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份万言书的写作背景是二十年前的九十年代中期，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等等一系列措施鼓励所有制成份多元化，使得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上升。左派势力不能容忍这一情况，他们通过“万言书”的形式，不断地向中共中央和国内外发出强烈呼声，希望扭转私有化的趋势。主要观点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上升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是1995年初有影响的第一份万言书。该文对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现实、“和平演变”的威胁以及执政党的变化深表忧虑。文中主要观点摘录：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 整个共产党“连锅端”
——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这份“万言书”使得不少私人老板惊恐万分，有人向国外转移资产，为自己打开一个“太平门”。
以下是原文：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
一、 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
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集体（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51．4%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升为30．8％。目前，通过租赁、出售、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为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占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将升为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为二分之一，集体将降为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为二分之一。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制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于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资、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黑龙江省委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中，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1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40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到1993年底，已经投产的8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外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使我国经济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回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1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100万人。其中 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
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2000元、工业雇13人，商业服务业雇1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50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子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论对于50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90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据统计，到 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 会”、”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 部”“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 纸，要有自己的“喉舌”。
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后的改革应是通过“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
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人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 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 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往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形态的突变
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 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是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全面否定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60年来的历史说成是“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 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后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伪人文精神”；等等。
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
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
“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
（二） 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
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电视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 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中的80％。据全国总工会1993年调查，在1．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
在农村，1991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年均收入仅150．8元。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机时刻像1991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70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大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80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 “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90年代以来，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毒、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叉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党政领导班于政治素质的变化。
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
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医农的。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级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知识分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分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工作，很少被选入地方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又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于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到憋气。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第二份万言书出现在1995 年夏天，观点与第一份万言书基本一致，只是论述的更加详尽。主要观点：“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上升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
以下是全文：
未来一、二十年内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
作者：李严明(一九九五年)
一九八九年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正确部署。今年以来，党中央又对此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然而，由於种种复杂原因，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於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苏联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
本文不分析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一切因素，而只分析其中的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在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中，又不分析那些虽然目前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大，但经过努力两三年後可能消除的因素，而只分析其中若干在未来十年内对我国国家安全有长期影响的深层因素。这些因素是，所有制结构、阶级关系、社会意识、执政党状况。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集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51.4%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 %升为30.8%。目前，通过租贷、出售、兼并、股份合作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二零零零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到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升到占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将升到占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到占三分之一，集体将降到占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到占二分之一。
