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普世价值”理清楚

 当一个概念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其原本的含义就会被一定程度地遮蔽，争论中占优势一方对该概念的界定会替代本义，进而为争论设置一个模棱两可的前提。这时，我们应该做的是廓清笼罩在概念上的迷雾，首先让词回归它的本意，使争论回到它所应该在的起点，然后从概念中吸取它能够丰富我们思考的力量。

 “普世价值”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般而言，宣扬普世价值是坚定的西化派。一些坚持中国主体性的人士出于政治的和历史的考量，坚决反对他们的全盘西化论，于是在普世价值的议题上就要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常见的反驳逻辑是这样的：世界是丰富多样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传统和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约束条件，所谓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产物，在其他地方未必适用（比如西方出口民主导致失败的大量事实），所以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

 但是，这样的反驳实际上落入了对手设置的陷阱之中。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了程式化的认识，即普世价值是自由、民主、普选、多元化等等价值观念的总称（对普世价值论调持批判立场的人士一般也接受这个前提），这样一来，批判普世价值论仿佛与拒斥这些价值观同义了。

 不难看到问题出在哪里——西化派主导了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我们需要回到原点，即概念的原初含义上寻找答案。

 先说普世主义。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是指那些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都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概念或准则。普世主义的内涵依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也可以说，世界上有很多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有确切涵义的理论体系，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包纳性的范畴，一切自认为适用于所有情境的理念都可以纳入普世主义这个类别下；换个角度说，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普世主义的一种，虽然这两个主义处于对立的两极。

 将一些价值观称为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并企图推而广之，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姿态。而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一样，也只是一个“筐”，或者说只是一个“标签”而已。世界上有无数种的价值观，只有一些被装进了这个“筐”里，或者说只有一些被贴上了这一标签。

 那么，哪些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哪些不是呢？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分普世价值的两重含义。一是如“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字面意思，即能被所有的人都接受和共享的价值观。世界上有这种普世价值吗？19世纪的西方人类学家曾特地寻找过，结果发现，无论是文明社会还是部落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家都共享的恐怕只有“乱伦禁忌”这一条。二是主观的含义，即人们主观上认为应该被普世接纳的价值观念。在这层意义上，何谓普世价值就人言言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显然，对于那些高调主张普世价值的人来说，他们对普世价值的定义是后一种的，即主观地认为某些价值观应该是普世适用的。普世价值论是一种能动的姿态，当有些人声称普世价值存在时，言下之意是要扩展这些价值的领地，用它们来改造世界。

 但这种倾向并非他们的专利。在前三十年里，中国人经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表述，这同样是普世主义的立场，同样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普世价值来对待，只不过中国没有发明“普世主义”和“普世价值”这类标签罢了。

 可见，将价值观区分为“普世的”和“非普世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是基于鲜明的政治立场的选择。事实上，关于普世价值的界定，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

 于是，与西化派就普世价值的议题进行辩论，不应陷入到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总体性判断中，而应先明确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将普世价值的说法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挂钩是西化派单方面主张的，他们对普世价值的界定是不能不加质疑就作为前提接受的。辩论的首要问题要回到“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上，普世价值的内涵和外延需要重新讨论；其次，西化派对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定义是经过剪裁的，事实上指的是特定的制度设计，于是还要讨论“要什么样的民主”、“要什么样的自由”等问题；再次，与西化派就普世价值问题的辩论，不能等同于对普世主义立场的拒斥，也不等同于“否定普世价值”。

普世主义立场事关道路自信

 站在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各种价值都各有其合理性，各种价值内在是平等的。在这样的视野里，普世主义是不成立的。

 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有高低上下之分别，比如民主高于专制，自由高于奴役。一旦价值可以分出高下，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高等的价值理应压倒低等的价值。这个过程便是文明的演进。

 在承认价值等级论的前提下，加上对自身掌握了高等价值的确信，就会形成普世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会导致用高等的价值改造仍然被低等价值统治的人群的冲动，哪怕使用强制性的手段，也被认为是正义的。

 价值有高下之分吗？应该根据高等价值消灭低等价值吗？但凡敢于正视现实和历史的人，都会给出肯定性的回答。比如印度教在传统中有一个称为sati的习俗，即男子死后，遗孀要跳进火化遗体的火堆里殉葬。这无疑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是落后的、野蛮的价值。在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制性地废除了这一陋习。关于这一具体的举措，恐怕最激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人士也不能不表示支持。

 西方价值观念有优越性吗？回答也是肯定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性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借助来自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摧毁旧的封建宗法，促进人的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等级制的价值体系中，高低上下也有相对的一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处于最高等级的价值会被另一种更高的价值替代。相对于中国旧传统中的糟粕部分以及一些非西方社会中的落后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是高等的、进步的，但它们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打着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烙印——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出超越其局限性的、真正的民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基于对资本主义残酷性的批判和对其最终崩溃的必然性的判断，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同时也重新界定了何谓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才是更高等的价值，处于价值等级体系的顶峰。而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来说，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神圣的”财产权的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异端邪说，所以美国的总统们在正式讲话中经常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借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本质和共产主义实践中一些失败的历史而对共产主义总体上进行污名化的策略，在这个论述逻辑中，美国价值观因为成功对抗了这两种实际上相去万里的主张，而获得了合理性。

 在对价值理念进行高下区分的问题上，既有一目了然、容易达成共识的一面，也仍然存在着激烈斗争的部分，这便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命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和中国调整发展方向，世界范围内都认为资本主义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历史终结论”被炮制出来。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历史终结论”被终结了，“谁胜谁负”再次成了需要讨论和需要时间检验的问题。

 可见，关于价值的高下优劣的争论，既是理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或许可以说，这个争论在当前主要是政治性的，它最直接关乎两方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有足够的自信。美国之所以坚持清晰的普世主义立场，坚持认为美国模式是最优的、普世适用的，甚至不惜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在全球推广其民主模式，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美国价值、美国道路的自信乃至自负。当然，这并非美国霸权主义的全部原因，但必须要承认它是部分原因，至少这种普世主义姿态为其霸权主义行径披上了道德的光环。

 对我们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关乎全人类的未来。资本主义必然会将全球的人口和资源都拖入其发展轨道，为资本积累服务，最终摧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带有生死存亡性质的斗争。

 如果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确信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能够做到坚持“三个自信”的话，那么就必然要秉持普世主义的立场，成为普世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反对什么样的普世主义

 中国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无疑是一种普世主义，儒家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

 但儒家不讲求主动扩张，它主张“华夷之辩”，坚持“华不治夷”的原则。这并非因为儒家自认为只是一种不具备普世性的“特色”理论，对其他族群并不适用，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渗透，也就是“化”。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姿态并没有影响中华文明的自然扩展。我们姑且将这种倾向称为“非扩张性的普世主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坚决地站在价值观和道德的高地，坚持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国际交往和意识形态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中国也许没有输出革命，却坚定不移地输出革命思想。一方面，中国坚决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声援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争取民权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建设国家的努力。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豪迈地宣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虽然前三十年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盛，但凭借这种建立在“道路自信”之上的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凭借“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中国在国际上牢固地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高等价值战胜低等价值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阶级性的，它附着于一定利益结构，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光靠道德感召力是不能实现历史进步的，没有“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不会自动跑去台湾；没有新政权的建立，民族工商业不可能顺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在与美国的理论辩论中也难以占到上风。毛泽东一言道破真相，“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相比儒家传统，前三十年的普世主义是更加进取的，但并非扩张性的。中国的国际主义基于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前提，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援助的历史实践也表明，中国的帮助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这种倾向我们姑且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

相形之下，西方的普世主义可以称为“霸道的普世主义”。我们不否认西方价值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性，甚至不能否认西方的扩张过程包含了文明传播的因素，但是西方扩张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高级价值，而是掠夺。文明传播只是西方扩张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殖民主义的主基调是血腥、屠戮、种族灭绝、榨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普世主义沦为强权的说辞，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暴进行粉饰。

 西方对外扩张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其间，“带头大哥”数易其位，掠夺落后地区的方式也几经变幻，西方普世主义也随之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但万变不离其宗，为强权涂脂抹粉的功能毫无改变。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力量仍然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最大的威胁，西方对普世主义说辞的使用也越发纯熟了；但是在现实面前，这种泡沫化的说辞又是极其脆弱的。

 2003年，美国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待到在伊拉克境内根本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就开始鼓吹，战争至少给伊拉克带去了民主，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独裁政权下解放了出来。如今，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了，真正的民主秩序并没有降临伊拉克，近来伊拉克更是在极端武装的攻击下陷入了极度混乱的危险境地，而从美国人的口中却再也听不到普世主义的圣歌了。

 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首鼠两端的本质更彻底地表现了出来。美国先是策动了反对亚努科维奇的社会运动，并以人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为由，反对任何维持秩序的行为；在亚努科维奇下台后，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崛起，美国则又开始坚决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坚决支持新政权进行武力镇压。更不要谈西方在科索沃公投和克里米亚公投中自相矛盾的逻辑了。

 西方“霸道的普世主义”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自己终结了自己。事实上，它在历史上曾无数次自我终结，暴露出其不义的本质，但它总能改头换面获得重生，所依托的不过是西方的实力。

 这才是我们要反对的普世主义——假托正义之名而行霸道之实的普世主义。中国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西化派们，不过是这种普世主义的走狗。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一切的普世主义，也不应影响我们自己采取真正的普世主义的立场。

发展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

 在和平时代，国际竞争更多地表现为话语体系的竞争，或者说“软实力”的竞争，而“软实力”体现在价值观上，体现在道义感召力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话语竞争中长时间处于劣势，被西方以各种方式横加指责，却只能不断认错。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特色”经常被用来为改革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这就导致讲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底气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资本主义遭遇历史性的危机的当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理直气壮地根据新的实践和历史资源发展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打出社会主义的大旗。仅从经济发展的成绩上讲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重点阐明的是社会主义的道德性；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等等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学习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国民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最高，但美国在宣传自己时极少提及这一点，而是将其归纳为价值话语：美国生活方式不容挑战。

中国要建立一套新式的普世主义话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仅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要有建立中国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信心。普世主义立场事关对自身道路选择的自信度。中国是大国，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在世界上有维护和平、伸张正义的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天命”，这需要中国提出对全人类未来发展的看法，而这必然是普世主义的。

其次，讨论“普世价值”时，不应盲目接受“西化派”对普世价值范畴的界定，并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应争夺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把讨论议程设置为重新讨论什么才是高等的、应该普世适用的价值。为什么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自私自利是普世价值，而道德上更高尚的雷锋精神却不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是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却不是？为什么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却不是？自由、民主的本真含义是什么？

再次，应当把中国具有特殊性的成功实践转化为普世主义的话语进行表达。社会主义是高等的价值，但社会主义没有整齐划一的实现模式，正如民主不等同于金钱操控下的投票一样。社会主义要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实事求是是普世化的语言，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实事求是”替代不具普世性的“中国特色”呢？

建立中国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是树立“道路自信”的需要，“道路自信”要求普世主义话语，普世主义话语也有助于确立“道路自信”。这是国际竞争的需要，中国必须摆脱过去三十年中面对西方一味被动的局面。这也是世界大势的需要，对抗霸权主义，必然要能够对抗霸权的普世主义话语，只有普世主义话语才能抗衡普世主义话语。

能否确立起“道路自信”，归根结底取决于道路是否具备正义性。树立社会主义的信心，伸张社会主义的普世性，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去除恶性资本主义的因素，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还要在国际上团结和支持弱小国家，共同对抗西方霸权。这是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获得道义感召力的前提。

25年前，当弗朗西斯·福山抛出轰动一时的著名论断“历史的终结”时，他显然没有想到，历史并非思想者的一个断言便可盖棺定论。就像日月交替、斗转星移，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面对并未终结的历史，福山在2009年坦承：“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重创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后，中西方思想界都开始检讨现有的制度模式，探索新的制度模式。在这当中，中国模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吸引力。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模式是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成功而独特的发展道路源自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了极大挑战，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而另一方面，当下中国受到种种问题的困扰，面临不少困难。诸如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上的分歧，经济面临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等艰巨任务，贫富分化加大，民族宗教问题激化，价值观混乱和信仰缺失，等等。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种种矛盾因外部力量插手而更加错综复杂，内外敌对势力乘势加紧“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方向、道路”的问题再次成为国内思想和舆论之争的热点。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解读，也出现了种种和中央精神相悖的噪音。我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面临尖锐挑战。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

    习近平总书记在“2·17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要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不顾国情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要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坚守民族道德传承和精神独立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前媒体和舆论界出现的偏差要加以治理。这是保证我们在历史风浪中站稳脚跟、固国安邦的关键。

机遇与挑战并存，自信与忧患同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在这个时候，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能否实现，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完善中国模式，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也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的理想与追求。

怎样看待当下中国的问题与进步？7月5-6日，《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24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围绕“中国的制度模式选择与话语体系构建”主题，对各种现实问题和重大挑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并通过政治、经济、战略和人文社会各学科的沟通交流，相互启发碰撞，深入分析阐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本刊将连续摘要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金一南[1]：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也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风险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话语权。先讲个例子。去年，由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我校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哥伦比亚一名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让我们大受其害。你们现在发展很快，很有钱了，不应该对我们哥伦比亚今天这个局面多作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一提出，我方学员一片哑然。与我共同主持座谈的防务学院领导出来打圆场，说中方学员中没有外交官，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又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不会那样做了。他讲完后，我说，我要做一些补充。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家要革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20世纪初成立国联，成国员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已经达到190多个，就是说，整个20世纪有15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今天在座的很多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问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支持哥伦比亚游击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今天曼德拉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东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但当年这个非国大青年领袖、非国大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给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就是靠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曼德拉才被抓住的，在监狱关了27年。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大力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者。这些记录今天就忘记了？自己就据于道德高地了？美国当年照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被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在人民大学附中上学，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正确的事？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支持过的人有些后来跑去贩毒或干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负责，与我们支持的目的毫不相干。我们中国人支持所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没有做错，用不着今天跟这个道歉，明天跟那个说对不起，后天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哥伦比亚上校坐在那里，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问。晚宴时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他没有想到我讲的这个角度。

现场一些同志后来说，听了哥伦比亚军官的提问，内心憋气，又不知怎么反驳。我这些话，把他们心里憋的这股气发出来了。

我觉得，共产党人的社会正义，是我们话语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奋斗吗？今天很多人对此发生动摇了，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今天有一批人，觉得中国共产党没有做一件好事。说共产党基本错了是客气，说根本错了、从头到尾都错了才算彻底。于是出现所谓“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那一段全成了假的。就像黄永玉画的那幅讽刺漫画：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 + 错误的 = 零。白活了。还有刊物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心态，哪里还能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我觉得，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到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源泉。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我们今天一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好像只要经济能发展，就什么都可以做，这在无形之中，必然侵蚀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一个典型，是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就倒在了讲台上。最近看王三欣一些材料，他的理想是什么？是他年轻时讲的一句话：“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哪像我们今天，路见不平掉头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这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消失了。我们今天富起来了，钱包鼓了，衣服穿得好了，但是内心越来越自我，越来越羸弱。那一代共产党人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这是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共产党人一旦失去这种英雄气概，必然失去担当精神，必然绥靖的空气、委曲求全的空气、是非不清的空气、“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的空气都来了。

2008年6月28日“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紧急到前方处理去了。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7年内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有成绩。当石书记找他谈话追究责任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人给烧了？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追求社会正义的丧失。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成为目标本身。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发展、只要增长，可以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绥靖主义空气弥漫。“一切通过发展来解决”成为普遍的思路，“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普遍的方式。包括对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也是一样，增大投入、促进发展的确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行不行？能不能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失去了坚定性。我们在内部失去了群众，不再像过去那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对外失去了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一段时间我们集中精力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名牌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西点军校，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他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至深。我们当年守住了高地，就两个连，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也是这样的高地，我们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让大家看到高地上的旗帜？好象没有。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旗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放弃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就是这种放弃的高度概括。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是这种放弃的世俗注解——执政了嘛！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最后只能导致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地方官员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共产党人走到这一步，毛泽东当年解决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还能存在吗？还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一定好好看看《忠诚与背叛》这本书，就是《红岩》的内部本，讲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出卖了基层组织。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跟干部战士解释？！”他的提问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周围监督机制、制约机制都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来自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把他派到一个地方出差，克格勃趁机去他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头衔，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制约机制，胜利之时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可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这是一个相对照的事情。

    去年我在一个省委讲课，讲完后书记问我，金教授，你今天讲了美国、日本、南海、东海、热比娅、达赖，还有我们很多内部问题，你觉得所有危险中，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就凭自己的直观回答：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在美国、不在日本、不在达赖、不在热比娅，在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小平同志的讲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我们今天讲话语权，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除了经济增长，我们还有没有理想，还能不能登高一呼云集者众？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精神产品？我们今天思想匮乏，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并非严谨的书我们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是什么问题呢？不接地气，山寨化别人的思想，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正义。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最后离开大陆前检讨他的失败。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概括他失败的原因全部是政治。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加以对比，将共产党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

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作出这样的概括，说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军事全盘失败的时刻，也算成熟了。这是对手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丢掉这些，只会丧失自己的力量。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今天在香港呼风唤雨的一些人当时都跑了，觉得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后来一看没什么动静，“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都回来了。我们回归多少年了？经营多少年了？“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我们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忘掉了“一国”。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2017的大选吗？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做。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一个过去被人家统治、今天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要进行大量去殖民化的工作。你看印度的去殖民化，你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在台湾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德里、孟买、加尔各答这些城市，英式拼法全部改成印式拼法。老蒋到台湾后，日语教育取消，日本教材停用，日本名字不许再叫了。李登辉原来就叫“岩里政男”，老蒋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李登辉了。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从小都是国语教育。今天台独分子都在讲标准的国语，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我们在香港，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都未触及。我们说“一国两制”，这是“一国两制”吗？资本主义体制也要进行去殖民化啊。《基本法》23条立法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实行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的基本教育啊。任何国家获得主权独立，必须进行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基本没有做，以至于近来越来越多出现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真是其他获得独立的国家未出现的奇景。这一奇景在香港出现，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的老根，也让人思索如何去除这一老根。必须从最基本处开始。

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别人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些节目，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管意识形态的人不懂意识形态；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有意无意放弃。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省委书记的工作重点也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掉正义，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什么思想没有啊，但是没有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问题的办法。我们今天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所以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这件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我们今天一些领导同志追求所谓开明的国际形象，倡导个人独立的人格，特别在意西方的评价，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有谁愿意跟你走？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你走，就是觉得今天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本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一位学者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问题，进步中国。从进步中国来说，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1978年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筹5万美元都作难，银行费大劲，好不容易才拿来。小平1988年春节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镕基市长实实在在回答，还有30亿。小平说：好，我全拿走。镕基市长急了，说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小平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你看看，这就是1978年、1988年我们的财政状况。你再看看今天，现在每年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发展、这种变化，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国力的全新起点。

第二，军力的全新起点。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长期在低水平循环。小平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那时候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战斗力了。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达到小平同志当代设想的10倍多。毛泽东设想的富国强军、邓小平设想的富国强军，最终都没能实现，关键是我们国家不富，强军只能是梦想。而我们今天正在实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我们已经走过军队建设的瓶颈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你到我们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看看就知道，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著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航空工业集团的老总林左鸣讲，我们以前和美国空军的差距叫望尘莫及，差距太大。今天可以叫望其项背了，距离接近了。再用20年、30年，我们要努力争取做到并驾齐驱。

这是航空人的雄心壮志，也是我们今天国力、军力发展的全新写照。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举个例子，十几年前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梦想，今天你看上海，一副车牌8万人民币，被称为是“全世界最贵的铁皮”。北京购车的政策是摇号，撞大运，中签率0.8%、0.9%，我看还不如上海。上海的方式起码能增加公共积累，公共积累多了，还能改善交通。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我当年也是自行车洪流中的一员，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自行车大军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虽然我们今天讲各种的缺陷、各种的弊端，但进步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国际关系的新起点。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国家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国内政策调整等等，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开始深刻地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今年“两会”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外汇管理局局长那场记者招待会，字斟句酌，谨小慎微。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央行行长一句话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中国股市，影响全球股市。毛泽东时代，央行行长随便说，放开了说，对国际也没什么影响，今天不行了。这是中国国力全新的提升，中国今天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非常强。

近平同志讲，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要进入一个反斜面，能攀过去，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包括今天知识界这种深入的讨论，也是历史性的。我们过去不可能这样深入地讨论问题，畅所欲言。

李玲[2]：社会主义的新版本：“计算社会主义”

我发言的重点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新的话语权背后是需要新的理论支撑，我们面对的大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学。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但是我们整个学术界都是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实践，以我们丰富的实践来论证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所以越论证，我们中国反而越不对。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大时代？我认为，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眼前的困境也是前所未有的。说得严重些是“内外交困，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上下不通”。现在经济下滑的压力很大，中央已经出台了微刺激措施。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是上一轮刺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资产价格都抬升，劳动力、资源、土地都升上去了。这其实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在下降，而且扭曲了发展的行程。如果又刺激，再下一步怎么办？但是不刺激又有什么办法？这背后还没有成熟的理论来支撑。

从国际看，虽然中国的问题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对手问题更多，问题更大。20世纪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制度碰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8年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不断蔓延的债务危机、社会危机，世界进入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多发期。指导当代西方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遇到挑战，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反思。

最近一本全球畅销书，就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克提的《21世纪的资本》，被称为《资本论》的2.0版。它是用数据来说话的，它的基本结论是，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除二战时期外，整个的趋势就是资本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劳动的回报率，贫富差距加大，所谓市场根本就没有均衡。这对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挑战。经济学所谓看不见的手是能够自动达到均衡，均衡是资本的回报率等于劳动的回报率，而事实上均衡在哪里？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是很有感召力的，它在推动我们研究的深入。

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是被国际大势裹胁着往前走。包括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大势里。下一步整个国际大势将会发生根本变化，那我们能不能顺势借力，独占鳌头？就像习总书记说的，能不能基于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一百多年的实践，特别是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经验，独立自主地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提出我们的理论。

具体到政府和市场，我们知道，政府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其实最早咱们中国的政府是最厉害的，这套行政管理体系是中国人造出来的。现在英国学得最好，他们认账，说我们是跟你们中国学的。政府和市场之间你退我进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整个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不断遇到危机。西方资本主义起步时，先是完全自由发展，遇到危机了，政府就来解决问题。政府干预过多后，又出现效率问题，又往后退，新自由主义又兴起了。所以不光是中国，历史地看，国际上也一直存在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至今没有解决。中国政府的力量更强，这种周期更短，看得见的手一抓，一把就捏死了。捏死又不行，又一放，就乱得一塌糊涂，不停地折腾。

所以，政府和市场各有各的功能，两种机制都不完美，都有缺陷。既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灵。

但是现代社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按理说，谁出事谁来解决，而现代社会危机频繁，天灾人祸什么都有，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经济社会危机，谁来解决？我们常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若它的手都看不见，你找谁？所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得找政府，因为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代理，是永不退出的责任者。无论哪个党执政，它都要负责任，否则国家要垮台。于是我们发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一个悖论：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政府的责任却是无限的。

美国自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到现在还在兜底，还没有从这个圈里出来。按理说，金融最应该是市场主体，不应该是政府，可它要是不兜底，美国就垮了。所以无论是政府失职造成的问题，还是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或天灾人祸，最终都要由政府来负责。因此如何解决有限政府无限责任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和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经济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进程看，亚当·斯密的第一代经济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自我调整，自动有效配置资源。这个自我调整的机制是价格，市场上东西多了，价就会降，少了，价就会升，最终达到一个均衡。这就是所谓“空想资本主义”的理想境界。其实，在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完美的市场，所谓看不见的手，大多是失灵的，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

所以，第二代经济学强调修补市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由政府来干预，或者政府来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萧条以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靠政府。可是政府介入后，又存在政府的失灵，因为政府管理能力和手段有问题。所以到了70年代，新自由主义又卷土重来。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经济学正在创新，我称为第三代经济学理论。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赫维奇、马斯金和迈尔森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让我们能将市场运行良好的情况与运行不佳区分开来，有助于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模式和投票程序”。就是说，市场是一系列的机制设置，要平衡生产方、需求方，你是需要设计的，并不是自动达到均衡。到2012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罗斯和沙普利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市场设计理论是对整个市场来做设计。市场不能自动地解决我们所说的配置资源效率的问题，所以它是需要设计的。

凯恩斯早就讲过，均衡是长期趋近的。但是长期人都死完了，问题还没解决。西方其实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做市场设计。什么是市场设计？其实就是一套明确的交易规则。只要交易双方按照规则进行匹配，就像过去媒婆给男女配对一样，最后就可以达到有效率。

这是可以人为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个设计——制度的设计，其实是一个中央决策的过程。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它充分注重参与者的个体差异，不是过去传统僵硬的指令经济。这个能够成功，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有了一个新的手段——信息化。所以罗斯等成为2012年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西方在反思，并正在成功地推出理论成果。

罗斯教授是我80年代在美国读书时的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他的研究。他应用市场设计理论在英国做了肾脏捐赠匹配的网络，这比一般市场交易要复杂得多。因为器官不是谁出价高就给谁，价钱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你出价高，还有血型和各种生物匹配的问题，还有伦理道德和其他社会约束等。英国因为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所以罗斯在英国用大数据设计出一套制度，成功地让器官的匹配的效率显著提高，拯救了很多生命。另外，他解决了纽约公立高中的分配，就像我们的择校问题，还有医学院毕业生的住院医生体系分配。

    市场设计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它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大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可行性？我认为，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可能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保证效率，同时兼顾公平，也就是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功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这个框架里，市场和政府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合作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配合有序才是正确的方向。政府看得见的手要避免市场失灵，它要做整个规则的设计，并且保证参与者遵守规则，实现有效率的分配；同时它也要避免自身的失灵，就是我们说的政府的失灵。那么通过信息化的手段，信息可以公开，以保证公平正义。而且全过程都是动态的调整，不是僵死的，不像我们过去，计划了就多少年不变。大数据的背后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数据变成了决策依据，就是西方最流行的所谓基于事实的循证决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要解决要什么样的效率的问题。我们这些年的改革一直都在追求效率。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投入和产出，投入少产出高就是效率。

    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包括现在的市场设计，都注重微观领域，强调微观效率，也就是生产者、消费者个体的效率，单个企业的效率。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说，经济学还应该有中观效率、宏观效率。中观效率可以是一个地区、行业、领域，比如金融、信息产业、制造业，方方面面。然后是宏观效率，就是整个社会的效率。这个效率就不单纯是我们要的经济效率，而是总的社会效率。政府应该着眼于宏观效率，中国现在强调国家治理，这其实就是宏观效率；然后是中观效率，然后才是微观效率。

