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信息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率越来越高，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资源的配置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使“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1]中信国安集团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中信集团“互联网+”战略转型的指导下，以其对社区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对社区居民痛点的了解，瞄准社区服务业，紧贴时代趋势与需求，用全新的发展思维打造线上加线下一站式的生活服务平台——“国安社区”，实现社区服务的优质化，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互联网+”的时代背景

互联网技术的问世和普及，就如第一次科技革命时的蒸汽机和第二次科技革命时的电力一样，引发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和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互联网成为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基础元素”，正在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人们生活深度“互联网化”。

在“互联网+”这一经济形态下， 互联网作为经济社会的基本载体和关键要素，通过与各领域的融合，不断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形成创新驱动、开放共享、结构优化、绿色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型经济形态[2]。它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以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等途径来推进经济转型和升级，提升生产力，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

“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互联。信息的不对称是普遍存在于各行业中的顽疾，使得供需关系不清，造成效率的损失。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络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将打破信息在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域自由流动的界限，把原本孤立的各传统产业相连，通过大数据完成行业间的信息交换，产业部门间的界限被打破，实现人、设备、服务、场景的无缝连接，重构新的商业生态系统。

“互联网+”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既要解决传统产业的效率问题，又要培育经济新业态；既要形成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发展新态势，又要打造“互联网+”经济范式的新生态。一方面，传统产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进行自我变革，互联网重塑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优化流程和管理，释放经济潜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将不同领域的信息连接起来，在信息网络平台上进行有效的整合，培育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应当不断探索“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发展新优势。

社区服务业发展前景

社区服务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就业、拓展第三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社区服务业表现为各服务行业在社区的块状集合。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服务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专门设立“增强社区服务功能”章节，将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未来五年国家发展整体布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而要满足这一庞大的市场需求，就要在社区公共服务基础上大力发展社区经营性服务。通过发展相关产业，为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提供有偿服务，满足其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将是未来社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互联网为传统社区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社区总体量巨大，社区服务行业具备产业化发展规模

首先，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城镇居民数量持续增长，社区数量和体量快速增加，生活性服务产业已经具备了高速发展的基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人口为6.4亿，至2014年增至7.5亿，占总人口数比例从48.1％上升至54.7％，城市社区总数约10万个，街道7957个。

其次，房地产行业告别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行业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房地产企业面临转型升级。截止2015年11月，房地产投资增速跌至历史最低的2%，企业利润继续下滑、整体供大于求。但是行业高速发展所积累的规模巨大的存量住户，为房地产企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基础。房地产企业运用互联网思维或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现有存量市场的住户提供增量服务，发掘新的商业价值，将成为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

社区消费比重持续上升，社区服务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进入新常态之后的中国经济，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居民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升级换代趋势明显。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测算，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5%左右。受“互联网+”迅猛发展带动，网上消费额高速增长，占零售总额的比重不断提升，未来该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

社区服务业作为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行业发展迅猛，不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已经形成服务业新的增长点。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高档化的趋势，消费需求从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此外，伴随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消费结构多元化以及人口流动频繁化，社区服务业的供给方式和对象、服务内容和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弱化了家庭自我服务功能，导致家庭的部分服务功能外移社区，社区居民服务消费“升级”需求的空间不断扩大。社区服务业面临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未来需要积极扩大新兴消费、稳定传统消费、挖掘潜在消费。

国家政策对社区服务产业的扶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2016年11月，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办等十余个部门联合印发《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50％。《建设规划》将“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智慧社区”建设作为社区信息化发展的基本策略，推动互联网技术与社区服务融合发展，促进形成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明确“十三五”时期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要着力推动“互联网+”与城乡社区服务的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设施智能、服务便捷、管理精细、环境宜居的智慧社区；强调实现社区服务多元化，着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服务。要求社区服务必须打破过去单纯依靠政府的服务供给模式，建设主体多元、供给充分、群众满意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新技术提供了社区服务的技术支持和思维革新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信息技术为改变社区服务提供了现实可能。一方面，企业通过新信息技术可以完成社区服务产品全面信息的传播和展示，克服由于传统社区数据采集的分离、孤立性问题，使服务政策、供给服务信息透明化、公开化，有助于不同供给主体实现服务信息的共享和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运用新信息化技术可以有效提升社区服务供给效率，通过“互联网 + ”专业及核心运作能力，对社区服务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搭建需求与供给双向信息的对接平台，实现精准供给、贴身打造，不仅能够提高服务供给效率，而且有效满足社区居民自身个性化需求，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维。

国安社区：“互联网+”时代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国安社区”是国安集团实施企业战略转型打造的社区服务新模式，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以社区为服务对象，运用“互联网+”思维打造的线上加线下的一站式共享生活服务平台。

发展定位和发展理念

国安社区以“让社区生活更丰富、更便捷”为使命，以“诚信、创新、开放、共享”为价值观。国安社区通过全新的社区服务标准和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质优价廉、及时便捷、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提供汇聚空间和各方资源的共享载体；为供应商提供对称、有效的信息获取及运营平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国安社区将在2020年进入全国100个三线以上城市，建设10000间线下门店，最终实现累计注册用户6000万家庭 ，覆盖近7亿人口。国安社区的建设目标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规模较大的社区共享平台，创建中国乃至世界社区服务产业的第一品牌。

搭建社区服务共享平台，实现社区生活全覆盖

国安社区是网络化平台，采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云计算的方法实现数据的采集、存储、计算、分析，通过数据指导服务，实现精准供给、贴身打造，有效满足社区居民自身个性化需求及定制的高品质服务。国安以社区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满足社区生活中不同群体的各类需求。国安社区是一个开放共享平台，社区的线上以及线下都有共享空间，与社区相关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国安社区上共享。

国安社区通过搭建平台和服务体系，以创新服务的理念、开放、共享的胸怀，吸引广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应商协同合作，共同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全品类生活服务，提供丰富、便捷、优质的商品，满足居民在生活中的各类商品和服务需求。

创建两个服务支撑体系，确保服务品质和价值

两个服务支撑体系是指线下服务网络和社区大数据模型（CIDM、CSDM）为核心的平台支撑体系。国安社区线下服务网络是由社区门店、社区管家组成的人性化服务平台。社区门店体细分为中心店、月店、星店以及智能终端。社区门店既可作为线上平台的展示、体验及售后服务空间，又可作为社区的共享活动空间和服务门户。社区门店是扎根社区及小区里的真实服务空间，通过在门店中设立智能微仓、智能微超，可以为居民提供网络购物、在线预约、送货到家服务；为电商企业和线下服务商提供社区“最后一公里”的智能化仓储及配送服务；通过在门店中设立共享活动空间，可以为外部服务商和居民之间搭建一个互动、交流的有效空间；通过组建社区管家服务团队，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身边的、信得过的、24小时的服务保障。

社区大数据模型（CIDM、CSDM）是基于社区居民及服务行为的真实、动态数据模型。CIDM（社区信息数据模型）是包含社区居民、空间、社区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等各类社区资源在内的基础数据模型；CSDM（社区服务数据模型）是基于CIDM技术，社区服务对象在国安社区平台线上线下发生的各种交互行为产生服务数据模型，通过CSDM模型的构建，可以对社区服务对象进行精准用户画像，可为社区居民提供数据化定制的高品质服务。

创建六大运营板块，全面提升社区生活服务品质

六大运营板块是指平台提供的物业服务、商业服务、生活服务、公共事业服务、社区交互服务、社区信息服务。物业服务板块，为社区居民提供居家类的物业服务，包含洗衣、家政、维修、出行、快递、代缴等。平台通过自营洗衣及维修产品，建立了服务标准，实现居家上门类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让居民享受便捷服务同时，体验安全、高质量的服务保障。商业服务板块，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便捷的网上购物体验。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平台通过对商品进行品控和筛选，为不同区域的居民提供个性化的优质商品。目前已经上线的快周边、国安优选、3C、生鲜等频道内容都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喜爱。生活服务板块，为社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服务保障。包括金融、养老、健康、亲子、旅游、爱车等服务。在每一个行业里，平台通过与专业公司合作，针对社区居民的不同特点，创新产品设计方案，提供适合居民的、专业化品质生活服务解决方案。公共事业服务板块，打造集公益活动、志愿者、政务服务为一体的公共事业服务板块，为社区居民解决“办事难”的问题。建立政府服务部门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为居民提供咨询、查询、代办等政务服务，包含涉及婚姻、生育、户籍、社保、公证、房屋、交通、公积金等内容。社区交互板块，为社区各类资源、群体、个人搭建一个线上线下交互互动的平台，通过建立社区自服务体系、社群组织体系等方法，实现社区各类资源的互动交互，帮助社区居民更大化的实现社会参与和社会价值。社区信息板块，为居民和服务商搭建一个信息发布和价值共享的平台，通过建立社区信息共享与分享体系、社区自媒体体系，实现社区信息的精准共享，实现社区居民、服务商以及社区内其他资源的零距离接触。

平台通过全品类的社区服务内容及“线上+线下”的多方位渠道，与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和交互关系。通过输送优质产品和标准化服务保障平台与居民之间的持久粘性，促进平台的活跃度和交易量。在满足居民日常服务需求的同时，大力发展养老、亲子、金融等高价值的产品及服务。

国安社区发展模式的创新

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用户是企业生存的理由，为用户服务是企业的根本宗旨。在“互联网+”的条件下，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理念使得消费者可以参与到设计、生产过程之中，供需关系也从以商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国安社区的建设，无论是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乃至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国安社区高度注重用户个性需求、注重产品质量、注重用户体验，发掘用户的痛点，为用户提供舒心的消费体验，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需求与供给无缝对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

国安社区的社区大数据模型（CIDM、CSDM）通过数据收集、分析指导服务，实现需求与供给无缝对接和精准供给、贴身打造，有效满足社区居民自身个性化需求及定制的高品质服务。国安社区基于平等、开放、互动、迭代、共享等互联网思维，利用高效率、低成本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链中的低效率环节。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渠道的各自优势，突破线上和线下的界限，实现线上线下、虚实之间的深度融合，让社区用户实现全渠道购物。

多方共赢的社区生态系统

国安社区利用互联网建立一个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相连的平台，将不同领域、地域的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在信息网络平台上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跨界融合产生化学反应的聚变，培育出新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以及新业态，打造“互联网+”经济范式的新生态，最终形成多方共赢的社区生态系统。

（编辑  季节）

国企改革要纠正“惟产权论”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界长期以来有一种倾向：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在产权问题上，把产权私有或变相私有误认为是提高中小国企效益的唯一灵丹妙药。至于在改革中，企业如何更好地遵循市场规律、如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等问题却被忽视，或者把这些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都归结为所有制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这是新的“一刀切”和“片面性”。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因为过于强调所有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决定因素，过于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一度走到“一大二公”的极端。而今天我们要避免被错误地导向“一私便灵”的另一个极端，这同样是陷入了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同样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不少国有企业在“转机改制”过程中，在评估、出售、转让、监督等环节出现了大量腐败问题，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出现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一是“惟所有制”的片面思维方法，二是生搬硬套西方制度经济学“私有神圣”的信条，在舆论中不顾现代经济运作的实际，宣扬“恒产者有恒心”，归根结底还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所致。

    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发现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探索解决现实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对那些僵化笃信“一私就灵”、“公有制无出路”的意识形态，要以事实为依据给予有力的分析批驳。

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关于国企改革问题一直有一种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差，国有体制阻碍创新动力。潜台词就是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上，这是一个缺乏事实依据的、想当然的误导。

    创新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企业对市场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有其内在规律。决定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资金投入、科技队伍建设、研发活动的管理、研发与制造的协调，特别是进取的企业文化等等。而所有制并非决定上述要素的充分必要条件。

