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导刊资讯

克鲁格曼:恐惧、憎恨与英国脱欧

原文作者:Paul Krugman

2016617日《纽约时报》

 

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四个半月。但即将举行的投票对世界未来的影响与这里发生的事情一样重大:英国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的全民公决。

不幸的是,这次投票只能选择差或者更差——一个实在难以说清的问题。

开门见山地讲,我会投票支持留在欧盟。尽管我充分认识到欧盟严重失调,没有多少改革的迹象,我仍然做出这种选择。英国脱欧(即Brexit)不但对英国,而且对整个欧洲,都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直接的经济后果分析十分清晰:英国脱欧会降低英国的财富程度。尽管不一定会造成贸易战,但肯定会伤害英国与欧洲其它国家之间的贸易,降低劳动生产率与收入。笔者粗略的计算和其他人提供的估算一致,脱欧与留欧相比,整个英国的富裕程度会降低大约2%,基本上长期会这样。这种打击是很严重的。

同时,英国脱欧会削弱伦敦金融城的地位,这方面的风险更难以量化。伦敦金融城是英国的华尔街,是出口及收入的一大来源。因此,英国脱欧的成本实际上要高得多。

如何评价有关脱欧可能将引发一场金融危机的种种警告?这些担心显然是过虑了。英国并不是希腊,它拥有自己的货币,可以用这种货币借款。因此,英国并不存在构成金融混乱的挤兑风险。最近几周来,脱欧的风险明显升高,但英国的利率却在下降而不是升高,紧跟全球收益下降的趋势。

不过,作为经济问题,英国脱欧看来仍是个很坏的想法。

有些倡导脱欧的人士宣称,离开欧洲后英国可以放开手脚,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例如放松管制,释放市场潜力,由此产生爆炸性经济增长。但很显然,这些只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同样的自由市场幻境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都已被证明只是妄想。

既然经济上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我为什么对留欧仍持悲观论调?

部分原因是英国脱欧的影响是不平衡的: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会遭受严重打击,但脱欧也许意味着英镑更为疲软,实际上对英国北部一些老制造业地区所有帮助。

然而,更重要的是英国可能离开时欧盟的悲惨现实。

所谓“欧洲工程”始于60多年前,多年来,它一直是一股巨大的积极势力。欧洲项目不但促进贸易,帮助经济增长,同时也成为在这个拥有可怕历史的大陆实现和平与民主的后盾。

但今天的欧盟已成为“欧元之乡”,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英国高度理性,保留自己的货币,但是英国无法与欧洲之手伸得过长导致的其它问题隔离开来,尤其是在没有共同治理的情况下,建立了人员自由流动的机制。有人可能会争辩,欧洲的移民红利远远超过了那些成本。但是,这种观点很难向对削减公共服务而感到沮丧的公众解释——尤其是当亲欧专家的信誉如此低的时候。

有关欧盟,最令人沮丧的是,从来没有任何人似乎承认错误或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即便2008年后布鲁塞尔或柏林对欧洲可怕的经济表现存在某种深入反思,这种反思也少到难以看到的地步。尽管脱欧经济成本巨大,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同情那些不想与一个信誉度如此低的体系捆绑在一起的英国人。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英国脱欧的投票结果是否有助于任何事情的改善。它可能成为一次有益的冲击,最终将欧洲精英们从沾沾自喜中惊醒,由此导致改革。但我担心实际上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欧盟在许多方面的失败已经造成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情绪高涨——英国退欧很可能赋予在英国及整个大陆的这些势力以更强大的力量。

显然,对这些政治后果,我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但同样可能的是,我对欧洲改革的失望过于夸大了。正如牛津大学西蒙·沃伦·路易斯(Simon Wren-Lewis )指出的那样,如果现在投票选择留欧,有朝一日英国仍然可以选择离开欧盟,但选择脱欧实际上便无回头路可走。要支持英国脱欧,你必须绝对有把握说欧洲已经无可救药。(翻译杨利红)

 

卫计委:力争2020年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

卫计委日前印发《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2016年,在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其他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试点。到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

意见同时明确,家庭医生团队为居民提供约定的签约服务,根据签约服务人数按年收取签约服务费,由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签约居民付费等分担。符合医疗救助政策的按规定实施救助。签约服务中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费用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经费中列支。

完善综合激励政策。在编制、人员聘用、职称晋升、在职培训、评奖推优等方面重点向全科医生倾斜,将优秀人员纳入各级政府人才引进优惠政策范围,增强全科医生的职业吸引力,加快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提升签约服务水平。

 

 

 

微软状告美国政府侵犯用户隐私

美国微软公司向西雅图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把美国司法部列为被告,要求修改关于不得透露政府索要用户数据行为的法律。实际上,这是微软公司第四次就用户隐私相关议题与政府打官司。两年前,微软等科技企业获得了公开政府索要用户个人数据次数的权利。这次诉讼则更进一步,寻求允许将索要行为告知相关个人和企业。

美国《电子通信隐私法案》规定,政府向科技企业索取用户电子邮件等数据时,法院可以要求企业对政府请求予以保密。微软曾多次遵守法院命令,允许执法人员获取用户数据,也不反对在必要情况下为执法人员的行为保密。引起微软不满的是,法院下达了过多的“封口令”。微软眼下正大力发展云服务,旨在鼓励用户把文件保存到云端远程服务器上。微软在诉状中说,政府利用了向云计算的转变,扩大其实施秘密调查的权力。

 

 

联合国:全球跨境投资面临下滑风险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世界投资报告》,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FDI)资金流的规模达到1.8万亿美元,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大规模的跨境并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2015年,跨境并购总额达到了7210亿美元,而在2014年,这一数字仅为4320亿美元。

不过,由于全球经济的脆弱性、需求放缓、一些商品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发展颓势等,今年全球范围内的FDI流动将下降10%~15%。这一变化在发达经济体表现得尤为明显。2015年,流向欧美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资金占全球FDI资金流的55%。然而,在今年头四个月,发达经济体公布的绿地项目规模降低了23.4%,而跨境并购活动则减少18.6%。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2017FDI资金流规模会小幅增长,但在2018年以前不会超过1.8万亿美元的全球总规模。

报告指出,服务业吸引FDI最多,占据了全球FDI存量的2/3。其次是制造业(27%)、第一产业(7%)等。这一占比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没有太大差别。中国依旧是全球投资的首选。2015年,外资流入中国内地的总额为1356亿美元,增幅为5.5%;流入中国香港的总额为1749亿美元,增幅达53.3%FDI流入中国内地的行业和区域结构持续优化,其中包括中西部地区占比提高,服务业引资比重提升,以及外资持续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倾斜。

 

 

大学生创业三年存活率增至47.8%

麦可思研究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日在京发布《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报告称,2010届毕业时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三年后还在创业的比例为42.2%2012届大学毕业生创业三年后存活率增至47.8%。该报告跟踪调查回收样本约4.1万,调查853个专业,其中本科专业358个,高职高专专业495个。

调查显示,2015届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资金主要依靠父母/亲友投资或借贷和个人积蓄(本科78%,高职高专75%)。大学毕业生半年后月收入连续上升,三年后收入涨幅明显。四成2012届毕业生三年内转换职业。2015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满意度最高的行业是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和证监会。

大学毕业生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比例从2013届的54%上升为2015届的59%,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从2013届的22%下降到2015届的18%,在中外合资/外资/独资企业就业的比例从2013届的11%下降到2015届的9%

20132015届本科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大型用人单位就业的比例从27%下降到25%,在300人以下的中小微用人单位就业的比例从45%上升为50%

 

 

 

工业4.0将彻底变革中国乃至全球工业劳动力

波士顿咨询公司推出的新报告《工业4.0:未来生产力与制造业发展前景》指出,零部件、机器和人员之间的互联互通性日益加强,由此生产系统的速度和效率分别能提升30%25%,同时大规模定制也将实现快速发展。

报告认为,在中国,工业4.0带来的收益主要体现在生产效率提升上。未来5-10年间,越来越多的本土公司会遵循工业4.0时代的要求发展,这将提升国内制造业的整体生产效率。转换成本(不包括材料成本)的提升幅度为15-25%。如果将材料成本考虑在内,那么能实现5-8%的提升幅度。据计算,制造业累计产品销售成本约85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工业总体生产效率有4万亿元-6万亿元的提升潜力。各行业的改善程度会参差不齐。

报告强调,工业4.0将对劳动力产生重大影响,大力改变产业工人完成工作的方式,对工人的技能需求有重大变化。未来会出现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淘汰一些过时的岗位。生产企业将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和其他一些先进技术来辅助人工。这就意味着劳动强度大的常规工作岗位会不断减少,而更多的工作岗位需要具备灵活应对、解决问题和提出定制化解决方案的能力。

 

 

 

美智库警告美国已陷入生产率危机

美国经济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最新调查,美国劳动生产率很可能出现3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调查显示,2016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幅预计只有-0.2%

劳动生产率放缓已受到包括美联储在内的美国各界普遍关注。美联储主席耶伦日前表示,近年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大幅放缓,未来将反弹到何种程度存在不确定性,这会影响未来美国经济增长潜力。

 

 

人民币将被正式纳入新加坡官方外汇储备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622日宣布,将把人民币金融投资纳入到官方外汇储备中。这一政策将在6月开始实施。在公告中,金管局指出,这一举措是因为中国金融市场持续稳定的标准化改革,以及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认可度的不断提升。

新加坡金管局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采取了有效措施放宽人民币汇率的自由度,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参与到中国金融和债券市场的机会。

过去一年来中国通过持续不断的金融改革,让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越来越高。201511月,中新两国宣布将扩大人民币跨境流通渠道,并进一步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

 

 

英国公投决定“脱欧”

623日,英国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支持“脱欧”一派以1.9%的微弱多数获胜,这意味着英国将不再属于欧盟成员国。受这一事件的直接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出现程度不一的动荡,624日英国股市暴跌,英镑持续贬值。

英国脱欧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的走向。

    有评论认为,英国脱离欧盟,对英国和欧洲的统一都是灾难性的。欧洲人接受两次世界大战教训,战后用了半个多世纪推进欧洲统一,英国脱欧使得欧洲的统一遥遥无期。欧盟的衰落和自顾不暇,会影响到其在全球多极化重要一级的地位。

对英国来说,脱离欧盟获得的是暂时的、看得见的利益(增加本国政策自由度,省去十几亿镑的会员费,移民等),长期看,如果欧洲的统一进程继续,和亚洲继续接近,英国在世界上可能进一步边缘化。

英国人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是理性、稳健。现在看,一旦将国家命运以这种方式交由老百姓决定,个人情绪就会战胜理性。

英国决定脱欧进一步加重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美国高盛集团预测,“脱欧”公投的结果可能导致英国经济在2017年进入衰退,并将今年英国经济增长预期调低了0.5个百分点至1.5%,这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全球股市也因此剧烈波动,总市值蒸发了约3.3万亿美元。

英国公投结果凸显了国深存的“分裂”——地区之间的分裂、政党内部的分裂以及社会群体间的分裂,也显示了英国年轻一代与年长一辈,以及蓝领选民与精英选民的分裂。英国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将因脱欧陷入分裂。伦敦、苏格兰与北爱兰已纷纷表示自己愿意留在欧盟,不同程度出现脱离不列颠王国的倾向。有人甚至认为联合王国面临解体风险。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英国脱离欧洲,将有进一步与欧洲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加强经贸联系的需要,也将给亚洲包括中国带来一定的机会。

 

 

 

杨洁篪:“双轨原则”能处理好南海问题

中美两国高层66日在京就敏感的南海问题坦诚对话。针对美国国务卿克里提出的南海争端问题,国务委员杨洁篪称,按照“双轨原则”一定能处理好南海问题,希望其他国家也予以积极支持。

杨洁篪表示,在南海问题上,早在2002年,中国和东盟10国就签署《关于南海各方行为的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各当事国应进行友好协商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其他的签署国应予以积极支持。现在中国正在同东盟国家进行密切协商,要在宣言的基础上,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推进关于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准备工作,目前各方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各方已经就准则的要素达成了不少共识。

杨洁篪强调,中方认为,按照“双轨原则”一定能处理好南海问题,希望其他国家也予以积极支持。对于中美间存在的其他一些分歧,中方希望也能本着谨慎、妥善方式处理好分歧,同时中方也会相向而行。

 

 

要闻

普京访华:中俄互信共享双赢红利

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625日对中国进行了“旋风式”国事访问。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及共同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方面达成广泛共识。

普京访华不仅巩固两国关系,还将塑造俄中未来合作的成功模式:

经济合作添砖加瓦。当前,中国在俄罗斯外贸份额占比逐年提升,2015年这一比重已经超过12%。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双方签署了30多项合作文件,涉及经贸、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农业、金融、能源、媒体、网络、体育等多个领域,能源合作仍然是两国经济合作的火车头。

协调国际问题立场。中俄元首签署了《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及《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合作与交流,巩固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此外,中俄两国外长共同发表的《中俄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认为,中俄支持维护国际法权威的共同立场,坚定支持不干涉他国对内与对外事务的原则,要求各国善意使用争端解决方式和机制,不得滥用。

 

 

社会观察

在今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要自己来创造。我们没有教条可以抄,没有东西可以照搬,不管是古的教条还是洋的教条,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干扰我们的思维,混乱我们的舆论,威胁我们的事业。我们要发展中国的事业,创新中国的理论,必须从这些教条里面摆脱出来,否则就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孔丹表示,在党的认识路线上,陈云同志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后来有人又加上一个“不唯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在基层治理当中涌现了一批新鲜的经验。

 

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

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进步,及时地总结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对落实党中央关于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在今年5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我们要自己来创造。我们没有教条可以抄,没有东西可以照搬,不管是古的教条还是洋的教条,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干扰我们的思维,混乱我们的舆论,威胁我们的事业。我们要发展中国的事业,创新中国的理论,必须从这些教条里面摆脱出来,否则就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孔丹表示,在党的认识路线上,陈云同志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后来有人又加上一个“不唯西”。要脱离教条,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路在脚下”,要接地气。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实践。从我们自己的探索中总结经验,建立学说和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思想理论体系。

从顶层设计角度看,目前很多改革都具备了一些基础性的经验,但要把那些顶层设计加以实施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些特点,比如地域广阔,差异性极大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明确提出“一企一策”,既不能把一些普遍原则简单地搬用、照用,又需要普遍性的原则进行指导。从基层治理的角度看,各地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对于挑战以及更新、更难的问题好像涉猎不多。而我国基层治理要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说起,从经验说起,从解决问题说起,从我们碰到的新挑战,新问题说起。

孔丹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带来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应对。从国家治理到基层治理,还应该处理好稳定和创新的关系。他说,“工会应该做什么,妇联应该做什么,这些原有的路径和组织,不应该把它当成阑尾切掉,完全可以更新它,创新它的功能。如果处理不好稳定和创新的关系,变成颠覆性的创新,这对我们的基层治理也是不利的。”

面对新的治理场域,形成新的治理界面

“近年来我们开展了很多关于基层治理的调查研究,实践是丰富的,事情是具体而特殊的,但是作为理论或者观察,我们需要有一个思维的工具。”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发言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概念,一个叫场域,另一个叫做治理界面,即以治理为中心的调整与改革。

所谓的治理场域,就是治理对象所存在的那个时空。过去治理社会的场域就在单位,主要是在工作场合。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这个场域发生了变化。一是场域的表现多元化,过去场域是比较集中的,现在变成了多元化,千差万别;二是高度的流动,这可能是更明显的特点;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不管在城乡,这个场域都是比较稳定的,现在经济越发达场域的流动性越强;三是陌生人的交往,或者叫非政治化;过去中国是熟人社会,现在成为陌生人的社会。由于多元化,流动性,人们之间陌生了,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变成非政治化的。

房宁表示,传统的治理场域没有了,新兴的场域出现了,而新兴的场域需要治理的变革,主要集中在社区和社群两个地方。所谓的社区,就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一个存在;所谓的社群,就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特别是在年轻群体里,形成了新型的共同体,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我们称之为社群或者网络社群。现在看来,社区和社群的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龙头,也就是说,如果要提升社区和社群治理,现有的体制是不行的。

然而,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现有的实践经验表明,我们要把整个资源集中到管理的界面上,并且根据要求重新配置、调整和改革国家的基层治理体系,在治理界面上形成一个复合的治理主体,这称之为体制改革,也是我们对客观现实走向实践的一种观察。

房宁同时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问题,绝不能够仅仅限于中国。国外一位知名政治学者曾经说,如果你只研究一个国家,那就是没有研究。中国也有句话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一定要出去走走,这样对于中国的事情,经常会豁然开朗或者猛然醒悟。

重视共有产权,促进信托契约

什么是共有产权?没有共有产权的维权会产生什么问题?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讲了一个案例。有一个社区位于中关村西区,2000年动工,2003年入住,是新型的高档商住楼。这个社区刚入住的前几年非常好,但最近3年已经成为海淀区的城中村,地下层变成了物流库房,整个配套设备不堪重负,原来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也破产了。

这个极端案例可以以小见大。潘维认为,究其原因,第一是政府执法懒散,执法成本太高,以及执法者高度政治化。第二是无组织的小业主们习惯于私有产权,占彼此的小便宜,占所谓公家的便宜。第三是小业主们渴盼用人民的自组织来结束这种无政府状态,表现为对建设业委会的渴望,以及对物业公司的严重敌意和对抗,行动是坚决不交物业费。第四,谁出面组织,组织起来干什么,这个业主委员会里边有若干变数。第五,政府、居民、物业都不熟悉共有产权这个概念和特征,也不知道其文化和管理模式。

潘维说,从这个案例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在这样一个失去秩序的环境里要实行重罚重法,坚决打击侵犯公益的恶霸,这样才能得民心,实现社会稳定。因为,得社区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二,激活有执法机关支撑的基层党团组织和社工站,充分了解居民需求,动员和组织群众恢复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三,政府要大力普及共有产权的知识和文化,除了私有和公有之外,还有一个共有,而几十层的居民大楼是共有产权的东西,它必须依靠信托。政府要制定信托契约的样本,推出向物业公司集体信托的试点。

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十八大以来,党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主导性得到空前的强化。在基层组织,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企业组织,还是在社会组织,要求进行党组织全覆盖和党的组织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化纵横》杂志主编杨平表示,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意义重大。

首先,在我国8700万党员中间,80%以上的党员在基层,在体制外。这部分党员的作用得不到很好发挥,如果长期遭到忽视,共产党的作用和地位也就无法突出。

其次,进行了十几年的中国乡村自治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缺乏党的领导,基层自治就会失去方向,甚至沦为村庄的资本力量、强势家族、腐败官员和灰黑恶势力的角逐场。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社会分化的力量极其强大,并且这种分化日益悬殊,当前中国极需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以弥合社会分化,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效率和凝聚力的组织。

第四,伴随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更广泛、更深刻的政治参与将不可避免。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组织再造,将为政治参与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并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打下坚实基础。

以北京市为例。2008年北京市开始在“两新组织”中推进党的建设,出台了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和行动计划,并在20072008年就设立了社工委,专门分管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具体来说,北京市的党建工作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模式,即“三加一”模式。所谓“三”,就是在全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中间,建立党建工作委员会,成立社会组织联合党组织,设立专门的工作部门。所谓“一”,就是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例会制度,在原有的群团组织基础之上,设立了33个枢纽型社会组织,成立党建工作委员会,同时召开例会制度。

探索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党组织与本职业务联系,使得党组织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较大作用;党组织通过引导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然后推动党的建设;把党建融入行业自律;把党建和公益服务相结合,等等。

目前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市场社会的流动性与组织建设的稳定性是党建中的主要矛盾;由于社会组织不稳定,财政不稳定,建立党组织的难度较大等等。

在杨平看来,党组织建设中的党内民主建设是其中应有之意,是党的组织建设完整有效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由单一管理走向协同治理

在中国的基层治理当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由单一的政府管控走向多元的协同治理,这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历史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赵秀玲认为,这期间,我国基层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萌生时期,2002年以后,随着我国社区建设概念的提出,与协同治理有关的一些概念开始出现,像综合治理、共建共管、大众参与、通力合作等。第二个时期是2003年到2011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提出,社会治理逐渐走向一种协同治理。第三个时期是2012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基层协同治理全面铺开,探索创新层出不穷,最突出的标志就是2014年国家民政部批准设立了31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多元协同共治”是指多元治理主体诸如政府、社会、自治组织、市场等共同参与、协作下的治理,这与政府一元化控制下的管理有本质的区别。从目前来看,中国基层的协同治理的主体基本上突破了一元化的政府管控,呈现出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和互动性,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识。

赵秀玲表示,就整体来看,当前基层的协同共治主体建设还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社会和公众的社会管理一直处于劣势,许多基层甚至还处于可有可无的状况。有的社会组织往往发挥一些经济、社会道德、文娱功能,一些政治功能则严重缺乏,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基层,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更为匮乏。