习总书记最近批评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我们这30多年过度强调微观效率，忽略了宏观和中观效率，所以才会有这种认识。从微观效率来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没错。因为要造自己原来不会造的东西，基础设施投资、研发投资非常大，而且就造几个出来，单位成本多高啊，当然是不如买，更不如租，租的短期成本最低。但是这没有考虑中观和宏观的效率，因为如果自己造，带动的是一个产业。就像航天，是唯一我们自己造的，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中观和宏观效率就出来了。

习总书记这次访问韩国参观了三星。三星的历史馆我上世纪90年代去看过，当时就恨不得哭一场。我是1978年半导体物理专业的，那时候中国的半导体已经搞了20多年，在世界第一阵营，否则“两弹一星”上不了天。而三星公司是1979年才开始建立，但是今天已经超过GE了。我们现在每年进口最多的就是电子元器件，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工业垮掉了。为什么会垮掉？半导体投资巨大，如果从微观上考核半导体厂，它就是亏本的，我们仅看微观效率，使得我们作为大国陷入世界加工厂。为什么连我们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因为没有相关的产业，我们损失了宏观和长远效率。

过度强调微观效率还有一个后果，就是造出了太多坏的GDP。所以尽管我们经济上是世界第二强，但实事求是说，老百姓得到的福利是有限的，没有达到世界第二强应该得到的福利。我最近到某市调研，它的人均产值1万美元，人均财政收入1万元人民币，但是政府却没有钱投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们很富呀，为什么医院现在还在宰病人？他们市长一脸尴尬，私下告诉我，他们的GDP水分太大，真正可用的财政没有。他们人口不到100万，可是财政负债200多亿元。

按西方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是简单的微观经济的加总。我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弊端。在物理学里，粒子的碰撞，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从量变到质变，宏观和微观完全不是一回事。那经济学怎么就能把一个代表性的企业或一个代表性的个人，一加总就是一个总体的？因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无法顾及，也无法解决在从个人到社会整体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破坏性地解决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不平衡。

同时，从美国这一轮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微观机制设置上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宏观上垮了？就是它的系统垮了。而西方经济学没有合适的宏观理论，所以金融危机以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救市。为什么过去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从理论到技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能力从总体把控经济。

我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这套计划经济理论其实是没有错的。当年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达不到计划的要求。苏联当年搞计划很厉害，但是那个时候跟今天的计算机信息化不是一个概念。你做计划要基于信息，而当时搜集信息的手段有限，没有现在的信息化手段。中国当年的计划就更粗糙了，它一定会遇到挫折。而今天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是崭新的生产力，那么它一定会带来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以及新的理论。比如阿里巴巴的“网上金融”，为什么可以做？其实是基于它的消费信息。它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要抵押了，就基于你的消费信息，就可以给你贷款。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

    我还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这个机遇，但是西方现在遇到的挑战其实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个模式难以为继。西方整个这套思维是定量化的、微观的，科学上是还原论的。而中国文化是总体系统的，跟西方还原论定点、定量的理论是不匹配的。所以中国的学术动辄就是“不科学”的，中医不科学，中国文化不科学，因为总体系统的这套东西没有科学来阐述、来支撑。而信息网络这个思维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就是一个总体的思维。但是它微观上又是灵活的，不像我们缺乏客观细致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借助于这一轮的信息革命，我们有机会重新书写经济学理论，包括新的政治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管理的理论。

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比如，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必须充分解释，是什么样的市场？我们倡导的是新一轮的市场，不是传统的小经济、小作坊的市场。这个市场是新型的、信息化的市场，是一个可以准确模拟和可以设计的市场。

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被妖魔化了，就像王绍光老师[3]讲的，我们需要新版的社会主义。我个人能贡献的就是这个“计算社会主义”。计算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率，要有计划、按比例，统筹协调发展，实现手段是市场设计和信息化。现代信息生产和处理的高效性正在为“计算社会主义”带来现实的可能性。在信息化时代，它完全是可以精细化的，而且是动态的、随时可以调整的。罗斯教授的市场设计在美国仅能应用与单个或局部市场，而在中国是可以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市场设计。

总之，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背后其实是中国理论的现代化。这套新的理论需要集成和创新，集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智慧、新中国的丰富实践以及西方理论实践和现代信息技术之大成，开创社会主义新理论。这个挑战非常之大，但是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将会愧对历史。

思想交锋的积极意义

由于扭曲的教育评价体系，绝大多数中国的治学者都生活在“职称评定”的梦魇之中。在这个体现了现代科学定量分析的评价体系中，对待学术研究像对待糊火柴盒工作一样实行“计件管理”。于是，学术垃圾被夜以继日地高效生产出来。如果你发现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中全部是废话，如果你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使你眼前一亮的观点，完全不必感到惊奇。这不是中国学术界的偶然现象，而是常态。

王小强是幸运的，他几乎没有被卷入这个荒唐的学术评价体系。于是，出现了他论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系列文章。今天，已经发表了“之一”到“之五”共5篇，总字数51万余字，其中一半的篇幅是注释。这一组文章不是用于评职称的，而是为了一抒自己的胸臆。这里，不是像挤牙膏一样勉强挤出的文字，而是一些不吐不快的文字。例如，为了写这组文章，仅一本《商君书》作者就比较了十几个不同版本。读这组文章，给笔者的感觉已经不仅是“不吐不快”，简直是“不吐”则痛不欲生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不听指挥的异化文字”。

从这组文章中可以看出，小强阅读了包括钱穆、熊十力、梁漱溟、南怀瑾、顾颉刚、汤因比、许倬云、余英时等人著作在内的大量经典文献，引用这些人的著述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这组文章中，包含作者与一些不同观点的论辩，既有关于是否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主义之争”，也有是否要推动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之争”。这样的思想交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给那些关心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人们带来启发，帮助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减少错误，从而更稳妥地向前迈进。

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这组文章中，涉及了广泛的话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至少有这样一些观点：

“过河”和“转轨”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

一些人在谈论“与国际接轨”和“转轨”的时候，他们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有时候，“摸石头过河”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迷失过河的目标。作者引述了邓小平的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社会发展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存在普适的社会发展规律。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不同的文化心理传统，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过程。不应该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原始 — 奴隶 — 封建 — 资本 — 共产五种社会形态次第发展”的僵化公式来硬套中国历史。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个明显的奴隶社会。这一公式，也解释不了生产力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为什么后来落在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

中国不需要“补资本主义一课”。

对于某些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是完全可能被跨越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必须补的一课。对于一些国家，完全可能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时期。马克思曾经明确地主张，保存大量农村公社的俄罗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中国历来不缺少市场经济。

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显示，与西欧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历代王朝农商并举，从微观市场到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达得无与伦比。王小强引述了钱穆先生的话：“如言西方为商业社会，中国为农业社会，不知中国社会之工商业积两三千年来，皆远胜于西方”。货币是市场的伴生物。在货币的普遍使用方面，中国至少要比西欧人早一千年。实际上，由于几千年的积累，中国人的市场交易能力远胜于西方人，讨价还价，汇总计算，找付零钱，中国人的计算能力也不是西方人可比的。中国能够在广阔的土地上形成统一的国家，能够在多次分裂以后又重归统一，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不无关系，也受到统一市场需求的推动。

市场经济不会自动演进到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王小强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从管仲时代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非常发达。正是由于中国历来有“全民经商”的传统，才出现了“童叟无欺”的商业伦理。相反，由许许多多领主庄园构成的欧洲，由于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缺少交换的需求，导致在18世纪以前，欧洲的市场经济都远不如中国发达。那时，仅有十几万人口的欧洲商业中心威尼斯，无法与人口上百万的南京、开封、杭州等中国的商业中心相比。事实上，现代工业首先出现在市场经济并不算发达、由于土地分封而基本没有土地买卖的欧洲，而并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土地交易非常频繁的中国。中国没有在近代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市场经济。中国近代的落后，也并不是由于中国缺乏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利多大，弊多大。

王小强通过梳理历史文献指出，先秦的管仲就已经对市场的盲目性有所认识，汉唐以后，更是对“谷贱伤农”有清晰的认识。“谷贱”大多发生在丰年。连续丰年之后，甚至出现了“农民盼灾年”的现象。在苏东坡贬谪黄州的时候，连遇丰年，在他给朝廷的奏疏中描述了谷价大跌，农民既收不回成本，也交不出税赋，苦不堪言，以致“日夜祷祠，愿逢饥荒”。从古至今，在市场的作用下，农民灾年也愁，丰年也愁。灾年愁没有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可以卖；丰年愁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卖不出去，甚至烂在地里，烂在家里。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懂得以“丰年贵买储粮、灾年贱卖放粮”来平抑粮食价格的道理。伴随着平抑价格的需要，也发展起非常成熟的货币理论。

土地交易并未使土地流向“种粮大户”。

借助自由的土地交易，借助土地市场的调节，土地是否会集中到更勤劳、更聪明的种田人手中呢？土地是否会向“种粮大户”手中集中呢？从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司马迁曾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晁错曾以对比的方式向汉文帝生动地描述了种田人与商人的不同境遇。种田人“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勤劳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为求活命，低价卖田，高息借贷。商人则“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人之危，低价收田，高息放贷。晁错总结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大量的历史文献显示，土地交易导致商人兼并种田人，在放任的市场上，通过自由的土地买卖，土地并没有向“种粮大户”集中，而是流向商人手中。

市场自发调节未能阻止“肥田撂荒”。

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土地富庶地区肥田被撂荒的现象。由于“租金”与“地价上涨收益”相比，微不足道，地主为卖钱变现方便，宁荒不租。因此，宋代曾立法规定“种撂荒地合法”。在土地自由买卖的1922年，中国撂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在市场经济不算发达的毛泽东时代，很少存在土地撂荒的现象。今天，市场经济远比毛泽东时代发达，土地撂荒的现象却大量出现。无地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小康梦”有买地的“刚需”，而先富一族看重的不是微薄的“地租”，看重的是“低买高卖”的投资收益。这才是“肥田撂荒”的原因所在。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存在地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黑体）

近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地主、佃农和雇工，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地主与佃农、雇工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王小强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反驳这种观点。例如，清初名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吴民之中，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又如，桐城派大儒方苞乾隆年间上呈的《请定经制札子》中讲：“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富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异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描写了居住在“他州异县”而拥有“地亩山场”的“绅衿富贾”。

1949年以前的中国情况同样如此。近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多数地区也不存在地主、佃农和雇工，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王小强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反驳这种观点。例如，在1949年以前，孔圣人府在山东、河北、江苏的许多个县拥有几十万亩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佃租沉重，不仅存在明显的主佃关系，而且存在严重的主佃矛盾。

“小康”不属于儒家理念。

根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大道”，是“兴灭国，继绝世”，“小康”并不属于儒家理念。

资本也需要被关进笼子里

这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金融资本的膨胀，既侵害了社会公平，也侵害了生产效率。王小强在文章中指出：商业法则并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涨价交换”，是低买高卖。职业性商业活动的出现，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牟利性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可以通过融资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商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却不仅会危害到社会的公平，也会侵害到生产的效率。王小强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如果资本不受限制，就会在损害民生和损害生产的同时，导致社会的动乱。在中国古代，曾经反复上演“年头欠一欠，地主圈一圈”的戏码，曾经反复出现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局面。从秦汉到民国，史书中反复记载着一个同样的故事：灾年饥馑到来的时候，地价大跌，豪门富贾大量收购土地。年景好转以后，大量的失地农民沦为佃农和雇工。佃农和雇工开始做自己的“小康梦”，起早贪黑省吃俭用购置土地，使富豪低价收购的土地得以高价变现。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也出现了“资本挣钱太容易，劳动挣钱太难”的局面。2007年10月19日巴菲特卖出了自己所持的全部中石油股票，他在这一支股票上就赚取了277亿港元。2010年5月6日，美国高盛公司投资的股票“海普瑞”在深交所上市。按照发行价计算，上市时收益率达21800％，盈利200多倍。2007年12月25日，美国凯雷公司投资的股票“太平洋保险”在上交所上市。按照上市当天的收盘价计算，盈利高达620亿元人民币，盈利16倍。美国银行投资建行，高盛投资工行，瑞士银行投资中行，也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2013年1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公布，“房姐”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房产，共计9996.6平米。假设这些住房于2000年以每平米6000元人民币均价购得，2013年以每平米三万元卖出，身为银行副行长的龚爱爱在偿还了大约每平米1.2万元的本息之后，每平米可以获利1.8万元，总计可以获利约二亿元。相对于那些付出劳动的工人、设计人员和销售人员，手握金融资本的龚爱爱是否切得的蛋糕大了一些呢？

无可否认，在1949年以后，权力的过度膨胀，既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也损害了生产效率，阻塞了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阻塞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队伍的优化机制。为了克服这种权力过度膨胀造成的伤害，确实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经过30年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之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不仅会损害社会公平，损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会抑制购买力和内需的增长，抑制生产要素向制造业的流动，挤压生产企业的科研投入，从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对公平和效率的损害，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仅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需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

    海内外名噪一时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已然故去，但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仍继续受到某些人的吹捧和网络引用，特别是该书第一章关于赣西南肃AB团与富田事变部分，成为全书诋毁毛泽东的奠基之石，也是当今网上诋毁毛泽东及中共这段历史的代表之论。笔者将高华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学术硬伤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

诋毁湘赣边界“洗党”的要旨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是“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高华在此一起笔即释放一团似是而非的迷雾：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 年镇压‘AB 团’的行动。”（参考资料1）

    何谓“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高华的直接依据是：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参考资料1）

    高华指出湘赣边界这次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一次整党运动，并主观断言，这次“洗党是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缺少对湘赣边界这段历史的基本调研和了解。

    湘赣边界的“洗党”，起因于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形势振奋人心。5月后，党组织在宁冈一带公开，红军所到之处开始公开建党建团。“当时是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个人就“发展了十几个”；宁冈有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采取分配任务，限七天至十天一个人要发展两个。大一点的乡，“每个乡发展有二百多党员”。据甘纪犹回忆，宁冈乔林乡就有二百多党员[3]。当年毛泽东喜忧参半表示：“只有五万多人的宁冈县四个区，发展近三千党员。”[4]

    “随着党员的公开征收，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1928年8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很多人反水，带领白军放火烧屋搜山。”[5] 又如柏露乡“支部书记吴祥吉组织委员吴柄吉，这两家有钱，吴祥吉在1928年8月，毛主席离开宁冈到湖南以后，就反水”。[6] 这些人出卖同志，有的同志被关，有的被杀，当地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破坏。

    鉴于这种情况，湘赣特委决定对边界厉行洗党。边界洗党部署：（一）进行组织整顿；（二）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组织整顿的对象有以下几种：（1）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2）投敌叛变的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弄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7] 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叛变投敌分子上。有的要清除他们的罪行，予以处决。洗党的方法比较温和：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凡属以上三种人，不通知他本人开会，宣布他们的问题，支部会上除名，被洗刷的党员当时本人不知道，也不公开宣布，开会不叫他参加，这样就算清洗出去了。没有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造册登记，逐级上报。[8]  

通过“洗党”，湘赣地区党的队伍精炼了，战斗堡垒作用突出了。何时出现了像高华所言将打击矛头集中于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呢？在历史资料中，尚未发现一名被开除的知识分子。相反，在这次“洗党”中，毫发无损地留下了一批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党员。譬如：龙超清，1905年出生于宁冈官宦之家。毕业于省立南昌二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为宁冈区委书记。1930年2月，任赣西南特委委员。（参考资料2）刘辉霄，1900年出生于宁冈一个富裕家庭，1922年考入南昌私立法政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任中共宁冈县委宣传部长。1929年1月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1930年9月在攻克长沙战斗中牺牲。（参考资料2）

上述知识分子党员，各具典型。宁冈永新“洗党”并没有伤害开除他们，而是进一步为这些知识分子党员的发展夯实了基础。这哪里有一点高华书中所认定的“‘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参考资料1）的历史依据？即使高华亲自抄录引用的历史资料，也是对高华此论的驳斥。高华书云：

    “根据若干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9]

    高华引用的这些资料并不能说明其段首提示的“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而是在叙述和肯定“洗党”的基本做法，不知高华“‘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结论从何而来？所言“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剑锋首指宁冈永新“洗党”的历史依据，何以存在？！

高华研究中的系列学术硬伤

    高华以诋毁湘赣边界洗党为铺垫，继续分析：“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参考资料1）高华此段文字巧妙地将赣西南肃AB团的时间上限提前至1930年2月。迄今研究者多以1930年5月至6月为赣西南肃AB团之始，[10] 但高华却将其前移至毛泽东主持的1930年二七会议召开之时。高华在此明确指出“以此通告（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参考资料1）。高华的分析，表面看起来井井有条，但略一分析，似乎缺少或回避了对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背景及中心内容的基本把握。由此形成系列学术硬伤。

    硬伤之一：二七会议对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无论是被开除党籍的江汉波还是高华认定的李文林，都没有像高华书中反复所讲的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参考资料1）

    二七会议认为江汉波犯了取消主义的严重错误而将他开除党籍。且看历史文献《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中的分析：省巡视员江汉波转变攻取吉安的政治口号，取消为攻吉而组织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并没有更进一步的领导群众的口号，引起群众的失望，犯了严重取消主义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而认为发展生产是当前任务，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从他“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的议论中，证明他忽视现时阶级的革命性质，足以动摇同志们领导土地斗争的信念，降低当前热烈的土地斗争的勇气（由火焰上泼一瓢冷水）。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斯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参考资料4）。开除江汉波党籍，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太“左”了，但这当时确实是贯彻中共中央反对取消派文件的需要和落实，而非高华认定的毛泽东“‘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

    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9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特别提到“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同时作出了三条决定：(1)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以组织上的制裁；(2)经过讨论以后，对仍然固执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的开除出党；(3)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接着，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对取消派和改组派的斗争。1930年2月，《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和《指示信》传达到闽赣苏区，毛泽东主持陂头“二七会议”，在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问题等中心议题中，贯彻中央精神，开除了当时认为的赣西南取消派代表江汉波。会议认为“江汉波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极端取消主义的倾向、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11]哪里是高华反复强调的什么毛泽东个人“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参考资料1）。回归历史，开除江汉波党籍与其后赣西南肃AB团没有直接关联。

    硬伤之二：二七会议时，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所说的此时调出主力部队。根据1930年1月18日中共红军第5军临时军委、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赣西工农游击第2大队和湘赣苏区部分赤卫队合编组建红军第六军。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第一旅由独立第2、3团编成，旅长柯武东，政委李文林，下辖原独立2、3团；直至1930年6月，第六军编入第一军团，7月改称第三军，军长仍是黄公略，政委由刘士奇改为陈毅，刘士奇和李文林同时离开军队，李韶九和柯武东搭档，分别担任第一纵队政委和纵队长。[12] 高华为了突出毛泽东与李文林的矛盾，不惜随意改变李文林离开军队的真实时间，以强加于毛泽东所谓“打击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势力”的罪名。

    硬伤之三：二七会议时及后，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所讲的转任赣西南特委军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赣西南特委于1930年3月第一次赣西南党代会中选举产生，李文林虽任常委，但军委书记是后任红二十军党代表的曾炳春，[13]而非李文林。高华所说李文林二七会议后调任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一职更是所述时间及职务均有大的“失误”。1930年8月，二七会议半年后，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当时江西省按照中央要求，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指定李文林为书记，掌控地方肃AB团大权。高华对李文林1930年的实际任职的时间与职务，频频发生诸多错误，真不知他对李文林相关的经历及其赣西南肃AB团的历史准确把握有多少。以这样的历史资料基础作研究，真实性准确性能够有多少，不得不对其有所怀疑。

    硬伤之四：高华说，1930年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这是对前委通告（第一号）“党的主要任务”的“不经意”混淆或歪曲。前委通告（第一号）宣布，联席会议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规定了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14]而非仅仅为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

    查阅1930年2月16旧前委通告（第一号），整篇内容中虽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肃AB团之事，但也提到：“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这是备受高华攻击的一点，也是与当年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高度吻合的一点。参阅中央1929年10月5日文件、1929年11月13日《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谈到的党的组织问题：“党树立在这一个基础上在斗争中坚决的逐渐将富农以及小地主的成分肃清出去，并应坚决的排斥富农小地主等入党。”[15]1930年2月“中央通知第八十四号”特别强调的“右倾危险”：“在倾向上，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倾向，城市黄色倾向，农村富农路线，干部中留恋旧的基础与调和倾向是目前政治上组织上最右倾的表现。”

    由此可见，红四军前委通告（第一号）与当时中央的认识完全一致，并没有任何与赣西南肃AB团直接相连的一字一句，怎么能成为高华所认定的赣西南肃AB团的标志和时间上限呢？研究历史必须首先回归历史环境、历史语境，舍此前提的“分析认定”很容易走向认知的歧路，走向以个人看法为出发点，而非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这就离开了研究历史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本质。

主要参考资料：

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

2.        江西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赣出吉字（93）第20号。

3.        《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专题。

4.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吉安市委党史办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

民主话题经久不息。民主令很多人向往、崇拜，视其为光明未来、历史进步。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民主成为庸医、良医共同开具的药方，一些人认为“一民主就灵”，民主成为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而在对民主热烈崇拜的同时，有人却对它的伴生物即所谓民粹，深恶痛绝。他们需要民主，但反对民粹。然而，何谓民主，何谓民粹？这些人的表述往往不清晰，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任意归类、随意划分的现象。那么，民主与民粹究竟是什么关系？

民主古已有之

西方社会一些精英人士把民主当成西方的独特发明，仿佛是西方人替人类发明了这一伟大的观念、高尚的社会管理手段，其他一切非西方民族因没能发明、发现“民主”而注定是落后的，注定要被西方文明领导。虽然西方社会提倡民主是在启蒙运动以后才渐入佳境，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先进，西方把自己民主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古已有之的“民主”仅仅存在于西方社会吗？事实上不然。了解一点人类史就会发现，民主不仅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同样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古代民族中。美国学者摩尔根著有《古代社会》，英国学者弗雷泽著有《金枝》。这两位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介绍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非西方民族早已存在的民主。当然，人们可以称之为原始民主。

人类早期实行原始民主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文字，很多与众人相关的事情只能共同讨论、辩论。这种现象直到独裁专制的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依然存在于印第安氏族部落中。摩尔根说：“氏族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政府的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协调。”——如此说来，当西班牙人在美洲与印第安人相遇时，谁是民主，谁是专制？事实给了我们一个与今天许多人的认知完全颠倒的答案。

原始民主的淡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的诞生。成文法的出现，导致很多讨论、辩论的结果被记录在案，成为下一次遇到同样问题时的参照。这是社会资源的节约。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每遇到同样问题都需要再次辩论、讨论，而且需要很多人参与，以便对讨论结果有多个见证人。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出现文字后，民主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与原始民主有所不同而已。并不存在西方民主在那个时候就比其他民族的民主更先进的结论。

民主在等级制社会即已存在，只不过等级制社会中的民主只存在于高等级者之间，与低等级者无关。这一现象在古希腊即出现。即便在以后的英国乃至美国早期，也同样如此，即拥有民主权利的只是少数高等级者，不管这种等级是以世袭贵族来划分，还是以财产来划分。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主称为“精英民主”，它也是古已有之，谁也不比谁更先进。西方社会之所以在启蒙运动之后民主呼声和实践迅猛高涨，核心不在于民主形式的改变，而在于民主范围的扩大。从世袭的高等级者，先扩大到非世袭的资本家，即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再扩大到成年男性，继之扩大到女性，才产生今天人们常见的普选。所谓“民粹”，就是在等级制度消除后，民主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的。

民粹历史不长

民粹思潮的产生，一般认为首先发生于19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如此，其中有必然之因。相对来说，在欧洲各国中，俄罗斯等级制度消除得比较晚，底层民众的民主与上层精英的民主融合性较差，形成鲜明的冲突和对立，某些人将上层精英民主与底层大众民主加以区分，出现了民粹、民粹主义等描述。民主与民粹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在民主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原先享有民主权利的高等级者与后来享有民主权利的低等级者的分野，其中也带有“上等人”蔑视底层人民争取自身权利诉求的含义。

这种现象并不是俄罗斯所特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或存在过。例如在拉丁美洲，因为对殖民主义这一典型的等级制度的反抗，底层民众的民主需求也被称为民粹主义。即便在美国，民粹主义同样存在。汉密尔顿曾经把平民称为“那些群兽”，原因就在于人数占优的平民或穷人民主派系，在民主诉求上与少数精英所主张的民主不一致。由此我们看到“民粹现象”出现后，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如果说汉密尔顿体现的是对民粹的痛恨与厌恶，那么，托尔斯泰等人则体现出对民粹的陶醉与拥抱。这两种态度在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述中，都有所体现。

    事实上，民粹或民粹主义出现后，带来对民主问题的一个深层探讨。由于等级制度的消失，平民社会的出现，从理论上说，民主权利扩大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年人。然而，由于全体民众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差异，民主究竟是简单地由投票方式的多数原则决定，还是由少数精英人士代替大众决定，一直就是纷争不已的问题。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最初都是设定民主权利拥有者的资格限定条件，事实上就是延续等级制度的民主特权，以精英民主排斥大众民主。

而在相反的方向上，卢梭主张“抓阄”的民主，可以说是对民粹主义的张扬。为此，他甚至认为原始人最具有民主素质。原因就在于，如果要将民主权利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人，如果要让一人一票真正体现民意，前提是每个人的均质化，即人与人之间没有聪愚、贫富、强弱等各种差别。

这种思想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现。将共产主义描述为专制，是一种很肤浅的认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希望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合理的民主。只不过由于人群之间总是产生先天与后天的不平等，共产主义要保证民主的真实有效性，必须以外部强力的方式“削峰填谷”，消除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结果上说，那些被“削峰”的人常常是精英，因而他们会指责其专制；而那些被“填谷”的人大多是底层民众，他们普遍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不管共产主义因为什么原因在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但从其源头的出发点上，我们应该承认，它追求的是真正属于所有人、全体民众、整个社会的民主。

西方国家的民主制普遍实行“代议制”，由精英代表作为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言者，这样部分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同时也使得精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大众民主的诉求，即摆脱所谓民粹。民粹主义也被称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希望由民众直接决定政治事务。而美国等代议制民主从制度设计的初衷上，就以精英掌握权利的间接民主，压制了民粹主义所主张的直接民主。但事实上，代议制民主虽然主要体现了社会上层精英的民主意愿，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大众民粹，甚至不得不利用民粹。因此，从平民社会在理论上建立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范围起，民粹就与民主紧紧相伴。当有人说民众的普遍素质不高不能搞民主时，实际上就是在指责民粹。当今西方社会号称民众的民主素质较高，却依然随处可见民粹精神。

