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贤任能与官僚主义
如果说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奋斗目标是带领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成功的。其实，毛泽东的奋斗目标从来不停止在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看来，他1949年之后的全部努力，都是捍卫革命果实，捍卫人民民主。在建国后不久，他就发现，党和国家政权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倾向并出现腐败苗头，而这在他看来，是比外部敌人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放纵官僚主义蔓延，势必会使党和国家的干部变成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倒退到阶级分化和政权变质。这也就是毛泽东念兹在兹的“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防止党内走资派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都是在批判官僚主义。可以说，从建国后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一直都在努力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
但是，除了毛泽东和少数人，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从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过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又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生活条件好一点，工资高一点，子女享受一点特殊待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这就会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邪路？他们管理这个国家，也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不让他们这些有革命斗争经验、有能力的人管理，让谁管理国家？作为老革命、老同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天经地义的那些特权和权力，正是官僚主义的温床。这个逻辑向下延伸到基层工作部门的时候，就表现为基层干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后，很少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对群众缺乏说服教育，更多的时候是靠行政手段。
文革结束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经济在高速增长，社会在发展。经历过革命和文革双重锤炼的现代中国官僚科层体系，也表现出了远超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科层体系的效率，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的工作能力和效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强。
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长期受到质疑与批评，尤其国外势力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集权专制”，不够民主，容易滋生腐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应该是政治改革，在政治制度上要仿效欧美民主政治的模式。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问题，除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暴露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欧美的政治制度其实并不如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完美。而且，在美国推动之下经历了所谓“民主革命”的那些地区和国家，比如中东北非、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所谓的民主制度不仅没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在中东北非、乌克兰造成了国家分裂和持续的战乱，泰国通过军事政变才稳定住局势。也就是说，在这些经历了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反而成了“负资产”。即便是在欧美国家，随着危机爆发，工业空心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暴露出来，进而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超出一般人所意料的结果。正是本国工业衰退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导致了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冲击了欧美现有的政治结构。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因其在应对危机时的高效表现和在随后显示出来的政治稳定性，广受好评。甚至是一些原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模式表现出来的效率和稳定性，是值得欧美学习的。
中国干部选拔体系的优势
自2008年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官僚科层体系表现出来的成熟度。而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国内外都经常有人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即相对于欧美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的干部选拔是选贤任能，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政治历练，都远比欧美领导人要强得多。但也有些人提出疑问，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是否会演变为一个政治精英集团？
不能否认，这种说法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成立的。第一，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从基层工作开始起步，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练，才能进入省部级干部队伍，从而有机会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序列。相比之下，许多在民主选举模式下脱颖而出的领导人缺乏这种磨练和经验，因此常常显得经验不足，从而会做出一些缺乏政治远见的决策。第二，欧美选举模式下，看上去是竞争式选举，但实际上，选民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往往并不了解，只能从他们在竞选中的言辞和表现来做出判断，显然太过仓促，而这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过去，候选人的成败与他们所能动员的媒体宣传能力相关，而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利用新媒体则更容易迎合大众情绪化的或缺乏深思熟虑的诉求，民主政治则转化为缺乏责任感的、竞相抬高价码争取选票的民粹政治。而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表面看上去不够公开透明，缺乏竞争性，其实自身仍然存在高度的竞争性。这是一个金字塔体制，每向上一级，都要经过高强度的竞争，竞争者过往政绩和工作能力的表现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第三，虽然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经常被人指责，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官员腐败行径一旦被揭露出来，至少绝大部分都会得到相应的处理，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国家，这是比较难做到的。在中国，正是因为干部并不是通过欧美式的民主选举获得权力，因此他们不必去刻意讨好选民，但是他们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从而可以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寻找平衡，避免被短期内的民意压力所胁迫，做出一些缺乏长远考虑的决策。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不比欧美的政治模式差，反而比他们更有优势。按照他们的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干部选拔上的选贤任能。而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这种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模式，也就是儒家传统。且不说这种政治模式是否来自儒家的传统，即使真来自儒家传统，也并不能证明这种解释就真正有效。而且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挑战。
