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中国，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不仅指明了我国数字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数字经济理论的根本遵循。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引擎和核心功能

数字经济时代，海量数据的网络效应大幅提升对市场需求的预测能力；数字平台可以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发展；数字技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乘数效应正在日益凸显。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重达到39.8%。其中，我国数字产业化平稳发展，规模达到8.4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9%，占GDP比重为7.3%；产业数字化持续发力，规模达到3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占GDP比重为32.5%。数字政府加速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稳步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引擎和核心动能。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特征：第一，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在细分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球第二，电子商务平台得益于庞大市场和消费潜力驱动，在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第二，数据、算力、算法三大核心要素日益成熟。在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我国政府和数字平台已经累积了海量数据资源，5G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面铺设，数据智能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作用凸显。第三，数字经济红利正在从消费端转向供给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正在逐步转向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关，通过供给端创新平台和工业互联网普及、数据治理与数据要素流动、产业链数据共享打通来实现产业链升级、确保产业链安全。第四，数字贸易规则从跟随“美式”“欧式”模板转向制定“中式”模板。从CPTPP、DEPA的数字贸易协定深层次条款可以看出，我国正在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重塑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指导实践加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为总结和归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发展的数字经济学知识体系，指明了战略要求和努力方向。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变革，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构与创新，中国经济学理论也是在解决本国经济实践问题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数字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根植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演进的典型事实，遵循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上升到“中国之理”的理论建构路径，牢牢立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从中国场景中挖掘、归纳、提炼出适合中国国情与发展要求的数字经济理论逻辑，用“中国方法”探讨“中国问题”，为全面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添砖加瓦。

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发展的数字经济理论，全面展示数字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经验的开创性发展，这是经济理论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总论、基本原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等。其中，总论和基本原理应搭建数字经济学的完整理论框架，全面梳理数字产品、数据要素、数字市场均衡和数字市场结构的理论属性和理论框架；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则应详细归纳和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经济治理进程中的普适性经济学规律，对进一步改造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发展的数字经济理论

构建立足中国的数字经济理论有四个特点：

第一，坚持理论创新。创新是建构立足实践的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关键。理论创新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为基础，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数字市场超边际均衡理论和数字市场结构理论。数字经济学以数字产品、数据要素和数字市场为研究对象，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数字产品具有免费商品、零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递增的特征，数字市场则体现为算法替代价格、正反馈和锁定特性。数字市场具有U型需求曲线、右下方倾斜的供给曲线，最终将实现路径依赖下的超边际多态均衡。数字市场遵循S型演化路径，网络效应往往带来负价格加成，导致赢者通吃的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数字市场失灵源于算法操纵和隐私泄露带来的交易阻碍效应，监管措施应当包括促进数据开放共享，构建跨部门治理框架和打造竞争性数字市场。

第二，反映实践规律。应当采用详实的数据、丰富的案例来全面展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应当将数字化治理纳入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具体包括梳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内涵与中国实践特征，国际数字贸易的内涵、我国发展现状与贸易规制路径探索，农业数字化的基本内涵、核心技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工业数字化中的核心关键技术以及其在我国经济中的应用场景，服务业数字化的数字化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典型特征，网络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应对举措，完善数字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实施路径等，帮助读者在丰富的中国实践场景下理解和思考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学规律，提升研究教学工作者采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学问题的综合能力。

第三，强化问题导向。提出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也是理论创新的价值所在。理论构建应与教学相结合，通过学习目标、重点难点、分析案例和要点思考来搭建数字经济相关理论知识的多维学习情境，突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思考。数字经济学理论问题遍布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不同维度，既包括数字经济发展与变革改造现代经济学体系的理论问题，也包括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等变革企业组织管理和经营模式的管理学理论问题。具体而言包括：数字经济学的科学问题属性，数据要素对颠覆式创新的影响，数字市场的顶层设计与交易机制设计，数字市场的平台博弈与监管设计，数字经济中的竞争与合作问题，算法干扰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创新，免费产品与数字市场定价，平台化与低交易成本，数字化创新与组织变革等。通过理论体系构建——实践创新探索——科学问题思考，引导读者从记忆、理解和掌握数字经济学理论内容进一步思考前沿理论问题，培养与提升分析、应用和创新等高阶能力。

第四，创新学习模式。作为数字经济理论体系构建的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出版物是学习的工具，但应当从传统纸质媒体扩展到数字媒体，遵循“数字教育”理念，以纸质媒体为抓手，以线上慕课（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载体，以线下课堂为依托，以海量数字教育资源为支撑，致力于构建包括出版系统、金课系统和数字教育环境在内的完整、有效的数字学习生态。应当鼓励有关出版物拓展在线慕课学习，借助在线教育平台的网络效应，进一步拓展知识体系的影响力；通过二维码扫码进行案例、前沿文献、相关视频等数字教育资源的延伸学习；并设置多个平行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方式，在线下帮助受教者基于数字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大数据技能实验操作，进行研究和创新等高阶能力培养。构建完整的数字教育生态与实验技能、实践拓展深度结合，建立培养数字经济复合式创新型人才的完整体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特定细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目前数字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搭建还相对滞后于实践发展，数字经济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创新迫在眉睫。在理论反映并指导实践、实践促进理论创新的互促互进中，势必加快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由并跑到领跑的进程，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编辑  碣石）

2022年10月2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京举办“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发言。孔丹理事长主持座谈会，他指出，中国当前国运昌隆，人民在领袖的率领下，通过巨大主观努力奋斗，走向百年复兴，体现了客观历史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及其政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指导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认为，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意义堪比1945年党的七大。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党的七大则首次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社会主义属性，高扬马列主义政党本色。这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的二十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可以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组织力量和依靠力量，它通过不断自我更新、自我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因为实现了“两个结合”，即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概念，代表着世界人民开始拒绝西方支配非西方国家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从古至今，任何社会的特征都不具备普世性，但西方至今力图将其文明伪装成唯一的普世价值和文明标准，并把世界划分为己类阵营和异类阵营。这实际是西方在道路选择、政治制度、知识生产、启蒙教育、精神文明上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专政。在百年大变局中，我国面临的最残酷斗争之一，就是与西方长期以来用来支配和奴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新闻界和教育界需要通过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内外宣传，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开展斗争。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东西方融汇冲突的产物。我们从西方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扎根3000年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可以为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力量和理论研究、科学研究提供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可为人类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

矢志不渝实现中长期目标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认为，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提出，建国后要在若干年内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策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97年，江泽民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任务。到2021年年底，中国经济体量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三。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与中国有明确的历史使命和清晰的中长期目标不同，西方政党和政客的视野不会超过如何赢得下次选举，西方政客对国家长远发展漫不经心，无法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达到共识，更没有能力实现任何长期目标。

以扩大内需和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作为后发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实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的发展。十八大以后，我们从过去粗放型、外延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从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但实现高质量发展仍任重道远。我们发展要靠两条：一要有效扩大内需，二要实行科技创新发展，这些都需要高质量的发展。

以数字化技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董事长孙会峰认为，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同时专门提到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我们可以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提出了产业自给率的量化目标，但对整个产业链短板还没有底图、底库和底数，导致很难决策。下一步，一要构建产业链图谱，把不同产业及其产品、技术放在这个参照系去衡量，搞清楚我们的短板、长项和博弈的手段。二要构建关系图谱，梳理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等关系，使我们能够获取更强大的国际资源，在未来博弈中站到更好的位置。三要利用它进行产业决策的治理，这需要做一些定量的或预见性的分析，以数字技术来支持决策治理。四要利用人工智能、数据建模的方法支撑我们获取产业情报或创新产业治理的新模式，包括支撑智库做前瞻研究、对策研究或预先研究。

正确看待资本的作用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二十大报告的主题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要科学理性地看待资本，避免把资本推动与“资本主导、资本为中心、西方现代化”划等号，进而排斥资本。首先要澄清对资本概念的不当贬义化。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诸要素之一，并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早已为资本正名，国有资本运营也就是要发挥它的推动作用。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也是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中运行。应基于资本中性逻辑科学看待资本的作用，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它的功能作用的两重性。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而应在全面依法治国、现代国家治理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开绿灯的合理调控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发挥。

实现共同富裕需强化村集体的主体性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认为，二十大报告明确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列入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谓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宗旨上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本质特征。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让乡村百姓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用什么方式做？研究团队通过走访乡村发现，在农村一定要以村集体为主体，才能够实现以人民为主体。这个村集体为主体，村集体的建设一定要有集体经济做支撑。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实现科技强国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认为，从十八大报告到二十大报告，“科技”这个词频次从16次增加到43次，说明科学技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有三方面感受。第一，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体制。首先是我党对领导科技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重大技术突破和创新，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运用举国体制整合优势资源。尤其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情况下，更加要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当前美国把中国视为全球唯一竞争对手，科技竞争是其最重要竞争领域。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应对美国竞争才有可能获胜。第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摸清底细，在此基础上分类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该在形成分工的基础上合作。基础研究通常以高水平大学为主，应用基础研究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为主，应用研究以各类科技企业为主。目前因分工模糊，同质化比较严重现象要着力解决。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思路，打破这种界限，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融合。第三，拥有自信才能科技创新。当年中国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搞出了原子弹。华为手机重新出山的案例表明，中国芯片产业同样可以“换道超车”。过去一年，全球成长最快20家芯片企业中，中国内地占19家。中国科技要想自立自强，必须以自信心为基础。

  新型举国体制重在制度创新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华大基因董事梅永红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关键就在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科技结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脱节，这种体制优势也在不少领域出现异化和弱化。所谓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未能通过稳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甚至表现为彼此间的恶性竞争。如果说过去的计划体制还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已明显缺失。所谓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许多项目结题之日就是研发工作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很难打造起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着力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构。为此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第二，实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工程技术融合。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对法治进行论述，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坚强决心，也使我们有可能立足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创新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突破西方的法治话语霸权。近代以来，西方因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较早建立现代法治。西方法治部分满足了人类法治发展的共同需求（如强调制约和对抗、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等），但美西方凭借先发优势，在全球构建起西方法治的话语霸权，将西方法治等同于现代法治。实际上，西方法治并不是法治发展的唯一道路。中国法治现代化实践，为我们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提供了肥沃土壤和现实可能。我们提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一体建设。随着中国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转变，我们的治理机制、法律机制也会有很大变化，法治的中国理论有了更大创新的可能。

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王郡里将我国抗疫斗争的成就总结为六点。第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遏制了超级性的国家灾难，避免了巨大数量的人民生命损失。第二，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强化了国家的战略组织能力，包括紧急动员、高效调集、整体行动、全民教育总体响应。这是一次国家兴衰进退的大考验，具有强烈的战略性警示意义。第三，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促进了社会主义体制优势与数字化技术基础的加速融合，一定程度实现了社会智能化管理。这是社会组织形态的跨越性进步。第四，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思维取向和世界观发生了积极的转变，这是我们的国运基础。第五，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美国的霸权主义。第六，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启示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是根本。当然在抗疫中暴露了许多问题，给党和各级政府及时纠正误差以更大空间，我们应进行自我革命，争取新的胜利。

中国式现代化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坚持守正创新意义重大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认为，二十大报告“守正创新”的提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守正，就是坚守初心和宗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走改旗易帜的路子。所谓创新，就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加强历史主动，与时俱进地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已达新境界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邱海平认为，二十大报告提出若干新内容、新命题、新观点：首次提出经历了三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命题；首次从十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概括；首次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守正创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本质要求、重要原则；首次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单列出来；首次将文化自信自强问题单列论述；首次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新命题；首次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首次提出“五个必由之路”。总体看，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思想达到了全新的境界。

    舆论环境正持续好转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非常赞同二十大报告提到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判断。这些年来，相关领域的管理能力、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等越来越受重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这10年，社交媒体、数字化传播高速发展，但中国的舆论环境出现大批网络爱国青年，新闻传播内容和新闻舆论宣传导向也在发生变化。这几年，媒体融合的趋势是与政务信息服务相互结合，等于用财政手段创造了一个党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的新抓手。大的平台企业、传播类平台企业也有与政务结合的趋势，基本被纳入国家战略发展、战略需求领域中来。在教育领域也加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力度。在新工科建设中，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单独组建学院。在文科领域，近年新成立了很多一级学科(如区域国别研究、国家安全学)。这些新的一级学科与国家需求密切相关。

香港可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桥头堡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公司CEO陈少波认为，讲好香港故事本身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在涉及香港问题上经常讲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两年比较普遍讲的是“由治及兴”。这个话语变化后面具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和阐述空间。香港之“兴”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其内涵必然摆脱美西方学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塑造的现代化概念、标准和内置的依附性话语逻辑。所以香港的“兴”也需要有新的阐述。2021年香港TVB推出一个电视纪录片《无穷之路》，用一种差异化视角和港式叙事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真实而感人，播出后叫好又叫座，证明了港人参与国家叙事所展现的巨大传播力和社会感染力。香港一直处于中外意识形态交锋的突出地带，斗争非常激烈。香港的转口港地位，转口的不仅是货物和移民，还有价值观。过去100多年，西方式现代化从香港向内地输入，未来则是中国式现代化从香港向海外传播。这是香港在中国式现代化里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出现新动向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二十大报告在涉及和平与发展问题时，把和平与发展看成过程和目标，而不是延续对世界的时代判断。过去我们认为没有世界大战就是和平；现在看，没有世界大战也不等于世界是和平的，包括局部战争和非军事战争。关于发展问题，过去主要强调南北矛盾，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矛盾；现在不仅指南北矛盾，发达国家本身也出现大量发展问题。西方要打压中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和平问题，所以目前和平、发展、安全问题是高度交织的。

百年大变局亟需重视国家安全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二十大报告增加有关“国家安全”篇幅，与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百年大变局最主要特征就是国际权力格局“南升北降”，由此导致时代主要矛盾和斗争方式均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上，霸权更替都是以持续多年的战争解决。当前世界同样出现动荡与冲突加剧的趋势：经济领域，从此前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转向逆全球化和相互脱钩；地缘政治领域，遏制与反遏制、孤立与反孤立的矛盾日趋升温；在政治制度领域，政权颠覆与反政权颠覆斗争激烈；在价值观领域，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博弈激烈。总体看，冲突与动荡已成为当前主要矛盾。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必要从改革开放后“发展优先”转向“发展与安全并重”，把安全放在更高的位置。安全领域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是大事。中国只有把安全问题处理好，民族复兴才有可能。

人民战争是战胜强敌的法宝

王郡里认为，二十大报告“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表述，是一个具有灵魂意义的阐述，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军事化和战略化。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二战后，世界上存在三个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体系：第一个是美国和北约的体系，第二个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大规模战争和大纵深战略战术理论，第三个体系就是中国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们一切战略战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新时代的人民战争主要有四点：一是国家目标与人民意志的一致性；二是国家体制的优势与人民力量聚焦的一致性；三是发挥军民融合基础上的人民智慧；四是将战略斗争的胜局转化为对民心的凝聚，作用于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建国以来我军在历次作战中屡克强敌，无往不胜，基础就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中国军队的军魂，也是党魂和国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万万丢不得。

  外交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二十大报告提出“三个务必”表述，在此重点谈一下对“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体会。第一，从时代背景看，中国正面临百年变局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将强未强，新兴国家将兴未兴，美国和西方衰而未落，旧世界体系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各个领域竞争剧烈，全球进入大争之世。这一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认识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二，从认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矛盾普遍存在，并贯穿于事物发展全过程。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是解决矛盾和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方式。共产党信奉的是不回避矛盾和斗争的斗争哲学。我国正遭受美西方全面打压，委曲求全、鸵鸟政策、绥靖政策甚至当投降派，最后就是死路一条，唯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第三，从方法论角度看，斗争要讲辩证法，不能一味争勇斗狠。敢于斗争是基础和前提，善于斗争是关键，并影响斗争过程、决定斗争结果。所以在斗争实践中要讲策略、讲方法，不断提高斗争本领、斗争艺术。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员于佳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格局。首先，在理论构建方面，“一带一路”在实践过程中取得重大成果，也遇到很多问题挑战。基于上述成就的理论提炼，能够更好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二，系统观念方面，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因此我们一定程度上不能单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而应注意确保粮食、资源、能源安全，也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大合作空间。第三是区域协调。我们可以考虑把西部大开发和周边国家的发展协调布局，促进产能合作和产业升级。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着眼全球加速变革，着力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着重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本质特征、原则要求、方法路径等重要内容，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之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发展格局；战略意涵；路径举措

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1]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着国内外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只有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科学判断和重大部署上来，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立足于办好自己的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着眼全球加速变革，着力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着重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的战略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国经济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自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多次阐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本质特征、原则要求、方法路径等重要内容，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之问，极大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取得新的理论成果。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建党百年，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以深刻洞察力和战略判断力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系列决策部署，为新时代经济发展开辟了路径。

新时代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经济底盘稳固，基础条件在于我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1.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城乡居民收入比显著缩小至2.5：1。

按联合国的标准，我国人民生活已经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超过37辆，比2012年翻了一倍还多。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累计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距离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战略目标更加接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立足于满足国内需求，繁荣国内经济，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畅通国内市场主导的国民经济循环是释放内需增长潜力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和战略举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扭转过分依赖净出口、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等特点，转向出口、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纵观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对外依存度过高、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脆弱性较为明显，其脆弱性尤其表现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甚至使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挑战。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冲击，充分暴露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华加征关税，采取极限施压政策。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行径破坏了全球经贸秩序，加剧了国际经济风险。拜登政府对华遏制政策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反而联合盟友在科技领域进一步对我国实施封锁，并加大对华出口限制。美西方政策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逆全球化思潮。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抉择，顺应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4]“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5]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和改革攻坚期，要克服外部风险挑战多重因素影响，掌握发展主动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明确“以我为主”的发展方向，着力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转向以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保障经济持续平稳运行。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自2012年起，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和重要出口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加速器。2021年，我国经济规模达到114.4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新经济新业态持续涌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快速成长，高水平开放取得成效。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6]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全面创新改革，加快国际资源要素流通配置，以更高水平开放激活经济内生动力，以开放创新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塑造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巩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推动外贸外资稳定发展，打造全球性资源要素引力场，开辟经济发展国际新空间。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保障经济运行循环畅通

社会经济循环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各环节环环相扣，有序衔接，构成经济社会运行的动态循环系统。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要保障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打通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堵点难点，理顺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加速生产要素流转，优化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微观市场主体小循环、宏观经济基本盘大循环，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保持经济健康平稳高质量发展。只有立足国内经济的循环畅通，建立强大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致力于办好自己的事，稳固基本盘，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中稳住阵脚，经受住外部的风险冲击。

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心在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国际经济竞争的重点是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竞争。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心在于保持产业链运转顺畅，上下游企业紧密协作高效衔接，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基础能力，保障产品、零部件、基础制造工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补短板强弱项，加快产业链智能化和绿色化，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攻克“卡脖子”技术，聚力解决“断供”“缺芯”等难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着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粘性，提升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抗压性，确保在极限施压和极端条件下，产业链可以运转自如独立运行，具有较强的抗冲击力和抗风险能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基点在于扩大内需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此，要强化需求侧管理，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形成高水平的供给动态平衡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优质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品质升级，创造新兴消费需求，挖掘市场增量和效益。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的需求和期待。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7]扩大内需，也要在供给端发力，以供给创造需求，增强供给保障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提升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引导有效投资，提高投入产业比，减少重复建设和低效投资，盘活资源存量和闲置资产，加速现代物流高效畅通，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效率。

构建新发展格局动力在于高水平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大路。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坚定推进开放合作，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庞大消费群体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巨大动能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为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红利提供了机会。高水平的开放推动国际资源要素涌入中国，加速进出口的均衡发展，形成更为紧密的国际经贸关系，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 ^[9]要坚持把握各地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精准把脉，因地制宜，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事关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整体构建。保障产业链稳定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产业链各环节梗阻、停滞、中断都将影响整个经济大盘的稳定。产业链环环相扣，上下游紧密贯通，多点成一线，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畅通产业循环，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链的耦合度，疏通各个环节的堵点难点。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优化产业政策环境对冲外部压力挑战。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的专班协调机制，推动项目责任主体、主管部门落实稳经济稳投资的举措，切实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因素，加快项目投产发挥强链补链作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要素流通，实现国际经贸人员互通有无，探索建立国外客户、高层次人才、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闭环通关、查验、转运机制，完善企业保障的“白名单”制度，加速人财物高效流通，建立国际货运物流绿色通道。驰而不息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营商服务，提升产业政策效能，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可预见性，明确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减少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稳定市场投资主体对政策环境的预期。

