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仅在互联网上，甚至在相当一部分“重写近现代史派”学者眼中，共产党抗战是“被迫的”，是为了摆脱“历经长征九死一生后行将彻底被消灭的境地”；全面抗战之后，则是以发展自己实力为主，并没有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企图。事实上，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战力量。
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战者
仔细爬梳日本人史料，有两点是不容质疑的。
其一，共产党抗战最早，绝不是“形势所迫”，而是主动选择。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就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强盗开展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游击战，把号称最精锐的日本关东军牢牢牵制在东北境内。一直到抗战结束，关东军也未能腾出主要力量南下。如果说国民党当局抗战是8年，那么，共产党人坚持抗战至少有14年。
1936年，日本侵略者驻伪满洲国的所谓“军政部顾问部”编印过一份 “极秘”类资料，名为《满洲共匪之研究》，资料分两辑，近百万字，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兴起和发展的情况。
关于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力量的领导者，《满洲共匪研究》有两处记载很有意思：
一处记载是关于“一月信件”。即1933年1月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发出的信件。该信件的副标题是《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日本人认为该信“直到今天(1936年)还作为满洲共匪活动根本方针”。
在那封著名信件的开头，开宗明义写道：
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的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焦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资料编号1，第20页）
信中提出：
当前的目标是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大众的人民革命政权，而建设苏维埃政权只是作为宣传口号。（资料编号1，第21页）
而1933年1月，中共苏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中共武装并没有面临生死存亡境地。可见，抗日并非中共长征后期“权宜之计”。
另一处记载是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日本人写道：
南满及哈东两游击区，过去曾多次试图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自从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倡议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关内的抗日战线不断发展，两个游击区的统一战线运动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资料编号1，第50页）
文中特别详细描述了共产党人主导的两次会议分别在“南满”和“北满”地区形成统一战线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次是由1935年9、10月间：
“共匪杨靖宇召集南满东北义勇军系统抗日匪七个部队联合倡议成立以他为军长的抗日联军。其后不久，以东北抗日联军的名义，由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等六个军的军长以及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吴义成、副总司令孔宪荣、汤原和海伦反日游击队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八一宣言……就连过去同人民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政治匪的核心匪首王凤阁，也参加了这一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表明态度，愿与第一军合作，实行联合作战。” （资料编号1，第50-51页）
另一次是1936年1月下旬：
“赵尚志、李华堂、谢文东、夏云楷、李延禄、张寿笺 [注：即李兆鳞]等北满著名共匪和政治匪于汤原县集会，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 （资料编号1，第50页）
这两次会议，都是在东北各地义勇军最为困难、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刻召开的。两次会议后，日方承认：
关于团结反满抗日力量，并使其组织化、系统化的工作，在形式上基本完成。（资料编号1，第51页）
实际上，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东北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权，是共产党人最初在各抗日力量中在纪律性和作战勇敢方面的强大示范作用。
1936年6月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小册子中有这样一段：[1]
在我军中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大家都很敬爱他们，愿意接近他们。共产党员政治觉悟最高，抗日意志最坚决，打仗最勇敢，待人最公平，在军中也最守纪律。……在作战冲锋的时候，多半是共产党员领头，所以我们四军在作战中牺牲的将士，共产党员占多数。
其二，与国民党相比较，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毫不妥协。
在日本人眼中，他们与国民党当局从来都有“共同利益”：双方都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共同的敌人。因此，即使战事全面爆发，日本人也在寻求与重庆当局接触谈判的渠道和可能性；而对延安共产党机关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日本人是从来没有纳入其可与之谈判的视野。
1944年起，从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转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国民党将领何应钦1933年与其谈话内容。其时，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人签订《唐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几乎全部利益。在谈及国民党当局为何不惜如此大让步也要尽快与日本实现停战时，冈村宁次这样写道：
何应钦是亲日派巨头之一。他对日华两国的将来甚为忧虑。在他的言谈中，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资料编号2，第449页）
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都视共产党为最大敌人，即使是全面抗战期间，双方也没有停止过谈判，即使是到了1942年，日方还在“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两次”。（资料编号2，第319-320页）