　　历史表明，建国初期，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我们的国有经济表现了强劲的创新驱动力。除战略武器和航天技术之外，我们在航空、集成电路、计算机、自动控制、激光和光电技术，中药现代化以及人工合成胰岛素、核糖核酸等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我国已成为一个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具有一定攻坚能力的科技大国。正因为科学技术的推动，使我们在极其落后的牛耕铁犁的农业大国基础上，在短短30年基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科技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如中国航天工业即将跨越“三步走”战略的第二级台阶。2016年10月17日，神舟飞船在酒泉卫星中心第11次发射，建造了天宫二号实验室，承担构建独立自主空间站的核心任务。全新研制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拉开了新一代中型、大型运载火箭的序幕。中国的航天科技已经名列国际前三家。

    在航空工业方面，成功研制了歼-20、运-20，自主研发设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配套的C919大型客机进展顺利，ARJ21新支线喷气客机即将投入航线运行。

    电子方面，我国以往进口芯片，一年即花费上万亿元，55纳米工艺嵌入式闪存芯片的成功研制、生产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力冲击了美国对集成电路的长期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安全长期受制于人，现在我们自己做的麒麟操作系统，速度可以和美国的系统相比。

    近些年来，我国国企在一批行业中大跨步发展，攻克技术难关，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执制订全球标准之牛耳。如国家电网的特高压交直流电输送技术，中核集团率先突破可控热核变实验，以及人们熟知的高铁等等，不胜枚举。

    港珠澳大桥世界第一，无可争议，其中突破了大量技术难关，精度要求之高，外国人难以置信。在这项伟大工程中，国企中交集团、中铁集团工艺、装备以及施工大量创新，承担的主要标段遥遥领先，而境内外的非公企业则进度缓慢，远远落后。

    以上只是国有企业在科技自主创新上的一小部分成果。在硕果辉煌的一系列超级工程中，在中国军事工业中的创新能力，更是令外国人目不暇接。所有这些创新主体皆为国有或国资控股企业。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看不到所谓的国企“创新能力差”的特点。

不能对国企管理的历史成就持虚无主义态度

　　在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体制下所有制与管理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管理经验，在国内外企业管理上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考察、研究建国后中国大型国企管理的实践后曾提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①]，“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②]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通过鞍钢发动群众进行技术革新实践的报告，总结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原则（“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个以“鞍钢宪法”著称的原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科学解决了管理人员、技术专业人员与职工群众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的管理思想甚至跨越了不同所有制和意识形态藩篱，一度受到日美欧企业界的接受和追崇，至今被看作国外许多现代化管理方法的起源。

　　著名的大庆油田，曾经创造性地把“鞍钢宪法”和严格科学的管理结合起来，全油田上下形成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工作作风和管理经验。“三老四严”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是：对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

　　这是当年大庆油田会战时期，在上下一心、艰苦创业中形成的精神风貌、工作作风与严格的制度建设的高度结合，它在实现大庆奇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庆的管理思想和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后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样适用。进入哈佛工商管理课程的“张瑞敏砸冰箱”案例，正是继承了这种“三老四严”精神。

　　我们不能忽略改革开放以来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公有企业明星，如华西村等的成功。我们同样需要在超常发展的非公企业中找到企业运行的共性规律，比如一些忠于信仰的共产党员企业家从私营企业起步，实行共享共有，发展壮大为世界或行业一流企业的经验，如华为等。我们更要重视国企在经济起飞中超常发展，出现大量跻身世界500强，取得多个全球第一、世界领先的超级工程等所积累的正面经验。

　　我们国有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企业的主人，关心他们的利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的首创性，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植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最重要的管理思想。

　　当代信息社会，西方企业管理在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后，也认识到“在后现代管理范式中，人力资源已经是人力财产而不是人力成本。这并非词汇上的变换，而是客观的财务事实。”[③]就是要研究劳动要素应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在这方面，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有先天的独特优势。

树立主体意识，充分认识和发扬自己的独特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十分强调吸收国外的好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制度，这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对建国以来自己企业的管理实践与经验如何总结提炼，则不够重视。“鞍钢宪法”体现的国有企业内团队思想和上下结合创新的管理思想，逐步被淡忘，甚至在很多企业被搁置或弃之脑后，殊不知，到国外管理理论中取回的某些“经”，其实是“出口转内销”的。

　　当前我们既要向国外的先进经验学习，更要重视改革开放过程中从自己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宝贵经验。当然也要正视并总结国企走过的弯路。

    在推进国企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如何总结和借鉴自身的经验重视的不够，现实中有一些人“言必称希腊”，沉湎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教条，而忽略了自己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宝贵经验。当前我们需要注意纠正的，正是在理论上枉自菲薄的倾向。如果有人只盯着一个“产权”，用调整所有制的思路来提高国企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更是一大误区。

　　一些人对本国的经验和理论没有自信，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马首是瞻。我们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路，提供借鉴，但不能囫囵吞枣、亦步亦趋，更不应妄自菲薄，尤其不能脱离国情。推进国企改革，需要重视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要分清产权所有制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片面地用产权改革来代替企业具体管理的提升，当然，也不能仅仅用企业管理来代替一些领域和行业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实际上，从总体上看，当前积极探索国企如何加强管理，正视国企管理中的各项薄弱环节，应该是国企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涉及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大问题，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给予着重强调和高度重视。

习近平同志在同吉林省企业职工座谈时指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在国企制度改革中，我们要把尊重理论、借鉴经验与尊重群众结合起来，重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重视国企六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珍惜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性，勇于纠正改革开放进程中因忽视主体性而导致的一些偏差和失误，认真做好“洋为中用”这篇文章，避免出现端着金饭碗要饭的奇怪现象。

（编辑  苏歌）

关于收入分配，涉及的问题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也很大。1983年，世界银行考察团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中说，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17-0.18，1980年为0.2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33%。当时中国最富裕的20%人群占个人收入总额的39%，最贫困的40%人群占个人收入总额的23%。而在其他低收入国家中，最富裕的10%的人口则占总收入的50%。最贫穷的20%人口只占总收入的23%。该报告认为，中国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公平的社会。20多年后，世界银行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中说，中国在制度转型中形成的贫富鸿沟十分惊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讲，我们为什么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提高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因为在我国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公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中央全面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认为这个问题如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2008年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实际呈现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此后连续7年下降，2015年是0.462，这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09年是3.33：1，2015年达到2.73：1。但是据网络调查，超过半数的调查者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反映了很多人的“感觉”不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而在于是否公平。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数据实际在缩小，但社会公平感是另外一件事。人们说“不相信”，实际上是“感觉”社会没有变得更公平，两者是有差别的。

　　关于什么是公平或平等、公正，经济学家们有很多种分析。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集中了世界范围内研究平等公平问题的著名学者的论述，求取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所提出的“公平”概念。在此基础上说的公平，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

　　机会平等原则

　　所谓机会平等原则，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的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家庭背景或出生地等自己不能决定的因素所限制。怎么判断机会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看财富分配是不是符合应得的原则。

　　这里要提到两个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和布坎南，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机会平等的理解与中国经济学家不一样。富兰克·奈特认为，贫困或富有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竞争性制度中最大的缺陷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来分配，而努力只占很小的比重。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会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平等“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否则公正的概念就会被破坏。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真正的机会平等不是简单地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要照顾弱者，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敛，这样才真正有机会，否则所谓“起点平等”还是赢者通吃。这种理解的本质，是“损有余，补不足”。

　　布坎南举了一个美国复活节玩“找彩蛋游戏”的例子：大人在草地上撒了很多彩蛋让孩子们出发去找，让年龄大、身体强的孩子后出发，让年纪小、身体弱的孩子先出发。布坎南认为，这样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引出另一个社会公平的标准——是否存在“社会排斥”。200年前，亚当·斯密就说，当时的英国社会进步已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果你没有一双好的皮鞋，就不好意思进入公共场所（不是公共场所不让你进去）。当代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进一步指出：看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不仅要观察贫困问题，更应该看贫困者和弱者是否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只要不存在社会排斥，那么这个国家不仅公平程度高，而且人民可能不感觉自己贫困。相反，一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如果存在较普遍的社会排斥，这个国家不仅不公平，而且肯定有大规模的贫困现象。

　　共享发展成果原则

　　这一原则的含义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经济的发展，是共同体内不同人群相互合作的结果。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都有权利分享发展成果。

世界银行报告引用了两段话表达了上述原则。一个是世界宗教发展对话组织所说的“所有的宗教都把当今世界上极端的物质贫困看作是对当代人性的道德控诉、人类家族的信仰裂痕”。还有一个是柏拉图的话，“一个政体要避免社会瓦解，就不能允许在公民共同体的任何部分出现绝对的贫困和富庶，因为这两者都会引发祸乱。”

　　因此，“共享”是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一个补充。即使这个社会实现了机会相对均等，而且富人的财富获得也有正当性，但是社会中不能允许绝对贫困的存在。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社会不能出现过度的财富分化。

　　2016年英国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的《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他是皮凯蒂的合作者。阿特金森认为，公平的第一个原则是机会均等，但还要有结果均等，这是共享原则的体现。他说，机会平等相当诱人，但这不意味着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即使关注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也应该关注结果的均等。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人道的原因，与世界宗教对话组织的意见类似。阿特金森说：“对那些排队领救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足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然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个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第二，结果不平等将影响到机会不平等。因为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明天的事前赛场。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公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

　　总之，阿特金森认为公平有两个标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当然，这个均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平均。

　　如何评价社会公平

　　评价中国社会的公平程度，衡量标准就是上面讲的两个尺度。

　　首先应关注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应该是“损有余，补不足”。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目前的财政支出在教育和健康公共资源分配方面，倾斜于本来就拥有更多经济与行政资源的地区或人群。比如说，发达地区的医保可以报销医疗费的70%，不发达地区如贵州只能报销30%。公共资源在“补不足”方面还差得很远。

第二，衡量机会平等要看是否符合“应得”原则。曾经有一个时期，政府官员利用权力索租现象呈现弥散化态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官员化、官员利益法定化的现象愈演愈烈，群众意见很大。另外还有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中国成就的富翁大量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第三，公共资源的代际传递现象非常突出。人们常说，教育可以在阻断代际传递中发挥作用，我国的教育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作用，但长辈的社会地位在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体面工作方面，作用越来越大。最近有个美国人通过分析美国的数据认为，教育在阻断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所谓“教育平等将提高人的技能、促进收入平等”的SBTC理论（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偏向高技能的技术变革）成为一个神话。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一些高中生、初中生不愿意继续读书的现象，他们的上一辈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了体面的工作，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第四，社会排斥现象日益加重。 “消极排斥”是指，因贫富悬殊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而“积极排斥”是指一些规章制度阻碍贫困人口进入某些社会空间。比如曾有乡下农民到北京某商业大厦，被保安呵斥出去的事情发生。而进入公共场所是不能以贫富为标准的。

　　第五，关于共享原则。尽管我国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基尼系数已接近0.47，收入差距比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要高。按照世界银行 2013年的数据，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中国最高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10.7倍。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个数据是8.4，俄罗斯4.5，印度是4.9，日本是3.4。

　　第六，绝对贫困的存在。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还有5575万，人日均收入不足8元。

还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还不够。近十几年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很快，但还有一些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人群，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等等。尽管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但只要存在，还是给社会带来不公平感。

　　为什么社会不公平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为什么今天社会收入差距在收敛，但是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觉和不满却越来越强烈？

　　第一，社会公平改善的速度跟不上大众的心理预期。一方面，社会大众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力意识在高涨，但另一方面，政策效果有一定的时滞，很好的政策目标又受到财政或其它条件约束，这与人们的强烈期盼形成了反差。