在现阶段，私有经济的增长有利於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然而，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影响。
现在，由於股份化改造和法人产权制的推行，剩下来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不再由国家完全占有的可能。例如，浙江杭嘉湖地区、温州地区已经通过股份制让私人入主公有制经济。四川省通过改革将使县级经济中不再有国有企业。经过这样改造以後，比重已经大大缩小的国有企业不但不由政府管理，而且也不由国家单独占有。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於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质、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黑龙江省委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
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过程中，自一九八二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五千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五百多亿，每天流失一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一千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全国人民四十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现阶段私有制经济具有积极作用，应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我们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私有制经济，而是要不要控制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范围，把它限制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补充地位上，承认不承认它有消极作用，要不要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份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其中，国有制经济不但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集中地，而且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直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後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另外，到一九九三年底，已经投产的八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在迅速增加之中。外资的增长有利於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使我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於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以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份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 据统计，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我国已有雇佣工八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 ·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一九九二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 100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资金二千元，工业雇工三人，商业服务业雇工二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一九七九年中央批准的<关於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十六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一九五五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一九五五年以前，何况我国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於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於他们的那部份知识份子，无论是对於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於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然而，这里的目的仅仅在於对比。因此只比较资产阶级的主体部份即私营企业主的数字就够了。) 据统计，到一九九四年九月底，我国雇工七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的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有一部份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後备军。 既然我们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份的存在，那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和正常的。问题不在於允许不允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现，而在於我们能否正确认识这个事实，能否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既团结，又斗争，把对这种关系的处理作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份。 随着私营经济、外贸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纠合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由於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使得许多工人对本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怀疑，并且产生了对我党的离心倾向。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於“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对此，有些私营企业主仍感到不满足。深圳一个公司部总经理说，企业家阶层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表达尚不充分。福建省晋江市一个私营企业主提出：“我国政治体制的革新，将随着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的发展而展开，今後进入各级政权领导班子的将是一大批私营企业主，不能再把私营企业主搞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花瓶了”有的私营企业主说：“要是政府里有我们的私营企业家当市长，我们的合法权益就不愁了。”
一九八八年，福建省石狮市二十多个私营企业主提出“我们要推举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政界人物参加竞选”，并联名推荐了市长候选人。浙江省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当上某市人大常委，除到处宴请外，还公开宣布谁投他的票就给谁1000元，结果终於当选。
河北省某地区已经有21·3%的私营企业主进入基层政权领导岗位，其中八十六人任村主任，六十七人任村党支部书记。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会”、“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 、“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部”、“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与此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纸，要有自己的“喉舌”，目前，已经出现了《民营企业家报》、《企业家报》、《厂长经理日报》等直接反映他们利益和要求的报刊。 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资产阶级代言人指出，“今後对人的价值和才能的认定，更多会以金钱来显示。”“大款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
因此，在中国，大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西方商人需要进入中国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一大批买办。”“如果我们能出现新式的买办，那么我国的对外开放将能顺利地上一个新台阶。”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於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後的改革应是通过“ 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缩小国有企业的存在范围，使其仅仅作为市场失效的工具存在於公共物品生产领域、自然垄断行业和其他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进入的领域”即对私有制经济起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产权裂变已成大势所趋”，“已在情理之中”。有的提出，“政府的立场应该转过来，把屁股坐在非国有企业一边”。
有些人提出要建立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 。他们还要求允许私人办报、自由结社。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最近，有些私营企业主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体企业负责人正在资助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办报纸、办杂志，建立所谓民办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私营企业主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已经开始结盟。这种联盟无疑加速了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万润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生的中产阶级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产党的现行制度是对立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憎恨这个制度，一方面为了赚钱要与这个政府合作，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这个政府，又从消极方面促成这个社会的演变。”“他们要发展，就要用种种手段，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制度，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救地腐败了。是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新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後，就会希望有知情权、议政权，进而有参政权。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些话相当透辟地指明了资产阶级产生所导致的政治後果。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政府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後十年内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的变化
