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开始，有三种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了欧洲政坛，并在随后的一百年里扩散到了全世界。它们分别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之间往往争执不休，沃勒斯坦对此有过酷评：“保守主义者们认为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者们认为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一个样；而自由主义者们则认为保守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多大区别。”虽然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但这并非我们将要讨论的重点，并且我们不拟去涉及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复杂内涵，我们在此只想去探究自由主义中的一种，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不一样，新自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经济学说，而不是政治理论，虽然它未尝没有包含政治理论方面的蕴含。在学术和媒体话语中，它主要是在一种负面意义上出现的，并且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对它所指的观念的批判，而那些持有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人，现在一般也不会自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遭到批判和唾弃的观念。我们在此想要呈现的，便是新自由主义如何成为了经济灾难的代名词。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散布
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观念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那里，在他们看来，国家应该放弃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仅止于清除贸易壁垒，保障自由市场的运行。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竞争，会让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自动地带来社会的秩序和财富，因此，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这些思想主导了强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的经济政策，并成为它们在殖民地和后发国家开辟世界市场的武器。但在德国、美国等后发工业国的经济腾飞阶段，并没有采纳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作为美国国父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最早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后来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进一步系统化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认为当国家经济实力处于扩张时期，应实行合理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思想在很长时间主导了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政策。而随着他们的某些产业逐渐形成竞争优势，他们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总体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是贯穿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两条线索，不同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甚至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产业领域，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实行不同的政策。正如大卫·科茨所言：“在一个相对约束性较低的竞争时期，自由主义就会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方面占主导地位；但在一个相对约束性较强，少数商人控制市场的条件下，干预思想和政策就会占上风。”
然而，无论在汉密尔顿还是李斯特那里，他们所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实际上只是自由市场机制的补充，他们并未从根本上质疑市场的自发调节的有效性。古典自由主义的真正危机要到二十世纪初期。当时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遍及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等各种危机，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散失了对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信仰。凯恩斯主义、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主导了直到197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
恰恰是在古典自由主义近乎破产的年代，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却开始尝试构建一种更为系统和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系。1936年，深受米塞斯和哈耶克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出版了《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出版，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 1938 年，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和李普曼在内的26 位学者在巴黎召开了关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建立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筹划。因此这次会议或许可以视为新自由主义诞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哈耶克后来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阐发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而且也产生了组织朝圣山学会的最初动议。
但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本来指的是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它主张国家应该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经济秩序以市场调节为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它主张国家干预但反对过分干预，主张社会正义但反对福利国家扩张。但是随着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术语的流行，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当代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指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主张，在当时长期被视为几个头脑古怪的非主流学者的臆想，大多数人将其视为不值一驳的垃圾，更不要说是重视了。凯恩斯曾经认为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他所读过的最混乱不堪的东西，并认为他的理论就是一堆垃圾。在那个年代，自由放任主义普遍被视为导致当时资本主义大危机的罪魁祸首，主张国家干预的观点如此自然，以至于罗斯托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哈耶克和米塞斯应该被放到博物馆中展览，作为造成现在的大灾难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幸存物种的标本。