“未来我们要实现协同治理的现代化,要重视发挥包括志愿者、社工、农民工在内的社会组织在协同治理当中的主体地位,建立起科学合理更具有包容性的治理主体结构,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赵秀玲表示,协同治理主体的素质和水平,是影响协同治理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基层腐败问题很严重,它实质上也影响了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必须引起重视。

此外,协同共治还需要一个平台。目前,比较好的地方创新主要包括,乡镇村社区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基层文化建设服务平台、深圳的开放式议政平台等。在大力提倡基层协商民主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探索一个丰富、多样性、现代化的与高科技密切相连的平台,使广大城乡居民能够在这一平台上自由交流、发言。

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群团组织的整体功能

从现代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争取群众是现代政党政治尤其是执政党的一个基本功能。从我们国家来说,群团组织最重要的定位依然在于联系和团结群众。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而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能够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群团组织的全称是群众性的团体,是党直接领导的组织,同时又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其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现在谈的群团主要是参加政协的8个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青联、侨联、台联、工商联。

黄峰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多元化,内部应该相互配合,各负其责,其中肯定少不了群团组织的作用,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要的组织化的基础。但目前群团工作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概括为“四化”,就是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通俗地讲,就是现在普遍存在衙门作风,职能雷同,脱离群众,尤其是基层群团脱离群众的倾向特别明显。因此,群团改革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发挥群团组织的整体功能,创新形态、体制机制,使其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

涂锋表示,组织、引导和服务是群团的传统功能。根据实际调研情况,新时期群团的三种传统功能已经聚焦到服务上,并且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服务。目前群团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功能的意义在于,群团有可能扮演一个政府公共政策或者公共服务的角色,并且在一些新兴前沿领域发挥探索作用。

 

典型案例:

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基层治理创新

/唐奕*

 

深圳南山区是改革开放第一炮打响的地方,全区总面积185平方公里,下辖8个街道和100个社区。南山区产业基础雄厚,诞生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华为等三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中兴通信、诚信、麦瑞等高科技领军企业;有115家海内外上市企业,总数居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第二位。2015年全区本地生产总值3715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在全国行政区域排名第三。全区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5%,接近美、日等发达国家80%的水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南山区基层治理面对五个“新常态”进行了五个新探索。

南山区面对的五个“新常态”

第一是新业态不断促进新型社区形成的新常态。20世纪80年代初,南山区的城区定位是深圳的产业配套区、轻污染工业区和能源基地;90年代后变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先行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样板区;现在的定位又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之一,特别是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建设,让南山正朝着深圳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高科技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方向发展。

    第二是城区人口结构不断调整成为新常态。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起步,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人口结构的文化素质在全国排名第三。

第三是新型阶层不断形成,利益主体日益多元成为新常态。深圳市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已达到79.45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96%90%的高科技成果由非公企业取得;并且涌现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超高影响力的领军人物。

第四是基层治理中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成为新常态。南山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各种社会矛盾爆发得较早、较多、较充分,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第五是随着基层民主有序推进,新型阶层不断挑战基层工作人员的权威成为新常态。

南山区在基层治理中进行的五个新探索

创新是南山的根,南山的魂,也是引领南山发展的第一动力。南山区在基层治理中进行了五个新探索。

第一个探索是基层治理的结构创新,即一核多元。建成一加三加A:以社区综合党委为核心,以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为依托;社区的社会组织、业委会、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密切配合、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

第二个探索是基层治理体制的创新,即一平台一中心和PPP。在社区基础设施及物业管理完善的新型现代化社区,探索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综合信息平台和社区管理服务平台;建立基于居民评价体系的绩效考核机制;以小区为单位,建立居委会,鼓励支持居民成立社会组织。此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经济总部基地和产业龙头地位突出的区域,推行PPP治理模式,就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少,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第三个探索是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强调治理平台建设。一是党内民主共治平台,携手共建和谐社区十百千万行动。二是社区协商自治平台,居民议事会,探索按住宅小区、行业、年龄、社区公共事务相对应的专业人士等因素,推选小区居民组成居民议事会。三是社情民意诉求平台,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聘请热心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为联络员,受代表的委托,收集社情民意,形成代表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解决,进而发挥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在居民和政府之间搭建一座信息沟通,对话协商的桥梁。四是社区虚拟参与平台——社区家园网。

第四个探索是在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上,南山区出台了社会建设标准体系,设三级指标,共230项工作标准,制定了基层治理的预算体系,形成了从预算到决算的完整链条,更好推动了各部门工作的落实。同时坚持依法治理,晒出政府的权责清单,推进社区工作准入制,完善社区标准体系,使社区党建、管理、服务和自治四位一体,协调有序的开展。此外,深圳市去年12月下旬出台了社区党建标准化的相关文件,明确了组织架构,服务方式特别党员服务社区的方式。

第五个探索是在基层治理手段的创新上,南山区推行智网工程和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全区164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源优势,积极推进社会建设“智网工程”,建立了“一库两网两系统”。“一库”就是涵盖人口、法人、城市部建等公共基础数据的信息资源库,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资源的互通和共享。“两网”就是社会管理工作网和社区家园网。“两系统”是指综合信息采集系统和领导决策支持系统。

 

设立平安协会 调解基层矛盾

/张新德*

 

新泰市总面积1946平方公里,位于泰山脚下,和曲阜比邻,是孔子的老家。全市有61个乡镇,916个村,140万人,是山东省的第三人口大县,也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主要以煤炭资源为主。由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比较大。在此背景下,平安协会应运而生,目前协会会员达到15000多名,主要包括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等,农村主要以家族的族长为主体,他们已经成为维护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年61个乡镇的平安协会以单位会员,会长以个人会员的名义加入市协会,在市协会设监事会,市协会也吸收乡镇的平安协会的会长为副会长。这样从市到镇,一直到平安协会下面的平安分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如同金字塔一样便于管理。整合后的平安协会完成了三个对接。

一是诉调对接,就是法庭和平安协会的民间调解的对接,或者是司法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对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在全区的9个法庭全部推广了诉调对接。

二是医调对接。原来医疗行业的一般调解主要就是卫生局,但由于卫生系统的人员出任调委会的人员,所以患方不认可这种调节,他认为你自己人肯定向着自己,缺少这种中间人的身份。通过研究和探讨,我们把这个医调会进行了调整,把它设到司法局,人员组成包括律师、专业人员以及平安协会的会员,从而形成第三方机构进行调解。

三是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的对接。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村镇一级的民间调解是村镇一级的人民调解的补充和延伸。理顺这个关系以后,我们和司法局进行对接,把优秀的平安协会会员聘请为兼职人民调解员,并且给予一定的待遇。

从近一年多的实践效果来看,平安协会使得政府和百姓的双认可不断强化,特别是政府的认可进一步加强,老百姓也给予了普遍认可。

平安协会参与矛盾化解的质量保证,主要在于其中一部分同志是懂法律的,公检法出身,并且各级平安协会都会聘请法律顾问,运行过程中还有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律师的支撑。从2006年开始探索到现在已经10年时间,这期间平安协会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在道德的教化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利用当地的“孝文化”、“和文化”,与我们的“中国梦”有机结合起来,使政府的愿景和老百姓的意愿接近、融合。

此外,平安协会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转型。原来新泰主要以煤矿为主,现在煤矿通过去产能基本上已经平稳地进行了过渡,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项目已经落地生产,特别是跨境电商、通信等领域。下一步平安协会的发展将在规范化、去行政化方面深入开展工作。一方面,平安协会毕竟是一个社会组织,有些职能不能过度;另一方面,不能进行过多地行政干预。

 

从乐清治水实践看基层治理

/赵乐强*

 

乐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这些年乐清经济发展迅速,进入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过,但环境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差过,山被我们挖得千疮百孔,空气不好,水也臭。乐清这个时候面临一个转折时期,首先要治水。2014年开始进行百日清淤,我们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把河床冲洗了一次,现在河好看多了,也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为了治水我们创建了总督察长制度,下面设有河长制,总督察长负责全乐清的领导治水、智慧治水、协调治水。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四套班子组成的机构,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都要派副主任、副书记参与。这种总督察长制在全国也是一种创新。

乐清治水之所以成功,我们用乐清治水的实践来说明基层治理的几点体会。

第一点,特事特办,打破了在治水当中,尤其河道清淤当中的招投标规制。首先,价格明白。定价很要紧,当然前提是要非常务实地调查研究。其次,测量。我们有八个字“明明白白,通体透明”。

第二点,坚持官民同治,不是政府单头治理。官民同治过程中,几个重要的环节,比如说验收等重要阶段的监督,我们这是“真人秀”,不是“作秀”。同时,规定设立监督小组,村一级有监督小组,镇街道有监督小组。当时清淤项目实行三级监督制度,并且明确规定社会的力量,民间力量的比例不能少于60%

第三点就是效率。全县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八加一式,“八”是跟治水有关的水利局、环保局、市政园林局、农业畜牧局等8个部门,这就避免了政府部门之间的无效扯皮。

乐清治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是一个长期任务,当然也是阶段性的,我们制定了五年规划。下一步乐清要使地上、地下的水岸土质实现常规化、生态化治理,治水、治气、治泥土,开展新的现代化的乡村建设。

 

经济转型中的县域治理

/徐友龙*

 

浦江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对应。由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布局的不利和生态文明意识的不强,浦江的千家万户发展家庭工业小企业,这也是浙江的特色。浦江有三大主导产业,挂锁,绗缝,水晶。水晶产业最为典型,它也致使浦阳江——浦江的母亲河,成为浙江省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连续8年是劣五类,连续6年浦江的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全省倒数第一。

五水共治成效显著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浦江进行了五水共治,就是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抓节水、防洪水,重点是治污水。从20136月份开始,浦江克服了数不清的阻力,取得了最为典型的、最为显著的治水成效。

一是成为全省五水共治成效最显著的县。原来22000家水晶企业,现在是670家。并且是把企业全部合并到1000亩的水晶园区,整个环保达标以后再生产,虽然企业少了,但是产值并没有减少。工业源头处理好之后,我们消灭了570条垃圾河、牛奶河、黑色河,是全省第一个清三河达标县。

二是生态满意度不断提高。2013年我们是全省100位,到2013年是38位,201418位,2015年第1位,这个是公众满意度的调查,第三方媒体的调查。同时我们是全省三改一拆力度最大的县,全县595万平方的违法建筑全部被拆除。

三是社会环境大为改善。2013年全县的信访总量下降50%2014年、2015年下降30%以上。

四是经济转型升级迈上新的台阶。虽然我们砸了一部分人的饭碗,但是我们也努力地去追求新的饭碗,新的富民产业。旅游产业以75%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电子商务产业每年增长30%以上,成为全省十大电子商务示范县。此外还是浙江旅游十佳县。

浦江治水的基本经验

在短短两三年间,浦江治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

第一,完善执法治理环境。6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4天之后浦江力度最大的治水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因为基层执法力量比较分散,我们采用综合执法、立体打击,这也是毛主席的战争法则,孤注一掷地点上突破,然后面上才能行云流水。

第二,公平正义地拆除违法建筑。我们拆除的590万方违法建筑里面,经过统计,党员领导干部以及与党员领导干部有关的重点人群,包括著名的企业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有170万方,大约占到三分之一。浦江拆除违章建筑,就是从党员干部开始,如果你不拆,纪委组织部找你谈话,先免掉,最后强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在从你家开始拆,你不拆老百姓不拆。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先拆,你不拆百姓也不拆。我们以重点人群为主,确保这170万方自拆率达到90%以上,他们拆了,老百姓也拆得心平气和。这样的处置坚持了公平正义,在浦江没有形成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是赢得了民心,也锻炼了我们的干部队伍。

第三,从严治党加强基层党建。在整个过程中,考验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格,政治的担当和政治的智慧。一是强规矩,除了中央的八项规定和省的六个严禁以外,浦江自己制定了“三个远离九个不”。远离歌舞厅,远离高利贷,远离足浴店;不参与高消费,不参与饭局酒局,不参与迷信活动,不参与散布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相背的议论等等。二是强廉洁。治水拆违过程中,我们处理了91个干部。浦江的治水战争,干部队伍是关键,总体上我们的干部是经受住了考验的。特别是本地干部,在当地的关系千丝万缕。通常在这个过程中,一栋大楼建起来,一批干部倒下。但浦江是一个楼或一批楼拆掉之后,一批敢于碰硬的干部立起来了。三是强堡垒。我们要求村主任,村民委员会每半年要向村支委汇报工作;党委是治理核心,所有的组织包括监督委员会,协会、合作社等都应该向党委、支委进行汇报。

第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浦江的郑氏家族,历经15代,332年不分家。这个家族有两大特色,一是举办了自己的学院,这个学校维持了600多年,出了一个宋濂,是明朝的文臣之首。二是有168条家规,家规里面有一条,说如果有贪腐者,其子孙生要除名,死不入宗祠。就这一条,宋元明清四朝期间,郑家173人为官,没有一个发生贪污事件,只有一个有嫌疑,但是后来自杀向朝廷抗议,朱元璋亲自受理,不仅免去他们家的罪罚,而且让他们家推荐人来朝廷为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三个频道同时播出《郑义门》这个动画片,讲的就是郑氏的家规家训和廉政文化。

浦江治水是一次全民治水,不仅政府在做,老百姓也在治水,每家每户都在建美丽庭院。整个治水行动以后,我们带动的是民生的改善,民风的改变和政治风气的改变,以及一个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也正在从生态的整治向生态文明的总体目标迈进。

 

(编辑  宋斌斌)



¨ 525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政治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治理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本刊对会议内容进行跟踪报道。

*唐奕,深圳市南山区社工委专职副主任。

*张新德,山东省新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赵乐强,浙江省乐清市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徐友龙,浙江省浦江县副县长。

资本主义low了点,社会主义才值得我们追求。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少数人得到那么多,大多数人得到那么少的世界;而是所有人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世界。不是热闹都是你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的世界;而是所有人都是主人,所有人生都可以出彩的世界。不是少数人趾高气扬,大多数人战战兢兢的世界;而是每一颗头颅都可以高昂,每一颗心都可以飞扬的世界。

 

 

跟父辈相比,90后是泡在蜜罐长大的一代,不必为生计奔波,可以活在自己“大宝宝”的世界里,过上一种小确幸的生活,90后的时代被称为“小时代”。那么,中国最牛的九零后是谁?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投胎小能手?还是颜值爆表的影视明星?是创业先锋?是体坛健将?

 

上个世纪的九零后

中国最牛的那批“九零后”应属于上个世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那些开天辟地的伟大人物。“九零后”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九五后”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零零后”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上世纪20年代,正是这样一批九零后为主体的年轻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改变了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不断跌入深渊的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历程。中国从一穷二白、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成长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青年人身上蕴藏的这种能量令人惊叹,正是新生的力量冲破陈腐势力的牢笼,从而改写了人类的历史。他们也是普通的九零后,他们巨大的能量来源于哪里呢?我以为,这来源于他们个人命运和大时代的结合。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天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使命感,驱使他们共同承担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也成为他们接受大时代能量的天线,才能唤起亿万工农共奋斗。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呼吁民众大联合,他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一批九零后的人生选择值得我们深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并非贫寒,而且他们都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许多人还留过洋,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富帅”,过上才子佳人、官绅名流的“民国范儿”生活;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颠沛流离、铺满荆棘、随时都会掉脑袋的人生道路。

 

莫让小时代的心灵局限了人生大格局

任何时代都不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小时代,我们生活的时代同样是一个“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大时代。小时代只存在于我们苟且偷安,精致利己主义的内心,正是小时代的心灵局限了我们的人生大格局。

所谓的小时代”,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在青年人内心的映射。资本主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丛林战争状态,而且这是一场装备极不对等的战争。资本主义张扬个人主义,信奉胜者为王、败者活该。

香港的G2000主席田北辰,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人生赢家。他出生世家,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创立了纵横两千集团,同时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等要职。他的个人信念也曾是标准精英式的,他说“我始终信奉自由市场,淘汰了很多弱者。只要你有斗志,弱者亦可以变强者。”

前几年,他在电视台组织下体验了香港穷人的生活,住到鸟笼一样的贫民窟里,每天6点半起床当清洁工,每天扫地、倒垃圾、推垃圾车十几个小时,真是起的比鸡早,干的比牛累,睡得比狗晚,但是挣的钱只够交房租和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他再也不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才会贫困。他认识到,底层劳动者的人生是一场西西弗斯苦役,由于生活所迫,过了今天只能想明天,根本不会有精力和资金来规划与投资未来;在这种体系下,由于强弱悬殊,只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资本主义确实主张公平,但不论是公平的市场交易还是健全的法制保障,都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是将拥有资源差距巨大的个体加以无差别的对待。就如同一场篮球赛,一队都是姚明一样的身高,一队都是像我一样的身高,规则都是公平公开的,但是这是一场不要开局就已经知道结局的比赛。

我们承认人与人有能力差距,天生五个指头不一般长。但是我们也看到大自然塑造的人类,既然同属一个物种,其中最优异之士与普通人相比,差距也不会太大,身高的世界纪录是2.72米、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2.45米、100米男子赛跑的世界纪录是9.58秒、智商的世界纪录是230,都没有超过普通人水准的3倍。令人震惊的是2015年世界财富人物的纪录是普通人平均财富的19475461倍!这个差距并不是人与人的差距,而是蚂蚁高度与珠穆朗玛峰高度的差距。这种反自然的匪夷所思的财富差距,难道不应该引起人类深深的反思吗?

当代世界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根据乐施会最新的数据,世界上62位顶级富豪的财富,和世界上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也就是35亿人的财富相当。资本主义号称是机会公平的游戏,但是临到开饭的时候,摆了两桌一模一样的酒席,一桌坐62个人,一桌却要坐下35亿人。当代资本主义歌舞升平的世界上,共产主义幽灵并非远去,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并未缩小,反而正在以一种更加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许多人会耸耸肩说:资本主义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选择。资本主义通过鼓励自由竞争、组织化生产、创造性毁灭与市场的自发调节,推动了人类空前的财富创造。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在大规模的制度试验中已经输给了资本主义。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新一轮的制度竞争正在展开,人类不应该满足于所谓最不坏的制度,还应当期待享有更好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发扬光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从一个贫困大国成长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但这并不是转向资本主义。我们借助资本的力量来促进社会繁荣的同时,也给它带上了社会主义笼头,以避免它成为一只脱缰野马。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点睛之笔,点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质要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服务于资本,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

我们国家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自由竞争,又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民生道路。我们强调,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市场和个体力量去解决,要靠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解决。

2003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社会政策的“新跃进”,几乎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覆盖全民的社会基本保障安全网,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已经超过13亿人,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形成。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仍然有近4000万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从源头上破除医改的逐利机制

社会主义是我们破解许多民生难题的出路,而不是障碍。医改被称为世界难题,中国也面临着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冲突不断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以往的医改的逐利特征,一些医生把病人看成挣钱的工具,对病人进行高效益、低效益的客户区分。福建三明医改模式具有风向标意义。根据央视报道,三明市出台医改方案仅仅实施一个月,医院常用药奥美拉唑钠的价格,就由改革前的256元下降到6.9元,整整下降了37倍,可以想见,原先在医药灰色产业链条中有多么触目惊心的暴利。医改三年以来,三明市累计节约药费17.95亿元,相当于每人每年平均节约了近700元的药费。不但老百姓看病便宜了,同时医务人员收入显著上升,医保基金从亏损转为盈余。

三明是如何做到的呢?根本上是坚持医改的公益性方向,社会主义方向。从源头上破除医院的逐利机制,不能让医生把病人看成挣钱的工具,而是作为服务对象,公立医院医生的年薪与岗位工作量、医德医风、社会评议挂钩,不与药品、检查、耗材等收入挂钩,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医生开大处方的激励,也恢复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尊严。同时,实行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的医疗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药品从出厂到入库只允许开两道增值税,控制住了药品流通中的药价虚高问题。

政府的有形之手组织农民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自觉管理经济的活动,让位于市场的分散协调,但是政府的有形之手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组织功能。

我们不妨说个小的例子。二十年前,谁也不会料到不起眼的沙县小吃会做成一个大产业,“拌面扁肉”的路边摊,会在全国开花,并走向世界,“有城市的地方,就有沙县小吃”。沙县小吃如野草一样到处生根开花的背后,是政府之手的精心筹划与培植。沙县在外从事小吃业的有5.5万人,每10个农村劳动力中,就有7个在做小吃。许多农民一无技术、二无资金,靠什么参与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答案是政府。这些刚放下锄头的农民,是靠政府之手扶上马的。沙县政府办培训班,送农民到外地开店,提供一定的开店补贴,甚至帮助每家店在当地贷款3-5万元。不仅如此,政府还负责沙县小吃品牌的运营,并推广标准化经营模式。政府将农民游兵散勇式的自生自灭的市场行为,变成组织化、现代化的集团公司运营。这是新时代党组织农民发展经济,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态,“一乡一城一队伍”、“一乡一城一组织”。