创新驱动产业链提质升级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紧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变革的趋势，密切关注美国对华“精准脱钩”的风险，着力夯实产业链的基础，补短板强弱项，长远布局基础学科、基础产业、基础人才建设，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技术瓶颈，提升产业基础制造能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出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摆脱对外国关键核心技术装备的依赖，以重大方向、重大需求、重大任务为牵引，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有效增强产业原始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引导创新资源要素流入实体经济，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产学研合作赋能，强化数字技术融合赋能，完善产业创新链、价值链，推动企业研发平台建设，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化技术成果应用，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汇集中小微企业创新能量。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基本盘，筑牢产业链根基，抢占全球产业链战略高地，赢得国内国际双循环新优势。

促进供需体系结构适配

推动供需正向循环、双向牵引，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我国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供给侧。强大的供给体系，是保障国民经济畅通循环、安全高效的重要支撑。要纠偏市场资源要素的扭曲错配，用结构性的办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效，提升产品服务质量，扩大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端的灵活调适，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所需，加快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牢牢坚持需求牵引的基调，优化收入分配调节，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相协调，塑造良好消费环境，强化消费体验，不断适应个性化、差异化消费趋势，培育新型消费，持续扩大内需，挖掘新的增长点，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进市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的骨干物流网络建设和骨干多式联运体系，持续布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市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以信息技术突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梗阻堵点，搭建商贸流通新平台，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第三方物流支付平台，推动市场信息互联互通，建设综合性商品交易平台。消除影响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完善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落实统一的清单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标准体系，出台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提升市场建设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保障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统筹推进统一的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能源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建立数据技术标准规范，加速技术信息流动，激发市场活力。推进智慧监管、虚拟空间监管，清理歧视性政策，破除市场不正当竞争的壁垒藩篱，依法开展反垄断，规范市场不当干预行为。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将要继续扩大市场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集聚全球资源要素合作发展互利共赢。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维护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正确选择。我国仍将鼓励国外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打造优质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外资外贸稳定发展。稳定国内循环，带动融入国际大循环。

完善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支持国内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深化双边多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熟练掌握国际规则，及时掌握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和发展动向，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对接，实现资源要素全球性优化配置，打造更多世界级规模化跨国企业，推动国内产业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诞辰。1921年，12个年轻人在上海一座普通的石库门楼房里集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人民革命，最终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今，作为百年大党的中共，究竟是正在变得老迈，还是依旧保持着年轻？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无论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何疑虑，都很难否认中共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长期执政党。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41岁。而今天的中国，已被强大的七国集团视为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庞大国家里全面实现的。这一成绩堪称前无古人。但中国能否将这一成绩保持下去？能保持多久？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在实施一项重大的自我更新工程，让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党和全国追求先进的青年人结合在一起，而世界其他国家可能还没有关注到这一重要的发展特征。

在全世界头号人口大国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靠的是两大特质——自我实现和自我革新。自我实现是目的，自我革新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的终极自我实现是以其最初的使命为中心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忘初心。中共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两个主要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使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屡受外侮、积贫积弱的屈辱命运，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恢复中国应有的世界大国地位。中国共产党过去做的以及未来将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大特质——“自我革新”，是中共的“杀手级应用程序”。毕竟，中国共产党已经主动实行了两次历史性的革新，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

第一次革新是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第二次是中国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79年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一系列改革把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如今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庞大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避免了苏联的命运，当年冷战结束时许多人曾预测，中国将走上跟苏联一样的道路。

过去的5到10年里，另一场革新悄然到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把它展开执行下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来看，在这场革新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中国公布了一场范式转变，目标从一门心思追求经济发展，变成追求“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这一转折点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自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十年来一直专注于经济增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即政治腐败、财富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2012年十八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严厉手段打击政治腐败，这场反腐斗争至今仍在继续。2017年以来，党开始认真解决另外两个问题。与这场革新同步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趋势，特别是年轻群体的趋势。

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生的人（也就是所谓的90后和00后）与上几代人有本质的不同。这群年轻人数量将近4亿，是撑起中国未来的脊梁。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长在一个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而上一代人主要的关切点是中国有多穷，所以把目光都投向了如何发展经济，90后和00后却认为，他们这代人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本质上是不平等问题。

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年轻人对资本和市场的看法正在转为负面，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支持明显提高。例如，在中国面向年轻人的主要视频社交媒体Bilibili上，2020年有关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和劳动的内容最受欢迎，这些节目数据的增幅超过任何其他节目。即使在极具企业家精神的科技行业，年轻人反对过度剥削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其中既包括低收入快递员，也包括高收入但加班时间过长的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

在第二次革新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从原来的计划经济管理者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引领经济发展的执政者。现在，通过把建设公平社会纳入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正在重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努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最引人注目的实际行动，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消除贫困的工作。这项伟大工作始于2012年，用了8年时间将中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9900万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数以百万计的党员干部奔赴边远农村和山区，深入艰苦恶劣的减贫第一线。据最新统计，在此过程中有1800多名党员以身殉职。

与此同时，政府开始下大力气约束垄断型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在即将上市的最后一刻被取消资格。政府更严格地执行《反垄断法》已成为常态。其目标是保护公共利益，尤其是劳动者的利益。

这种范式转变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和风险。中国的年轻一代希望解决不平等问题，但也希望享有经济发展机会，继续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发展，这一期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国家的再分配措施如果引导不当，就可能扼杀对增长至关重要的企业家激励机制。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功把握趋势，统筹兼顾，形成有助于建设公平高效社会的实际政策？

另一个范式转变发生在中国青年当中，这就是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它与世界尤其是它与西方的关系。特朗普时代向中国人展示出的美国，与他们几十年来的印象截然不同。那些仰望美国，觉得“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新一代中国人眼里，美国和欧洲治理水平低下，不平等问题比中国更突出，而且表现得政治失能、社会极化、内部矛盾严重。

与前几代中国人相比，90后和00后一代年轻人对国家发展更有信心，更有认同感。他们很自然地响应党的号召，对中国道路更有信心。近期有两件事巩固了这一变化。一是新冠疫情，中国迅速控制住疫情，与其他国家一波接一波疫情的反复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个则是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在不断上升。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了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批评，无论是腐败问题还是人权问题。但西方政界和媒体界当前这股妖魔化中国的风潮，则被中国人普遍认为偏执，缺乏客观性和诚意，只是在企图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发现西方描绘的中国并不符合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所以许多人对西方产生了怀疑和愤怒。西方攻击中国最频繁的两个问题，即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都不认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年轻网民经常在网上呼吁抵制西方品牌和名人。

事实上，中国青年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目标——即“走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最坚定的支持者。来自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公众对政府领导力的满意度达到了惊人的90%。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年轻受访者对政府支持度的提升幅度最大。2019年，超过80%的新入党党员年龄在35岁以下，人数接近190万。近80%的大学生表达了入党的意愿。

所有这些或许都让西方人感到意外。但既然中国年轻人的愿望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如此高度一致，那么未来的问题就在于中共这个百年大党要如何适应新形势，来更好地服务（和领导）年轻人。中国共产党需要把中国年轻人朴素的能量和理想导向建设性的社会主义，避面陷入过度的民粹主义；导向健康的爱国主义，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它将满足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物质愿望和精神理想。

（编辑  季节）

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媒体采用先进的采编技术和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总量和时效性，壮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加快建立海外机构和社交媒体运行指挥中心，推出多语种新闻和移动应用客户端，创办平面媒体国际版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全方位呈现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

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成立，国际电视、国家广播以及新兴媒体实现融合发展。截至2021年年底，央视网多终端全球覆盖用户超过18亿人次，互联网电视用户数超过2.2亿，手机电视累计用户数超2亿。截至2022年6月底，人民日报所属海外网聚合50家海外华文网站，日均页面浏览量达到6600万；海客新闻移动客户端用户超过800万。新华社所办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新华网、新华社客户端“一台一网一端”等对外传播终端，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总粉丝量超过2.8亿。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传播作品10000余部，其中，网站订阅和阅读App用户1亿多。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某些美国议员难道想当暴恐分子代言人？》等评论和新媒体产品，独家专访“香港被烧老伯妻子”，阅读量超9.6亿次。针对美国所谓涉疆“法案”，推出三部涉疆反恐纪录片《中国新疆反恐前沿》《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等，境内外社交媒体阅读量超7亿次。[①]

我国网络游戏、电竞产业、国产网剧、音视频作品频频被海外公司购买发行出版权，成为对外传播重要载体。民间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我国国际传播事业，投资开发海外媒介市场。四达时代集团已在非洲30多个国家注册成立公司，开展数字电视和互联网视频运营，发展数千万的数字电视用户和移动端用户，致力于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②]2022年，鼎晖创投基金注资入股蓝海电视传媒。该媒体是面向西方主流社会的民间商业英文电视媒体，其两个卫星电视频道覆盖北美和亚洲，数个有线频道在美国主要城市落地。同时，我国智库、高校和国企均参与到我国对外传播过程，形成合力，推动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

2019年，笔者作为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成员访问卡塔尔、沙特和科威特。期间，接触国际组织和各级政府官员、学者、记者和民众，他们对我国持友好和赞赏的态度，对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予以高度肯定。同时，也看到部分人士对我国了解不深或存在误解，受到西方媒体错误舆论影响。我深刻感受到，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与我国综合国力仍不匹配，传播的覆盖面和实效性仍比较低，西强我弱的局面仍未改变，并面临着西方的舆论围堵。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媒体、智库和各类组织围绕香港、新疆和西藏议题炮制系列话题，抹黑攻击我国国际形象，损害我国国际声誉，挑拨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持续增强我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让世界全面准确了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理念，以及植根于中国文明而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显得非常重要。

我国正处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社会有热切的期待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奇迹及其背后的文明逻辑。同时，西方反华势力不断抹黑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笔者认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重在精准分析受众和传播内容，以及传播策略和手段，把握讲什么、给谁讲、谁来讲、用什么讲和怎么讲的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背后的文明逻辑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

讲好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开放包容的源远流长史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前不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文物实物向我们展示，在中华大地上各文明超越隔阂和冲突，始终交流、交往、交融，和谐共存。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积极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由此形成了构建世界秩序的天下观和天下体系。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宇宙观、天下观，形塑了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以及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华文明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我国软实力提供了价值支撑。只有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我们才能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人民。

讲好中国共产党艰苦创业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在革命战争时期，无数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无数共产党人恪尽职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增进人民的福祉。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020年，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国共产党从古老的中华文明汲取智慧力量，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因此，讲好当代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故事。

讲好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故事

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始终开发和建设祖国边疆，守护祖国的壮丽山河，形成独特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伟大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在短短的73年时间，中国人民凭借着勤劳的双手和睿智的头脑创造了“中国奇迹”，让这古老的东方大国涅槃重生，重新崛起。中国人民历来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并由此形成了以“和”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理念。倡导人们对自然万物持有仁爱之心，将天地万物视作同自己紧密相连的存在，从而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这一理念与西方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截然不同。这也促成了中国人民独特的天下观和宇宙观，以及有别于西方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文明形态。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国人民千年的奋斗史，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促使世界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文明。

发展中国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始终把西方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作为对外传播的重点。通过长期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推动西方社会对我国产生较深的认知。但是，美西方政府对我国的敌视态度越来越顽固，并始终通过操控舆论抹黑我国形象。在西方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偏见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要更多关注占国际社会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特征和接受习惯进行细分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

由于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始终保持良好的互动和经贸文化关系，当地社会各界对我国持肯定态度。同时，他们本身受到西方的舆论压力和攻击，对我国面临的舆论和外部环境感同身受，能够较易引起共鸣。2019年，笔者访问中东时，多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阿拉伯国家同样受到西方的攻击，有意与中国合作，在反恐去极端化和经济文化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共同抵御西方的压力。这几年，在对外交流和研究过程中笔者明显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认可度日趋增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人权理念渐渐被发展中国家接受和追寻。近期，近百个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否决西方国家提出的涉疆议案，体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对我国的支持。这为我们做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传播，突破西方的舆论围堵提供有利条件。

丰富传播主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一直以来，政府和媒体是讲中国故事的主体。但是，当下媒体技术迅速发展，智库、企业、学术研究机构、民间团体的对外传播功能日益凸显。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尤其需要发挥民间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对外传播功能。

首先，央企海外市场开拓要与我国对外传播结合起来。目前，越来越多的央企走出国门，在海外落地。他们的企业形象很大程度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我国的认知。加之，部分央企的生产活动与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吸收一定规模的当地雇员。央企在当地从事的管理和公关活动，对我国在当地的国家形象的传播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央企应将自己的海外宣传与我国的国际传播有效对接，从国家形象传播的角度设计企业宣传推广，通过投资当地媒体，联合当地企业创办媒体，在当地传统媒体和社交平台发声，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等方式，推动海外民众更好地了解我国。

其次，开展智库交流推动了我国学术话语转化为媒体话语。研究发现，在涉及气候、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以及涉港涉藏涉疆等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海外智库发挥的作用不容小窥。他们通过发布所谓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活动，在国际舆论场设置涉华话题，成为阐释当代中国的“权威”，并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对外传播陷入回应外界设置的议程的陷阱。而目前我国学者的观点却难以进入国际传播领域、并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背后的文明逻辑。因此，要加强国内外智库之间的交流，通过学术对话阐明中国立场和价值，推动我国学者的言论在国际舆论场传播。

此外，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我国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日益发展壮大，他们有丰富的学术和信息资源，并与国外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有较好的沟通渠道，凭借自己的民间属性、较为灵活的话语方式对外传播我国声音，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主体。

最后，我国在世界各地有6000多万华侨华人，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都有20万以上。他们都是具有跨文化交往背景的国际化人才，熟悉国内外舆论环境，掌握当地话语模式和表达习惯，是在海外开展公共外交，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力的重要资源。因此，要发挥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桥梁纽带作用，使其更有意愿、更多渠道积极发声，将是我国传播中华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有力保障。

开拓传播渠道和平台是讲好中国故事手段

当下发展中国家的媒体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传播体系的重要力量，由美英两国媒体“双重垄断”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被改写和重组。例如，《印度时报》已成为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英语报纸，并有千万固定读者。卡塔尔“半岛电视合”、伊朗“波斯电视台”和拉美国家共同并办的“南方电视网”已成为全球电视新闻领域中的重要力量。我们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媒体的合作，通过共同创办栏目、建立信息共享系统等方式，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传播。

2016年，我国吉林日报社联合俄罗斯、蒙古和韩国牵头成立“东北亚媒体联盟”。2017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亚洲总站、华为、TCL共同发起建立了“中国东盟新媒体联盟”。2019年4月，人民日报社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世界各地99个国家的213家媒体加入。笔者认为，在现有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和层次，建立“发展中国家媒体联盟”，构建新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打破西方的媒介霸权和话语霸权。

2012年12月，我国在京设立“中非新闻交流中心”，资助非洲记者常驻北京进行报道。我国可进一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媒体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人员培训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引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媒体在华设立记者站并从事新闻报道。这有助于有效利用和发挥发展中国家媒体的受众资源和平台优势，提升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降低对外传播的风险和投入。

此外，互联网平台已成为对外传播的主渠道之一。我国驻外使节、媒体已在脸谱、推特平台创办账号，借助海外平台传递中国声音。例如，截至2017年8月，新华社已开设了19个语种的48个社交媒体账号，集群总粉丝量达到3720万。我们应进一步加大海外新媒体平台的利用，引导国内各级媒体、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对华友好人士注册海外社交平台账户并开发投入新媒体文化产品和主动发声，在国际互联网领域全方位、立体式的呈现中国形象。同时，要发挥海外华人媒体的作用，通过信息共享和资金支持，将其作为对外传播的有效载体之一。

创新叙述模式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

因所在国家利益不同，各国社会各界关注我国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动机各异。例如，笔者在中东访问时发现，中东国家更关注如何加强与我国的经济文化合作、我国保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众合法权益方面的内容。在近几年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中亚国家更关心“一带一路”倡议对当地带来的经济效应。非洲国家更关心中国企业的投资开发解决当地贫困问题的作用等等。我国对外传播要研究和细分各国受众的需求、动机和接受习惯，采取各国受众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进行定制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以宏大叙事、现实和历史的比较展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取得成就，故事性和感染力较弱。相比而言，海外受众更愿意接受富有故事性的个人故事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需要我们进一步优化完善叙述模式，采用海外受众可接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提升对外传播的影响力。2013年，中联部和央视制作《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通过讲述宏大背景下的个人的故事和梦想，展示中国共产党和无数党员为实现人民的伟大梦想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呈现可敬可爱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形象，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2021年，我国主流媒体连续几个月追踪报道了云南大象迁移并引起全球的关注，很多主流媒体给予大量报道，热赞中国是一个追求人与自然和谐、高度关注环境和动物保护的国家。通过个案呈现我国政府和人民在生态自然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更能直观地体现文明古国的自然观念和文化理念。我们在民心相通上进行宣传报道，形象地宣传共同价值，才能使中国故事打动人心。《花木兰》《狼图腾》《流浪地球》等一系列影视作品将中国题材、中国元素和中国理念与国际化的叙述模式相结合，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和为维护人类文明延续发展作贡献的意志，受到世界各地受众的欢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叙述模式创新，通过展示个人的故事衬托伟大祖国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的现实。将中国立场、中国价值的表达与人类共同情感和追求的呈现有机结合，提升故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通过百年奋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开辟人类新的多元现代化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其中的力量和智慧源泉，中国人民是创造主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以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和接受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创造传播方式和渠道，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编辑   季节）

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深入理解新理念、新阶段、新格局

经过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大规模脱贫和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始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进程进军。怎样认识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变化，要贯彻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构建什么样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如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有全面正确地认识形势和任务变化，才能形成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共同团结奋斗。

首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这10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转变，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直实行着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因此中国在工业化建设的初期，经济运行长期处于“供给约束性”状态。1997年首次出现“买方市场”后，虽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以求扩大内需，但是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以及人民消费由“衣食”温饱型向“住行”富裕型的升级等因素。由此，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里，经济增长仍然过度倚重投资和出口，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长期偏低，生态环境恶化等。实践说明，这种外延型、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工业化即将完成和资源、环境、劳动力约束的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转向以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企业效益为主的内涵型发展。这种转型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就开始了。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我国出口骤降，而消费在短期内又难以提升，严峻的就业压力迫使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导致客观上经济的增长更加倚重投资的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标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呈现新的特征，最主要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即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种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第一，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第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与国际规则的对标；第三，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四，提高经济效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五，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第六，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第七，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未来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把实施扩大内生动力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有机结合。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人才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新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的历史来看，人才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们党始终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从毛泽东提出“又红又专”、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干部的“四化”要求（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江泽民提出“科教兴国”，到胡锦涛提出建立“学习型政党”，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一以贯之，而且越来越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正在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已经从过去的学习、引进为主的“跟跑者”向以创新为主导因素的“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西方对我国的经济科技的遏制封锁日甚一日。增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就显得尤为重要。

党中央一再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构建新的经济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才不仅是科技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最充分地发挥其作用，还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文化、社会、安全、一国两制、外交等各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使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和基层组织，以及9600多万党员的能力培养。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编辑  季节）

推动乡村振兴，必须重振集体意识

我们在农村调研中有一个深切的感觉：尽管乡村振兴已成为全社会的热词，但在农民那里却热不起来。尽管“农民为主体”已出现在文件报刊上，农民这个主体出现的集体无意识是乡村振兴最大的阻碍。

