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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面对双重挤压的中国装备工业
原文刊登于 《经济导刊》2015年5月号

2012年以来,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行,工业增速也从多年保持的两位数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增长,形势渐趋严峻:生产增速下行,企业效益下滑,市场环境趋紧,转型升级任务繁重。从长远看,装备工业做强任务艰巨,建设制造强国任重道远。大国重器——中国装备工业的发展瓶颈究竟在何处?

一问中国装备工业:战略性产业、支柱性产业,装备工业的重要性体现在哪?

当年毛泽东主席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必须起步发展装备工业。前不久习近平主席说“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中国的装备工业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产业,并给予政策支持。

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的脊梁。2014年5月,习主席在参观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说:“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他特别指出,装备制造业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我们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

国家对本国装备制造业的关注和支持,在2006年以来发布的各种规划和决定中得以体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被确定为中国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其规模在装备制造业中占比进一步提高到25%,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2011年3月16日发布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在制造业方面明确提出了“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的目标。

2015年3月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呼吁最多的仍然是需要得到国家的关注与政策的扶持。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不到位。

由于目前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国内装备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越来越严峻。中国的装备市场是跨国公司必争之地,以低价格换市场是他们争夺中国市场的手段之一,这种不计成本的低价竞争,使国内很多装备企业难以支撑。工资水平上涨,国企税负过高,导致装备制造领域很多企业(包括国家重点企业)面临经营危机。特别是前些年,一些企业受市场鼓舞而进行大规模投资扩张,在快速变冷的环境中已陷入生存危机(已有一些重量级企业被迫退市),而抢得转型“先手”的重要企业则保持了继续发展态势。企业的分化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装备制造企业,是否应该实行支持政策,就尖锐地摆到我们面前。

“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支持装备工业,实际上有些政策难以落地,传导不到企业。”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一针见血。

“装备工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些因素均要求国家针对装备制造业要给予政策倾斜。”秦川机床集团董事长龙兴元指出,“我们希望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行政环境;加大税收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减少企业运营成本。”

近年来,我国装备企业在家门口内与跨国公司争夺市场,但是在重大招标中,我们却常常在报价中败下阵来,问题出在何处?“当前我们执行的招标法有问题,最底价中标方式隐患巨大,而且对研发投入大,产品质量优的企业不公平。”杭州前进齿轮集团董事长茅建荣对现行的采购招标制度颇有微词。杭齿是中等规模企业,而重型零部件的研发涉及基础型研究,投入大,见效慢。有些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不设门槛,大小企业都可以来竞标。“最低价中标的后患会给我们的建设项目,比如核电、大乙烯,煤化工、输变电及发电等大型工程项目,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国家能源局副司长黄鹂也对此问题发表了看法。最低价中标,一时可以降低用户的初始投资成本,但竞标方的恶性竞争,将导致过分压低制造厂商的收益,甚至迫使制造方在材料及工艺等环节降低标准,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从根本看,造成了行业的不健康发展。特别是重大装置事关生产安全、环保、寿命和可维护性(包括技术的可获得性与安全性),要求厂商有相当的资质和条件。还不是简单的购置成本问题,更不能以单一的当期财务指标作为评价和监管的标准。

“最低价中标的后果带来的是产品质量的下降;廉价低成本的设备使客户运营成本上升;制造企业疲于应付成本下降,没法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有专家尖锐指出,“最低价中标,本身是招标人员的不作为。”

“我们更应借鉴国外通行做法,着手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加强政府采购的监管,为‘国货国用’提供保障。”沈鼓集团董事长苏永强指出。在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目前在国际上仍广泛施行。由于政府采购规模巨大,利用政府采购推动本国科技创新和重大产业发展,是各国的普遍做法。

据了解,美国有《购买美国货法》,奥巴马就要求政府采购美国货。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购买中国货法》,现在是否已经出现立法的时间窗口?

二问中国装备工业: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企业的主体地位在哪?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是市场主体。企业兴则经济兴。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政府责无旁贷。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为企业松绑。”但由于政策执行中的扭曲,尤其是在处理政府、市场和企业关系上,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同时存在,企业的主体地位被层层削弱。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哪些该有所为,哪些该有所不为?”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提问。看似是改革中多年要解决的老问题,但是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中却一直摆不平,他深有感触:“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越强大,企业活力越弱,政府越弱,企业活力越强。”

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指出,“深化改革和激发企业的活力,是个老话题,但是现在提更有现实意义。什么叫改革?我的体会是,当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不适应的时候,这就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促进企业的活力。坦率地说,现在国有企业作为体制内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现阶段仍然很严重。”

“体制上的障碍造成的机制束缚,机制不活,企业肯定就没有活力。”任沁新一语中的。

不容回避的是,现在国有企业依然是由各级国资委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管理:管人、管事、管资产。——“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等等,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几乎现在国有企业在自主权上是越来越小。”“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增加企业的活力。”这几乎成为企业老总的共识。