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康庄大道

许多人简单地从政府与市场二分的角度把中国政府的经济功能看成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其实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而是发挥平台型政府的功能,就如同淘宝与微信一样,本身不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为生产、交易活动提供平台,从而创造巨大的价值,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起飞。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民进国退的过程,规模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78%下降到目前的27%左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未瓦解,除了国有经济之外,关键性的公共生产资料,包括城乡土地、矿山、森林、以及各种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资产都掌握在人民和国家的手里,公共资产比重最保守估计也在三分之一以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废除了指令性计划,但是加强了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我们刚刚制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对中国未来五年的蓝图进行了描绘,将推动中国发展更上一层楼,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它独特的政治架构设计,我把它称为六权分工体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起到了统合功能,解决了政治权力分散与社会权力分散化的问题,我们有政治前提去利用并驾驭资本。

201311,伦敦市长约翰逊到中国访问,体验了中国高铁,回国后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大发感慨:这条从北京到上海全长813英里(约合1300千米)的高速铁路,沿途经过多个新建的漂亮的大理石车站,宽敞的大厅一尘不染——整个项目历时仅仅两年!朋友们,是两年!这是我们空谈高铁2号项目的时间,两年间我们花费数亿英镑进行设计、协商、规划,却到现在还没有铺设铁路。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高速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奔跑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高速铁路上奔驰的国家,这背后是中国高效决策、高效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是21世纪涌动的时尚潮流,社会主义理想在共享经济、移动互联、开源创新、创客及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生事物中显现出蓬勃的活力。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康庄大道。

中国梦是我们所有人的梦

在“创时代”,万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蓬勃兴起。我所在的清华大学,有许多青年学生在做创客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坚果健身”,他们的产品可以吸附在健身器械上面,来检测和记录健身运动数据,帮助大家对自己的健身情况进行管理,使得健身变得更有趣,同时也提高了健身器材利用效率。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创意,却获得了2015“共创未来——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一等奖。就像他们自己说的,创新是玩出来的,玩出了名堂和社会意义。他们追逐的不是利润,而是共同创造的劳动的极乐,利润是社会为他们的创造性颁发的一个巨大奖章。

这才是劳动的真谛,大家一起玩就是劳动,越是好玩,就是越有创造性的劳动,恢复了劳动者主体性与尊严的劳动,也是马克思说的那种作为人类第一需要的劳动。随着大量的机械劳动被机器人替代,人类的劳动会越来越接近创客的那种玩耍。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社会主义与人性中深层次的本性高度契合,资本主义在其解放人性中个体性的同时,也压抑了人性中的集体性。这就是像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所解剖的人的异化,弗洛姆那样的精神分析学家所剖析的资本主义病理在人精神世界的投射,也像基里科那样的画家在其笔触下表达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人们深入骨髓的孤独感与疏离感。

社会主义不是个体本位,是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社会主义就是大家一起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其实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理,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饭大家一起吃,有困难大家一起分担,有荣耀大家一起共享。每个成员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主人翁,在共同体中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弱者在这个共同体中更加安全和温暖,强者在这个共同体中实现更真实的人生价值。   

资本主义low了点,社会主义才值得我们追求。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少数人得到那么多,大多数人得到那么少的世界;而是所有人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世界。不是热闹都是你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的世界;而是所有人都是主人,所有人生都可以出彩的世界。不是少数人趾高气扬,大多数人战战兢兢的世界;而是每一颗头颅都可以高昂,每一颗心都可以飞扬的世界。

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我最喜欢的是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和我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你和我一同满心欢喜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因为,这是属于所有人的共同体,这样的中国梦才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梦,这种现代化才是属于所有人的现代化。

希望在当今九零后、零零后身上,像上个世纪的九零后、零零后一样,你们也会是很了不起的一代,你们不循规蹈矩,“我的地盘我做主”,有着自带高光的超级自信,还有着自带黑属性的乐观精神。你们有着脑洞大开的创意,还有着敢想敢干的闯劲,只要你们突破小时代的局限,尽情拥抱大时代,你们的原力就会觉醒,你们的小宇宙就会爆发,你们也会创造历史,并将中国带到一个更加光辉伟大的世界巅峰。

让我们一起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相会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编辑  王生升)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本文系作者在参加《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的演讲稿上进行修改。

#esle

新中国与新文化

李彬

2016-07-13 15:07:13

习近平在8·19讲话里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谈到,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争取文化领导权,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

何为新中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第二件大事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1]“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就是“新中国”。

事实上,任继愈先生所说的第二件大事,还可以展开为“三部曲”: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起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二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建立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三部曲”的主题是“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是近代中国做的一件大事,现在还在继续。

何为新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新中国与新文化的关联与整合

新中国与新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怎样的契合?有三个故事可以反映。

第一个故事:《白鹿原》,政治革命离不开文化革命

《白鹿原》小说开篇讲到了一个地方——滋水县。辛亥革命后,民国派了一位县长到滋水县。这个县长百般盘剥、压榨,终激起民变,四乡八里的老百姓暗地里串通,在统一时间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扛着农具来到县政府,把那些农具扔在县政府门前。老百姓的意思是,我不种地了,农具交给你们政府,你爱种你去种吧。按当今社会的定义,这是一起群体性事件。后来上级查处了这个县长,又派了一个比较开明的新县长——何县长。何县长到任后首先要走访民众,化解矛盾。他第一个拜访的就是白鹿原上的头面人物白嘉轩。何县长说,“卑职决心在滋水县推进民主政治,彻底根除封建弊政……组建本县第一届参议会,监督政府,传达民众意见……”“民主、封建、政治、民众、意见”,一堆新名词堆砌起来,白嘉轩不知道县长讲什么,何县长于是换了当时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来讲。他说:“一句话,就是要黎民百姓管理朝政……不是县长说了算,而是百姓说了算。”可是白嘉轩还是不明白。百姓说了算?那是张三说了算,还是李四说了算?所以这番对话有如鸡同鸭讲,最终不了了之。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是“民国”还只是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也没有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辛亥革命不彻底,原因则是因为没有发动民众,没有动员起民众。像白嘉轩这样有头有脸的士绅对现代政治及其话语尚且一头雾水,更何况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当时的“民”总体上是什么情形?毛泽东曾概括道,旧中国深受四重压迫,“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辛亥革命只是形式上解决了政权问题,其它“三权”还在层层压迫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理。

何兆武先生在新版《上学记》中提到,抗战爆发前他生活在北平,“七七事变”后回到故乡岳阳,看到了乡村诸如婚丧嫁娶的很多封建陋俗,他不由感叹当时的中国社会仍非常落后,也由此感慨,“世纪之交那批启蒙者强调‘开民智’,似乎也有其道理。”他说,“你能要求一批愚昧的人民真的能当家作主吗?”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像《新民说》、《时务报》“开民智”的意义所在——要实现政治革命的目标,必须有相应的文化革命,要有相应的文化自觉去召唤、启蒙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使他们成为开创历史、建立新中国的主人。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特别经过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汇聚的磅礴力量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涤荡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成千成万的“祥林嫂”——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封建礼教压迫下逆来顺受、在封建迷信束缚中栖栖遑遑的女人,一步步从精神上开始觉醒,成为自觉自立的“李双双”式的新女性。

这其中,文化革命、文化自觉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一篇演讲稿,题目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文中写道,“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什么是旧文化,什么是新文化?

新文化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多个领域,涌现出大量文化经典作品,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赵炜曾是国民党专门对付高校师生的中统特务,他从黄埔军校毕业时,蒋介石曾亲授中正佩剑。他回忆,“绥靖组缴获了很多中共印制的宣传小册子,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我闲着无聊,就看看这些书……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寄望于共产党了。”他后来成为中共卧底,从东北战场上送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做出重大贡献。

新文化的文学领域气象万千,例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萧红的《呼兰河传》、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

音乐领域,许多家喻户晓的歌曲都出自共产党员之笔,例如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马可等,他们的《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南泥湾》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还有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例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邹韬奋的《经历》、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行漫记》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艺术领域,中央美院原院长、著名版画家古元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从他的作品中能够比较直观的体会到新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的特点。左翼新文化所抗衡的是两种文化,封建文化和西方买办文化。古元的《减租会》、《回延安》、《同饮一井水》,都是解放战争中常见的场景。他的作品还包括《焚旧地契》、《离婚诉》、《结婚登记》、《割草》、《初春》、《秋收》等。即便是家常的场景,也能感受到现代的气息,那是不同于中国古典绘画亭台楼阁的一种风格。古元的学生徐冰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懂得古元》,文中他谈到,古元的作品“没有旧丝绸的腐朽气,也没有消化不良的西餐痕迹,是一种全新的、代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思想的艺术。由于这思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它又是平易近人的艺术。”他同时讲到,“这并非某些聪明艺术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以一种新理论为依据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这就是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

在这场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政党和先进的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比如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运动、由共产党领导的左联、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些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与里程碑。

这些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了一代人共同的追求,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沈尧伊的画作《革命理想高于天》展现了长征途中的一个场景,红军将士扎营露宿。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红军将领在用德语背诵《共产党宣言》,有的红军指挥员在用法语演唱《马赛曲》,还有的红军将士即兴跳起了俄罗斯水兵舞。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新文化气息,这支部队并不是一群草莽,不是李自成、洪秀全,而是用先进文化武装引领的一支人民军队、一支政治武装。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是陈毅将军的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身上所具有的新文化素养。最典型的是那一时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他们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文化人、诗人。

通过左翼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形成这样一种宗旨,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出一套方针,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最终目的将唤起工农千百万,召唤千千万万逆来顺受的祥林嫂、闰土,使他们成为建立新中国的主人公、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第二个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真正的解放是文化与思想的解放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中国现代音乐交响乐中的代表作,是在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内创作完成的。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何占豪和大四学生陈刚二人下江南采风,深入人民群众生活,根据流传千年的梁祝传说,合作创作出这部中国交响音乐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总之。《梁祝》从形式到主题无不推陈出新。从形式上看,协奏曲、交响乐均属现代性的产物,但同时融入民族元素。何占豪说:“协奏曲也不是我们民族的音乐形式,但我用民族内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这就不一样了。”而主题上,《梁祝》包含着中国革命的现代性。自由恋爱、反对封建,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革命一系列价值理想,包括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平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新中国的人民主体、尊严政治等,这些都在这部爱情作品中点滴渗透着。对比《白蛇传》、《天仙配》、《西厢记》等古典作品,就可以对《梁祝》的现代性有一种更鲜明的感悟。相对于那些古典作品体现的一套纯粹的古典文化,《梁祝》中包含着反封建、自由民主、自由恋爱等现代性元素。

李立三在组织安源罢工时曾提出两个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在研究安源罢工时指出,中国革命是把人的尊严带给底层。而这正是通过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一步步推进的。

中国革命的现代性体现在一批类似作品中,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长征组歌》、歌剧《江姐》、《红旗颂》等。即使是《刘三姐》、《阿诗玛》等表现边疆民族题材的作品,同样包含着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现代性。更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品的导演是周恩来总理,从策划到节目的遴选,每个细节的打磨他都亲力亲为。《东方红》在上演后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文化冲击。当时一位清华学子在观看演出之后,忍不住写下了《上了生动的一课》一文,并刊登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写道,“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位学子就是后来的总书记胡锦涛。

北大教授韩毓海老师在《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写道,“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政治革命必须伴随文化革命,政治自觉伴随文化自觉,这是不可分离的。他还提到,解放是双重的,既要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解放出来,也要从中国封建旧文化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创造现代中国的新文化。

毛泽东曾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这就是“不破不立”。

美术领域,家喻户晓的陕西户县农民画产生的影响很大。户县农民画是由当地农民自己创作的,有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也有反映干部作风的。从构图、线条到整个绘画水平都是相当专业的。这些作者都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空闲时间作画的“泥腿子”。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伟曾写过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这场雄心勃勃的文化革命,目标在于创造一种与封建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都迥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化形态,它召唤“工农兵群众”,希望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他指出,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户县农民画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正是艺术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由此,在这样一批新文化作品中间,人民群众占据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占据了舞台中央,他们不仅是历史的主人公,也是文化的主角、艺术的主角。

 

第三个故事:《这边风景》,大众的文化、大众的方向

第三个故事要讲的是当代王蒙与他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这部作品跟20世纪5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60年代的浩然的《艳阳天》是一脉相承的。《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这边风景》在内容、风格、价值追求上与这两本书也是一脉相通的。

刚刚过世不久的一代连环画大家贺友直曾创作《山乡巨变》,在1963年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奖会上荣获一等奖。为了创作,他带上全部行头到湖南农村体验生活。几个月间,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蹲粪坑,睡油枕,下地劳动,用手掏粪。凭借这样的感情投入,他完成了这部中国连环画史上的经典之作以及一大批优秀作品,如《白光》、《小二黑结婚》等。

在茅盾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王蒙发表获奖感言《想念真正的文学》。他说,“作家需要盯着的是大地,是人民,是昭昭天日,是历史传统。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是天与地、是人与人、是金木水火土、是爱怨情仇死别生离、是工农兵学商党政军三百六十行产生文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我们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用周恩来总理的补充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并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4]

改革开放以来,新文化取得了长足进展。美国汉学家艾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说,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更为活跃和开放,视野更加开阔,社会更加包容。无论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还是在音乐、艺术等领域,都出现大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创作出大批优秀的作品。[5]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谈到的,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五四”、“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正是三个故事所隐含的三个时期。

“一手软”:反思文化领导权建设

当下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手硬、一手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这手很“硬”。而在文化、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相对的“软”。可概括为三个方面:没文化、没精神、没灵魂。

什么叫没文化?侯波在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6]中写道,“镇上李书记常强调文化建设哩,前年修了村部,盖了5间房子,图书馆还送了些书。还有篮球、象棋什么的。可至今书没一个人借,娱乐活动没一个人搞,村里还净出些怪事,老的那一套婚丧嫁娶现在全恢复了。修庙啊,信耶稣啊,神鬼啊,赌博啊,打麻将啊,整个村里人除了劳动以外天天都整这些。长这样下去,这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哩?”

什么是没精神?借用作家张炜的话说,当下中国处于“全民性的精神恍惚”。颠倒过来的历史又颠倒回去了。《文艺研究》社长方宁评论[7],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热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帝王剧”、“宫廷戏”,以及泛滥成灾的“才子佳人演义”,恰恰呈现出了一种文化病象,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身份,早已在今天的文艺中被模糊掉了。生产的是虚假苍白的主体,而历史真正的主体——人民大众,仅仅成了“围观”与“喝彩”的道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

批评家李陀指出更深层次的问题[8]:中国的“改革”不但养出来一批富豪、富商和富官,而且还养出了一批小资精英,他们占领了文化领域各个层面的领导位置。文化生产的上游下游所有环节都在小资精英的控制之下,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他认为,无论是国家、政府的力量,还是资本的力量,都不敌小资精英,真正把握文化上、下游各个咽喉要道的是小资精英,具体而言,大多数中国人所读的报纸、杂志,听的音乐,看的电影、书籍——这些人们所接触的文化产品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曾被各大媒体高调宣传、影院轮番播映的《色·戒》本质上是一部“汉奸电影”,在《只谈风月,不谈风云》中,作者所思尖锐地指出,《色戒》这类电影普遍的立论基础是“人性”,它巧妙地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他们认为人性具有先天的超越性,而政治必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这种“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取向,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恐怕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真正主流的政治。在人性的华美外衣下,既有的历史叙述被一步步颠覆和消解,在它的反面,一套新的历史叙述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悄悄建立。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20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

所思在新作《荒原狼的嚎叫》中指出,中产阶级文化,包括与它大面积交叉、在中国被命名为“小资”的那种东西,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一面求财产,一面讲自由,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作为“经济人”和“文化人”的底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的文学艺术非但没有承担起为日渐失范的社会锻造新价值观的使命,反而穿上了个人主义的紧身衣,一路奔向了肉体的狂欢或精神的窄化、虚无化。这就是“没精神”。

最严重的问题是“没灵魂”。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在谈到当下文化的时候使用了“文化的沙漠化”这一概念。首先,李德顺教授对文化进行区分,一种是生产型文化,指原创的、开拓性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另一种是消费型文化,指那些直接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属于享用、娱乐型的,因而是可以大量复制的文化。他认为,文化沙漠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消费型文化的繁荣,而在于生产型文化的动力不足,导致原创力缺乏。这才是更深层、更具根源性的问题。文化沙漠化的重要迹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感越来越严重。

秦天将军在一次访谈中也提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或多或少出现了“温水煮青蛙”的现象。我们听过很多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做报告,讲的基本都是经济形势和发展经验,很少讲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我们感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这个问题如果不尖锐指出,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是第二个苏联。[9]

一些青年人将“意识形态”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灌输的教条或者党的宣传,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北大教授戴锦华在谈到意识形态的话题时说[10],意识形态——尽管其核心要旨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却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宣讲或灌输。形式特征从来是隐形的窃窃私语、喁喁告白,是对化身为常识系统的价值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对社会与时代的认同与情感结构的塑造。美国好莱坞大片,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生产、再生产,以喁喁告白的形式不断地讲,这就是意识形态。

戴锦华教授说,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有关,但与权力暴力无涉。否则,便只需国家机器自身的运行,而无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辅佐。

尤受启发的一点是,戴锦华教授讲到,美国政治始终是华盛顿特区与洛杉矶-好莱坞的“双城记”,而非华盛顿特区的独白。与之对比,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像是一场空城计——我们的政治,我们所熟悉的“两个10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政治话语,恰恰是这种独白,没有相应的文化支撑,没有意识形态支撑,成了一场空城计,大兵压境,而城里空空如也,无人,无物。

郑永年在新书《再塑意识形态》中讲到,任何社会都需要意识形态。如果执政党不能提供而出现意识形态真空,那么就会出现其他提供意识形态的社会角色或者力量。

现代中国社会就处在这种意识形态真空状态下,于是其他意识形态乘虚而入。例如宗教极端思想、法轮功;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欧美价值;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人性自私论等。

郑永年说,尽管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从长远看,最主要的危机就是中国人尤其是各类精英的思维或者思想危机。只要继续让进口的思维和思想来主导改革的政策,那么中国社会将继续面临无穷无尽的问题。

意识形态说到底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要引导国家和社会去追求和实现这些核心价值。然而我们面临的却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化。

郑永年认为,当前执政党实际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主要依赖思想控制,而没有能力进行思想生产。现在所谓意识形态至多也就是一些口号的堆积罢了,对这些口号会有多少人信呢?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将导致我们面临严重的困境,如执政党合法性基础大为削弱;党员干部失去认同感忠诚感;党内大规模的腐败蔓延;对社会行为也产生消极影响;失去引导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等。

北大教授潘维在《经济导刊》2014年6月刊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他说,国家精英和传媒从业人员之间缺乏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认同。在繁荣的经济和市场化的媒体下,国家精英和媒体从业人员有着一个共同的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这种基于利益的认同是很不牢固的,一旦经济出现问题,一旦政治出现变故,这些记者(包括在体制中的得益者)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到体制的对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苏联解体是前车之鉴。

韩毓海说,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失去了文化领导权,就等于失去了政治领导权。

那么,如何进行文化普及,如何坚持新文化的引领作用?我们要建什么样的新中国。与之相应就会有一套文化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始终与文化价值交织在一起,文化自觉召唤着政治自觉,新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价值,创造新文化就是创造新的价值,这就是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没有硬实力,一打就倒。没有软实力,不打自倒。

习近平在8·19讲话里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谈到,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争取文化领导权,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10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上的演讲整理摘编。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详见任继愈之女任远和任继愈之子任重撰写的回忆录《任继愈与毛泽东的交往》。

[2]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5页。

[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4] 201410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5] 艾恺,《见证你的伟大复兴,中国》。

[6] 刊于《当代》2012年第5期。

[7] 详见《文学是民众的文学(文学观象)》,《人民日报》20140314日,24版。

[8] 《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系北岛所著《波动》一书修订版序言。

[9] 《秦天、玛雅: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时期中国军队的使命与担当》,载于观察者网,2015-08-01. http://www.guancha.cn/qintian/2015_08_01_328973.shtml

[10] 《光影中的意识形态(文艺观象)》,刊于《人民日报》(20160415 24 版)。

特别关注

土地信托流转方案的指导思想是:首先要符合宪法、符合我国农地集体所有这一基本制度,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土地的资本转化,实现资本对农民、农业、农村的金融支持。这样,兼顾了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经济,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实现了农民、投资人和市场的共赢。

 

 

2014年以来,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和哈尔滨市兰西县合作,通过信托方式,对全县共约300万亩农地进行流转,实行集中经营。其基本流程是:(1)村集体成员作为该村农地的共同所有者(每个合法成员对共有的土地拥有一份平等而无差异的权利),根据自己意愿,将土地使用权委托给村委会(或和政府相关的一个公共机构),后者成为土地使用权代表,行使相关权利。(2)村委会或相关机构将整理好的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运用市场化运作经营土地资产(由农业产业公司承包经营)。信托公司将土地的固定收益和增值收益直接分配给农民本人,保证农民利益不被侵害。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人,有权监督代理人(信托公司)。

