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化实践是要将私有化控制在一场可以规制的范围内。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21世纪资本论》，一书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称赞为“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 。其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也因其书在世界上声名鹊起。皮凯蒂受本刊邀请，带其新书参加了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等于11月14日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进行了学术演讲，并接受了本刊组织的与部分学者和媒体的专访，给中国学界一个近距离了解其学术思想及其著作内容的机会。
中国学者和部分媒体主要围绕皮凯蒂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进行了提问，虽然在此书中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数据和结论大多是围绕发达国家的，但是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同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发展中国模式很重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李玲教授针对皮凯蒂在书中所讲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段时间，欧洲地区的资本因战争的破坏，因而劳动收入和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提出了她的见解，她认为这也有社会主义的推动因素在内。
皮凯蒂认为，李玲教授所指的来自前苏联等社会主义体系的竞争促使西方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他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认识到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存在威胁到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很重要。西方国家政府之所以建立福利制度、累进制税收系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1914年之前，法国政府并不想采取累进制税收政策，俄国革命之后，来自外部政治制度的威胁取代了法国的国内矛盾，采取累进制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更好地应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
皮凯蒂表示，现在已经不存在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是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件好事。中国将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有益的补充。他认为中国模式很有意思，比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功。有时候西方人士会质疑，中国现在是否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他们认为中国几乎要转向与俄罗斯相似的私有化发展方向。皮凯蒂认为，贫富之间的差距未来在中国发展中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中国并不想成为第二个前苏联。中国现在的模式适合自身的发展，但是仍然有些风险，似乎在向与私有化类似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税务系统，进行更多的金融转移，中国已在全球参与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李玲教授对此很赞同。她说：“20世纪社会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体系学到了很多好的制度，例如，前苏联的福利制度是很完善的，二战之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借鉴其经验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制度。”
依靠什么方法可以把资本关进笼子
在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开始兴起，更加强调外向型发展模式、更加强调经济的私有化。正如皮凯蒂所说，在70年代，公共福利开始下降，而私人财产开始上升，而这只是在重复过去的轨迹。李玲说：“如果遵循这些思路，就会对中国更有信心，也许在21世纪，中国可以挽救资本主义，但是很不幸，中国现在对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政策更加关注，坚定地相信的‘市场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李玲问：“如何才能将资本关进笼子，依靠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否依靠账户转移？”皮凯蒂答：“我认为账户转移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果中国能公开每年的税收具体情况，将会对此非常有帮助，从人们每年的所得税标准和税收变化的情况，可以获得更多财富转移的信息。”他认为，中国需要建立更加广泛的税收体系，向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征税将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中国正在寻求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在社会系统内部保持平衡非常重要，在税收系统中保持收入税和财产税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私人财富在中国增长很快，这是好事，但是需要注意保持平衡，不能向劳动性收入索取一切，只对劳动性收入比如工资收入之类征税，必须向拥有更多财产的人征税。在中国，如果向那些来自农村或者低收入家庭的人征收财产性收入可能会很困难。我认为，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会对国民账户发生转移很有帮助。但是我认为光有税收制度是不够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也很重要，在21世纪，更多的人能接受优质教育对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北京就有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
寻找更多的研究经济学的路径
李玲教授再问皮凯蒂：“你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教授，美国有很多人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大部分都是在研究微观经济，很多人只是遵循传统的研究方法，专注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你是一个例外，你是如何做到的？”皮凯蒂说：“我回到巴黎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在MIT的时候，他们的研究系统不能让我完全认同，法国经济学的传统与其不同，更多关注于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内容，以及经典的经济研究思想。我回到法国的原因是，我希望研究能更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如果要解释经济现象，需要搜集更多的历史数据和经济数据，看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现状，然后才能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数学确实非常有用，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数学经济模型。我认为对于经济学，简单的数学方法就足够了。关键是应当寻找更多研究经济学的路径，增加更多社会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的成分，不能单纯的教授经济学理论。数学有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为了了解经济学，不得不运用数学的方式，难点在于平衡。为了分辨哪种方式有用，研究者需要去了解数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并不能只看数学模型。我想未来这方面教育会得到改善。”