从一九七七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一九九二年以後，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上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应该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成份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全面否定建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六十年来的历史说成“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後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 “伪人文精神”等等。
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都是在“反左”旗号的掩护下泛滥的。理论上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围剿直接动摇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依据和我们事业的根基。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着意刻画我国建国三十年来的贫穷、落後，极力夸大和渲染中共建党六十年来的缺点和错误，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党的干部、党员和跟党走的革命群众描绘成反面人物，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对象描绘成正面人物。在反映当前现实的作品中，工农兵不见了，党的组织不见了，党的干部被塑造成僵化、保守、阻碍改革的典型，而私营企业主、暴发户则被塑造成集各种美德於一身的改革的先锋、时代的英雄。与此同时，浸透着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的香港、台湾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视作品像潮水般涌入，充斥我国城乡文化市场。这类文学艺术作品泛滥的结果，是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被动摇了，许多没有经历过过去那段历史的青年人误以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的像有些作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什么历史的错误。
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认为中国唯一的明智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共唯一可行的救党救国之路是：从在宣传思想领域的“非意识形态化”即淡化马克思主义入手，逐步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 和平演进”。现在，他们正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海外敌对势力的默契配合下，迂回曲折地在党内外扩散着这种政见的影响。 近三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社会意识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其中有些确实是正确的)，现在认为是错误的，过去认为是好的东西(其中有些确实是好的)，现在认为是坏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新建的东西被说成是传统的旧东西，而旧社会早就有的如当铺、拍卖行等则被说成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些靠非劳动途径迅速暴富起来的人吃喝嫖赌、比富斗富，对广大群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示范作用。专为富翁服务的行业如豪华酒店、精品商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蒸汽浴室、按摩室和卖淫业应运而生，遍布经济繁华地带。金钱不但是人们获得物质享受的条件，而且被社会舆论塑造成衡量人的社会价值和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尺。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信条和生活的旋律。模仿西方腐朽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大富豪成为人们羡慕、敬佩的对象，商店、酒店、娱乐厅争相以“富豪”、“豪门”、“大亨”、“老板”、“帝王”命名(店铺名称可以被看成各阶级社会地位的测量计)。
靠辛勤劳动获得合理收入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准则，通过投机巧取不劳而获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理想。大公无私的品德成为许多人讥讽的对象。
上海有的职工说：“我总算清醒了，勤劳是不能致富的，我要转变观念，把过去的思想全抹去，换上经商的头脑。”过去人们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荣，现在人们则追求“到公司去，到外国去，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
“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被“难得糊涂”所代替，“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被“何不游戏人间”所代替。炒股票、炒房地产、倒卖假发票、制“ 黄”贩“黄”、制假贩假，甚至走私贩私在一些地方成为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我国出现的拐卖妇女儿童、劫车霸路、劫持飞机等现象一度几乎成为“世界之冠”。
随着港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一种模仿港台文化、崇洋媚外、向往资本主义世界的心理意识也从无知的青少年中浸染到了一部份知识份子和党政干部中。学说广东话、争抢所谓“吉祥号码”，以穿戴有美国星条旗图案的衣帽为时髦，就是这种社会心理意识的外在表现。可以想见的是，一旦中国不得不与美国等国发生对抗，很难指望具有这种心理意识的人会支持政府，为祖国服务。相反，他们很可能会背叛和出卖祖国的利益，直接破坏我国的安全。
上述这些社会意识的变化既是当前某些社会存在的反映，又会对我国的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过去，党的组织像一只握紧的铁拳，又像一个战斗堡垒，不但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党员的情况，而且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周围群众的情况，并相应地在党员和群众中开展正确的思想工作，因而能够成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意图。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 ”、“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党组织的弱化就像一种骨质疏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农村有些地区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和农民的流动，许多党支部陷入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极少数农村党支部被宗教势力或其他恶势力所把持。这种情况，已经危及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动摇了党在农村的工作基础。
(二)一部份党员思想的变化。随着我国放弃计划经济和部份恢复私有制，面对着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上海一些高校师生说：“现在共产党员讲理想的少了，讲党性原则的少了，讲钱的多了。”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有的党员开始在共产党之外寻找“後路”。有的党员乘着自己尚有点从党那里得到的便利条件，抢先把自己的子女乃至自己本人变成新生资产者和新富翁。如果思想的这种变化在党内蔓延开来，那么一旦出现苏联“八月事件” 那样的情势，就很难指望广大党员挺身而出，为保卫党而斗争。那时，既使我们有五千万党员，也会等於零。不仅如此，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党员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当前，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一九九四年二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中的80%。据全国总工会一九九三年调查，在1·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据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调查，60%以上的职工认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没有落实。32·6%的职工认为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下降。
一个新华社记者说：“一直被奉为‘主人翁’的产业工人群体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名挡车女工说：‘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如一些个体户干两天，实在太不公平了。’”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罢工225起，参加者有3·79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七十一起，三资企业八十二起，集体上访的四千起。
一九九三年二月，湖南金竹山矿工游行时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活”。现在，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出现劳资冲突。部分工人的贫困和劳资冲突在当前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党在劳资冲突中的态度。一个英国记者说，面对着中国工人同外国老板的冲突。“工会几乎被禁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潜在的投资者。 ”面对上海元祖食品公司台湾总经理对共产党的攻击、谩骂，上海虹口区有关部门一再迁就、退让、禁止元祖的职工和党员向上级反映情况，强行要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员工撤回申请。
在农村，一九九一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年均收入仅150·8元。四川省仁寿县农民说：“共产党现在是爱富人，不爱穷人” 。