有乡村调查数据表明，当下中国小农户的分散和弱化情况很严重，维系农户之间互助互信、情感连接的社会纽带在一些地方正在消散。这个现象是几十年来多种因素所造成（包括农村人口结构剧烈变迁、家庭规模缩小与分化、农业式微与乡村空心化等等）。现代化的新事物新观念很难植入乡村，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公共意识的缺失。没有相应的公共意识，任何集体行动或合作行动都会事倍功半。

造成农村中公共意识缺失的原因非常复杂。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土地承包制，多数农民是欢迎的，而后国家政策倡导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却一直很难统起来。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统”的困难比那时更多，情况更复杂了。

乡村振兴和乡村产业发展并非单一的经济性问题，必须要发挥好它不可替代的功能，确保国家粮食、生态、文化的持久安全。就此而言，乡村振兴堪称中国规模最大的公共事业。

发展集体经济和重振集体经济相辅相成

在农业农村问题上的公共意识与对农村集体的公共认知直接相关。40多年来，从土地个人承包开始的改革在一段时期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只分不统”的现象。公共事务管理缺失，集体意识的丧失，不仅利益纽带断裂，连情感纽带都断裂了。没有集体意识、集体行动，乡村经济就变成个体的天下，结果是导致了乡村内部明显的贫富差距。

尽管党中央的乡村振兴号召已经昭示了国家政策的调整，但是，那种滥用或拘泥于经济理性人假设、唯经济论的思维方式，仍然制约着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深化，拖了政策的后腿。我们的调研中，四川战旗村是一个突出案例。它最与众不同的就是保持和发扬了历史传承的村民互助互信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在历任党支部书记带领下，村民们继承了艰苦奋斗与集体主义精神，为全村整体致富的目标不懈努力。战旗村也曾一度因集体企业资产的个人股份化而陷入发展困局，是党支部自我警醒，将企业资产收归集体、土地重新集中，以集体规划和运营的方式让全体村民长久获益。

山东烟台市的衣家村、田家村，都曾经是落后村。他们以村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的方式，在环境改造、社会治理、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治乱、治穷，将情感纽带和利益纽带有机衔接，重建村民对集体的信任。河北的南峪村、内蒙的常善村，也都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摆脱贫困的。

这些村的共性，就是把缺失的集体意识、集体组织、集体行动找了回来，重建集体经济，并以集体经济为平台，搞活个体经济。这说明，挽救乡村公共性缺失的力量，就在乡村自身。只要聚集起乡村的集体力量，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集体兴则农户旺，集体衰则农户散。农民有积极性了，乡村才能振兴。

通过艰苦细致生动的教育，逐步恢复农村公共意识

削弱的公共性意识怎么才能找回来？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加强农民教育、干部教育或者说社会教育。

烟台市委组织部之所以能够在全地区推动村党支部领办集体性合作社，首先是依靠对各级干部普遍深入的教育。仪陇乡村发展协会总结了一整套教育农民的方法，形成体系化、常态化的系统，在全县范围孵化培育了一批村级农民合作社骨干和返乡青年创业大户。经过教育，农民和干部转换了思想，加强公共意识，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在教育当中，经验传递很关键。结合实践讲案例，实践者之间互动交流，专家学者参与研究总结，都是有效办法。战旗村的成功，村庄民主治理的形成，就是在几十年实践中自我教育、互相教育积累的成果。

我们正处于制度创新的时代。基层农民正在不懈地探索适合乡村产业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意识的重建是最艰难的部分，也是传统小农通过组织化而扬长避短、变弱为强，踏上乡村产业现代化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环。 

乡村产业是有公共性的产业

目前乡村产业的业态散，而且多为小规模经营，但是它根植于县域、有乡村特色和人文背景，与自然资源紧密相关，所以天然具有连接小农户的能量，能提供就业机会、创造新的收入来源、遏制贫富分化。特别是搭上多种类型农民合作组织这个载体，乡土产业就能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推动农民共同富裕上，发挥规模化的作用。

我们不能仅以单纯的经济视角看待乡村产业的价值，仅仅以对GDP、税收的贡献要求和评价它。近年来，人们对社会发展平衡和谐、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乡村产业的发展要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

乡村产业连接小农与市场的作用值得重视。例如，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联合会通过镇村一体的服务网络，将小农最需要的生产、经营、购销、消费、信用等综合服务直接送到千家万户，通过互助合作的分配原则，让所有参与主体获得相应的劳动所得。这种服务组织化、规模化的方式比较奏效，2020年年底经棚镇就实现了脱贫摘帽。经棚镇联合会专职工作团队全心全意下乡入户为农民服务；他们自办超市，将消费品送下乡，支持乡村新业态，将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拿到超市售卖，以城乡大流通网络满足乡村大多数小农户最迫切最普遍的生计需要。这是货真价实的公共服务。它表明，农村公共服务并非局限在扶贫济困、安老助孤等方面，乡村产业的融合行动背后有着强大的公共意涵；农民共富、城乡融合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嵌入了经济意涵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

公共品的有效提供并不是只依靠市场机制。善用政府补贴，发挥乡村治理和乡村环境文化方面的功能，为农户提供公共服务，都是公共机制在发挥作用。它增强了农民和村集体的主体性，促进了乡村产业更有效地发挥经营效率。

在发展农村产业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忽视其公益性或公共性的存在，甚至将它与商业对立起来。我们常常会面临如下的“双重尴尬”：论公益性、公共性和农民组织化，只能在乡村治理和社区服务方面讨论，而在乡村产业方面就不能提，因为后者是经济性的；论经济性，则要与“现代化企业”对比，比较利润率等指标。这样的观念妨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认识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发展乡村产业的实践中，提供与维护整体性公共利益的机制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机制缺一不可。两者良性互动与平衡互补，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将公共利益机制撂在一旁。在乡村产业事业中，公共性或非营利性往往与经营性同时并存，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关联、互相循环和互相促进的互嵌关系。

乡村集体组织应该定位为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形式，乡村集体经济应该定位为具有公共性的经济形态。

乡村休闲旅游业开发应该体现村庄资源整体性

乡村休闲旅游业可以拓展农业农村功能价值，也能够创造较高价值，所以在国家关于乡村产业发展规划中，将它专列为一个大类。国家要求乡村休闲旅游业要突出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推进主体多样，引导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文旅企业及社会资本等建设乡村休闲旅游项目”。

实际情况是，这类项目受到下乡资本的青睐（能通过谈判获得较大面积的土地），又是有显示度的大规模项目，遂成为各地产业振兴的首选。这导致：（1）类似新一轮圈地，农民土地被买断，难以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2）项目建设耗费大笔资金，建成后往往人流稀疏，参与各方须承担亏损；（3）下乡资本将绿水青山从村庄切割出来搞“大观园”卖票独享，与村庄和村民发生利益冲突或对立。总之，目前下乡资本建的休闲旅游基地，并非按照国家要求的乡村产业去建设，而是走“高大上”路子，成为与乡村脱离的“飞地”。

我们所调研的案例却不一样。同样是休闲旅游、同样是企业进村建景区，四川成都汪家村的“拾里庭院”，是受村集体委托，对闲置资源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的驻村企业，和村庄融合为一体。村民还在原地生活，不需要让农民与土地房产分离，不以生产与生活间彻底分离作为旅游业经营的前提条件。前来经营的商户成为新村民，他们将部分营利通过驻村企业交给村集体，按照村集体受托统管的资源份额进行分配；村民由驻地企业统一组织成“帮帮团”服务商户。住商融合，利益一体，关系融洽，而不是“飞地”。历经3年的运营后，目前企业实现损益平衡。可见，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利益分享制度安排，是休闲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根基。

邻近北京野三坡景区的南峪村，过去一直是贫困村。中国扶贫基金会“百美村宿”项目进村后，投入1200万元资金，将村民的闲置房屋建成高标准村宿，还帮助村集体成立了全体村民参加的农宅旅游合作社，引入专业企业，发展村宿休闲旅游。外部投入的公益资金转为村宿资产，由全体村民共同持有，村民每年从村宿经营利润中得到分成。这样带动了村民自办民宿的热潮，很快实现了脱贫致富。

战旗村的村集体，拿出土地经营收益中的一部分部分建立了公共设施，包括“乡村十八坊”“壹里老街”“豆瓣馆”等多个平台，为身怀技艺的村民提供展示乡土特色工艺的舞台，叫响了“唐庄布鞋”“战旗酱油”“先锋豆瓣”等多个乡土特色品牌。村集体与多方主体合作建设了农耕博物馆、乡村振兴学院、游客中心、生态田园等设备设施。它将休闲旅游与生态环境、农业体验、文化教育、健康养生等要素相结合，形成了有鲜明地域特征和乡土气息的村庄景区，具有很强的辐射力。

目前，乡村文旅正在趋于饱和。人们认识到脱离农业的“单边”旅游业模式有风险。消费者前来购买的是综合的消费体验，其中文化消费含量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前途且能抗风险的农村文旅项目，需要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自然禀赋与更多文化元素和人工创造的结合，需要整体营造。

以上三个案例，尽管投入方主体不同，经营模式也有差别，但它们具有以下共性：一是兴办的主体与村集体密切相关（或就是村集体主办）；二是都以发掘乡村自主性价值、为村民和集体带来更多的收益为目标；三是注重乡村多元素整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一二三产融合、以服务型为主体的产业经济体。最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力量如何与乡村集体、与村民与结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协同合作、共商共建的治理体系。

农民合作组织应当贯彻为农服务的公共意识

国家发布的政策文件，将在农村副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业态化的乡村产业，规范解释为“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只是现实中“产业链条较短、融合层次较浅、要素活力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乡村产业缺乏规模化效益，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需要解决的普遍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要因产业制宜地建设农民合作组织，并将为农服务的公共意识贯彻于工作的始终。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村域、镇域和县域范围，就都能通过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上的潜在优势，实现乡村产业的规模化效益。

例如，战旗村在村域范围内建设农文商工旅的乡村产业联合体，实现了丰富多彩的多业融合的聚集性规模化发展。这种做法一是适应该村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战旗村有几十年积累的集体组织的领导能力和在村民中的威信。他们的乡村产业联合体以村庄为载体，不断吸引外来资本和城市人才加入，形成具有区域辐射力的规模化的效益经济。产业链条短、融合层次浅、规模不足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健全的村庄集体经济为载体，以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综合推进的方式加以解决。

内蒙经棚镇的乡村产业，主要是涉及大田耕种的生产服务和小农户销售土特农产品的多业态经济活动。一种方式是土地集中经营，用农业机械实现代耕代收的规模化托管服务；另一种方式是分散经营，农户家庭生产的各色农产品各自进行销售。集体和个体两种经营方式同时存在，这在农村本是很难融合的。经棚镇的做法是，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组建镇村一体化的组织网络，将农户、村民小组网格点、村网格点无一遗漏地纳入网络，实现全覆盖，镇联合会组织系统与各村委共建村级服务站，作为中间层运营网格点，形成了乡镇领衔直达农户家庭的服务信息流直通车，各项服务都能搭上这班车。集中经营的关键是小农户同意将土地委托给镇联合会作保障，分散经营的关键是小农户不惜售，愿意将土特产交给镇联合会送到超市售卖。可见，无论集中经营还是分散经营，主体都是农户，关键是做好小农户的工作。回应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帮他们争取最大价值，他们才会真心参与。

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在几十年的乡村服务中，在县乡村三级都进行了探索。在村级合作社，用产业基金贷款等方式支持小农户养母牛，帮助村域合作社取得金融贷款的规模效益。在乡镇和片区做分站和网络，主推技术服务和合作互助的理念教育，支持大农户以一户带几十小户的方式传授养牛技术，让技术的推广传播规模化。在县一级则设立养牛大户与合作社共建的联合社，养牛业各环节——饲料生产、配种、饲养、犊牛交易等，都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小户养母牛生下犊牛，卖给大户要比到外地市场买卖更合算。县联合社搭建内部交易市场，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在县乡村各层级不同的环节，坚持选择适合的经营方式，不强求规模，不要求统一，以效率最优为原则，实现了差异化的最优产业规模。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要呼应农民需求

农村基层党建很容易走向形式化。活动搞得很热闹，标语上墙符号进村，但是党员活动走不到村民心里，党建和乡村振兴始终两张皮。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第一是思想上认为发展农村经济要靠个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乡村治理则靠财政资金和项目，乡镇尤其是村一级党组织最多只是保障这些事按部就班做好。二是上级党委对基层党组织的检查，重在对具体工作任务的考核，追求留痕、获奖，而非实质效果。

农民购买农资贵，所需生产性服务没人管，产品卖不出好价钱，农民缺少本地就业机会，村里公共服务没有集体经济支撑……这些都是农民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把发展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作为农村基层党建核心内容，创造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崭新形式。党支部通过组织农产品销售，组织对村域各类资源的整体利用，在专业合作社设置集体股，实现集体收入稳定增加，实现村民入股资金和劳务的分红，推动村民共富、村庄和谐。

内蒙古经棚镇党委作为融合党建的组织者，组织各涉农部门党组织一起在镇农民合作发展协会设立产业和服务党组织，把村集体经济组织纳入服务体系，一起为农户提供质优价低的生产性服务，服务公司利润在合作制构架下，分给农户、村集体，协会仅拿一定比例的服务收益。

经棚镇和烟台市善于创造农民集体行动的机制，设定基层党建的核心内容，改变基层党建的考核监督方式，推动农村基层党建向实向深发展。基层党建搞好了，村民和基层党组织心连心，村庄发展和国家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就衔接在一起了，村庄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国家发展的根基。

农民需求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我们农村基层党建如果蜕化为仅是给钱给物的活动，那就不是党建工作的拓展，而是将党建工作窄化和矮化。党建工作要给农民求富求发展的活动“塑魂”，要给乡村经济发展以宽阔的思路，需要结合实际，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和农民的需求呼应，让乡村党组织成为引领农民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和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

带头人非常重要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没有产业留不住人，没有人发展不了产业。

一些村庄闯出了新路，走在了前面，那些有思想有作为的村支书就是乡村振兴探路的富矿，需要探路者们认真地通过挖掘和思索来凝练。

2018年战旗村高德敏书记给习总书记汇报时，总书记夸奖：“战旗飘飘、名副其实。”高书记的突出优点，一是政策学习能力强、抓政策机遇抓得准。2007年，他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本村实现土地出让收益1.3亿元，带领村党支部启动对以土地资源为主的整村资源的系统化运营，后来又引进了一个商业服务综合体。二是自信不盲从。战旗村名声在外，来自各方面的要求与建议很多，高德敏始终坚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立足本村实际和既定发展蓝图，坚持实事求是，每一步都融入总体规划，让资源发挥最大限度效益。

汪家村书记刘华杰，2017年选上村委会主任时，全村基本只有普通农业，没有集体经济收入。他善于学习，不耻下问，硬是用学习精神和合作诚意，打动了有意下乡的某旅游公司与村庄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使汪家村在短短三年一跃成为成都市乡村振兴的十大成功案例之一。

青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青年最具朝气与活力，他们在乡村的前途事关乡村振兴的成败。在振兴农村探路者中，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例如领办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镇级联合会的专职总干事刘从威，还有从村支书进入地方国企当老总负责经营的王志伟。第二类是深度参与村庄发展担任部门经理的青年，例如战旗村杨明学、汪家村李中丽、内蒙克旗经棚镇蒋秋月。第三类是返乡青年，例如兴办养牛场或民宿，发展家庭经济的年轻人，有四川仪陇县的袁兆明、河北涞水县南峪村的李金华。第四类是城市青年入乡创业，如四川源素轻旅公司董事长李彪。

烟台田家村的杨春华是莱州地区商会的会长、企业家。前些年他被镇书记动员回村，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以“治穷先治乱、致富靠打算”的思路整体谋划，从抓村民组织工作入手，动员青年、乡贤、妇女成立志愿团队，聚拢人心，扭转村民内斗、各行其是的顽疾，逐步打开局面，再进一步发展乡村产业，走上了良性循环。

四川源素轻旅公司董事长李彪是一个有天分的城市青年企业家，他设计规划的汪家村试验，将乡村闲置资源连上大数据和智慧系统，以城市支援乡村文旅产业的方式，为衰败的乡村找到一条新路。李中丽得知自己的家乡汪家村由李彪带队并有一整套乡建试验方案，就抱着学习的想法投资加入合伙人团队，并任中级职务。她积极组织本村村民加入“帮帮团”，推动农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镇级联合会的专职总干事刘从威回乡多年，干过几乎所有门类的工作，他最后给自己定位在镇联合会的开拓创新者，正在为乡村的土地和项目托管忙碌着。

他们的故事，可能会对今天返乡入乡在乡的青年带来很多新的启发。第一，是个人创业还是集体创业，是本地创业还是异地创业。李中丽的例子说明，参与一个共同创业的集体可以解决很多个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如知识、项目、资金、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欠缺，获得快速成长。本乡创业优于异地创业，返乡创业能利用本乡本土人脉关系和乡情温暖，如果参与创业集体还可搭建组织农民对接市场的第一层阶梯。

第二，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哪里来，谁来帮助青年解决困难。在这些案例中，资源的来源和获得的支持帮助，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来自集体性的农民组织。其次是外来力量的支持。汪家村案例中，支持李中丽的外来力量是本地驻村企业，他们需要本地人去和农民打交道，所以很愿意培养李中丽这样的返乡青年。南峪村李金华和坪阳村王志伟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扶贫基金会这个外来的社会公益组织。仪陇袁兆明的支持力量来自本地公益组织——仪陇乡村发展协会。三是来自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这种支持大部分会先进入农民合作组织或者公益组织，再通过它们的渠道给予返乡青年创业支持。养牛大户袁兆明所得到的养牛贷款，一部分来自仪陇协会的扶贫小贷，一部分来自经仪陇协会的过桥贷款，即协会帮他获得农业银行的征信，从而得到政府贴息的大笔贷款。

第三，如何提升青年的创业能力。袁兆明参加仪陇协会组织的农民教育学习平台已经5年多，现在担任县养牛联合社的技术部负责人，不仅给小农户的母牛配种，还走村串户给60多家小农户传授饲养技术，全是义务服务。他说要感恩协会和免费教他技术的师傅。对农民的教育不能用资本思维，而要用公共思维、公益理念来培养返乡青年。

要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就需要带头人和组织体系。乡村内部如果产生不出来，就要外力支持。外力要能撬动内生动力，相互结为一体。

（编辑  杨利红 宋斌斌）

    或许谁都没有预测到，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三年之久；在2020年成功抗疫之后，今年我们又面临更大的挑战。百年未有之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新冠疫情、经济疫情、社会疫情、政治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疫情交织叠加，让我们看到一个正在飞速变化的世界，并且这种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抗疫是世界各国的制度竞争。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的抗疫实践证明，我们为世界多个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疫情下美西方均受重创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近3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目前已超过6亿，死亡达600多万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累计感染人数超过9600万人，相当于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107万。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一次疫情中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再看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新冠肺炎疫情重创。

    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已然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24万人；累计死亡5226人。中国每百万人的死亡人数是4人，而美国超过3000人。我们的成就与他们相比，是近千倍的差异。

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在哪里

    中国的表现令世界吃惊，为什么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中国之间出现这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美西方国家对新冠疫情大都采取开放的态度，好像是风平浪静了。实际上，从2020年以来的疫情数据看，美国是“躺不平”的：2020年上半年美国确诊人数是26万多人，下半年1700多万人，2021年下半年为2000多万人，而2022年上半年感染人数竟达到3200多万人（虽然死亡率有所下降）。而且到2022年上半年发病人数最高达3200多万人，这真是触目惊心。

   从美国的数据看，到现在还无法有效控制新冠疫情，当然中国是例外。从最初的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到后来的德尔塔毒株，再到现在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全球已经历了5波疫情的冲击，其中第三波死亡人数最多，而第五波疫情中美国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人，占累计确诊病例的近一半。所以，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放开”的程度、如今的奥密克戎依然会对人类社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从以上情况看，西方国家是“躺不平”的。疫情一来，他们也要尽力设法控制住疫情，但又无法像中国这样做到动态清零，结果就是一遍遍地被疫情肆虐，毫无招架之力。这种表现与他们发达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

