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历史逻辑与法权的本体论依据

白钢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觉得，革命和法权的关系是核心的问题。因为党的领导的实质来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国的实践，宪法的源泉是基于通过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的既有秩序的确认。

这二者在历史上是有承接性的，而在原则体系和所对应的现实性上，又是有重大差别的。革命是对既有规范秩序的否定和颠覆，它的指向是一种实质性的、直接的合理性。而任何法律都要对已有的规范秩序进行辩护和维护。站在法律的立场，革命是非法的；站在革命的立场，法律所代表的合理性是形式上的虚伪，它可以被当下直接在场的人民主权所否定。

从各自的品质而言，革命要求扫除旧世界的痕迹，代表激进的、不安于既有秩序的内在诉求。法律一般而言带有某种保守特征。但二者的关联，是因为革命扫除了旧世界的痕迹，全新的秩序和相应的法律体系才得以生成。新世界和新秩序的正当性是源于革命，法律是强化、巩固和持续化这种新秩序的一种尝试。

法律有一个根本的逻辑盲点。法律可以确立社会中何种行为是合理、何种行为是不合理或非法，但法律不足以证明自己为什么是合法，也就是缺少自己本体论的证明。这个本体论是由法律所对应的现实秩序的革命来完成的。由于二者背后的逻辑不同，在后革命时代，往往会呈现出某种对立状态。突出革命逻辑的极端化例子如“文革”，革命后的胜利者，秉持以破为立的立场，使得革命形成的新秩序和法权关系也会被作为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过去三十几年不断听到对这种倾向的危害性的批评。而我们这个时代恰恰面临着另一方向的极端化，就是把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法权关系固定化、神圣化，任何对既定社会关系的质疑都被认为是不正当、不合理、违法的。沿着这个逻辑推导下去，似乎建造共同体的革命本身也有问题，这就可能导致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革命的否定。以上两种单向的逻辑，都会造成革命与其所建造的政治共同体的相互否定。

这直接关涉着集革命党与执政党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一度流行的“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说，蕴含着一种危险，即刻意地将执政与革命对立起来，以当下执政的逻辑，否定过往的革命历史和革命逻辑。

我们需要一种恰当的中道，既要承认既往革命史的合理性、崇高性，承认革命建造的共和国，其起源代表的人民主权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效的证明：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即便内部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可以不需通过革命方式、而是通过系统内生的自我修复机制予以解决。问题在于，当革命本身成为共同体传统的一部分时，如何以法律去守护这一传统，这当然要考虑法律人对于根本性的宪法解释的力度和深度。

这种革命与法律相反而相成的复杂关系，于美国，体现为代表革命建国精神的《独立宣言》与以保守既有秩序-制度为旨归的《联邦宪法》间的张力；于中国，则集中地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序言》相对于第一至四章的正文部分。宪法的《序言》，不但是对宪法及自身来源及合法性的说明，体现了作为规则与决断的法律原则，更将宪法展现为一种历史性的秩序。它提供了一种贯穿着革命精神与革命逻辑的历史观。这一部分的文本，不但应当与《宪法》正文得到同样的重视，更由于它作为宪法之历史解释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应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着力发掘探索。

宪法序言的解读，可以包含三个境界。第一是“知所来所去”，就是阐述，造就共同体的宪法自身的合法性依据。第二是“得所来所去”，要能够有效揭示社会秩序的复杂关系和内在张力，并将其统一于宪法中。最后是“合所来所去”，以宪法对应的现实秩序的成熟发展，作为革命历史逻辑、理念、信仰的自我实现，革命与法权融合贯通。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宪法，事实上应该包含高远的、超越的自我意义所在，也就是共产主义。

陈颀（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这也是对法律人的批评。一切革命建国确实不“合法”，要证明合法合理可以从别的角度谈。政治正当性决定了法律的合法性，这是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如果陷入具体的法理，证明发展到哪一步制宪才合法，是说不清楚的。

田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国内法学者思考法律问题时，总是把美国法的某些实践或学术结论当作思考自己问题的出发点，而根本没有追问这些美国的结论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生成或暂时存在。结果是对思想的禁锢，失去了直面中国法律问题并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追问根本理论问题的视野。他们虽然非常关注美国的宪政实践，但似乎更愿意关注他们所熟悉的“言词”，而不是他们陌生的“实事”。比如，我们经常以为读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找到了民主宪政的真意，但这不过是作者在美国走马观花半年多的记录。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对象不过还是“美国宪法学”，而非美国宪法。

在此我要介绍青年林肯1838年的一篇题为《我国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演讲。他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林肯指出，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先辈们所创立的，现在先辈与世长辞，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而要完成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危险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内部，就是共和国的公民普遍不尊重法律，越来越倾向于用粗暴的情感去替代法律。因为“政府最坚强的堡垒”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深厚情感”，而民众普遍不守法最终就会摧毁这种共和国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坚强堡垒。因此，长治久安之道就在于教育公民守法，“违反法律就是践踏他父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要通过家庭、学校、教会组织的教育，使法律成为“国家的政治信仰”。

从1776年《独立宣言》算起，到林肯演讲是美国建国62周年。林肯提到，此前政治制度之所以得到维持，在于独立战争对人民的教育，独立战争的革命经验还是亲历的历史或者鲜活的记忆，因此人性中普遍的“嫉妒、羡慕和贪婪心理”受到抑制。但现在，时移世易，深受尊重的国父皆已与世长辞，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支柱”就要由此前革命经验所训导的“激情”转变为“理智——冷静、深谋远虑、不懂感情的理智”，这就要求“法治”，“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1]

林肯对我们今天的最大启发或许就是，如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那就要建设一种保守主义的法治实践和意识形态，让守法成为政治信仰，尊重既定的宪法和法律，而不是通过一种法治话语而执着于如何去变法，这不是法治的本义。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光有情感教育不够，因为我们现在大学教育被西式理论殖民了。包括法学理论，上不接思想史，下不接实际政治经验，教条主义很严重。西方政治思想史需要梳理，有识之士应该好好批判地理解西方这些说辞的争论，然后才是我们公共政策辩论的问题。不回到对西方原经验的批评，也就不能对自己头脑中的标准进行批评。

孙力舟（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当年美国政治家也希望尊重革命的鲜血，用尊重法律的方式保卫革命流传下来的制度成果，这是建设性的态度。而我们有些学者说“告别革命”，意思是当年革命革错了，主张回到过去，这是破坏性的态度。人民英雄纪念碑告诉我们，尊重革命的同时要捍卫好革命的成果。

白钢：这指向一种带有建设性的保守主义态度，即保守革命传统：既承认革命的合理性，又承认后革命时代的法律的合理性。他似乎将革命理解成一种不可重复的事件，未来为什么不再需要革命，是因为通过革命形成的宪法和法律具有自我革新的力量。而在实践过程中，再好的共和国也可能败坏，问题在于如何让它回到原初的力量。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

宪法与人民主权

刘晨光（中央党校科社部教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主权者与宪政结构的关系问题，它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实际上，任何国家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一些人提出“党与法孰大”问题，其实已经先把二者设定为不兼容的关系。他们把美国视为“法治”的典范，在美国，政党不拥有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即使如此，那也是从美国实际政治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具体原则，并不具有普遍的规范意义，更不能成为评判政党与法律关系是否正常或优良的价值标准。

追溯西方法治文明的根源，宪政建立在一个国家整体政治权力结构的基础上。中国和美国的宪政结构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建国不是由某个政党完成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宪政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然后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共和国宪法。既有的政党与国家、宪法的关系，是历史的产物，不能以一个国家的经验否定另一个国家的经验。

按照法理，现代国家的主权者应该是人民，但作为整体的“人民”是抽象的。美国是通过国会中的“人民代表”来代表人民，实际代表的却主要是各个方面的特殊利益，所以美国最后发展出由总统来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概念。谁代表和行使人民主权，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平常感觉不到，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就非常突出。美国宪法学界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总统权，有人担心总统权过大。

对中国来说，“依法治国”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同样是主权者与宪政结构的关系。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在于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但党本身也是抽象的，所以党有委员会、政治局，最终是总书记。在中国，人民主权的人格化代表，是国家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是宪政结构的重要部分。

　　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师）：西方政治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对法治有了定论：它仅是一种治理手段，因为它无法进行自我论证，也无从解决主权归属问题与政权性质问题。最高主权的归属必须明确，这是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个唯一的合法权威必须是通过公开合法程序得到广泛认可的确定的组织或个人。新中国的成立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完全符合这个要求。从法理上讲，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可争议的合法性，五四宪法及此后的三部宪法和两部修正案也都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上这些都是合法机构以合法程序通过的合法文件，完全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共识与程序正义。

另外，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坚持党的领导是从百余年中国革命惨痛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重要的一条明训。孙中山、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等人从革命到治国理政各阶段、各环节的失败，从反面论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不可或缺，其中尤以孙中山痛斥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言论最值得深刻反省。

张广生：政体原则的实质是谁在统治。西方选举人形式上可以参加选举，但实质上当选人多是寡头阶级代理人，只不过后革命的氛围下不说阶级专政了。施密特讲主权者是要专政的，这是法源问题。在关键阶段，当然是主权者决断。

刘晨光：“法治”是通过“法”来构建的一套有效的治理秩序。但不能把“法治”或“宪政”的概念抽象化乃至永恒化，陷入“宪政万能论”误区，以为不用依靠政府，运转良好的市场与制作精良的法律可以自行调节人类社会生活、实现社会的优良治理。人类生活无时不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与变化，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构建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但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种秩序可以永存。任何政治秩序，其命运主要取决于它有效应对各种现实矛盾与变化、挑战与动乱的治理能力。

主权思想是历史地发展的

张广生：刘晨光的讨论从纯粹法学上升到了政治法学，这是正统的西方政治法学（如霍布斯）的观点。法源是主权者，必须先建国，有实定法，实定法认可习惯法，然后才有治国依法问题。而国内很多学者比较喜欢法律教条主义，讲无人格的法，讲普适性原则。要进行理论反思才能理解这个经验。

丁凡：当前关于法治的争论，已经从治理问题上升到政治学领域。我觉得可以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做一个复合式的考察。

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与近代兴起的“法治”与“人治”二分有很大关联。这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说人治有诸多缺陷，比如欲望与激情的干扰，而法治则看上去更加理性和公正，但法可以倾向于任何一个派别，如寡头派或民主派。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重点讨论政体问题即“谁统治”的问题，然后才是立法原则的问题。

现在流行的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学说，霍布斯是先行者。这两个基本原则为现代契约论学说奠定了基础。但个人主义和天赋权力并不能凌驾于主权原则之上。是洛克把主权赋予了人民或者议会，当政府不能够实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目的时，公民有权更换政府。洛克和霍布斯都主张个人主义和天赋人权前提，结论却完全相反，这说明天赋人权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民主选举。

洛克之后，自由概念经从卢梭开始脱离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自由开始具有了“道德性”，并最终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述。但康德式的道德人格成了一个抽象的自由主体，它只以自身理性的命令为真正的权威，它一旦与洛克式的舒适生活追求结合到一起，就会产生黑格尔所批判的“美丽灵魂”。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继承了洛克和卢梭的理想，马克思拒绝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自由”。列宁式的政党则给人民以“真正自由的实现”的巨大承诺。但是，国际共运遭遇挫折、革命热情退却之后，卑劣版的“美丽灵魂”再次成为主流。这也是当前争论的基本背景，同时这也说明了从根本上提高共识水准的极端重要性。

白钢：关于主权者的讨论，应放在西欧由封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转化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主权者意味着超越法律意义的绝对权威，其在世俗世界的地位可比之于宗教意义的上帝。从一般国家向作为主权者的绝对主义国家，再转化为以人民公意作为主权的源泉，每步转化都不是纯粹自然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内在张力。坚持人民主权学说，意味着政权不可能类似之前的君权神授式的确定结构，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陈颀：人民主权并不只是革命建国。人民主权指向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最后指向是普遍历史的东西。中国要人民当家作主，也要带领世界人民有当家作主。国内搞好还要有普遍历史，让大家都自由解放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质

刘晨光：中国共产党可以定义为发展型、使命型的政党，它担负着人类历史的特殊使命，要领导人民做一番事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也可称为先锋队政党，是能够继承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政党。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现代西方政党，是基于共同观念或利益，以获得执政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是代议政治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政党是介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社会组织，本身并非国家机构。

中国共产党既非“选举党”，又非“列宁党”。以西方的政党理论与实践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极易落入认知陷阱。中国共产党是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先锋队组织，它在国家机构中发挥核心作用，所有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国的实际政治，正如强世功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构成性的制度（constitution），是中国的第一根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构成的“绝对宪法”。[2]

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人民是唯一的主权者，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党代表并维护人民利益的时候才有根本合法性。人民主权的实现途径，既通过作为先锋队反映人民意志的党的领导，又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

白钢：当代中国始终是民族国家、政党国家和文明国家的有机整体。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均深刻地内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之核心，呈现“三位一体”的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系统中，不但对应于核心政党的角色，同时也是文明传承的核心代表和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这是任何其它现代国家的政党、政党领导的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性。

党的权威是由人民主权赋予的，这从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得以证明。但它也蕴含党的性质发生改变的可能，假如党不再代表人民，是否还能够具有作为人民主权完整代表而赋予完全主权者地位？这是从过去到未来都成立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深度，直接决定着如何处理人民主权学说内在的张力。比如，人民主权的授予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还是一个过程？

关于从严治党

刘晨光：其实，在中华文明传统中，法治最核心的东西是严肃吏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党内法律的宪法性地位怎么确立。国家法律面对的是一般普通公民，党内法律面对的是党员干部，肯定要严格一些，因为党是先进性团体。

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保持党的先进性，怎么使党能够代表人民利益。政治生活不可能一直保持革命状态，总要回归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党怎么保持先进性？不少党员干部最喜欢听的是“我们也是人”。这反映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世俗状态下搞好党建。我想，最后还是得靠干部的教育、选拔、考核、监察制度，这也正是传统政治最核心的问题。

丁凡：党的理论工作应和治理工作并重，党建要以思想建设为首位。要加强和改进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这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要改变意识形态灌输的做法。要认识到高教体系极端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当前干部队伍培养的主要场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达成更高水平的共识，明确党是中国文明伟大复兴事业的领导者，而惟有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才能够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真正统一起来。

欧树军：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政治正当性的根本源泉是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基础，也是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的道路。中国宪法的权威，最终也取决于能否坚守社会主义这一方向。

法治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陈颀

陈颀（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长期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存在着两条道路之争。一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法治道路；另一条是概念和理论先行，是教条主义的法治道路。后者又有两种立场：一种是坚持某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把“法治”视为与“人民民主专政”毫不兼容。第二种观点同样基于对某种版本的“社会主义”的拒绝，认为法治建设应当走“私有产权”、“人权”和“多党竞争”等“普世价值”的道路。

从中国革命、建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出发，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出发，实事求是的中国法治道路，就是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现行中国宪法的核心理念。这不仅是一个纸面上的宣誓，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从“为人民服务”到“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基于“先锋队”这一属性，本质上是超越政府治理的、作为总体的中国人民的主权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成功创造和实践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权和保护公私财产等基本国家和社会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理念，并将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不断完善法治体系。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要在不断解决新矛盾的基础上达成对立的统一。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以下具体的关系。

第一，依法治国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这属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关系。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方式；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基础和内在价值。既要反对将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相对立，也要反对抛开人民民主只讲依法治国。另一方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是人民，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党章党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这是前述党-法关系的自然延伸。既反对用党章党规代替宪法法律的党-法不分的“前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也反对割裂党章党规与宪法法律的关系，将党章党规排除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外。

党章党规与国家法律都依赖于党的领导，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本的结构，总目标是一致的，理应是法治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党章党规是国家法律制定修订的重要渊源和方向的先导。二者在治国理政对象和分工上存在差别，一个是针对公民，一个是针对党员，党章党规体系严格要求党员为人民服务，背后仍然跟人民民主和党的宗旨和先锋队性质有关。

第三，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四中全会决议和习总说明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的保障，要避免把法治当作僵化的治理体系，也要避免用脱离法治的方式进行改革。决议公报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但哪些方面是已经成熟的、需要刚性约束，哪些方面仍然要探索和裁量，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知识产权问题这几年呼声很高，但知识产权体系本来就是美国体系，而且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如果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越来越刚性，则可能阻碍中国创造，是不是要搞美国式的“高法治”要打问号。另一面比如拆迁法律，减少自由裁量权或许是合适的。

第四，法律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以中国法院学教育现状，如果只强调从法律专业里招法律人才是有问题的。而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党的领导的体现，本身就是宪法和法官组织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大众对于法治的群众路线，包括以调解为代表的“送法下乡”有这个需求，因为城市人才能请律师。

第五，法治实践前后30年的关系。前30年法治建设有惨痛的教训，但也有很多法治经验，包括群众路线，都来源于建国前后的延安经验和华北经验。此外，包括1954年宪法、土改法和婚姻法在内的法律，对前30年的社会秩序发挥着真正重大的意义。

第六，法治的中国道路与学习外国法治的经验教训。既学习所谓西方先进国家，也要学习非西方国家。比如伊朗宪法很有意思，它治理得比较好，不是被动走西方道路，我们不需要关注吗？学西方这一套的国家，有搞得好的，也有搞得不好的，像菲律宾、利比里亚宪法跟美国宪法文字上差不多，但治国和法治实践很失败。研究西方法治经验也要实事求是地考察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

另外，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司法实践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香港和各省的关系，都是需要考虑的。这些具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塑造和决定着党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形态。

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分工与权衡

欧树军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依法治国，需要用正确的视野理解法律，要思考政治与法律，或政府与法院，统治权、治理权和法院审判权的关系。我理解是前者高于或统摄后者。其实，这一冲突在西方政治传统当中并非不存在，它也是前者高于和统摄后者。

通常人们说，西方制度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但三权分立背后隐含的，是对于国家治理权的理解。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一样，都是治理权的一部分，分属政府的三个基本分支。权力运行的首要问题，在于政治分工，在于人事、职能的分离抑或混同。不同的政治权力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行，实际上决定了权力间的制约、平衡及其效果。