部分农民已离开土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另一部分就地转为农工。

中信信托设计了土地信托凭证,使得共有制的土地固化到每一个特定的对象,且确定的权利是均等化的。这样土地流转本身就是确权过程,农民的土地权益变成可携带的财富。土地信托凭证已在信托公司登记,银监会和证监会正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信托凭证流转中心,未来拥有信托凭证的农民可以拿它在市场上流转,从而具备了资本属性。

运用信托模式实现土地流转,规范了土地流转的程序,为金融支持农业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标的,方便和保障农村融资。同时,实现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促进了农机具的升级和大型化,促进了农业科技的应用,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土地经营者凭借经济地位和规模优势,借助互联网,集成和分享知识、社会关系和资本,打通上下游环节、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运用金融机构的信用中介功能,一方面化解可能面临的资金、信用风险,同时发展信息中介功能,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问题,建立了完整的闭环信用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收购了当地粮食交易所,和黑龙江农业科学院达成了股权交易。

土地信托流转方案的指导思想是:首先要符合宪法、符合我国农地集体所有这一基本制度,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土地的资本转化,实现资本对农民、农业、农村的金融支持。这样,兼顾了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经济,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实现了农民、投资人和市场的共赢。

 

土地信托化改革初探

土地改革有很多的方法,各地都在实验,但是总的看,缺乏合适的、相对完整的、自洽的理论指导。5年前,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先生提出了土地信托化的想法,并且从那时开始进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通过信托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可以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确保农民利益的同时,实现土地的资本化运作和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中信信托当时对兰西的土地流转方案进行了设计。大体情况是:农民以10年为期限,把土地委托给村委会及相关机构,后者以4000亩为一个单元,信托给中信信托,中信信托把这4000亩土地委托给一个种粮大户或者一个组织去耕种。

农民在土地流转后,将拿到一个凭证。这个凭证后边有一个合同,说明你有多少亩土地,每年分红数额。土地承包人每年把钱给中信信托,中信信托再付给委托人(农民)。有的农民留下继续种地,有的外出打工,也有农民拿这个凭证抵押给中信信托,拿到贷款再去做三产。

黑龙江的耕地面积很大,而且是成片的,有条件进行规模化经营。通过信托方式将土地集中连片,可以增加15%的耕作面积,规模化种植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粮食生产出来以后能不能卖出去,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价格?中信信托和黑龙江省商量收购了哈尔滨谷物交易所,并利用这个交易所进行粮食期货交易,用以稳定粮食价格。同时还把方圆200公里以内的粮库都收购了,以便稳定收购价。

蒲坚认为,今天中国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土地流转问题,另一个就是老年社会到来的问题。现在老年社会到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看护工。由此,在土地信托试点工作开展后,中信信托在兰西建立了一个学校,动员全县从土地游离出来的人参加培训,并给养老院培训护工。将农村中剩余的知识含量不高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向养老休闲服务产业转移是一个发展中的新趋势。去年,蒲坚出版了一本著作《解放生命》,集中讨论如何把这个事情串联起来。

三性耦合论与土地信托模式

蒲坚在他的著作《解放土地》中深入研究了土地信托这个模式的基本方法论,将马克思“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论,纳入土地信托的宏观框架,把人、土地和所有制耦合到统一的共同范畴之中,把它跟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

蒲坚说,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有不少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为此他专门请教过很多研究土地的专家,翻阅相关历史,探究究竟是土地在先,还是人在先?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历史学家、土地学家、物理学家都认为,一定是土地在先。

蒲坚表示,其实任何土地的开发,土地的理论都应该从一个出发点开始,那就是从我们自身,从人开始。如果不从人开始,所有的认识都会出现偏差,尤其在中国目前的理论框架下。《人类简史》这本书中提到,人类具有物质性、社会性、知识性。马克思讲,就现实性而言,人不是单个的抽象物,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知识性是人的更重要、更本质的属性。由此,蒲坚用三性耦合论来演绎和推导出土地信托模式。

土地流转与所有制

如果研究土地不涉及到产权,不涉及到所有制,肯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所有制,一个是个人所有,一个是共同所有。公有无非是共有制的一个形式。蒲坚认为,应将所有制的思考置于知识共有与个体分化占有的对立统一体当中来研究,是为了重新建立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提出的目标,就是如何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依法对土地所有权的共同占有进行个人所有的重新确权。这是蒲坚在研究信托,土地流转过程当中持有的一个基本理论逻辑。这个理论逻辑最后导引出一个结论,就是通过信托方式实现了将分散的私有财产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从而建立共有制。

土地信托的十一个要求

在实践当中,土地流转或土地改革应该做到如下要求。

第一,确权要均等化。去过农村的人或者在农村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要把一个村里或一个集体所有的土地均等的确权,不是在学堂或研究室里的分配概念,一人一块就行。但到现实中就会发现,这个土地根本均等不了。吉林省一个副省长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调研,最后说实在是做不了。为什么?比如一个村集体有1000亩耕地,有的地块靠着山,土壤成分是这样的,有的土地在沟边,土壤成分又是那样的。要把一村的耕地均等进行分配,现实是做不到的。农村现在集体所有制承包权当中的矛盾,基本上都来自于确权。有一种办法是后来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三类再分别按人头均分,这样分出来的土地就是比当初承包时还碎片化的土地。这种模式,既不符合现代耕作技术的要求,也不符合规模的要求。而均等的确权,对我们国家这种集体所有制或者公有制的产权制度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用一种新型的方式和思维进行确权,基本上是做不到确权的,而且矛盾还会不断地出现。

第二,土地确权要有凭证。比如把100亩土地按照人头发100个凭证,然后你就占有了这个土地当中的百分之一,你拿到的这个凭证是均等的,凭证后边所附着的价值是均等的。土地能不能均等的确权,能不能登记凭证化,就成为土地流转甚至土地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第三,要有资本属性。如果没有登记,这个土地就没有资本属性,它的价值就不能确定,也很难进行抵押、土地登记。

第四,要可携带。随着城市化进程,解放土地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最终为了解放人。随着土地的流转,农村的青年大多数流动到城市里来了,所以他能不能把自己在流转过程当中的土地变成一种可携带的财富,就成了土地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土地登记之后,土地凭证就附着了价值,而且可以跟着人走。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能不能把自己土地的收益权带到城里来,是土地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五,是可交易的。通常土地只可以转包、转租,不可以交易。但是一旦把它资本化、凭证化了,是可携带的,也就可以交易。信托业协会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信托凭证可交易的平台,现在正在实施。只要大家带着土地流转的信托凭证,他就可以在那个市场上进行买卖,并把它换成现钱,所以是可交易的。

第六个是可继承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国家政策。假定农村中一个农民人老了,但他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嫁到外地,老人的承包地她不能带走。土地可继承。在土地信托模式下,就可以把信托的受益凭证登记过户,从而可继承。这样,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就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农民的利益就得到了完整的保护。

第七,是有利于土地集约化。土地流转的目的之一是使土地集约化。能不能集约化,是土地流转或者土地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土地私有,在那里上高速公路有的本来可以走直线的地方却非要转个大弯,很多是因为土地私有制造成的。中信信托已经在12个省市做了20多单的土地信托,土地集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比如说一个村耕地的承包权账面上有100亩土地,通过信托方式把土地整理后,100亩土地就会变成115亩,即增加15%的耕地。这就是集约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效果,因为土地整理连片后,原来的道路就减少了,原来那些田埂、河沟,耕地周围的土地也都利用起来了,所以土地集约化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价值。

第八,知识的利用。中国的农民利用知识种地的程度也在40%50%,基本上是凭经验干。比如说施用化肥,中信信托在安徽做实验的时候,请德国拜耳集团对当地土壤进行调研,发现当地使用的化肥多了40%50%。我们的农药残留量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没有分析土壤,没有分析植物的特性,而是盲目地根据经验使用化肥和农药,因而知识的利用是农业改革的重要方面。如果不能通过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知识根本就无法利用,增加知识的含量,就可以使成本降低,效率提高。

第九是质量均等化。我们在兰西看到,农民到粮库送粮,各家玉米的水分,颗粒完整性都不一样。质量差一等,每斤就差8分到12分。我们搞规模化科学化种植,也就当土地实现了大规模集约化和实现质量的均等化。

第十是共同分享。土地流转以后,有人认为,金融机构和大资本的介入,就会剥削农民,甚至造成农民失去土地了。其实土地信托化恰恰就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土地信托化改革首先强调共同分享机制,不仅在这个土地当中保证农民的基本收入,还可以有未来的增长收入,从而努力做到让农民得到比他自己种地更高的收入。

第十一是看护人机制。围绕着土地的分分合合,土地的交易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出发点。如果把土地看成一种集体所有,或者国有的土地,如果它在流转过程当中,在符合现代技术和现代要求的前提下,必须要建立看管人机制或者看护人机制。这个土地信托平台实际上起到了这样的看护人的作用,土地必须在法治化和市场正当性的监管下进行流转,进行规划。并且,中国的信托跟美国、日本的信托最大的差异就是,信托公司有专门的监管机构,不会侵害老百姓的利益。

土地信托的收益和成本

“我的一个梦想或者理想,就是要把土地用物联网和互联网的模式,与我们未来的价值有机联系起来。”蒲坚这样憧憬,他希望看到,信托公司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信托平台,左边挑着土地,右边挑着人民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时代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在网上买东西,但是现在网购当中一个最大的结点就是信用。蒲坚表示,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传递问题,但是没有建立起一种信用的规则。如何建立信用才是当下世界尤其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他期盼用信托模式来解决信用问题。他说:“我的梦想是,信托公司把土地变成自己的土地,并把土地委托给那些大规模、有能力生产的企业。”

例如,天津天士力药业生产的丹参滴丸是中国唯一一个通过美国FDI审查的,它有接近20万亩土地在种植这个药材,但都是一家一户的。中信信托正在和天士力谈合作问题,通过土地信托,按照一种非常科学的现代化的种植方式,把农民反聘回来进行培训,把他们变成公司的职员,让他们去种植,这样就可以获得土地收益和劳动收益所带来的双重收益。为保障农民受益,除了农业保险之外,还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防范保障基金。

土地信托平台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幅度降低成本。如果一个信托公司有5000万亩土地的信托规划,就可以跟化肥厂、农药厂、种子厂进行大规模的采购,总体成本大概会下降40%。蒲坚希望信托公司可以把降低的成本拿出5%返给农民,这就是农民共同分享的利益。

因为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生产的原材料都是信托公司指定和经过标准认定的,因此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可信任的。这个时候,信托公司实际上通过信托关系确立,成为物业小区的管理者。通过信托机制,信托公司把这些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到指定的小区。这个信用不是农民直接建立的,也不是生产者直接建立的,也不是靠广告建立的,是依靠信托平台跟消费者率先承诺搭建的。如果出现有害的东西,将由信托机构出面赔付。建立了这两个机制,其实就把土地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了。

试点信托银行

在土地上耕作的老百姓怎样获得金融支持,我们怎样才能把非常便宜的金融送到农村去,这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蒲坚设想的模式是:你把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10年,每一亩土地每一年的收入比如1000块钱或者2000块钱;你还可以把这个信托凭证抵押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就可以给你贷款。这是因为这个凭证背后有未来10年的收益做抵押,这样整个过程就完整了。在相关制度安排方面,蒲坚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实行信托银行或者试点。

比如说对从事农业信托,以及农业信托改革的信托公司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只要一条就可以,就是允许这样的信托公司吸收一定比例的存款,但存款一定要用于农业。其实在日本、中国台湾都有这种模式,我们只不过是政策上需要突破。

最后,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必须要有重要的约束条件。

第一个就是不强调个人主义,要强调集体属性。多次来过中国的基辛格总结说,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是崇尚集体属性的,是崇尚家庭的;是一个整体、系统的思维模式。

第二个就是共同富裕。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回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来,要兼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集体属性和共同富裕。另外还要兼顾竞争、自由、发散的市场原则,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知识。

蒲坚认为,信托模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调试的转换器,信托绝不仅仅止于土地,也不仅仅止于金融,信托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当中一个崭新的生产关系。

 

点评: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农村产权变革的时代,是继续把土地的经营权变成私人的所有权,然后像欧美模式那样,几个农民大户再次变成地主呢?还是在集体产权的条件下,按照新型的公司制、信托制去探讨新型的公有制?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土地流转,凸显了兰西模式对中国的开创意义。这样大规模的农业股份公司,只有诞生在今天的中国。而农业又关系着未来很多新兴的产业,蒲坚教授的梦想是,左手是解放土地,右手是解放土地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而科技、土地、市场、资本的结合,就是他说的耦合三要素。

我们如何沿着中信兰西模式继续推进蒲坚教授的土地信托理论,使中国模式成立,从而避免欧美的私有化道路,他们今天社会主义思想又重新抬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怎么看待这个兰西模式都不为过,因为它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价值。

 

贺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大的证券研究所所长):

蒲坚的演讲中有几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土地信托使私人财产转化为社会财产,这很有意义。

第二,互联网解决的是信息问题,信托解决的是信用问题,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马云虽然在互联网上创造了很大的奇迹,但是金融和信誉的问题光靠互联网,可能远远不够。

第三,信托原理用于土地制度改革,但是不局限于此,兰西模式仅仅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开始。

第四,信托模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节的转化器。

点评三点:

第一点,土地信托制度改革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土地是重要的资源,也是重要的资产。土地的合与分推动了历史王朝的演进,这是一个规律。兰西模式通过信托的方式促进土地的流转,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样板。

第二,信托制的土地改革,是中国的一种金融创新。信托在历史上本身就是一个金融创新,最早产生于英国,当时英国对有钱人的遗产要课以重税,为了合理避税,于是信托模式应运而生。委托人把他的资产交给信托公司受托人来打理,然后指定受益人是他的子女,信托公司创造的利润分给受益人。

现在我国各种金融机构业务创新能力最强的就是信托,比如高速公路收费信托、城市的管线信托等等。兰西模式的信托创新应当鼓励,这种金融创新会极大地提高农村的生产力。

第三,为了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改革,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兰西信托模式提供了一种具有实操性的方法。农村土地信托化也引起我们的联想,农村土地能不能进一步推行股份化等等。

 

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

中信的兰西模式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这是从土地权力的末端入手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很多学者要推动中国土地的私有化,搞了很多这样的理论,但中国的土地二元制,它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是个政治问题。所以说这种改革是很难促进的。但是兰西模式恰恰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模式,把中国的信托法制度和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结合起来,不仅符合法律,而且也符合农民的需要,这是积极的、务实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姚峰(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解决土地问题有个三权问题,就是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习总书记讲如何处理好三权问题,他提出“两保一用”,就是要保持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民承包权,用活经营权。

 

(编辑  高梁 宋斌斌)



¨本文是根据蒲坚在20166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合作举办的“中信大讲堂”的演讲摘编整理。

* 蒲坚,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原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

舆情分析

围绕魏则西事件的质疑,一则对准百度,自血友病贴吧事件之后百度的口碑江河日下;二则对准医改,如莆田系、医院科室外包等都成为众矢之的。诚然,此事件深刻地反映出互联网治理的盲区和医疗市场化的弊端,但在舆论场中,另一种声音,似乎更值得反思和警醒。魏则西事件所涉及到的中国医改和互联网管控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有关人心的争夺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魏则西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因身患滑膜肉瘤四处求医,辗转多家医院求治均不见好转,后来通过百度搜索看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能够通过一种“DC-CIK生物免疫疗法治愈他所患的疾病,魏则西一家信以为真,便在此医院进行诊治,最终于412日不幸离世。

2016年“五一”期间,“魏则西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舆论多批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以及百度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莆田系也再次被诟病。此事件首先在知乎平台上引发热烈讨论,后又转移到微信和微博平台发酵,随即各大媒体的报道将此事件推向舆论的高潮。59日晚,国家网络信息管理办公室、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成立的调查组最终公布调查结果,对百度提出三大类、多项整改要求;百度CEO李彦宏也发了内部信,提醒百度人“勿忘初心,不负梦想”。这一结果被舆论场认为是高举轻打从轻发落

舆情走势

魏则西事件舆情爆发于魏则西离世的半个月之后,舆情的潜伏期较长。5月初报道最多,多集中关注百度方面的回应,5月中下旬,随着雷洋事件的发酵,舆情快速回落。根据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201651日至2016531日,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41198篇(包括媒体转载),微博95335条、论坛主帖991725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共有1099篇。

1魏则西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情发展

226日,魏则西本人在知乎上发表了他的求医经历,其中对于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的陈述,成为舆情最初发酵引用的高频话语。

412日,他的父亲在知乎上以他的账号登陆,向网友告知魏则西离世的消息。

“五一”假期期间,朋友圈一个名为“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推送信息被疯狂转发,把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和百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428日,百度通过官方认证微博账号@百度推广发声明称——“网友魏则西同学与滑膜肉瘤持续抗争两年后不幸离世,引发很多朋友的关注和哀悼。得知此事后,我们立即与则西爸爸取得联系,致以慰问和哀悼,愿则西安息!对于则西生前通过电视媒体报道和百度搜索选择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搜索结果审查,该医院是一家公立三甲医院,资质齐全。网络信息健康有效,是每个互联网参与者的责任。我们愿继续努力,接受监督,不给虚假信息和违法行为留下任何可趁之机!

51日,各大报道爆出魏则西爸爸否认百度与其联系的事实,并表示不想卷入商战中,不想针对任何人。

52日,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

53日,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对武警二院进行调查。

59日,两个调查组分别公布了对百度公司和武警二院的调查结果。调查组指出,武警二院存在科室违规合作、发布虚假信息和医疗广告误导患者和公众、聘用的李志亮等人行为恶劣等问题,责成武警二院进行整改。并指出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从客观上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百度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容易误导网民,必须立即整改。

510日,百度CEO李彦宏发布内部邮件,称内部不同部门为KPI(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分配而争吵不休,他提醒百度人,“勿忘初心,不负梦想”,以凝聚人心。

舆论议题分析

事件发展过程

1事实报道

此类舆论议题大多为事实性报道,如澎湃新闻的《百度回应“魏则西事件”:正递交审查申请函》,报道了百度对此事件的回应;腾讯网《三部门对“魏则西事件”相关医院开展调查》称百度公司一夜之间损失了56亿的市值;华裔网-华商报在《百度否认副总裁被开除与魏则西事件相关》中,陈述了事件发展的原委;新华网-法制日报在《聚焦魏则西事件:志愿者曾递申请 盼终止网络假广告》中,描绘了魏则西事件发展的过程,并报道了志愿者希望终止网络虚假广告的志愿行动。

2事件追踪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追问:魏则西事件后百度的整改落实了吗?》,跟进了百度网页整改情况,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医疗信息有所好转,商业推广仍待改进;搜索引擎责任缺失,普通群众难辨真伪;“九龙治水”责任不明,法律滞后监管乏力。

思考互联网生态环境

四川在线《魏则西之死,别让骂声盖过反思的声音》称,魏则西最后写的文章让百度再度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中,这折射出互联网生态存在问题,人们对于百度公司的过度信任,自然就造成了一种病态的商业模式。单靠呼唤企业良心,而不是整顿过度市场竞争,难以让病态商业推广模式销声匿迹。

新浪科技《“魏则西事件”将如何影响中国互联网公司估值?》称,百度深陷“魏则西事件”对正雄心勃勃深入各个互联网+细分领域的主要公司而言,敲响了值得广泛重视的警钟。随着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进入性质完全不同的细分行业,目前不再仅仅是一个信息中介,而是在交易流程的中后端都在发挥重要影响,由此它们所承担的风险也可能大幅提升,因为它们的责任可能不再局限于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有效性,而是要对整个交易的最终结果承担责任。

反思医疗管理制度

一些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等纷纷发文探讨医疗管理制度的相关问题。如湖南日报《谁酿成了“魏则西悲剧”》被凤凰网等多家媒体转载,文章指出,越是强大的推广平台,越是能给客户带来丰厚的利益,越不能放纵自己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的底线审查与过滤责任。针对存在的问题拿出切实的整改行动,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度上演。牛华网《从“魏则西事件”看我国医疗管理漏洞》认为网络媒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是用户获取信息的来源,承载着用户极大的信任。尽管因为自身属性及专业能力的限制,网络媒介不能对所有传播内容都进行控制,仍然应该从广大网民的实际利益出发,提升管控能力,增加舆论监督机制,多一些社会责任,少一些商业利益。大公网在《“魏则西事件”发酵  官方调查组进驻百度彻查》中指出,人们希望这次的事情能唤醒那些麻木和缺位的监管。通过法律手段提高民资医疗的准入门槛,加强监管力度,彻底肃清混乱的游医产业链。

微信公众号方面,@南风窗的记者张墨宁在《“魏则西事件”能否警醒百度?》中称 “魏则西事件”所揭开的真相更为复杂:互联网商业伦理匮失、医者的职业操守败坏,以及一项在临床上并未证实有效的技术的滥用,还有民营资本与公立医院失之监管的无序“合作”,这关涉更普遍的公共利益。魏则西的逝去或许能促使百度和互联网公司真正反思它们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应该背负的责任。公众号@医学小分队的《我就是帮魏则西申请靶向药物的骨肿瘤科医生》一文获得10+的浏览量和4000多个点赞,该文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医疗网站,指出中国没有一个有效的,官方认可的渠道可以获得医疗信息,这是中美的差距。

追究问责

针对“魏则西事件”,不少媒体发文追究问责,如新京报《“魏则西事件”,多少法律责任待澄清》希望有关部门能从法律角度明确百度是否应负法律责任。华夏经纬网在《大学生魏则西之死谁之责?》中指出了事件中的责任人:北京武警二院及背后莆田系民营医疗机构是直接责任人,医疗监管体制必须被重点问责,百度、央视以及各种报纸、网站等宣传虚假药效的广告平台负第三方责任。搜狐新闻《魏则西之死谁之过?医疗卫生监管部门难辞其咎》进行民意调查,调查显示网友认为医疗监管部门难辞其咎。在搜狐新媒体“弧度”的调查采访中,还指出“由于缺乏事实论证和客观公正的归责指向,民众还沉醉在对百度和莆田系的谩骂和主观表达。现在,我们还缺乏充满力量的调查报道,缺乏涉事医院的公开表达,缺乏监管部门的有力回应。”

猫扑53日的网帖《青年人魏则西之死  做人不能靠无底线赚钱》得到了22万的点击量,文中称魏则西不是孤例。这么多年,在他前面已经有多少栽坑里的患者,他们的家属不去投诉举报么?怎么没人管?

