置资源的必需。并且认为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也是现代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现代经济的宿命。因此，要使金融回归本原，改革金融发展模式，首先应该破除金融迷信。我们应该明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金融的宿命，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放任金融以创新为名自我服务，必然会妨害实体经济，导致经济金融化、金融投机化，杠杆泛滥，泡沫破裂，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成为资本主义金融的劫数。

金融复杂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扮演了一个让实体产业和金融业此消彼长的角色。目前美国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美国经济总量的50倍，世界经济总量的10倍。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量约5.1万亿美元，这其中97%的交易量是和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无关的投机交易。这样的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凭什么要为这样的金融背书、为因此而发生的金融风险买单？

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破除迷信，在中国金融发展中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反对照抄照搬美国模式。金融的本意就是资金融通，金融应该严格恪守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中介服务的角色定位，重点是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应该禁止金融中介参加金融交易、禁止杠杆交易、禁止为投机者套利对赌服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把金融交易市场严格定位为融资活动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价格发现的融资配套市场。

对于金融创新，我们要理性分析产品属性、业务方式、参与主体，要考证对实体产业的助益传导机制、传导方法、传导路径？以此作为是否服务实体经济的试金石。服务实体经济的鼓励支持，投机套利的坚决摈除。只有这样，金融才可能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正路，金融风险才可能被有效控制。

金融开放的风险管理

在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下，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根据国际形势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金融开放应该是有管理的开放，管理的重点是风险管理。

金融开放是国家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则是商业利益博弈、国家利益的博弈。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申请金融业务牌照，批准与否除必须符合中国法规条件之外，应该考虑在其母国的中国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牌照批设情况。批准任何国家在华同类金融业务牌照上限不得超过对方国家批准的中国金融机构同类业务牌照数量。

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和风险防范的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中国对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十分认真，也十分专业、严密、严格。很多中资企业对美高技术投资和金融投资均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予批准。在金融与国家安全的审查防范方面我们要与美国采取对等的标准和准入条件。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特别是控股中国金融机构之后，一是中国公民、企业、教育、科研、军队、政府等等的金融行为信息不可避免地被外资金融机构收集，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国防等国家安全信息也应防止泄露，以免危害国家安全。

二是对于任何申请中国金融牌照的外资机构都要进行严格、全面、详尽的国家安全审查，审查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背景以及该机构与母国军方或特殊部门的关联背景，盈利模式与构成，合规经营情况。

三是应审查拟投资的金融机构的政治背景。若拟投资金融机构具有国家安全敏感性，应该一律以国家安全为由拒批。

为保护国家安全，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机构一律不得参与中国包括场内和场外的衍生品发行、创设和交易。并限制外资对冲基金申请相关金融业务牌照，境外对冲基金不得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四是重视金融规则话语权。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应该是为我所用，因此按照什么规则展业就非常重要。美国金融近三十多年以来已经由“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其金融通过金融交易自我服务，不仅掏空了美国产业，而且不断制造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按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神，规范来华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范围。明确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只能从事有关金融中介业务，禁止自营交易活动，使外资金融机构的在华业务纳入服务中国实体经济轨道，将金融风险控制在有限范围。

五是守住资本账户管制底线。当前中国私人部门、政府部门与对外部门的债务风险交织且紧绷缺乏调整腾挪弹性，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市场风险都比较严重。由于我们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长城阻隔了外部风险的传导和抵御了可能的金融攻击。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不能再幻想“美国信用”，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资本账户管制是我们的生命线，万勿自毁。

六是预见和做好应对风险预案。金融开放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预见困难做好充分的金融风险防控预案是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金融开放成败的关键。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重要且脆弱，关系国家的兴亡安危。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健康的发展方向，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维护金融安全。

                                             （编辑  季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之际，对发展中遇到新情况、新困难和战略思维这两个问题须高度重视。

对困难局面的准备

在党的历史上，七大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特别强调了不仅要看到光明，更要准备困难，并提出了十七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历史证明，毛泽东预见的许多困难情况后来都发生了，但有备确保了无患，我们党在不到五年里就领导建立了新中国。这充分说明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为了领导，必须预见”。[1] 预见，既要在曙光初现时能预见光明前途，也要在向夺取伟大胜利进发时准备困难，这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也是不断前进的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到2050年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但还需要对可能的困难进行设想和充分准备。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何谓伟大？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何谓艰巨？就是要克服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困难。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准备和方案准备，我们党才能确保夺取伟大胜利。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讲安全风险，这是首先需要重视的问题。

战略思维至关重要

从冷战开始，美国就建立了四年一次对国家安全进行战略评估与规划的制度。虽然受帝国主义立场、霸权心态、形而上学思想方式、国内政治制度的影响，手又伸得过长，但像美国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主要威胁、提出国家安全战略、发现战略性风险与机遇、发展和组织战略资源去实现战略目标成为制度的国家，全球并不多见。美国的战略覆盖全球，关注长远，情报基础扎实，分析专业，涵盖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诸多方面。这是它的长处。没有这一点，美国难以长期称霸。

目前我们对美国的判断更多的是经验性的：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而美国考虑对华关系是以国家安全战略为基础的：冷战时为遏制战略，冷战后为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现在认为接触战略失败了，转为美国优先战略，进行零和性质的战略竞争。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里，美国界定了主要威胁，就很容易动员舆论，集中各种战略资源来对付。虽然不同党派与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特点与风格不同，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轴是稳定的。

我们需要对美国战略思维有更多研究，不能只注重党派与总统个人的特点，而忽略其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美国的具体政策，而忽视政策与战略逻辑的关系。过去，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韬光养晦、专注自己的发展，问题还不突出。当我们宣布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大力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时，客观上已经作为全球性大国在行事，不可避免地被美国认为是对其霸权的挑战，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的战略矛头一定会转到对付中国上来。而此时，我们许多人仍习惯从“夫妻关系”、合作共赢的思维，从贸易战、台湾问题、南海较量等具体问题的冲突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它反映了中美之间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比如：

中方认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平互利双赢应该是美国能接受的处理双边关系的准则；美方应尊重多边组织的规定。而美方的逻辑是：地球只有这么大，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自己的霸权；中美不是互利双赢，而是零和关系；多边组织的规则如有利于美国应受尊重，如有利于中国则美国单边利益高于多边组织规定。中美之间在思维上的差异，陈定定教授的观察一针见血：“现在大多数分析都是就贸易战论贸易战，格局太小！去年以来我接触的美国官员，智库学者，企业人士，都不同程度认为中美是争霸关系，是两种制度之争，是两种体系之争，是两种文明之争。”中美之间在认识上的差异，反映了我们对美国战略的逻辑缺乏理解，也反映了我们在战略性思维上的弱点。

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冲突面突出后，又有一些同志认为：“美国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是亡我之心不死！”仿佛只要强调美国霸权的本质规定性就可以替代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这同样要不得。为此，有必要搞清楚美国从“接触战略”到“美国优先战略”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为何调整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制定了“接触战略”。它的逻辑是作为世界唯一霸权，只要坚持对世界的领导和与新兴大国的接触，就可以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确保美国的利益。

所谓“接触”，就是通过交往与防范两手改造新兴大国的发展轨迹。美国对华“接触”的依据是：只要促使改革开放，中国就可能成为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只要把北京拉入国际体系，中国就可以通过接触而被“驯服”，接受美国的规则，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战略上，把中国当成朋友，就可能成为朋友，把中国当成威胁，就可能成为敌人。另一方面，中美实力太过悬殊，即使中国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也是一个遥远而不值得担心的挑战。因此，按照接触战略，美国当时并未担心中国的强大。

但是，以经济同化、安全阻吓、国际规范塑造的“接触战略”没有能够“驯服”中国。中国迅速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建设一个跨地区基础设施和对外经贸网络，也正在努力建设一支世界级军队。“中国制造2025”意味着中国力图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实现赶超。在美国看来，中国这些目标一旦实现，就意味着自己的霸权地位将要失去。

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共识是：对华“接触”已经失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调整到优先提高战略能力，以保持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的优势。按照这种战略，美国对华还是两手：不排斥在双边、地区、全球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扩大战略空间；迟滞、破坏中国的发展，在竞争中重建自己的绝对优势，以维护霸权地位。由此，中国从美国的战略伙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在贸易、投资、经济制度上找中国的麻烦；要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要千方百计排斥中国的孔子学院；要搞印太战略；要谋取在核态势上绝对优势的原因。

美国的战略转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转变的不只是具体政策，而是战略方向；第二，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在推动着总统的行政，而不是总统在主导战略界共识的形成。如果我们循着原来的思路处理中美关系，对美国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吃大亏。只有把中美关系的本质看清了，把它的长处与短处都看透了，我们才能说真正建立起了自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美关系只是新时代国家安全中的一个问题。从到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来看，我们党在未来的奋斗过程中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局面。对此预则立，不预则废。强化战略思维，才能达成战略性目标，成为世界强国。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必须要树立的观念。 

                                             （编辑  季节）

中国金融的外部安全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中国金融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中国金融的安全形势变得日益复杂。对中国金融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包括：热钱流入导致资产泡沫化、资本外逃导致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与外汇储备积累相关的美元陷阱（美元指数贬值、美国通胀、美联储货币超发、美国扣押中国美元资产)等。这里我想谈谈美国通过对中国金融机构罚款（类似对中兴罚款）对中国进行敲诈勒索的问题。这种实例目前还不算很多。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其可能性及危害性不能低估。

监管者如何进行敲诈勒索

2009至2015年7月间，诸如纽约金融服务局(NYDFS)这样的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经营的银行处以罚款的金额高达1610亿美元。

在正常情况下，要将违法公司成功定罪，必须通过法院的审查。公诉人必须全面地收集证据（还要避免程序瑕疵），认真分析法律条文，扎实严密地论证自己的指控，再和被告的辩护人在法庭上针锋相对，最后由法院居中裁决。即使是司法部同被告达成认罪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也要经过法院的审查方可生效。理论上，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法院并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美国监管机构收取大额罚金的基础是其撤销银行执照的权力以及同金融机构达成不公开的和解的特权。美国监管机构首先对金融机构以“暂停业务或吊销执照”相威胁。但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令金融机构暂停业务或吊销其执照的规则，却是模糊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面临失去执照的威胁时，金融机构只能在 “和解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美国监管机构就可以迫使金融机构与之达成暂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DPA”）或不起诉协议（Non-Prosecution Agreement,“NPA”）。换言之，金融机构通过缴纳罚款以求生存。

通过DPA和NPA与调查对象达成和解，基本上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很多以DPA和NPA结案的案件，如果真的放到法庭程序中，无论是在证据还是法律依据上都是有颇多可商榷之处的。这类结案方式的最大问题是和解的不透明性：公众从来不知道这些案例的全部事实。由于这些案件从未经过法庭审判，公众无法知道被告到底在什么地方触犯了法律。可以说，在DPA和NPA的执行过程中，监管机构既是公诉人、执法者又是法官。《经济学人》把这类“和解”讽刺为“敲诈勒索”（an extortion racket）：看上去是在行使公诉权力，但实际上是在利用公诉权威胁调查对象。金融监管机构通过DPA和NPA与调查对象达成和解，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形容为“敲诈”和“勒索”（extortion、shakedown or screw）。NYDFS对渣打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BNP）就是这样做的。甚出现过渣打与纽约金融服务局间通过媒体互骂“无赖机构”（rogue）的事情。

N（某监管机构）也是通过这种手段整治XXXX银行的（某中资银行）。2016年９月底，XXXX银行突然接到由律所P（XXXX银行的代理律师）转来的N的口信，指称XXXX银行在反洗钱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要求交付X亿美元的罚款，且必须在一个月之内了结此事。由于事前毫无征兆或提示，而且是通过同N存在特殊关系的律所间接转来的非正式指控，XXXX银行希望拜访N，当面了解监管者的指控和要求，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再商谈具体事项。N则通过律所Ｐ告知A，没有必要面谈。在双方没有就罚款金额达成一致之前，没有必要澄清事实，更谈不上提出依据。

为威逼Ａ就范，N频频出招：一是出示了一份要求XXXX银行集团高层人员立刻来美国进行质证的名单。而且有意把质证时间安排的十分紧迫；二是向媒体释放Ａ的负面消息，促使股票波动；三是威胁XXXX银行公司立刻暂停业务；四是威胁临时吊销执照（90天），且不举行任何听证会；五是威胁吊销执照。其态度极其蛮不讲理：不给钱就拿命来。

对于是“和”还是“打”，XXXX银行聘用的代理律所P（P实际是N强加给XXXX银行的，N告诉XXXX银行: 除了P律师事务所，N将不予理睬其他律师事务所）建议：一定要“和”，而且要速速“和”。唯一可以谈判的不是事实，不是道理，只有价格。只有速速“和”才能保牌照，才能降价。律师强调这是“赎金”，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赎金保牌照，同时避免对抗造成今后的恶意监管。同时P律所称，诉讼几乎没有赢的可能：一是美国政府赋予监管者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存在大片灰色地带和人为因素。二是诉讼打官司都将是州层面的，N就是XXXX银行所在州的一部分。律师强调说，一旦被N咬上，你就别指望它松口。不难看出，在这里监管者不仅是自己民事诉讼案子的原告，还是这个案子的法官和陪审员（也就是说它们自己的案子自己审，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还可以用刑法惩罚作为威胁）。

手握“长臂法则”获取大额罚款

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清算货币，纽约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美国执法之手握霸王条款“长臂法则”。这也是为何即使渣打有英国政客、议员以及时任央行行长Mervyn King，BNP有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出面协调和施压，最终仍没改变被拉下马的命运。

正如《经济学人》指出，尽管满嘴都是公众利益，这些付出罚金的公司已经成为利润中心。2014年1月份，时任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宣布说，2013年司法部通过单独对公司提取刑事诉讼直接获取的罚金达55亿美元，与其他联邦、州机构等合作获取的罚金达26亿美元。同年2月份，曼哈顿联邦法官Preet Bharara宣告说，2013年财务年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获取的罚金达到了29亿美元。另据彭博社报道，在2011年纽约金融服务局成立的4年间，通过处罚世界性的大型金融机构（主要为欧洲大银行）为纽约州创下60亿美元的收入。

《福布斯》将NYDFS（纽约金融服务部）称为“池塘里的小梭鱼”，而这条小梭鱼对华尔街（尤其是在美的外资银行）恰是最为凶猛的食肉动物。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对渣打银行违反美国对伊朗、苏丹和古巴制裁的行为进行了长达几年多年的调查。2012年8月，NYDFS在最后的时间段出人意料地介入调查，并抢在两机构前对银行提出了民事指控，威胁要撤销渣打银行的纽约银行执照，除非其进行和解。仅一个月后，渣打银行便同意向NYDFS支付3.40亿美元。6个月后，司法部、美联储、财政部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也与渣打银行达成和解，渣打对这四个机构的支付得罚金也仅为3.27亿美元。同样，2013年6月NYDFS就反洗钱问题对东京三菱银行处以2.5亿美元的罚款，而首先发起对东京三菱银行进行调查的美国财政部罚款额仅为820万美元，就金额来说DFS是美国财政部的30倍之多。更甚的是，NYDFS指控渣打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整改不到位，2014年对两家银行又分别处以3亿美元和3.15亿美元的第二次罚款。

又如法国巴黎银行，2014年6月美国司法部及其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美联储、美国财政部、NYDFS以及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等五个执法和监管机构对BNP处以89.7亿美元巨额罚款。其中22亿美元被NYDFS拿走，美联储为5.08亿美元，不到NYDFS金额的四分之一。NYDFS获取的罚款成为州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纽约州长Andrew Cuomo曾将此宣称为“天上掉下的馅饼”（basically a gift from above）。对此《经济学家》提出质疑：我们弄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州政府会从对违反联邦政策的外国银行处以的罚款中获取如此高的利益。

对此，Margaret Lemos和Max Minzner在《哈佛法律评论》2014年1月期刊文指出，公众执法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而寻求获取大额的罚金，而这与公众期望执法产生威慑力的愿望相背离。尤其是当执法机构被允许保留所有或部分罚款时，这些激励是最有力的。这种制度安排在州一级普遍存在，目前开始出现在联邦的执法行动中。