政党革命性的衰退造成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并非来自所谓的传统的选贤任能，而是来自中国革命。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依托于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又代表人民、领导人民。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血肉支持了革命的成功，革命同时也呼唤并赋予了人民政治主体的身份。因此，党代表人民和领导人民，并不需要完全通过选举来实现，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用复旦大学副教授白钢的话说，党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师生辩证法”。党要向人民学习，人民也要向党学习，但党向人民学习并不意味着党要完全听命于个别群众的意愿。党当然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但人民的声音本身可能是杂乱的，缺乏清晰而明确的主线。有些时候，人民的声音就像英国脱欧公投一样，许多人并不是真正支持脱欧，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因此，党应从杂乱无章的人民的声音中去辨识人民真正的诉求，而不必过分纠结于口头上做出承诺。
这种解释当然是基于一个前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其成员应当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有权领导人民的一个原因就是，先锋党能够带领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才最符合全人类的长期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党本身就意味着不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最后实现。虽然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处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但它的组织体系和运转模式仍然保留着革命党的特征。这当然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仍然保留着革命政权的特点，因此不必过分考虑自身在当下的代表性问题，尽管需要按照官僚科层体系的逻辑，政治问题的决定要遵从党内规章制度，但自身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空间，也就是通过党内政治斗争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自身不完全官僚化。
政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一个长期处于革命状态的政党来说，保持其理论活力和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凝聚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党是先锋队，具有革命性，作为官僚科层体系的国家机器才能保证其人民性。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语境下，原有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失去了解释现实和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使其日益变成一个儒家所说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国家机器层面，则表现为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官僚主义成为整个国家机器健康运转的重大威胁，进而造成国家机器本身的正当性资源的流失，因而必须重建一套对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叙述和解释。
新儒家按照他们理解的“中国模式”主张：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本身都是社会精英，职务晋升虽然并不通过欧美那样的民主选举，而是“选贤任能”。考虑到上述转变，这种主张存在重大缺陷。
官僚主义的自我循环体系
当新儒家津津乐道于“中国特色的精英政治的选贤任能模式”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官僚主义一旦出现，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内部自我循环的体系。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官僚科层体系的运转越来越按照官僚主义的逻辑运转。即使一些试图增强党的政治性、改变官僚主义风气的举措，本身也可能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近二十多年来，几乎每次领导层换届，新班子都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和加强党的政治素质的要求，进行整风学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还是按照官僚主义的套路，其结果就是走过场，没有起到纠正官僚主义风气的作用。
另一个方面是，官僚主义形成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内部循环体系。在所有人都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过分强调党的政治性、强调群众利益，就会被不作为的氛围排斥。这种人本来是党最需要的干部，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官僚体系的威胁。除了最高层领导人有权力讲政治之外，其他人只是在完成上级提出的工作任务。干部体系“去政治化”成为官僚科层体系的一个特征。第二，所有人都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很少顾及群众的感受和诉求，久而久之，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疏远甚至恶化，很难获得群众的信任。第三，在工作方式上，集体领导不等于无人领导、无人负责，特别是作为一把手的领导干部必须承担责任。但今天官僚科层体系内部常见的情况是，出了问题只要程序上没有明显差错，就无人负责；甚至推诿责任、争政绩形成风气。第四，在干部选拔问题上，因为竞争激烈，所以往往是那些平时做具体工作少、得罪人少的干部容易晋升，挫伤了积极有为的干部的积极性。更荒唐的是为少得罪人，出现按照年龄和资历排队的现象。