“应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回归企业本质的属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及社会舆论的关心,近10年国有企业的有关管理部门加强了对各级国企的监管力度,包括领导层薪酬、资产运营和重大事项报批等制度的建设。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国有经济这个系统中,如何正确处理行业监管和给企业经营投资自主权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分寸,仍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中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装备工业的管理体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一些在各个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较早从工业部下放,在市场竞争中经过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目前已成长并具备核心竞争力。这些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中各环节不可或缺的“战略要点”,当然也是国际同行瞄准的竞争对手。要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进行分类管理。正如济二机床董事长张志刚所说:“在我们国家现有情况下,对企业的要求和管理一定要区分是竞争性企业还是垄断性企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切忌一刀切。”中国一重作为我们中国工业链条当中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企业,在共和国工业史上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重董事长吴生富强调要根据国企不同情况采取不同考核方法和标准:“我们在底下说,咱们政府初衷是好的,但老想开一副药方把所有的病都治了,天下哪有这样的药方,它若能治好一部分企业,也一定能药死一部分企业。”这道出了当前政府管理企业的症结所在。

如何准确定位装备工业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其在中国经济中的脊梁和命脉作用,如何拉动其突破困境,这是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三问中国装备工业:低端混战、高端失守,产能到底过剩在哪?

“有规模、缺实力,有数量、缺巨人,有速度、缺效益,有体系、缺原创,有单机、缺成套,有出口、缺档次。”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蔡惟慈用这“六有六缺”概括了我国装备制造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也形象地说明了我们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低端的过剩,而高端的产品还远远不足。

蔡惟慈指出,当前装备工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需求不足,就机械工业的总体而言,需求绝对量仍然是在增长的,需求不足主要体现在和高速增长期相比较,这两年增长的幅度下降。

“多年以来尤其是前10年,机械工业一直在高投资的轨道上,一年的投资差不多4万亿,几乎两年就可以再造一个现有的机械工业的规模,这样一种能力的扩张确实不可持续,产大于销、供大于求的矛盾问题远高于其他部门。”蔡惟慈说。

“装备工业本身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是为基础建设服务的,其增长基本反应我们国家经济建设、重点工程开工的大致情况。目前下滑预示着我们很多产业已经到了一个峰值,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总工程师隋永滨也持相同观点,并且表示对未来的困难要有充分思想准备。“无论是国内,或者是国际,市场需求将会深度下滑,这是在两三年内很难逆转的。”任沁新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在产大于需的背景下,产生了恶性“价格大战”,导致了企业的效益下降。装备工业去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4%,但是利润只增长0.16%;而在过去若干年里,装备工业全行业一直是利润增长速度高于主营业务增长速度,可见形势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逆转。

面对大规模高速工业化时期的需求爆发性增长期的结束,我们的装备工业该如何适应新常态下调整升级?

“化解需求不足的矛盾,首先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否则解不开这个扣。”蔡惟慈进一步说,“我们要把对需求不足的思考更多的放到关注如何解决恶性竞争所导致的行业的效率非正常下滑的方面。”低价倾销带来的危害可以说是后患无穷,弄不好要毁了整个制造业。

“要鼓励缺乏生存能力的企业从落后的产能和过剩的竞争中退出。退出很痛苦,但没有企业退出,这个市场做不好。”蔡惟慈建议,“要使我们的供求关系恢复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供应能力要略大于需求,而不是远大于需求,有竞争但不能过度竞争。否则结构调整非常难进行下去。”

从行业数据中可知,我国制造业在低端领域中小企业数量最多,很多属于缺乏细分竞争优势的一般性企业。这一现象已存在多年,经济下行时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化解过剩产能,要鼓励不适应或不强壮的企业有序退出。“不要指望所有的企业都救活,如果各级政府的措施是救活本地所有企业的话,会更加加剧现在的严峻形势。”张志刚说。要使优胜汰劣成为现实,否则无法减少严重过剩的产能,机械工业永远无法走出这个困境。

破产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作为。制造业是强者生存的世界,需要的是生机与活力。装备工业是一个有着广阔上升空间的领域,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攀登,正逢其时。对于一些企业来讲,退出竞争过于激烈的领域、另辟蹊径,也许能找到新的蓝海,创造和培育新的市场。就全行业来说,让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实行协同或整合,千方百计地提升竞争力,在创新升级的过程中成为赢家。

四问中国装备工业:我们走出去、外资闯进来,市场到底在哪?