“你的书中提到了新的信息技术，大数据将会改变世界，你认为大数据将会如何改变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李玲问道。“我想对于新一代的经济学研究者来说，单纯依靠数学模型来进行理论研究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应该推动经济学者去寻找更多的数据，从而发现更多的研究路径。现在可以利用的数据越来越多，研究者需要不断验证自己的理论，但是过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将会使一些经济理论研究更加难以理解。”皮凯蒂说。
李玲教授对这个问题阐释了她的想法：“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和努力，因为缺乏大规模的数据支持，无法更好地进行社会资源分配和经济管理。现在有了大数据的支持，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新型的经济模式，这可以被称为‘计算社会主义’。”皮凯蒂对此回应道：“即使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动也是非常复杂的，处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的经济活动差别很大，如果运用数据进行管理和分配，可能只是一种方式，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可能有更多的人有效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从未有过的组织经济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会找到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其为新形式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将是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财富的配置。”
皮凯蒂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
青年学者齐昊博士对皮凯蒂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过评述文章《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文章中指出，皮凯蒂在研究不平等问题上，通过整理收入退税和财产税的数据来取得收入和财产的微观数据，这就突破了以往关于收入和财产分配数据通常来自抽样调查的途径，而这种方式会让富人钻空子，瞒报收入和财产，最富裕阶层在调查样本中代表性不足，结果会低估不平等的程度。
掌握了数据，说话就有分量。皮凯蒂利用税收数据克服了研究缺陷，并把最富裕的阶层从幕后推到了台前。齐昊认为，皮凯蒂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仅从表现资本主义历史上不平等的演变，该书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具有巨大贡献。
齐昊认为，皮凯蒂以事实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流行观点，事实并非像库兹涅兹所认为的那样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好转。但是如果我们不同意这是自然的变化，那么如何改变不平等现象？齐昊就这个问题与皮凯蒂进行了交流。他说，在上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国家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水准的税收体系，现在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抗争因素或政治表现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象？皮凯蒂表示，这是很难简短回答清楚的问题。但他认为历史可以找到他自身的出路。有时候我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自身准备如何迎接变革，欧洲对未来的发展并没有确定的认知，但是从机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等方面做好准备的方式。皮凯蒂说，他不那么悲观的原因之一，就是新的科学技术可以用来帮助形成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但是向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发展，不确定性很高。
齐昊提出，皮凯蒂的书用事实纠正了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若干错误。例如，从新古典理论来看，不平等问题实际上从属效率问题，而凡是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有效率的，凡是有效率导致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说到不平等问题，新古典理论言必称技术变革、技能需求变化和全球化，理由是这些因素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资差异增大。新古典理论造成了两个“忽视”，一是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视工资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焦点。
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
中国同样面临严重而不平等问题。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财富有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财产。对比皮凯蒂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财产的不平等高于英国和法国，已和美国不相上下。中国正处于改革的转型期应如何去做？
皮凯蒂说，现在前苏联解体了，而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转型中也会面临风险。他强调，“一定要将私有化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例如税收、账户转移等措施，让私有化比例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他说，在当天早餐会上，他和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讨论，中国国有企业国有成分要降到什么程度？私有化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中国会出台房产税和遗产税等问题。他认为，这些改革是要匹配的，如果仅仅将企业私有化，而并不出台房产税、遗产税等，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产生极端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极端的不平等。现在在西方，人们开始忘掉与中国的制度差异，人们把美国的富豪和中国的富豪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果这样改革，中国还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同？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执政党，但是这个不同点不足以弥补制度缺陷。由此，中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对中国的前景非常重要，对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球。
皮凯蒂强调，前苏联的影响力曾经很重要，但是现在中国改革的模式更重要。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应控制资本主义多一些；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应更积极一些。
中国未来是世界未来重要的一部分
《环球时报》记者在专访中问，实行累进式税收是控制不平等的重要部分，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你认为中国政府存在什么优势和劣势？皮凯蒂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税务改革的时机很好，中央政府力量强大，国家很大，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很小，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太小了，需要吸引外部投资，这些国家控制金融和财政不是那么容易。他说，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乐观，中国的未来对于全世界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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