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傅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讲话摘编刊载。文中标题为编者添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它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将产生难以估计的伟大影响和意义。
全国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
我们国家宪法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政治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讲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彭真同志1 1982年在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什么叫做政治基础？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虚词，这可不是虚词或者学理解释问题。看一看当今的叙利亚，各派政治势力没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对于其宪法各执己见，国家陷入常年战乱，成百万难民涌入欧洲，让整个欧洲乱成一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历经三十多年，已经把我们国家带入了让国人骄傲、世界瞩目的辉煌大国前列。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绝大多数共同认可的政治基础，这是不可设想的。
在蹉跎中选择方向和道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想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家谈谈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我出生于1949年，今年67岁了。我在17岁上高一时，还达不到规定的入党年龄，就提出了入党申请。那时，还谈不上对党有多深的理解，主要是由于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教育与熏陶。
紧接着，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我的父亲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被批判、打倒，母亲也被株连。父母被打成“黑帮”、残酷批斗，关押数年，我成了“黑帮子弟”，当时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都陷入了瘫痪，我的入党愿望当然也谈不上了。
关押了9年多，1975年，父亲母亲从秦城监狱放出来，被直接押送流放到陕西商洛。我也从插队的呼伦贝尔转到那里照顾他们。1976年年初，我到商洛氮肥厂当学徒工。那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结论，还在被监督和审查之中，没有自由活动的权利。毛泽东去世时，各地进行悼念活动，我们居住的商洛地区干休所院子里设灵堂悼念毛主席，北京的专案组还亲临当地，批判斥责父亲是叛徒，没有资格和老干部们一起悼念毛主席。
就是在当时那种境遇下，父亲却问我，你考虑过入党吗？我说我在中学时就申请过，不是赶上“文化革命”了吗？他说，你现在就不考虑再提出申请吗？我说，您现在还在审查中，我申请有什么用？父亲说，我是我，不在于人家怎么看，也不在于你申请了人家让不让你入党，而在于你到底是不是想入党，对党有没有信仰。经过认真思考，我向氮肥厂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我的表现、群众关系和对党的认识没的说，我那时还被评为了先进生产者。提出申请之初，组织也认真安排了联系人，听我的思想汇报等等。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父亲的处境，发展我入党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1978年春，我的母亲张洁清被“解放”了。当年10月份，我们氮肥厂机修车间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到厂党委批准，又是一段没有音讯。那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王任重同志（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把我父母先接去西安。12月25日，又通知我和姐姐收拾东西先去西安，再随父母回京。12月26日，氮肥厂党委找我谈话，通知已经批准接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厂党委一位副书记对我说，其实党委早已决定批准我入党，只是选了毛主席生日这个好日子通知我，大家都笑了。
当时，父亲在还背着“黑帮”、“叛徒”等等一堆政治上诬陷的不实之词、尚未得到平反，却鼓励我提出申请，向党表明心迹，这本身就是极为耐人寻味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坐过国民党六年半监狱。自1966年5月“文化革命”开始，到要我考虑入党时，他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长达11年，其中9年是关押在监狱中，其他时间实际是被监视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他鼓励自己的儿子加入共产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对于党的信仰啊！
代代相传的信仰教育
在我看来，父亲的信仰不难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信仰可以说是视其为生命。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无数战友和同志在他们的身边牺牲了，像大家熟知的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杨开慧、黄公略、陈潭秋、毛泽民、刘志丹、关向应、左权、叶挺、博古、王若飞等等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英烈，数不胜数。而父亲他们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走过来的幸存者，决不能背叛他们已经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必须坚持他们共同的信仰。他们坚定地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们也曾亲身经历党在前进途中的许多错误、失误，他们也要为其中许多失误分担责任，并也曾深受其害，进行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也会经历很多挫折和失败。但他们确信，一定、而且只能靠着我们党自己肌体的健康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克服党由于自己的错误、失误造成的困难甚至灾难，领导人民继续前行！这是父辈对于党的坚贞不渝的坚定信仰。
有人会问：老一辈革命家亲身创造了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他们对党的信仰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你傅洋并没有那样的经历，为什么会对共产党产生坚定的信仰呢？可以说，信仰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实践体验，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乃至自己所了解的历史，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反复验证的思辨结果。
每个人都有信仰，哪怕是虚无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但一个人要直面人生，就必须要严肃考虑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信仰要过脑子、要走心。