中国抗疫交出完美答卷

今年以来，中国遭受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最严峻的考验。2020年武汉保卫战期间，全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8万左右；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内地累计确诊人数已达到24万左右，病例人数的增加主要发生在今年。另外还有60万无症状感染者。

今年6月1日，上海市宣布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标志着持续了176天的大上海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在这期间，上海累计确诊6万例（平均每天300多例），累计死亡588例。当然，北京、深圳也做得很好。再对比韩国，韩国累计新冠病毒感染者超19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死亡人数也很多。中国的抗疫确实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由于动态清零的政策，我们让发病人数极大地下降了，持续的时间也极大地缩短了。因为严格的防控措施，我们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为14亿人口提供无差别的疫情防护网，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凝聚力和信心由此倍增。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正确有效

    不可否认，控制疫情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抗疫已经成为持久战。不少人提问，如此高昂的抗疫成本，我们的抗疫行动还能持续吗？毕竟抗疫成本大头是由政府出，各个国家都一样。2019年美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22.7%；2022年就上升到33%（其中抗疫投入超过7万亿美元）。因为抗疫，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下跃升10个百分点。法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19年的46.3%跳到2020年的52%。相对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最低的，因为我们有能力迅速控制疫情。

    美国在抗疫中既没有免费检测、免费疫苗，也没有免费救治，而这些中国从一开始都是免费的。我们通过实施动态清零方针，迅速地控制住疫情、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是全球抗疫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断地给全世界提供抗疫物资，包括口罩、检测剂、呼吸机、疫苗等等。世界抗疫实践证明，动态清零的方针是正确的、有效的。在这样的大灾面前，我们得病和死亡人数少，保护了亿万人民的健康，而且保持了较低的财政赤字，从而有条件采取有效措施提振经济，维护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未来的抗疫道路中，我们仍将不断地调整优化抗疫的方式方法，但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是不变的。  

         抗疫是现代化成果的一次大考  

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这次抗疫是一次公平检验国家现代化成效的大考。这次疫情也让我们思考：如果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都不能保护人民生命健康，那么现代化的意义何在？在这一次现代化的大考中，我们答的是闭卷，成绩优异。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前现代化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大家通用的是西方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现代化”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现代化就成了“美国化”的代名词。

中国式的现代化跟西方的现代化是不一样的。我理解，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随之重构的与新的生产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革故鼎新，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更有意义，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借鉴样本。

    中国的现代化是系统的重构、制度的再造。我们找到了人间正道，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应对新冠疫情中，西方现代化国家做不成的事情，中国却可以不断地取得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它充分阐释了中国所拥有的超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中国式的现代化意义是非凡的。它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从三个维度上实现了现代化：政党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政党的现代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其间经过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和奉献、一代代中国人的不懈奋斗，今天它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华大地，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让当代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它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和先进的文化。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认识再指导实践再认识，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法宝。

中国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中国的抗疫行动，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疫人民战争。在疫情刚开始发生时，中央就迅速决策、抓住疫情防控的先机，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这就是我们抗疫中党的指挥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系统的、全方位的抗疫斗争。这场抗疫的人民战争一直保持了战时的状态，仅在202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20次会议，疫情不断变化，它就不断调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今全世界最睿智、最有力量的领导集体，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形成强大合力，党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解决世界难题，编织了最为绵密坚强的疫情防控网，迅速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跑赢病毒，同时无论病毒怎么变异，我们都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中国抗疫的秘诀，也是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抗疫方法。

党中央拥有卓越的执政能力、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抗疫是这样，脱贫攻坚是这样，我们现代化的建设亦是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地把我们传统制度中好的一面发扬光大，把中央统一领导和鼓励地方探索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中央把握好方向和政策，又让地方因地制宜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是党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思想方法在制度层面的体现。

制度的现代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颠覆了人类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让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新中国发展奠定了现代化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弱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当然，一个新制度从诞生到逐步成熟，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实现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把远大的目标和近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统筹谋划总体战略和具体战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每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在干中学、学中干，无论是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医改还是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世界难题，我们都解决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的能力。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它的独特之处。西方国家基本上是先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富裕之后再完善社会建设，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福利等。而新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革命与经济建设同时进行，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建设，通过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实现现代化扫清了障碍，我们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独立自主的财政体系。

（1）新中国成立后向全世界宣布，废除旧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把原来那些丧权辱国的债务全部废除，轻装上阵。

（2）新中国刚成立时，基本是一个农业国，现代工业非常薄弱。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伟大目标，我们建国初期在主要工业部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搞工业化建设，同时在农村推广实现集体化，1958年在全国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体制。通过这种方式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从而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以较低的管理成本，尽可能提取经济剩余用于工业建设。工业化实现后再给农民以反哺性回报。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干部队伍基本保持了艰苦朴素、廉洁高效的作风。

到1978年，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能力也初具规模。改革开放后着手调整经济结构，让人民生活水平得以逐步提高。

（3）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财政收入逐年下降，这就影响到医疗、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1994年，我国启动了分税制改革，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得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因税源减少，难以承担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基本运行费用，由此各地出现了“土地财政”。我国土地财政的前提是土地公有制（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这是中国革命成果；正是由于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得以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才支持了我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美西方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制度红利。当然，土地财政是以大规模建设的需求为前提，所以其作用是有时限的。

中国的现代化，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完成任务的规划，这个制度具备很强的包容性、灵活性和开创性，而且在不断进步；虽然在前进中不断遇见新的问题，但也在不断地解决问题。美西方的制度曾经是最先进的制度，但缺乏与时俱进。我们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我们可以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优化。

人的现代化

在这次抗疫中，中国人展现出一流的国民素质：科学理性、遵纪守规、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积极乐观、不屈不挠等。这是非常可贵的精神气质，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2020年武汉封城76天，解封后我去那里调研，就为市民们良好的精神状态所打动。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国民应有的素质。它与西方社会自私自利、反智、反科学、“躺平”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贫穷的中国人被西方视为愚昧保守、民智未开、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那时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人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的死亡率超过20%。

人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力资本，是现代化的核心；教育和医疗发展要不断投资，而投资教育和医疗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和专业人才。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想提升人力资本。中国现代化探索出人力资本跨越式提升的新路子，并不是靠巨额政府资金，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动员组织群众，大家的事大家办。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建立就是一个创新——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参与相结合。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最独特的医疗系统。它符合医疗卫生的规律：全国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战争，中国迅速地控制住了恶性传染病，在全国建立了三级预防保健网，每个县都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防疫站，形成一个医防融合的体系。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解决农民基本的医疗需求。“六二六”指示直到今天都具有世界意义。为什么新中国能用很少的资源就解决老百姓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读后欣然赋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同样可以形容我们今天的抗疫斗争，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抗疫作出了贡献。只要真的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就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

如果只是医疗部门在那里治病，那是“下医”，“上医”是治人治国，不是治病的。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把国家的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一个奇迹，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健康绩效。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了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表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展65年所取得的辉煌成效。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不仅保护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也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看教育体系。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人口80%以上都是文盲。政府提出了12年扫盲计划，开展扫盲的群众运动。到1979年，10亿中国人入学率和发达国家达到同一水准，1979年人均预期寿命达68岁，教育得到普及，拥有10亿人的人力资本跟发达国家水平相当。这里特别要强调，中国妇女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妇女地位也因此大大提高。所以完全可以说，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奇迹。

中国的社会革命和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妇女的解放事业，妇女的地位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男女平等”写进了宪法。男女同工同酬，“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标志性的大众口号。毛泽东主席在总结农村合作社经验时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几乎是最高的。

教育、健康、生育率、妇女的解放，这些环节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推动着中国的人力资本不断地提升。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普及高等教育了。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制度优势，想方设法提升人力资本，发展教育和医疗，实现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人力资本的上升，既为中国发展奇迹作出了贡献，也是一切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人口从5.4亿增加到14.12亿，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时的35岁升至今天的77.9岁。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的制度优势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1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美国一超独大，傲视全球，它的制度越来越为少数人服务，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均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美国过去依靠在全世界薅羊毛、割韭菜来满足国内的需求，但现在外化无力、内化无能，没有办法改革自己，出现严重的锈化与僵化，进而导致负向循环。美国疫情的完全失控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点。

中国的制度优势与西方恰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萃取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思想、先进理念，顺应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是对大多数人利益高度负责任的制度。尽管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态，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吸取国外先进的东西，不断地发展壮大。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从“道”上，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术”上，我们追赶上了工业和商业文明，就是当今现代化潮流。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超级国家，拥有最强大的领导，不断实现政党的现代化，拥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现代化的人，所以中国实现超越是必然的。当代中国所创造的新的文明，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借鉴了近代人类文明所有先进的内容，百年奋斗又让中华文明升级换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的形态，是新世界的希望。

（编辑 杨利红 宋斌斌）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探讨了当年闽东地区如何摆脱贫困落后面貌。习近平同志在书中表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20年之后(即2012年党的十八大)我国启动脱贫攻坚战的坚实思想基础。三十年之后即2022年，我国已经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彻底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迈上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

这部著作深刻论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农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并对如何巩固和完善这一体制进行了系统论述，特别强调了发挥“统”的功能的重要性和途径。要把双层经营体制优势发挥出来，需要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角度深刻认识“统”的制度优势，纠正阻碍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的错误观念和举措。

《摆脱贫困》关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观点

    1990年的闽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农业经济比重很大且分散落后。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为闽东地区指出了念好“山海经”、发展大农业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他高度重视与发展大农业相匹配的农业农村经济制度建设，要求闽东地区处理好农村大包干之后“统”与“分”的关系，注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摆脱贫困》一书首先对闽东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区情作出了科学判断。该书开篇写道：“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贫困地区，显得更为步履艰难。”[①]但同时，闽东又“是念‘山海经’，发展大农业的好地方”。[②] 寥寥数语，既阐明了闽东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源，又展现了闽东农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二是明确闽东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同志研究问题和推动工作的基本方法论。在深入农村基层调研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发展大农业，指出了闽东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面临的制约因素：（1）农民与土地圈守一块，自给自足，备受自然经济束缚，难以投身于商品经济生活中；[③]（2）分散的、单个的农民家庭很难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④]（3）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放松了“统”的功能，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现象，表现为集体经济实力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收入渠道少。[⑤]

    三是分析集体经济实力薄弱的原因；主要是在指导思想上忽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积累和发展工作，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⑥] 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经营和“归大堆”的区别，放松了“统”的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结果是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⑦]

四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大思路。首先要端正对发展集体经济实力重要性的认识。有人认为，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针对这种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

发展集体经济实力，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化为切切实实的行动。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确立“统”与“分”的辩证观；第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第三，积极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具体形式和路子；第四，建立、健全积累与投入机制；第五，实行优惠政策，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创造外部环境；第六，加强领导，改善和强化农村经济组织，增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机能。[⑧]习近平同志还要求，要以县为单位，制定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规划。

   农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优势再认识

    习近平同志1988年6月到福建宁德地区工作。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给每一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要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践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直至今日，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停留在书面和口头表态上面，必须有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习近平同志要求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正是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在“三农”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改革开放之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明确要求，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体现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落实在行动上，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那么，具体到“三农”工作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答案：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农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⑨] 它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过去我们在讨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制度优势时，往往片面强调“分”的优势，而对于“统”的制度优势则认识不到位，甚至有的人把“统”作为人民公社体制残余对待，主张一分到底；这才导致农村改革中出现了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问题普遍存在。严峻的现实给我们提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认识“统”的制度优势。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新明确什么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最先取得的制度性成果就是推广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经验，其实质是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时主要是指生产队，即现在村民组的前身）经营自主权，[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与集体经济组织相对应的独立经营主体；利益分配基本格局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就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由来，时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称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这项制度有三个要点：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向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正是靠这一改革成果，我国长期被压抑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了解放，实现了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很快解决了农户温饱问题，也大大缓解了我国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短缺难题。

对于这一制度优势的认识，过去几十年，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只注重了“分”的优势，却忽视了“统”的优势是什么，以及如何体现出来。“统”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农村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就是凡是能够坚持当年创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初心的农村，都比那些一味强调分的农村发展得更好。比如，广东省清远市有个叶屋村（村民组），35个农户，900多亩农田。为了解决农户承包地分割细碎带来的土地撂荒和农户贫困问题，该村在村民组长带领下，经过2009年近一年的反复民主讨论，决定重新收取承包费，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和农道建设。由此，叶屋村从2010年起就做到了农户承包地集中连片，不仅有效解决了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还解决了邻里矛盾、增加了集体积累，一举甩掉了省级贫困村帽子，跨入富裕村行列。

从“统”的角度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优势可归纳出以下三点：

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了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无偿获得土地的权利，切实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做到了农业领域的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零成本结合。这是“统”的制度根基。农民从集体获得土地，才会产生依靠集体、维护集体的愿望和行为。在叶屋村，自发改革前，一些老人户没有能力耕作却占有大量承包地，导致土地撂荒，而娶进媳妇添了孩子的农户却土地很少，劳动力闲置浪费。通过改革，他们重新按人平均分配土地，新增劳动力无偿获得了土地，农业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

二是农业中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利益和谐统一。承包户作为集体成员，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上缴承包费，集体有了经济收入后用于为交纳承包费的农户服务，首先是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其次是改善农户生活。土地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以承包费——其实就是普通民事行为中的租金——确立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说明农业领域的市场经济关系已经确立起来。租金用于为交租金的经营者们提供统一经营服务，这就彻底消除了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地主－佃农”利益对立关系，经营者使用自家劳动力完成农事作业，也消除了“雇主－雇工”的利益对立关系。这种土地经营制度，是基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经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生产关系，为高效率利用农业资源，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是为现代乡村治理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制彻底消除了土地私有造成的两极分化，为土地权利人人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底色。在这个基础上，集体的土地资源如何发挥出更大效能，如何给集体和集体成员带来更多的收益，要通过集体成员民主协商进行决策。叶屋村自发进行改革，是经过35户代表会议反复讨论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不会仅仅讨论土地问题，还要讨论村庄整治、伦理道德、邻里关系、教育、文化、卫生、生态等诸多事务，制定乡规民约，等等。所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过程。

综上所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确如习近平同志所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体制。其主要制度优势不仅仅是“分”，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统”上面。可以说，只讲“分”，只能分出个低水平、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统”才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统分结合”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挥“统”的优势要勇于破除私有化误区，增加集体积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11]可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今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缺乏统一服务功能的农村集体至今还普遍存在，如何把“统”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还说：“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12]应该说，只讲“分”，忽视“统”，集体经济薄弱，是重大体制机制弊端。要发挥双层经营“统”的优势，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突破固有观念及相应的体制机制。

（一）破除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旗帜鲜明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

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薄弱，与过去的一些农村改革举措不利于集体经济巩固和发展关系极大。1987年，贵州省湄潭县在一些专家指导下，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农村改革试验，[13]其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承包地固定到现有承包户，永远不再调整；今后土地如何经营乃至于是否流转、撂荒，都完全由承包户自行决定，与发包土地的集体不再发生关系，等于集体事实上不存在了。按照这个做法，农户普遍认为土地就是私有了。从事后披露出来的相关文献看，试验的主导者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搞市场经济就要彻底改革这种制度，把土地产权清晰地固定给农户。

按照湄潭试验搞农村改革，集体经济事实上彻底瓦解了。湄潭的做法推广后，农村再讲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主要是靠我们党在政治上对农村的领导权，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今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必须从理论到政策来一个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反对土地私有化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多次强调，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不能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减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14]

所以，农业部门领导干部和相关学者应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认真反思一下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认识是否端正，是否认识到了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特制度优势，是否敢于正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造成的种种弊端。

（二）“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并长久不变”是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基础，不是推行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的借口。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视察安徽小岗村时指出，农村改革的主线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如何处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最佳处理方式。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深化农村改革大原则和底线。

那么，如何理解长久不变的“关系”？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农村改革历程就不难明白，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关系”是指生产关系，也就是像当年推广小岗村大包干经验那样，是为了调整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农业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如果承包户手中的承包面积乃至承包地块长久不变，必然产生一些农户因为人口老化或就业选择等多种原因不能或不想耕作土地现象，造成耕地撂荒和粗放经营。这一现象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出现。而且，这样僵化地理解党中央的政策，直接损害了农村家庭新增人口的利益，导致这个代表农村未来希望的群体对土地和集体不再拥有基于利益的亲和力，村庄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长久发展的活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更是对年轻农民脱离农村、脱离集体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所以，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该是指土地集体所有制长久不变，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长久不变，集体向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长久不变。否则，让农户把“长久不变”理解成土地私人所有，土地撂荒集体也无权干涉，农村改革就犯了颠覆性错误。巩固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发挥“统”的功能，应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由干部群众民主讨论决定。广东叶屋村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为全国农村树立了榜样。

（三）科学区分“集体提留”与“农民负担”，让土地集体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和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物质保障。

土地的位置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归谁所有，一方面要看国家法律规定由谁支配使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土地产生的收益如地价或租金归谁占有使用，也叫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2005年，农户都要按照“留足集体的”承包制约定，每年向集体交纳土地承包费，体现了集体的土地所有者权能，表明在法权关系上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是，从2006年起，农村完成了税费改革。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从国家政策层面取消了农地承包户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三提”是指土地承包户交给村组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共同生产管理费；“五统”是指土地承包户交给乡镇政府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益事业费），农户不再因承包集体土地而交纳各种费用；不仅如此，国家征用农业用地的补偿款和承包地流转租金，在大多数地方也完全归承包户占有。这样，集体土地所有权就失去了经济上的实现形式，集体也就随之失去了所有者权能。

面对农村集体出现的经济窘境，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区分集体提留与农民负担的关系。从当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衷来看，农户向集体上交“三提五统”费用，是为了集体拥有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能力。但由于当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剥夺农村”局面，各级财政向农村的投入很少，无法覆盖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只能挪用“三提五统”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让集体提留蜕变成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后，少量农村像前述广东省叶屋村那样，农民集体自主决策向土地承包户收取承包费，用于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才恢复了集体提留的本来面目，形成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利益和谐统一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对集体提留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他写道：“在积累方面，首先要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土地有偿承包，使各项集体提留真正落到实处；其次，要完善专业承包办法，逐步解决承包费过低，集体收入下降的问题；再次，要完善集体企业各项承包指标，逐步实行集体承包和全员抵押承包；第四，要推行全方位提留，凡从事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务各业的个体农民，应按照纯收入的情况，确定合理提留的比例，向集体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公共积累；第五，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优势，增加劳动积累。总之，应通过发展各业生产和各类服务，积极开拓积累途径。”^[15]

习近平同志还高度重视集体积累的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问题。他写到：“要搞好农业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则要注意正确处理四个‘软件’：一是要使农村干部和群众真正懂得，扩大公共积累不仅不会改变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政策，而且有利于家庭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他们自觉地关心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积累的壮大。二是要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否则，扩大经济积累就难以顺利实现，原有的一些积累也可能会被破坏掉。三是要划清合理提留和强制摊派的界限。在尊重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搞好提留，防止资金流失。四是要管好用活公共积累。要把积累用在帮助农户解决农业生产中紧迫性问题上，用在办农民迫切要求办的公共福利事业上。要严格财务制度，取信于民，坚决杜绝少数人侵吞公共积累的现象。”^[16]

习近平同志之所以高度重视集体提留形成集体积累，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要求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集体经济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不仅可以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还可以发挥调节作用，某些方面个人收入过高时，可适当增加集体提留，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当部分农民靠诚实劳动仍无法脱贫时，可以凭借集体经济实力对其实行物质上的扶持。

从事“三农”工作的领导干部，可以把《摆脱贫困》一书作为破解“三农”工作难题的经典来读，对照书中有关双层经营体制“统”与“分”辩证关系的深刻论述，扪心自问，是否真正认同，是否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真抓实干了，干得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三农”领域的领导干部和相关理论工作者，有必要以参加伟大斗争的姿态来一场“三农”领域的自我革命，主要是排除土地私有化论调对农村改革发展的干扰，坚决纠正只讲“分”不讲“统”的片面性错误。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三农”领域领导干部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上来，尤其是每年数以万亿元计的财政涉农资金用于扶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把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让亿万农户在发展个体经济的过程中得到集体经济的强有力支撑，同时也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那么，农村必将彻底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编辑 杨利红）

