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今天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今天距这个复兴的愿景从未如此之近，同时这又是充满挑战的关键之时。我们要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导，形成具有时代性、包容性和人文关怀的价值体系。
黄万盛*先生是思想理论界著名学者，于2014年以“价值关怀与民族复兴”为题发表两次演讲，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年6月20日，邀请各方学者围绕黄先生的演讲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
学者讨论部分
价值体系事关中华复兴大局
杜链（国家信息中心）：黄教授所提出关于民族复兴背后的价值体系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顶层的文化主题。它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可能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要回答中国崛起的“国魂”是什么，中华文明、东方文明的核心是什么，和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什么，它在当今世界有哪些“普适”的意义。
黄教授试图从东西方相互融合、相互优化的视角，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理性的认识构架，这无疑是个难度极大的贡献。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的普及、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高速更新的情势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在急剧地演化。黄教授提出的“价值关怀”切中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问题。其中包含了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之间文化相互对立与渗透的过程；它的背后是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信息战背后的本源是文化战争。
胡石英：黄教授切入问题的角度非常好，中华价值体系，是民族复兴道路的核心命题。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入手，也可以避开泛政治化的争论。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开始都是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然后面对具体实践。很多问题并不是搬概念、扣帽子能够说清楚的，必须面对实践去研究和解读社会现象，才能够找到出路。马克思是这么说的，毛泽东也是这么做的。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集体主义、天下为公
文化自觉和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如何归纳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国学特别是儒学，可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陈晓星（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理事）：今天我们所说的复兴，不过是回归中华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500年来，西方凭借航海和工业化，打着自由、民主、法制的旗帜，掠夺、瓜分和控制世界，这一过程充满着杀戮、奴役、贩卖奴隶，甚至是政府支持的贩毒。今天中国崛起，西方要中国做负责任的大国，但他们应该反省，当年他们是如何负责任的。苏东剧变后，西方学者说历史将终结在西方普世价值上。但2008年经济危机暴露了西方模式的弊病。
中国学者也在反思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理念。现在中国到了一个历史路口，单纯的计划经济肯定不行，单纯市场经济又有很多弊端，内部问题不少。中国往哪里去？其实路就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具有普世意义的核心理念恰恰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内。黄万盛在《价值关怀与民族复兴》一文中归结，这个价值是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理念。
方勤学：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服从整体利益，以集体利益为核心。西方文明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两种文明的价值哪个能胜出，现在还难说，将来的发展可能是两种文明的融合，因为西方文明隐含的前提是“资源无限”，这将难以持久。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如果是以个体利益至上的，那么这个民族不可能走得很远。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至今生生不息，世界上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迄今未见哪个西方学者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华民族走得这么长久，这里边舍生取义，或者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无论从传统文化还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来看，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
王海侠（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价值实践的主体，应该包括精英层和人民大众。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作用在精英群体，而不是普通的民众。关于中华文化，近几年对内法外儒的讨论很多，好像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儒和法，但老百姓身上体现最多的其实是道和佛。支配老百姓普通生活行为的，主要是无为、亲善、虚怀若谷、难得糊涂、天地君亲师、因果循环等思想。中华民族有文化的传承性，有多样性，应该是兼容并蓄的，不能独尊儒术。知识分子应该客观反映人民的真实状态。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提出了中西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比较问题。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概念，西方是契约式的共同体。两种社会结构不太一样。社会结构不同体现了价值观的不同。中国重和合、重集体，西方重契约，强调个体和分离。价值观的不同体现在政治基础方面，西方强调的是三权分立，我们是一体的分工，当然也有一定的制衡。我们强调社会中的安全、信赖和公立，这是一个有机的动态体系。西方强调原子式的个体，机械的概念，通过法院制度、诉讼制度维系社会秩序。总之，中国强调的是一个有机体的概念，而西方是机械学的概念。黄教授将中国价值提炼为安全、信赖、学习、公正，其中“学习”跟西方差异很大。中国是取经型的文明，西方是传教型的文明。认识到这些不同的地方才能理解，我们中国是什么，今天我们中国该做什么。
田文林：要用国际比较眼光看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历史上，伊斯兰世界政教合一的传统，造就了伊斯兰世界历史上的辉煌。随着近代西方价值观逐渐渗透，西方“民族自决、民族国家”思想的引入，对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起了“移植病毒”的作用。2011年中东剧变，起源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需要调整社会政策，但阿拉伯世界多年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把“现代性”目标的实现看作线性发展的模式，参照系是什么没有看清楚。简单引进“民主化”的结果，比过去“威权”时代还要差。把别人的衣服直接套到自己身上是不合身的。