对网络进行治理

央广网《评论:给网络戴上法制的“紧箍咒” 避免“魏则西事件”再发生》公布了国家网信办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的调查结果: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客观上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百度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容易误导网民,必须立即整改。认为国家要依法治理,网络更需要法制的约束,给网络戴上法制的紧箍咒,才能避免魏则西事件再次发生。

对医疗服务体系定位

荔枝网在《荔枝时评|魏则西事件评三:魏则西们该怎样寻医问药?》中,指出了搜索引擎存在的漏洞,即使没有竞价排名,涉事医院的信息也可能会被搜索到。莆田系医院之所以能够把势力坐大,和他们对患者病急乱投医心理的准确把握关系密切。所以,要避免“魏则西事件”再次发生,除了百度、莆田系医院该整治的整治,相关监管部门该追责的追责,更须填平患者和疾病研诊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鸿沟。建议政府在国家层面上主导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医疗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最前沿的学界研究、最齐全的案例收集和最客观的诊疗建议。

中青网《“魏则西事件”焦点不在百度,而是医疗市场本身》指出,民营医疗机构在中国医疗的市场化环境中不断滋生壮大;中国的医疗服务首先应定位为面向大多数人的准公共服务,而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中国政府应该将医疗服务分为两个大的领域:一是以政府控制的公立医院为主的基本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及相应的基本医药制度。二是适度市场化的高端医疗服务体系。强调准公共服务并非排斥市场力量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之外的中高端医疗服务,则可以按市场化定价的方式来提供差别化的医疗服务。

公众号@清博在《“魏则西”事件余波?网信办开展导航网站专项治理》一文中,梳理了魏则西事件暴露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一、“病从口入”,不给任何非法网站提供导航,网址导航网站要规范导航页面推荐网站入口,改变推荐网站“唯竞价排名”“唯点击量排名”的顽疾,确保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得到有效传播,发挥正面声音的引领作用,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二、八大导航网站自律倡议: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网址导航网站是网民上网的重要入口,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只有牢固树立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意识,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守住“七条底线”,才能促进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三、网站理应做好网络时代的把关人,搜索引擎也理所应当地承担起那份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地唯利是图。

泡泡网等转载腾讯文章《魏则西之死昭示百度竞价排名之恶》,称互联网化的线下诊所、独立执业的自由医生、多种多样的智能医疗(健康)硬件与医疗保险,这些新的改变或许会给魏则西这样的患者带去新的希望。

 

讽刺、批评类

批评百度

一些新闻网站纷纷发文批评百度公司,如虎嗅网《魏则西的死,百度的恶,以及监管的失》,以及乌海新闻在《魏则西的死,“百度”经年累月的恶》中,摘录网友的评论来表达大家对百度的不满或愤怒,指出监管部门的失责。大苏网《“魏则西事件”背后的莆田系南京多家知名医院上榜》揭露百度的回应称已经和则西爸爸联系过的说辞是假的,并列出了部分莆田系医院的名单。和讯网的《组图:国内媒体聚焦魏则西事件》以图片的形式展现多家媒体对魏则西事件的报道,有一位来自温州的网友评论道,魏则西用生命揭露了医疗雾霾,到底有多少披着公立医院外壳的生意人,老百姓的信任被狠狠践踏。希望国家好好整顿一下“公”字单位,把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寄生虫清除干净。微信公众号中,@观察者网在《又是活久见……百度悄然整改:全是正宗医院》中讽刺各大搜索页面一夜之间正本清源,搜索结果显示排名前列的也都是正宗官网。但是提出了对是否能持续整改的担心,并建议百度解决信任危机。

思考医疗市场改革

一些传统媒体发表长文特稿,就魏则西事件产生的医疗市场改革问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广州日报》在《魏则西事件之后的几点思考》写道:“思考一,作为提供搜索服务的商业网站,商业推广收费是其经营模式之一,网站经营方式有问题,外部规范管理哪去了?如果制度缺位,理当及时补上短板。思考二,诱导魏则西上当的‘DC-CIK细胞免疫疗法’ ……一位留学生帮他查明,这是一种因效率太低而被国外淘汰的疗法。思考三,令人震惊的内幕还在于,靠电线杆贴小广告起家的莆田系居然堂而皇之进入公立医院,承包相关科室,利用公立医院品牌、资源大发其财。思考四,近年来,一系列的负面新闻几乎让‘莆田系’成为一个贬义词,其唯利是图、忽略道德的经营理念与手法,与医院的公益性相背悖,难以让人认同。”《金融界》发文《魏则西之死揭秘医疗灰域玩家:莆田系公关礼金笼络院方》称创收冲动激励下,部分医疗机构滥用不成熟的免疫疗法,监管疏漏催生公立医院与民资违规合作,“莆田系”资本趁虚而入,野蛮生长、迅猛扩张,终成医疗灰域炼金样本。

微博中,大V@北京厨子连发了十几条微博,痛骂百度:百度员工领的每一分钱,里面有一半都是受害者的医疗费。

微信公众号中,@ 世界华人周刊在《深度|从魏则西到陈仲伟,看医改的刮骨疗毒之殇》中反思了医疗中的种种乱像,对医疗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痛批有些企业家无良,对于这些资本的原罪,很多企业家心安理得甚至昭然于众自己的创业史,并无半点悔意。这些资本的原罪已经给社会造成满目疮痍的伤害,而伤害到一定程度,矛盾必然像火山一样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每日经济网的文章《叶檀:魏则西事件能否带来信用体系颠覆性变革》被搜狐、泡泡网等转载,该文较为理智地呼吁:“我们不能一棍子打倒搜索引擎,更不能一棍子打倒民营医院与医疗改革。但根本的一点,是要依靠制度来惩恶扬善,同时守住信用底线”。

针对部队医院

53日,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对武警北京二院进行调查。而武警部队也通过中国军网发声称全力配合调查 绝不姑息迁就”。但该消息反而使部队医院成为网民们的关注焦点之一。

 

对魏则西家人的报道

在魏则西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也将视线投向了魏则西的家人,如新浪新闻《对话魏则西母亲:他把这当了唯一的救命稻草》放出魏则西的qq动态,报道则西母亲对于求医难的哭诉和魏则西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医院的事实。有26055人参与了评论讨论,网友@tigerlion2013说,医院你治不好你就明说,我们不会有责难。最可恨盯着你那点可怜的血汗钱,明知治不好还要过度治疗,可怜的患者只能花钱买罪受。评论多痛批该医院和中国医疗体系。但是也有网友@hly樱花泪表示,对于则西事件首先作为同龄人我深表痛心,在花一样的年龄离世对于谁来说都接受不了,其次作为广大人民中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事件,因为滑膜肉瘤癌症罕见。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的《魏则西父亲:在知乎曾被骗万元 后百度选择武警二院》一文道出魏则西治病的经历,“魏则西的父亲回忆起这两年为儿子求医的过程,除了疲倦还有愤怒。为了治病,魏海全去了北京、苏州、无锡、广州,天津等地大医院,不过,来回奔波换来不只是绝望还有欺骗。”则西爸爸还曾被知乎网友骗走一万多块钱。财经网《魏则西父母发声明:我们不想被卷入商业纠葛中》一文报道了魏则西父母授权的声明,表示他们不想针对任何人,也没有得到百度的联系。

 

总结与分析

关于知乎:非传统舆论阵地异军突起

此次魏则西舆情事件始于知乎。知乎是一个用户发表问题并征集评论的平台,在最开始积攒人气的时候,其树立的品牌形象是高知人群的聚集地,因此用户多为互联网IT人群、高校大学生等,其中不乏意见领袖;鉴于这一用户属性,知乎一直以来问答的话题,以教育类、科技类居多。去年年底,知乎创始人周源确认完成5500万美元C轮融资,腾讯领投,创新工场等跟投。

今年以来,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以知乎为代表的非传统舆论阵地异军突起。一场“帝吧出征Facebook”的网络狂欢,使90后网络社群生态(贴吧、QQ群)及其组织动员方式获得关注;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中,果壳等科普类账号格外活跃,且网民对之的信任度远远高于政府乃至传统意义上的第三方(如世界卫生组织);在“魏则西事件”和“雷洋案”中,知乎更是接连扮演危机始发源头的角色。这些一般认为游离在舆论主要阵地的外围或边缘、品牌定位似乎与时政风马牛不相及的互联网平台,却正在愈发显著地介入主流舆论场,并以自己的方式设置公众议程、掌握话语权、影响舆论流向。这是新时期互联网舆论治理必须关注的新趋势。互联网+逻辑下,其实并没有什么会与政治彻底绝缘。

事实上,以知乎为例,恰恰是其建立之初对时政话题的“冷漠”,为知乎积攒了口碑和权威,被网民认为是专业的、理性的。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网民对其散布的言论更加信任。2014年的用户调查数据显示,知乎社区内本科及以上学历占87%,职业人群占75%以上,聚集了大量高学历和拥有各种专业背景的人,相较“三低为主的网民主体,知乎被认为是精英的、高旨趣的,这一定位在其品牌策略中也不断被强化。

更重要的是,当一起舆情事件从最初曝光,引向更深层次的讨论,就不可避免需要专业的知识、有见地的分析,这时知乎上的专业回答和对细节的剖析远比传统媒体不痛不痒的进展报道、时评写手千篇一律的评论更容易引发网民的关注,也因此发挥了更为关键的议程设置作用,引导着网民关注什么、忽视什么、如何理解事态、如何挖掘背景。可以想见,未来如知乎、果壳等打着专业旗号的高知分子云集地,将成为舆论生产与利益博弈中不能忽视的一支力量。

关于医改和百度: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围绕魏则西事件的质疑,一则对准百度,自血友病贴吧事件之后百度的口碑江河日下;二则对准医改,如莆田系、医院科室外包等都成为众矢之的。诚然,此事件深刻地反映出互联网治理的盲区和医疗市场化的弊端,但在舆论场中,另一种声音,似乎更值得反思和警醒。

首先,所谓百度的恶、谷歌的善。年初以来,360搜索的广告和软文倒是一辨就知,但在舆论场中,更多时候看到的是,对于谷歌如何如何好的钦慕和与百度如何如何坏的对比,如谷歌搜索结果和商业结果的分离,和其“不用作恶也能赚钱”的宣誓。于是,关于设墙、关于垄断,也成为魏则西事件舆情发酵中,围绕百度乃至围绕我国互联网治理政策的最主要矛头。

第二,关于医改,舆论场愈发怨气丛生。医改推进到今日,尤其是今年以来的魏则西事件和相继发生的砍医伤医案犹如两把烈火,点燃了所有围绕医改的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情绪。一方面,广大网民是不满的,担心自己有一天如魏则西一般,被宣判“死刑”后还要被宰一刀。另一方面,医务工作者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被砍数刀的医生陈仲伟下葬当日,医务工作者的微信头像齐刷刷地换成黑丝带,彰显出一股难以名状的集体悲愤。公立医院也是不满的,凭什么私立医院赚的盆满钵满,结果恶名还要所有医院来担;民营医院更是不满的,莆田系不代表所有民营医院的良心,医疗市场化的政策又不是我们定的……如是这般,整个围绕医改的舆论场,对立、不满和失望几乎成为主旋律。最终的结果,则是对中国医改的失望和转向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值得关注的细节是,魏则西的“遗言”中说,“联系了很多美国医院,才把问题弄明白”,于是在舆情风波中,诸如《中国人最后的希望:去美国看病》被疯狂转发,去美国看病,成为了有光有亮的救命稻草。

魏则西事件所涉及到的中国医改和互联网管控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有关人心的争夺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编辑  迟晨光)

文史沉思
#esle

信仰与坚守

傅洋

2016-07-13 15:02:18

 

编者按:本文根据傅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讲话摘编刊载。文中标题为编者添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它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将产生难以估计的伟大影响和意义。

全国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

我们国家宪法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政治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讲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彭真同志1 1982年在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什么叫做政治基础?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虚词,这可不是虚词或者学理解释问题。看一看当今的叙利亚,各派政治势力没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对于其宪法各执己见,国家陷入常年战乱,成百万难民涌入欧洲,让整个欧洲乱成一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历经三十多年,已经把我们国家带入了让国人骄傲、世界瞩目的辉煌大国前列。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绝大多数共同认可的政治基础,这是不可设想的。

在蹉跎中选择方向和道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想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家谈谈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我出生于1949年,今年67岁了。我在17岁上高一时,还达不到规定的入党年龄,就提出了入党申请。那时,还谈不上对党有多深的理解,主要是由于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教育与熏陶。

紧接着,1966年“文化革命”来了,我的父亲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被批判、打倒,母亲也被株连。父母被打成“黑帮”、残酷批斗,关押数年,我成了“黑帮子弟”,当时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都陷入了瘫痪,我的入党愿望当然也谈不上了。

关押了9年多,1975年,父亲母亲从秦城监狱放出来,被直接押送流放到陕西商洛。我也从插队的呼伦贝尔转到那里照顾他们。1976年年初,我到商洛氮肥厂当学徒工。那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结论,还在被监督和审查之中,没有自由活动的权利。毛泽东去世时,各地进行悼念活动,我们居住的商洛地区干休所院子里设灵堂悼念毛主席,北京的专案组还亲临当地,批判斥责父亲是叛徒,没有资格和老干部们一起悼念毛主席。

就是在当时那种境遇下,父亲却问我,你考虑过入党吗?我说我在中学时就申请过,不是赶上“文化革命”了吗?他说,你现在就不考虑再提出申请吗?我说,您现在还在审查中,我申请有什么用?父亲说,我是我,不在于人家怎么看,也不在于你申请了人家让不让你入党,而在于你到底是不是想入党,对党有没有信仰。经过认真思考,我向氮肥厂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我的表现、群众关系和对党的认识没的说,我那时还被评为了先进生产者。提出申请之初,组织也认真安排了联系人,听我的思想汇报等等。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父亲的处境,发展我入党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1978年春,我的母亲张洁清被“解放”了。当年10月份,我们氮肥厂机修车间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到厂党委批准,又是一段没有音讯。那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王任重同志(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把我父母先接去西安。1225日,又通知我和姐姐收拾东西先去西安,再随父母回京。1226,氮肥厂党委找我谈话,通知已经批准接收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厂党委一位副书记对我说,其实党委早已决定批准我入党,只是选了毛主席生日这个好日子通知我,大家都笑了。

当时,父亲在还背着“黑帮”、“叛徒”等等一堆政治上诬陷的不实之词、尚未得到平反,却鼓励我提出申请,向党表明心迹,这本身就是极为耐人寻味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坐过国民党六年半监狱。自19665月“文化革命”开始,到要我考虑入党时,他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长达11年,其中9年是关押在监狱中,其他时间实际是被监视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他鼓励自己的儿子加入共产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对于党的信仰啊!

代代相传的信仰教育

在我看来,父亲的信仰不难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信仰可以说是视其为生命。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无数战友和同志在他们的身边牺牲了,像大家熟知的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杨开慧、黄公略、陈潭秋、毛泽民、刘志丹、关向应、左权、叶挺、博古、王若飞等等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英烈,数不胜数。而父亲他们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走过来的幸存者,决不能背叛他们已经牺牲的战友和同志,必须坚持他们共同的信仰。他们坚定地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们也曾亲身经历党在前进途中的许多错误、失误,他们也要为其中许多失误分担责任,并也曾深受其害,进行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也会经历很多挫折和失败。但他们确信,一定、而且只能靠着我们党自己肌体的健康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克服党由于自己的错误、失误造成的困难甚至灾难,领导人民继续前行!这是父辈对于党的坚贞不渝的坚定信仰。

有人会问:老一辈革命家亲身创造了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他们对党的信仰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你傅洋并没有那样的经历,为什么会对共产党产生坚定的信仰呢?可以说,信仰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实践体验,这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乃至自己所了解的历史,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反复验证的思辨结果。

每个人都有信仰,哪怕是虚无主义也是一种信仰。但一个人要直面人生,就必须要严肃考虑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信仰要过脑子、要走心。

1962722日,父亲彭真曾经对北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作过一次《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的演讲。他说:“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尽相同,但没有天渊之别。可是,以人一生的成就和对人民的贡献来讲,却有天渊之别。这是什么原因?首先是一个奋斗的方向、道路问题。同样聪明,同样条件的人,由于奋斗的方向、道路不同,最后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方向和道路怎么选择?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灵感来选择是不行的。那样,可能选得对,也可能选得不对,是有危险的。选择方向和道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只有一条道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现在可以预见得到的,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第二条道路。还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六亿五千万人民(这是当时中国人口)的要求和利益。”

彭真的讲话传达到了所有高校和中学学生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他在讲话中说:“历史上已经有不少人和中国共产党较量过了,现在和今后还会有人来较量。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历史的结论。”不论是在“文化革命”中还是“文化革命”之后,我们这一代人都曾和我提起,彭真的这个讲话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把自己和家人的苦难放在一边,在思索和寻求真理中度过了这场浩劫,确立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父亲彭真曾和我谈起:有人问我“文化革命”被批斗、关押,难道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和未来吗?我是只管一万、不管万一!我被关起来,万一他们想害死我,我再担心又管什么用?所以我被批斗、被关押时,担忧的还是“文化革命”的后果,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

共产党人信仰的精神核心

我是如何形成对党的信仰。首先当然是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与熏陶。但仅仅凭借这些,还远远不能形成坚定的始终不渝的信仰。对于党的坚定信仰的形成,我实在是得益于不断地在直接(自己亲历)社会实践和间接实践(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对古今中外的了解)中,对于历史必由之路的反思、求索。

回顾我在“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时的亲身经历,大约1970年,我到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插队。那是“文化革命”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社会上一片混乱,多少党政干部、知名学者、文化泰斗乃至平民百姓惨遭迫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就我个人而言,父母被关押多年生死不明。我在插队时不敢奢望还能够上大学,连能不能离开农村都不知道。那时农村没有电视,日常看不到报纸,打个电话要跑几十里路,信息极其匮乏。信息来源主要靠知青们串村玩、到街里(相当于县城)溜达、偶然见到的几张《参考消息》等报纸、以及回北京探亲。我那个知青点还有一笔额外之财,和我一起的文怀沙老先生之子文斯,把文老的上千册书弄到了知青点,劳动之余我们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于是茅草屋中、煤油灯下,几个不知未来身在何方的知青开始议论国家大事:世事到了如此地步,在这种状态下,对于党和国家这棵大树,是该把它拔掉重栽呢,还是给它除虫、祛病、施肥、培土?当时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非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

结论呢?

我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不能倒,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带领国家走出“文化革命”的泥沼,踏上新的征程。当时我们中间还没有共产党员,我们却有了这样唯一的选择,也就是坚定了对党的信仰。

理由呢?