从西方诸国的权力配置看，内部制约也同样重要。但今天流行的理解，外部制约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利如何有效的分配，这触及“三权分立”争论的核心。任何一种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首先要有有效的内部制约。比如治理腐败，首先要有官员的行为档案，以及财产及信用档案。没有这个系统，反腐就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对此，一个有力的反驳理由是“没有外部制约，内部制约就没什么用”。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内部制约，外部制约也很可能是隔靴搔痒。

从美国宪法讨论文献看，他们的设想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的权力及其行使在先，司法部门的权力及其行使在后。它反映了对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设想。现代政治运行主要依靠强制、财富和判断，所谓分权政府就是这三样东西分属三个部门。

任何政治权力都有其最基本的组织要素，围绕这些组织要素形成现实政治运行的实际规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于人（事）、财（政）、事（职能）权的划分。如果没有政治分工、只有限权，只能说是50%的依法治国。任何权力的划分形式，无论是分权的底线，还是集权的边界，实际上都要涉及何者优先、何者为重这样的“轻重之学”。

真实的宪法实践，不仅牵涉法院审判权，也包括更为整全的治理权；不仅指向权力制约，也指向政治分工与合作；不仅仅指向外部约束，也包括内部约束。宪法、依法治国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司法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反映的是现实政治，是成文规则与不成文规则的结合。

如何维系一个完整的政治共同体的存续，这是任何宪法体制的政治使命，所有政治分工与权力制约（包括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都服从于这个最终目的。如果不能保持政治共同体这个“一”，任何外部制约形式都只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核心的问题，还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间每个环节都涉及到权力的行使问题。权力的行使决定着每个环节各自的政治目标能否达成，而人民当家作主只能而且必须落实在基层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治化。

法治的建设，不应该成为削弱国家的公共权威、改变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体的过程，而是在强制、财富、判断与权威之间审慎的轻重相权，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也恰恰是回到共产党能够拥有政治正当性的历史循环中。

 地方实践中的党政领导与司法

陈柏峰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至少有四处涉及防止党政干部干预司法的内容。如：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改革试点；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等。

前不久，我们就基层司法实践中，党政领导和司法审判的关系进行调研。从实际情况看，党政干部干预司法大致有“因私”、“因公”两种情况。前者干部利用个人关系或权力，以言代法，对司法人员施加压力、使其徇私枉法，办人情案、金钱案；后者则是党政干部在工作范围内，从地方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出发进行干预。目前在基层，这两种干预都很普遍。

中国基层，从县城到中小城市是一个熟人社会，地方党政干部实际上也是一个由熟人组成的圈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熟人打招呼来解决，大家也都习惯如此。地方司法人员的社会关系嵌入在基层社会中，与一般的党政干部并无差别，其行为模式也难以脱离“入乡随俗”的逻辑。

在很多案件中，打官司不是拼法律、拼律师，而是拼关系、拼后台，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在人情关系网的影响下，司法人员把法律和司法过程当作人情交易的砝码，任意伸缩，从而使司法过程缺乏公平和公正性，也难以保持公开性。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有很大的隐蔽性，不易监督。针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监督也不易落实。上有政法委，领导打个电话过来，谁敢记录？就算有记录也不能轻易和上级“顶牛”。所以记录制度大概也很难落实。

党政干部干预司法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审判要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这是不能回避的。有时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可能引发公众的广泛注意，甚至转化为政治问题，地方党政领导必然介入案件的处理。涉及地方经济发展的，如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案，如果严格判决，就可能影响项目进度或支柱企业的效益。在地方发展和稳定两大目标面前，司法机关也许还得让路。碰到这些棘手问题，地方司法机关限于能力，也乐于接受干预。

况且，司法机关也是地方党政体系中的一个单位。机关工作考核也会渗透到法院系统内部的审判管理过程。因此，各级法院也强化了对案件审判过程的管理，最终形成层层把关监督，这样法院自身的运作日益行政化。面对内、外部复杂的环境和繁重的审判任务，任何法院都无法接受“权力在法官、压力在法院、责任在院长”的格局，这并非法院领导有意罔顾司法规律。

公报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会减少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的影响。但上级直管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人情关系网的不当干预，效果有待实践检验，因为人情关系也可以绕弯子对基层法院施加影响。

内地基层法院冗员多，合格法官不够。现在社会情况复杂，地方疑难案件不少，现有法官队伍不适应需要。东部大城市的法院则由于各种原因，年富力强的人才不易留住。

我们认为，需要渐进的改革。从加强法院的独立性开始，但不必急于同时推进法官的独立性。在某些地方曾经进行过类似改革试验，结果案件审判质量出现不少问题，法官陷入地方社会关系网，结果法院又上收权力。

“行政化”对司法来说有很大的弊端，在法治语境中完全是负面的概念、改革的对象。但利弊总是相伴而行。在基层司法人员素质还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行政化的方式较有利于保证审判质量，特别是重大疑难案件，院、庭长以及审委会的正面作用更不应否定。同理，在现实语境中，党政干部干预司法有其正面作用，尤其是与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相配合。它分散了法官个人身上的压力。

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司法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位置，司法部门依法裁判和地方经济社会大局的关系如何处理，司法运行独立化能不能改变地方社会矛盾的基本性质？在现有的队伍条件和社会结构下怎样改革？

陈颀：还是应该强调法律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的对立统一。现在司法改革已经开始试点。最近的反馈，东部大城市的法官对这次司法改革不很理解。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社会效果，和具体措施间的关系如何，需要谨慎观察。总的看，大城市的法官想扩权，基层想保护，因为陌生程度越高，个人越安全。

陈柏峰：最高法院开始推动直管的改革，网上的分析也很多。社会形势如此，如果放给法官判案，最后人们还要找党负责。以很多法官的现实能力，他承担不起责任，让他终身负责，他宁可不要这个权力。

陈颀：最近五年，最高法的权力不断扩大。司法改革的精神，是弱化版本的“法律职业化”。但如果党组织不领导司法，让司法真的独立来制衡党的权利，地方法院就会封建化，因为它专业性强。

白钢：多重管理的本质，是因为中国现有司法体系的封闭化倾向。权力的分配，无非是在垂直管和地方管这两边选择。不管如何选择，单纯的专业主义是不对的。说到底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应该简单落实为党的具体部门领导。

　　丁凡：地方政法委有问题，不是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反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坚持。强调党的领导，还是要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地从反腐抓起。

依法治国与中国政治文明传统

张广生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对目前出台的文件，需要把政治家视野和法律家视野结合起来才能理解。第一个关键词是治国，第二关键词才是依法。如何理解这两个之间的层级关系？

西方人评论我们治国理政的能力和共产党法统的合法性，一般从两个角度，一是效绩，一是程序。这背后有欧洲的经验和理论支持，核心是主权者如何作为法源的问题。主权者不是抽象的主权。有了主权者和实定法，才结束封建法权，才有统一的国法、官僚制度和财政制度，才有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所以只有在政治法学的高度，才能讲法统和法源，然后才是下面的各种法。

重要的是要回到中国的经验和中国文明自己的逻辑。虽然近代中国在政治法律制度及理论方面大量吸收西方的东西，但中国的成功，恰恰是没有完全照搬西方。这里除了政治家的本能，还有中国政治文明遗留下来的伟大遗产，最重要的就是儒法合作的遗产。

中国传统讲“礼法”，相当于“法统”概念，高于日常语境中所说的法。

近代至今，中国法统至少发生三次变化，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法统，到军阀豪绅当家的法统，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法统。理解这个实践，也就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解我国法统的变化，要援引儒法合作的政治文明的几条经验。归纳了三条：天命（敬天保民）原则；统治责任集中（忠君爱国或社稷）原则；贤能理政（尚贤）原则。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理论遗产。要解决中国现代政治问题，仅仅学习欧洲经验、学习霍布斯、康德、施密特是不够的。民国就要搞政党选举制，结果是形式的合法性，实质却是军阀和豪绅统治。我认为，这三个原则更能够理解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到这些要素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被添补。

天命原则，这是中国政治理论中最悠久的传统，西周就有。天不能仅仅等于自然法。敬天保民的责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担负得起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不轻易授予，但又不鼓励随意革命。革命的前提是国朝衰败，社稷要崩溃，但政治文明要继续，有德的竞争者必须重新担起统治的责任。所以天命首先是统治责任的授予问题。

这涉及到“统治责任集中”原则。忠君爱国在欧洲也讲，在中国更有道德的成份，志士仁人要治国平天下，就要出来担当责任，责任要有具体的落实。忠君爱国原则把君主和辅臣团结成一个能够承担天命，领导人民的具体的“社稷”，也即“国朝”。

贤能理政原则。儒家主张教育和政治制度都要选拔有德有才的贤人，法家认为儒家强调修身还不够，必须靠“能法之士”杜奸进贤。儒家与法家关注的共同点是把德才兼备的人物选拔出来参与政治生活，和最高统治者共同承担起修己治人的人伦责任。

这三个原则，比用绩效或程序来评价治国理政或法统，更全面些。它包括效绩和程序，但最重要的是讲道德责任。每一条都不是中立的、霍布斯式的机械的法权机器。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近代革命史，更有说服力。虽然我们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但我们并没有搞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选择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中国是一个打扮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我们要看到中国经验和理论的遗产，从自己的历史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国在民国前半期君主制和科举制废除之后，搞西式的选举制议会制，但豪绅和选举制度结合，就成了寡头制，尽管选举表面上是中立的程序规则。另外君主制废除后，政治责任统一原则模糊了，用政党竞选、议会产生总统或责任内阁，这样产生的东西，在人民那里没有道德权威，在军阀那里也没有政治权威。这样的代议制是不能抵御金钱和暴力的操纵的。

革命政党的兴起，是总结了共和早期失败的经验。革命政党通过现代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加上严密的政治组织，填补了统治责任的位置，而普通的选举不能负载这个功能。人们常说“出了问题找政府”，现在你就是负责治理天下的。

所以，建党在先，然后才有建军和建国。如果没有革命党，建军就是一般的军阀主义。党如果只有严密的组织，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党员的教育，那就是帮会。你没有组织路线只有思想路线，那就跟选举政党没有区别。列宁说建立严密组织是有道理的。美国为什么容易复辟金融资本力量？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总统为什么经常被暗杀？都说被疯子杀了，哪有那么多疯子。责任集中，有抗腐化的能力，内部不断自我纯洁，才能抵御资本寡头的腐蚀。蒋介石总结国民党的教训，是有军无党。国民党一到上海就跟各种资本结合，自己也寡头化了。脱离人民就要丧失天命。

用这三个原则来看中国革命的历史，讲共产党的法统的道理，就不仅是经验上的，而且还有中国政治文明一直教导的道理。当然建国之后非常重要的是，重建选拔贤能制度，这就是文教。坚持这些原则，那么这个法统就既有道德又有效能，又符合程序，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的政治经验。

白钢：三条经验，第一条西方也有，霍布斯提出，为免于战争，保全个人的性命，才将自己的权力让给统一体作为整体主权者。这跟中国的第一条原则有根本差异。自然法显然比中国的天命狭隘，中国保民原则要承担教化责任，超越了生命保全。第二条原则在西方很弱，在传统中国是明确的。君国一体可以建立对政权所代表的秩序文明的认同。但问题还不这么简单，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预言新的君主就是人民，但人民要经过教育、掌握足够的经验和智慧、具有统一的政治意志和行动力的时候，才有决断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应该就是这样。党是人民主权的代表者，通过党的领导，由具体的人所构成的“群众”才能上升为具有统一意志的“人民”。它通过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在现代制度下，第一条和第二条有内在的逻辑契合，这里关键是有一个中介，这就是共产党。

欧树军：共产党能够保持先进性是有它的传统，先进性来自于向人民学习，从而获得团结、动员、组织人民的能力，才能够教育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阿克曼所说美国宪法过程中的高级法与此非常类似。

丁凡：孟子也说“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说明民本传统跟君主制并不矛盾。以民为本和人民主权其实可以理解为同义词，所以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相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应当结合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来理解，这一地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赋予的，决不应当理解为西方政党意义上的一党执政。

高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法和道德是相连的。君臣父子，草根的道德理念直接引申到政治哲学上。君主要爱民，不仅是因为权力来源怎样，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关怀。舜做诗，说南风吹起，庄稼长的好，老百姓可丰收。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可以更多继承德的成分，也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兼用。我们不能否定西方传来的绩效和程序标准，今天的政治架构也很需要程序合理。但是如果仅靠这些，对中国今天的现实政治是不够的。

张广生：礼的部分就是高级法，就是有德的人那种礼法关系。对精英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它不仅仅是更高伦理底线的问题。而是还要做仪表，做榜样的问题。礼服是很光彩的，是道德君子穿的，要光明正大，展示于庙堂。

孙力舟：礼法应重新纳入现代政治话语。过去强调反传统，到现在趋势没有完全扭转，在当代影视作品中激励和展示忠君爱国的很少，这是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

鄢一龙：需要创新当代的话语，而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话语体系，来阐述政权的正当性。创新的来源是“一体三用”，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传统话语、西方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为用。比如可以和党的话语体系形成对话，正当性的第一条，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就是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第二条，党跟人民是鱼水关系，包括绩效合理和程序正当性，比如经济成就、共同富裕、为人民。这样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编辑  苏歌）

[1] 参见《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 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12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而这又成为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但受到经济落后和国家贫穷的制约，为突破“贫困陷阱”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将非常有限而又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迅速建立起工业基础。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

建国初期的“贫困陷阱”与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当人均收入过低、储蓄不足，由此缺乏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时，经过百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残破。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1936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依次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投资率最高的年份没有超过6%，其中4年甚至为负数。[1] 所以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1949年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政策的白皮书认定，中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2]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稀少，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农业文明发达，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由来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快速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农业的过度开发使环境问题也开始突显。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其中4.8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而当时人均耕地仅2.65亩，年人均粮食仅209公斤。1952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加之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有限。当时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3] 同年，我国人均钢产量仅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而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时。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 按当时低下的积累能力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如果按照常规的“市场型”发展中国家的路子，不陷入“贫困陷阱”几乎是不可能的。

计划经济的形成，还与那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二是朝鲜战争。战后20多年，我国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峙之中，历经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等，实际上一直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中，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不仅需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率，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主要是中央政府）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为不可避免。

第三，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援助的前提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及国有经济，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计划经济的转变。

祖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凯旋回国。朝鲜停战之后20年，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

决定国防安全的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立在国力的对比，特别是工业化水平的对比上面。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兵进驻台湾，到1955年用原子弹威胁中国以阻止中国的统一，都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坚定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决心。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5]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朝鲜停战后，苏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经济角度看，西方国家对我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也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的、大规模的资本积累，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此，中国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而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建立在广大分散小农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因此，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金本完成，中国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如何解决建设资金不足、农业拖工业化后腿的问题就突出了。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条件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现出它的优越性。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集中力量进行了以苏援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限额以上共694个建设项目。一方面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同时迅速建立了新的产业体系，包括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1965年，我国又相继建设了电子、石化、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

计划经济的建立

钢轨生产车间。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关于计划经济，《中国大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国民经济。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7]

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即为建立计划经济创造条件阶段；1953－1957年为第二个阶段，即计划经济形成阶段；1958—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是计划经济完整形态阶段。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具有较强大的治理国家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度。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即将快速工业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政府自然被认为是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通过节制资本、统制外贸和实施“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尽快实现工业化。而如上所述，朝鲜战争后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目标的突出，要求政府的工业化战略更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由于我国缺乏组织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业的实际经验，因此向当时的成功范例——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学习。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与市场并重逐步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将市场机制逐渐从经济运行中排斥出去，这固然有理论和认识上的原因，即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苏联的榜样作用，但是若从当时的经济体制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就会发现，人的主观认识只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排斥市场作用与其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所促成。

具体说来，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1）市场失灵。旧中国长期的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政策，导致了经济畸形和市场调节的扭曲。新中国建立之初，市场调节受到制约，相反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对外贸易受到封锁等，使得通过价格调节供需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对粮食、布、煤炭等需求弹性很小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得不通过建立国营商业公司掌握主要资源、实行“牌价”（使市价向牌价靠拢）的办法，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以维持社会稳定。（2)国家安全因素，如上述。(3) 突破“贫困陷阱”的需要。历史遗留的积贫积弱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众多的人口，使得中国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人均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多数农民只能保持基本温饱，剩余十分有限，显然靠市场的作用，短期内难以突破“低收入陷阱”、实现工业起飞。

新中国建立时，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当时就遇到了“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计划管理的地位、手段和范围问题。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参照苏联经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管理，原本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方式。前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计划管理成为唯一或主要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方式，这是与单一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经济管理体系分不开的。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也是市场调节作用式微的过程。1952年底，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以后实行了城市劳动力计划调配和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1957年以后则关闭了城市消费品自由市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由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没有变，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即经济运行过程，始终存在着如何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前，许多人对计划经济与计划管理的本质是区分不开的。由于单一公有制下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或者说计划管理只能是主要的手段），而过渡时期（无论是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还是1978-1992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行政性计划管理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就造成了如下错觉：似乎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实施行政性计划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将计划管理的必要性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手段与基本制度当作一回事。直至1992年我国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后，计划管理不言自明为一种手段，于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才烟消云散。

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并试图改革和完善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从1956年起就针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例如刘少奇就指出单一计划管理的弊病：“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8] 因此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运用市场调节补充计划管理的不足和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并用的主张，得到全党的认同。

计划经济的历史性贡献

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这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的问题，包括筹集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业结构安排问题、城市建设和城乡关系问题等。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首先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粗放型的、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用于工业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从1956年底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尽管经历了严重的波折，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突破了“贫困陷阱”，保证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计划经济确保了在人均收入极低水平下的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最大限度，并以此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如上文所述，旧中国的制度无法完成此项积累任务。而新中国自1952年以来，历年积累率均远远高于这个11%的“门坎”。最低的年份是1963-1965年的22.7%，最高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这个时期经济建设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大规模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一个较完整的先进的国防工业，这不仅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后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提供了能够和西方先进水平对话和学习的基础。

第二，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旧中国是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1949年到1978年，普通小学数量从34.7万所发展到94.9万所，在校学生从2439万人增加到14624万人，小学儿童入学率从49.2%提高到95.5%；普通中学数量从4045所发展到162345所，在校学生从103.9万人增加到6548.3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598所，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85.6万人。这个时期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