建立中国价值观的出发点应该是存在与发展
严晓江：任何社会、任何个人始终都是在竞争的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能够产生足够的竞争力，没有竞争力就不能够生存发展。这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用什么精神来激励竞争；二是用什么东西来维护竞争，包括个人竞争和社会竞争。我提出两个价值观：第一个是激励价值观，主要内容是承认私有观念基础之上的自由、自主、平等；第二个是社会稳定和求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就是求真、诚信、公立。后6个字是约束前6个字的。
罗海曦：中华文化是多元的，儒学道家生于本土，佛学来自境外。我们现在提出融合的思想，目标指向的是和，也就是命运共同体。人类的共同命运是生存与发展，这个最有号召力，更有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色彩。
如何对待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遗产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怎么看待中国认同的问题？如果强调回归传统，怎么看待从晚清以来的一往无前的迎接现代化浪潮和历时长久的社会运动？我们今天的社会，应该说包含了传统文化的成分和革命年代创造的成分，这包括国家组织架构、经济的组织方式和我们思维方式。如何面对和对待五四以来革命的遗产，也是我们理解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革命年代关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方式，是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体系当中，要求挣脱被压迫地位、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平等。1990年代之后的对外表述，成了比较纯粹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在新的国际战略中怎么讲述自己，包括自己的革命历程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和今天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关系，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搞清楚。
欧树军（人民大学）：对中华价值观的反思，要更多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对中国走过的道路有自主的思考，有更充分的自信。黄老师演讲的重心是回到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理解，但我们需要对辛亥革命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所造就的新的政治传统，和中华文化传统之间，做一个融合的理解。“人民”概念是共产党创造的新的政治传统，其中也包含了如何理解民主问题。人民和民主是共产党的根本话语，是不能放弃的。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联合的道路，而我们是实现了大多数普通人，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大联合。
杜链：讨论现代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要点之一就是寻找这个价值体系生成的实践路径。它是在实践中聚合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并逐步提升为“中国魂”。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大？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最大。”中国的基本民众是农民，农民的基本问题是土地。毛主席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起的动力体系开始，到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整纲领的28年的实践过程，将谋求中华民众的独立与解放的各路人马聚合到一起，培育出可以连接几乎所有实践环节的“党魂”和“民魂”。这就是共产党最基本的“为人民服务”概念，就是生存于人民之中的概念。
在当前情势下，这种“价值关怀”，应该孕育在我国由以GDP为标志的工作中心向以惠民生为主线的社会领域进行转移的过程中，孕育在围绕民生领域的综合改革，化解种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过程中，孕育在通过“惟在富民”的新思路，调整、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立国之道”的进程之中。
中国正在进行有别于西方价值的塑造过程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任何价值观都代表着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西方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代表资本势力的普世价值。现代的西方价值观在一定时期有其进步性，但今天问题越来越多，它不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把普世价值作为他们的战略工具使用。我们提倡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多样性就是本土性，每一个国家都有根据自己的国情设计自己发展路径的权利。
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强调不同文明包容互鉴，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崇尚霸权、弱肉强食法则的“和平发展”的之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推崇仁治。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周边国家遵循“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等原则。今天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坚持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情况复杂，既有过去的历史传承，又有苏联时期的深深烙印，又有中国和西方的影响。我们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同时既有尊重又有影响，影响是客观存在。我们要与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互信互融关系。以我们的包容性，做到求同存异，消解疑虑。实际上，中国在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另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塑造，而且这是很多国家共同参与的过程。我们要塑造既尊重文明多样性原则，又能促进多地区和谐发展的价值体系，而不是片面维护本国利益的单一价值体系。
黄万盛回应部分：
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影响了中国？哪些问题是中国本身发生的问题？哪些问题是因为传播和交往所形成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资源和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资本主义用了150年，消耗了地球积累的大部分资源，因此出现了可持续的问题。这是198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问题。这样一个发展的教训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的参照、考虑的一个因素。