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作为法制国家的积极面，而忽略它的阴暗面。中国的舆论往往只指责自己工作人员的失误（失误可能是有的，有些可能还很大），而不知道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有时也可能非常蛮不讲理。这样，我们就会因为自己的天真而吃大亏。 XXXX银行的教训值得汲取。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以创新为驱动的实体经济结构升级将会引起创新活动与制造过程分离，加速服务业占比上升。从德国工业4.0和美国先进产业发展所表现的趋势来看，受数字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影响，我国传统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分变得模糊，以数字制造和数字传输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度整合，相互支撑。以数字技术统领制造技术，以创新提升制造业价值将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在此过程中，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制造会引起制造业占比下降，这与提升制造业质量，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  先进技术产业  增长方式  产业空心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2018年1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 在中国即将完成工业化进程，迈进高收入经济发展阶段门槛时，有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想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与实体经济发展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有着内在的规律性

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可以表达为三条相互关联的倒U型曲线，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而后缩小；二是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持续上升而后降低，代之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三是城市或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从急剧扩大到趋于收敛。三次产业结构演进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上升转为下降的峰值，是一个国家大体完成工业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标志；二是相对于资本偏向的工业化过程，第三产业发展的劳动偏向特点更加突出。由此可以推论，收入分配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趋于缩小与工业化占比越过峰值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1]

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例，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经济结构有关，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实证结论，中美德三国因人均GDP差异导致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差异，人均GDP越高，制造业占比应当越低。从图1可以看到，过去20年，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GDP与德国人均GDP比值波动幅度很小，基本稳定在1.17倍；美国对中国人均GDP的倍数从29.7倍下降到7.6倍。美国制造业占比明显低于德国，德国的制造业占比又明显低于中国。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三国制造业占比稳定下降符合内在的客观规律。

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德国人均GDP对中国人均GDP的倍数，从26.2倍下降到6.6倍，但德中两国制造业占GDP比例之比则从0.67上升为0.78。与此同时，美国人均GDP对德国人均GDP的比值相对稳定，制造业占比的比值却在持续明显下降，1996年美国人均GDP是德国的1.13倍，2016年是1.15倍，美国和德国制造业占比的比例却从0.75下降为0.53。对此可以解释为德国制造业相对于中美更具有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等价推论是，美国和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库兹涅茨提出的一般规律相符，但与德国相比，美中两国制造业占比下降可能过快。

从美德两国的经济规模与制造业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看，1996年美国经济总量约为德国的3.3倍，2016年美国经济总量已是德国的5倍；虽然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制造业总规模始终维持在德国制造业总规模的2.4倍以上，最大值出现在2000年前后，四年平均超过了3.34倍，2016年美国制造业与德国制造业的规模之比为2.84：1，仍然明显高于1996年的水平。可以解释为，一是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产品是可充分贸易产品，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上出清。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全球商品市场，全球经济经历了历史性繁荣和持续扩张期，但是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始终是经济发展中难以消除的障碍。中小型经济体，甚至包括德国、日本等少数大型经济体，可以发挥本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形成高于均值的制造业占比，同时保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出清的制造业规模。对于美国以及中国这种超大型经济体而言，却很难以国际市场作为规模巨大的制造业实现市场出清的场所。二是从德国作为在高收入阶段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现实可以看到，国际贸易规模在时空上的有界性也会对大型和超大型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产生外在的约束。这种外在约束有界性清楚地表明，重商主义只能是短期或局部行为，重商主义在全球泛滥会引发全球市场割裂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引发长期的世界市场萎缩与经济停滞。

产业占比的变化有两种表现形式，国民经济总量不变时，一个产业占比的下降表现为该产业规模的萎缩；另外一种情况是，国民经济总量增加，但一个产业比另外一个产业增长得慢，引起结构占比的相对下降。在工业化过程完成后，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占比中下降，是长期结构升级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占比变化也经常出现短期波动。在常见的3-5年的金融周期中，往往可以观察到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引发大规模的资产价格泡沫现象，同时发生的结构性特征是，服务业占比上升，其中金融业及与资产价格泡沫密切相关的房地产业等是主要贡献因素。由此构成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中长期变化的短期扰动因素。如何科学合理地判断短金融周期扰动对中长期产业结构趋势的扰动，这对经济研究是一个挑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门槛，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过程。表1的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可以看到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变化情况。

200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5年后接近2000美元，10年后达到5000美元，15年后超过了8000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产业持续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2006年达到了47.6%的峰值后转为下降，10年后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占比从42%下降为34.3%；制造业占比下降相对缓慢，从32.5%下降为29.7%，中国是现价美元计算的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与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同时出现，当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后，过去40年以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被历史性地跨越了。值得注意的是，依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资料所做的横向比较表明，中国制造业占比已略高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见表1）。

表1 2000-2015 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

注：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7/11/21 Last Updated，各行业增加值占比按照当期现价美元计算。

经历40年高速增长，中国也已经成长为超大型经济体，1996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还只是德国制造业的52%，2005年前后与德国制造业规模相当，2010年达到德国制造业的三倍，2016年已经是德国的四倍以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幅员辽阔的大国，城市化还在进行当中，从规模看接近完成工业化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 这表明中国制造业发展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有界性”的客观限制。未来中国经济结构演进的总体趋势应当在第三次产业占比稳定提高的同时，加快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完成工业化过程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

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要“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3]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最新形态，现已成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动能。2016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把“数字经济”定义为：“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4] 信息技术、移动互联、泛在互联，数字传输以及由此出现的大数据搜集处理技术是一种商品；数字经济高度依赖技术，有生产过程、有产权和价值。因此信息产业依然是实体经济，参与物质的创造，是决定未来物质生产质量的核心创新内容。

数字技术正在成为决定工业制造的核心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及科技创新的主导性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的突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进步，人类社会借此进入了网络和信息社会。短短数十年，人类将几十亿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几十亿人的即时通信。2011年，中国腾讯公司的微信平台一经推出，不足10个月，注册用户就超过了5000万。2017年，微信与QQ用户已经超过了10亿。进入信息社会，物质生产与价值创造过程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时代的交通运输业通过巨大的运输网络运送物质产品到世界各地；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以泛在的移动互联技术即时地输送着各种信息。与即时通信相统一的是，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传统的交通运输网在物联网统筹之下，完成物质产品空间转换,以数字方式传播的信息对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发挥着决定性的意义。

德国工业4.0战略是以数字技术重组制造业

2011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的公布引起了全球关注，其核心是迎接数字革命的挑战，以数字技术重组德国制造业，以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结合提升德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传统的德国制造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对复杂工业过程的管理，拥有强大的精密设备和车间工艺管理等历经百年精益求精的工业化积淀。第四代德国工业技术的目标就是充分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传统制造业生产方式将被改组为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模式。制造业将成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而带有信息功能的系统成为硬件产品新的核心。制造业的企业家们要在制造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增加产品附加值，拓展更多、更丰富的服务，提出更好、更完善的解决方案，走软性制造与个性化定制结合道路，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

传统制造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产业链分工中的固定位置，智能制造将打破原有产业链的限制。未来的德国制造将集中表现为生产场地、生产工艺、物流和创新空间的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互联网技术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能够有效在虚拟空间上实现资金、技术和人流、物流最有效的连接与整合，从而极大地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提高创新速度。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空间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实体创新能力的条件，源于路由器对数字空间有效隔离与有效接入。这是保证无数企业与多个生产领域和产业部门进行多维度协同，跨行业、跨部门、跨企业协作的关键，也是数字技术不间断突破、无休止膨胀，将一切人类活动卷入数字空间的吞噬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划分将被产业融合所打破，数字是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将成为引导制造业创新的决定性力量。

美国先进产业加速产业融合

美国是数字革命的策源地，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高峰。以科学技术提升竞争力，专注具有未来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发展是美国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经过深入的对比研究，将美国先进产业定义为两个可以识别的统计特征，一是R&D支出密度；其次是创新型人才比重。具体的统计指标为，行业员工年R&D支出不低于450美元；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员工占比不低于22 %。美国先进产业由50个行业部门构成，包括了35个制造业行业，3个能源行业和12个服务业行业。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关于先进产业的报告显示，美国先进产业就业超过1200余万人，约占全国劳动力的9%，年创造2.7万亿美元增加值，约占美国GDP的17%，雇佣了全美80%的工程师，完成了90%的私营部门研发，产生了85%的专利，贡献了60%的出口。^[5]

先进产业同时支持着多条供应链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属经济活动。一名先进产业从业者每年从其他产业购买23.6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远超其他产业从业者的6.7万美元，因此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更大的带动作用。先进产业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得益彰，相互支撑。我们可以看到，先进服务业占美国先进产业就业的50%，占先进产业产出的40%。人均研究开发支出相当于先进制造业的58%，但STEM员工所占比例比先进制造业高20个百分点。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美国的先进服务业是名符其实的高科技创新行业。^[6]

数字经济在制造和数字创造、信息传输方面已经深深渗入了美国经济，成为了主导性技术经济力量。数字技术产业部门包括：先进制造业中的计算机和附属设备制造，通讯设备制造，导航设备、半导体、电子设备等；先进服务业则包括了软件业、有线网、无线网、卫星传输、其它通讯和信息业、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设计等，这13个生产部门构成了狭义的数字产业。^[7] 数字经济部门占先进产业总产出的将近三分之一，数字经济部门人均研究开发支出是先进产业平均水平的1.73倍，以STEM员工标志的创新人才占比是先进技术产业平均的1.28倍。其中，数字产业服务的就业与产出分别是数字产业制造业的2.37倍和2.05倍。因此，是服务业领域的信息业在引领美国信息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的物质生产性质不因生产差异而不同，也不因生产过程所处阶段差异而不同。美国数字经济服务中软件、计算机系统设计与各种信息处理和传输行业对数字经济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多样化的规模巨大的需求，也决定了计算与通讯设备的效率。英特尔公司为计算机提供了微处理器，微软公司为计算机提供了操作系统，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结合而成的数字经济对美国经济和产业规模水平与创新效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为美国制造业不断高数字化、高附加价值化的基础。

生产和创新中心的分离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在工业时代，制造业中心与母国经济水平、交通运输（尤其是海运）能力和金融资本规模紧密联系，但这三个因素仅属于伴生性支持因素，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蒸汽机时代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出现在英国，使英国能够在长达一个多世纪担当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数字革命时代,全球制造中心有了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特点。概括而言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与全球制造业中心出现分离，制造中心依附和依赖于科技中心的趋势已经出现，并且，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不再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首要因素。

首先，在信息化时代，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发生逆转，制造业规模、制造业中心地位与产业能力的关系弱化。其次，制造业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创新知识的含量，创新知识和要素的价值决定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其具体表现为制造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相对分离，全球科技中心控制着制造中心。第三，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外包，强化了低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依赖，利用核心技术、市场需求的掌控力实现对生产的控制，以及市场需求等方式,实现全球科技中心对制造中心的控制；最后，大规模网络化的采购系统成为直接有效市场需求。网络化的市场需求不仅是信息产业的生产和制造的基础，也已开始成为传统制造业的市场需求基础。大规模网络化的集成采购体系的拥有与控制大幅度地降低了生产和消费者市场交易成本，也能形成并发挥全球市场中枢功能。^[8]

工业发展的转型升级与产业空心化问题

在工业经济的演进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往往伴随产业空心化这一现象。压缩过剩产能，淘汰低端产品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这是国民经济从规模外延扩张（数量型）转向内涵增长（质量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出现国民经济增长失速，以及低端产能比重过高的局部地区陷入经济衰退，形成产业空心化现象。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加快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此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会形成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因产业外迁引发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产业空心化概念

一般国际上将因经营资源规模的转移而发生的行业性或地区产业空白现象，称之为“空心化(Deindustrialization)”， 即指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产业空心化也被看作是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导致地区经济的不同程度的萎缩。早期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海外直接投资兴起，国际格局变化引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环境出现的变化。英国不能继续独霸殖民地作为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导致本国工业迅速衰退，Singh（1977）把这一过程称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lization）^[9]。Thirlwall （1982）进一步认为制造业衰退会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引发连锁反应^[10]。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是基于当时美国汽车和电动机械等重要制造业向西欧转移的背景，B.Bluestone和B.Harrison(198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实业资本撤退现象^[11]；Bluestone（1984）把去工业化和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12] 小岛清（1978）认为对外投资引起产业空心化，会给母国带来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等负面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与低端产业退出引发的产业空心化

周振华 (1998)指出，产业空心化是新产业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的经济萎缩，导致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这一问题。中国理论界有人将产业空心化理解为国民经济过度服务化或超工业化，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流动日趋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蚕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我们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新旧产业交替中的“空洞”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买方市场的特征比较鲜明，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产能过剩现象都比较突出，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生产能力也有相当程度的“放空”。其实质是产业新陈代谢失调，相当一部分产业处于衰退状态，新兴产业又没能及时跟进填补衰退产业退出的空白，导致经济增长趋缓。因此，产业空洞化形成的根源与机理，因具体环境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同国家、乃至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其产业的替代更新可能具有各自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引起的产业空心化

Kotabe以实证方法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所采取的生产外包以及全球供应链方式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与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Kotabe（1989）认为，如果创新者不能一以贯之地将最初的创新优势转换成一种全球主导战略，仅仅关注于细分化市场竞争力，发展中国家的追随者就能够通过模仿获得比较优势。由于新产品在国外推出的速度随着创新领先时间的缩短而逐步失去竞争优势，美国企业因高工资和低劳动生产率，就会失去了产品制造的竞争力。美国的创新领先优势下降，迫使美国跨国公司更多地使用生产外包降低成本，以提升价格竞争力。不过单纯生产外包会改变既定产品的生产成本和需求函数，也会改变美国公司的创新者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美国公司向单纯设计师转变，从而丧失长期形成的“研发—制造”双重竞争能力，并引起传统优秀企业与新兴技术分离，在新的制造和生产过程中落后。

他运用1977-1982年美国海外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外包生产提高竞争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国产业空心化效应^[13]。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是选择新的生产地点，发挥研发资源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以高度协调的方式，在美国跨国公司内部组织设备、产品生产和研究开发的分工，跨国公司内部跨地域跨国界的分工提升了自身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也构成了不对称的国家间的产业分工格局。海外子公司可以共享母公司研究开发成果，母公司可以对其外国子公司进行内部产品采购，特别是加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制造品的采购后分销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国，从而可大规模使用廉价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但不降低创新竞争力综合利益，这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战略推动力，也符合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

他将美国企业海外投资对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具体化为四个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路径（1）主要的分工方式：母公司研究开发-输出零部件-海外控股子公司进行装配制造；路径（2）母公司和海外控股子公司的研究对于零部件分工有重要影响，对美国本土的产业空心化影响不显著；路径（3）母公司研究开发活动强化了输出设备的能力，对产业空心化影响不显著；路径（4）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研究开发活动持续增强，显著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尽管利用廉价劳动力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但提升美国跨国公司研究开发密度是提高美国产业全球控制能力的基础。从Kotabe定量化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美国企业全球化配置资源的就业效应是，在美国本土就业人数会下降；与此同时会出现就业结构的变化，即研究开发人员增加，非研究开发岗位减少；研究开发就业增长具有比非研究开发就业增长更强的就业带动效应。与此同时，因研究开发岗位逐渐独立于制造过程而列入服务业范畴，美国就业与经济结构开始更加明显地转向服务型导向的经济，这被称为去工业化或是产业空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外包采购方式整合跨国资源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空心化过程，实际上代表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工业化过程。

结 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节点、各个层次、各个主体和各个领域相互关联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有益做法，也要重视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这需要考虑如何提升产业划分的科学性，反映当前数字产业的需要，尊重知识产权，推进数字化产业的大发展，强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产业升级和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是传统产业领域淘汰过剩产能与新一代产业崛起之间出现过长的时滞引发经济衰退；二是要防止没有科技创新产业组织模式和创新支撑引发产业升级的虚化；三是要防止脱离数字革命，简单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重化工业化升级。坚持中国制造业2025是以数字革命带动加工革命、材料革命、工序工艺创新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要充分尊重与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示范带动引领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为企业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公务服务，提供更加有力的前瞻性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撑。