第三，科技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并培养出大批科技人才。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就突出。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9月，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2年，农业科学家袁隆平育成籼型杂交水稻；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计划经济的缺陷和教训

计划经济时期成就很大，失误和教训也很深刻。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脱离中国的国情，在对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

    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市场调节和指导性计划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之外。此间的五年计划，虽然没有一个计划是在计划期实施之际正式通过和确定下来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成为各级政府和计划管理部门管理经济的参照指标。

    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1961－1964年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再度得以发挥。当时国家计委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计划；提出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计划要有所区别。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和事业实行直接计划，对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国家对农村公社只下达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业生产指标提出参考性的安排意见。手工业的供产销计划，中央只管少数同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产品，其他产品均归地方管理。对于手工业生产单位生产的小商品和农村人民公社、农民个人生产的土副产品，应当在商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运用价值法则，通过供销合同和集市贸易来促进生产、活跃交流，保证全国生产和消费的需要。[9] 但此后不久，“文革”时在很多农村地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使农民少量的家庭经营被取缔，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均受计划制约。在城市，国有企业也被管的死死的。

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管理部门就发现，要实现原来预期的计划经济优越性是非常困难的。首先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前期，传统农业和小生产者所占比重还很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足够和及时地获取并处理信息的能力，成为正确制定计划的最大瓶颈。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和获取手段的落后；还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许多机构或人员收集和转达，在此过程中，必然因人为的因素造成信息被过滤或扭曲。陈云在1954年2月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各部门不要故意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重要项目有意漏掉。”[10]

关于制定计划的方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学习苏联的方法，即以主要产品平衡的方法来制订五年和年度计划。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农业又是靠天吃饭，不确定因素过多。毛泽东1964年6月讨论“三五”计划时所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11] 从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试图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计划方法，但是这个探索并不成功，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止，除第一个五年计划外，我国始终没有制定出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

其次，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处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等级中，自主的权利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很难充分发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工作绩效也很难与其收益挂钩。当时有一副对联说：“人财物各有所管，产供销互不见面”，横批是“书记难当”。[12] 中央也看到了这种弊病，曾经实行过两次权力下放改革，但每次都是“一放就乱”，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央集权。

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形成并延续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第一，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支持经济加速增长的高积累率、并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将有限的资源有重点地、大体合理地用于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技术体系（其中也不能忘记苏联在技术和计划管理方面的帮助），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体系。第二，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另外，20余年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城乡隔离，在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而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支援农业、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提供了客观条件。这就为80年代的体制外改革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础。

还应该看到，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经验教训。而在近30年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种种弊端，则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逐渐得到纠正，从而极大地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经济潜力。

（编辑  苏歌）

[1] 转引自汪海波：《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及其问题和对策》，《汪海波文集》第十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2]《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第4页，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编，1957年9月印刷。

[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统计数据，www.stats.gov.cn。

[4]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6]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第1版。

[7]《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

[8]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

[9]  中共中央于1961年10月7日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的这些规定。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1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1]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1235-1236页，人民出版社，1997。

[12]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调查研究资料（1979）》，第46-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强调：“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在当时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他都认真加以阅读，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毛泽东曾经读了许多遍。他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历史和现状的材料，撰写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理论》等重要的经济报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是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指南。总的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在哲学和军事等方面。

　　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工作逐步成为全党的工作重点，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成为毛泽东读书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人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导、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会在实践上反映出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1958年和1960年期间，鉴于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混乱认识，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他强调，“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地学。”他自己则身体力行，提出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邓力群等同志一起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研读，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谈话中，毛泽东既肯定了苏联教科书的正确方面，同时指出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呢？他提出了什么样新的见解和理论呢？

第一，坚持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指出：“党组织不挂帅，要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批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

第二，走群众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他主张：“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第三，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毛泽东尖锐地批判苏联教科书，指出，“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2]毛泽东强调，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这两方面都不能过头，过头了，“会变成个人主义”。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第四，“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他还指出：“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第五，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955年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同年10月，他又再次强调，“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3]紧接着不久，他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

第六，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工具。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得出结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针对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认为，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没有说到最终条件，阐述得不完整。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第七，社会主义经济是波浪式发展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是，这一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呢？有计划是否消灭无政府，自觉性是否消灭自发性呢?对此，毛泽东认为这不符合辩证法。毛泽东指出：“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毛泽东认为：“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第八，农、轻、重协调发展，“两条腿走路”。毛泽东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苏联的缺点是“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作了新的阐发，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在每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包括实行中央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等。他提出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并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九，立足自力更生。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针对苏联教科书提出的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存在着和平经济竞赛的认识，毛泽东提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不是完全平等的。

第十，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他把社会主义国家分为了三类：一类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一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有一类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毛泽东注意到，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虽然还在发展，但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还出现了值得高度重视的倒退现象。毛泽东则是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经济范畴都是永恒存在的吗？”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贡献，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吸收并超越了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不仅在哲学、政治和军事思想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当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总体上还属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难免有其历史局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意见，如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主要依靠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推动经济发展等，明显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局面埋下了伏笔。其中的教训也是需要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和汲取的。

毛泽东提出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首先，老祖宗的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第二，从实际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他批评苏联教科书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出发，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他还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要有哲学家头脑。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作者没有辩证法，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第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4]“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第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5]

第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理论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现了科学发展和知识进步的一般规律，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历久而弥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也有了30多年的历史，我们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号召“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评价这个决定“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6]30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伴随着实践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着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发展和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没有这样一种科学的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应当承认，与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是明显落后的。一方面，目前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各种热点问题的对策研究所左右，基础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进展有限。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框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践和问题出发，热衷于用抽象的定理、模型和公式去裁剪丰富多彩的现实，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这种情况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基，在实践中产生严重危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时代课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毛泽东奠基和开创、改革开放后建立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编辑  苏歌）

[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以下引文如未标注，均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三、六、七、八卷。

[2]《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九七六第四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人民出版社。

[5]《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420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14年11月14日，《经济导刊》杂志社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参加《经济导刊》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和人本》论坛，在论坛上，皮凯蒂进行了题为“21世纪资本论”的精彩演讲，引发到会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新闻媒体的关注和热议，本刊将其演讲内容进行辑录摘编，与读者分享。

分析财富问题需要足够数据

今天来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很抱歉我不能讲中文，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我非常高兴中国的公众可以看到我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成功。我的书引发了大家对于财富和收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收入不公平、资本的累计、以及私营经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等问题，这个话题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也都引起了争论。

这本书当中载有关于西方收入的历史，人们一直在争论这种不平等性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在很长时间内这种争论是缺乏数据支持的。在19世纪有很多的书籍，包括卡尔·马克思等人都写了很多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书籍，但当时鲜有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的支持。在20世纪，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历史的数据，包括英联邦国家、美国和法国，5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情况的数据，美国是最早计算GDP的国家，之后经济学家经常采集所得税数据，以便计算国民收入进入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占的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60年代不断出现层出不穷的理论争议，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平等性也出现破浪式的逐渐下降或者上升的情况。这本书比以前的数据更丰富、更广泛，我们现在有广泛的网络，从很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年份获取了大量数据。我与其他30多名学者一同收集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数据，研究跨度为三个世纪，最早回溯到18世纪。我的研究结合了20个国家有关分配的庞大数据库，用15年时间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相信不平等性会一直存在下去，我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采取相应制度设计下，它是可以下降的。我希望能通过我的研究为未来提供一些结论性的建议。平等性要求我们选择一种制度，有很多的机制是可以在平等性问题上产生作用的，给我们的平等性带来不同的动态发展。

这本书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数据，一是财富和收入不同的历史数据，二是财政数据。目的就是让大家从关注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转移到更加关注不断增加的资本和财富的不平等，这两个现象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收入不平等造成财富不平等，反之亦然。长期看来，更重要的主题应当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希望传达的一个理念。

这本书所使用的是世界收入数据库，所有国家都包含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国家现在还没有进入数据库当中，例如中国的数据信息就不在其中。而本书出版的成功之处在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主动向我们提供各种数据，所以现在我们要扩展，让巴西和墨西哥都加入进来，当然更希望中国加入进来，这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快照，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增加更多国家的数据。我们的持续研究有这个需求，我们试图从大数据的角度，从21世纪来看待资本，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的研究特点就是使用了很多的数据，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解读历史。

关注导致国家分化的力量

我们可以举例分析，例如从美国的数据库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我们从美国国民收入最高的群体当中得到的数据，究竟这些数据有怎样的意义，希望利用很多不同国家历史的收入数据，主要是所得税数据。税收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借此了解我们的统计和社会各个类别的数据，如果你不了解所得税，对于收入是一无所知的。

最初的所得税数据来源于美国。1913年美国建立了所得税制度，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都要比美国晚几年建立。对于财富可以追溯到更远，财富的登记远远早于税收，有很多的房地产等级就非常早，18、19世纪就已经有房产税了。

关于收入所得税，当时美国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的数据情况，来自于美国的数据表明，10%首富占国民收入百分比的曲线反映出收入的不平等性，1930年到1948年期间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从50%降低到30%左右，在总的收入不平等性方面出现迅速的下降。

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对经济发展比较乐观，当时的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地降下来，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好消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增长也会带来一定的平等。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阶段收入差距的减小与二战的冲击度有关，而收入差距的减少并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50-70年代有一个平缓的阶段。前10%所占的比例非常稳定，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从社会的增长当中受益，但是从1980年开始不平等性迅速增加，出现很多关于商业周期、市场繁荣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2000年和2010年左右两次股灾也导致不平等性的下降，恢复之后，这种不平等性又开始迅速的提升。通过美国的数据可以看到，2012和2013年基本回到了2007年之前的不平等性，这种趋势一直在继续。金融危机不会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但是不平等本身会造成金融危机。不平等性迅速增加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他们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会下降，10%的首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迅速增加，限制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在美国每年增长10%，在中国却可能要翻倍。1980-2010年之间，美国GDP平均增长1.5%，这对于其他人口不是一件好事情，富有的人增长速度太快。有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家收入的停滞，导致金融系统更为脆弱。

2000年，美国的高收入阶层水平已占到国民收入的45%~50%，这一变化幅度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人担忧，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这涉及到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财富和资源的配置与平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趋势。如果国民收入大量分配在10%的人口中，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欧洲的收入差距增长要比美国慢得多，这个趋势并不明显。

在美国，人们获得技能的机会是不平等的，美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要进入好大学，父母要有财富能力，这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加大。而在美国底层，上好大学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获得良好的教育是让穷人缩短与富人收入差距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也存在这种问题，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劳动效率，要减少不平等现象并不仅是依靠累进税，虽然累进所得税是很重要的，但投资于教育更重要。要把知识和技能传播给社会底层人民，最终减少贫富差距。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点更重要，一定要尽可能地把知识和技能传播给社会各阶层，这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教育包容性机制，使普通人具有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而不是精英阶层才能得到好的教育机会。

在不平等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美国失控时期高管的收入远远不成比例，而美国经济增长大部分是资本获益，也就是集中于10%的人，很多金融大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在收入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的技能和生产力较其他工人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另一个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拥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权力。第二种解释在我看来，更加切合客观实际状况。如果美国一个管理人员的工资每年从100万增加到了1000万，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生产效率的增长，背后则是非常复杂的原因，比如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美，以及这些管理者处在权力的位置上。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这些高管的纳税水平过高，他们就难以说服股东和董事给自己再涨工资，因为如果薪金上涨，其中大部分也会上交给国家。但随后美国税率开始下降，成为企业高管薪酬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国家出了问题总是指责是别国的责任，美国是典型的例子，美国人和欧洲人互相指责，例如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贸易问题，是日本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导致了国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其实美国国内的不平衡更加严重，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国内的不平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

还有一个因素跟财富有关，我们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的不平等，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分配的趋势。资本收入比的本身不是什么不平等的指标，只是本国拥有多少资本，是每年GDP或者总输出的几倍，我的定义是，任何一个家庭可能拥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经济资产和各种资产减去所有的债务。这些国家的历史不同，有时候不妨进行一下对比研究，衡量这些国家资产的总和。一战之前财富和国民收入比居高不下，一战之后下跌了，原因是资本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为了给战争融资，很多私人储蓄在这段时间变成了公债，公债继而被战争破坏，剩下的私人财富没有多少。一战之后，通过了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外汇监管政策以及租金管制政策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资本的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一结构变化可以用三个因素解释，它们互相补充和强化，使得振幅非常显著。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因素是增长放缓，特别是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储蓄率的影响，会自动导致长期资本/收入比结构性提高。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渐进式私有化以及将公共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的过程，其次，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长期赶超现象也在80年代至90年代加速。

有些人认为我对资本的解读过于悲观，我本人没有那么悲观，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本收入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如何能使获得资本的机会相对平等。积累资本远远胜过积累国债和债务，欧洲的私人财富或者私人资本的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公债的增长率，欧洲国家正在变得财富越来越多，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债台高筑。法国有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银行或者卡塔尔的酋长拥有一切的东西，以前觉得全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拥有整个世界，现在他们怕欠债，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富裕的国家还是有很多私有财富的，富裕的国家比他们想象中要富裕很多，帝国主义的财富问题在欧洲尤其严重。

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出现

世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就意味着资本收入占的比例比较高。图1展示了一些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在较短时期内年度序列数据的不断变化，表明全球8个最发达国家私人资本与国民财富的比例变化轨迹。总体的变化趋势很清晰：在把泡沫因素排除后，我们看到的是1970年以来，私人资本在发达国家强劲的回归，或者说，出现了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

我们这里指的财富主要是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资产，包括房地产、 金融资产减去金融负债等。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资本当然是一件好事，财富收入比正在回到很高的水准。意大利和日本等增长比较慢的国家，与美国不同，特别是欧洲部分国家和日本的人口增长已经是负的。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很值得参考，因为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缓慢，就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将变成更加重要的因素。财富的集中度，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会变成严重的问题。

资本收入占国民整体财富的比率不断增长，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其同样的资本存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股票市场的资产，或者拥有房产。在资本收入比率增长的情况下，就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人力资本的情况，也要关注资本的问题。财富不平等现象与100年以前相比正在加剧，过去十几年资本占财富的比重不断增加，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不仅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资本在财富总量占比的水平正在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在1970年相当于2-3.5倍的国民收入，在2010年相当于4-7年的国民收入

图1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状况

中国公共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高

对于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情况，由于缺乏历史经济数据，我只能进行非正式的讨论。据我所知，目前中国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定期公布所得税情况的国家。中国比较大的问题是所得税数据很难获得，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视的问题。由此我们只能拿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就是将他们自我提供的信息拿来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我们不知道在每一个收入阶层当中，所得税的总收入每年的变动是怎么样的，比如说，100-200万美元之间总财富的人每年的变动怎么样，200-300万之间、300-500万之间或者财富阶层的所得税变动。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打击腐败，这可能是更系统的做法，如果公布地方所得税的数据，再细分每一个收入阶段，也许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目前阶段我们无法把中国所得税相关的数据拿来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CIR是资本收入比快速的上升，资本包括房产、经济、金融资产、个人和家庭的资产，我在欧洲分析过，中国最近的财富或者资本收入比前几年有所上升，主要是房价上升。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大的区别是，公共资本在国民总财富占的比率大约是30-40%之间，这个比率中国是很高的，而且中国正准备要颁布一些公共资产的报表，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而在欧洲的一些富裕国家，这个数字为0%~10%，有些国家甚至是负数，公债超过公共资产。因为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虽然政府的资产的比例正在下降，但是国有资本在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中信集团就归政府拥有，以前政府拥有100%资本，最近中信到香港整体上市后，政府拥有78%的股权，这将是缓慢的改革为混合制的过程。中国公共资产所占的比例更高，税收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是20%。如果比较中国监管资本和西方监管资本的方式，就会发现中国的特点是国有资本比例更高，税收种类更少；西方则相反，这两种方式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中国需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收入才能管理好教育和养老金等社会性支付，还要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等。然而，西方国家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产，公共财富的增加可以成为控制不平等差距的方式之一，毕竟公债超过公共资产这种现状并不是很理想。我想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在多种方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说到财富的不平等问题，我们很难把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性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是家庭经济调查初步的数据给我一种印象，那就是最近15年不平等的现象开始上升，不平等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正处于与欧盟和瑞典差不多的水准，最近上升到接近美国的水准，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更需要透明度，如果能对遗产和财富进行累进式的税收制度，可以让所有的群体从经济增长当中分一杯羹。 

国民财富私有化让个人财富卷土重来

通过从20世纪70年代到最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私有资本占国民收入比重分布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累积了很多的财富，而在其人口增长有限，经济增长也很有限的情况下，财富会流向什么地方呢？可能有一种预测是流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另外还有一种现象背后的因素就是把公共资本转移为私人资本。

公共资本是各种资产减去公债，比如意大利公共资本是负的，也就是说公债是超过公共资产的，如果将意大利所有的学校、医院、金融资产总加起来，全部卖出去也还是无法偿还整个国债，这就是意大利目前的情况。当然我并不建议这些地方把所有公共的楼房进行私有化，连孩子上学的教室都需要付房租，我不建议这样做，但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每年公债的利息很大，而且公债超过公共资产的规模，国家已经开始对公共楼房私人业主支付房租了。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对本国境内要付的利息超过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投资，比如前者是6%，高等教育的开支不到1%，这是很严重的失衡现象。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现象，因为公共资本占的比例更高。如果公共资本占的比率接近为零就很危险了，意大利已经是负的了，其他国家也是接近为零的，比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因为公共资产接近公债的总量，一般公共资产被看作是GDP的100%左右，公债是GDP总量的80%左右，虽然是正的，但区别不是很大。如今欧洲私人财富的规模是巨大的，但公共资产却非常有限。

在这段期间，可以看到公共资本在下降，私人资本在上升。私人资本卷土重来的部分原因是国民财富的私有化。意大利的案例尤其能说明这个问题，其公共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是有盈余的，从1970年到2010年，公共资本的降幅与国民收入相当，同时期私人资本则从1970年相当于2.5的国民收入提高到2010年的7，成为公共资本最低的，政府对一部分的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直接卖到意大利私人居民的手中，从70年代开始，公共资本是100%左右，然而私人资本是300-400%，所以政府拥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资产，也就是中国现在的水准。这将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包括美国、欧洲的组织方式及历史上的表现，从1970年到现在都值得我们研究，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历史背景才能了解这些趋势。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公共部门资本向私人部门的转移并不局限于1970年之后的发达国家，实际情况要广泛的多，所有大洲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最近数十年乃至全部资本历史最广泛的私有化运动发生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现有的估计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的十年中，俄罗斯和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私有化财富约为4年的国民收入总和，而净公共资本极少。由于资本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了私人手中，致使一些人暴富，而更多的人陷入贫困。

