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本文尝试以历史的眼光、全局的视野、辩证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机床工业的40年做出尽可能客观、准确、全面的评估，希望能够在机床工业未来30年正确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中有所助益。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道路，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机床工业在这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擘画的“两个一百年”发展蓝图，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前景，“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机床工业已经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的发展任务艰巨，挑战严峻复杂。理性客观地对机床工业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对于我们明确未来30年① 的发展道路和优先任务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40年主要成就与进步

我国现代机床工业的基础源于“一五”时期（1953-1957）开始实施的前苏联援建工程，② 20世纪60至70年代开展的“三线建设”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规划建设。改革开放前已经形成产品门类比较齐全、产业体系相对完整、产业布局均衡合理的机床工业体系，基本承担起装备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任务，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这一体系，带有计划体制的种种问题，如企业缺乏活力，装备陈旧落后，技术进步缓慢。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机床工业已经全面进入了数控机床时代，而我国的机床行业除个别较简单的产品门类外，数控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相比形成了明显差距。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机床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产业能力和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体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机床是工业化生产最为典型的生产资料。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机床工业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和公有制（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包括“十八罗汉”①）和研发机构均由一机部直接管辖，其产、供、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甚至连一台很小规格的仪表机床都不允许计划外生产和流通。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材料供应、人事用工、工资福利等基本经营活动都实行统一管理。这种体制下的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经营主体。

改革开放后，这种单一结构和僵化管理模式逐渐被打破。1983年2月，机械工业部发布《机械工业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原则的试行办法》，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并行的管理模式，正式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1984年7月发布《国务院批转机械工业部关于机械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的通知》，将原机械部直属企业下放到地方管理，标志着以政企分开和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全面展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准入、产业准入全面放开。原有的国有企业多数实施了不同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外资企业大量涌入。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机床工业的体制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以机床工业中最具代表性的金属切削机床为例。2015年，规模以上金属切削机床企业为739家，其中，国有（含集体）控股、私人控股和外资（含港澳台）控股的企业数量分别为71家、533家和105家，占比分别为9.6%、72.1%、14.2%；上述三类企业拥有资产占比分别为38.3%、48.8%、10.4%；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18.4%、68.7%、10.8%；实现利润的占比分别为-12%、97%、13.4%。① 其中，国有企业除了占有资产指标（近40%）之外，在其他几项指标上已经失去优势，在利润方面拖了整个体系的后腿（-1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不仅在企业数量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占比70%以上），更以不足一半（48.8%）的资产占有贡献了近七成（68.7%）的主营业务收入和近乎百分之百（97%）的利润，正在成为机床工业新的主力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已经形成，这是机床工业40年来最为显著和最具积极意义的变化。这一变化带来的竞争活力，使机床工业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

数控机床技术全面普及

数控机床技术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控铣床。由于基础技术方面的制约，在此后20年左右的时间内，数控机床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普及。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大规模集成电路（LSI）和微处理器（CPU）的问世，推动了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数控机床的大规模制造和广泛的商业化应用创造了条件。70年代中后期，数控机床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期，美、欧、日等国相继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现了机床产品技术的代际升级即数控机床化。如日本山崎马扎克（Yamazaki MAZAK）公司在1982年就实现了机床产品的完全数控化。

我国数控机床技术的研发起步并不晚，1958年，清华大学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就合作研发出中国第一台数控升降台铣床（采用分离元件技术），比起世界第一台数控机床不过晚了6年。但其后的20年，我国数控机床技术进步十分缓慢，除了技术因素的制约，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也是重要原因。从1973年开始，国家组织了数控技术攻关，但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除了可以制造少量技术相对简单的数控线切割机床外，数控机床总体上仍然滞留在技术研发阶段，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

改革开放以来，数控机床技术一直作为机床工业的主攻方向。1980年，北京机床研究所通过许可证转让的方式从日本发那科（FANUC）公司引进数控系统技术，随后从“六五”（1981-1985）开始，国家连续组织了几个五年计划的数控技术攻关，有力地促进了数控机床技术的发展进步。但既便如此，数控机床产业化进程仍然进展缓慢。直至上世纪末，我国机床工业的产值数控化率仍徘徊在20%左右，产量数控化率更是不足10%。

数控机床技术在中国的真正成熟和快速普及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在机床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数控机床技术快速普及、产量迅猛增长，数控化率持续提高。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统计，2013年以来，机床工业的产出数控化率和机床市场的消费数控化率均已超过了70%，2016年更是达到近80%的水平。① 目前机床工业领域内，凡适合采用数控技术的机床品种，均已采用了数控技术，已经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当下的机床用户领域，机床用户可以方便地在用工市场招聘到熟练的数控机床操作者，而普通机床的操作工反而成了稀缺资源。我们已在制造端和应用端基本实现了数控机床技术的全面普及。虽然我国数控机床产品整体上还处在中、低档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30多年的时间，但是我国已全面进入了数控机床时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成就。

值得指出的是，国家于1999年开始实施并持续10年之久的数控机床产品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② 为上述代际升级的实现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产品结构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

由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我国机床工业被称为是“低端混战，高端失守”。但近些年来，这一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产品结构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高。从专业的角度重新审视近十年来中国机床市场的实际竞争状态，可以概括为：“低端内战、中端争夺、高端失守”。

机床产品的档次划分是针对特定市场的相对的和动态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尽管如此，人们习惯用高、中、低端三个类别大致区分机床产品的档次。对国产机床在本土市场与进口机床的竞争态势进行评估可知，长期以来的市场竞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中端领域，而低端和高端领域的竞争态势一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一直是本土企业参与竞争；在高端领域，由于差距悬殊，国产机床基本上还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而中端市场领域一直是国产机床与进口机床争夺的主战场，也是我们曾经濒临全面失守的领域，争夺这一领域的市场份额，是多数机床企业长期以来的主攻方向。随着我国数控机床技术的全面普及，中档数控机床技术不断趋向成熟，再加上本土优势的助力，国产中档数控机床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市场份额逐渐扩大，市场地位日益巩固，逐步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近10年来，国产机床已经在本土中端市场占据了半壁江山，基本实现了由被动防守到长期相持再到积极进攻的战略转变。同时，我国机床企业并没有因实力悬殊放弃在高端领域的努力进取，2009年正式启动的国家高档数控机床重大科技专项（以下称“专项”）也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据统计，2009年至2018年，专项共安排课题600项，其中，近70%的课题已经完成。专项的实施，显著加快了高档数控机床及其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的技术研发步伐，许多高档产品品种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部分课题成果获得了市场应用验证的机会，为参与高端领域的市场竞争进一步积蓄了能量。

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

2009年，中国机床制造业的经济规模就已超越德国和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位，并且一直保持至今。近年来，中国机床工业的总产出始终占世界总产出的四分之一左右。

40年机床工业的规模增长过程，大致可以划分成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末（1978-2000）。这一阶段机床工业的主题是体制改革、引进合作和调整提高，总体上处于培育基础、积蓄能量的阶段，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第二阶段为本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各种增长要素——改革基础、开放入世、劳动力供应、市场需求等充分叠加，机床工业随同中国经济同步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00年金切机床总产量为17.66万台，到2011年已达88.68万台，11年间产量增长了4倍多，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5.8%。机床工业这一阶段的高速发展，与整个机械工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增长过程是完全同步的。正是机械工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为机床工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拉动了机床工业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

机床工业经济规模于2009年跃居世界第一位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背景，即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由于中国政府迅速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经济增长得到了快速恢复，重新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正是这一增长落差为中国机床工业的规模跃升创造了条件。

机床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四大红利”

从全局的角度看，40年来，机床工业的主要发展动力可以概括为“四大红利”，即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发展红利和人口红利。

改革红利

40年来机床工业的改革进程，可以以1992年为界，大致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的改革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在宏观层面上，渐次退出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在微观层面上，以搞活国营企业为目标，逐步赋予企业经营主体和市场主体地位。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推动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和十五大（1997年9月），又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自1993年至今，机床工业在宏观层面的改革是，彻底放弃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企业微观层面上，则深入到“抓大放小”，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层面。

开放红利

回顾机床工业40年来的开放过程，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对外开放第一阶段（1978-2001）的主要特征是“引进来”。机床工业重点骨干企业不仅纷纷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以提高自身关键环节工艺保障能力，而且广泛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技术引进，以提高自身的产品技术水平。据统计，1980-1995年，机床工业共实施技术引进合作项目300余项，机床工业重点骨干企业多数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其中代表性的项目包括：济南第一机床厂与日本山崎马扎克合作生产精密车床项目，北京机床研究所引进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数控系统、伺服系统、主轴电机和伺服驱动电机成套技术项目，济南第二机床厂引进美国维尔森公司（Verson）机械压力机技术项目等。上述引进合作项目的实施，使机床工业骨干企业的产品技术水平、工艺装备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高，甚至是跨越式的提升。

中国加入WTO后，机床工业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200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除了发达国家机床制造企业纷纷来华投资设厂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众多机床企业主动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实施技术并购。据不完全统计[1]，至今已有18家机床企业实施海外并购项目25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大连机床集团并购美国英格索尔公司（Ingersoll）生产系统和曲轴项目、沈阳机床集团并购德国希斯公司（SCHIESS）项目、北京第一机床厂并购德国瓦德利希·科堡公司（Waldrich-Coburg）项目等等。海外并购进一步密切了机床工业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融合，培养和锻炼了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机床产业新格局。近年来，为数不少的机床企业还直接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少数企业更是在国外设立技术研发中心，从而把技术引进与合作提高到了新的层次。

发展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一过程为机床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强有力地拉动了机床工业的快速发展。

机床工业属于生产资料供应部门，其发展直接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机床工业的发展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函数，投资增长，机床必然增长，投资增长速度快，则机床增速也相应加快，反之亦然。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同）为631683.96亿元，为1981年（711.10亿元）的888倍，36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8%。2017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为193615.67亿元，为1995年（3827.26亿元）的50倍，2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9.5%。2016年设备工器具购置固定资产投资为111869.26亿元，为2000年5846.72亿元的19倍，16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20.3%。可见近40年来，无论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的增长速度均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力拉动，我国在2002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床消费国，中国机床市场消费额在世界机床消费总额中的占比曾一度达到近40%，至今继续保持在1/3左右的水平。

人口红利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是后来者，中国机床工业在产品技术、质量和企业效率方面长期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机床工业的主要优势在于价格和服务，而支撑上述两大优势的主要因素是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增长，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机床工业也不例外。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机床工业国有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于同期日本同行业企业的1/35至1/30，中国企业的人均劳动力成本大致相当于日本企业的1/30至1/25，即日本企业为1名员工所支付的成本大致相当于中国企业为25-30名员工支付的成本之和，差距十分悬殊。上述对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正是由于中国企业具有突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才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的劣势，使得当时的中国企业能够在竞争中勉强支撑。

自本世纪以来，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通过市场化改革、体制机制转换、内部管理升级和技术改造等综合措施，中国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且提高的速度明显高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速度，使得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充分显现，这正是机床工业本世纪初开始连续高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背景，也即人口红利。

正视自身问题和主要差距

尽管机床工业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成就，但是必须承认，我们自身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有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和积累的新矛盾；既有行业自身固有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既有纯技术的问题，但更多的是超越技术层面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只有客观准确地认识差距和问题，才能为未来的战略和行动提供正确的导向，否则机床工业的转型调整就是一句空话。

从全局的视角观察，我国机床工业存在的主要差距和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核心技术缺失，技术基础薄弱

近10年以来， “大而不强”成为业界对我国机床工业的普遍评价。“大而不强”不仅指机床工业整体上仍然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而且核心技术缺失、技术基础薄弱成为突出软肋。作为数控机床核心技术主要载体的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其中的中高档部分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尤为突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同时，基础共性技术、产业前沿技术研究方面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研究队伍和研究能力更是明显退化。

上述被动局面形成的原因，除了机床工业发展战略和指导原则的偏差之外，还与其所涉及的特定产业发展背景有关。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就已基本完成了普通机床向数控机床的升级，而我国大致在2013年以后才基本完成这一过程。由普通机床升级为数控机床，不仅仅是产品技术的代际升级，同时还伴随着产业结构形态的明显变化，即由普通机床时代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结构形态，演变为数控机床时代以高度社会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形态。作为数控机床核心技术主要载体的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等配套产品，逐渐分离并形成独立的专业化研发制造主体，与机床制造主体形成上下游配套关系；而机床制造主体负责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为功能集成技术和组装技术。这种产业结构形态的变化，在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数控机床产业起步晚且起点低，尤其是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等配套产品的发展严重滞后，在较长时期内不足以支撑产业的发展。恰逢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国外的成熟数控机床配套产品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以进口配套产品为主导的数控机床产业供应链很快形成，机床制造企业可以方便地在家门口采购到进口配套产品，用以制造出自己的数控机床产品。因此国产数控机床配套进口产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惯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压缩了国产配套产品的进步和发展空间，形成恶性循环。2009年启动的国家科技专项针对上述问题做过一些积极努力的推动，并使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距离问题的根本解决还相去甚远。

显然，上述产业背景的本质是数控机床产业的供应链问题，这是机床工业核心技术缺失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从供应链入手致力于问题的解决。

新型技术研发体系尚未形成

就机床工业整体而言，技术研发体系弱化、虚化和碎片化的背后原因，在于真正意义上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至今并未形成。

从“一五”期间开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机床工业体系，除了重点骨干企业群体外，还包括众多的技术研发机构；不仅有“七所一院”① 这样的综合性专业技术研发机构（称为“一类所”），还有由30余个重点骨干企业的技术研发部门构成的更为细分的技术研发机构（称为“二类所”）。上述研发机构形成了门类布局完整、层次分工合理的机床工业技术研发体系，基本覆盖了机床工业的主要技术领域，在我国现代机床工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类所”先是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随后进行企业化改制；挂靠在重点骨干企业的“二类所”则早已随着企业一并下放地方管理。至此，原有的金字塔型技术研发体系基本被打破，但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技术研发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是弱化。由于“一类所”的职能定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原有的较强技术研发能力、尤其是共性基础技术研究方面的能力显著弱化，研发人员大量流失，其为行业内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功能基本丧失，“二类所”的技术研发能力也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改革开放初期，多数重点骨干企业都将技术进步的主攻方向调整为技术引进与合作，导致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严重不足，其基础技术研究工作早已被边缘化甚至彻底消失了。

其次是虚化。表面上看，机床工业领域的很多企业，都相继挂上了由各级各类政府部门颁授的各种研发机构的牌子（中心、基地、平台、重点实验室等等），但这些牌子并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机床行业新型技术研发体系。真实的情况是：真正有能力、并已基本建立以自身为主体的技术研发体系的企业并不多，不少曾经的重点骨干企业，其技术研发能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较改革开放前明显下降了；至于大量新兴的中小企业，其研发能力更为薄弱，其中不少企业实际上就是“拿来主义”。与其它产业领域一样，机床工业多年来一直积极践行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模式，但是从“产学研”到“产学研用”再到“政产学研用”，其实际效果始终不明显。在机床工业领域，除了附属于企业和高校的技术研发机构之外，几乎没有独立的从事机床技术研发的专门机构，导致产学研合作中的“研”基本处于主体缺失的状态。

最后是碎片化。这具体表现为：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统筹缺失，难以形成合力、形成体系；政出多门，重复投资；缺乏顶层设计，往往形成“一窝蜂”、“大帮哄”现象等。碎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企业主体层面，还表现在高校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在政府部门。特别需要指出，现有技术研发体系明显缺失技术共享和推广机制，而这种机制恰恰是一个成熟的技术研发体系必不可少的功能。

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风险

改革开放后，机床工业实施了一条以引进合作、跟踪模仿为主的技术路线。这种技术路线具有速度快、成本低、风险小的优势，因而为技术后来者在发展初期所广泛采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这条路线是自然合理的，也是符合技术进步一般规律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技术引进与合作在为机床工业带来快速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容易使其产生消极的路径依赖，并相应地弱化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损害长期发展利益。在具体实施这一技术路线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把握好近期效果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技术获得与能力提高的关系，应始终坚持一手抓技术引进合作、一手抓自身能力建设，两手都要硬。

遗憾的是，在技术引进与合作的具体实践中，不少企业没有把握好上述关系，相当程度地患上了“引进依赖症”。由于长期沿用跟踪模仿和引进合作的路子，这逐渐成为一些企业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反向工程（也称逆向工程）”也相应成为他们最为得心应手的技术手段。路径依赖的危害，不仅弱化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忘记初衷，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时至今日，有识之士早已惊觉，跟踪模仿和引进合作的路子已经越走越窄。一方面，可以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已经引进，而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技术却没有人愿意转让了；另一方面，模仿只能学到表面的东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不可能靠模仿学到的。机床工业的技术进步路线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校正方向的时候。

产业结构整体失衡

本世纪初机床工业的连续高速增长至2012年基本结束，其背景就是机床消费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金属加工机床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由2011年的32.9%断崖式跌落至-2.1%，衰退一直持续了5年左右，直到2017年才出现恢复性增长。市场的逆转使机床工业由连续高速增长一下子陷入了“产能过剩”的严重危机，被迫进入了艰难的转型调整阶段。市场变化的特点是结构性的，需求总量下降的同时，需求结构显著升级。因此,机床工业产能过剩也必然是结构性的，过剩的是与市场正在加速淘汰的那部分与传统需求相对应的落后产能，而与市场不断升级的新需求相对应的供给能力则明显不足，其本质是“结构性产能过剩”。其背后是产业结构整体失衡。我国机床工业的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品供给能力层面的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通用型同质化产品的供给能力严重过剩，而定制型差异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则显著不足。以大批量生产方式制造中低档通用型单机类产品，是机床工业的传统能力优势，前些年甚至有企业仿照汽车工业模式，重金打造机床生产流水线。这种优势在老牌国有骨干企业（包括转制的国企）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为不少新兴民营企业所效仿。本世纪初以来，机床工业的连续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上述优势。2012年以来，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低档通用型单机类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大幅下降；而高档型、定制型和自动化成套类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却快速增长，这一变化与机床工业的供给能力结构形成了明显的错位，适应传统市场的庞大产能在显著变化的市场面前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

必须指出，正在发生的市场结构性变化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不是近几年才开始，只是一度被过热的市场气氛所掩盖了。因此，清醒认识并主动适应这一长期趋势，从根本上调整自身供给能力结构，是机床工业企业的明智选择。

二是企业模式层面的结构失衡。具体表现为“产品专业化”类型的企业过多，而“市场专业化”类型的企业则凤毛麟角。前者是指专注于某一类（或某几类）细分产品的企业，如车床类、铣床类、磨床类、齿轮机床类等等，我国机床工业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类企业有特定而有限类型的产品，但是一般没有特定的目标市场领域，产品的普遍适用性和市场领域的广泛覆盖往往成为该类企业的追求目标。它们的突出短板是缺乏对用户工艺的深入研究，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成套解决方案的能力普遍薄弱。

所谓“市场专业化”企业，是指专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细分市场领域的企业，比如专注于汽车动力总成、汽车整车冲压工艺、航空、船舶、铁路、消费电子、模具等等。这类企业有特定而有限的细分目标市场，其产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市场针对性。它们的突出优势是对目标市场的用户工艺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是真正的用户领域专家，因此具备极强的为用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的能力。

相比之下，第一类企业是面向企业内部的专业化，是产品专家；而第二类企业则是面向外部市场的专业化，是用户专家。企业类型的不同反映了企业市场定位、经营战略的区别，也必然导致完全不同的企业特质。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受用户欢迎。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市场专业化”类型的企业模式是适应高端细分市场特殊需求的必然产物，要想进入高端细分市场，最宜于采用市场专业化的企业模式。尤其那些对加工质量要求高的行业，无不对所需机床设备和服务有着专业特点十分鲜明的严苛要求，这是通用型的产品和非本领域内的专家根本不能胜任的。事实上，目前占据上述高端细分市场的企业多数属于市场专业化类型。比如德国格劳博（GROB）公司占据了中国轿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加工领域70%以上的市场份额；再如济南第二机床厂，该公司不仅在中国轿车整车冲压工艺领域占据了近80%的市场份额，还强势进入美国市场并站稳脚跟，这首先得益于企业长期专注于该细分市场的专业化战略。如果要在更多的高端细分市场有所作为，必然需要更多的市场专业化类型企业的努力。

三是产业体系层面的结构失衡。数控机床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主要包括数控装置、伺服驱动单元、主轴单元、测量反馈元件、转台、换刀机构（ATC）、滚动元件、轴承、液气润滑装置等等。所谓产业体系的结构失衡，就是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的发展长期滞后于数控机床主机的发展。尽管有国家产业政策的长期支持，但时至今日，国产中高档数控机床所需的主要功能单元和关键零部件仍然严重依赖进口，不仅制约行业的发展，还为机床工业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上述三种结构性矛盾是机床工业“大而不强”现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因而也是机床工业转型调整的根本出发点，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产业生态焦虑浮躁

自2012年进入转型调整阶段以来，机床工业呈现出两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伴随着转型调整的不断深入，机床工业内部此消彼长的结构分化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则是产业发展生态变得焦虑浮躁。

机床工业的产业发展生态，具体指行业内部的发展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笔者观察，当前机床工业内部主要表现出两种消极有害的状态，即“浮躁之风”和“产业虚无主义”。

所谓浮躁之风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急于求成。心浮气躁、好高骛远，严重缺乏扎实做好底层基础工作的耐心；二是跟风钻营。热衷于追风口、赶时髦，张口互联网思维、工业4.0，闭口新制造、新业态，甚至盲目追求所谓共享经济、服务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等等；三是粉饰浮夸。对扎扎实实练好内功的老实做法嗤之以鼻，却盲目迷信外部造势的影响，将一些基本的技术加以包装后以“创新”等面目招摇过市；甚至有些伪创新也登堂入室。所有这些表现，与机床工业“精实严谨、低调内敛”的产业特质格格不入。

另一表现是“产业虚无主义”。在一些人看来，机床工业是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发展空间有限，尤其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兴起之际，机床工业也可能和其他一些传统制造业一样被边缘化甚至被颠覆。近年来，诸如服务化转型、互联网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新业态、新制造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涌现。受其影响，一些企业开始放松甚至放弃装备制造产业正面战场的努力，盲目追逐所谓商业模式创新和服务化转型，有的企业更是参与到金融和房地产的“盛宴”之中。其结果自然是制造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衰退，不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境。

相较于浮躁之风，产业虚无主义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前者的危害局限于败坏行业作风，导致假、大、空盛行；而产业虚无主义的流行将把机床工业的调整转型引入到完全错误的道路上。要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差距，恰恰在于技术创新与精细管理方面的基本功力。如果无视这些根本差距，而把主要注意力和有限资源都投入到其他方面，这显然就将误入歧途、本末倒置。

笔者认为，上述消极产业生态的产生和以下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是社会转型期负面因素的影响。包括拜金主义泛滥，投机主义盛行，财富神话频出，风口不断变换，经济和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变化增多，浮躁焦虑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二是长期存在的“唯GDP”发展误区助长了短期行为、政绩工程、虚报浮夸以及拔苗助长、竭泽而渔等不良风气的形成和蔓延。其三是虚拟经济（主要指金融服务业和已经金融化的房地产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畸形膨胀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不仅相当程度地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源（脱实向虚），而且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干扰。社会舆论一度对新兴技术的非理智追捧（诸如所谓“新四大发明”等）也难免带来对传统制造业的轻视，影响行业的心态。其四是机床工业自身转型调整的巨大压力。机床工业的整体转型调整并非是主动的，而是被迫进行的，是从连续10多年的增长盛宴中突然跌入转型调整之中。转型调整绝非易事，非卧薪尝胆、伤筋动骨不会见到成效，当前处于转型调整过程中的机床工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也是焦虑浮躁心态形成的原因之一。

