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与道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波澜壮阔，五百年的社会主义探索跌宕起伏，一百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历程惊天动地。

 

从经典社会主义走向共同体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共同体需要处理三个基本的问题：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协调；共同体与大自然的关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处理，构成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形态，以及不同文明的共同体形态。

什么是人类进入共同体的标志？应当是出现劳动的协作。集体协作而不是个体间的生存斗争，成为文明的开端；人类意识也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才得以显现。共同体中既有协作又有斗争，阶级（阶层）斗争、群体间斗争，推动了共同体的进化。

资本主义共同体是不平衡的共同体，财产私有制造就了生产与需求的分化、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化、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分化。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和无限积累的特性，日益超越该体系自身能够容纳的边界，使资本主义变成极少数人的盛宴，产生总体性危机。

中国的共同体社会主义

五百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平等的共同体的不懈追索。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得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了现实性。将社会主义从设想转变为实践的第一步，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经典社会主义探索。它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共同体，旨在通过消灭资本对劳动的雇佣与剥削，解放劳动者，建设一个劳动者为主人翁的共同体。但另一方面，这种共同体是以科层协调力量为中心的共同体构建模式，强大的国家、集体的力量压制了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自发的协调机制，也无法抑制其内部官僚特权阶层的生长和共同体的分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属于经典社会主义的范畴，不过它试图超越苏联模式，尝试能够将自下而上的协调与国家权力中心的协调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苏联模式的僵化问题，但没有能够摆脱二种力量冲突带来的困境，表现为“一收就死，一放就私”的循环。。

如何破解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悖论，实现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与自由个体的有机结合？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对“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命题的回答。我们需要深度理解马克思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含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而非转向资本主义。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和减贫奇迹。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人民的福利水平没有随经济增长得到相应的提高，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自然环境被破坏，腐败问题严重，道德水平滑坡等等。这些现象的背后，究其根本是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或消解了社会主义共同体。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即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是什么？它既超越了资本主义，又超越了经典社会主义，并不是替代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吸纳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实现能够驾驭资本的共同体社会主义。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社会主义是大家一起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有活一起干，有饭一起吃，有困难一起分担；每个成员都是共同体的主人翁，弱者在中间感到安全和温暖，强者在其中实现更真实的人生价值。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基于个体分工与集体意识的有机共同体，它给予人性中的个体性与集体性平等的尊重，人民主体性地位是通过个体主体性与共同体主体性的辩证互动来实现的。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体系是共生经济体。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程度加深，生产力社会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日益呈现出跨组织、跨地域与跨国家的特征。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财产共有制，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劳动和资本共赢。产权创新推动平台经济的社会化，让劳动者、消费者和股东共享平台收益。全民共同拥有公共物品的使用权并享有收益权。共同体社会主义实行共享分配、按要素贡献分配与基本消费按需分配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通过再分配杠杆缩小收入、财富与福利的差距。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协同机制。根据公共品、混合品与私人品的性质不同，实现市场、信息、计划机制相结合，即以价格为导向的自发调控、以数据为基础的前瞻性调控和基于分散信息与国家战略导向的自觉调控。发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复合优势。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共治政治。广大的社会成员只有通过一个政治实体作为中介，才能实现作为整体的人民的自我治理。这一政治实体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推进共同体建设，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表达。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作为共同体领导力量的使命。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是双向塑造的辩证关系。通过党的领导，人民才被组织起来，才有了集体意志，才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主体性。

党领导的正当性根源于人民民主，党始终要做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来自人民”首先指保持权力的开放性、吸收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其次指深入群众、集中人民的意志与智慧上升为公共决策，“依靠人民”即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避免党蜕变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在、平等、觉悟”。它不同于空洞的、只承认少数人优势地位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自在、平等、觉悟是真正的共同体的三位一体的价值观。从全球范围看，共同体社会主义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大同，在全球层面追求真实共同体的理想。

       　　　　　　　