有关产业更替与全球配置资源引起的产业空心化的分析则表明，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应当也必须付出的转型代价，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在全球配置资源也是作为全球大国必须做出的长期战略选择，但从短期看也会引发产业空心的效应。这提示我们需要研究有效转型与稳定发展，保持长期与短期相对平衡的政策体系。加快推动创新型产业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编辑  王蕴）

 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记载着清末洋务运动中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民族工业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北京中华世纪坛将其列入“中华大事记”中，对它的诞生也有记载：“公元1865年乙丑，清穆宗同治四年，第一个大型官办国营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建立。”

“天下第一厂”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江南造船厂（简称“江南”）的前身。江南的历史可谓浓缩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仗着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肆意践踏和掠夺，国家和民族处于岌岌可危之际。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先后有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呼吁以仿造外洋炮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李鸿章上奏清廷建议创办机器制造局，学习西方技术以图自强，得到清廷准许。由此，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1865 年6月在上海虹口创立。

中国的近代工业从军事工业起步，江南则是我国军事工业的鼻祖。从诞生之时，江南就被称为“中国第一厂”。它承载了中华民族富国强兵之梦和海洋之梦，承载了中国人发展民族工业以自立于世界的使命。它历经晚清、北洋政府、日本侵占、国民政府统治、新中国成立等各个历史时期，走过一个半世纪的风雨沧桑，长盛不衰。

江南是中国工业的一张名片。建厂153 年来，它创造了中国工业史的上百个“第一”，其中不乏让西方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它是中国第一个国营军工企业，我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在这里诞生，史家称其为“工人阶级的摇篮”；它造就了中国近代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专家；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车床、第一吨钢、第一批新式枪支、火炮和炸药、第一艘军舰、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还有第一艘潜艇、第一代航天测量船和我国最现代化的导弹驱逐舰等。

开近代工业的先河

18世纪中期之后，清王朝由盛转衰，当时中国的机器制造工业基本是空白。为建设近代军事工业，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倡导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都当过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督办。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

江南集军事工业、工程科技研究和造船为一体，是清政府先后监办的40多个兵工企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对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其生产的产品基本是军品，不在市场流通，而是由政府分配，其产品订单也是指令性的。该局创办之时购进优良的机械装备，在国内率先摆脱了手工业生产方式，为中国生产了第一批标准化的以军用为主的工业产品。在这里，中国人自行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推进的军舰“惠吉”号和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研制了中国第一支步枪、第一门钢炮、第一磅无烟火药，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已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工厂。

1868年9月，江南建成中国第一艘以机器建造的战舰“恬吉”号；次年建成第二艘兵轮“操江”号，其蒸汽主机也由江南自行制造。1895年中日甲午战之后，清朝日益衰落，海军也一蹶不振。江南厂因经费短缺，已无力造船、修船。

局坞分家   商务化运营

1905年，清政府将造船部分从江南制造局中划分出来，另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专注武器生产，江南船坞则集中于船舶修建，史称“局坞分家”。分家的主张最初由张之洞提出，他主张分家后江南船坞单独建制，将官办模式改为商务化经营；并推行了多项改革，扫除官场旧习。由此，江南从为海军服务的封闭式生产转为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经营。改革后的江南船坞，经营得法，生产业务大有起色，出现前所未有的巨额赢利，也促进了企业的大发展。从1865年到1905年的40年间，江南仅造船15艘，而从1905年到1911年的6年间，江南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所造的舰船“船式美观，工程坚实”。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国有军工企业的改革，在中国的企业经营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进入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掀起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浪潮，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无缓解，外患日益严重。重工业成为制约国家存亡的瓶颈。1912年，北洋政府把江南船坞划归海军部直接管辖，改称江南造船所。1912年至1926年修理舰船198艘，年平均14艘。

1919年，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中提出，中国的建设要以发展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钢铁工业为中心，强调这对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说，我国重工业基础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辱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他所提出的振兴实业目标设想，除修筑铁路和机器生产之外，还包括大力发展造船工业。

江南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走在近代中国的前列。最突出的成就，是1918～1921年间为美国建造的四艘14000吨级的远洋运输舰。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急需订造一批运输舰船。当时美国国内造船厂生产处于满负荷状态，于是将目光转向远东，寻求委托日本和中国造船企业为美国建造运输船的可行性。美国驻华使领馆经过调查认为，江南已具备了良好的造船设施和能力，美国政府遂同意委托中国建造四艘万吨级远洋运输船，于1918年7月与中国签订了造船合同。当时美国的一些报纸评论称，此次造船案史无前例，美国如此海权大国，竟让中国来建造合乎他们需要的大船，可见当时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技术已可媲美欧美国家。承造美国万吨轮，也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因为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建造万吨轮，这一承建项目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而中国第二次建造万吨轮，已是40年后的1958年。

但是，当时国内配套工业能力极其落后，这批万吨轮所用的钢板等主要材料以及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船体的设计图纸也来自美国。但是该批舰船的“心脏”蒸汽机，却是由江南自行研制。江南在生产扩充的同时广招人才，工程技术人员对万吨轮做了不少设计补充，将蒸汽动力原有电气系统全部改装。就技术而言，当时江南的造船水准已不输于英国在上海的各家轮船公司，所造船只在航速和吨位上也直追西方造船工业。

1920年6月3日，江南为美国建造的第一艘“官府”号远洋轮下水，围观者欢呼之声历久不绝。其余三艘——“西勒斯”号、“奥连讨”号、“克赛”号也于1921年内完成。美国航运部对中国江南的产品极为满意，如此评价：“工程坚固，配置精良、成绩优异，是美国政府运轮部中可称最优美之轮舰，实驾乎旧有之舰之上。”成功建造四艘美国万吨级远洋运输轮，在中国工业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江南的造船能力和设施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为国际所认可。

1927年，江南由国民政府海军部管辖。从1927年至1937年，江南建造了为数不少的舰船，大部分是本国的舰艇。在此期间，中国海军有计划建造的16艘军舰也全部由江南建造，其中，“平海”号和“逸仙”号巡洋舰，在当时国际上亦属先进。十年间，新造舰船230艘，总吨位60800吨。这一时期，海军修船业务也十分繁忙。

1905～1937年，江南共建造各类舰艇716艘、22万吨，其中出口舰船占65%；修理各种舰船3862艘次，其中外国舰船修理比例超过55%。公司每年都有盈余。

烽火战乱中的江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重兵压境，淞沪战场炮火连天。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军占领，随后被移交给日本海军，委托三菱重工管理，改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被迫为日军建造和修理大量小型舰艇。此后8年，江南厂陷入苦难的深渊。由于江南的军工能力非同一般，日军把它纳入直接控制和管理之内，连汪伪势力都不得插手。一直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始终未能恢复以往的生气。

1945年8月，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接管江南造船所。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进行了大破坏，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坐镇，将江南大量设备器材运往台湾，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护校、反搬迁、反破坏斗争。国民党下令把江南全部爆破炸毁，厂区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发祥地，江南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正面交锋的惊心动魄之地。

迎接辉煌的新生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时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的陈毅签署上海市军管会第一号令中宣布，正式接管国民党海军江南造船所。1949年9月1日，江南造船所改属解放军后勤部领导，并为人民海军修造舰船。从此，江南结束了风雨飘摇的历史，开始了辉煌的新生。

近代世界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起步于造船，经略于海洋。造船业是“综合工业之冠”，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象征。恩格斯说过，现代舰船“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造船产业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而且具有较强的产业拉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人民海军拥有的装备只是接受国民党起义、投诚的舰艇，数量少、质量差，修复列编的舰艇总共134艘，排水量加在一起仅4万吨。

新中国海军装备的主要基地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登上舰艇巡视长江，在舰上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几天中，毛主席连续5次都写下同样的题词。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体现了新中国缔造者对于海军建设的高度关注。[1]

1953 年2 月，江南造船所改名为江南造船厂，改属国务院一机部管理。要在短期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海军装备建设是第一要务。但当时，海军装备建设仅靠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显然不能胜任，面对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中国只能依靠苏联援助。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海军所需舰船装备，主要购自苏联。

为早日达成中苏海军装备购置等协议，毛主席先后两次给斯大林写信，最终苏方同意将部分舰艇及建造技术有偿转让给中国，在中国船厂进行装备建造。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苏联保证在1953～1955年交付中国各类成套造舰材料，由中国船厂装置舰艇49艘；苏联无偿转让制造舰艇所需技术图纸和工作图表，派遣不少于150名专家来华，给予工厂技术援助。

自行研制建造海军舰艇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船舶工业将主要力量放在军用舰艇方面，主要是“转让制造”苏联6种型号的舰艇。这是中国船舶工业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通过购置护卫舰、扫雷舰、鱼雷快艇、潜艇等型号的全部技术图纸数据和材料设备，使我国可以自行制造装配舰艇，培养和锻炼了我国造船工业的技术力量，为我国自行制造海军舰艇打下基础。

在“一五”期间，江南造船厂除了为海军建造修理大量舰艇外，还生产和修理了多种民用船舶及外轮，有客轮、货轮，也有工程船，而且品种多、数量大，生产欣欣向荣。

1954年，国家决定建造常规潜艇。1955年，苏联同意帮助我国建立和培训第一支潜艇部队，并将一部分常规中型潜艇技术向我转让，由中国建造。在完成苏联向中国转让03型潜艇的谈判后，经过一机部和苏联专家的考核，建造中国第一艘常规潜艇的任务交给了江南造船厂。苏联派遣36名专家到江南造船厂进行技术指导，中方也派遣几批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在陈毅市长的陪同下到江南造船厂视察，特意到建造中的03型潜艇工地视察。1956年3月26日，03型潜艇下水。1957年10月27日，经过一年的出海试航，经国家验收合格，正式入列服役，该艇命名为“新中国15号”。

1960年，江南造船厂接受了6633型艇的建造任务，这是一型中型鱼雷潜艇，由苏联有偿转让建造权、提供图纸并派专家指导。1960年2月，6633艇开工。而此时恰逢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当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断提供技术资料。在此严峻时刻，江南造船厂把压力和困难当作动力，发愤图强克服重重困难，一定要造出6633艇。在六机部、海军和一机部七院等部门支持下，组成由科研、军代表、生产三结合的班子联合攻关。厂技术部门对该艇300多项材料、设备和配套设施提出了试制和代用清单，全艇需配套项目3821项、设备1051项。特别是其中核心系统或部件，如柴油机、蓄电池、观通导航等设备，由全国多部门单位协作支援，共同研制，多次试验，逐项解决。为了替代苏制耐压钢材，鞍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这场技术攻关战中，各有关单位群策群力，获得了数百项技术创新成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越性和攻克难关的坚强意志。6633艇于1963年8月下水，1965年交付海军服役，命名为“新中国36号”。

1961年，船舶工业部门下达了鱼雷快艇和导弹快艇的仿制任务，同时自行研制和批量建造护卫舰。1964年8月1日，我国首艘自行研制建造的65型护卫舰在江南造船厂下水，这在中国造船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1966年5月，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陪同外宾来江南造船厂，视察了建造中的65型护卫舰。

1958～1976年，是江南造船厂民用造船迅速发展的时期，民用产品从内河船发展到沿海货轮、远洋货轮，从数千吨船发展到万吨巨轮，从客货轮发展到工程船舶，为我国这一时期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力更生的年代

 1964年，中国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两件大事，一是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另一件是万吨水压机胜利投产。这两件事成为当时中国人自力更生的象征。

塑造万吨巨人

在上海重型机器厂，矗立着一个20多米高的钢铁巨人，它就是闻名全国的我国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重工业发展迅速，而国内只有几台中小型水压机，制造重型装备所需的大型锻件只得依赖进口，而世界上拥有万吨级水压机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制造自己的万吨级水压机，已成为解决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加工瓶颈的迫在眉睫的任务。

1958年，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利用上海的机械制造能力，自力更生，设计制造我国自己的万吨水压机，彻底改变重型锻件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毛主席支持并批复了此建议。中央批准沈鸿到上海组织万吨水压机的研制工作。这一中国装备工业重大突破的任务下达到江南造船厂，由沈鸿任总工程师。1959年，万吨水压机工作大队成立。然而，要让钢铁巨人站起来真是不容易。当时中国的设备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足，缺乏制造重型机器的经验，更不具备相应的大厂房、大机床及制造大锻件、大铸件的设备和技术，江南厂现有的条件似乎都不支持他们建造万吨水压机。但是，江南百年老厂一代代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积累下的经验和技巧是最宝贵的能力，老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的。当时江南正在建造万吨轮，当设计组向江南工人描述万吨水压机的建造难度，江南人充满自信地说：“困难再大也没造万吨轮大。”

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使他们闯过了制造中的“电、木、火、金、水”五大关，每一关都是靠着江南人的土办法、穷办法、巧办法闯关；4万多个零件的制造和装配，都凝结着江南人的智慧和钻研精神。经过4年的努力，江南造船厂科技人员和工人终于将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试制成功。

1962年6月22日，为上海重型机器厂制造的12000吨水压机宣布正式投产。1964年《人民日报》对此作了连续报道。在此期间，我国共建造了两台万吨级自由锻水压机，我国工业水平就此提升了一大步。而在这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工人和技术干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和群策群力的创造精神，是中国人民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真正动力。靠中国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拼搏精神，中国巨人在世界昂首挺胸站起来了。

喜见“东风第一枝”

建造自己的万吨轮是几代人造船的心愿，万吨级远洋货轮曾经是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大型船舶的标志性船型。江南造船厂许多老工人在厂里干了几十年，曾经修理过许多万吨远洋轮，也制造过外国设计、装备着外国机器的万吨轮，但是没有一艘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建造的，他们心里总有一种难以排遣的遗憾。

1958年，我国自己设计、自己研制万吨远洋轮，被国家列为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1959年1月，交通部和一机部正式签订了万吨级货轮建造协议书，委托江南造船厂根据一机部自行设计的图纸和技术规格书，承造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自造大型远洋轮，是为了改变我国海运事业中依靠向国外租船的局面。好消息传来，恰如一阵东风掀起万顷巨浪，百年船厂沸腾了。厂部门口，前来请战的队伍川流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江南造船厂仅仅建造过5000吨级散货船“28号”与“和平58号”，建造中国国内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货轮还是第一次。根据当时船厂的技术水平，建造这样一艘万吨远洋货轮困难很多，特别是起重设备和焊接设施能力不足，无论是放样场地、工艺、吊装技术设备等都有很大的差距。

江南造船人说，唐僧上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我们建造万吨轮何止八十一难呀？过去我们造哪一艘新船不是从困难中闯出来的？自强不息的江南人，冲破重重困难，以自身的实力与奋斗精神，持续攻关创新。江南厂围绕着万吨轮建造过程的关键技术，实施了300多项重大技术革新，改进设计和工艺180多项。“东风”号的设计和建造，对中国船舶设计、建造工艺水平，以及船舶设备的配套生产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为中国批量建造万吨以上大型船舶奠定了基础。

1960年4月15日，江南造船厂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宏伟的万吨巨轮雄踞在高高的船台之上。江南造船厂为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举行下水盛典，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参加了下水典礼。这是几代造船人的心愿。万吨轮建造的过程中，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浪潮推动下，全厂成立了500多个科学研究小组，对试制和掌握新技术、新工艺起了巨大作用，一些小改小革和土办法，项目虽小，却能解决万吨轮改造的重大技术。万吨轮的主要指标都达到了先进水平。

1965年12月31日，“东风”号竣工交船，1966年5月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东风”号参观。自行设计建造万吨远洋货轮在中国造船企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船当先，百舸争流。有了“东风”号的建造经验，1966年至1968年，江南又先后建造出了“朝阳”号和“岳阳”号两艘万吨轮。