据日本方面记载，与重庆当局最接近“达成和平目的”的一次，是1939年末开始的所谓“桐工作”。即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之间的谈判。双方谈判代表甚至草拟好一份协定，安排蒋介石直接与板垣见面。日方允诺，如果1940年4月15日前重庆方面能够接受相关条件，将不支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新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谈判的“基础”仍然是都视共产党为敌。日本方面记载宋子良第一次会见时向日方谈提及的所谓“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第4条即是“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此后，日方仍然不放弃与重庆蒋氏政权进行和谈的努力。一直到1943年开罗会议上，重庆当局再度得到美国与英国的支持与承诺，才没有受日方诱惑对日媾和。对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盖因1943年11月23日～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对此却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实际上对方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而愿重新谋求中日合作。我方对此并不理解，致使双方主张不可调和。（资料编号2，第251页）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权立即着手准备内战。为此，不惜求教于昔日的侵略者、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将领。尤其是冈村宁次，被羁押期间和被释放后，国民党要员多次与他见面。除了谈移交问题，还有就是商量如何对付共产党武装。
冈村宁次在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期间，曾于1943年指导编写过一个小册子《剿共指南》，也给了国民党政府作为内战参考。冈村宁次回忆录这样写道：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参考。（资料编号2，第325）
也正因为即使是全面抗战期间，重庆蒋介石政权仍然不忘防共反共，致使在国、共、日三方交界处，一些高级将领消极抗日，将主要精力用于防共。对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详细记载：
中国事变爆发，日军进入山西省时，阎锡山也决不离开山西，盘踞于该省西部沿黄河线交通不便之山地，不与日军作战，且暗地联系日军以图保存实力。（资料编号2，第96、97页）
实际上，日本方面一直阎锡山的确与日军始终保持秘密联系，共同与共产党抗日武装为敌。仅摘要日军部分记载：
“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资料编号5，第462页，此处所引为1941年日军在沁河攻击共产党武装时制定的“指导方针”第六条。）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资料编号6，第23页）
曾任侵华日军第1军参谋的土田穰大佐回忆：
“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 （资料编号8，第182页）
但这位大佐也这样感叹：
“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资料编号8，第182页）
更为荒唐的一幕是，敌占区不少伪军，尽管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但也是重庆当局地方武装。他们在投降日军后，仍然领着重庆方面发的饷，与日军一起打击共产党武装。冈村如是写道：
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资料编号2，第327页）
翻开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各种战史读本，日本侵略者一直在政治上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拉拢。其中，有针对重庆蒋介石政权的“桐工作”，有针对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的“伯工作”，还有针对影响力犹存的老军阀吴佩孚的“熊工作”。但看不到哪怕一起针对共产党人的、由大本营部亲自主持的拉拢与和谈工作。
正如曾指挥华北方面军与共产党作战时间最长的冈村宁次所言：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资料编号6，第473页）
共产党敌后抗战最让日寇恐惧
近几年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有人引用内战或1970年代之前国民党当局说法，说是“游而不击”，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必须专门再说说《华北治安战》这部书。此书亦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与坚持在华北敌战区与之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书中不仅确认了“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而且承认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
在日本侵略者眼中，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状态，都在袭扰日军。如《华北治安战》中记载，仅华北方面军第一一0师团，在1938年8月-1939年10月一年多一点时间中，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次。（资料编号5，第156页）1941年1月的所谓“冬季肃正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内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资料编号6，第17页）
特别是到抗战后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经真正陷占领区敌人于汪洋大海，且除了游击战外，已经发起歼灭战。正如日本人承认的：
“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自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是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日本军的小队、中队，就连大队本部有时也成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资料编号4，第79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尽管没有正面战场那样的大会战，但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会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惟敌后抗战在节节胜利，“积小胜为大胜”，有效消灭了敌有生力量，战果与正面战场大会战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人在《东北共匪之研究》中，引用他们截获的中共中央给东北抗联的秘密信件，信中这样写道：
在游击战的战斗中，一般来说，其战术的目的同样在于压倒并歼灭敌人，迅速取得胜利，但其战略目的却不同，它在于“使敌人丧失斗志”。[2]
事实的确如此。共产党敌后游击战一个极大的功效，就是陷日寇于“每日面对不可测的恐怖”这样的惶恐不安之中。
日本史学家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专门回忆了1942年其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的“事件”。随即写道：