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加拿大传媒学教授麦克卢安在1970年代提出来的。之前维特根斯坦说，人不能通过死来认识生，因为人死了就没有认识能力了，这是就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而言；第二是人不能离开地球来认识地球。在深蓝色的宇宙苍穹中，有一个发着蓝莹莹光芒的生命体，非常美丽，所以麦克卢安用了“蓝色救生艇”这个词。就是说，无论我们种族的区别有多大，政治立场的区别有多大，宗教信仰有多么不同，不要忘了，我们都生活在这条小艇上，这是我们的命运共同体。今天我们提出命运共同体，是把生态环保引发的概念进一步引申，就是在文化、在价值，在我们持久的存在上面，我们同样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这就带来价值可不可以突破地缘、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局限，成为可以分享的公共资源。因为很多的对抗实际上是彼此价值的不认同。美国哈佛的亨廷顿写的《文明冲突论》中，认为基本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冲突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全球化的出现。1989年苏联东欧解体，资本主义世界突然开始认为，他们也有条件来建构一个全球社会，资本的力量，产品的力量，信息的力量，开始高度的一体化，人的共同感会在全球化的意义上充分发展。但是我们发现，人类进入全球化之后，战争的频率变得更密，战争死亡的人口非常大，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更好的和平；全球化创造的某种一体化使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变得更加凶猛，原来一百六七十个国家，现在变成两百多个国家。到底如何理解全球化？这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还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在个过程当中，人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人类是通过各种尖锐的冲突和战争，去展现世界在这个方面困境的。
第三个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的高度增长，使社会的贫富差距变得史无前例的扩张和加剧。这不是今天的问题，托克维尔有一个著名的迷思，就是人类财富的增长为什么没有增加人民对社会的满意度，反而对社会更加怨恨？我们看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口从71%左右滑到56%，滑出去的那一部分绝大部分进入贫困阶层。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美国问题，我们看看在中国的场景中，贫富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没有提供解决贫富差距的任何可能？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虽然理论上提出了很多说法，可是在实际中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不错，在绝对贫困的问题上毫无疑问是在改善，可是相对的贫困变得更大，这是普遍性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这个语词模糊了很多实质问题。为什么西方有理由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单一起源的传播过程？我们所讲的现代化，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强调为市场进行生产，就是商品化的过程；我们强调所有权的改革，就是为了刺激个人的愿望和积极性；我们强调市场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
有没有一种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我们需要去认识和发现？假如我们理解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根本的区别，那么排斥在这种现代化基础上所产生的西方价值的逻辑基础和根据在哪里？我们正在面对一些非常尖锐、同时又很深刻的理论问题。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特色，这些不同的特色不止是影响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今天我们面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阶段。从马克思到黑格尔，他们没有阅读到今天资本主义新的特质。特别是进入全球化以来，资本主义产生一些新的特点。资本主义的生产跟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需求的稳定性，使得人们没有办法去不断地刺激大规模需求，来维持经济的不断增长。我们看日本、看美国，包括欧洲，长达30年的不景气。美国稍微好一些，但是在欧洲和日本，这个情况非常明显。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消费饱和。房子的需求，汽车的需求，大宗商品的需求基本满足。这种情况下它消费的动能匮乏，因此刺激了这些国家对扩展海外市场的渴求。需求饱和导致了生产规模的压缩。在今天，既然没有办法持续地大规模刺激需求，可是经济如果不能维持一个适度的持续的增长，它就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就要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的30年里，世界居然没有发生生产性经济危机，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金融和货币的形态。
在国内，30多年形成的三个支柱型产业，同时出现严重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的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市场的90%是靠政策维持。到内地去调查一下，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过剩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这跟我们滥用土地溢价、滥用土地资本来维持货币扩张有很大关系。这么多钱放到流通中去对接的载体，是土地。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都是在利用货币杠杆撬动经济，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道路的提出和探索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中国要面对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中国问题，而且有一些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相比较而言，它更少制度化包袱，资本主义150年发展形成的那些稳定的制度，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突破这种制度化的困境，壁垒相对要更少一些。在制度的背后，有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提出中国道路的问题，既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在发展一种人类可以分享的资源和未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到底什么是现代化，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还有没有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应当是什么？资本主义基本上不把分配问题作为它的基本原则，因为它诉诸于财富总量的增长。哈佛商学院有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说不要去讨论政策问题或者制度问题，只要我们源源不断地生产足够的财富，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物质财富像喷泉一样不断涌现，而正是这个基础的出现，使得共产主义有可能不再像圣西门，傅里叶那样成为空想，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物质实现按需分配。真是这样的吗？联合国环境署有一个报告，全世界包括亚洲、南美洲和非洲，这些落后和发展地区，如果都要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需要20个地球来满足资源需求。所以我们应明晰，如果按照平等的观念，美国的生活方式一定不是人类可以共同分享的。
