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如何营销民主（下）

美国传播“民主”的历史背景

美国传播民主的“天命”扎根于基督教宣传和劝诱他人信教的老传统。其实，“宣传”这个词最初在中世纪被理解为传播宗教信仰。土生土长的人们（“异教徒”）和民族被哥伦布及其西班牙征服者们的后裔以基督和文明的名义欺凌、杀戮和文化灭绝。那些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们广泛地推行奴役和贩卖奴隶，并得到早期共和国宪法的批准。妇女们的选举权被剥夺。美国对待外国人及本国大量公民和合法移民的态度与政策从未符合美国神像化的高贵形象，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有所改善。美国给予那些政治和伦理压迫下的或民主生活受威胁的国家的援助记录，即使往好里说，也是有许多污点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重要的鼓吹宣传者爱德华·贝奈斯[①](Edward Bernays) 成为美国公关行业的奠基人。他认为，为了调和美国与一些民主国家的不同现实，需要广泛地运用宣传，使国内外的人们相信美国式民主的特征和文明使命。贝奈斯认为，宣传像“政府的无形之手”在政界、金融业、制造业、农业、慈善业、教育界等领域的日常运作中是永远必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领袖们把说服公众等同于满足美国的主要资本主义企业，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及石油产业的需要，并使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警察力量合法化。宣传已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扎根于后来出现的“军工联合体”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意识形态——冷战。

遏制社会主义

为了使宣传工作在世界范围取得领先地位，杜鲁门在1951年颁布了一个指令，成立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官员们组成的心理战略委员会，以协调、计划和实施海外的心理战策略。美国的军事干预及中情局和其他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的运作可被视为是国家用于为私有资本提供市场机会的政治付出。因此，以援助民主的名义使别的国家发生动乱，如摩萨台(Mossadegh)任总理时的伊朗或阿连德(Allende)任总统时的智利，其实际目的是为保护美国大公司在那些国家对能源、矿产及其他产业的投资。

在民主国家，宣传主要靠说服而不是恐吓，虽然使1919-1920年间的“恐红症”策略得以复苏的冷战触发了再次灌输惧怕共产主义的思想。保守派掀起的这个第二波“恐红症”导致了麦卡锡主义和政治清洗。一个魔咒在政治文化中到处回响，它把苏联打扮成势不两立的“自由的敌人”，并把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当作危险的破坏分子列入黑名单或逮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和公民权。不同于第一波“恐红症”，麦卡锡主义的手伸到了劳工运动之外。国务院、其他政府部门、电影业、报刊业、新出现的电视业、教育机构、文学界和其他公共部门内的自由派都遭到猎魔者们的无情追捕。按照摩尼教的说法，苏联及其盟国被视为是邪恶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对抗“自由世界”。

以冷战作为思想意识基础，反共产主义导致了“军工联合体”的形成，它促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由国家大力资助的美国经济扩张及较为开放的移民制度,使数百万美国人享受繁荣，并激发出许多社会政策创意及百万富翁们和各种慈善基金组织。但是，美国慷慨活动的能力是基于帝国主义的设想——取得那些国家廉价的初级资源和劳动力以资助它自己的相对自由。

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企图打破新殖民主义桎梏及苏联向革命运动提供的支持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的军国主义反应。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中，有许多都配备了能打到苏联城市的核武器，紧贴着几乎苏联的整个边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内，美国人沉浸于一个主观臆想中：苏联是对美国具有紧迫且明显威胁的国家。虽然通常认为苏联的瓦解结束了冷战，但冷战从未结束。在波兰建导弹防御设施和在捷克共和国建雷达基地的计划（波、捷都是北约成员国），为了更加“安全”，美国提出在波兰土地上部署进攻性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这使人们回忆起“古巴导弹危机”。

一些强国相信，民主是可以被教育出来或移植进去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民主的发展是有机地进化。但是，美国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在国外建立和支持过一批专制政权，这就不难理解民主输出者的动机。事实上，美国一系列海外活动的一贯意图是，随着军事入侵和转让军火，防止左翼力量用子弹或选票取得政权，为它的商品出口和公司投资取得市场。