资产收益的不平等

许多经济学模型都在假设，资本收益不受资本所有权的影响，即无论资本拥有着的财富大小，资本收益都是相同的，但是这一点有待推敲。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富裕者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往往会高于那些财富规模不大的人，这背后存在若干原因，其中最为明显的解释就是，一个拥有1千万欧元的人肯定要比拥有10万欧元的人更有能力聘请到优秀的理财师或者财务顾问，他们就可进行更加好的投资选择，那么在资产管理中就可能出现“规模效应”，资产管理规模越大，平均收益率就越高。假若投资者的收益丰厚，他就比那些普通人更愿意承担风险。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最富阶层的资产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其增速要远远高于社会总财富的平均增速。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和财富，但现在很多人无法获得房地产和物产，在中国，只有劳动力的收入。有人从家庭财产中获利，比如在北京和上海买一套公寓很不容易，必须有很高的劳动力收入，但并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更多的拥有者是企业家和非常有钱的富人。当然我们不想让最富的人占的比例太大，我们希望中产阶级在占有整个国家的房地产和物产中的比例比较大。

全球顶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

目前，顶级富豪的排行榜能够反映出一些财富增速情况。这些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的比率。从1987-2013年的世界最顶尖亿万富翁的财富，比平均财富增长率大了3-4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倍，其中前45名富豪的平均财富同期从30亿美元增加到350亿美元。这种趋势并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否则到21世纪末，全球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

世界财富人物有很高的流动性，最高端的精英阶层并不永远是那些人。最顶尖的人平均财富是多少很有研究价值，福布斯亿万富翁中，美国的、日本的亿万富翁很有名，现在还有墨西哥、中国的，这是好的现象，因为有流动性。最顶尖的富豪财富增长率超过了平均30倍。有人会说，其中有很多是创业者，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这种差距的存在。而这种机制会自动导致资本分配的两极化，导致全球财富的分布处于高位群体的财富增长远快于低位群体，那么贫富差距自然会无限制扩大，在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这种贫富悬殊或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加大。在未来的五六十年，这些人的比例在国民财富当中的上升速度，情况会有很多种，我们不能真正预测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如果看杂志了解财富恐怕有点令人悲哀了，最好是可以看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信息，只能从杂志上看。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反对国际信息的传播，或者是跨境的传播，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进行信息的公开交流。

金融管制放松将带来资本收益的不平等

现在有一种解释，认为最富的人增长速度更快是由于金融放松了管制。金融混业经营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资产组合，比如说银行可以移动几百万，几千万去做衍生金融产品。关于回报率相对经济增长率，大家并不是获得同样的资本回报率。仅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例如去中国银行存款，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财富增长。从美国著名大学的基金增长情况看，大学基金非常透明，有很好的数据，它们不断地发布金融财务的报表，当然从福布斯那里得不到这些大学的基金赚了多少钱的数据。但是我们观察各高校基金的投资策略，就会发现所有的高校基金都重视多元化投资策略，关键在于投资组合中的精巧设计和规模效应。中国政府买了不少美国国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并不这么做，它们的资产投资有很多金融的衍生品，比如私募基金等等，过去几十年一直这么做。小的大学每年财富增长率是6%，最有名的大学增长是10%。哈佛大学每年是0.3%的行政管理费，在三四百亿美元中，每年拿出1亿美元支付给金融顾问或者理财顾问，有1亿美元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越是名牌大学回报率越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金融回报方面差别如此大。

在美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可能也有这样的看法，亿万富翁慷慨激昂，把他们的钱捐给教育或者卫生机构，因此我们恐怕不应该给他们增税，等着他们捐钱就行了，这恐怕有点夸张。哈佛大学每年发布的信息显示，捐赠每年不到基金的0.5%，根据他们10.2%年的回报率来说，0.5%太少了，对有的人来说它的捐款非常有用，但比起10%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税收创新对现代再分配中的作用

最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更透明的个人所得税，我们可以调整政策。20世纪在税收方面的一个创新就是累进所得税的发明和创新，这一制度在消弭收入不平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却遭到国际税收竞争的严重威胁。累进遗产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是20世纪第二大财政创新，在近几十年也遭到挑战。

抵消不平等性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如何分布财富，通货膨胀对于重新分配财富很有用，通货膨胀使有的人从中受益，有的人从中亏本。应该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比如通货膨胀应该如何保护穷人，保护中产阶级，有时候还可以通过司法系统来更好地调整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俄罗斯就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寡头政治家控制金融，如果有可能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调节，但这种策略效率并不是很高，中国恐怕不想走俄罗斯的道路。在伦敦、巴黎到处买房子，俄罗斯的寡头靠着从俄国收红利来生存，这是一场恶梦，中国不想这么做，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发生，但它们仍然有可能发生，因此要有更强的财务金融的透明度，建立起透明的关于资产财富收入的税收制度。

看看西方税收的历史情况，永远会有很多令人惊奇的地方，它并不是很平静的历史。最高的所得税在美国，还有英国、德国、法国。100年以前，大家说我们永远不会有累进税，很多人也怀疑个人所得税会不会发展起来，然而很快它们已飙升到很高，特别是美国，1980年，所得税高达到80%多。当然这只是涉及每年超过几百万人。如果100万人征收80%的所得税，并不会打败或者消灭美国的资本主义。

遗产继承税的征收中国未来也会考虑。我并不能说40%左右的遗产税就是正确的，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数字和水平。中国开始征收遗产税的时候可能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5%或者10%，慢慢的进行提升。所有发达国家在税收方面过去的比例都曾经很高，但并没有打败、破坏和消灭资本主义，我们应该用更加平衡的做法，不能把所有的税收都放在劳动收入方面，要很好的管理。如果劳动收入达到100万元，税会很高，如果通过你的父母继承100万元，那么付的税就要少得多。中国恐怕要考虑较少的征收遗产收所得税，主要目的显然不是要提高附加收入，而是要减少这类收入和巨额遗产，也是一个让大家共同变得更加富足的办法。遗产税和所得税之间要获得更好的平衡。

每年征收财产税也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更好的知识产权，通过每年最低的税收标准，根据财产和物产的价值，通过法制原则建立起经济发展模式。美国、英国征收很高的财产税，税收收入很高，中国可以比这些国家做得更好，因为中国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用中国的方式走向共产主义，同样也可以学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很多经验，建立更好的财产税体系。

西方国家也面临限制因素，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采用的财产税都是200年以前创立的，基本是以房地产税和土地税为基础，那时候的财产就是这些，很少有金融资产和金融债务。这就是一个问题，现在美国出现的金融资产财产比房地产的价值高得多，有时候金融财产达到几百万、上千万，更重要的是要对净财富收税，包括财务金融的资产和债务，让它们累进式的从零税率逐渐征取，有时候征了税之后财富就比较少了，收入少的时候就不用付税。如果中国未来考虑引入累进税，很重视累进过程，而不是采用19世纪旧的税收制度来管理和运作，相信中国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肯定要比西方做得更好。

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不光在中国，在法国和美国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国家是独特的，不需要从其他国家学东西，这是错误的。其实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学到东西，各国对税收制度的探索和创新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借鉴。

我写这本书和我的讲演都是想做出这样的贡献，我向大家提供了很多技术的统计数字和资料，同样也包括很多历史上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收入和财富的人群如何从国民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的信息，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包括人们的生活，巴尔扎克和其他的人物产生的影响，我们谈的就是人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

（杨利红翻译、季节编辑）

中国的市场化实践是要将私有化控制在一场可以规制的范围内。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21世纪资本论》，一书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称赞为“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 。其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也因其书在世界上声名鹊起。皮凯蒂受本刊邀请，带其新书参加了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等于11月14日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进行了学术演讲，并接受了本刊组织的与部分学者和媒体的专访，给中国学界一个近距离了解其学术思想及其著作内容的机会。

中国学者和部分媒体主要围绕皮凯蒂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进行了提问，虽然在此书中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数据和结论大多是围绕发达国家的，但是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同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发展中国模式很重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李玲教授针对皮凯蒂在书中所讲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段时间，欧洲地区的资本因战争的破坏，因而劳动收入和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提出了她的见解，她认为这也有社会主义的推动因素在内。

皮凯蒂认为，李玲教授所指的来自前苏联等社会主义体系的竞争促使西方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他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认识到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存在威胁到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很重要。西方国家政府之所以建立福利制度、累进制税收系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1914年之前，法国政府并不想采取累进制税收政策，俄国革命之后，来自外部政治制度的威胁取代了法国的国内矛盾，采取累进制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更好地应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

皮凯蒂表示，现在已经不存在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是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件好事。中国将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有益的补充。他认为中国模式很有意思，比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功。有时候西方人士会质疑，中国现在是否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他们认为中国几乎要转向与俄罗斯相似的私有化发展方向。皮凯蒂认为，贫富之间的差距未来在中国发展中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中国并不想成为第二个前苏联。中国现在的模式适合自身的发展，但是仍然有些风险，似乎在向与私有化类似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税务系统，进行更多的金融转移，中国已在全球参与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李玲教授对此很赞同。她说：“20世纪社会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体系学到了很多好的制度，例如，前苏联的福利制度是很完善的，二战之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借鉴其经验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制度。”

依靠什么方法可以把资本关进笼子

在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开始兴起，更加强调外向型发展模式、更加强调经济的私有化。正如皮凯蒂所说，在70年代，公共福利开始下降，而私人财产开始上升，而这只是在重复过去的轨迹。李玲说：“如果遵循这些思路，就会对中国更有信心，也许在21世纪，中国可以挽救资本主义，但是很不幸，中国现在对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政策更加关注，坚定地相信的‘市场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李玲问：“如何才能将资本关进笼子，依靠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否依靠账户转移？”皮凯蒂答：“我认为账户转移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果中国能公开每年的税收具体情况，将会对此非常有帮助，从人们每年的所得税标准和税收变化的情况，可以获得更多财富转移的信息。”他认为，中国需要建立更加广泛的税收体系，向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征税将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中国正在寻求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在社会系统内部保持平衡非常重要，在税收系统中保持收入税和财产税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私人财富在中国增长很快，这是好事，但是需要注意保持平衡，不能向劳动性收入索取一切，只对劳动性收入比如工资收入之类征税，必须向拥有更多财产的人征税。在中国，如果向那些来自农村或者低收入家庭的人征收财产性收入可能会很困难。我认为，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会对国民账户发生转移很有帮助。但是我认为光有税收制度是不够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也很重要，在21世纪，更多的人能接受优质教育对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北京就有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

寻找更多的研究经济学的路径

李玲教授再问皮凯蒂：“你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教授，美国有很多人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大部分都是在研究微观经济，很多人只是遵循传统的研究方法，专注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你是一个例外，你是如何做到的？”皮凯蒂说：“我回到巴黎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在MIT的时候，他们的研究系统不能让我完全认同，法国经济学的传统与其不同，更多关注于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内容，以及经典的经济研究思想。我回到法国的原因是，我希望研究能更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如果要解释经济现象，需要搜集更多的历史数据和经济数据，看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现状，然后才能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数学确实非常有用，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数学经济模型。我认为对于经济学，简单的数学方法就足够了。关键是应当寻找更多研究经济学的路径，增加更多社会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的成分，不能单纯的教授经济学理论。数学有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为了了解经济学，不得不运用数学的方式，难点在于平衡。为了分辨哪种方式有用，研究者需要去了解数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并不能只看数学模型。我想未来这方面教育会得到改善。”

“你的书中提到了新的信息技术，大数据将会改变世界，你认为大数据将会如何改变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李玲问道。“我想对于新一代的经济学研究者来说，单纯依靠数学模型来进行理论研究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应该推动经济学者去寻找更多的数据，从而发现更多的研究路径。现在可以利用的数据越来越多，研究者需要不断验证自己的理论，但是过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将会使一些经济理论研究更加难以理解。”皮凯蒂说。

李玲教授对这个问题阐释了她的想法：“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和努力，因为缺乏大规模的数据支持，无法更好地进行社会资源分配和经济管理。现在有了大数据的支持，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新型的经济模式，这可以被称为‘计算社会主义’。”皮凯蒂对此回应道：“即使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动也是非常复杂的，处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的经济活动差别很大，如果运用数据进行管理和分配，可能只是一种方式，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可能有更多的人有效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从未有过的组织经济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会找到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其为新形式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将是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财富的配置。”

皮凯蒂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

青年学者齐昊博士对皮凯蒂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过评述文章《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文章中指出，皮凯蒂在研究不平等问题上，通过整理收入退税和财产税的数据来取得收入和财产的微观数据，这就突破了以往关于收入和财产分配数据通常来自抽样调查的途径，而这种方式会让富人钻空子，瞒报收入和财产，最富裕阶层在调查样本中代表性不足，结果会低估不平等的程度。

掌握了数据，说话就有分量。皮凯蒂利用税收数据克服了研究缺陷，并把最富裕的阶层从幕后推到了台前。齐昊认为，皮凯蒂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仅从表现资本主义历史上不平等的演变，该书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具有巨大贡献。

齐昊认为，皮凯蒂以事实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流行观点，事实并非像库兹涅兹所认为的那样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好转。但是如果我们不同意这是自然的变化，那么如何改变不平等现象？齐昊就这个问题与皮凯蒂进行了交流。他说，在上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国家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水准的税收体系，现在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抗争因素或政治表现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象？皮凯蒂表示，这是很难简短回答清楚的问题。但他认为历史可以找到他自身的出路。有时候我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自身准备如何迎接变革，欧洲对未来的发展并没有确定的认知，但是从机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等方面做好准备的方式。皮凯蒂说，他不那么悲观的原因之一，就是新的科学技术可以用来帮助形成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但是向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发展，不确定性很高。

齐昊提出，皮凯蒂的书用事实纠正了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若干错误。例如，从新古典理论来看，不平等问题实际上从属效率问题，而凡是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有效率的，凡是有效率导致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说到不平等问题，新古典理论言必称技术变革、技能需求变化和全球化，理由是这些因素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资差异增大。新古典理论造成了两个“忽视”，一是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视工资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焦点。

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

中国同样面临严重而不平等问题。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财富有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财产。对比皮凯蒂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财产的不平等高于英国和法国，已和美国不相上下。中国正处于改革的转型期应如何去做？

皮凯蒂说，现在前苏联解体了，而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转型中也会面临风险。他强调，“一定要将私有化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例如税收、账户转移等措施，让私有化比例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他说，在当天早餐会上，他和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讨论，中国国有企业国有成分要降到什么程度？私有化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中国会出台房产税和遗产税等问题。他认为，这些改革是要匹配的，如果仅仅将企业私有化，而并不出台房产税、遗产税等，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产生极端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极端的不平等。现在在西方，人们开始忘掉与中国的制度差异，人们把美国的富豪和中国的富豪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果这样改革，中国还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同？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执政党，但是这个不同点不足以弥补制度缺陷。由此，中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对中国的前景非常重要，对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球。

皮凯蒂强调，前苏联的影响力曾经很重要，但是现在中国改革的模式更重要。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应控制资本主义多一些；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应更积极一些。

 中国未来是世界未来重要的一部分

《环球时报》记者在专访中问，实行累进式税收是控制不平等的重要部分，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你认为中国政府存在什么优势和劣势？皮凯蒂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税务改革的时机很好，中央政府力量强大，国家很大，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很小，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太小了，需要吸引外部投资，这些国家控制金融和财政不是那么容易。他说，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乐观，中国的未来对于全世界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季节编辑）

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共同应对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将引发消费能力下降，储蓄率下降，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然而，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涉及人口与人口政策，涉及社会、经济、金融、保险、财政等问题。因此，人口老龄化加速对于面对老龄化问题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全球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若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未来社会的发展将陷入一个不可知的状态。

跨学科国际研讨

专家建议，通过改革和科技革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积累长期可持续的人力资本。

在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日前联合举办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和政策应对国际研讨会”上，来自30多个国家80多位海外学者，100多名国内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媒体共同为应对这一难题进行研讨。

潜在增长率正在下滑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人口学家蔡昉提出中国面对的老龄化难题，他说：“目前，中国遭遇了‘未老先富’的难题。”蔡昉认为：“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得益于我们有较充裕的劳动力，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而且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走向世界，出口保持了高增长。”这也是“中国奇迹”形成的原因之一。

蔡昉介绍，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估算在1.4左右，与公认的低生育率国家日本相当，即使现在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也不见得能够逆转生育率偏低的大趋势。他分析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在2010年左右消失，结果就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根本性转变，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发生，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报酬快速上涨。中国从2010年到现在，平均潜在增长率降低到7.6%，到2020年间，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下降到6.2%。”他认为“从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来看更像1990年前后的日本。”

虽然调查数据已经显示，中国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下滑了1.4%，但蔡昉同时也提出，中国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来提振经济增长速度，寻求不同的刺激办法。他说：“中国经济放缓并非外部需求放缓，而是显性的比较优势指数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缺乏竞争优势，只能从供给方的角度来争取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而办法就是改革。”

提升潜在增长率的具体办法是什么？蔡昉提出四项措施：第一，中国还有潜力具体提高劳动力供给；第二，提升教育水平；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包括提高生育率水平；第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劳动力供给不稳定的局面。蔡昉建议，未来要通过改革和科技革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积累长期可持续的人力资本。

推迟退休、提高生育率应对老龄化

一些国外专家学者建议中国可以采用延迟退休与提高生育率并重的方式来保持其经济增长动力。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何安瑞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政府施以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要有长期的投入措施。他强调，人们的思维定式认为，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低，又是不愿消费的群体，由此，老年产业的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却表明，中国老年产业的供给率仅为10%，大量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见，人口老龄化不仅是挑战，也存在大量的机遇，关键是要打破定式思维，抓住机遇。另外，他建议，中国可以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退休制度。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整体生育率低于2或者出现负数，都会令财富积累和GDP增长受到影响，生育率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对于未来可能会更加重要。