     　　        平等与觉悟：社会主义文明的核心品质

 

何为社会主义道体

如果说文明是人类共同体的创造性实践以及各种成果（器物、制度、组织、精神），① 道体就是文明的根本，是决定文明自身的本质和特性的内核。不同文明的差异在于其道体所对应的核心品质的差别。

近代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主义的文明，是对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扬弃。植根于私有制的资本逻辑的自我实现，是资本主义道体的核心所在。而社会主义的逻辑作为资本逻辑的否定者与超越者，也伴随着全部文明史而存在、生长。

社会主义道体最核心的品质，在于平等与觉悟。最根本的平等在于一切人都是有觉悟性的，最根本的觉悟则在于体现一切人是平等的。社会主义文明，意味着平等与觉悟的互为条件、相对圆满地实现。

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文明的平等要素，突出地体现为等价物意义上的平等，其本质是同质与物化。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平等是富于觉悟的，这种觉悟的平等不但能如实地承认个体间的差异，更能构成一种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又超越个体差异之绝对性的共同体。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这种平等品质在经济领域极重要的体现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征并不能够保证它的社会主义属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而是说，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公有制还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当下的中国社会，公有制经济成分丝毫不应被弱化，而要大大加强才是。以北欧国家为参照，公有制成分在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当下的中国要高得多。

尽管国有企业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生产资料领域的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企业有两重含义：第一，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因而能够保证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即人与物关系的平等；第二，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主人翁参与到企业的决策、管理、运行、经营的方方面面，因而不存在依附性、压迫性的人和人的关系，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同样是平等的。而人和人关系的真正平等，必然意味着平等与觉悟这两种品质的有机结合。

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社会主义企业的整体性优势在于：它能够激发员工高度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能动性，让自己的成员都焕发出高度的觉悟。因此，真正有内在合理性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在于，探索建立一种能够更好地发挥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性的完整机制，以有效激发参与者的觉悟，并且让被激发的觉悟有效地贯彻体现到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

      　　　　　　　　　

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与政统

 

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从历史中走来，更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与政统，也正是为了以一种清明的自觉和坚定的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更加广阔的新境地。

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说起

当下的学界、政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关于一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却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迷惑乃至混乱。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更好地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何在？……

这些基础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人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渊源和走向，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与合法性论证的有效性，关系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是否能够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本质，争议与分歧并没有终结。不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清醒地认识到，有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仍需要好好研究。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

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可能上升到“道统”层次，是因为中国自身即有社会主义的道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强调的正是一以贯之的中国之道，也就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首先是新中国的建立所立足的社会主义价值基础，是源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承自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其次，它是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统的价值追求，是从古典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传承和一以贯之的大道，是具体历史中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

从君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实现了政道的变革，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的道统和政统。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统

新中国的政统，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时期就开始了民主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调动和发挥基层群众和士兵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比如“支部建在连上”。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探索，① 开启了“人民民主”的先河。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对于人民民主，必须与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 群众路线既是方法论，又是认识论，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法则。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做人民群众的先生，这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切理论、战略、方针、政策都要从群众的实践中来；同时也要通过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使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成为“社会主义的人”。

中国社会主义政统建设

充分开发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功能。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善于在政治实践中辩证地把握二者关系，正是政治艺术的表现。 

群众路线是重建政治性的根本要求。政治性就是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其中的关键在于，决不能离开人民性而只谈党性，党如果失去人民拥护，就失去了根基。群众路线是连接党性和人民性的关键，是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关系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政治性的根本要求。看到“政治性”、“人民性”、“先进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真正地走群众路线，才能避免两种极端：要么把群众看作抽象完美的道德集合体，要么把党视为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者。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政统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就是要超越西方的“宪政”话语。置身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和近现代革命传统的“文明-情境”中，我们应该发展出足以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接纳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等价值观的同时，应力避仅仅使其停留在法律形式层面。新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应服务于塑造更好的人和建设更好的社会，而非“为法治而法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将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佳的可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