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社会的快速转型，我国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失能老年人的照料、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迅速提高。截至2014年底，我国高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2400万，失能老年人口接近4000万。就地养老将成为今后未来养老的主要发展模式，报告认为：养老服务机构具有福利性和公益性，投资大、见效慢、利润低、风险大的特点，需要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和产业给予扶持帮助。公办养老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应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另外从地域分布来看，目前我国现有养老服务机构数量较多，呈现“东部多于西部“的地域分布特征。根据全国老龄办“全国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基本状况调查”数据显示：76％的民办养老机构位于城市，仅24％的民办养老机构位于农村。在民办养老机构中，有87％的以提供日常生活照料为主，有10％左右的以提供护理康复为主，另外还有3％左右的以提供临终照护为主。

民办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明显高于公办养老机构。其中，公办养老机构平均1919元／月，民办营利养老机构平均为2133元／月。

养老机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

据了解，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床位551.4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6张。今天发布的《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指出由于我国养老机构发展政策不够完善，竞争机制不够健全，造成养老机构发展面临：定位不清、结构失衡、服务滞后、监管乏力等诸多问题。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医疗资源是养老机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内的医养配置比例较低。仅有54.7％的养老机构有医疗设施，46.6％的养老机构有康复设施，将近一半的养老机构不具有医疗和康复设施，这直接造成部分养老机构床位空置同时，而另一些需要医疗照护的失能老人却无法入住。

部分公办养老院服务对象功能错位

硬件条件和服务水平远远超出了基本需求范围的公办养老机构，由于定位不准确，使原本应服务政府保障对象和少部分失能、困难老年群体的公办养老机构，却收住了大批低龄、健康、经济条件较好的社会老年人，导致严重的服务对象错位，造成不应接受政府救济的托底保障的对象享受了较高社会福利，有失社会公平。

养老机构双轨发展模式中竞争机制不健全

另外，目前养老机构双轨运行，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全，公办养老机构享受政府各种福利和优惠，却和民办养老机构共同竞争，这种双轨运行的方式影响了公平市场的形成，挤占了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空间。报告显示，48.1％的养老机构运营状况为基本持平，32.5％的养老机构亏损，有盈余的养老机构所占的比例仅为19.4％。

小型化专业化连锁化将成为养老机构发展模式

据《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从我国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国际养老机构发展经验来看，“就地、就近养老”是我国老年人养老首选模式和目标。而近年来养老机构郊区化集中发展建设状况，并不为多数老年人认可接受，也就造成部分养老院床位空置、部分家庭养老负担沉重两难问题，业内专家建议，养老机构发展必须从建立行之有效的分类管理制度，调整结构改变粗放现状入手。

养老机构建设管理过于粗放不利发展

养老机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一些郊区民办养老机构空置率较高，平均达到48％，养老机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报告指出，郊区养老机构集中发展造成部分老年人养老脱离原有生活圈，甚至割裂了他们与其他年龄层人群的交往。国际上许多国家经验表明，无论是从经营管理、专业化角度，还是老年人宜居舒适度角度，养老机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床位不是越多越好。专业化、社区化、连锁化将成为养老机构发展主要态势。

建立养老机构分类管理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依据养老机构的服务对象及相应服务功能对其进行分类管理，是管理养老机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但由于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缺乏相应的分类管理制度，造成养老机构缺乏有效监管，公办养老机构服务的定位与服务对象标准不清晰。

专家建议要尽快建立健全养老机构分类标准和第三方评估机制，根据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入住对象和服务内容需求等，将养老机构划分为自理型养老机构、助养型养老机构、养护型养老机构三类，根据不同养老机构的服务范围，确定不同的监管标准。

依靠社会医疗机构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根据养老机构和老年人健康的特殊性，报告认为未来医养结合将成为养老机构发展的主要方向，提出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要把重点放在健康管理、长期护理和失能康复上。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持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身体功能的稳定。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医养结合理解为养老院加医院。防止养老机构盲目配建综合性、全科型大型医疗机构。

6月30日又是让广大股民心跳的一天。先是沪指低开低走，跌破4000点、3900点两个整数大关，但临近午盘沪指突然翻红；午后更是直线拉升逾5%。

而这或与国家队进场托底市场有关，证监会、证券业协会、中国基金业协会、保险机构以及诸多知名私募机构连翻出手，陆续加入救市大军，暂时摆脱了两周来的暴跌局面。

事实上，这一天已让股民等的太久，自6月12日沪指创出5178.19点的高点，A股遭遇持续回调，沪指11个交易日(截至6月29日)跌幅超过千点。虽然证监会连续发布利好刺激市场，央妈更是紧急祭出了“降准降息”的双降大招，意图开启救市，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用。29日开盘后市场继续大跌。随后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虽然昨日股市最终以大涨200多点收盘，但一系列问题萦绕在股民心头，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此次大跌？中国股市此次大跌是否真存在海外做空势力？监管部门在这一轮行情中表现如何？是否值得改进的地方？30日下午，观察者网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资本中心主任刘纪鹏，就这些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采访中，刘纪鹏从平静作答，到痛心疾首、言辞激烈。但在中国股市舆论场中，这似乎都颇能理解。在国家队出手提振市场信心的时候，他提出警醒，此次股市大跌暴露的创业板炒作泡沫，批评中国改革牛这样的动摇市场信心的舆论，是造成此次股市暴跌的主因，一定要深刻反思。

观察者网：沪指此次6月15日开始大跌，两周下跌了一千点，跌去了近30%，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股灾，你怎么定性此次暴跌？

刘纪鹏：从持续性下跌来看，下跌超过20%，就是一个小型的股市动荡，如果是30%当然是股灾了。从瞬间定义来看，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成熟的股市如果一次下跌20%，那也可以被确定为一次股灾。而新兴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市场，标准则要放宽一些，下跌超过30%就是股灾了。而这次下跌应该已经达到了25%以上。所以说，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类似股灾的冲击。

它对金融的动荡是不可低估的，由于大量的融资杠杆，随着一次10%以上的下跌就开始陆续被击穿，到了2.5倍杠杆，相当一批都已经被爆仓，甚至发生了局部的踩踏现象。如果这个势头继续发展，那后面的踩踏事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如果不采取措施，会产生霎时间的休克、猝死、动荡，人们对政府信心的动摇都会发生。

不过，我认为中国股市还没有达到股灾的标准，只是一次接近股灾的暴跌。按照新兴国家的标准，持续性地下跌超过30%为股灾，我们还没有达到。但这是一次接近股灾的暴跌，用词一定要准确。

观察者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大跌呢？是不是跟两融业务，以及场外的配资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刘纪鹏：我觉得这次是综合性风险的爆发。比如前期上涨过快；比如大股东疯狂的减持造成失血过多；再比如，杠杆的融资比例过高。很多80后、90后没有经历过之前的金融暴跌的经验，盲目跟风、跟庄等。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股市的改革牛、国家牛和上涨横加批判，这一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倒退，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以上都是这次股市下跌的因素，所以不单纯是一个杠杆。

可能杠杆问题是一个最主要、最集中的矛盾。但是这次下跌是一个综合性的反应，所以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这个市场，有一些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大股东恶意套现、减持，起了极坏的作用；创业版，更是此次暴跌的害群之马，470多家股票平均市盈率居然达到100多倍，金融史上闻所未闻。

尽管这只是一个小版块，470多家企业平均每家股本只有9500万股，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股东卷走的资金却高达1088亿，他们IPO的融资和增发也不过680多亿。中小板也卷走了2000多亿。像这样的失血情况如果我们再无视的话，将是非常危险。

观察者网：也有人说一些海外做空力量在做空中国的股市，说目前这个股市像卫国战争一样，你认为有这个原因吗？

刘纪鹏：我觉得从股市蕴藏的内在矛盾来说，中国股市内在的痼疾全暴露出来了。所以内因才是变化的本质，是产生这次暴跌的本质。外因也不排除有一些外国投行在关键时刻唱空中国，认为中国股市会跌到3000点。例如上次摩根大通提出中国股市要跌到3478点，这次英国有些投行提出要跌到3000点。

但是要问是否外资机构在恶意做空中国的股市，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本身的经验不足，面对突然上涨的股市，面对杠杆带来的股市暴跌，都准备不足，应对经验不够。外国投行在关键时刻添油加醋，有一些这样的成分，但主要还是我们内因的问题。