1962 年，江南造船厂开始修理6603 型舰艇。修理海军舰艇是江南重要的任务。50 年代修理了大批登陆舰艇，从60 年代起，江南造船厂从修理水面舰艇发展到修理潜艇，摸索和积累了大量技术资料和成套工艺装备，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成为潜艇修理的定点厂。

1965年，“东风”号交船后，江南进入小批量建造万吨船的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江南造船厂是重灾区，正常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尽管如此，江南人仍以国防建设和造船事业为重，排除一切困难和干扰，建造了几十艘多种类型的船舶，同时延续创造我国造船史上的许多“第一”。

上世纪70年代，在周总理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的指示下，江南陆续建成了9艘“风”字系万吨远洋货船，“风庆”轮的心脏——万匹马力柴油机是江南制造的，这令江南人感到自豪。

上世纪70 ～ 80 年代，江南造船厂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代航天测量船和首艘大型远洋调查船“向阳红10 号”等。1974年，国务院确定江南成为718 工程的主力厂，承担了“三型五船”的建造任务，即“远望1 号”、“远望2 号”、远洋调查船“向阳红10 号”，以及打捞救生船“J302”、“JI21”。

“远望”系列被称为“海上科学城”，质量要求非常高。而“向阳红10号”是首次研制的大型综合性海洋科学考察兼远洋通信船。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宇宙飞船等环绕地球飞行的航天器，要在公海上对其进行测量和控制。我国海军没有海外基地，所以必须建造一批能在世界海域航行、能精确定位的测量控制设备的科学考察船，对航天器进行测试。其中，“远望1号”和“远望2号”建成，历时13年。江南圆满完成718工程“三型五船”的建成，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远洋航天测量船的国家。

                         （编辑  苏歌）

在改革开放40年中，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的原因，探讨我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

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年，我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被称为“黑非洲”。当时，这些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国人均GDP不及其三分之一。我国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出口和进口分别仅占GDP的4.1%和5.6%，两项加起来仅占9.7%。

 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9.5%，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根据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破坏以后或是大的自然灾害破坏后的恢复期间，可以取得两三年7%或稍高点的经济增长外，正常状况下，很难实现7%的增长。而我国不是连续20年平均每年增长7.2%，而是连续39年平均每年增长9.5%。如按照39年年均增长7.2%计算，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5倍。事实是，我国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贸易增长也非常迅速。统计显示，过去39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高达14.5%。1978年，我国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9.7%，现在已超过30%。从贸易依存度看，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下，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结构产生很大变化。1978年，我国75%以上的出口产品都为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现在97%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造品。所以中国在国际上被称为“世界工厂”，是世界制造业的基地。2013年，我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我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9480美元，成为中等以上收入国家。

一般认为，在2025年之前，我国就能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这个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统计数字看，二战后至今，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仅有2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我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到2025年之前，我国很可能成为第三个。目前全世界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5%，如中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重将从15%增加至34%。

二战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都在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7亿多人口摆脱了日均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不仅如此，当国际上爆发金融经济危机时，我国经济发展还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国际上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将一蹶不振。但实际上，2000年东亚经济体恢复到过去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提供了安定的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依然维持了8%的强劲增长，并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来势汹汹，如同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迅速制定和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第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并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稳定了经济增长态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恢复经济增长。对于上述贡献，我们都是引以为豪的。

从1978年至今，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非常迅速。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组成中，全民所有制占80.8%，集体所有制占19.2%，城乡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是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1.4%，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5%，城乡个体经济占7.8%；私营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占5.8%，两项加起来不足14%。根据全国工商联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主力军。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属奇迹中的奇迹。

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制度瓶颈

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面临着制约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既要保持稳定的环境又要能够高速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体的两面，既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有利环境，但也难免在某些领域、某些阶段存在着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

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但转型为其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的停滞、崩溃，危机不断。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际的主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效率低下。“华盛顿共识”倡导这些转型国家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推行这样的转型方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那些资本密集、技术先进、规模巨大的重工业。这些“先进”产业违反了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开放竞争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取消保护补贴后，必然崩溃，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也难于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也只有少数在私有化过程中攫取大量自然资源或是电信、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成为寡头，其它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差、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也就难以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快速增长，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相似，都是以国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为补充的公有制经济。当时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经济体制，是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资本密集型、技术先进的重工业体系。对于资本短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需要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并给予国有企业市场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所有制企业与其竞争。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方法不同，中国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改革道路。一方面，继续给予计划经济时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则是放开传统上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公司由此得以参与到中国经济建设中来，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富生机的力量。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是，维持稳定的同时，给予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追求个人价值的机会，民营经济从1978年的零起步，逐步达到1992年初的13.6%，现在已成为半壁江山。

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仍然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难以生存。而在一些领域，又出现了限制民营企业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改革需要与时俱进，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公平竞争。因此，民营企业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也应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一消失。

民营经济发展将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占16家。这让我回想起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请我去做主旨演讲，当时我查到的数据是，2002年，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在演讲中我做了一个预测，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可能有120家，美国大约也只有120家，中国与美国将会旗鼓相当。当时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盛行，而我认为，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与美国的数量一样多。很多人认为我太乐观。但是实际发生的比我当时的预期还快，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有124家，而中国已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有16家。

我在2003年做出上述预测的依据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数目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规模是正相关的。2002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4.2%，美国占32.9%，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两者高度正相关。我认为，只要我们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开放，到2030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

2003年以后的发展比我上述的预期还快，到2017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已占全世界的16%，美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23.4%。现在国际上已经普遍接受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作的预测，到2030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应该在20%以上。届时，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至少有125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经济规模很可能是美国的1.5倍以上，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将超过25%。届时，在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很可能达到150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16家，超过十分之一。民营企业的内在增长动力强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到2030年，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达到125家，我相信，民营企业可以占到40家。到205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如中国企业达到150家，民营企业有可能达到75家之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走过的历程，我对民营企业家充满了敬意。民营企业家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奋起，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家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编辑 季节）

历史巨变时代的来临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整合的加速发展，并让跨国资本的渗透力量首次覆盖全球，导致经济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分配极度不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的反主流政治风暴此起彼伏，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危机来自于三方面：

首先，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在失去生产与贸易、科技创新和意识型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霸权。

其次，现有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正遭遇空前的合法性危机，面临内外夹攻的困局：一方面西方社会涌现右翼排外民粹主义与左翼反全球化运动，肢解对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共识，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非西方国家会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带动全球秩序重构的新期待。

最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抛弃维护国际秩序责任，拒绝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并逐步升级与中俄的战略对抗，不惜让现有多边体制陷入瘫痪。

美国国际领导威信的殒落，以及西方社会政治体制普遍出现衰败迹象，意味着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在此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正被快速变化的形势推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将以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当前，中国需要审慎应对美国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战略围堵。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益险恶，中国应牢牢把握对历史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基本判断。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一，全球政治经济大格局变化正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过渡到以非西方世界为主体的新秩序轨道上；

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与活力。同时，西方全球治理机制明显不足，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有效回应当前各类全球议题挑战。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愈来愈积极的支持。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陷入停滞的欧洲带来经济生机。

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磨合过渡期，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难以避免。中国决策者要争取营造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型

美国感到霸权地位遭遇空前挑战，激发对华战略调整

1.美国政府正式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头号竞争对手。

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执行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当时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丝毫不让人意外。美国习惯于一超独霸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架构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朝野的预想，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

当前，重新思考对中战略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民主党过去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其假设是：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2月，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Shirk）召集跨党派中国专家小组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任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应。

最近，美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美国发起了新一轮的战略对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不断加码，试图全力阻挠“中国制造2025”计划，针对萌芽阶段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精准式打击，并对潜在行业对手例如华为、中兴通讯等进行封锁。

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但中国仍可以沉着从容的应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未必能持久，因为美国此举将严重破坏全球高科技行业的生态结构，最终会削弱全球产业链对美国高科技供应体的依赖，逼使对手强化自主研发能力与开发多方面供应来源，使美国长期垄断的核心领域面临更多的竞争者。

美国精英感受到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型态框架塑造。就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而言，中国并没有正面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谋求的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全面经济交往，以及协同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各项挑战与难题，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更没有称霸的野心。

当前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网络化，关键的行动主体既包括各国政府，也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不同层次的全球化参与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仍用传统冷战零和游戏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早已与现实脱节。全球相互依存格局下，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中美之间出现激烈战略对抗，危害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前景及新冷战再现。因此，美国很难整合国内外全面围堵中国，对中国发起一场新冷战。

加之，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关系已经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连体，美国如果真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自己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中国要有战略定力，认清并把握好历史大趋势。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大自然招风，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新形势之下，中国要非常审慎、冷静地应对美国的敌意和对抗性的态度。习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讲话里引述古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要把握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大判断。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轨道上，这个进程始于上个世纪最后30年，2008-2009年又迈入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成为带动全球秩序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角色。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滞后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法有效应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格局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过渡期里，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在所难免。转型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

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中国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已赶上美国

根据许多国际组织与智库的分析报告，近年来中国在很多重要经济指标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国际旅游支出、国内零售消费总量、新能源投资规模、跨国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等。中国依靠自身的国内需求拉动了世界经济的消费总量。这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是强化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根本动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随着科研团队的扩充以及预算的增加，在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在论文被引用量上仍维持领先，但中国已呈追赶之势。美国在专利、知识产权收入和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等方面依然领跑全球。

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快速跃升为全球的领军者。根据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院（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在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首位，中国的投资规模已超过欧盟与美国的总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展绿色能源，已经投入的项目的规模超过320亿美元。

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也走在世界前缘，2016年共新发行了36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占当年全球发行量的39%。最近，中央结算公司发布2017年中国债券绿色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486亿元，占全球份额22%。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两年，中国的发行债券规模占全球份额的30%。此外，中国也被认为是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全球创新引领者，包括发展绿色运输工具、污染防治、节能建筑、智能型都市、资源回收与生态保护。

中国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超越美国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只有57个。近几年，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加大，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加总，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努力非常显著。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电信集团带领中国设备厂商兴建覆盖非洲大陆“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线网络，投入约150亿美元，8年修建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与82个城市, 预计2023年完成。这对于非洲大陆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从未设想能启动这样一种跨世纪的，而且是贯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顾问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洲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评估报告，它们在非洲8个大的经济体里，针对抽样的1000家中国企业做了深度调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国企业，其中90%是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这1000家企业给当地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9%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超过三分之二企业都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专业技能。报告估计，中国企业给非洲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

制订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将由G7转到E7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未来（205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七大大经济体（G7），而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是一个新起点——通过邀请墨西哥等国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封闭的五国协商机制，逐渐扩大成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高层协商平台。如果用购买力等值衡量，1995年E7的经济规模是G7的一半，2015和G7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据估算，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是G7的两倍，成为全球经济的骨干与带动增长的火车头，而到2050年，现在的G7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西方所主导的多边体制都要进行调整，包括决策机制、责任分担等等，将更大程度反应新兴市场国家和更广大国家的需求。

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

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早已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快速失去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型态等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军事与安全、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霸权；（2）自由贸易的社会支持基础崩解，近年来在西方内部涌现的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和左翼反全球化运动，不断肢解社会的共识；（3）面对非西方国家呼唤全球新秩序，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国家显得十分无力，回应缓慢且不足。

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令外界和自己吃惊的政治风暴，有人称之为“黑天鹅”现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纷纷被反主流、反自由经济秩序、反区域整合的力量击败或削弱。英国的脱欧公投，意大利的五星级运动崛起，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动摇默克尔总理的多数联盟，都是这股反全球化潮流的最佳写照。

特朗普变局带来新的危机

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更是让原已动荡的政治结构重组过程出现更大波折。他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将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视作美国的包袱，皆可抛弃；对于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美国原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议则可重启谈判。

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举动与美国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包括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定》，并威胁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减少对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将美国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称作“灾难”并威胁不受制于其裁决。特朗普政府准备无视任何它认为有意侵犯美国主权的WTO裁决。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对全球贸易没有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惨交白卷。WTO协商体制已经完全失去功能，陷入瘫痪，完全无力纾解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贸易冲突。这些迹象都显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

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裂解，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当下炒得很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严肃面对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国又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时，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依照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并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第一，经济出现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

“镶嵌自由主义”有效维护了二战后头三十年的自由国际秩序。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确实可以用于解释二战结束后的30年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为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在美国的引导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一方面建构以开放、合作、互惠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贸易自由化逐步建立规范，提供以美元为定锚的稳定汇率，并设置IMF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及满足发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国内普遍设置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相配套的机制包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等政策，其中特别关键的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劳动力流动，维持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资本家必须在国内寻求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妥协。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

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维和、贸易、货币、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战争不再是通行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工具，国际法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尽管有美苏冷战与局部代理战争，但没有爆发全面性战争，美国也趁机极力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蚀了社会阶级间的力量均衡，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时开始逐渐累积力量。首先，过去30多年里，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变成面对经济巨兽的政治侏儒，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被架空，放任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里的垄断行为，最终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压缩工会权力、放宽劳动条件，全面减税、厉行财政平衡，长期执行紧缩政策、倒逼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减缩等等。其次，金融市场本身变成创造巨额短期暴利的来源，大量资本被吸纳进虚拟经济，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过去30多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如果我们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大型企业的营收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是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过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而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有能力影响各国的法律、政策与国际规则。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导致“寻租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愈演愈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7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特别指出“寻租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现代经济里典型的寻租就是企业藉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然后藉此压榨供货商、消费者或政府以获取超额利润。

UNCTAD这份报告首先指出，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以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berglobalization)”，全球经济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在以史无前例的超级速度前进。超级全球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也让极少数的享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跨国企业囊括了愈来愈高的超额利润。根据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从最大到最小进行排列，前100大的总市值是最后段两千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后这个倍数已经暴增到7100倍。在过去20年中，这100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也不断攀升，跟它们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在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

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急速扩张，又能享有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靠它们的创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它们可以藉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让自己透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与阻挡潜在竞争者，可以在全球范围逃避课税，以及设法解除反托拉斯法的束缚，让自己可以通过并购而快速巩固市场垄断地位，并让自己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保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给予特殊优惠的财政补贴。在全球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化是必然的结果。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企业传播是一个交叉学科，包含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视角。随着企业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难以满足当前以塑造企业声誉为主要目标的需求。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可以从全球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来思考企业传播的方向。围绕企业声誉塑造需求，本文提出三个原则，以实现全方位、持续性、专业化的企业声誉塑造。

关键词：企业传播；企业声誉；企业形象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品牌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给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伟大的企业都经历过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发展过程。作为伟大企业，企业形象与企业声誉对企业至关重要，企业传播能力也成为企业竞争的战略能力。国际上对企业传播的研究经过半了个多世纪，包含了工具说、过程说、职能说、战略说等认识。[①] 相对国际领先经验，中国的企业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相对落后，主要问题在于企业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工具框架没有有效建立起来。

企业传播研究的多视角

企业传播处于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组织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相关研究的学科定位是综合性的，因而在研究上更加突出问题导向，也就是说，基于企业传播现象，要综合使用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

企业传播研究最早出现在广告与公共关系范畴内。广告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公关则进一步扩大了企业传播的范围，深入到企业的营销、危机管理等方面。公共关系传播学派认为，企业传播应当是运用有说服力的传播手段去影响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公众。[②] 桑德拉·奥利弗在《企业传播原则、方法与战略》一书中说，引用“企业传播”是为了表达在后现代和后技术时代发生在企业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传播、公关、公共事务、管理以及媒体研究中的范式转换。[③] 这表明企业传播开始逐渐超越公共关系领域。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企业传播是指企业内部成员之间或企业与外界组织的信息交流行为，侧重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传播是指通过对信息的有效管理来提升企业的效率，侧重对传播行为的管理。从市场营销学角度考察，企业传播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企业营销目标，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正是这一视角的代表性理论。