正确认识我国机床工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差距，无疑将为机床工业未来30年正确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有所助益。

                                        （编辑  宋斌斌）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南斯拉夫最早推行企业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到了60年代，东欧很多国家都开始尝试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有一批经济学者在研究经济改革的理论。他们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波兰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他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当中，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也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应该选择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体制。

严格地说，“体制”在中文当中有确切的意思，更多的是在法学领域，涉及那些关系性、程序性的，以及权利的配置等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一路走来是很不容易的，它是一个探索和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

改革开放的缘起

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缘起有很多种解读。很多人提到，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尽管GDP并不是很好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相比之下还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

图1是1953年到1978年中国GDP增长率的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期经济增长有过数次起伏。1958年到1961年是一次大起大落。1967-1968年是第二次经济下降。1976年又是一次，这一年多灾多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相继过世，当时经济社会面临许多困难，可以说问题很严重。

图1  1953-1978年中国GDP增长率

而20世纪70年代，就在当时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涨时期。西方产业资本逐渐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扩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日本率先实现经济起飞，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省以及香港地区经济加速增长，实现了初步工业化，被称为“四小龙”。当时它们经济都发展了，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和当时我国经济情况形成巨大的反差。我们在道义上、在经济上都面临着巨大压力。

我个人研究这段历史认为，改革开放有很大的必然性，当时国内有两件大事不能不提。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先后有近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潮流背道而驰的。打倒“四人帮”后，各地知识青年纷纷要求回城，云南的知青集体上访，知青回城问题已迫在眉睫。二是“大逃港”，当时广东很多地方，大批农民、居民从深圳非法越境去香港，逃港潮甚至波及湖南、广西等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官方记载有四次“大逃港”，深圳的农村已是“十室九空”，青壮劳力基本上都跑到香港去了。香港方面公布的数据，前后大概有54万人“逃港”成功，还有很多没有成功的。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压力下，邓小平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讲，要杀出一条血路。当时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开始的，它有很大的必然性。

国际上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效争议不大，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改革滞后等等。

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上的高压和全面管制型体制的改革。改革这样的体制，当然首先是进行政治改革。它不一定是某一项具体政策，但它要克服多方面的阻力。当时广东省委的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那里是他的老家，他十几岁时就光着脚跑出来参加革命。回到汕头后夜不能寐，他说看到家乡真是满目凄凉，去那里拍旧社会的电影都不用再搭棚子。当晚他拍了一封100多字的电报给广东省委，坚决要求进行改革，他当时是准备回去坐牢的。回到广州后，习仲勋跟他聊了一晚上。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首先是要冲破政治上的阻力。没有相应的政治环境，大家连提出解决改革的问题都没有机会。

20世纪80年代初的四大政治改革

干部四化。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个口述史，访问了一些老干部，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参与了改革政策的制定。他们不约而同地讲到，改革开放是从“干部四化”、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政治上解决问题首先要从干部开始。要调整干部队伍，把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这样才能贯彻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一方面在干部队伍中清理文革中的“造反派”。同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年龄偏大的老同志退居到二线。同时，中央提出了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年轻化意味着年富力强，年轻干部也要求知识化和专业化。中央要求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文革时期不跟着刮风的年轻人放到关键岗位上。

改革人民公社体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获得工业化建设所需资金，需要在为广大农民保持最低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主要从农业获取最大的经济积累。人民公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的。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一方面行使组织集体化生产的职能，同时也保证实现低成本的农村社会治理。经济体制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自然要把人民公社体制改掉。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在东南沿海一些边远地区，人民公社实际上只剩下形式，尽管公社和大队小队的组织还在，但农民自发组成“小小队”，实际上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各干各的，这种情况在温州非常普遍。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正式取消了人民公社，恢复乡镇政府，村级实行自治，这是农村重要的行政体制改革。

简政放权。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就是搞市场经济吗？在体制转型中，市场经济确实是主要的内容，但搞市场经济不是改革的目标。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确实需要思考。

全世界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但是都不像中国这样发展得这么快，有些国家甚至半途而废，成为失败国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位学者，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F. Vogel），他是专门研究亚洲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他研究日本时，写了一本书叫《日本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后，他转而研究中国问题，20世纪90年代，他写了《先行一步》一书，当时他预言：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一定很快，因为中国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那就是给人民群众权利的保障，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再一个是政府的积极性。傅高义注意到，各地政府在因地制宜组织发展，特别是他关注到广东。像吴南生、袁庚这样的一些干部，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卓越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地方和基层推动了改革。中国政府在组织经济发展，在组织市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背后，实际上都有我们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当然，官商关系紧密可能给带来另外的问题。

简政放权带动了两个积极性，形成了各个地方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中国发展。这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它改革了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的体制，同时促进了政企分开的改革。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在我看来简政放权就是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招，也是经济改革的关键一招。中国地方大、情况复杂，必须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我走过中国很多城市，今天看最漂亮的城市还是深圳，短短30多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剧烈的变化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一定会有了。

恢复法制。文革后我们痛定思痛，废除了文革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摆脱文革时期的混乱，恢复法制、恢复秩序。这也就是恢复人们的预期，使人们的行为有规律可循。这是改革开放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否则就不可能有各种自主的经济行为。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方面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做了这四件事，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保障。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的探索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实施的阶段。十二大之后，展开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改革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设想和规划。“改革、开放、搞活”是流行于全社会的共识。在十三大之前，有过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详细规划，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党政分开，改革党政不分、过于集中统一的体制。党政分开，党要管党，党要管大事，让政府、社会和人民群众发挥好各自的作用。从而激发体制的活力，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次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有四个方面，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其中前三个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探索、发展、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农村主要是村民自治，城市基层的居民委员会也是一种自治，但影响不如农村大，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企业和事业单位还有职工代表大会。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今天还在不断完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突出党的领导

1989年政治风波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方面经历了一系列调整，批判了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论调，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

首先，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西方政治学的主流思想认为，政治发展的主流就是从专制到自由，就是权力分散化。但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的政治发展概念是适应论，认为政治体制好不好，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关键看效果、看它的适应性。昨天的事今天干是不对的，明天的事拿到今天来干也是罪恶；只能按照发展的阶段来选择最适合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就是好的体制。1989年的调整，在政治体制上首先就是总结这个问题。1989年国内外风云交汇，特别是东欧发生了剧变。当时我们意识到，党的领导是不能够离开具体的权力操作的，共产党是一个领导党，不能说就管自己的事，还要负责对国家政策的领导。所以当时就提出，不能把党政分开绝对化，实际上也分不开。

第二是思想的整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不过它仅限于思想的整肃，在组织上没有做过大的调整。当然在组织上更突出了党的政治领导和政策的领导。

第三，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分税制。分税制是经济方面的改革，但其本质是一个权力的划分和资源的调配，所以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或政治改革。分税制解决了财力过于分散的问题，加强了中央的财力。有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或社会体制改革，三者无非是角度或抽象层次不同，实际上对象是同一个，很难分开。分税制改革使我们更有条件集中力量办大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这和分税制的实施有关系。当然它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现在越到基层事越多、但资源越少。这当然也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地调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梳理改革开放的过程并不难，但是改革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中国的政治模式概括为：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非常重要的认识。

很多人可能把这些当成一个套话来听，我试着把它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说，在世界现有经济格局和现有秩序的情况下，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想迅速发展，就不能走寻常路，要有两个积极性：一方面要集中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还要给人民相应的自由权利（主要是指经济、社会权利）。

其实，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权派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人就持此认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目的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社会会发生若干重大变化。第一是社会大流动，人民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社会身份流向高社会身份。社会流动带来了身份改变，身份改变带来了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财富的增加，这样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关系的大变化。

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同的权力结构会形成不同的效果。人们要实现身份的改变，要追求成功卓越和美好生活，有两种可能的办法：或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勤劳，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或经营来实现；或者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政党行动，通过选举来改变政治权力的归属，利用政治权力改变社会价值的分配。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给政治下了一个定义，叫“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如果在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政治权力或选举，就会形成一种分配性的激励，人们希望通过政党政治和选举改变分配的方案、占有经济发展成果。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就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一选举就乱，就是这个原因。发达国家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不过现在西方社会矛盾重重，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到，要开放权利的通道，给人民群众流动和迁移的自由，给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所以高考制度对社会流动和社会身份的改变特别重要，它是用和平的、相对公平的方式形成社会分层。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首先，党的领导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的意义是实行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共性。所谓战略性的发展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它提供发展规划，并转化成国家的战略规划，比如我们的五年计划（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等。第二，提供初始资本，国家通过一定的筹资融资方式将民间的资金集中，或通过开放政策和金融借贷引进外部资金等。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都很穷，广东要搞特区没有钱，于是借鉴香港经验，招商局率先在蛇口开发2.4平方公里工业区，土地招租，招商引资，很快就发展起来。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三通一平”，“七通一平”等等。第四是软环境建设，法制、医疗、社会教育、政治保障，这是政府的职责。外国人观察中国，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首先是干部培训。中国的干部要学习，这是很正常的，非洲人就觉得太有意思了，他们的干部都是精英，从没想过还要学习。而东南亚最看重中国的五年规划，认为战略性的发展，是中国发展速度快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要给人民权利。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集中，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可以看作一个政权的人民契约，一种政治关系，就是通过法治规范领导方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不能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不能因为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只能集中国家的权力，不能形成各方面为权力竞争的局面。但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领导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怎样评论一个制度是好是坏？习近平主席曾经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是适应性的问题，是阶段性的问题。亨廷顿在政治学有一个重要的贡献，他说好的制度，不管是协商还是选举，最重要的是规范。规范化的制度就是好的。所以政治体制一定要按照规范，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

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中间有很多的波折。苏联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曾经搞过改革，但是失败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也开始搞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比我们的历史长，比我们发展水平高，比我们国力强。1986年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但是改革进行五年后，苏联就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功的，初步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中国和苏联的改革，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其内在的规律是什么？中国改革成功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我们说改革是有风险的，有的国家比中国更有基础，改革却遭到失败，而中国避免了失败。这其中，确实有一个逻辑的起点对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要感谢邓小平。

1979年春天，北京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务虚会，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讲话，后来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我们把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三中全会原定的主题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引发了一场讨论，最后决定要进行政策的重大调整，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此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共识，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全党步调一致，这样事业才能够成功。

当时叶剑英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统一思想，取得共识。理论务虚会是1979年1月18日召开，160多人参加。但是在会上出现了很多种声音，思想非常活跃。当时西单有个“民主墙”，大字报很多，常有人公开发表政治意见，还有上访人员。理论务虚会上有些人白天在会场，晚上到西单看大字报，第二天拿到会上讨论所见所闻。这样理论务虚会越开越热闹，开到3月底还没有结论，于是邓小平在3月30日到会，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和苏联的改革的区别就在这里。1978年后大家都希望进行改革，认为必须改革现行体制，改善人民生活，让社会主义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比日本、比亚洲“四小龙”搞得更好。但是怎么改，要解决哪些问题，可能遇到什么风险，并不完全清楚。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提出，我们首先要决定不能改什么，具体怎么改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中央首先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不能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改，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人民民主专政不能改，要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我们就在保证基本的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开始了改革。这样就防范了颠覆性的错误。政治是整体性的东西，法律某一条文可以调整，但是政治决策不能推倒重来，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我们的改革先从局部开始，在不断试错中推进。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逻辑，也是一项成功的经验，它是渐进式改革方式，而不是像苏联采用了“休克疗法”，它是有弹性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它的一个逻辑起点。

和苏联改革对比一下就更清楚了。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一定要破除障碍，在这之前苏联经过了很长的停滞时期，权力过于集中，政治领导僵化。于是推论改革首先要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接着走下去就成了“刨祖坟”，把苏联社会主义的体制、价值，乃至各级干部都一概否定，那就会风起云涌了。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辩证的思维，不懂得渐进的、逐步推进的方式。

四个基本经验：中国改革的逻辑展开

中国正确地采取了不同的逻辑和方式。第一就是“三统一”，把保障人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把协商民主作为民主建设的方向和重点。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人民的权利，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这就是以“四项基本原则”思路展开，而不是以追究历史的是非对错展开。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此之前，历次政治运动积累的问题成堆，如果每件事都仔细追究，分出是非、为历史错误担责，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不是结束了，而是重新开始了。中国会再一次陷入动荡和对抗，就如同1991年以后的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我们就不会有这40年的发展，不会有今天的建设成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说要向前看，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向后看才迈得开步，忙着纠正错误、追求真理，最后适得其反。

第二，与此同时，又要有民主，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邓小平有一句话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1] 所以中国关于民主的概念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教科书关于民主的定义，是民主的概念，但不是唯一的定义。邓小平也给出了一个民主的概念，就是调动积极性。给人民以自由，给人民以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就是协商民主。我喜欢用一个比喻：西方的民主是“点厨子”，去意大利餐厅就是披萨，到中餐馆就是宫保鸡丁；中国的民主就是一个“厨子”，但可以点菜，可以商量。政策民主，协商民主。在社会实质的政策上可以吸收大家的意见，可以有反馈，可以协商。中国现在也大力推进民主，以协商民主为重点，不以选举民主为重点。

第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循序渐进，不断地扩大和发展人民的权利。我们是有宪法的，我们的宪政就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和西方宪政不一样。西方宪政的意思是宪法司法化，要让宪法里的所有原则都兑现，那这就是有内幕的了。美国本来以为中国的政权会垮台，后来就很失望，于是要求中国马上兑现中国宪法中有关权利的条文。但学法学的都知道，宪法变成法律，在实际实现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带来的，法律是实际权利的外在表现。

美国独立建国80多年以后，宪法才确认了立国的基本原则即“人人平等”，从宪法到法律，完成这个过程，大概经过了将近200年。中国的宪法变成法律是一个逻辑，一定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地扩大人们的权利，而不要采用超速的办法，不要用理想化的办法。

最后就是逐步推进，一切经过试点，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改革起步时没有从顶层开始改革，基本是从问题入手。这是条宝贵的经验。问题推动有什么好处？现象大于本质，问题背后一定有更深层原因。而且政治有风险，我们通过试点的办法来做，会有纠错的机会和空间。这是在大逻辑下面的小逻辑。到十八大以后，提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因为情况越来越复杂，很多政策互相打架，需要加强政策之间、法律之间的协调性。在社会领域中，整体设计有它一定的必要性，但实际贯彻必然有曲折。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益综合，不可能按照一个思路走到底。什么时候达成共识，政策就能够出台，利益综合是达成共识的条件。所以顶层设计其实就是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一个制度一旦形成，后面需要调整、发展和完善，它是有路径依赖的。整体的策略是问题推动，现象大于本质，重实际效能。经过试点推进，给一个试错和纠错的时机，也就是风险控制，这就是改革逻辑的展开。

（编辑  杨利红）

中国道路是过去我们所经历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以及未来我们将要达到什么样的前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89年，我们受到西方对我们的封锁，1998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今年2018年，我们又遇到了重大的外部挑战。遇到了美国当前发起对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国没有走到美国所希望的道路上去，他们竞争不过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所以有危机感。

2018年是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上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的前进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障碍，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要经历种种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道路具有特别的意义。

——编者按

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道路

10年前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要理解最近的30年，一定要理解1949到1979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理解从1919到1949年，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历史。

多年前在一个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会议主持者给我五分钟时间，要我讲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五分钟很难讲透，当时我心目中浮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我说中国何止是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几十年来，13亿以上的人口，几乎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其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内乱和暴动，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和战争。从世界史的视角看，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

什么叫中国道路

为什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成功，而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世界上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不止中国，但40年来，中国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它的发展规模、速度、势头和成就，确实前无先例。中国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道路是怎么走出来的？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所谓延续性，首先是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但又不仅是时间和历史。有的人喜欢说合法性，其实最重要的概念是正当性和延续性，延续性也是正当性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民族文明不能延续，也就谈不上发展。

也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个案，没有普遍意义，不可复制，所以不能称为“模式”。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思想，所以称不上模式。似乎除了英美式的道路，就没有别的道路和模式。从世界历史看，其实有多条发展道路、多种模式。比如欧洲有德国的莱茵模式，有北欧模式即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教育和社保服务；亚洲有四小龙模式等等。在法学领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两套法律。

我一般不用中国模式的提法，但认为中国模式是说得通的。大学本科的经济学常有模型分析，模型就是model（模式）。说到中国道路，道路可以是英文“way”，即路径或方法，也可以是《道德经》谈的“道”。从道的层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清楚。

分析西方理论，其实各种各样的理论首先都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个案主要在英国，英国当时是“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地，但作为个案，第一英国是一个岛国，第二它是千万人口级的国家，第三，英国持续高速发展的最初30年，那时国内工人阶级处于赤贫状态。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一般都是以对劳动者的压榨作为代价，当年还没有考虑环境问题。他们成功的秘密也不是简单的“城市化、工业化”，那是被美化的说法。英国当时是第一个完成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人口去了北美、澳洲、非洲建殖民地，征服南亚大陆。我们则是在1840年之后不断地丧权辱国，国势衰落，民不聊生，碰上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看不见的手，但实际上还有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同时作用，才有了斯密时代的英国。英国的世界市场是怎么开拓的？是以炮舰作为后盾野蛮侵夺，就是靠国家的力量，国家财政支持的海上武力来称霸世界。没有1929年、1933年的大衰退，就没有二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100年了，人们至今还在探讨：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有许多偶然的原因，以及背后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原因。可见实事求是地探究事物本原，不是那么容易的。

西方人看这段历史，和我们不太一样。我有几位西方的朋友写了几本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书，如《中国人在想什么》、《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其中明确提出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在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位朋友写了《亚当·斯密在北京》，是我和他的一个学生翻译的。

外国人对1840年之后中国百年衰落的看法，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说，因为清廷腐败无能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英国人却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拿下了澳洲、北美、非洲和南亚，却没有拿下中国？当时法国跟着英国瓜分了非洲，在中国却碰了大钉子。《亚当·斯密在北京》也说到，世界几大古老文明都衰落了，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的文物，为什么中国这个文明，1840年后看来气息奄奄，为什么100年后又站起来了？结论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太厉害，所以拿不下来。这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我们作为第五大文明，是从延续5000年的文明走出来的，100年算什么？那仅是历史的一瞬间。

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一个著名学者阿明说，一个5000年的文明，从1840年衰落到1949年就站起来，经过40年或70年就富起来，又强起来，这是世界奇迹。

中国道路形成理论体系方能体现正当性与合理性

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1993年巴威尔来访，我去机场接他，坐的是一辆“面的”，那种车噪声很大，后面冒烟，门还关不严，路况很差。他坐在那样的车子里，却在从首都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感叹地说“狮子正在醒过来”。在他眼中，200年前拿破仑关于中国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改革之初，我们刚进大学，全班96个人只有我有一辆自行车。当时在南方的家庭刚有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于光远带队去匈牙利，回来给我们做报告说，到本世纪末，大部分家庭就会有冰箱、彩电、洗衣机。我们都说这是画饼充饥。可从这往后，中国几乎十年一大变。所以如何看中国，应该是当代最有意思的事情。

总之，当我们考察的一个对象，它覆盖的空间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蕴含的普遍性就偏强。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十几亿人口。世界上除了中国和印度，一般大国也就几亿人。中国现在的富人数量应该等于日本总人口了。一些人总说中国经验只是一个例外，是偏离人类发展的主流。但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在这个道路上走，还能说只是一个个案、一个例外吗？所有的普遍性都寓于个性之中。人的认识都来自经验，经验是归纳出来的。那么对中国经验的归纳，是不是可能不只是要解释中国，还要能对别人有所借鉴。当然，我们还在继续探索和不断完善，我们不打算强加给别人，但至少中国经验可以拿到世界上，和大家分享。

我们讲中国道路、中国学派，不能只是做中国研究，最终要形成理论体系。你的概念和方法不但能解释自己，还能解释世界其他的地方。这样，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在国际比较中全面认识我们走过的道路

从改革之初开始，我们就比较重视借鉴学习国外经验。比如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后来访问美国。当时我们比较重视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改革的经验，曾经多次派团考察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当时我们还特别重视学习四小龙的经验。

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原来是学社会学的，曾经做过多年社会调查，研究发展问题，包括贫困、就业等。延安、井冈山及贵州许多少数民族的山区我都跑过。为了做比较，1995年我去过印度最偏僻、最贫穷的克拉拉邦。有意思的是，那个邦一直是共产党执政。我们按照UNDP的人文发展指数，测量当地的发展质量。UNDP发展报告除GDP等指标外，还加了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这两个指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也是他们最先提出的。按照UNDP的模型，克拉拉邦并不是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他们的人均寿命和社会平等程度都很高。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是在我们之后才去的那里。

用这个指标体系测量中国，虽然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发展质量已经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而且克拉拉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做法都是从中国学来的。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1978年是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之前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的国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我们才有条件一心一意搞建设。

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最核心的就是实事求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先是拨乱反正、抓纲治国。1978年开始了全国性的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当时思想争论非常激烈，在学校里甚至两个同学可以因不同观点打起来。有学哲学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同意，那什么是实践的成果？一件事实践了5年没有成功，是不是就永远不会成功？坚持实事求是，哲学上没那么简单，实践上更难。

马克思和列宁是我们的老师，但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他们的现成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比如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时才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则是反过来，恰恰是生产力不发展的条件下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俄国走的是城市革命的道路，我们则是从农村革命开始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改革开放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的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讲，实事求是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的本质也是实事求是。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一个无产阶级弱小的基础上，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也是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当时邓小平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主要就是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从此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辛探索、包括付出的沉痛代价后得出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开启了经济改革的序幕。联产承包激发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手让基层老百姓在实践中探索发展的路子，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造力。那些年看农村真是一年一个样。

农村经济的搞活，激励了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这样又为进城的农民扩大了就业机会。所以小平同志曾经讲，农村从分田到农民工进城，是自己用脚走出来的。

改革开放要鼓励大胆创新，同时改革开放也有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在前30年基本奠定的，这40年的改革就是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要改革旧体制、创造新体制，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国有企业放权搞活，发展民营企业。但这一切都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

第二，把市场活力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宏观调控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我们人代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党代会提出的以十年为单位的中期奋斗目标单位。回过头看，这些目标几乎都实现了。今天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这个体制的优势就在这里。

第三，改革的实施是“摸着石头过河”、稳中求进。重要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出台要建立在充分论证和试点的基础上，这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在具体工作中的体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破除旧的计划体制，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对中国发展改革的历程，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提炼和总结，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前30年的艰苦探索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教训更为丰富。现实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观察分析。江泽民同志对改革经验的总结说了三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墨守陈规，必须敏锐判断世界局势和国内经济社会的现状和趋势，注意分析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经济快速发展势头的持续、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又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包括广大群众反映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现在的博士毕业生如果没有上辈人的支持就买不起房、生不起孩子，这是当时没有想过的。又比如过去只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谁能想到要搞“蓝天保卫战”。而今天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以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等问题。城市工业有污染，农村的污染更难治理，因为农药、化肥、洗衣液、塑料薄膜等污染源是高度分散的。这就是探索。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小平同志当年也说过，发展起来比不发展起来问题更多；但他也说过，一定要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不解决我们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小平同志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个主题。从1954年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个原则，到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发展解决南北差异，今天提倡互利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受西方挑拨，对我们不了解、有很大偏见。1954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点的，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广泛认同。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西方历史充满了战争、侵略、掠夺以及不平等规则的制定。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由强者制定规则。我曾在国际会议上问一些欧洲小国的人士：你们为什么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他说你们是跟我们商量的，而欧洲大国总是命令我们干这干那。