　　第二，舆论的放大效应助长了群众对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一些富二代炫富、官员腐败等事件被选择性地“拱”出水面；这和另一面的社会现象，诸如少数生活困难的人群或求助无门者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少数政府人员的工作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又被媒体进一步强化。有些官员能力较差或不作为，甚至自己就在制造问题，却把问题都推给“体制”，这就更强化了社会的负面情绪。

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中经常提到公平与效率的二律背反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有新工业增长模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和改革动力论。

　　新工业增长模型

　　中国社会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它正在向以现代产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资本的积累和深化，二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就经济增长而言，资本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们国家传统上是农业社会，家庭传统重视生男，因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工商业时代，人均拥有资本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资本的途径，一是国家作为投资的主体，二是社会资本的投资。为了鼓励投资意愿，需在社会分配中更加倾向于资本要素的拥有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着重说明这些年来资本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和其它要素的收益。

　　前些年，我国以年均9.8%的高速实现经济增长，其中资本要素的贡献率占到45.5%。中国由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变成比较富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些年确实非常重视资本，重视投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是65.5%，2007年为57.5%，2012年降到44%。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从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看，近些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通常在50-57%之间，而我国2013年仅为47.8%。劳动报酬的增加与企业利润增加也不同步。要经济增长，就不可避免地要给资本更高的激励，劳动所得就会相应下降。

　　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

　　阿瑟·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必然伴随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在非农产业中，也有低生产率和高生产率部门的区别。实现经济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由低端向高端部门的不断流动。

　　世界银行有一个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增长的21%是直接来源于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我们的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让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低端流向高端，其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与部门收入差距。刘易斯曾讲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如果城里人的收入是农村人10倍的话，每当城里出现一个空缺岗位就会有10个农村人进去。如此看来，劳动力流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有其必然性。这是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不公平增大的一个客观原因。

　　改革动力论

　　改革动力论强调激励机制。要给改革推进者或参与者以激励，使他们从改革产生的制度安排中受益。这是给“先入者”的积极性的鼓励。而制度转型的追随者是否愿意跟进，也在看这些“领头羊”们是否得到额外的收益。

　　我国的改革模式是典型的先试点、后推开，先沿海、后内地，先增量、后存量。在这种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发、开放，实现了“先富”，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官员与参与改革的非国有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成为中国首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同时，这也拉开了沿海与内地、“增量”与“存量”不同部分的人群之间、尤其和普通职工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很典型的“公平和效率”二律背反。

　　追求增长与变革的政府类型

　　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追求增长与变革的政府类型。有些学者研究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决策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了“政治企业家”概念，就是指地方官员。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贡献，这些地方官员的行为很像企业家，他们的中心工作就是招商引资，而这本应是企业行为。但是这样做确实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另外一方面，这也容易形成官商互动，给腐败以机会。此外，“亲资本”倾向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使用不当，恶化了起点公平。

　　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能获得这么大的发展，经济总量排到世界第二，确实很不容易。但是，这样的路径不能再往下走，否则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不公平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分配不公平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扩大社会需求，而影响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底线保障，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收入差距过大又使得想买东西的人没钱，有钱人不想买东西。

　　目前，中国占总人口3.5%的人群占到全社会购买力总合的17%，占社会消费品销售额的1/4以上，他们的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已经进入奢侈消费的阶段，现在是到国外消费了。中等收入者的口袋里有些钱，但因为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的压力太大，仍不敢放心消费。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所占的消费份额只有4.7%，没有能力消费。

第二，社会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要实现持续繁荣，必须要有正确的激励机制，使大家向生产性方向努力，把饼做大，而不是专注于分配性努力，否则激励机制就会被扭曲。

　　第三，社会不公平导致社会成本过高，挤压生产性投资，同时威胁社会稳定，进而导致税收扭曲以及威胁到投资安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威尔金森与流行病学教授皮克特合写的　《不平等的痛苦》，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书中说，2005年英国医生共开出2900多份抗抑郁症处方，英国成年人中有接近1/3的人口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美国也有超过1/4的成年人因精神或者心理疾病求助于医生。两国用于治疗这类疾病的年总费用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且2005年的患病人数和医疗费用，均为1966年的4倍。作者认为，这就是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和“社会赤字”。如果这1000亿美元用于生产性投资，可以产生很高的收益，但是现在只能做这件事。

　　2015年5月，中国的《柳叶刀》周刊有一篇报告：2003年到2008年，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增长了50%以上；到2014年年底，中国有1.73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当然“精神病”定义的门槛很低），其中1.58亿病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中国精神障碍类药用市场一直在增长，这是社会竞争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赤字”。

　　第四，社会不公导致阶层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因为社会不公平，低收入群体在无法合规获得自身应有利益后，就倾向于通过不合法的手段重新分配已有成果，这就容易转化为社会的对立面。

　　据统计，1994年到2012年，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年均增长速度11%，非法群体性事件的年均增长超过22%，参与人数年均增长17.8%，这些数字都超过了经济的增长。这样维稳所需的费用就会非常高。例如广东省用于公共治安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了当地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

　　我们曾做过简单的因果分析，构造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指数，用基尼系数做了一个因果分析。结果很能说明问题，基尼系数与其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指数呈正相关。

　　而且，因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不稳，除了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之外，还会增大财政税收的压力。由于低收入群体庞大，自己认为是中低收入的人占被调查者的83.4%，投票者要求向富人更多征税的诉求日益增大。但是，向富人征税如果过高的话还会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对生产性投资的抑制。

　　我国外汇储备于2014年6月达到近4万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16年底是3万亿，这两年资本外流的势头很猛，同时民间投资停滞。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国家对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

　　有一篇文章介绍海地的情况。海地在美洲中部，它独立时曾经抄了美国的宪法，法律体系很严密。但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很少有人到那里投资。在一个贫富过于悬殊的国家，尽管产权保护律法很严格，但达不到真正保护产权的目的。我们现在也在立法保护产权，但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没有安全感，仅有立法是远远不够的。

　　第五，社会不公平导致改革被锁定。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更看重眼前境遇的改善，高收入群体则更看重较为长期的预期。很显然，利益相对受损者对改革的积极性不会高。

　　改革的受益者会支持改革吗？比如要求改革早期先富起来的地区或人群帮助后发展的地区或人群，就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态度可能变得保守。所以现在的局面比较复杂。我们从调查中可以看到，群众听到“改革”一词的第一反应，“有些不以为然”和“有些抵触”这两者合计占到56%。可见，改革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红利没有被合理分配。

　　当今世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伊朗。1969-1978年，伊朗GDP年均增长达到16-17%，同期人均GDP从160美元猛增到2250美元，在原有的石油和轻纺工业基础上，新建立了石化、机械、冶金等工业部门。他们提出“成长（growth）是硬原理”的口号，计划25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水平。但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别在急剧扩大，400万工人中有73%的家庭收入低于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准；大批农民进城，失业问题严重；连年通胀，普通大众的生活日益恶化。而富人和腐败官员则花天酒地。1979年1月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逃走，德黑兰万人空巷，欢庆革命。此后伊朗经济波澜不惊，被认为处在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讲得好，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可能就会出乱子。的确是这样的。

如何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

　　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建设公平的社会，首先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言不顺。”中国的政府执行力很强，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下决心是可以做成事的。

　　第一，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绝不是简单的空话。习近平同志讲过，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我们的制度安排，要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原则。

　　美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埃尔斯特说，马克思提倡共产主义，是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比资本主义更美好，这是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看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社会公平主义。马克思的原话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社会主义正处于低潮，全世界兴起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当时，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欧内斯特·芒德尔曾说过两段话，论述社会主义对于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在对社会主义150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的时候，我们始终在这一点上应该留有余地……社会主义100多年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阶层发生世界性的根本变化。150年前，8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150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72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缩短到了每周36小时。150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还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

　　社会主义者曾经强调“创造幸福要靠我们自己”，“贫困源于剥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所以，社会主义是不公平、不正义最好的“解毒药”。我们今天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公平正义的重视。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的讲话中说，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共享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逐步实行共同富裕的要求。

　　社会主义天生具有公平正义的倾向，强调人民概念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本身就包含人民的概念。在英语中，公平（equality）是经济学的概念，正义（justice）是法学的概念，西方对两者是做了区分的。这两个概念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认为法庭按法律做出的判决是符合正义的，即justice。但在某些情况下，正义的判决可能是不公平的，这里的“公平”是指公众的常识、道德和良知。在这种情况下，公平高于正义，必须以公平的理念为法庭的判决做出某种校正。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例子，比如街上有个要饭的快饿死了，去抢路边的面包店，甚至打伤了员工，按照法律条文应判十年。但这个“正义”的判决是不公平的，因为文明社会没有尽到一个共建的任务，这是社会的罪过。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如约翰·罗尔斯、阿马蒂亚·森等等，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公平”理论做出了独到而重要的贡献，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差异。但他们最大的共通之处，是在不同程度上诉诸于哈桑伊的“无知之幕”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去问那些并不知道自己社会处境的社会成员就可以。换言之，即使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绝大多数人仍然同意的资源分配才是公平的。比方说，街上两个人吵架，说找个路过的人来评评理，这里不需要法官或教授。这就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认可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简单说，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人民是看实际的。关于社会公平与否的衡量与评价标准，在于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百姓的感受。“以人民为中心”自然地内含着公平。

　　习近平同志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了，也不可持续。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

　　第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句话这是小平同志说的，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都重要。“两手抓”的另一层含义，是发展和公平两者都很重要。习近平同志2016年4月18日在深改组的会议上说，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的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两者并重，就是要处理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我们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保障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但并不是要等经济发展起来后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蛋糕做大了，就要把蛋糕分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促进公正的制度安排

　　第一，公共领域改革。中央将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改革方向明确定义为公益化，而不是市场化，这非常重要。国务院领导说过，要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如果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就失去起码的公平和正义。

　　习近平同志说过，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加大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投入，让贫困人口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他又说，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让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

　　我们的医疗改革经历了一次反复。前一轮改革基本上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后来出现许多问题，现在调整了方向，明确了医疗的公益性质。

　　所谓医疗改革的市场导向，放任下去会出现糟糕的后果。基本医疗领域是不能市场化的。中国的医疗系统常被诟病，这是改革方向的偏差所致。中国古代过年时，药店老板贴对联总要说：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间人无恙，讲的就是医者仁心。现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重新得到了确认，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习近平同志说，要高度重视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要努力推动实行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调节收入分配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保障弱势群体生活底线（脱贫），二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低），三是扩大中等收入（扩中），四是抑制过高收入（抑高），五是取缔非法收入。其中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

　　关于中等收入的概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曾经提出：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收入保持在全社会中等水平，就业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宽裕的群体。这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管理者、科技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员，及公务员、技术工人、新型职业农民等，都是这个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有能力从事专业化技能较强的复杂劳动，以劳动收入为主，也有一部分财产性收入。

　　为什么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的认同感较强，比较理性务实，一般不希望看到既定社会秩序受到破坏，能产生稳定社会的作用。

　　改革的目标不是均贫，而是共富。现在有些媒体在讨论分配改革时，经常拿公务员待遇说事，质问为什么要那么多公务员，主张把他们的铁饭碗都砸掉，好像让公务员跟农民工拉齐才高兴。这个倾向是不对的。改革不是要剥夺中产者的福利，把他们拉到农民工的水平，而是要把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提高，让他们成为未来的中产者，要追求共富。不能一说“并轨”都要向低处看齐。

　　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它对社会公平有很大的意义。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儿？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达国家，要求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运作有序保证。政府的目标主要是增进全社会福利。所以我们提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点是，政府不直接抓GDP增长，而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中，应重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公共服务中，应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改革的方向。

