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走来，从人民中走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存续与壮大，究其根本是中国人民追求、团结、奋斗之精神的化现与升华。
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新长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靠的是数亿人民共奋斗，靠的是数亿人民同一呼。
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才从一盘散沙塑造成形，并将其团结奋斗的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为中国近代以来，从衰败转向兴起的枢机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这一点是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如果从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将落入认知陷阱。
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强国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种双重属性既形成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又成为引发诸多冲突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治理
大道恢弘，隐于网络。大至宇宙，小至人类的大脑，都不过是信息与能量交换的“互联网”。互联网思维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场席卷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21世纪革命”，国家治理也无法置身于外。
我们置身于一个互联网时代，却也是一个越来越分散化、原子化的时代。当代社会虽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但是不同组织之间已是无数的断层线。
中共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与人的“互联网”。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每15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共党员。这些党员数量以一国人口数计算的话，在世界上可以排到第16名，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超级网络组织”，它联接着13亿人民，延伸到形形色色的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末梢神经”已经延伸到中国所有组织之中。据统计，我国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420.1万个。162.7万个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58.4%；11.5万个社会组织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41.9%。各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也与党组织存在着各种千丝万缕的网络联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已然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解析这一网络在资源层、制度层、链接层与心理层的运行图景，是分析中国国家治理功能的关键所在。
概而言之，中国政治体系既遵循现代政治之精密组织的运行原则，设立各种分工严密、灵活多样的政治组织，以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分散、多元的特点；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广泛、柔性的领导贯穿于其中，以弥补现代社会不相统属、相互分离、相互掣肘的弊端。从而打造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政治体制。
国家权力需统合治理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国家权力统合是效率的前提。不相统属的权力只会群龙无首、相互打架、一事无成。
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也不同于议行合一体制，而是实行“六权分工体制”。在中央层面，党中央掌握领导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全国政协行使参政议政权，中央军委行使军事权。
国家权力实现“分工不分立”，其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提供了国家权力整合的平台，所有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如同邓小平所说：“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1]
由于党的领导权的统合功能，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问题。台湾地区实行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又加上了监察权和考试权，曾经自称这个体系“三权分立、政府无能， 五权分工、政府万能”。然而今天的台湾地区，却已经变成“政府万万不能”，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缺乏有效的权力整合平台，使得五权分工体制变成五权分立体制，[2]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社会权力同样需要整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精英垄断着“分散的霸权”，劳苦大众却是悄然无声的弱势群体。资本是现代社会最具支配性的权力，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权力”深刻塑造着现代社会。如何避免公共利益被分利集团捕获？如何避免社会秩序碎片化？如何让无声者的权益得到维护？如果缺乏有效的统合力量，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全社会才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党、政双重体制安排是领导权与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实现。国家掌握了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才能促使具有“经济动物”特性的企业也不得不追求整个国家的目标理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才避免了公民社会兴起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而是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
[3]
如何实现智慧治理
政府是智慧还是愚蠢，无疑是政治体制最大的正当性问题。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的这个命题，[4]似乎已经被当今大部分政治学者所遗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与否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二是有长远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走一步看一步。
西方式政党乃私党、分立之党、派系之党、轮流坐庄之党。一如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等政治家所预见的，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极端形式就是目前乌克兰、泰国等国的状况，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温和形式就是美国等国政党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合一之党、全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如同党章规定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共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一个“集体人”的替身，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做实。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党的决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并通过一届接着一届的领导班子接续奋斗，推动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的路线与规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家发展的基本路线，各次全会则对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重大战略设计作出决策。
而西方选举体制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很难看到长远打算。实际上哪里有长远利益需要打算？有的不过是如何赢取下一次大选的选票精算。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要抱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同时，由于政党轮替，各种政策不断“翻烙饼”，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
中国共产党的贤能治理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通过亲身观察感受：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一党专政”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并没有哪些个人、家族、团体能够垄断权力。党章规定，年满18岁的各阶层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层的成员则是通过实际的检验才晋升到现在的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出生于平民，并无特殊的资源和背景。这与我国传统贤能政治试图从平民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的想法，并无不同。当然，如同中国古代官员需要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规范一样，进入当代国家治理集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也是必要的前提。
西方有句谚语：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竞争性选举体制，确实能够产生充满煽动力的“政治诗人”，但他们是否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就要打个大问号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数经过先治村、治县、治市、治省而后再治国的长期丰富的历练。
正视党的治理危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跨越一个转守为攻的历史瓶颈。 “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5]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本身可能蜕变，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制度安排则面临着两大危机：官僚化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与主体性消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如果能够成功穿越历史的峡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成为长期稳定、定型化的制度安排，并对日益衰败的西方政治制度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处于经济社会的核心，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很容易蜕化成官僚集团，从而割裂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的、党的执政所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官僚化危机集中表现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和特权集团的形成。现实中，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口上念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正经”，实际想的和行的却是“当官做老爷”的“歪经”。当下中国正处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历史节点。