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

民主从理论上说就是由广大民众决定社会与国家管理，但在具体操作实践中是难以贯彻的。管理国家和社会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性，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每个民众都能做到。大多数作为个体的民众知识不够丰富，判断事物往往出于个人有限的知识和感性判断。个人的叠加即便数量再大，由于短板原理，其结果也未必能达到国家政治管理所需要的有效高度。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需要由理性的精英代替大众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感性的大众支持他们的决定，由此形成了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的博弈。

一人一票的民主，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民粹的紧密关系。民众投票选择的是政治家，而非决定国家政治事务和政策。决定国家政治事务的法案或法令，不需要民众投票。民众在数年一次给政治家投票时，只能投给被政党选择的个别人，甚至只能二选一。即便二选一的投票选择，也未必是理性的选择，更多可能是感性的选择。

胡安•多明戈•贝隆于1946年-1955年、1973年-1974年出任阿根廷总统。他是军人，庇护过德国纳粹战犯，在他当政时期，政府腐败、经济停滞，还发生大量民众失踪事件，被称为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军人政治家能够在他执政之外获得另一种温暖而浪漫的怀念——关键在于他的第二任妻子，即著名的贝隆夫人艾薇塔。艾薇塔出生平民，嫁给贝隆后，以其美貌与平民身份，立即让很多民众喜欢上她，人们爱屋及乌地投票给贝隆，艾薇塔也当上了“国母”。贝隆连续两届赢得选举，与艾薇塔高调的亲民形象有很大关系，她的名望甚至超过她的丈夫。1949年，艾薇塔被确认患有癌症，全阿根廷人民的同情心几乎都倾注到她身上。1952年年仅33岁的艾薇塔去世，阿根廷举国哀悼。

然而，艾薇塔对于阿根廷政治的影响恰恰就是鲜明的民粹主义。人们因为喜欢她而投票给她的丈夫，似乎已经不在乎她丈夫的国家政策和政治主张。在她去世后，阿根廷民众才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得到。艾薇塔两次轻松帮助丈夫获得选举胜利，其本质就是调动选民的感性，以崇拜明星的心理决定自己的选票走向，真正民主所需要的理性几乎不再起作用。然而，这种“明星效应”方式，在西方各国此后的民主选举中却大行其道、花样百出、比比皆是。

汉密尔顿当年面对大众的民主诉求痛骂“那些群兽”，原因是那时候大众还没有选票。等到普选制形成，假设汉密尔顿再世，即便内心依然鄙视大众民粹，为了获得选票，他很可能把自己对大众的厌恶掩藏起来，表面上迎合大众。这种对大众民主或者说民粹的两面派手段，在当今西方民主制度下屡见不鲜。

从理性民主的角度说，一个政治家的私人生活与他的政策主张未必有必然关联，但是，西方竞选中老婆孩子齐上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和贝隆夫人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奥巴马参选时显露自己赤裸上身的肌肉，当然有助于逢迎女性选民、年轻选民。参选的政治家日益年轻化、俊男靓女化，本质上都无助于引发大众选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理性思考，而是在诱发明星崇拜和偶像崇拜。

大众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制造明星崇拜、制造商品广告的原理几乎没有差别。明星与广告注重外部形象超过内在本质，刺激非理性的欲望，政治竞选的宣传与之如出一辙。奥巴马的选举口号“yes，we can”，与标准的商业广告语一般无二。政治家的竞选班子，几乎就是由广告专家和商业营销大师组成，一旦竞选结束，这个班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向商业营销无缝过渡。广告心理学、推销心理学在竞选中对于民众非理性情感的捕捉，远远超出政治所需要的理性。

民主政治民粹化

西方民主制度进入普选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西方政治对于民粹主义比较直率地表现出排斥和抵制。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对民粹的态度变得微妙。阿根廷贝隆夫人的出现后，西方民主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日渐成熟。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一个标志，其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成为肯尼迪吸引民众支持的手段之一。肯尼迪以后，人们已很难想象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能够赢得选举，因为他坐轮椅的形象很可能不符合民众的口味。汉密尔顿时期对于民粹直率的排斥，现在已变成了巧妙的利用。

就民粹主义本身来说，它并非必然导致理性的民主。民粹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也完全可能使它与专制、极权结合在一起。欧洲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与民粹主义有着紧密关联。对于西方政治家来说，公开地利用、迎合民粹主义，与暗地里排斥民粹主义，成了西方民主制度中一场无休止的猫捉老鼠游戏。然而，在民粹之上的政治走钢丝，能避免民粹的危害吗？

美国民众对中东政治、美俄关系有多少了解？他们当初对于阿富汗、伊拉克又有多少了解呢？小布什总统“流氓国家”这一个定义，便引导了民众的思考方向。被激发的民粹热情，支持美国政客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如今，事实已证明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一个谎言。我们可以因此批评美国的政治家，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诸多因素中，非理性的美国民粹主义难道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吗？美国经济因伊拉克战争而背负沉重包袱，导致美国近年来的衰落，美国民众的生活也因此受到重大影响。但是，有多少美国民众反思过自己当初被政治家刺激、引诱而支持那场战争的决定？一个政治家在获得选举胜利时，支持率可能高达60、70%，但在执政过程中，支持率降到10%以下不足为奇。民意调查的这一跌宕起伏背后，有多少是真正的理性，有多少是被煽动的非理性？西方民主制度与民粹主义的博弈，也未必是政治家和制度本身能够有效控制的。

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福利社会被视为一种进步，事实上，很多真正的思想家、政治家已看到福利社会难以为继的前景。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意向来在西方遭到极大阻碍。这一现象的源头，就是政治家竞选时的福利许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民众的共识主要靠被利益和意识形态操纵的媒体引导；而在国内政治中，西方民主最易达成共识的便是提高福利。政治家一边向大众许诺提高福利，一边又向少数资本家许诺减少税收，试图两头讨好，而大众居然相信给富人减税与提高大众福利能够同时进行，热情地支持这种政客，结果政府不得不陷入巨额债务。

这一现象实际上就是西方民主制民粹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要借助民粹主义获得选票。但是，西方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又使得它对真正的大众民主诉求产生抗拒。对于大众的普遍诉求，迎合、利用与抗拒、排斥共存，这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难解的怪圈。

民主与民粹密不可分

法国大革命后，被法律认可的世袭等级制度难以延续；普选制后，社会大众名义上拥有了民主权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隐形的等级制社会，少数精英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和决策权。从理论上说，少数精英的价值观如果同大众一致，在信任的基础上，代议制的确是一个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观核心，这一表面公正的价值观在本质上必然导致在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狂飙推进和不可避免的危机到来，西方国内精英与大众，即所谓民主与民粹的矛盾再次凸显。

将民主与民粹对立起来，实际上意味着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从词义上说，我并不认为民主是正确、高尚的，民粹是错误、低级的。在民主权利范围扩大到18岁以上全体公民时，民主与民粹已密不可分，将它们加以区分已没有意义。当人们说民主有局限性、民主是双刃剑、民主有欺骗性等判断时，实际上已将民粹包含在了民主概念中。

西方民主制度在需要获得民意支持时，大量刺激和调动民粹；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又把反对者视为民粹。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少数精英只强调自己的民主权利，忽视大众的民主权利，却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来支持自己。

乌克兰当年是通过“公投”脱离前苏联的，无条件地强调“公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实际上就是民粹。当克里米亚照搬乌克兰曾经做过的事情，也以“公投”方式脱离乌克兰时，一些打着民主旗号的人却强烈反对。那么，当初它们又为何接受前南地区、科索沃一模一样的“公投”结果呢？埃及的穆巴拉克不受欢迎，被以“穆兄会”为主的民主力量推翻下台。“穆兄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某些人更不欢迎，便用武力再次推翻。在这些事例的背后，是民主与民粹的共生与混乱。

需要利用大众民主时，美其名曰民主；需要防范大众民主时，便恶其名曰民粹。实际上，两者是被少数人操纵的同一件东西。在西方普选制民主中，民主与民粹如影相随，须臾不可分离。而主导话语权的精英们，将同一事物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着“民主”、“民粹”的称呼，本质上就是精英们从心底里认为：“我需要的才是民主，我不需要的便是民粹”，精英只想自己占有民主的专利。因此，他们经常打着“以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着“以民主反对民主”或者“以民粹反对民粹”的实质。西方民主制度难以处理好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试图分割民主与民粹，常常是自相矛盾的。

随意解释民主与民粹，在中国有其自身的特点。当今中国社会的精英们，以西化为主要特征和追求，因此，他们口中的民主，基本等于符合西方标准的一切。凡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即便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意愿，也被他们称为民粹。由于他们已经事先定义了“民主好、民粹坏”，因此，精英们通过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担任起“民主法官”的角色。当他们需要刺激民众非理性情绪时，不惜造假、撒谎、隐瞒、夸大，用“杀人者，父亲”、“受害者，母亲”、“杀人犯也是生命”、“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等等彻底情绪化的口号，煽动民众的非理性。其中还包括用真真假假的美女、才女形象来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但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认知未必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彻底西化，因此，一旦民众的普遍意愿与他们的西化主张不吻合，例如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时，他们便将其称之为“民粹”。而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同样高涨的爱国主义，他们却不愿使用这一“贬义词”。言外之意无非是：民主意味着只能爱美国，不能爱中国。

当今中国部分精英人士“扬民主、抑民粹”的做法，无非是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各种社会诉求做出裁决，而裁决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愿望。因此，与之进行辩论是没有意义的。西方一些人为了标榜自己的历史正确和现实正确，把笼统的民主概念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终结历史的地位。西方民主理论一方面把大众民主当成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精英的社会地位，民主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这种虚妄的理论和实践，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理想化，成为民主空想和乌托邦。少数精英盗用大众民主成为常态，而真正的大众民主兴起后，精英又将其称为“乌合之众”。如影相随的民粹，成为西方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

造成西方民主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强调人性恶，以自私为基本人性，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因而在广泛民主时代，即便是代议制，同样是集中起来的、放大的“为自己”。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各种“为自己”互相碰撞，就能达到妥协、平衡和利益分享，也就是良好的民主。事实上，众多“为自己”的叠加，能否自然、必然形成“为大家”的民主，是值得怀疑的。底层大众的“为自己”必然与上层精英的“为自己”产生矛盾，这就是所谓民粹与民主的矛盾。

于是我们看到，指责别人是“民粹”的声音，总是出自少数精英之口；底层民众听信了少数精英慷慨激昂的高论，以为自己可以同精英一样享受民主。事实上，他们最多是看一眼、摸一把“民主”那层美丽外衣，而不可能真正穿到自己身上。

“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民主

所以我认为，从中国传统“天下为公”发展出来的“为人民服务”，最具备成为真正民主的可能。这种观念一方面认可广大民众“为自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和提倡社会群体中一部分人可以把“为他人”当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人克制自私，以奉献为荣，不以利益为最高奖励，所谓“先忧后乐”，就是他们与民众的关系。他们形成的精英集团，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底层民众的“为自己”，经由这些精英的协调，真正成为“为大家”，形成真正民主。

“为人民服务”由于兼顾了“为他人”、“为大家”，可以抑制“为自己”对整体的不利影响。而西方民主制度因为过于强调“为自己”，无法化解“为自己”的负面影响。西方社会以自我为基础，却宣称可以通过选票选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无疑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悖论。因此，中国“为人民服务”的真民主，关键在于要抑制人人自私的社会价值观，将“为自己”与“为他人”融合在一起，摆正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让每个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人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存和发展。这种与他人的必然关系，毋庸置疑地同时包含了“为自己”和“为他人”两个方面，忽视或强调任何一个单方面，都是不对的。所以，“为人民服务”需要很高的智慧和和技巧，远远不是选票能够取代的。

核心价值探寻：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传统文化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十八大报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特别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在“五四运动”纪念日上，习近平在讲话中，不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对照起来，而且大段援引体现天道、仁爱、民本、信义、责任等一系列儒家价值理想的格言。他提出：

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是继承和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化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十八大之后，为实现 “中国梦”，在文化建设层面上高度重视“价值重构”的治国思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就在于，理解中国道路、理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传统，转向更多重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这需要解决一系列政治和理论难题，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冲突及其现代解决方案

人类历史发展之所以区分为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因为在不同的地理、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超越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体现在人面对超验世界的最高价值追求。由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对核心价值的追求必然体现在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化育为俗，形成了社会、国家等不同层面上的价值，从而构成了一个文化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在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像皇冠上的明珠一样，是一个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关键所在。文明的价值体系和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会因为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说核心价值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理想，那么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的价值也就成为最低理想。这种核心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张力，或者说最高理想的可能性与最低理想的必然性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动力。

在西方文明中，最高理想与最低理想之间的张力，在古希腊就体现在柏拉图所建构的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哲学王统治与法治的张力之中。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希腊文明的最大成就在于形而上学对理念至善世界的价值追求。罗马帝国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扩展与治理实现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但由于其核心价值处在原始的祖先崇拜阶段，以至于罗马帝国无法抵挡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最终被基督教征服。

基督教建立在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上，因此信仰和启示就成为其核心价值。西方的中世纪时期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方传入的基督教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断裂。由此，西方文明在核心价值上不仅陷入希腊理性与基督教启示之间的冲突，而且在基督教内部也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与天主教、以及新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冲突。而在社会政治组织方面，也始终面临着教会、封建领主、城市共和国、帝国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从希腊罗马文明到基督教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内部断裂、冲突和重建，其惨烈、混乱和艰难程度绝不亚于中国文明的三次内部断裂及其重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第三次内部断裂以及目前重建的困难，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及其在全球扩张息息相关。因此，要理解今天中国文明重建面临的难题，首先要理解西方现代文明如何在核心价值和社会政治组织方面处理上述冲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明就是在核心价值上重返古典希腊文明，用理性来消化启示，或者说经历了基督教希腊化之后，才形成了西方现代文明。

面对理性与启示的冲突，基督教传统中曾经出现了希腊理性基督教化的努力。阿奎那主义试图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消化希腊理性传统。然而，从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得到了复兴，并摆脱了古希腊的自然宇宙观，而将其置于基督教上帝创世的自然宇宙观背景下。由此，自然宇宙丧失了提供意义世界的基础，变成了一种需要认识和改造的客体。科学自然观由此兴起，理性也从一种朝向至善的能力变成了认识并改造自然的能力。正是由于上帝赋予人的这种理性认知能力，人获得了自由。自由也意味着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理性和良知，理解和服从上帝制定的法则，从而得救并获得重返伊甸园的真正自由。通过用理性主义思路阐释基督教思想，以及对古典理性主义的复兴和系统改造，自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围绕这个核心价值，理性与启示达成了一致和妥协。

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用自由这个核心价值来重构其社会与政治组织。自由概念呼应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引发的从“共同体”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转型，由此，平等与自由一道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社会契约论成为建构西方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这些观念也变成了组织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

正是在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基础上，现代国家战胜了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组织，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政治组织。这种普遍性就建立在教会与国家、道德与政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之上。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在私人社会领域中追求各种不同的理想生活，那么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在以利益为基础的自由、法治秩序。而抽象的自由平等思想，既可以在道德信仰意义上表达良知、信仰自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又可以在政治意义上表达个人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这种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现代性的解决方案，不仅摆脱了长期困扰西方文明的内部核心价值冲突，而且在低俗基础上建立的现代西方政体具有了抽象的普适性特征。它将其他文明的任何普适价值主张都变成了特殊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私人领域的价值多元主义，被稳妥地安置在普适主义的公共政治体制中。这种普适主义特征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从此全球非西方文明都无法回避来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挑战。

人民中国：普遍主义核心价值的建构及难题

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文明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普适主义之挑战而被迫回应的历史，这是一场漫长的文明持久战。面对民族生存的危机，中国首先面临着如何将中国传统文明改造为具有普适主义特征的现代文明的问题。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的激进知识界彻底放弃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以及这种核心价值赖以生存的古典宇宙自然观，开始全盘接受现代西方科学宇宙观及其核心价值。国民党试图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而共产党则以一种彻底反儒家的姿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成长起来的，它同样把个人的自由解放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升级版，在更为激进的左翼立场上追求真正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解放。

无论是选择基督教，还是选择共产主义，现代中国核心价值的建构始终服务于中国的救亡主题。国民党对基督教的理解特别看重耶稣的服务和牺牲精神，试图用儒家的积极精神来阐释和消化基督教；而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天命观，以及共产党人作为先锋队而承担天命的救世情怀。现代中国思想的价值建构，始终以能否“救中国”作为其衡量标准。

在共产党的理论叙述中，儒家思想之所以受到批评，首先就在于儒家文化中保留了封建贵族主义的不平等特征，由此只能建立一个半封建国家，而无法建立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其次，儒家的“克己复礼”抑制了反抗和革命精神，从而使中国无法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地位，唯有以一种极具自我牺牲意识的、彻底不妥协的斗争反抗精神，才可能取得胜利。只有以这种革命精神，以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的美好未来为号召，才能动员并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参与斗争。共产主义核心价值与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究竟是依赖少数精英（儒家传统），还是全体人民大众（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中国革命能否成功、中国文明能否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现实问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回答：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新社会。无论是核心价值观的重构，还是社会政治组织的重构，共产党始终着眼于文明冲突的历史大背景，以中国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被西方压迫转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目标。

因此，不能简单地看待共产党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某种否定。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的儒家思想、变法图强的法家思想，始终是在共产党理论叙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批评，主要批判主张贵族制和封建礼教的“陋儒”，反而高度赞扬并继承了左翼儒家“替天行道”、“受命改制”的革命精神。正是将左翼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即以“人民”作为新的“天”或“上帝”，将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看作是“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人民”不仅是中国文明获得独立性的力量所在，也是中国文明最终服务的价值对象。

由此，“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权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政治伦理，构成了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现代核心价值的基础不是个体自由，而是集体利益、公共福利和人民的福祉。从人民共和国到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铁路和人民公社等等，新中国不仅有效地建构起一套普适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有效地将这个核心价值贯穿到经济社会组织和和政治体制中。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主义和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难题。“天下为公”的理念基于对古老历史的回忆，而在现实中最多能实现比它低级的“小康社会”。共产主义理想始终面临着一个何时及如何落实的现实迫切问题。无论是苏联提出的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还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实践，都表明了具体落实共产主义的困难，其号召力也不可避免地下降。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将凝聚全党全国的核心价值，从共产主义转移到中国文明历史传统，逐步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取代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无疑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始终与敌人及明确的阶级指向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阶级成分发生变化，新生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农民阶级的数量越来越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重新调整阶级理论并明确人民与敌人的具体指向。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民”这个概念面对阶级分化而导致的理论难题。随着中共理论话语中阶级理论被和谐社会说所取代，人民的概念及其价值主张被虚化。如何复兴“人民”的政治话语及其背后的阶级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无疑是需要迫切解决的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人权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进入中国，对新中国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和人民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成冲击。可以说，当前中国核心价值的场域中，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的自由主义思想、新中国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和中国古典文化传统这三种核心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争夺。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究竟走哪条道路，需要在三种文化传统中做出排序和选择。这已经具体体现在十八大报告中所列出的十二种价值中，但是主导权的争夺并未结束。而要明确中国道路，首先必须确立核心价值观。

体用之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消化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由此，中央不断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和研究工程。然而，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乃是现代文明发展几百年来所面临的历史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理论难题，就必须重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中国化”。“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意味着要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要用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化”马克思主义。新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无论是中国古典替天行道的革命思想，还是法家的变法图强思想，最终都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前者服务于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后者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真正扎根，那么，面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面临衰落的危险。

这实际上涉及近代以来的体用之辨。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的立场上。而当改革开放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实际上又出现了新的体用之辨，即主张摒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由此，出现了用自由主义来阐释儒家思想的种种观念：儒家思想中不仅有民主宪政思想，而且能够找到了普通法法治的理念。这三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体用之争，关涉到中国走什么路、哪一种文化传统将奠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是，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以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为体，以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为用；在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为体，自由主义为用。在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关系上，则坚持中华文化传统为体，社会主义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正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用辩证顺序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寻，必须更加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相结合。这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起航。

这一文化主张的政治哲学，主张人生来就处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所塑造的意义世界中：“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老百姓日用而不觉得价值观。”这是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进行“通三统”的文化工程蓝图。经济发展要服务于政治，而政治发展最终要服务于道德文化价值的提升。

仁爱与正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我们怎样才能继承和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价值必须要具有超越性，代表了人生的最高理想追求。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基督教背景下形成的自由和平等，其他都是从这两个核心价值中派生出来的。而在十八大提出的价值体系中，哪个价值是体现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呢？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将十八大报告中的十二种价值分成国家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和公民层面的价值。核心价值是一个人面对超验世界的最高追求。它要成为公共道德价值，首先必须是哲学或信仰的一部分。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提出，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中的“大德”则是超越于公德和私德之上，具有普遍哲学或信仰意涵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明大德”就是“明明德”。“明德”指人生来具有的内在光明德性，体现为人生而具有的仁爱之心。在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世界中，最高理想就是“明明德，在亲民，而止于至善”。正是坚守儒家“仁爱”这个最高的核心价值，宋代儒家才能化解佛教的挑战，形成儒释道互补的局面。而今天，面对现代社会的兴起，需要重新发掘中国古典传统的“仁爱”，以此阐释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人民等价值，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进而应对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

如果说“仁”意味着一个人生而具有的内在光明德性，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那么从个体进入到社会层面必须依赖“义”来提供具有普遍正当性的行为准则。而在现代文明中，“义”可以理解为“正义”。它依赖于我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关系的类型，不同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的正义原则，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等，都可以放在“正义”的核心价值之下加以阐述。可见，中国人的核心价值重构必须要回到中华文明传统中，重新理解“仁”和“义”作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高的人生准则，并将这种精神价值重新注入到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新阐释“仁爱”和“正义”的含义，以此来建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如果开始这种核心价值的重构，就应当强调“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一口号。这意味着，中国人重新复兴古典文明中以仁爱、正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以这种价值作为出发点，作为对等的价值观应对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挑战，重构中国的政治法律体系，从而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新的榜样生活。这才是“中国梦”的真正意义所在。

（编辑 楚佳）

科技与管理的自主创新者

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才是真正的进步

“曾几何时，点石成金的‘财技’、资本市场、金融创新、虚拟泡沫、货币经济……，新概念、新型企业家层出不穷，汇聚成‘新经济’的时代潮流。但“光芒万丈的金融市场，本质逻辑不过是下注赌博”[2]。放眼全球，以投机赌博为基本属性的虚拟经济和以及愈加膨胀的房地产泡沫，根本支撑不了大国崛起；也不会刺激科技进步，使企业形成获取利润并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性格的激进、好虚荣与攀比、赌性思维重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魔咒”，一旦挂钩难逃厄运。一些人靠赌博性思维经商多年，却不能进行产业化升级，只是在经济回暖的时候，采用各种名目进行银行融资，玩起钱生钱的游戏，一旦经济危机来临就开始躲债甚至破产。美国媒体的话虽然肤浅刻薄，但对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部分人来说，可谓一针见血。

当前，“世界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在于国外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在维持‘可接受成本’的基础上，针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提供较中国产品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 [3]是的，每个企业应对挑战总会以自己的实际为出发点，存在多种可能和办法，但企业家必须摆脱“赌徒困境”。要从容应对本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就是要解决能否提供“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这个主要矛盾。

研究全球产业史就会发现，企业生存发展归根到底是靠产品能否满足社会及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而这样的产品只能来源和转化于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和管理。两者对产品及企业的重要性，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来看，科技和管理恰恰是制约其产品全球竞争力的瓶颈，当然，也就适时地成了企业家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矛盾的抓手，从而也是企业主们回归到企业家作为创新者这一本来意义的捷径。

发展高新科技不能靠买卖和交换

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早在1991年，钱学森同志就说：“在一些人的思想中，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贷款才是第一，卖不出去才是第一。他们想不到，抓科技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4]但是，世界竞争史告诉我们：高新科技、尤其是核心技术是不能买卖和交换的，必须自主研发。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认为：“技术不能自立的企业在21世纪将没有立足之地”。[5]西方各国和公司对知识产权保护非常“自觉”，因为高科技不仅能带来巨额垄断利润（如：全球有超过90%的计算机使用微软操作系统），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市场如同战场，有谁会傻到去武装竞争对手呢？你寄希望于拿市场换或拿金钱买别人的先进科技，在他眼里，不是无知就是可笑。“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企业把技术分几代：即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这些大公司在中国研发中心研究的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6]因此，中国企业除了走“自主创新”之路别无选择！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7]这其中就饱含着对民营企业家们的殷切希望！

创立具有中国风格的管理理论和学派

基于业务，文化和人的不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管理文化，每个企业有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管理可以学习借鉴，但不可以照搬照抄。“鞍钢宪法”生搬到西方会水土不服，美日管理硬套到中国会成邯郸学步。创立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找到适合每个企业的管理“模式”，既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历史需要，也是争夺经济学、管理学话语权的需要。作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主体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必须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海尔集团是中国工业化的典型，张瑞敏的管理思想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他认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必须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真正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中国企业还是等在那儿，结局难以想象。”[8]德鲁克也曾寄语中国企业：管理者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9] 企业家们只有在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独特性这个基础上，群策群力，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为我用的原则，探索能兼顾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共享机制，不搞欺骗国家和消费者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才能创立具有中国风格的管理理论和学派。

坚定地走科技和管理创新的“正路”

华为是民企以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驱动发展的榜样。2013年，它以395亿美元销售收入成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商。华为每年坚持投入销售额的10%以上用于研发，现已是其领域的知识产权龙头企业。华为立足实践形成了有效的管理模式，它对管理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资金投入和“洋为中用”上，更体现在不搞盲目多元化、虚拟化，专注于实业上。华为目前也是500强中唯一一家没上市的公司。从科技和管理的自主创新及争夺话语权这个角度讲，民营企业家的榜样是张瑞敏、任正非，而不是李嘉诚、胡雪岩。要学习他们走专注于实业，以客户为导向进行“自主”创新，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正道”。

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对美德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崛起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英国在通过贸易保护取得工业的国际统治地位后宣传自由贸易，“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10]经济史表明，西方国家和企业正是凭着自主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完成工业化和占领全球经济制高点的。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因为害怕其他后进国家和企走自主创新驱动发展的“正路”，动摇其全球垄断地位，于是就“把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通过媒体或代理人忽悠中国走比较优势、产权改革、钱生钱会理财、投机赌博新经济的“邪路”。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定力。

塑造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参与者

中国工商文明的主流是“社会人”