公共关系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5W”模式及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等是目前常用的企业传播分析框架。对于企业传播战略目标的分析多结合公共关系理论，注重分析企业传播的特点和策略，以实现维护企业公共关系的目标。对于企业传播管理的分析则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学者提出“营销传播管理者”的概念[④] ，是企业内部集经营管理、营销和传播为一体的新职位，以营销传播管理者为纽带构建企业传播体系，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最终实现营销目标。对于企业传播实践的研究多参照传播学领域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进行分析，将企业大众传播划分为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选择、受众和效果反馈五个环节[⑤]，针对不同环节研究企业传播的策略、效果等。还有部分研究引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分析企业形象（CI）方面的具体策略。

新时代中国企业传播的认识维度

新时代的中国企业正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融入全球化进程，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更是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中国企业存在明显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贡献度与美誉度不匹配”[⑥] 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普遍存在“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的情况，尽管中国企业提供了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这些行为却没有得到有效传播。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调研表明，中国企业的形象与声誉与美国、日本等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从三个维度来看中国企业传播的方向

从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从全球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来思考中国企业传播的方向。

从全球维度看，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企业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成绩，在《财富》杂志发布的2017年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占据115家，仅次于美国的132家，遥遥领先其它国家。然而，在该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受赞誉公司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却无一上榜。声誉与企业业绩不相匹配，成为全球维度认识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挑战。对照新时代中国日益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目标，分析国际优秀企业业绩与声誉并重的经验，中国企业全球形象建设应设定两大目标：一是成为优秀的国家形象代言人，二是成为优秀的全球企业公民。[⑦]

从社会维度上看，中国企业面临着建设“社会企业”的迫切要求。企业是社会的建构者，仅追求商业和利润的企业不会被社会长期接纳，只有将社会责任作为愿景，企业才能实现有机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就要求企业具有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社会企业是指可以产生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动，以达成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标，且有助于解决社会排斥及失业问题，而非以利润极大化为主要追求。[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企业理念，是基于企业发展阶段提出的判断。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做社会企业，是更具本质意义、政治意义的企业属性。事实上，中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承担了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三大责任。在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日益活跃的当代中国，企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与深刻，就更需要全社会的企业都能树立社会企业的发展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协助解决社会问题。

从精神维度上看，中国企业不仅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更应成为创造精神财富的主体。伟大的企业都具有伟大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作为企业重要的精神财富，营造员工凝聚力，同时塑造社会影响力。用价值观创造并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企业理论的新趋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杨斌教授提出了“人文红利”的概念，重视人心的力量、人文的力量，重视信仰、愿景、人性等人文精神也可以从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⑨]

中国企业传播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企业传播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经过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传播阶段，企业传播以信息沟通为主要目标，采取单向的信息发布，对于负面问题进行被动应对；第二阶段是形象构建阶段，企业传播以形象构建为主要目标，重视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主动进行危机传播管理；第三阶段是声誉管理阶段，企业传播以声誉塑造为主要目标，强调企业价值观的凝练与传播，基于价值观进行利益相关方的多向沟通，做好社会关系管理与企业形象构建。目前，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传播正处在向声誉管理阶段迈进的时期，关键是提升以企业价值认同为核心目标的战略传播能力。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不但要“大而强”，还要“大而美”，不但要有好业绩，还要有好行为与好声音。

企业传播研究新工具：基于企业声誉的3S分析框架

企业传播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长久以来一直借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框架。随着企业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框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以企业声誉塑造为主要目标的企业传播行为的分析需求。围绕企业声誉塑造需求，我们提出企业传播的3S（Strategy- System- Skill）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提出企业声誉管理的三个原则：战略上主动，体系上健全，手段上专业。从战略目标到体系建设，再到手段分析，企业传播的3S分析模型从宏观到微观，全面覆盖企业传播领域的研究问题，同时符合企业传播实践的发展逻辑。

  图1 企业传播的3S分析模型

战略（Strategy）：企业传播的目标分析

传播战略是企业传播的目标和方向。英国学者桑德拉·奥利弗提出，传播战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要进行四元控制，即向着核心价值、要规避的风险、不确定的战略因素和关键履行标准等方面进一步发展。[⑩]企业的传播战略是对企业战略的传播，源于对企业愿景、发展阶段与社会环境的把握。通过企业传播，实现企业内部运行的稳定与外部环境的健康。在企业声誉塑造过程中，企业传播从关注“品牌-顾客”关系以实现中短期的盈利目标，向着关注“形象/声誉-公众/社会”关系发展，以实现中长期的声誉塑造目标。

企业传播的战略目标包含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短期，提高企业品牌认知度（acknowledge），为业绩增长创造动力；中期，提高企业形象认可度（accept），为新业务发展创造条件；长期而言，提高企业声誉认同度（approve），为企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品牌目标是基于商业维度的，形象目标是基于社会维度的，声誉目标是基于价值维度的。企业传播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构建长时期内良好且稳定的企业声誉。

从战略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不仅要关注企业传播的目标，还要关注企业传播战略在企业中的位置。换言之，好的企业传播战略是企业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不是企业战略的支撑与补充。对企业战略传播能力来说，首要要体现企业传播的战略性地位，根本目标是企业声誉的持续性提升。

从战略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以企业声誉塑造为核心着眼点，以企业占据舆论制高点、理论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为着力点。舆论制高点强调企业要主动发声、持续发声，理论制高点强调将企业发展、企业模式、企业精神等理论化，道德制高点强调企业实现情感性、人格化的传播，讲述企业故事。对企业战略传播来说，重点是建构企业的社会公民形象。

对于企业声誉的分析，可以从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战略传播四个维度进行评价，经营业绩包括产品与服务质量、财务表现、管理水平、人才吸引力；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社会责任包括合规经营、环境保护、社区融入、社会公益；战略传播包括品牌传播、形象公关、危机管理。[11]这四个维度是研究者基于企业调研、参考国际评价体系得出的分析框架。

    体系（System）：企业传播的机构、机制、渠道分析

传播体系是实现企业传播战略的保障，也是推动企业传播行为实施的基础。从体系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重点在机构设置、工作机制、渠道建设等方面。

机构设置是企业传播体系建立的组织基础。企业传播在不同企业的受重视程度不同，企业传播机构作为非业务部门，在不同企业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也存在很大不同。可以以“中心-外围”特征来分析企业传播机构的设置情况。居于中心位置的传播机构体现了企业传播在企业中的战略性地位，而居于外围位置的传播机构体现了企业传播在企业中的支撑或补充地位。同时，传播机构负责人在企业内部的位阶也体现了企业传播的地位，较高位阶的传播机构负责人体现了企业传播的较高地位。

工作机制是企业传播有效运转的制度保障。企业传播的工作机制主要包括：信息发布机制、舆情处置机制、对外合作机制、队伍培训机制等。信息发布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信息传播的准确性、长期性、有效性，让企业成为舆论场中关于自己信息的第一信源。舆情处置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危机应对中的速度、态度和可信度，能够形成有效的舆情监测、研判、处置流程。对外合作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传播部门与社会各界沟通合作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包括企业与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媒体、公关公司等的合作程度。

传播渠道是企业传播体系运行的具体载体。常见的企业传播渠道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如企业内部的会议、学习及成员间的非正式传播等），组织传播（如企业内的报刊、广播、电视台和网站等），大众传播（如公开发行的报刊、广播、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等），社交媒体传播（如企业自媒体、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其他传播渠道（形象代言活动、公益活动、企业开放活动等）。企业传播渠道建设应紧跟媒介技术趋势及公众行为习惯，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音。

    手段（Skill）：企业传播的效果分析

传播手段体现了传播的技能与技巧，重点是企业传播的专业性和实效性，能否适应媒介化时代的传播特征，利用创意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将企业信息有效地传播给公众。

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提高了对企业传播手段的专业化要求。移动化、碎片化、视觉化的传播行为，要求企业传播的内容更加具有吸引力、趣味性、人情味。企业传播的手段，不仅要关注企业传播的覆盖面，更要关注到达率，还要关注接受度。专业化的企业传播手段要实现传播内容人性化、人性内容故事化、故事传播视觉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企业自身也成为媒体，企业自媒体的建设成为评价企业传播手段的重要内容。通过企业自建的微博、微信公号、新闻网站等传播平台，可以提升企业传播的自主化与高效性程度。

企业传播手段受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很大，企业运用“三微一端”、AR、VR、AI等新技术手段，对企业传播内容进行创意包装，可以形成丰富多样的企业传播手段。充分采用新的媒介技术，也成为分析企业传播手段的重要内容。

在完全依靠传播媒介进行的线上企业传播活动之外，还有许多企业传播活动结合了线上传播与线下活动，体现在各类公益传播、社区传播、企业开放日活动等形式上，对这类活动的分析也是企业传播手段分析中的内容。

企业传播的3S分析框架综合了传播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多学科视角，紧密结合了当前企业传播的实践，可以成为当前企业传播分析的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一分析框架既可以对企业传播活动进行分析，也可以指导企业传播活动创新，实现全方位、持续性、专业化的企业声誉塑造。

                                          （编辑  杨利红）

食品药品安全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重要民生问题，也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2017 年末舆论哗然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以及2018 年初遭到舆论围猎的“鸿茅药酒事件”是近期食药领域发生的较为典型的舆情事件。

食药领域的主要矛盾

2013年到2017年间，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热点事件一直占据舆论场的风口浪尖，频频引发舆论爆点，蝴蝶效应显著。如2016年3月爆出的“山东非法疫苗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的“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即运输销往24个省市；2014年7月发生的“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上海电视台爆出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洋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使用大量过期变质肉类原料行为；以及2016年年初，引起社会恐慌的“媒体报道僵尸肉事件”。起因是某主流媒体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的文章，指出一些走私冻肉“肉龄”长达三四十年，这个舆情随后演变为真假新闻信源之辩。

这里要提及2017年末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方舟子在《科学世界》杂志2017年第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持续两个月之久的舆论口水战。再比如，近期引起舆论场哗然的“鸿茅药酒事件”，广州医生谭秦东因在网上发布题为《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被跨省抓捕，舆情持续发酵成为对“鸿茅药酒”的网络声讨。在食品药品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与食品药品的安全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通过食药舆情得以外化。

食药舆情的传播规律

食品药品话题在近五年内，整体舆情热度持续高位水平，部分食品药品话题成为了舆论场的高风险议题，并且间歇性地引发舆论爆点。表现在：

第一、部分话题成为“顽疾”，尤其是涉及婴幼儿这个最为敏感的群体、面向更广泛大众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以及疑难杂症的相关话题。例如，“山东毒疫苗案”引发的对疫苗问题的关切、“史上最严”奶粉新政引发对婴幼儿奶粉的关注、方舟子“普洱茶致癌论”引发对防癌致癌问题的大范围讨论。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关联政治生态。

第二、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事件不断、话题多焦点，议题复杂纷乱。表现在一个事件带出一个话题，再产生各式各样的议题；事件本身复杂，既穿插了违法案件，也涉及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甚至关系到行业利益和企业利益。例如，2017年9月曝出的天津独流镇调料造假事件，其焦点除了造假商品本身，还有多年来独流镇形成规模化链条式的造假行为。这种造假行为涉及到行业内的恶性竞争、资本利益的裹挟等复杂因素，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产品安全的范围。

第三、舆论场乱象丛生。舆论商战、有偿新闻等现象时有发生，为博取眼球，不负责任的“标题党”报道甚嚣尘上，常常在文章中出现“毒奶粉”“毒疫苗”“僵尸肉”等主观定性的标题描述，而报道内容却往往缺乏基本的科学逻辑，夸大问题的严重性，给民众带来心理恐慌，导致“疫苗”“奶粉”“肉类”等相关话题长期陷入被“污名化”的境地，难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第四、关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舆论场一直未形成坚定而一致的主流声音，各方利益博弈有加剧趋势。在食药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需要主流媒体传播和解读，但这些专业性的政策解读并没有实现有效的传播效应，公众对相关的政策、监管方的操作并不知情。现在无论哪种形式的食药问题一出现，即使是企业及个人出现的问题，最终舆论都将归咎于政府部门，从而引发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不理解。

一些企业、媒体乃至别有用心的网络大V等，利用广大消费者脆弱的信心，在一些相对专业的问题上刻意做文章。这些打着“揭露真相”旗号的文章不但不利于解决食品行业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反而无限制地增加民众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夸张想象空间”。这些舆论口水战混淆视听，加剧社会恐慌情绪，一些问题被无限放大，对整个食品药品行业的发展乃至我国食品药品出口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社交媒体为主要发酵地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社交平台成为网民们发声的主阵地，微博、微信、贴吧等一系列社交、服务类客户端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新媒体平台的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多阵营格局慢慢形成并趋渐成熟。

社交媒体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匿名化的社交媒体发布的匿名信息难以分辨曝光人背后的意图，增加舆情的不可控性和风险性。第二，社交媒体重塑权威性。在传统媒体时代，是传统媒体赋予信息源的权威性；而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权威性来源于“粉丝经济”的赋权，搏眼球、比颜值、比出位等手段成为“权威”产出的主要逻辑。因而，食品药品领域的话语权未必能够掌握在那些真正的专业领域权威人士手中。

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一系列食品药品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代表行业、企业利益的自媒体开始发声，声音日趋多元化，而某些大V和意见领袖在集结一定体量的粉丝群体之后，便在舆论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典型如方舟子在微博平台上集结起660多万的粉丝量，在普洱茶致癌事件中，微博成为其发声的主要舆论阵地，辅之以微信公众号“方舟子”很快主导了这个话题的舆论场，主流声音似乎就只能去推翻和验证方舟子的观点，而不能有力地主导舆论的发展走向。

风险不确定性强，蝴蝶效应显著

第一，从行业上来看，食品药品的个案问题容易引发全行业的风险。分析过往食药舆情事件不难看出，此类舆情往往从一个企业的个案扩大到全行业的普遍危机。例如 “鸿茅药酒”事件中，媒体和民众从对事件本身的追踪很快扩展到对“药酒”的疗效及安全、“非处方药的进驻标准”等行业话题的讨论。再比如2016年 “上海假冒雅培婴幼儿奶粉事件”中，从刚开始对犯罪分子的谴责推升至对奶粉市场的讨论。

第二，从地域上来看，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很容易从某地扩展到全国，甚至从国外扩散到国内。典型如 2017年8月“海底捞后厨现老鼠”事件，事件爆发于北京，随后经由互联网的传播，很快成为全国各地的关注焦点。“麦当劳冰激凌机发霉”等事件，则是从美国扩散到国内的典型舆情事件。

泛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

近几年对民生问题的炒作，使食品药品成为舆情的头号热点，并且多次上升到体制机制问题，社会信任危机加剧。对此类舆情的炒作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治化倾向明显，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不切合实际的利益诉求，进而将个案归结为“体制问题”；第二，抓住政府治理的薄弱环节反复炒作，食品药品安全与人们的生存需求密切关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发社会不安情绪。例如，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中，有媒体以“这是在杀人”的标题迅速引爆舆论场，地方政府部门仓促回应中的不当措辞，经媒体断章取义报道后引发民众强烈的抵触情绪。对于民众来讲，最关注的莫过于疫苗的流向，是否涉及到自身的安全。而当得知，非法经营的疫苗主要流入农村地区，无形中又牵引出城乡食品药品的安全治理和水平差异问题，引发阶层固化的讨论。这种议题设置的不断转换，形成了舆情信息叠加、持续发酵的效应。

食药舆情的话语逻辑

食药舆情在传播上形成了一套语法逻辑和话语修辞，表现在话语范式化和由此带来的对社会阶层以及意识形态的隐性投射。在2017年7月的“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以及2018年初的“鸿茅药酒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叙事范式化

“方舟子普洱茶致癌”事件的舆情走势呈现出波浪式特征，舆情发展过程大抵分为以下几个发展期：

（1）酝酿期：9月1日-9月5日，舆情处于酝酿期，“普洱茶致癌”的议题再度引发舆论热议。沉寂近两个月的《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成为茶业界微信公众号热议的对象，“普洱茶是否致癌”又一次成为舆论场关注的焦点。5日，方舟子在其新浪微博上转发此文，舆情正式开始发酵。

