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近年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种常用说法，并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因此新常态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于中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我们将针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别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
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深层问题的阶段。
对于英、美等国来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其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工作能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经不纳入失业的统计，因此有人讲，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员工的薪酬却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
综合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新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近期受到关注并引发热议，就是这一特征的佐证。
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常态
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
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新兴市场国家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轮兴旺、蓬勃发展的可喜格局。然而，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宏观管理不够稳健。从2013年初开始，当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遭到新一轮撤资的冲击。可以预计，在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新常态将是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低迷，而这个低迷的过程，又会刺激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推行一些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简而言之，就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可以肯定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抓住机遇，积极推行改革，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可能步入艰难的困境。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艰难推进；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在我看来，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其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表现。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
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以往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它们将会逐渐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总体上讲，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的大背景下，加之金融市场的调整使得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上涨，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传统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与新增长点波动式的上升，将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耗能的产能的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于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因此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为新增长点催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的投入，这种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达200%左右的债务/GDP比例还会提高，所谓的去杠杆率的进程短期不会到来。高储蓄带来的高杠杆是合理的，关键是结构，由政府来担保的长期债务大有必要提高。
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方面是，渐进式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快速减少。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一个阶段，这种实际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开放年代并不多见。相信经过下一轮改革，实际利率将又会下降，毕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国民储蓄率。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二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三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改革的艰难推进
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将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越多做事越有问题。
另一方面是经济领域里的推动力。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推动力来自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在未来2~3年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其目前处在规划之中，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第三是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目标包括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条件等。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三级标题）
过去30年来，中国基本处于一个接受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进程中。但时至今日，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是在世界经济航行中的万吨巨轮，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资金雄厚，中国经济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已超过引进外资，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改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接受国际规则的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我们的修改意见，并通过各种运作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一些基本诉求。比如，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这表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逐步变成了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革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与接受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总之，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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