甚至我们内部的一些经济学家，像某知名公司的副董事长，对改革牛、国家牛进行彻底批判，认为这不成立，认为改革牛的提法是改革的倒退。这才是原因。

观察者网：在资本市场监管上，监管部门不能过多行政干预，但在关键时刻似乎也不能缺位。这次大跌，你对我们监管部门的应对如何评价？

刘纪鹏：我觉得至少有一点，这次下跌对我们的冲击和动荡，我们的监管部门看来在风险的考虑上可能还不够充分，以至于这次暴跌的幅度，特别是很多高杠杆融资的盘子爆仓，严重估计不足。很多股市的中坚力量，本来应该是我们股市发展的骨干，这次都被打爆了仓，亏损严重，伤痕累累。

另外，从证监会、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发言来看，它并不认同此次牛市，对暴跌轻描淡写，不然这一仗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第三，这次的洗牌过程中，一部分人暴富：大股东在高位减持；还有那些和大股东勾搭的机构，联手把创业板抬得这么高，100多倍的市盈率。这才是这次股市暴跌重要元凶。

他们这么暴炒，就给那些批判中国股市的人提供了口实，完全有损于中国股市公信力。并且从疯狂减持现象看，这一板块一定出现了大股东和庄家勾结的现象。他们谋取暴利，而最终让股民受损。有些股民的融资是用自己房子抵押的，这就带来了社会极大的不稳定，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对股市的公平正义问题，对这次暴跌、这次财富的重新洗牌一定要认真的反思。我们的市场不能变成一部分人投机、大股东暴利的天堂，中产阶级、中小股民的坟墓。这是必须要反思的。

监管部门需要秋后算账，反思这些在市场上动辄减持几十亿、上百亿的大股东的资金到底是去哪了，是不是都是到了华尔街？他们买两幅画都可以花5.5亿多。这样的减持和恶意套现不是我们资本市场所需要的，它没有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所以监管部门对创业板、中小板、家族企业一股独大，拉高股市泡沫，高位套现疯狂减持，产生的巨大的风险必须深刻反思，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观察者网：30日下午股市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涨了大概200多点。是国家队在护盘吗？你前几天发文说，在这个关头，汇金必须要回购之前减持的股票，他们是否在行动了？

刘纪鹏：我想这方面不只是国家，是全体市场都要求护盘，否则的话会引起社会动荡。这种股市的融资比例，从专业技术的角度看，它会成为多米诺骨牌，一层一层地倒下，越倒面积越大，没有人敢否认这一点。所以我们对融资杠杆的风险估计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市场在会发生休克性猝死的一瞬间，必须要抢救。我想，今天下午这样的一个结局不可能没有国家出手的因素在内。

汇金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公司的负责人批判改革牛、国家牛的言论，而这与汇金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不相符的，也包括汇金当时的减持。从今天来看，股市的持续下跌确实是自从汇金的减持之后开始发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汇金必须深刻反思，他们要自觉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并且担当中国梦的建设者，还要对不负责任的言论进行深刻的批判、警示、反思。

我国的资本市场，当大股东持有某支股票，在同一方向卖出或买入之后半年内是不能逆向操作的。对于汇金我所说的买回，并不是真的去买回股票。只是说汇金公司非同一般，他释放的信号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它表示了国家的姿态。同时，我所谓的买回，是指可以增持那些没卖出股票的银行，比如说中行、农行，都可以买。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要他们在买的过程中去托盘，而是让他们向市场宣布，他们有这样的责任，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有这样的安排。同时我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言行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刻的道歉。所以，买回这个概念是有这两种含义，一个是在市场释放信号，国家不坐视股市暴跌不管，第二个汇金公司应该深刻地反思，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向全国道歉。

观察者网：你认为，30号国家队的护盘行动，下午的上涨，能够恢复市场信心吗？监管层还需要做些什么？

刘纪鹏：今天的反弹当然会使市场一定程度上恢复信心，但这仅仅是治标，会为治本赢得时间，但中国股市内在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必须秋后算账。只有把治本的顾忌一一消除，才有可能迎来长治久安，否则这个市场还会反复。治本就是要把我之前说的问题解决，还有股市新文化的建立，股市绝不是赌场，绝不允许创业板这样的高泡沫再现。

新生代农民工^[①]目前已占到农民工总数量的60%，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大多是初高中毕业后即选择来城市打工。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讲，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更多地带有城市烙印。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是农业户籍，但他们是落叶是否归根并无定论。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依然存在的城乡流动壁垒，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去留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方向，国家的基本政策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使“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定居，这样即可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又可解决因农民工流动而带来的“流动儿童”和“留守老人”等伴生性社会问题。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曾根据对嘉兴、武汉、郑州和重庆4个城市的调研估计，一个农民工如果成为市民，需要政府支出约8万元左右（2009年不变价）；如不考虑养老保险的远期支出，则农民工市民化的短期支付一次性成本平均为2.4万元。该调研认为其社会成本并非不可承受，政府完全有能力进一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②]而学术界对于农民工流动和城乡发展布局有不同意见，乡建学派为主的学者主张国家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力度，以便能吸引农民工回乡发展。近年来社会大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互联网电商的普及，传统农业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型，使得农业和农村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对于农民工微观个体而言，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环境制约、又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将是发展立论的基础。

在我们与新生代工友长期的互动中，看到了城乡两种作用力对他们的影响，也看到在这两种作用力之下，他们个人深深的无力感和茫然感；他们最大的就业特点是 “频繁更换工作”和“频繁往返于老家和城市之间”。在访谈[③]的几十余名工友里，持续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时间超过两年者寥寥无几，大部分工友是新进工厂不足一年，可他们外出打工经历却多半有六七年或十年左右。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频繁地更换工作单位与工作地点？在这一问题的追问下，根据访谈内容，我们整理出农民工就业与迁移的客观影响因素：一方面是他们需要面对城乡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推拉力，另一方面是对城乡形态主观的归属和认同。

进退两难困境下的频繁流动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多偏重于制度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而极少关注问题主体的主观意愿及行动。因而，在制度性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迁移意愿调查具有重要意义。

外部客观环境分析

第一，城乡户籍、土地和社保的制度性约束。既有的研究多将制度性约束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市民化的关键原因，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尚未成立家庭，子女教育因素尚未列入考虑范围之内。此处的制度性约束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三是社会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获得城市市民资格及享受市民各项权利的主要约束因素，但随着遣送制度的废除，农民工的短期流动不再受到户籍的制约，户籍制度强制约束性降低。但因户籍附带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使不能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群体仍然被排斥于城市保障范围之外。所以，户籍对于农民工城乡选择来说是一大障碍。

土地制度对农民工迁移具有推动和阻碍两方面的影响。从推动流动方面来看，由于农产品价格较低，且土地承载量有限，导致大量第一代农民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据统计，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和农资价格上涨，土地的生产资料作用大大降低，大多农民无法以地为生。而另一方面，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远远超过其生产资料功能，土地逐渐福利化[④]，成为农民工城市就业失败后返回农村生活的生存保障。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凡举家前往大中城市定居且取得城市户口者，将自动取消土地承包权，这又使部分农民工更倾向于短期流动而非长期迁移。[⑤]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热点。在笔者所调查的微电子工业区，由于工厂规模大，社会保障基本完善；但新生代农民工对待工厂提供的社会保障有两种态度，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十分必要，如一位90后工友因家中无地，坦言自己在三星工作的目标就是“熬满十五年凑足养老保险，再考虑做点别的”；而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数额太大，“一个月加班拼死拼活地干，挣了四五千，扣去保险，却只剩三千多块钱，扣得实在太多”。他们现在更希望现金收入增多，以利于生活改善和创业。可见，社会保障不必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起促进作用，需根据他们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工种区别分析。

  第二，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首要原因是“城镇拉力”。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已不仅是农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结果，更多体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引致的人口趋利行为，迁移地和迁出地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2.75倍，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从中国的经济布局中也可见一斑：中国东部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三大城市圈，其面积不到全国的11%，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却超过了40%，而占国土面积超过70%的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总量比重却不到30%[⑥]。大城市占有更多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资源，其“拉力”自然可想而知。以电子厂工友的工资收入为例，其平均工资都远高于务农或地方副业收入（见表1）。

总体而言，城乡在经济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以市场化为主导的人口流动。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缺乏规模经营，生产效率低，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益不高，导致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收入水平差别较大，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⑧]。

第三，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大。强调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制约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即使放开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是否能够市民化也是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面对的不单单是制度性安排，还要考虑到市民化的经济成本等因素。李强教授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在改革开放以前，高的时候曾达到2.9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充当了先锋，低的时候曾为2.2倍到2.3倍。然而，到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已经超过3.6倍。”[⑨]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城市高消费水平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在众多城市消费中，租房或买房无疑是一笔份额较大的支出（见表2）；同时既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于其定居城市的意愿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越满意，定居城市的意愿越强。”[⑩]