（2）爆发期：9月6日-8日，新闻媒体开始介入“普洱茶是否致癌”的话题讨论，媒体的关注度推高舆情走势。

（3）高潮期：9月9日-22日，连续出现4次舆情波峰，舆情在此时间段到达高潮。期间，云南普洱茶界的专家，陈君石和陈宗懋两位院士，云南省卫计委、昆明市食药监局等相关部门，以及云南农大等学术机构，与方舟子掀起“此起彼伏”的舆论战，推动舆情不断发展。

（4）回落期：9月23日-10月13日，方舟子发表《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列出一系列“证据”逐个反击专家的观点。10月13日，昆明市食药监局部门和云南农大先后再次公布“未检出黄曲霉毒素”的实验结果，方舟子依然在微博遥相回应，但舆情热度逐渐下降，争论渐渐平息。

根据对方舟子“普洱茶是否致癌”这一舆情的整体监测，其中有两次“10万+”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一次是8月1日，方舟子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阅读量达到10万+；另一次是9月26日，方舟子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全面反驳为普洱茶站台的“专家”们》一文，阅读量达到10万+。从舆情监测的数据看，舆论场的主阵地在微博上，微信平台这两个10万+的文章不仅带来了阅读量，更带来了传播力和民间舆论场的蓬勃之势。

    舆论围猎化叙事增强

“鸿茅药酒事件”舆情走势呈现出“L”型，舆情爆发期，媒体和网络关注度极高，波峰过后，整体舆情较为平缓，舆情回落期偶尔有小波峰出现（见图2）。

图2  “鸿茅药酒事件”舆情走势图

“鸿茅药酒事件”有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值得关注。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17年12月19日，广州医务人员谭某在网上发了《中国神酒“鸿茅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目标直指“鸿茅药酒”，将其定性为“毒药”。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18年1月25日，内蒙古凉城警方对谭某实施跨省逮捕，罪名是“损害商品信誉罪”，此时距谭某发文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18年4月13日，成都传媒集团所属微信公众号“红星新闻”发布了《广州医生发帖称“鸿茅药酒是毒药”涉嫌损害商品信誉被警方跨省抓捕》一文。此文一出，澎湃新闻、《新京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几乎全员跟进，在社交媒体引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声浪。

在此事件中，得到舆论“围猎”的关键点大致有以下五个，第一是“谭某是商人还是医生”；第二是“警察跨省抓人”；第三是“民事纠纷刑事化”；第四是被舆论声讨的“鲍洪升的经销体系”；第五是“对媒体广告投放的质疑”。对这些关键点的关注似乎比对“鸿茅药酒”本身要更多，舆论似乎已经默认“鸿茅药酒就是毒药”，并没有围绕其进行充分的实证验证和相应的报告，反而去追踪和围猎被制造出来的外围舆论热点。质疑警察跨省抓人的法理性，质疑民事纠纷刑事化，质疑国家食药监非处方药的认证标准，质疑鸿茅药酒广告投放监管部门的失责等等，而这些似乎与核心议题相去甚远。这种舆论多焦点化、声东击西的新形式值得关注，围猎化的方式最终目的是引起全民关注中医药相关话题，放大舆情事件的相关焦点，质疑公权力，最终引发公众对公权力的集体怀疑。

食药舆情的舆论引导启示

从目前食药舆情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其主要特征是信息源的多元化、信息生产平台的公共性以及民意的非典型性，需要较长时间的制度建设才能改善食药舆情的现状，我们建议：

第一，建立公正公开的信息共享平台，主管部门主动设置议题。建立专业、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掌握设置议题的主动权，重塑政府部门和国家主流媒体在议题中的权威角色非常重要。信息共享平台要与新媒体社交平台形成一种信息供给结构的多样化平衡性，尽量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形成社会主流的一致声音。改变他人设置议题、议程，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跟在后面不停澄清的被动局面。

第二，提升突发食药舆情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由于食药舆情的涉及面广，爆破性威力非比寻常，甚至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舆论引导方面相关部门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实时舆情监测，并且及时对热点事件给予回应；另一方面，在突发舆情时要早介入，对问题不回避不敷衍，积极对问题予以正面回应，准确发声，第一时间消除民众的疑虑和恐慌。同时，建立问题反馈机制，真正从基层获取社情民意。

第三，建立起健康、安全的信息环境。分析诸多舆情事件，发现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团体，即“水军”，他们以在网络上发布谣言作为赚钱的途径。这些不真实的信息、谣言，影响了民众的认知，一些准确的权威信息被湮没、消解，破坏了互联网的共享公开性。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谣言制造者和违规传播者的惩处力度，防止某些力量和境外敌对势力的蓄意操纵，保证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准确性。

第四，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共建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情环境。首先，要从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做起，减少食药舆情中谣言传播的“土壤”。其次，企业作为食品药品生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有必要公开食品药品生产的过程和加工工艺，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根源上避免谣言的产生。同时，媒体应加强自身的建设，既要勇敢发声，又要防止被不实舆论带偏方向，增强识别能力，避免出现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交相呼应而产生的舆论极化现象。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近70 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本着“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办刊宗旨，2014 年，本刊设立了“中国道路”栏目，以期总结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探讨和研究。

从本期开始，我们新设了“中国学派”栏目，希望能够在理论战线积极促进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学派的原创性研究，为社会科学各领域构建中国学派的思想阵地助力。

什么是“中国学派”？为什么要提出“发展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怎样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这是本栏目开篇推出的重要议题，在今后的讨论中将贯穿始终，逐步深化。任何学派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思想回应，也是对时代特点的理论概括。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国家越来越强大，还使很多学者有条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和比较，从“中国视角”放眼看世界。因而，中国学派的应运而生，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学派并不局限于中国学者的贡献，却必定要求对“中国特殊性”有深刻理解。中国学派包含不同的理论流派，包含与国内外各派学者的竞争和相互借鉴，逐渐成长和增强“自信”，破除“他信”，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彰显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精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史似乎正按照撒切尔夫人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这是王绍光教授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此时，海外有些人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王绍光教授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将向何处去、世界将向何处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王绍光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随即，他的论文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有些人强烈反对他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实现民主就不能谈国家能力。而王绍光教授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将难以实现。他曾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等人组织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王绍光随耶鲁大学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在目睹了俄罗斯当时国家的惨状之后，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王绍光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保守主义”》等。1993年6月中旬，王绍光和胡鞍钢合作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此报告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①]。

上世纪90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王绍光教授的研究重点，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当坚持“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开始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已经成为共识。

在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王绍光教授关注的重点是国家转型的方式，他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90年代下半叶，他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新世纪之初，王绍光教授与一些学者组成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将研究重心集中于内涵更丰富、更全面的“国家基本制度”。以前在谈汲取能力时，他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等等。在他和欧树军合著的《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中，他们还把九大国家基本制度作为新时期中国的区域研究的理论框架。

2005年以后，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国家转型的方向，既包括国家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他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三联书店，2012年）。他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去。关于政治转型，他出版了《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三联书店，2010）；《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以及《中国民主决策模式：以五年规划制定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此外，他和欧树军合作出版了一本译文集：《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并将出版另一本译文集：《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他们这项系列工作的基本论点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实现民主理念也许可以采取很多种方式，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应该多轮驱动，不应该单轮驱动，人们应该释放自己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最近，本刊记者就关于“发展中国学派”的问题与王绍光教授进行了深度讨论。

发展“中国学派”的五段论

鲁问学：你是如何理解“中国学派”这个问题意识的出现？为什么这几年讨论“中国学派”的领域越来越多？

王绍光：“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本身是一种以比较视野、国际视野为出发点的。原本是突出从中国人的角度解释外国的事情，解释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中国早就有两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范畴可以产生“中国学派”，一个是“中国历史”，一个是“中国文学”，但是，因为它们是就中国谈中国，所以这两个领域中从没有人提出“中国学派”的概念。

可能提出“中国学派”的领域，基本都是用国际视野来比较和分析问题。最近二三十年，最早提出“中国学派”这个概念是比较文学领域，因为它要跟其他国家研究比较文学的人进行对话，而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文学。例如动画片领域早就有人在提“中国学派”，因为好莱坞的动画片影响很大，中国的动画片也很有特色，背后就有一整套理论在支撑，所以提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领域也在讨论，阎学通、秦亚青等不少学者为此已经论辩了十几年，论争“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几个领域都是中国学者与国际学界互动和比较研究较多的。

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指数，在2005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文章讨论“中国学派”，2005年以后，随着中外学术领域交流加大，相关讨论开始出现，最近几年讨论“中国学派”的领域越来越多了，管理学、逻辑学等很多学科都在讨论，当然还都没有真正形成气候。但是，从这十几年的趋势来看，可以说讨论“中国学派”的时候到了。

中国人以前相对封闭，从开始“走出去”到与外界接触了三四十年后，对中国的事情了解比较多，对国外的事情了解也比较多了，而跟国外学术界交往比较多的领域往往又不是中国研究领域，大家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些有特色的看法，提出“中国学派”好像成了不约而同、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所谓“瓜熟蒂落”，能不能“落”下来还不知道，但是大家眼看着瓜要熟了，于是就希望讨论“中国学派”。

鲁问学：“中国学派”是说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分支，还是说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学派？如何定义“中国学派”？

王绍光：“中国学派”的含义可宽可窄。宽到什么程度呢？宽到把“中国学派”看作一种视角（就是英文的Perspective），一种中国人的视角，一种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和观点。作为中国视角的“中国学派”未必成体系，未必有一套自己的概念、理论，但它是中国人自己的看法，这与狭义的、严格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中国学派”（英文表达为School）可能有区别，因为后者往往要求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

我首先是在这两层含义之间展开讨论。从第二层的严格定义来看，目前大概还没有太多支撑“中国学派”的学术论著。但从第一层的宽泛定义来看，这种论著其实已经很多了，很多人可以用新的视角去看中国、看世界，这些都可以叫做“中国学派”。比如，在心理学中，西方心理学其实是非常本地化的，有一个研究报告指出，西方心理学的测试对象基本都是西方的（Western）、受过良好教育的（Educated），来自工业化社会的（Industrialized）、富裕社会的（Rich）、民主社会的人（Democratic），换言之都是所谓“怪异的人”（WEIRD）。基于如此狭隘样本的西方心理学却提出了大量理论，仿佛这些理论能够适用天下所有的人，但这些人其实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说完全没有代表性。

有一些中国学者，如清华大学的彭凯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妙清教授，他们研究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心理特征的异同，就可以归入“中国学派”。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也可以划入“中国学派”，因为他代表了一种中国人的视角，不仅仅是他们自我定位的“清华路径”（Tsinghua Approach），更多还是清华视角（Tsinghua Perspective），甚至有比较强的清华学派（Tsinghua School）成分。但是，成为“清华学派”并不妨碍其也是“中国学派”的一部分。现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有“上海学派”、“华南学派”等等提法，它们之间肯定有不少差异，但都是中国人的视角，是中国人的学派，都可以称为“中国学派”，也就是说，中国学派是复数的（Chinese schools），不是说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学派。

    鲁问学：中国视角这个说法表达的是某种“学术民族主义”吗，是否必然会追求某种例外论？比如，基辛格的《论中国》中也谈到中国人的视角或者说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他把它称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例外论”，并与“美国中心主义”、“美国例外论”并论。

    王绍光：不一定。认知学者也曾经普遍认为人类的认知机能是一样的，不论是美国人、英国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人脑及其认知的总体架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的人有不同的认知方式。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写了一本书叫《思维的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开篇就说自己在和一个中国学生交流时，中国学生告诉他：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美国人考虑问题非常注重细致、精确，而中国人考虑的都是大问题而不是细节。他当时不信，但后来越琢磨越有道理，就开始针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最后就写出了《思想的版图》这本书。他提到的这个学生就是今天的清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2001年，彭凯平跟这位作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东西方的认知差别。东方的认知是整体性的（Holistic），西方的则是分析性的（Analytical），这篇文章引用率非常之高，大概有4000多次，《思想的版图》就是建立在这类研究基础之上的。

所以这不是某种“学术民族主义”的主张。从认识论角度和认知结构来讲，不同的文化认知本身就不一样。我看中国跟你看中国不一样，和美国自己看美国也不一样，我看你的历史，可能跟你自己看你的历史不一样。因为是我们的认知方式不一样，没有谁优谁劣之分，我不排斥你的认知方式，你也不能排斥我的认知方式。正是认知方式的差异带来了视角的差异，这跟基辛格讲的例外论没什么关系。

鲁问学：中国学派是否只有两分，如何理解中国学派的不同含义？

    王绍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不管自觉不自觉。如果一个人有自觉的话，就会清楚自己的视角，不自觉就未必会那么清晰。从在不同文化之下人的不同视角和不同认知方式谈起，我觉得“中国学派”可以分为五个层面，越往上越严格。

第一个层面，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看法。由于认知方式未必统一，所以在不同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人看待同一个事物的看法不一样。

    第二个层面，中国人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看法不一样，但独特性未必那么清晰，只有向上走一步，才能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看法。比如很多管理学院都有一整套公共关系课程，公共关系从业者最初认为公共关系可能是普遍的，但逐步发现在美国做公共关系所用的战略并不能适用于别的国家，所以他们对此高度敏感，觉得不同的视角对公共关系的看法不一样，就编了一系列书来讨论亚洲人、东欧人、西欧人、拉丁美洲人、中东人、非洲人、北美人的视角。他们说的视角在双重意义上都是复数（Perspectives），就是说亚洲不一定只有一种看法，但亚洲整体上可能跟拉丁美洲不一样，拉丁美洲又和欧洲不一样。因此，第二个层面说的就是不仅有看法，看法还要有一定独特性。

    第三个层面，中国人开始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比如吴飞的《自杀与正义：一个中国视角》跟西方大量研究自杀的学术作品就不一样（这本书的英文版就叫“Suicide and Justice: A Chinese Perspective” ）。我刚才讲很多论著说的视角都是复数的（Perspectives），意思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彼此之间未必一样。但是，这本书说的视角是单数的，就是某个人已经在某个问题上有了一整套系统的独特的看法。而在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一套中国人的成系统的独特看法，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基本概念，作为所有分析的基本工具。基础概念的出现当然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但如果没有出现独特的概念，就不能说达到了第三层。

    第四个层面，中国人形成了成系统的、独特的、统一的看法。开始是独特的，后来是系统的，现在是统一的，逐渐把对某个小问题的看法变成对某一个领域的看法。吴飞的自杀研究是在社会学领域开始出现的，他针对的是自杀这个领域内的“小问题”，但如果扩大到整个社会学领域，提出一套独特的、成体系的、统一的看法，就可能会走到第四个层面。这一层面除了要有概念，还要有独特的、成系统和统一的理论。比如阎学通等人探索的“清华路径”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层面，可能就不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了，这就是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同时又被别人承认的“中国学派”。这主要取决于在对外交往层面是否获得别人的承认。当然别人承认不承认，也许跟学术水平关系不大，反而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就是发展“中国学派”的五段论，现在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逐渐开始有自己的看法，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就是有一些独特的看法。当然，某些领域可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某些领域甚至已在试图进入第四个阶段，但总体上来讲，目前还在第一和第二阶段。

    鲁问学：亨廷顿在1987年美国政治学学会第83届年会的主席演讲中说，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直接推动了现代政治学的诞生，也让美国的政治学者以善好为价值追求。如果说存在政治学的“美国学派”或者国际关系的“美国学派”。如果说“美国学派”的确是以追求某种善好为价值目标，“中国学派”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价值追求？

    王绍光：应该是有的。比如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有建立“中国学派”的冲动，阎学通也在其中，虽然他不承认，他们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但用这套理论来解释中国或者国际事务时却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无论回看历史，还是放眼现在，亦或展望未来的国际关系，总觉得这套理论大有问题，自然就希望寻求改变。

    中国人希望世界和而不同，这种希望和西方的既有理论可能是不融洽的，于是一些中国学者们便希望能够提出一套东西来促进二者的融洽，赵汀阳等人也在推进这些东西。

亨廷顿讲的是政治学，别的领域有时并不是有冲动去建立一种理论，而是有冲动去解决当下的问题，由此不经意就创造了一套理论。比如经济学的“美国学派”。19世纪的美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还有媒体人用一整套经济思想来指导当时的美国经济发展，这套东西就叫“美国学派”，但现在已经没有人提这个“美国学派”了。