我们主张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真正贯彻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等原则，这不意味着要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推翻重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树立新型国际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先予后取，多予少取。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希望和美国对话，互相尊重，不冲突，不对抗，争取互利共赢。

我们提出新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不要小兄弟了。作为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担当、责任和风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仍然要广泛和中等国家和小国穷国发展关系。这不仅出于道义原则，也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我连续很多年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总部的会议，美国每次提人权决议提案，都被否决。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对我说：美国怎么对待我们，你们中国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太清楚了。有一位外交部长对我说，中国在60年代帮我们修了坦赞铁路，这样我才有条件上学，我用的书和笔都是你们给的，我有病也是你们治的。今天中非之间有这么好的关系，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半个世纪前打下的基础。

在亚信峰会上总书记讲，世界上的事要大家商量，各国的事各国自己办，亚洲的事我们亚洲人办。这就是共商。共建就是参与性、包容性，就是有事大家一起做、不分民族和阶层，不是富者的慈善，也不是强加于人。我们搞“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是争取当地人的民心，要尊重当地社会的文化风俗和法律，规则共商，过程共建，成果共享。总书记还讲，对发展中国家要讲正确的义利观，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在共商共建过程中，我们延续了建国以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行百里半九十

我们一路走到今天，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就把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的目标，百年马拉松，这一目标始终不变。

从国际上看，西方经济危机重重，银行破产、债务危机，欧洲面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客的结合等。最近，美国发动对华贸易争端，公然拉出对华全面“对抗”的架式。西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也在抬头，抬出“对等”竞争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等概念，实际上是要挟我们屈从他们的苛刻要求，这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利益多元化，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甚至很不好的事情。社会的前进需要我们持久的努力。我们要看到，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历史，我们又有门类齐全的产业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只要有这些在，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总书记说行百里半九十。前面已经过了九十里，这最后十里的爬坡更需要毅力。无论如何，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离民族复兴最近的一步。尽管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看见中国的崛起，要跟我们打贸易战，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势不可挡的。

链接：评论

中国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复制

文/潘维*

道路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我们前面的目标是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强民富。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要继续往前走。说到成就同时要切记，道路是曲折的，成就是有代价的。这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曲折，经历过彷徨。年轻一代接着往前走，还可能遇到岔路、遇到挫折、甚至付出相当的代价。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只有一个，但过来人的回忆，包括外国的学者，各人的描述、所述事实的导引方向是不一样的。

第一，改革开放不是西方道路的复制

关于现代化，西方有一个以欧洲为蓝本的普适性描述。主要是现代与传统两分：传统社会的特点是宗教统治、习惯统治、血缘统治、地缘统治。然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市场的扩大，供需相互依存，市场变成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宗教、习惯、地缘都让位给以算账为基础的市场理性。为防止人们互相欺骗，需要一个法制系统，市场理性导致社会理性。但社会理性又使人们提出政治要求，政府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给农民老年补助，给人们医疗补助。于是谁出价更高谁就能得到政治权力。市场理性-社会理性-政治理性，也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这就是现代化。难道说西方道路的成功就是这套普适模式？那么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怎么解释？

我们发现，西方国家天天教导别人转型。但20多年来，欧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怎么不说自己转型？只是要欠发达国家往市场化、法制化、选举化这种普适模式转型。他看中国的道路就是邪路，天天说你转型还没转够。但信这一套的人挺多的。

第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中国道路为什么特殊？首先是中国太大，广土众民，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一点没法复制。其次是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和西方的文化基因不同。过去的历史不一样，怎么今天就必须完全一样？

2018年中国人均GDP大约9000美元，世界上很多国家达到了这个水平。我们仍是欠发达国家，但奥运会金牌可以拿到世界第一位，科技能够跟人家相比，基础设施甚至比某些发达国家还强，医疗、教育各方面都不像一个普通的欠发达国家。拿你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衡量你自己，你怎么不说转型呢？

描述我们走过的道路，现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化，应该将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各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比方农村，今天西方人说农民工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但是要注意，农村改革恢复了千年的家庭耕作制，但在这个基础上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素质和旧时代没法比，能读能写会算。这是前30年农村集体化时期教育普及的成果。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全世界都羡慕。但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勒紧裤腰带建设起来的。其他欠发达国家哪有这样的机制来建设这么发达的基础设施？

关于市场经济，为什么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阶级矛盾突出，社会动荡不安？据王绍光教授介绍，我们在过去10年间有100万亿左右的转移支付，支援贫困地区；包括山区移民和扶贫工程，政府补贴新盖了5000万套房子，受惠人数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近10年我们建成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体系。这一切美国做到了吗？仅靠市场机制能做到吗？

另外，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稳定，我们能够有步骤地稳步推进改革吗？如果没有国家的安全就没有独立自主和主权完整，随时会被强国侵略或威胁，被迫屈从强国的意志。

第三，中国道路的本质是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的本质在于，我们走的是不断与时俱进、能够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坚持这条道路？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才有了我们与时俱进、坚定地向着国强民富、奔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往前走。

十九大报告说，我们的发展还不充分，还不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叫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又要充分发展，又要平衡发展，要做好这件事情还是有难度的。路在前方，我们等着大家继续探索。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应该大书特书

文/王绍光*

国外对中国改革评价正在起变化

1988年我还在国外，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改革的评价是否定的，认为是一个坏的改革模式。当时农村改革已经推广，1984年城市改革起步，到1988年就出现通货膨胀。

1998年开始，国外对中国的评价有所变化。中国的改革路线明显和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走了渐进的路子。1990年我曾和美国一批学者讨论俄罗斯的“500天改革方案”，即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当时有人论证：你不能分两次跳过一道鸿沟，所以必须采取“一揽子”改革。而到了1998年国外学者普遍承认，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效果比较好。据统计，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均GDP如果以1985年为100%，到1998年所有这些国家都下降了20%-50%；而中国人均GDP增长了670%。

2008年，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又进了一步。当时有一个以瑞典为基地的研究机构请了世界各地的一些学者讨论中国改革30年。会后出了一个小册子，书名就叫《中国模式》，其中讲中国在过去30年已经成长为一个“power house”，认为中国可能提供一个与欧美不同的模式。

到2017年年底，美国《时代》杂志有一期封面是“China Win”（中国赢了）。这对中国来讲既是褒奖，也是警告。美国人想的是，中国或者通过市场经济被搞垮，或者改旗易帜，但他们失望了。特朗普的贸易战是对中国看法发生变化的表征，他们看到你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已经挑战他的霸权地位，所以要认真对付你。

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举个最近南非的例子。南非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都跟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平等有关，南非的民主化已经走了25年。有南非学者对我说，南非的宪法是经过充分磨合形成的，很完美，但是实行不了，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今年8月南非搞了个土改提案，但受到美国的警告，就缩回去了。之前津巴布韦曾搞过土改，被全世界制裁。

所以，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可以成功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有很多条件，有些是你意识不到的。首先国家要独立自主，要有强大的实力；政府不仅要有为，还必须有基础的国家能力，或者叫有效的政府。没有这样的政府，就抵御不了外来的威胁，不能独立自主地采取改革措施，也克服不了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   

　　中国道路和西方的相同之处是什么？先要有国家能力的建设。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举了历史上三次大分流的例子。

第一次大分流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和东方的分流。最近有一批新书，其中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之前发生了两次大的事件，一是军事革命，比工业革命早150-200年，他们的武器装备、军队组织方式，作战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军人占男性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跟着军事革命而来的是财政革命，为进行大规模战事要聚集财源，促进了金融和财政制度的创新，人均税负上升。这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发生的。19世纪，英国那么小的经济体，其财政收入比中国还多，军事力量比中国还强。这在东西大分流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首要的是原始积累，经济学教科书主要讲对内剥削，但《资本论》第一卷大量篇幅讲的原始积累，就是殖民主义，奴隶贸易。从荷兰到英国，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来的。

第二次大分流是中国和日本的分流。国内的流行观点认为，近代日本和中国差距拉大，是因为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彻底改革开放，而中国改革开放不彻底。但国际上一批研究成果指出：康熙时期中国的GDP比日本高，但从乾隆时期（18世纪末）就低于日本，中国在清朝时财政占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更大的差距，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建立了统一的常备军，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是1949年后才真正建成的。日本陆军的一位创始人在1908年讲：我们维新40年，国家的增长主要靠的是武备，就是扫平所有阻碍他们改革的声音。明治维新初期，一个最重要举措是废藩治县、取消武士制度，激起了大量民变；新建常备军则把这些武士造反统统镇压或屏蔽。另外，日本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那里学到殖民和侵略，所以连三岁幼童也讲征服中国。我们有第一桶金吗？我们的财富全赔给人家了。今天还有人歌颂美国投资建清华大学，但那是我们的钱，不是美国人的钱。

如果讲相似之处，中国真正发展起来是1949年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内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就是人民解放军全国统一编制；第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财税制度。到1957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占到30%，以前都是低于10%。这两件事和欧美、日本在经济发展起飞以前是一样的。

和平发展，自力更生

中国道路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改革开放没有走对外侵略、对内残酷压榨这样一条道路。欧洲工业革命时对工人压榨非常严重，经过1948年革命、工人运动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广泛展开，直到1870年后人均寿命才有所改善。我国1949年到1965年，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讲到对外侵略，非洲人口曾占世界总人口的18%，经过西方殖民者的掠夺，他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降到6%，哪里还有发展的机会？

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动员自己的力量搞建设。从1949年到2017年的经济增长来看，1949-1978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于7%，这也是非常突出的成就；70年来年均增长率应该是8.81%。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更快，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应该大书特书。我们要向世界讲清楚，和平也可以发展。

（编辑  苏歌）

农村集体经济类型和组织形式

四种集体类型

以“公共性”和“经营性”两个维度，可将农民集体组织划分为四种类型。“公共性”指集体组织举办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程度；“经营性”指为实现公共性采取多种经营方式组合的有效程度。

第一种：人民公社制集体。

它的“公共性”强，“经营性”弱到近于无。集体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在这个既定条件下, 其实现形式单一，表现为集体占有、集中经营、集中生产、集中分配。

第二种：村庄自治集体。

它的“公共性”和“经营性”都比较弱。我国目前大部分村庄属于这一类。尽管有了宪法规定的村委会，在免除农业税后大部分省份都给村两委干部发了月津贴，但一无资金二无能人，大部分村庄的村委会处于散漫状态，能人都进城打工了。“大学生村官计划”也未能对改变现状起到作用。弱村庄的典型特征就是“户自为战”，甚至连几户的合作社都组织不起来，越是弱村，留守老人和儿童越多。

第三种：股份合作制集体。

它是村自治集体以股份设置强化了“经营性”，但“公共性”并未上升的一类集体。这是一类最接近于公司的集体经济。由于身处城市或近城市区域，这些村庄越来越从农业改为经营二、三产业；伴随城市化产生的巨大地租利益，这些“名农村、实城市”的村集体和“新市民”卷进与城市及其资本争夺地租权利的博弈。从宏观角度看，这类股份合作制集体正处在“脱农入城”进程的第一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城市化了的原村庄所获红利如何分配：农民要以土地的集体产权与城市及其资本分享红利，同时又要明确个体在集体红利中的收益权利。

所以，此时的村集体成了失地、少地农民的靠山。例如，将承包地折股、作为分配征地补偿费的计算工具；成立集体股份合作社，以取得与政府和开发商平等谈判的地位和权利，落实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权；外出打工农民要求“带着集体资产分配权进城”等等，这些都可理解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和村集体共同创造的自我保护机制。

这类改制后的社区股份合作社，实际上已经变性为兼有经济性、行政性和社会性的企业；村民变为企业持股员工；村庄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的人际关系完全改变为业缘关系。当这一转变突然发生时，这个组织的内外环境和规则、规范的改变是超乎想象的。尤其是土地的城镇化置换了村集体原有的资本，呈现对劳动的挤出效应时，村干部自然要以“村”作为与各方博弈的底牌，在城乡两端的相关政策上为己争利。然而，这样的“村”还是村吗？这样的“集体”还是村集体吗？

第四种：社区合作制集体。

这是兼顾“公共性”和“经营性”的集体。它既有“社”又有“区”的概念，“社”指的是社群，即“基于强烈的人际互动关系构成的相互信任的一个群体……在发展中的经济体里，典型地表现为通过血缘和地域性姻亲关系捆绑在一起的群落和村庄。” “区”则指一定的地域范围。社区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1978年前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尽管有很强的行政控制，但还存在丰厚的人际关系与相互信任的土壤。历经30多年改革后，现在绝大多数村庄的自然化机制已不复存在。农村出现真空，基层组织，无论村两委还是股份制合作社，都更像是政府行政机构或政商合体的延伸。村社传统消失了，“通过紧密的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来引导成员进行自愿合作”的社区农民合作组织变得十分罕见，社会被商业化的公司组织和行政组织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在这种内外环境下，农民生怕自己吃亏，不管是不是集体资产，只有分到手的才是真实的。这就是上述第二类、第三类“集体”的现状。

所以，同为集体，但是此集体并非彼集体。

社区合作制集体虽有股份存在，但并非是用股份制组织起来的，其公共性和经营性双强的性质，使其与股份合作制集体和人民公社制集体相区分。社区合作制集体重在“社”，重在人，重在一定地域内的人群以什么样的组织实现互联互信的人际关系，从而实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双赢。一旦缺少了互信带来的紧密的人际关系，村庄就不存在了。

从这个角度上，我们看到了蒲韩和金店真正与众不同的意义：在当代中国农民再度组织起来的伟大进程中，他们在最重要、最困难的环节，即重建信任上作出了非凡贡献，形成了“基于强烈的人际互动关系构成的相互信任”的社群。除非特殊情况，没有艰苦的、持之以恒的工作，无论怎样的利益机制设计或政策优惠，都不能重建农民之间的信任，这才是一个社区内部农民合作的真正基础。

强调综合性发展与多功能，整合社会与经济目标的社区合作经济的最好典范，是上世纪50-80年代的东亚农协模式，即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农协（农会）。它既是社区农民群体的载体，也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枢纽，是乡村治理乃至影响国家治理成败的机制。蒲韩-金店模式同样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将具有这种理念和实践的社区合作经济的农民组织称为将“统”与“分”结合起来的“社区合作制集体”。

超级村庄是不是社区合作制集体？老超级村庄源自生产大队集体，他们对公社制集体有所扬弃也有所继承，尤其以改善了的村社合一体制同时加强公共性和经营性作为其共同特征。他们中的大多数采取土地统一经营方式，针对不同专业选用不同的经营方式，包括公司的方式，形成以集体统一经营为主的多层经营体制。不过，在参与民主管理、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处理农户之间、领导者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外来人口的合作与融合；倡导村庄伦理道德和发掘本地多样性文化等方面，其不足比较明显。而新超级村庄大都没有历史包袱，是近年来依靠好的带头人、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发展出来的。它揭示了一种可能：只要以适当的方式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改变乡村的面貌。之所以将塘约归入新超级村庄，是因为其中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主体起了重要作用。

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和股份经济

这三个概念经常被混淆，这里先从股份分类开始进行厘清。

股份可以分为三种。

投资股。即以营利为目的投资股份。

出资股。这是合作组织成员以出资作为自己参与合作的契约的象征物，作为成员资格股。它不是为了营利而投入，而是为成就合作事业。出资后的分配，是按照合作社惠顾返还盈余的原则，即将成员利用合作社的程度，以交易量来度量并按其多少做分配。这不仅是欧美，也是东亚农协（农会）和中国有史以来民间小规模合作经营的传统出资和利益分配形式。

分份股。这是我国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和社区经济股份合作社创造的方式，即将股份作为计量个人在集体资产中收益权的工具，先清产核资再折股量化，分给社员，作为收益分配的依据。

关于什么是合作经济，以及它与集体经济的差异，一直存在争议。合作经济产权的理论研究指出，有个人所有的私人产权说、社员共有的集体产权说，又有个人产权与集体产权复合而成的复合产权说。合作经济可以建立在私人经济也可以建立在集体经济上。沟口雄三[①]关于东西方甚至中日两国的合作机理因“基体”不同而不同的观点很值得关注。

作为合作经济的组织表现，合作社集体与村集体不同。合作社集体是人的自愿组合，没有地域和财产限制。村集体是以国家法定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为前提，以地域为界限而形成的特定群体组织。目前除了超级村庄外，这类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只有架子，不做运营，等着“天赋资产”落下来按股分红。

合作社集体，还有综合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之分。前者有社会功能，具有协会的公益性质，后者只有经济功能。

合作经济的另一组织形式是协会。除农业协会、农技协会外，日本、韩国的农协和中国台湾的农会是由特别法规定的法定社团，这是不同于合作社的另一类集体。这三地的基层农协（农会）都吸收了当地乡镇社区90%以上的农民，其“组织与功能设计为政治性、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兼具的多目标功能的农民组织，且各目标间可收连环互补功能之效。” 合作经济可以容纳自组织和半自组织的集体经济，而“天赋资产”的集体经济未必能和合作经济产生交集。

合作经济是不是股份经济？合作制是不是股份制？合作制可否用公司形式实现？这一组问题在现实中大有全面混淆的趋向。

一是将出资股与投资股混为一谈。20世纪50年代初，农民以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折股加入初级社，统一使用劳动力，民主商定生产和分配大事，按劳、按股分配，这个“股”就是劳力股和物资折算的出资股。我国供销社、信用社早期都有不多的社员出资股，资产的积累是依靠后来的集体经营。而合作社的投资股是针对项目的，常用在合作金融和加工事业上，社员自愿投股，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二是将股份合作社与股份公司混为一谈。股份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实现形式。在西方国家，它必须按照“成员民主制、按惠顾返还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这三条国际合作社联盟百年未变的原则行事，否则就应转为股份制公司注册。但是若用这三原则衡量中国的实践，违反者颇多。例如城中村股份合作社，成员不参与劳动，因“天赋资产”坐享其成，何来按惠顾额分配？资本报酬有限这一条更不契合，只要经营性资产产生的利润，就要全部分到人。当按劳分配被按股分配挤出，资本报酬成为唯一报酬时，与私有资本意义上的股份制资本权益还有本质差别吗？为什么在中国，只要办股份合作，无论主体是谁，都很容易滑向私有性质的股份制经济，村集体合作社常常演化为实质上的股份公司？这很值得深思。

此外，村庄是社群的所在地，是自然形成的生命体，是有历史人文传统的人类栖息地。公司则是工业社会的人造物。将村庄和公司混为一谈，是十分荒谬的。对那些打着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旗号，以故意偏左的意识形态掩盖其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我们应该警惕。

社区合作经济

这里所说的社区合作经济，是与一般合作经济有关联也有所不同的经济形态。它是社区合作性质的集体经济，也可称为社群经济。

根据国际学者近期的研究，社群(community)是社会学概念，是指在地区或领域内有相互关系的人的网络。社群经济(Community Economy 或Community-based Economy) 是以社群作为主体管理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由本地居民共同构建和指导，整合当地社群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目标的综合性发展策略，它在社群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建立起了桥梁，从而避免了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它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之处，是在考虑货币利润的同时，还优先考虑公平、可持续和参与性，重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和非市场的相互作用。近年来社群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上颇受重视，被认为是可以帮助落后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实现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于社会资本，自从科尔曼[②]指出它并非只是蕴藏于个人网络中的财富，而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性资源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社会资本的集体层面，将其视为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财富”，并且“以信任、连接以及网络结构”作为测量集体社会资本——一个组织的社会资本的要项，这给社群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增添了说服力。

社群经济与合作经济有很大的相容性，有学者认为合作经济是社群经济的核心。只是，合作社更强调经济参与和民主治理，而社群经济将综合性发展战略、多功能、整合社会与经济目标、推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建设都放在重要位置。

为以中国人熟悉的语汇做表述，我们称社群经济为社区经济或者社区合作经济。这种社区合作经济的最好典范，就是上世纪50-80年代的东亚农协模式，即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农协（农会）。它的组织架构是法定社团而不是合作社，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法定社团的架构内允许和鼓励合作社组织形式的存在与发展。在三地的本土经济起飞阶段，这种特定的法人社团都起到了“促进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以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农民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蒲韩-金店模式就属于这种类型。与超级村庄及塘约道路不同，也与只运作单一经济作物的专业合作社不同，它们以集体社会资本辖制集体经济资本，统筹乡镇地域内规模化的社会与经济综合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有可能发展成为不输于东亚综合农协模式的中国式综合农协。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建议

改革历程回顾

在一定意义上，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是被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形势倒逼出来的。近年来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量增长迅速，以至于中央原本到2017年底的改革试点计划还没完成，就在2016年底发布了全国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

2015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总额（不包括资源性资产）已经高达2.86万亿元，村均493.6万元；其中广东等五省市资产总额为2.16万亿元，占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总额的75.5%，村均929.5万元。这比2012年底的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总额2.2万亿元增长了30%，村均资产增长了33.7%，五省市占村集体资产的比重提升了15个百分点。

在这一形势下，少数已经城市化的农村地区原住民对快速升值的集体资产的收益权诉求强烈。如果不尽早确权到户，“这些资产再过若干年就更难说清楚归属，就有流失或被侵占的危险”；而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后，既可保住不被侵吞，还能“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民得到更多的财产性收入”。2015年，上海农村集体资产分红达12.7亿元，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分红达46亿元。

这次改革希望通过资产股份化，堵住依赖地缘的传统乡村集体这个“无底桶”的“底”，打破村庄的封闭性以推动产权的流转交易，从而在继集体土地流转之后，实现规模性的经营性资产的流转。

产权改革的争论与挑战

回顾缘起于1987年的广州天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关争论从未停歇过。众多学者和政策界人士都对这项改革提出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名实不符”说，股权代地权违宪说，所有权虚置说、政经统合解构说，资产分割错误说等等，不一而足。但也有人分辨说，折股量化集体资产只是明晰产权的一种手段，其目的不是为了分配集体资产，而是“通过明确社员的财产权，建立‘差别共有’的机制，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增强集体经济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严峻的挑战是，集体资产股改确实在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展，且与传统农业地区的集体建设性用地的产权流转合流，成了当下农村改革的主流。

那些用“天赋资产”折股量化、按股分红的村集体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而这些富裕村庄目前最多只占到全国的5%。若以这些发达地区的方式用于中等甚至不发达地区，用城郊的方式推广至整个农村，那会出现什么状况？最乐观的结果，可能是后者由于集体资源少，利益争夺也就少，从而缺少对实施股份合作制这种复杂制度的兴趣。贺雪峰曾提出“复杂制度的适用边界”的命题，认为将发达地区复杂的制度创新搬到欠发达地区，需要更多资源与利益来支撑。“在缺少利益争夺和制度援引的情况下，高成本的复杂制度根本不可能运转起来，只能变成村级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据报道，贵州省政府决定大力推行村庄公司化，政策界人士为此疾呼“警惕利用股份合作社的名义搞股份公司”。如果只是形式主义还罢了，若上偏一寸、下偏一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后果就严重了。

产权改革不是增量改革，而是一次对历史沉疴的清理，是权力、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核心是资产量化，关键是解决谁有份、有多少份的问题。如此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利益矛盾突出的工作，如果很难统一思想，取得共识，反而可能是各怀心思。早在2008年浙江省推动这项改革时，主管部门省农业厅经管处的干部就将相关人员的态度总结为“老百姓怕失利，要平分”；“村干部怕失权，压力大”；“业务干部怕多事，不想干”，“领导干部怕出事，求稳定”，现在要全国推行，难度自然更大。