从组织特性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四种类型

以公共性为纵轴，经营性为横轴，可将农民集体组织划分为四种类型（表1）。其中的公共性，指集体组织举办经济、社会、文化事业以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有效程度；经营性，指的是为实现公共性采取的市场的、半市场的、公益慈善的等多种经营方式组合的有效程度。

第一种：人民公社制集体。

人民公社集体的公共性强，经营性很弱，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其实现形式即组织方式、经营方式、分配方式都是单一的，表现为集体占有、集中经营、集中生产、集中分配。这类集体现已不再存在。

第二种：村庄自治集体。

村庄自治集体的公共性和经营性都比较弱。我国目前大部分村庄属这一类。尽管有了宪法规定的村委会，尽管在免除农业税后大部分省份都给村两委的干部发了月津贴，但是仍然没有可用于产业经营的村集体资金和有效资源。相当数量的一些村因无人愿意干而常年选不出村干部。国家曾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想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力量，但非但未能改变现状，反倒还要多花气力解决这些村官任期结束后的再就业问题。

这种状况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有较大改观。尤其脱贫攻坚全国规划将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都一一入账，全国派出几百万干部入县、下乡、到村助力脱贫。截至2020年年底，所有贫困县摘帽，所有贫困村出列。但依靠外力脱贫的村庄缺乏内生动力，农户与集体的疏离问题并没能克服，可持续发展堪忧。

第三种：股份合作制集体。

股份合作制集体是以股份制强化了经营性，但公共性并未上升的一类村集体，其特征是村集体组建村社合一的股份合作社，推动了经营性资产的开发。这类组织更近似股份公司。

出现近公司性质，大都因为这些村庄毗邻城镇或就在城镇且脱离农业。村集体成为因“脱农入城”而失地的农民的靠山。这些农民大多受上世纪90年代乡村集体企业向着私人、个体方向改制的思潮的影响，甚至他们本人就是改制时将集体资产化公为私的获利者。这类抽空了集体精神内核的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一些人为自己和为个体向国家争利的招牌。

第四种：社区合作制集体。

与前不同，社区合作制集体是兼顾公共性和经营性的集体。它既有“社”又有“区”的概念。“社”指的是社群，即“基于强烈的人际互动关系构成的相互信任的一个群体……在发展中的经济体里，表现为通过血缘和地域性姻亲关系捆在一起的典型的群落和村庄。”[1]

其实，1978年改革之前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尽管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还存在。历经30多年改革后，农村曾出现基层管理上的真空状态。基层组织，无论村两委还是合作社，都更像是政府行政机构或政商合体的延伸。村社传统消失了，乡里空间萎缩了，“通过紧密的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来引导成员进行自愿合作”的社区性农民合作组织变得十分罕见，社会被“通过基于价格信号的竞争来协调逐利个体”的公司组织、“通过政府命令来强制人们调整资源配置”的行政组织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这就是上文列举的第二、三类村集体的现状。

社区合作制集体重在“社群”即人的集合，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双赢，即“义利并举”。在乡村变革中，笔者认为，有一类曾被误认为股份合作制的集体其实应划归第四类。前文所述的村党支部领办村社企合一的农民集体合作组织应属这类。尽管这些村集体都设有村股份制合作社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不过，他们的股份合作社一没有将村集体资产以股份全部量化到村民，二没有把股份只当作为分红利的工具，三没有只顾生产不顾生活，四没有干部贪腐，侵占集体和个人利益。这些村集体的股份制是为壮大集体资产的项目做融资的，不但注重村集体资产建设，集体收入来自多种途径，而且尤为重视集体收益的分配。收益的绝大部分都用于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集体福利，从而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所以，这些村集体建设的，其实是1984-1987年中央提出的具有新型集体经济性质的地区性或社区性的合作经济组织。

例如，始建于2007年的陕西礼泉县袁家村集体经济源自小吃街。村集体发动全体村民办小吃作坊，100多种小吃村民各自认领，村集体择优选定一家，以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村集体鼓励各作坊自设股份制，吸收其他作坊入股。村集体收益来自无形资产品牌使用费和集体资产入股分红。集体分配方式中专有一项是为利润微薄的作坊（如蒸馍作坊)补差，补到年收入10万元。村集体设定同类生产单元的收益底线并予以保障，以“损有余而奉不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智慧经营村庄，正是这种社区集体规制推动袁家村形成相互持股、各得其所、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经济。

再如2008年起步的何斯路村。10年间村民年收入增长了9倍，村集体收入从欠债到年收入2000多万元。而村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一不靠外来资本建厂筑楼，二不靠卖地租房，而是自我振兴的田园革命。他们引种薰衣草，古法酿酒，通过整修古迹、绿化荒山、清理废墟、修池建塘、栽花种树来改造环境。村集体将收益重点投入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改造、运营支出和文化福利。优美的生态人文环境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会务、摄影团体纷至沓来。而为其配套的食宿、交通、伴手礼等服务和产品统统由村集体带动村民自造自营解决。他们依托薰衣草研发的衍生产品70余种，不是全发给工厂生产，而是推动家庭作坊手工生产，村集体优质优价出售。为提升村民素质，村集体办起了每日晨读和功德银行，将全村农户善言善行记录在册并积分表彰，积分到一定量后就可凭借其信用值在银行获得无抵押贷款。这样的社区合作集体让老村民获得感满满，还吸引了十多户城市人全家落户成了新村民。

前述县乡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社)，是将乡镇范围内的大部分甚至所有村庄进行资源整合、资产建设的社区合作组织。它较好体现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制度框架。它以镇村两级组织的方式覆盖全体农户，以专职团队与村委、合作社相结合，提供生产、信用、供销、社区一体化服务，服务团队与农村各主体尤其农户关系密切，送服务也送温暖，将整个社区凝聚成利益和情感共同体。所以，它们也应归属社区合作制集体。

集体经济的辨识：推进真正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如何区分合作社与股份公司

目前尚存在概念的混淆。将出资股与投资股、股份合作社与股份公司混为一谈是其中突出的混淆。出资股是个人参与合作事业的凭证（后被称为身份股），[2] 而投资股是针对项目的个人商业投资，常用在合作金融和加工事业。股份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实现形式，股份公司是企业而非合作社。“成员民主制、按惠顾返还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3]是国际合作社联盟百年未变的三项原则，股份合作社的内部业务、分配和治理达不到这三原则的，必须转为股份制公司。[4] 若用这三原则衡量中国的股份合作社，违反者颇多。例如城中村股份合作社的社员，不参与任何劳动，就因“天赋资产”坐享分红。当按劳分配被按股分配挤出，资本报酬成为唯一报酬时，这种合作社与私有的股份制公司就完全没有了差别。

合作社股份制如何区别于公司股份制？当下而言，区分资格股和投资股，资格股不分红，投资股设项目股份制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盈利才可分红，严禁以满足社员分红需求为名摊大成本、降低效率，侵占集体和个人资产，才是正途。

如何认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差异

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异同，一直存在争议。笔者依据实践经验的判断是，中国的合作经济其实是公私融合的关系经济，而非产权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式的，私人经济非单纯的个人产权经济，而是与家庭、家族、亲友密切相关的关系经济，由关系的连带形成一种“集体”的“公”。这方面，沟口雄三关于东西方甚至中日两国的合作机理因“基体”不同而不同的观点很值得关注。

合作社集体与村集体不同。前者是人的自愿组合，没有地域和财产限制。后者是以国家法定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为前提，以地域为界限而形成的特定群体组织。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在1983年和1987年的文件中，没有提集体经济组织，而是采用“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社区性、综合性”，“乡村合作组织”的提法。这表现了中央当时想用合作经济改造公社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改造公社集体组织的政策构想。

合作社集体中，专业合作社和综合合作社还有所不同，综合合作社有社会功能，资合与人合并举。专业合作社往往只有经济功能。不过，目前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帮扶的几百家合作社中，相当一部分顶着专业合作社的牌子做综合合作社。正是他们付出的努力，一砖一瓦地改善着本社区的社会基础结构。

合作经济另一表现形式是协会。日本、韩国农协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会都是协会，吸收了当地乡镇社区90%以上的农民，其“组织与功能设计为政治性、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兼具的多目标功能，且各目标间可收连环互补功能之效”。[5] 另外，这三个基层农协体系都可容纳专业合作社（台湾地区称产销班），都依照合作经济原则进行惠顾分配。

从公共性上看，合作经济系互助性经济，较集体经济更靠近私人经济；集体经济的共有程度要超越合作经济，更靠近公有经济。经营方式侧重上，合作经济侧重成员之间相互扶助，强调互助合作，按交易量分配；集体经济侧重成员的整体意识和综合利益，强调集体共建、按成员权利分配。在产权规定上，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性资产、企业等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的集体产权，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合作经济的载体即合作社产权由多人投资形成，是私与私连带形成的共有产权。

当下，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经营性功能的成熟，合作经济的范畴在延伸，不再是原初单纯和单层的互助性经济，而演变为包涵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多元混合体。集体经济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演变为涵盖私人经济、互助合作经济、公益经济等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组织多种的综合性社区经济。总之，现代社会中，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相契性在增加，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存在交集。

如何辨认集体经济组织

中国的集体经济组织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具继承性，今天是历史的延展。笔者认为，改革创新就是允许多方探索，应在坚持必要原则[6] 的前提下于实践中择优选择。

目前，作为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必备步骤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成员，^[7] 作为其按股共有和按股分红的依据，走的是资合而非人合的路，似可商榷。其目标是要摆脱集体资产看似“人人有份”、实则“人人无份”的状态，变“共同共有”为“按份共有”，[8] 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享有分红，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9]

这是牵涉如何认识集体经济组织根本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法律和社会实践中，‘共同体’与‘共有体’是集体所有的两种典型形式，有明显区别。”“‘共同体’偏向于社会学和政治学概念，成员对共同体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 也承担均等义务，对外负连带责任。而‘共有体’偏向于经济学概念, 与《物权法》中的‘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相对应”，“‘按份共有’要求把整体的权利完全分割到所有成员，按份分享权益, 分担义务。对共有财产除协商处分外, 各共有人对自己的份额可以出卖、赠与，并可继承”。[10]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到底是共同体还是共有体呢？在集体组织内部, 集体资产产权的属性是集体公权，每个成员不可分割地共同占有，不能量化为成员份额。否则，按照市场股份制通行规则走下去，集体就可能类似企业一样破产或通过成员决定解散。另外，目前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组建股份合作社明显重在按资分配，如何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笔者看到有些试点将成员股分出劳动贡献股，似在探索新的出路。只是，股份制是私有制下高效的经济工具，要想移植到公有制的确很难。可否走出一条社区集体共富共融的新路？这些均有待进一步探究。

不过，按照“按份共有”理论改革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现已准予股份继承转让，以适应农村人口就业居住频繁变更和流动的大趋势。这样走下去，不出两代人，集体即使不解散，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和行为也将消散，集体经济组织就会名存实亡。按照期待集体组织承担和发挥的功能做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并付诸试验，制度设计可考虑把集体组织成员的保障和福祉权利与新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开，新发展强调参与贡献，旧福祉可持有和继承，但含金量要随时间衰减。资源价格涨价归公，即归于真正参与集体经济建设的在地成员。为此，集体组织在地成员有话语权、选择权、决定权是关键。

总之，新型集体经济及其组织是乡村振兴改革创新的主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成为管长远、管根本、管全局的重大制度安排，从实践到理论就应允许长期坚持的多样化探索。

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必由之路

对中国而言，乡村的重大价值还在于乡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的根。乡村不仅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重大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将乡村振兴矮化和窄化为经济事业，将乡村振兴视为政经分立、政社分立，都是错误的。只有理解乡村具有多元统合的长远价值，有独立发展、自主成长的基因，才能认可乡村的独立存在。这种存在和发展需要社会性的载体，它就是一种“人的集合”的集体。抽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人的集合体具有与天、地类似的自然性。顺着它，就羽翼丰盈；违背它，就日渐凋敝。

中国的乡村制度上千年来一直是经济、社会、文化的治理统一体。乡村中有公田、公祠、义学等集体性资产，有里社、保甲、宗族组织，乡绅不仅兴办义塾、祭祠，还可赈灾济贫、催征，仲裁民事纠纷，还参与乡里事务管理。今天的好村庄无一例外都弘扬了乡贤领衔与民众互助的社区合作传统。

从现实看，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是土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制度的必然。国家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税费政策改革又规定将村集体土地分包给农户的地租全部留给农户，那么，这就断绝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来源。土地地租不仅是短缺经济时期村集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城镇化进程中，其效益更是被放大无数倍。村里没了收入，村干部工作津贴、村务运转费用和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等费用只能由国家承担。但是当经济跨越了短缺阶段，进入新时期，城乡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困局时，各地纷纷出现超越基本需求的一般需求和超额需求，国家不应也无力提供。面对新时期，改革阻碍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国家与乡村集体之间的法治关系，才能推动乡村整体跃迁到富足经济时代。

今天，富足经济已经走入信息时代，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在从物质生产演化为观念生产，^[11]从而让工业时代彻底改观。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的成效全球公认第一，显然不是依靠物质力量，而是国民对“家国一体”观念的高度认同，以及在抗疫行动中通过各类有形载体无限加强和自我升值这一观念而实现的。决定观念产生的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用观念武装起来的人。[12] 正是有一批甘愿为村民奉献的村集体带头人带领群众，坚决摒弃那些脱离村民消费需求，盲目追求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观念，唾弃那些背离公共利益、个人利益至上、无视道德伦理的行为，才能够开拓出乡村集体经济的一片新天地。

乡村振兴要树立怎样的观念？乡村集体追求的是社区范围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村民福祉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人均GDP。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恪守中道，处理好公私关系，坚持义利并举，不走极端。

当前，阻碍乡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是观念。迄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政府官员，一提及农村集体，他们就认为是走回头路、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他们不认同要确立乡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地位，也不认同推动这类组织发展才是乡村振兴的主题。还有人一谈及建立与人民公社不同的新型集体，就直指股份合作社，村集体资产全部折股量化到全体村民，其效果是村集体只能做资产管理，却难以独立经营。[13] 还有的人将乡村振兴视为简单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认为只要实现了农业规模化、体系化、资本化、效率化，就大功告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和社会资源被大量投入涉农的市场竞争性行业，包括对大规模土地流转项目实施倾斜。更有甚者，将乡村振兴直接“一分为三”：经济增长靠农业农村部拉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公共品靠国家补给，财政部按清单统一提供；基层治理保稳定，乡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多给村民分红、满足经济利益，达到无刑事案件、无上访告状就算保职尽责。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努力创新者屡屡碰壁，本本主义者常受嘉奖，得过且过者日子安逸，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从何而来呢？

当集体缺乏独立运营的主体性，没动力没能力做经营，不能依靠集体经营振奋和团结村民振兴村庄时，乡村振兴就成了一句口号。人们关注点还是聚焦于通过竞争性产业的利润获得摄取私利。更糟的是，各地视年经济收入达5万元、10万元、20万元的村集体占比为实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绩效指标。[14] 但据笔者多地考察，这些数据大都是制造出来的。这种做法不但蒙混上级，还让农村基层再次刮起浮夸风，被假大空笼罩。甚至还由此总结出所谓集约化发展的创新模式：即将国家财政投给村集体经济的资金打捆，投入短平快的企业项目做股份，要求投资项目必须以每村红利5万元为分股红的最低标准。再将预期分给各村的红利作为村集体收入向上报账。至于企业是否达到了这个效益并分给各村，则无人细究了。尽管难题、困惑、阻碍多多，但总有矢志推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人们知难而行，攀岩而上。一些村之所以同时设立集体资产管理运营公司和股份合作社，之所以采用个人代表集体资产入股公司或合作社，甚至以个人身份担保贷款给集体投融资，都是在当前体制机制下的应对之策。

乡村集体经济的探索还将继续

为什么当前中国乡村特别需要集体经济？为什么乡村振兴一定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说到底，取决于农民是否真正需要它。农村集体经济是否能为乡村家园的幸福提供非常必要、但眼下十分稀缺的帮助，包括政府做不来的，企业不屑于做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做不了的，但对社区生态保持、农民生产生活、维护社区关系和发展潜力实属必要的服务。这正是乡村集体经济存在的价值。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集体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一直被政府和社会担心和怀疑。而在这些年的艰难探索中，不论有多少困难，总有一批人多年在乡村坚持走自己的路，屡战屡试并获得了局部成功。这些成功者的意愿很质朴，就是不负乡亲，造福乡里，建设家园。他们以自身为村庄的导电体，连接政府和市场，将个人能力与社区建设智慧地相结合，创造性地绕开重重阻挠，探索出无数攻坚克难的办法，百折不挠地屡屡尝试，让人惊叹不已。应该说，这些真心为乡村长远幸福而奋力搏击者并不在少数，且来自四面八方，还在不断在增长。他们的热忱、努力和坚持甚至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乡村振兴的召唤下，这样的一股社会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他们勇敢面对多领域、多目标、多要素错综交织的复杂局面，为乡村集体经济探路的伟大事业，必因他们的努力而弘扬光大、传承下去。

    （编辑 杨利红）

当前，民主、自由、人权等已经成为国际思想舆论交锋的焦点。而围绕民主的话语权争夺和政治较量，不仅是概念之争、学术之争，更体现了大国之间的制度之争、道路之争。

世界政治中的民主之争，关乎发展道路，关乎人类命运。在国际上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较量中，我们首先应坚持正确的民主观，坚定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加快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风范的民主话语和政治叙事体系。同时应加快提炼和传播中国政治价值和中国治理理念，解码中国之治，弘扬中国之学、中国之道。还要切实澄清民主、人权、自由等被西方垄断、混淆并用滥了的政治概念，突破以美国为首的昂格鲁-撒克逊政治圈层的舆论围攻和价值围剿，打赢这场政治和舆论攻坚战。我们相信，历经国际政治斗争风浪的洗礼，中国政治文明将更加美丽绽放，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将更加多姿多彩。

世界见证美式民主之衰：民主失灵、治理失效、输出失败

西式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统治，是金钱政治，是寡头政治。西式民主有着先天性基因缺陷，经过两三百年的演变，始终没能洗去其阶级差异和种族歧视的印痕。

冷战结束30多年来，西式民主严重透支、过度超载。以选票为导向的西式民主操作系统漏洞频出，政治软件程序携带并传播病毒。加上金钱、传媒、种族、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西式政治基因蜕变，西式民主已经异化变质。选举变成了“选主”“争主”“乱主”“烂主”。大选变成一场政治下注、情感赌博和权术赌场。西式民主演化成几年一次的选票市场、选举闹场、政客秀场。在这种赌博性、表演性的民主秀场之上，人民主权被改造为人民被动地选择“统治者”，民主的实质也被分解为简单的、碎片化的选举操作。

近年来，西式民主在理论上走入极端，在逻辑上陷入悖论，在实践中落入泥潭。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深陷经济和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2016年以来，伴随着民粹和排外浪潮的冲击，西式自由民主陷入空前困境。2021年1月，美国国会山暴乱，彻底撕下了美式民主“国王的新装”，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式民主的乱象和丑态。

冷战结束以来30多年间，“民主”一词被西方阵营强行垄断并蛮横地滥用。在西方阵营内部，民主赤字化、异化、劣质化。在西方阵营之外，民主被绝对化、教条化、工具化、简单化、武器化。然而，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现实刺破了西式民主的伪善和完美神秘表象：非西方国家因照搬西式自由民主而政治乱象频发；西方政治阵营暴露出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痼疾。这些都彻底颠覆了西式自由民主的种种神话，击碎了在少数西方大国不断煽动下所泛起的诸多“民主泡沫”。

