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前，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两大对立阵营。很有意思的是，两大阵营都号称自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并且指责对方的民主体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此掀起了关于“民主及其正确制度”的解释和争议；并且，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根本差异，对于建立何种国际政治关系、世界政治格局也存在不同理念。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个减少为5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颓势，一时间西式民主在全球形成大潮趋势，世界“社会主义式的民主”走向衰微。

西方世界认为，他们推行的自由民主取得了“全胜”，有关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此告一段落。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性阐释，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然而，2008年以来，“始于西方的国际金融海啸深刻暴露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危机，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①]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中国模式”初具雏形，其成就令人瞩目。但在理论和现实的面前，我们仍需要推动和引导民主研究和国际政治议程的转向。

通过深刻反思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民主及其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线索，我们可以分析其内隐动力对世界政治与格局的深层促变。

何种民主？谁之掣肘？去向何方？

众说纷纭的“民主”迷雾

“民主”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也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东西方世界的学者、政客纷纷热议、炒卖“民主”，其目的有想“占领道义的制高点”的，也有企图在“学术江湖中确立一席之地”的。

其实，“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从古希腊雅典民主到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再到当代民主，民主的内涵与形式均发生了诸多演变。只是到了近现代，民主才成为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之一。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神权和皇权逐渐淡化，选举权逐步扩大，民主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后，民主在西方主要国家实现了从观念向制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到20世纪，民主逐渐转化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民主、民主化”更是变成西方国家手中的政治工具。

20世纪，民主理论出现一些新的演化，包括以下几种主要情况：精英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参与式民主论等。其中，精英民主论的代表人物有熊彼特、韦伯、萨托利等。其主要观点为：民主是由社会精英或政治家统治而并非人民统治；民主是多元的精英竞取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通过采取政党竞争的方式加以实现；精英阶层是一个开放系统，人们有平等的机会加入该阶层；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统治者。“实际上，精英民主论一直是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传统内容” 。因为精英民主论可以直接为利益集团的核心——政党政治提供支撑。但是，“就其政治实践来讲，精英民主论把民主的内涵缩小到仅仅是政治选择的范围内，把社会各个领域中少数寡头控制的社会政治现象称为民主政治，这实际是对民主的一种反动。因为民主首先强调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 是“多元民主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代社会存在公民个体、统治者和多种利益集团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统治者需要个体选举产生，利益集团影响公民，对权力和利益进行多元的公平竞争，这是保障公民参与和公民权利的主要手段；对权力的多元角逐可以避免权力垄断，约束精英的权力，公民通过选举和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民主的决策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集团之间稳步妥协的过程。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揭示了西方现代民主形式的真实机制在于社会集团利益的竞争。用社会利益集团代替社会阶级，实际上掩盖了民主的阶级内容和阶级性质，忽视了政治权力的特殊决策地位和作用。在金钱支配政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集团必须有财力基础，否则难以介入政治。因此，多元民主仍是“资本控制下的民主”。

英国的柯尔和美国的科恩提出了“参与式民主理论”，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人民参与的政治制度，社会成员以社团为基础，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自治或者决策。然而，“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参与或参与影响决策作为民主的标志，实际上忽视了民主政治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因而，它所定义的民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可以说是一种民主的附属品。”

美国学者萨托利说：“唯一能够真正做到名副其实的民主，只能是宪政制度下的自由主义民主。这包含着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指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已经难以做到像古希腊那样采用公民大会的方式进行统治；二是指现代民主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为此，它必须对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也加以限制。”并且指明：“这一层含义更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以色列学者兼政客夏兰斯基在《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中称：只有自由社会才可以实现民主，只有民主国家才可以实现和平；自由与民主符合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甚至鼓吹“为了对不民主的国家进行改造，可以不惜武力。”以及“从美国出发向外推广民主”：“第一，自由世界能够通过施加外部压力来推广民主。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领袖能担负起将自由扩展到全世界的重担，粉碎当今和以后对这个世界构成威胁的专制者。第三，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民主，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更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

以夏兰斯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者,逐渐走出了民主研究学术正轨，这些西方民主论者把民主工具化，主动与西方的霸权势力结合，在近期一系列所谓的“颜色革命”中，充当了以“民主化”为名义的颠覆活动的鼓吹手。

揭示全球民主化的暗流

伴随着民主逐渐进入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化进程，西方学界对民主的研究也发生了重点转向：由设计和检查自身的民主情况转移到关注对外输出和移植民主。