按照工友平均3000元的工资计算，租房费用占据了1/4，而且所租到的房间，只是一个五六平米的隔断间，通常没有窗户，工友过着典型的“蚁族”生活。而对于打算长期迁移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购房问题更为严峻。据有关统计，2013年9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554元/平方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房价是他们选择留在城市或回到农村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相比之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家中有宅基地，“城里吃住那么贵，不如回老家，家里有地，还有房子住，不用花那么多钱”，渴望回乡的工友小李曾多次向我们表示自己对城市高支出的不满。或进一步说，城市的高消费门槛，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定居的梦想更加遥远。

因此，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扎根”的问题，对经济成本的考量至关重要；而且电子厂工作有明显的年龄限制，随着年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中城市的就业机会将不断减少，由于劳动技能及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在激烈的城市工作竞争中将日益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吃青春饭”的就业现状。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长期迁移的基本前提，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实现在城市的稳定就业以及拥有较高的就业质量，就很难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但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缺乏必须的专业技能和社会关系网络，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稳定性差、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晋升机会渺茫。 ^[11]中国就业网2012年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多集中于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总比重的54.1%。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一天12个小时、“只能站，不能坐”的劳动过程而言，他们的付出远没有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中得到体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受年龄及学历约束，其就业特点主要为“吃青春饭”。在调查中的电子厂中就业的农民工，年龄多在18到25岁，这个年龄段的熟练工人可以在流水线上快速地完成细小零件的装卸、擦拭；而一旦超过这个年龄段，手脚不那么灵活了，大部分人会被工厂以各种理由辞退，只有极少数工作多年的工友能够留下。在三星，管理层多是由韩国人和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员担任，普通工友即便工作五六年也只可能是个小班长。

  工友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吃青春饭”，在访谈中她们多次谈到等到自己到28岁，就会被工厂无情地抛弃。所以都不打算长做，等到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更具长远性的工作。电子厂的离职率奇高，据有3年工作经验的小张介绍，“三星的手机里新来的人里面有一半的人干不到半年就会离开。当年我们一起来的技校同学干了三个月就基本都离开，半年以后，三十人里就只留下五个”。自动离开和被辞退的工友，其去向不定。大部分人选择返乡，回地方去做点小生意或再去学门手艺；也有极少数人的选择留在本地，在当地开办小店，实现自己的“老板梦”。还有部分工友留在城里，要么进入其他工厂，要么进入工作更不稳定的零工市场，虽然月均收入与工厂基本相当，但工作风险性更大，同时没有丝毫保障可言。[12]

  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压力大，且工友基本都是低学历，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加之工作不稳定性高，使得他们产生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一个因没找到工作、吃了一个月泡面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只能在工厂里，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换取一点微薄的工资。一旦我们没有工作，收入来源就会中断，就会没有饭吃，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他们最真实的感受、最真实的生活。频繁换工作时所造成的摩擦失业阶段，在城市高成本的推动下，对他们留在城市就更显挑战。相比较之下，农村虽收入低，但由于消费水平低、部分农产品可以自给自足，也无购房压力，生活压力远小于城市。在城乡抉择中，新生代农民工多半陷入两难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意愿及心理特点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发生转变。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的生活相比农村更加丰富多彩。他们在取得一份工作、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后，便迅速加入城市消费的大潮中，享受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消费快感。我们的众多访谈对象基本都是积极的现代性消费实践者。他们都喜欢买各种样式新颖的衣服，无论男女在服装上的花费都相当可观。

工厂园区的生活和购物氛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而格外活跃，市场中以美容美发、网吧、服装鞋帽箱包、首饰、KTV、溜冰等店铺为主。每过晚上5点半，工人从厂区下班回来，市场便随之热闹起来，工友们或是去服装店购买花花绿绿的潮服，或者是去理发店做头发，或去网吧看电影、打游戏，或是去溜冰场听着劲爆的音乐滑旱冰……总之，她/他们在消费的大潮中，享受着、快乐着。在这里，也许只有娱乐和消费能让他们从日复一日的、枯燥的工作阴影中摆脱出来，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活着。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新老农民工在消费观念与实践方面的变化，老一代农民工迫于生存压力，在城市中节衣缩食，典型的受“生存理性”作用；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受到城市吸引，主动追求城市生活，追求相对丰富优越的生活环境，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梦想的实现，是一种“社会理性”的形式表现。在小组访谈中，部分工友表示，城市提供的多样化消费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不同于老一代的传统守旧，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表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收入、教育等有所提升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消费方式转型来实现自我认同和个人欲望的满足”[13]，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给了我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给了我接受新事物的机会”，一位渴望开蛋糕店的工友，在工作之余，到蛋糕店学习，为自己回家开店做准备。而这种学习机会，在农村则不具备。城市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及更多的未来选择，成为他们选择留在城市的强烈“拉力”。

第二，社会排斥及归属感缺乏。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该领域已有多位学者研究，并达成了相对一致的结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较强，布迪厄所说的空间和心理的区隔情况正在产生。这种区隔产生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对城市的物质供应、社会治安、交通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分割了市民的利益，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紧张关系，而紧张关系直接表现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区隔。[14]

在电子园区中，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多是司机与乘客或房东与租客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社会区隔的表现，但其实也是共生的表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离不开当地的住房与交通，但本地人的生活和就业同样离不开外地人。可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中，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地表现为本地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盘剥，应然的共生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排斥。

这种社会排斥关系可以从小区对外地人征收管理费中得以体现。在工人租住房屋的小区里，每个月的月末和月初几天，小区保安便守在小区入口处收取管理费，给外来农民工办“出入证”，工本费10元，另加每个月10元的管理费，而对本地人则不收取任何费用。很多工友对此很气愤，甚至还有工友因拒交管理费而遭到保安的殴打。

这种收取管理费明显属于暴力威胁下的非法征收，是对外地人的区别对待，这使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社区活动之外。对于自己居住的小区，他们有的只是恐惧和憎恶，无法建立起认同与归属感。在访谈中，多名工友纷纷提到自己在城市中无法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漠，关系多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城市再好，也找不到家的温馨”，在灯红酒绿中，他们总有种异乡漂泊之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也不想在这里长呆下去，他们最多的感受是委屈和害怕。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流动的状态

综合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宏、微观环境，我们将该群体在考虑城乡去留选择时纳入考虑的主要因素归结如下表3。

从上表的分析可知，城乡分别在不同方面给工友拉力和排斥力，土地制度更多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工友因城乡收入差距而离开土地外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外出务工失败后回归土地；随着农村社会保障的齐全，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视城市的社会保障为进城的拉力；城市的高收入、丰富的娱乐消费方式、实现梦想的发展机会，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无限憧憬，但工作又是不稳定和缺乏晋升机会。在城市的拉力和推力之下，这些年轻人表现出迷茫与无所适从。对于这个城市，他们既爱又怕，试图以频繁地转换工作来摆脱自己和群体的困境。

一项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率在2.72次/年，有64.9％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会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15]在此次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比较频繁。比如三星手机工友小娟在6年的打工生涯中，已经是5次更换工作。工友小李在10年打工生活中曾更换至少8次工作，并曾作为船员出外海捕捞；小辰在10年打工生涯中更换至少十几份工作，近至北京，远至青海、四川，而他近来的打算是要 “去南方走走、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除了在不同城市、不同省份之间转换工作外，农民工也在城乡之前辗转，女工燕子一年两度往返在老家重庆和天津之间，却不愿在其中任一处安定下来。

虽然流动频率高，但这种频繁流动大多局限于水平流动，可以选择的工作仍然局限于低工资、低门槛一类，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性高、技术含量低、可发展空间少。并且这些工作多是对年龄有一定要求，如三星手机要求工人的年龄不超过25周岁，其他部分工厂放宽至28周岁和30周岁。因而，在多次流动之后，由于年龄因素农民工甚至会出现向下的工作流动，由于工厂不再要高龄打工者，他们更有可能去做建筑工、保洁人员或是去零工市场。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有着对城市生活的一份渴望，而透过高频率的工作转换和城乡往返，也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抉择之中的许多无奈和不坚定。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之间“进退两难”

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转换工作这一现象入手，本调查分析这个群体所面临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