另一个从产权改革衍生出来的难题，就是发达地区几近完成城镇化进程的村庄，很多迄今还是村委会、股份合作社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他们手握巨额资产，与地方政府、企业都有密切联系，权力过大、缺乏监督，仅靠村民监督难见成效，客观上也需要政社分开。因为改制的股份合作社若要登记注册为企业法人，就必须明晰经济组织的属性。中国没有特定法人的农协农会法，可以法定农协组织以经济收益支持社会事业。但是按照企业法人包括集体经济组织特定法人登记后，收益就不能用于支持公共事业。那么谁来为村庄的公共服务买单？现在的方案是财政负担。如果仅仅是城中村改制成城市居委会，可以得到相应的财政支持。一旦该项改革推向全国，财政难道要承担所有村庄的公共事业开支？就算国家财政出得起钱，又如何满足需求种类、方式千变万化的近60万个村庄各自的公共服务？

事实上，在农村这个相对狭小的熟人社会里，生产活动与消费、文化、福利等社会活动往往连在一起。历史上的村就是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具有共同的生计利益。这种社会结构不变，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其性质都既有社会职能又有经济职能。它既不会成为单纯的企业，也不会成为单纯的行政组织。

“政经分离”的改革并不适用于所有村庄，仅适用于很少数基层政府财政实力雄厚、已经完成村改居、群体利益矛盾突出的村庄，而其他绝大部分村庄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内，仍要沿用原有“政经统合”的治理模式。因为这种地缘、血缘乃至政治（村党支部）纽带关系绞在一起的格局很难完全分离。要想突破这种“锁定”状态，需要将各主体的功能和账目资产分离，需要干部管理、议事决策和财政支持等一系列制度体系支撑。若再加上将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核资清产、农龄调查、资产评估、资产量化、股权设置和组建股份合作社的成本，就更加大到不可估量。这岂不意味着，为了乡村治理“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为了过渡到“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国家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与其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却不知道能否建立起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不如考虑另辟蹊径。

探索多元化的产权改革模式

农村改革到底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集体组织？如何结合基层实际、采纳社区化的合作经济原则，降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的制度成本？

笔者认为，目前推行的村集体股份制合作社由于具有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无论在哪一类地区都难以长期持续下去。将其作为一种模式尚可讨论，但如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堵死了其他的探索之路。塘约并不是股份制，而是村社合一的集体性合作社，他们的“七权同确”旨在厘清集体和个人的产权权限，公共资源和公共资产不能被“违规私占”，确权之后也没有折股量化，而是扩大集体生产，这就是不同的探索道路。

由于蒲韩、金店属于乡镇一级，具有事业的延展性和对确定性规则的调试性，因此并不受那些以行政权力安排为基础的规则的限制或束缚。例如，村组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由宪法规定，不可选择。而在乡镇层面，无论自然资源或历史上就有的“公地”、“风水林”，还是后天经营积累逐渐形成的公共资产，其产权归属就比较容易厘清。

面对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诸多难题，需要开辟新的思路。例如切断已经村改居的村与土地的联系，撤销其村集体资格。因为其集体土地已经成为国家或企业的建设用地，而且安排了农户征地补偿和人员岗位，公共服务由财政承担。也就是说，国家已经付费赎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及其连带物。那么，原土地之上的村已不存在，土地上所有连带物的产权不能确权给所谓“村集体”；凡国家投入部分应转为城市社区的公共资产，不可量化到个人，而应进入村改居后的居委会或街道的社区基金。原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如房屋、企业、商店、存款，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原则成立股份公司，但不宜折股量化到人，而股东权可保留。非村改居的集体可以厘清集体和个人的产权，将国家投入的资金进入集体积累，也不能量化到人。

总之，在具体操作上，既不能将城乡二元对立，又不能钻政策空子，以农村身份干城市的事，以城市的思维统领农村事物。当我们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在现行体制和制度下近乎“无解”的问题时，再难也不应放弃客观、公正的底线，也不能只从一条道上找出路、消极被动地应对，而需要花大气力、深入研究这些“无解”问题背后深刻的本质。

例如，实际经验表明，只要是共同体，无论合作社、农协、村组、牧民部落，无论国际合作社联盟还是东亚农协，都一定会保有不可分割的经营性资产，这是使其长大和不断发展的根基。我国“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制度提出30年之后还没最终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集体没有可经营物——土地全部分到了户，集体办的乡镇企业也私有化了。

我们需要明确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清单。凡与资源（包括耕地、建设用地）和非经营性资产有交叉的，一律应由政策明确规定不列入清单，是否确权到户也应根据实际情况由村集体而不是政府来决定。如果某些地区经营性资产太少，应该允许其自行申请不参加这次产权改革。

同时，要允许多样化的产权制度实践。多样化的含义有二：一是不同权属主体之间的交叉与联合，如金店模式就是供销社和新农协的交叉和联合；二是同一权属的分解，如蒲韩就是协会、公司、商店、食堂、学校、老人中心等同属一个社会集团。不能把产权只理解为国家、集体、个体三种形式，应该打破公有产权和私人产权二元化的僵局。在具体实践中，各种产权形式有交叉也有变化，并不泾渭分明。确权到户，不如确权到经营主体。但确权只是第一步，要考虑并允许交叉产权的出现和多样化产权并存，让其在市场空间中自行探寻多种经营方式和合作方式。

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以国家为代表的外部主体，与以村集体为代表的内部主体的关系？显然它不仅与经济利益相关，还与制度环境、组织构造和集体社会资本相关。在充满利益算计、要求分红必须年年增长的股份制集体里，难保负责人不超收益分配或无收益分积累，将国家支持集体的资产也分掉了。而在充满信任、人人愿意为他人出把力的社区合作制集体中，无需确权到户，只要确权到经营主体，让农民合作组织定下的乡规民约发挥互信作用，就能让社区共有产权的维护和合理分配得以实现。

如前所述，我们建议，将城市化地区与广大农区分类指导，要更多关注广大农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创新研究。要避免以简单的农业产业视角理解社会-经济-政治混杂的“三农”问题，要在力求集体产权或收益权的清晰与发挥集体整合力之间，做明智的权衡。

对类似蒲韩、金店等农民自创的社区合作组织给以总结和支持，给他们更大的政策空间，支持其重建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建立与村集体间的互补关系，承担村集体“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蒲韩、金店这样的农民合作组织所走的既不是行政化的集体经济组织道路，也不是打着集体牌子的私有化道路，而是以人为本、社区合作、自主经营的第三条道路。它兼具经济性和公益性、以经济支持公益，从而形成可持续生长的机制。尤其在“脱农入城”快速发展中，如果国家支持，放手让其再造乡村基层组织，并给予土地制度改革超越性的赋权试验，就有可能走出破解诸多难题的新路。                 （编辑 宋斌斌）

摘要：本文梳理了围绕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30余年历史，分辨了人民公社集体、股份合作制集体和社区合作集体；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与社区（社群）经济的不同，提出不宜将适合发达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推向全国。本文以蒲韩模式和金店模式为例说明，借鉴东亚综合农协经验和本土经验的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是能够激发村庄活力和形成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第三条路。

关键词：集体经济  综合农协  第三条路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发布“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提出要构建“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2016年12月29日，中央再次发文“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接续了30年前改革的基本精神：一是重视集体经济；二要将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

将近40年跨两代人的中国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户、让农民家庭经济破土而出的成长史，这是人们熟知的。而不太熟悉的却是曾经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变身为乡、村、组后的集体经济到底怎么样了？集体经济是不是已经消亡了？其实，历经坎坷的集体经济并没有全部消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仍有一部分存在，这才是中央政府在30年后的今天，针对集体经济出台文件，而且部署未来若干年重大改革的原因。

通过对30年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实践梳理，本文探讨，在人民公社集体制和村庄股份合作制或公司制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也就是说，在广大乡村地域，能否以一个更有突破性的方式和承载它的组织框架兼收并蓄，唤醒正在衰败或消逝的村庄，让村庄再次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回顾

农村改革政策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中国农村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在政治上取消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改为“政社分设”；在经济上取消了“归大堆”式的集体经济，开始确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崭新制度。这一新制度不是改革前就设计好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推出并加以完善的。

1982年以后，中央在5年之内连发5个一号文件来推动农村改革。在分户经营成为主体经营形式之后，政策界和理论界就一直争论是实行土地私有，还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联产承包、双层经营？最终后者的主张占了上风。1982年，中央提出“联产承包制的运营，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通过承包把统和分协调起来”；1983年将统分结合明确为一种经营方式， “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而合作经济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之所以必须存在，是要承担“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1991年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则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直至1999年写入宪法。

在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后，原来的“社”即承担集体经济功能的乡、村组织还要不要，如何改革？对此，中央在1983年提出“人民公社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在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它们仍然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而且为了“管理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公共财产，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必要的。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1984年再次提出：“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进一步提出，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乡、村合作组织”，它“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组织的基本职能是“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资源开发”。

可见，当时的指导思想，对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后的“社”，是要改造成一个新型的乡村合作组织。它是地区性或社区性的，是综合性的，既能承担集体土地所有和承包发包的土地经营，各类公共资产和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又能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中“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服务。它的性质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合作经济，由此区别于将全村、全乡的农民视为同一个经济主体的公社集体经济。这样的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农村实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制度的组织载体。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从提出及至今日，这个制度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尽管文件“有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没有出台相关法律”，“使得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基本内外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集体经济的兴起和衰落

各地设立乡人民政府的工作到1984年末全部完成，将“政”分出来，而原公社时期建立的集体所有的“社队企业”在向“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以“政企合办”的新方式继续“政社合一”，而乡镇企业成了乡政府的“钱袋子”，自然不会再设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村组也通过大办乡镇企业让集体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并支持了村组的公共事务。乡、村两级的“社”都难以分设。

当时的乡镇企业并不是政府刻意扶持的，而是顺其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农民自发设立的产物。源自社（乡）队（村）企业的乡镇企业，抓住了城市企业改革尚未全面深入推行的机会，先行一步，大办乡村工业，为农民也为集体找到了农业之外的增收出路。

乡镇企业的突出作用，一是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00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已经达到12819万人，比1980年增加了近1亿人。二是实现了农民、村集体、乡财政统统增收，改善了乡村福利。三是支持了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这固然有城市经济改革加快、乡镇企业生产的初级形态难以升级等历史原因，但当时政府要求改制，则是让其遭到灭顶之灾的根源。改制是从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个体企业。以1995年为分水岭，此前乡镇集体企业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私营个体企业的增长速度，之后就开始下降。从1995年到2000年，乡镇集体企业从业人数比从47.12%下降到29.9%，营业收入比从54.1%下降到34.2%，利润比从46.05%下降到29.47%（杨晓光、樊杰，2008）。改制的重点是被农业部称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合作企业，文件规定，两、三个人就可组成股份合作企业，结果，集体企业大部分半送半卖给了私人（秦晖，2006）。这种改制有所有制改革动因，即认为资产由集体拥有就是不清楚的，产权只有归属个人，按股拥有才能清晰。

从“要创造出一个新型的乡村集体组织”这一改革初衷看，这次改制的负面影响深远。尤其大面积推行改制后，乡村集体企业基本私有化了，乡村公共开支来自本土集体经济的链条被切断了，侥幸留存下来的乡村企业也脱离了过去替政府承担的“以工补农”和解决农村就业的职能。

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后，乡村集体经济又遭受两次打击，一是延长承包期，这削弱了集体对于土地的调剂和管理权力，加之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大部分地方取消了集体留存的机动地，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没有了收入。二是在农业税取消后，连同农业税一起收缴的村集体提留也取消了。

取消农业税、由国家承担本是重大惠民政策，但同时将村集体提留也一并取消，这不但取消了农民对村社集体应尽的义务，还让农村集体组织更加彻底地退出农户经营环节，个体农户不得不孤立地面对农业生产中“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联产承包之初，村社集体在共同生产事务上还有一定的统筹能力，现在这个统筹能力不复存在了。

在传统集体经济衰落的同时，股份合作制兴起，甚至成了农村新集体经济的代名词。股份合作制早期是乡镇企业转制后一种类似个人合伙的经济形式。村集体最先试验股份合作制的是先期卷入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沿海地区。随着城市的发展，征地越来越多，人地矛盾突出，传统的土地种植已无法进行；征地补偿款等新项目让集体资金积累增加。这笔因农村城市化而得来的资金如何分配？传统方式引起诸多纠纷。为调动群众积极性，改革一开始就以第二次分配即解决村级集体福利分配的需要为目标，以折股量化为手段，以成立股份合作社为改制最终结果。广东省动作最快，1990年5月、8月连续出台规定，接着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在少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以建立股份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对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进行探索，此后股份合作制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路径依赖。

回顾这一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集体经济既存在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及相应的“产权不清”问题，又展示了自发创造、令世人震惊的乡镇企业奇迹的生命力，并适应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需求，而乡镇企业改制又将重点转向清晰化产权。我们还应当承认：一旦集体经济被削弱或被分开、隔离在乡村事物之外，乡村基层失去经济来源之后，就会陷入处处掣肘的困境。

21世纪以来的农村发展现状

乡镇企业改制后，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更多进入城市打工，到2016年末农民工总量达2.8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快速拉大，农村基层财政窘迫，农村状况每况愈下。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提出要解决“分”有余，“统”不足，“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的问题，要加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各种新型主体实现“集体统一服务”的功能。但是，1987年提出的“统”是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统，是“一串葡萄”的统；而专业合作社时期提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统”是“一袋土豆”的统，内涵大不一样。

一开始，专业社的设立不太顺利，经政府行政手段推动，合作社数量有了迅速增长。2009年只有20多万家，2013年年中达到82.8万家，占农户总数的25.2%；到2016年11月底，已高达177.4万家，占农户总数的43.5%（农业部 2016）。不过，大部分合作社规模很小，社均成员只有61户，而且相当部分的合作社是“空壳社”，只挂名，不运作。据一些地方的调查，空壳社占到总量的30-40%。

在实际运作的合作社中，不少由外来资本的农业公司操纵，农民社员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更有资本和部门与大农联合，强势主体“利益共谋”形成的合作社。这种大农主导的合作社在部门、资本与小农中间增加了一个类似于合伙制企业的中间商，购农资低买高卖，卖产品低收高出，对内“大农吃小农”，对外交易成本的节约也止于汇集社员的购销需求，而真正得到垄断收益的是资本和大农（温铁军，2013）。这类合作社与股份制企业无甚区别，内部治理是大股东控制。

2008年以后，中央加大了倡导土地流转的政策力度，意在解决耕地撂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之前的流转主要在农户之间，之后政策给企业创造了整片租用土地建立规模化农业的机会。但受益者是企业，农民得益有限；且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企业绝大部分是靠行政干预实现，农民并非完全自愿。现在看来，原想以土地流转政策破解农业效率问题，却导致更为复杂的部门、资本、大农、小农、村集体相互博弈。更出乎意料的是，短时期内，公司制农业企业快速崛起并成为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主体，这在全球农业大国中是“独有的现象”。

农村改革的经验总结

农村改革走到现在，道路曲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国家经济发展翻天覆地，农民经济收入也有所提高，但是农村社会怎么样了？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大量村庄成了空心村和空壳村，土地抛荒，集体无能为力。

30多年的农村改革路就像打钟摆，在传统和现实之间，集体和个体之间，行政和市场之间不停地摇晃，没有找到可以稳定住的中间位置。

笔者认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体制当年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失败在于功亏一篑，就是没能在当时将已经认定的双层体制的组织载体——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采取上下结合、政府推动的方式真正建立起来，框架还没建好就被“一风吹”，错过了建立新型集体即农村社区合作组织的最好时机。

真正适应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需要的，能够获得农民真心信赖的姓农、为农的集体组织究竟长什么样？为了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利益，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走向合作社、股份公司还是其他什么形式？核心问题是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要明确。

集体性农民合作组织模式分析

超级村庄模式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折晓叶，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一类依靠村集体力量，以村社合一为组织形态，自主发展的村庄，并且将其命名为“超级村庄”。老牌超级村庄只有1000多个，占当时68万个村庄的万分之三。这些村都属于没有包产到户、坚持生产大队式集体经营层次的模式。其中最有名的是华西村。该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办起了社队企业，农村改革之后继续集体统一经营，主要依靠乡镇工业致富，村集体变身为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陆续出现了一批新的超级村庄。他们大都地处市郊，因土地增值、经营非农产业有了大额资产收入，农民得到较多分红，集体也有积累，这些村庄全国约有7000到1万个。

地处贫困地区的贵州安顺的塘约村是不同凡响的一个。他们在2014年洪灾后组织了村社合一、全体村民加入的集体合作社，对全村土地、林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小型水利、集体财产等七权确权，将土地流转回村，集体统一经营，并分专业以不同形式组织各种非农产业项目和接受政府扶贫项目。三年间，该村人均纯收入提高了一倍多，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村集体存款增长50倍，不仅吸引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还吸引了周边的村庄联合起来走合作之路，确实展示了村集体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

股份合作制模式

这条路的改革尝试，源自1987年。

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红利释放已经基本用尽，农业生产和农民收益又陷入连续停滞不前状态。而人民公社改制后的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建，就被提上日程。最早的试验是在1987年成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合作经济组织与基本经营制度建设”项目下展开的，以“清理集体财产、明晰产权、促进公共积累”为切入点，重在“搭建县、乡、村的合作经济组织网络”，但是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这类改革都采取将集体经营性净资产折股量化，设置股权，建立以资产为纽带、村民为股东的股份合作社，或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或有限责任公司。这类集体组织之所以选择股份合作制，是出于解决村集体福利分配的需要，并不是为解决管理体制问题或探索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模式。

蒲韩模式

山西省运城地区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由农民自发组织、规模最大、时间最长（19年），符合1987年中央提出“社区性、综合性”要求的乡村合作组织。它覆盖蒲州、韩阳两镇24个行政村、43个自然村，6700户、2万多人口。2004年正式登记注册为“蒲韩农民协会”；2007年，按照政府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要求，将会员组合成18家合作社和一个有机种植联合社，农民协会也变更为蒲州镇果品协会。不过，他们一直没有打乱2004年登记时农民协会的核算体制和组织方式，且在原组织基础上，以有机联合社为依托创建资金互助部、城乡互助中心、农民技术学校、红娘手工艺中心、青年有机农场等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形成了多目标、多功能的综合农协式的组织网络，并按照所在乡镇的地名，取名为“蒲韩乡村社区”。

经多年探索，蒲韩乡村社区在带头人郑冰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完全依靠农民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16年销售收入超过7000万元，净盈利超过300万元。自2012年起，3865户骨干农户连续5年在农业上的增收幅度都达10%。

这些业绩是协会总干事团队带队做出来的。该团队的总干事卫淑丰带领主要由当地村民及县地市青年组成的113人的职业团队，其中大中专学生占比达70%多，是一支本土化、年轻化、专业化的队伍。他们全体拿工资，经费完全来自协会为农民服务的收入。自2012年起，这里成为非营利社会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贯彻“禾力计划”的农民培训基地。

这个组织的基本特点，是千方百计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围绕需求做综合服务。

农民卖农产品最难，他们就在农产品流通上下功夫，目前形成了三条销售通路：一是城乡互动中心和消费合作社，在所在地县发展了8000多户城市居民为消费合作社的社员；二是协会培养的组织化经纪人，培训他们与市场打交道，打入了县城和地市的超市；三是面向本地大农户的农产品内部市场，将种植户的玉米卖给农协内部的养殖户，实现了农产品保价流通。现已经基本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围绕农民贷款难、不方便的问题，协会建立了资金信用部，而且将以往专事信贷的岗位改革成辅导员岗，将所有与农户面对面直接沟通的协会业务工作全都整合起来，负责农户信息调查沟通、业务辅导、团购物资收发等工作。协会的几十名综合业务辅导员各自对一定范围的农户包干，经常下户了解农民对9项业务的需要，建立农户家庭动态档案，并与协会各部门进行信息连接。通过这个真正与农民紧密连接的制度，为小额贷款、农产品销售、老幼服务等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目前，每年的贷款余额达两千多万且没有一笔坏账，合作金融不仅满足了小农户贷款需求，也给协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王小鲁、姜斯栋、崔鹤鸣，2015:285-306）

围绕农业食品安全和农技推广的需要，协会先是做青年农场、农技学校、城乡互助中心，2017年又设立生态大树3年计划，以此将城市居民与乡村的土地和生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按照农户家庭老幼照顾的需要，协会为75岁以上老人设立不倒翁学堂、为2岁以上学龄前儿童设立蒙学堂、为小学和初中儿童设立夏令营等等，这些社会服务项目都已经推广到十多个村，并拟将社区为老服务项目推广至外县的25个村。协会还发动各村村民成立了以妇女为主的志愿者队伍，形成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相互信任的和谐社会氛围。

蒲韩协会为我国乡镇级改革提供了经验。这个地处我国中部的普通乡村的自组织的社区合作集体，不仅维护了小农利益，还为解决乡村当下诸如生态安全、农食品安全、社区服务、社区治理乃至就业等多目标复杂问题探了路。建在乡镇的东亚综合农协，用经济收入支付协会任用的事业人员工资，担当了本由政府担当的农技推广、社区服务等职能，而蒲韩也正是这样做的，而且收到很好的效果。

金店模式

河北内丘县金店镇新农协是一个目标直接对准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的试点。目前试点的目标组织——金店镇新农村综合发展合作协会成立刚满一年。该试点的目的，是将基层供销社改造成集生产、金融、供销、推广等多项服务于一体的乡镇全体农民参与的社区合作组织，既是为深化供销社体系改革探路，更是为破解“统”的难题探路。

试点是在地方政府和供销社体系主导下，将乡镇基层供销社改革成为“姓农”、“为农”、“务农”的综合性合作组织。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与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共组的试点研究组（简称研究组）负责方案和制度设计，以及全程跟踪、协助和指导。选择了河北省内丘县供销社和下辖的金店镇供销社作为试点单位，试点方案将这个新型社区合作组织命名为金店镇新农村综合发展合作协会。

新农协成立一年间，一是把农民比较有效地组织起来了。所覆盖的全镇33个村，自愿参加新农协的农户已有六成，近6000户，其中6个试点村的约2000多户农户几乎全体入会。

二是逐渐彰显了为农民服务的综合平台作用。新农协从日用品、种籽、化肥团购起步，逐步向生产生活的深层次拓展，农技培训、撒药服务、玩具加工、汽车保险等等，每笔经济服务都为农民带来了经济实惠。还举办年节联欢会、各种赛事、冬令营和夏令营、五点钟课堂、老年日间活动等，为农民带来了不输于城市的多功能活动场地。这些生产生活服务对农民很有吸引力。众多农户参与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增大了新农协的话语权，建设银行、中国旅行社、省农资企业纷纷与新农协探讨合作。

三是组织体制和机制初步形成。新农协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由农民组成新农协理、监事会。以选聘分开为原则，形成由理事长、监事长、总干事组成的新农协领导核心。同时选择了一批农村妇女任村组织员，组成了一支包括农民和供销社员工的总干事团队。村组织员通过组织村内的舞蹈队、健身队发现骨干成立了多支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始自主地组织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活动。

直接参与策划和指导试点的河北省供销社副主任郭志江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多的基层试验和试点，感到最能体现供销社服务宗旨就是金店镇新农协。”新农协试点给供销社改革开了一扇窗，让供销社贯彻中央11号文件有了抓手，改变了供销社的思想和业务，改变了过去单纯的买卖关系，重塑了供销社的群众基础，姓农为农的服务让供销社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好评。县供销社倾力支持新农协，将金店镇供销社人员、资产与金店镇“新农协”融合，朝向新农协嵌入基层社的目标前进，形成乡镇一级以“新农协”为核心的供销社系统的综合服务体系。