民主理论研究出现了十种值得关注的倾向：其一，民主潮流化研究。将民主视为国际性的政治现象。苏东政变是“第三波”，并企图制造“第四波民主浪潮”。其二，民主测评与排行热。根据“民主—非民主”、“自由国家—非自由国家”、“廉洁—腐败”、“经济自由—经济不自由”等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排行，反映了西方世界掌握着“民主”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其三，民主化与全球化研究。这类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将给西方民主制主宰全球提供有利的国际条件。其四，民主实现研究。出现了“民主爆炸说”、“民主孕育说”、“民主精英互动说”等观点。其五，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20世纪中后期出现几次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后，阿尔蒙德、派伊、亨廷顿等美国政治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局以及政治民主化、“民主自由体制”的确立与衰退进行了分析。其六，民主的区域性和比较性研究。冷战后西方学术界关注“政治落后、民主不兴”的第三世界，并在注重国际间的民主比较研究中将民主视为全球唯一的、绝对的政治进程，根本无视各国政治发展目标的多元性和道路的多样性。第七，民主策划术与设计术。部分学者热衷将民主技术化、模块化和工程化，并出版各种简化版的“民主教程”、“民主行动指南或手册”，大规模地对国外青年进行民主培训，讲授如何酝酿“街头政治”和“民主革命”，教授示威青年如何与警察打交道，如何使用新媒体，怎样迅速召集多数人起来，推翻目标国政权。第八，民主标准研究。以西方政治为标本，归纳出一系列评判国际民主的标准，并且将其视为国际援助和西方投资必须参照的条件或规范。第九，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因为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证。然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这一命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鼓吹者宣扬“民主国家”可保留对非民主国家的开战权。第十，民主同盟论。2000年6月，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韩国、马里七国发起，在华沙建立了“民主国家联合体”，宗旨是在世界推广并巩固民主制度；2006年前后，美国部分新保守主义分子推出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建议性报告，提出要成立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甚至用它来代替联合国。“民主同盟”论调宣扬自由民主，主张对违背所谓“民主意志”的国家发动国际干预，甚至动武。一些国家的政要公开宣称要实行“转型外交”、“价值观外交”，打造“亚洲与繁荣自由之弧”，等等。

与这些西方民主化潮流互为表里的，是世界上许多“民主化”改革的国家政治发展踏入陷阱和劫难，造成许多政治乱象：

西方民主理论输出、扩展与民主外交背后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与欧盟对外输出民主，两者虽有理念与策略上的不同，但都是以“民主的名义”行干涉之实；

冷战后，拉美国家和中东地区分别上演“民主悖论”、“异质民主”，这些现象往往被描述为“移植民主”惹的祸，实则是西方大国在“民主”口号下进行的“唯我独尊”、“分裂世界”之新殖民主义的必然结果；

苏联解体的根源，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问题重重的苏联政治、经济改革，并导致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经济艰难处境；

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突尼斯等国家的以街头政治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其后都有“颜色革命”的策划，而一次次“广场暴动”带来的只不过是权力争夺与政权更替，结果是百姓遭殃、西方得利与真正民主的迷失；

当今国际上一些流行“政治排行榜”背后，也是全球政治的较量与意识形态的斗争。

世界各地民主化的潮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我们看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和背后主角们的阴险狡诈，全球民主化的进程不容乐观。

规划中国与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学术界从思想和认识上要树立正确的民主价值观和科学的民主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发展和民主道路。[②]

（一）强调发展民主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坚持民族性和主权性。世界各国情况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华而不实的“自由外衣”，完全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则必然是有害无益。后冷战时代的大量案例表明，“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强调民主发展的阶段性。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是直线前进的。如果没有处理好民主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水平的关系，民主建设也可能出现急剧的倒退现象。列宁指出，民主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1990年代苏东国家盲目冒进的“休克疗法”带来的只能是经济崩溃、国家动荡、民族分裂和全面衰败。

（三）中国的民主道路必须以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民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深深打上了“资本自由和金钱民主”的烙印，这数百年的历史印证的不过是马克思早已深刻揭示的自由民主背后的阶级统治。民主从来不曾取消或超越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能再走老路。

（四）应当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和推进民主化，树立中国的国际信誉。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早已是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常态，甚至联合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都早已沦为霸权主义的工具。理论意识形态方面，“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新民主殖民主义”、“新民主和平论”等一系列无视事实的歪理歪说都在为霸权主义的扩张行为推波助澜。中国同样决不应当重复霸权主义的错误。

“我们主张各国与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③]我们不但要这样讲，更要实实在在地践行。

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目前评价体系采用的完全是体现西方大国利益的评价标准，中国决不能坐受其困，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提出关于政治健康的“中国标准”。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六十六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有十足的底气去研究并制定富含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能力的、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④]

* 贾江华，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①]张树华，《学术前沿》（京）2012年第9下期第68-75页。以下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此书。

[②]同上书，第376页。

[③]同上书，第376-377页。

[④]同上书，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