第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何谓“灾难深重”?我们这代人能够清晰感受,而像我的孩子这样的青年人就不一定了。旧中国的苦难对他们毕竟相隔太远,也许只当作像孟姜女哭长城一样的故事。那么,看一看当今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人民的处境、遭遇和命运,兴许他们比旧中国人民还要好一点呢。大家就可以明白何谓旧中国的灾难深重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锐意革命、复兴中华的英雄也有之,比如孙中山。他的历史功绩,已经载入了我们的“82宪法”序言,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更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奴役,而他创建的国民党,当时也蜕变成了军阀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大本营。那么,中华民族靠谁来带领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起人民的国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中华民族才开始像毛主席说的那样,真正站起来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不是理论、不是宣传、不是鼓动,这里没有假如,这是无可辩驳、千真万确、不可虚无的历史事实。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才使中华民族真正具备了发展现代生产力、进入现代社会的条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迅速地发展现代生产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只把当时旧中国这样的国家当作他们砧板上的肥肉,绝不希望这些不发达国家独立自主地全面发展现代生产力。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己不能造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一辆坦克、一架飞机。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而在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为独立自主地发展现代生产力创造条件。到“文化革命”前的1966年,我国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现代工业生产体系,拥有了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强大国防力量,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内乱中,还拥有了氢弹、人造卫星。这同样也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第三,中国共产党始终明确自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广大共产党员所必读的文章之一。党中央所在的中南海新华门矗立着“为人民服务”的大影壁,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和根本宗旨所在。纵观西方发达国家,那些执政党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集团。

第四,在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组织曾经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派组织抛开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体制,搞大联合组建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在试验建立一种派别林立的政权制度。结果呢?带来了中国大地上无休止的武斗内战、动荡混乱,无政府主义盛行。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大学造反派组织,什么“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地院东方红”等等,曾几何时一概分崩离析。

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在下乡插队时实实在在讨论和为国家担忧的问题,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历史很快验证了我们的判断。一两年后,1971年,我们亲眼见证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76年,党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彻底拨乱反正,党带领人民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我也从青年变成了老年。但是我觉得,历史继续证明着我们对党的信仰。认真读一读党章的总纲,那不是糊弄人的虚话套话,而是庄严郑重的对全中国人民的承诺。总纲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何等的荡气回肠啊!它不仅申明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而且把我们的党毫无掩饰地置于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监督之下。

回顾当年我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在社会混乱、家庭离散、前途渺茫的境况下,仍然衷心向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建立起对党不灭的信仰。当时我们建立这种信仰的那些理念,40多年过去了,到如今,我觉得不仅没有消失、没有弱化,而且是更加鲜明、充实、丰满了。

我想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凝聚了全社会大多数最积极的人才和政治能量。我们看不到任何产生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的可能,也不能设想一种脱离或者取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政治制度。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面临的将是政治动荡和无政府局面。

习近平同志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不会有稳定,人民就不会安居乐业,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像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那样的长期动荡。

坚守信仰的纯洁性

我们说建立对于党的信仰、坚持党的领导,绝不是说党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我们不能有一刻忘记党章所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不能有一刻忘记宪法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忘记了这些,就会出现周永康这种败类,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一段时间,党内外干部群众,对于一些抛弃党的根本宗旨、肆意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完全无视宪法和法律的滥用权力者,感到愤怒焦虑至极!十八大以来,中央坚定果断地重拳出击惩治腐败犯罪,取得重大成就,使广大干部群众重新树立信心。

如何看待反腐败这样一种曲折过程?我从一个党员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贪污、受贿等等腐败犯罪,作为《刑法》的惩治对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无法在一个能够预见的时期内彻底根除,没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需要树立持之以恒地依法与腐败犯罪作斗争的坚韧信念,而决不能因为看到某个时期腐败犯罪形势恶劣、或者见到一些令人震惊的腐败犯罪,就对党和国家与腐败犯罪斗争的根本方针产生怀疑,丧失对于反对腐败的信心与决心。这就如同我们法律工作者,在遇到恐怖、杀人等等恶劣犯罪形势时,决不能丧失同这些犯罪作斗争的信心与决心。

第二,腐败的本质是什么?从本质上讲,腐败就是对于公权力的滥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我国,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担任着把握重要公权力的职务,在行使这些公权力时,我们决不能忘记这种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是为着人民的,绝不可以滥用!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这些身居高位的腐败犯罪分子,他们曾经担负过为党、国家和人民工作的一些资格和地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把手中掌握的由人民授予的公权力,异化为他们自以为属于自己的可以为所欲为的工具时,腐败就开始了。

第三,防止和反对腐败现象,坚定打击腐败犯罪,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界定“公权力的滥用”。是否被定义为滥用,不能从公权力持有者的主观动机或者愿望去判断。比如我们常常遇到的刑讯逼供问题。执法者出现刑讯逼供,往往是从追究犯罪的真诚动机出发。但刑讯逼供仍然是典型的公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从公权力持有者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作为党员其行为是否符合党章党纪,来判断是否滥用了公权力。也就是说,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党章党纪治党,这是我们遏制腐败的真正希望和根本保障所在。这实际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党的领导,首先是对政策的领导。我们必须把党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与人民群众商议,取得人民群众认同,按照宪法规定的制度,使之上升为法律,成为包括党自己在内的我国所有组织和公民一体遵行的行为规范。

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八大以及各种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始终反复强调,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也是我真诚的思想认识。

(编辑  季节)

 



* 作者傅洋,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彭真之子。

1 彭真(1902-1997年),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

 

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193612月,古田会议整整过了7年,毛泽东才有可能把这一思想比较全面地讲述出来。那时,他讲课的地点已经是陕北的红军大学,毛泽东讲课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即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决定了革命不可能迅速地取得胜利。“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则决定了革命可以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和胜利,而在敌人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则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和胜利。“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物质上、兵源上的支持,则是红军发展壮大,由弱变强的根本。

根据上述特点,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了克敌制胜的战术,它又分为六条: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而在战机的选择与捕捉上,必须以这六条为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这六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迅速地向敌人发起进攻。

1929-1933年,也就是根据上述的“四点六条”,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使红军的战略,建立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他指挥这支有思想、有战略的军队,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领导创立了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湘赣、赣东北等十多块苏区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由“毛委员”,第一次成为了“毛主席”。

但是,对毛泽东而言,这四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有数次曾经几乎倒在“战友乱发的流弹”之下。那些向他乱发流弹的战友,则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革命的礼物。

战友乱发的流弹

19283月下旬,苏联冒着巨大的风险,花费大量的金钱,把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中共六大。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就是由于中共的领导层是由软弱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而作为文人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典型。因此,中共中央必须彻底改组。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领导城市暴动的工人出身。那些在国共合作期间被苏联“雪藏”起来的工人领袖,这一次终于被全部解冻了。身在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只是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两年之后,共产国际竟听信了谣传,发布了“毛泽东病死”的消息并致哀。

 莫斯科派来的党中央领导人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但在此之前,这些新的中央领导人中大多数成员却都没有去过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工农红军。

而这一奇闻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在随后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早期工人领袖们也遭到了排斥。时年27岁的王明和26岁的博古,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干部,竟然领导了中共中央,而此前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做过实际的革命工作。26岁的顾作霖当上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从未经历过打仗是怎么回事。在巴伐利亚搞工人暴动的奥托·布劳恩则负责指挥红军,可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直到中央苏区丧失,布劳恩都是通过看地图认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毛泽东后来把中共六大后形成的错误路线概括为“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因为那些人大概只会两件事:形势好一点就冒险,形势一坏就逃跑。

希望这些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1936年,毛泽东这样总结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不过,一旦考虑到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毛泽东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就在这些牺牲者的行列里,那么,讲这番话的毛泽东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他必定是坚强者中的坚强者。

中国的精英阶层历来是讲究“出身”的。唐代中期以前,统治集团皆由门阀士族构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在貌似平等的录取制度之下,出身何地,受何人选拔录用,乃至学风、文风上属于何种流派,均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为了制止宗派主义,宋代的统治者将科考录用者一律称为“天子门生”,但仍无法制止党争的蔓延。晚清废除了科举,是否有留洋经历则成为判断出身的另一重要指标。

如果说,旧时的士大夫靠八股晋身,那么,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则靠洋文和留学经历得显。这种社会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中国共产党内。用今天的话来说,在中国党内,毛泽东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鳖”,他没有任何“海归”色彩;如果苏共一度被视为中共的“老子党”,那么毛泽东绝非“天子门生”。毛泽东战功显赫,在党内资历很深,这与他的“出身”恰成反照。这种巨大的反照,反而加剧了党内留学生派对他的排斥和打压。

毛泽东是深邃的思想家,他从李大钊那里继承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全部过程。但是,在党内的留学生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却只有苏联一家,毛泽东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属于异端邪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其道路必然是曲折的。

统治中共的苏式“国际路线”

自中共六大起,苏式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共的统治开始了。

以向忠发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回国后,立即推行他们夺取大城市的盲动政策(即红军在外策应,发动城市工人起义),而向忠发的主要助手,便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他既有留法经历,又有留苏经历,凭着这样的出身,他自然地成为毛泽东的上级。

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从来没有去过苏区,也没有见过真的红军是什么样子,他明显地夸大了红军的力量,李立三坐在办公桌前颁发的那些“军”的番号,往往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有。

19307月,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向大城市发起总攻: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邓小平、张云逸指挥广西红军进攻广州和长沙。以此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这就是后来的红一军团,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司令。

红一军团各部向广昌集中,准备一举夺取九江和南昌。进入江西之后,毛泽东却立即发现南昌、九江之敌皆强,这两处四面环水的大城市很难攻下。分析了敌情之后,毛泽东修改了红军的战略。他在前敌委员会上提出:攻击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应该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转而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因湘军正驰援南昌,湖南空虚,于是,在南昌城下虚晃一枪之后,毛泽东遂突出奇兵,率军进入湖南,连克浏阳、醴陵。

随后,毛泽东把“一省首先胜利”的观点,修改为在一省的“一部分”取得胜利的设想,这就是占领吉安、瑞金这样的小城市及其周边的广大区域,并以瑞金为核心,建立红色根据地。毛泽东的战略卓有成效,到1930年底,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它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

但是,当得知毛泽东没有进攻南昌,而是率军走向了湖南之后,李立三即以中央的名义致信红一军团前委,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忽视城市,重视农村,完全反映了农民意识,犯了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1930727日,原本奉命攻击武汉的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以突袭的方式占领长沙。这一侥幸的胜利,给了李立三巨大的鼓舞,于是,他一面发出全国暴动的命令,一面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和内蒙,里应外合,配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这个计划所代表的,就是完整的“立三路线”。

红三军团仅占长沙一个星期,就被迫撤出了。被中央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汇合,不得不再攻长沙。红一、三军团对长沙的围攻进行了20天未果,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到913日被迫撤围。毛泽东本人立即成为“立三路线”所造恶果的最大受害者,恼羞成怒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马上就派一连兵去韶山挖了毛泽东的祖坟;同年10月,何健又派兵去板仓,抓捕了杨开慧和毛泽东的三个儿子。

李立三的盲动政策更令苏联和共产国际大惊失色。苏联的策略,其实是在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对日绥靖政策,不触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便全力以赴对付来自西方的压力。而李立三的“盲动”,等于把苏联陷入到东西两面作战的窘境之中。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蒙古,必然给日本进攻苏联以借口,李立三的计划不仅是“盲动”,简直就是发疯。共产国际决定立即把李立三叫到苏联去训斥,并派在苏联肃反中有功的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上海,再次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苏联的肃反,就是这样扩大到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的苏区。

1930年,在米夫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撤了李立三的职,决定由中央直接派人、派机构去苏区,取代毛泽东领导苏区和红军。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派驻苏区和红军的机构:一个是苏区中央局,一个是苏区中革军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苏区中央局为中央派驻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任命刚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为书记。同时,共产国际派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进入苏区中革军委,接替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14月,项英、王稼祥和顾作霖到达苏区,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

令人鼓舞的是,王稼祥一到苏区,就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所折服,转而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苏联回来的人并不都糊涂,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是两个难得的明白人。王稼祥与张闻天一样,都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这两位红色教授是中国共产党中学术职称最高的,他们是一对书呆子,也是党内著名的老实人,是较真的楷模,也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毛泽东;没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项英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立即赴苏区到任;而到任后,领导“二七罢工”起家的项英,也觉得自己确实不熟悉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不能掌握局势。于是,19311011日,苏区中央局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指出“项英的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请中央批准”。中央批准了这个电报,而又指示说:中央局的办公地点必须设在瑞金,负责苏区工作全局。中央还认为,既然项英能力不够,那就派周恩来到苏区来(1931年底)。而那时的中央已经换人,王明和博古成为了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者。

19311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几天之后,米夫同样是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指定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让王明与向忠发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工作。而同样一天也没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博古,则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少共中央书记。

米夫是在肃反中崛起的,他因为肃反有功,遂取代拉狄克担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在中山大学厉行肃反,打击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而他所依靠的,便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当时是米夫的翻译,是“二十八个半”的首脑。米夫指定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一起出席中共四中全会,而在当时,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但他们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完全被苏联留学生所把持。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了中共中央的分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内骨干强烈反对米夫破坏组织程序的做法,更反对王明、博古未经选举就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他们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当会议召开时,国民党特务冲进来,与会者被一网打尽,中共城市骨干24人悉数被捕。

何孟雄是李大钊的学生,是中共的老干部,大革命时代,他就与毛泽东一起领导过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林育南则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是林彪的哥哥。李求实也就是李伟森,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是中共南方局书记和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作家柔石、冯铿、胡也频和殷夫。柔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而诗人胡也频则是作家丁玲的丈夫。得到胡也频被捕的消息后,丁玲这个弱女子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四处无望的奔走,而几天后,她等到的却是胡也频等人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的消息。

1931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其中柔石身中十弹,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虐杀了。令人悲愤的是: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却说这是“咎由自取”,而拒绝对他们进行营救。当这24人被国民党杀害后,王明则指示说,人虽然死了,但还要对他们的问题继续追究。

拒绝营救,并在党的伤口上撒盐的是王明,拍案而起的却是党外人士鲁迅。在巨大的愤怒中,鲁迅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先驱者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并着手搜集柔石和殷夫的遗稿,亲自编订,并作序出版: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最后一部分。鲁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41日的《现代》杂志,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也正在江西苏区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整肃。

鲁迅说,“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而随着“肃反校长”米夫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则失掉了很好的干部。中共公开承认这一点,是14年之后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这样说:

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主要是在文化方面 ),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永远的纪念”,比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整整迟到了14年。实际上,毛泽东是在延安才读到鲁迅这篇文章的,难以想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是怎样的心情。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不仅失掉了最好的朋友,而且也失去了亲爱的小弟弟毛泽覃。像鲁迅一样,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饱读诗书、手不释卷,但他却像鲁迅一样,看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极大弱点——宗派主义与党争。

经四中全会一劫,中共元气大伤。原本就大权旁落的总书记向忠发,从此更加意志消沉、心灰意冷。此时的中央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中央虽根据王明、博古的要求,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继续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同时又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这个决定是由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做出的,本该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向忠发,而向忠发提议由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主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率领红军战胜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声望日隆,但更为重要的是,向忠发认为毛泽东像自己一样,是久经考验的中共老干部,何梦雄等人牺牲后,他再也不能听任王明放手打击中共的老干部了。

当时意志消沉的向忠发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他反对把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认为,张国焘一向目中无人,何况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则只是个中央委员,把张国焘和毛泽东放在一起,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在向忠发的坚持下,张国焘被派往了鄂豫皖苏区,而周恩来则被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的决策是英明的,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立即力行肃反,大开杀戒。如果当时被派往中央苏区的是张国焘而不是周恩来,那么,中央苏区的命运、毛泽东的命运,就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111月,毛泽东在瑞金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1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就这样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当时,他是毛泽东的上级,是肩负重要使命到达苏区的,即纠正毛泽东“消极怠工”、独断专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立即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

中央指示攻打的那个大城市是赣州。赣州是赣南重镇,自古易守难攻。周恩来到达苏区后,命令红军立即落实中央打赣州的指示。而此时,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已被周恩来代替,他留在了后方,没有随军行动。

赣州战役于19322月初发起。进攻赣州20天之后,红军未能取得胜利,却陷入了援敌的包围之中,情况危急。项英冒雨来到瑞金毛泽东的住处,连夜传达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紧急由后方瑞金赶赴前线参与指挥。毛泽东赶到前线后,指挥红四军和预备队红五军团,将处于险境的红三军团接应出来。随后,毛泽东向林彪和聂荣臻提议,红一军团回师闽西、向闽东发展,打回红军的老家去。

就这样,红一军团又跟着刚刚被撤职的“老政委”毛泽东走了,红军从赣州敌人的包围中悄然撤退,再次由赣入闵,红旗又一次越过了汀江。中央局接到一军团放弃“向北发展”的电报时,毛泽东已经率领红一军团兵临龙岩城下了。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和红一军团自行改变了作战计划后,非但没有反对和制止,反而立即亲自赶往汀州,与毛泽东汇合,并且留驻在那里,负责筹备给养。周恩来这个中央局书记,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的“后勤部长”。像王稼祥一样,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又被毛泽东带跑了。

这一次,毛泽东准备攻打大城市,他选择的大城市是漳州。漳州工商业发达,更是南中国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红军一旦占领漳州,不但跳出了蒋介石的围剿,而且还遏制了南中国联系世界的出海口——泉州与厦门。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极具战略视野。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朱德首次一起指挥作战,后来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负责军事工作的“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首次聚首,其实就是在漳州城下。而后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那个黄金组合——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组合。

1932420日,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这是红军斗争史上一次巨大的胜利。红军上下扬眉吐气,欢声雷动,兴高采烈的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漳州城。

漳州战役缴获了大量物资和银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困境。一批机器被拆卸下来运到苏区,这使得苏区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毛泽东个人在漳州战役中的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久违的全国的报纸,获得了大量的图书。曽志回忆说:一打下漳州,毛泽东就让她帮着去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最后,这些书装满了一卡车,运回了中央苏区。当红军撤出漳州时,嗜书如命的毛泽东的马上驮满了书,而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跟在马后,随军步行。

又一次遭到党内错误路线排斥

但是,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许并没有想到,在中央眼里,“漳州大捷”并不是一场巨大胜利,而是违抗中央命令的渎职行为,毛泽东违反了党纪和军纪。他不仅是犯了严重错误,而简直是犯了罪。193210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西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

当时的顾作霖只有24岁,他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与曾经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博古一样,属于党内的“儿童团”。而这两个初生牛犊加一个曾经领导“二七罢工”的项英,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以为越左越革命。

会议认为,毛泽东一贯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中央指示,犯了“消极怠工”的错误,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更发展到擅自更改苏区中央局的作战计划的境地。毛泽东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只要毛泽东还在指挥红军,那么,大城市就打不下来,革命就不能胜利。会议决定,必须开展“前所未有的反毛泽东倾向的斗争”。会议提出,毛泽东必须完全离开红军,回到后方去做政府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红军作战。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次会议上却被几个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娃娃公开、反复羞辱,他们不但无视他的功绩,更加藐视他的出身与学历,甚至他的知识背景,对毛泽东的这种侮辱,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侮辱。最终毛泽东自己无奈地表态说,既然你们不信任我,我也不能负责,那我就到后方去好了。到此,毛泽东的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都被陆续撤销了,他只剩下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这两个名誉职务——而在当时的党中央看来,那不过是十足的“虚职”。

就这样,毛泽东第二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这一次,他是在打了大胜仗之后,反而遭到了撤职处分。毛泽东再次病倒了。他又发了疟疾。

193210月,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并探望在此住院分娩的贺子珍。在这里,毛泽东再次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们在一起畅谈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毛泽东告诉罗明说,现在闽西的工作,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只要闽西红旗不倒,还能够坚持正确的路线,党和红军就有希望,江西苏区即使保不住了,闽西能保得住,天就塌不下来。

事实证明:毛泽东预见到了红军和苏区的命运。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正是因为有闽西红军顽强地坚守住了苏区的南大门,红军才得以顺利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在那次住院期间,毛泽东还动员傅连瞕跟红军走,正是毛泽东把傅医生由基督徒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长汀福音医院,则成为了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胜利来之不易,但一旦路线错误,失败就将是非常迅速的。正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代所说的那样,“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无奈地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红军,就是这样被解除了武装,好在,当时的他,还可以读书、写书,以书为伴。陈毅后来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19335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狂风暴雨中途经瑞金城外的大柏地,雨过天晴后,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提枪参战,在此地率领红军殊死战斗的情景,吟成了《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当时,在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已经陷入了全面的军事失利,而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深刻眷恋,更表达了他对于战况的焦虑和急于上阵杀敌的迫切心情。

(编辑  季节)

专题研究
#esle

目前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美国近期会再次加息,因为条件对美国并不有利,美国人制造的趋势还没有完全达到它的目标,所以金融战还没有到最后打响的时刻。现在属于战略僵持阶段和战略趋势的营造阶段,到下一步才进入战役期和战术期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索罗斯等类似的金融机构会正式登场。中美金融战最后的厮杀何时到来,我们拭目以待。

 

金融呼吸:用战争驱赶资本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目前仍然保持6.9%的增长率。更重要的是,当全球发达国家都是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仍然以较高的利率在吸引着国际资本。这将使我们与美国面临着一场真正的金融资本的争夺战。