由于成长环境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农民工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从生存理性转变为社会理性，他们渴望在城市中寻求一种满意、合理的生活方式，城市中更高的收入、丰富的消费娱乐方式及较多的发展机会，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但同时，工友们又深知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主观上，并没有过多地去臆想未来的生活形态，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支出，与随之而伴生的工作不稳定等都是他们做出城乡去留决定的重要考虑因素。他们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必将顺应城市化大趋势，长期定居城市；也不同于父辈视进城打工为暂时状态、年老将会返乡。“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通过频繁地、几乎无目的地转换工作来寻找发展机会，同时也是逃避原工作带来的种种不快。总体来看，他们在去留问题上，表现为进退两难的状态，不断跳槽，寻找发展的机会，但往往跳来跳去也跳不出这个“圈儿”。

至于新生代农民工到底归于何处，本研究也没有确切的研究结论，因为流动还处于进行之中。但从客观环境和对工友的直接访问来说，绝大多数人认可将回家乡小城镇作为自己的归宿。所以，在城镇化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之际，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折中的流动意愿作为一种参考而纳入到城乡发展规划之中，似乎更显得合乎时势和尊重他们的选择。

* 王海侠，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生。

[①]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根据该定义，本研究得出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三大标准：1）1980年以后出生；2）在异地从事非农产业；3）农业户籍。

[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政策设计》中国发展出版社，第244-252页。

[③]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个案访谈法及焦点小组讨论法。研究主体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细分群体——电子厂工人。这一群体具有两个特点：一、由于电子厂招工限制，多为1985年之后出生；二、教育水平多在初中毕业至中专毕业。研究对象均来自天津西青区大寺镇微电子园区电子厂，以三星手机制造厂工友为主。

[④] 黄琨.《农业土地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制度创新》.农业现代化研究[J]，2011（32）：第196-199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四节第二十六条。

[⑥]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J]，2003(1)：第5-10页。

[⑦] 上四休二是西青工厂的普遍工作休息制度，即是上四天白班后休息两天，然后倒班上四天夜班，然后再休息两天后上四天白班。

[⑧] 童潇.《城乡一体化、城乡人口流动与社会管理创新》.贵州社会科学[J]，2012（10）:第114-118页。

[⑨]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J]，2003(1)：第5-10页。

[⑩] 夏显力，姚植夫，李瑶，贺强等.《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J]，2012（4）:第73-80页。

[11] 高君.《促进农民工就业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理论月刊[J]，2008（10）:第178-181页。

[12] 王海侠，余甜，倪坤晓，温铁军.《零工市场“被动闲暇”的行为抉择及市场影响——天津市西青区“15号桥”零工市场调查案例分析》.贵州社会科学[J]，2014（1）。

[13] 纪江明，陈振营，赵毅等.《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 人口与发展[J]，2013, 19(2):第2-8页。

[14] 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南方人口[J]，2007，4（22）：第52-59页。

[15] 符平，唐有财等.《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浙江社会科学[J]，2009（12）：第41-47页。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工业化，成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比较多的发展经济体。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把握经济体全球化带来的战略机遇，用正确的战略和得力的措施来实现我们自己的利益。

世界经济正处在深刻的调整期，刚才陈雨露教授的演讲总结了很多特点，我都非常赞同，应该说比较危机前几十年，现在面临的实际经济转型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总体来看，大家会感觉到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了，挑战增加了。

同时，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困难时候也会有新的机遇，经济特别好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挑战。我觉得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一个和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经济体，认真的分析和把握好变化中的世界经济就显得更加的重要。在这种条件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新的机遇的，今天我就点几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机遇。

第一，把握好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家可能观察到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想办法转型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另外一方面，真正能够走出危机恐怕还不是去杠杆，真正的消除危机要靠产业的转型，要靠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对中国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机遇，就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这一轮新技术革命里面，中国无论从政府还是企业，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比如说在微观层面上我们会看到，像华为那样的企业，他在技术革命最快速变化的移动通讯设备领域，能够迅速的追赶，现在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移动通讯设备制造商，其实就是整合全球的研发资源，利用全球的市场和人才来实现跨越式发展。另外还有新型的企业比如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等，说明我们一些企业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当然还有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挑战，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机遇，用比以前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把握好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如果我们的眼光更长远一点，那么我们会发现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其实就取决于每轮重大基础革命谁把握的好。

第二，在引进方面出现了新的机遇。不少媒体在讲，现在外资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有很多企业撤走了。但是去年来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中国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我们作为研究者怎么研究这个现象？为什么这边说很多人走了，另外又有很多新的进入者。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真处在比较优势转换的关键时期，原来很多看好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主要就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现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比较优势的弱化，渐渐发现还有新的比如说像越南、柬埔寨成本更低，所以低端产业转走了，我们一直在讲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转型，一个是转移。

但是另外一方面，有这么多新的进入者，我们特别看到进入者来干吗，就是因为中国有新的优势显现，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大家说新常态、经济速度降低了，可是新常态大家知道，我们的总体规模基数已经很大了，10万亿美元总量，7%的增长就是7000亿美元，美国要达到3.5%的增长率才会产生同样多的增量，日本则必须达到14%，那怎么可能？放到全世界来看，7000亿美元相当于17、18位的经济体，突然排第16位，我们这个增长速度，一年下来的GDP就能排到第16位去，这个依然是非常大的。

除了规模以外，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方式的转变，消费结构的升级，就会带来更高技术含量的投资品、消费品的需求，会带来对服务更多的需求。所以新的进入者干吗来了，首先就是看中国内这种大市场规模，以及升级带来的机会。

同时，还看重比较优势，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人力资源优势，人力资源大大的改善，产业配套的能力，这些东西肯定会吸引高端的产业活动向中国转移。

几年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深入调查，受回答问卷的有31%的企业说要到中国从事研发，就是看重了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研发人力资源。当然，还有其他的服务，所以当这些高端的产业活动加快转移的时候，同时带来人才在中国的会聚，这是人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来自于境外的管理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师等等，确实我没有看到特别完整的统计。但是我觉得中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2004年的时候，我们一年从国外回来2万多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回来了5万人，2013年回来了34.5万人，这个非常有标志意义。这正是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升级的机会，对高端的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的吸引，要把握好这个机会，顺势而为加快转移的过程。

第三，把握好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战略性。金融危机确实带来很多挑战，出口越来越困难了，产能过剩的矛盾加剧等等，但是在中国来说有一个难得的机遇，就是海外的低成本并购。以前我们的企业没有钱，想出去买企业买不起，因为海外企业都很贵，同时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企业。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生很大的改变，先是美国，后来是欧洲，欧洲现在还没有走出危机。你会看到这些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它的企业市场价值大幅度下降，很多企业受到了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不得不去找新的投资者。过去的几年，我们会看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金额大幅度上升，在短短10年之间已经成为了一个对外投资大国，这个对外投资是多元的。其中还有一类就是海外并购，通过海外低成本并购，让我们处在升级关键点能够迅速获得被并购企业原来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国际销售的渠道。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不错的案例，比如说像吉利并购沃尔沃等等，通过并购让这些企业的研发能力、技术水平以及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大幅度的提升。这也是促进中国企业升级，从而带动总体经济升级的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

我们国家的政策、管理、服务要给予相应的配合，否则的话，不利于企业把握发展机遇。

第四个机遇就是充分利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加速推动中国有竞争力的技术密集的成套设备走出去，提升出口型。大家观察到克强总理出访走到哪都给人家推销高铁、相应的投资设备等等。在全球我们说两个方面，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出口结构处在一个升级的关键时期，前30年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现在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削弱，迫使我们不得不实现出口结构的升级，也就是让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能能够迅速的提升国际竞争力，并且占领市场，这是我们自身的迫切需求。

另外一方面，在外部市场来看，恰恰又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就是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有一个亮点就是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发达经济体来说，总体看是基础设施的提升。无论是美国、欧洲，地铁100多年前建的，很多高速路是几十年前修的，随着技术的进步需要来更新它的设施，同时还有许多新的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铁，美国到现在没有高铁，想建高铁，加州想建高铁，东部人口稠密的地方也想建高铁，还有移动通讯技术进步那么快，都需要新的技术。如果配合他们振兴工业化的计划，中国翻译成再工业化，就需要提供最好的技术，发达国家也开始重视技术设备的更新。对新兴工业体来说要想推进工业化，第一步就是要推进基础设施，中国人讲要想富先修路，路其实就是指基础设施。所以说我们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来以后，我们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一个基础点，确实点中了要害，点中了六十几个国家的要害。推进工业、城镇化最头疼的，就是找钱先建基础设施。所以基础设施热潮里面中国特别有意思，过去几十年培养了我们的队伍。1999年以前，在全球工程承包企业225强里面，中国企业大概只有几家，现在有六七十家。我们现在企业大部分都有总包能力了，从总体设计、融资到建设，最关键的意义不是挣承包的钱，是工程承包带动成套设备的出口，发电设备、运输设备、工业设备。