在新儒家的鼓吹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官僚科层体系集中了中国社会的精英。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存在着一种现象，那就是每隔十年，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因此，如果每十年视为一代人，每代人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今天被视为高效、工作能力出众的高级干部，大多数出生在1950年代或1960年代，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不少人都来自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通过计划分配进入体制内，从而有了基本的起点。他们成长的时期尚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能够获得更为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平民子女中的优秀分子也有大量的机会展露他们的才能。但在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父母一辈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通过教育资源分配更多地影响子女的成长道路。社会教育资源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出生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就越来越难以获得展露才华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40后、50后和60后干部的成长，主要的不是因为“选贤任能”传统，其更为基础的条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但在70后、80后身上，则更多的是因为资源占有的优势。
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所说的“选贤任能的体制优势”，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为当代中国的官僚科层制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们所谓的“选贤任能”政治体制，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与理论，即普遍平等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环境。而当这些人在之后的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之后，他们所领导和管理下的中国，如何让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平民家庭的子女也得到平等的机会？随着官僚科层体系的日益成熟，它本身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对体系之外的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会逐步下降，如何防止这一趋势，则是现代儒家没有回答的。
儒家复兴与阶层固化
经常有人以国外对儒家越来越重视来证明儒家的价值。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打个比喻，一个人穷的时候，他的祖先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尊重，当他发达了之后，重修祖坟，邻居们纷纷表示，他的祖先就不是一般人。这种恭维只是客套话，并不一定真正代表邻居的想法，正常人自然会一笑置之。但如果有人由此真的以为自己的成功确实是因为遥远的祖先就与众不同，则未免太把别人的客套话当真了。然而不幸的是，国内似乎真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认为。
“读经热”现象的背后
除了新儒家在思想界的声音越来越大，儒家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在社会上也呈稳步扩大之势。各种国学班和读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遍地开花，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白领数量庞大，消费能力强，但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精神上容易产生空虚的感觉，国学和读经为他们提供了宗教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一些年轻的白领父母对现代教育深感失望，于是转而求助于传统文化，希望子女早日成才。阅读经典自然是好事，应当支持和鼓励，但“读经”在近十年来的语境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经典，而是特指一些机构专门招收年幼的孩子背诵《千字文》、《三字经》、《孝经》及四书五经等等旧社会的蒙童读物。
2004年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零星的读经、祭孔活动，但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04年，读经现象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关注，随即引发了关于儒家复兴的大规模讨论。这场讨论并未形成任何结论和共识，但在客观上却为新儒家的主张和读经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宣传。许多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如果精神上感到空虚，可以通过读经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不少年轻的父母认为，读经对孩子将来为人处世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因此将孩子送到读经机构接受教育。事实上，正如一些媒体先后披露过的，此类机构大多数并没有取得国家的办学许可和资质，而且不少机构在读经的同时，还在恢复过时的封建礼仪，如要求孩子对长辈、老师等行三拜九叩大礼，甚至有些机构针对幼年的女童，按照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礼仪教育她们，给孩子灌输封建社会陈腐落后的伦理观念。此类机构见诸于媒体的，多数很快就被当地相关部门取缔，但在更多的地方，则仍然以所谓“民间读经”的形式存在，处于灰色地带。发展到今天，读经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牵涉到许多环节。某些地方的读经机构，读经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活动，一些年轻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读经，干脆不让孩子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只是让孩子在读经机构背诵那些所谓的经典。2016年，本身也参与新儒家活动的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公开批评了这种情况，他转发了一些父母在醒悟之后披露的读经活动的情况，让人感觉这简直就是一种邪教活动。孩子长期封闭读经，不与外界接触，不到学校接受现代正规教育，不仅在学习能力上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孩子，而且也无法与同龄的孩子交流，从而在社会交往能力上也落后于同龄孩子。但柯小刚的批评不仅未能引起国内新儒家的正视与反思，反而激发了一些国内人士对柯小刚进行人身攻击。
先富人群追求“精神贵族”
读经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根本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新儒家的提倡，而是社会变化使然。实际上，就在读经活动在社会上开始繁荣起来的同时，一些按照所谓“英国贵族”的标准和礼仪来教育孩子的机构也在国内悄然兴起。衣食足而知礼节，对许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多数仍然处于较低的“土豪”水平。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培育自己孩子具有贵族气质和内涵，从精神到物质，都成为“高人一等”的贵族。在大学里，各种形式的总裁班、国学班、EMBO也大行其道，成为热门行业，还有一些培训项目或与国外的交流项目干脆直接以培育未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为噱头。也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们不但丝毫没有像1980年代的宣传口号所说的那样，用自己的财富带动更多人走上致富之路，反而千方百计地固化自己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不仅他们自己要通过豪车、别墅和各种奢侈品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变成“贵族”，还要让他们的孩子在坐享他们积累的财富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与众不同、彻头彻尾的“贵族”。平等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遗产之一。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阶层固化日趋严重、阶层流动困难，但在人格上和内心里，先富起来的人们和普通民众仍然很难建立起制度化的有效区隔——等级制度。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拥有的那些赖以与普通人群区分开来的物质财富，只不过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有钱。真正让自己与大众区隔开来，自己有别人却很难同样拥有的东西就是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而这些必须通过教育、规训来获得。这也就是各种培训机构之所以能够日益繁荣的原因。总之，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建立起经济上、社会上的优越感之后，还要建立文化上的优越感，将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彻底固定下来。