　　如果政府职能的重点得到转变，GDP不再是优先关切的话，资本自然就不再享有特权。习近平同志说，企业家和政府之间要建立“清”、“亲”的关系，这样的结果就是权利和资本相互利益输送的管道机会大大减少，腐败的机会也会就大大减少，这样就极大促进了社会公平。

腐败和非法暴富现象，是一段时间社会上意见最大、对社会公平危害最大的事情。如果政商关系能够正常化，通过政府职能改革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

　　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2月17日有一个讲话，提到改革必然触及利益，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破利益的束缚是非常困难的。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利益，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两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

　　第一，从严治党。习总书记一再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只能受命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业之外，都不能谋取任何私利和特权。在行动上，大力整顿党风，惩治腐败。

　　第二，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建立广泛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在思想认识不统一的时候，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聚焦点。

　　第三，改革决策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让改革最大程度地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的关切。

　　这里涉及防止和反对“民粹主义”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说，当前民粹主义蔓延是世界性问题，美国特朗普胜选就是明显标志；国内还有人不切实际地向政府要求高福利、高待遇。我们一定要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民生，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提过高的目标，不要吊高大众对社会福利的不合理预期。

　　民粹主义话语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健康与否的晴雨表，它是社会矛盾的外部表现，是“果”而不是“因”。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产生是全球化背景下带来的腐败、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它是精英寡头主义独享全球化福利而导致的社会反弹。我们说中国还没有民粹主义，但要防止产生民粹主义，其原因是精英垄断话语权的现状。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防止民粹主义这个“悖论”？前一阶段医改不成功，有教授分析，只要看参与改革设计的机构就知道了：财政部门说医保开支太重，医药代表说企业利润太低，社保部门说医保资金入不敷出，医院说医生待遇低、资金设备缺。但最重要的患者代表，却被排斥在方案设计之外。于是医疗改革变成政府扔包袱、药厂与医院涨价。这就是话语一边倒带来的后果。

　　又比如劳动合同法的讨论，现在一边倒的声音说劳动保护太高，导致企业成本过高，必须降低门槛，让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站在企业家方面，这有它的道理，问题是有人站出来为劳动者的权益说话吗？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

　　民粹话语的苗头应该注意。习主席说要冲破固化利益的藩篱，要建设公平社会，我想意义就在这里。

　　第四，言必行，行必果。出台任何一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既得利益集团都会采取抵消策略。所以，有关政策要充分酝酿，一旦出台就不改变，这样政策就有公信力。更重要的是，如习主席所说，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谋划改革要以人民利益至上，在人民利益面前，任何局部的、部门的、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少数人的利益必须让道。出台改革举措要尊重人民的利益和首创精神。判断改革的成败，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防止改革措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借市场化改革之名、行涨价之实，防止改革红利落入少数人的口袋。

中国正经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30多年的转型与改革，相当于走过西方300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正出现某种程度的恶化也无法避免。中国由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脆弱的社会变成一个正在落实全民享有保障的社会，只花了短短十几年，而西方自出台《济贫法》开始，用了200多年才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尽快穿越“历史三峡”，成为一个既富裕又公平的国家。

（编辑  迟晨光）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发展的速度更加瞩目。许多人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会在2025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问题：中国崛起，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在此背景下，欧美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们不仅关注中国正在做什么，也开始关心中国人想什么。同时，也有一些欧美人士认为，几百年来主导全世界的欧美民主自由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需要寻找新的道路和可能性。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都与欧美不同，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最有可能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型模式。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文明传统，而且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同于国际霸权在西方文明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而是带给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道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家被许多人寄予厚望。中国文明中最为独特的部分，就是儒家。一些人确定无疑地相信，中国重新崛起，就意味着儒家的复兴，儒家未来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普世价值”。在此背景下，新儒家成为广受关注的思想潮流。然而，儒家真的能担负起如此沉重的期望吗？

新儒家与旧儒家

       近代以来，中国从一个庞大的帝国沦落为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儒家被认为是导致中国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从而被批判和否定。不过，在“激进主义传统”处于压倒性地位的20世纪，仍然有人坚信，中国的落后只是暂时的，迟早都会重新崛起，儒家本身不是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只是需要进行现代转化，使之能够适应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因此，这些人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延续儒家的文化生命，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学者。此后，国民党败走台湾，新中国成立，在历史转折之际，老一辈儒家学者大多选择留在大陆，而他们的学生辈则随国民党转向海外，从而形成了海外新儒家群体，包括唐君毅、徐复观等，更年轻一代则以余英时、杜维明等人为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一方面是产生新一轮的批判中国传统的文化高潮，主张全面西化；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文化本身也随着海外学者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重新浮出水面，成为热闹一时的文化现象。

        本文要谈到的新儒家是在上述学者的启发下崛起的大陆新儒家群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蒋庆、陈明、曾亦等人，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蒋庆。

儒家的政治传统

        蒋庆与以往儒家学者不同，他重构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将儒家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他宣称，自孔子以降，尤其是在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儒家，其实都不是儒家正统，而是由子思、孟子一脉传承而来的儒学，其思想重点在于人的心性。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兴起后，沿着子思、孟子一路继续深化，使心性儒学成为儒学主流，遮蔽了儒家真正的主流。那么，儒家正统是什么呢？蒋庆认为，这就是在汉朝曾经兴盛一时的以公羊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儒学。

传统高校体制内的儒家学者们，将儒学研究与传承集中在修身养性方面的哲学研究传统，更强调儒家的学术性与规范性，刻意地与现实政治尽量保持距离，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其研究和言行即变得与儒家完全无关；而蒋庆为代表的政治儒学则明显地强调了儒学要讲政治，而且必须讲政治，甚至认为，只有讲政治的儒家才是真儒家，只有讲政治的儒学才是真儒学。

        这样讲当然是有道理的。儒家从开创者孔子开始，关注的重点就从来不是心性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从事实际政治做准备。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心性儒学代表的宋明理学，实际上最终指向的也是政治，而不是心性和学术本身。因此，在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之下，心性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将直接决定政治上的成败，而决断往往取决于他们内心的一念之差，而这一念之差则需要通过长期的学习和修养才能养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学先王之道，所以求有益于当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哪怕到了清代，儒家学者已经将主要精力用在辞章、考据上，并形成了乾嘉学派，他们始终都不认为是在进行纯学术研究，而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比如著名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中，双方都有大量学者进行皓首穷经的学术考据，但他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也始终都是问题先行的。甚至包括一些清朝著名的政治人物，他们本身虽然也进行一些学术研究，但这些研究始终与现实政治关怀密切相关。而那些后来以学术贡献留名青史的人，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从事实际政治，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更好的机会进入实际政治领域。相比之下，曾国藩本人也是理学名家，但风云际会，他成为了晚清重要的政治人物，为不少人所欣羡。

        在现代新儒家中，熊、梁等第一代新儒家，也对政治始终保持着高度热情。尤其是梁漱溟，不仅在军阀割据的乱世亲身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以期重新恢复基层乡村秩序，还曾参加民主党派，实际参与政治，建国后仍始终对政治保持着高度关注。读过熊十力的书和文章也不难看出，研究儒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熊十力认为，自己承担着中国文化在历史转折之际的传承使命。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当然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高度关怀的基础上。

       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等，离政治也很近。徐复观本人曾是国民党少将，余英时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香港参与反共活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破坏。因此，在海外进行儒学研究，他们自认为就是为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保留火种，以待将来。不过，作为第一代新儒家学者的学生辈，第二代对新中国的态度和第一代截然相反。第一代大多选择留在大陆，目睹新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对共产党心悦诚服。而第二代却选择了与国民党共进退，随国民党一起逃亡海外。在这个集体性的差异上，也能看出，第一代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历得更多，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怀超越了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关怀，只要国家进步，儒家并非不能妥协。而第二代则更愿意相信，只有信仰儒家的中国才是中国，不信仰儒家的中国就不值得他们留恋。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让儒家在大陆重新浮出水面，并开始得到重视。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儒家更强调文化层面，反对政治过多地干预学术研究，从而看上去有一种纯学术的气质。但这种取向出现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潮，本身就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年间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现实的。强调所谓的纯学术，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性原则的拒绝和排斥。这一点，儒家其实与其它领域相同，表面上的去政治化和反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而非他们本身真的拒绝介入政治领域。比如在文学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排斥政治的纯文学概念，他们宣称，文学就是人学，不应该被政治笼罩。然而，他们所反对的新中国前30年的文学，恰恰是在颠覆几千年来帝王将相和各路精英主导的文化传统，建立劳动者的文化主体性，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故事。纯文学所反对的政治干预，就是在反对这种建立工农劳动者文化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文艺，恢复传统的帝王将相精英传统。这之后，文学离现实社会生活越来越远，导致人们根本不再关心文学，对文学失去了兴趣。文学圈对此的反应却是，“人文精神失落了”。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看上去都在以纯学术的态度研究儒学的人，在2000年后纷纷公开宣称，他们就是儒家信徒，并且越来越多地要求国家从政治层面承认儒学，甚至有人干脆公开鼓吹，要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看上去似乎突兀，其实不然，他们从来如此。要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再试图为自己建立一套普遍性的叙述，来要求官方接纳，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也就是说，儒家实际上从来不曾远离过政治，始终都讲政治，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关怀。但蒋庆的出现依然与这些儒家有着重要的区别。

蒋庆的政治儒学

        蒋庆的政治儒学与那些将政治意图隐藏起来的心性儒学有何区别呢？

        首先，蒋庆之前新儒家的政治意图始终是隐藏着的，或者说是通过文化来介入政治。蒋庆则以简单直接，以毫不掩饰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自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以来，专业知识分子与官僚体系分途，知识分子往往以独立于政治为自豪。蒋庆却宣称，儒家自诞生以来，就从来不回避政治关怀，那种回避现实政治的新儒家是心性儒学，不是儒学正宗，儒学本来就是为政治而生，儒家就是要以政治为业，而非以学术为业。即使以学术为业，也是退而求其次，并不是首选。

        其次，自近代资本主义革命以来，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上被确立下来，民主自由平等成为普世价值，传统的新儒家都在努力阐释：儒家思想本身并不反对这些原则，儒家可以和这些政治原则相兼容。但蒋庆却公然否认这一原则，明确主张精英政治。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一人一票。蒋庆质问说，在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让一个普通的贩夫走卒与熟谙政治操作的政治家拥有完全平等的投票权，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他认为，如果孔子生在今天，也参加选举，别人如果每个人只有一票，那么像孔子这样的人，应该一个人有一万票的投票权，这样才合理。

        再次，蒋庆明确提出，现代政治只有民意一重合法性，也是错误的，合法性应该有三重，即天、地、人三重合法性。中国虽然没有类似基督教这样的国家宗教，但中国人仍然有朴素的神圣信仰，即对“天”的敬畏。那么，政治上的合法性就必须拥有超越性的一面，即顺应天意。所谓“地”，是指政治合法性要考虑到历史文化合法性，尤其是指中国近代以来的西化潮流。在蒋庆看来，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其根本性的特征即在于中国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家自然是其主要代表。因此，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蒋庆及其他新儒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西方，是西化的结果，在中国无权充当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论证理论。与其他新儒家一样，蒋庆要求官方承认儒家的历史地位，将儒家重新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所谓“人”，则是指近代以来已经确立为基本政治原则的民意合法性。