这样的供销社/新农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农民、服务农民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过去供销社埋怨“政府不为供销社搭台，我们怎能为农民搭台”，现在供销社为农民搭平台，政府就为供销社搭平台了。2017年3月，邢台市委、市政府发文要求在全市12个县推广金店镇新农协，认为新农协“顺应了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了政府管理职能，但是没有行政命令”，“兼顾了协会、政府、农民三方的利益。”

蒲韩乡村社区和金店镇尽管历程不同，但基本思路类似：都是建在乡镇地域、广泛覆盖当地农民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都以权能分立为组织原则，建立得力的总干事团队；都用经济服务和经营收入“养”团队，走自负盈亏的路；都因“姓农”、“为农”、“务农”得到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欢迎。而两地最大的区别，在于自发还是政府主导。蒲韩完全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也得到了县领导的支持。但是地方党政领导对中央精神吃不准，往往班子一换届就可能发生支持断裂。这导致很优秀的农民合作组织很难在政府领导下推广其经验。而金店试点既借鉴了东亚农协（农会）经验，又吸收了本土的蒲韩经验。研究组多次请蒲韩社区接待金店试点组的供销社干部和新农协组织员、志愿者，帮助将蒲韩经验嫁接到金店模式上，从而促进和推动了金店新农协的快速成长。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合作经济道路上已经探索了30年。30年前，中央曾这样勾画这个探索的方向:“引导农民走合作经济道路，是我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但合作经济的组合，要求平衡多方面利益并形成共同遵守的契约关系，需要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很难在短时期内覆盖一切地方和一切领域。”

这里的告诫含有对我国以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不能急功近利，搞一刀切。指导农村工作不能只专注于形象显赫、方便看见的典型模式(例如城郊村)，而要更多关注广大农区农民合作组织自创的做法并给以总结和支持。工业化、产业化、高科技农业企业、经商、“脱农入城”等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应当珍惜的成就。但是真正的挑战不是这个，而是实现全国多数农村自己的进步、繁荣与安康。世界上并不缺少在局部取得显赫现代化成就的国家，但是比较全面地摆脱落后或失衡的国家有多少？从一些目前还基本没有解决的真正难题看，如农村凋敝、涣散，又如终于得到城市反哺的农村，却发现利益的返还是被动消极的，且以隔断其天然信任纽带为代价，诸如这些，都与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有直接关系。

而一个健康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发展过程”，需要决策者特别注意：

第一，警惕在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中的单纯经济思想。即片面以农业产业经济视角理解社会-经济-政治混杂的“三农”问题，将社区性这类非经济因素从合作中剔除。

第二，警惕用简单化的观念拒绝现实的复杂性。例如，我们需要在力求集体产权或收益权的清晰与发挥合作经济效力即集体整合力之间做明智的权衡。手段不能成为目的——在农村集体中，追求 “一切分净”与追求 “一切归公”一样，最终都会使合作失败、集体解体。

第三，看到国家与社区间的建设性博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认为，历经坎坷的中国乡村改革空间已经不大了，能用的方式和时机已经不多了。所以珍惜是第一位的。看不准的，宁可慢，不要忙着推。将城市化地区与广大农区分类指导，多花气力在中西部农村的创新研究上，给予类似蒲韩、金店的乡镇级社区合作组织更大的政策空间，支持其重建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建立与村集体间的互补关系，承担村集体“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

蒲韩、金店这样的农民合作组织所走的既不是行政化的集体经济组织道路，也不是打着集体牌子的私有化道路，而是以人为本、社区合作、自主经营的第三条道路。它是中国本土长出来的农民组织化的新芽，是从强化集体社会资本、突出人性与合作的方向上探索统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做法；它兼具经济性和公益性、以经济支持公益，从而形成可持续生长的机制。尤其在“脱农入城”快速发展中，如果国家支持，放手让其再造乡村基层组织，并给予土地制度改革超越性的赋权试验，就有可能走出破解诸多难题的新路。

这种组织既不依赖于行政力量，又不依赖于资本力量，不做任何主体的附庸。它的力量来自农民的合作，来自整合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目标的综合性发展策略。同时，它既要政府的支持，也要资本在市场上的运作。正如庞朴先生论及“一分为三”和中道时所说，“中之能介，中之能融，便正是它独立于左右之外、独立发挥作用的表现，而绝非其附属于左右之下、仰赖左右鼻息的结果”。未来的30年，厘清方向、解放思想、允许多样性、尊重群众创造、排除万难、坚韧不拔地走下去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只有更好总结这30年的经验教训，才能为下一个30年打下坚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提法。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作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途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充分认识“混合的力量”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按照这一提法，国有资本是清晰的，集体资本是清晰的，非公有资本也是清晰的，那么“等”又包含哪些资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由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经过混合形成的产权制度，就是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拓宽了企业发展空间

首先，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空间巨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一结构要求发展混合所有制。而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重组，不管它是国有控股或国有参股企业，只要发生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不管各自占比多少，都属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如同一条线段，纯粹公有或纯粹私有的资本只能代表资本组合这条线段的两个端点，而其间公私资本各种占比的情况有无数个点。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需要和适应线段两端这种一元产权结构的企业是有限的，而线段中间这些不同资本比例形成的产权结构，才能更好符合社会各种不同企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例如，由国企改制形成的上市公司，不管是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占多少比例，都属于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再是国有企业。因而，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到“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提法，显然后者更准确，更科学。

其次，混合所有制企业资本来源充足。混合资本包括公有资本、私有资本、混合企业资本再出资以及社会资金组合资本。混合企业资本再出资以及社会资金组合资本，正是上面混合所有制定义中的那个“等”。以美国为例，洛杉矶的退休公务员基金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它是社会投资中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再比如，信托基金、保险，以及各种各样用于投资的理财产品等，共同参与构成了混合所有制资本。可以说，混合资本是来源广泛、数量巨大、支撑能力最强的一种资本。

第三，混合所有制包容有限合伙等新型企业制度，能更好促进资本和人本的有机融合。我们认为，有限合伙可以作为混改的一种重要方式。有限合伙分为三个层次：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和受资企业。其中，GP（普通合伙人）、LP（有限合伙人）之间达成合伙协议，组建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基金，在这个层面资本已经混合了，在基金这个层次还可引入一些社会资本；最后一个层次的受资企业自然也会有私有资本、国有资本。因此，从基金管理公司到基金，再到基金的受资企业，通过三层交叉持股，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本与人本的有机融合。近十几年来，有限合伙制度发展得很好，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混合的，是按照节点共识机制形成的自组织发展方式。

作为一种企业制度，有限合伙制度在以人为本上执行的更加彻底。LP承担有限责任，GP担负无限责任，成为以有限责任融资机制和债务责任闭口的责任机制相结合的企业制度。它具有如下几大优势：一是出资人有限责任制度，保持了同样的资本集中能力；顺应信息化时代人的脑力是主要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明确管理者以人为本，可以按一定比例分享企业红利；承认资本与人本的平等地位；二是在保持资本集中能力的同时，强调管理者对于企业债务的无限责任（有能力必须还钱的责任），这就使企业债务责任能够完整地找到具体承担者，实现企业债务闭口。在有限责任公司制下，股东责任限度外的债务责任，要由债权人承担，当债权人也出现问题时，需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补窟窿。当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处在债务责任敞口的状态，整个社会经济的风险就增大了。然而公司经理层总是倾向于在有限的时间内追求最高收益的投资，这其中必然隐含着高投资风险，但在债务敞口机制下，经理们缺乏债务责任压力，为求高利益，不会理性规避高风险。随着社会杠杆率的提高和风险的累积，形成经济危机风险。而有限合伙制度可以抑制公司制企业因债务敞口而导致的管理层过度冒险经营倾向。

此外，对于深化国企改革过程中要解决好创新、效率和活力等一系列问题，有限合伙制度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有限合伙企业采取8-10年的中长周期整体考核激励机制，而中长周期运作的有限合伙制度把责任机制、容错机制、激励机制全面结合起来，是更适应于创新需要的企业制度。可以预见，随着时代进步，企业制度从独资企业走向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未来基于公司平台基础的有限合伙企业将成为时代趋势。

第四，混合所有制有利于调动员工特别是管理骨干的积极性。混合所有制企业将允许员工持股，管理层、科技骨干、企业员工可分别成立持股公司或合伙企业参与持股，各方股东都有话语权，共同按照法律法规和相互商定的章程办事。我国很多国有企业的员工持股之所以不能有效开展，其原因之一是被“内部”两个字所限。真正敢于持股伴随企业共同发展的股东，在产权上应代表自己与国有资本合作，不必再追求所谓的“内部人”利益，更不能再以个人身份代表国有股东说话。实际上，不少企业的重要人物在参与持股之前都放弃了原有身份，要经过市场化选聘，凭真本事获得混改企业的新岗位。

同时，国有股东的意志也要接受市场的博弈。公有和私有资本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遵照双方协商达成的企业章程办事。在制订企业章程过程中，非国有股东和国有股东之间既要能够合作起来，又要能够保障好各自的利益，因此需要把一个主要用于工商登记的企业章程，变成作为企业治理依据的企业章程。

混合所有制合乎中国国情和文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包括公有制、非公有制和各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如图1所示，从这所房子的构成来看，它的顶层支撑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产权架构，其重要实现形式是公有制加非公有制加混合所有制，其中的混合所有制已经把上述“等”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制度安排。我们也可以用反证法来证明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性。如果只有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这两根柱子，没有中间那面大墙，你会看到一种怎样的景象？

图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我们几乎每10年就完成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已经完成。当我们冲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并联发展，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业、服务业是分期依次“串联”完成的。串联与并联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每一阶段都进行得相对完整，相应的企业制度也会演变与发展得比较充分。在并联发展背景下，各种不同水平生产力共存发展，包含各种产权结构的混合所有制就成为合乎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制度选择。

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是中国“四化并行”时代最需要的企业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各样的生产力状态，产生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要求建立各种各样的企业制度，不能指望以某一种特定产权关系作为范式来容纳各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实行混合所有制。

在40年改革进程中，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一直争论很多。有一种观点是只要纯粹的公有制，但近70年的国际国内实践说明，在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下和世界市场中，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会导致发展不足，出现短缺经济，这种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再走。但是，如果改掉公有制，只发展私有制，就会导致发展不平衡，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就会因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区域落差导致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这种改旗易帜的邪路决不能走。

因此，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中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原则。20世纪末，中央抓了两件事，一个是抓大放小，一个是三年脱困。“抓大放小”的战略性调整，使整个国有经济的结构得到了优化，同时让民间企业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国有经济发挥了应有的功能，私人经济在市场环境下获得很好的发展。两种经济做大了，社会财富扩张了，但是中间的连接部位却被相对拉细了，引起争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每当发生涉及具体企业体制变化的事情，都会出现“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的争论，出现“发展不足”、“发展不当”、“发展不稳”的问题。

实践证明，只要公有制经济，不要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经济发展将缺乏效率，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出现发展不足问题。只要私有制、不要公有制，否定混合所有制，则背离了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会出现发展不当问题，陷于不公平、不稳定的混乱状态。若仅坚持公有制，鼓励私有制，但不大力推进公有-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就会进入不同体制之间彼此孤立、相互排斥、缺少合作、丧失和谐的不良状态，社会财产的所有制结构朝着“哑铃型”变化，出现发展不稳问题。

基于中国社会中产阶级增加等特点，我们不能朝着一个“哑铃型”的所有制结构发展。如果我们的所有制结构是“哑铃型”的，公有制部分和私有制部分都很大，两者之间的部位非常薄弱，那么两股力量的较量容易带来社会关系的紧张。正确的做法是把中间部分做大，使社会财富分配状态朝着“橄榄型”结构发展，既坚持和保护好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又推进了各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发展。

发展混合所有制，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财产结构，进而稳中求进、稳中提质，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既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也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见图2）。

图2橄榄形的社会产权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源流来自于儒释道。佛家强调善待众生，因果循环。儒家崇尚中庸之道，强调适为常道，要求永执其中。当我们把公有制、私有制的资本投进来形成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发展之后再把利润分回去，壮大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这就使得投资的正反馈机制得以完成。道家讲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道”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一”就是一种基本经济制度；“二”就是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一生二”指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平等保护好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两种产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就是公有经济、私有经济、混合经济三种经济，“二生三”要求处理好公私产权关系，促进三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生万物”是指三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混合经济能包容多种多样、气象万千的产权组织形式。

发挥产权市场对混改的独特作用

由于混合是资本的市场化混合，因此混改离不开资本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由标准化连续交易的股票市场和非标准化非连续交易的产权市场两块市场复合形成。从客观上讲，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非上市公司，资本的混合更多需要在产权市场上展开。因此，在推进混改过程中，需要在继续用好股票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发挥产权市场对于混改的独特作用。

混改的五大问题

一般来讲，混改项目都面临五大难题：该不该混、该由谁混、该与谁混、该以什么方式混、该以什么对价混，这些都是世界性的难题。

按照我国法律，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产权就是全国人民的产权，全国人民是实实在在的股东。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一届执政党的任期只有4-5年，他们没有一套可以持续执行的制度和班底，没有能力处置混改的这些难题，他们只会简单地选择改制上市的道路。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从全球数据分析，改制上市平均只能解决万分之一企业的问题。有人说，六个想法（idea）才可以产生一个企业，而一万个企业才会产生一个公司上市，即要六万个idea才可以构成一个上市公司。因此通过上市来推进企业改革，这个力度对于中国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寻找其他市场化的方法。

与其他国家只有单一的资本市场不同，全球只有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复合的资本市场，既有股票市场，也有产权市场。在股票市场进行混改是国际共识，而在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同步推进混改，把资本市场建立在同时为上市和非上市公司服务这样一个基点上，就是中国的特色和创造。混改应该到什么地方“混”？由于混改涉及各类资本融合，是不同性质产权的嫁接，因而应在资本市场上公开操作，以增加诚信、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让人民知情满意。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能上市的就去股票市场，不能上市的就去产权市场。其中，股票市场服务于上市公司，产权市场服务于所有非上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

科技与市场推进时代变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如图3所示，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的农业经济时代，那时的生产力主要是依赖人的体力，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商企业的制度安排只能是独资企业或合伙制度。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机器成为生产力跃升的主要因素，大资本需求环境推动创造了有限责任制度，而有限责任制度适应了工业大生产的需要，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这一制度也导致了风险的高度集中和社会的两极分化。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信息智能时代，科技文化产业成为最重要的新兴产业。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是科技文化产业最好的发展阶段，也是该产业最具优势的发展阶段。除了自身的大发展之外，科技文化产业还将进一步带动、改造和提升一二三产业发展，多途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科技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纯粹的资本力量已经难以支持社会发展，人成为了最重要的资本，人的智力劳动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力，必须要以人为本，进而催生了有限合伙制度，未来还将进一步催生其他信任型企业制度。

                   图3 科技与市场共同推进时代变迁

影响企业制度变革的另一大要素是市场。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理解的市场就是产品市场，如常见的农贸市场、集贸市场。第二个市场是股票市场，它是由荷兰人创造的，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股票市场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第三个市场——产权市场则是中国的独特创造。最近几年信任市场正在逐渐形成，比如区块链技术应用市场。总体上讲，这些市场本身会对企业制度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认为，生产力是企业制度进化的充分条件，而市场是企业制度更新的必要条件。一旦这两个条件变化了，企业就应及时调整企业制度。

市场的四种形态

市场有离散化市场、中心化市场、平台化市场、分布式市场四种形态。离散化市场的典型代表是集贸市场，节点市场之间无互动机制，无中心、无关联；股票市场是典型的中心化市场，市场有中心，中心节点制定规则并配置资源，节点之间以多对一机制上下关联形成节点链，但任何两个节点之间都没有横向互动，多条节点链彼此激烈竞争中心市场上的各种资源。产权市场是平台化市场的典型。平台化市场有中心节点，既形成非中心节点与中心节点的多对一互动，更有非中心节点之间的多对多互动。比如互联网平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真正的分布式去中心的平台。但其实互联网是有中心的，由美国等控制的13台根服务器就是全球互联网的中心节点，我们的网络都在他们根服务器的服务和监测之下。平台市场是两极节点的市场。产权市场是平台化市场典型的代表。分布式市场的典型代表是信任市场，其特点是节点间无主次，有横向互联，无上下关联，只有多对多互动机制。

产权市场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1984年，沈阳出现第一家国企破产案例。国企产权处置成为企业改革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1988年，国内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在武汉成立。历经30年的改革完善和曲折发展，中国产权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2003年底，国务院国资委会同财政部发布了第3号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起了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制度，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由此进入产权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竞争交易。2009年《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要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交易市场一同平行纳入“资本市场”范畴，产权市场的资本市场属性正式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得以确立，为产权市场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2016年7月，国资委会同财政部发布第3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将企业增资扩股业务和资产交易业务纳入产权市场交易，弥补了之前相关规定的缺憾，赋予产权市场产权流转、市场融资和资产配置三大功能，完善了产权市场的资本市场定位，确立了产权市场成为支撑混改的主要平台的功能定位。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特有的资本市场结构图（见图4）。

                  图4  产权市场和证券市场边界

在这个市场象限图中，第一象限就是全球都有的股票市场，它的特点是标准化的股票的连续交易，实行T+0、T+1、T+2、T+3的交易制度。

第一象限的对面是第三象限，为产权市场。产权市场是服务于“两非”的市场，即开展非上市公司的非连续交易。这说明产权市场是专业为非上市公司产权交易服务的市场平台。

第四象限是股权市场。产品是标准化的，但因产品品质不足不能实现连续交易。各地的区域股权交易所就是这一类。第二象限是“类证券”交易市场。产品是非标准的，交易是连续的，比如邮票、字画。这其中因容易滋生内幕交易而风险很大，目前在各国都还属于不允许交易的领域。区块链技术的进步能否成功解决好这一块市场的技术问题，有待观察。

目前，区域股权市场比较尴尬。一是这个市场中的产品良莠不齐，别人就选择投资已经是标准化的可以连续交易的产品。二是由于是非连续交易，投资者匮乏，导致这样的市场很难“发现”价格。而产权市场实际上是可以发现价格的，如果产权市场和股票市场实行联动，通过把产权市场中的股权在交易所公开交易，可以发现一个月度、季度乃至半年的阶段性价格，通过每一个阶段的市值来表现出其成长性，进而促进大家一起投资合作。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存在和发展，核心的问题就是国有产权能不能在市场中形成和流转。如果国有产权不能市场化形成和流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够建立健全。实践证明，这个问题是有解的！前提是我们要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一个能够同时服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的资本市场，一个可以使公有产权得以形成和流转的资本市场。

产权市场的独特作用

传统资本市场采用的市场机制是投行中介机制——“多对一和一对多”的机制。“多对一”就是多个卖方和买方对着一个投行，而投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不会让卖方和买方见面。投行有一个大的买方和卖方数据库，把这两个数据库中的相关企业配对连接起来尝试达成交易。这就是投行的中介机制，由于没有买卖双方自主的互动，这种中介机制只能服务于少数企业。在产权市场上，我们创新形成了一个“多对一、多对多”的自组织交易机制，“多对一”指很多买方和卖方共同对着一个产权市场，到了这个市场的平台上后“多对多”互动，所有的买方卖方自主联系和交易，产权交易市场作为一个平台提供所需的行为规范、交易流程、交易见证，过程监测，保证市场交易诚信。

多对多互动机制使产权市场吸引了大量的交易主体和服务机构。产权市场开放平台和普惠服务的特性，能吸引众多公有企业、非公企业、个人和银行、券商、基金、咨询机构、评估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的广泛参与。良好的交易定价结构、支付担保机制和诚信监管方式，不断促进多边主体的合作互动、跨界集成，为各类交易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

在具体操作中，通过各类会员发现交易项目标的，发挥交易中介作用，不断向纵向横向延伸交易服务链，为买卖双方的复杂项目及时提供疑难诊断，不断挖掘价值亮点，提高交易成交率。通过国资委和产权市场组织的场前的诚信打造、场中的能力打造和场后的服务打造，我们构建了一个为资本运动全生命周期、多交易方式、全流程服务的新型资产市场，这个新的资本市场为非上市企业的产权服务——可以服务于产权形成，可以服务于产权运营，也可以服务于产权流转。

科学构建国企混改市场路径

2014年“两会”期间，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在细则，成败也在细则，不能借改革之名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的关键是公开透明。实践表明，产权市场具有很好的发现交易对象、发现交易价格的能力，可以充分发挥规范化和市场化功能，促成资本混合，推进资本融合，作为公开推进混改的主渠道和主平台，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全方位服务。

产权市场服务国企混改主要有几个途径。第一是产权转让（反过来也就是并购投资），第二是增资扩股，第三是合资新设，第四是PPP，第五是资产处置，当然也包括这些方式的不同组合。我们对这几种业务做一个简要说明。

产权转让：国有股东向私人股东等转让部分产权后，标的企业就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反之亦然。国有产权能不能转让，须由企业先进行可行性研究，立项后做出资产评估，然后在企业内部进行方案制定与审议。如有必要，再附上相关政府部门如劳动、税务及银行的意见。如果这些部门同意改制方案，就报送国资委。国资委做出资人初步审批。国资委审核同意进场转让后，企业就可以到产权交易所挂牌，通过互联网和多种媒体广泛披露信息，多渠道吸引买方，组织起各具特色的竞价交易，实行价高者得机制。整个交易过程都采用信息化方式完成，国资委等监管机构对交易实行全程监测，确保转让公开、公平、公正、竞争完成。

增资扩股：国有企业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民间资本，以国有资本参与民资创新企业的增资控股，都会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国企增资扩股的流程和产权转让大体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增资扩股时国有产权的存量不动，没有显性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二是增资扩股时可能有两类投资者，即战略投资者和策略投资人。策略投资人只关注投资效益，投资期限是短期的；战略投资人关注产业协同，属于长期投资人。对这两类投资人应该区别对待而不是一视同仁。针对增资扩股业务，产权市场有责任增强专业会员的服务能力，在交易所公开征集意向投资人的基础上，由专业会员重点做好对主要投资意向方的定向信息推送，创新价值揭示和交易撮合方式，形成有效的市场询价机制，完善融资服务能力，并利用市场化方式解决好国有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入股方面的问题，切实为资本混合发展做好全程全面服务。

合资新设：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共同出资新设一个企业，当然就产生一个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种形式看上去简单，其实也可能很复杂。与谁合资新设应由市场决定。应该通过产权市场发布信息寻找合作股东，做好产权登记见证与托管服务，增强公司设立过程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并为日后的增资扩股和并购重组打下诚信基础。问题复杂化的情况，出现在公私双方中有一方或双方都涉及以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出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充分做好资产审计与评估基础上，参照上述产权转让和增资扩股方式，坚持通过市场发现价格（控股相当于增资扩股，参股相当于产权转让）。

PPP：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政府在自身资本预算不足时，携手社会资本更早开展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品建设的一种创新尝试。这是近10多年发展起来的一大热门事项，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美国以及中国都在积极进行PPP业务的探索，形成了巨大的投资规模。在建设和运营期间，PPP属于混合所有制状态。2015年，国办转发的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出，要依托各类产权、股权市场，为社会资本提供多元、规范、市场化的退出渠道。至于政府PPP项目具体与谁合作以及合作的条件，也应该通过产权市场公开操作来加以认定。这既能为公益类项目找到最佳合作者，也能让社会大众了解合作情况，并可以防止项目展开过程中因政府人事变动造成项目变故。