贫富分化扩大导致社会等级固化风险
在这些现象背后，则是中国的贫富分化日趋扩大，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大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原来那种“一夜暴富”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纯粹依赖个人奋斗，已经很难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逐渐进入社会，他们在社会上立足也越来越依赖于父母和长辈的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制度上，高考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经扮演着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主要角色。但近些年来，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所谓的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在高考中的比例越来越高，高考的社会流动渠道功能也在逐步削弱。甚至在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高校，一度出现了农村和社会下层家庭的学生几乎绝迹的情况，以致国家不得不做出强制性规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这些学校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举例来说，内地许多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确实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让孩子能够上得起更好的学校。但如果父母同时在外打工，孩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大，这些孩子无论在学习上还是性格上，就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最终导致教育失败，后来只能步父母的后尘，再出去打工。而那些已经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积累的家庭，则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本积累，为子女找到更好的机会和出路。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还有农民工的子女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各方面的精英，也很难想象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子女未来会成为社会下层。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在代际之间的继承会越来越明显，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社会财富少数人集中、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就难以遏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等级的形成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贫富阶级的存在是常态。但要再次强调曹锦清的话，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中国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平等。这就意味着，即使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在制度上仍然不能把社会等级分化坐实，形成公开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仍然必须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工，在基本的权利上也必须平等。在今天的世界上，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承认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国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完全打破了社会等级，不仅在权利上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努力让人们在能力上、机会上更加平等，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平等。也就是说，在经过革命胜利之后，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不仅要体现在权利上和程序上，而且应当是实质上的平等。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等级分化和阶层固化，就会形成较大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印度乞丐笑眯眯”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绝不会出现。任何将社会等级固化和制度化的企图，都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
在历史上，儒家是更加讲究秩序的，而这种秩序往往与一定的等级秩序相关联。可以说，儒家在今天的复兴，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等级分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正是因为社会等级分化在经济上和财富分配上已经成为事实，才需要在文化上加以论证和辅助，也为儒家复兴提供了机遇。而且，除了读经这样明显的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的事实之外，今天的新儒家们还在许多方面依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而存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端”国学班，很多都是在为先富起来的人群在文化上进行包装和加持。而对普通中下层老百姓来说，对儒家复兴的需求就显得没有那么紧迫。
因此，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必须做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决断，如果复兴儒家必须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牺牲平等，儒家将会作何选择？大致来说，对那些更重视在形式上复兴儒家的新儒家们来说，复兴儒家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牺牲。更何况，在他们看来，“礼崩乐坏”正是因为中国革命过分追求平等导致的结果，那么在今天当然应该恢复一定程度上的等级，对复兴儒家来说，就是必要的。而对另一些更重视儒家精神的复兴，主张儒家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大概会认为，如果是这样，宁可选择让儒家妥协，也应该承认平等在今天的中国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等级分化既是儒家复兴的机遇，但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即儒家有可能变成今天中国恢复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帮闲。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