        第四，在提出上述“三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上，蒋庆提出了一套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整治方案。他认为应该设立三个机构，分别代表三重合法性。第一个是庶民院，大致相当于英国的下议院，即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民意代表，代表民意合法性。第二个是贵族院，相当于西方历史上的贵族院，或者今日英国的上议院，代表历史文化传统合法性。第三个则是通儒院，主要由儒家代表性人物组成，代表天，即神圣合法性。而实现这一政治方案的基础是将儒教确立为国教。他认为，儒教在历史上有三大功能，一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二是为社会秩序提供规范，第三是为普通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生命信仰。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将儒教确立为国教，儒教就可以继续发挥这三大功能。

        在蒋庆提出的这套理论和政治方案的基础上，有人干脆直截了当地提出，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最适合中国的政治模式应当是王道政治，实际上也就是要恢复君主制，设立一个世袭的但并不赋予实际政治权利的君主，搞君主立宪制。而在蒋庆及其追随者看来，今天的中国，最有资格充当这一体制下的君主的，毫无疑问就是孔子后裔。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多个王朝，都曾经兴起，最终又衰落。唯一万世一系的延续下来的，只有孔子家族。孔子本人虽然终生“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只是后世儒家眼中的“素王”，但在今天，他的后裔则完全有资格成为重新恢复君主制的中国的君主。

        蒋庆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几乎就是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君主制设想，只是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在论证方式上回应了一些当代政治的问题。蒋庆和那些鼓吹宪政的自由派一样，断定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根本不能适应中国，无论是自己主动改革，还是在各种力量作用下崩溃，最终都将重新建立一套政治模式。那么，他提出的这套方案就是一个备选方案。蒋庆及其追随者们在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激情压倒了理性，更多的时候只是诉诸于道德激情。

蒋庆“三重合法性”理论的重大缺陷

        蒋庆及其追随者们对“三重合法性”理论的反复论证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在考虑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时候，对最关键的问题予以忽视，即新中国之所以为新中国，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最重要的来源是中国革命。而且，这里的中国革命还不止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是汪晖所说的“革命的二十世纪”，是“漫长的中国革命”。

        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论述，是他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由题词可以看出：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不只是三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还有三十年来人民革命中牺牲的烈士，还有1840年以来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牺牲了的烈士。毛泽东将新中国视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成果，而不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三年以来”意味着为了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权，“三十年来”意味着新中国必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1840年以来”则意味着新中国必须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而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这同样是三重合法性，分别代表着民意、发展道路选择和民族。

        类似的合法性论述，还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宪法》的序言里。其中明确说，新中国成立后，“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就是说，新中国的主权属于人民。这是中国革命的成果，也是新中国的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恢复精英政治，重建王权，就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全盘背叛，也意味着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的全盘否定。这是在今天讨论中国一切政治问题都必须牢记的出发点。

        曹锦清教授曾说，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为什么是胜利过的，而且是唯一的？在苏联或东欧地区，革命几乎是从天而降的，社会动员并不充分，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并不是主动的参与者，而是被动的参与者。而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不同，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创立了独特的革命斗争道路，进行了充分的社会动员，人民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革命的过程。也正是在漫长的革命年代，通过社会结构改造和政治动员，让普通民众从原来的一盘散沙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主体。革命完全摧毁了原来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了一套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的制度和社会结构，让中国人民从此能够站着做人。中国人民革命的遗产，尤其是思想上的遗产，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次，成为今天中国公共政策与政治事务讨论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

        而蒋庆和新儒家的主张完全无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实，进而完全无视中国革命带给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平等和人民主权，同时也忽视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的基础来源是中国革命，而不是所谓的天意，也不是历史文化，更不是西方政治思想意义上的民意。正是因为中国革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及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国人民对任何复活等级制和精英政治的动向都极为敏感。平等作为中国革命的遗产，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是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任何等级、特权和精英政治都会被视为对社会平等的威胁，从而遭到广泛的反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公开恢复世袭王权、贵族特权和社会等级制度，必然遭到失败。蒋庆所提出的一系列所谓儒家的政治制度设计恰恰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中国革命政治遗产的否定。

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

        自1978年以来，持续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围绕着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解读和讨论，虽然歧见纷呈，但大体上都同意，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应当归功于中国道路。

        甘阳曾经提出，当代中国同时包含着三种不同的传统，分别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自由传统。甘阳认为，这三种传统在当代中国同时存在，但又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三种传统同时存在，又保持一定张力，构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甘阳称之为“通三统”。他还曾在接受采访时特别解释说，所谓“通三统”，并不是要打通三个传统，将三个传统融合为一个传统，而是继续保持着这种同时共存却又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张力的现状。而且，在甘阳看来，正是这三种传统之间的张力，使中国社会保持着特殊的活力和前进的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不应仅归功于市场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应归功于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日渐减少，国有经济逐步从各个领域收缩和退出，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此看来，政府只需减少干预，让市场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运转，就能够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据此认为，应当更多地承认市场的作用，减少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把经济交给市场，把社会交给社会，国家只作为守夜人发挥自己的管理功能。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

        首先，二战后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选择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并未对经济运行采取过多干预措施，除了极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并未获得成功。苏东剧变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遍采用了欧美提供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几乎一夜之间将全部国有资产私有化，国家完全放弃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但这些国家至今仍然处在衰退之中。

        中国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政府始终将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完全被市场的力量所左右。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大量的国企关停并转，但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仍然保持完整，并未完全被摧毁。第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加工出口等低端产业，但并未完全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在获得一定程度的积累后，就开始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基本上建立了一个从低端到高端、从重工业到服务业的完整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独立性，并不完全受制于这个体系。

        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选择了市场化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国家干预经济过多的问题，而是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对经济事务进行干预，根本无从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只能被动地充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一方面提供资源和原材料，一方面充当发达国家的产品倾销市场。一旦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入衰退周期，这些国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乃至崩溃，社会矛盾加剧，甚至政治动荡、陷入分裂和战乱。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政府一方面不具备进行干预和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所拥有的经济干预政策工具极其有限，只能采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进行间接干预。而中国政府则可以通过现有的国有金融体系和非金融国有企业体系，进行更为直接的干预，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减缓经济衰退的速度，缓解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儒家的“文化决定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

        儒家对中国的经济腾飞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期，恰逢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东亚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瞩目的现象。按照一些人的解释，东亚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儒家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在儒家的支持下获得的成功。他们认为，东亚资本主义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属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正如新教曾经被认为是支撑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原因一样，儒家也是东亚资本主义的文化支撑点。部分欧美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加勤劳，更注重教育，更遵守秩序，更愿意储蓄，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更具包容性。正是这些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文化特征，让东亚地区更加适合承接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能够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迅速实现经济腾飞。

        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解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了较多的批评和清理。不能否认，东亚地区民众确实不同程度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存在上述的那些文化习惯上的特征。但是用儒家文化来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显得太过牵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首先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内部的，各自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家文化的成功。韩国和中国台湾承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转移，得以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新加坡则利用了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抓住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发展机遇而实现经济腾飞。香港一方面作为自由港，承担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另一方面与中国内地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从而扮演着当时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与欧美进行经贸往来的中转站。

中国大陆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近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可以反证，儒家并非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条件。按照早期海外新儒家和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大陆新儒家都认同的观点，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和文化领域的革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导致整个传统文化在大陆地区基本上被摧毁，反而是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人及日本、韩国较多地保留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儒家是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条件，那么，为什么它们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优势并未长期保持，反而迅速被中国大陆地区超越？可见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并非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地区持续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及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却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结构性的冲击，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一些地带开始出现动摇。

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出了一条相对成功的道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新中国建立在取得长期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又在建国初期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始终主权独立，在国内事务和外交上始终不用仰人鼻息，而保持着完全自主，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结构上对外贸依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仍保持基本控制权力，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上仍然保持着完全的自主，而非受制于人；第二，中国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改变了原来的权力结构，使中国社会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平等，建立了完整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保障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这一点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不具备的；第三，建立了强大的政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资源吸取和分配能力，从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始终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中，使国家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干预能力，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过程中，仍然能看得出来；第四，通过社会主义时期的自主建设，基本上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步骤有选择地改革和开放某些部门和领域可以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协调，而不用被特定的利益集团绑架，各方面政策的公共性仍然比较强。

中国崛起促成了儒家的复兴

        中国革命的遗产促成了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又促成了儒家的复兴。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欧美学界和政界也并未对儒家及中国文化传统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些自以为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火种”的人，在欧美学术体系中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未得到足够的承认和重视。相反，中国的强势崛起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构成了强烈冲击，从而迫使欧美学术思想界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试图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与世界的关系。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遗产，也包括他们认为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了儒家。也就是说，并非当代新儒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儒家支撑了中国的崛起，奠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格，恰恰相反，使儒家重新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和重视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并且承认这一点，当代新儒家们才能准确地认识儒家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应发挥的作用。

        今天的新儒家经常宣称，让儒家对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挨打负责，这是不公平的。

新儒家与自由派的异同与论战

        儒家与自由派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儒家认为西方文化传统毕竟是西方的，而中国必须回到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来；自由派则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与西方的普世价值全面接轨。

在过去20多年，新儒家与自由派经历过多次论战。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曾经批判过儒家的“文化决定论”，反对用儒家传统解释东亚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二次是2004年，以关于读经的辩论为核心，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大陆新儒家正式粉墨登场，形成对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霸权的挑战，引发国内自由派的不满。自由派利用其在传统媒体上的话语权优势，批判了新老儒家，同时也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让中国变得更中国”的主张，强调中国当前的主要方向，还是要继续向西方看齐，进行更深入的全面西化改革，继续走市场化的道路，走西方的宪政民主道路。

        此外，在新儒家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自由派倒向了儒家，加入了新儒家阵营。不过，他们的主张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已经有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可资借鉴，说明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可以兼容，并不冲突。

新儒家也越来越试图从形式上造成儒家复兴的事实，但儒家内部也有些人清醒地认识到，对儒家而言，真正的复兴是理念的复兴。

在一些人看来，儒家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形成一种儒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道路，本质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是还没有得到更好的总结而已。不过，中国道路本质上更多的还是中国革命的遗产和市场化的结合，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建设成就，支撑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与儒家关系并不大。（未完待续）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GDP占全球的份额从2001年的4.16%增加到2011年的10.43%，而同期美国的份额则从32.40%下降到21.72%。这一此消彼长的局面，对既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现实的冲击，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需要全新的框架进行界定。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运用一种全新的框架来解释现实世界，并为未来世界发展描绘一幅美好的愿景。正如他在2015年11月18日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所做演讲时说的那样，中国是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发展起步于亚太，得益于亚太，也将继续立足亚太、造福亚太。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

以地缘政治为视角，剖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有助于诠释“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心要旨。

中西两种民族国家模式

地缘政治观来源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拥有迥异的地缘政治观。由于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国家基于各自的成长轨迹与特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国家模式。

尚武的西方模式

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时曾经指出：“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1] 但是这种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形式，它有许多强制性的内容，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而非经济性使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座城市，它与占领地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 [2]恩格斯指出：在欧洲“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的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3]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919年在其名著《陆权论》中分析欧洲史时就曾说过：在西欧，英法“两国在18世纪发生的几次大战，主要都是为了防止法兰西的专制政权独霸欧洲大陆。……至于其他战争，都是争夺殖民地和进行贸易竞争的战争”。“东欧整体形势的关键，在于日耳曼人要求统治斯拉夫人；……正好位于西欧外界的维也纳和柏林，都处在中世纪早期属于斯拉夫人的地盘之内；这两个地方，代表着日耳曼人走出本土、向东征服的第一步。”[4]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就是一部战争和侵略史。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1500年以来的）400多年里，西方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者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5] 纵观欧美经济社会发展史，“‘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6]

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西方的民族国家进程无疑带有明显暴力特征，其工业化进程也是对殖民地征服以及欠发达民族被迫屈服的过程。即便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能隐约见到这一历史踪影。这可能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频频遭遇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