法国《费加罗报》说，中国“农民的不满可能具有爆炸性，一触即发。”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如果共产党不采取措施改善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关系，将很难再得到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急时刻像一九九一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几十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台阶。在七十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後门”参军招工上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九十年代以来，在 “不问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指导下，贪污、索贿、受贿、走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死灰复燃，每种丑恶现象都没能把党员干部完全排除在外。全国检察机关一九九三年九月至十二月查处贪污、贿赂万元以上大案6790件，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2·1倍；挪用公款五万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 件，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2·7倍；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经济犯罪要案715人，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6·8倍，其中厅(局)级干部六十一人，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十一倍。一九九三年九至十二月法院系统受理经济犯罪案件13110人，比一九九二年上升25·67%。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护。在保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下，有些执法机关往往对这类案件重罪轻判。如江西省最近对几十名犯经济罪的干部一律轻判，再加上缓刑，或者以罚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让医院出具假证明给予保外就医。党中央和国务院虽然三令五申反对腐败，也制定了一些纪律和法规，但至今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
本来，共产党部份人的腐败是资产阶级造成或促成的(万润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由於共产党的宗旨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所以，尽管共产党部份人按照资产阶级的愿望腐败了，资产阶级也仍然对共产党不放心，仍然要彻底推翻共产党。在“八九风波”中，资产阶级已经借“反腐败”为名煽动过群众向共产党冲击。因此，腐败不但使共产党脱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而且会给资产阶级以攻击共产党的口实，使共产党处於腹背受敌的境地。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
上述情况预示，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行消弥政治风浪於无形之中和未成之先。未来的形势对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和政治领导能力的要求不是比现在低，而是比现在高。 我们在建党初期和建国初期，曾经拥有一小批知识份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很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及政治领导才能。还有一大批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他们也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强的实际政治才干。由他们组成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出色地应付了当时的形势，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改革十几年来，经过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连续调整，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了，管理经济活动的能力也增强了。这与我们党和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适应的。但是在整体上政治领导能力却有所下降。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这些年来埋头争投资、分投资、上项目、批地、搞市政建设、办开发区、与外商谈判以及宴会、出国、剪彩等具体事务，而对於社会阶级状况，群众思想状况，社会矛盾等问题却很少考虑，日益生疏。有些地方领导班子在工作中实际上把我们的两个“基本点”变成了一个“基本点”。
在知识份子中选拔领导干部时，片面理解了专业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份子中学理工农医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农医的。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级党政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知识份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份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工作，很少被选入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在一些领导人和组织部门心目中，似乎只有理工医农和外贸、金融、法律等才是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不算专业。
似乎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中只需要理工医农的专业人才，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专业人才，只需要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专业人才，不需要政治领导的专业人才。 现在有很多领导干部(包括省部级以上干部)虽然上过党校，但是往往只有谈具体业务才头头是道，而一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言不及义，甚至语塞，其中有些人还错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当成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蔓延开来，就很难保持住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地方各级综合的党政领导班子不同於各专业部门的领导班子，除了要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以外，还要处理一系列政治问题。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上述状况，在政治稳定时期尚可应付局势，一到政治动荡时期就难以适应了。我国各级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专业知识结构的这种状况，对未来十年的政治形势是不适应的。 中国共产党是个政党，而不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团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主要是处理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党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就不可能保住国家政权。失去了政权，我们也就没有资格管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无法继续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了。因此，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政治领导能力降低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为此，除了应加强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和研究以外，还应增加领导班子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政治专业人才的比重。
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由於某些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不端正，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 、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
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於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到憋气。今後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预计在今後一两年内，国内外敌对势力很可能把为“八九民运”翻案作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突破口，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有顶住这场进攻，过了这一关，才算真正站住了脚跟，才谈得上以後的一切。因此，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於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於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第三份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这篇万言书的出台背景可能是起因于一次真实的事件。1996年11月，深圳市委书记历有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心得体会《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主要针对的是所有制的传统理论，受到坚持传统理论人士的批评。在散发的历有为稿件前面，批评者加上了一个按语：
深圳市委书记历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敢于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居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表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据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说了一句话：在学习讨论中没有禁区。从而为历有为解了围。
以下是全文：