“走出去”似乎是时下装备工业最为热门的一个词,无论是新闻发布还是论坛交流,“你们产品出口了吗?”总是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看到的是——在刚刚举办的国际机床展CIMT2015上,展台最大的是德玛吉森精机公司,记者问其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德方人员回答非常干脆:“中国市场太大了!”面对如此大的国内市场,面对外商不断地兵临城下,我们该如何应对。

新年伊始,国务院即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动我国装备“走出去”工作。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这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选择,也是提升地区间合作层次、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与有效利用的必然选择。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之下,大力倡导中国装备“走出去”是很必要的。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增量”,一大批骨干企业制造设备、工艺先进,技术能力大幅提高,需要通过“走出去”来找到新的市场和突破口;国际上,很多国家需要中国相对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支持,需要中国装备的输入。这无疑给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走出去”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和战略契机。

但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国内庞大的投资品市场潜力:

——“中国是世界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占世界30%份额。”

——“从2002年到2014年,我国连续13年成为全球的第一大消费国。”

——“核电在建机组26台,规模2800万千瓦,占世界在建核电站四成以上,也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在建规模最大国。”

背靠这些“世界第一”,我们清楚看到,中国装备工业的市场潜力其实就在眼前。

在我们大力“走出去”的同时,跨国公司早已毫不留情地“闯进来”。西门子、GE、卡特彼勒、德玛吉等国际巨头无一不把中国看做全球最大市场。

“我们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谈装备走出去,李克强总理亲自为中国装备走出去‘站台’,显然这一国家战略非常重要。但是同时在国内市场上,大力推进装备国产化,逐渐以自主创新产品替代进口是我们发展民族工业的目标,这也是两条腿当中另一条非常重要的腿。”专家议论道,“走出去与留得住,对我们国内的装备制造企业都是考验。走出去,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是要真本事;留得住,守住我们自己的一方水土,需有大智慧”。

为落实2014年[国发]28号文中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精神,东三省启动了多个建设项目,有机场,有港口,有核电,有工业项目等等。投资规模很大,涉及装备采购应有几百亿。政府相关部门是否有考虑,除了走出去之外,留得住也是我们的任务。“如果市长、区长纷纷带着队到国外去考察,争相购买国外设备,那么真是愧对我们东北三省这么强大的制造业。”“面对目前一方面产能过剩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又在花巨款进口高端装备的现实,我们如何通过国家的政策,通过政府强力的引导,把国内装备市场把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隋永滨指出。

五问中国装备工业:国产化首台(套)在用与不用间的挣扎,敢“吃螃蟹”的人在哪?

重大技术装备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具有新技术密集、系统成套复杂、附加值高、带动性大等突出特点,是衡量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高技术壁垒面前,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的诞生,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实现高端突破的标志。然而,即使有国家政策的鼓励,这些高端产品走向市场的道路依然困难重重,国资背景的用户不愿用首台(套)是公认的“老大难”问题。

重大技术装备是制造业的脊梁,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最近表示,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重大技术装备,解决首台(套)应用的机制问题。

但不容回避的是,用进口的还是用国产的,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始终伴随争议。

早在1983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技术要更新、要赶超世界先进,有以下几条路可走:一是进口外国的机器、电子设备和其他高科技产品,这个方法很简单,但不保险;二是走国产化的道路,这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但是是可行的;三是搞技术改造,这很困难;最后一条路就是闭门造车,完全靠自己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这在实践上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同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国发[1983]110号文件)指出,“在依靠我们自己技术力量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合作设计、合作制造若干套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装备,力争在前十年内把这些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才能为后十年的经济振兴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使四个现代化立于不败之地”

30多年来,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在前沿领域还存在空白,高端领域明显落后,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等。这其中,首台套应用难是制约瓶颈。

本国装备制造企业“替代进口”的首台套产品,由于之前没有运行业绩,即使通过了技术性能检测和试运行,但它的可靠性和各项技术指标,在没有进入实际生产的考验之前,由于没有以往的销售业绩,毕竟用户不托底;国产新设备也难免和外国成熟产品有差距,必须在长期生产运行中不断改进完善。这是国家自主的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成熟必须经历的过程。这当然要求国内用户给设备制造厂商以支持,甚至承担一定的风险。当然风险损失不能仅由使用方企业独自承受,国家有责任给以政策的支持。

目前我国工业领域的用户,在对待国产重大装备的采购问题上,决策者对使用首台套顾虑较多,担心设计制造达不到技术要求,影响正常生产,受到责任追究;二是招投标中存在歧视性条款和“潜规则”现象,致使国产首台套装备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客观说,我国一直存在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用户不敢、不愿用首台套已是公认的“老大难”问题。如何用投资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认识。

提倡和鼓励自主创新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先进和保护落后。在装备制造领域,多数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来自学习消化外国技术并集成创新,它们必然要与国外公司在国内市场开展公平竞争。但是,对国外装备的过度进口(其中很多是国内企业完全可以制造的产品),和人们长期形成的“国货不如洋货”的传统观念,客观上造成自主创新技术在推广应用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如果自主化技术装备得不到广泛应用,自主创新企业的积极性将会极大受挫,创新驱动将难以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将成为一句空话。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