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恰恰与西方相反，我们并不崇尚使用武力，而是注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当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元朝和清朝后，国家没有分裂，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没有被削弱，中华民族的族群范围也大大地扩充。

中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而非血统民族，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这一过程推崇融合，摒弃战争。曾经有美国学者这样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7] 台湾也有学者认为：“按区别民族，不外种类与文化两大标准，中国古籍中涉及民族之处，多着眼于文化之殊别……孔子论夷夏，则已废弃种类之标准而就文化以为区别……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变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不定界，则均已失其种族之意义而成为文化名词。”[8]钱穆先生也曾指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9] 这种以文化分华夷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诗经·北山》中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如果没有超越血统的文化作为族类认同的标准，相信没有一个帝王敢于这样说。到了近代，这种文化认同就更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并非炎黄子孙的清代皇帝康熙居然说：“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对此，历史学家傅斯年进行过精辟的总结：“现代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与西方截然不同，我们的行为方式在许多地方甚至是与西方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我们的民族进程和国家进程是同步的，甚至是文化引领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是非暴力，是一种中华文化的浸染，待到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体的了，并不需要武力解决。这种非暴力的民族国家观体现在地缘政治方面，就是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发展方式。这在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领域，中国的地缘政治观就难免被误读。

东西不同的地缘政治观

基于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与路径的差异，中国和西方有着迥异的文化传统，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地缘政治观。

西方地缘政治观

源于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西方人普遍持有强权与平衡的地缘政治观，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超多强的格局，否则人类将不会太平。

陆权论提出者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11]为了人类的稳定，应该对世界进行国际共管。“国际共管最有效的办法，似乎是委任某一强国，让它作为整个人类的托管国；……可以让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作为全世界的托管国，来维护海上和平，维护连接海洋盆地的各个海峡的和平。”[12]

海权论者马汉和边缘地带论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认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权国家，为了避免被欧亚大陆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予以包围，美国应极力保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否则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马汉危言耸听地提醒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边缘地带理论则认为：“谁控制了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这是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地区落入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单个强国或数个强国的联合体手中，所导致的对美国的战略包围将使我们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斯皮克曼认为：在争夺边缘地带控制权的过程中，“各国的价值观不同，而这种价值观都是各国自认为不可退让的，在各国试图实践自己的价值观时难免会产生冲突。……每个国家都会觉得，它们一定要保护自己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要时可以为此动用武力。”[13]

无论是陆权论、海权论还是边缘地带论都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场所，每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动武，可以损害他国的权益。

中国地缘政治观

中国自古就具有天下一统的思想基础，认为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统一的治理体系之中，中国就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虽然体系之中也分内圈和外圈，但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向心的。由于中国首创了用文化统一国家的方式，因此中国的国家进程克服了血统和宗教的束缚，规模比任何国家都大，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长达1600年的时间里为世界起到了带头与示范作用。

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模式时指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14]这种理论的渊源就是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认为天下的民族都会统一于中国的文化之下。天下大同的局面是由文化粘结的，“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15]，“民族的认同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认同。”[16]由中华民族构成的“统一的政治体系、统一的文化体系、以国家为统治的统一的集体行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17]“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犹如一个不断向外扩大的同心圆，首先是中华各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然后才逐渐扩展为中华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最后达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18]

可以看出，中国的地缘政治观强调的是非暴力、和平和共享。中国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文化来联系周边国家以获得认同，最终实现和平的共同发展。面对全新的全球化复杂局面时，习近平主席继承性地诠释了中国的地缘政治观，他在2015年10月21日中英工商峰会致辞中曾经说到，“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的“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原则。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制约因素

面对中西不同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和迥异的地缘政治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定会被西方国家所误读，这需要给以重视，并锲而不舍地付出努力。

地缘政治误读

西方秉持一超多强的地缘政治理念，中国则是坚持文化认同经济一体的天下体制地缘政治观。前者为了维持既有的地区与全球平衡不惜动用武力，后者坚持运用经济的推动力实现自身地缘政治规模与范围效益最大化。持有迥异地缘政治观的两个全球大国，如果不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就很容易诱发对对方地缘政治动机的误读，严重者甚至能够引发地缘政治灾难。

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实施将促进中国的西进战略，起到战略腾挪的作用，扩大战略空间，减少与美国的直接地缘竞争。”[19]这种理解是从中国式地缘政治观得出的再平常不过的结论，但却很容易被国外学者误读。外国学者的理解是：“中国通过建设公路、铁路、港口和能源通道，能够加深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以此抵消美国的影响力，并且将印度洋沿岸国家纳入中国的影响力范围之内。”[20] 这类误读比比皆是，比如中国为充分利用现有工业产能与俄罗斯、蒙古合作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认为中国在挑衅他们的核心利益。这些国家一直将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奉为金科玉律，认为谁控制了前苏联疆界范围的“世界岛”中心，谁就等于控制了世界，而中俄蒙结盟无疑是在挑战他们占主导的既有世界格局，因此必须对此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压。这种基于不同地缘政治观产生的误读，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

安全模式转轨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就开始大幅滑落，一度沦落为 “东亚病夫”，其独立国家的地位都岌岌可危，还何谈国家安全。而今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时期，但衰落时期留给我们的国家安全环境却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不摆脱则无从谈发展。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非常依赖远洋运输，但却面临着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马六甲困局”。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中国2011年石油进口份额中，有85%途径马六甲海峡，而中俄和中国—中亚石油管道的输入量只分别占6%和4%。[21] 为此，“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提升开放水平，提高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份额，保证海上运输安全，加强政治互信。”[22] 这样一种基于自身安全考量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却遇到了诸多误解和阻力，一些国家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对中国的倡议大加反对，甚至设置重重障碍。

宗教观对立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都有过政教合一的历史，其宗教教义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还曾经是一种国家政治的理论基础。今天除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还有很强的宗教干预政治的传统。但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进入政治舞台，它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但不会左右政治行为，这是与国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到目前为止，西方人的思维还有很明显的宗教烙印。比如亨廷顿就说过：从1944年二战胜利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45年里，‘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23]曾经作为政教合一理论基础的宗教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宗教从未尝试过统治世俗社会，它只是思想层面的理论积淀，并不会对现实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在千百年来的宗教发展进程中，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统一全国的国教，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原因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具有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宗教氛围。”[24] 面对众多宗教观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共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周边经济走廊，我们确实面临不小的挑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来完成好这项工作。

民族文化差异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是一个文化立国的国家，国内各民族是以文化为纽带的，并没有任何带有强制的性质，这与西方依靠武力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经济更好地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让周边各国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时，基于西方地缘政治观的解读则是： “一带一路倡议”终极的目标是要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国家结盟，形成对美国的包围，最终统治整个世界。殊不知，自人类有文明史记载以来，中国就从未因领土问题而发起战争，中国的战争大多是为了维护文化的统一性而进行的。

而今，“一带一路”倡议必将涉及我们与相关国家在民族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也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诠释

既然“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那么就应该由我们基于自身的民族国家发展史，运用我们秉持的独特地缘政治观，对其进行权威诠释向世界说明，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

推广互利共赢的地缘政治观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就曾说过，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方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又进一步指出，要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致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这就是中国秉持的与旧有的西方地缘政治观完全不同、而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新型地缘政治观。我们强调包容、互惠、共赢，不与任何国家结盟打压另外一些国家，强调双赢，不奉行零和博弈式的单赢地缘政治理念，推行双赢乃至多赢的地缘政治观，推动世界走向大同。

传播以发展为前提的全球安全观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开业仪式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分别指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及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上述阐述准确反映了中国一直奉行的安全观的核心内涵：我们强调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实现人类的共同和平；反对任何国家以何种形式组成小的利益集团，而将另外一些国家排斥在外；不主张以本国安全为借口，实质损害别国的安全；人类社会只有实现了共同发展，才会实现真正安全。

提倡包容互谅的宗教观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同宗教信仰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避免用自身的宗教价值观衡量其他文明。我们要充分尊重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曾经有过政教合一历史的基督教，要尊重中国无神论的价值观；曾经有过长期政教合一历史的伊斯兰世界也应理解和尊重既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国教、也无政教合一历史的中国，不应用宗教的世界观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条件。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要防范境外宗教思想对我国的潜在消极影响。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要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

从民族文化求同存异到世界大同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我们要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出席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外方主要代表时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的伟大事业。

这要求，“一带一路”建设尊重不同的文化，坚信所有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要用自身的文化特征来要求别人，这样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在各国为建设“一带一路”进行密切交往以后，不同文化就会相互交融，最后形成世界大同的文化体系，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人类才有可能走向美好的未来。

（编辑  迟晨光）

2016年11月19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一带一路”文化互鉴与民心相通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经贸大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专家和企业代表，就践行“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民心决定成败，文化左右民心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元性复杂性，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民心相通的问题。中国面向中亚、欧洲、南亚、西亚、阿拉伯半岛、东南亚一直到非洲，有多条发展通道，建设“一带一路”的经济共同体，必然要面对在政治经济体制、法律方面，以及在习俗、语言、宗教、文化伦理等方面有很多差异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我们的发展理念、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以及企业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的交往已经形成一套办法。但是这些方法能不能够被“一带一路”所在国的政府和民众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外交机构、企业各级执行者能否充分认识到上述这些重大差异。只有认识到这些差异，在相互交往中充分尊重当地社会的规则和文化传统，才能实现和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互相尊重，不断加深相互了解，拉近感情。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效果，不仅决定着我们的投资贸易和承接项目的成败，也关系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成败。

对外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王玲说，从历史上看，“一带一路”不仅是丝绸之路，商贸之路，同时也是人类文化交流之路，后者甚至更为重要。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包含了“五通”，其中关键是民心通，而民心通的关键在文化。文化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制约和左右着人的行为。在实行“一带一路”发展中，所有人的活动都和文化有关系，我们在进行贸易交流的时候，一定首先要考虑文化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企业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因此，文化上的互鉴包容乃至深入到民间的交流尤为必要，不可或缺。要将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放在“一带一路”建设极重要的位置上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五通”，其中一条就是民心相通，它与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并列，是中央的战略考虑。以往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上述几个方面，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比如搞规划，你不能坐在家里图上作业，而需要双边规划。如果对方政府有这方面对等的规划就可以做，否则单边规划，一厢情愿的事情就行不通。我们已经搞设施连通十多年，在阿尔及利亚修高速公路，在安哥拉、委内瑞拉搞社会住房项目，到哈萨克斯坦投资石油等等。在“民心相通”这方面，应该说认识上还有短板，在执行力度上还有距离。实际上各国在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不仅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同时也希望带动社会发展。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就对我们说，希望中方不仅做能源领域的投资，也要做非资源性领域的投资，希望中方起到有利于他们国家发展的作用。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有综合、长远的考虑，包括文化教育、社会发展、民心相通，这是百年大计。

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认为，我们讲的“一带一路”，实质上是讲一个不同于西方全球化的全球化模式，这一点西方人也看得很明白。福山说过，“一带一路”如果成功了，就意味着中国模式输出成功了。这是他的担心，他担心西方全球化会被“一带一路”替代。

“一带一路”不同于西方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互联互通，就是鼓励和召唤当地人的参与，鼓励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也参与到这个共同事业中来。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困难。困难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单方面可以主导的，而是需要寻找一个协调机制来创造和扩展共同的空间。在传统的单一性框架下，恐怕没办法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现在世界许多地方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都是把多样性的共同价值向单一性方向引导。我们的“一带一路”不能搞成以中国为中心，而要保持多样性的共同价值理念。一方面我们要讲述自己的“一带一路”故事，另一个方面应该鼓励不同地区的人，让所有参与者，从他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来提出他们的“一带一路”叙述。