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如果按照启蒙时代西方的价值观念，比如个人权力，个人本位，欲望的天然合理性等等，有没有可能发展出我们所需要的懂得节制，懂得关爱，懂得欣赏，懂得审美的生活方式？基本不可能。可是中国有这样一套资源，如果我们把它们发展出来，可能有帮助。刚才讲的资源和生态的问题，战争冲突的问题，贫富差距消融的问题，乃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周期性的灾难的问题，我们可能找到比较好的道路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了解了西方的核心理论，也接触到一些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体系的自我批判。这些问题其实在西方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所以，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资源汇通和交融起来，去建构一个可以分享的世界观念、价值观念？这个工作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如果只是中国强大了，其他的地方在不断地衰败，我们的战略安全有可能吗？只要不均衡就没有安全可言，而均衡不可能建立在一种对发展无穷无尽的渴望之上。
所以，发展是重要的，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让它放缓些，走过头的时候可以倒回去一点。这不单纯是中国面对的问题，美国、欧洲、日本，实际上都是这类观念。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时有个前提：再不发展要开除球籍，球籍实际上就是美国、欧洲、日本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在那个语境当中讲的。我们当时在那样一个极度贫困的情况下，这么讲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不能当做唯一的、绝对的任务。所以，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中国道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发展出更好的生产方式、更好的生活方式。
儒家和中华文化的象征体系
有学者说，不能光讲儒家。这个从道理上是对的，但是在广义上讲民族文化象征体系的时候，可能讲儒家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知道在东汉的时候，佛教已经传到中国来了。可是小乘佛教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它的修炼是个人功夫，所以他要到深山老林去，他要朝露霞气、天地精灵，然后来荡涤自己的臭皮囊，可以达到大梵天的境界。而且，我们是派了人主动去把它请进来的，在长安还有专门译经的队伍，像道安这些人都是在大规模地翻译佛教的经典。所以中华民族有学习的自觉。进来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大乘佛教出现了，把个人修炼的功夫，转化为到日常社会当中去行善积德，关怀民间的疾苦，这个思想哪来的？“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儒家民本的思想。
过去也有学者讲儒道互搏，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这个说法过于概念。那些道士拼命要去献长生不老的仙丹，前赴后继，还想去影响朝政。《汉书》里很多这样的记载。这是入世还是出世？直到王重阳对道家进行改革，提出以人道而仙道。所以后来才有江南七子，才有丘处机这些道士，到民间惩恶扬善，把关怀民间疾苦作为道家的入门修炼功夫。这是受儒家的影响。所以，不是讲道家、佛教对中国文化有没有影响。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中华民族文化演变的历史，会发现其中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渗透在各个不同的文化形态当中。
我们不是要去匡复一个文化门户，而是要通过各个文化门派去检讨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品质的精神和文化素质。我们是在中国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门派中，寻找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品质和文化要素，这是我们的任务。
要用大历史眼光认识革命与传统
最后回应的，是几位学者提的关于革命的问题。我出版过一本书《革命不是原罪》，讲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中国道路考虑当中，应该有它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毕竟是跟中国这一百年志士仁人的前赴后继有重要的关系。
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有一个教授叫爱德华·西尔斯，他有一本书《论传统》。关于传统的架构和发生的这些理论研究，他是做得比较好的，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比他更好的著作来讨论传统的基本面。他认为，一个东西能够成为传统，至少要经过三代的传承。什么叫传统？传统是可以传承、具有统摄力量，传而统之。不是说所有能传的东西都叫传统。传统要能够传，要有公共影响力，要有统摄人心的作用。
所以关于中国革命，仅说五四运动还不够，前面还有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前面还有公车上书，改良当中也有革命的成分。我们不能把革命当做一个边际切割得那么清楚的东西，把其它改革的东西都从革命当中剔除，这对革命的看法太过单薄脆弱。我们可以把晚清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改变民族命运的努力，当作革命谱系和革命思潮的缘起。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的核心问题是激进主义的不断高涨而保守主义的日渐失威。因为搞不成就变得激烈，再搞不成就更激烈，所以激进主义不断高涨，最后就到了极端的革命。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制约的这一面，保守主义的力量太弱了，没有形成保守与激进之间的相互制衡。这个是一种认识的角度，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充分的角度。
我觉得整个中国近代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激进的不断高涨，而保守的又发育不周全、不充分。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才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问题。包括理解文化革命的发生，其背后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重视革命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但是要通过革命的现象，了解在革命背后蕴含着的目标、理念、道路和方法，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并透过这些问题勾勒出一个中国的目标图像，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问题。
*黄万盛，旅美国际知名学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1990年代初赴法，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五年余，后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此间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十余所大学的名誉职称；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曾任“比较文化丛书”、“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主编，著有《道德理论实践》《危机与选择》《革命不是原罪》等书。近年退休后主要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