    西方工商文化的主流是“经济人”，个人至上、唯利是图，以赚钱为德，以不赚钱为无德。现已引起内部人士的忧虑和反思。“‘极右’的索罗斯一贯反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写的《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给主流经济学戴上一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帽子，从理论到实践、从信仰到哲学、深揭狠批，全盘否定”。[11]其实，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一针见血点明“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12]而西方于今才多有反思，经济和企业伦理遂成显学，即是一例。

中国工商文明的主流是“社会人”，源于《易经》“利者，义之和”思想。先贤主张的“义利观”并不是宋代后的“以义抑利”，而是“义利并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一己之私。这种个人在追求利益时不能侵犯他人或集体利益的“义利并举观”，也是国人自古以来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或公众利益的原则。因此，中国商人有诚信无欺、义利并举、奉献社会的传统。近代民族企业家张謇、荣德生、范旭东、卢作孚、陈嘉庚等实业先驱，哪一个不是践行这些优秀传统的爱国先辈？！

发展好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发展好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光存在于企业之外，也存在于企业之内。柳传志说，“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13]

有人说：民企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公益慈善第一捐赠主体的地位。但是，相对民营经济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相对滞后，至今也仍然相对乏力。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如果先富群体一个个都移民了，社会责任从何谈起？中国在2011年即已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奢侈品消费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已成为全球公益慈善最发达的国家呢？民营经济领域需要反省和行动！[14]

维护国家和企业安全是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应有之义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运行中间,某些关键节点、重要产业和企业,在受到冲击之后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整体安全。实际上，对内“除了法西斯国家之外，美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更严密地控制了经济，以让美国公司的行动高度服从于美国国家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安排”。[15]对外“霸权主义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并使民主、人权、金融、货币、石油、宗教、媒体、投票箱、转基因等全都武器化，异化成为霸权主义的衍生品”。[16]据学者披露：比尔•盖茨、索罗斯、大前研一和谷歌公司则有推行种族灭绝、主张和参与分裂中国活动和作为美国政府网络战争武器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17]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严峻，作为比普通人多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民营企业家，更应该主动成为国家安全的维护者。

搞好企业安全就是间接为国家安全做贡献。笔者以为，可创立“企业安全学”，以达预防犯罪和确保安全的目的。企业安全至少包括资产（资金）和信息，生产经营，产品质量，个人财产，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安全。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不做假帐、不行贿，企业家个人及员工的财产安全就有了保障；企业不粉饰财报，不盲目引入外资、风险投资和咨询机构，重视保密工作，不乱投资、乱担保，不抽逃资金、不碰高利贷、不热衷炒房炒股炒期货，资产（资金）安全就有了基础；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做了贡献。企业合理布局供应链和营销的市场、渠道及客户，以质量取胜、不欺诈消费者，建立符合要求的内控体系、绩效体系、信息安全体系、安全生产和环保体系，企业生产经营、产品质量和信息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企业主走共富之路，不碰黄赌毒黑、不乱参加或资助NGO（非政府组织），就不会出现员工闹事，老板“跑路”，社会关系安全自然顺理成章；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做了贡献。

习近平同志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是个人和企业安全的基石。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千万不要忘记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义务，不要忘记自己的企业安全和人生归宿何在；当我们在全球布局和合作时，也一定要记住国家安全和企业安全的重要性，记住组成“全球私人权力联盟”、“公司帝国”的人及其“经济杀手”是唯利是图、冷血无情的。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惑，作飞蛾投火之举！

民营企业家要作“事业家”不要作“资本家”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人，在活着的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就是人生的价值。”[18]“企业这个定义，以中文来讲，做一件事业，做一个工作，前途有无限的希望，对社会是有贡献的，而且是永久的，不是做了几十年就没有了，一代一代相传，那个才叫企业。现在没有这个企业的观念，只要开个公司，做个生意，怎么去赚钱，就叫做企业，根本就是错误。”[19]要做事业，就要像荣德生先生那样作一个“事业家”而不是“资本家”；[20]就要立“常志”抓住“牛鼻子”驱动发展——抓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抓品牌、特别是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抓人才、特别是接班人和经理人队伍培养；抓个人修养，特别是公司治理和劳资关系——如此，“富不过三代”就不是噩梦，“基业常青”也不是做梦。

利益是立场的根基。立场决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商文明必是在——民族复兴的事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体西用的经营，中华文明的精神——的融合中实践而成。

中国民营企业家要无愧于时代

陈锦江正确地指出：古代中国并非惟一具有强烈的反对商人阶级偏见的社会。埃及、巴比伦、罗马、希腊、中世纪的欧洲及17到18世纪的英法都“鄙视商人并限制商人的司法和政治权利”。“而且因为他们威胁到现存的政治权威和支撑该权威的价值体系，商被猜疑。”中国的“商”字比英语中对应的词要宽泛得多。“讲到‘经商’，基本上就是讲非农业的经济。”把中国没能建立起现代经济“归咎于反商意识只能是给了一个简单化的回答”。[21]“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22]明清300年间就“出现了驰骋商界的商帮，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23]

历史的真实是“中国是世界上商业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舜是传说中最为有名的商人”，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商人的“黄金时代”。[24]齐桓公起用商贾管仲以商富国而成霸主；范蠡辅佐勾践称霸，功成身退商以致富，遂成财神陶朱公；弦高犒师，机智爱国；商人助郑开国，郑国立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子贡经商纵横诸侯之间，支持老师孔子完成理想；白圭曾为魏相后仕秦国，经商成巨贾。及至卫国“国际大商人”吕不韦拿政治当期货，操纵政治，物极必反，遂使秦皇刻石抑商。汉初商人又“交通王侯”，诸侯经商做大酿成“七国之乱”，终使汉武帝严厉抑商，独尊儒术，奠定了延续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农本商末”的主流意识形态。

今天，私人资本干预乃至操纵政治，政商“旋转门”已是欧美日普遍现象且深受其害。我国历史上早知此弊并加以抑制。无非汉代及以后矫枉过正，遂使我工商落后于500年来之欧美，实是国情和历史演化使然！如今许多人“碎片”历史，虚无历史、不辨真伪，一味责难我自古就“重农抑商”，片面极端，误国害民。

笔者之所以讲以上历史，并非复古或肯定汉朝以后抑商政策的绝对正确性，只是想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自有其特点和优点。如今某些人对自己的“祖宗”缺少起码的自尊与自信，妄自尊大已没有，妄自菲薄已太甚，一定要拆了故宫建白宫，历史和民族的虚无主义、言必称希腊的媚外式教条主义盛行，脱离历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连西方人都感到惊讶和可笑！

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正处于发展的历史性“黄金时期”，衷心希望大家抓住机遇，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和任务，从而无愧于这个时代！

                                       （编辑：东源）

在城镇化背景下，三农政策的方向如何，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有意无意争论的焦点。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的国情与农情，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城镇化战略和三农政策措施，在当前中国学界与政策研究部门已形成两条不同路线的争论。两条路线是基于对当前国情、农情的不同判断，并有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城镇化和三农政策的建议。一种路线可称为“四化同步派”，这是当前的主流意见，也是从中央到地方政策实践的主流。另一种路线可称为“小农经济派”，在政策实践中也占有一定位置，也是当前中国不应忽视的声音与主张。

“四化同步派”的两个预设、八种说法

四化同步派的一个典型说法是“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后来又加上“信息化”，从而形成“四化”同步。无论是“三化同步”还是“四化同步”，其核心含义都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也就是要在“四化”过程中，消灭传统农业和构成传统农业基础的“小农经济”，重新构造农业基本组织方式，将小农经济转变为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在“四化同步”的视野中，城镇化与传统农业是对立的、相互替代的关系，是城镇化快速发展与传统农业快速消失、小农经济快速退场的同步进展的关系。

“四化同步”的预设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镇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农民进城了，城市化率高了，农业人口自然减少。尤其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谁来种田就成为大问题；推动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搞“四化同步”，也就成为三农政策题中应有之意。二是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无效率，农民也不可能靠“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致富；只有扩大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种田才能发财，农民才能小康。

基于“四化同步”的以上两个预设，政策上就一定要让农民进城后能在城市居留，将当前“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变成能在城市安家的真正城市人口，因此要在户籍、住房、社会保障，乃至农村土地制度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农民进城安居的问题。同时，在农业领域，一定要推动资本下乡，“确权确地”，推动并规范土地流转，支持规模经营，鼓励农民进城，将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变成财产权，让耕地“三权分立”，让耕地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等等。

“四化同步”舆论中，有几个比较普遍的说法。一是攻击城乡二元结构，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当前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而有意忽略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已变成保护型社会结构的事实，也不去理解当前土地对于农民实际上是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事实，而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是不能交易的；二是认为传统农业无效率；三是小农不能致富论；四是小农无法组织起来无效率论；五是农民权利论；六是谁来种田论，最典型的是现在进城的农村年轻人都不愿回去种田；七是土地抛荒论；八是农业失血论，等等。

小农经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秘密武器”

与四化同步派相对立的是小农经济派。小农经济派认为，当前中国还有七亿农村人口，其中包括接近3亿的农业劳动力，此外，到目前为止，进城务工经商的大约2.6亿农民工的大多数还没有获得真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收入和就业条件。大多数农民工只是年轻时进城镇务工经商，年龄大了还可能返回农村务农。而且，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父母子女仍然留守农村。通过代际分工，由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务农获得农业收入，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获得务工收入。而村庄生活成本低，自给自足经济可减少农民家庭的消费支出。这样一种收入比较多、支出比较少的结构，才让农民家庭可有经济节余，生活质量相对较高。

针对四化同步派担忧将来农村无人种田的问题，小农经济派认为，虽然年轻人不愿务农，希望真正在城市体面安居，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下，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体面安居所需的就业与收入条件。这与政策和制度没有关系，只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这也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城人口中正规就业比例不高且都存在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原因。这种情况意味着，年轻时进城农民工的大多数在城市奋斗二、三十年，却仍然不能在城市体面安居，若不能返回农村，只能沦落到城市贫民窟中。相对于城市贫民窟这样既不体面、又不安全、还无保障的城市生活，返回农村是理性选择。返回农村是一个过程，即进城农民超过一定年龄阶段，比如40岁或45岁，他们还没有能够获得体面融入城市的就业与收入条件时，就要考虑返乡。经过大约5年甚至10年时间的返乡，农民工终将返回农村。而经过10年，他们早已熟悉农村生活，学会了农业生产，也就成了务农的主力。

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大部分进城农民工不可能在城市体面安居，返乡农民工的数量将极其庞大，谁来种田当然不是问题。

小农经济派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以百年来计的。中国自改革开放加速城市化以来，才有30多年时间，真正完成城市化还要30年甚至50年。加快推进城市化，进入城市的农民无法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他们就不可能体面地城市化，城市中必然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庞大的、难以治理的贫民窟。在当前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框架下，进城农民可以返乡，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人口依然庞大，进城农民还可返乡的情况下，推动农村土地流转、鼓励资本下乡、推进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或可能让大多数依然要依托土地生存的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家乡。这不仅对农民不人道，而且使中国丧失农村这个现代化的缓冲空间和稳定器，发展必出现不稳，国家丧失调整能力，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小农经济派认为，当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还有巨大的发挥作用空间。正是仍然发挥基础作用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这又是中国未来30年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小农经济派反对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认为老人农业有效率；农业本来就是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指望农业致富不可能。小农经济派还从熟人社会、社会价值、自给自足经济、社会网络与资本、中坚农民等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认识。

在小农经济派看来，城镇化与传统农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关系，而非相互替代更非相互对立的关系。正是中国式小农经济为中国快速现代化，为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小农经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秘密武器。

为资本服务还是为小农服务

因为对当前国情、农情的认识不同，四化同步派与小农经济派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政策以及三农政策上的主张，差异极大。

基础意义上，两派都对当前三农政策不满意，核心都是认识到目前分散小农经济存在一定问题，关键是农民组织程度太低，甚至自上而下的国家财政转移资金都难以在农村落地、与小农对接。提高农民或农业的组织程度是两派共同的主张。

但在如何提高农民或农业组织程度上，两派意见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四化同步派认为，提高农业组织程度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一派主张，应该围绕农业现代化来进行农业投资，配套农业服务，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当然，四化同步派在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搞农业规模经营上，内部意见略有差异。其中比较稳健的一派认为，还是要坚持家庭经营为主体，因为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农业天然适合家庭经营。这种比较稳健的四化同步派与小农经济派之间时有相通之处。“四化同步”的激进派则主张，由资本来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只有搞资本农业，中国农业才能现代化，三农问题才可解决，中国现代化才能实现。

四化同步派中，即使按稳健的家庭经营主体派的观点，大力发展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一个家庭农场按100亩计算，全国2亿亩耕地，只能容纳2000万个家庭农场；而目前中国大约有2.3亿农户，国家支持家庭农场，就要用家庭农场替代小农户，若真能替代，还有大约2亿户小农到哪里去？

四化同步派期待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搞适度规模经营，来改变当前三农领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组织化程度上讲，就是让国家不是与数量极大、十分分散而又剩余很少的小农对接，而是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甚至农业企业对接。这样，国家的农业政策和转移资源较易落地实施，粮食就安全，农业就有希望，三农问题就可缓解，甚至可有效推进城镇化和现代化。因为小农都进城买房，不仅为城市提供大量劳动力，而且拉动了城市需求，为中国经济走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就是不知道农民消费的收入从哪里来！

因为以规模经营或适度规模经营为理想型，四化同步派在政策上一定要推动国家财政转移重点支持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资本下乡；确权确地，让农民签定规范、长期的土地流转协议，推动农民进城不可逆的政策设计；以规模经营为基础，重组乡村基层组织与服务体系，比如乡镇事业单位的“以钱养事”改革，和村庄社区化管理；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围绕项目投入资源，搞城乡一体化。

小农经济派立足小农经济将在未来一个时期长期存在的判断，认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必须以小农为基础目标和主体。如何提高小农组织化程度，历来有三种主要主张。一是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社，二是发展综合农协。在小农经济派看来，这两种主张都存在问题。专业合作社只可能在十分有限的领域有所发展，而综合农协，尤其是纵向的高度组织的日韩台式综合农协，在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仍然众多、小农经济仍是汪洋大海的情况下，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

小农经济派最重要的主张是，既然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约30年）小农经济仍将存在并有活力，并有重要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功能，政策就应站在小农立场上进行考虑。比如当前小农种田，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地分离，农户土地规模狭小、田块分散，确权确地必使耕者更加难以耕种土地。所以农民有两盼，一盼扩大经营面积，二盼土地连片经营。如果说第一个问题难以解决，第二个问题则是不难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国家始终没有真正面对，反而莫名其妙地推进土地确权。

在小农经济仍然普遍存在且为主流的情况下，各种三农政策必须以小农的所盼所需来制定，比如给村社一定权力使村社可以为小农解决一家一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事情。以小农经济作为基础的乡村组织建设，应加强乡镇事业单位为小农服务的能力，而非推进所谓“以钱养事”改革。国家财政、政策、各级政府，究竟是为资本服务还是为小农服务，是一个大问题。

四化同步派和小农经济派分歧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是当下的激进还是未来30年的渐进？谁应当是农业经营主体？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为谁服务？农业领域是要搞更多资本主义还是保留部分社会主义？是更多运用市场还是保留一定计划及保留部分自给自足经济？是只从农业考虑还是要多从农民角度考虑？是更多从城市人食品安全考虑还是更多从农民生存保障考虑？是从“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考虑，还是从每个人都有基本的保险和农村退路角度考虑，等等。

这两派的路线之争，也反映了形而上学和实事求是两种方法上的分歧。

正是两派对基本国情、农情判断的差异，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设计，这是两条路线之争。

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参与讨论。

（编辑 萧枫）

我国与欧美在PPP模式运作上的差异

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欧美国家兴起的一种有效的项目运作创新模式，旨在高度市场化环境下,引导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资源在城市公共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并避免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投资和建设运营失败。通过对社会公共资源和非公共资源的结构化协作和综合利用，PPP模式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投资领域有效地平衡了市场的过度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克服了公共管理部门由于脱离市场而带来的效率和效益上的缺失。

PPP模式的缘起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欧洲的收费公路建设计划。1992年，约翰·梅杰的保守党政府在英国引入了私人投资计划（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成为第一个具有现代PPP意义的公私合作项目计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在城市和区域重大设施的项目运作上陆续尝试实施，由此PPP模式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实施多主体合作的一种重要项目运作模式。

1984年，香港合和实业公司在深圳投资建设沙角B电厂项目。1995年，法国电力国际和通用电气阿尔斯通中标投资的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是中国PPP模式下第一个国家级批准的规范化BOT投资试点项目。

一般而言，PPP模式可以具体包括设计-建造（DB）、设计-建造-融资-经营（DBFO）、建造-拥有-运营（BOO）、建造-拥有-运营-移交（BOOT）、购买-建造-营运（BBO）、建造-租赁-营运-移交（BLOT）、经营许可证、运营与维护合同等多种交易和运作模式。

PPP本义上是指公共机构与私营机构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的契约伙伴关系的市场化合作方式。从表面上看，欧美与中国国内的PPP结构上相似，但在实际运作目的和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PPP在欧美国家主要是为了校正市场的过度运作以及公共部门的过度低效而造成的市场失灵；（2）中国国内初期的PPP是被引导的非自觉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引进外资、弥补政府财力的“被PPP”行为；（3）大量隐性PPP存在于建筑工程和土地开发领域，但合作各方未能形成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仅靠一定程度的承诺和信用维持；（4）PPP在中国被广泛误解为项目的融资模式，但实质上，PPP是一种资源整合的项目综合运作和交易模式，其中包含了多种融资路径。总体而言，国际上的PPP已经进入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创新实践，而我国的PPP目前仍处在国家引导、市场自发摸索的初级状态。

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与市场机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型城镇化”作为内需拉动的国家战略。中央的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明确了六大任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2014年3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规划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

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新型城镇化在以下若干方面区别于“传统城镇化”：

发展目标转变。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野蛮生长和粗放扩张的过程，不少地方政府盲目以招商引资、GDP、城市新区开发等政绩目标为导向推动城镇化发展。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城市综合运营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以人为本实现城市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最终实现人文关怀。

主导力量转变。中国过去基本走的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道路，市场充当了配角，参与的力度和深度远远不足。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将更加注重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更加强调发挥市场主导的功能和作用来实现城镇化进程中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规划模式转变。截至目前，中国各地的区域与城市规划仍然处在相对分散和割裂的状态，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城市总规，土地规划，区域控规和修正详细规定编制权分散、规划层级不一，规划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目前，以广州等为代表的城市已经开始探索城市规划的“多规合一”，力图解决上述规划问题，以科学的城市规划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融资模式转变。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不断清理，房地产调控下土地财政的逐步萎缩，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逐步被压缩，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过程所需要的高额资金投入正面临日趋严重的融资瓶颈，新型城镇化呼唤城市融资模式的创新。以公私合作（PPP）模式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化的公共设施和土地整合领域，市场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来，是确保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的活力源泉。

总而言之，区别于以往“政府主导”的传统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有必要引入和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创新型的公私合作（PPP）模式，明确政府与市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分工，让市场充分参与城市规划建设运营决策，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通过城市规划统筹指导城市综合开发运营，运用市场化融资方式解决城镇化资金需求，从而达到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国家战略所带来的市场井喷效应，我们也可以预见，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实施将为中国带来一个黄金市场机会，而城市综合开发运营（以下简称城市运营）模式将是把握这一市场机会的最有效方式和途径。

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3.7%，从城市化发展的理论与一般规律来看，我国已经从以城市开发为特征的阶段，逐步过渡到以城市运营为特征的阶段。城市运营是一种超越单纯住宅二级开发或商业二级开发的房地产概念、规模和运作模式，强调人文价值、产业发展和城市资源的均匀配置与城镇总体功能的平衡发展，以复合业态为主要特征，涵盖了居住新城开发、城市商务办公、产业园区、休闲旅游、商业贸易等不同主题的房地产业态以及环保产业、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提供等城市级公共设施的投资和运营。

因此，城市运营模式要求对多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需要具有多种背景且资源互补、能力互补、机制互补的机构共同合作推动，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城市资源重新配置以及城市价值再创造，从而达到满足政府、市场和公众的共同要求。

中信积极探索城市运营的模式与优势

从2011年开始，中信地产结合项目的实际拓展情况，探索城市运营模式；2012年年底，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进行了理念创新，提出城市运营应该顺应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以土地运营为基础，以产业运作为保障，以资本运作为核心，以产业、生态、交通、文化和人居“五位一体”为目标，推动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2013年以来，中信地产“调结构、转方式”战略转型的探索，基本确立了中信城市运营的创新PPP商业模式——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契约伙伴关系，以前瞻性的策划和城市规划、土地整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产业投资等一系列的资源整合运作，提升目标城市的功能规模和资源价值，从而获取土地溢价和投资增值收益。

中信城市运营是与政府建立起来的新型公私合作（PPP）关系，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图1）。这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法律途径，充分授权项目主体，负责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提供城市运营的政策支持；城市运营商作为市场主体，是城市运营战略资源的提供者和运营主体；政府和企业共同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城市资产获得增值，城市的竞争力得到提升。市场化机构可以在效率和融资方面与各地方城市政府形成互补，通过资本要素的更合理组合运作，实现土地、产业的价值再造和效率提升更大的价值。

图 1 城市运营理念的交易模式

中信城市运营的PPP模式不仅可以为中信地产带来新的业务创新机会，也将为中信集团内部的金融与非金融产业的协同公司带来巨大商业机会。中信城市运营以城市的整体功能营造为着眼点，可以直接或间接带动30多个城镇化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大规模金融资本进入城市相关产业提供了便捷的路径，从而为集团内兄弟公司分享新一轮的城镇化红利带来巨大的市场拓展空间和机会。

通过积极探索中信特色的城镇化PPP模式，在未来二至三年时间内，中信城市运营有望形成具有中信特色的城镇化品牌和中信地产的差异化发展优势，成为中信集团业务协同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平台。

                                                 （编辑  季节）

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战略举措，同时也是中国房地产业增长的推动因素和发展基石。作为城镇化推进的主要载体，房地产业的转型创新又为新型城镇化注入了持续动力，两者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

中信地产2014年度论坛“协同带来增长——中国城市之路”，聚焦“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关注城镇化规划、城市形态、政策差异、产业布局、金融助力新型城镇化，以及“社会地产”的角色等多个维度。对于新型城镇化给地产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房地产企业应及时调整发展策略，转变经营方式、创新业务模式，以谋求改变与突破，探寻出助力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有质量推进的房地产企业综合服务的典范。

王炯*：中信地产探索差异化发展方式

  中央已将新型城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信地产紧扣国家发展战略，抓住契机，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导入，与地方政府开展全面合作来积极参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随着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推进，中信地产通过强化资源整合、转方式、调结构，发挥协同战略优势，实行“轻资产”管理输出模式，并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境外业务，用市场化的手段探索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新经验，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房地产市场，与十年前的市场格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以土地升值为核心的经营方式，造成了城市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和产能过剩。而今，我们相信，房地产行业正在从过去简单的土地红利带动增长，向集约、有内涵、注重公共配套、夯实产业的方向转变。从近期房地产行业发生的许多变化，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目前，中信集团正在有序推进整体上市、进入香港资本市场，中信地产作为中信集团非金融板块的一个重要子公司，抓住中信集团进入资本市场的契机，正在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清晰公司的战略定位，创新公司的商业模式。中信地产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行业背景、资源以及整体影响力，发挥业务协同战略优势，尤其是利用好中信金融平台的协同资源，探索自己的差异化优势，以客户为导向、调整结构、转变方式、加快发展，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央已将新型城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信地产紧扣国家发展战略，抓住契机，依托中信集团的金融板块全牌照经营的优势，以及非金融板块在建筑设计、工程建设、环保节能、技术研发等众多领域的综合实力，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导入，与地方政府开展全面合作，积极参与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履行央企的社会责任。同时，实行“轻资产”管理输出模式，作为央企，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境外业务，用市场化的手段探索国有企业创新发展的新经验，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当前的形势，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将为企业长期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国有企业要以提升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那些主动顺应形势变化，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和结构转型升级的企业，才会呈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

宋春华*：新城市化背景下的规划和房地产开发

中国的城镇化整体呈现正态效应，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30多年的城镇化积累了大量问题，迫使新型城镇化必须转型发展，核心是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1979年，美国一个城市地理学家提出一个所谓S曲线，这条曲线反映出城镇化的一个规律性的特征，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正弦波曲线上升的过程，其中有两个拐点，第一个拐点就是城镇化到30%之前，经济的发展通常比较缓慢，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而过了30%，这条曲线开始变陡，国家一般是处在工业化社会。到了70%以后，又继续变缓，进入到后工业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展，城市化也经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2013年，我们已经达到了53.7%的常住人口，其中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36%。到2020年，常住人口要达到60%，户籍人口达到45%。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政府的强势调控，这使得我们没有走日本和韩国那样的道路，以大城市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城市化。我们也避免了像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情况，出现过快过度超前的城镇化和低收入者的贫民窟化，过分的分散布局，低密布的扩张，过度依赖私人汽车的出行，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等观念。

    中国的城镇化总体上呈现出正态的效应，吸纳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力，扩大内需，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改善人民生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型的城镇必须转型发展，我们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是我们城镇化的“升级版”。对此，我讲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型的城镇化，不能只“化”劳动力不“化”家庭。人口的载体是家庭。要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2013年年底，中国大陆的人口达13.6亿人，13.6亿人组成了4.3亿户家庭。7.3亿的所谓的城镇常住人口，其总户籍人口4.9亿，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农民工2.4亿，户籍人口中就业人口3.8亿，非就业人口为1.1亿。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的这部分劳动力，跟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和农村的抚养人口共同组成农村的家庭。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是他的家还在农村，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他的家庭被解构，出现了留守老人和儿童，其次，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益，这是不公平的；再次，大量的季节性的人口流动，为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出行的成本很高，而且这种瞬间的巨大压力是不利于交通系统的平稳运行的；还有留守老人留在了农村，打工出去的年长者到时候要回到农村，所以农村的老龄化将快于城市，农村的养老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些问题必须要认真对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有序的转移农村人口市民化，不但劳动力的家庭要进城，让符合条件的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让他们享有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我觉得核心就是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第一就是大概一亿的农村转移人口，要落户城镇；第二要改造一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还要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城镇化。这三个一亿人，对我们城市规划和房地产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必将影响到城镇的规模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规划和房地产开发任务非常繁重，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二，新型的城镇化不能只造空城，没有人气，我们要有准确的定位和产业支撑。城镇化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的生产力布局的调整。首先是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兴起需要输入补充就业人员，所以农村人口转移的动力源是产业的升级转移和集聚。如果没有产业支撑，不能提供就业，不管你造出多么好的新城，不管你的马路多宽，广场多大，你的楼堂馆所多么漂亮，不会吸引人也留不住人，只能是空城。所谓拉美陷阱的教训就是大量涌入到城里的人群没有就业，这种没有收入的人群造就了贫民窟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安居和乐业是相辅相成的，安居才能乐业，同时乐业方可安居。我们必须要摒弃那种没有产业支撑，只靠房地产开发的城镇化。我想我们对所谓的造城运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不论新城的开发还是旧区的改造和扩容，首要的就是要研究城市发展战略，确定好城市的定位。