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梅森通过研究发现，与其他一些国家老年人的差异在与，中国的老年人难以聚集更多的财富来支持他们的孩子。中国人的退休年龄相对太早了，他们本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梅森表示，在美国，老人们的工作年限由他们自己决定，如果他们决定延迟退休，那么他们退休后每年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养老金，大约每年增加8%。

2013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2亿，占到总人口数量的近15%。而中国现在仍在执行20世纪50年代初的《劳动保险条例》和有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政策的规定，现行职工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梅森认为，中国还可以进一步放开对退休年龄的限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罗纳德·李认为，中国的老年人现在都很健康，生活条件、营养都改善很多，完全可以工作到65岁甚至70岁，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工作多久。

针对提高生育率，蔡昉指出，尽管全国各地陆续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已近一年，很多年轻夫妇还是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久前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单独两孩”申请，与此前官方提出的预期差距较大。他认为，推迟退休和提高生育率从长远看都是发展方向，但是就目前来讲，这样做还有困难。

罗纳德·李教授认为，或许中国可以考虑降低人们抚养孩子的成本。“中国已经在教育和医疗上增加了很多投入，但是在家庭支出中，花在孩子教育上的钱仍然很多。”他说。

与会学者围绕老龄化应对问题展开了高层次、高水平的沟通。他们对中国近些年来正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加快构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包括农民工，给予充分肯定。

（编辑季节）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在参会的72位代表中，受邀参加的周小平、花千芳两位草根网络作家，备受舆论关注，并受到一群自由派和南方报系公知大V的集中批评，表面上是质疑其网络作家身份，对他此前博客文章中呈现的事实和观点进行抨击，其实际指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分歧和对立。

舆情走势分析

自10月13日至10月27日，涉及周小平的媒体报道共有1830篇，论坛主帖3122则，博客文章2001篇，微博主帖28504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另有大量网贴已被删除或屏蔽，无法查询）。详见网络舆情走势（图1）和媒体舆情走势变化（图2）。

图1  网络舆情走势图

图2   媒体舆情走势图

整个舆情经过分为：平静期（10月15日以前），爆发期（10月16日-10月20日），反复期（10月21日至今日）三个阶段。综合网络和媒体舆情走势可以发现，网络舆论场关注度的最高峰出现在10月17日，即第二阶段爆发期，媒体舆论场的最高峰较晚出现，在10月23日，即第三阶段反复期。

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主要通过博客和微博在互联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从2005年开始，其注册的新浪博客账号“周小平同志”共发表135篇博文，2013年6月发表博文《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阅读量超过70万，成为其博文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此后，周小平的观点被更多人所熟知。同名微博账号有52万粉丝，共发表156条微博。

10月15日以前，涉及周小平的公开媒体报道并不多。但在网络场域，周小平作为“自干五”的代表一直在聚拢年轻网民的心。10月13日，《环球时报》发表北大教授张颐武的评论文章《周小平的意义》，作者说，周小平的文章最重要的特点是他对中国的认同，这也是引起诸多年轻人共鸣的最关键原因。他其实是找到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共同情感和选择。该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舆论关注。

10月16日-10月20日期间，周小平因受邀参加15日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并被“点名”鼓励而爆红，文艺座谈会相关情况的报道及对其意义的解读成为舆情第二阶段的主基调。例如《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寄语周小平花千芳:望创作更多正能量作品》，《新闻晨报》特稿《周小平其人:主张弘扬正能量 年少时曾愤世嫉俗》，《环球时报》评论《围攻周小平不是网络大V的光荣》等等。“周小平是谁？”、“为什么会被如此高规格的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草根作家也能上大台面？”等话题引发舆论热议。

10月21日起，网络舆论场和媒体舆论场均有一定程度的反弹。该舆情阶段由于公知大V对周小平的各种围攻与抹黑，如方舟子打假、李银河点评、杨恒均反驳等典型，评论观点出现激辩。例如《国际在线》的文章《正能量就是最大的“底气”》，“无论什么人，什么地位，只要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为党和政府发出正义之言，自然会得到政府和多数民众的支持。”再如《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为何有人将周小平视为眼中钉》，作者指出，“舆论场上却出现了对两位青年找茬攻击、谩骂诋毁的另一种声音。这些声音没有建设性，甚至缺乏起码的善意。当然，自发地站出来支持两位青年的网友也不在少数，从而形成了激烈的交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分歧和对立。”

舆论议题分析

本组利用舆情软件对抓取到数据的舆论议题予以梳理和分类，如图3所示。

图3   舆论议题分布图

第一类，关注周小平、花千芳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此类议题集中在舆情初期，以客观报道和转载座谈会发生事实为主，占总量的21%。

《人民日报》16日刊文《习近平寄语周小平花千芳:望创作更多正能量作品》，提到在座谈会上，总书记在讲到互联网文学时，停下来问：“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是哪两位啊？”并在座谈会结束后，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新华网文章《媒体披露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网络作家身份》、《成都日报》文章《四川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等也对周小平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进行了关注。

第二类，媒体对周小平的专访报道，此类议题主要出现在舆情反复期，占报道总量的11%。

10月24日，《人民日报》记者在对周小平进行专访后，刊发报道《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周小平表示，“我强烈认识到只有回归中国文明的自信，我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网民心里保存有对国家的热爱，而且对互联网灰暗的情绪是天然抵触的。这个时候像我们这样一些人用我们的方式告诉他们，你的国家有光明的一面，我们把光明点出来的时候，就会赢得很多人的认同。他未必认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数据，但他认同的是我对家国的情怀和对光明的认同和追求，这是没有人能驳倒的。”

此外，海外网还邀请周小平在演播室进行访谈，并编发报道《周小平:年轻时写过很蠢文章推崇美日批评政府》，分享他对文化价值观的认知和感受，回顾了其成长的心路历程。

第三类，转载周小平此前的博客文章，此类议题占报道总量的9%。

如10月16日，《参考消息》在第10版参考论坛对周小平的3篇博客文章进行了刊载，分别为《梦碎美利坚》、《飞吧，中国梦》和《他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旗帜》。

第四类，支持周小平，反对网络大V围攻，此类议题以媒体评论为主，兼有网民发言呼应，此类议题占总量的近36%。

10月17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围攻周小平不是网络大V的光荣》指出，周小平如此突出的原因，在于像他这样愿意公开站出来传播正能量的人太少，一直被自由派大V们看成“自干五”的代表，而这次网络大V围攻周小平的原因大概是妒忌和不服气。文章称，这几年像周小平这样的人出来一个被“修理”一个，很多人被吓住了。原本就有名望的人往往与互联网躲得远远的，主流社会站到网上并坚守自己影响力的人寥若晨星。文章认为，当周小平这样的声音多起来时，互联网的多彩才会合成健康的多元。

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论“周小平思维范式”价值所在》称，周小平……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思维范式”，而质疑周小平的人则是最自卑的，是对历史的无知，对西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评论指出，中国在百年历史进程的探索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但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没有从历史的局限思维中走出来，依然难以摆脱“文化自卑”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在这个时候我们恰恰最需要的就是“周小平思维范式”，也就是“新轴心时代的文明自信”。

10月23日，法制网发表网评《周小平惹着谁了》指出，一些人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攻击周小平，如果不是简单的“羡慕嫉妒恨”，更复杂的原因是他们对国家网络治理的不满意，对国家所倡导的网络正能量的不高兴，周小平作品中明确的对中国的信心，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了。文章认为，周小平参会，代表的是网络正面的、积极的力量，爱国、理性、独立的思考。我们挺周小平，是因为他不跟风，不受骗，不怕围攻，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

针对部分网络大V攻击周小平的言论，吕永岩在乌有之乡发表《评公知对习近平文艺座谈会的反击》指出，普世公知恶咬两位网络草根作家的原因在于，他们撕开了美国被转基因普世公知精心装扮的含情脉脉面纱，露出了美国赤裸裸强奸世界的真实面目。对此，网民@吴法天发表微博认为，“自干五的阵营坚持正能量，应理直气壮继续传播”。

10月24日，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环球时报》撰文《为何有人将周小平视为眼中钉》指出，舆论场上出现了对周、花二人的找茬、诋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意识形态尖锐的分歧和对立。一些人对他们进行攻击，主要是借此宣泄对高层、对体制的不满。希望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在循循善诱和严格管理中不断改善，经过扶正祛邪、激浊扬清，最终形成一个健康向上的主流价值观，让爱国者饱受攻击的现象彻底成为历史。

对于网络大V的攻击， 10月19日周小平在新浪博客发表文章《我待祖国如暖男——真相不会向无知妥协，文明不能向失明低头 我的中国情怀》进行回应。文章称，“我周小平的一些文章观点无非是说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尊重自己的民族英雄，要心怀希望，努力去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所谓的反驳者并非真心的来批评你，或善意的指出你的错误，而是恶意地希望通过鸡蛋里挑骨头，顾左右而言它，以混淆视听的方式来试图达到用无知去掩盖真相，用失明去回避光明的目的。”

第五类，自由派大V对周小平的的抨击，此类议题以网络讨论为主，约占总量的23%。

新浪微博认证为“南方都市报副刊自身编辑的侯虹斌”的网民发微博质疑称：“连百度都查不到像样的资料，还能越过无数网络大神们成为代表？”

此外，另有网民扒出多年前的网页，称“2009年分贝网因涉及色情运营，包括周平在内的多名高管被公安机关调查”，网络大V称此周平系周小平，并对之围攻。如媒体分析师@假行僧老巩发微博称，“开黄色网站的谣棍周带鱼@周小平同志已经给扒得差不多赤条条。接见这样的他们，是不是有点降低了档次。”

舆论阵营分析

围绕文艺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周小平等人，网络舆论场形成了观点鲜明分化的两大阵营。

支持周小平阵营

第一类代表人物：陆弃、登峰俯白云、老辣陈香、王德华、余亮。

主要观点：公知和大V对周小平的集体围攻，其本质是围攻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抵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只会搞乱舆论秩序。

青年学者@陆弃认为：“抹黑周小平是有组织的活动，先是众多段子手、营销号发声，大量类似微博出现在网上。接着大量大V进行转播，评论中夹杂着粗俗、下流的语言。周小平不过是一个用文章作武器的爱国者，他唤醒了一部分青年人的觉醒。有些人这样就害怕了吗？是怕房奴起来造反，还是怕学生让某些教授没饭吃呢？”

@登峰俯白云评论说：“……他们害怕的不仅仅是他们两人，而是从这个座谈会体现出的对文艺界的趋势，这个趋势令他们感到恐惧，这正说明现实文艺界和网络急需进行整顿的必要性。”

@老辣陈香发表微博称：“文艺座谈会后，网络舆论场把热点都投到小平老花上去了，导致座谈会主要精神传播被冲散，导致两位蓬勃青年被各种烙烤。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评论，窃以为这才是言归正传。请网友们回归关注座谈会主旨，加深认识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取向。”评论指责网络推手们试图转移话题，干扰视听。

中国文明网发表《周小平的标本价值是言论自由》指出：“网络上，对于周小平的观念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你可以不同意周小平的观点，但是不能不让周小平说话。如果超越言论自由限制人家说话的权利，那就是一种强权和暴力了。……整个网络表达方式中，周小平都表达着自己对于中国发展的认可，以及中国道路的肯定。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文字，其实也正是中国现在所稀缺的吧！”

评论员王德华在环球网上发表文章《有人一谈周小平，就散发出浓浓的酸菜味》指出：“那些谩骂祖国的人,建议好好读一下《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周小平用生动的例子和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国家强则个人兴。我们的社会处在发展的阶段，价值多元，社会矛盾加剧，很多我们相信的‘真相’其实不是真理，而是一种谣言。这种谣言从内部分化了我们，让国家的发展没有形成统一的向心力，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这种伤害是无形且深远的，我们应提高警惕。”他进一步指出了那些一味指责周小平的人，只专注于“起底”和“添黑”，却不能为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提供正面的支持力量。

媒体人余亮发表文章《周小平花千芳与这个时代知识人的纠结》，他认为网络大V对于周小平事件反应过度，片面指责周小平其实是忽视自身责任的表现， “周小平、花千芳的作品确实话语朴素甚至粗糙。他们和公知搏斗毫不留情，对有些社会问题乃至自由主义的东西也缺乏深入理解。但是自诩比他们聪明深刻的知识分子就别老责怪人家了，你们的责任更大。胡闹在先的就更不要委屈，总要有点自我批评的精神。”

第二类代表人物：陈里、袁小靓、干越白丁、正气昂扬。

主要观点：肯定周小平的观点的正面价值，强调社会讨论需要珍惜周小平这样的观点和声音。

三农学者@陈里赞扬了网民能够分辨真相，追求理性和事实的精神，“写给小平的话:国家和子民犹如母与子。爱，一定是深埋心底。儿不嫌娘丑，民不嫌国贫，反之亦然。……大多数评论都是理性而公允的，因为大家的情感都是一致的。向前走，别回头，小树要长高，枝枝杈杈要砍掉，大路通天走，坑坑洼洼要填平。感谢网友，为你祝福。”

自由撰稿人@袁小靓肯定了周小平的勇气和执着精神：“和小平说近日饱受围攻，此文写到凌晨四点，爱国热血，填塞胸臆，沛莫能御。靓姨以为，不信者恒不信，因谣言不会止于笨蛋。”

@干越白丁发表文章《像周小平那样“一网情深”爱祖国》，谈到“作为一个80后的网络写手，没有太多的华丽文章，也没有太多的高深之作，却以一个普通网民的身份，从不同的视角，理性地看待目前中国的发展现状，为广大网友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进步的中国，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

@正气昂扬发表《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周小平”们》：“我们的时代需要真正坦诚正义的批驳者，更需要坦荡正气的弘扬正能量者。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建设法治中国，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正能量吗？”

北大教授张颐武发表《周小平的意义》，呼吁为周小平提供更多的空间：“周小平的文章，当然还有诸多缺点和问题，带着年轻人的不成熟，但这些文章给我们的是中国年轻人的志气和梦想。这种志气没有被舒适的生活消磨，没有被虚幻的忽悠所沉迷;这种梦想没有被生活的浮躁所摧毁，也没有被物欲所困顿。而是努力认清自己的命运，承担自己的责任。”

围攻周小平阵营

代表人物：方舟子、西门不暗、中青报曹林、詹涓。

主要观点：以周小平年轻资历浅的特点，集中批判周小平文中某些与事实不符之处而质疑其“谬误”。

在此次事件中，虽然公知掌握着舆论的主要资源，但是网民对于周小平的正面评价和肯定声音占据了上风，认为对于年轻的网络作家的观点应该保护，而非利用他缺乏经验为理由进行扼杀。公知和境外媒体的微博账号发现无法在观点上取胜，便将舆论注意力转向方舟子被封号，试图左右视听，搅乱舆论场。

@方舟子批评周小平的观点缺乏事实基础：“周小平只是在梦里游了趟美国，然后就开始信口开河控诉起美国的罪恶。他的这些胡言乱语，……有的……只要上网一查就知真假。”方舟子对于周小平《梦碎美利坚》一文中的种种描述逐一进行反驳，例如针对周小平所说“美国很多城市的服务业工作者薪资在3到5美元之间”，方舟子表示，自2009年7月以来，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5元，只有两个州最低工资比这个低，是每小时5.15美元。“周小平在梦里发现了美国哪所城市的服务业工作者薪资在3到5美元之间？”

对于方舟子和周小平的争论，《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西门不暗说：“作为方舟子一生的敌人（方舟子说的），在评价周小平的文章上，我支持方的做法，对于他被封号，更感不解，真理越辩越明，封杀是什么理由？”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詹涓june 说：“一个人在网络上的所有痕迹就这么完全抹去了，如果再发声，寻衅滋事这么一个现成的罪名恐怕也会扣下来。什么是恐怖，这就是恐怖。我不是方粉，但鄙视所有对方舟子落井下石的人。”美国媒体也试图借助方舟子被禁言事件，转移关键话题，试图将公众关注点从方舟子和周小平的争论，统一转向中国网络监管、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等问题。

@中青报曹林对此评论道：“一向争得喋喋不休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竟然表现出了惊人的团结一致，左中右群殴，挺有意思。劳资啥时没爱过国呢？只不过没像一些投机犯把爱国挂嘴上表演，拿爱国当生意做。”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

    1942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毛泽东系统地回答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促发文艺工作者自觉服从革命事业需要，起到团结人心、鼓舞人心、同仇敌忾的作用。

    72年后，习近平同志召开的此次文艺座谈会所针对的问题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舆论形势之下，文艺工作能否依然坚持“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方针，这是关乎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乃至执政根基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应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语重心长，用意深远。

然而，关于周小平的围攻、质疑、激辩遮挡了文艺座谈会的核心信息。公知大V和部分媒体通过制造热闹的话题，转移舆论视线、混淆舆论视听。一方面，利用某些人的嫉妒心态，突出周、花“网络作家”的身份，制造“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的争议；另一方面，放大、抨击、嘲讽周的文章，上演被封号禁言删帖的戏码，似乎发表爱国言论就是无耻、批判美国就是偏激，借题发挥，攻击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和网络治理的方式。

文艺座谈会引发的争议凸显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公开和激烈。要警惕公知大V及利益集团支持的媒体通过制造热闹的话题，在中央和群众中间设置沟通障碍，上令无法下达，真情无法传递，让群众只看到喧嚣的碎片，而看不到真实的全景；中央主流媒体切忌掉入议题陷阱，应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扩大主流声音，弘扬社会正气。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些年来，对我国的银行业一直有不少来自国内外的议论乃至指责。在社会经济转型阶段，银行作为一个经营管理状况外溢性特别强的行业，受到人们格外关注是正常的，银行的管理能力、服务水平在某些方面不很适应各方面的期望和要求也是自然的。但有些质疑和批评，应该具有更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撑，避免以讹传讹和想当然。批评应该理性，提出的建议应该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本文就大家关心的关于我国银行业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究竟怎么评价我国几大银行的改革成果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明确的。其实只要看看最近10年前后的变化，事情就很清楚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30%，下降到1-2%，平均资本充足率从7.95%左右提升到了13%以上，年度利润总额从2002年的1085亿增加到了2013年的7851亿。