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为欧洲设定国界。但是美国从未完全接受这些协议，并继续暗中破坏共产主义政党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统治的合法性。美国在朝鲜的“警察行动”及它入侵越南和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是与遏制政策一致的。但是，即使有军事和技术优势，它仍无法阻止共产党接管中国。

随着战争结束，宣传机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自由十字军、中情局及其他机构）转而专注于实施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及政体变革、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挑战。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把 “发展传播学”引入亚、非、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作为范例和课程，发展传播学与冷战的宣传紧密相关。宣传是美国政府用于推行外交政策的四个支柱之一，其他三个支柱是外交、制裁和战争。

战后的干涉主义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开敏感的主权话题，把他们的干涉行为说成主要是回应敌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岁月中，他们又转回到“世界共产主义阴谋”的话题。在当今的后苏联时代，美国是把国家领导人妖魔化以构造敌人，妖魔化把外交政策降低为初级的摩尼教戏剧，从而使政府和主流媒体能把它推销给易受骗的公众。在“反恐战”背后有一个混淆是非的道德问题，前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称之为“预防模式”（来自绿色运动的“预防原则”，甚至在有一切证据之前就加以干涉）。阿什克罗夫特意在设计一种政策，在有可能成为罪犯的人未犯任何罪而且还没有证据支持之前就逮捕他。这个策略被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确认是必要的：对想象中企图毁灭西方的敌人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在保持国家合法性中，制造外部敌人是一项关键的思想意识工作。在自由民主国家，制造敌人促使各政党在确定“国家利益”方面同流合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狂热的超级大国的精英们把苏联当作第一号公共敌人。共产主义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和越南，革命解放运动背后的邪恶力量。主流媒体的许多受尊敬的成员秘密地与中情局合作，为国家利益而开展反苏宣传。

美国频繁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及用暴力阻止它自己的公民们护卫民权，这样的历史使人们可以有理由质问，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宣称自己有作为海外民主的主要促进者的责任？无批判地相信这种宣称就过于天真了，很少有文件能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除自私的国家利益之外的目的。的确，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强权的政治人物，都是美国搞政治颠覆的对象；其中一些已被推翻了。“自由” 这个词用于政治时通常被附加在一些与冷战行为或公司利益有关的事物上：“新闻出版自由”、“自由劳动”、“自由企业”、“宗教信仰自由”、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被用于从思想意识方面对前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施压，但是对与美国结盟的专制政权却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平等”和“社会正义”几乎从美国官方的词汇中消失了，这些词在历史上一直与共产主义有关。

    “自由”一词被当作一支强大的军队那样去颠覆那些被美国政府认为对它的世界领导地位不那么顺从的国家。有自由或没有自由取决于这些国家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接受国际商业机构作为“法人”和公民的程度。“自由”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抽象符号……它变成新自由主义帝国象征性地夸张和延长紧急状态的主要理由”（包括国家必须应对“自由之敌”和为自由而永远需要动用军事力量）。这样，“自由”就成了一个法定的词，它代表的不是每个公民都有份的集体福利，而是私人“自由帝国”中有“无限制地积累和消费财富的自由”的。

所有这些宣传站以及为支持它们而发动的资金筹措活动，即“自由十字军”，都与美国的许多主流媒体合谋，它们的400多名记者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就秘密地为中情局服务。在外交政策圈内，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被认为在中、东欧地区把共产党赶回去的“文化战”中起了主要作用。

前美国新闻署（USIA）署长约瑟夫·德菲（Joseph Duffey）认为，USIA这个政府的宣传机构是为市场利益服务的。他在1993年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恐怖主义、毒品和国际行动小组报告说：“需要加强本署活动的最重要的领域是商业、贸易和经济。我们正在愈来愈多地教导其他国家的不仅只是自由市场原理，而且是使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成为可能的内在机制”。USIA通过各种会议活动、巡回演讲、交换教育、短期访问计划和其他项目，执行它的宣传职责。1994年，为了统一外交政策的各种项目，国会通过了国际广播法案，把美国之音、马蒂广播电台、马蒂电视台、世界网电视、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都置于USIA及其驻在国外的前哨站点管辖之下，从1996年起，还包括自由亚洲电台（针对中国及后来增加的西藏、北朝鲜、缅甸、老挝和越南）。1999年，克林顿政府把USIA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管辖，这样就把国家对海外宣传的主要组织变成了“更大的情报业的一部分”。