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修改定稿）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江泽民（《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反面教训，鲜明地深刻地揭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不仅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所有制既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又决定着政治制度的性质，是社会形态的基本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 页）。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的实践中，都是以其公有制的确立为标志，宣布它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一些国家又是以其放弃公有制而宣布它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也把反对公有制当作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在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江泽民同志的指示，明确划清以公有制为主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而要划清这种界限，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怎样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弄清有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一系列问题，并从政策和法律上加以规范，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一直从完全公有制出发来研究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其它经济成分，是在改革开放起步之后提出来的，其理论准备是不足的，相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说是明显滞后的。直到目前，人们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还不是很清楚的，至于怎样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也还处于摸索过程中。理论上的滞后，必然引起思想上的某些混乱和实践上的一些偏差，也容易给私有化宣传以可乘之机。十多年来，非公有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地改变着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并使公有经济的外部环境改变，内部也在发生变化，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和问题。国有经济陷入困境，公有经济面临着丧失主体地位的潜在危险。而如果一旦丧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发生严重的阶级分化，工人阶级将沦为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将失去执政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权将会变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会消解，社会主义精神支柱将会倒塌，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改变，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党、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决不允许这种情景出现。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实践的过程中，经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采取适当的措施，逐步使得各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发展范围趋于比较合理。要逐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工商行政管理等政策，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引导其它经济成分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是提到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一、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首先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和根据，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解决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认识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坚定性。
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还直接和间接地规定和影响着人们的其他社会关系，从政治关系直到思想意识和道德关系等等。因而对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的问题给予全面分析，涉及的范围是很宽的。但是，一种所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根本的在于它适应并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公有制是不是优于私有制，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存在模糊认识。例如，一些文章在反驳私有化言论时只是说“经济发展并不是取决于所有制”等等。这样的论证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更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有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不相干的，相反，其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根据在于私有制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致命的矛盾，必然为公有制所取代。只有达到这种认识，才能坚定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信心。
那么，公有制是否优于私有制呢？这个问题今天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还可以从事实上给予回答。因为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完全可以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就又遇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它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历几年的恢复和发展之后，苏联于1929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只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仅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由原来的42％上升到70％。1933年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又是四年零三个月就提前完成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77.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前，苏联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靠进口；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7年，苏联就已开始向国外出口机器和设备。两个五年计划实际只用了九年的时间，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了将近4倍，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把几年前经济水平还高于它的英、法、德等国抛在了后面。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以这样的速度，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从农业国跃向工业国呢？没有。如果要寻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快发展速度，一个是上一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美国，另一个是本世纪中期的日本。美国在上一世纪最后三十年曾以工业生产年增5%的发展速度赶超了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的发展速度也还与上述苏联的发展速度相差 4倍多。 日本从 1955年到 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7％，其中工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这样的发展速度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不仅是夺冠的，而且是“奇迹”，但与上述苏联的发展速度仍相差甚远。美国经济学家萨谬尔森说：“从 1928年到六十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增长是引人注目的”，“苏联模式已经证明，命令经济有能力调动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又说：“资本主义的祸害——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与增长和衰退相伴随而无法避免的。可是，“在苏联模式中，失业率长期以来相对较低”，“通货膨胀是不存在的”。（萨谬尔森等著《经济学》第14版上卷，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第718、720、721页）
从中国的发展速度来看，1950——1979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3.3％，增。速度比美国高3倍。至于1979年后的发展，《世界银行图表集》中称：1980——1988年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3％，同期的日本增长4％，美国3．1％，在世界上，中国是最高的。1990至1994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9％，其中发达国家为1．7％，发展中国家为5.3％ ，而中国为11.7％，居世界之首（国家统计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回顾系列分析报告））由于中国的发展速度总体上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仅仅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到 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排序就都进入了世界十强之列。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起步，用几十年的时间缩短了同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的差距。
再就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年鉴》统计，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1960至1970年，社会主义国家为6%，市场经济国家为5％；1970至1975年，社会主义国家为6％，市场经济国家为3.6％；1975至1985年，社会主义国家为6％，市场经济国家为4.7％。