有人质疑，当初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过程中，资产是不是贱卖了？时至今日，这些银行改制过程中剥离不良贷款的成本（更准确地说，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大批工商企业卸下历史包袱并进而改制所需要支付的成本）究竟能不能覆盖？国有银行改制后究竟能不能带来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带来治理机制的改变？

从交通银行2004年引入战略投资者到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直至2010年农业银行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挂牌上市，我国五大银行全部完成了从国有独资银行向在境内外上市的公众持股银行的历史性转变。事非经过不知难，现在有的人在谈起这些“故事”时，并不知道其中曾有多少艰辛和不易，也有人认为从国有独资银行变为国有控股的上市银行，未必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存在不了解情况的偏颇之见。例如，在这五大银行上市前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都由境内外的律师事务所、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进行了工程浩瀚的尽职调查及资产评估。仅工商银行的法律尽职调查资料就达80余吨，这些材料至今保存在工商银行巨大的资料室中。这种具有国际水准的尽职调查和评估工作，不仅摸清了家底，促进了我国大型银行的产权清晰，更重要的是为改制后明确经营管理责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了重要基础。例如，工商银行原先在全国各地几万宗营业场所的房屋、土地，既有当年分设时从人民银行承接过来的，也有国家划拨的，还有出价购买了部分使用权的，更有租用的，通过改制上市前的财务重组，97%以上的房屋、土地办妥了权属证明。当时由于不少投资者对中国的国有银行改制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此，能否在改制前期引入有影响力的国际战略投资者，继而能够在上市时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便是对改革方案的设计是否正确，操作是否成功的重大考验。各家银行都竭尽全力开展了工作，广泛接触了境内外各类投资者，努介绍中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以争取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

有人批评，几大银行上市是不是让国外投资者赚了大钱？为什么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好处不留给国内投资者呢？这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首先，当时国内的A股市场很难完全容下体量如此之大的几大银行，需要通过适当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且在境内外市场一起上市，才能完成这几大银行的改制。实际上几家银行上市前引入的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仅有十几个百分点，最低的只是个位数，其余国外投资均为上市时报价购买进入的。这些投资者进入的股权比例虽不高，但在当时对上市公开发行的成功起到了“增信”作用。而且，几大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都是溢价的，平均PB值（市净率，股价与净资产价值之比）超过1.19倍，例如工行达到1.22倍。而目前几大银行的PB值均跌破了1。

在上市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国内机构投资者，但资本市场上不可能强买强卖。当时有关部门规定H股与A股必须同股同价发行，为了更多地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经过在国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奔走，以及在全球几大洲的路演，最终获得了超额认购几十倍的结果。如果当时国内投资者能够更踊跃一些，我们的定价将会更理想。当然，最终总体发行是成功的，工行、农行都创下了全球IPO融资额的历史记录。

后来，几大银行的市值随着银行盈利能力的增长先后都曾有过不小的上升，有的国外投资者进行了转让套现操作。于是有人质疑这让境外投资者发了财，国有资产流失。殊不知，各方股东的机会是完全均等的，不可能只有其中某一方股权增值获益。就拿国有股东来说，五大银行上市以来，净资产增加了29136亿元，约增加了3.6倍，国有股权获利超过27500亿元，其中现金分红约11000亿元（股改上市前由于微利乃至亏损，国家从银行获得利润回报已有困难）。与改制前的2003年相比，五大银行的应税能力提升了4.5倍以上。仅从这几个方面测算，五大银行的改制成本（剥离20000多亿不良贷款，加上冲销原有部分国有资本和外汇注资折合5000亿人民币，等等）已经覆盖。如果加上华融、信达、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几大银行改制过程中剥离的不良资产的回收结果，改制成本则已消化完毕。

至于几大银行上市后管理水平究竟有无提升，这可以从多方面来予以说明。其中最显著的进步就是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得以完善，建立健全了各类风险的识别、计量、预警以及监测的技术模型和操作方法。近年来，经过监管部门长达5年的持续跟踪、评估和验收以及国际机构的检查，目前已经批准我国几大银行正式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这标志着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统一标准，我国主要银行风险管理的框架、原则、技术以及IT系统建设等各方面已与国际规范接轨。这在上市前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银行上市后，法人治理机制情况到底如何？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是否真的在各司其职，还是“徒有其表”？关于这方面可以了解香港联交所、证监会和大陆银监会、证监会及其上交所对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内控情况以及信息披露情况的评价，也可以听听这些银行的董事们，尤其是境外独立董事的意见。他们的看法也会有助于大家更全面地了解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后的经营管理状况和法人治理情况。

事实证明，我国抓住时机果断推动几大国有银行改革，其决策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没有这一改革打下的坚实基础，没有几大银行经营状况的根本改善，很难想象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能有如此大的回旋余地，宏观调控能有如此大的操作空间。

我国银行业究竟存在不存在垄断

关于我国银行业存在垄断现象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呢？

首先，在任何一个国家，银行都是特许经营的行业，开办银行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必须获得监管部门的许可。被一些人奉为自由市场经济圭臬的美国，开设银行的审批手续一点也不比我国简单。办银行必须经过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其次，可以再进一步看看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目前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非国有资本的占比超过20%，民间资本在全国性的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占比约为42%，在14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约占54%，在农村金融机构（468家农商行，122家农村合作银行，1803家农信社）中占比超过了90%。因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银行业仍然还是由国有垄断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国有关法规未禁止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但此前除民生银行等少数实例，其余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主要是陆续通过改制、参股形成的，直接发起设立的不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可以“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一个应该属于开放性的银行业来说，我国民营资本在其中的占比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这不会影响到国家对银行业的管理。

有人认为，虽然从股本结构来看，不能说我国的银行业完全是国有垄断的，但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规模是如此之大，难道不是大行垄断？

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的大银行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往往是考察其银行业集中度，其中最主要的指标是资产CR5，即一国前五大银行（TOP5）的总资产占该国银行业资产的比例。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经济体量排名居前的10个发达国家，以及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4个金砖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资产CR5）与中国作一些对照和比较。尽管依据不同方法得出的数据存在一些高低误差，但得出的结论方向是一致的。在这14个国家中，除了印度之外，其余各国前五大商业银行的资产CR5都高于50%，尤其是10个发达国家银行业，澳大利亚、荷兰超过90%，德国、加拿大超过80%，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超过70%，美国、日本也在50%到60%之间。而且这些国家的银行业集中度，基本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而明显提升的。事情并不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只要银行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小银行将纷纷涌现，大银行的竞争优势将逐步削弱，它们的市场占比应该会也必然会随之下降。

更值得研究的是，在这些国家，银行业集中度的高低似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水平存在着一定正相关性。例如银行业集中度最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银行业就表现得更稳健一些。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储蓄信贷机构危机爆发之前，银行业资产CR5一直低于15%，在那场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的资产CR5快速上升。而在本轮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资产CR5更是从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3年达到63.2%。我们曾与美国一些著名的银行家以及监管官员交流，他们都认为这一趋势还会继续，美国银行的数量将继续减少，银行业集中度还会进一步提高。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这与人们现在常常说的所谓要警惕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理论又有什么内在联系？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简单的人云亦云并不有助于揭示经济生活的内在规律。

金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巴西银行业资产CR5从1990年的50%提高到了目前的70%，南非从1990年的77%提高到了目前的90%以上，俄罗斯从1995年的39%提高到了目前的50%以上。唯有印度银行业资产CR5从1995年的44%下降到目前的40%，但印度一家大银行的占比（CR1）相比其它国家要高。

比较下来不难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走向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反，我国银行的资产CR5这些年来是快速下降的。从1998年至2013年三季度，我国五大银行的资产占比从63%急剧下降到了44%，目前这一势头仍在增强。可以得出结论，那种认为我国银行业存在着大银行垄断的判断并没有多少道理。那种认为“大银行市场占比高必然影响金融市场活力”的说法也不符合全球市场的实际。我国五大国有控股银行目前已全部是在境内外上市的公众公司。笔者认为，五大银行股权结构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和渠道都是存在的。但通观全球各国实际情况，我国五大银行目前的体量是否过大了，是否存在对市场的垄断，与它们的股权结构有无可能作进一步调整，并不是一个命题。

我国银行业究竟是不是“暴利”行业

近些年来，我国银行业持续较高的盈利能力一直广受关注，其中质疑多于肯定，这种现象并不正常。首先，应该肯定经济决定金融，银行业的利润增长是我国经济这些年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一个折射。银行利润的增长，尤其是国有控股银行的利润增长是对国家的贡献，是对股东、投资者的贡献，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主要表现。

目前，在大型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国家控股比例超过70%。也就是说，这些银行每创造1元钱利润，至少有0.7元是国家的直接收益。五大银行自股改上市以来，共实现税后净利润约39300亿元，按70%比例计，其中国有股获利超过27500亿元，国有股权从中现金分红达11000亿元，国有净资产增值超过3.6倍。与此同时，其它股东与国有股东是同股享有同权的，在权益分配上不可能有任何区别，同样也是银行盈利的受益者。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银行盈利的批评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银行的利润多主要是因为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存贷款利差太高；另一种认为，银行的利润多主要来自收费项目太多。

其实，我国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近年来的利润增长并不是来自于高息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现行利率政策，在目前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人民币存款利率是有上限的，即不准商业银行高息揽存；贷款利率是有下限的，即不准搞不顾风险的不正当竞争。同时，贷款利率的上限和存款利率的下限则是放开的。就拿2013年为例，实际执行的结果是，我国几大银行当年新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中，执行下浮利率的约占17.18%，执行基准利率的约占34.25%，执行上浮利率的只占48.57%。

有人认为，中国银行业的利率还没有彻底市场化，中央银行还实行利率管制，所以目前银行盈利高不完全是正常的经营结果。而事实上，与世界前10大银行的数据对比，2013年，我国五大行的平均净利息收益率水平是2.5%，而美国的富国银行是3.39%，花旗是2.88%，美国银行是2.46%。这些外国银行所处的环境是利率已经市场化了的，况且还是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尚未完全退出的情况下实现的利差水平。所以不能简单认定说，我国银行这些年利润增加较快是政策保护的结果。否则也无法解释在利率市场化程度还远不如今天的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为什么那么低。以国际上一些银行利率市场化进程情况为例，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初阶段，不少银行大多经历了利差有所缩小的一个阶段，但很快就出现了分化，有的利差扩大了（例如美国），有的则缩小了（例如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看来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与银行利差水平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认为利率市场化之后，必然带来存款人的收益率上升，和借款人的成本下降，是不现实的。

关于银行收费问题。目前银行收费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规定价或指导价，另一类是市场化定价。按原有规定，银行收费中约有90%以上是由市场定价，不到10%的则需由政府审批价格。目前有关部门对商业银行的服务收费管理趋于越来越严格，例如前不久颁布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各商业银行总行要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服务价格报告，要调整收费事项，至少要提前3个月公示，涉及收费优惠的要提前明确标注生效和终止日期，等等。

目前我国银行根据成本、风险、市场竞争和客户承受能力以及综合回报水平等因素进行服务定价的自主权还不高，与国际上大银行相比，我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在整个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也还处于较低水平。2013年，我国上市银行的这一比例平均为23.1%，而巴克莱是59.22%，苏格兰皇家银行是44.42%，德意志银行是53.54%，JP摩根是55.16%，BNP是46.95%，富国银行是48.91%，汇丰集团是45.02%，美国银行是52.48%，花旗集团是38.73%，桑坦德银行是34.76%。即使剔除银行综合化经营所带来的收入影响，仅看手续费佣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2013年，前10家国际大银行平均为27.63％，同样显著高于我国银行的19.57％。

应该承认，目前在我国，银行业的收费也确实存在一些需要整顿和规范的问题。举个例子，对一个客户的一笔贷款，银行原本可以将利率确定到某一个水平，例如7.2%。但银行为了体现自己中间业务发展的业绩，就人为将利率定为6%，另1.2%作为所谓的“财务咨询费”、“融资顾问费”，变成了中间业务收入。虽然总的来说这并不能增加银行的利润，也没有增加客户的实际成本，但这种为了应付考核，片面追求所谓中间业务发展业绩的做法是经营指导思想不端正的表现。但总体来看，今后随着我国银行金融产品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升，银行有关新的收费项目应该还会出现。关键是银行要有严格的收费规则，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公开透明。

有人还会质疑，银行这些年利润不菲，既不是来自利差保护，又不是来自乱收费，究竟来自哪儿？一些企业经营困难而银行盈利状况却不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看2013年度的有关数据，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资产回报率（ROA）平均为1.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OA平均是7.39%；16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回报率（ROE）平均为18.9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OE平均为12.78%。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银行的利润增长，主要来自于银行资产总量的迅速扩张、资产质量的相对稳定、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以及经营成本的严格控制。

一是银行业资产总量的迅速增长。到2013年末，我国银行资产规模与2004年相比增长了119万亿元，相当于增长了3.7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银行利润不能相应增长是不正常的。当然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结构一直难以有效调整，这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些大银行的管理者对自身规模的持续扩张所蕴藏的风险隐患是有担心的。

二是前些年银行资产质量相对稳定推动了利润增长。从2006年到2013年，我国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从12549亿元降到5921亿元，不良率从7.09%降到1.0%，这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信贷成本率（减值计提与贷款总额的比值）从2006年的0.7%下降到2013年的0.54%。信贷成本率的明显下降，又进一步带动资产减值准备提取与拨备前利润之比的明显下降。2006年，我国银行这一比例高达25.5%，2013年则下降到14.88%，下降了10.6个百分点。因此，可以说是银行这些年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有效拉动了银行的利润增长。目前由于经济增长的趋缓，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已提出了严峻挑战。从去年以及今年的情况看，银行利润的增幅出现了明显下滑。这恰恰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银行业前几年利润的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连动反映。

三是银行技术手段的改进推动了利润增长。我国几大银行目前电子银行的业务替代率已经将近80％，即每100笔业务中，只有20余笔业务是在物理网点的柜台上办理的。工商银行的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更是已经达到了82%。如果没有强大的网络支撑和技术保障，仅工商银行一家就需再增加近3万家物理网点才能完成目前的服务量。经测算，电子渠道办理业务的平均成本每笔是0.49元，而在柜台办理业务平均成本每笔是3.06元，相差约6倍。10年前，我国银行电子银行替代率只有15%左右。毫无疑问，目前利润的增加是银行前期电子化建设、信息网络建设大量投入的结果，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工商银行从2000年到目前为止，每年对IT系统建设的平均投资连续15年都超过了50亿元。这样巨大的投入如形不成足够的回报，那倒真是失职了。

四是严格的经营成本控制保证了银行的利润增长。我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大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自股改上市以来呈稳中有降的态势。2006年成本收入比平均是45.14%，2013年是30.79%，下降了14.35个百分点。而同期，国际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从56.5%上升到66.5%。事实证明，我国银行严格控制成本是拉动利润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银行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重视实体经济”的声音多了起来。主要原因，是因为此前美国金融市场上衍生品交易量过大，一些衍生品结构过于复杂，与实体经济运行的关联度越来越模糊。而众多的投资者、金融机构以及监管部门对这些金融交易活动的内容及其风险多是不甚了了，引发了不小的风险。

因此，这些国家有人提出金融活动要更多回归实体经济、避免过度投机是有道理的。当然，如果把这一轮金融危机的缘由全部归之于所谓虚拟经济活动，也未必是完全找准了病因。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背后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层问题。

在现阶段的我国，应该如何正确分析我国金融活动的性质，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的关系？现在有些人认为金融业属于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两面，这未免有失偏颇。

笔者认为，“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经济活动是实体经济”的提法，比认为“实体经济一定要有物质性投入和物质性产出”的说法更合理。

就第三产业而言，金融业是其中的重要门类，它本身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的进程，金融业一方面从生产部门中逐步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又渗透到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中。没有金融业，社会化大生产就无法进行。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重要思想，正是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精辟概括。

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金融业在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仅以银行业为例，从1979年至2013年的35年间，我国银行业信贷余额从2040亿元增加到76.6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50.2%提高到2013年的134.7%。总体来看，这35年间，我国银行信贷余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推动了GDP总量0.37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充分佐证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是血液、肌肉和骨骼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关联，都是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生活实实在在的有机构成部分。

关于金融衍生品问题。这些年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很多以不确定性为交易对象的金融衍生品，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以违约的可能性为交易对象的金融产品。其中有些衍生产品应用得好是具有风险对冲功能的，例如利率、汇率调期互换的一些产品。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这些产品的交易活动并没有减少。但有的产品，特别是以衍生品为基础的一些再衍生品，例如CDO的平方，甚至CDO的立方，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成为了一些金融机构或投资者之间的对赌游戏，冠之以“虚拟经济”是恰当的。我国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这样的再衍生品。

当前我们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这些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目前不必要搞那些结构过于复杂的产品，那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创新。要认识到我国的金融市场还需要有更多的金融产品（例如信贷资产的证券化等），投资者还需要更多的投资工具。延缓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不会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工具少了不会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目前一些人认为我国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简单地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归咎于银行了。如前所述，这些年来银行的信贷增幅一直高于GDP增幅与CPI增幅之和，如果再加上社会融资总量中由银行投资的企业债券等，银行信贷资金投放的数量就更可观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企业生产经营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已经过度。鉴于此，我们对银行必须实施严格的资本管理，坚决抑制银行信贷规模和资产总量的无限扩张；对实体经济必须努力降低其负债率。唯有这样，我国的经济金融才能真正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这里又会涉及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这是各方面都关注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用数据来说话。目前全国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总额之中，工、农、中、建、交五家银行约占31.6%；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约占20%；145家城市商业银行约占16%；468家农村商业银行、122家农村合作银行、1803家农信社以及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约占32.3%。可以看出，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银行机构虽有不同的市场分工和客户定位，但都为小微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这些年来为了督促和鼓励银行尽可能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例如财政部在考核国有控股银行的经营业绩时，专门设立了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的考核指标。银监会在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规定，在计算风险权重时，一般公司权重为100%，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设定为75%。在实施内部评级法时，将相同违约概率下的小型企业的相关性定为大型企业的80%。也就是说在同样的资本占用条件下，对小微企业可发放的贷款规模会多于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同样的资本占用可发放的贷款越多，银行的盈利则可能增加得越多。因此以为银行主观上就是不愿意为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的说法理由并不充分。