冷战后30多年的历史表明，世界政治动荡的乱源在美国。美式民主模式失灵了，美式民主对外输出失败了，美国频打民主牌失效了。有着基因缺陷、又身染政治病毒的美式自由民主神话破灭了，在全球实施民主化改造的战略破产了。美国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式软实力大幅度缩水，国际形象与政治影响力大跌。如今，西方世界不得不承受“民主赤字、社会撕裂、政治对抗、治理失能”之累；俄罗斯等所谓转型国家不得不承受“全盘西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之害；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承受移植西式民主失败、民主异化变质和劣质民主之苦。

世界政治发展规律深刻证明：民主是历史的、发展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唯我独尊，将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将民主变成称王称霸、肆意打压他国的工具。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独断霸占，将民主垄断化、私有化，变成强行出口、普遍适用的操作软件或灵丹妙药。

人民至上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起点和政治本色

以国家为关怀，以人民为依归，这是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本色和政治品格。中国发展民主始终是从全体人民根本需要出发、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为指针，而不是“穿外衣、照镜子、摆样子”，更不是比照他国，为了取悦外人。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中国民主的本质特征和深厚的底色。

当代中国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全新的、科学的、正确的民主观。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是新时代中国民主观的本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坚持好人民观、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逻辑起点和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群众路线视作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守民心、惠民生、聚民意、汇民智、解民忧、护民权，在治理实践中全面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宗旨和价值。

民主真不真，根基在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源泉和政治底气。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民之治，对民主制度的评价也应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标准。

民主好不好，民生最重要。中国民主的人民属性不是虚的或空的。一切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民主是实实在在的，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促进民生就是民主，发展民权是就是民主，守护民心就是民主，疏解民忧就是民主，倾听民意就是民主，汇聚民智就是民主。简而言之，中国发展民主就是为民、富民、安民、顺民。

中国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是自主型、内生型民主，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发扬民主、践行好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和重点。因此，中国之治是人民政治，是良政善治，是国泰民安，是安居乐业。

民主假与真，关键看民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民众中享有超高信任度，这是世界上一些国家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并羡慕不已的。2020年7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稳步攀升。这项名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民众2016年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2022年5月30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发表文章称，由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和德国拉塔纳数据跟踪公司开展的调查显示，受访对象中83%的中国人认可中国是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这就是人民民主在当今世界行得通、走得稳的底气所在，也是中国之治的力量和源泉。中国民主有真、实、行、好！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充满价值自信、政治自信！

全新的民主观、全新的发展路

中国的民主是当今世界一种全新的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人民民主，代表了当今世界上一种独特而全新的民主观，走出了一条全新的政治发展之路。

中国的民主是自主的、内生的。中国民主的历史历程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相一致。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民主不能脱离主权而存在，失去主权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有的只能是被外部主宰的傀儡式民主、殖民化式的宗主国操控式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保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赢得了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础。

中国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辅相成。民主政治不是空中楼阁，不能脱离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阶段，不是单行道，也不能单兵突进，而是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并存并行并进。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不断提升，也是党领导人民民主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最好证明。

中国民主的全要素、全过程保证了民主是广泛、真实、有效的。中国民主不是周期性、间歇性的投票，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广泛权利的民主；是融合了选举、协商、监督、参政议政等诸多环节和形式的全方位民主；是重视民主形式和民主效能相互统一的高质量民主。西方式“民主”片面地强调竞争性选举和票决，是对民主形式的过度简化，也是对民主实质的阉割和扭曲。

中国民主全面纵横畅通、形式丰富多样。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中国的民主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实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衔接、民主程序与民主成果相统一、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相促进。这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也有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既有政治民主，也有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既有立法民主，也有执法司法为民，等等。

民主就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全过程民主意味着民主的所有要素、所有环节都发挥应有的效能。比如，中国的重大立法和决策都是经过民意征集、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民意经过听证、函询、座谈、网络问政等多种方式，被广泛纳入决策程序中。

再比如，中国正在加快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不断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各个领域的协商民主建设。尤其是基层协商民主的蓬勃发展，在基层群众中深入开展的类型多样、范围不一的协商活动，有效发挥了协商民主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疏解民忧上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主的全过程运作，切实防止了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缺少真实地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避免了政客在选举时轻易承诺、漫天许愿，选举后抛诸脑后、无动于衷的现象。全要素、全过程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切实地实现当家作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本经验。

以质量和效能为先，发展优质民主

民主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服从于人民需求，由人民来参与实践，由人民来检验。中国全新的民主观和民主道路，体现了中国独具优势的国家治理能力，突破了西式民主既往的发展模式和逻辑框架，大大推动了政治发展进程，为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和动力源泉。

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将民主比较叙事的重点放在实践成效和政治效能，更加关注民主质量。优质民主以主权安全、政治秩序稳定、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为前提，政治制度的吸纳整合能力与人民权利的有序扩展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而劣质民主破坏政治稳定，影响政治效能，激起政治对立，进而引发社会混乱，导致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阉割了民主应有的内涵和本质。

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是高质量的和真实有效的。民主不是用作摆设的装饰品，而是要解决人民所期望解决的问题。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建设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发展实效为目标，长期不懈地查短板、补漏洞、抓整改、促提升。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人民民主建设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凸显出真实性、有效性。高质量的民主本质上就是真实有效的民主，真实性、有效性则系于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的彰显。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最新概括，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结晶。以民为本的当代中国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正确的、科学的民主观，是当今世界上全新的民主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创造。

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清晰，实践做法多样，现实效果良好，是真实、广泛、高效、全面的高质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成长在中国大地上，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吸吮着中国大地丰厚饱满的历史文化营养，鲜花盛开，绽放光彩，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中引人瞩目的靓丽景观。

（编辑 碣石）

我将2022年6月28日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对照着第八版进行了比较，以了解防疫政策及体系的最新变化。

       表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第九版比较

我们先看看国家卫健委颁布前几版的时间：

2020年1月中旬，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同年1月22日，发布防控方案第二版，1月28日发布第三版，2月6日发布第四版，2月21日发布第五版，3月7日发布第六版，9月11日发布第七版。

2021年5月11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

新版本能够反映病毒变异的特征、新的科学发现及实践、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积累的经验等，并更能契合现阶段中央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提出的要求，包括精准防控、最小化经济社会代价等。

《第九版》对《第八版》的更新和修改的内容

1. 总体要求：增加了“坚持科学精准防控”“进一步加强源头管控”“提高监测预警灵敏性”“以最短时间、最低代价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表述，核心是强调精准防控，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关系。这体现了今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的精神。

2. 流行病学特征：主要介绍奥密克戎变种。《第九版》里，围绕新冠病毒，主要描述的是奥密克戎的情况，明确说明奥密克戎具有潜伏期短、传染性强、致病力减弱的特征。

3. 疫苗接种：扩大接种范围。《第八版》强调要做好重点人群里18周岁以上人群的接种；《第九版》将范围扩大，鼓励3岁以上“应接尽接”，18岁以上进行加强接种；并提出要重点提高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等重症高风险人群的全程接种率和加强免疫接种率。但疫苗接种还应“坚持知情、同意、自愿原则”，没有强制接种。

4. 公共卫生管理体系进基层：政府要求并组织在村（居）委会建立公共卫生委员会。

5. 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的发现报告：

——强调总的原则是“逢阳必报、逢阳即报”；

——对初筛阳性人员，要求“出具检测结果后2小时内进行初筛阳性报告”（这是为了判定阳性人员为“确诊”还是“无症状感染者”。《第八版》无2小时内的时间要求）；

——“确诊者”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治疗，“无症状感染者”转运至方舱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6. 附件中新增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初筛阳性人员管理指南》，对于单管初筛阳性、混管初筛阳性的处理有明确规定。

7. 聚集性疫情：调整定义，一周内2例即触发。《第九版》规定，一个星期内，在同一学校、居民小区、工厂、自然村、医疗机构发现2例就算聚集性疫情；在《第八版》里，14天内5例及以上才算。这是为了适应奥密克戎传播力超强的特征。

8. 多渠道监测预警：强调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是《第九版》的关键字，同样是为了适应奥密克戎传播快的特征。《第九版》要求，“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汇总多渠道监测信息，开展综合分析和风险研判，提出风险评估结果和预警响应建议，及时向社会发布疫情信息和健康风险提示”。

9. 医疗机构就诊人员检测：增加了抗原检测手段。延续《第八版》要求，对所有来看病的发热或可疑患者及其陪护都要开展新冠核酸检测，《第九版》则规定“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对上述人员进行抗原检测”。

10. 增加对风险职业人群的精准防控：

第一类是涉外或与医疗相关的：

——扩大了人群范围。《第八版》规定了特定的涉外部门，譬如进口食品冷链监管人员；《第九版》将“与入境人员、物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都划为风险职业人群；

——大大增加核酸检测频度。《第八版》要求对这些人群每周一检；《第九版》则要求每天一检。

第二类是人员聚集或流动性强的从业人员：

——扩大了人群范围。《第九版》增加了酒店、商场超市、装修装卸等行业；

——增加核酸检测频度。《第八版》要求对这些人群“每周抽样检测”；《第九版》则要求每周全员两检。

11. 重点机构和场所人员检测，要求只要辖区内发现1例就要全员检测，后续每天还要抽样20%。这些机构和场所包括幼儿园、学校、养老院、医院、车间、工地等。《第八版》只要求对这些人群进行每日健康监测。

12. 增加了对集中隔离场所和医疗机构定期进行环境核酸监测的具体要求。

13. 进口物品及环境监测，更强调“进口”概念。《第八版》说的是“物品及环境监测”，《第九版》增加了“进口”，说明主要还是输入风险。

14. 疫情处置：强调联防联控的机制建立与启动。《第八版》说疫情出现后如何分区分级管控，《第九版》的表述是，要在疫情发生后“激活”指挥体系，“迅速完成常态和应急机制转换”；要“以地（市）为单位成立前线指挥中心，省、市、县联防联控机制协同联动，扁平化运行，统筹调度资源”。

15. 对确诊病例的处理。

——转运目的地增加了方舱医院。《第八版》和《第九版》都规定，确诊后两小时内要转运确诊者，《第九版》规定要送到“定点医疗机构或方舱医院”；

——治愈出院后，居家健康监测被缩短为7天。《第八版》要求出院后继续14天医学隔离观察。

16. 对疑似病例的处理：排查手段大大简化。单人单间隔离（未规定地点）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两次间隔24小时）即可排除。《第八版》要求到定点医疗机构去排查，除了连续两次检测阴性外，要求“且发病7天后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IgM和IgG仍为阴性”方可排除疑似病例诊断。

17. 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处理，《第九版》与《第八版》差异非常大。

《第九版》的无症状感染者：

——到方舱医院隔离7天；

——考虑Ct值的核酸检测。最后两天进行鼻咽拭子核酸检测，如“两次核酸检测N基因和ORF基因Ct值均≥35”（即虽然结果呈阳性，但判定没有传染风险），或检测结果为阴性，即可解除隔离。如不符合，则继续在方舱医院隔离至符合条件止方可出舱；

——期间不需强制进行其他检查；

——隔离结束后进行7天居家健康观测。无症状感染者最快“7+7”就可以离开这个闭环体系。

《第八版》里的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

——核酸检测结果必须连续阴性：连续两次检测为阴性方可离开（不考虑Ct值≥35的情景）；

——隔离期间还应当做血常规、CT影像学检查和抗体检测；

——解除隔离后应当继续进行14天的居家医学观察并于第2周和第4周到定点医疗机构随访复诊。

在《第八版》里，无症状感染者最快“14+14”才能出闭环周期，要做若干检查，而且第2、4周后还要到医疗机构复诊。显然，这增加感染者负担，耗费医疗资源。

18. 对出院/舱后“复阳”者的处理，《第九版》有专节，《第八版》则未涉及。

《第九版》里，出院/舱后，即使阳性，只要没有症状，核酸检测Ct值≥35，就不用管理。但如果Ct值＜35，就要综合判断传播风险，根据对传播风险的判断确定管理方案——例如确定密接者。但《第九版》规定，对这种情形也不需要确定“密接的密接”。如果有症状的，例如发热、咳嗽或CT出现肺部影像，就要送到定点医疗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核酸检测Ct值≥35，仍然不需要对密接者进行跟踪管理；如果Ct值＜35，有传播风险的，就要判断密接，但仍然无需判定“密接的密接”。

所以，对待既往患者与对待初筛阳性患者是完全不同的，所涉及的防疫实践与常人理解或想象的对新冠病人/阳性的处理偏离很远了。

19. 要求加快流调周期。《第八版》要求“尽可能在24小时内完成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个案调查”；《第九版》明确要求“阳性人员复核确认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个案核心信息调查，24小时内完成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新的标准说明我们的流调能力大大提升。

20. 流调：规定了疫情大暴发时的应对情景。“当疫情进一步发展，病例数明显增多，出现社区持续传播，传播链难以理清，且社区已划定为中高风险区实行封管控措施管理，流调重点调整为掌握病例的基本信息、发病时间、首次核酸检测阳性时间等，用于密切接触者追踪和疫情发展态势分析。”这意味着，如果出现大的暴发，就不能按精准防控那样去做精细的流调了。此时，流调的目的需要改为社区数据监测。

如果社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对于新发的感染者又要恢复到精准流调。

21. 对密接及风险人员的判定与管理：强调精准判定，给予一定的灵活性。

22. 新增了风险区域划定及防控方案。《第九版》新增了相关小节，界定了何为高、中、低风险区。高风险区原则上以居住小区（村）单元划定，判定为高风险区后，居民享受“足不出户、上门服务”；连续7天无新增病例即可降为中风险区；中风险区连续3天无病例即降为低风险区。此外，明确说明“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为低风险区”，并要求低风险区人员离开所在城市也应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第九版》里，专门制定了《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

这套机制实行之后，个人行程卡上的星号意义就不大了，因为星号非常容易造成“一刀切”。在新机制下，所有流动人口本来也应该有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健康信息用健康码即可反映。

23. 新增了“风险人员协查管控”部分，这与异地旅行高度相关。

——要求疫情发生地/流出地一旦发现感染者、密接、密接的密接及中高风险区域人员流出后，要在2小时内向流入地发出协查单；协查方收到信息后要快速排查，对每个人员落实到位，并在24小时内反馈给疫情发生地。这里，主要发起责任在疫情发生地/流出地，但也要求非疫情发生地主动排查中高风险区域流入人员。

——对不同风险区旅居史人员的处理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1）有7天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采取7天集中隔离，7天5检；（2）有7天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采取7天居家隔离，7天3检；（3）有低风险旅居史的人，进行健康监测，3天2检。确立统一规则后，可防止各地层层加码。

24. 新增了对区域核酸检测的规定。根据疫情情况，快速、高效、有序地组织区域性检测，确保各环节流畅，不致延误防疫战机，同时还要避免检测导致的交叉感染。区域检测能力不足时，可以用抗原检测作补充。《第九版》新增加了《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场景下区域核酸检测策略》。

25. 提高了人员转运速度。对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立即转至定点医疗机构和方舱医院”；对密接者则要在8小时内接送到集中隔离场（《第八版》为12小时），强调做好车辆的组织调度，“坚决杜绝将感染者与密切接触者共同转运”。

26．隔离管理。

——明确规定地市为单位，按照60间/万人口储备集中隔离房间（大城市、省会城市、口岸城市还要酌情增加），并对隔离场所的组织、安排及物理条件等提出了要求；

——居家健康监测：由于居家健康检测是新版防疫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九版》附件《新冠肺炎疫情隔离医学观察和居家健康监测指南》，相对《第八版》增加了居家健康监测部分的篇幅。主要围绕社区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增加了登记造册、监测信息收集、核酸检测、环境清洁与垃圾处理等具体内容。

27. 新增加了“溯源调查”内容。要求针对来源不明的病例，围绕人、物、环境，迅速展开溯源调查，关注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同时注意保留证据。

28. 疫情信息发布。奥密克戎传播快，疫情发生后，当地联防联控机制应于5小时内发布疫情、风险区域等相关信息。

29. 入境人员管控：改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同时进行7天5检+3天1检。《第八版》原则要求入境人员进行14天隔离医学观察。这个政策将增加中国内地与境外的人口流动。

30. 入境物品食品管控：细化了对进口冷链食品的管理，新增加检测发现阳性物品后的处理规定（包括封存、消毒、信息共享、物品处置等），对接触物品的阳性人员要求进行连续两次核酸，高频接触人员7天居家健康监测，等等。

31. 增加了涉及境外入境人员、物品的“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的小节。要求对他们加强管理（包括落实居住闭环管理），脱岗后还要进行7天集中或居家观察（“X+7”模式）等。

32. 增加了“口岸城市疫情防控”的小节。要求口岸城市健全疫情防控机制，强调“人物同查、人物共防”，防范境外人员或物品通过口岸输入疫情。这部分涉及涉外作业人员及口岸的内容，都被补全增加到《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疫情防控要点》中。

33. 重点环节的防控。明确“重点人群”的定义，要求对其闭环管理：对“高暴露风险的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警察、保安等职业人群”落实闭环管理。

34.对重点机构的防控，增加了针对企事业单位的表述。“大型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等可采取弹性工作制；重大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可采取封闭管理、减少非关键岗位工作人员数量等措施”。

35. 重点环节防控的核心是常态化。《第九版》将上一版附件《重点场所、重点机构和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总体升级，增加了较多内容。尤其是将按低、中、高风险区来确定防控措施改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36. 组织保障部分，增加了新的表述。

——“指挥体系”部分，要求“加强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成立转运隔离、社区防控、核酸检测、流调溯源、区域协查、口岸防控等专班”，增加了“提级指挥”的说法，强调要“信息共享”；

——“信息支撑”部分，增加了收集“隔离点管理”相关信息；

——“能力建设”部分，增加了“转运车辆”。

此外，《第九版》的14个附件内容做了部分更新，还增加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初筛阳性人员管理指南》《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场景下区域核酸检测策略》3个附件。

对《第九版》调整的一些小结

1.微观方面：

（1）“快”。《第九版》从病例及密接人员的转运、流调、信息的发布到核酸频率等都体现出“快”字，以适应奥密克戎传播力强的特征。

（2）“精准”。专注对有风险暴露的重点人群、机构、场所的防控，更加细化了方案和指导，通过对重点人群加强防疫管控，保护更广大人民群众。

（3）“严”。提出了更加科学、系统、符合奥密克戎病毒特性的管控要求，对于感染人群/风险人群加强管控。

（4）隔离/检测观察时间缩短。系统性消除了14天概念，把7天变为最基础的隔离及监测周期。虽然更“严”，但减少了代价和投入，取得较好的平衡。

（5）方舱是核心基础设施。当疫情大规模暴发时，必须依赖方舱。《第九版》系统引入方舱医院的概念，作为防疫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并对未来建设提出了要求。

（6）“自住居所”是重要的隔离场所。《第八版》主要依赖集中隔离场所（多为定点医疗机构），《第九版》则引入“居家健康检测”。分布式的自住居所取代集中隔离，可以减少对医疗资源的占用。

（7）核酸检测是整个防疫体系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精准防控要求抓住源头，及早发现并扑灭病毒传播，更倚重核酸检测能力。

（8）核酸检测里引入了Ct值的概念，作为应对/处理/管控等措施的基础。管控措施导向更加科学和符合实际情况。

（9）增加了将抗原检测作为筛查的补充手段。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就颁布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抗原检测在上海疫情期间得到广泛应用。抗原不是最终诊断/确诊依据，但对核酸检测资源与能力不足的地方是一个重要补充。

（10）减少了其他一些医疗资源占用问题。《第八版》规定无症状感染者隔离期间应当做血常规、CT影像学检查和抗体检测等，《第九版》对此加以简化。

（11）注重社区支持，开展社区建设。居家监测、信息收集及重点人群追踪、风险区划定后的管控与服务，无不需要社区支持。

（12）注重“物”。许多感染事件都是从物/货品中来，《第九版》注重对物的防控，强调人物同查、人物同防。

（13）特别注重外防输入。目前疫情是通过不同渠道由境外输入，精准防控要从源头上一开始就严防输入。《第九版》对涉外人员、物品、场景及口岸等都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

