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老与“子弟兵”
在毛泽东之前，近代湖南产生的最伟大人物是邵阳人魏源。
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失败了。他呕心沥血所做之《海国图志》，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而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而毛泽东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1千人，到达位于湘赣边境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这支军队原本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但由于人数实在太少，于是，经过在永新县的三湾村整编之后，改叫了第一师。
毛泽东是在井冈山起家，但他依靠的却是一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当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时，毛泽东又为这支军队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以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来打破旧军队的科层制。所谓“群众路线”，其实就是从“官兵一致”中发展出来的。
“巍巍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头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什么，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正像这首歌里唱到的那样：从无到有，靠的是共产党，靠的是毛泽东，那么，共产党和毛泽东又靠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靠的是“父老乡亲”，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父老”就是中国乡村共同体里的“贤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
1973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这样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理想是思想教育，它主张待共同体的成员如“学生”、如“子弟”，而不是如“百姓”，大而言之，它昭示着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分野，一条“胥吏”对“百姓”，一条“贤人”对“子弟”、“老师”对“学生”，而只有后一条线，即只有以百姓为“父老”，方才能够带出了“子弟兵”，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真君子。
这种治理依靠的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用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主张读书与治理不可分为两事，这便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读书”，这便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极而言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办法与搞学问无异，根本上均在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因此，毛泽东提倡用开会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必也使其无讼乎”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书里写到的那些鲜活的主张、那些古老而年青的语句，以及共产党当年在井冈山、陕甘宁、太行山的实践表明：宋明儒学的最大贡献，便是使读书人深入基层，从基层出发重新组织社会。而继承了儒家思想这一精华的，就是毛泽东。1930年，正在遭受王明路线迫害的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详细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办法，说明了怎样以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
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的名言是：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他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既不落后于西方，当然也没有超越西方，因为中国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然还是如此”。
“人民子弟兵”制度，就是从浏阳河畔永新县的三湾村走出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便是以朱子语录治军的典范。尤其是他指出，宋儒的缺点，便是将学问与读书考试相结合，从而堕入“小廉曲谨，以持当躬”，而惟有将学问与保家卫国相结合，只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方才可以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以理学治军，这就是以王道治军。“军队是所大学校”。毛泽东不仅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他更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在毛泽东的革命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差不多已经失落了近千年了。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便是“止戈”。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更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辞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从而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共产党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以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制止了帝国主义旷日持久的暴力,划分出三个世界的蓝图。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晚年的毛泽东夜不成眠,写给人民军队、普通战士的诗,其中讲解的,也就是武德。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首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井冈山方圆八百里，却只有八个村子，缺吃少穿，饥饿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革命，缺医少药，受伤便等于死亡。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这样写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