至于“贷款贵”的问题，有些观点在前文已有涉及，不再赘述。这里仅对各类银行所发放的贷款利率水平作一个分析。截至2013年末，大型银行新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平均为6.39%，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6.86%，城商行约为7.7%。可以看出，小银行贷款利率比中型银行要高84个BP，比大银行要高131个BP。另外，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发放贷款的利率约为10%，小贷公司约为20%左右。一般说来，贷款利率水平与银行规模是成反比的，这也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普遍现象。

作为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近30年的金融从业人员，笔者对大银行经营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快转型发展的紧迫性是深有感受的。但我始终认为，对经济金融问题的剖析要更加理性，对银行问题的讨论要更加专业。对任何事物都需要辩证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思想方法上的任何简单化、片面性都是有害无益的。

（编辑  苏歌）

当前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第一，农业成本越来越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安全危机日显。

国家农业部门和统计部门都说：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十连增”，总产超过了1200亿斤。人均占有主粮达到900斤，创造了历史新高。可与此同时，粮食及相关产品的净进口却以两位数增长，2013年达到140亿斤，也创造了历史新高。国家设定的主要农产品自给率为95%，而实际自给率已经降至90%以下了。

我国粮食产量真的实现了“十连增”吗？如果真是“十连增”，怎么会有如此矛盾的现象？事实会不会恰恰相反，我国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正处于一个相对低谷时期呢？

现在是“老人农业”在生产粮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0年来，我国的粮食收储价格只涨了6倍，而其他商品价格都涨了N个6倍。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劳动力没有市场价格的留守老人搞粮食生产了。未来谁来种地（粮食）的问题令中央领导人也忧心忡忡。

因为担心没有人搞粮食生产，所以政府推动土地流转，财政拿钱补贴给所谓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从农民手上流转土地搞“集约化”经营，现在土地流转价格已经达到平均800元/亩年了，折合人民币，俄罗斯才2元/亩年，美国才100元/亩年以下，日本也只在100-150元/亩年之间。中国的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高价租赁老农民的土地后会生产粮食吗？

笔者走遍全国，考察过无数的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数百、数千亩的土地或数十、数百个连片的温室大棚只长草不长庄稼的景象，比比皆是。笔者每年到过的数十、数百村庄，连年粮食减产，而上报的都是连年增产。

我不明白，谁都不相信农业龙头企业或大户获得土地后宁可撂荒也不会生产粮食，为何各级政府却以粮食安全为由推动农地高价向农业龙头企业和大户集中呢？政策脱离实际，使得中央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投入越多，地方政府做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情就愈发起劲。这样的激励机制下，粮食连连增产可信吗？

第二，土地制度等改革政策出现偏差，基层组织和政府越来越涣散，农村治理越来越无效；

随着农民占地不交租（“不占白不占”）及“多占多补贴”（农业补贴根据占地面积核定，占地不种粮也享受粮食种子等补贴）等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策逐渐走向“长久不变”和法制化，导致村内占地不均、不公的状态合法化、永久化，导致暴力占地的现象有增无减，且诱发宅基地、自留地无节制扩张，以至诱发一些人开始攻击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甚至有人拿出65年前的地契追讨“祖业”。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的根，还是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政治的根，乃至农村生态和农村文化的根。公平——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是农村土地制度构建和完善的最根本原则，但这个原则在被歪曲的“改革”话语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农村乱象丛生之源。

较长时期以来，土地改革、农业产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等等，不是向巩固农民村社共同体及其自主性的方向演化，而是完全相反。特别是取消农业税的同时，也取消了村社集体（共同体）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土地承包费的权利，导致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的民主自治制度，因失去产权制度和经济基础支撑而日趋名存实亡，党的领导在农村日趋弱化，农村黑社会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改革以来，乡镇政府的职权被不断削弱，对其所辖的各职能部门基本没有指挥权，再加上农民村社共同体逐步解体，乡镇党委和政府几乎无法合法或正常有效地履行治权了。乡镇政府的工作一般只剩下编制数据、防堵农民上访、对付计划生育检查和跑项目“四大件”。且绝大多数乡镇党委政府完成这“四大件”工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乡镇的经济数据、计生数据、财政收支数据及中央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使用数据，不造假的已经极其罕见。

第三，农业产业对外开放失控，危及国家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等国家依仗其农业技术优势和资本实力，以自由贸易为武器，力图挤占他国的农产品市场份额、争夺定价权——追求稳定的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即实施农产品“武器化”战略，对他国经济、政治、社会安全实施“控制”。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必须确保本国农业产业的自主性，以维护本国安全。

    我国加入WTO后，不加防范地放开了农业。无论是技术、还是种子，其自主性日趋弱化；无论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及其定价权，其自主性日趋弱化；无论是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收储、加工，还是物流及零售商业，外资进入都畅通无阻，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将粮食购销体系也拱手让给外资。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必然会危及国家安全。

第四，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城市化背离，导致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风险越来越高。

改革初期，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7亿多。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户籍人口增加到了9亿多。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工业化、城市化战略的现代化背景下，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基本上都已被城市化——只剩下不足15%的农业农村人口。我国的工业化快接近尾声，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农村农民户籍人口不降反增，这在全球所有先发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没有先例。笔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全球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到中国后，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制造业过剩了，中国农民工的低工资收入支撑不了农民工城市化的高成本。中国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一般性制造业，仅仅制造出了2-3亿城市流民，而没能制造出2-3亿城市市民及家庭。

可是，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及政策安排是立足于85%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城市民化的“先发经验”之上，在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中国拐点”出现后，这个“先发经验”其实已经成为谬误。如果不同步统筹考虑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要小农的土地而不要小农的“人”，工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也不要农民工的“人”，那么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风险可能会导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夭折。

关于道路方针政策的选择

·         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道路。

    如果正视全球一般性制造业的“中国拐点”及其影响的客观存在，如果正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背景下的农村人口不降反增2亿的现实，就必须重新考虑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关于我国农村、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本质是农民和农业的组织化模式问题，可以高度概括为两条道路：一是走政府支持新生资产阶级消灭小农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另一是走政府扶持村社（共同体）组织把传统小农变成有组织的现代小农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前者是“菲律宾道路”，这被证明是失败的道路；后者是日韩和我国台湾的道路，证明是成功的道路。在工业化已经接近尾声、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慢下来、且依然还有9亿多农村户籍人口的背景下，政府怎么能够选择前一条道路呢？把农村农民问题快速转化为城市农民工问题，不仅使问题更难以解决，且是危险的。中国解决农民问题可能要比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先发国家和地区经历更长的时间，农村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来回回可能要经历几代人的选择才能稳定下来。所以，必须停止和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兼并小农的错误做法，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政府必须把扶持小农村社共同体建设发展、并依靠其主导农村农业现代化作为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着力点。

第二， 关于三农的三项基本制度。如果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还必须依靠村社共同体主导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建设和治理，那么就必须确认：党支部领导下的村社（民）共同体为农民基本组织制度，村社（民）共同体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村社（民）民主自治制度是农村基本治理制度。基本的组织制度、经营制度、治理制度是一个整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基本经营制度”已经写入《宪法》，其他两个基本制度也应该写入宪法，并长期坚持。[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项基本制度存在于农村土地村社共同体（成员）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动摇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动摇了三农发展、建设和治理的根基。中央强调农村农业改革不能碰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底线，这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守这个底线。只有“三基”确定了，制定政策才不会摇摆多变，转移支付才有落脚点，落实政策才有抓手，三农发展才有主体性，大多数人才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三，关于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完善。现在，有话语权的主流人士普遍的认识是，只要土地（农地）私有化了，农地就可以在金融机构抵押贷款了，农地就是农民真正的财产了。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越南的土地私有化进行了20多年，越南农民的农地照样不能在金融机构里抵押贷款。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地也不是在正规金融机构里实现抵押贷款的，而是在农民共同体（乡农会或农协）的内部金融系统里实现抵押贷款的。东亚小农的农地和美国大农的农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农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农民。美国大农的成片农地是可以在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抵押贷款的，或者说美国的农地产权和正规金融是匹配的。而东亚小农的农地不可能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品。不是土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而是金融制度不适应土地制度。[2]

    笔者把农民组织（村社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合作金融称为“内置金融”，并做了大量的村社“内置金融”的实验，实验证明：只要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建立起互助合作金融，村社共同体成员的承包地和集体成员权就可以在“内置金融”里抵押贷款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成员承包权和份额所有权只要有“内置金融”与之相匹配，其地权的流动性和成员权的退出权是可以实现的。东亚小农的农地和美国大农的农地不一样，只能在“内置金融”里实现抵押贷款权。总之在我国，不是农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而是金融制度不适应农地制度。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少数人要搞私有化，很多人就会糊里糊涂地跟着起哄。其实，在市场经济体条件下，村社共同体内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而是民有制，它也是一种私有权的存在形式，和股份制接近。

    中国农村维持了数千年的小农农业、小农社会而不得升级，最根本的原因是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金融供给无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发展村社共同体内置金融。组织供给无效也与金融供给无效高度相关，村社共同体内置金融强大了，村社共同体（组织）的有效性就会大大改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土地产权完善，要与三农现代化道路选择和“三基”建设统筹起来考虑。日韩和我国台湾，一百多年来，只准许农村发展农民组织（农会或农协）“内置金融”发展，限制其他金融发展，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必须下决心纠正最近数十年农村金融改革的错误，中央财政要重点扶持发展村社共同体“内置金融”发展。现在财政直接投入农村农业的已经不少了，增长也很快，挤出效应不可忽视。财政资金应该多花些用于扶持“内置金融”发展。

第四， 突破农村改革发展的意识形态障碍，依法改革。邓小平晚年把“承包”定位为解决温饱的“过渡”模式，他强调共同富裕必须“二次飞跃”——发展集体经济。习主席强调两个三十年不能对立起来，强调农村农业改革必须坚守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强调发展集体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和人民的愿望。可是，在中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在网络媒体等虚拟世界、在法学界、金融界和民营企业家界，总有一种另外的改革意识形态在左右农村改革发展：你主张土地集体所有制，他就攻击“产权不明晰”；强调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就被攻击为“平均主义”；你主张重建村社共同体，他就攻击为“复活人民公社”；你强调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他就攻击为“一党专制”；你强调粮食安全，他就攻击为复活“计划经济”，“倒退、反市场经济”等帽子满天飞。中央的任何一个决议经过他们的解读，就完全变味了。因此，改革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必须建立依法改革的意识形态，必须依法改革。

（编辑  蔡万焕）

* 李昌平：中国乡建院负责人。著有《我向总理说实话》、《再向总理说实话》。

[1] 关于三项基本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参加拙著《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

[2] 同注1 。

编者按：北京时间10月30日，美联储宣布结束债券购买计划（QE3）。怎样看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背景，它对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将有什么影响？11月18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导刊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座谈，到会专家虽然观察角度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意见都颇有见地。在此初步梳理成文，以飨读者。其中如有不当之处，由本编辑部负责。

美国退出QE政策的背景

退出QE3不等于退出QE

美联储宣布退出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向好（三季度GDP环比年化增长率达3.5%，高于预期的3%），失业率下降（持稳于5.9％）。国内财经界对美国经济走势也多持乐观意见。同时，也有人也对美国退出QE后资金回流美国、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表示担忧。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QE1和QE2，主要是为稀释导致次贷危机的“有毒资产”，为一批已成坏账的到期合约提供担保，印钞票发国债，将钱贷给附属机构，为这些烂账买单，减少市场上的长期资产和坏账，维持市面的资产价格。这样，美联储救了制造金融危机的金融寡头，暂时维持住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但QE1政策并没有使实体经济复苏。因国会两党无法取得共识，财政政策无法推行，只好继续搞QE、靠印钞票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 

美联储10月31日的声明称：“不再进行资产购买的行动，到期债券继续买入的滚动操作将长期持续进行。”此前，2013年出台过QE4（在QE3每月买入400亿国债的基础上再追加购买450亿），今年以来连续削减。但前边的烂账到期还是要继续买入。

美联储退出QE是权衡两难的选择

美联储退出QE3政策，显然是出于对自身面临的经济形势所作出的考量。

多数专家同意：美联储退出QE3是一时的策略，长期看不可能真的退出。只是如果放水太多，美元的地位会崩溃，所以要营造一种有经济理性支持的货币政策，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期靠印钞票刺激需求，必将动摇美元作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地位。结束QE是给金融市场打气，希望投资者在美国投资。

美联储两年来多次讲要结束QE，但只打雷不下雨，因为经济形势不看好。美联储说停止QE是为防通胀，但目前通胀率很低，这个说法不成立。美国QE以来，大量热钱跑到新兴经济体国家，每次说要退出QE，美元就走强、热钱回流，这些国家的货币或股市就大跌。所以，美国QE的最大受害者是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也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美元走强可以刺激国内消费，但也会增加外贸逆差。如果市场没有改善，停止QE等于停止给病人输血，股市就会看跌。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美联储的话是真的，认为还会有QE4。

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不乐观。美国搞QE后，欧元、日元也跟进搞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现在欧洲是负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和美国是同质竞争。如果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将飙升，外贸赤字急剧增加，反而帮助了德日。

总之，目前美国处于两难困境。不做一点退的样子不好办，真退又退不出去。（史正富，复旦大学；陈平，北京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美联储退出QE是美国各大势力博弈的结果。首先，美联邦财政多年巨额赤字，借债度日，严重依赖短期债务的周转。2001-2013财年，每年应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占总债务本金的80%以上（大量由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操作技巧压低短期债务成本，使政府每月保持约2万亿的短期债务用于维持流动性。近些年由于政府征收“富人税”，导致严重的资本外逃，加上国际上主要美债持有者的抛售行为，为抵消资金外流趋势，让美元升值就成为目前的政策目标。

其次是华尔街的声音。QE政策成功抬高了资产价格，让华尔街顺利解套并获利甚丰。但各种监测指标表明，高风险级贷款及债券的发放量已逼近或超过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状态，资本泡沫风险正在逼近。二季度标普500空仓占比大幅度飙升，各管理基金看跌美国房地产业，种种迹象表明大鳄们已准备翻空。另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石油集团、军工集团的利益，都没有直接的损害。美元升值等于压低物价，美国一般国民当然会欢迎。（赵亚赟，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

美国经济是否走向复苏？

美国“退出QE”是因为国内实体经济复苏，还是权宜之计？这对美国货币政策中期走势的研判十分重要。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经济只是表面改善，结构没有大的改革。美国很多经济学者认为QE政策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多效果，但又找不到别的办法。格林斯潘指出，QE项目在抬高资产价格方面“超级成功”，但仅看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却没能刺激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

美国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也缺乏说服力。就业数据多是社保局官员打电话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GDP增长率一时的提高，能否持续创造就业还有待观察。2013年和2007年相比，实际GDP仅增长6%，但2009年之后房地产价格增速是GDP增速的20倍左右（赵亚赟）。9月份美国的通胀率才1.7%，实际是通缩的局面。

QE3结束，美联储又不敢提高利率，通胀没上去，利率不动，真实工资没有上去，消费也没有真的上去。无限制的货币供应，带来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这些指标很难证明美国经济在复苏。目前看好美国经济的，多是华尔街的人，它只是打吗啡针，结构没有调整过来，基础设施陈旧，加州德州的创新不足以拉动全美的就业。

投资者是否有投资意愿，首先看是否有盈利前景，而不在利率多低。而且美国人如果有投资新项目，多半还会在中国生产，因为美国基础设施落后，劳工没有竞争力，投资周期比中国长。

现在美国失业情况没有“大萧条”时那么严重，原因在于社会福利制度，但实际的代价跟大萧条一样。所以估计金融危机的复苏很慢，不会比日本1990年后的萧条期短。而且美欧日都出问题，形势要严峻得多。美国货币政策传统的思路只有两条：如果失业率高，就降低利率，如果通胀率高，就提高利率。（史正富，陈平）

全球经济没有走出衰退。相反，量化宽松加速了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局，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由于美国这个金融泡沫有可能破裂，2016年有可能出现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欧元区和日本基本陷入了衰退。（向松祚，人民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导致美国退出QE的关键因素是，2013年10月31日，世界上六个主要金融经济体（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瑞士），达成了“货币互换协定”，核心内容是：其中任何一方如出现临时流动性短缺，可随时调用其他协定国的流动性，没有限量，并且按照不短缺国家的利率标准来支付利息。这是一个新的联盟，意味着成员国可以避免类似2007年的金融危机。因此不再需要采用QE政策，照样可以不断扩充虚拟资本经济。这是金融资本阶段一种烫平波动的秩序。它运行一年后证明成功，如此才有QE的退出。

这说明，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主导国家，内生调整还有空间。QE政策的关键是低利率或零利率，美国的金融投资机构可以拿到1%年息的贷款，而中国官方利率至少是5%、6%，甚至是7%。经过层层环节，到企业那里资金成本更高。

当前资本价格和技术价格最低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传统经济固然没有恢复，但追求资本和技术增密的新经济部门的企业纷纷流向了美国。另外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兴起，使得能源价格可大幅降低。资本、技术、能源三个要素的价格都低，是不是产业会流向美国？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部门，往往是劳动力节约型的。所以，美国制造业引领美国的经济反弹，是一个客观情况。（温铁军，人民大学）

美国退出QE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有专家指出：美元升值必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源型经济体将是美国QE退出最大的受害者，包括新兴经济体，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印度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本国资本市场严重依赖外资。印度的股市资产泡沫已经很严重。

美国退出QE，美元升值，欧盟却准备推出新的QE压低欧元汇率。这将导致欧元区资金外逃更加严重。

日本的制造业外移，日本居民大量购买外国股票。资本市场价格因QE而暴涨，吸引国际热钱，但这不是日本政府乐于见到的局面。

这可能使世界金融多元化的进程变缓，争取保持美元某种程度的强势，而不是弱势。（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中国来说，热钱流出中国，跨国公司（包括本土公司）将部分人民币换美元，资金流出不可避免。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可应付这一局面，对中国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样大。多数专家认为，美国退出QE，对中国利好因素多。（赵亚赟）

关于美国退出QE对中国的短期影响，学者们认为，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一点扰乱。由于货币发行受外汇占款影响大，美元资产外流将导致货币供应紧张。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减轻。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降价，有利于进口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口欧洲的设备和技术也将相对便宜，有利于国内装备升级换代。　