    第三，要选择好主导产业和产业集群，要在一定的区域内研究专业化定位和分工协作的关系。我们的城市规划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紧密的结合，城镇规划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做空间规划，要研究生产力布局，与产业规划衔接。

    第四，新型的城镇化不能只铺摊子，拼资源，要坚持集约紧凑和低碳，也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没有产业支撑的盲目造城，往往是铺摊子、拉架子，显示气派，然后搞标志性建筑，要一个广告效应，紧接着就是大搞房地产开发，以物业的增值预期来吸引资金，实际上是投资性和投机性的需求，少见最终消费，所以物业晚上缺少灯火，而被称之为“鬼城”，高企的房价让楼市转入低迷，脆弱的资金链一旦断裂，只会留下大量的闲置土地和积压物业，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土地资源和能源的极大的浪费。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在空间的布局，我觉得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大手大脚，过度的占用土地甚至农田，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难以提升，资源利用率大打折扣。我这里有三个数据，到2010年我们城市建设用地扩大83%，而人口只增长45%，这种增长的比率是1.85，国际公认的标准是1到1.12，显然我们的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本世纪以来，建成区的面积扩大了50%，而城镇人口只增长了26%，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人口密度实际上是下降的，因为土地增长太快。2001年到2008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55%，建成区增长6.2%，城市建设用地增长7.4%，所以我们的建设用地比并不高，只有日本的1/10。还有资料显示，深圳建设用地每平方米的产出不足香港的1/3，不足新加坡的1/4。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贯穿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坚持一个基本国策就是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我们需要做的至少有四个方面：

第一，要加强城市的范围和界面问题。界面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那种扩张性的、摊大饼式的、无限蔓延发展的做法不能继续，要根据区位自然条件、城市的性质，界定发展范围，要有限制，合理的确定界面。人均综合用地要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我们很多城市都超过了100甚至超过了120平方米。这里边还要有严格的划定三区四线，哪些地方不能建设，哪些地方可以建设。

第二，合理确定规模和强度的问题。需要开发的地方要搞好市场调查，合理确定规模和开发强度，避免那种强冲击性的开发模式。要有一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依托自然、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第三，绿色运行的问题。城市的运行需要外部输入资源能源，要输入，还要输出，就是污染物，因而留下碳足迹。交通建设不在于路修多少，关键布局要紧凑集中，减少出行量。另外，在布局上要适度混合，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实践这样一种规划理念。而我们过多的强调分区分工，所以出现了不少的“碎城”，形成钟摆式的大交通，这是非常糟糕的。必要的出行中，非机动出行和步行出行要优先，尽可能骑自行车，哥本哈根就主张骑自行车，主张公交出行。在公交出行里，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优先，我们还可以采取一种TOD的开发模式，就是以公共交通的快速公交的节点为引导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第四，新型城镇化如何传承文脉。不能只有物化没有文化，我们要塑造有特色和美丽的城市，现在我们很注重物质方面，注重硬实力，但对软实力关注不够，这是价值取向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有很多不良倾向：第一，高物质化。我们追求效率，追求财富，但是忽视了人文精神的认同和培育；第二，去历史化。漠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有大量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在大拆大建中消逝；第三，奢靡化。审美价值扭曲，追求奇特怪异，光鲜亮丽甚至于戴面具装洋相；第四，同质化。我们规划的设计缺乏创新，跟风模仿，先跟“欧陆风”、“拉斯维加斯风”，到处是LED霓红灯，又跟“迪斯尼风”，住宅上搞一个“灰姑娘城堡”，现在有两个风又在跟，第一叫“非线性风”，还有一个就是“超高层风”，不管需不需要，千城一面，特色殆尽。我们要挖掘我们自身资源，强化我们的传承，把我们的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魅力空间。还要促进传统、现代本土和外来的融合，形成一种多元的开放式的现代城市文化。在旧城改造中，要传承和保护优秀的文化基因。在新区开发中，要融入传统的元素，和自然的人文特征进行衔接，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

第五，新型城镇化不能只偏大不爱小，只顾城不爱巷，要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大城镇格局。我觉得城镇体系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规模结构，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合作以大代小。首先起支撑作用的主体还是城市群，所以要发展集聚效率高、体系优势互补强的城市群。东部的城市群加快发展、优化，同时要参与国际竞争；中西部的城市群要加快培育，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二，各个中心城市要发挥它的辐射带动作用。第三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第四要重点的发展小城镇，我认为大概将以这样一个排序来研究我们城市发展的布局。另外，乡村是统筹规划的问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要实现一体化，特别是农村的规划和管理，现在这方面非常落后，要提高规划水平，建设具有特色的美丽乡村。

巴曙松*：金融如何支持城镇化的转型

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城镇规划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运行直接相关。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金融的定位与角色至关重要。通过完善土地金融、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与财政改革，建立一个高效、包容且可持续的金融体系，这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城镇化的推进广受关注。现在的资本市场上，银行股的估值都不是太高，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前几年以地方平台形式推进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有多少可能会出现风险和不良资产。以城镇化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运行是直接相关的。

从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逐步的放缓，通过城镇化来为增长找到一个新的动力，这是当前讨论城镇化问题很重要的大背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工业化的速度正在放缓，如何通过城镇化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方面的考虑。在下一步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之间差异非常大。过去30年的城镇化进展中，城市财富的积累比较集中在少数的城市和少数的区域。要考虑如何通过兼顾差异化的城镇化，来使不同区域的增长更加协调。

总体上来看，城镇的规模比较小而且比较分散，导致城市的集聚效率和专业分工（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不充分，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可能已经不再是摊子铺得有多大，而更多的是人口密度的适当提升，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交通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形成产业的集聚和分工，我们要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的动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通过城镇化来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中就是一个户籍制度改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如果得不到相同的公共服务的支持，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不同人群之间的消费力差异就非常大，这不仅限制了消费增长及消费动力的释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农民工在城里要住一个地方，而农村的这块宅基地他还不敢放弃。

我们过去的城镇化进展是非常快的，这也是今天城镇化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环境——进展快、规模大。每年的新增城镇人口为过去的30年新增的城镇人口的5倍，保持了正相关的关系。从历史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放开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大量人口劳动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农业流动到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因此成为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也被我们地产开发机构视为所谓的一线城市，人口流动重塑了中国的城市格局。我们在分布的过程中也产生一些问题，其实城市常住人口中有差不多40%是居住在县区和镇区，这些地方实际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如果按照正常标准来看，很难说是城市化，而且因为受种种户籍制度的限制，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推动的生产方式。就业方式和消费结构推不下去，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

 土地的快速扩张，在使用效率方面是一个大的挑战。很多城市其实人口在流出，在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出，恰恰这些地方的城市建成区土地扩张速度非常快，比沿海地区速度还要快。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的此类现象更突出，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其实比东部那些发达地区的扩张速度还要快，而且从土地使用结构看，工业用地的占比过高，住宅和商业用地的占比偏低，这个在全国是非常普遍的。

跟国际的大都市比，中国城市的居住交通绿地占比过低，这也是导致房价上涨很现实的压力。我最近正好在哥伦比亚访问，它的居住占比42%，绿地15%，交通18%，这三个就占到了差不多85%。而以中国上海为例，居住占比20%，绿地6.7%，交通18.6%。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城市自然就显得比较拥挤。按照目前的速度，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5%~70%，大约有十亿人生活在城市，这是中国继续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一方面还是要提高已有的居住面积的人口密度，除了几个一线城市之外，我们的一些城市人口的占比，尤其是大城市占比密度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还要研究如何以城市群作为载体，促进不同城市之间、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实现适当的产业分工、提升效率。

在社会政策方面，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发现，其实过去30年城镇化的成功，充其量有100个或者50个城市是成功的，跟基本量相比是很少的。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前50个城市，而前10个城市的外来人口占整个外来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前50个城市里边有32个城市是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只有沿海广东江苏福建等18个地级市，而且是需求最活跃的地方，这是房地产行业要关注的问题。随着产业的内迁和增长重心的转移，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化，不仅仅只是向城市向沿海流动。目前又出现中老年外出打工者回流的意愿在迅速上升的趋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不能够很好地把他们吸纳在城市，到一定年龄之后，他们可能就回去了，导致农村找工作很难，城里找工人也很难。同时，我们可持续发展要更加关注环境，所以这就自然而然提出一个挑战，下一步怎么来负担这样一个新型的城镇化。

 通过适当的改革财政金融的调整，城镇化融资的成本也是可以持续下降的。如果城市建成区面积稳定在目前的水平，城市人口密度相应的增加，这就会降低城市基础设施所需的资本性支出和运营维护成本。今后城镇化重点建设的领域和支出的领域，跟过去30年相比，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我们做了一个计算，中国只要将财政和金融做适当的调整，是可以负担起下一步的成本的。挑战在什么地方？我想在如何实现和释放这个集聚效应，改变资本利用的低效力，改变人口在效力驱动下的迁移，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这些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融资动员能力上很强，从基础设施资金的来源看，融资来源是用户付费比较多，土地出让收入或者土地财政，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目前这方面仍有很多问题存在，地方政府到底是什么角色？未来怎么进一步地持续发展？还能不能再加杠杆？潜在风险是什么？土地资源之后在哪里再找资金来源？公共服务需求上升特别快，钱从哪里来？教育和医疗90%以上的支出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性的政府开支占到中国一般性财政开支的80%，还没有包括政府基金和其他的来源。支出责任正在下沉，基层的税收比较集中，因而要做财税体制的调整。没有财政体制的调整，可能下一步城镇化转型也有难度。

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问题。过去十几年，房地产业是市场很简单，政策却很复杂；现在是政策很简单，市场却很复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融资下一步如何同时动员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住房成本比较高的国家，如果不给需求方提供补贴，保障性住房也很难持续。所以，下一步城镇化改革必将伴随财政的结构调整，公共财政的改革，重新划分支出和投资的责任。有些地方领导、特别是市长很委屈，说现在各个方面的专家领导都批评我们的土地财政，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好的吗？我们是在现有的金融财政体制下，用错误的方法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融资不对，但是这种方式能支持我们做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再靠卖地扩大规模，支撑基础设施融资，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而且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随着拆迁难度的加大，成本在上升，每一个拆迁过程中可用于地方政府的部分其实越来越少，所以这条路线也终将走到尽头，需要土地财政在这方面进行调整。

如何构建持续稳定的债务融资的机制，地方政府融资怎么建立市场化融资机制，哪些环节政府可以进入市场，哪些可以进入银行的融资，哪些可以进入债券市场。我们要对现有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进行清理分类：哪些是公共性的，哪些是可以市场化的。从改革的情况来看，我们预期可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支持城镇化继续推进的金融体系。靠它来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加公平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以及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系。

秦虹*：新型城镇化中房地产的发展机会与政策差异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正在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发展阶段，房地产行业也将面临从趋势性机会转为结构性机会的问题。未来的房地产企业，必须坚持多元化与创新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到2020年，城镇化要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转型发展主要是以提升质量为主，其中本身包含了城镇化未来发展的诸多新内容：

第一，改变过去只能务工不能定居的城镇化格局。转变成既能够在城镇就业，又能在城镇务工，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开放过去所有的排他性的城市公共服务，促使外来的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实现真正的定居，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单纯以卖地扩张城市建设用地的方式，转变粗放式的城市发展土地使用格局,挖潜土地使用效率为主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城市发展来说，要改变过去那种独立、分散的，各自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转变成未来的城市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城市群内的各城市协同发展的这种格局；要改变过去那种城市建设主要靠银行贷款负债，或者是土地出让来支撑城市建设资金来源的模式，以扩大社会投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的模式；要改变过去大拆大建，千城一面的建设方式，转变为发展城市特色，保护地方风貌，以及绿色节能新型的发展城市建设的模式；将简单、粗放的城市管理方式，转变成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城市管理的发展格局。

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城市化包含了很多新的领域。房地产业的发展，从来都是依托于城市的发展，那么未来的房地产业发展，必然要伴随着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实现房地产业的转型发展。因为房地产业经过了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曾经把这个发展阶段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性机会即将过去，我们未来迎接的主要是结构性机会。但是未来专业化能力强的企业才能在这个房地产行业中找到新的结构性机会。房地产投资人必须要做好正确的趋势判断，否则你们未来的投资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格局？我们认为和过去相比，将会出现以下三个新的特征：

第一，房地产行业和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一样，它的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未来房地产业的增长将从过去的低基数高增长，变成了高基数低增长。行业高增长现象不可再现，因为我们已经存在一个很大的投资建设的基数，并已经迈入一个低增长时代。

第二，过去以新建房交易为主的时期即将过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包括住房市场、非住房市场，一定会转化为今天发达国家的市场格局。我们与国外的房地产市场最大不同，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以新建住房交易为主的市场，满足住房需求主要靠新建住房；而发达国家毫无例外全部进入以二手房存量交易为主，美国一年房屋成交量达到接近500万套，但是91%都是二手房交易，新房交易只占10%都不到。我们过去在福利分房的住房制度下，不能够自由的以市场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再加上过去十几年城镇化发展的增长趋势，住房需求主要靠新建住房来满足，一方面要弥补欠账，一方面要解决新增住房需求。但是我们到了今天，住房建设的规模已经非常大，积累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所提供的住房总量已经非常大了，二手房市场正在兴起。四个一线城市，二手住房的交易量已经全部超过了新房。2013年全国4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房的交易量同比增长了60%，二手房的交易量占到整个房屋交易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40%。随着现在三四线城市房屋供给的大规模增长，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力度最大的将体现在以新房为主的交易市场发生变化，这种格局将会变成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并存的格局，整个房屋交易以二手房交易为主，这对我们房地产行业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什么？即使未来我们的总需求量仍然保持很大的规模，但是变化的是对新房需求有可能降低，这个行业的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行业的调整和企业的整合已经在所难免，由此房地产企业的转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第三，我们认为，过去以住宅开发为绝对主体的房地产开发模式的阶段将会过去，随着我们人均GDP的提高，以及城镇化率超过51%以上，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意味着以城市所承载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为主体的，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为主体的产业调整，必然会带来大量的服务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非住宅物业的需求。我们认为，当城镇化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当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当人们的住房、消费水平全面实现小康，不再为温饱、吃穿住行这种基本需要所困扰的时候，我们的消费就会大幅度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会大幅度上升，那个时候对非住宅物业的需求就会上升。展望未来，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发生变化。

房地产业进入新阶段需要创新发展，要把握好结构性机会，以下六个方面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第一，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开发传统住宅，未来这些企业的盈利空间和生存空间将会大大的减少。传统住宅未来还有没有需求呢？我认为是有需求的，但是怎么开发传统住宅，必须要企业实行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要体现在有足够强的成本控制能力，以及有足够能力来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和产品的创新，这样的企业才有优势。目前，中国传统住宅的供应量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节点。从2000年以来，人均住房的竣工面积保持在1.2平方米左右的水平，但是从2011年开始的近三年来，城镇人均住房的竣工面积大幅度上升，到2013年上升到1.64平方米，意味着过去中国住房绝对的供求关系偏紧的格局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发生了逆转。我们现在住房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要解决短缺的问题了。我们的总量问题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主要的矛盾是结构性的问题，是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常住人口人均35平方米的目标，这些都需要新建住房来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的供应能力是足够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住宅的开发和竞争一定是非常的激烈。如果开发企业不改变模式，按照传统过去的做法来做未来的这种住宅，我认为盈利的空间非常小。所以产品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别人卖不出去，你能卖出去；或者你有足够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别人不赚钱你能赚钱；或者你有足够强的资金周转能力，别的企业两年赚一千你一年赚两千，房地产企业的开发必须面临新的转型。

    第二，要关注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办公楼的开发，这是我们未来所要关注的结构性机会之一。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从现在的53.7%，提高到未来的60%，甚至65%。城镇的发展，意味着未来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模式之一，一定要以房地产作为物质基础来承载。以办公商务写字楼为主体的承载第三产业，商业物业本身就是城市持续性带来盈利的一些物业，它和住宅有很大的差别。住宅主要是考虑民生，而商业物业主要是长期盈利的投资性产品，是能够带来城市繁荣并给予投资人长期稳定回报的非常好的一种资产。我们过去的一种开发模式就是按照开发住宅的方式来开发商务楼宇，造成开发品质同质化程度高，经营管理的水平低下，拿地盖房销售，这种模式不能够真正为城市长期提供带来收益的物业产品，这和我们开发模式不匹配有关系。我们未来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而下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服务业的增长。我们的服务业所依托的商业办公写字楼的开发，整体上看未来是有需求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存在较多问题：首先，开发的模式是按照住宅的方式开发，不能够形成整体的经营物业的水平，无法到达盈利的水平；其次，不分地区、不分产业结构盲目的投资，出现大量的办公写字楼过剩的情况。在伴随着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我们应选择升级快的第三产业，从事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增长也快。如果按照新型的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开发模式来开发，我认为未来是大有前途的。现在有很多企业在做积极的探索，这是值得关注的。

    第三，关注以改造升级和管理提升为核心的存量开发。城镇化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极快，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建成区进程很快，地租发生了多次变化。城市里的地租已经变了，城市里优质地段的地租价格已经很高了，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设计水平和建造水平进行建设，就不能够满足现代商务需求对这些办公经营场所的一些需求。在优质地段的旧楼，它面临着改造升级和管理提升，以及物业价值再升值的新的开发机会。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企业，围绕着存量改造升级做一些投资，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投资回报，这也说明市场是有需求的。我们曾经专门做了一个课题，叫做“存量方式在助推楼宇经济发展”。随着未来二手房市场的发展，以及存量方市场的发展，这种存量的机会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拿地开发卖房这种经营思维的企业，能否有这种能力来做好这样的存量开发以及提升物业品质。

    第四，需要关注的是以产业支撑为核心的产业地产开发。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要避免过去所形成的一些弊端。比如单纯建楼房的城镇化，就是以建筑为中心，不是以人和产业为中心。下一步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产城融合。未来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机会在哪里？过去我们大量的建住房，配套一点商业，配套一点医院商场等等来解决居住需求。现在我们的住房总量已经不缺了，城镇化还在加快发展，我们要结合消费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大力发展以服务性的、文化的、休闲的、养生的产业为中心的配套住宅。过去是建住宅配套商业服务业，今后可能是以新型的产业为主体，配套住宅。这种开发模式，以产业支撑为核心的房地产业发展，恐怕是最健康的模式。在未来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在总供应量已经不短缺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需要把握机会，当然这也是在考验我们产业自身的发展能力。

    第五，要把握住在老龄化趋势下养老服务的开发。中国的老龄化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未来我们的养老模式跟居住形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老龄化迫在眉睫，而我们的养老产业、养老服务社区的建设还准备不足，刚刚起步。下一步不是养老院模式，不是高端的养老居住模式，而是大众化的养老居住模式。如何开发养老服务社区，我认为未来的机会巨大，而我们现在恐怕还没有相应的模式和相应的政策支持。

第六，我们要加速转型发展。开发企业还要把握以直接融资为核心的多元化资本结构的构建。过去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非常快，房地产企业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需要资金支持。我们过去资金支持的主要来源就是间接融资银行贷款，而完全靠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模式来支持房地产开发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开发企业要实现多元化，其中一个多元化就是要实现资本结构的多元化。只有资本结构的多元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的主动转型和风险防范。而未来完全靠银行贷款来支持房地产开发的时代也不可能再现，目前来看，我们发展直接融资的空间还很大，不仅仅有传统的企业上市模式，还有一些新的直接融资的品种设计，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房地产行业一定要和新型城镇化一样，实现转型发展。未来我们的开发企业只有实现了多元化，实现了真正的转型创新发展，才能够把握好结构性机会。未来行业之间的整合调整已经在所难免，房地产企业中大者更大，强者恒强，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有的人已经唱衰中国房地产十年，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行业内的企业家也对行业未来的发展也产生极大的分歧。有的企业家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黄金十年已经过去，但是迎来的是白银十年；有些企业说，这个行业已经没法干了，太困难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能否实现转型和创新。未来有创新发展模式的企业才有前途。希望房地产行业能够和城镇化一样真正实现转型，实现整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编辑  季节）

2014年6月28日，本刊和《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共同组织召开了“经济形势分析会”，邀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就当前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本文是对会议发言进行梳理的纪要。

参加这次会议的专家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李仰哲、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国资委研究局巡视员赵欣、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主任郑新业、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

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趋稳趋升，但压力仍然存在。今年第二季度出口情况好于一季度，连续三个月出口明显回升。但出口回升是因为世界杯等短期因素，这还是趋势性的因素，仍有待观察。消费处在徘徊状态，名升实降；投资方面，社会投资信心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财政金融风险凸显，财政收入下行比较快，但支出是刚性的，所以财政缺口在不断加大。“定向降准”的政策作用不太显著。目前投资有所回升。在2013年四季度推出的改革措施和当前措施的刺激下，投资呈前高后低、全年逐级上升的可能性较大。今年实现7.5%-7.6%的增长速度没有太大问题。（宋立）

相比2009年，增加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大减弱，因为拉动对象都是产能过剩行业。而其他领域，如城市棚户区改造、地下管网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有一定的投资空间，但对稳增长来说，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刘尚希）

    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7.5%左右，是现实的需要。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影响目前还没有显示出来，但财政的主体税种已感到压力不小。（李仰哲）

货币刺激的作用越来越小。2009年以来，每年新增贷款都在9万亿左右，据央行金融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这几年每年的社会融资总规模新增17-18万亿。全社会债务与GDP的比例，2008年之前不到60%，而现在增加到220%。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速递减，经济增长弹性（GDP增速/贷款增速），2003-2007年是0.73，2008-2013年降到0.47。所有的行业，资金使用效率都在大幅下降。（向松祚）

对未来中期经济发展的展望

专家一致认为，现在更需要考虑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态势，和影响中长期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保持在7.5%左右，这可能成为常态。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大约在6.5%-7%之间。

2008年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回升缓慢，这种状态很难走出来。国际学界称之为“新经济常态”。最近习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说，要适应新经济常态，要保持平常心，不要惊慌失措，要未雨绸缪。中国要适应新经济常态，指的是从10%的增长率调到8%以下，从超高速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增长，这和西方是不同的，是结构调整带来的速度变化。（张宇）

未来中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

    第一，我们会不会从此进入经济增长的“下台阶”时期。

对国际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世界上有36个国家曾经出现过高速增长时期，绝大多数经历了从高增长期向下降期的转折。一种是波浪式的下降，典型如日本；另一种是“台阶式”下降，如法国、意大利、荷兰、德国和我国台湾。我们现在的情况和1969年的日本很像。1967年是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它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迅速被韩、台所取代，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还没有形成，经济增速从9.1%降到4.2%，促使其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法国经济减速时，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72%，德国减速时相当于美国的78%，日本减速时相当于美国的92%。而我们目前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7%-8%。

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是“台阶式”还是“波浪式”的减速。如果“十三五”时经济增速降到6.5%，那么要达到2020的发展目标就比较勉强。在目前情况下，经济增速如果“下台阶”，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成为真问题。（宋立）

第二，对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因素分析。

宋立介绍了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成果：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分析，我们有七个因素可以解释经济下行原因的95%，其中最主要的是全要素生产力下降（可解释85%）。一是劳动力再配置接近尾声（到了刘易斯拐点），二是技术引进效益递减。大部分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就是技术引进告一段落，自主创新效应跟不上来（包括体制的障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全要素生产力必然停滞。我们的创新能力总体较差，增加劳动投入也近乎极限。综合地看，目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左右。（宋立）

经济增速下行，核心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持续放缓。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增劳动力的增加，现在劳动生产率下降，新增劳动力也在下降。2011年，我国新增劳动力数据首次变成负值。劳动力红利也搞不下去了。（向松祚）

第三，从经济结构转型的角度看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华生认为：不少人指出，我们以7%以上的速度，经济可以增长10-20年。对此，我倾向于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假如我们把这个机会放过，那将是很大的损失。

这就要首先弄清，增长的潜力从哪儿来？经济增速稍微掉下来就要守“线”，含义无非是，中国经济在这个发展阶段，有7%以上的潜在增长率。但在实际中，增速经常跑到“线”以下，需要“微刺激”，说明有些规律我们还没有掌握。

    美国一直是市场经济，它有1%的增长率就很高兴了。这说明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7%。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现在还不能指望靠它来保持7%的增长率。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达到5%-6%，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制、技术或市场体制特别好，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型，增长速度就会比较快。当年日韩台发展这么快，可转型结束后就再也快不起来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麻烦一大堆，比如印尼、印度，贪污腐败什么都有，但稍微一努力，经济增长就到了6%、7%。中国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中国经济要实现它的潜在增长率，主要还是要抓住阶段性的特点。如果20年后过了这个阶段，再想实现5%到7%的增长率也就不可能了。

经济政策除了短期应对以外，主要是如何挖掘在这个阶段的潜力。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首要的。我们仅农民工就有2.5亿，加上他们的家属及留守儿童有8000万，还有本来可以全家生活在一起的人就多少亿。没有20到30年，城市化的拉动因素是用不完的。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关键是要着眼于今后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怎么实现潜在的增长率。（华生）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原因

刘骏民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学习型技术进步，二是金融体系的国有制，三是土地公有制。

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资源投入。30年来，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自己的创新很少，近些年技术学习能力有很大提高。有人问，美国如果有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会不会再次把中国远远落在后面？实际上，美国的高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过去的不到20%增至30%多。它的低端制造业外移，留在国内的高端产业能否有效带动经济增长，本身就是问题。高端制造业会向全球扩散，如果再有一轮产业革命，中国的企业家将会蜂拥而上，美国的优势很难保持。美国目前的经济恢复主要体现在金融和房地产方面。如果它10年后不能发展新产业，老产业又被人学走，这才是它真正的风险。

　　二是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不是金融指标恶化，而是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其原因一是流动性不足，二是资不抵债。中国有些银行呆坏账率曾达到40%都没有倒闭，因为银行是国有的。

三是土地没有私有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造成我国东南沿海很多工厂停工，大概2000万农民工失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将造成巨大的动荡，但是我们2000万农民工还可以回家种地。而当年6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遇到困难所引发的社会舆论，要比2000万农民工失业严重得多。