1947年，哈耶克发起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朝圣山学社，集齐了当时反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学界大佬和新锐，它包括米塞斯、弗里德曼、瓦尔特·欧肯、斯蒂格勒等声名显赫的自由主义者。朝圣山学会的宗旨很明确，即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宣扬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并对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抱有即便不是歇斯底里，也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在朝圣山学社内部，除了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它还包括芝加哥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右翼经济学流派。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术团体。这些创会大佬，以及后来不断入会的人员，决定性地影响了197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右转风潮。虽然对于他们而言，1950和1960年代是一个非常晦暗的年代，凯恩斯主义、美国新政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正如日中天，但是他们仍然在学术上团结起来，在这二十多年中，一点一点了收复了被左翼和自由左派们所占领的各种机构。他们逐渐组成了一个集合学者、企业、智库、记者、游说集团的意识形态网络，不余遗力地推进他们的目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们逐渐不再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来代表他们的观点。
实际上，我们现在意义上频繁使用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最早是在西班牙语国家被广泛使用的。1960年代，拉美的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奇迹，他们当时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比古典自由主义更为平和的观点，它主张国家政策来抑制社会不平等和防止垄断。但从这个词开始使用之后的二十年年后，新自由主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开始指称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时期的学者也停止将新自由主义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相连，而将它与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理论关联起来。当西班牙语国家开始流行这个词之后，它又重新迅速扩散到了英语世界，只不过这个词的意义，不再是右翼经济学家们的自况，而是左翼对他们观点的一种概括。
到了197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遭遇了普遍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各种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都陷入了危机，新自由主义也从一种非主流学说渐渐成为主流，并正式从后台走向前台。以智利、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式开始了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从而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随后，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全球性的胜利。在1980年代，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步入严重危机，并最终引发了苏东剧变，此后，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在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全面铺开。这样，资本主义似乎战胜了它最主要的对手，因为以往正是在应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中，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政策，现在，这一威胁消失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随即畅通无阻。另一个标示性事件是“华盛顿共识”的提出。1989年，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下了《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意见，包括税收改革、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取消国家管制和加强私有产权保护等内容。这10条意见，体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经济部门的共识，加之这些机构的总部都在华盛顿，于是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它是一套旨在向不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凭借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机构的背书，它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包括东欧、拉美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与后果
新自由主义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如前所述，它包括了众多的右翼经济学派，而这些学派之间和内部的观点也存在诸多差异。实际上，用自由放任主义去概括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学派并不恰切，因为新自由主义不仅包括弗莱堡学派这样主张适度国家干预和社会正义的经济学说，甚至是奥地利学派，在战前也并非完全否认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的必要性，只是在朝圣山学社成立之后，才变得越加极端。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体现了这样一种立场：自由市场具有全方面的优越性，基于竞争性市场的理性、自利行为就可以自发构造人类的自由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只需要有限政府的有限参与。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下，新自由主义衍生除了一系列繁复的观点，根据一篇文章的概括，新自由主义的要点包括如下方面：
（1）市场统治。将‘自由’企业或私有企业从政府或国家的任何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论这将造成多少社会损失；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规定的那样；通过分化工人降低工资，剥夺工人们经过多年斗争而获得的权利；放弃对物价的控制。总之，要实现资本、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为了向世人展示新自由主义的益处，新自由主义者称‘没有管制的市场是剌激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它将会使每个人受益’ 。
（2）削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削弱穷人的‘安全网’，甚至以弱化政府作用为名放弃对于道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不反对给予公司补贴和税收优惠。
（3）放松管制。减少任何可能影响利润的政府管制，包括放松对工作环境安全的规定。
（4）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包括银行、主要产业、铁路、征税公路、电力、学校、医院甚至供水。虽然私有化名义上是为了提高效率，但结果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公众却不得不为此支付更多的费用。