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

里根自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起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反共分子，作为美国总统，他试图用秘密的和比较透明的两种手段推翻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一个被命名为民主计划（Project Democracy）的白宫项目（最初名为真理计划[Project Truth]）是白宫利用私有资金组织的，用以支持秘密的外交政策行动，并与中情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密切协调。民主计划接管了包括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的中美洲公共外交行动特派组的宣传工作。雷蒙德把以前由中情局组织的一系列活动纳入这个民主计划。

与中情局不同，半私有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会使那些政治特务在生涯中不需要用假名过地下生活。即使不是那么隐蔽，国家民主基金还是通过有选择地向政治团体、公民组织、工会、不同政见者、学生团体、书籍出版商、报刊和其他媒体提供资金、技术知识、培训、教材、电脑、传真和复印设备、汽车等，在外国的国内事务中搅和。有人估计，给帝国主义披上慈善形象的外衣，使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比中情局更有效的国家政策工具——软帝国主义。

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早期是美国新闻署预算中的一个项目。在1999年，美国新闻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都归口于国务院之下，通过国务院得到国会给它们的拨款。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部分资金来自私有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他的美国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司法部和国防部，已在100多个国家，包括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支持促销民主的项目。在后苏联时期的欧洲，一个较早的改变政体的机会来自反共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②]。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这个目标得到一些机构的相助和参与，如全国民主研究所[③]（NDI）、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简称劳联-产联）的团结工会中心、美国商会的国际私有企业中心（CIPE）、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私人和政府支持的自由之家、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及其他的政府和私人机构。

看一看全国民主研究所，特别是国际共和研究所（IRI），成员的背景和联系（IRI有64个公司的和基金会的“施主”），就可发现，官僚和资本家们惊人的交叉（政府官员与公司连结），其中有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及财富杂志500强的能源、汽车、媒体和军工产业的代表。虽然能源公司，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公司，同时资助NDI和IRI两者，但是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要目标国家，如委内瑞拉、伊拉克和中东的其他国家，这些公司的影响远远超过它们直接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贡献。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所的大部分活动不必向国会汇报。它支持在海外的法律、宪法、公民社会和选举等方面的培训。在这个领域，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它觉得有希望过渡到自由民主的国家内鼓励举行选举，也支持已确定要选举的国家。

尽管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自己是无党派的，这是基于它包罗了许多的权力利益集团：美国的两大党、企业界和劳工界；但是，这些在国家民主基金会中有一定地位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早就紧密地与狭隘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目标勾结。这些利益集团表面和谐共处是为了制造一个“国家与非政府组织脱钩的假象”。它在开张时是完全由国会资助的。那时，国会未打算资助国家民主基金会去跟美国国内的政党打交道；然而，两个最主要的受资助单位全国民主研究所（NDI）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却是与民主党和共和党有联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约三分之二的资助是给它的4个核心研究所，其余的给私营承包者们。它在1994年开始接受私人捐献，它的筹资来源之中有主要的军工和能源利益集团，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公司。

国家民主基金会怎样选择它的目标国家呢？威廉·罗宾逊认为，本质上，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策来自国务院和白宫，有时候同中情局协调[1]。

尽管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是无党派的，但一切得到它资助的机构在中、东欧实施的各种项目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明显利益，即阻止共产党及追随它的左派政治组织夺回政权。假如世界上有任何地区使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党派性在那里最令人注目，那就是前苏联及其盟国。

促销民主的宣传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基于民主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内才能存在的前提条件，坚持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接受严格符合新自由主义调控的“休克疗法”才能成为经济援助的候选国。这意味着完全的企业产权，包括银行业在内，的“经济实体私有化”、取消对进出口的一切管制、解除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供应学派的税收政策、外国公司把利润全部汇走的权利、股票和债券投资系统的运转及其他金融工具。