财政金融风险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讨论会专家发言还讨论了金融风险的判断和财政货币政策能不能松动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意见之一：债务风险被夸大了。宋立认为，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对财政政策一般没有争议，财政赤字率很低，即便按欧盟的标准也是如此。欧盟平均债务率60%。只要财政赤字的增长不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债务率就是可控的。而且经济低迷时期正是理顺财税体制的时候。

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确实货币发多了。但中国居民储蓄率位于世界前列，货币与GDP之比在世界上排名是靠后的。一般认为，信贷超发50%以上将导致经济减速和信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和2009年两次超发，在其后的五年，信贷规模与GDP之比的上升幅度，均在可控范围内（分别是23%和27%）。债务问题，表面上看我们债务负担很重，但考虑到我们的经济是间接融资为主，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实际上金融风险问题、杠杆率问题都有被夸大的地方。

金融领域改革滞后，导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零售功能大大削弱。能贷到款的一般仍是大企业，它们能发债也能上市，而中小型企业融资很困难。信贷增发的大部分放到了大型企业和房地产，形成资产泡沫，实体经济很大一部分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这样，常态的货币政策就不得不偏松一些。目前的货币政策，要着眼于避免经济台阶式减速，争取波浪式减速。（宋立）

    意见之二：金融风险正在积累。向松祚认为，目前广义货币（M2）总量已达GDP的2倍多，是世界最高水平。即使如此，2013年和2014年一季度还闹“钱荒”，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脱“实”向“虚”，信贷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成为一个自我膨胀的系统。很多大公司拿到低利率贷款后，转手以高利息贷给中小企业或民间机构，他们再去买各种衍生金融产品。这导致实体经济的利率水平大幅提升。过去几十年美欧金融发展时期，都出现了类似现象。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2009-2013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之比，分别是14.2%和22.4%，同期这两个行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6.6%和16.7%。拿到的贷款越来越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越来越小。2013年国企拿到的贷款是全部企业贷款的47%，而利润占全部工业利润的38.3%。

中国现在有四大金融风险：房地产、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互相叠加和交叉。金融风险在积累，危机必然爆发。但爆发的形式与西方国家不同。问题是谁来承担这个风险，以什么方式承担这个风险。我们确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破产，但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剥离了银行不良贷款接近20万亿，财政出钱，百姓买单。几大国有银行上市，报上公布账目，第一步剥离再加上注入资本金，总共花了接近3.7万亿，难道是天上掉的馅饼？很多人总认为中国是“例外”，房价永远会涨，影子银行、地方债务也没事。但历史表明，信贷货币高速扩张，必然造成泡沫经济，泡沫的破灭就是金融风险。（向松祚）

结构优化升级是决定未来长期发展的关键

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优化升级，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

有一种说法：现在的世界经济，是硅谷的创新，加上华尔街的资本、德国的装备、中国的制造。从利润分享看，硅谷的创新拿走35%，华尔街的资本拿走30%，德国的装备拿走30%，剩下5%留给中国的制造。全球产业链分成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五个环节，就构成一个微笑曲线。其中最赚钱的是研发和售后服务，制造是最不赚钱的环节。中国现在成了世界第一制造中心，但是并不赚钱。苹果公司2012年净利润428亿，其中一半是苹果自己的利润，另一半分配给全球的销售网络。现在发达国家出现很多“无工厂公司”，只搞研发，工厂转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向松祚）

    习总书记在上海科技大会上的讲话，讲科技创新、自主创新非常重要，认识的高度和战略上到位了。未来一段经济发展中间，别的问题比如说宏观政策、货币金融很重要，但是能不能提高科学技术能力，能不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是决定命运的环节。高科技领域不是简单的市场化问题，需要包括企业、政府、市场、社会，以及科研和研发单位等等各方面的系统的努力，才能在技术上实现突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因为你面对的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全球性垄断市场。在这个方面，认识上要有突破，否则，仅仅从一个环节去突破，很困难。（张宇）

    有专家提出，“十二五”中期评估报告，其他所有指标都完成，就是四大能源指标一个都没有完成。建议将能源结构调整作为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抓手。（向松祚）

    我国能源的主要问题，一是保持能源的持续增长很困难，二是能源安全问题，三是和能源相关的污染严重，有人说中国在全球“三废”排放中占了26%。四是能源消耗在居民生活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要同时解决上述问题是很困难的。

    目前新能源不靠谱，因为来源不稳定。我们不能指望像德国那样，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达到20-30%的比重，还是要从传统能源上找办法。要调整发展思路，考虑在现有框架下提高能源的生产率和利用效率。重点抓好脱硫脱硝、缓解污染问题，以及把页岩气从传统的能源地盘中脱离出来，等等。

    能源产业方面的混合所有制应该坚守两个原则，一是国有股必须控股51%，二是产权多元化要通过竞标，不能再像过去，几个人一商量就卖给华尔街。

在电力方面，要推行阶梯电价，部分地方可推行峰谷电价。政府的作用是“一进一退”，即政府退出审批，同时控制污染治理、维护市场秩序。这里有政府能力建设的问题。很多人不支持核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缺少核能的安全监管能力。（郑新业）

全面深化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要落实三中全会决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约束政府权力，破除垄断，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保持国企主导地位，其他领域应该放开行业管制。

关于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在促发展、促转型和促进结构调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视。现在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户数和资本的占比分别是40%多和50%多。国有企业大多都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命脉的领域，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中共，这非常重要。（楚序平）

关于国企的战略意义，美国人比我们的很多人看得更清楚。美国最近有个《国有企业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报告称：“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是美国企业最具威胁力的竞争对手，它支撑了中国的经济，这些企业的领导者由中国的组织部任命，所以在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企业会坚定的维护政治利益。”（赵欣）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国内外则有人说，只有把国企搞掉，中国才有希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绝不意味着要国有经济全面退出。深化改革是为了做强国企、壮大国有经济，在这方面应形成共识。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股权问题上，私营企业说应该由我控股，否则国企的行政化、激励不到位、社会包袱、行政干预等，会影响活力。实际上，应该是谁有优势谁就在企业中占有控股地位。从企业的规模、治理和管理水平、人才条件看，很多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具有更强的优势。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问题导向，按《公司法》规定，落实股东权利和企业权责，规范治理结构，把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适应市场的企业监管方式。这应该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赵欣）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关于国资体制改革方案，目前争议比较大。现在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方案，分别由发改委和财政部牵头。

2002年十六大会议决定组建新国资委，确定了国资体制“三结合、三统一”的改革原则。刘纪鹏认为现在有退回到十六大之前“五龙治水”状态的可能。多头管理、缺乏明确的责任单位，是过去国有企业搞不好的一个根本原因。办企业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如果一个企业垮了，责任人是谁？是组织部、发改委，还是企业领导的责任？

   有人建议参照汇金公司的模式，成立资本运营（投资）公司，只管持有企业股权，根据企业的效益决定投向和数量。这一主张不妥。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完全不一样，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准入标准非常严格。而一般国有企业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国企还关系到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银行系统职工总共只有200多万人，而国家电网一家企业的员工数量就比国有金融机构的员工总数还多。

　　国企体制改革，一是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现在中央各部门管理的8288家企业，1万亿资产，和本部门的行政职能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可以分开。二是政资分开，即政府管理部门职责和出资人职责明确分开。三是推进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目前国资委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确实存在。要简政放权，规范出资人的行为。至于“政资分开”方案，是彻底分开，还是监管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合一的机构，有关方面的意见也有待统一。方案设计要慎重，基本原则还是要按公司法（包括民商法）和行政法来设计。

    刘纪鹏认为，国资委和国资系统应该分开，国资委履行全国国有资本监管者的职能。国资委的职能应包括：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国有资本预算、领导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维护国有资产安全。

    资本运营公司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投资类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还有一类是资本运营公司，最好从现有的实体集团公司改组而来。国企管不好，是因为分类不清，又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国企在外面挨骂，内部士气低落。这和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

    今后，上边千条线，最好是董事会一线牵，不要再是组织部、国资委层层插手央企，任命正副职。国资委可以用大股东身份任命高管，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国企管理人员的报酬不要比外资或私人企业少。这几个问题解决好，我们的国企一定能走好。

解决土地财政问题要靠改革

    黄小虎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存量，一是国有企业，二是自然资源资产。过去国有企业由政府直接投资和经营管理，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没有显现。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重点和难点就是这两大块怎么改。

    国有企业改革受到广泛关注。相比之下，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改革思路不够清楚。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是显现了，但是政府与这些资产的关系是直接管理，现在又加了一个直接经营。为了保证政府的经营收益，还要对非直接管的、主要是集体的资产施加限制、甚至是直接经营。在自然资源领域，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是两条相反的改革路径。

历史地看，政府经营土地是必然选择。30多年来，政府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逐渐退出，但是在建设领域仍然是主角，特别是城市建设领域。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其他的市场主体能担当这个责任，而建设是不能停顿的。

搞建设要有钱，土地成了资产，征地、卖地就成了唯一选择。土地财政就此形成。卖地的钱还不够用，就拿土地去抵押贷款，土地金融就出来了。现在的地方债大多属于土地金融。十几年来城市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政府经营土地功不可没。但是问题也在积累，有积重难返之势。

大体有四方面问题：一是侵害老百姓的利益，激化社会矛盾。二是严重浪费资源，恶化生态环境。各地政府不断征地卖地，都走了外延扩张的路子，没有例外。三是集聚了财政的金融风险，酝酿着经济危机。即使目前风险可控，但问题是这个制度如果不改，将来会是什么局面就很难说。四是政府行为扭曲，腐蚀干部队伍。中央、省这两级没有土地，主要责任是管理。但到了市、县，地方政府手里都有地，用管理的权威来谋取经营利益，这样就控制不住了。地方发展缺钱，就想办法从土地弄钱。这一套制度固化以后，干部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逐渐形成“只要我想干就能找来钱干”的思维。

政府办公楼是最典型的例子。一个8万人的县，2万人的县城人口，建了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的广场，广场边上是政府和党委的办公楼，南边是四星级的酒店，每天都是黑灯瞎火。还有更离谱的，一个县局也就二三十人，盖了七八千平米的办公楼，局长办公室比部长的还大；还建了网球馆，从法国进口的红土，不对外开放，只有五六个人打球。

国土部去年研究一个课题，认为现制度基本符合实际，完善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靠完善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

如何改？按三中全会指出的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途径是所有者权利的代表要和管理者的行政监管的权力分开，一件事由一个部门来管。所有者权力和管理权力是平等的。

二是要有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现在实际上没有用途管制，表面看很严，但是多头规划，一到底下就打架。政府今天批了规划，明天就申请去改，管得住吗？要由国土规划来统管，既管企业法人也管政府，政府没有权力随便改规划。

现在是部门规划，而部门规划的用途分类，标准都不一样。将来国家的规划体系应该只有两个规划，一个是国土规划，包括主体功能分区、城乡建设的空间分布及人口预测，再就是重大的生产力布局、国土整治，加上空间的交通网络体系。这是中长期规划。

国土规划最终要落到用途管制，落到每一宗土地上的用途。现在没有规划能够做到这一点。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际上就是一个指标分解。部门规划里真正可以用来实施管制的，一个是乡级土地利用规划，一个是城市规划，它的比例大概是500分之一到2千分之一。现在很多规划图，比例是20万或50万分之一，只能在某一个区域里做意向性的规划。

规划应由发改委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门来做，建设部门、农业部门都要参与，由国务院来牵头，人大批准。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后，任何一个政府不管怎么变，都没有权利去改规划。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

财税体制。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把更多的财政开支转向医疗、社保、教育。遏制公务员队伍膨胀，控制政府乱花钱。（向松祚）

    要用财政税收政策调节贫富差距问题。遗产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富二代、穷二代”的存在，是政府失灵的表现。征收遗产税是调节财富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郑新业）

金融改革问题。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长期靠出口和外资，形成“双顺差”，已积累了4万亿巨额外汇储备，造成流动性膨胀。因资本市场没有对外放开，所以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币管制使得风险集中在国内。把贸易变成逆差也不可能。国内居民迫切希望到海外投资置业。形势要求我们“硬着头皮”把人民币国际化推上去、让资本自由流动，分散金融风险。（刘俊民、向松祚）

银行系统要引进竞争。银行应该国有化，不能让私人靠垄断地位赚钱。但银行垄断导致资金价格过高。金融业高利贷化，实体经济就受到抑制。政府定期紧缩经济，就是清理银行呆坏帐的时候。有了民营银行的竞争，这个问题就会得到很大改善。（刘骏民）

经济系统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持

经济系统嵌入在社会系统中，必须统筹考虑，仅考虑经济本身还不够。投资效率下降，深层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当前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内需无法扩大，不发生危机才怪。这里还涉及到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问题。

在过去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只要政策对路、适当放开，经济就很容易加速。但是，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系统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系统（教育、科技、文化等）的支撑。比如医疗、教育、科技、环境等问题，如果治理得好，经济运行的环境自然有所好转。很多人到国外投资移民是因为不满国内的教育和环境。如果搞企业的都不想做长期投资，赚把钱就跑，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

教科文卫机构都属于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我国的事业单位一般依附于政府各部门，它的改革涉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目前事业单位的改革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现在事业单位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够。人社部考虑事业单位改革，国务院医改办考虑医改，教育部考虑教改，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思路设计。医改一共花了1.4万亿，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几大改革“花钱买机制”，但机制也没买来。（刘尚希）

高度重视经济安全问题

    江涌的发言指出，习总书记4月份主持国安委会议，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安全道路，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和总体安全观一定要平衡。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

现在国内的经济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经济效率逐步降低，风险逐渐积累，在危机的边缘游走。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后的长期低迷。现在西方经济界陷入迷茫，自由主义解决不了流动性陷阱，我们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现在看，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

    我国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反思的余地。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中变成全国上下以GDP为惟一衡量标准，这对经济的战略安全造成很大影响。习总书记提出，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西化分化陷阱”。我们还需要提防一系列陷阱，包括美元陷阱，比较优势陷阱，还有和平主义陷阱。这需要总体战略层面的设计，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

    经济安全问题，一是去工业化的危险，一是金融危机的威胁。我们现在讲“四化”，最关键的还是工业化，工业上升的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在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关系密切。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都涉及到经济的理论、制度和发展道路。经济政策面临大的调整。

    社会安全也和经济安全有关。经济调控只讲“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但是“两只手”是生长在社会上的。社会怎样来制约这“两只手”的问题，还没有理顺。

       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经济导刊》总顾问孔丹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认为，有三个焦点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现在经济的状态是主动调控还是被动形成，或者说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被动，我们又去应对它。现在有个习惯性说法，叫做“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换挡期”。2013年我在淡马锡国际高峰会上说，不要以为我们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们是主动调整。中国道路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严峻的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的性质。

第二，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可控还是不可控？大家讲到目前政策调整空间狭小，效率下降。应该怎么应对？里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经济的近期和长期趋势。宏观调控目标，要讲经济增速、物价指数，核心问题还是就业。要把近期形势和长期发展趋势结合起来。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转型阶段，有很强的内在增长动力。习总书记去年讲要沉住气。在这个阶段，要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兼顾政府的作用。我们已经走过了不少难关，只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特点，控制好风险，前景是乐观的。

                                          （编辑  碣石）

2013年1月16日，戴耀庭号召发起了 “占领中环”运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迫使特区政府和中央不得不将注意力从经济民生转向政制发展问题，行政长官普选被提前提上了议事日程。

需要注意的是，发起“占中”运动的既不是公民党、民主党这样的反对派政团，也不是“长毛”这样的激进力量，更不是带有“港独”色彩的极端力量，而是以戴耀庭、陈建民这样一些温和理性的学者以及朱耀明这样的牧师形象来主导。这样，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占中”运动并非政党活动，而是社会运动。可以看出，在这场行政长官争夺战中，从政治议题的选择、政治时机的把握到对政党与社会力量的调配，反对派及其背后势力经过了精心的谋划，政治技艺堪称老辣。

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短兵相接

从港英政府推行代议政制改革以及基本法起草以来，中央及建制派与英国政府及反对派就普选问题展开了漫长的政治博弈。香港回归之后，普选争议始终围绕两个问题展开：首先是何时落实普选，其次如何普选。就前者而言，2007年人大决定明确了2017年可以落实行政长官普选，之后落实立法会普选。对于后者而言，过往集中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的存废问题上，如今集中在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机制设计上。

反对派战略目标的根本性调整

从基本法规定看，行政长官普选有利于中央及建制派，而立法会普选有利于反对派。行政长官普选采取提名委员会这个独立的机构来提名，这有利于建制派始终通过行政长官掌握着香港的行政管治权。因此，中央和建制派都强调香港的政治体制属于行政主导。然而，在立法会地区直选中反对派占据明显优势，只要立法会实现地区直选，反对派就可以掌握立法会的主导权，从而左右香港政局。因此，反对派始终把政治目标放在废除功能界别、实现立法会普选上，以至于始终强调香港的政治体制乃三权分立，甚至强调立法主导。需要注意的是，香港市民普遍认为行政长官必须是能与中央沟通的人，倾向于由建制派的人来担任；而立法会需要监督特区政府和中央，因此支持反对派议员占主导。香港市民的这种普遍民情，也强化了中央与特区、建制派与反对派在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普选上的政治预期。

然而，从2012年以来，反对派对其长期政治战略目标做出根本性调整，即从争取在立法会废除功能界别，转向全力争取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与建制派和中央展开空前激烈的较量。这种战略目标的调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特别是由于香港社会民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地与香港的冲突摩擦不断增加。反对派意识到，他们推出的候选人完全有可能当选行政长官，若失去这次行政长官普选方案设计的主动权和参与权，就有可能彻底丧失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机会。

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计算，反对派把争取通过行政长官提名这道门槛视为最关键、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因此，反对派对其力量进行调配，一方面运用社会力量发起“占中”、以瘫痪香港来要挟特区政府和中央，另一方面通过法律途径来争取。甚至扬言，如果行政长官普选方案不能保证反对派推出的人成为候选人，反对派就将在立法会“捆绑”否决普选方案。

中央公开表态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

鉴于行政长官在一国两制架构中的重要性，中央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立场不仅影响着建制派力量的政治立场和取向，而且影响着香港社会各界和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和取向。“占领中环”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提前打响了普选战，建制派究竟如何回应，首先要看中央的政治立场。

2013年“两会”期间，中央高层明确表态，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要爱国爱港。同年3月24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系统地阐述了中央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立场，即“中央政府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的人担任，是一个关系到‘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能否顺利实施的重大问题，讲得重些，是一个关系‘一国两制’成败的重大问题”。然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如何在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拿捏分寸，以维持“一国”与“两制”的平衡，这无疑需要高超的政治技艺。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基本上采取不干预策略，让特区政府和香港建制派在前台处理与反对派的政治矛盾，甚至处理涉及中央核心利益的23条立法等，从而保持中央在香港社会相对超脱形象。因此，即使面对23条立法引发的香港大游行，中央也可以通过更换行政长官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以至于香港市民即便对特区政府不满，但对中央一直保持很高的民意支持度。

然而，随着中国内地迅速发展给香港地区带来的压力，香港经济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特区政府管治权威不断下降。这种情势使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逐渐走到前台，与反对派正面相遇，从而给香港市民造成了中央“干预”香港高度自治的印象和感觉。香港社会内部矛盾也转化为香港反对派与中央之间的矛盾或香港与内地的矛盾，由此引发了最近一些年来香港激进力量反中央、反内地的激烈反弹。香港市民对中央的好感、信任度逐年下滑。

从政治策略上看，有观点认为中央仍应当在幕后，从而保持一个灵活的选择空间。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央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公开并坚持自己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发展壮大建制派的力量，与反对派展开有力的斗争。

究竟中央应当选择哪种政治策略，可以见仁见智。但在平衡“一国”与“两制”的拿捏中，该坚持的立场必须鉴定，该妥协的身段必须柔软，而不应墨守成规。无论如何，“开弓没有回头箭”，政治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既然中央已经明确公开自己的立场，就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这个逻辑与运作下去。而这场政治较量首先就围绕基本法第45条行政长官普选提名机制展开。

行政长官普选提名机制的争论焦点

基本法第45条规定：“在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然后普选产生。”究竟什么是“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什么是“民主程序提名”？这两个法律问题必然成为反对派与建制派乃至中央争论的焦点。

 “提名委员会”的功能设计与政治逻辑

基本法为行政长官普选设计了一套特殊的提名制度，即由专门的“提名委员会”这个机构来提名。提名委员会的设计体现了政治多元主义理念，其中有社会各界别代表、各地区代表、各政治力量代表。因此，提名委员会乃是个超党派、超地域、超界别的政治机构，它发挥着现代政治中政党提名的功能，同时它又超越了政党的偏狭性，代表了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乃至于代表了香港的整体利益。

从基本法起草的背景看，提名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为了在香港多元社会结构和多元政治格局中有效地达成共识和妥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抑制当时已开始萌芽发展的政党政治。香港回归之后，频繁的政治选举不断刺激香港政党政治的发展，形成建制派与反对派两大阵营的对抗。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多元主义和职业代表制的功能界别制度受到了挑战。

从基本法设计提名委员会的政治逻辑看，香港社会的争论应该集中在如何组建提名委员会以体现“广泛代表性”。按照反对派过往的政治逻辑，也应集中在废除提名委员会中的功能团体选举为目标。然而，反对派的政治策略却干脆绕开复杂的提名委员会构成问题，将矛头直接指向简单明了的提名程序，主张提名机制设计必须确保反对派推出的参选人最后能成为正式候选人。为此，反对派在话语策略上将“民主程序提名”形象化地比喻为“筛选”，并与国际人权公约中普选的“平等”原则对立起来，认为提名机制包含“筛选”而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普选平等原则。然而，从法理上来讲，通过提名机制来“筛选”，恰恰是选举制度的必然要求。

作为“筛选程序”的提名机制

从法理上讲，民主选举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公民拥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是需要将多数人的意志统一起来变成整体意志。前者强调人人平等，后者强调多数人决定。这两个原则实际上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公民社会的政治原理要求每个人平等地转让自己的自然权利，从而形成多数人意志，并将多数人意志上升为每个人必须服从的主权意志。这个原理尤其体现在选举法中，选举法的要义在于如何尽最大可能地集中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分散多数人的意志。由此，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衍生出公民的提名权和被提名权，只有被提名的人才能最终享受事实上被选举的权利。这样，选举中必须有提名机制这样的制度安排，将公民的被选举权集中到少数候选人。由此，提名机制就意味着“筛选”，提名某个人就意味着“筛选”掉其他没能获得提名的人。

从选举法原理看，问题不在于“筛选”，首先在于谁来筛选，是政党提名来筛选，公民提名来筛选，还是其他的提名机制来筛选？基本法第45条明确规定，“筛选”的主体是提名委员会这个独立的机构，它代表香港社会的整体意志进行“筛选”。至于“筛选”是否合理，首先要看提名程序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提名程序的设计原则应遵循“程序正义”而非“结果导向”

提名程序既然是一个程序设计，就要符合程序正义，避免任何实质意义的“结果导向”。现代社会中程序正义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现代社会乃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价值和意识形态，尤其在实质性问题上陷入了韦伯所谓“诸神之争”的困境，程序正义才区别于实质正义，摒弃了对实质后果的追求，而是通过对各种利益和价值之间保持中立，通过程序机制的自动运作来得出实质后果，从而体现公正。

如果说提名委员会乃是一个超党派的政治机构，那么，“民主程序提名”必须是一个不包含任何政治目的或特定后果的纯粹程序的设计，从而保证能够有效地实现提名委员会的政治独立性。如果“民主程序”的设计是“结果导向”的，甚至为“民主程序”附加某种特定政治目的，无疑会影响到提名委员会的政治独立性，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

然而，反对派对提名程序的设计恰恰包含了一个“结果导向”的实质要求。用李柱铭当年的话说，行政长官普选要有“非北京马房的马”出闸参赛。现在，反对派正是按照这个实质性的结果要求，作为提名机制设计的标准——如果不能提出反对派提出的人，提名机制就是不符合普选标准的“假普选”。从实质结果来要求提名程序设计，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属于“输打赢要”，显然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反对派对提名机制设计提出这种实质要求的同时，建制派也对提名程序设计提出了不同的实质性要求。建制派主张必须确保普选的行政长官属于建制派，于是有人主张提名程序要发挥“安全阀”的作用，将反对派提出的候选人“筛选”掉，从而确保行政长官候选人都属于建制派的人选。换句话说，恰恰是反对派和建制派对提名程序设计的实质性要求，不断加剧彼此的分歧和担忧，以至于提名程序的设计背离了基本法确立的规定。反对派提出种种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提名程序，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爱国者难题”：政治问题必须转化为基本法问题

建制派之所以从结果导向来要求提名机制要发挥“安全阀”作用，就在于坚持“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者治港”的政治原则，而这个原则也是当年起草基本法时，在争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的政治原则。

如果说邓小平提出了爱国者治港这个政治主张，那么乔晓阳的讲话试图为邓小平的主张提供学理依据。为此，乔晓阳特别把“爱国者”这个形象化的术语转变为更为具体的“不能与中央对抗的人”。

从中央与特区关系的宪制原理看，香港乃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只要出现与中央对抗的行政长官，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国家安全就缺乏保障。从香港与内地互动的政治现实看，如果出现与中央对抗的行政长官，必然影响到两地的互动，影响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但问题在于“谁是与中央对抗的人”或者说“谁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一个具有明确意义的法律标准。爱国者问题在香港很容易引发争论，导致政治分化。如果说“爱国者治港”乃是基本法的政治原则，那么这个政治原则一定已经隐含在行政长官普选的制度设计中。“爱国者治港”这个问题应当回到基本法上来，把围绕爱国者治港的政治争论转化为基本法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目前政治争论的困境。

从基本法第45条的规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基本原则：

其一是政治共识原则。行政长官是否属于爱国者的决定权和判断权不是由中央、香港特区、建制派或反对派哪一个单独决定，而是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居民、香港建制派与反对派经过相互协商之后共同决定。

其二是政治发展原则。对行政长官是不是爱国者的政治审查，必须在制度上循序渐进地从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向香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选转变，而这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进程，是由中央与特区、建制派与反对派经过相互协商之后共同决定。这就是基本法附件1最后规定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五步曲”。对于中央来说，就要争取扩大爱国者的光谱，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其三是政治程序原则。在行政长官普选中，基本法差不多按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程序原则，对行政长官的政治忠诚问题形成了一个审查流程，将行政长官是否爱国爱港的判断权首先交给了独立的提名委员会，然后交给香港市民，最后才交到中央手中。这样在行政长官是否属于爱国者的问题上，首先需要经过提名委员会的提名审查。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程序设计，就是用一个程序性的审查机制，将每个提名委员个人对行政长官是否爱国的政治审查，变成了这个机构整体的政治审查。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建制派、反对派，还是特区政府或中央，都不能越俎代庖，在提名阶段和选举阶段，代替提名委员会和香港市民来决定究竟谁是爱国者。提名程序设计之所以要坚持程序正义，正是为了回避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分歧。