    鲁问学：这说的是进步运动时代的制度学派吗？

王绍光：比制度学派还要早，而且参与建立“美国学派”的人，不一定都是真正的美国人，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25年，他当时在德国受到迫害，就跑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后又跟美国政客和学界的人联系密切，建立了“美国学派”，这套理论其实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关税，保护国内幼小工业，这套思想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但是现在美国人不承认了。

    鲁问学：被遗忘的原因是因为这种“美国学派”的思想跟欧洲的重商主义很像，缺乏独特性？

王绍光：它有独特性。这套思想不仅在美国有影响，后来又影响了德国。李斯特被德国赶出来后到了美国，在美国风生水起之后，他又回到了德国，但德国人不接受他。美国学者说李斯特是“美国学派”的第一代，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又返回去影响德国，如林肯总统的经济顾问亨利·凯里的思想影响了俾斯麦。“美国学派”还影响了日本，有人出任天皇的顾问，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也坚持重商主义，坚持保护国内产业。

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五段论”，事实上的确有一个“美国学派”，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美国不愿意承认。熊彼特就不承认，认为他们从理论上并未构成一个学派。如果要把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变成一套理论，几乎不可能，但整体而言，这些学者的思想是一套系统的理论。另外，美国后来主打自由贸易旗号，如果再回头讲“美国学派”的话就不太对劲了。所以，反倒是一些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在挖掘这段已经被边缘化的历史，最近有本书就是讲李斯特在美国的那段经历。

因此，“美国学派”不被承认，不完全是学术上的原因。以“五段论”而言，我们大概能够做到第四步，至于第五步就不是我们的事了。

    鲁问学：假若跳过前面的步骤，先追求第五步，是没有可能性的吧？

王绍光：对，没有前面的铺垫，第五步就没有任何可能性。但是，做到了前四步，别人未必就会承认已经形成了“中国学派”。当然，“学派”这个词并没有严格定义，有人免费送你一个也完全可能，但它真正普遍接受的含义还是指一个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学派，要让它被别人承认还是比较难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中国整体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毕竟是“势”比人强。

“中国学派”是“开眼看世界”而非固步自封

鲁问学：这其中的一个问题意识是从探寻中国的独特性发展到中国的普遍性，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普遍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够直接采纳西方视角、西方学派既有的观点？

王绍光：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可以全盘接受。中国很多问题跟西方可能有相同的地方，西方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对我们有借鉴作用，所以该拿来的都可以拿来，关键是要把心态调正，分清以谁为主，以我为主还是以别人为主。就好像是有人说特朗普政府制裁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活该倒霉，因为你违反了他们说的普遍的什么东西，这是一种看法。

以我为主，就是说不是你要我开放才开放，我本来就是要开放的，以我为主就要摆脱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经常批评的“贾桂式的奴才心态”。毛泽东曾尖锐批评了某些人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贾桂精神”。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心态，坚持开放的心态，坚持平视的心态，你做得好我就借鉴，你做得不好我就摒弃，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中国学派”并不是排他的、狭隘的，英国可以有英国学派，美国可以有美国学派，法国可以有法国学派，日本可以有日本学派，我们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取长补短。

    鲁问学：“中国学派”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等等概念存在何种关联？

王绍光：如果只讨论中国问题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提“中国学派”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是中国人擅长的领域，有一整套的解释方式，西方人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比，但这难以构成一个“中国学派”，因为你谈的是你自己的事情。别人可以用美国的“加州学派”来重新解释中国。从外面来看，可以有一个“学派”，但是就中国来谈中国就很难说有个什么样的“中国学派”。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类概括，只是中国人自己解释自己，虽然也很重要并且仍然需要继续大量研究，但“中国学派”更多是在国际比较层面，我们在谈别人的问题时，谈人类的普遍问题时，我们自己有没有一套独特的看法，有没有一套理论，有没有一套概念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鲁问学：这也可能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王绍光：对。比如罗马史，西方人已经做了大量的系统研究，相比之下，中国人研究罗马史也许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罗马帝国跟秦汉帝国差不多是同时代，从“中国学派”视角出发去看罗马帝国，去解释罗马帝国的兴衰，也许能产生比较独特的看法。这不是中国问题，而且跟中国模式没有关系，但是可以有一个“中国学派”来解释罗马史。对于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西方有一整套福利政策理论，中国人也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社会福利问题，形成一套自己的看法。要讲“学派”，一定是在比较意义上谈别人的问题、普遍的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问题，但也要放在国际比较的视野里面来谈。

    鲁问学：这可以和您刚才说的中国学派的“五段论”相契合。

王绍光：有比较，“中国学派”才有意义；不比较，就没有意义。如果只是我们自己谈，我们已经在优势地位上了，那根本没必要让别人掺合，掺合也没有意义。别人谈论的是他们理解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所以才会有“加州学派”之类。

    鲁问学：还有经济学、法学上的“芝加哥学派”之类。

王绍光：对。

鲁问学：这就是说，“中国学派”并不是仅仅讨论中国的海外的“中国学”或者是中国国内的“中国学”？

王绍光：那绝对不是这样，不是仅仅跟海外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y）对话，甚至不是跟海外汉学（Sinology）对话，而是跟中国之外的所有视角的对话。动画片跟动画片对话，比较文学跟比较文学对话，还有历史学，世界史也有人开始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派”。比较早的是历史地理学。谭其骧等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创办了《禹贡》杂志，主要是谈中国的解释，讲中国的历史地理，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学者，费孝通、吴文藻等人也用中国的视角来谈，而且发展了一些中国的概念，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用西方的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但他们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现象，并没有用他们发展的概念体系理论来解释别国。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跳出了用西方解释中国的窠臼，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下一步，用自己发展出来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来解释别国的现象、人类普遍的现象。在他们那个时代，历史地理和社会学的学术成就比政治学大得多，他们当时已经可以在美国最好的刊物上发文章。

    鲁问学：您认为政治学应该如何构建“中国学派”？

    王绍光：政治学本来就是美国人构建出来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早就有，但是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基本上是在美国兴起的，后来又传播到其他地方，所以很多政治学的概念、理论本来都是为美国服务的，美国学者专门研究过冷战对政治学的影响，区域研究、现代化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基本上都服务于冷战，跟冷战的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转型都有关系。鉴于这种背景，政治学要建立“中国学派”，首先要认识到，美国主导的当代政治学是非常独特的，不是普遍的，不是像物理学那样可以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价值中立的学问。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发展出中国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我知道，政治学领域还有很多人坚持政治学是普世的，所以迈出第一步是很难的。只有首先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学是独特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真正追求适用于其他地方、适用于全世界的东西。

所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是要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在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之后，再倡导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这样更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我一直不倾向于“闭门造车”的做法，不是去发明一套概念体系，发明一套理论体系，那是不可取的，也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解决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西方有西方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能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提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哪怕和西方都用同一个词，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概念体系中对其形成新的定义、新的理解，这才是在政治学领域推进“中国学派”的正确方法。

鲁问学：许田波在回应其他学者对其《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之比较》一书的学术批评时，认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要正视历史，她认为，中国早期的民族国家构建跟西欧的不一样，或者说，在历史进程上中国要更早一些。

王绍光：对，许田波那本书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个视角早就有人想做，比如跟我同时出去留学的史天健，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想用春秋战国各诸侯间的关系来重构国际关系理论，但后来他从国际关系转到了比较政治。中国的民族国家跟西方的民族国家构成是不一样的，这早就应该有人指出来了，所以她的研究是有贡献的。

    鲁问学：许田波的研究也被认为指出了中国国家建构的特殊性，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是特殊的。

王绍光：对，她的回应主要是针对国内的批评，国内有人说她并没有什么贡献，只是借用了外国人的概念体系来谈中国，所以许田波回应时才说构建中国学派要看历史史实。我觉得她还是有贡献的，对于国家建构或者民族建构理论研究来说，她用中国的案例指出，在西方模式之外，还有别的模式。

    鲁问学：这就意味着“中国学派”同样需要避免变成狭隘的区域研究或者区域主义。

王绍光：对，“势”很重要。以前我们跟别人接触比较少，中国的问题又比较多，所以我们主要关注中国本身的问题。当时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理论，就大量借用外国人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而不是外国。这种现象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但今天中国对外开放已经这么多年，经济体量也非常之大，许多人走出了国门，很多人不满足于做中国本身的研究，而是去做比较的、跨国的理论工作，这个“势”已经形成，人才储备、知识储备已经比较丰厚。所以，我们要开始了解、理解和解释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不仅仅是西方，也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鲁问学：目前是否出现了非洲的中国学派、东南亚研究的中国学派之类提法？

王绍光：对。非洲人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但大量非洲研究是被西方人统治的，做非洲研究的中国人也往往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跟非洲人在某些方面有相同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会和西方不一样，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不仅仅是看中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还要去看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今后可能更是如此。

鲁问学：建立中国学派的想法与中国如何跟世界打交道的世界观是否直接相关？

王绍光：对。当然也在于这套独特的、成体系的、统一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本身是否严谨，学术上是否能够站得住，论据是否充分，论证逻辑是否严谨。如果本身很粗糙，不管你有多强的希望要把它弄成一个招牌，别人都是很难接受的，不仅外国人不愿意，中国国内人也很难愿意。

鲁问学：在解释中国实践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一个独特的、统一的看法？

王绍光：我觉得慢慢会有的，刚出现时可能还会受到批评，外国人不满意，国内人也不一定满意。比如朱苏力的《大国宪制》，虽然是谈中国，但实际是在跟西方学者和全世界对话。什么叫“宪制”，他认为人们对宪法（Constitution）的理解可能太狭隘了。西方人写自己的宪法史往往追溯到很早以前，但那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宪法。法学界会接受这种研究吗？恐怕也不一定。但是，这个研究做出来之后就不一样了，以前根本没有人往这个方向想，连想都不会想，现在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人有底气了，而有底气很重要。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往这个方向想，会有更多年轻学者跟进，慢慢就形成气候了。

鲁问学：中国越走向世界，也就越需要中国视角的区域研究，或者说服务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区域研究。

王绍光：从区域研究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自己的区域研究，可能连国家利益都得不到有效的维护。现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甚至有一个武汉人在北极圈里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那儿卖热干面，这是“中国的全球化”的自然结果。在以前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时候了。但是，现在我们不要说对更远的外部世界不了解，对周边国家也不太了解，无论对中亚还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日本和韩国，我们是否有深入的研究，是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也都未必。最近朝鲜半岛一出现危机，很多人的看法是跟着美国走。有些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也往往不是基于深刻的了解和理性的深入的研究。所以，中国既到时候了，也到坎上了。

鲁问学：中国需要一个适应新形势的“列国志”。

王绍光：中国需要了解整个世界，不仅仅是今天的世界，还包括它的历史以及对其未来的预测，这些都是当今中国该做的事情。

代际差异与“势”所必然

鲁问学：对“中国学派”的形成来说，文化是不是很重要？是否首先需要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和自觉逐渐恢复？

王绍光：对。但是，仅有文化恐怕还不够。马克思曾经说过，有些阶级、有些民族“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尽管我们的认知方式并不一样，但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时，往往不敢表达对外部事务的看法，害怕说错，被人耻笑，宁愿附和别人已经表达的看法。所以，迈出第一步其实是最难的。当有一天，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看法是独特的，而且还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在整体上，中国是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才迈出了这一步，而且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不敢迈出这一步。就“势”而言，很多人还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认知方式，自己的认知水平比别人低得多，没有独特性，很多人还没有迈出第一步。

意识到中国与外国的认知方式不一样，运用中国不同的认知方式看世界，形成独特的看法并表达出来，哪怕不成体系，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已经是中国学派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步看起来哪怕非常幼稚，歪歪扭扭不太稳定，但迈出第一步就像小孩子蹒跚学步一样，是最关键的，有了第一步，往后会更容易一点。

    鲁问学：越往前走，就越需要独立自主的问题意识，后者又需要真正认识西方世界和现代世界知识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您觉得，“势”的代际差异会不会越来越明显？

王绍光：我估计是这样。无论自觉与否，我们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形成两种时代塑造出来的观念，一种是1949至1978年这三十年形成的，在解放后的三十年，人们会觉得中国有一套独立的东西，尽管七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人说那套语言都是错的，但至少有个基因在那里，就是我们可以有独特的东西。再往后的很多年里，也就是1979年至今，我们又说自己是落后的，以前那些东西带来了巨大损害，现在要拥抱西方、拥抱普世的东西。

比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恐怕前面那个东西少一点，后面的那个东西更多一点，对于中国有没有独特的东西还没有形成坚定的信念，因此也往往会彻底拥抱西方、拥抱普世。但是，再往后的年轻人，一开始也许会拥抱西方，但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和之前的两代人不一样了，尤其是现在的“90后”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自卑，他们会用平等的眼光去看世界，这也是当下这代年轻人的优势。

总之，第一代人两种东西都有，中间这一代基本上是仰视，年轻一代人已经是平视了。此时，我觉得更容易出现独特的、不同的看法。看法这个词（Perspective）很有意思，在学术上有三种用法。第一种是指各种不同的看法（比如European Perspectives），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独特看法，彼此之间未必完全一样，因为不成体系也不统一。第二种是说对某件事情有一个独特的、自洽的欧洲视角（An European Perspective）。第三种用法就是对某件事情有一种独特的、自洽的、成系统的欧洲视角（the European Perspective）。三种看法，大致对应于我们之前说的阶段。我们现在恐怕还是在第一个阶段，即各种各样的看法是独特的，但不成体系，不自洽，这种状况可能要在不同的领域持续很长时间。吴飞的自杀研究是一种中国视角（A Chinese Perspective），阎学通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清华路径（A Tsinghua Approach）、清华视角（A Tsinghua Perspective）；中国人独特的但未必是统一的看法已经星星点点了，下一步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斑斓纷呈中国视角（Chinese Perspectives），然后再往下一步才是真正形成“中国视角”（the Chinese Perspective）或“中国学派”（The Chinese School）。究竟什么时候走到第三、第四步尚未可知，关键是第一、二步。

    鲁问学：美国的影响是否也存在代际差异？

王绍光：有些人已经开始产生冲动，觉得需要跳出以前束缚自己的思想枷锁。这个枷锁是自愿戴上的，因为当时认为美国那些东西很先进，至少是一种时髦的装饰品，现在才意识到它是一套枷锁，但能否摆脱是另一码事。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即便你想往东走，你潜意识里面的东西还是在引导你往西走，这种影响还是存在的。但是，一旦有了这种冲动，你就不会再一直往西走，至少有了往东走的可能。所以，即使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也有人开始慢慢在不同程度上走出完全被美国和西方束缚的那套思维模式，进入一个不同的境界，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

更年轻的学者也许有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可能走出这一步。20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都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年轻一代的自卑心态可能比老一代少一点，平视的心态可能会多一点，往后走的人这种心态也许会更强一点。所以，越是年轻一代，越可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政治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他们更有潜力。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不能拔苗助长。必须理解别人是什么，自己才能有独特。不理解别人，自己所有的独特都不独特。因此，首先必须了解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学派如何看世界及其原因，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独特的东西。

    鲁问学：了解别人是必要的，同时，了解自己也是必要的，“中国学派”的可能性是否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

王绍光：对，就了解别人、了解自己来说，有愿望是一码事，而有没有能力跟学术功底有关。要了解中国历史，一定要读很多东西，了解很多东西，还得了解别人怎么看他们的历史，都了解以后，才能够有底气地说，我们可能不一样。比如对罗马帝国，如果不深入研究，你会觉得它和秦汉帝国相差无几，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深入的了解，才能去排除这种定见。这个定见可能是别人给的，比如西方人给的。你了解他们的看法，但又可以独立地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看，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两者有相似之处又各有独特之处，这两个大帝国的走向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后续发展。罗马帝国的衰亡，影响了从小亚细亚地区到地中海的非洲部分，一直到整个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它们后来的发展走势都受到了影响。中国也是一样，既影响中国本身，也影响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要重新解释的话，就需要了解别人如何解释罗马史，如何解释中国史，然后再看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鲁问学：理解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方法论？