事实上，资本的产生依赖国家在工业扩展的每个阶段给予企业的巨大的补贴——从把国家土地给予私营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到“军工联合体”（它发端于美国国内战争）。那种市场自主发展神话的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公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导致其巨大财富。这种信念忽视了征服、掠夺、战争，支持外国的镇压和强迫第三世界经济体把大量资源输往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归根结底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工厂劳工。它还忽视了国家如何支持奴役以及没收土著人民的土地。

促销民主是现代化理论的延伸。这个理论关于“欠发达”的教义之一是，较不发达国家不认同“发达”的价值观，并有助于使社会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现代化理论吸取这个观念，假设制度能够被转让，就像把传统的行为转变为现代习以为常的实践。

在各类生活质量指标方面，美国被西欧、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超过，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不久前被定为民主援助计划目标的中欧国家。这就使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公民合乎逻辑地产生问题：美国的民主系统是否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福利，它是否是一个值得被赶超或被复制的国家？事实上，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下滑已引起公众对立足于买卖照常干的经济复苏计划的质疑。奥巴马的当选使整个世界期待改变大公司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反环境和反理智的逆流以及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方向。展示上述生活质量数据并不表示美国没有能够显示其领导地位其他领域了，但是这些数据粉碎了关于美国是全球“老大”或“自由世界领袖”的浮夸和它常常摆出的道德姿态。

由于名人而不是制度化的政治结构（包括政党）控制选举， “现代”美国政治进程的魅力开始衰退。在美国，形象制造家们接手了大部分的政治竞选工作，政党的作用现在主要限于筹款。而且，现代化理论中关于政党的形成和选举是可以在不同国家的背景下复制的过程，也已成为质疑的对象，因为它忽视了政治活动（其实是社会和政治规范）扎根于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在现代化理论家（如罗斯托夫）的论述中有一个推定：新国家如果要制定通向发展的途径并在国际系统中占有它们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沿着“发展阶段”顺序前进。

关于现代化和民主的论证立足于国家的缔造和坚固的国家结构。但是，在最坚强的国家缔造者之中有这样一些人：胡志明、纳赛尔（Nasser）、毛泽东、卡斯特罗、恩克鲁玛（Nkrumah）、苏加诺（Sukarno）、尼赫鲁（Nehru）、曼德拉（Mandela）、阿拉法特（Arafat）[④]及其他革命领袖。当他们致力于把他们的国家从殖民地转变为独立时，美国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受信任的。这当然是因为这些领袖们没有接受后来关于经济的药方“华盛顿共识”[⑤]，也没有把申请成为“自由世界”军事组织成员作为他们的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抱负。这些领袖们没有把美国的政治结构视为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情况特别有关。

采纳美国式民主机制继续被国务院视为政治发展的逻辑前提。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主要促销民主努力之一和美国律师协会（ABA）的法治创议计划（Rule of Law Initiative Project）是在中、东欧用美国的法学理论和程序，包括宪法、企业法和“选举改革”，培训律师和法官。接受ABA创议计划的有五名乌克兰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推翻了2004年11月的总统选举结果，迫使第二次投票，接着宣告美国支持的候选人为胜利者。事实上，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太过于强调把选举作为民主的本质，其效果实际上毁坏了民主化。

制造“过渡”

    “过渡性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与政治阶段论有关；在这个理论中，那些经历过共产党或右翼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将给西方式民主让路。它掩盖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地位及利用发展阶段论把自己打扮成世界秩序的当然领导者。它也掩盖了现代全球结构和机制，更加偏爱私营部门和跨国特征，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下，国家强盛不再被视为是发展的关键因素。

美国两大党派中似乎没有一个承认，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实施外来干涉对于美国的长期目标几乎总是失败的。美国破坏伊朗1953年举行的选举导致国王独裁及伊朗人民因其支持国王而痛恨美国。中情局在1954年出手推翻危地马拉当选的领导人及在1970年支持智利的独裁政府，得到的是那两个国家人民的深刻不信任。美国把外国政府资助美国政党视为非法，而它自己却经常支持它认为有用的外国的政治领袖或政党。