我前面到欧洲调研，参观了一家号称世界上最漂亮的水泥厂，当时投资是2.8亿欧元，因为投资者是奥地利的商人，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所以他愿意多投1/3钱来建水泥厂，那水泥厂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都不一样，工人都在中控室控制，非常的整洁，这个水泥厂就是中国的一家很小的央企叫中材集团承包的。中材集团是十几年前几家科研院所企业合并的，合并的时候一年销售额只有几千万，现在一年三四百亿。我说你们在国外建了多少水泥厂，3年前说已经建了150个水泥厂，它的水泥厂建设过程中负责总包，负责提供技术，负责提供设备。一共就十来个人的团队，最重要的是水泥厂带动很多制造商出去了。

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我们一直在讲全球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是处在一个结构升级的关键时刻，老天还是很眷顾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刚才说的至少四个机遇都有利于中国升级，当然肯定是不全面，还有很多战略性机遇，如果我们把这些机遇把握好，我们就可以顺势而为，利用全球的市场，全球的资源来加速推进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些机遇几乎是公平的，过去全球化30多年，有很多发达中国家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中国却能够成功，而且成功的确实是少数。

当然，我们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外部环境变了，相应的需要我们调整开放的战略，开放战略要有新的目标、重点，最重要的是要有得力的，与此相配套的举措。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好这个机遇，我今天主要是讲机遇，开放的战略怎么调整，我们再找机会和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2009年新医改曾被赋予很多希望，而6年的落实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改变公益医院的创收机制

北京大学朗润园，这里曾经是清朝内阁、军机处会议之所，而现在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办公所在地。朗润园其中一间8平方米的房间就是李玲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书籍和资料，也恰如中国医改的缩影：繁重复杂。

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李玲的研究领域是卫生经济学，而大众对她更为熟知的身份则是中国医疗改革领域的专家。

2003年，李玲离开生活了17年的美国，放弃马里兰州立大学的终身教职工作回到中国。她曾亲眼看到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看到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后给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李玲不希望中国重蹈美国覆辙，她参与到中国医改之中，极力呼吁中国的医疗改革回归公益。

李玲被更多人关注源于一份报告。2006年6月，李玲关于“宿迁医改”的调研报告及其观点，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从2000年开始，安徽省宿迁市将134家公立医院的产权卖给民间资本，医院由公立转为私营。当地政府一直对此引以为傲，认为改革降低了老百姓的医疗费用，是成功的，甚至延伸出“宿迁模式”。

而李玲在对宿迁进行了深入调研后发现：宿迁医改是失败的，完全不符合医疗的客观规律，无法持续发展，应该要回归公益性。而随着最近宿迁宣布建设一家公立三甲医院，李玲当年的结论成为现实。

2009年，中国公布了新医改方案，强调公益性和政府投入。而这恰恰是李玲最希望中国医改走的路径。但是，在新医改推行的过程中，李玲认为很多具体措施并没有触碰到核心——医院的创收机制，中国医改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仍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

过往医改有得有失

《中国投资》：1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通过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主要内容是基层医疗体制的改革，这与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您怎么评价？

李玲：《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是医疗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推出来得太晚了，这个规划应该在2009年新医改启动的时候就出来，它是医改的依据。

很多人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这是一种误解。尤其是在医疗领域，各个国家都会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对于个人来说，发生重大疾病的概率很低，但是一旦得大病，个人的能力难以应对。但是，对一个人群来说，比如每万人重大疾病的发病率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医疗卫生资源就需要根据这些数据来合理规划。

反过来说，医疗领域没有规划是否可行?是否可以像一般的商场或者餐厅，想开多少开多少?显然不可以。对于一般商业来说，消费者的需求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的，消费者有自主权。但是面对医疗，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的地位，是没有自主权的。医疗市场是个强卖的市场，患者的选择权很小。

所以，国际社会公认不能盲目建设医院，医生不可以乱培养。在病患处于弱势地位的前提下，社会增加多少住院床位，就会增加多少住院病人，医生会“造出”病人来。完全放开医疗市场，打开大门办医院，将医院等同一般的服务业，是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符合医疗行业的特殊规律。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就是要规划医疗发展，防止过度市场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给医改一个方向。当然，下一步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落实。

《中国投资》：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再到2009年的新医改，我国的医疗改革经历了3个阶段，是政府主导与完全市场化的博弈，您怎么评价这3个阶段的改革和最终效果？

李玲：纵观 60多年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医疗、健康水平是高于收入水平的。但是前后 30年(以1978年为界限)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各有利弊。

如果仅仅从健康指标来衡量，后30年是远远低于前 30年的。前 30年人均预期寿命从 35岁增长到 68岁。后 30年，1978~2003年，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了3岁，增至71岁，这个增速是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并且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你可能会说，68岁就很难再增长了，但是香港、台湾、日本都比我们基数高，其增速都比我们快。2003~2013年，10多年又增加了3.5岁，增至74.5岁，所以这10多年的发展又是很快的。

之所以我们国家在前30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主要原因是我们走出了一条新路。1949年，中国经济状况非常差，政府通过社会建设凝聚民心。我们党利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分担风险，并且利用组织优势，在农村和城市走出符合各自特点的路。总地来看，当时国家对医疗领域的定位是福利事业，目标是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具体来说，城市以工作单位为单元，一个一两千人的工厂就会有一个医务室，甚至有小型医院。当时医务室的医生都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他们很多人可能就是卫生学校毕业，做得更多的工作是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尤其在工厂，这些医务室提前消除和职业病相关的威胁因素，减少发病。在农村，则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赤脚医生制度。中国人创立了世界上最便宜的医生，赤脚医生拿的是工分，用的方法是“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他们工作的重点也是健康维护、提前预防，并不是等病了再去治病。

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创立的制度，正是今天国际最先进的理念：预防为主。当时思路非常清楚，医疗重点不是看病，而是减少疾病。

1978年以后，经济开始改革，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稍微滞后一些，到80年代中叶医疗领域才开始改革，医院逐渐被推向市场，开始创收。应该说，80年代之后的医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当时城市和农村改革之后，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解散后，国家税收大幅下降，养不起医院。这些只能作为短期政策、权宜之计，但非常遗憾，权宜之计现在还没有改变，这也是现在医改最大的困境。

新一轮医改其实开始于2003年，SARS的发生是个转折点。那场灾难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注重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当时提出医改的重心是回归公益性，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让城乡老百姓都能够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石破天惊，这些词已经被淡忘得太久了，这一轮医改的理论、方向都是对的。但在最终落实过程中，一些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中国投资》：站在全球角度看，中国过去60多年来医改的总体情况是怎样的？处于什么水平？

李玲：世界卫生组织曾于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年会，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大会。那次大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中国建国之后的医疗体制建设，认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国家面临的医疗问题，走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路。受中国成功经验的鼓舞，当年参会各国的政要们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主要内容是到2000年实现“health for all”。这个可以有两种翻译，一种是人人享有健康，另一种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它的目的是推广中国经验，后来大量发展中国家都是学的中国经验。

但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就是，1978年中国开始转型，国际卫生组织最推崇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赤脚医生队伍1978年开始土崩瓦解。因为这个制度依附的是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没有了，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一直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年会，这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医改的评价是：中国已经从世界最好的医疗模式，变成了世界排名倒数第四的模式。在健康公平方面，我们国家甚至比非洲一些国家还要差。

2000年以后，全球还没有一个对世界各国医改做权威评价的会议。但是在2010年左右，世界银行曾经派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他们在调查很多城市后得出的结果是：中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所有的医院都在创收。

亟待回归公益性

《中国投资》：有人说，现在我国医疗服务主要面临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您觉得我们国家医疗体制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李玲：最核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医院不要成为牟利的工具，回归公益性。医疗卫生领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首先就是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医疗的提供者处于天然的垄断地位，如果供方有过多的盈利动机，医院总是能够有方法去获取利益，这会导致患者利益受损。

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大家摸索出来的医疗卫生规律是不能把病人当成创收手段，医院不应该是商场。医生应该回归到治病救人的天职上，药品也应该回归到治病的本质。现在很多国家的医改，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不能够再背道而驰。