1962年7月22日，父亲彭真曾经对北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作过一次《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的演讲。他说：“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尽相同，但没有天渊之别。可是，以人一生的成就和对人民的贡献来讲，却有天渊之别。这是什么原因？首先是一个奋斗的方向、道路问题。同样聪明，同样条件的人，由于奋斗的方向、道路不同，最后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方向和道路怎么选择？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灵感来选择是不行的。那样，可能选得对，也可能选得不对，是有危险的。选择方向和道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只有一条道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现在可以预见得到的，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第二条道路。还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六亿五千万人民（这是当时中国人口）的要求和利益。”
彭真的讲话传达到了所有高校和中学学生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他在讲话中说：“历史上已经有不少人和中国共产党较量过了，现在和今后还会有人来较量。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历史的结论。”不论是在“文化革命”中还是“文化革命”之后，我们这一代人都曾和我提起，彭真的这个讲话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把自己和家人的苦难放在一边，在思索和寻求真理中度过了这场浩劫，确立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父亲彭真曾和我谈起：有人问我“文化革命”被批斗、关押，难道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和未来吗？我是只管一万、不管万一！我被关起来，万一他们想害死我，我再担心又管什么用？所以我被批斗、被关押时，担忧的还是“文化革命”的后果，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
共产党人信仰的精神核心
我是如何形成对党的信仰。首先当然是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与熏陶。但仅仅凭借这些，还远远不能形成坚定的始终不渝的信仰。对于党的坚定信仰的形成，我实在是得益于不断地在直接（自己亲历）社会实践和间接实践（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对古今中外的了解）中，对于历史必由之路的反思、求索。
回顾我在“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时的亲身经历，大约1970年，我到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插队。那是“文化革命”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社会上一片混乱，多少党政干部、知名学者、文化泰斗乃至平民百姓惨遭迫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就我个人而言，父母被关押多年生死不明。我在插队时不敢奢望还能够上大学，连能不能离开农村都不知道。那时农村没有电视，日常看不到报纸，打个电话要跑几十里路，信息极其匮乏。信息来源主要靠知青们串村玩、到街里（相当于县城）溜达、偶然见到的几张《参考消息》等报纸、以及回北京探亲。我那个知青点还有一笔额外之财，和我一起的文怀沙老先生之子文斯，把文老的上千册书弄到了知青点，劳动之余我们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于是茅草屋中、煤油灯下，几个不知未来身在何方的知青开始议论国家大事：世事到了如此地步，在这种状态下，对于党和国家这棵大树，是该把它拔掉重栽呢，还是给它除虫、祛病、施肥、培土？当时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非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
结论呢？
我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不能倒，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带领国家走出“文化革命”的泥沼，踏上新的征程。当时我们中间还没有共产党员，我们却有了这样唯一的选择，也就是坚定了对党的信仰。
理由呢？
第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何谓“灾难深重”？我们这代人能够清晰感受，而像我的孩子这样的青年人就不一定了。旧中国的苦难对他们毕竟相隔太远，也许只当作像孟姜女哭长城一样的故事。那么，看一看当今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人民的处境、遭遇和命运，兴许他们比旧中国人民还要好一点呢。大家就可以明白何谓旧中国的灾难深重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锐意革命、复兴中华的英雄也有之，比如孙中山。他的历史功绩，已经载入了我们的“82宪法”序言，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更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奴役，而他创建的国民党，当时也蜕变成了军阀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那么，中华民族靠谁来带领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起人民的国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中华民族才开始像毛主席说的那样，真正站起来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不是理论、不是宣传、不是鼓动，这里没有假如，这是无可辩驳、千真万确、不可虚无的历史事实。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才使中华民族真正具备了发展现代生产力、进入现代社会的条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迅速地发展现代生产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只把当时旧中国这样的国家当作他们砧板上的肥肉，绝不希望这些不发达国家独立自主地全面发展现代生产力。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己不能造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一辆坦克、一架飞机。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而在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为独立自主地发展现代生产力创造条件。到“文化革命”前的1966年，我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现代工业生产体系，拥有了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强大国防力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内乱中，还拥有了氢弹、人造卫星。这同样也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第三，中国共产党始终明确自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广大共产党员所必读的文章之一。党中央所在的中南海新华门矗立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影壁，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和根本宗旨所在。纵观西方发达国家，那些执政党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集团。