上述事实表明，无论就苏联、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还是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总体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都高于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肯定日本是所谓“增长冠军”时，也必须说明它只是“在不包括共产主义阵营在内的各主要国家中，遥遥领先”（［日］金森久雄：《日本经济增长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68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仅就推动生产力发展来说，已经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根本原因在于它适合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便于国家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获得劳动并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这就是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的秘密所在。
公有制优于私有制，这本是早已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了的，并且还在继续证明着的事实。可是，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近年来，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错误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主张搞私有化的人就把这两个事实简单地联系起来，把经济高速发展的功劳记在私有经济的名下，制造私有制优于公有制的舆论，作为推行私有化的主要根据。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请看事实——
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并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7年和1978年，史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14.3％和13.5％，与1979—1992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3．2％的速度相比还略高一些，而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提出发展私有经济的问题。
1980年开始提出允许发展个体经济，但“六五”计划的前三年，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合起来还占不到百分之一。到 1985年底，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经济也只占 1.9％，而这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到1988年就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1988年私营企业法刚刚公布，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合起来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这说明翻一番主要是公有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而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居世界之首，而且远远高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988年以后，非公有经济发展很快，而国有企业的许多经济效益指标大幅下降，于是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言论也多了起来、这些言论是经不起分析的。
先看非公有经济。非公有经济发展很快，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很快，是因其户数和从业人员的增加迅速。仅1990 — 1994年，非公有工业单位就增加了186.7万户。非公有经济的从业人员基本上是从无到有，达到 5690万人。私营经济表现出有较高的经济效益，那主要是因为得益于国家的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的结果。此外，不少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主要是靠以非法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侵蚀和冲击国有经济来获取暴利发展自己。他们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盗窃经济情报、投机倒把、回扣推销、抢占国有企业市场，以及施展各种卑劣手段挖走国有企业的人才、技术，腐蚀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为他们大开绿灯。可见，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建立起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那样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再看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产值增长率及其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下降，也不是说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了那么多。因为产值并不是实物产品量，而是用货币计算的产品的价值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以产品的实际价值来计算产值，而是用产品的价格计算产值。由于受市场和国家价格政策的影响，会使价格扭曲，从而使产值指标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其它价值指标如利润率、利税率等也是这样。这就造成了价值指标与实物指标之间的矛盾。所谓增产不增收，就是说利润等价值指标与实际创造的物质财富相背离。以铁路为例，从 1990年到 1994年，客运量增加了1－3亿人，货运量增加了1.3亿吨，运输收入增加了171.7亿元。可是，其实现利润却由113.1亿元下降为负27．7亿元（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 、《中国统计摘要（1995）》）。这就是价值指标与实物指标之间的背离。它表明，利润负增长并不是火车的生产能力下降了，而是因为同期的运输成本由于多种原因从253.9亿元增加到570．9亿元。再从煤炭行业来看，原煤产量1979年为6.1亿吨，1994年增加到 12．4亿吨，但 1994年的利润总额却是负 5. 42亿元（同上）。其原因同样是成本上升。如果铁路运输和煤炭价格也依成本推动而相应上涨，它就会成为制约其他产业的瓶颈。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国有铁路、煤炭也和私营企业一样，赔钱不干，利小不干，私营企业的利润就不会有那么高了。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而它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成几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当然，由于这种利润分割和转移，也确实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有的地方党政领导人说，他们原来是下大力气抓国有企业的，可是，在现行价格、税收等政策导向下，国有企业产出越多，赔钱越多。鉴于这种情况，地方便转而开辟第二战场，发展其它经济成分。可见，要搞好国有企业，作适当的政策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让我们放宽视野，总观全球，看看世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命运吧。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到目前为止，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是私有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就那么几个，而贫穷落后国家则为数甚多。这些为数众多的贫穷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最初从海外殖民而发达起来。旧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又以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易聚敛财富。第五十一届联大指出，富国更富，穷国更穷，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目前全世界有13亿人生活在赤贫中，比1990年增加了3亿。有的国家成了最贫穷国家的新成员。最为严重的是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有的穷国债务负担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1％。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年《人口发展报告》中的材料，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富国与穷国的收入差距是30倍，到九十年代，扩大到150倍。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达，正是以多数国家的贫穷落后为存在条件的。全球两极分化和资本国际剥削，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世界上多数国家进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少数几个国家占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的局面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占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的情况下，失业问题仍旧困扰着它们。美国1995年的失业率达6.1％，而欧共体各国的失业率高达11％，经合组织各国有3500万失业人口。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解决失业难题，因为这是它自身带来的问题。而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正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直接原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0页）。富翁和雇佣工人的两极分化是资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内条件，穷国与富国的两极分化则是资本生存和发展的国际条件。目前少数发达国家的和平稳定发展，是不会长久延续下去的。当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普遍觉醒和迈向现代化的时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全面爆发出来。到那时，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兴起。那种只着眼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当前的发展，从而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历史的顶峰的观点，就当前来说也是片面的，而就长远来说，更是浅薄的和短视的。