产权交易机构要“秉承公益性、市场化的理念，努力促进公共资源、产权要素优化配置”，加强PPP项目市场融资方式及社会资本退出方式研究，设计对接产品，创新服务手段，以更好地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除了非上市、非标准化的产权股权等企业资本品外，产权市场还可交易形态各异的房产、土地、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在信息技术支持下，企业的产权、股权、债权、知识产权乃至资产租赁权、未来收益权等不涉及所有权流转的产权束的流动，都可成为产权市场交易业务创新的标的。企业既可通过产权市场寻找自身发展壮大需要的资源，也可通过资产转让流转变现再投资，推进结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混改企业可通过各种方式在产权市场进行融资和流转，从而为企业实现资源整合、完成资本运营目标提供更多选择。

当然，我们讲产权市场的时候，不能忘记现在央企的资产有60%以上在上市公司，所以依托股票市场是混改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混改过程应该同步利用好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建立一个“三主体”的模式（见图5 ）：国家出资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家出资企业参与的PE（Private Equity）基金三者共建一个互动的孵化注资模式，由集团公司和PE基金一起来合作进行孵化，由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一起合作来进行注资扩张，通过事前的合约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PE基金所进入的企业达成一个协议，协议把上市公司三五年之后需要做的事项委托给集团公司和这个基金去做。这个业务风险大但价值巨大，一旦企业孵化成熟，达到上市公司收购的条件，就可以由上市公司买回去。当然，集团公司和PE也可以把它放到交易所挂牌，给出价更高者。二者退出来后再合作去进行第二项、第N项这样的操作。实践中，“三主体”模式已经让很多央企集团取得了优秀的投资经营绩效。

图5 孵化注资的三主体模式图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复合资本市场和国有产权进场交易制度，国企各类混改可以也应当在资本市场上阳光操作，通过进入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竞争，可以减少对混改的质疑，更好激活国有资源的价值，优化企业结构，创新企业运营机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编辑  宋斌斌）

十九大关于社会矛盾的新论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一个持续发生的社会政治过程，这种不平衡不仅包括了社会不公平的后果，同样重要的是追求平衡的政治独立诉求和形成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之间所存在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我们虽然针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做出了很多回应，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而发展不平衡是非常关键的原因之一。

改变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政治进程中间的不平衡状况，需要形成一种追求平衡发展的政治自觉，要形成应对不平衡发展的文化政治氛围，提供更多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政策选择；要增强政策供给，尤其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发展不平衡是持续发生的政治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分化和发展不平衡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这个社会进程。王绍光教授把这个进程叫做“当代中国的大转型”。这个大转型成功地延缓了我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差距较大的格局。尤其是财产不平等的程度，在最近十余年来呈现持续升高的态势，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明显要高于国民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

大体上来看，国家重视社会公平的持续努力并没有明显减弱家庭财产的不平等程度。我们可以发现，重视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政策本身。这些推动社会差距缩小的政治努力，就好像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市场资本不断扩张潮流中逆水行舟，时刻面临着资本市场的牵制。在这个过程中，强弱分化的市场扩张逻辑，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自然趋势。虽然促进社会公平的努力在不断地加强，但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间，这种努力似乎只是补充性的角色。

如何应对社会公平政治的虚无意识（二级标题）

    最近几年，通过网络舆论展开的整个社会的讨论，大家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趋势是不是只能改变其程度的轻重，而这种格局是没有办法根本改变的？这些疑问凸显了社会失衡状态从社会经济层面向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度拓展。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意识称为社会公平政治的虚无意识，也就是说，对于追求公平的这种政治努力，能否达到社会平等的目标，人们还是持有深度的怀疑，甚至有些人已经失去了信心。

这种公平政治的虚无意识，不仅存在于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群中，也广泛存在于农村，以及数量达两三亿的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中间。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状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公平议程。

我们的政治努力遭遇了很重要的挑战。在市场资本不断扩张的趋势中，它面临着双重的不平衡。一种是扩大差距和缩小差距的力量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另一种是确立社会等级化的合理社会意识——认为社会就应该等级化，与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意识之间也存在不平衡。

    这种双重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如果社会公平的政治议程不能够清晰地主张，追求公平的努力不能够自成潮流、基于平等尊严和团结诉求来确立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议程，那么就难以摆脱其逆流而行的角色定位，也就难以明确地回答，社会公平议程究竟能不能有效地制衡那些扩大差距的力量。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要激发出这种能够有力地制衡差距不断扩大态势的社会能量，就要重新确立公众的信心，要去应对这种不断扩张的、基于对社会公平议程的社会虚无意识的潮流，它的动力在哪里？社会进程本身未必会自然地产生这种动力，动力是来自于政治主动的政治自觉。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觉得可以较好地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社会矛盾的新论述的重大意义。这个理论本身有它的能动性，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和政治能量。但这种政治能量并不是提出来以后就自然存在的，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文化议程去扩大和落实它，形成这种能量。

理论创新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能量

    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理论创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党中央明确地意识到了新世纪以来这些社会公平议程所遭遇的困难，也没有回避社会公众极为关切的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而是通过重新论述社会主要矛盾，不是重复地去强调以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公平性，而是提出更多根本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面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思考空间，呈现出新的社会可能性。

    从历史上看，党的理论创新具有非常强的政治能量，从党的理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以及党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很明晰地看出发展脉络。在1927年大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尤其是党的一些理论家，通过社会史和社会理论论战，讨论中国革命的方向、前途和路径。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等革命战略问题的论述，正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其中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成为非常关键的革命性理论论述。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样长期的、持续的理论论战，确立了共产党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文化领导权。建国之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基本矛盾的论述，也都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创新的关键作用和重大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包含了很强的政治能量。但是从以往几个重要的理论阶段来看，理论创新需要激发出能动性和理论能量，需要非常关键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的思想交锋过程，要打开理论探索的空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对这个议题的广泛讨论和呼应，这样才能够建立起社会共识。通过党内针对具体的社会不平衡问题所进行的充分探讨和思考，来形成能够化解不平衡问题的真正有力的政治能量。所以，理论探索和讨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广泛呼应和讨论，那么理论创新可能就只是一个话语创新而已。如果有了这种广泛的呼应和讨论，理论创新就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潮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思想氛围中，共产党形成了“初心”，当然在那个时期，大家认为“共和”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基本上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怀疑国家能不能独立，民族能不能解放，人民革命究竟有没有前途。但正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化讨论、文化创造，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能动性，从而带动政治进程。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改变社会公平议程相对弱势的状况，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文化思想讨论，形成社会氛围，来建构起支持这个议程广阔的社会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应对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尤其要从供给侧方面提出。（编辑  杨利红）

美苏冷战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之后，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宣称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化已抵达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面前，社会主义和其他另类的意识形态已经或者终将陨落消失。

二三十年过去了，历史展现了与福山的“历史终结”全然不同的画面。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并没有抵达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社会主义和其他另类的意识形态也没有陨落消失，而是在很多国家进行了探索与尝试，并获得了新的经验。

　　从社会主义思潮低落的“历史终结”期，到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社会主义回潮期，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社会主义经历提供的不是刻板的教条，不是僵化的“普世”模式，而是更为多元化的探索和启示。虽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思考和选择、对实现这些价值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尝试、对具体经济政策的改变和探索。

匈牙利：从“自由主义”到“非自由主义”的转型

在宣告“历史终结”的1989年，匈牙利是抛弃社会主义、拥抱自由主义的激昂先锋。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著名自由斗士欧尔班·维克托却宣布“非自由主义”是匈牙利更好的选择，这位斗士所在的党派在近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非自由主义，匈牙利的经验展现了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思与探索。

“自由化”之后的“不自由”

匈牙利曾经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自由主义先锋，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在这之后，匈牙利政府逐步实行“新经济体制”，被认为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特别强调市场机制的体制和政策。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冲击下，匈牙利采取了“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最突出的一项措施就是把国有企业出卖给外国资本，以偿还外债。这项措施当时被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赞为聪明之举，认为匈牙利从此可以享受自由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金融环境。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的金融海啸，瞬间卷走了匈牙利人的自由和稳定。

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匈牙利的打击是多重的，金融体系、货币汇率、工业产出、对外贸易都受到重创。据统计，2009年匈牙利的GDP下降了6.6%。此时的匈牙利已无力自救，成为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的第一个欧盟国家。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是强制接受IMF政策的“不自由”，是国际资本传导过来的金融“不稳定”。

从“私有化”到“国有化”

欧尔班目前成了东欧国家中的“非自由主义”旗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经是东欧国家著名的自由主义风云人物。2010年，欧尔班的党派在议会选举中大胜。他们主张“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推行了“非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其中一项非常大胆的政策是：将私人养老基金国有化，然后用该基金的资产偿付IMF救助贷款以及其他国家债务。通过国有化私人养老基金以及其他一些借贷措施，匈牙利在2013年提前偿还了IMF的救助贷款，从后者的强制政策中“解放”出来。欧尔班党派的人士把这些利用“非自由主义”的政策求取“解放”的做法称为“自由之战”。

欧尔班说，在全球化经济中，能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制度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而是“非自由主义”的制度，像俄罗斯、中国、土耳其、新加坡那样，他要把匈牙利改革成一个“非自由国家”。

欧尔班的转变具有象征意义，是在对社会实践观察思考和探索中对自由主义的扬弃。他要放弃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集体自由。他们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非自由主义”的数度转型实践中感受到，国家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原子化的个人自由会损害国家的自由和稳定，最终也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北欧：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源于19世纪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其中的“温和派”。当代北欧国家的多数政府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主导。在新自由主义风靡的20世纪80-90年代，北欧国家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受到批评贬抑。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欧模式却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赞赏，甚至在美国这个反社会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主张实施北欧社会主义的桑德斯在总统初选中都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因为人们看到了北欧模式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优越。有人说北欧国家之所以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是因为北欧天生富裕。其实在20世纪前期，北欧还是欧洲的“贫困地区”，正是民主社会主义使其脱贫致富。北欧的社会主义经历过挑战，遭受过挫折，寻找过出路，也不断面临着新问题。北欧的经验和教训蕴含着丰富的启示。

从贫穷到富裕

北欧给人的印象是“富裕”、“发达”、“和谐”，它的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欧洲也属翘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世纪上半叶，北欧还是欧洲的贫困地区，冰岛被视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走上了政治舞台。

在20世纪欧洲众多的社会民主党中，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不激进”、“不教条”的态度突出反映在其对待“阶级斗争”和“国有化”的问题上。1931年瑞典造纸厂罢工血案发生之后，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积极引导并达成劳资之间的妥协，此后逐渐形成了社会协商的风气。这种协商风气一直延续下来，对二战之后北欧的腾飞贡献巨大。

务实的“国有化”进程

在“国有化”问题上，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也表现出不为教条束缚的务实精神。一方面，北欧很少对私有企业搞国有化，给私有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重要领域大力兴办国有企业，而且在自由主义风靡的时代顶住了“私有化”的劲风。北欧没有像英国那样激进地大搞私有化，而是对国企进行改造，引进部分市场机制以提高企业效率，但依然保持国有性质。从长远来看，北欧的国企不但能够改造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而且能够比英国的私有化之后的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挪威的石油国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金融海啸之后，欧洲多国发生了债务危机，但北欧国家却没有陷入债务危机。其原因是他们实行了高税收政策，用高税收支撑高福利，同时国企的收入也支持了高福利的支出，因此高福利政策更具有可持续性。北欧国家不对私人企业搞激进国有化，但对富人征收高税。高额累进税和社会高福利，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念，并在北欧国家成为社会共识。在社会民主党构建的北欧模式中，高福利并没有造成懒惰，人们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有了保障后，就有条件站在更高的境界、更好地发挥个人潜力并获得发展机会。

“不激进、不教条”的北欧社会主义表现出了许多优越性：不囿于19世纪的阶级概念，使集体更具包容性；没有生硬照搬“国有化”教条，使经济在集体主义的大原则下更灵活的发展；没有采取激进的“一刀切”、“对抗斗争”方式，使社会能够更加和谐。北欧的成功是和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不开的。

委内瑞拉：“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当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贬弃社会主义的时候，拉丁美洲却出现了一股贬弃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潜流，因为这些国家在8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大潮中有过痛苦的经历。自90年代末以来，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屡屡获胜，它们的意识形态被称为“21世纪社会主义”，委内瑞拉就是典型的代表。委内瑞拉推出了一系列有创意的政策措施，还实践了“人民主权”的直接民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有成有败。在21世纪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冲击下，委内瑞拉和不少拉丁美洲国家迎来了右倾回潮的挑战。检视委内瑞拉的“21 世纪社会主义”，可以从它的成功和失败中得到很多的启示。

提倡内生发展，不跟随全球化潮流

“21世纪社会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在拉丁美洲流行的政治概念，影响了不少拉美国家的社会运动，其中委内瑞拉查韦斯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是最突出的代表。

20世纪8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委内瑞拉货币贬值，一些政党精英利用贬值时期的外汇政策贪污投机，造成国库亏空。委内瑞拉不得不向IMF申请救助，随之而来的是强加的“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沉重打击了低收入阶层，进而发生了群众暴乱。玻利瓦尔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相对应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在政治方面主张大众参与的人民主权。

查韦斯主张的新经济制度是以“社会凝聚”为基础、提倡“内生发展”模式，强调形成以社区为核心的生产-消费的本土网络，不走自由化、全球化的大市场道路；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和动力，而以“社区凝聚”为目标和动力，主张构建由生产者、消费者、社区组成的“凝聚性交易体”。

大众参与的“人民主权”

查韦斯深受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影响，认为人民主权就是要让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不是依赖议员代表“代议”。他强调的人民主权突出地表现在重视“公民投票”和“大众罢免”两方面。查韦斯的领导方法也表现出人民主权的风格，他利用每周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大众沟通，在节目中用平民化的语言讲述政策；在社会上成立了很多“玻利瓦尔革命小组”，这是他依靠的基础力量。

玻利瓦尔革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抢超市”风潮中发展起来的，结果执政党又在21世纪的“抢超市”风潮中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并在议会大选中受到沉重打击。玻利瓦尔革命有着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并在具体政策中尝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但是十多年的实践却带来了暴乱风潮和议会选举的失败，背后的原因是委内瑞拉需要反思的，也是其他国家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在21世纪需要深刻思索的。

古巴：计划经济的高效益医疗

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终结”中改旗易帜的时候，古巴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很多人曾预测古巴的经济将会崩溃，政府会随着东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倒下。但近30年来，古巴不仅没有倒下，还在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方面。古巴的这些探索虽有瑕疵，但也有颇具启示意义的亮点。

社会主义全民医疗体制

在古巴的探索中，一个最醒目的成功亮点是医疗。目前，古巴的医疗体制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低成本、高效益，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保健效果好。

古巴医疗的指导原则源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念：医疗保健是政府的社会责任，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古巴建立了典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医疗体制：根据人口设定所需要的医生数量，通过医学院招募和培养医生，再把医生配置到整个医疗系统中去。

古巴社会主义医疗体制中有一个被世界卫生组织极为称道的亮点，即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古巴培养了大量的全科家庭医生，每120~150个居民家庭就设置一个家庭医生诊所，分配一个全科医生和一两个护士，负责这些家庭所有成员的健康保健；在每15~40个家庭医生管辖的地区内，设置一个全天候服务的联合诊所，与家庭医生诊所配套，进行“全方位”的卫生保健工作。“预防”也是古巴极为重视的卫生科学原则。古巴医疗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可以摆脱追逐利润的冲动，从科学的角度进行预防治疗的安排。

在古巴的医疗体制中，医生资源极其充足，这是古巴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就的。古巴的人均医生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远高于美国，甚至比北欧福利国家中医生比例最高的挪威还高。

制药业的“出口带动”战略

充足的医生资源，不仅使古巴的医疗取得了低成本、高效益的成功，还帮助古巴在另外两个重要领域——制药和外交取得了较大成果。其中，古巴在制药领域的成功，显示了其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古巴政府决定把仅有的资源集中投入制药业，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进口替代”问题，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远期可能实施的“出口带动”战略。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努力，古巴成功实现了制药业的“出口带动”，向世界市场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出口药品。2007年古巴的药品出口额已超过蔗糖、雪茄等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

古巴当年选择制药业作为“出口带动”的产业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制药业的特殊性在于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极不对称，研发成本非常高，生产成本非常低，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恰恰可以在这种特殊性上发挥优势。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国企接受政府拨款做研发，不使用高价专利策略，这一方面降低了社会主义公费医疗成本，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私企在研发药物时的短视性和狭隘性。

在古巴制药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社会主义元素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一是全局性。社会主义政府的计划注重全局性，避免了利润最大化的短视和狭隘。为让大众少生病、少买药，减少长期公费医药支出，疫苗成为古巴制药业的重点发展项目和全球竞争的亮点产品；二是合作性。社会主义的国有机构可以在统一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充分合作。三是“以医促药”。社会主义的家庭医生制度为药物研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库和试验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古巴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医生，帮助这些国家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这种输出非常成功，构建了古巴独特的“软实力”，帮助古巴重塑了国际形象。

不丹：避免“不幸福”陷阱

不丹实行的许多政策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它严格制定并执行五年计划，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府提供全民公费医疗、公费教育……不丹推行了与GDP中心论不同的、以“国民幸福总值”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丹的幸福指数高，经济发展也可圈可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不丹人均GDP比欧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乌克兰高约20%。不丹曾经非常贫穷，它的五年计划、它的国有企业、它的国民幸福总值发展战略使它快速脱贫，不但国民获得幸福，国家经济也取得良好增长。考察不丹，可以使人超越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思维，客观了解一个贫穷小国如何能凭借文化自信创造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比西方模式更为全面的发展成果。

“幸福”的现代化转型

不丹的现代化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丹意识到：西方模式以GDP为发展目标，但发展的更本质目标应该是人的幸福；现代化发展应该以幸福为目标，而不是GDP。此后，不丹形成了以“国民幸福总值”为目标的另类发展模式，并将其具体化为四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公平共享的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良政治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

通常选择支柱产业需要根据国家的自然禀赋和资源优势。不丹有三个资源优势产业：森林、矿产和水电。其中，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木材业是最能够“短平快”增加GDP的，但大量砍伐森林会破坏环境，因此不丹不仅没有选择木材业作为支柱产业，而且颁布了《森林法》，把所有的森林资源收归国有。同样，由于矿业发展对环境有很多不良影响，不丹在发展矿业方面也非常谨慎。

最终，不丹选择水电作为支柱产业。发展水电不存在资源耗竭的问题，而且设计良好的水电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很小。但是水电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不仅需要高级技术和大量资金，而且建设周期很长。为了符合上述四大原则，不丹决心克服这些困难。1975年，不丹开始修建第一个大型水电站，为了更高效地使用资金，不丹严格遵循“良政原则”，制定了发展预算和政府预算。并且在水电站漫长的13年建设期间，不丹政府和人民都遵循了“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良政治理”原则。1988年，不丹第一个大型水电站竣工，当年GDP就增长了25%，政府收入也增加了50%以上。

文化自信助力社会发展

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理念反映了不丹佛教思想的传统。植根于佛教最关注的根本问题——“苦”与“乐”，“国民幸福”是“苦乐”思考的直接延伸。西方模式注重增加GDP和消费，是从满足欲望、增加快乐的角度追求发展，而不丹模式的环保、公平、良政是从防止和减少因发展而引发的污染、不公、腐败的角度思考发展，重点是减少“不幸福”。从不丹的实践结果看，它的另类发展模式的确避免了其他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三大“不幸福”陷阱：环境污染、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不丹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笔者在不丹考察时，既看不到贫民窟，也看不见豪宅，街上也没有乞丐。

不丹在推行一些现代化项目时，常会引用佛教理念，使传统与现代化和谐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不丹把“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作为国民幸福总值的四大支柱之一，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丹表现出的这种罕有的文化自信，也使不丹能够创造出与西方主流不同的另类发展模式。

（编辑  宋斌斌）

6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以“‘一带一路’高端人文对话”为主题，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人文交流前沿问题”、“文明的包容与互鉴”、“民间外交与民心相通”、“国家形象与社会舆论”等议题，积极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和软力量的建设建言献策，达成了共识。

人文交流合作的意义：助力“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与会专家学者对人文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普遍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镭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和高加索、中亚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就有关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记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和中亚高加索国家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带来新的机遇。今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需要不断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民众之间的心灵沟通，筑牢友好合作的社会根基。王镭认为，当前中国和中亚高加索国家已建立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各类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体育赛事、青年交流、智库对话等人文交流活动精彩纷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人文合作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交流有利于各国之间互学互鉴，实现互利共赢。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当今世界处于西方话语体系之下太久，受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影响太大，让一种新的合作理念和合作方式得到广泛认同绝非易事。“一带一路”建设不遵循单一的模式，可以根据合作对象的国情，灵活选择和创新各种模式。不是中国认为对合作方有好处的项目就是好项目，好项目应该得到所在国政府、社会和人民的广泛认同。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国情、社情、民情，知道对方的所思、所愿、所忧。孔丹强调，中国真诚希望“一带一路”成为幸福繁荣之路、和平友谊之路、绿色生态之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5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同，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已经开始取得大量收获，对促进沿线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5年“一带一路”建设将进入加速期，这需要各国及时消除各种误解和障碍，加深相互的理解和认知。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题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文化战略问题》的演讲中提出，从几千年有记录的世界史来看，一切世界的变局首先都是从文化交流或碰撞开始的。中国的西域开拓、西行取经，西方的传教士和西学东渐，都是把文化作为走向世界的首选工具。共建“一带一路”是相关地域的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大合作，没有一定的文化交流合作、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的包容，是不可能做到民心相通的，更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要以文化交流为先导，从情感上进行沟通，让不同文明的优良精神成果互鉴互学，争取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要以文化传播为手段，介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启发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和人民增强现代意识，追求美好的生活和今生今世的幸福，启发人们变革社会的决心，与我们一起创造以人为本的新文明。要以传播人类创造的知识为重点，引导人们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理想，并自觉为之奋斗。这些工作比协议和项目更为重要，它能改变的不是具体的物质条件，而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应当制订推进“一带一路”开放格局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长期稳定地深化“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思想基础；消除文化差异和文明隔阂所形成的阻力，用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旗帜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精神层面体现了人文对话的重要意义。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于同一个时空里，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对话应该成为“一带一路”中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人文对话，有再多基础设施，有再多GDP，也是与以人为本的精神相违背的。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马纳萨良认为，有文化的交流才有经济的交流，有经济的交流才有政治上的互信。“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文明互鉴之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如果各个国家都能在人文对话过程中真正理解和弘扬“丝路精神”，经贸合作必将迈上新的台阶，人类历史也必将翻开新的篇章。

   “目前世界上对‘一带一路’的解释更多来自政治和经济方面，对人文交流合作方面的理解亟待加深。”阿塞拜疆驻华大使杰纳利表示，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就会发现，它是人与人的心心相通之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作为多宗教和多民族的国家，阿塞拜疆对人文交流合作极为重视，阿塞拜疆举办的巴库全球论坛已成为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国际平台。他期望阿塞拜疆未来能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推动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

在白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丹尼洛维奇看来，“一带一路”建设远不仅仅是关于欧亚经济转型和建设的倡议，也开启了欧亚人文合作交流的新起点。处于东西方交界处的白俄罗斯将发挥区位优势，不仅能够发挥物流与客流中转站的作用，还能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欧亚文明展开深入密切的互动。