“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资料编号7，第55页）
《华北治安战》中还记载了日军几个小部队被共产党武装全歼的案例：
“从9月24日晨，榆社、辽县之间的各警备队（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及东潞路的小滩镇警备队，同时遭到共军急袭。这是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第三八五旅所属的共军精锐部队，其兵力约8000人。榆社——辽县道路上的榆社、常家会、王景村、铺上、管头等地的警备队，虽尽力进行防御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半遭到全歼，战死约八十人。” （资料编号5，第313页）
“9月23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当时也称东团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敢’等字样而去。” （资料编号5，第316页）
藤原彰回忆说：
1943年6月联队即将离开华北，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资料编号7，第67页）
时任日军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少尉，在其回忆录中对比他与中共和国民党军交战的不同，这样写道：
“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资料编号6，第169页）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也刊登一则日本老兵回忆录：[3]
“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为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自1939年以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先后发起的冀东、冀中(包括五一扫荡)、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所谓的“肃正作战”，以及先后五次勾联指挥华北华中伪政权机关、伪军和特务针对八路军发起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然而，日寇事后回顾每次“扫荡”或“强化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哀叹失败。
冀东扫荡后，当时日军第一○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说：
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资料编号5，第132-133页）
1940年初冀西与冀中扫荡后，当时日军师团的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后为少将）这样回忆：
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行迹。（资料编号5，第156页）
对1943年的太行地区扫荡活动，日华北方面军总指挥冈村宁次这样写道：
于1943年虽然在山西、满华边境方面、黄河故道等中共军活动的主要区域，进行了肃正作战，特别是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资料编号4，第79页）
在日本人看来，共产党比重庆政权更难对付。为此，在筹划1942年总体战局时，日本人迟迟不敢进攻重庆，一个重要考察就是怕重庆最终落到更难对付的共产党手中。对此，日本人写道：
参谋本部对中共的认识虽也未必充分，但是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5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资料编号6，第96页）
日本防卫厅撰写的系列丛书中承认，自1939年认识到共产党敌后抗战可怕之后，自1940年开始，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武装，日本所组织的所谓“华北方面军”，不仅人数一直稳定25万左右，而且最为精锐，一直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在一直对此，日本人自己也有记载：
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特别是8月20日爆发的“共军百团攻势”的奇袭，给日军以极大打击，从而促使日方重新认识共军，并使以后的治安肃正工作空前加强。（资料编号6，第126页）
1941年1月16日，为了集中精力应对共产党抗日武装，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所制订“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明确，此后作战重点在华北占领区，不再对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大规模作战。原文如下：
“二、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资料编号5，第360页）
对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予以了确认：
“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942年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资料编号2，第325页）
上述日本人笔下的详尽资料，从侵略者角度反证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陷敌于汪洋大海，的确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以另一个角度的史实与资料，值得所有真正深入研究或了解抗真正面目的广大民众认真阅读和思考。
本文所引用资料编号：
资料1：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
资料2：（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1年版。
资料3：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上）》（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资料4：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下）》（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资料5：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资料6：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资料7：（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资料8：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1]《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战时出版社刊行，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初版，第83-84页。
[2]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下)》，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第376页。
[3]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6/11027560/20051108/128291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