在井冈山，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境，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而当红军撤离井冈山时，由原来的1000人，发展到了1万余人。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造成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它最终凝结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这一年的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加入了红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红四军，他们是：朱德、林彪、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兵3万围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3600名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希冀以此“调虎离山”。毛泽东为红军选择的第二个落脚点是闽西，而像井冈山一样，那里同样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1929年3月，毛泽东指挥红军进入闽西长汀，在占领长汀之后，红军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从那时起，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同年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再占龙岩、永定，开辟了闽西红色根据地。
红军进入龙岩时，当地客家百姓涌上街头，想看看传说中的“朱毛”是什么样子，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但斗志昂扬的军队，这支队伍当时只有一匹马，那匹马上驮着的却是个正在打摆子的小兵，而牵马的马夫则是军长朱德。
从1929年3月到1934年10月，红旗一直在闽西的红土地上飘扬，闽西根据地存在了5年，它是除陕甘宁外，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的红区。
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能够迅速地占领闽西，并站住脚跟，除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闽西共产党人张鼎承、邓子恢的呼应外，与又一位当地“父老”的帮助最有关系，这个人叫做傅柏翠。他的传奇，与广东海陆丰澎湃的故事极为类似。
傅柏翠，1896年9月出生，小毛泽东三岁，1917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留日期间，傅柏翠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傅柏翠成为福建第一个开业律师，他劝说父亲把田地分给农民，并替穷苦人打官司，与官府衙门相对抗，在故乡上杭乃至整个闽西，傅柏翠一时颂声四起。由于军阀混战，为保卫乡里，傅柏翠号召组织成立了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团，老百姓敬他、爱他，称他为“闽西百姓的王”。年青的傅柏翠被闽西百姓视为“父老”，而他组织的农民自卫团，则是一支闽西子弟兵。
像澎湃一样，傅柏翠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1927年7月，当共产党到处被屠杀的关头，傅柏翠向福建特委书记罗明提出申请，毅然加入共产党，他参加革命，毫无功利的目的，纯粹出自信仰。
1927年9月，傅柏翠率部迎接南昌起义的残部入闵，因此结识了周恩来和陈毅，1928年8月，傅柏翠发动上杭农民暴动，创立了红七军，1929年底，他再次张开怀抱，迎接井冈山下来的毛泽东和走投无路的红四军进入闽西故乡。
傅柏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都有极为精深的了解，毛泽东能够在闽西这种地方遇到博古通今的傅柏翠，自然大喜过望，他们立即互相引之为至交和知音，从此，擅长词赋的毛泽东与傅柏翠经常在一起互相唱和，谈古论今。毛泽东一直尊称他为“闽西傅先生”，且终生没有改口。毛泽东找到了无所不谈的知音。正像刘邦当年入咸阳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一样，入闵之初，毛、傅二人，互相酬唱，毛泽东诗兴大发，他写下了如下意气风发的诗句：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闽西，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改编为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而第四纵队司令则是傅柏翠。1930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而傅柏翠则留守闽西，毛泽东带走的是闽西子弟兵，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想起了傅柏翠，他写下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原词起首二句原本是：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柏翠。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1957年，在人们的反复建议下，毛泽东方才将“雪里行军无柏翠”一句，改为了“雪里行军情更迫”。毛与傅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闽西上杭这个地方，出了两位姓傅的“父老”，他们对红军的成长与发展举足轻重，一位是傅柏翠，而一位，则是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基督医生”的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瞕。
那个时候，毛泽东结交的是绿林、侠客和父老，而在这些人背后，站起来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子弟兵。1929年，闽西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就诞生在闽西这块英雄的红土地上。
古田与“星星之火”
在创立红军时，毛泽东运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而随后，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塑造这支军队。毛泽东希望红军成为一支有思想、会思考的军队，这就是所谓“思想上建军”。
所谓“有思想、会思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善于总结战争的规律。毛泽东认为，红军应该通过具体的战役，以总结战争的规律性。能够把战役、战术这种“看得见”的东西，通过思考上升为“战略”这种“看不见”的东西。第二，红军应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三，红军应该了解世界发展的规律。第四，红军应该善于运用上述三种规律来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
毛泽东说，党就是红军的“首脑部”。他说，党在军队里的工作，就是研究和思考战争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发展的规律。因此，所谓“思想上建军”，这表现在组织上，也就体现为党对军队的领导。
红四军是从失败中走出来的，部队四处转战，连停留整训的时间都没有，自然无暇思考毛泽东提出的那些“大问题”，而毛泽东认为，这就不免使红军陷入了“游击主义”和“流寇主义”。
在当时的红军领袖们看来，红军的任务就是埋头打仗，是以打仗来扩大红军的影响力，对于红军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则非常茫然——而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纯粹军事思想”的统治。毛泽东的特殊性在于，他是军人中的思想家，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把战争升华为哲学，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在毛泽东看来，由于不掌握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红军的领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些“经验主义者”。让当时的红军理解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稳固的，毛泽东的战友们当然也不都是善于思考、能谈古论今的傅柏翠，他们并不是与毛泽东在各方面都有着共同语言。当年红四军的江华这样说：“那时毛泽东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使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这表明，毛泽东只是被人怕，而不是被人理解、被人懂。
伟大也要有人懂，毛泽东往往是孤独的——而这正是他一生的悲剧。在闽西，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之间的分歧，围绕着前敌委员会这个组织，终于爆发了。