美元升值，热钱外流，国内房地产泡沫会下来，实业资本会增加发展空间。热钱回流冲击美国、冲击发展中国家，逼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也实行资本账户管制。IMF越来越不灵，区域合作就起来了。问题关键不在于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于怎样利用这一类政策变动带来的机会，服务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史正富，陈平）　　

从中长期视角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到会多数专家认为：美元霸权地位正在由盛转衰。量化宽松其实是在透支美国的信用，长远的影响是动摇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再靠印钞票来转嫁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美元的贬值-升值周期和“剪羊毛”

乔良（国防大学）：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搞量化宽松，本质就是增发货币。美元大量输出，使全球经济形成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1971年后美元的总体趋势一直走低，但在技术操作上，美国会让美元指数走低一段后，再使它走强。每次走低再走强，就是一次“剪羊毛”。1977年10月到1985年2月，美元指数从84.13上涨到128.44，对应的是拉美金融危机。1995年4月到2001年7月，美元指数长期走低之后，再次从80.05上涨到121.01，对应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2006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放缓。之后美国连续4次QE，更多美元资本流向世界。美国在“剪羊毛”时，需要一个区域性的投资环境恶化为条件。近两年，钓鱼岛、黄岩岛、981钻井平台等事件连续在中国周边发生，直至最近的香港“占中”事件，发人深省。不能说人家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但如果对西方的老谋深算置之不顾，仅仅看作分散的“市场行为”，是危险的。

图：美元利率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

西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深化，经济的虚拟化

向松祚：当前全球经济有两个大问题。一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体系本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现在颠倒了。金融资本投机行为开始主导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机制。传统教科书认为商品价格是由供需曲线决定的，现在虚拟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实都是由金融投机的行为所决定的。

第二，制造业中心和虚拟经济中心的背离。贫富分化在全球、在国与国之间广泛存在。虚拟经济中心成为主导，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部分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为全球生产廉价商品，从而就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在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收益分配的“微笑曲线”，制造环节只能拿到收入的一小部分。

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主要是三个方面：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化；货币和信用的两极分化（富国可以随意创造信用）；这又导致实质收入的两极分化。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保护了全球货币经济性贬值，鼓励了投机性的资金流动、导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导致虚拟经济的膨胀，从而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 

美元霸权有增无减

向松祚：戴高乐早在1965年就说过：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程。戴高乐的顾问后来也说，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已沦为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欧洲各国辛辛苦苦赚回美元和英镑，然后又毫无代价地拱手返回给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

2001-2006年，美国累计对外借债3.209万亿美元，而它的净负债减少了1990亿，等于净赚3.408万亿美元，其中汇率贬值一项就赚8920亿，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赚得1.694万亿，其他手段赚了4620亿。这相当于美国6年的国防开支的总和。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认为，中国表面看是顺差，其实是逆差，因为美国每年对外投资减负债是净收益。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是美国国债，等于美国用很低的利息向中国借钱，拿了钱向其他国家投资高回报的资产和企业。

美国FT的马丁·沃尔夫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具有无限的融资和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长期贬值（相对于实物资产）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元的市场在全球做得越大，对全球的控制力就越强。

哈佛大学理查德·科伯（原美国副财长）说，外国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券的流动性就越高，各国外汇储备投资就越别无选择。这就是美元债券市场的规模效益和锁定效益，吞噬着别国的外汇储备。美国人称之为“确保金融相互毁灭机制”，一旦发生政治冲突，你的金融资产都在我手上。

美国经济与美元地位的历史性衰落

美国引领产业创新潮流风光不再

曹和平（北京大学）：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经济的每个增长周期都实现了与技术产业周期的耦合。20世纪60年代是汽车业大发展，使其投入高速公路建设的巨额资金得以获益。70年代家电产业兴起，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进入普通家庭。80年代是计算机和电子通讯业，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支持了美国的十年增长。但2003年以来，美国还没有找到能够将经济拉出下行轨道的新主导产业群。如果有这样的新技术新产业出现，也很可能是美、中、欧三家分享，不会重复历史上美国独大、引领世界的风光。现在的美国，仅仅是货币市场上的强势。

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霸权和金融市场

史正富：20世纪50年代马歇尔计划后，欧洲、日本崛起，四小龙崛起，到80年代，把美国的产业竞争力比下去了。美国的应对，一是推动新产业群的兴起，二是用美元权力搞金融操作。但国内IT产业刚搞起来就被日韩印等国抢去。本国产业外流，苹果虽然有千亿美元市值，在美国只雇了5000人，上百万雇工分布在全球各地，反而培养了竞争对手。生物产业功能被高估，巨额投资不见效果。新一代产业振兴美国的机会基本落空。

于是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的霸权优势。通过扩张国家级的负债，使全民享受的生活水平不降低。这个过程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美国的政治问题，包括金融财团的崛起和对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影响渗透。实体经济方面，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实惠不大。美国找不到带动投资的机会。有人说要搞负利息，逼人去投资，但关键是有没有有利可图的机会。

随着东亚崛起、人民币走强，美元霸主地位受到威胁，急于找出路（新产业）。没找到出路之前，就要用技术性手段保证美元的地位。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美元没有衰弱，规模还不断扩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创造了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全球性金融市场。这刺激了美国金融工程的发达，创造出一堆堆的金融衍生产品，它们的交易带动天量的交易需求，创造了庞大的金融产业，带来大规模的金融界就业，美元的价值才能保住。不要以为美国的金融业多么强大，实际上是美国内在的结构需要虚构的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市场。但这个产业的兴盛，扭曲了美国的金融、产业和社会结构。

实际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GDP统计，把一部分属于资产的项目也算做GDP了（约15%的水分）。美国需要一个大的GDP才能支持它的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元，如果GDP不够大且不能增长，而债务每年必定要增长，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所以中长期不看好美国。它的工业竞争力在过去30年已逐步流失。要想重建，相当艰难。

贾晋京（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发展工业不仅要求低成本的劳动力，工业体系是一个“生态”。东莞的产业要转移，但所有的老板都说转不走，比如在生产线装配手机，零件起码600多个，缺一不可，只有在中国才能配套。

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途径，一是扩张市场，或开拓殖民地，或将既有的市场深化，如欧盟。二是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形成新产业群。第三种方式在二战后得到充分发展，就是打通不同的金融类市场。如打通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1957年欧洲），后又打通期货市场和其他的市场。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容纳更多货币，通过增发货币进行经济救援。

但金融市场扩张，又鼓励企业背离费力的生产销售活动，去参与快捷的金融产品交易。由此导致资产过度证券化和经济虚拟化。现在美国有一批企业，财务数字很不错，支撑了股市价格。但企业的销售数据非常糟糕，它只是持有大量现金，实际上这是美联储印出来的票子通过再贴现、再贷款给了金融系统，然后贷给企业。企业没有实体项目可投，只能再投回金融市场，因为实体经济收益率低。

另外，2009-2012年，美国新增国民收入的93%被1%的人占有，这些收入主要在离岸金融体系中，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管辖，连谁有钱、有多少都不知道。全球金融财富，可能80%是离岸的。等于钱印好了流出去，都堆在金融系统里了。    　　

美元地位衰落的迹象

贾晋京：现在美元之所以还会升值，是因为人们一时改变不了游戏规则。但美元的地位取决于美元在全部结算量当中的分量。现在美元能够起作用的范围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世界上对美国滥用美元特权日益反感。因为流通中美元的2/3是美国之外的人（机构）持有，所有银行间美元结算必须经过美国本土计算机系统。最近美国以本国金融监管法规为据，以种种理由（如汇丰和伊朗、巴黎银行和南苏丹业务往来）把欧洲各大银行罚了一个遍，动辄几十亿。今年7月美国罚了法国巴黎银行90亿美元。法兰西央行行长克里斯托弗·伊尔说，美国逼着我们去美元化，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推进去美元化。其他一些地缘政治因素，比如说制裁俄罗斯，也逼着俄罗斯采用人民币结算。这都是在加速去美元化的过程。

我们的战略考虑

一是坚持实体经济为主，金融为实体服务。我们的经济发展方针，应把促进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作为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中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在技术和价值链层面还有很大差距。科技支持资金应向产品创新的前沿公司倾斜，提倡工程师立国、技术工人立国；在涉及全局性的，亟待解决的科技发展方向要达成共识。中国的巨大市场是以我为主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最好资源，但国内市场今天被分割得太厉害，应进行必要的整合。金融改革要为发展独立自主的实体经济服务，一些关键措施（利率自由化、资本账户放开等）要慎重。

二是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化，但必须坚持掌握金融主权和金融主动权。长期发展要立足内生动力，要看到真正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大国是中国和新兴国家。改变依赖美欧经济复苏拉动出口的思维。避免大量买美国国债。立足国家利益进行国际布局，国家战略引领，背靠国家信用，激活市场投资的积极性，鼓励长周期（技术开发型）投资。从长期看，GDP增长会带动已有资产的收益率逐步提高，因为资产收益快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应该将工作重点从搭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转移到区域一体化建设上。

三是汲取西方自由化的教训，尤其是金融投机市场挤出实体经济的教训。既然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剪羊毛”，我国在一些事关基本民生（如基本住房）和关键产业部门（能源、资源、铁路等）要坚持国家主导，不进入他们的资本循环。另外，美元霸权正在衰退，但我们在国际金融知识和操作技巧方面还不成熟。在战术层面要谨慎，没有搞清脉络和风险的事情，在这个特殊时期要规避，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第四，应对西方金融霸权，要有高位的设计和指导思想。一是要实事求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看懂他们的种种假动作。二是要有博弈意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对策。三是要顺势而为，美国还是世界头号金融强国，但它已经承认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要推动这一趋势向前走。

 第五，金融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是自体循环，而实体经济则停滞不前，这个循环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所以要准备迎接国际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和危机。就国内来说，现在银行普遍惜贷，急于要参加“联保”的企业收款。由于实体经济收益低，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追求投机。看来，指望市场化金融应对经济剧烈波动的困难是不现实的。

                                              （整理和编辑：萧枫 碣石）

*文中部分观点摘自《陈平：揭开QE退出的迷雾》，观察者网，2014.10.30。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于11月在北京召开。这是亚太地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级别最高的合作机制。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

会议通过两份重大的成果性文件：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确立2025年前实现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经过中方与APEC成员的协调，会议通过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就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达成重要共识，发出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明确信号。着眼于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会议通过了《APEC互联互通蓝图》，确立2025年前在APEC内实现硬件、软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为亚太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增强了亚太全球增长引擎作用。

在中方的倡导下，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各方同意建立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就追逃、追赃开展执法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为亚太经济增长提供保障。同时，与会各方还同意共同应对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会以期间，中美、中俄之间就加强双边经济合作与人员交流也形成了若干重要双边协议。

这次会议表明亚太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长。

2014年11月15日至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习近平主席对二十国集团提出了三方面建议——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是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指导性建议，也是我国对全球金融体系建设的贡献。

在此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介绍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举措，强调中国经济进入了转方式调结构的机遇期、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机遇期，改善就业和民生的机遇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充沛，发展前景光明。中国希望各国拿出敢破敢立的政治勇气，不断创新发展方式，做共促经济改革的发展伙伴。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是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可望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

中国被确定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主办国。从北京APEC到布里斯班G20，中国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世界正在适应倾听中国的声音。

北京APEC期间，中国与韩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中韩两国90%的贸易税目将会变成零。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对韩国经济的贡献则有望达到2%－3%。此后，在布里斯班G20峰会结束时，中国与澳大利亚于11月17日签署中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意向书，预计2015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削减关税，并消除澳大利亚商品和服务对华出口的其他壁垒。作为回报，澳大利亚政府将放宽对中国企业对澳投资的审查标准，将私人投资的最低审查额度抬高。

中韩、中澳达成自由贸易协议或意向，标志中国在亚太地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努力的重大突破。外间评论，这意味着美国亚太战略空间的相对缩小，降低了美国主导的TPP的意义。尽管奥巴马在布里斯班G20的演讲着意强调美澳同盟的重要性，但中韩、中澳自贸协定的快速推进说明，中国这个不是盟友的伙伴国家更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是以军事同盟为捆绑，而是以经济的天然向心力为依托的。

创纪录的债务水平，加上经济增速放缓，这一“有毒组合”意味着全球经济可能正走向另一场危机

日前，第16份年度《日内瓦报告》（Geneva Report）正式公布，报告预测全球利率将不得不在“很长很长”时间内保持低位，以求让家庭、企业和政府得以偿债并避免另一场危机。

报告指出：当人们都在讨论经济如何“去杠杆”——即减轻债务负担之际，实际债务水平却在持续增长：全球债务总负担（包括私营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01年的160%，升至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的近200%，2013年更是达到215%。居高不下且日益增加的全球债务，正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日趋放缓，有害地结合在一起。

报告预测，全球利率水平将继续低于市场预期，因为债务增加意味着借款者无法忍受更快的加息。如果借款成本处于低位，要防范债务更快累积，全球政府将采用更直接的措施限制借款。

报告对债务高企且增长持续放缓的经济体的担忧最为严重。这些国家包括位于南欧的欧元区外围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报告指出，资产价值往往会与债务增速同步增长，因此这些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不会显得特别紧张。但资产价格可能会在“下一个全球杠杆危机阶段”遭遇恶性循环，资产价格逆转会造成信贷紧缩，给资产价格带来下行压力。

泰内阁同意中国参建泰高速铁路

泰国首相巴育（Prayuth Chan-ocha）日前宣布，泰内阁同意由中国参建泰国东北部重要口岸廊开府到首都曼谷及东部工业重镇罗勇府的高铁，并与计划中的中老铁路接轨。这条高铁全长867公里，总投资122亿美元。有关合作的规划细节将提交泰立法议会审议。

泰国是亚洲中南半岛重要的经济与交通“辐射枢纽式”国家，中泰铁路不仅能将中国大西南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提升到新水平，更将为亚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示范作用；同时，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泰铁路项目的落地也意味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再次迈出实质性步伐。

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由中国主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隆重举行。围绕“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主题，来自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领军人物共同参与“头脑风暴”。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亲临开幕式做主旨发言。

马凯副总理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发展；政府将遵循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更好发挥互联网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丰富人们文化生活、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互联网是把双刃劍，用得好，它是阿里巴巴的宝库；用不好，它是潘多拉的魔盒”，“网络安全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有效应对是各国政府的共同責任。”

国信办主任魯炜在致辞中也表示，要让信息自由並安全地流通。“网络空间也应该清朗文明，成为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

本次互联网大会的闭门会议主题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和平安全开放的网络空间”。这也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当前，互联网已完全融入中国国家安全、全面深改、依法治国等重大治国理政方略中。2014年初中央成立了中央网信小组；此后，“信息安全”和“网络管理”再出现在国安委第一次会议和四中全会议题中。中国的经验为互联网安全、监管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2014年1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二版刊载《绝不允许砸共产党的锅》（署名卫鸿），报道了11月2日的“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此会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举办。文章指出：

近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多变。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图谋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民意。一些党政干部，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更有甚者，则走上了纵容、支持错误思潮的道路。爱国主义内容从教材中大幅削减，一些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失语，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改制”思潮泛滥。

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政治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安危祸福，关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我们要弘扬主旋律，加强正面引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引导舆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必须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斗争，按照网络生态的运行规律，综合运用法律、技术手段，治理网上乱象，让网络空间成为激发正能量的坚强阵地。

目前有一种严重倾向，谁讲马克思主义，谁批评错误思潮，谁就被孤立甚至遭到围攻。当年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就改革措施等具体问题而说的。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一些人却将“不争论”绝对化，人家每天都找上门来争论，谣言炒得满天飞，我们却以“不争论”、“不炒热”而三缄其口，这实际上是纵容错误思潮自由泛滥。

要涵养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一听到人家攻击什么就不敢再坚持什么，就是因为内心深处有私心杂念或者对方价值观的因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底无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又何惧之有？

要把庭院打扫干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要在公众平台上发议论，就不能违犯《宪法》，不能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党报党刊党台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绝不能给拆共产党台的人提供市场。要学习俄罗斯，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必须如实申报，申报不实者必须彻查，并作出相应制裁。

要在经济基础上下工夫。工夫有时候是在“诗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了人民群众这一铜墙铁壁，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正如鲁迅所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不管前进的道路上还要发生多少曲折，还要经历多少坎坷和风雨，我们毕竟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因为我们的事业顺乎历史潮流，因为我们的事业合乎人心民意。

2014年11月25日起，香港警方开始依法对“占中”区域执行禁制令。在80%香港居民的支持下，清场过程基本顺利进行。很明显，这场持续两月之久的街头“抗命”运动早已“再衰三竭”了。此前不久，某些西方政客隔空发声、甚至到现场“考察”。某些人以为他们幕后策动的香港街头运动会引起内地的连锁反应，甚至公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结局如此灰头土脸，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再次明确表示，香港发生的所谓的“占中事件”是彻头彻尾的违法行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允许，中国中央政府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处置。

就在香港警方和平清场的同时，11月底，太平洋彼岸的美国，180城市爆发民众自发的大规模抗议集会和示威，抗议密苏里州一小镇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免予司法起诉一事。其间多地发生骚乱事件。对比香港政府对非法“占中”的适当处置和自诩为“法治典范”的美国的糟糕司法实践，实在意味深长。

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简称《意见》），主要包括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规范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

土地流转，保“粮”是前提

《意见》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基本农田。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建设。这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前提，是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必须坚定不移抓紧抓好。《意见》同时提出了一些措施保证流转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如可以通过停发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办法遏制撂荒耕地的行为。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经营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但规模较小，在向现代农业转型中，需要发展规模经营、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将促进农业进行产业整合。《意见》鼓励各地整合涉农资金建设连片高标准农田，并优先流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农户。但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切忌脱离实际，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对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意见》明确提出要有明确的上限控制，进行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查，逐步建立与农户、农民合作社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土地流转将会提速

推进“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障粮食安全，是当前城镇化面临的两大问题。土地改革、特别是土地流转是解决两个问题的抓手：一方面可增加进城农民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可以规模经营、向现代农业发展。截至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流转比例仅为26%，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可以预见，在中央政策进一步完善下，农村土地流转将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