比如2000年，安徽省宿迁市以卖公立医院开始卫生改革。2003年，该市最大的公立医院宿迁市人民医院成为民营医院后，宿迁成为全国那只全世界仅有的全是民营医疗机构的城市。理论上来说，宿迁医改属于完全市场化，完全竞争，500多万人口有500多家医院，但却是恶性竞争和过度竞争。竞争最厉害的是抢医生，只要有好医生，就会有大量病人来医院，所以医生跳槽频繁。现在，宿迁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下降，病人去附近城市就医。不得已，宿迁宣布要重新建公立医院。实践已经证明：医疗改革不能完全市场化。

《中国投资》：对于民营资本开办的私立医院来说，他们更难走向公益性。

李玲：中国民营资本办医院，从1978年就开始了。现在民营医院在数量上过已经超过了公立医院，大多数民营医院都是专科医院。

中国民间办医院的门槛也非常低，只要有资金就可以进入。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民营医院的春天是被自己毁掉的。因为，早期的民营医院过分追求利润，欺骗患者，导致信用的丧失。

纵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把医疗卫生完全放开，任由资本进入，变成挣钱工具。民营医院做得好的国家，都不是将民营医院视为盈利工具，而是私人资本以做慈善的目的来开办医院。这需要有一整套的制度设计，来引导民办医院走向非营利。比如说遗产税，办慈善是可以免税，但是作为遗产则是要大部分上缴国家。这样的制度使民间资本有很强的动力去做慈善事情，回馈社会。

《中国投资》：去年，有人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锯病腿，有人在家自建医疗设备等等，这些年重病家庭无钱医治境遇让人心痛。这些家庭很多都是农民或者城市贫困者，为什么每年国家持续增长的医疗支出，没有帮助到这些最需要的人群？

李玲：这就是另外一个急需要改变的问题，也就是医疗健康的公平性。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为82岁，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甘肃、青海等地的农村，人均预期寿命非常低，这个差距越拉越大。

事实上，我们现在医疗资源其实是很充沛的。2014年，我们的医疗支出已经占到GDP的近6%，近3.6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这个数字还只是1.2万亿。这么大的一个投入，实际上足以让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对比来看，香港、台湾的医疗投入大概只有GDP的5%，而香港建立了高水平的免费医疗保障体系，台湾是全民健保体系，我们现在花的钱更多，却没有达到这种水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把大量的钱都浪费掉了，没有13亿人口同舟共济的制度建设。

现代社会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保障制度，事实上就是起到同舟共济的作用。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分担风险的能力应该是很强的。但是在实际中，我们却把大海化成了小水塘，本应该是中央统筹的医疗筹资体系，变成了以县级为单位。这就使得基层群众的保障水平低，个人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经过我们的测算，平均有50%的医疗费用还要自己付。所以，现在异地报销也是没有意义的，异地报销背后是碎片化的筹资体系，这就有点像欧盟，把货币统一了，但是财政体系不统一，我们现在把报销统一了，但是筹资体系不统一，地方政府难以承受。一个边远地区的病人来北京看病报销，北京是什么费用，边远地区又是什么样的筹资水平，他一个人要吃掉当地很多人的医保。

因此，应该取消所有的医保费用，改为医疗保障税，形成全国统筹，池子变大后，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增强。新农合现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央应该统筹管理新农合的钱，直接拨给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运营成本，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医改的答案

《中国投资》：您曾经说过，中国医改的答案就在建国后的前30年。您有什么政策建议？社会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李玲：中国医改的答案就在建国后的前30年，这句话实际上不是我说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的。2005年左右他来北京做讲座时说，中国医改答案不需要到处找，往前翻历史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也回不到过去。正确的做法是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60年以来的改革，理性的吸收前面好的地方，避免坏的地方。

对于政策来说，政府保障好民生，这是政府推脱不掉的基本责任，医改是改政府。

我们今天医改所面临的难处是，当年我们把医生推下海，就好比把乖猫变成老虎，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要设计一整套政策机制，落实政府办医和管医职能，让医生回归治病救人的天职。公立医院不许创收，收支两条线，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如果这一核心点没有改，政府投入就变成了政府买单的市场化。

美国就是政府买单的市场化，每年产生的巨额医疗费用，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就是因为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是创收的。政府不断加大投入，是让这条利益链茁壮成长，越养越肥。

我们的医改改到今天，必须要问：谁为13亿人负责?这一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在医保水平本就不高的情况下，如果再不把医疗费用控制住，那人民就更看不起病了。

《中国投资》：您认为，中国医疗改革所达到目标是什么？

李玲：我一直努力的目标是：建设健康中国。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健康。人类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商业、信息社会，下一个竞争高点就是健康。

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人人都想活得健康。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老年人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医疗。医疗费用的支出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几百万都有可能，正是这些巨额的医疗支出正在拖拽着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地球上的资源，是不能够支撑中国人均GDP赶超美国的，那么我们的最大优势可以放在健康领域。如果13亿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美国，中国实现健康梦，就能够实现中国梦。

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政治制度、文化等优势，打造全民终身健康维护体系，尽可能降低医疗资源的浪费，让老百姓不得病或者少得病。经济、社会等一些政策的制定，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人民的健康，不应过分注重GDP。这其实就是国际上最新的理念：将健康融入到所有的政策。

记者：我看过清华教授李希光写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他认为西方对中国有一个阴谋，有一些人在妖魔化中国，您对这种观察怎么看？

张维为：因为中国执政党的名字叫共产党，所以西方对你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个偏见由来已久，从冷战时期一直到今天。我在和半岛电视台辩论的时候就说，你们看中国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有点像我们文革时候看西方。文革之后中国或多或少地去意识形态化了，因此中国人看西方比西方人看中国总体上更为客观一点。

因为西方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所以造成了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迅速发展的中国，也造成了对中国预测的频频失误。我觉得西方是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时候了。二十年前预测错了，十五年前也是错的，十年前预测又错了，五年前，三年前都错了，也不懂得道个歉，也不检查一下自己为什么错了。

记者：在西方，像BBC这样的媒体，编辑会要求报道一个观点时要找一个对立的观点平衡一下。现在CNN、美国的一些媒体在这方面肯定也有类似的要求。为什么即便这样，它们还是没能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呢？为什么还是有一些偏见呢？

张维为：我认为这种平衡中包含着他们编辑的价值偏向，由他们来把握一个度的。我也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但长期跟踪这家报纸后发现，像我这样观点文章占总量十分之一都不到。西方媒体有自己的宏观把握和价值偏向，我想它们自己都不会否定这一点。

记者：我感觉也是这样，在美国的政治光谱里面，左派在政治经济这方面使用的可能中国所谓“右”的那种话语，媒体的设置可能也是这样有一个标准。尽管它们没有来自宣传部的控制，但仍然存在一种比较软的控制，您怎么看这个？

张维为：西方通过一两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合，知识界、媒体界的主流已不再质疑他们的政治制度了，尽管这个制度弊病丛生，因此媒体可以批评政府、批评奥巴马，但他们还是认为他们那个民主制度是个好东西。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知识界、媒体界没有制度认同的人还相当多，尽管中国取得了别人难以想象的成绩。我不是说这些人要推翻我们这个制度，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但还是有很多人还是觉得中国还应该转变，最终变成西方一样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认同没有最后完成的情况下，中国一出现什么问题，就算是一个交通事故，也有人批评制度。这在西方国家不会发生。其实任何一个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为了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它不得不出来说话：你这样讲是不行的。当然中国这些方面的管理方法让人觉得有点粗糙，有待改进。但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许十年之后，等到中国真正超越美国了，更多的知识界、媒体界的人会建立真正的制度认同，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出现，因为许多方面中国确实比西方做的好，甚至好很多。

记者：是不是因为西方精英的统治时间长，分散到社会各个领域，比如传媒界、文化界。而我们的统治精英还是集中在官员、政府这一方面？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张维为：我觉得不是。中国文化界、媒体界的精英和政界的精英还是不同的。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贪官、那个贪官，但我个人觉得中国政界精英总体素质恐怕比中国知识精英还要强一些，政治定力也要更多一点，他们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紧紧结合在一起否则中国崛起的奇迹就无法解释。

知识界不自信人比较多。大学里的一些关键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几乎是西方话语占主导。这么多年用的都是西方理念主导的教材。我不是说西方话语都不好，但人文学科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思，西方话语的问题太多了，其对中国的主流叙述荒谬之处非常之多。所以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的当代话语。近年来我发现能跳出西方话语窠臼的学者越来越多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记者：但是您刚才说到我们社会上缺乏这种共识，主流里面、精英里面非议国家体制声音很多，是不是和有影响力的人都在政府里有关。而在西方比较分散，精英之间有种默契，认识到我要是违反一定规则的话对我们集体利益不好。中国除了政治领域之外的精英，没有觉得大家有共同的利益？