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总前委”的建设，这个机构是一个统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为一体的领导机构，在它的领导下，方才能够凸显红军的工作不仅仅是纯粹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毛泽东认为，“总前委”应该体现的，正是党对红军的领导，它的任务，就是为红军制订正确的思想路线。
1928年6月4日，上海中央在给红四军的信中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再加一工人、一农民的代表以及前委所在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辖红四军和湘赣地方党政工作。但6月下旬，中央再来指示，任命杨开明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回到红四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只负责军队的工作，根据地的党政工作就不必再管了。1929年5月，中央再次指示，红四军成立临时军委，刘安恭为军委书记，这样，就出现了在军队中“前委”与“军委”、“特委”互相掣肘的问题。“前敌委员会”其实在党、军队和根据地都已经成为了摆设。1929年6月8日，在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撂了挑子。他在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总前委不“议政”，不研究思想路线、不思考“大问题”，以至于党在军队里成了纯粹的摆设，成了部队的附庸和鸡肋，自己不能担负这种不死不活的责任，他要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当天夜里，林彪派江华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心机很重的林彪，坚决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林彪认为，如果毛泽东自己撂了挑子，这就等于授人以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之后，没有表态。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复信，他告诫林彪：不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头里，而要把思想和政治的问题放在心上。自己要争的是思想上的是非，而不是个人的权力。他还告诫林彪说，要学会多思考些“大事”，不要纠缠于个人得失这种“小事”。林彪自己却总喜欢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毛泽东毕生对这个“好学生”的最大不满，就在于林彪关键时刻总是“想法”太多，把个人权位的得失，置于了思想路线的思考之上。
当时的红四军将领，对于毛泽东所强调的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历史的规律这种大问题，既缺乏理解，也不感兴趣。于是，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无非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家长制”权威。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会议逐条批驳了毛泽东对于红四军中存在问题的批评，并认为毛泽东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毛泽东想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红四军之上。
大会最终选举陈毅、朱德、毛泽东、林彪、傅柏翠、伍中豪等13人为新的前敌委员会委员，选举陈毅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第一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这件事就发生在闽西的龙岩。
正是陈毅主持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撤销了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林彪的预见变成了事实。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病倒了，他发了疟疾。不过，病中的毛泽东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消极落魄，他写了一块匾额，挂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门上，命之曰：饶丰书房。病中的毛泽东四处找书读，而且还找到了一本《模范英语读本》，于是，毛泽东经常在自己的“书房”里念英语，跟随毛泽东一起来到永定的湖南老乡曾志，曾经读过教会学校，她总是被毛泽东充满湖南口音的英语发音逗得忍俊不止，而毛泽东则毫不以为意，继续他大声的朗读，旁若无人。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对他而言，有书足矣。
1929年9月，红军攻克上杭，在朱德主持下，红四军在上杭县城太忠庙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的毛泽东正发疟疾，全身浮肿，写信向大会请假，而红四军八大代表却以为他是在闹情绪，他的假条没有得到批准，于是，重病的毛泽东被担架抬到了会场。当时的毛泽东，境遇甚是可怜。
此时的红四军正值大胜之后，但是，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红军究竟该往何处去、如何发展，则莫衷一是，会场里的“骄兵悍将”们吵成一团，前敌委员会也拿不出一个行动方案，甚至连朱德也控制不了局面。毛泽东关于红军即将陷入经验主义和纯军事主义的预言，终于成为了现实。面对队伍中的乱象，朱德终于开始理解毛泽东关于在军队中进行党的建设的主张。
1929年10月11日，农历重阳节，临江楼庭院里黄菊盛开，楼下的汀江霜花一片，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登高望远，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一年的九月，以李立三和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听取了专程来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的报告，陈毅如实地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指示红四军按照中央的要求，正确对待毛泽东，正确理解毛泽东对红军存在问题的批评。陈毅回到闽西后，立即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会议决定，由陈毅亲自前往毛泽东的住地，请他回到红四军复职。
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回到红四军。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针对部队所存在的松散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红四军此时如果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如果不通过整训统一思想，那么这个队伍就没有办法带下去了。毛泽东当天夜里立即给中央回信，信中说：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党员的理论水平太低，连政治常识都不具备。他给中央提出的要求是：请迅速把党的机关刊物寄来，并请代买一批理论书籍，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强对于党员的教育。红军必须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读书和思考。
1929年12月18日，经毛泽东提议，在上杭古田镇的和声小学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选择这里作为开会的地点的用意就是：要把红军办成一所“大学校”，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学术会议、思想会议，会议第一次在红军中广泛地讨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规律问题、党和军队的思想路线问题。“胜利从古田走来”，这就是因为思想从古田走来，“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结合，就是从古田走来。