民主不是一个可以像搬迁汽车厂那样被输送的过程，它必须被发展并通过冲突、试验和犯错误被不断地从内部和组织上予以改善。起初，美国的民主在起初肯定不是社会包容性的，需要许多斗争，在它开始协商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保护它的大多数公民之前，甚至还有一场内战。

从华尔特·李普曼到乔治·凯南到亨利·基辛格，都一再提醒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不要为传播民主价值观而冲动，“必须更审慎地追求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与这种想法一致的是，促销民主应被理解为一个华丽的辞藻，用于取得进入世界一些地区“审慎地追求国家利益”的许可证而已，民主辞藻的最佳用途是帮助给其背后的物质利益穿上外衣。

促销民主的基础设施和工具

发展主义理论的主要前提是，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为首，形成合理的国际力量等级结构。在干涉背后有一个必要的逻辑，即干涉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使命及其先进的现代普世价值。

在20世纪80年代末，受数字化通讯技术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全球经济整合以不利于世界弱国的方式占据了中心地位，无视它过去造成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历史和世界经济基础。

过渡到跨国主义

自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盟国的解体，为资本主义世界梦想的和马克思100多年前预期的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一个新的推动。

依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而生存的叶利钦[⑥]政府，开放了与西方的交易。突然的经济开放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其效果比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彻底转向资本主义时的大萧条还要糟糕得多。类似的结果随后也出现在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那里的艾滋病毒HIV/AIDS增长率超过世界任何地区。社会科学家詹姆士·皮特拉斯（James Petras）发现：在过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15年内，几乎所有的基本产业——能源、矿产、通讯、基建和批发业——都被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及亿万富豪的黑帮们所掌控或者被关闭。这导致大量的失业和临时工、相对的停滞、大量人员外流及通过非法转让、洗钱和掠夺资源使经济非资本主义化。

然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及其向东扩张仍被西方国家的策划者们认定为信条。借用克林顿的说法：“美国打赢了冷战，市场经济将从贝尔格莱德蔓延到比什凯克[⑦]”。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远非从事解救贫穷、疾病、不平等和经济困乏的慈善机构，近些年来已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它在1994年成立“过渡行动局（OTI）”（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局”）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俄罗斯和东欧。用OTI的话来说，“抓住机会之窗，针对政治过渡和需要稳定，OTI在当地提供迅速、灵活、短期的援助”，这意味着它的海外办事处可以比USAID本身更快地独自直接资助当地组织用于“促销民主”的项目。

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政治现实主义”学说是理解国际关系的最一贯的方法。这个学说断定，外交政策的两个中心支柱是追求和保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并且使自我认定的行为合理化，其办法是用普通的词汇“世界利益”和“建立民主”表达政治和经济,不考虑力量、民族、地区、文化和历史特点的差异。

较大的“密不透风的”干涉主义计划要求有一个迂回战略使国家的行动合法。“促销民主”的迂回活动强调，这是为了帮助建设“国家的能力”和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便使人们忽视跨国公司集团希望回避公众对其经济及其他权益和政策的政治辩论。为达此目的，利用非政府组织（NGO）的非正式机制去影响政策变化，从而绕过公众的广泛质询和参与。国家建设被认为不是公众参与性的，而是专家治国和行政管理的运作。

跨国权力的运作要求增加当地的精英们作为改变政体的伙伴。这样做有多个理由，当地的精英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因与外国的利益集团合伙而得到提升。从前，这样的人被视为是“买办”。对于救助者而言，增加当地的精英们意味着更容易进入这个目标国家的权力之门。这使得外来的经纪人能接触当地资源。在被挑起东欧的“颜色革命”中，特别重要的是外国集团建立的与当地学生组织的联系和帮助。在外国势力希望施加影响使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合乎其标准方面，亲西方的当地精英们是不可缺少的。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