世界上除了永恒运动着、变化着的物质及其依据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由于自身矛盾的演变必然自我否定，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所扬弃和超越，如同资本主义历史地辨证地代替封建主义一样。这是不以任何阶级、政治集团和个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
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理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我国的所有制格局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那么，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呢？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不然。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公有经济的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是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确实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外部标志，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备条件。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来，它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我们应该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现在让我们静心凝神，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吧。
1、所有制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它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什么是所有制？在马克思以前和以外（与马克思同时代以及马克思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缺乏哲学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的其他经济学家，都把所有制看作是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是法律上确认的关系，即法权关系）。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本质，只抓住了事物的外部标志没有抓住内部联系。马克思说：“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那么，应该怎样给所有制下定义呢？马克思以资产阶级所有制为例，作了一个说明：给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绘一番。”（同上）马克思在另外的场合又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同上第191页）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2页、下册第105页）。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生产资料，一是劳动者（生产者）。这是马克思的定义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所有制（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之处，也是马克思智慧的深刻之处，超凡之处。他的深刻和超凡之处就在于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出了人与人的关系。
2、所有制是对全部生产条件的占有，但它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劳动的支配和占有。区别只不过是对自己劳动的占有，还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而已。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人的劳动活动，而不是物的活动，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有劳动者．而对劳动力的不同占有方式，也就是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把劳动者（奴隶）作为工具和土地一起直接占有就是奴隶制，占有上地并通过租佃占有劳动力就是封建制，占有机器、厂房等等并通过交换占有劳动力就是雇佣劳动制，而劳动者共同占有全部生产条件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表明，所有制本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是人们的生产关系。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研究所有制问题，只有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私有制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这种所有权就表现为所有者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和占有，因而私有制就表现为阶级关系。要回答什么是阶级，无非是把私有制全部内涵描述一番。奴隶、农奴和雇佣。人是三个劳动阶级，而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也就是私有制的三种形态。因而这些“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所有制也就改变了。“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l卷第 160页）。奴隶的解放就是奴隶主所有制的崩溃；佃农变为自由工人就是封建所有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诞生；雇佣工人变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主人，这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有制的变革与劳动者的解放的历史步伐的一致，足以表明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在这里劳动者既是人同时又是生产力，因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既是经济发展问题，又是劳动者即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马克思正是依据他所创立的关于所有制的科学理论揭示了生产力解放和劳动者解放的现实道路。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讨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说成“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生产手段，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历来的社会变革都是争夺这个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又是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所有制是手段，并得不出所有制无关紧要的结论。而把所有制说成只是手段和无关紧要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有制看成无关紧要。相反，所有声称所有制无关紧要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把改革的目标集中指向所有制，认为改变公有制是改革的“实质”和“全部问题的关键”。上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可是，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放弃所有权，重新陷入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而确立一小部分人压迫、剥削广大劳动群众的权利。这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能也不会答应的！
根据以上分析，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标志，因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也必须从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和确定，从社会经济制度意义上来认识和把握。这就是说，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标志应该是：保持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保证社会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和分配，使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中，不发生阶级分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工人阶级就其总体来说，不是雇佣劳动者，而是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国家主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
可是，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不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理解和把握，而只从资产比重优势和主导作用方面来理解和确定。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和确定，既不能在理论上揭示和把握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本质意义，因而也就不能在实践中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资产越来越趋向集中。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中的极少数大企业就可以集中全社会的多数资产，并支配主要经济部门，主导一国的经济。就我国的情况来看，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 46.52万个，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只分别占 1％ 和3％，但仅大企业的固定资产就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52％，加上中型企业就占70％（《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389页）。一些人正是以此为由提出了。小企业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小企业私有化，只保留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经济的资产仍然可以占优势，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主导产业的产权性质不变，公有制就依然是主体。然而，这样理解的所谓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96％，其职工人数占80％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出现普遍的阶级分化。这样一来，人们的生产关系，从而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应该如实承认，以为只要公有经济资产比重占优势和起主导作用就是主体的观念已相当普遍地被接受，几乎成为不用论证的几何公理了。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认为，它说明唯生产力论（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作为对唯生产关系论（脱离生产力单讲生产关系）的反动而出场，显得似乎很有道理，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地登上思想舆论舞台，从而轻而易举就征服了大众。这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思想现象，并不能证明它的正确。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既出现过脱离生产力单讲生产关系的严重倾向，后来又出现了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的严重倾向，这些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马克思主义既反对脱离生产力单讲生产关系，又反对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论。