张维为：我理解你说的，你这个观点适用于西方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学界也好，媒体也好，政府也好，大家有一个共识，不能翻船。中国情况比较特殊，这些年来，用习讲的话就是很多人缺少担当、不自信。甚至一些重要人物都在讲西方塞过来的“普世价值”，连谈人权都没有自信，一说人权老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言下之意是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会和你们一样尊重这个权利那个权利。他不知道很多理念从一开始中西就有分歧，比方说，中国文化讲究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而不是光讲权利。没有自信就没有足够的担当，结果造成了前些年西方话语几乎主导了国内“先进舆论”的状况，形成了一些国内一些媒体往往在负面报道上比BBC还要BBC，比CNN还要CNN。如果你要了解中国的不好，根本不用去CNN，看一些中国媒体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是极其令人担忧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媒体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国家，更何况这是一个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大的国家。我写《中国震撼》等书，就是有感于此，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中国要出大问题。中国30来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管你有多少的问题，但成绩是震撼世界的。上面所说的特殊的舆论氛围，缺少了最基本的实事求是。我给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国内有一个叫秦火火的，造谣传谣三千个。习近平上来之后把他抓起来了。我和你都在西方长期生活过，你在英国造一个谣试试看？

记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平常做节目，和国内知名人士谈起文革的事，对方说文革没有法制，我纠正他说，我记得文革的时候小偷也不可以随便偷东西，不可以随便打架，也是有公安的。他就认为那十年是没有的、是混乱的，但英语媒体愿意信他说的东西。

去年中国的劳改制度取消了，整个的英语媒体报道都在欢呼，说这是中国进步的标志。英国媒体请了国内一个独立作家来谈。他就是控诉式的、把劳改制度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制度。我问他，被劳改对象不是大部分是刑事犯吗？劳改应该是中国特殊时期司法的一部分吧。可是这种信息传达不出去，西方有一套固定的东西。就像孩子在英国上学，他们学历史，就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被挡住是因为英国皇家空军，他不认为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起了关键作用。对于国内有些媒体宣扬西化、宣扬跟西方接轨，您怎么看呢？

张维为：中国内部的负面“舆论”，一度影响力非常大，现在开始式微。确切地说，他们并不代表了中国根本利益，我不是说他们从西方拿钱，我没有证据。但是从我看到的信息来讲，国内有些媒体早就被西方洗脑，结果就是比西方更西方，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需要纠正，现在正在纠正中。

记者：您说的意识形态化，是不是与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用的教科书充斥西方的话语有关？我们潜移默化接受它了？

张维为：是啊，以国内新闻系为例，文革前，整个中国的大学体系里大概仅复旦大学有新闻系，现在大概有几百家新闻学院、新闻系。教一些教材受西方理论影响太大了，不适合中国情况。

记者：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报道两会，那一年正好在打利比亚。中国一家电视台和CNN的解说是一样，说这些人是一些民主抗议者、一帮武装分子。当时我就想，这家电视台其实不加分析就把西方媒体的那些概念拿过来了。

张维为：到今天，我们自己的话语还是太弱，比方说，曼德拉去世了，我们的报道基本上是西方的话语。其实你研究一下曼德拉和中共的关系，这是很精彩的一段历史，完全可以说出很多故事。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美国当年是如何与南非白人当局一起迫害曼德拉的。

记者：而且西方媒体报道曼德拉的时候，曼德拉的很多言论他们不报道。最近香港的事、乌克兰的事，在BBC这样的英语媒体上，他提前把立场灌输给你。上来就说占中者是香港要求民主的人，给人留下了专制管制人民的印象。但我们一些媒体转载时，好像也没有注意这个东西。就像在您的那个视频里，有人一上来就问“中国难道不要民主了吗？”把“民主”这个概念打包抛出来，这时如果你说不要，就很被动。

张维为：这实际上不一定是故意，而是意识形态的框架出来之后，他本能的觉得香港的一定是反专制。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质疑西方话语，不能让他蒙混过去。就像他们报乌克兰也是一样，他们报乌克兰危机时总说成是乌克兰东部的反叛，不说这些人是俄罗斯族裔。一些媒体把这些人全部说成是亲俄的叛逆分子，或者是普京支持的叛逆分子，先入为主地给观众灌输一种偏见。在乌克兰危机中，亚努科维奇被搞掉，在普京的眼里里是政变，因为他是合法的民选总统，通过街头政治暴力把他搞掉是非法的。但在西方报道中，普京却是腐败的、专制的压制人民的一个政权，非要搞掉不可。

记者：这种潜移默化的洗脑很厉害，就算是相对比较冷静的英国人，你问他国际局势，他给出的也基本上是大媒体的看法，没有自己的甄别能力。“多党制就是民主”的这个观念，靠他自己没法跳出。

张老师，您上次提出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这个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吗？

张维为：是这样的，文明型国家首先涉及到“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学界早就用了，影响力比较大的是美国学者Lucian Pye，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假装成民族国家的一个文明，中国就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个观点正确的一面是，他讲出了中国是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弱点是他的潜台词：由于你是古老的文明，你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有现代的意识、现代的理念、现代的法治等等，换句话说，Lucian Pye用的这个词，带有更多一点的负面意义。马丁·雅克跟我讲过，他受了Lucian Pye的影响而发现中国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背后是一个文明。他讲到中国的崛起，也用了“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但他的用法比较中性了，他认为由于“文明国家”的特征，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但他也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能还会是某种中原和地方的朝贡关系。为此，他书中专门有一章写中国未来的朝贡体制。

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有分歧，我不用civilization-state这个词。我用的是civilizational state，也就是“文明型国家”，即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比“文明国家”这个概念要积极的多。中国既是古老文明，也建成了现代国家，两者的长处结合在一起，所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记者：您说的这个概念怎么和新中国，1949年以后建立的这个国家调和呢？

张维为：新中国，就是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你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难以生存，连起码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都没有，就不会有起码的战争动员能力。但同样是现代民族国家，有没有历史久远的文明和传统，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现在国内有些“民国热”，似乎有一种政治上挑战的含义。隐含的说新中国合法性不够，老的更好，这是不是会破坏国家的根本？

张维为：实际上一直存在这样的质疑，此外还有一个观点说我爱这个国家但不爱这个党。这实际上是一样的观点。但我认为这只是互联网上一些人的观点，在民间不可能成为主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仗打出来的，是22年的武装斗争后成立的，后来又跟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邓小平说过，没有人民的广泛的支持，是做不到这一切的。换句话说，中国人为建立自己的新中国，为中国民族独立所付出的牺牲恐怕百倍于美国人为美国独立多付出的代价。这种红色历史传承的一个表现就是“红歌”在中国的经久不衰，它已经是现代中国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党国就是一回事，我们1949年以后新国家跟党就是一回事呢？

张维为：不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中共迄今为止还是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利益的，国民党当年确实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所以当年国共之争，国民党会输的这么惨。“党国”这个词在国民党时期被用坏了，现在用起来就有贬义。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型政党”，是“整体利益党”，英文也可以叫state party，党代表整个国家，和西方的“党”不一样。西方的“党”是公开代表部分利益的，然后不同的党派竞选，而我们中国有着不一样的历史传承，我们的党代表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从“文明型国家角度来讲，过去2000多年大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主导，讲得更通俗一点，如果你一定要套用一党制多党制的话语，那么过去2000年我们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都是一党制，这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在多数时间都比欧洲发达得多。

记者：西方谈论一党制时，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保证监督制衡？

张维为：共产党名义上是一党制，但其内部的弹性空间比西方政党要大，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整个的政策调整都是在一党制框架内完成的。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理念差距，远远超过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理念上的差距，超过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理念上的差距。多党民主制意味着监督的说辞，现在看来很难有说服力。

我常以亚洲四小龙为例，韩国、台湾基本是现代化初步完成之后转向美国政治模式的，香港、新加坡没有这样转型。结果在腐败问题上，谁处理的更好？还是香港、新加坡处理的更好，好很多。中国体制下的监督制衡，这两年效果特别显著，说明中国开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此外，一个好的制度不能只讲制衡，这是保底的，是“下策”，一个好的制度还要能够找到好人，让好人做好事，这是“上策”，所以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上下策结合”，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制度安排，从理念到制度，我看已超越西方体制。

记者：现在从中国情况出发，民主是否应该有个新的定义？

张维为：我和西方记者说，如果民主非要界定为“多党制”、“一人一票”，那我就不用“民主”这个概念，而是用良政还是劣政：good governance or bad governance。如果民主的定义是开放的，这也是应该的，那我可以说的东西就有很多，比如协商民主、实质民主。前段时间中国召开的两会，就是协商民主和实质民主的一种表现，认认真真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记者：您认为实质民主是什么？