第四，在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组织曾经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派组织抛开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体制，搞大联合组建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在试验建立一种派别林立的政权制度。结果呢？带来了中国大地上无休止的武斗内战、动荡混乱，无政府主义盛行。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大学造反派组织，什么“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地院东方红”等等，曾几何时一概分崩离析。
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在下乡插队时实实在在讨论和为国家担忧的问题，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历史很快验证了我们的判断。一两年后，1971年，我们亲眼见证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76年，党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彻底拨乱反正，党带领人民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我也从青年变成了老年。但是我觉得，历史继续证明着我们对党的信仰。认真读一读党章的总纲，那不是糊弄人的虚话套话，而是庄严郑重的对全中国人民的承诺。总纲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何等的荡气回肠啊！它不仅申明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而且把我们的党毫无掩饰地置于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监督之下。
回顾当年我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在社会混乱、家庭离散、前途渺茫的境况下，仍然衷心向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建立起对党不灭的信仰。当时我们建立这种信仰的那些理念，40多年过去了，到如今，我觉得不仅没有消失、没有弱化，而且是更加鲜明、充实、丰满了。
我想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凝聚了全社会大多数最积极的人才和政治能量。我们看不到任何产生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的可能，也不能设想一种脱离或者取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政治制度。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面临的将是政治动荡和无政府局面。
习近平同志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不会有稳定，人民就不会安居乐业，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像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那样的长期动荡。
坚守信仰的纯洁性
我们说建立对于党的信仰、坚持党的领导，绝不是说党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我们不能有一刻忘记党章所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不能有一刻忘记宪法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忘记了这些，就会出现周永康这种败类，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一段时间，党内外干部群众，对于一些抛弃党的根本宗旨、肆意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完全无视宪法和法律的滥用权力者，感到愤怒焦虑至极！十八大以来，中央坚定果断地重拳出击惩治腐败犯罪，取得重大成就，使广大干部群众重新树立信心。
如何看待反腐败这样一种曲折过程？我从一个党员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贪污、受贿等等腐败犯罪，作为《刑法》的惩治对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无法在一个能够预见的时期内彻底根除，没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需要树立持之以恒地依法与腐败犯罪作斗争的坚韧信念，而决不能因为看到某个时期腐败犯罪形势恶劣、或者见到一些令人震惊的腐败犯罪，就对党和国家与腐败犯罪斗争的根本方针产生怀疑，丧失对于反对腐败的信心与决心。这就如同我们法律工作者，在遇到恐怖、杀人等等恶劣犯罪形势时，决不能丧失同这些犯罪作斗争的信心与决心。
第二，腐败的本质是什么？从本质上讲，腐败就是对于公权力的滥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我国，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担任着把握重要公权力的职务，在行使这些公权力时，我们决不能忘记这种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是为着人民的，绝不可以滥用！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这些身居高位的腐败犯罪分子，他们曾经担负过为党、国家和人民工作的一些资格和地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把手中掌握的由人民授予的公权力，异化为他们自以为属于自己的可以为所欲为的工具时，腐败就开始了。
第三，防止和反对腐败现象，坚定打击腐败犯罪，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界定“公权力的滥用”。是否被定义为滥用，不能从公权力持有者的主观动机或者愿望去判断。比如我们常常遇到的刑讯逼供问题。执法者出现刑讯逼供，往往是从追究犯罪的真诚动机出发。但刑讯逼供仍然是典型的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从公权力持有者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作为党员其行为是否符合党章党纪，来判断是否滥用了公权力。也就是说，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党章党纪治党，这是我们遏制腐败的真正希望和根本保障所在。这实际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党的领导，首先是对政策的领导。我们必须把党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与人民群众商议，取得人民群众认同，按照宪法规定的制度，使之上升为法律，成为包括党自己在内的我国所有组织和公民一体遵行的行为规范。
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八大以及各种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始终反复强调，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也是我真诚的思想认识。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