会议开了十多天。在红军内部，第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议上历数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包括：缺乏战略思考，陷入了单纯的游击主义，没有建设根据地的思想，而把自己等同于流寇，不了解社会和历史，仅凭单纯的军事观点办事。而这些错误思想的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在红四军中，就充满了这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简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红军是一支不讲政治、没有思想的军队。这样的队伍，是走不远的。
毛泽东提出，战争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世界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些问题，在红军队伍里必须经常讨论，不仅军队的高级干部要讨论，连、排、班一级也要讨论。为了经常性的讨论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小组，建立在排和班上。
古田会议重新选举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朱德、伍中豪、林彪和罗荣桓都当选了前敌委员会委员。古田会议结束后，心细的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张贺年片，敏锐好学的他身体力行，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就开始思考“大问题”了。林彪给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大问题”，例如：怎样从世界形势出发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形势？什么是红军应该采取的战略？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如何？后来的林彪以在军中一贯“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而著名。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对林彪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回答。1948年12月，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林彪向党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发这封闽西时代的通信，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毛泽东为这封信重新拟了一个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的形势。毛泽东说，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为苏联这个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那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呢？毛泽东说，这也是由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不同的代理人，于是，“全世界只有中国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长期互相混战这种怪事”。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可能存在。这就是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而只有建立红色根据地，“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其次，关于红军的战略。毛泽东说，正是“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立即取得全国的胜利，但是，红军却能够取得局部性的、“区域性”的胜利，能够取得武装割据和根据地的胜利。也正是“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理解消灭强大的敌人，但却可以集中力量，消灭强大敌人的一部分，即尽可能地消灭“大一点的”的敌人。
于是，在这封党内通信中，毛泽东简明地概括了他的军事思想，并与“游击主义”划开了鲜明的距离。毛泽东认为，当前红军的战略应该是“防御中的进攻”，红军的战斗，既不是克大敌，也不是求小胜，而是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红军应该采取的方法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
尽管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说成是“游击战的大师，”但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明确地表示：他的军事思想绝不是“分兵”和“游击”：“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贯彻了毛泽东的这种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而1948年，毛泽东之所以坚持率先进行辽沈战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只有在东北地区，解放军的兵力超过了国民党军的兵力，而集中优势兵力拿下东北，其政治影响，要大于军事影响。这就是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要求公开发表毛泽东这封旧信的原因。
第三，关于革命和红军的前途。这种“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既不是“速胜论”，也不是“失败论”所能概括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早晚要到来，但是，却不会在一天到来，而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既满怀理想，又有进行持久战的准备。
这篇高度理论化的文章，以一种诗情澎湃的语言作为结尾，可见毛泽东当时感慨万千：“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饱含深情，文采飞扬，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红军斗争的正确战术。
这篇文章，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浓缩版，但是，对当时毛泽东的战友们来说，能够理解他深邃的视野和理论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告一段落了，但在当时的整个党和红军中，很长时期却依然缺乏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而这些问题就是：对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的认识，历史证明，要认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随后在中央苏区进行的斗争与争论，就是古田争论的深入和放大版。而那场争论，则是通过遵义会议才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田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基础，它为遵义会议准备了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红军内部思想路线和战略战术分歧的方才能够得以正确处理。
古田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四军立即开赴闽北，矛头指向赣南，以打破赣军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
行军途中，恰逢元旦，毛泽东在马背上吟成《如梦令·元旦》一首：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卷红旗如画。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