王绍光：在方法论上，我一贯主张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适合的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更重要。中国学派是否会在逐步构建自己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的同时，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这可能并不重要。方法可以借鉴别人的，只是当你有特殊的需要，觉得借来的方法不适用，才有必要构建一种新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领域也许并不一样，动画片领域与国际关系领域不一样，国际关系领域跟政治学领域不一样，所以方法是次要问题。如果在没有解决概念问题、理论问题时，就着急去找独特的方法，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鲁问学：您特别强调政治与社会历史进程对学术思想和学派构建的影响，美国政治学也直接受其进步时代、大萧条和二战的触动。中国年轻一代也有自己的历史进程体验，这种体验更有利于他们形成平视的心态和视角。做个不恰当的类比，中国今天是不是有点类似一百年前的美国？

王绍光：有可能。因为从美国的崛起过程来看，它以前也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世界上第一个从“低收入”跨入“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是荷兰，约在1827年。美国超过中低收入水平是在1860年，此前的美国也属于“低收入”，相当于今天的非洲国家，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穷的国家。1860年的美国并不发达，才刚刚超过贫困线。从1860年算起，美国用了81年（亦即到1941年）才从“中低收入”迈入“中高收入”阶段。19世纪的美国领土扩大了10倍多，人口都扩大了25倍；到1880年前后，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开始超越英国，但人均收入还是比英国低；20世纪头40年，美国的人均GDP时而高于英国、时而低于英国；直到二次大战全面开打后，美国的人均GDP才持续稳定地超越英国。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按国际通行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已超过美国，且发展速度是美国的几倍，但是人均GDP比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还是低不少。由此可见，崛起不能用年头计算，要用年代计算。在以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用平视的眼光看世界，这将是历史性的大变化！

    鲁问学：当时美国的很多年轻学者是从中产阶层出来的，中国的“势”与“中国学派”形成有何关系？

    王绍光：二战以后，美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欧洲很多传统大国的水平，所以美国不仅仅有大萧条的痛苦经历，还有更自豪的平视欧洲的经历，那就是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地超过了英国。19世纪末的美国有1亿人，他们还没有这个自信。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巨大，每年的GDP增量就相当于一个俄罗斯；虽然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比美国低得多，但我们的体量很大，大概已经有3亿人可能跟美国人生活水平差不太多，这些人很可能就产生平视心态。3亿人也不少了，与美国的总人口差不多；况且，这个群体还会不断扩大。所以，这种能够平视、在全世界有走动经历、对各种世界事务都了解的人已经很多，总量上很大，这批人看世界的方法，就可能跟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不太一样。

这就是中国的“势”，没有这个“势”，“中国学派”这个概念也许根本没人去想，极少数人提及是不成气候的。有了这个“势”以后，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人提，那个地方有人提，虽然不成熟，但都是“势”在背后起作用。形成一股浪潮，形成主导性的思维方式，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它的出现就跟小孩子迈出第一步一样重要。

    鲁问学：我想这个“势”对知识分子、对政治家群体都有影响，也会有代际差异。

王绍光：对，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意识的出现，跟整个中国社会其他群体是同步的。政治家是这样，企业家也是这样，有“平视的自信”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是我们只能“引进来”，只能模仿、山寨西方，现在很多人越来越自信了，我们的技术在很多领域并不比别人差，我们的文化艺术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势”一旦形成，就可以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在学术界里谈“中国学派”，无非是大“势”的一部分。

鲁问学：“势”是一种来自硬实力的软实力吗？

王绍光：我不太同意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提法，没有硬实力（Hard Power）就没有软实力，软实力几乎就是硬实力的副产品，并不是产品本身。而“势”是一个大国的体量构成的，哪怕你不想去影响别人，你的一举一动依然会影响别人，你跟某个国家的关系会影响第三国，但这种关系及其影响都只是一个副产品。

鲁问学：这个判断比较乐观，如果“势”发生了变化，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下滑期乃至停滞期，“中国学派”的成长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王绍光：这要看你怎么预测未来走势。在1774-1909年间，美国经济以平均每年3.9%的速度增长，英国的年均增长率是2.2%，美国只比英国高1.7个百分点。但这看似不多的1.7个百分点，如果持续时间足够长，就会造成巨大区别。19世纪开端的美国经济体量比英国小很多，到19世纪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国，之后人均收入也超过英国。所以，如果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比发达国家要低，这个“势”才会发生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未来可能会往下跌，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年均增长率都会持续高于美国、高于西方国家。

今天很多人都在讲“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他们忘了还有“高收入陷阱”，大量国家其实是在“高收入陷阱”里面走不出来，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瑞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瑞士的经济增长率都不算高，但因为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所以大家都不去观察它是否落入了陷阱。所以，你说的那种可能性几乎就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这个国家全乱套了，政治家们发疯了，企业家都不见了，才会出现那种情况。但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我的判断是，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将跨入高收入门槛，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达到1.3万美元的水平，这是大概率事件。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这个水平都是一定会达到的。一旦达到这个水平，“势”就更上层楼了。如果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经济体，世界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即属于高收入俱乐部的经济体将占世界总人口的40%左右，到那时候中国的国民心态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鲁问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会不会变成新形态的帝国？这对“中国学派”的构建有什么影响？

王绍光：帝国是一个被滥用的词，这个词的使用者往往没有给它严格的定义。比如我就不会把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归为同一类型的“帝国”，实际上它们不是一类的。此外，帝国跟帝国主义也是两码事。在严格定义上，帝国的疆土是连续的，不能说如果我在美国、在菲律宾都有一块地方，我就叫帝国，那是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加殖民主义，不是传统意义或者历史学意义上的帝国。你刚才问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会不会变成帝国主义而不是帝国，我的判断是应该不会。

但是，虽然中国人主观上不会有帝国主义的想法，但客观上周边国家还是会感到威胁。前两天我们跟韩国学者做学术交流，有个韩国学者在发言里就表露出这种情绪，韩国觉得跟中国做邻居压力太大，中国咄咄逼人，比如中国批评韩国接受美国的萨德系统驻韩，韩国就觉得中国是帝国主义。中国主观上认为是你威胁我，而不是我威胁你，但韩国觉得是我要保护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主观上中国人不管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应该不会变成帝国主义，我现在看不到任何人主张这种东西。但客观上因为体量太大，就像一个大象在草丛里走来走去，根本没想侵犯别人，别人也会觉得有阴影、受威胁。

如何消除这种客观的帝国主义印象，这应当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和注意的事情。如果用中国的传统概念来讲，中国今后需要在对外关系上“少用力、多造势”。“势必在我，力需慎用”。势必在我，势的形成自然有利于我，这几乎没什么疑问，但是力需慎用，少用力，“势”在我这一边就够了，没必要在任何地方都用力量加强影响。《孙子兵法》对势和力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现代国家也应该分清这两个东西。

（编辑  季节）

附录：

王绍光，山东荣成人。195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2年至1977年任教武汉市堤角中学，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2000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2000-2017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期间，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2017年至今，王绍光教授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截至2018年4月，王绍光教授共出版16本中英文专著、17本中英文合著作品，并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会展中心的米字旗缓缓落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一场中国人民期待了近百年的政权交接仪式顺利完成。从此，香港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香港土生土长、年仅24 岁的我，在此历史时刻，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内心也产生了想要更加了解内地，参与到内地经济发展浪潮中去的强烈冲动。在回归后的第二年，我便只身来到内地工作和生活。这么些年过去了，我深刻感受到祖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香港发生的变化。

初归内地，实践三大信念

1973年我在香港出生，中学毕业后去了加拿大读大学。那个时候我对金融一无所知，1995年我回到香港，通过管理培训生计划加入汇丰银行总部，开始了我的金融职业生涯。

1997年香港回归，在此历史时刻，年轻的我胸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想要参与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1998 年10 月，我得到了一个去上海工作的机会。我早就想了解内地，带着对内地的憧憬与热情，只身一人前往上海。

然而，拥有热情只是第一步，融入国家发展的漫漫长路，实力才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坚实资本。刚到上海，我与大多数香港青年一样，在内地欠缺能力，没有良好的人脉关系，普通话也不行，对内地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文化更是百般不适应。到上海刚半年，我就遇到了工作上的“重大挑战”，领导要求我为交通银行的400多名员工上一个培训课程，用普通话向他们讲解贸易融资、电子银行的运作等内容。这无疑是对我语言实力的一大考验，那时候我还未能掌握好普通话的聆听与表达，所以在开讲前几个月压力非常大。那年的6月，我度过了这辈子最难熬的生日，一字一句在讲稿上记拼音、学发音，反复练习, 务求在培训当天的演讲是完美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最值得高兴的是，经过几个月的“修炼”，我的普通话不知不觉变得流利，突破了与内地伙伴的沟通障碍。难关、挑战是上天送给每个年轻人的礼物，只要勇敢接受，在困难中砥砺前行，这份挑战就能迫使人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打下一生受用的实力基础。

以上只是我在内地金融之路的开端，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仍有一个又一个难关等待我去跨越。我本着“勤学、实干、谋新”的信念，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走到现在。我坚信，新一代的香港青年如果同样能够实践这“三大信念”，未来他们一定比我走得更好、更远。

从零开始学，爱“拼”才会赢

在上海工作一年后，也就是我进入汇丰银行的第四个年头，汇丰总部让我主导设立了中国地区的电子银行部。那个时候汇丰在内地的规模远远不及其他大型外资银行，于是我努力与商务部负责人、各跨国企业的首席财务官等联系，搭建了“圆桌会”平台，凝聚广大金融界人士。后来，我们获得参与者的信任，并促成电子银行部和内地四大银行的合作，让汇丰成为了内地管理最好、电子交易额最大的外资银行之一，我也带领团队拿下了那几年几乎所有的行业奖项。

就在这个时候，我对投资银行的业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周围很多人不理解的情况下，我申请调去投行部工作。当时的汇丰投资银行亚太区主管认为我不是做投行出身，缺乏执行的经验，以“香港人在投行里没有价值”为由拒绝了我。我提出降级从商业银行转到投资银行学习，如果两年内没有任何业绩就可以被辞退。在我看来，即使两年之后被辞退，起码我也学习了一些非我所长的东西。

从上海到北京，没有任何背景、人脉和经验的我一切从零开始。头两年非常辛苦，由于我的知识和经验有限，有时候甚至要向一线的分析员询问基本情况。为了兑现我的承诺，我分析了国内一些知名集团的业务，主动向他们提出合适的融资、合并方案，成功与中信、中投、中化工等企业建立了商业联系。2006 年，“两年之约”的期限将至，我为汇丰拿到了第一份首次公开募股的合同，这在当时凭借个人力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年后，我成为汇丰投资银行的北京首席代表。

在汇丰，我处理过中国最大的海外收购项目，亦曾与内地四大银行合作过，这些经历为我积累了宝贵的知识、人脉基础。

初生之犊不畏难，现今年轻人就如当年的我，缺乏背景、人脉、业务能力，但只要拥有探求未知领域的热情、魄力和良好的学习能力，就能够迅速融入行业文化，说到底，只要能“拼”，就会有成功的机会。

我觉得，如果青年们因为少了动力与机会，而无法把握中国广阔的机遇，甚至被边缘化，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此我现在常常鼓励学生跳出框架，积极了解与融入国家，同时提升自己的能力，包括良好的语言能力、做到“接地气”，对内地金融生态、内地投资标准的认知等等，努力把握每一个机遇，才能为未来储够本钱。此时勤奋不怠，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认清自身定位，融入国家发展

2010年，再三思忖后，我决定在事业上寻找新的突破，于是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刚开始做私募股权，投资了上市前的阿里巴巴，后来转型做风险投资，投资领域包括金融科技、游戏电竞、音乐、医疗、O2O等。

这个年代，做投资不是容易的事情，从互联网到“互联网＋”时代，许多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作为投资者，我们永远需要比市场认识更多、想得更远、做得更新，挖掘新消费需求。现在公司的大部分项目都是投资内地的新经济公司，包括新三板上市公司等。

我的投资理念是：投资不仅是找到好的公司，还要帮助这些公司成长为更好的公司。我做投资人和策划者，只希望做全世界最好的“配角”，配合企业家去做，我的定位是告诉企业家如何有效借力资本市场去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资本的角度来帮助企业。而对企业自身的经营运作，则给予充分的信任。

我相信，新一代的年轻人不缺创新念头，但要把想法变成现实，需要经过一条崎岖长路。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认清自己的定位和长处，眼光放远，将自身的优势融合国家发展大局，才可以闯出一片天。

成立香港金融青年会，培养未来金融领袖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内地从事金融业，无论是我自己当年转入投行时遭到拒绝，还是身边朋友的故事，都让我陷入思考：我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一代香港年轻的金融从业者都将面临的问题。

回归后的这二十一年，内地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的不断壮大，都给香港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除了两地在文化上需要交流融合以外，在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业发展上，双方的融合也至关重要，特别是港人对新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需要有更加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以前做IPO（首次公开募股），十个人坐在一起，可能八个是香港人，但如今，可能只有两个是香港人，其余都是内地人，或者是新加坡人、韩国人。当年香港人英文基础不错，更了解美元金融体系和西方文化，所以在美元金融时代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今时代变了，香港在金融领域逐渐被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我们背后的祖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慢慢取代了原先香港的部分融资功能。在经济建设、产业发展方面，祖国的发展亦是一跃千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个产业迅速攀上国际水平的巅峰，例如科技、通信、医疗等产品已在海外落地，使“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因此，现今对内地市场和人民币金融的了解，成为金融人才新的竞争优势。香港年轻人倘若不去主动了解内地的文化，融入内地社会，就无法在这个人民币金融越来越占主导的金融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为了帮助那些和我一样希望融入内地的香港年轻人，我在2013 年成立了香港金融青年会，旨在帮助香港年轻人及早认识人民币金融，并让香港金融从业人员加深对人民币金融体系的了解，提升竞争力，融入国家发展。未来10年，香港金融青年会可为2000名青年提供实习机会，实习结束后采取导师制，跟进学生的学习及就业需求，打造香港金融界“一条龙”模式的人才培训链。

创办香港金融青年会的初衷，是希望帮助更多香港年轻人突破自己，更顺利地融入内地。长远而言，我希望能够改变香港新一代青年的就业和生活文化，使他们更勇于拥抱改变，把握机遇，积极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年轻人能够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祖国的金融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实习交流薪火相传，青年强则国家强

自2015 年起，举办实习计划和导师计划，金融青年会至今已安排逾200 名有志于金融业发展的香港大学生在北京和上海的知名金融机构实习，如中投公司、中信集团、丝路基金、国开金融、蚂蚁金服等，并邀请两地金融业精英担任学生的职业导师。今年，金融青年会进一步将实习城市拓展到深圳，推出以“金融科技”为主题的实习计划。2017年的“金融青年汇”北京实习计划中，来自香港的同学们不但收获了在北京最顶尖金融机构实习七周的宝贵机会，还在周末时参观了亚投行、新三板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经济”企业，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央“一带一路”倡议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参加实习计划的香港同学对内地的了解日益增进，也慢慢意识到融入内地和人民币金融的重要性。

2017年10 月，我们还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了第一届“未来金融领袖培训班”，帮助香港金融业精英进一步认识人民币金融。我们希望学生在成才后也能成为新一代导师，薪火相传，教学相长，将每年看似独立的计划变成有生命力的生态体系，并不断提升整个生态体系的竞争力。回归21 年来，香港得到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遇到了种种挑战。“天下者，青年之天下也”，一个地方青年人的思考和选择，将决定这个地方未来发展的命运。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来到内地生活和发展事业。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后，将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利用自身丰富的国际视野，帮助内地的产业迈向国际化；同时，他们也需要正视自己的不足，从内地青年身上学习创新技术与知识，取长补短，方可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路上站稳阵脚，贡献力量。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