      人文交流合作的原则：不同文化要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鉴于人文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格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合组织人文交流合作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王开文介绍，尊重多样文明是“上海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成员国在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领域开展了大量活动。例如，“上合组织——我们共同的家园”项目举办的文化日活动、为所有成员国青年音乐家提供舞台的“九个美妙乐章”钢琴演奏会、已举办多届的上合马拉松等活动，不仅扩大了上合的国际影响力，更为关键的是让上合国家的人民走到一起，相互加深对彼此的了解，“让上合国家的人民更亲、更近、更和谐”。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要把欧亚大陆人文之路走通，必须要面对不同文明如何交流、交融的问题，尤其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如何共存、共生、共荣的问题。首先，文化交流要做到相互尊重。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都拥有辉煌的历史。双方在历史上和平相处、相互尊重，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这对今天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其次，文化交流要做到相互学习。中华文化的许多财富都与学习借鉴伊斯兰文明有关；而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也是学习的历史。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对弟子说：“你们求学吧！哪怕去遥远的中国。”今天我们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尤其要发扬这种相互学习的好传统。最后，文化交流要做到相互包容。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历史，必然有不同习俗、不同礼仪。文化交融不是要改变各自的礼仪，而是要相互包容。中华文明是开放的、包容的，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就传入中国，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其中就包括了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明也是开放的、包容的，我们到中亚、西亚、南亚、高加索地区去走走，就会发现那里人民对中国人的友情会让我们永远难忘。革命音乐家冼星海就葬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冼星海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哈萨克斯坦人民给予了他无私的爱和保护。今天，文化和信仰的不同，同样没有阻碍中国人在中亚、西亚、南亚、高加索地区求学、投资、经商。这种相互包容的文化交流，是我们今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非常好的人文保证。

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伊利哈姆认为，此前阿塞拜疆对外人文交流合作的经验，主要来自于与文化相近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实践。然而，“一带一路”是世界性的倡议，包括阿塞拜疆在内的沿线国家，必须要学习与相对陌生的文化打交道，必须思考如何对待多样性文化。或许，我们暂时没有熟练地掌握他者的语言或了解对方的传统文化，但这正是对不同文化对话愿望的考验。在苏格拉底那里，对话是将社会不同阶层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对话同样也是不同文化之间正面互动的开始。当我们去研究和了解其他文明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时候，要以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去领会、去学习，更要持尊重的态度对待这些历经多年传承下来的文明成果。

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教授叶卡捷琳娜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之所以能够走向对接，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丝路精神与俄罗斯的“大欧亚观”存在契合之处。大欧亚观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要平等对待所有的文化和文明。这种精神在近期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签署的一些相关文件中，以及在青岛举办的上合峰会中都得到了体现。世界上的文明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历史的发展也并非直线型演进，所有的文明都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题为《异质文明间的包容和互鉴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的发言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表示，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明当成一种资格，以裁判者和世界文明领导者自居，自以为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半蒙昧”和“半野蛮”的东方国家的事情进行干预。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和对抗性的西式民主制度，而中国文明讲的是天文、地文、人文，或者是天道、地道、人道。古老的中华文明，代表着异质文明间的包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客观上是要打破西方主导的实质上宣扬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旧世界秩序，建立一个基于文明互鉴和包容基础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的文明新秩序。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互鉴将重塑现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现代化文明的发展新方向和新标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从世界观的高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所蕴含的独特魅力。他说，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坦赞铁路模式，其特点是不以牟利为目的，而是真诚帮助别国，与别国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坦赞铁路的修建代表一个新世界观的出现。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考察坦赞铁路，当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一带”和“一路”。“一带一路”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紧密结合，也和坦赞铁路这个实践是紧密结合的，这是一个与以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世界观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观，是包容、共享、共同发展、南北平衡的世界观，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助推欧亚地区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

正是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指引下，一副精彩纷呈的人文交流画卷正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徐徐展开。

“欧亚地区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地，更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吉树民表示。他在谈到民心相通的成效时表示，中国同欧亚地区国家的人员往来每年有数百万人次，其中中国是俄罗斯入境游的最大客源国，也是俄罗斯游客的第三大目的地国。在机制建设方面，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多个地区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了签证便利化措施，中国公民赴哈萨克斯坦也启动了团体游。旅游的不断热络和升温，带动了双向的民间交往，同时欧亚地区的中国热、汉语热也正在不断助推双方的人文交流同步升温。除此之外，中国同欧亚地区国家互办电影周、互办展览、文艺演出，青少年和媒体层面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紧密的民间交流，亲密的民间情感，将为我们的合作提供越来越强大、持续的动力。

多国驻华大使的观点与吉树民形成呼应。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表示，近年来俄中在体育、艺术、教育、媒体、旅游等多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观看的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赛、筹备2022年中国冬奥会合作等诸多体育合作项目稳步推进；2017年，俄中第一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正式创建；实施团队游免签政策以来，赴俄中国游客快速增长，热门旅游目的地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延伸至西伯利亚等更广大地区。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介绍，目前有超过1.4万名哈萨克斯坦学生在中国留学，中国创建了四个哈萨克斯坦中心。哈萨克斯坦青年歌手迪玛希在中国家喻户晓，哈中还首次合作拍摄了讲述中国音乐家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患难之谊的电影《音乐家》。有关哈萨克斯坦历史、文学等方面书籍的中文译介工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马纳萨良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大学已开设亚美尼亚语课程，而孔子学院也在亚美尼亚蓬勃发展。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亚美尼亚越来越受欢迎，年轻一代会说汉语已不再是新鲜事。

“一带一路”带来的不仅有文化艺术交流，更有思想学术的碰撞。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让新时代国际上对中国学的关注上升到新的高度。近年来中国学出现了六大变化。一是学科的外延在扩大，由专注于语言、历史、文化等领域的传统汉学研究，扩大到当代中国道路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农村发展、环境保护等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二是研究主体的范围在扩大，不仅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包括瑞典、阿根廷、土耳其、古巴等各大洲的国家都在研究中国。三是中国学的学科地位在上升，由过去单纯的地区性研究，扩展为涵盖史学、文学、法学、传播学等各个学科，中国学已在西方大学里成为专业学科。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比如克鲁格曼、福山等人都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四是中国学研究的问题性和思想性不断增强，由过去学院派研究文字、语言、历史等，逐渐地注重现实情况的研究。五是中国学的应用性不断提高，其成果由过去大学课堂或学者们的讨论，逐渐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商界决策的参考。六是国外中国学和中国本土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愈发频繁。

以中乌联合考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谈到了“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合作的具体进展。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城市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处于这条古代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国家。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签署了考古发掘研究合作协议，开始了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的联合考古工作，至今已持续工作8年，“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中乌联合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中乌两国学术界和民间的友好往来”。

人文交流合作的建议：以精耕细作方式不断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人文领域的合作更需要精耕细作，民心交融更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智库如何更好发挥在人文对话中的作用，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热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智库合作。第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项目进行更加深入的案例研究。当前关于海外园区、中欧班列、货币结算、金融支持等方面的具体研究还浮于表面，智库需要克服障碍，深入田野，真正生产出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第二，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进行语言教育体系的对接进行研究。语言是人文交流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种众多，当前我国外语教学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求。第三，智库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的实践进行全面系统总结，梳理早期收获的经验和规律，研究今后应该避免的问题。“沿线国家的智库应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共同书写出‘一带一路’政治经济学。”

赵白鸽建议，智库要加强对各国文化的研究、学习和借鉴。例如俄罗斯文化，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静静的顿河》等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对一代中国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今天我们在研究俄罗斯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再如，在哈萨克斯坦，多种宗教和文化能够和谐共处，对待西方文化又能够做到“以我为主”的选择性吸收，有许多经验和观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如何开辟“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新空间，也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心的话题。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认为，目前我国政府支持的“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项目大多限于狭义上的文化项目，中医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这导致中医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往往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徐安龙讲述了中医在德国、俄罗斯、美国从非法走向合法的几个案例后说，中医不仅是医学，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传递了中国人如何热爱生命、如何看待与自然的关系等文化哲学理念。中医“走出去”应该成为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新途径。国家在孔子学院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希望未来能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建设中医“走出去”的试验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设点。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丁方提出了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文旅研习新型产业的建议。他表示，“一带一路”自古以来既是贸易通衢，也是传道之途。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五大精神文化体系的思想，在“一带一路”上往返传播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转移、创化，使其转变为文旅研习产业的内容，成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的载体。“可以用‘艺术+科技’的方法构建新型情景体验式智慧博物馆，及其他各种衍变体，直达乡村甚至家庭。”

 创新我国对外人文交流合作工作机制，也是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方面。“要用新思维推动文化‘走出去’合作发展，形成强大的文化场。”柳斌杰认为，要转变过去文化“走出去”一靠政府、二靠文化中心、三靠孔子学院的传统思路，要支持一切有能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机构、单位、学校、企业，开展“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建设，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在当地培养人、出成果，激活当地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

 柳斌杰还对我国“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文化设施和设备不能适应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设备、平台、渠道的建设和升级改造，以支持现代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目前我国在艺术创造、印刷复制、广播通信、数字传播、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具有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研发能力，应当有重点地帮助部分沿线国家提升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造福当地人民。第二，文化内容的制造能力的提升和引导。在一些国家，由于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结果，普世价值、西方中心、宗教至上、文明优越等还有很大市场，压抑了国民的文化创造力，减弱了本土文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可以通过办中心、开学堂、留学生培养等方式，发现和培养优秀的民族文化人才；通过举办展览和传媒渠道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讲好中国的故事，同时也可激活当地的文化精神，在内容上实现突破。第三，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产品市场。人民群众直接感受的是优秀的文化产品，他们是通过文化产品的消费来吸收文化营养的，我们“走出去”的文化产品或在当地合作生产的本土文化产品，都要把丰富有趣、健康向上、科学先进、形式完美、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供应放在重要的位置，绝不能把假冒伪劣产品、文化垃圾弄出去。文化形象是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第一道风景，要用文化品牌为国家增光添彩。第四，着眼于长期的竞争发展。“一带一路”是多样文明交汇、交融、交锋的复杂地区，各民族文化、各大宗教流派，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化在这里都有精彩的表演，而且还会有长期的较量，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轻而易举就生出新文化的力量。要以文化自信为定力，长期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竞争中改变和发展“一带一路”的文化格局。

                                                （编辑  王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波澜壮阔，五百年的社会主义探索跌宕起伏，一百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历程惊天动地。

从经典社会主义走向共同体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共同体需要处理三个基本的问题：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协调；共同体与大自然的关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处理，构成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形态，以及不同文明的共同体形态。

什么是人类进入共同体的标志？应当是出现劳动的协作。集体协作而不是个体间的生存斗争，成为文明的开端；人类意识也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才得以显现。共同体中既有协作又有斗争，阶级（阶层）斗争、群体间斗争，推动了共同体的进化。

资本主义共同体是不平衡的共同体，财产私有制造就了生产与需求的分化、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化、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分化。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和无限积累的特性，日益超越该体系自身能够容纳的边界，使资本主义变成极少数人的盛宴，产生总体性危机。

中国的共同体社会主义

五百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平等的共同体的不懈追索。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得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了现实性。将社会主义从设想转变为实践的第一步，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经典社会主义探索。它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共同体，旨在通过消灭资本对劳动的雇佣与剥削，解放劳动者，建设一个劳动者为主人翁的共同体。但另一方面，这种共同体是以科层协调力量为中心的共同体构建模式，强大的国家、集体的力量压制了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自发的协调机制，也无法抑制其内部官僚特权阶层的生长和共同体的分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属于经典社会主义的范畴，不过它试图超越苏联模式，尝试能够将自下而上的协调与国家权力中心的协调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苏联模式的僵化问题，但没有能够摆脱二种力量冲突带来的困境，表现为“一收就死，一放就私”的循环。。

如何破解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悖论，实现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与自由个体的有机结合？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对“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命题的回答。我们需要深度理解马克思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含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而非转向资本主义。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和减贫奇迹。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人民的福利水平没有随经济增长得到相应的提高，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自然环境被破坏，腐败问题严重，道德水平滑坡等等。这些现象的背后，究其根本是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或消解了社会主义共同体。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即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是什么？它既超越了资本主义，又超越了经典社会主义，并不是替代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吸纳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实现能够驾驭资本的共同体社会主义。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社会主义是大家一起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有活一起干，有饭一起吃，有困难一起分担；每个成员都是共同体的主人翁，弱者在中间感到安全和温暖，强者在其中实现更真实的人生价值。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基于个体分工与集体意识的有机共同体，它给予人性中的个体性与集体性平等的尊重，人民主体性地位是通过个体主体性与共同体主体性的辩证互动来实现的。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体系是共生经济体。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程度加深，生产力社会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日益呈现出跨组织、跨地域与跨国家的特征。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财产共有制，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劳动和资本共赢。产权创新推动平台经济的社会化，让劳动者、消费者和股东共享平台收益。全民共同拥有公共物品的使用权并享有收益权。共同体社会主义实行共享分配、按要素贡献分配与基本消费按需分配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通过再分配杠杆缩小收入、财富与福利的差距。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协同机制。根据公共品、混合品与私人品的性质不同，实现市场、信息、计划机制相结合，即以价格为导向的自发调控、以数据为基础的前瞻性调控和基于分散信息与国家战略导向的自觉调控。发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复合优势。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共治政治。广大的社会成员只有通过一个政治实体作为中介，才能实现作为整体的人民的自我治理。这一政治实体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推进共同体建设，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表达。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作为共同体领导力量的使命。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是双向塑造的辩证关系。通过党的领导，人民才被组织起来，才有了集体意志，才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主体性。

党领导的正当性根源于人民民主，党始终要做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来自人民”首先指保持权力的开放性、吸收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其次指深入群众、集中人民的意志与智慧上升为公共决策，“依靠人民”即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避免党蜕变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在、平等、觉悟”。它不同于空洞的、只承认少数人优势地位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自在、平等、觉悟是真正的共同体的三位一体的价值观。从全球范围看，共同体社会主义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大同，在全球层面追求真实共同体的理想。

     　　        平等与觉悟：社会主义文明的核心品质

何为社会主义道体

如果说文明是人类共同体的创造性实践以及各种成果（器物、制度、组织、精神），① 道体就是文明的根本，是决定文明自身的本质和特性的内核。不同文明的差异在于其道体所对应的核心品质的差别。

近代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主义的文明，是对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扬弃。植根于私有制的资本逻辑的自我实现，是资本主义道体的核心所在。而社会主义的逻辑作为资本逻辑的否定者与超越者，也伴随着全部文明史而存在、生长。

社会主义道体最核心的品质，在于平等与觉悟。最根本的平等在于一切人都是有觉悟性的，最根本的觉悟则在于体现一切人是平等的。社会主义文明，意味着平等与觉悟的互为条件、相对圆满地实现。

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文明的平等要素，突出地体现为等价物意义上的平等，其本质是同质与物化。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平等是富于觉悟的，这种觉悟的平等不但能如实地承认个体间的差异，更能构成一种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又超越个体差异之绝对性的共同体。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这种平等品质在经济领域极重要的体现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征并不能够保证它的社会主义属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而是说，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公有制还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当下的中国社会，公有制经济成分丝毫不应被弱化，而要大大加强才是。以北欧国家为参照，公有制成分在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当下的中国要高得多。

尽管国有企业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生产资料领域的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企业有两重含义：第一，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因而能够保证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即人与物关系的平等；第二，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主人翁参与到企业的决策、管理、运行、经营的方方面面，因而不存在依附性、压迫性的人和人的关系，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同样是平等的。而人和人关系的真正平等，必然意味着平等与觉悟这两种品质的有机结合。

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社会主义企业的整体性优势在于：它能够激发员工高度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能动性，让自己的成员都焕发出高度的觉悟。因此，真正有内在合理性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在于，探索建立一种能够更好地发挥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性的完整机制，以有效激发参与者的觉悟，并且让被激发的觉悟有效地贯彻体现到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

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与政统

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从历史中走来，更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与政统，也正是为了以一种清明的自觉和坚定的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更加广阔的新境地。

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说起

当下的学界、政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关于一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却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迷惑乃至混乱。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更好地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何在？……

这些基础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人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渊源和走向，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与合法性论证的有效性，关系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是否能够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本质，争议与分歧并没有终结。不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清醒地认识到，有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仍需要好好研究。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

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可能上升到“道统”层次，是因为中国自身即有社会主义的道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强调的正是一以贯之的中国之道，也就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首先是新中国的建立所立足的社会主义价值基础，是源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承自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其次，它是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统的价值追求，是从古典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传承和一以贯之的大道，是具体历史中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

从君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实现了政道的变革，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的道统和政统。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统

新中国的政统，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时期就开始了民主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调动和发挥基层群众和士兵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比如“支部建在连上”。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探索，① 开启了“人民民主”的先河。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对于人民民主，必须与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 群众路线既是方法论，又是认识论，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法则。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做人民群众的先生，这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切理论、战略、方针、政策都要从群众的实践中来；同时也要通过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使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成为“社会主义的人”。

中国社会主义政统建设

充分开发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功能。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善于在政治实践中辩证地把握二者关系，正是政治艺术的表现。 

群众路线是重建政治性的根本要求。政治性就是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其中的关键在于，决不能离开人民性而只谈党性，党如果失去人民拥护，就失去了根基。群众路线是连接党性和人民性的关键，是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关系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政治性的根本要求。看到“政治性”、“人民性”、“先进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真正地走群众路线，才能避免两种极端：要么把群众看作抽象完美的道德集合体，要么把党视为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者。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政统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就是要超越西方的“宪政”话语。置身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和近现代革命传统的“文明-情境”中，我们应该发展出足以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接纳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等价值观的同时，应力避仅仅使其停留在法律形式层面。新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应服务于塑造更好的人和建设更好的社会，而非“为法治而法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将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佳的可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宋斌斌）

超越西方思维的限制，寻找突破困境的新途径

把“金德尔伯格陷阱”当作核心议题，反映了西方主流精英对西方中心秩序衰落的悲观论调。

1、“金德尔伯格陷阱”仍是西方中心思维的产物。霸权稳定论其实是在为美国唯一超强地位做背书，其叙事也是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与普世性提供理论基础。但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掩盖了很多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往往蕴含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与支配宰制关系；再比如，二战前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各种遗留问题，这些他们都避而不谈。这个秩序也并非真正全面包容，而是充满歧视性，这个秩序有内核圈、核心圈、次级盟友圈，与在外围的依附者、潜在竞争者、与敌对势力的身分区别，地位、待遇与合作领域广度与深度都有明显区别；内核圈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基本重叠，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以分享最高级别的国防与安全情报；这个西方中心秩序，从一开始就存在地缘政治的边界，既排斥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也无法覆盖追随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中国家。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加入WTO，才开始朝覆盖全球的方向演进。

金德尔伯格所定义的国家公共产品范围，也仅是从维护西方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繁荣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也无法预见非西方国家快速崛起，以及因为人口急速增长、快速全球化、互联网社会及科技变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等所衍生的新兴全球议题。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它们缺乏相应的文化、法治的根基和传统，如果没有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近年来西方许多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他们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没有别的国家会提供，将会出现1929年前后全面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他们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并不认可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公平，且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亟需改革。当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国家使用了70%的全球资源；当北半球国家的人们享受超级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12亿人在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的贫困中挣扎；当一群富裕国家认为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改变世界，而联合国却完全无能为力……人们已无法再对全球不公视而不见。所以，即使西方国家没有爆发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国家也会要求修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以及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2、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和两面性。美国霸权的本质至少包含以下四个角度：

一是美国仅提供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内利益结构的领导角色，并非从全球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美国崇尚大市场小政府，所以也倾向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是要符合国内强势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在国内利益结构的框限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既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需要，也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需求。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类全球议题，美国最积极回应的就是反恐、知识产权等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切的领域，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粮食安全、移民与难民、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等领域，有效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

二是美国利用霸权地位带头破坏规则和秩序。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遵守规则”，在各合作领域成立多边机制、制订规范与程序，以此来设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协调行动、解决争端。作为领导者，不仅应带头创立规则，也需承担维护规则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主要责任。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常将自身霸权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而美国常常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破坏者，时不时抛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肆意曲解国际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带头创立的多边体制中，美国常常是第一个任性的违反者。

三是美国霸权本身就是秩序的不稳定之源。美国既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比如，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不少地区制造政治动乱，擅自进行军事干预来铲除反美政权；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狂妄奉行“民主帝国主义”。推动的军事干预政策和偏颇的中东政策，更彻底搅乱西亚与北非地区，致使这些地区一片生灵涂炭；在许多地区肆意操纵所谓的军事平衡，挑拨领土争端，加深许多国家的安全困局，激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又比如，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放任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此外，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

四是美国长期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设。当前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阻止特别提款权（SDR）的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长期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长期拖延世界银行增资提议；长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等等。所有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国际规范创设，美国都消极对待或抵制，除非自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3、美国逐渐“退位”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在美国霸权之下，除了它最亲密的盟友可以分享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他们受惠于这个秩序所提供的和平与发展机会，但也只能接受美国霸权体系下，承受美国不时将公共品的成本任意转嫁的问题。他们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准自己独家提供合乎其意识形态胃口的国际公共品，并阻挠公共品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尽管可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极力防范新兴大国来取代它的独占鳌头地位。

过去30多年里，由于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品的提供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早已严重落后于全球化进程及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协调分配、社会风险管控等议题，亟需在全球层面进行有效响应。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而这些全球性议题都绝非单一国家层级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担当

美国霸权退位是机遇不是挑战

美国霸权逐渐退位，正好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发挥积极性与建设作用。

1、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

（1）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巨大能量，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2）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机构基本上不被跨国资本与利益集团掌控；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国家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3）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丰沛，意识形态包袱相对较轻，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4）中国的文化基因：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于弱小者的扶持责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包容与尊重多元宗教与文化，不强求价值标准齐一，不会制造文明冲突。

2、中国提供了可观的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经建构全方位的多边或区域性的协商平台以及配套的政策对接和协调合作机制，中国已经在提供可观的补充性（替代性）国际公共品：（1）应对区域金融风暴的紧急换汇机制，通过与周边国家组建相关的多边机制，有效防范了国际金融大鳄恶意炒作的风险，保障了地区各国的金融安全与汇率稳定。（2）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在世界银行与区域性开发银行外），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基金等。（3）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中国也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4）全球通讯与导航领域，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5G标准、推动全球IPv6根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讯系统等。（5）能源与金融交易结算机制，包括发行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准备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可转换成黄金的原油期货合约等，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

3、中国正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抓住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依托基础设施建设来全面规划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让经济发展普惠效应扩散，照顾到更大的区域和群体。中国正在全方位推动大规模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跨国运输、通讯、网络、能源联通领域，中国已经超过西方。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中国尊重各国国情，不灌输意识型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干涉别国内政。

4、中国需警惕外界的各种质疑和阻碍。

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必将面临各种不信任和批评，比如炒作中国“锐实力”的声音。中国要审慎应对当前美国的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的战略围堵，要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全方位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不适应，以及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敌意与干扰。同时，对于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理解，也要有思想准备，比如，在第三世界有些精英因为长期受西方教育影响，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没有摆脱“后殖民的情结”，以致短期内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一带一路”倡议。

5、中国要争取在既有多边框架内实现领导地位平稳过渡。

举例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2017年7月份曾公开说，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或许10年以后其总部会迁到北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章载明，总部必须设在投票权比重最大的会员国境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调整过出资比例与投票权比重，预定2018年还有一次调整。其实她是在提醒美国，如果美国不负责任也不履行义务，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地位就要下降。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如果能在现有国际体制框架内，经过协商、妥协，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

行王道的新型领导者

中国一向反对霸权主义，绝不会步美国后尘。战后美国霸权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追求自身战略利益或迎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动机与需要，而不是单纯所谓提供公共产品。

面对新一轮的战略对抗，中国有能力沉着而从容的应对。首先，中国没有全球称霸的野心，美国的战略收缩后，并不需要任何国家来填补它过去的角色与作用，世界并不需要另一超强来填补新霸权，美国不再干预后，退让出来的不是真空，而是让各地区恢复历史常态，即美国力量介入前的常态。只有在全球社会真正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美国的退位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来及时填补，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美国的逐步退位，正好给修补自由国际秩序，以及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