上海社科院东亚研究所所长钟焰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引导一个新型全球化的过程，这跟过去的传统全球化有三个不同：一是互利共赢的全球化，而不是赢者通吃。六大经济走廊连接的两端，是欧美的发达市场和中国蓬勃兴起的市场，中间连接的大部分是待开发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以“一带一路”带动这些国家发展。二是开放的全球化。不仅是沿线的几十个国家，只要愿意加入“一带一路”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平台，包括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包括将来其它的一些区域性的合作组织，都可以加入进来。三是以经济为主导，可持续性更强。不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除了经济以外，还有非常大的地缘战略的考量，包括军事的考量，所以成本巨大。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也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载体。中华文化中的仁爱民本思想和习总书记所讲的正确的义利观，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助推力。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背后需要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创新。比如区域研究的范式，第一代的研究主要是欧洲中心论，以西方为中心；第二代区域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冷战及冷战时代的政治；第三代主要研究全球化时代。如今，旧有的范式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今天的世界了。从难民危机、金融不确定性到英国脱欧，重大的风险危机成了一种常态。以往的社会科学包括区域研究，都是从18世纪延续下来的追求确定性的框架，现在主要是要研究不确定性、复杂性。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适应变化的世界。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有区域研究的基础。我们不能还是从西方视角进行非洲研究或亚洲研究，要有主体意识，要有我们自己的叙述。而且这不应该只是中国的，而是包括一带一路所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认可的叙述，这种叙述会存在差异性，文明互鉴和共享要允许差异。

中伊文明需要双向理解、平等相待

多年研究中巴走廊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谈到，从学术界、政策部门、媒体到普通的人民群众，在与穆斯林国家和人民沟通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一提到穆斯林，就容易联想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但对于伊斯兰文明曾经的辉煌却不了解，并不知道伊斯兰教法价值观中也包含诚实、礼貌、体贴、善良、和平、真实、纯洁、耐心、纪律、风纪、透明、谦虚等等正面部分。反之，由于西方长期将中国描述为无神论国家，伊斯兰学者对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同样也不了解。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之间，需要加强双向了解、认识和彼此理解，才能开展持久的合作。

中亚地区靠近中国的9个国家，据初步估算，未来将有5～6亿穆斯林中产者，这个数字超过欧洲。然而，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学术研究和大众读物太少。随着中国人在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中国人必须精准地掌握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真实想法。除了语言障碍之外，还存在大众传媒障碍。一方面，西方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从宏观布局到突发事件阐释，形成了一整套话语霸权。另一方面，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大众传媒，受西方国家通过资金、广告、教育培训和文化交流的渗透，自由世俗派控制下的媒体几乎完全服从于美国。这种局面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非常不利。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方金英提出，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往中要注意相互对话，交流格局应当是平等透明的，要符合所在国的文化，要具有可互动、可融合、可共生的特点。不仅在经济领域互利互惠，在文化上也应平等相待。

方金英指出，如同佛教是外来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是外来的，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完成得很好，与本土文化传统和谐相处。世界的伊斯兰教是无国界视野的，而中国的穆斯林在明朝闭关锁国后与外国失去联系，所以有了本土化倾向。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穆斯林表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国家归属感。中国内地的穆斯林汉化程度很高。正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中华文明也可以使中国的穆斯林在世俗的现代化的国家里和平生活。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刘仰同样认为，中国境内的穆斯林地区可以给全世界十几亿穆斯林树立一个榜样，树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榜样，核心就是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中国境内的穆斯林聚居区可以实现民族和谐，可以实现长期繁荣发展。他结合对新疆西藏的考察指出，目前我国的西部研究，很多还停留在少数民族的节日、服装、唱歌跳舞上，在历史、社会文化上研究不深入，谬误不少，在中国的伊斯兰教还没有形成中国榜样的宗教文化高地，国外的宗教影响日增。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程亚文教授认为，从全世界看，围绕民族问题、国家利益问题以及种族等问题，整个世界都在趋于保守化，充满不确定性。旧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已经崩溃，而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还有待建构。围绕“一带一路”，与各国建构共同的话语体系，才能做到文化交流互鉴。

亟待解决的薄弱环节

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和企业家对“民心相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指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薄弱环节。

一是人才匮乏。首先是语言交流人才的匮乏。马戎教授指出，沿线有六十多个国家，使用多种语言，但不管是外交部门还是企业、务工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人才很少。翻译大多数是使用英语、法语等过去殖民者的语言，和当地的精英可以沟通，但基层百姓未必都懂。平时在民间遇到问题，无法及时顺畅地进行沟通，这是很多企业、项目在外经营中受到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能用当地母语沟通，不仅容易拉近感情，也容易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其次是缺乏了解当地历史、制度、社会民情和劳动伦理的专业人才。在外企业不了解伊斯兰国家的国情，不了解基层的民情和民众的感受，只考虑怎么降低成本，怎么获得最大效益，按照我们传统的办事程序，跟政府把合同一签，以为就没事了，但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

人才匮乏的原因，主要是教育资源不足。例如印地语是印度两种官方语言之一，是最为通行的一种语言，覆盖的总人数仅次于汉语，是世界第二大语言。但现在只有少数学校开设印地语专业，全国每年招收学生不到100人，印度每年设立20个到印度学习印地语的奖学金名额，却只有7、8个人去。又如中亚国家、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等29个国家，使用语言方言近千种，其中官方语言和国语大概60余种，只有很少大学开设这些语言专业，招生规模也很小，其中18种语言根本没有开设专业。

二是对沿线国家的研究不足。马戎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对外研究注重对少数发达国家和大国，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少，资料旧，专业研究人员少，缺少相关学科的专业训练；研究成果少，缺乏专业深度，很少到各国进行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专题零散不系统，缺乏对相关各国的人口、经济、社会、政府行政体制、社会结构、新闻传播、政党民间组织、外交政策、语言政策、宗教、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系统的专题研究。

三是我国对外机构和企业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发展的客观需要。对外机构、驻外企业和派驻员工需要和当地社会民众之间建立经常性的日常交往和良性互动，否则尽管双方都有友好交往的愿望，但因缺乏经常性的沟通容易导致误解，甚至造成工作的失误和损失。

四是在在体制和政策上对民心相通工作不够重视。和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走出去”的实施力度不够，而且束手束脚。一些政策、规划，目标往往和实际能力、支持条件相脱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过于偏重经济建设，轻视文化领域的相关工作。

五是现有文化传播方式不适应“一带一路”的新需求。汪晖指出，目前孔子学院已经分布得很广了，也花了不少钱，按说这个机构应该能够利用合作者的资源，团结当地的学者，并与国内的学术界建立联系形成网络，但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太少，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很难找到很好的合作学者。

对加强“民心相通”工作的政策建议

学者们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战略，而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系统工程，因而必须把促进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国家主导、企业为重、各界参与、持之以恒，才能获得成效。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要把“民心相通”当做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构建，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推进此项工作。要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专项规划，拨付专项资金，培养专门人才，夯实工作的基础。

第二，加强对外交人员、海外企业人员的培训。建议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现有队伍存在的问题，应对驻外人员加强培训，要能够在所在国发挥好作用，及时了解各界动态，能够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情做出预测；要系统和全面研究和了解派驻国的历史与现状的各个方面，成为所在国相关专题的专家。

第三，要加强语言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加强对小语种专业人员的培养。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钥匙是语言。课程设置应该改革，可以复合式地学习沿线几个国家的语言，比如学一些英语，也学一点泰语，一点缅甸语，如果与沿线国家联合起来编写融合各国文化的教材效果会更好。文化走出去要有载体，中国设计的一些教育装备很受东南亚国家欢迎，教育装备出去的时候，文化教材、教法一块就出去了。

第四，建议国家大力支持对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的研究。要补上目前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的短板。要全盘考虑我国高校和研究院所的整体布局和队伍建设，鼓励研究人员前往相关国家开展实地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信息，不断积累对各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认识，补充基础资料，打好研究基础，为我国重大的外交决策和在相关国家实施的重大项目提供更好的服务。除了发展我们自己的研究队伍，还可以聘用国外的学者，或多举办些多边双边的共同活动。

第五，发挥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着力培养青年人才。欧美国家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第三世界非常活跃，日本的很多志愿者也渗透世界各地。而我国的民间社团很少走出国门。我们推动“一带一路”，既要有经济力量的推动，也要有理念的推动。我们需要有建构、传播共同价值理念的自觉，也需要更多更具代表性的发声源来传播我们的理念。

第六，设立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的“文化精英培养系列工程”。对沿线国家的青年提供来华留学便利，设置专门课程，定期举办丝绸之路各种文明的论坛和对话会，鼓励中外学者对话，将研究成果出版传播。鼓励和资助中国学者、学生去“一带一路”国家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活动。

第七，建构一带一路国家自己的话语体系，创立有影响力的舆论平台。中国在反恐问题和区域发展等问题上，要发展自己的叙述，而不是简单挪用欧美的叙述，使得我们能够和亚非拉国家建立不同的对话关系。可以利用现有的学术机构和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与当地合作编写关于在地的教材，逐渐脱离旧的殖民主义话语、冷战话语的知识架构。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拓展在当地的中国研究机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这就是用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了整个国际制度的建设。我们要学会用现在的语言体系来积极开展我们文化价值的传播。

第八，要发挥企业传播中国文化的骨干作用。“走出去”的企业要做好中国的形象品牌的塑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覆盖了全球75%以上的国家，在非洲达到85%以上。我们在非洲50多个国家有将2500多企业在投资，这些企业与当地社会的接触非常广泛，所在国的人民也是通过我们的企业来了解中国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讲，企业是“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主体。所以要告诉我们的企业如何更好地与媒体打交道，与各地各种的社会力量打交道。

第九，建议设立“丝路文化交流发展基金会”。专门为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基础性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学者们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看起来是软指标，实际上是宏谋远略，是能否建成“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我们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而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编辑 碣石）

精准扶贫作为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实施扶贫攻坚的新战略，已经成为国家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要措施，是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步骤。从2013年国家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诸多进展，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应积极采取相应对策。

精准扶贫中的几点问题

“扶贫资金蓄水池”有利有弊

当前，从省市到县乡的领导普遍认为，最近几年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较大，但在2020年后，贫困县全部摘帽，扶贫资金会相应减少，而贫困人口却仍然存在。所以，大家形成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就是如何建立“扶贫资金蓄水池”，使其在2020年以后，仍然有存留的扶贫资金用以应对前一期遗留或新增的贫困人口。较常见的做法是将扶贫资金入股或借贷给当地较有实力的农业企业（或有关系的企业），再约定企业每年给贫困户分红，这种模式一般被称为“扶贫资金入股分红”。但这种建立扶贫资金蓄水池的做法有正反两种作用：一方面使扶贫资金资本化、永续利用，而不是一次分光吃光；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涉嫌违规操作，增加资金监管难度，很多扶贫资金入股或借贷的企业背后都有很强的政商色彩，有一些企业主还拿着绿卡做扶贫，扶贫资金使用的正当性和风险性较大。

精准扶贫要“瞄得准”、“打得准”

虽然扶贫时政府在精准识别上花了大力气，运用建档立卡的形式完成了贫困人口的瞄准工作，但实践中却存在“瞄得准”，“打不准”的情况。

中央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了“五个一批”工程①，其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发展生产方面，政府虽然也要帮助小农户从事生产，但更乐意于扶持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在对农业企业的调研中，虽然政府在投资时附加了让农业企业优先雇佣贫困户的条件，但在现实的雇佣行为中，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优质劳动力而非贫困户。贫困户多半是老弱病残，现代农业企业天然排斥残值劳动力，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