    虽然我们今天又一次看到了索罗斯的身影,但是我们不要把他们当作是金融战的主力。因为这样一个大趋势,不是任何一个投资机构、一只对冲基金能够独自营造出来的,它必须是一个国家力量才能制造出来。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金融战几乎都是“美国制造”。美元是全球结算货币,美元也是国际资本最主要的代名词。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的,都是美国为了让资本回流美国、去迎合美国资本项目的顺差而营造出一种趋势。没有这种趋势,索罗斯他们是掀不起大风浪的,他们恰恰是在美国的大背景下才能兴风作浪,这是我们对今天的金融战的一种理解。

现在究竟鹿死谁手,我们还暂时看不出来。而美国所做的这一套,我把它称作美国的“金融呼吸”,就是美国把钱放出去,大水漫灌,形成了“呼”。然后,当大水漫灌给其他地方带来经济繁荣,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把羊喂肥了,再开始宰杀它,这就是美国的“吸”。这种大开大合之间的“金融呼吸”,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做空和做多。这就是用金融的手段制造金融趋势。如何制造这个趋势,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有办法和经验,而且屡试不爽。

伊拉克战争:不为石油为美元

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对此人们自然会想到石油。但是,如果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的话,那么油价怎么会从38美元变成149美元,美国军队打下了伊拉克却没有享受到低油价,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从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我认为,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是因为美元与石油之间的挂钩。

当全世界的石油都用美元结算的时候,美国打仗提高油价意味着什么?通过战争把油价从38美元一桶提高到149美元一桶,你如果想买石油,就只能用你国家的产品和资源去换美元。而此时的定价权在美国手里,它可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你手里收走你的产品,然后给你一张绿纸。

回想一下,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向美国出口衬衣,到现在一件衬衣还只有2美元,这样定价权的操控多有力量。美国人通过战争打高油价,其实是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美国政府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印刷美元,然后还可以说不要指责我滥印美元,是全球市场对美元有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是美国通过战争打出来的。所以说,美国打伊拉克绝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美元。

    我们还可以看另一个例子,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致萨达姆于死地?1999年欧元正式诞生之后,萨达姆以为他可以在欧元和美元之间玩点小把戏,马上就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不再用美元结算,而改为用欧元结算,而更让美国不能忍受的是,俄罗斯马上跟着宣布其石油交易也将用欧元结算;然后伊朗的总统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跟着宣布,石油交易也考虑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吗?枪打出头鸟,美国必致萨达姆于死地。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年后才抓住萨达姆。可是实际上在2003年的7月美国攻克巴格达之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更引人注目的是,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条法令,不是如何稳定国家的局面,而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由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

科索沃战争:美国对欧元的第一仗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又一个生动的例子。科索沃没有石油,也没有美元,美国为什么要打科索沃呢?按照美国的说法,是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人道主义灾难,所以美国要替天行道,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打击南联盟政权。可是打完仗之后,美国人就公开承认,所谓屠杀了9万阿族人完全是个弥天大谎,是美国中情局和西方媒体联手造出来的谎言。美国打南联盟,表面上是为了除掉一个“红褐色”政权(南联盟的领导人过去都是共产党人,被认为是红色,然后美国人说这些人现在全变黑了,黑色和红色掺到一起就变成了褐色,所以说把他们称作“红褐色政权”)。但真的是为这个目的吗?199911日欧元正式启动。欧元启动之日,欧洲人自信满满,自己把欧元与美元的比价定为11.07。美国人当然不高兴,凭什么一个刚刚启动的货币,还没使用,你的币值就高于我。按照西方的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我们不能够因为你发行一个新货币就跟你打仗。但不打仗不等于不打经济仗,不等于不打金融仗。欧洲人最后发现,科索沃战争实际上就是美国人对欧元的第一仗。

    科索沃战争, 经过78天的狂轰滥炸,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了。70多天在欧洲腹心地区的战争状态,让全球的投资人对欧洲投资环境的恶化充满了担忧,然后资本撤离了。当时全球大约有7000多亿热钱,其中有5000多亿离开了欧洲,,欧元直接下跌30%,变为0.82美元兑1欧元。欧洲人这才第一次领略了美国人为美元而战的厉害。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还看到了美国人如何通过战争来驱赶资本,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领略过的。7000多亿热钱有5000多亿离开了欧洲,其中2000多亿到了美国,这笔钱正好支持了当时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带来了连续90多个月的经济繁荣。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连续90多个月的经济增长记录,这是克林顿时期创造的奇迹。还有2000多亿热钱去了中国香港。香港是弹丸之地,显然投资人们是指望着拿香港做跳板进入中国的内地,看好中国的经济。可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事件。

    美国用5枚精确制导炸弹,非常准确地“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一方面美国宣称其武器是精确制导,可以从通风孔里钻进去,消灭地下室里的人,一方面又说是“误炸”。这完全说不通。当中国使馆被炸之后,在香港滞留的2000多亿热钱迅速抽逃,最后全都去了美国,支持美国经济的繁荣,一口气顶到104个月,这一轮繁荣期才结束。

阿富汗战争:打回全球投资人的信心

2001年,恐怖分子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了“9·11”恐怖袭击,使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了恐怖主义的袭击。美国人发动阿富汗战争明显是为了复仇,这总和美元没有关系了吧?但是我们看一看,美国在过去的20年里发动的4场战争,有3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这样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都是要准备半年时间,而唯独发动阿富汗战争不到一个月、20多天就打响了。打得非常仓促,仓促到居然仗打到一半的时候,就把巡航导弹全部打光了,临时紧急调整,弄得手忙脚乱。美国人明明知道打一场局部战争需要半年多的准备,为什么阿富汗战争却这么仓促?原因就是华尔街等不及了、美国迫切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打回全球投资人的信心。果然像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样,巡航导弹在喀布尔落下的当天,道琼斯指数短暂下探之后,迅速地反转,一天回升600点。全球的投资人长松一口气,华尔街一片欢呼,这就是美国人用军事手段去打金融战。一场战争,达到美国所需要的金融效果。而全世界也只有美国人可以打这样的战争,因为美元是全球的结算货币。

中国面临的金融大战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正在卷入一场金融大战,很多人为此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我们又被很多事情所分心。钓鱼岛、黄岩岛、香港占中、南海等等,我们没有人会把这些事情和金融战放到一起思考,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全部放到一起观察,它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2012年年初的钓鱼岛争端发生之前,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已经接近要达成协议的阶段,马上就要有成果了。但是钓鱼岛争端的出现,一下子就把东北亚自贸区搅黄了。而我们很多人以为日本人购买钓鱼岛就是一帮右翼分子所为,甚至没有注意到,石原慎太郎在购买钓鱼岛之前,专门去美国长游了一次,跟美国的许多政客有过很密切的接触,至于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无从猜测,但是我们要相信这里面不会那么简单。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并不受待见的日本政客,但是这一次美国却破天荒地支持他,而钓鱼岛争端浮出水面后,直接搅黄了东北亚自贸区。

    东北亚自贸区是中、日、韩、港澳台地区将近20万亿规模的经济体(规模起码十五六万亿),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这个经济体会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成为东亚自贸区,一个世界第二、甚至第一大经济体很可能就此出现。它还有可能会向西去整合南亚次大陆、中亚五国,甚至整合西亚的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体就将出现。

如果这样一个以亚洲为主导的经济体,它一定不会使用欧元或者美元作为内部贸易结算单位。我和几位学者在2003年提出“亚元”的概念。但之后考虑到欧元的前车之鉴,我转而对欧元持反对态度了。欧元虽然作为欧盟的统一货币,但是由于欧盟各国不肯交出自己的财政主权,结果欧盟并没有能力对欧洲的财政政策做出安排,至今欧元仍是个软货币。我们如果搞“亚元,指望哪个国家交出财政主权呢?肯定谁都不肯交出。所以我坚决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未来亚洲的区域货币,甚至逐渐成为国际的结算货币。

只有这样,中国巨大的甚至有些过剩的人民币存量才能被世界所消化。因为中国发行的人民币的总量实在是太大了。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到2013年整整100年,它发行的美元一共是10万亿。而按照中国央行的说法,2014年发行138万亿人民币,按6.5来兑换美元,相当于发行了20万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货币存量,让中国13亿人来消化非常困难。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点:中国今天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而我们上游要购买很多国家的资源和能源;下游要依靠很多国家的市场,我们生产的产品要为它们所用。既然中国对上下游国家的经济有这么巨大的引擎作用,总不能让好处都是别人拿走,麻烦都留给中国。

人民币未来有可能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甚至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结算货币时,会出现什么情况?世界货币由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分天下之后,美元一统天下的全球霸权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所以,美国一定要打击中国,无论东北亚自贸区,还是其他什么。其实最后捍卫的还是美元的权力。

2015年美国在鼓动各方势力给中国找麻烦都不能得逞的时候,美国人不得不派出自己的军舰和飞机,一次次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周边12海里的地方。今年斯坦尼斯号航母特混大队再次从中国南海经过,再次向中国施压、示威。网上很多人说,这是美国人扇中国人的耳光,这就看得太浅了。美国人不仅仅是要扇耳光,它就是要让中国周边的投资环境承受不住美军这样的压力,让投资者感觉到大战将临,不敢把钱留在这里,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意图。而中国和美国正在开始新一轮的金融对杀。201623日晚上,中国和美国的金融战场搏杀出现了这样一种奇观:美元当天晚上所有的多头被“屠杀”,而所有做空中国的空头被“屠杀”。一个晚上1万亿的美元市值全部蒸发,这说明中美之间的金融的博弈已经到了接近白热化的程度。

所以,美国才会派出它的航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来它完全可以不从南海走,但却一定要绕一个大圈、多花5天的时间非要走南海。显然它不是为了让中国的军舰围观它,它就是要做一次秀给全世界看。这样一种时刻,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营造趋势。当趋势倒向美国一边的时候,金融战已进入收官的阶段。

目前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美国近期会再次加息,因为条件对美国并不有利,美国人制造的趋势还没有完全达到它的目标,所以金融战还没有到最后打响的时刻。现在属于战略僵持阶段和战略趋势的营造阶段,到下一步才进入战役期和战术期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索罗斯等类似的金融机构会正式登场。中美金融战最后的厮杀何时到来,我们拭目以待。

 

专家评论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战争的目的是掠夺和财富的再分配,资源的再配置。过去是靠军事手段,今天看现代战争的主要战场是金融。所以军事是硬战,金融是软战。

时建中(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金融战发动的路径有一些特点。或者是从金融市场本身开始,或者是通过战争手段来开始。如果我从金融法研究的角度来看,那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苍蝇一定要叮一个有缝的蛋”。那如果这个蛋没缝怎么办呢,我打也给打一个缝出来,然后把这个蛋变成一个臭蛋。因为是一个臭蛋,所以资本就逃离了,那么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从非军事的角度来看金融战,首先要制造金融风险,扰乱金融秩序,破坏金融稳定,损害金融安全。这样把金融市场的风险秩序稳定破坏之后,传导到了经济非金融领域,甚至传导到社会领域,再传导到政治领域,这样用传统的军事手段不能实现的目的,通过金融战完全可以实现,因此金融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部分。

张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交易中心主任):美国崛起的时候,它奉行的不是开放,而是孤立主义,它是不让外国资本进来的。在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外国资本进来伴随着你的发展,等到它要走的时候,它1美元就要变成10美元,外汇储备再多也平衡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中国道路的理论研究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挑起了这个大旗,进行中国道路的研究。在这些地方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跟着外国的舆论走。

李肃(和君创业总裁)乔良将军从军事角度把金融、地缘政治和整个产业打通了。从美元统治全球经济的历史角度,把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放到这里边,然后把它讲清楚了。他开创了一个体系,用金融战争的眼光去看世界大势。

 



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本文是作者在本刊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信大讲堂”第八期所做《金融战与现代战争及我军变革前景展望》报告摘编。

 

中国道路
#esle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既有相容的一面,又有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是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脱离市场经济,就会压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完全依赖市场经济,则会使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要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与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造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的扩张。中国在开放发展中有义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五、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全新局面,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对于这一点,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有过明确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因而“‘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2]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优势呢?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的党政有为、政府有效、统筹兼顾、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等制度优势,把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结合不是无差别无条件的结合,而是对立统一有机结合。一方面,以分工和等量劳动相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天然具有商品关系的属性,从这个方面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建立公有制的目的就是要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由社会按照社会的需要计划组织生产,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这一方面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又具有超越市场经济的直接社会性。商品性与非商品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公有制的内在属性,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利用市场经济同时又超越市场经济,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只看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对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过早地压制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束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性,许多人往往只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而忽视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有意无意地削弱和淡化了社会主义制度特殊的目标、价值和要求,从而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己特殊制度规定性,如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等等。这些特殊的制度规定既不能脱离开市场经济,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经济。脱离了市场经济,就会压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完全依赖市场经济,则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化变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形成,但仍不成熟不完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那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仍存在旧的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作用不够充分。比如,行政审批范围过大,一些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未理顺,城乡体制分割等。因此,必须围绕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如局部产能过剩、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旧的计划经济残余或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寄希望于用所谓彻底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市场化固有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途径,在于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六、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变化,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三个主要的维度:

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核心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供求、竞争和价格的波动,调节生产,配置资源。不过,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包括法律体系、竞争规则、宏观环境、社会保障等,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局部失灵以及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现实的市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受技术、经济、法律、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传统厚,科技和工业水平相对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探索的历史过程之中。在这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现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它们的规模、结构、运行方式和体制机制,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和经验是行不通的。

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决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我国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在这样的根基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最后一个方面的维度,是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和重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就会被瓦解,深化改革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方面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上,前者是制度基础,后者是实现途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不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更好结合,是正确认识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明确概括,“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具体讲,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计划统筹。政府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经济运行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推动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宏观调节。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供求的矛盾运动进行调控,以实现社会供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保持基本平衡,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

市场监管。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为市场经济的有效经济运行提供正常的市场环境。

制度创建。政府通过自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提供非利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弥补市场失灵。

保障民生。政府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国有资产管理。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监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促进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对国家资源如土地矿山森林水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应用)

收入分配调节。政府对收入分配过程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障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推进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还包括了党领导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政府的上述这些作用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领域,体现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方面。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则需要强调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党政有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制度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十八届三中会会《决定》指出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绝不能受“小政府大市场”等新自由主义错误主张的误导。

七、关于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但是,当代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产物,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因此,如何把经济全球化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一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二是强调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造福各国人民另一方面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我们应推进前一种趋势,警惕并控制后一种趋势。三是实施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是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坚持独立自主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了挑战。当今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的危机、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金融的剧烈动荡,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不平等性,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黄金和充足实物支撑的美元成为国际结算、支付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的流动性泛滥是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二是发达国家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依附地位。四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本国市场,但他们自己则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交替使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的这种不对称性,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导致它们长期被锁定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概括地说,依附性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资,关键性部门被外资控制;技术主要依靠购买外国专利或设备、自主的核心技术缺乏;被动融入国际分工、局限于低层次的产业;金融体系依附或受控于西方,资本积累的能力低下;政策缺乏自主性,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自主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

与此相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性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则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在对外开放中切实保障维护国家的利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主确定货币金融政策,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致力于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势将逐步趋向平衡,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日益增强中国正在从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的“接受者”向倡导者、构建者转变这是当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必然要求。在此新条件下推进开放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八、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概括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还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发展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体现的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实质是要排除一切阻碍资本扩张的障碍,使资本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保证其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由此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基本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崇尚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场而反对政府调节,崇尚全球化而反对独立自主,崇尚市场效率而反对社会公平,崇尚资本主权而反对劳动主权,崇尚无条件开放而反对独立自主。显然,这样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自觉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才能真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属于制度层面的深层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只注重追求物质财富的数量和GDP的高低,而忽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收入总量大幅增加的同时,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也明显扩大;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损害工人合法权益生产劣质假冒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一些干部大搞权钱交易,损公肥私,腐败盛行,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都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制度上,落实在政策上,转化在行动上,具体来说:

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特别是要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贯彻到国家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人民共同利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迈进。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九、关于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剧变发生之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中间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快速的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难以成功。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停滞衰败,形成了鲜明对照,对此,斯蒂格利茨教授曾这样说:成功与失败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不试图从中汲取一些教训,那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概括讲,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目标,避免了颠覆性错误,同时又采取了正确的改革方法,保证了改革的有效推进。坚定的制度自信和战略定力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相结合,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丰富多彩,魅力无穷,显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包括: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尊重各方面的利益,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循序渐进,分步推进,广泛采取双轨制等中间形式,使新旧体制在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中平稳过渡。

——总体协调,重点突破,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分部门、分企业、分地区各个突破,由易到难,依次推进。

——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坚持问题导向实践标准,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先试验后推广,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改革的目标和方法。

事物总是在发展,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了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体制的新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目标和任务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改革的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一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人们对改革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这就需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二是随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分歧也会加大,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三是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双轨制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协同配合,统一规范。四是随着资源配置市场化的逐步完成,社会领域和民生领域改革的重要性上升,这就需要更加注意保障公平正义,实现共享发展。

上述变化,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质和前进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新形势下夺取改革的新胜利,仍然需要中国的智慧,重要的是:

第一,注重不同制度要素的衔接和融合,创造新的制度优势。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继承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推倒重来。在这里,新旧体制之间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特别是在基本制度方面,前后之间是相互衔接和有机融合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和自上而下、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方法,而必须把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自主与开放、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改革与发展、历史与现实等不同的甚至看似对立的因素或范畴有机结合起来,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形成综合优势,汇聚强大合力。

其次,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激进式改革主张通过一步到位紧缩货币、放开市场,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企业,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结果导致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中国的经验与此不同,我们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实现发展与改革的良性互动。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和群众的福利,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可以为新体制的发展创造广阔的生长空间,同时可以为旧体制的退出提供必要的补偿,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组织资源和信息资源,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三,摸着石头过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是极其复杂深刻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经历长期艰苦的探索试验、比较反复、成熟定型的历史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慎重论证,循序渐进,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获得真知,把握规律。在此过程中,科学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是不可或缺的。但也要看到,社会制度的变迁,特别是以自发秩序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于修路盖房子,必须遵循定的图纸和流程,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合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把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探索实践有机统一起来。

第四,包容各方利益,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改革目的在于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是极其复杂、多种多样、既相依存又促进又相互冲突的,包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群体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只有使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为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强调统一步调,服从大局,又要包容各方利益及其制度诉求,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避免整齐划一,搞一刀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仍然需要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迈向新的高度和境界。

(编辑  苏歌)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1125日。

 

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对中国决策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从认识角度看,林毅夫的学术思想独树一帜而一以贯之,有异于国内学界广为接受的盛行于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和实践过程似乎更贴近一些,更重要的是,他以中国经济的大量实践反思了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经济学。

 

了解中国问题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

很多学者习惯于遇到问题从现有的西方理论去

寻找答案,而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

似性,发达国家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

用。中国政府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经济学者遇

到问题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问:前一段,你在北大成立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你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重点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我们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学界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结构的特性上的差异,找到在经济发展或者是宏观周期波动时的原因、挑战,机会在什么地方。另外,了解转型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结构、机制、发展模式等出现的问题根源。经过对上述一系列因果关系的了解,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种理论框架给我们的发展政策、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应当形成自己的发展理论,不仅对我们有价值,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问:研究新结构经济学,你的经济学思想是否发生了某种转变?

林毅夫:这二十多年来,我研究的问题不断增加,基本思路却还比较一以贯之。1987年回国的时候,我与中国一些学者一样,认为中国问题很多,制度不规范,而国外发展那么好,一定有其道理。所以还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以为把这个圣经读懂读通,拿到中国来就可以指点江山。我当时也经常接受国内各部门邀请去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前沿思想。

1988年,中国出现两位数字的高通胀。解决高通胀率的办法,任何教科书和主流理论都认为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资的成本和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的意愿。而当时中国所做的却是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手段来降低需求,造成了很多在建的半拉子工程。国内外很多学者以西方标准经济学理论来批评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不理性的错误政策选择,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理性,如何能够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连续10年的经济稳定和高速增长?这让我们看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照搬现有理论。当时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方式并不是经典教科书上的做法,却在经济发展中解决了实际问题。这些认识积累下来就形成了现在的新结构经济学。

 

问:你的这一学说抓住了怎样的逻辑?