（5）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向社会中最贫困的人群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自己找到医疗保健、教育机会和社会保障的解决办法。一旦这些人无计可施，新自由主义者就将此归咎于他们的懒惰。”
这些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般政策主张，但它在不同国家，会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这就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的各种“特色”版本。从1970年代到现在，有几个节点性的事件，标识了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进程。
1、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们
1950年代，智利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到芝加哥大学，这些学生的导师正是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弥尔顿·弗里德曼。当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就竭尽全力介入智利的经济改革争论，被称为“芝加哥男孩”。当时他们激烈反对阿连德左翼政府的经济政策，尤其反对它的价格管制。他们的这些主张，得到了一批智利商人的支持。皮诺切特政变上台之后，刚开始他仍然倾向于计划经济，但在1975年弗里德曼到圣地亚哥巡回演讲之后，皮诺切特被彻底说服了。从此，芝加哥男孩们开始主导了智利的经济政策制定。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大幅度降低进出口关税，几乎全面放开了产品价格，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取消对金融的管制，国家退出银行系统，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压制劳工权利，等等。智利由此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实验室。然而，在这些政策实施之后，智利的经济却迅速恶化，直到1978年，才实现了增长，但随后就在1981年陷入了危机。在1981-1985年危机期间，智利实施了更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终于才在1985年之后实现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此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智利并未随着政府更迭而调整，它一直被推行至今。智利经济快速增长，被称为“智利奇迹”，智利也成了新自由主义最优秀的模范生。然而，这种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智利的经济主要基于原材料出口和自由贸易，其国内制造业长期不振，而且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最严重的地区。
2、撒切尔夫人上台
在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凭借工党和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努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而复杂的福利国家体系，国有经济控制着这个国家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媒体开始在1970年代倒向新自由主义。然而，促成撒切尔夫人上台的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1970年代末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工党政府的政策难以应对这些危机。撒切尔夫人的上台，主要是由于她对抑制工会力量和降低通胀的承诺。撒切尔夫人一方面通过提高利率，增加失业，削弱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又积极压制工会斗争，破坏英国的劳工运动。最终，他还进一步开放外资，增加竞争来削弱工会，这些政策大批量地摧毁了英国的一批传统产业，比如钢铁工业、造船业等。英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对廉价劳动力、用工灵活的国家。与此同时，撒切尔还对国有经济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包括飞机制造、电信、航空、钢铁、能源、铁路等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被廉价变卖给了资本家。不仅如此，撒切尔夫人还积极削减国家提供的各种公民福利，包括教育、医疗等，然而，相比于其他改革，这方面改革遭到了非常强烈的抵抗，而止步于宣传一种个人责任和企业精神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3、里根经济学
1970年代末期，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79年，卡特政府人命了保罗·沃尔克担任联邦储备局局长。从此开始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美联储宣布实行货币供给紧缩政策。在经历了1980年代早期的经济波动之后，通胀最终被控制下来。1981年，里根上台，向国会提交了所谓的“经济复兴计划”。这一计划包含了四个主要内容：1）削减联邦开支，降低财政赤字，最终实现收支平衡；2）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率；3）放宽和取消政府对企业的限制性条款；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健的货币供给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反应了供给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主张。在里根的竞选经济顾问团中，有多大22位朝圣山学社的会员。
这个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势力开始衰退，而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派基督徒等开始走上前台。里根的这些政策一方面给商业部门松绑，一方面又将积极打压劳工组织。这二者在很多方面是互为彼此的，因为对资方的很多管制涉及到了对劳工的保护，但里根认为，这些管制都是有害的。里根全面改造了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将其变为限制和管理劳工权利的工具。尤其是，借着失业率的高企，美国工业活动逐渐迁往工会组织薄弱的南方各州，而之前工会兴盛的地带，都普遍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这样的后果，我们知道，从1980年代，美国的不平等一直在不断扩大。
智利经济改革、里根和撒切尔的上台，是新自由主义最具示范性的三个节点事件，他们激进的改革，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以至于无论后来的政府怎么更迭，都大体上继承了他们的政策遗产，沿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行。当然，造成这种路径依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重建了统治精英阶级的阶级力量，并让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掌控了国内的智库、研究机构、媒体和流行文化，构造了一个全面巨大的新自由主义网络，以至于后来的左翼政府上台之后，也几乎没有太多政策调整的空间。
结语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正如大卫·科茨所言，它主要是大萧条前统治英美的古典自由经济思想在当代的翻版。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对于经济增长的裨益似乎远不如国家干预主义，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5%和2.4%，而在新自由主义风行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增长率只有1.4%和1.1%。即便新自由主义在某些国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不稳定劳动的增加，贫富差距的增大，社会福利的缩减，社区和工会的衰退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正是这些原因，逐渐让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了灾难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