目前最关紧要的，是必须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并用政策和法律加以规范，付诸实施。只有这样，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
3、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公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它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一些力图搞私有化的人对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提出这样一个批评：这种公有制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皆无。（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说法是所谓公有制产权不明晰。）他们以此为由来否定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由此提出改变公有制或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主张实行私有化。“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皆无”这种说法看来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吻合，因而很容易为公众所认同。谁能把公有财产取出平均的一份据为己有呢？但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地球中心学说虽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但它却被近代科学（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证明是谬说。
马克思主义是如同数学一样精密严整的科学，我们还是根据马克思所有制的科学理论，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吧。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行将灭亡（从历史的大尺度看）的历史过程后，得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结论，马克思写道：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历史螺旋式前进运动的结果，是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就是马克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典回答。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马克思的以上思想，简要地表述如下：
（1）肯定阶段——分散的生产资料、分散的个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2）否定阶段——在生产资料和劳动集中的条件下、以对他人劳动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3）否定之否定阶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但不是重建私有制。
根据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1）进步性。所有制的变革是整个历史运动的结果，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步的过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既汲取了资本主义将生产资料和劳动集中和联合的历史成果，又恢复了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但不是重建个人私有制，而是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恢复，即联合起来的全体劳动者成为生产条件的主人，成为自由的人，这是劳动者的大解放，同时也是生产力的大解放，因而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2）整体性。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不是一个无矛盾的整体，而是公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直接同一），是一种矛盾的同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不久，有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的杜林跑出来嘲讽、攻击上文引述的马克思的那段话，说“既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所有制”是不可理解的辩证法之谜，是一个混沌的世界，是谬论。杜林看到矛盾，但由于——正如恩格斯在《反对杜林》一书中所指出的——愚蠢的形而上学头脑而不能理解矛盾，又是一个无责任能力的自大狂，所以对他不理解的东西放肆地予以嘲讽和攻击。没有矛盾就没有生命。其实，“既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和实质，是它的生命和价值。一些人批评公有制的那句话：“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皆无”，如果倒转过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真理，那就是“实际上人人所有，名义上人人皆无”（这里所说的“无”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将公共财产取出平均的一份据为已有）。这种“无”恰恰是“有”存在的条件（这就是“无”和“有”的辩证法）。否则，公有制就瓦解了，不复存在了，生命终止了。那么，这种个人所有制对于个人的意义何在呢？这个问题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十分明白的。劳动者正是因为对公共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才能获得劳动并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这个权利庄严地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是个人所有制的实现，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对劳动者的价值之所在。（3）唯一性。这里所说的唯一性就是人人皆有的个人所有制的唯一实现形式。大家知道，所有制是人们得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长久以来，先进的人们把人人所有作为崇高理想而为之不懈的追求和奋斗，由于受到历史眼光的局限和阶级眼光的局限，他们总是把人人皆有的个人私有制作为理想的蓝图，但是，这种人人皆有的所有制模式在历史上和现实世界中都没有存在过，而且也不可能存在，即使社会上存在的部分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必然分化并进而被消灭。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一是个体占有方式，二是集体（指广义的集体，不是与“全民”相对的“集体”）占有方式。但是个体占有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第264页）。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指明达到先进人们理想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联合起来的个人（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才使每一个个人都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直接的个人所有制，即分散的、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所有制，不能使各个个人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了这种单个人独立地占有生产资料的直接的个人所有制，却使每一个个人都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是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才是人人皆有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且是唯一的形式。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击破种种私有化的谬论，澄清各种糊涂观念，才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公有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这里有必要指出，有人把马克思上面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马克思讲的股份制，是“社会（德文原文为Gesellschaft，有“社会”、“公司”两个含义——引者 ）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但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又称消极地扬弃，而称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的扬弃为积极地扬弃（同上第493页、第498页，关于积极扬弃的提法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它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高级形式，是向公有制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494页），但还不是公有制。正如在生物进化序列中，猿是生物发展到人的“过渡点”，但猿还不是人一样。马克思指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7页）股份制原本是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制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要求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而生产资料又在私人手上，于是，股份制便成了资本集中的形式。股份制既达到了资本集中的目的，又没有改变私有制。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马克思讲的股份制，就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了，把两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混同起来了。其用意在于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大倒退。不能让这种理论迷雾误导我们的改革，这种误解或曲解必须澄清和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