在产业扶贫上，多数贫困户能够得到的实惠是“扶贫资金入股分红”或“土地入股分红”。整体来看，扶贫资金的带动率不超过十万分之三，并按扶贫资金总量的5%给予贫困资金入股分红，也就是产业精准扶贫投入1万元可带动0.3户脱贫，户均年增收1600元。加上政府贴息，企业使用扶贫资金的真实成本接近于零。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主要意图是发展农业企业、带动区域经济，但从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上看，精准产业扶贫得到实惠更多的是企业而非贫困户。大量产业扶贫资金注入企业，增加企业现金流，降低融资成本，但对于农户而言，其获利却非常微薄。

易地扶贫搬迁存在隐患

在“五个一批”中，易地扶贫搬迁的投入非常大。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搬迁人口近1000万人、总投资约9463亿元。有的地方看到扶贫搬迁的巨大投入，便将搬迁作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些无需搬迁的地方也在迫使农户搬迁，而有时这些搬迁就是劳民伤财，并造成严重的社会、生态影响。

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将产业扶贫与扶贫搬迁打包在一起，采用“园区+社区+贫困户”的方式。以陕西省某县为例，该县一面扶贫农业企业，建立生产基地；一面在园区附近建移民安置房，由企业主承包安置小区建设，然后再安排部分贫困户在工厂打工或就业。从短期来看，农户可以通过务工和土地流转的收入而实现脱贫，使基层政府完成当年的脱贫任务。

但从长期看，这种方式却存在三大隐患：一是扶贫搬迁加重了扶贫户和普通农户的负担。一般来说，住房和配套设施的户均成本为20万元，但政府只承担其中的60%-70%，其余的要由农户自己负担，贫困户的政府补贴会高一些，但也要自己支付几万元。好多农户正是因为“被上楼”而变成了贫困户或更贫困的贫困户。二是造成新房与土地的两难取舍。原本农户分散地居住在山上，可以耕种自家土地，但由于“被搬迁”到了新居，使得他们回山上种地的难度和成本加大。所以，部分农户要么不住新房回旧屋，使得新社区变成“鬼屋”；要么使家里的土地撂荒。很多人认为山区不宜耕种，殊不知“山有多大、地有多多”，使人口搬出山区势必对于粮食生产造成影响；同时，由于人们离开山林，还会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加大火灾等安全隐患。秦巴山区近年来野猪肆意，就是由于人们渐渐离开山区，而野猪对于农作物的毁坏性极大，常常一个晚上就糟蹋掉十几亩庄稼。人类与动物的动态平衡随着山区搬迁而有了很大改变。三是强制搬迁与强制拆旧屋激化干群矛盾。无论是搬出老屋还是搬回老屋，农户都不愿意拆老屋。但建安置小区采用的是增减挂钩指标，节余指标可以在省域内流转，带来了政府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扶贫搬迁的重要激励，所以农户与地方干部在搬与不搬、拆与不拆的问题上极易出现分歧和矛盾。

扶贫手段行政干预将违背经济规律

扶贫工作是政府主导的大型开发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贫困地区的生产和发展积极性，但这种行政命令的方法极易因违背市场规律而事与愿违。纵观各地的扶贫手段，主要是发动贫困户搞特色种植和养殖，现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猕猴桃、葡萄、大枣、核桃，虽然某一时期可以增收，但却容易造成区域性的农产品过剩。在农户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政府号召的，谁干谁吃亏”，原因就是政府号召和进行补贴以后，扭曲了价格信号，使得农户一窝蜂地从事某行业而造成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这种盲目指挥，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在扶贫工作中普遍存在，各地政府在面对扶贫压力和任务时，很容易走短平快的捷径。

此外，各县乡村为了完成脱贫任务不顾实际制定脱贫期限，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赶脱贫进度，给还没有脱贫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摘帽，这样就切断了这类贫困户获得帮扶的渠道。这些贫困户原来可以在这一轮扶贫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和保障，却由于地方政府要进度而“被增收”和“被脱贫”。这反映了现期的扶贫工作存在脱离实际的情况，扶贫工作是否实事求是，既尊重经济规律又符合群众意愿，是扶贫攻坚成败的关键所在。

相应的对策建议

增强扶贫资金项目的透明度，引入扶贫资金使用效果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切块到县，由县级按照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和相关要求，在项目库中自选扶贫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行项目管理。这样的资金使用方式使得资金在操作层面很少违规。所以，若要加大资金的监管力度，就一定要从扶贫项目审议和使用层面进行评估，而这样的监督与评估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以增强评估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避免地方政府自说自话、缺少真正监督。第三方评估机构可以重点参与到扶贫资金去向审议和扶贫搬迁可行性论证等方面。

突出贫困户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性，引入贫困户评价维度

目前，几乎所有的扶贫开发计划和扶贫项目都由政府主导，贫困户基本是被动适应，贫困户在扶贫项目确立和实施中缺少主体性地位。地方政府普遍不信任贫困户。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本轮扶贫多少存在全能政府、弱势社会和失声贫困户的不平衡格局。所以，扶贫项目要真正可持续、得到拥护和认同，就要以尊重群众意愿为前提，引入贫困户评价维度，使贫困户对扶贫项目的评价成为主体性评价，从而减少政府背离群众意愿的情况。

（编辑  迟晨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是时代向中国理论界提出的重要任务。

        由张宇所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出版）一书，是作者承担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的课题形成的成果。2016年12月6日，基金会邀请有关院所专家[1]，召开了对此书的评审研讨会，到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对构建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理论研究脉络和论述特点

　　这本著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做了总结，对其研究对象作了规定和理论体系的归纳。

　　作者梳理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学等学说，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开拓、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地位为分析起点，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集中指出了在学科框架下需要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

　　全书理论框架体系完整、逻辑一贯，论证严谨。它不是政治经济学已有观点的简单重复，而是系统叙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历程，也把有关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随着实践的发展形成的新理念，都容纳到教材中（如五大发展理念）。

    在分析中，坚持了尊重客观实践的科学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对一系列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具有理论高度的回答。全书包含了很多理论创新点，一些新的阐述令人耳目一新。

直面当代重大理论问题

作者对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系列迫切、敏感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正面进行分析，亮明观点，没有采取回避态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中有不少理论创新点，起到了“引领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起到的作用。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成熟定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模式，还只是概念？它是已经有扎实的内容或已经接近定型，还是在成长中？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少人倾向于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成熟，如果是这种认识，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又何来自信？作者明确提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已基本定型，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关于公有制

　　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本书认为，公有制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有四个方面：社会调节、经济民主、按劳分配和剩余共享。

　　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此一般的解释，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本书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从当代经济全球化这个特征来解释。同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澄清对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若干片面性的认识，列举了“国企腐败论、低效率论、不兼容论、垄断论、挤压论、退出论、丧失论”等错误论点，进行了逐一批判。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界多专注于说明二者的“兼容性”，但没有看到二者的对立性一面。书中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以人民为中心，但市场经济则强调利润最大化，两者必然存在对立和矛盾。公有制条件下需要等价交换、市场调节，这是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公有制要求有计划发展、共同富裕、共商共建共享等，与市场经济的“自发竞争”存在矛盾。所以，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调控市场经济，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关于“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的并存与竞争及发展趋势，本书认为：发展私营经济是必要的，但不能“无底线”发展私营经济，这肯定会导致资本主义；发展非公经济的底线是不能颠覆公有制经济。从现实的挑战看，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明显分化，贫富差距扩大，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私有制经济存在矛盾的实际情况。我们不但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还必须“把资本关进笼子”。资本的本性是增值，必然和社会主义相悖，所以对资本要有所节制。我们利用市场经济，但一定要有批判性的认识，把矛盾说清楚，不能回避。

    分配制度和贫富分化

　　中国的贫富分化有目共睹，这也是世界性问题。以往谈分配问题，往往滑到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比如库兹涅茨曲线，假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就可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而西方社会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理论不成立，他们也提不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国内不少学者主张“要用市场机制调节分配不平等问题”，事实上依靠市场只能让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作者对这个敏感问题不回避、不辩护，明确说明自己的认识，包括解决的途径和目标。理论如果没有针对性、脱离现实，就是自说自话。如果书里讲的多数问题都是读者关心的，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有价值。

　　“按要素贡献分配”和“要素价格论”的关系

　　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这两个概念往往被人混淆，甚至有人把要素价格论作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依据，造成极大混乱。很多经济学教科书都回避这个问题。“按要素贡献分配”概念写进了党的文件，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去解读和分析。如果滑到“要素价格论”，就等于在基本分配制度上出现了颠覆。本书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正面说明，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有人强调，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关系到如何认识“中等收入陷阱”和“怎么跨过陷阱”问题。一些人对此的答案，就是必须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就跨不过去。作者明确指出：走西方道路只能让你掉进陷阱，而不是跨过去；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跨过去。

　　国家调控和政府职责

　　西方经济学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不涉及国家性质，而且把政府和市场看作是对立的两极，政府的职能归结为“守夜人”，只管秩序和安全等公共职能，而经济全由市场承担。这样，公有制和国有经济都无法纳入这一分析框架。

　　这本书突破了“政府和市场对立”的观点，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出发探讨经济的调控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作为政权组织处理社会各阶层关系，维护基本制度和社会秩序。同时它又是经济基础的核心，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内部，行使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

　　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以国家的名义，代表社会行使管理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包括了经济管理职能，而非简单“弥补市场失灵”；引入市场机制也不等于把什么都交给市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至于国家经济管理的方式和程度是另外一个问题。应该从这样的高度看待我们的国家的性质和它的职能，而不能够局限于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书中认为，国家的经济职能除宏观调控外，还应包括结构调整、改善民生、主持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等内容。

    要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出发，重新审视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要把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调控体系，看作是以党的领为核心、政府的作用为依托、包括了法治体系和社会组织等在内的有机体系。

　　关于对外开放和全球化

　　这涉及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书中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的创见。要弄清楚对外开放的本质内涵。我们的开放，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下的开放，引进外资就是引进国外资本，而资本的本性就是增值，它会拼命跟你竞争。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引入国内，不能只看到正向效果。产业政策的问题导向，也要和开放与全球经济格局问题联系起来。

　　概念体系和话语权

　　比如“政府干预”这是西方的说法：因为市场失灵，所以要干预，而前提是政府和市场的对立。这就是一个概念运用的问题。用“国家调控”就避免了这样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过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比如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存在不少概念模糊之处。一旦理论体系缺少自己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只是借用西方经济学概念，就将失去话语权，被边缘化。作者非常注重厘清基本概念，这是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很好的起步。

学科的发展刚刚起步

　　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是有深厚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的。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处于深刻的危机中，反体制、反精英、反资本形成社会潮流。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些问题也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当前迫切需要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出现。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领域，西方经济学盛行，在研究和教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现象严重，这一局面目前仍还没有大的改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经济学理论和教育环境。社会主义不是自发的事业，它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有自觉的实践，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广大的学生、知识分子、党政干部急需正确的、贴近实际的理论工具。这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真正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要澄清种种混乱的思想，批驳新自由主义的惟西方、惟市场、亲资本，反社会主义思想，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占据主流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坚持贯彻运用马克思理论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如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要系统梳理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要认真加以整理分析，不能停留在原则上。

　　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中，国际上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今天的问题不是中国向世界开放，而是世界怎么适应中国的复兴与崛起。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改变现有格局，不能陷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　　

　　要进一步打破西方经济理论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判断和定位。我国的成功实践说明，市场和政府应该是有机结合，应坚持两点论、辩证法，而非西方惯用的“大市场小政府”定位。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滞后于实践发展的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前提下，理论家要结合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体察社会经济脉搏，努力从中总结提炼问题，坚持进行理论创新。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