（14）注重更加统一、透明的标准（例如风险区的划定）。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统筹协调的指挥体系、多渠道信息/数据收集与共享等。

（15）考虑疫情出现一定程度的暴发后的情形/场景/挑战。

（16）关注病毒变异风险。主要体现在病毒基因变异检测、溯源调查等部分。

（17）关于疫苗接种问题。目前我国的防控体系包括核酸检测、方舱、联防联控、社区支持等，将核酸作为最为核心的防疫基础设施与能力。《第九版》关于疫苗问题，只是强调“知情、同意、自愿”等原则。而很多国家实践的是强制接种或“类”强制接种，把重点放在提高重点人群（例如60岁以上老人）的接种率，以此减少公共卫生代价。

疫苗和核酸都是防疫的公卫手段。疫苗的思路是“得了也不怕”；核酸/动态清零的思路是“首先就不要得”。两种思路都会占用公共资源，导致公共健康乃至社会生产力的下降；核酸检测、方舱建设、闭环管理等措施也会大量占用公共资源。

关于疫苗，有种观点认为只要病毒能逃逸，疫苗不防感染就用处不大。但实际上，对疫苗效用的评价应该以防止发病作为标准。像天花、麻疹、脊髓灰质炎等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的潜伏期也都在10天左右，在潜伏期内是可以检测到病毒的。

目前各种数据及实证研究均表明，无论现有的哪种疫苗接种，都可以预防重症与死亡，满足了上述“防止发病”的评价标准。提升老年人群的接种率后，后续病毒的变化发展就有了调整和应对的基础。下一步，希望国家加强正面宣传与引导，切实鼓励重点人群接种。

2. 宏观方面，总结为6个方面。

（1）《第九版》完全是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虽然不能排除有更加危险的变种出现，但公共卫生决策者与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和风险是可控的；奥密克戎是绝对的优势和主导病变种，虽然还在变异，但很难被取代。相比之下，病毒自身进一步弱化，我们免疫力进一步增强的可能性更大。要围绕这个现实制定政策。

（2）《第九版》是与时俱进的，最新的科学经验和实践都反映进来了。上海等超大城市前段的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经验，充分反映到了《第九版》里；所积累的重要经验教训都成为现阶段常态化精准防控的重要借鉴。我们之前抗击新冠疫情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宝贵的经验，对新阶段的防疫提供了指引。

（3）新实践的确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去年末今年初，有英国、南非、美国科学家称奥密克戎致病力正在减弱。但我们不能够凭借这些论文就改变两年来确立的防疫体系。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实证工作，形成中国自己独立的科学判断，积累经验，逐步调整防疫体系。中国是“全国一盘棋”，14亿人的健康无小事。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全国最短板、最脆弱的地区和人群，而不能以大城市为标准。同时，鉴于基层治理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要考虑政策落地时的变形走样。但整个决策转变是很快的。有一些人认为奥密克戎来了，就需要刻不容缓地全盘调整政策，这种看法是对中国国情、公共政策决策的体制不了解。

（4）《第九版》给各地“层层加码”的空间少了。经常跨地旅行的人对层层加码尤其有体会。一是自己出行会直接受到各种影响（行程卡带星、中高低风险区旅居史处理的判定、变码/弹窗等），二是间接管控，例如幼儿园/学校对共同居住人出行的严苛要求，一出行就要求停止线下学习，变相抑制合理出行。这种“层层加码”都是背离中央精神的，但政府要给出明确的指导、规范。国家卫健委的规定越细、越明确，标准越清晰，人们也就更能有依据判断，哪个地方进行了不合理的“层层加码”并要求纠正。

（5）牢牢把握防疫政策制定的主动权。在防疫问题上，中央考虑的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只对少数/特定的地方、团体或人群负责。

今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提高精准防控水平，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5月5日，正值上海疫情攻坚保卫时刻，社会舆论出现很多不同声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5月末、6月初，上海（及北京）的疫情得到控制，针对奥密克戎的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国家卫健委颁布了呼应3月份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科学导向、充分调研、与时俱进的《防控方案》。我们要相信中央，力争在若干时间内摸索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以最小的公共卫生代价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6）我国的防疫体系极具中国特色，他国几乎不可能复制。我们的防疫政策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吸收先进经验，不断迭代发展，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防疫体系。这套防疫方案拿到其他国家，恐怕是很难实行的——其落地执行完全依赖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与发展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经验对他国的参考意义，是从科学及公共卫生角度说的，而其他国家没有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模式在人类社会之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编辑  季节）

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提出要构建“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2016年12月29日，中央再次发文“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展示了接续30年前改革的重大信号：一是重视集体经济；二要将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2017年年底，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未来30年全党全国全社会统一意志、全面实施的国家战略，再次将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提上重要日程。

中国历经40年、跨越两代人的农村改革，迄今人们熟知的是包产到户的改革解放了农户、让农民家庭经济破土而出的成长史，而不太熟悉的是，曾经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变身为乡、村、组后的集体经济到底怎么样了？夹带在经济改革大潮中的集体经济是不是消亡了？其实，历经坎坷的集体经济并没有全部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顽强表现着自己。本文试图通过对30年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实践梳理，提出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乡村发展为什么离不开集体经济？何为持久发展集体经济的制度载体？面对广大乡村地域，如何实现既能维护社区集体公共资产又能实现农民收益分配权利；既要满足个人利益又要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合作；既要经济增收也要社会服务；既要搞活机制又要合乎法理的组织框架，让乡村再次充满生机和活力。

历史的回顾：集体经济的钟摆式探索之路[1]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的变革与演进

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农村改革，是伟大的历史变革。在政治上取消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改为“政社分设”，在经济上取消了剥夺农户个体生产经营权利“归大堆”式的集体经济，开始设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崭新制度。这一新制度的设想不是在农村改革前就提出的，而是在农村改革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自1982年后，中央开创了5年内连发5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的局面。在分户经营成为主体经营形式之后，政策界和理论界就一直在争论，是实行土地私有、还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做联产承包、双层经营？后者的主张占了上风，才有了5个“一号文件”。可见，这5个“一号文件”就是心中有集体但要对原有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的文件。

为纠正农村改革就是进行“土地还家，分田单干”的误解，中央先是在1982年提出“联产承包制的运营，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通过承包把统和分协调起来”；又在1983年将统分结合明确为一种经营方式，“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而作为合作经济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之所以必须存在，是要承担“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到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更加明确地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直至1999年写入宪法。[2]

在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后，原来的“社”——即承担集体经济功能的乡、村组织还要不要，如何改革？针对这个问题，中央在1983年就提出“人民公社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在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它们仍然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而且为了“管理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公共财产，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必要的。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1984年再次提出：“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进一步提出，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乡、村合作组织”，它“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组织的基本职能是“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资源开发”。[3]可见，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将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后的“社”改造成一个新型的乡村合作组织。它是地区性或社区性的，是综合性的，既能承担集体土地所有和承包发包的土地经营，各类公共资产和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又能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中“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服务。它的性质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合作经济，由此区别于将全村、全乡的农民视为同一个经济主体的公社集体经济。这样的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农村实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制度的组织载体，其制度框架不是一刀切地要求纯集体或纯个体的经营制度，而是允许各地在一定的经营制度空间中采用符合实际的做法。现在看，这就是人民公社消失后，从中央到地方几十年来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主体持续探索的源头。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建设表述在十三届八中全会时达到最高峰，但及至今日，这个制度也未建立起来，被称为“完成了一半的改革”。尽管文件“有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没有出台相关法律”，“使得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基本内外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4]

上世纪90年代集体经济的兴起和衰落

到1984年年末，各地设立乡人民政府的工作全部完成，“政”分出来了，而原公社控制的集体经济在“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以“政企合办”的新方式继续“政社合一”，乡镇企业成了乡政府的钱袋子，自然不会再设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村组也通过大办乡镇企业让集体经济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并支持了村组的公共事务。乡、村两级的“社”都难以分设了。

当时的乡镇企业不是政府刻意扶持的，而是顺应农村和农民需要自然发展的产物，邓小平都说“没想到”。源自社（乡）队（村）企业的乡镇企业，抓住城市企业还未醒过来、改革尚未启动的机会，先行一步，大办乡村工业，为农民也为集体找到了农业之外的增收出路。

乡镇企业的突出作用，一是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00年，在我国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已经达到12819万人，比1980年增加了近1亿人。[5]二是实现了农民、村集体、乡财政整体增收，改善了乡村福利。三是支持了中国改革早中期的高速经济增长。^[6]

可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这固然有历史原因，城市经济改革加快，乡镇企业的各种粗陋和不足统统显现出来。不过，当时政府要求的改制才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7]当时所说的“改制”就是从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个体企业。改制的重点是被农业部称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合作企业。^[8] 而文件规定，两三个人就可组成股份合作企业，结果，集体企业大部分半送半卖给了私人、个体。[9]可见，当时的这种改制中确有意识形态分歧。即认为资产由集体拥有就是不清楚的，产权只有归属个人，按股拥有才能清晰。从“要创造出一个新型的乡村集体组织”这一改革初衷的角度看，这次改制的负面影响深远。尤其大面积推行改制后，乡村集体企业基本私有化了，乡村公共开支来自本土集体经济的链条被切断，侥幸留存下来的乡村企业也脱离了过去替政府承担的“以工补农”和解决农村就业的职能。

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后，乡村集体经济又遭受两次打击，一是延长承包期，这削弱了村集体对于土地的调剂和管理权力，加之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大部分地方取消了集体留存的机动地，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没有了收入。二是在农业税取消后，连同农业税一起收缴的村集体提留也被取消了。[10]

国家取消农业税本是重大惠民政策，但在取消乡统筹的同时将村集体提留也一并取消，这不但消除了农民对村社集体应尽的义务，还导致因乡镇企业改制失去经济功能的村集体更加彻底地退出村庄公共事务。农户不得不“户自为战”、孤立面对生产生活中所有“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正因为如此，农户称分田到户后为“第一次单干以来”，称取消农业税改革后为“第二次单干以来”。[11]第一次单干以来，村社集体在共同生产事务上还有一定的统筹能力，第二次单干以来，这个统筹能力就彻底丧失了。

曾当过乡镇党委书记，最先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专家李昌平针对税费改革提出：“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否则，“村集体所有者的权益如何体现”？如何“通过补偿摆平占地不平衡导致的不合理”？如何“给予村委会”这个村民自治组织“必要的财政基础”？村集体经济组织“何来为村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资源”？[12]。

在传统集体经济衰落的同时，股份合作制兴起，甚至几乎成了农村新集体经济的代名词。股份合作制早期是乡镇企业转制后一种类似个人合伙的经济形式。村集体最先试验股份合作制的是先期卷入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沿海地区。[13]为顺应民意，改革一开始就以第二次分配即解决村级集体福利分配的需要为目标，以折股量化为手段，以成立股份合作社为改制最终结果。广东省动作最快，1990年5月、8月连续出台规定，^[14]接着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在少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以建立股份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对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进行探索，再后，股份合作制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路径依赖。

回顾这一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集体经济既展示了因管理机制不健全而积累的致命的内在矛盾，如“产权不清”，又展示了能够自发创造令世人震惊的乡镇企业奇迹的一种优势与生命力，而“政社分开”的“社”一直找不准实现形式，先是乡镇企业与村集体合一搞生产经营，后是集体性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撇开生产转而从分配入手清晰化产权。情况纵横交错，改革路向不明。不过，应当承认：一旦集体经济被削弱或被分解、隔离在乡村事物之外，失去经济来源，乡村就会陷入处处掣肘的困境。

21世纪以来，艰难的合作经济发展之路

由于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更多进入城市打工。2016年末农民工总量2.8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进入21世纪，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郊和市镇周边的大量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资本下乡，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快速拉大，与此同时，农村基层财政也越来越窘迫。农村的状况越来越差。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15]正式颁布实施，提出解决“分”有余“统”不足、“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的问题，就是要加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强化“统”的功能，以各种新型主体实现“集体统一服务”的功能。但是，1987年提出的“统”是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统”，是具有社区范围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具有整体性意义的“统”，是类似“一串葡萄”的“统”；而专业合作社时期提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统”，只是局限于某种产业活动范围在对接市场时类似“一袋土豆”式的数量规模化方式的“统”，内涵大不一样。[16]

一开始，专业社的设立不太顺利，经政府行政手段推动，将成立合作社的数量纳入年度工作考核，才有了迅速增长。据农业部统计，2009年成立了20多万家，2013年年中就达到82.8万家，占农户总数的25.2%，到2019年10月底，已高达220万家，占农户总数过半。[17]不过，大部分合作社人数很少，规模很小，更严重的是，相当部分的合作社是“空壳社”，即合作社只挂名、不运作。据一些地方的调查，空壳社占到合作社总量的30%-40%。[18]

在运作的合作社中，不少由外来资本的农业公司操纵，农民社员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更有资本和部门与大农联合，强势主体“利益共谋”形成合作社。这种大农主导的合作社，等于在部门、资本与小农中间增加了一个类似于合伙制企业的中间商。购农资低买高卖，卖产品低收高出，对内“大农吃小农”，对外交易成本的节约也止于汇集社员的购销需求，而真正得到垄断收益的是资本和大农。这类合作社与市场股份制企业无甚区别，内部治理是大股东控制。这种变异现象甚至成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的突出特征”[19]。

2008年以后，中央加大了倡导土地流转的政策力度，意在解决耕地撂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之前的流转主要在农户之间，之后政策给企业创造了整片租用土地建立规模化现代农业的机会。但受益者是企业，农民得益仍然有限。且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企业绝大部分是靠政府行政干预实现的，农民并非完全自愿。现在看来，原想以土地流转政策破解农业效率问题，却陷入更为复杂的部门、资本、大农、小农、村集体相互博弈的陷阱。更出乎意料的是，很短时期公司制企业就快速崛起，成为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主体，这在全球农业大国中是“独有的现象”。[20]

这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在一段时期内占据了乡村发展的主导地位。尤其沿海一带的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量快速增长，[21]让少数城市化的城中村村民对快速升值的集体资产分红产生强烈诉求，而且，“如果不尽早确权到户，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这些资产再过若干年就更难说清楚归属，就有流失或被侵占的危险”[22]。这就是中央在2016年年底决定在全国范围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背景。其直接目的，是查清家底，防止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集体资产流失。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6.5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1万亿元；资源性资产总面积65.5亿亩，其中宅基地面积1.7亿亩。[23]同时，对查清家底的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以统一颁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证书的方式，确立其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地位。这项改革要求于2021年年底基本完成。[24]但是，尽管民法典已经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系“特别法人”[25]，却因尚未出台适用法律，被颁证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并非法人，未能成为独立运作的法律主体。

30年集体经济改革之启示

今天看来，农村改革走到现在，道路曲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记载了很多有名和无名的参与者集体性的创新努力，也记载了很多无奈、很多惋惜。

尤其改革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发展却明显滞后。农民的经济收入是有提高，但是太多的村庄成了空心村，土地抛荒，集体无能为力，农民形容“外头捡到梁上草，家里丢了老母鸡”。

 为什么中央努力推动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实践中不但没能贯彻，反而被一些人认为是掩盖单干？为什么专业合作社大比例是空壳社，较好的社也是企业翻牌社？为什么一谈合作就只是经济合作？为什么一提集体组织就是股份合作社？为什么“政社分设”一到村庄就贯彻不下去？

30多年的农村改革就像钟摆，在传统和现实之间，集体和个体之间，行政和市场两端之间不停地摇摆，没有稳定在一个核心位置。

 与某些人看法不同，笔者认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体制当年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功亏一篑这个“篑”不是别的，就是没能在当时将已经认定的双层体制的组织载体——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采取上下结合、政府推动的方式真正建立起来。若没有框架只有提法，再好的思路也没有根基，后来就被一风吹了。今天看，当时的确错过了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最好时机。需要构建真正适应农村农民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从合作主体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种方式

村社合一的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折晓叶，曾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依靠村集体力量，以村社合一为组织形态，自主发展的这一类村庄，并且将其命名为“超级村庄”[26]。老牌超级村庄只有1000多个，占当时68万个村庄的万分之三。这些村都属于没有分田到户、坚持生产大队式的一个传统集体经营的方式。最有名的是江阴华西村。该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办起了社队企业，在农村改革中没有包产到户而是继续集体统一经营，主要依靠乡镇工业致富，村集体转身为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广东沿海地区为主，又出现了一批新的超级村庄，他们紧临市、镇，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划入城市街道，成为城中村。农村土地因此而实现成百倍上千倍的增值。村集体依靠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为脱农入城的农户分配这些“天赋资产”带来的天赋红利。

村党支部领办村社企会合一的农村集体经济

改革大潮中，一些地处边远、土地零碎、农户分散、集体负债的穷村几乎无一例外，都走上了在村党支部带领下“村、社、企、会”[27]合一的路。历经数年奋斗，全部依靠自身的力量摘掉了贫困帽子，村集体资产和收益与户均增收均数倍增长，实现了村、民共富。这些村庄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返乡创业担任村党支书的好带头人。陕西礼泉县袁家村的郭裕禄（郭占武），贵州安顺市塘约村的左文学，浙江义乌市何斯路村的何允辉，山东莱西市后庄扶村的王希科，河南兰考县南马庄村的张砚斌，四川郫都区战旗村的高德敏等，这些带头人都将自己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经营经验带回家乡，带领村民走集体经济带动个体经济共同发展、义利并举的路，为家乡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类经验怎样才能推广到更广泛的农村地区呢？

2017年，烟台市委组织部学习塘约村经验，开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试点。从11个村起步，2018年发展为100个示范村，2019年年底覆盖了1470个村。2020年8月，在村党支部领办的2779个村中，年新增集体收入4.15亿元，群众增收5.23亿元。到2020年年底，在烟台覆盖了3045个村，[28] 山东全省已达11407个村。[29] 他们的经验是，地方党委组织部支持基层村支部突破政策限制，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入社带入集体资产股，与村民个人股共建股份合作社。党支部牵头主导，担职担责，组织大家一心一意谋发展。结果一招破题、全盘皆活。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是心气大增、面貌大变。烟台经验证明，乡村振兴的“术”要服从和跟着“道”走。方向对了头，才能一步一层楼。

县乡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社)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将农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业公司、协会乃至村两委等多类主体整合起来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它们名称不一，但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类似，大都建在县、乡，也有在跨村跨乡的区域。如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四川仪陇县养牛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暨养牛产业协会、石棉县坪阳地区黄果柑专业合作社、山东青岛莱西市院上镇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等。而且，这些新型组织无一例外都设立专职的总干事经营团队，都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对下集中组织农户、对上整合各部门资源，在党的领导下为乡村振兴搭建平台，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

其中，于2018年设立的内蒙赤峰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最为突出。该镇组建了全镇13个村党支部与镇、旗、市的34个涉农部门党支部共建共融的跨部门跨体制的联合党组，由镇党委书记兼任党组负责人。党组办公室设在镇联合会。镇联合党组针对各村党支部提出的问题清单，发动政府部门党支部提供供给清单，通过党组织渠道打通了基层与政府功能部门的联系。镇党组支持镇联合会在各村设立生产、信用、供销综合服务网点，形成镇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到2020年年底，13个村的集体经济积累达2400万元以上，年内经营性集体经济资产达360万元，全镇农户纯收入达3万元以上。该镇联合会因此被农业农村部评选为2020年全国第二批农业社会化服务24个典型案例之一。

（编辑  杨利红）

新中国成立73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只是瞬间，但中国人民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抚今追昔，回顾新中国73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对于提升和坚定“四个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时期；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一脉相承，接续完成中国经济从起步到腾飞、再到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

站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国家安全（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时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将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然而，当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工业化道路选择时，有三大因素影响中国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第一，国家安全和统一要求重工业优先发展。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对工业实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随后签订所谓“保护台湾”的条约。当时，美国钢、煤、原油、电力的产量分别为中国的62.6倍、7倍、70.2倍和63.4倍；人均产量为中国的268倍、25.4倍、245.5倍和226.1倍。[②]悬殊的工业和军事实力，迫使中国中断了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朝鲜停战之后不久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二战后，美国介入的两次大规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备的国防工业。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③]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迫切要求解决重工业瓶颈问题。重工业的落后不仅不能有效保障国防安全，而且拖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毛泽东在1955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④]谈及重工业落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陈云说：“我们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比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等。”[⑤]