林毅夫:我所关注的是我们国家作为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很多学者遇到某个问题时,习惯于从现有的西方理论去寻找答案。但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抓住发展中国家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例如,主流理论认为公有制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如果不先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照着这些主流理论去私有化,结果会比原来的情况更糟。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作为经济学者,遇到问题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这里说一个笑话。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有一次到北大来讲演,我问他为何东亚经济搞得比拉美好,他以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从拉美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回去当部长,学工程的留在美国工作;而从东亚来美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留在美国教书,学工程的回去会当部长。

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好的工程师,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可行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哪个方案能够最好地达到目标,根据这样的分析来进行选择,而不是盲目照搬书本或理论。而作为部长,所追求的目标,一定是稳健与发展。如果遇到问题,也要考虑有什么资源可用,在可用资源中,哪些方案是可行的,在可行方案中哪个最好。

如果是经济学家,他可能首先考虑什么理论可用,会拿理论来解决问题。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所以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用。比如上面讨论的通货膨胀问题,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因为国家战略的需要而形成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碰到通胀,就会提高利率以减少投资和消费来压低总需求,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在转型中国家,这就未必正确了。如果真的按照提高利率的方式,让资源在市场上按照价格自由配置,导致的结果一定是,为了把新增项目做上去,不惜出高利获取资金,这可能导致大型的、关系到国防和就业安全的国有企业拿不到资金,为了让这些企业活下去,就又要用财政给予补贴,政府的赤字又以增发钞票来弥补,其结果又将导致通胀,问题得不到解决。

但如果是一位工程师,他为了抑制通胀,就会砍那些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的新增投资和项目,而不能砍重点国企。对国企也不能提高利率,否则国企就会亏本,亏本之后还必须由国家补贴,最终仍必须维持低利率。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的思维。

 

问:什么是好的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它与经济学理论对决策者行为选择假定是否是一致的?

林毅夫:经济学理论所反映的是,一个理性的人,当其面临问题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要考虑在给定的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之下,可以有哪几种方案,哪个方案最能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由于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有可能不同,最优的选择也就可能不同。这就是经济学的本质。好的政府决策者的行为选择是和经济学的理论对决策者选择行为的假定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应用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时,其实经常会是违反经济理论所假定的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可选择的方案就会不一样,而是相对价格就会不一样,因此最优选择也会不一样。刚才举例的那些工程师,因为没有受到现有的经济理论的制约,反而会按照真正经济理论应有的思维来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的官员普遍是从基层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历练,因此会比较了解国情,比较实事求是。

 

问:你的独立性很强,对很多问题都与所谓的主流学者不同,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林毅夫:我并不刻意的去追求主流或非主流,我只希望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国内有些声音很大的学者,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主要是介绍国外现成的理论,而且有时对国外理论是片面介绍,只是抓住原有理论体系当中的一点,以此为依据来批评出现在国内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言论听起来很过瘾,但是从根本上是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进行比较,本身就缺乏原则性、客观性和严谨性,因此难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实美国的学术界也是不断地根据现实状况的变化提出新的理论。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很多学者把自己留学时读的书当作真经,没有考虑在国内是否适用,而且经常国外的“经”都已经变了,他们却还在信奉原来那本经。大家都拿根据发达国家理想条件下行成的理论去套现实问题,但国内的改革开放又不按这些理论所开的药方去解决问题。因此,就把我国作为一个发展转型中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归结于不按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去做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容易很悲观。相对而言,我认为,首先要尊重客观,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认识

——————---------------——------

各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在提倡金融自由

化之后开放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最大受益者

是华尔街的金融家。

————-----——————————————

问:这两年,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争论很多,能否谈谈你的想法?

林毅夫:我个人认为,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非常谨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确实应该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而资本却有不同形式,真正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投在实体经济。而且,外国投资者为了盈利,通常会投到符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实体经济。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问题有所帮助。并且,外国直接投资是从企业盈利中获得回报,不会出现短债长投的期限不配套或是还本付息的问题。这种外国资本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我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实行自由化。

资本账户开放的另一种形式是允许国内企业到发达国家借款。发达国家资本比较多,资金价格比较低,向发达国家借款应该比较有力。关键是借款做什么?如果是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增加资本禀赋,加速产业升级,这好像是一件好事。允许金融机构或企业到国外举债回到国内来使用,投资到实体经济,应该对经济发展有帮助。但是经济有周期波动,即便投资于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短期出现波动时收益金减少,用外币来还本付息有困难。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投资按比较优势进行,且是外向型的,原本发展得很好,但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减少,经济下滑,韩国也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政府也难保证本国银行和企业将国外借贷用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有时会用于赶超型产业,或投机性的房地产、股票市场,或用于支持消费信贷的扩张,如果国内生产力水平和出口竞争力提高有限,需要还本付息时就会出现期限错配、货币错配等一系列问题而爆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允许银行或企业向国外举债,虽然能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增加,经济出现短暂的问题,允许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到国外举债或许能使少数能够举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短期获利,但是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而言,总的来讲弊大于利。

资本账户开放的第三种形式是短期的资本流动,这种资金由于期限考虑,一般是进入到流动性较强及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没有投入实体经济,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帮助,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容易导致泡沫。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入,也会带来真实汇率的升值,这种升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汇率没有管制,自由浮动汇率下,名义汇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另一种是,汇率有管制,大量资金流进,兑换成本币,外汇积累增加的同时货币增发,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因此,出口竞争力下降,经济放缓,短期投机性资本将以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难以支撑为由开始唱空该国,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显然,短期流动资金除了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和参与其中的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短期利润的增加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弊大于利。

 

问:各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在提倡金融自由化后放开的吗?

林毅夫:是的。金融自由化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理论,在那之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流动都是进行管制的。1973年以后,金融自由化成为一种理论,是因为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即使有资本外流,货币发行也不再受黄金储备多少的影响,只需增发美元货币就行。金融自由化使华尔街的金融家一方面提高杠杆率,另一方面握有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形成全球流动性金融资本,并将短期金融资本流动到国际上去套利。金融自由化理论基本不区分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而是把金融资本等同于实体资本,只强调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允许资本自由进出,有利资源配置。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实体资本是长期的,而流动的金融资本是短期的,可能出现期限不匹配。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是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将来要还本付息时,可能出现货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短期资本流动还可能造成泡沫和货币升值,影响出口竞争。

金融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华尔街金融家。华尔街金融家一方面支持理论界宣扬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华尔街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随着华尔街金融家与美国财政部官员的旋转成为美国财政部的政策,美国财政部的几任部长都是来自华尔街的投行家。美国财政部就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向全世界宣传金融自由化的理论。

 

金融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

        ——————————————————

        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适合当前发展

阶段特性的,能够给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谓股市泡沫,意味

着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

循环。

      —————————————————————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近年来强调的金融改革创新?

林毅夫:金融改革不仅仅是在股市直接融资的创新。金融应该为实体产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这些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必须有金融的支持。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国内容易形成这样的观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金融市场,他们金融创新能力很强,他们怎么做,我们就要跟随去做。何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推介西方的现代金融理论。但是我们想想看,我国生产活动很大部分在农村,还有很多是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其中有些是制造业,有些是服务业。这些小农户加上大量的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所需的资金规模小,所在的产业,技术、产品、市场都相对成熟,虽然也有风险,但风险主要在于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而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在世界前沿,无论技术创新或产业升级,都要自己发明创新技术,从事技术发明的投入非常大,并且风险也非常大,从各种资料统计来看,新技术研发的99%是没有任何成果的,大概只有1%可以去申请专利,而专利当中,有市场价值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发达国家也存在企业家经营才能的问题,但最大的风险在于企业的研发能否取得突破,创新产品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这是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特性。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新技术、新产品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研发要投入大量资金,又处在世界技术前沿,风险比较大。他们要大量筹集资金,分散投资风险的就是所谓股本融资、风险资本等。因而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纳斯达克市场、天使投资等,都是适合他们实体经济的特性和需求的。

 

问:这是否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融资制度体系未必特别适用?

林毅夫:在发展中国家,能让小农户、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到股票市场上去融资吗?基本无此可能,因为不配套。能够为它们提供金融服务的安排,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地区性的银行,这才有办法克服以企业家个人诚信和经营能力为主的风险,动员资本来支持他们的发展。

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特性的,能够给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严重不足。

 

问: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仅靠股市的活跃或泡沫,很难满足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服务?

林毅夫:所谓股市泡沫,意味着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只是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问题仍在于资金是否能够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资金能进入实体经济的主要是IPO,但IPO每年能有几家?中国等待融资的上千家企业,资金需求怎么办?中国现在70%以上的就业、60%以上的产值,还是在农户及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他们的融资不能靠上市,不能靠股本融资,也不能靠公司债,但他们却最缺资金支持。

 

对国企改革路径的判断

——————--------------------

国有企业的问题到底是产权问题还是企业自生

能力问题要考虑清楚,国企改革有比产权化更

深层次的问题。

———————————————————

问:国企改革渐渐进入混合制轨道,这是社会所关注的,这与私有化不一样,但会不会在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增值的前提下,令国企改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国有股减持?

 林毅夫:我一向的看法是,国企改革要看其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还是违反比较优势、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行业,或是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则国有股减持是有道理的。竞争性行业的盈利应该是什么样的水平,市场比较清楚,在这种情形下,国有股容易定价。但如果是在违反比较优势的垄断性行业,国有股的定价就很难,往往还存在保护性补贴。这种性质的国企,如果是国有股减持,增加私营企业进入,依靠保护补贴生存的企业,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如果是在垄断性行业,利用垄断地位寻租的积极性也会高。

 

问:国企的问题说到底不就是产权的问题吗?

林毅夫: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社会的一些认识和舆论是不一样的。社会上普遍都认为是产权问题,所以他们更多的提出减持和私有化等解决方式。我觉得国企改革有比产权更深层次的问题。许多问题是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衍生出来的问题。从前苏联、东欧、拉美、乃至非洲的经验看,对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的产权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普遍出现了效率并没提高、补贴反而增加的情形。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很多大型国企是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了。比如一些装备制造业,过去没有保护补贴确实活不了,但现在,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国际上已经很有竞争力。这类竞争性的行业国有股减持,可以通过将这个公司上市、将国有股一部分卖出,不就减持了吗?

 

问:你对国企改革的这种认识与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预判很不同,他们认为国企混改应当是朝着所谓私有化方向走才是有效的?

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回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声音似乎和西方主流的声音更一致。但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推行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改革进行反思。

 

对全球经济下行原因的再分析

__-----------------------------------

共同的经济表现一定是共同的经济因素造成

的冲击。多国比较,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

周期性的。

——————————-----------------

 

问: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一直处于持续下行的状态,到底什么因素导致这么长时间的下行?

林毅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当前我们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从2010年的两位数字,10.6%的增长速度,一直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的6.7%。而且继续下行的压力还挺大。

经济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三期叠加的问题,还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国内普遍认为,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造成的,以及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以后,我们所采取的4万亿反周期措施所造成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肯定有很多体制、发展模式问题要解决,但4万亿投资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突发危机,在政策推行的时候肯定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可以改进。进行多国比较,我认为,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更为主要。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同一个时期,经济也都在下行,连那些高收入经济体也在下行,而且下行幅度比我们还大,我们总不能说他们也面临三期叠加问题吧?

有共同的经济表现,一定是共同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冲击。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未从2008年的危机中完全复苏,导致贸易减少,以及金融危机爆发后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项目已经完工,导致投资下滑造成的。既然是外部性周期性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应该有反周期性的措施,就必须靠启动一些内需来克服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冲击。

 

如何采取反周期的措施

——————-————-----------

           扩大总需求必须以投资为主,有效的投资是补

短板;投资没有挤压消费,相反投资跟消费正

相关;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经济下行正当时。

       ————————————————————-

 

问:如果你认为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很大,如何掌握好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和结构性改革?

林毅夫:作为一个发展与转型中的国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我们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但是,当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是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的时候,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一定要推行一定的稳增长、反周期措施,否则,很多企业就会关门,将造成严重就业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是靠银行贷款,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关门多了,也会造成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的问题,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影响到整个金融安全。

如果是这样的局面,就不利于我们推动应该有的体制性、机制性或结构性的改革。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采取的很多应急措施可能会跟我们所需要的改革是不一致的。所以,在当前状况之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定的总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再去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的背景一定要了解。

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是需要的,并且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要对结构性改革的各种措施进行梳理。在短期推行时,有些供给侧改革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也可能会抑制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审时度势。对那些短期能增加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对那些短期可能是抑制消费的,或者是抑制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审时度势。并不是说不应该推行,但是推行的时间点要掌握好。

 

问:在稳增长,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当中,到底是应该以消费为主还是应该侧重在投资方面,当前国内有很多的争论,你怎么看?

林毅夫:过去有一种看法,就是把我国过去的增长方式称为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包括对2008年的4万亿投资的非议,认为以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不可行的。这两种观点汇总起来,就是说,中国应该改变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认为,消费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消费要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收入必须要不断的增长。但收入怎么才能不断增长呢?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或是用减税的方式都只是一次性的增加收入,不能持续的提高收入增长。要持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或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以后,生产的东西多了,附加价值也提高了。能够实现多少价值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多少,要努力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

提高劳动力水平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降低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是需要投资,所以政府扩张需求的措施当中,还应该以投资为主。当然这个投资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或者是能降低交易费用的投资。

另外,消费增长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过剩部门的过剩产能问题。我们目前过剩的产能主要在什么地方?恰恰在国资占优的部门,像钢材、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这主要用在建筑部门。过去我们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是9.7%,现在降到7%左右,据统计产生30%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增长并不能解决这些部门的过剩产能问题,必须靠投资才能够创造对它的有效需求。如果投资适当增加,建材领域的过剩产能就相对少了,反之它的过剩产能就会增多。

 

问:现在有一种看法,一讲投资就把它等同于过剩产能,你怎么看?

林毅夫:如果说你把增长的投资仍然是用来增加对过剩产能部门过剩产品的投资,当然过剩产能就会更多。其实我们可以有效投资的部门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产品都是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去升级。

2014年我国进口1.3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在国内是短缺产品我们才进口,我们可以往这样的产业投资。我们现在每年到国外观光旅行消费约1300亿美元,那些都是高档消费品,我们国内投资到这方面,产能怎么会过剩?更何况这方面的投资,很多是国内能力不足,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如果在这样的领域投资,是在补我们的短板。在国内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以后,还可以增加我们的出口。

基础设施也一样,比如北京和许多城市,地下管网严重不足,也需要投资。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只有46%,如果在城镇化中进行投资,人口的集中,规模经济的不断形成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把投资等同于过剩产能,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解和论述。不是说投资不会造成过剩产能,而是要注意投向,如果投资在我们的短缺部门,这是在补短板,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五大任务之一。

 

 

问:有一些人担心投资会挤占消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林毅夫:投资挤占消费这个说法被提出来的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外很多人说我们投资太多、出口太多,造成国际不均衡以及国内的产能过剩;还批评说这个体系维持不下去,必须放弃高投资、高储蓄,改成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2008年前后盛行的看法。

但实际情况呢?1982年到2014年我们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率是21.2%2009年我们的投资增长是30.3%,那是4万亿投资的结果。

我们再看消费增长,2009年的消费增长是9.8%,高于我们长期的消费增长率(8%),2010的消费增长达到9.6% 2011年消费增长是11.0%。同时,2010年的投资增长是23.8%2011年投资增长23.8%,也高于长期平均增长率(21.2%)。反过来,当我们的投资增长低于长期的平均增长率,比如2013年投资增长只有19.1%2014年投资增长15.2%,但2013年的消费增长只有7.3% 2014年消费增长只有7.2%,都低于长期的平均增长。看来,反而是投资增长快的时候消费增长快,投资增长慢的时候消费增长慢。

为什么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关系是这样呢?其实只要投资增长是有效的,就会创造就业,而且会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增加就业,这样家庭的收入就能增长,从而带动消费也会增长。反之如果投资下降,创造就业少,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不好,劳动生产力的水平比较慢,这样消费增长反而会变慢。我们要将背后的道理分析清楚,不能简单的认为投资就会挤占消费,要动态地看投资增长对现在和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影响。

 

问:最近有人反对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认为会挤占民间投资,你怎样看?

林毅夫:我认为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挤占民间投资。扩大投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一个是产业方面的投资。产业方面的投资应该是以企业为主。如果要通过政府投资来扩大总需求,更多的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最近也有一些人反对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其理由一是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会挤占民间投资,二是认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低。

第一个观点忽视了政府推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例如,2008年政府4万亿的投资,究竟是因为民间投资意愿低,政府为适度扩大需求才去做基础设施投资呢,还是因为政府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才会造成民间投资意愿低?其实答案很清楚。当时国际经济一蹶不振,外贸出口减少了一半,产能过剩非常厉害,而过剩产能不仅在出口加工部门,也出现在装备制造部门。在那种情况下,民间怎么可能有信心投资?为了增强国民的信心,保证稳定增长,才适度扩大投资,也就是因为出现民间投资的意愿不足,政府才搞基础设施投资的。

第二个观点说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回报率低,有些学者有很详细的经验数据的统计来加以证实。但是,是不是因为政府投资回报率低,我们就不要政府去做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比较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的,回收期可能是四五十年。一般民营经济的投资是在产业部门,产业部门一般十年以后就全部折旧光了,甚至有的还短于十年。当然,折旧期短回报率一定要高,才有足够收入来偿还投资。基础设施的折旧和回报期长,如果它的投资回报率和产业部门的投资回报率都一样,是会太高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35个百分点就不错了,而民间产业的回报率应该是10%以上。因为周期性不同,要求的回报率不同。

第二,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有很多方面体现于外部性,比如说交通不拥堵,最大的受益者是企业和人民,但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对外部性的收益直接收费。

因此,这种直接回报比较小的,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让民间去做是没有积极性的,除非给它垄断地位,让民营资本可以靠垄断来将外部性收益内部化,收取垄断价格。如果基础设施让民间来垄断,从投资者来讲是合适的,但是从整个经济发展来讲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在此之前,包括世界银行等很多国际机构都倡导基础设施投资应该由民间来投资。但是随后发现民间有积极性投的基础设施只有一种,就是移动通信。为什么?第一,移动通信投资和规模太大了,所以形成了自然垄断,有垄断利润;第二,容易收费。除此类之外的基础设施,民间投资的意愿非常低。2014年,我们提出要通过PPP投资基础设施,但是最终落地的项目非常少,除非政府给民间资本垄断地位,但是这又不适合经济的发展。如果一定要由民间做,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必然要让政府来做。

 

问: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起责任,投资时机什么时候最好?

林毅夫: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是政府,最好的投资时间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需求、稳定增长,增加就业,具有这方面的好处。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各种原材料的成本、工资的成本都相对低,还能稳增长。反过来讲,如果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基础设施投资,可能造成经济过热、原材料成本上升,就会抬高基础设施的成本。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只要项目选择好,短期能创造需求,长期是提高增长力,增加政府的税收,所以是一石双鸟。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开始倡导这个观点,当时响应者少,很高兴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在国外学界和政策界变成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出的《世界经济展望》的主题就是:在经济下行时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

我们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我们将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既是需求侧的管理,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措施;我们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理论创新。

     ——————————————————————————

 

问: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是相通的吗?

林毅夫:国内学界、舆论界一般都是用国外的理论来看我们的政策。比如说,大家都爱讲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侧的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当中央提出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很多人马上说我们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

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挖个洞、补个洞”或发失业救济以提高短期提高需求,但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力,而供给学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税收来提高投资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

供给学派的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执行的一个政策主张,当时是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美国的供给学派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他们主张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我们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吗?实际上,我们过去投资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的。那种财政政策确实是在短期提高了需求,长期来看也降低了我们的交易费用,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可能做不到,因为那里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完善。但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投新的项目,而且是消除增长的瓶颈,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中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中国现在的供给侧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是把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我们现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短板。我们也有很多领域税收过高,也有一些过剩产能应该退出,含有产业政策的内容。我们现在的思路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

所以,中国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的政策该怎么做。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遭遇到周期的冲击,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反周期的措施。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在消除增长瓶颈的意义上做基础设施投资,既是需求侧的管理,同时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的措施。

另外,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不是没有,但比较难进行。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自己必须发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而我们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的产业升级属于补短板的产业,所以我们的产业政策的性质跟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短板产业的需要,支持发展相关人力资本、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不能因为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没有产业政策内容,我们也不用产业政策。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他们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生产特性提出的,他们的宏观调控、发展政策有他们的特性。我们发展中国家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生搬硬套可能会给我们的政策造成很大的误解和不良后果。

现在有些人认为,发达国家学界认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已经被抛弃了,所以我国也不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但是我们推行的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我们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应学派的政策。过去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既增加短期的需求,也增加长期的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能增加我国长期的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

所以,我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的政策。

经过对上述一系列因果关系的分析,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种理论框架给我们发展政策、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中国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自己创新的发展理论,不仅对我们有价值,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问:从上述观点分歧可以看出,国外现成的理论不能有效指导新形势下我国的实践,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

林毅夫: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们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创新的前面。在发达国家,如果你看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周期政策理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在什么发展阶段,它都必然会有外部冲击,面对这种冲击就要有应对的反周期的政策,但是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把反周期政策和增长政策结合起来,可以用反周期投资来消除增长的瓶颈,这就是在实践中的创新。另外,因为在我们经济产业的升级当中,要相应补偿外部性,要解决一些协调性问题,这些都应由国家来做,所以,要有产业政策,现在我国政府提出的政策框架,实际上是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

我们要针对中国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中国理论,而不是中国一有问题就到国外的文献找一些相应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发展才能跟社会发展同步,也才能够实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强调的创新,而且创新的四个方面: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中,第一位是理论创新。我们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理论创新。



*本文由本刊季红访谈并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