可见，“爱国者治港”的政治原则已经转化为基本法第45条的具体规定。在理解基本法第45条规定的基础上，不一定要特别强调爱国者治港这个实质性政治原则，更不能把“筛选反对派”或者“确保反对派入闸”之类的实质性追求带入到基本法设定的程序设计中。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提名机制的设计必须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确保提名委员会的独立性，尤其确保提名委员会在行政长官是否属于爱国者问题上的独立判断权。因此，在提名机制问题上的政治争论，理应回到基本法的规定上来。正如乔晓阳在讲话中反复呼吁的那样，香港社会各界需要就行政长官提名问题通过理性探讨达成共识。

反对派“新的筛选机制”为何不可行

反对派批评提名委员会的提名是为了提出对自己有利的新的“筛选”机制。故此，他们提出了“三轨方案”，即在基本法规定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之外，另增加“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这两种“新的筛选机制”。然而，在基本法规定提名委员会提名的前提上，“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不仅缺乏基本法上的依据，而且也不符合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违背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选举权必然派生出提名权。为了有效集中选民意志，每个公民需要将自己的提名权让渡给一个机构或者组织来代表自己有效地行使提名权，使提名权有效发挥集中选民意志的政治功能。公民如何让渡自己的提名权，必须要通过宪法或选举法这样的宪制性法律专门规定下来。

各国选举法中，往往规定由政党代表民众来行使提名权，各政党的党内提名过程就是一个“筛选”过程。由于政党提名面临着政党代表性不足的难题，以至于不少国家在选举法中规定用公民联合提名或社会机构提名来补充政党提名。由于提名权转让乃是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宪制安排，采取怎样的提名机制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宪制安排。

香港并没有实行政党政治，目前的香港政党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公司或社团，无法承担起公民转让提名权这种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政治责任。因此，基本法中专门规定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这个专门机构来提名。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香港居民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将自己的提名权转让给了“提名委员会”这个机构，由这个专门而且独立的机构“代表”每个香港居民行使其提名权。因此，香港居民也就不能将其提名权再次转让给政党或通过公民联合来行使。任何政党提名或公民提名的主张，都不符合宪政原理。

公民推荐：影响提名委员会的独立性

反对派也意识到，“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缺乏基本法上的依据。因此，有些人将“公民提名”修正为“公民推荐”，即在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程序中，不能局限于提名委员会委员个人的联合推荐，而要向公众开放，接受公民联合起来推荐的参选人。提名委员会可以在这些不同推荐方式产生的行政长官参选人中，通过民主程序来最终提出行政长官候选人。

初看起来，这样的主张似乎符合提名委员会提名的制度安排。然而，恰如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逻辑上行得通的，在经验中并不一定能行得通。选举制度的设计并非法律逻辑的产物，而是根据各种政治实践形成的制度选择。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提名委员会的构成不可能规模很大，参照目前的选举委员会的规模也就一千多人。因此，提名委员会委员联合提名的参选人最多也就获得一千多票的支持。假如提名委员会接受“公民推荐”的参选人，那么这个参选人在政党操作下完全可以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普通选民的推荐票。一些参选人可能获得几百或上千选举委员的联合推荐，而一些参选人却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市民的联合推荐，那么提名委员会在“筛选”过程中，就面临政治难题：它筛选掉哪些参选人？这样的政治难题必然影响到提名委员会的独立性。换言之，提名委员会不再是一个代表香港社会的独立机构，不再是一个各党派之上的超党派机构，而必然受到党派政治和市民联合推荐的压力。这显然违背基本法设计提名委员会的政治目的。

假如提名委员会要考虑公民推荐的参选人的支持度，自动接受获得公民推荐人数比较多的参选人，那就意味着提名委员会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沦为政党提名的表达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各政党和团体竞相展开政治动员，吸引更多的选民联合推举参选人。这样，在提名委员会提名之前，各政党就已经为推荐参选人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至于在香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选之前，整个参选人推荐过程就变成了预选过程，使得行政长官普选提前上演。这显然不符合基本法提名机制和普选的制度安排。

可见，反对派试图用“公民推荐”来实现事实上的政党提名，从而架空提名委员会，让行政长官普选在推荐参选人阶段就正式上演，这显然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也不符合普选的基本政治逻辑。

2014年6月间，网上出现若干热点，一是招远故意杀人案；二是律师规范草案的修订；三是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媒体管理的强调。

热点一：山东招远故意杀人案

事由：5月28日21时许，为宣扬邪教、发展成员，张某某等6人在招远市罗峰路麦当劳快餐厅内向周围就餐人员索要电话号码，遭吴某某（女，35岁）拒绝后，认定其为“恶魔”“邪灵”、应将其消灭，遂实施殴打，致被害人死亡。

一群丧心病狂的邪教徒残忍杀害了一位无辜女性，舆论场本应同仇敌忾、齐力声讨、打击犯罪。但招远血案后的舆情却一度朝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谴责公安、指责政府、攻击体制、谣言四起，以至于罪犯分子和邪教猖狂被弃之不理，所谓体制导致人情淡漠、政府包庇嫌犯却成为网络津津乐道的主话题。

招远案舆情有诸多蹊跷之处：如舆情并未即日发酵，反而在两天后的周末集中爆发，而促发舆情高涨的，恰是一段完整记录案件经过、拍摄角度极佳、不抖不晃的网络疯传视频；再如受害者明明是“中年妇女”，却被媒体和网络传播为“活活打死少女”；还如警方第一时间的案情通报，却被质疑公文写作、有意掩盖……何以如此？值得分析。

根据系统的统计，从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6月23日，涉及山东招远邪教杀人案的相关新闻5197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96731则，博客文章23021篇，微博主帖近40万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舆情走势图如下（图1、图2）。对比两图可见，网络和媒体舆情走势显著不同，网络于6月3日出现舆论最高峰，而媒体报道高潮出现于5月31日。整个舆情过程可分为：潜伏期（5月28日-5月29日）、爆发期（5月30日-6月1日）、震荡期（6月2日-6月9日）、平稳期（6月10日至今）。

图1 舆情走势图（网络+媒体）

图2 舆情走势图（媒体）

舆情脉络分析

此次舆情事件有明显的潜伏期（5月28日-5月29日），案发当晚及次日并没有引起网民围观。事发当天，@赖桅发布最早一则配有现场图片的微博，“山东招远市麦当劳发生打架事件，也许是信仰问题也许是宗教问题，人性的丑陋”。但关注者寥寥。

次日，@招远市公安局主动通报称“5月28日21时许，张某等6人在招远市‘麦当劳’快餐店内与同在该店就餐的吴某发生口角，张某等6人对吴某进行殴打，致吴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招远市公安局出警民警快速反应，将他们抓捕到案，经初步审查，张某等6人对殴打吴某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随后，@给我便宜一些发布长微博描述案发过程细节，指出“行凶者挨桌要电话号码”、“警察到达现场用时超过三分钟以上”等，并称“还原事实真相！请扩散！！！@新浪新闻 @招远市公安局”。不过，上述微博也同样并没有即刻引发网民的注意。

媒体方面，事发后两天内，仅有大众网刊发一篇报道《招远六人殴打一人致死警方当晚抓获打人者》，内容主要引自招远公安局的通报微博。

舆情的集中爆发始于5月30日，一段手机拍摄的现场视频突然在微博上疯传。视频显示，打人者用椅子和钢制拖把猛击受害者头部，手段残忍。随后，新华社、中新网等多家中央媒体开始介入报道；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大规模转载；新浪微博@头条新闻予以关注，该案舆情热度急剧上升。

5月31日，招远公安局发布第二次通报《招远警方破获“5·28”故意杀人案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邪教犯罪》，召开发布会公布现场监控视频，媒体关注度和网络关注度均达到第一个波峰值。舆论爆发期，媒体和网络舆论场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公知和大V介入，消息多样，谣言四起。

31日， @何兵、@于建嵘、@任志强、@作业本等网络公知和大V从“对行凶者使用某某”、“公安偏袒凶手”、“中国人集体耻辱”等多角度发表微博（具体观点见后文意见阵营分析）评论该案件，催生了网民的愤怒情绪。

在此舆论氛围下，网络谣言四起，有传说是女子拒绝搭讪，也有称两人因情事发生口角；对于嫌疑犯的量刑，传播较广的是“邪教杀人的定罪仅仅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媒体方面，早期针对此事件的报道，多聚焦于被害者的女性身份，多篇报道称其为“少女”（死者实际37岁）；犯罪嫌疑人张立冬的保时捷跑车十分昂贵，不少媒体将其塑造为富商形象予以强调报道。

第二，讨论目击者的“冷漠”、麦当劳的安保义务。

施暴现场无人施救现象引起广泛讨论，如刘子瑜在“浙江在线”发表评论称，“发生惨剧时无一人上前勇敢制止施暴者的可恶行为，病态式的‘围观’已经太多了，中国人的冷漠叫人一次次的心寒”。

与此同时，麦当劳安全保障问题同样引发热议。就网民质疑麦当劳冷漠，麦当劳31日发布微博，称已将店内监控录像交给警方，事发时有员工上前阻止而受伤。《新京报》发文《“招远血案”，别苛责麦当劳“没应急预案”》，称要理性对待此次暴力事件。

第三，案件细节被挖掘。

自5月31日起，连续有关于施暴方和受害人的生活细节被披露和报道，而且施暴现场的细节描述也被披露。当晚，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视点》等多档栏目播出犯罪嫌疑人张立东与记者的对话，杀人嫌犯家中写着“残杀、虐杀”等更多案件信息被披露。

舆情的震荡期（6月2日-6月9日），舆情关注度以整体下降为主调，但同时又有小范围的舆情波动。媒体评论文章增多，且成为论坛和博客转载对象，微博舆论场很快被其他社会热点事件转移。此舆情阶段，党媒官媒的评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舆论导向，引发理性思考。

6月2日下午，招远警方通报，5名嫌疑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经招远检方批准，被依法逮捕，舆情压力由重减轻。次日，中新社等媒体报道《山东招远“5.28”血案遇难者亲属事发地祭亲人》，死者亲属到麦当劳门前做“头七”祭奠，疑似邪教人员冲击现场，加上媒体跟踪报道全国其他邪教组织犯罪，网络舆情出现较大幅度反弹。4日，招远官方回应称冲击现场者并非“全能神”邪教教徒，舆情才逐渐回落。

在此阶段，@辣椒二舅有关“键盘侠（keyboard man）”的漫画引起热议，该漫画以招远案为由，描述了部分网民在现实生活中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却习惯在网络上大放厥词的一种现象。《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激励见义勇为不能靠“键盘侠”》，文章说，一个社会最大忌讳，就是有人设置出两套道德标准,遇事置身事外,网上义愤填膺,这种“分裂”,无助于健康社会风气的养成,也无助于走出“见义不为”的困局。

舆情的平稳期（6月10日至今），媒体报道数量明显减少，网络舆论场也没有新的爆料，全国上下一致打击邪教成为主流声音。

舆情议题小结

表1 舆情议题演化

舆论阵营分析

山东招远命案的舆情形势较为复杂，舆论爆发后各种谣言四起，网络上对公安是否包庇嫌犯和围观人群为何冷漠的讨论最为热烈。许多公知大V纷纷发声，将民众的愤怒引向政府和体制。所幸清醒者也很多，公知裹挟民意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反对公知的声音也同样强烈。

表2 舆论阵营分析

任志强等公知大V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和公安不作为甚至包庇罪犯；法律、教育等体制问题导致社会冷漠、人人自危；政府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任志强发表微博称：“……招远事件让整个中国为之震惊，公安让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这个社会如果连公民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的生命都失去了基本保障，那还谈什么中国梦？要严惩黑势力，树民风正气。政府要首先给社会一个交待。”

@于建嵘的微博称：“面对招远事件，人们为何愤怒？……将人活活打死的现场竟然没有人对受害者伸出援手，社会如此冷漠，将人人自危；这还在于，人们担心公权机关因行凶者的权势，而放纵罪犯。我理解这种愤怒，因我也一样。我呼吁依法处理。”

@一毛不拔大师发表评论称：“招远这事让我联想起两个问题：一是法律对公众场合打人医院打医务人员等，只要后果不严重平常处理很轻微，助长了坏人使用暴力的气焰。二是坏人打你你一还手派出所为了省心多半定成双方打架斗殴，正当防卫定义也很模糊，我认识若干朋友见义勇为后，到派出所结果各打五十大板都再也不想管闲事了。”

@袁裕来律师的微博【山东招远麦当劳杀人疑犯的姓名该不该公开？】认为，“……公安机关和央视大张旗鼓地曝光嫖娼案件，本案疑犯在公共场所杀人，其姓名也保密，难以服众”。

@纪许光则认为，“由招远命案想到，为什么所谓‘邪教’在中国可以迅速壮大？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那么容易被脑控？是因为当政者对民众正确选择信仰的引导不够；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时候，对正当宗教管控太甚！”

另一方面，以观察者网、张忆安说史、司马平邦、书香满心等学者、评论人为代表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公众都自发起来揭露公知煽动人心的企图，呼吁对事件的理性判断和依法处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公知影响网络舆论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意图，提醒政府和公众提高警惕。

@观察者网发表微博【岳峙：招远事件中的谣言与真相】，作者指出：“招远事件在短短几天里已经演绎出了各种谣言版本，大V和意见人士教育我们，我们不怕凶手，怕的是警察。如果说十年前，我们相信有图有真相；五年前，我们相信，有视频有真相；在今天，大家大概都相信，有谣言才有真相。”

@书香满心发表评论【招远邪教杀人案，警惕公知营销账号裹胁民意】指出：“凶杀案引发民众愤怒。正常情况下人们会把愤怒投向罪犯邪教；但在有人刻意引导下，这股愤怒却指向了政府公安体制和国人。其主要手段就是利用公知和营销账号抓住一切机会黑政府和体制的心理，运用水军和机器人转评，转移视线裹胁民意。”

@司马平邦在微博中谴责道，“连招远惨案的主凶自己都在电视上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全能神’的邪教，但微博上仍然有如@袁裕来律师@孟非这样一大批公知仍在替行凶者辩护，将矛头指向执法公安，何也？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公知教本身就是邪教一种，你见过邪教谴责邪教的事吗？”

@戴旭网络义勇军叁师也发表微博【山东招远邪教杀人案告破】称：“在案件侦破间隙，众多大V疯狂造谣、传谣，相互配合，唯恐天下不乱，大V们，我也要学学你们——弱弱地问一句，你们属于‘五纵’编制吗？你们到底拿了西方和日本相关基金会多少钱？”

@我是周周007G的微博【公知唯恐天下不乱。】评论道：“山东招远快餐店里发生一起暴力事件，出警后迅速将犯罪六人抓获。这种事情各国都有。美国校园杀人，日本邪教地铁烧死数百人。但中国公知不答应了，造谣攻击煽动，意欲何为？！”

@孙君红发表微博称：“招远事件，我不相信阴谋论，邪教的结论符合逻辑，不能因为不认可政府的公信力，就把一切都往上推。什么都不信那是判断力的问题。愤怒的对象应该是杀人者，只要一切按律处理，就行了。”

@观察者网的微博【林凌：邪教杀人，你们杀政治】指出：“山东招远血案，有人跳出来痛心疾首地追问：围观的人为什么不帮忙？我们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变成了这副德行？你们曾说政治低于个人，道德低于自由，否则就是专制社会。围观者好容易践行了理论，你们不夸上两句，怎么反过来说中国人冷漠没血性？”

@张忆安说史发表博文“中国的‘颜色革命’渐露魔影”，从视频的拍摄、网络水军如何抹黑公安和政府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山东招远命案实际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并指出“这种网络暴恐袭击，目的也不会仅仅是夺回水军们逐渐失去的网络话语权。一方面，这是在试水，试探政府对类似行动的反应时间、对抗手段和打击力度。另一方面，这是演习，为更大规模的网络暴恐袭击做准备，为接下来现实中的大规模群体事件造势。”提醒政府提高警惕，不要重演北非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的悲剧。

由上述分析可知，公知大V、营销账号在招远血案的舆情发酵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通过散布所谓“打死少女”、“出警延迟”、“路人冷漠”、“包庇犯罪”等谣言吸引眼球，使得本案从网络信息海洋中“脱颖而出”，激发网民的愤怒和围观。

进而，微博疯传的记录案情现场的视频一箭双雕。一方面，残忍的视频有助于刺激情绪，让“教育和体制导致国人冷漠”的观点更有市场；另一方面，残忍的视频会引发普遍的恐慌，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案的细节传播越广、公众情绪越强烈，越能达到邪教组织实施案件的目的——“在全国打击暴恐的时段用吸引公众关注的惨案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引发社会恐慌感；用残忍的手段警告民众不信此教就会有生命危险，告诫已信的教徒不要妄想脱离。”[1]

第三，如果案情发生后，没有人为的刻意引导，舆情的矛头必然是对准罪犯和邪教。然而，本案的舆情矛头却指向公安、政府、体制，推手的痕迹极为明显。血案发生后，大V们却避开凶徒，谴责周围人的冷血和餐厅的无情，并攻击所谓体制让国人道德低下，口口声声感到“羞耻”；然后，指责公安出警不力、包庇犯罪、不公布犯罪姓名，造谣案件存有隐情，邪教徒将被轻判等，最后仍然归罪于体制和政府，企图引导舆论认为这类凶案的发生是现行制度的必然。

从昆明恐暴案到招远凶杀案，暴徒愈是凶残，目的愈是昭然，大V制造策划的舆情却愈是炮火猛攻体制和政府，“网络暴恐袭击”愈演愈烈，这一现象值得警惕。当然可喜的是，舆论阵营的分化业已形成，反对公知、揭露阴谋的文章层出不穷，如何在重大事件时进一步放大正能量的声音，值得探讨研究。

热点二：围绕律协修订草案

事由：全国律师协会近日修订了两份草案，分别是《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加的条款里，对律师网上言行，做了较为严苛的规定。修订说明称，全国律协认为，近年来，律师执业活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有的律师不遵守保密义务，随意公开、披露、散布因委托行为而知悉的委托人或当事人的秘密和隐私，个别律师甚至触碰挑战法律底线，恶意运用诉讼权利，鼓动助推舆论炒作，煽动向办案机关施压……

据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透露，全国律协修订后，草案并未发到各个专门委员会，而是直接发到了部分省的律师协会征求意见；草案遭到南方报系和网络活跃律师的强烈反对。

支持方：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以观察者网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平台，以及一些草根网民。

主要观点：修订草案只是规范律师在法庭之外的言论，尤其针对一些利用舆论误导公众、干预司法的公知型律师，从而真正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

光明网评论《不许律师在网上胡说八道，这是个正能量》，指出现在确实有不少擅于利用舆论和网络的律师，配合媒体的片面报道，就司法个例发表一些不理性、不负责任、情绪化的言论，误导公众对个案的认知，从而激发民众对司法不信任的情绪，让非法律因素影响乃至迫使司法判决的改变。《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不是剥夺律师的言论自由和话语权，只不过是规范律师在法庭之外的言论，从而既保障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又避免舆论对司法的干扰，进而真正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功能。

观察者网特约评论员岳峙发表评论《不能任由死磕派律师“砸烂公检法”》，一针见血地指出，网上某些公知型的死磕派律师，当司法判决的结果屈服于他们的诉求时，他们要求独立司法；当司法判决不利于他们的诉求时，他们要求干预司法。以话语暴力的方式“砸烂公检法”，谋取私利。任何行业的职业道德和从业规则，理当随着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倘若律师行业的规范不能与时俱进，那将势必造成新的不公正。

律师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认为，律师的表达权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纯粹自由的，律师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在职业行为规则的逻辑内考虑其言论，而不是把自己简单等同为公民。

@柳三强发表评论称，“死磕律师完全违背法律理性、法治规则。概括的说就是律师越权想当法官”。

@节操满满的小地主则表示，这次修订草案“喜闻乐见，大快人心”。

反对方：以徐昕、迟夙生、王甫、袁裕来、周泽等为首的一批律师，一些大学法学院的学者，南方报系媒体等。

主要观点：律师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约束律师是法治建设倒退的表现。

@徐昕将一篇名为《严惩死磕派律师？全国律协修规或将引发史上最强烈反弹》的微博置顶，称“保障律师权即保障公民权。律师代表公民，代表市场，代表社会。律师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中国法治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尺，律师权利保障应上升到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来理解”。

@迟夙生律师发表微博称，“这样的‘规则’一定是标准勾兑律师的杰作，这是勾兑律师为了扫清行受贿道路上的障碍，高歌猛进深入走向司法腐败的号角，把写这样‘规则’的人直接逮捕基本不冤”。

@袁裕来律师发表微博【任人宰割的律师？】，认为修订草案有“专门对付死磕律师之嫌。为何不公开征求意见呢？最重要的是，律师受到惩戒是否有救济权？”

@刘金湘律师则发表了一封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执业规范和处分规则草案的公开谴责信，上面征集了85位律师的签名，声称对于草案中违反宪法和律师法的规定，保留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申诉、控告的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发表评论称：“律师制度是国家政权的基本制度，破坏律师制度，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全国律协，你们想好了没有？”

《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修订引争议律师遭遇网络“封口令”？》，指出律师们认为，现实中庭审有诸多弊端，庭外通过网络鼓呼、抵抗不公是不得已之举，此次草案是要“缴了他们的枪”。

《南方都市报》也发表社论《规范律师执业，赋权仍是重中之重》称，理论上的舆论干预司法、妨碍司法公正的情况，在司法秉公裁判的前提下，是不会也不可能出现的。而在司法实务中，权力与权力者对司法活动的操控，已被许多个案的教训证明是目前干扰司法的主要方面，因此更充分的舆论关注和尽可能的司法公开是有好处的。

热点三：围绕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强媒体管理

事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下发通报，要求各新闻单位对记者站、网站、经营部门、采编部门进行集中检查清理，认真纠正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把好新闻采访关，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

通报指出，各新闻媒体要把好报道审核关，禁止记者站和新闻记者私自设立网站、网站地方频道、专版专刊、内参等刊发批评报道；把好经营活动关，禁止记者站和采编人员开办广告、发行、公关等各类公司，禁止记者站和记者从事广告、发行、赞助等经营活动，禁止向记者站和采编人员下达广告及发行等经营任务。

支持方：《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自干五”网民。

主要观点：广电总局的通报被误读、曲解、夸张，本意是禁止记者以批评报道为名进行新闻敲诈。而中国媒体记者水平良莠不齐，也确实需要加强管理。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打击新闻敲诈”正是为捍卫批评权》，指出对通报的正确理解应该是：禁止记者以批评报道为名进行新闻敲诈。并认为相关部门及时做出回答和澄清误解，这种沟通值得赞赏。

《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单仁平：媒体记者的正当批评不可能被禁》。作者解释了通报的背景，并指出限制正当批评的时代在中国已经过去。但是，中国媒体只能与本国国情相契合，对中国的社会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这包括批评报道。这些应当是中国媒体和媒体人自我认识的基石。

网友@梁帅silence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如果允许记者自由批评，发现歪曲事实报道成风怎么办？二、你认为现在中国记者的水平，能否开展自由批评？

@保守主义周小羊则认为徐昕等大V的言论是曲解夸张，“总局的意思是遏制新闻敲诈”，跟限制言论自由毫无关系。

@浏阳蔺春文发表微博称，“坚决打击新闻敲诈和虚假新闻，才能还舆论清朗秩序！‘双打’绝不是不允许批评性报道，而是如何正确实施舆论监督。不能把舆论公器变成一些人非法牟利的渠道，这也是一个社会良心问题。为新闻广电总局点赞”。

反对方：以李承鹏、任志强、孙海英、徐昕、丁来峰为代表的一些媒体人、公知、大V。

主要观点：广电总局的新规定限制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使政府的权力无限膨胀。

@李承鹏发表微博称：“刚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定：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报道。这是一个病句。批评就是批评，如果批评都需要领导恩准，那就不叫批评，叫撒娇。下命令的这个组织也该改名为‘国家撒娇测试中心’。”

@任志强将此事曲解为：未经批准不得发微博！

@演员孙海英评论道：“一定要回到文革时期的状态！放个屁都要被打成反革命！”

@徐昕用【One world, one voice】这种套用北京奥运会口号的形式来讽刺广电总局，并编出段子：“CCTV记者问路人：你对广总局出台新规‘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报道’怎么看？路人摸了摸后脑勺，半天憋出一句：‘你是说以前记者能自由开展批评报道么？’”

媒体人@丁来峰撰文《广电总局的超级牛皮癣》，认为“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是组织给“批评”下了新定义，即领导可以自我“批评”，领导之间也可以互相“批评”，但轮不到小记者、小百姓来批评。这样做限制了新闻监督，阻止了社会进步，使政府的权力得不到制约。

@新闻点评这样评论该事：“广电的这份禁令和今天通报的八起新闻敲诈典型案件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因为某些犯罪分子的新闻敲诈行为而禁止所有记者开展批评报道，就像因为有人多生孩子就禁止所有人生二胎、因为有人骑摩托车抢劫就禁止所有人开摩托车一样，是典型的滥用权力。”

三个舆情事件的重要警示

上述三个热点看似孤立，但实质反映出律师、公知大V、南方报系、财经媒体，已经构成有共同政治诉求的坚固利益联盟。操纵舆论是这一利益联盟达成诉求的武器，而中央近期一系列动作让他们感到畏惧和惊恐，“缴了他们的枪”，才疯狂反扑、抱团质疑。同时必须看到，从去年的打大V、抓推手，到今年全面整肃新闻敲诈和记者勒索、打击与大V沆瀣一气的律师群体和境外势力，支持党中央的进步学者、“自干五”和媒体阵营在不断扩大，与大V阵营一成不变的面孔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三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制造险恶舆论的公知大V都是那百十来个人，但是，新浪微博等网络媒体平台在这期间，通过网络后台运作，24小时不断地向每个用户的首页推介关注这些人，而那些正能量的微博博主则被挤压、边缘化或删除，特别是某些官方主流网站屈从于公知大V的压力，主动删除了与之相关的新闻和帖子，甚至有的部门好像做了错事似的，还要出面澄清。

这三个舆情事件给党和政府的重要警示是，在“极端重要”的思想宣传、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党和政府不可语焉不详，不能支支吾吾，要理直气壮，勇于担当，必须运用政治资源和政策资源对那些严重动摇军心、撕裂国家凝聚力、分化社会、制造不安定因素的舆情制造者加以治理。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对国际金融格局有何影响？陈平教授认为，金砖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话互动的结果，它将弥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不足。最早呼吁中国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华盛顿共识之害最深的拉美国家。