面对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机遇，中国既不能否定过往的一切，也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霸主做法，出于私利而成为国际社会的负担。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以及今日取得关键影响力，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模仿美国霸权的损人不利己作法。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将取得更大发言权与决策权。

未来，在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要站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权利的至高点，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目标，根据自己发展经验提倡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多创造性地探索如何建构更全面包容、开放互利的、协商协作的区域整合与全球合作新方案。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带领南方国家创设新型全球与区域合作平台，深化南南合作，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提供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弥补现有多边体制不足。提供更多的补充性与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孔子言“德不孤，必有邻”——推进中国的全球化方案，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支持；而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欧洲带来新的经济动能。当前，大部分亚太国家都有两个同样的期待：一是既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也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二是希望中、美两国通过更加智慧、成熟的方式，合作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构建21世纪的共同繁荣。

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有保持中长期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中国有机会开创新的世界治理新模式。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不断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

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谋划为人类社会建构一个和平、公正、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秩序：如何稳健地带领世界告别以西方为中心的旧秩序，如何应对美国霸权衰败过程中的冲突与失序，如何修正全球化的方向、路径与游戏规则，及修补其社会支持基础，如何透过深化南南合作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如何协同非西方世界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如何开辟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有效路径。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包容与尊重不同宗教与文化，在和而不同的发展中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编辑  季节）

今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从时间范围看已超过中共党史的五分之二，将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五分之三。然而，改革开放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对当前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作一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对于改革开放背景的了解，需要较长的历史跨度。只有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第二，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这两个使命的完成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同时，长期的革命经历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一个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这两个特点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全国人口大约4.5亿人，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466亿元人民币，人均约100元。为了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提出了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两项基本任务展开的。

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从1949年到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到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加上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没有个人和民营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实行计划管理，企业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购销和分配。第二是在体制上固定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同时实行城市和农村分离的户口制度，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

这样一套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当时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等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当时中国主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沿海和内地关系，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但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如发动“大跃进”运动，对经济管理体制实行调整；在政治上开展“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历程十分曲折，代价高昂。尽管如此，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曲折也使中国共产党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教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从经济总量上看，人口从4.5亿增长到9亿。工农业生产总值按人均计算，仅从100元增加到500元左右（编者注：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年的70元增至1976年的270元）。人均收入的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却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这种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有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加上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然而研究历史又常常需要划分阶段。一般来说，划分阶段所依据的是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任务的变化。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

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

2、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

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

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初期阶段（2002—2012）；

6、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决胜阶段（2012—2022）。

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准确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以后很可能会有所调整。第二，现在通常把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和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时并不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然而，历史的转折通常不是某个时点突然发生的，一般都有连续和渐进的特点，像一条抛物线。所以，讲历史转折实际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叙述。第三，最后两个阶段怎么划分，其主题如何概括和标示，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何时开始，目前似乎还不很明确。

如果把阶段划分得粗略一点，我们可以把上述六个阶段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启动；第二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如果划分得再宏观些，可以把改革开放的历程以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点，分成两大阶段：2000年之前是一大阶段，2000年之后是另一大阶段。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但“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本文的论述采取第三种，即最粗略的一种阶段划分，重点放在前一大阶段，这一阶段已经过去将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后一大阶段还处于现在进行时。笔者将比较前后两大阶段的差异，由此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生的变化

邓小平和习近平总书记都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时，中共对以往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弊端，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当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都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议认为，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是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而不是把基本制度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蓝图。

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这就打破了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当时要解决的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恢复党的民主作风，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体制。

（3）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

（4）取消“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进入21世纪后，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条标准启用大批年轻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包括宪法及与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出台则比较晚。

上述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后来，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更引人注目，当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

在政治氛围改变的同时，一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的措施也开始试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变化。从亲历者的感受来说，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仅是党和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个人命运的转折。感受最直接的可能是三个群体：第一是农民，实行家庭承包制，有了生产自主权，可以吃饱肚子了；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上亿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第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以回城，可以参加高考。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在此前对许多人来说却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对象，即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要更多地发挥企业竞争机制的作用，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等；而经济改革最终的目标则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清晰的。

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改革并不是一下就全面展开的。当时，经济改革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国际交流。那时，“改革”和“开放”多少是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事实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到1983年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城市着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这是因为城市的计划体制很严密，不易改变；而计划体制对农村的控制不那么有效。农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给农民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都增加了。同时，农村的小工业开始发展，城市的供应也得到改善。整个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外资等等。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区是深圳，其意义不仅开辟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探索了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从而具有示范作用。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中国的实践表明，对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开始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计划的范围逐渐缩小。此后几年，中国的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这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对外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四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前夕，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事件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完成中美建交。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事实上，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过几年观察，至1985年做出定论。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80年代初中国即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在新的外交政策思想中，有三个方面需要具体说明：和平就是只要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中国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向全方位发展，就是争取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格局，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不过，均衡并非没有重点，对美外交始终是全局的战略重点。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持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步骤与速度，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不是预先设定的，也难以简单评价；但它们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发生的，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现在年过半百的人们，在中国发生大转变的阶段不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无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基层，人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经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且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改革战略，以及评判改革成效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笔者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很深。

第一， 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中，有两段时间遇到的困难最为突出。

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在：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面临的问题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一方面处理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既顶住压力，又努力恢复和改善关系，打破制裁；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克服这些困难有内外两方面的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使大多数人受益；亲历“文革”的广大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第二，有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有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

“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口号或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了实现变革的道路和国策，“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了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第一阶段形成了一套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从经济体制入手；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方面战略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增量改革的方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

渐进式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是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经济体，包括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大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条件，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这种做法的突出优点是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承包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形成等等，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和决策，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各地区、部门和基层其中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心和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还需特别指出，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是促成这种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

第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从这个阶段的经验看，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产生变化；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中国面对新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却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两大阶段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前30年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中国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面临的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第一，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

第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转入平稳增长阶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个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就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第三，在经济发展起来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利益集团的出现和腐败的滋生，使得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个新问题，也是个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第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过的，但它们现代化的过程比较长，这些问题是递次出现的。而在中国，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这些问题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

最后，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四十年来，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成功应对挑战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的应对是积极的，并正在取得成效。

   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与世界被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既有有利的一方面，又有被制约的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笔者仅就中国应对这些变化时应注意的问题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个国际环境趋紧的态势。形象地说，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中国强大了，但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在此期间，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做出应对，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会逐步增大。这种状况始自上世纪90年代，至少还将持续二、三十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外交方面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平稳地通过安全瓶颈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外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巩固新兴大国地位，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完成国家统一。

第二，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特别是要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借助或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有限，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还不多；（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等。最后，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第三，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中国已成为当今国际形势发展中最重要、最引人关注的变量。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而现在，世界各国判断形势，不能不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政策。把自己作为国际形势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我们对此还很不适应。

第四，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美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它将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还有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编辑  季节）

在改革开放40年中，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的原因，探讨我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

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年，我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被称为“黑非洲”。当时，这些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国人均GDP不及其三分之一。我国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出口和进口分别仅占GDP的4.1%和5.6%，两项加起来仅占9.7%。

 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9.5%，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根据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破坏以后或是大的自然灾害破坏后的恢复期间，可以取得两三年7%或稍高点的经济增长外，正常状况下，很难实现7%的增长。而我国不是连续20年平均每年增长7.2%，而是连续39年平均每年增长9.5%。如按照39年年均增长7.2%计算，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5倍。事实是，我国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贸易增长也非常迅速。统计显示，过去39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高达14.5%。1978年，我国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9.7%，现在已超过30%。从贸易依存度看，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下，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结构产生很大变化。1978年，我国75%以上的出口产品都为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现在97%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造品。所以中国在国际上被称为“世界工厂”，是世界制造业的基地。2013年，我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我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9480美元，成为中等以上收入国家。

一般认为，在2025年之前，我国就能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这个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统计数字看，二战后至今，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仅有2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我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到2025年之前，我国很可能成为第三个。目前全世界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5%，如中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重将从15%增加至34%。

二战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都在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7亿多人口摆脱了日均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不仅如此，当国际上爆发金融经济危机时，我国经济发展还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国际上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将一蹶不振。但实际上，2000年东亚经济体恢复到过去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提供了安定的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依然维持了8%的强劲增长，并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来势汹汹，如同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迅速制定和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第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并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稳定了经济增长态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恢复经济增长。对于上述贡献，我们都是引以为豪的。

从1978年至今，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非常迅速。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组成中，全民所有制占80.8%，集体所有制占19.2%，城乡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是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1.4%，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5%，城乡个体经济占7.8%；私营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占5.8%，两项加起来不足14%。根据全国工商联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主力军。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属奇迹中的奇迹。

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制度瓶颈

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面临着制约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既要保持稳定的环境又要能够高速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体的两面，既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有利环境，但也难免在某些领域、某些阶段存在着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

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但转型为其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的停滞、崩溃，危机不断。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际的主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效率低下。“华盛顿共识”倡导这些转型国家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推行这样的转型方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那些资本密集、技术先进、规模巨大的重工业。这些“先进”产业违反了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开放竞争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取消保护补贴后，必然崩溃，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也难于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也只有少数在私有化过程中攫取大量自然资源或是电信、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成为寡头，其它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差、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也就难以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快速增长，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相似，都是以国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为补充的公有制经济。当时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经济体制，是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资本密集型、技术先进的重工业体系。对于资本短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需要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并给予国有企业市场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所有制企业与其竞争。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方法不同，中国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改革道路。一方面，继续给予计划经济时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则是放开传统上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公司由此得以参与到中国经济建设中来，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富生机的力量。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是，维持稳定的同时，给予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追求个人价值的机会，民营经济从1978年的零起步，逐步达到1992年初的13.6%，现在已成为半壁江山。

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仍然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难以生存。而在一些领域，又出现了限制民营企业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改革需要与时俱进，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公平竞争。因此，民营企业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也应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一消失。

民营经济发展将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占16家。这让我回想起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请我去做主旨演讲，当时我查到的数据是，2002年，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在演讲中我做了一个预测，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可能有120家，美国大约也只有120家，中国与美国将会旗鼓相当。当时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盛行，而我认为，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与美国的数量一样多。很多人认为我太乐观。但是实际发生的比我当时的预期还快，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有124家，而中国已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有16家。

我在2003年做出上述预测的依据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数目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规模是正相关的。2002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4.2%，美国占32.9%，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两者高度正相关。我认为，只要我们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开放，到2030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

2003年以后的发展比我上述的预期还快，到2017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已占全世界的16%，美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23.4%。现在国际上已经普遍接受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作的预测，到2030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应该在20%以上。届时，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至少有125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经济规模很可能是美国的1.5倍以上，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将超过25%。届时，在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很可能达到150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16家，超过十分之一。民营企业的内在增长动力强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到2030年，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达到125家，我相信，民营企业可以占到40家。到205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如中国企业达到150家，民营企业有可能达到75家之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走过的历程，我对民营企业家充满了敬意。民营企业家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奋起，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家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编辑 季节）

历史巨变时代的来临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整合的加速发展，并让跨国资本的渗透力量首次覆盖全球，导致经济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分配极度不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的反主流政治风暴此起彼伏，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危机来自于三方面：

首先，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在失去生产与贸易、科技创新和意识型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霸权。

其次，现有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正遭遇空前的合法性危机，面临内外夹攻的困局：一方面西方社会涌现右翼排外民粹主义与左翼反全球化运动，肢解对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共识，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非西方国家会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带动全球秩序重构的新期待。

最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抛弃维护国际秩序责任，拒绝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并逐步升级与中俄的战略对抗，不惜让现有多边体制陷入瘫痪。

美国国际领导威信的殒落，以及西方社会政治体制普遍出现衰败迹象，意味着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在此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正被快速变化的形势推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将以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当前，中国需要审慎应对美国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战略围堵。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益险恶，中国应牢牢把握对历史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基本判断。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一，全球政治经济大格局变化正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过渡到以非西方世界为主体的新秩序轨道上；

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与活力。同时，西方全球治理机制明显不足，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有效回应当前各类全球议题挑战。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愈来愈积极的支持。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陷入停滞的欧洲带来经济生机。

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磨合过渡期，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难以避免。中国决策者要争取营造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型

美国感到霸权地位遭遇空前挑战，激发对华战略调整

1.美国政府正式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头号竞争对手。

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执行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当时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丝毫不让人意外。美国习惯于一超独霸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架构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朝野的预想，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

当前，重新思考对中战略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民主党过去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其假设是：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2月，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Shirk）召集跨党派中国专家小组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任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应。

最近，美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美国发起了新一轮的战略对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不断加码，试图全力阻挠“中国制造2025”计划，针对萌芽阶段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精准式打击，并对潜在行业对手例如华为、中兴通讯等进行封锁。

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但中国仍可以沉着从容的应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未必能持久，因为美国此举将严重破坏全球高科技行业的生态结构，最终会削弱全球产业链对美国高科技供应体的依赖，逼使对手强化自主研发能力与开发多方面供应来源，使美国长期垄断的核心领域面临更多的竞争者。

美国精英感受到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型态框架塑造。就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而言，中国并没有正面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谋求的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全面经济交往，以及协同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各项挑战与难题，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更没有称霸的野心。

当前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网络化，关键的行动主体既包括各国政府，也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不同层次的全球化参与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仍用传统冷战零和游戏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早已与现实脱节。全球相互依存格局下，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中美之间出现激烈战略对抗，危害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前景及新冷战再现。因此，美国很难整合国内外全面围堵中国，对中国发起一场新冷战。

加之，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关系已经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连体，美国如果真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自己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中国要有战略定力，认清并把握好历史大趋势。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大自然招风，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新形势之下，中国要非常审慎、冷静地应对美国的敌意和对抗性的态度。习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讲话里引述古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要把握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大判断。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轨道上，这个进程始于上个世纪最后30年，2008-2009年又迈入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成为带动全球秩序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角色。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滞后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法有效应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格局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过渡期里，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在所难免。转型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

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中国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已赶上美国

根据许多国际组织与智库的分析报告，近年来中国在很多重要经济指标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国际旅游支出、国内零售消费总量、新能源投资规模、跨国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等。中国依靠自身的国内需求拉动了世界经济的消费总量。这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是强化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根本动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随着科研团队的扩充以及预算的增加，在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在论文被引用量上仍维持领先，但中国已呈追赶之势。美国在专利、知识产权收入和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等方面依然领跑全球。

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快速跃升为全球的领军者。根据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院（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在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首位，中国的投资规模已超过欧盟与美国的总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展绿色能源，已经投入的项目的规模超过320亿美元。

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也走在世界前缘，2016年共新发行了36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占当年全球发行量的39%。最近，中央结算公司发布2017年中国债券绿色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486亿元，占全球份额22%。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两年，中国的发行债券规模占全球份额的30%。此外，中国也被认为是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全球创新引领者，包括发展绿色运输工具、污染防治、节能建筑、智能型都市、资源回收与生态保护。

中国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超越美国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只有57个。近几年，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加大，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加总，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努力非常显著。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电信集团带领中国设备厂商兴建覆盖非洲大陆“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线网络，投入约150亿美元，8年修建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与82个城市, 预计2023年完成。这对于非洲大陆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从未设想能启动这样一种跨世纪的，而且是贯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顾问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洲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评估报告，它们在非洲8个大的经济体里，针对抽样的1000家中国企业做了深度调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国企业，其中90%是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这1000家企业给当地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9%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超过三分之二企业都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专业技能。报告估计，中国企业给非洲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

制订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将由G7转到E7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未来（205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七大大经济体（G7），而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是一个新起点——通过邀请墨西哥等国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封闭的五国协商机制，逐渐扩大成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高层协商平台。如果用购买力等值衡量，1995年E7的经济规模是G7的一半，2015和G7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据估算，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是G7的两倍，成为全球经济的骨干与带动增长的火车头，而到2050年，现在的G7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西方所主导的多边体制都要进行调整，包括决策机制、责任分担等等，将更大程度反应新兴市场国家和更广大国家的需求。

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

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早已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快速失去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型态等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军事与安全、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霸权；（2）自由贸易的社会支持基础崩解，近年来在西方内部涌现的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和左翼反全球化运动，不断肢解社会的共识；（3）面对非西方国家呼唤全球新秩序，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国家显得十分无力，回应缓慢且不足。

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令外界和自己吃惊的政治风暴，有人称之为“黑天鹅”现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纷纷被反主流、反自由经济秩序、反区域整合的力量击败或削弱。英国的脱欧公投，意大利的五星级运动崛起，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动摇默克尔总理的多数联盟，都是这股反全球化潮流的最佳写照。

特朗普变局带来新的危机

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更是让原已动荡的政治结构重组过程出现更大波折。他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将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视作美国的包袱，皆可抛弃；对于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美国原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议则可重启谈判。

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举动与美国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包括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定》，并威胁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减少对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将美国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称作“灾难”并威胁不受制于其裁决。特朗普政府准备无视任何它认为有意侵犯美国主权的WTO裁决。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对全球贸易没有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惨交白卷。WTO协商体制已经完全失去功能，陷入瘫痪，完全无力纾解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贸易冲突。这些迹象都显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

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裂解，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当下炒得很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严肃面对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国又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时，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依照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并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第一，经济出现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

“镶嵌自由主义”有效维护了二战后头三十年的自由国际秩序。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确实可以用于解释二战结束后的30年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为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在美国的引导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一方面建构以开放、合作、互惠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贸易自由化逐步建立规范，提供以美元为定锚的稳定汇率，并设置IMF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及满足发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国内普遍设置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相配套的机制包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等政策，其中特别关键的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劳动力流动，维持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资本家必须在国内寻求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妥协。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

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维和、贸易、货币、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战争不再是通行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工具，国际法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尽管有美苏冷战与局部代理战争，但没有爆发全面性战争，美国也趁机极力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蚀了社会阶级间的力量均衡，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时开始逐渐累积力量。首先，过去30多年里，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变成面对经济巨兽的政治侏儒，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被架空，放任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里的垄断行为，最终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压缩工会权力、放宽劳动条件，全面减税、厉行财政平衡，长期执行紧缩政策、倒逼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减缩等等。其次，金融市场本身变成创造巨额短期暴利的来源，大量资本被吸纳进虚拟经济，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过去30多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如果我们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大型企业的营收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是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过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而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有能力影响各国的法律、政策与国际规则。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导致“寻租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愈演愈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7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特别指出“寻租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现代经济里典型的寻租就是企业藉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然后藉此压榨供货商、消费者或政府以获取超额利润。

UNCTAD这份报告首先指出，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以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berglobalization)”，全球经济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在以史无前例的超级速度前进。超级全球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也让极少数的享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跨国企业囊括了愈来愈高的超额利润。根据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从最大到最小进行排列，前100大的总市值是最后段两千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后这个倍数已经暴增到7100倍。在过去20年中，这100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也不断攀升，跟它们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在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

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急速扩张，又能享有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靠它们的创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它们可以藉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让自己透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与阻挡潜在竞争者，可以在全球范围逃避课税，以及设法解除反托拉斯法的束缚，让自己可以通过并购而快速巩固市场垄断地位，并让自己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保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给予特殊优惠的财政补贴。在全球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化是必然的结果。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世界大变局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智慧和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关键词：社科“走出去” 供给侧改革  中国理念

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上政治思潮激荡，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在经济下行和国际难民潮等压力下，国际政治失序，西方世界出现裂痕。一些西方国家极力在“外部”寻找敌人，转移视线，弥合国内矛盾，拉近国际盟友。最近，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中公开将中俄视为威胁和对手，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间的政治和外交冲突。

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外交、科技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新理念，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已经写入联合国文件，超越了西方大国“零和竞争”和唯我独尊的逻辑思维定式，获得了国际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响应。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世界之乱、中国之治”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成就、中国价值、中国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国际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需要打破西方几百年形成的话语霸权和重围，这必然要引发西方世界的抵制和诋毁。中国要真正做到“内外兼修”，在思想文化和战略思维等方面修炼提升。

当今世界大变局下，国家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较量，也越来越表现为制度和价值观的较量。在各种衡量标准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充分认识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适应这一时代要求，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出发点，不再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做到守正创新，并客观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是一个基本的起点。

文科建设和社会科学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与党和人民的希望相比，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比，中国社会科学事业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现在我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论文大国，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社会科学从业者人数众多，但多少年来，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社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不明、不高、不强、不足、不够、不全、不良、不实”等“八大不足”，以及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两大缺憾”。总体来讲，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服务党和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发挥不够。

　　中国称得上是文科大国，社科人数、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排在前列，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同文艺等一些领域类似，我国文科领域也面临有高原、无高峰的窘境。即便有不多的高原，也经常是沟壑纵横、坑坑洼洼，更多的还是平地、沼泽，甚至废品、垃圾、泡沫遮眼，有毒有害产品也不时显现。不仅如此，高校文科还沾染了“大干快上”等一些不良风气，砸大钱、争项目、抢人才、上人马、说大话、讲空话等现象多有出现，更阻碍了社科整体水平的提升。

　　作为社科领域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和载体，智库建设近年来正在中国形成热潮。这轮“智库热”虽在总体上增强了社科领域的思想深度以及社科学者建言献策的热度，但与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仍有差距，问题不少。比如，“智库热”背后却是有用成果短缺，造成“库多智少”、治理赤字、政策透支。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铺摊子，而忽视智库自身建设和内功修炼。再如，智库研究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好看但不中用”。又如，重虚名、轻本源，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

　　可以说，这些年国内文科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在表面光鲜和热闹的背后不乏“黑洞”和泡沫：理论探索落后于实践创新，科研创新落后于政治和政策，学术研究落后于鲜活的生活。

　　为此，文科建设尤其要强调质量为先，社会科学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补短板、调结构继而提质增效，以提高学术原创力、影响力，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加强领导与尊重社会科学科研规律的关系；强化制度建设与解放科研生产力的关系；加强严格管理与方向引导、评价激励的关系，以及强化标准性约束与转向高质量引领的关系。

提炼和传播中国理念需要多措并举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破除对西式政治模式的迷思，解决“挨骂”问题，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理论界肩负的重要责任。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智慧和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第一，结合世界政治和学术格局的变化，规划好对外学术交流的路线图。当前，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及其经验有着浓厚兴趣，这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良好时机。这需要社科工作者提炼总结好中国道路的一般性经验，同时又要分门别类，归纳经济、政治改革与企业发展的好做法。

　　要善于顺势而为、另辟蹊径、重点突破。既要敢于占领世界社会科学制高点，敢于在关键问题上与强手过招，也不要忽视亚非拉广大地区，尤其是要重视发展和俄罗斯与中亚等近邻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创出一片学术外交的新天地。

　　第二，“内引外联”，争取一些有益的国际性学会、学科研究会落户中国。同时也要以我为主，努力创办几个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第三，发挥海外中国学家的作用。善于和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者打交道，联络国际顶尖的“中国通”或意见领袖。设立世界性的学术交流基金，搭建“走出去、请进来”的桥梁。设立面向世界、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荣誉奖励制度。积极利用外脑、外嘴、外力，增强中国研究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第四，做好来华留学生的工作。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有前途、有背景的人员来华学习、进修和培训。组建“来华留学国际联合会”，加强与回国后的来华留学生的联系，让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了解中国，加强和中国的友好交往。

第五，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既要研究和宣传中国道路，也要注意研究世界各国和进行比较研究。要具有全球视野，善于提出中国方案，为解决国际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目前，我们哲学社科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抓质量的阶段，相信未来将会出现更多人才和精品。面对300多年来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和舆论霸权，中国理论界走向世界依然任重而道远。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