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两对夫妻结婚，在毛主席窑洞前，这个是孔原，这个是许明，好多年喽！”邓小平指着镶有镜框的老照片带着浓重的四川话向卓琳感叹说。
这是8月8日，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中的片段。尽管这个镜头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还是有些观众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我们家和邓家还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中国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与邓小平的相关往事。
窑洞前的婚礼
抗战初期，孔丹的母亲许明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做秘书，在这里和孔原相识，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相识。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8月的某一天，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举办了婚礼。
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此后多年的战争动荡，当时的结婚照保留了下来。照片上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右边是邓小平和卓琳。
后来，卓琳在访谈录中也有相关记述，“那天孔原与许明也结婚，当时延安胶卷缺乏，两对夫妇便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婚礼当天，大家喝酒庆祝。邓小平是来者不拒，有敬酒必喝。孔原一看，嚯，小平同志都这样，我也得有敬必喝。最后，孔原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第二天许明将孔原数落了一顿：你看你，洞房花烛夜干的什么事！孔原说：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么一点事也没有呢？
其实，当时有人暗地里“保护”小平同志，给他喝的都是水。后来，孔丹和孔原聊到这段趣事，“爸，你这个人也太老实了，还是人家小平同志‘官’大啊！”孔原回答说：我也是个副部长啊，我没想到他们会搞这一套啊！
结婚几天后，卓琳便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太行山前线。不久，孔原去了重庆，许明则留在延安工作。
解放前，邓小平与孔原在工作上交往不多。邓小平主要是在部队前线，孔原则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
1966年12月，因文革中“西纠”事件的影响，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被隔离审查。1973年10月，从监狱里出来时，孔原已经67岁了。当时，孔原的个人问题中央并没有明确的结论，这对从农村插队回京的孔丹的工作问题也有不小影响。
1975年夏，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那时相当于副总理）王震要孔丹做秘书。孔丹在王震那工作了三个月后，由于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国务院办公厅没有批准孔丹担任王震的秘书。
197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经过再三考虑后，孔原把想要重新工作的愿望向邓小平进行了报告，并希望把对他的审查做个结论。
“小平同志当时主持军委工作，他让我父亲到军队里去工作。”1975年11月，孔原被任命为总参二部政委。“这个安排方式对他来说虽然有点委屈，可那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小平同志能够给父亲安排工作，已经是难得之举了，父亲非常感激。”
1976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期，孔原思想上就准备“二进宫”了。“这期间，我们都不敢在屋子里说话，是在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这些事儿的，防备那些人会用很多手段，包括监听来搞我们。”
当时周恩来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批，“大家在党内高层的期望没有了，感到没有真正的主心骨了。”
后来孔丹听到，当时王震曾经向叶帅做了个手势，“王震大拇指朝上，再朝下，说‘只有这样！’”。
与“老爷子”玩桥牌
197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作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的孔原准备在三中全会上发言，孔原就让孔丹准备个发言提纲。
“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但是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很抵触，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呼应和配合，就是要对两个凡是群起而攻之，呼应邓小平号召和推动解放思想。”孔丹回忆说。
孔丹写的发言稿有8000多字，在写作中，孔丹感觉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像父亲孔原那一代人的思想也在变化进步。“我们都会坚定站在解放思想这一边，政治上肯定会坚定地站在小平同志一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孔丹和弟弟孔栋与父亲住在一起。那时，他们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一起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量牌技，还拿过多次冠军。
期间，可能是因为牌技名声在外，孔丹和孔栋兄弟俩被邓小平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大约三个月左右时间。那时候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经常来回接送孔丹、孔栋俩兄弟。
邓家的人一般称小平为“老爷子”。“邓老爷子”的桥牌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者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算力上乘，两人配合默契。
在打牌时，老爷子一般很少说话。孔丹兄弟俩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我们怀着对伟人的崇敬，那样近距离地看老爷子打牌时专注的神态，赢牌时的喜悦，输牌时的懊恼，感觉很奇特。”
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确有不怒自威之感。
有一次，小平打牌，本来是一手好牌，邓楠过来支招：“叫它六个无主”。一听，孔丹和孔栋互相使了个眼色，宕了他四副，等于这副牌他输的很大。
小平同志的脸色有点变。后来邓楠又过来要支招，小平同志就有点不高兴了，冲邓楠说：“还讲!”。
小平同志一般烟不离手，他喜欢吸的是熊猫烟，长过滤嘴那种。孔丹兄弟俩也都喜欢吸烟。
有一天孔丹和弟弟都没带烟。“我就用很小的声音说，朴方，给我找点儿烟，我们没带烟。结果小平同志听到了说，‘去拿烟么’，警卫说，对不起，卓琳同志出去了，放烟的柜子锁起来了。然后小平同志说“那去买么，来的都是客。”
有时，下午打桥牌，孔丹兄弟俩晚上就在小平家吃饭。“在饭桌上我们还是很拘束，邓大人会说，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嘛！”
小平吃饭很快，吃完就出去散步，有时吃完和孔丹兄弟俩再打一盘。
在看了几集《历史转折的邓小平》的电视剧后，孔丹也常常陷入回忆中，“邓大人沉默寡言，说话简练，给我极深的印象，他那么高的位置，没有一点官架子，给我印象最深刻”。
最大贡献是解放思想
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彪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1976年底，耿彪受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实际上就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从1977年1月到1978年夏天孔丹报考研究生之间一年多时间，孔丹在中央宣传口工作。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4月10日，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邓小平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两个凡是”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小平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了思想禁锢的藩篱，解放了思想。这在当时背景下是了不得的大事。”当时在中央宣传口工作的孔丹感受颇深。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曾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我觉得，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会还在黑暗中摸索。”在孔丹看来，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思想上，“我们处在一个封闭僵化的老路上，我们会在这个老路上踟蹰不前，我们会打不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我们会遇到种种问题都难以解决”。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
“这是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中国社会几十年发展方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转年，孔丹报考了吴敬琏的研究生。
1977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9.52亿美元，到了1978年末，仅为1.67亿美元。外汇支付存在明显缺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创建。孔丹认为，当时创建中信公司主要目的有三个：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
邓小平希望中信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点。中信公司当时是全新的体制，按照国际规律、国际管理和市场规律来运作，在这方面中信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
“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他没有局限于一些理论，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条，还是外国的一些模式，都不照抄，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来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与习总书记对于中国复兴的思路完全一致。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不久，在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小平同志抓住农民的需求心里，来解决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这些具体生动的改革实践，是建立在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基础上来的。”在孔丹看来，与此前改革不同的是，现在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很多在法律法规上已经定型，需要改革的东西已经固化，“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那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国企改革为例，我们现在有一种‘流行思维’：就是国企保守、腐败、垄断，只有民营经济是先进的，是代表人民的，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国有企业的前身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积累，来自于50年代公私合营的改革，我们的共识是国有企业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需要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竞争让自己拥有活力，但要摒弃那种国企有‘原罪’、彻底否定国企基础上的‘流行思维’。”孔丹说。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31期，本刊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