有不少西方媒体质疑金砖五国本身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对此陈平教授指出，金砖国家之间的差异远小于西方集团，且各具优势，正好可以互补发展。既然是互利合作，就应当承认各国的利益考虑是正当的，不应当批评对方有什么“小算盘”，要研究的是如何权衡短期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问：2014年7月15日，金砖五国领导人在巴西发表《福塔莱萨宣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外界都把这看作是发展中国家为摆脱美国、世行和IMF的抱团行动。在您看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对金砖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哪些壁垒？

陈平：按照现行的国际秩序，美国控制世行，西欧控制IMF，他们推行的华盛顿共识，主要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世行政策尤其取决于美国的财政部，决策投票权美国独大。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行与IMF的决策，这造成几个重要后果：

第一，西方通过世行和IMF的贷款或救助，都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考虑。例如，在东欧转型时期，对波兰、匈牙利、捷克等自由化情绪强烈的国家免除债务，并给予大笔优厚的贷款，但对乌克兰、俄罗斯的贷款不仅条件苛刻，而且数量很少，加重其转型危机。

第二，保护债权人的产权和维护借债国人民生存权之间存在矛盾。金融贷款是有风险的，问题是风险由谁来承担？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比较稀缺，谈判又缺少话语权。20世纪70年代油价高涨期间，西方银行争相给拉美产油国贷款。结果80年代石油生产过剩，油价大跌，导致拉美国家产生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害怕邻国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导致大批非法移民流入美国，于是就只救墨西哥，却不救巴西，导致巴西经济的大幅动荡。

第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同。西方国家出台金融政策只管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对外转嫁金融危机。举例而言，华盛顿共识要求金融自由化，汇率浮动，对外资开放，不得实行资本账户管制。一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良好，西方国家增长停滞，西方国家就实行货币宽松政策，降低利率，汇率贬值，转嫁其债务负担。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发展中国家，造成股市泡沫或房地产泡沫，引发这些国家产生通货膨胀，汇率升值，出口下降。随后西方国家又放慢量化宽松或提高利率，大量热钱又撤离新兴市场，导致股市房市的泡沫破裂，汇率贬值，企业大面积破产，失业率上升。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四，危机期间，西方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在经济衰退时，美国采取刺激政策，降低利率，政府救助陷于困境的大企业。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陷入危机，资本外逃，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为了保护债主的利益，却要求受援国提高利率，开放金融市场，使西方资本可以廉价收购民族企业。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给韩国的贷款条件就是要金融自由化，对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使西方资本得以趁火打劫，廉价收购韩国核心企业的大量股份。韩国经济学家曾告诉我，在金融危机之前，韩国大企业的外资比例不到5%，危机后上升到50%左右。韩国企业艰苦奋斗几十年，到头来却发现只是在给西方企业打工。

第五，IMF和世行的西方高级雇员的待遇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又没有竞争风险，因而他们养尊处优，完全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只是照搬西方国家的惯例，造成西方国际机构出台的政策严重脱离当地的国情，和当地人民产生严重矛盾。

所以，发展中国家希望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愿望由来已久。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美欧失去信心的产物，也是金砖国家长期对话互动的结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从2013年3月提上日程，到今年正式确定成立，大概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您认为，金砖国家在此时急切地想要成立这样一个经济组织，和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的金融政策之间有什么关系？

陈平：第一，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停滞。2009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二届G20峰会，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都公开宣布，华盛顿共识已经结束，必须改革国际金融秩序，采取措施防范危机重演。当时，连西欧国家都接受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打算小步改革世行和IMF，在增加资本的同时扩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拒绝美国签署任何改革协议。

第二，美国、欧盟、日本在危机期间，拒绝改革国内金融体系，在利益集团内斗下也无法推行凯恩斯政策，只能相继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大印钞票，利用美元、欧元、日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对外转嫁金融危机，大量热钱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低通胀，和新兴国家的高利率、高通胀，增长率大幅波动，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国际投机资本乘机大施兼并民族企业，控制发展中国家，强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依赖。而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基础投资，因为周期长、收益低，很难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所以发展中国家早就希望中国能站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

第三，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初，曾对西方国家表达过合作共渡危机的善意，但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和日本，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把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对西方的主要威胁。美国发现世贸组织已经难以制约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又另搞美国主导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试图绕过中国，建立新的保护西方的游戏规则，再强迫中国等新兴国家接受。但这促使新兴国家开始团结起来，自主抱团发展。

问：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及西方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这是不是也给了金砖国家发展的机会？

陈平：我发现，最早呼吁中国出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华盛顿共识之害最深的拉美国家。2009年9月，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期间担任过巴西财政部长，和美国谈判债务重组的巴西经济学家，在圣保罗组织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主题竟然是《危机之后：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吗？》，这让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想象。会议请我去做主题发言。说实话，过去我出国做经济学基础研究近30年，只是业余关心中国问题。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是在巴西经济学家的邀请下逼出来的。2009年我在巴西的讲演，第一次总结了中国道路的十条经验，系统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的谬误，受到与会经济学家的极大欢迎，当即要求把我的英文讲演译成葡萄牙文发表。会后阿根廷的财政部长就来问我，中国有无可能给拉美国家贷款？我建议他和中国有关方面接触一下。

会后，组织者还安排我访问巴西总统的战略规划部，他们给我演示巴西的发展规划，把巴西和中国的大地图并列，仿照中国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布局，要发展巴西的基础设施。他们开宗明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有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而巴西的规划只要出炉，就立即招来西方的批评？我的回答是，中国能实行独立的发展政策，能管制资本账户，挡住国际热钱的冲击，因为中国有独立自主的工业科技和国防体系。巴西经济学家给我介绍了他们的发展经验。事实上，巴西一度发展比中国还快，巴西的土地资源丰富，人民热情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西一位日裔经济学家告诉我，殖民地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自主意识，不像中国、日本有自己的历史，对西方经验只是选择性吸收。过去巴西的发展战略主要受欧美思潮主导。在贫富分化、受跨国公司控制的基础上搞民主，只能强化国内的阶级对立，降低国际竞争力。倒是危机下出现的军政权敢于发展国有企业，但金融和技术依然依赖西方。几十年吃尽苦头之后，才转向学习东亚和中国的经验。

巴西经济学家的认识水平，远在中国台湾、香港的经济学家之上——他们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依赖，比拉美还深，不少人存在殖民地心态，不能只给他们送钱赚，更得让他们体会被殖民之苦，才能放弃对西方的幻想，看清世界大局。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才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边缘区，比以前更难过。日本十年停滞后，经济的稳定已经离不开中国，但是政治文化还没有脱西回亚。这次经济衰退如果持续下去，东亚的政治变化也将到来。

美国在重返亚洲、利用历史问题制造麻烦牵制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外交走向拉美和非洲，实在出乎西方的预料之外。巴西足球虽然没有进入决赛，在发展中国家依然一流。中国民众千万不能重美欧轻拉美。巴西的生物能源和中型飞机工业都比中国先进，工业发展水平在印度之上，速度比俄国快，人才比南非多，和中国也没有地缘冲突。如果中国能和巴西首先搞好合作互信的关系，再加上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支持对抗北约，金砖银行必能突破西方的障碍稳定发展，从而改变东亚的政治格局。

令人惊奇的倒是，中国国内这两年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争论，竟然发生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和主流媒体。可见国内受全盘西化教育的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的认识还落在拉美和印度的经济学界之后。

这次金融危机中，金砖五国除了中国之外，都受到国际热钱的巨大冲击。西方国家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看成是中俄联手对抗西方霸权的努力，这是不对的。我的观察，金融危机在西方的复苏缓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衰退至少和日本一样会停滞十年或更长，这迫使原来亲西方的巴西、南非和印度，决心走独立自主的路，学中国而非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才使各方超越上海合作组织的欧亚体系，建立横跨亚欧非美四大洲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如果金砖银行能稳定发展十年以上，最终会成为“后美国时代”金融新秩序的开始。

问：金砖五国最初只有经济联系，随后政治色彩逐渐加强。那么，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考量，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能否撼动美国称霸的全球秩序？

陈平：如果金砖五国能在实践中创出一条合作发展的新路，必将撼动美国的金融霸权。我们来看如下的事实：

依据联合国统计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数据，金砖国家的人口达30亿，占世界人口的42%，为美国人口的9.5倍，欧盟人口的6倍。真实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2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7%，为美国的1.3倍，欧盟的1.5倍。外贸总额为3.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7%，为美国的1.7倍，欧盟的1.4倍。外汇储备达5万亿美元，为欧盟的6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初期协议资本即高达1000亿美元，而IMF和世界银行的资本也不过3000亿美元的规模。欧盟2007-2013年用于援助转型国家的结构整合基金也就4600亿美元的规模，平均每年不到800亿美元。据说，中国在非洲的外援和投资，这些年早已超过世界银行，所以西方开始攻击中国是“新殖民主义”。

由此可见，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哪怕最初只发展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几年后就可能超越IMF和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规模，摆脱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如果金砖银行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可以考虑给急需基础设施投资的东欧和南欧国家贷款，则美国主导的金融霸权体系将不得不和金砖国家合作，最终成为多元体系，否则就有被新兴国家边缘化的危险。因为金砖国家除了南非之外，经济增长率都高于发达国家。

问：在整体目标和具体运作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世行、IMF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陈平：第一，世行和IMF的整体目标是建立和维护美国主导、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辅助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只是发达国家的依赖经济。在冷战时期，还是西方围堵社会主义经济，约束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工具，所以，金融政策和西方的政治密切相连。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整体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从经济结构看，俄国、巴西、南非都是资源输出大国，中国是制造业的输出大国，印度是服务业的输出大国，五国之间有很强的互补关系。金砖四国都急需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又有世界最强的基础设施的装备和施工能力，与其投资美国国债，汇率间接受美元控制，不如投资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形成长期的伙伴关系。

第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股份结构是平等的，没有一国能控制理事会和日常经营，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但是行长和理事长分别由印度人和俄国人担任。这不但在道德上对美国金融霸权提出挑战，而且在国际政治上打破美国试图拉拢俄国和印度制衡中国的图谋，是极为高明的政治安排。美国口头上唱民主的高调，在国际事务上却是一家独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超越了美国和前苏联的国际金融模式。

问：有不少西方媒体质疑金砖五国本身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很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些差异的干扰。在您看来，金砖五国之间应该如何协调，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为“差异”造成的发展障碍？

陈平：依我的观察，金砖五国之间的差异，要小于西方阵营之间的矛盾。因为金砖国家的共同目标是经济发展，摆脱对西方列强的依赖。西方国家的格局，实际上是维护二战后美国的霸权。美国至今在西欧、日本驻军，只要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就用军事政治压力迫使欧元、日元升值。在危机中，美欧日先后实行零利率政策，恰恰是互相打货币战争，转嫁危机。由于美欧日的技术水平相同，人口老化的程度也类似，所以美欧日在经济上的竞争关系，远大于金砖国家。至今德国、日本的精英并不服气美国战后的独霸格局。所以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技术封锁，德国、日本和其他西欧国家只是半心半意地服从，暗中大挖美国市场的墙角。

历史上，中国和拉美、非洲从无殖民关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进口自然资源，大大提高了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使巴西、南非、俄罗斯的出口都获得巨大收益。中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两国之间的依赖远远大于分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加深了俄国对西方扩张的戒心。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最大突破是印度的积极参与。如果中印在金融发展上能实现合作，并在未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就可以突破美国围堵中国的包围圈，真正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粉碎西方关于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宣传。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外交上的最大突破。就此而言，我不同意西方媒体的宣传。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空间远比发达国家更大，所以合作共赢的机遇也就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金砖银行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内讧，而是受援国的腐败。因为发展中国家缺少管理和技术人才。西方培养的人才又多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要求高官厚禄，但发展中国家养不起。结果高管贪、员工偷，本来可以盈利的贷款也会打水漂。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是培养新一代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而且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让周边居民分利，才会减少腐败和偷盗的风险。这也是中国模式发挥的最大机会。

我建议，中国专家可以自告奋勇主持金砖银行的培训项目。对接受贷款的国家的项目，举行分期分批的干部轮训，带他们去参观中国的红色基地，介绍中国的革命史和改革史，并到中国有关的公司和大学去实习培训。如果金砖国家不能培养出一代有志于独立发展的人才，并和民众建立同心同德的关系，则任何开发银行都难以持续。

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主要来自地域、资源、人口和技术的差异，这些条件差异和发展目标的差异，恰恰有助于发展贸易和互补合作。发达国家的差距越小，同质竞争的程度越高，反而增长空间越窄。举例言之，俄罗斯资源丰富但是地广人稀，军工先进，民用经济落后，和中国正好互补。印度软件业发达，制造业落后，和中国也是互补。巴西和南非的资源出口换取中国的工业品和基础设施投资，都是立刻可以上马的项目。

用开发银行的形式，对基础设施给与长期贷款，借贷国可以保持基础设施的主权，有利于建立长期的信任合作关系，比中国单独到金砖国家投资控股，大大减少了政治风险和西方离间的可能。既然是互利合作，就应当承认各国的利益考虑是正当的，不应当批评对方有什么“小算盘”。要讨论的只是如何权衡短期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中国在“全国一盘棋”下的统筹规划经验，可以介绍给新兴国家参考，这比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万能的短期行为，更有利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

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应该在金砖国家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预示着上海将成为东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心，长远而言，将超过伦敦、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位。中国扮演的角色，第一，要让金砖各国常驻上海的人员宾至如归，成为吸引金砖各国金融人才的中心，建立长久的人际网络。上海的对外服务能力，包括语言和文化交流能力都需要大幅提升。例如，上海的文化娱乐事业过度西方化。如今拉美音乐舞蹈风行美欧，非洲的音乐舞蹈也对西方通俗文化影响很大，但拉美和非洲文化在中国的市场很小。上海的文化界和服务业要和金融界与时俱进，把国际化从美欧化过渡到真正的世界化和多元化。

第二，中国人应先当学生，后作先生。中国是农业国，现代金融的历史很短。印度人在许多国际金融机构任职，英语的写作和沟通能力都强过华裔；巴西和美国在金融谈判上有丰富的国际经验；俄罗斯和西方强权的对抗经验也大于中国人；南非有处理合资矛盾的经验；这些都值得中国人学习。上海高校国际研究的重点是西方发达国家，亚非拉的历史、文化、语言研究都有待升级，除了培养英语人才之外，还应兼有俄语、法语、西语、葡语等多种语言的人才。上海各大学的经济和金融学院，在和金砖国家专家的交往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从而建立超越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金融学。

所以，中国可以更多组织外国金融员工参观中国各地，并和有关大学合作，一起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国内媒体大肆批评的国企和土地政策，在非洲国家却是积极仿效的对象。因为他们吃尽跨国公司垄断之苦，没有国企和跨国公司竞争，哪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最近我在牛津大学开会，遇见埃塞俄比亚的总统顾问，他们正在中国帮助下大搞基础建设。我问他们的土地政策，回答是和中国一样，是地方政府控制。他表示非洲国家必须学中国的土地政策，才能有钱搞基础建设，土地私有化是一条死路。相比之下，金砖国家许多人对中国的发展经验非常好奇，但是中国人自己却很少进行总结。

第三，中国要多出资，多出力，多干事，少出头，才能多交朋友，减少其他国家的戒心和误解。要重新发扬毛泽东时代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谦虚谨慎的作风，避免土豪式的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气派。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国际接轨，学的是美国而非德国，极大地拉大高管和员工的收入差距。我建议，中国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高管，可以用个人名义把应得的报酬降低一级或捐给社会，出差自愿降低对方招待的规格，才能突显中国模式和美英模式的差别。西方诺奖经济学家中只有斯蒂格利茨才能做到，他在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巨大声誉。西方的权威是金钱和武力造成的，中国的影响要靠以身作则来建立。建议中国派出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德才兼备，待遇适当，不可学西方的高薪特权传统。

第四，要在各个业务部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金砖银行整体必须盈利，金砖各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长期亏损补贴。但是金砖银行的利润也必须低于商业银行，才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口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的运行有许多经验，能否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也要进行实践与总结。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是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能成功，将是国际金融后美国时代的起点。上海的高校和文化界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期待金砖银行十年有成。

                                                                                                         （编辑  季节）

外交理性绝不仅是“结与国之欢心”的姿态

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的一篇讲话，题目是“希望中国外交恢复到理性”。看完全文，却令人大失所望。

在我看来，这位女士完全不知“理性外交”为何物。她认为理性外交就是和平友好，就是避免使用武力。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但愿像她这样天真的人不会太多。

    我也主张作为大国，中国外交一定要有理性。但这种理性绝不能仅仅是一种“结与国之欢心”的姿态，因为外交是国家利益诉求的外化形式，所谓理性外交，说穿了就是充分算计国家利益得失的对外表达。这种表达当然要讲策略。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国家利益的充分考虑和算计的基础上。外交和战争，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双刃剑，它们只是使用的方式不同，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者。那种以为使用武力就必定伤害国家利益，必定破坏外交大局的看法，对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有害的。这是我们谈论现代大国外交时，必须事先达成的共识和明确的前提。

我并不主张积极使用武力解决中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及麻烦。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外交理性是必要的，战争理性同样是必要的。战争只能是在外交手段穷尽之后的选择，战争是解开外交“戈迪安结”的那把亚历山大之剑。因此它不能轻易出鞘。必须明白的是，不能轻易出鞘，决不等于永不出鞘。

    那么何时出鞘，取决于我们对国际大形势，对手的战略意图及怎样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路径的判断和选择。

美国在下狠手，中国当以实力和智慧应对

    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和周边态势史无前例地复杂。其所以复杂，是由于两大因素所致：美国的可能衰落和中国的可能兴起。为彻底打住中国的崛起势头，阻断中国民族复兴的进程，美国甚至不惜对俄罗斯网开一面，强吞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这枚苦果，也要不遗余力地推进“亚太战略再平衡”，公开抛弃“不选边，无立场”的承诺。除在中日、中菲岛争问题上明确支持日本、菲律宾外，最近又把越南也推上了与中国叫板的前台，使中国周边的形势骤然紧张。

    美国为什么要在当下对我如此步步紧逼？这个时候的确不需要战术层面的民族主义煽情，而需要我们进行一番大战略层面的理性判断。

    那么，怎样判断美国的大战略意图？

    首先我们应该透彻了解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生存方式，也就是它的获利方式。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美国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新型霸权国家。它不同于传统帝国之处，就在于获利方式的改变。尽管它并未改变与所有的帝国一样的“食利国家”这一基本属性，但它的食利方式已完全改变：即通过向全球输出美元，把全球变成其“金融殖民地”的方式，而不是传统帝国的“地缘政治方式”——通过地缘扩张，建立并掠夺殖民地财富的方式获利。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不惜在20年间连续打四场战争，却不屑于占领别国领土，掠夺别国资源，奴役别国人民，获取财富。它只要不让其他国家夺走金融霸权，别国的财富就会不着痕迹地源源不断流向美国。有金融霸权这种无形利器，谁还会愿意像传统帝国那样，去干耗尽极高的统治成本，去占领和控制有形的殖民地和它的人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当美国人通过推进美元全球化建立起金融帝国，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用金融收割机剪全世界的羊毛时，没想到把虚拟经济玩过了头，最终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使美国不得不进行全球战略收缩，以展开自救。

    但美国人的“自救方式”老谋深算，一边自救，一边给其他国家布下圈套。其策略就是水落石出——让我重新浮出水面的同时，让你沉进水里。而使美国浮出水面的主要工具，还是离不开美元——金融这根杠杆。

    美国人的办法，可以简述为：第一，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来使美国获得解套所需的充足流动性，二来可使美国承受巨额债务兑水，减轻债务负担，三来使发展中国家对美元产生更深的依赖感。第二，加紧运用地缘政治策略配合其金融大战略，策动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局势，拖住中国发展的后腿，使你减速甚至停摆。第三，一点点改善国内投资就业环境，逐渐让美国经济面向好，实现复苏，从而让美元指数进入上升通道，伺机由弱势美元转向强势美元。

    现在，美元指数的上升趋势已经基本成形，强势美元呼之欲出，只要美联储发出加息信号，美元指数就会在强势的轨道上提速运行。而目下唯一还缺少一个环节：那就是，让全球某个热点爆发一场地区危机。只要这场足以撼动全球经济的危机一出现，美联储就会发出加息信号。那时，全球的投资人将纷纷从危机地区撤出资金，去追逐加息后的美元进行避险。届时，美国的债市、股市将会开始又一轮牛市繁荣，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会一片萧条，哀鸿遍野。而趁此良机，美国人手中丰厚的资本就会卷土重来，趁低吸纳收割各国的价格一落千丈的优质资产——想想1978年至1985年的美元指数上涨与拉美金融危机，再想想1996年至2002年的美元指数上涨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再看看从2011年开始的又一个美元上升周期，我们能不倒吸一口冷气吗？

    了解了这一切，我们对美国今天在中国周边做的所有动作就不难理解了。美国眼下在周边所做的，就是要制造一场针对中国的危机。然后，让滞留中国和东亚的资本恐慌性抽逃。接下来，美国会干什么，就不言自明了。而中国如何应对，也只能在明白了对手的战略和策略之后，才能设计出来并付诸实施。

    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外交应有的理性。显然，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这场全方位的“特殊战争”，仅靠武力，或仅靠外交进行应对，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必须动用自己的全部国力和全部智慧，去应对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这一即将到来的重大挑战。

    我们见证过发展之初的中国，今天又目睹了超出所有人预期的中国巨变。这当然得益于技术的力量，但也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勇气和魄力——去打一场可能在专家们看来毫无胜算的硬仗。

　　我自1971年首次访华至今，已来华80余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对话不计其数。我并不是个天性乐观的人，然而，没有哪次访问像这次这样让我如此充满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际社会”是一个热点词汇，然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因为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组织原则，追求不同的目标。

欧洲正在抛弃“民族国家”模式。在过去两个世纪，一定程度上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整个国际体系正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在扬弃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欧洲左右为难：新的制度尚缺乏群众基础，旧的制度已失信于民。欧洲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民众做出牺牲，但没有牺牲又如何建立新的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结果：消费导向的经济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源，四平八稳的外交政策无力应对当今的危机。

亚洲的外交政策走的是欧洲19世纪的老路：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亚洲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各民族的国家和平共处。中东的挑战在于边境、国内体制和国际体系的威信；而这些挑战又影响着、牵扯着所有其他地区，但又缺乏统一的指导。　　

　　之所以提到上述情况，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共处于一个大背景之下，两国在历史上都从未参与过某个国际体系。过去，中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由于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与外隔绝。美国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传教的使命，这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非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单靠自身力量，中国或美国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中美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将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势力，必将利用他国之间的对抗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中美合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我有幸见证了当代中美关系的缘起，并不是所有史学家都有亲历历史的幸运。在一开始，中美面临共同的对手，因而有共同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双方在制定并行政策方面独具匠心。这也对冷战如何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连续四届政府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这成绩来之不易。中国六届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问题也一直是双重的：第一，如何定义这种合作；第二，如何在没有冷战的时候运用这种合作？在那段时期，我们避免了严重对抗的发生。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但前苏联几乎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中国与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影响力主要基于经济表现而非军事实力——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同样，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日渐衰弱，中国正在崛起，而衰落中的大国总是试图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因此某些冲突不可避免。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英德对抗。英德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策的短见。最重要的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的欧洲元气大伤，至今没有恢复，但如果当时欧洲的领导人在1914年能够见到1918年的世界，就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中美一旦发动冲突，后果会更为惨烈。两国领导人明白，无论学术界持何种观点，中美不能对抗。这话我们很多人说了20多年，还不时遭到批评。然而现状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两国领导人似乎都认识到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成功解决了两国日常事务中的纠纷，但这还不够，况且日常事务纠纷对两个往来中的大国而言在所难免。回顾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美贸易还不及美国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量。因此，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我们面临的是罕见的机遇。这并非是我的一家之言，在我看来，这已是两国领导人业已达成的共识。

　　如果我们能把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两国可以从共同分析国际体系的走势入手，制定并非相同但是相向而行的政策。这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能源、环境、防扩散、空间、网络等，仅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而在空间、网络等领域，议题本身尚未界定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携手。几年前这还像是天方夜谭，今天确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携手并不容易，因为中美做事的根本方式有所不同，两国的历史更有天壤之别。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邻国，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受近邻强敌的威胁；美国人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中国人却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弥合两国的分歧，这是当代最大的挑战。

话说回来，基于我对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的了解，我相信中国正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现实给美国带来的变革，奠定了两国重启真诚对话的基础。尽管前路漫漫，争议不断，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我深信，两个在历史上本会成为对手的伟大国家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并肩合作。

（编辑  季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当前，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方案正在制定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企业领域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它的目标不是私有化，而是有利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当前要注意纠正多年形成的某些认识偏差。有些人极力把发展“混合所有制”解读为“新一轮私有化”。另外，比如“国企应全部退出竞争领域”，要求拆分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攻击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等等议论，其基本取向很清楚，就是要不断削弱、直至瓦解国有经济。这些主张，有的违反现实经济的运行规律，有的根本不符合《公司法》。如遂其所愿，则不仅国家综合实力受到损害，同时也将导致重要行业的利润大量流入少数人手中，进一步恶化我国的财富、收入分配关系，加重社会不公平，直至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制度。

     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对中央企业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现有国有企业，大都处在关系国家安全命脉的领域，非常重要。国内外敌对势力最忌讳的是中国共产党强大，最希望的是瓦解中国的国有骨干企业。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在经济上坚定地支持党。国有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们强大国防力量的重要支柱，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根本体现。搞好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事。

    面对日趋复杂尖锐的国际形势，在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做大做强的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深化改革、勇于制度创新，同时要头脑清醒，不能被那些企图根本否定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忽悠，不能为国内外负面舆论绑架。

    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从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三大方面来看，国有骨干企业都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我们需要支持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而大型中型骨干企业，则有责任、有条件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多的带动作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带动相关产业的众多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纪委加强了在国有企业的反腐行动，成就有目共睹，得到全社会的拥护。这是增强国有企业纯洁性、保证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好事。这说明，只要全党重视，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国有企业中的腐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了就好了。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由此对国有企业丧失信心。看问题要全面，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我们的党政机关、各个部门也出现了一些腐败案件，不能因为个别的腐败案件就否定我们整个党，否定我们整个干部队伍。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因为有了少数腐败分子，就否定整个国有企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这些问题。如果因为出现了问题，就认为国有企业是一个搞不好的体制，这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