一旦党变成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党与政府机构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党的领导干部变成“一入衙门深似海”的官员，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就蜕变为官民之间的一堵厚墙和巨大的鸿沟，甚至变得水火难容。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党蜕变成腐朽的官僚集团正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
党的领导永远面临着一个代表性悖论。这是由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差序格局所决定的。如何执其一而御众有？如何保证少数领导众多？根本上是要保证差序格局，始终保持其自上而下递进的代表性与自下而上递进的先进性。官僚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得上下隔绝，无德无能之辈借机窃据高位。
唯有牢记：中国共产党再人数众多，再强大无匹，再劳苦功高，一旦失去了人民，也必将成为虚弱无力的泥足巨人。只有始终与人民鱼水交融、休戚相关，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才是党的命脉所在，根基所在。
官僚化危机还表现为党的网络结构逐步失去活力，成为附着在自上而下科层结构的蝉蜕。党的网络治理功能弱化，使得党的领导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多元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治理要求。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刻重塑政治型态的大时代。党的领导如果不能对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及时作出调整和适应，重新激活其固有的网络治理功能，很容易蜕变成僵化的官僚机器，最终将被时代大潮所抛弃。
党的领导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深刻的危机就是正当性危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已证明，中共治理国家的绩效强于许多西方大国，但是只从实效来证明执政的正当性是远不够充分的。即便上百上千个事实摆在眼前，如果无法说明这些事实的合理性、进步性，仍然会被看成随时可以抛弃的“坏东西”。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除了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之外，还由于它提供了一套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标榜的价值体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正当性的语体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社会主义之道是党的立身之本，是党的治国之基，是党的道义制高点。党的最大领导力在于提供了超越性的理想和价值，故而，在资本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得以保持其统御并包容各方而一无所依附的，“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彻底务实主义流行，其消极后果之一是党的主体性迷失和正当性下降。在许多人眼里，社会主义已经逐步变成空洞的说辞，过时意识形态的残蜕。社会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实效来界定自身，更需要灵魂。有些人天天高唱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殊不知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普世价值，就是最大的国家软实力。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以贯之，终生为之奋斗。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他仍然充满自信地驳斥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了、失败了的谬论，他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而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又会为世界上占3/4人口指明方向，这个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
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今天，在全球人民对自由资本主义日益不满的今天，我们与其依旧拾人牙慧以示开明与“识时务”，不如高举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以引领21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变迁之大潮。
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当前，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与主体性的茫然失措已经深入骨髓。中共虽然有8000多万党员，但是很多党员未必真正信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感，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解决官僚化危机和正当性危机需要有大破大立的勇气，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同志晚年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发生蜕变的可能性深感忧患，但是他试图通过搞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药方，给人民、党和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21世纪的我们，理应比前人更加聪明、更加理性。解决党的官僚化与正当性两大危机，核心是要解决党作为先锋队组织和国家机构二元属性冲突的问题，实现两者的适度剥离，各行其道，并相互补充。
从根本上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要成为依法、透明、规范的现代国家治理机构，并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二是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
其一，进一步确立并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并考虑在宪法中得到进一步明确体现，将党的领导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
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国家核心领导机构，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制定规范党的各级委员会运行的规章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与透明化，接受媒体、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的监督。
其二，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实现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落实普通党员的选举、协商、监督的民主权利。创新民主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群众路线建设、协商民主建设、评议式民主建设，使党的领导始终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
其三，激活党组织自下而上的活力，强化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党的活力下降和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弱化，根本原因在于简单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运行。党的基层组织需要重新发挥工作队、宣传队、斗争队的功能。鼓励普通党员在党的新时期方针指导下，根据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程度发挥普通党员的主动性。
党具有社会组织与动员这一看家本领，但目前面临逐步丧失这种优势的危险。作为国家机构的各级党委，确实要避免过多干预社会事务。而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基层组织却需要积极介入，从而成为实现社会与基层再组织的核心力量，发挥对社会碎片化的利益与观念的整合功能，推进中国建成包容并高于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积极把握互联网场域的文化领导权，鼓励将基层支部和基层行动委员会拓展到微信、微博等新兴互联网媒体上。
其四，基于当代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同样在于其能够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实践已经对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然而却由于尚未构建出足以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匹配、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话语体系，因而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借来话语的奴隶；而简单地从经典著作摘章引句又往往脱离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我们以创新精神推进新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选择地从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吸取营养，推动中国学派形成。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6]
其五，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让党重新成为理想信念的先锋队。党作为以改造自我而改造世界的先锋队组织，必然要求其党员是具有不断自我修炼、自我完善，并达致自我奉献精神的群体。需要在普通党员中对照党员的标准，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活动，解决思想上入党和党员提高党性修养的问题。同时，解决退党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允许不认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党员自由退党。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吐故纳新论”并未过时，“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7]兵在精而不必在多，中国共产党需要新一轮的“吐故纳新”，才能保持其蓬勃之朝气，提升其纯洁性与战斗力。[8]
作为国家治理方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的愚公，作为始终保持其先进性的中国人民先锋队，它的生命力在于始终为人民服务而挖山不止的伟大感召力。
由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所著《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经作者授权，本刊特刊发其核心内容。本文由鄢一龙执笔撰写。
[1]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台湾地区虽然仍然是五权宪法架构，但是考试权与监察权一定程度上已经虚化，接近三权分立体制。
[3]参见鄢一龙：《目标治理能力：基于五年规划的中国国家执行力研究》，即将出版。
[4]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新华社，北京2014年7月29日。
[6]参见鄢一龙：《中国话语的“一体三用”》，观察者网，2014年9月12日。
[7]参见《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138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2013年。
[8]参见王绍光：《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载王绍光：《中国﹒政道》，146-150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