第三，资本严重短缺、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制约了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全国5.4亿人口中有4.8亿是农民，农业剩余是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09公斤。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仅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从事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根据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中国的GDP仅为679.1亿元人民币，人均119元（按1955年币值）；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可见，中国当时确实处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为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中国确立了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而为了确保低收入下实现高积累政策和社会稳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确保了有限的资源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化建设，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为代表的尖端武器，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5.9倍，年均增长11.5%，三大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0.5%、20.8%、28.7%变为27.7%、47.7%、24.6%，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

这一时期还为日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诸多必要条件。在基础设施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截至1978年，全国各地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4585座，建成万亩以上的灌溉区5249处，实现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805.3万公顷，较1949年增加3212.5万公顷；[⑥] 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和南京长江大桥、成渝、兰新、成昆及京沪铁路复线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上世纪8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铁路建设投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的，经济发展明显得益于过去的较多投入。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条件。

富起来：改革开放开启致富之门（1978-2012年）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突破了“贫困陷阱”，保障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保障国防安全、储备发展要素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调动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实现。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较低，远未摆脱贫困状态。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57年的637元不升反降，（1977年冬普调工资后）1978年也仅为644元。^[⑦] 从消费来看，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6.12斤降至1978年的390.92斤，食用植物油由4.84斤降至3.19斤、猪肉由10.15斤增至15.34斤，食糖由3.02斤增至6.84斤、棉布由20.47尺增至24.11尺、煤炭由170.19斤增至210.31斤，生活水平提高有限。[⑧] 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从1977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派团出国访问考察，考察结果令国人警醒。法国马赛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千人；而当时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6.7万人。[⑨] 丰田汽车厂，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过15万人，年产汽车270万辆；而长春汽车制造厂4.3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4.3万辆；全国汽车行业70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总共也只有13万辆。在质量方面，中国的汽车跑10万公里就要大修，而日本汽车能跑40万公里。中国的电视显像管按规定标准可用1000—2000小时，实际上有些只能用700小时，而日本的能用1.3万小时。[⑩] 1978年9月，邓小平谈及出访带来的思想震撼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1]

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中国迎来了活力迸发、财富涌流的时代。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不仅形成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不见的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招商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同作用，将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普遍调动起来。中国还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年均增速接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为3678.7亿元，居世界第11位；1986年突破1万亿元，居世界第9位；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2位。

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1977年，中国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148亿美元，甚至低于同期香港的196亿美元；到2012年，中国大陆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8671亿美元，增长260倍。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传统发展方式也存在问题。中国一直在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产业结构主要满足于投资和出口需求，最终消费比重长期偏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出口骤降，2000万打工者于10月提前返乡；2009年，约2500万人找工作困难，加之610万应届毕业生，中国面临30年来最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此情况下，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逆境中保持增长，国内基础设施面貌天翻地覆，民生持续改善，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

然而，需求刺激政策也使传统发展方式弊端凸显，难以为继。

首先，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与预算软约束下，基建、开采、冶炼、机械等行业迅速扩张，出现普遍性产能过剩，由此引发的利润率下滑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加大债务融资，甚至沦为依赖举债为生的“僵尸企业”。

其次，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而货币充裕的大环境下，房屋土地作为投资品的功能凸显，大量资金涌入刺激了城市房地产行业膨胀与房价暴涨。不断上升的房价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加剧了社会投机心理，使得资金脱实向虚，销蚀着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根基。高企的房价也令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导致库存积压。

最后，因不同企业和居民获得信贷的能力不同，信贷资源分配有失均衡，拉大了财富占有差距。而强刺激政策导致的投资激增，也加剧了国内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的来看，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维持了增长势头，但也遇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攀升的问题。如果放任旧增长模式延续，终将导致行业亏损加剧，引发债务违约、破产失业的经济硬着陆。

强起来：转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2-2022年）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至2022年的十年，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与此同时，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肆虐，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大历史观来看，这十年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面临的“三期叠加”问题和必须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把握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创新为动力、以改革促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就经济领域来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理念、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和政策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2012-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14.4万亿元，10年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9771元增加到80962元；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2500美元。2015-2021年粮食产量连续 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电装机容量、互联网基础设施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社会发展成绩显著，人民获得感空前提升。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如影随形的绝对贫困问题。2013-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加到35128元，年均增长7.5%，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总量超过4亿人。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2亿人。

紧紧抓住信息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大对研发和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跻身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并且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2位。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包含三大转变：一是推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方式创新；二是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尚未完成，未来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传统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供给不足并存；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关系失衡，“脱实向虚”问题仍然严重，金融风险隐患尤在；三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有效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失衡；四是资源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扩张受到约束；五是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升级，给中国造成更为沉重的外部压力。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大大超过了不利因素和困难：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经济始终向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坚定前行；二是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体制优势，有助于避免双重失灵，继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三是中国经济规模大，创新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四是中国人力资本雄厚，重视教育，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教育资源；五是中国人民具有勤劳的品质和文化传统，尤其是高储蓄率传统有助于规避债务陷阱，并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扩大投资生产，最终跻身全球产业链的高端。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征程中的地位

时代呼唤思想发展、理论创新，而思想发展和理论创新又指引中国前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为依据，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为出发点，以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巩固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大局为责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擘画中国梦的宏伟战略蓝图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系统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历史方位、指导思想、制度基础、发展主线、根本要求、经济体系、发展道路、战略选择、对外开放、发展安全、根本保障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揭示了蕴含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并在指导实践中彰显出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

这一思想体系以科学、求实、创新、开放的姿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实现指南和理论基础，它不仅为推动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标注了新高度，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此，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并将其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工作中，是我们今天的必修课。例如，我们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社会生产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做好经济工作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例如，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初心使命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内嵌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确保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还例如，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引领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如果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新时代这十年的辉煌历史则告诉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则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史由党和人民书写，未来须在开拓中前进。“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新时代的这十年，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十年，是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的十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更宏大的目标、更伟大的成就已经摆在中国目前，航向已经确定、风帆已经鼓起，中华民族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下，正在向着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劈波斩浪、奋勇前行，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编辑  季节）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与指标体系

“十四五”规划本质就是我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开局规划。规划纲要提出了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关键是如期实现“十四五”规划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指标，全面完成重大战略任务。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远景目标，你能否进一步谈谈如何设置衡量共同富裕的具体量化指标、构建的指标体系？

胡鞍钢：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设置应坚持五个基本原则。一是充分体现中央《建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涵要求，把量化指标划分为五类指标，包括生产力指标、发展机会指标、收入差距指标、发展保障指标和人民福利指标，全面、科学、定量评估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二是根据数据的可获性选取评估指标。三是利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体现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特别是民生福祉指标），在此基础上预测2030年、2035年趋势性量化指标。四是突出指标的代表性，在重要领域设置最具代表性指标。五是采用国际通行的可国际比较的指标，如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类发展指标（HDI）、基尼系数等，便于进行历史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能够进行年度监测、五年规划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使之具有可行性、连续性以及必要的调整余地。

1、生产力指标。

（1）GDP增长。该指标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未来15年，我国GDP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保持中高速增长，实际增速将在5%左右，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特点。这一增速高于除中国之外的高收入国家平均增速2%左右，仍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可视为增长底线指标。按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2035年，我国GDP将从2020年的101.6万亿元达到210万亿元以上，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8.4%提高至27%左右，经济实力迈上新的台阶；同期我国人均GDP将从2020年7.2万元上升至2035年的14.6万元的高收入水平（2025年之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2）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辛勤劳动，全体人民实现富裕主要靠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而劳动收入增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这源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迅速提高和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提高，以及非农业、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的提高，结构的优化升级。《纲要》要求“十四五”时期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2020-203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达5%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以上。由于我国就业人数总数已达高峰（2017年）并呈缓慢下降趋势，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将进一步实现“两个提高”：一是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达到50%以上，二是继续提高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20年占55.7%），这会大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3）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这里的受教育年限是指学历教育（含成人学历教育，不含非学历培训）的年数。该指标反映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者素质持续提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7年增至2020年的10.8年，预计到2025年提高到11.3年，2035年将达到12.3年，年均增速为0.9%，略高于2018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12.0年)。按全国总人力资本（劳动年龄人口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之积）计算，中国始终是世界第一大人力资源之国，年均人力资本增速为0.7%，在人口数量红利下降的同时，人力资本红利持续上升，无论是从人力资本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在全世界居于前列，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相当于印度的1.63倍，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2019年高达68.6%，大大高于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22.3%），也高于美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67.9%）。

（4）人才资源。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我国人才资源总量从2010年的1.2亿人增长至2020年的2.2亿人，占就业总数的比重从15.8%提高至29.3%。其中专业技术人才7840万人，占比为35.6%，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509万人年。到2035年，人才总量将超过3.2亿人，至少增加1亿人以上，占就业总数比重45%以上，其中专业技术人才占一半以上，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再翻一番以上，突破1000万人年。我国人才规模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更加凸显，将有力助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2、发展机会指标。

（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加速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之一。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9.02亿人，占世界城镇总人口的20.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3.89%，已高于世界平均城镇化率（56.15%），但还明显低于OECD国家城镇化率（81.5%），仍有发展的巨大空间。预计到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近70%（城镇人口超过10亿），到2035年达到78%-80%，接近OECD国家城镇化率，届时我国城镇总人口将超过11.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300万人。同时需要加快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称城镇化的“新两化”）。与此同时，农村总人口将从5.1亿人减少至3亿人左右，即用15年再向城镇转移2亿人左右的农村人口。这“一加一减”将明显增加我国中等收入人口规模，明显减少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万元以下，2020年价格），也有助于持续缩小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从2020年的1.97倍减至1.50倍左右），基本实现城乡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避免产生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建议不再采用非户籍人口的提法，可统称为“新市民”，这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

（2）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城镇新就业人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之差，这是反映经济增长所创造就业岗位的发展性指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指标。

“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6564万人，超过5000万人的预期目标。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和新增就业岗位。

“十四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规模之大、压力之重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年，我国城镇人口可能再增加1.5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人以上。中央提出新时代就业工作总目标是促进就业结构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要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目标，确保劳动报酬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持续增长。

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我国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居世界首位，这是中等收入人群的重要来源。2020年，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占就业人数的26.7%，其中高技能人才为5800万人。“十四五”时期，将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技能劳动大军。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

3、收入分配指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按劳分配仍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预计2021-203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够实现翻一番，年均增速5%左右。健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机制。

（2）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我国已经进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阶段，从2020年的2.56倍开始下降，力争到2035年降至2.0倍以内。这是推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之一。

（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仍高达0.465，虽已进入下降期，相对于2008年的高点水平（0.491）仅下降0.026。如果2035年力争实现下降至0.4以下，就意味着再分配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大大加强。

此外，还可以设置若干监测指标，如城镇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比重（2019年为52.2%）、最低收入的5%居民（约7000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及结构（恩格尔系数）监测。

4、发展保障指标。

（1）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在全国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20年85.2%（已超过OECD国家2019年79.8%的水平）提高至2025年的90%以上。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提目标，203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超95%，体现幼儿教育的公平性。

（2）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已进入高度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2020年为91.2%，2025年将达92%以上，2035年提高至97%以上。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2035年全国实现12年义务教育。

（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在校生超过4000万人，在学总规模达到4183万人，仍处在加速普及化（毛入学率大于50%）的阶段。《纲要》提出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25年达到60%、2035年达到65%的预期目标。我们预计，2025年将提前实现65%的预期目标。预计我国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将从2020年的2.18亿上升至3.2亿以上，人才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资源的作用更加凸显。

（4）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该指标是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1%，预计2025年可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法定参保人员全覆盖，覆盖人数超过10亿人，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这是“病有所医”的重要保障。2020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6131万人，参保率稳定在2020年的95%以上，预计到2025年可达到98%以上，到2030年可全覆盖。

（6）全国及城乡妇幼健康指标。我国城乡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及健康水平走向趋同，并率先达到OECD国家水平。202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已降至5.4‰，低于OECD国家的5.9‰（2019年数据），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7.5‰，接近OECD的7.0‰（2019年数据），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6.9/10万，也低于OECD国家18/10万（2017年数据）。

（7）婴幼儿入托率。要有效解决我国城乡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短缺的突出性问题，实现“幼有所育”的民生目标。2020年我国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1.8个，全国托位总数仅有254万个。“十四五”规划首次采用该指标，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全国托位总数达到640万个左右，相当于2020年的2.5倍以上。

（8）人均预期寿命。该指标综合体现了医疗卫生、人民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状况，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合成指标之一。《纲要》提出：到2030年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健康公平基本实现。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5岁（比目前提高1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达到79岁，2035年将达到79.5岁，接近于OECD国家水平（2019年为80.9岁）。

（9）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总床位数的比例。《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这一比例由2019年的40%左右，到2022年达到50%、2035年达到80%的目标。

5、人民福利指标。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我国总人口已进入高峰平台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可以实现与GDP增长同步，到203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翻一番，从2020年的3.22万元达到6.44万元以上，按三口之家年收入从9.66万元达到19.31万元，达到国家统计局中等收入家庭标准（户均年收入10-50万元）的群体，[①] 将成为世界超大规模中等收入人口社会，也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标志。其中占总户数20%的低收入户成为国家和社会帮扶的重点人群，形成4比1的转移支付再分配或三次分配新格局。集中80%的人口帮扶20%的重点人群，可以设计国家或地区基本收入直接转移支付标准（约占GDP的2%），直接补贴20%重点人群（不足3亿人），主要是农村低收入人群，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弱有所扶”的制度优势。

（2）居民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与人均收入或消费水平成反向相关关系，可更好地反映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持续快速下降与趋同，从绝对贫困（60%以上）到温饱（50%以上）、到小康（40%以上）、再到富裕（30%以上），将进入更富裕（小于30%）阶段，分别从2019年的27.6%和30.0%，2025年的25.5%和27.9%，到2035年同步下降至21%和23%。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2018年的39.0平方米、47.3平方米提高至50-55平方米，相当于中等发达型生活水平，充分体现“高品质生活”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趋同，反映了他们之间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3）人类发展指数。该指标是联合国倡导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人均总国民收入，购买力平价，2011国际元）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2019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61，位居世界189个国家中的第85位。到2035年，预计我国人类发展指数将提高至0.850，排在世界前40位。这是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发展总值（指人类发展指数与总人口之乘积）从2019年的10.73亿人HDI上升至2035年的12.26亿人HDI，累计增长14.3%，年均增长率为0.8%。为此，本文特别建议采用人类发展指标作为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指标，以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为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提供中国案例、中国经验。

2020年，除西藏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HDI）之外，全国各地区均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占总人口的75.7%，其余地区均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到2035年，我国各地区将全部进入极高人类发展组。这是实现全体人口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国际标志之一。

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

问：确保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需要有基本制度的保障。如何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制度优势？

胡鞍钢：首先，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为国家建设、国家税收财政、人民生活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各种发展差距做出了突出贡献。要坚持壮大国有经济，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经过70多年的持续积累，到2020年全国国有资产达到635.2万亿元，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仍占优势，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资源基础。

根据国资委提供的信息，目前中央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户数占比超过70%，上市公司成为中央企业混改的主要载体；中央企业总资产的67%、营业收入的65%、利润的86%都来自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有效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事实上，国有企业不仅要追求效率目标，还承担着国家赋予的社会目标，如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社会和谐等。他们充分发挥了国有经济的体制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国际竞争优势、防范重大风险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发挥了“半壁江山”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走向 “共富”道路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辅相成、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第一次分配是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特别是提高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至少应达到50%以上。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缩小经济组织内部的收入差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最重要的是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

完善再分配机制。第二次分配是健全国家（政府）再分配调节机制，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体系。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再分配职能，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比例。建立和完善个人或家庭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加强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和监管，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特别是规范资本性所得税征收，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列出负面清单，规范各类资本。加快社会保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使其覆盖全民。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倡导自觉自愿的济贫救困。

我国市场主体从2012年的5500万户到目前已经突破1.5亿户，个体工商户数量已突破1亿户，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从2012年的19925万人上升至2019年的4052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占全国就业人数比重从26.0%提高至52.3%，相当于每年平均提高3.8个百分点，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新增就业岗位。到2035年，我国市场主体总数将达到2.5亿户，既是创造各类就业的主体，也是创造各种财富的经济主体，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体。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问：实现农村现代化，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应该怎样统筹推进？

胡鞍钢：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不是孤立的，而是“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模式”。目前，农业现代化既是最大的短板，也是最大的发展潜力，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电商化的“四化”带动并实现农业跨越式的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林牧副渔相结合，一二三产业相融合，提升产业链、价值链，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加快农业机械化、水利化、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建设。2025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提高到75%，2035年则提高到80%以上。随着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将根本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土地生产率、产品附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

随着农村现代化达到新水平。农村人居环境将明显改善，特别是乡村水、电、路、气、邮政通讯、广播电视、物流等，其规划、标准、建设、管护及服务基本达到本地城镇现代化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基本实现“农民现代化”的目标，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到203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由目前4.4万元/人提高至9万元/人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万元提高至3.5万元以上。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大力支持农村党组织带领农民兴办各种合作社，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混合经济，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推动集体与农民股东化，多渠道增加农民各类财产性（房产、农地林地、农机、金融资产等）收入，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包括提供乡村公益性岗位，增加劳务收入。

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式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发展距离。乡村振兴如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结合？

胡鞍钢：我国新型城镇化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社会需求。

首先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加大吸纳新市民规模，2020年全国城镇占总人口比重为63.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仍有2.61亿农村户籍待转移人口和1亿以上农村劳动力。到203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80%左右，城镇常住人口将从2020年的9亿扩大至11.6亿人。根据“十四五”规划，要优先落实两大落户政策：全部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300-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落实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到2030年左右，全国绝大多数大城市、超大城市基本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居住证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本质是加快农业户籍人口市民化，逐步减少农民。

其次，加快外来人口新市民化。建议不再使用非户籍外来人口的谓称，将在城市稳定就业者（特别是农民工）、新就业大专院校毕业生等常住人口称为“新市民”，使“新市民”均能享受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积极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是吸纳本地农村人口、小城镇人口的重要载体。

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问：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政府将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未来如何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

胡鞍钢：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投资于人民，以相对低的成本、相对高的质量，不断提高完善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就业创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在“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政府将进一步明确2030年、2035年的主要公共服务目标，由此细化国家基本标准及动态调整。

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一是不断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对GDP的比重，第一步要达到22%，并进一步提高至25%左右，这才能基本满足14亿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效率，这包括服务人口规模、重点人群、重点地区，以及主要民生指标的改善，尤其是就业、社会保障、健康、教育、文化及困难人员（如低收入、残疾人）等。特别是优先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保障和便利老年人口养老金的发放。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战略目标。如何健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胡鞍钢：我国需要再用三个五年规划，建立与基本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到2035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建成，实现公共服务全人口覆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

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标准统一，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是公共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全民健身、优抚安置、残疾服务等，为人民群众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积极发展非基本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一是准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幼儿园、职业教育、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社会办医、重点群体托养服务、保障性住房等，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或市场机制，提供由政府定价、政府多项措施予以支持的社会公共服务。二是经营性公共服务，基本上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社会公共服务。

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

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世界意义

问：中国曾经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从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中国减贫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了新的可参考途径和重要借鉴？

胡鞍钢：中国全面建成世界最大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改变上百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人口格局。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道路，将促进全球包容性、共享性发展，特别是加速南北国家发展趋同，为人类开辟十几亿人口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新道路。

中国进入新时代，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和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首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世界强国的人民社会基础、民心基础；其次，实现世界强国目标，又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同时，共同富裕与建成强国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继续书写中国及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总之，中国已经大踏步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这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重塑世界、成就世界、贡献世界。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