张维为：实质民主的标志就是good governance，就是最后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能体现多数人的利益。比如说皮尤中心在过去十年里，每年的民调都显示中国老百姓对国家发展方向乐观程度超过英国和美国，就是一个例子。

记者：西方国家对民众不满十分理直气壮，因为他对掌控社会各个阶层是非常有自信。只要你违反法律，就逐步升级处罚把你压下去，甚至消灭掉。他坚信自己的民主制度非常有效，合法性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国内出现大的群体事件时，又或是诸如“邓玉娇事件”的事。最后不是完全按照中国的已有法律处理的。对此，国外认为这是为了防止引起民愤而进行的政治干预，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对自身没有信心、不能更多反映民意的表现，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张维为：西方法律权威性很强，一旦成为法条，哪怕是坏的，也要遵守。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国人讲情理法，不单要考虑法律，还要考虑情和理。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种挑战，但也是中国法治超越西方法治的机会。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避免西方已经出现的律师治国导致事实上的社会不公问题，因为律师治国意味着有钱人可以聘用更好的律师。

但邓玉娇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与当时的政府没有担当有关系。这和2011年温州的动车事故类似，我们在动车和高铁上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但当时没有自己的制度自信和话语自信。有人造谣说给意大利乘客赔偿了一千万欧元，也有人信，对造谣者也不绳之以法。但这只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十八大之后这种局面已开始扭转，以后这样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少。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国家合法性与西方国家相比，归根到底差别在哪？

张维为：中国合法性概念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是通过选举有了合法性，中国的老百姓哪里能想象党中央不合法？做一个民调，只要说到“中央”两个字，威信就是非常高的。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自己的合法性话语，一个是“民心向背”，一个是“选贤任能”，按照中国自己“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走，政权的合法性就不会有问题。那次我和半岛电视台辩论，他谈中国的群体事件危及政权合法性，我说这些事件加在一起所影响的人，占中国总人口的5%都不到。中国是超稳定的结构，很有定力，只要上面不乱，经济在发展，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社会稳定，人民勤劳，经济繁荣，至少70%的人就高兴。

记者：那您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想要用西方人了解的话语系统来表述中国的特殊性。

张维为：不只是这样，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确实在尝试以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中国，但同时我们也提出中国自己的话语，用中国的话语来分析世界、分析西方。我最近的这本书《中国超越》里面就讲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讲三权分立好，但我认为三权分立解决不了更本质的问题。三权分立问题在于三权都是政治领域的东西。但是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超出这个领域，需要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三种力量的平衡。否则不管你三权如何分立，但外部的资本力量可以左右这三权，国家就要出大问题。

美国20多年来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就是资本力量太强大，强大到想给总统竞选捐多少款都可以。强大到这么多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赚了大量的钱，但却转移到了开曼群岛等地方去避税，美国自己拿不到。香港现在也是一样，BBC认为香港占中是一个民主运动，我认为不是。根本上是多数百姓的生活20年来没有改善，这才是关键的问题。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资本力量太大了。少数家族可以控制香港50%的GDP。

记者：我从飞机场到市区，一路看到的几乎和欧洲、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在哪里？

张维为：我很少用人均GDP这个概念，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均GDP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我把中国分为发达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用我这个分析框架，一个投资者会发现中国光是一个发达板块，人口就和美国一样多。这意味着，中国的一个发达板块的商业机会比整个日本都大。一个瑞士手表商，三年都生产不完中国发达板块需要的数量。

外界说老看不懂中国，一会儿中国是No.1，一会儿中国又是very poor。 中国是两个大的板块，互相之间实现了比较良性的互动，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我说要挑战西方的指标系统，不要拿瑞士和中国来比，应该拿瑞士和苏州比，因为人口相当，这样比较就才有感觉。分析中国要更加细化。中国巨大的新兴经济型板块，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最近我国内走了很多地方，我们的县城比非洲国家首都都繁华了。

记者：真的是这样的。现在BBC的影响也下降了，BBC和CNN的人私下也这样说。现在媒体上最厉害的就是俄罗斯Russia Today和伊朗Press TV。伊朗的这个在英国的转播已经被英国人关掉了，因为它太厉害了，太能冲击西方那一套了。英国借口说他们的这报道违反了一系列法制机构条例，而美国从来就不让Press TV播出。

最近英国又要关Russia Today，找借口还警告了好几次了。它是目前唯一的窗口，让西方官员知道乌克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它很有力，英国为什么不关CCTV？不关新华电视？因为他们牙齿可能还不够尖锐。而今日俄罗斯用的全是专业的西方媒体人，而且是有思想的人。那些记者要比BBC强很多，是花大价钱雇来的。不久前，今日俄罗斯的主持人Annisa两下就把CNN的大牌Amanpur反驳的不知所措，恼羞成怒。

就像乌克兰事件，RT的两个记者在电视上公开反对普京去搞克里米亚公投。实际上这个小姑娘记者不了解克里米亚是怎么回事，但是RT容忍她，没有因为这个事把她开除了，看重的是她的整个贡献。

最近巴黎枪杀（指查理周刊事件）以后，BBC一个电视记者Tim Willcox在巴黎街头正好采访了犹太人问他这么看这个事，然后这个犹太老太太就说：“这些穆斯林就是十恶不赦，我们一直受他们迫害。”记者就知道老太太是一个有以色列背景的犹太人，就说：“你说的虽然是事实，他们很暴力，但是很多人说，是以色列一直在迫害巴勒斯坦、迫害穆斯林。”就这一句话，犹太团体就给BBC施加压力让他辞职，最后拿这个组织没办法，只好在卫报上写文章道歉。那个记者最后没被开除，但那段时间电视上就没见他出来。

以色列打加沙的时候，几天打死几个男女老幼，有一回英国外交部科长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看着电视骂了一句脏话。旁边另一个健身的让他再说一遍，他就又骂了一句。旁边的人说：“你敢不敢告诉我你叫什么？”这哥们也挺激动，他就说自己是来自外交部的某某，然后就被开除了。西方社会并非没有言论禁忌。

春运高峰，车流如织。在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公路上，ETC（不停车收费）专用通道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信ETC服务就是一个字，爽！”经常来回长三角区域的企业老板施先生的感受道出了有车一族的共同心声。

自2010年4月起，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配合浙江省公路管理局在杭州、绍兴、嘉兴、湖州、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高速公路推出ETC业务，收费站等候长龙明显减缓。如今不但浙江境内，就是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公路ETC服务也早已联网，越来越多的客户视中信银行为ETC服务的首选品牌行。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近年来中信ETC智能服务更是不断升级，正在全力助推即将到来的ETC系统全国联网，让享受ETC服务的客户畅行全国高速公路。

感悟市场：ETC项目蕴藏商机

改革开放后，浙江的高速公路迅速发展。对市场有着高度敏锐力的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决策层，从高速公路停车收费既费时又增加尾气排放的弊端中感悟到，浙江的高速公路早晚会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进入ETC时代。

当他们第一时间得知浙江省公路管理局已对ETC不停车自动收费立项后，立即与省公路管理局联系，达成了联合研发ETC服务的合作协议。很快，杭州分行成立了以魏安义行长（时任副行长）为首的ETC项目团队，围绕签约、扣款和清算三个主要环节率先研发出准确、安全、快捷、方便的ETC业务流程软件。这个软件通过给车辆安装一个电子标签，配合不停车收费通行卡，利用无线射频及有关自动控制技术实现自动缴费和出入信息读写。凡是办理了ETC业务的车辆，允许用户以20km/h的速度直接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车道感应装置“嘀”的一声，栏杆抬起，车辆通过只需要2秒钟，免除了车子进入收费车道经减速、停车、付钱、找零、起步等程序，在提高通行效率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压力，大大降低了尾气排放量，减少了车辆的损耗，在降低油耗的同时也节约了通行时间。用户车辆只需与中信银行账户绑定，车辆应支付的高速公路通行费金额将从绑定的银行账户中自动扣除，便捷、安全、可靠。

杭州分行设计的ETC服务软件赢得了巨大商机。浙江省公路管理局当即拍板，杭州、绍兴、嘉兴、温州、湖州、台州6个主要经济发达地区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服务，由该分行首先代理试点。从2010年4月16日上线以来系统运行顺畅，客户纷纷叫好。5年来，前往中信银行网点办理ETC服务的客户与日俱增。截至2014年末，杭州分行ＥＴＣ个人客户数已达17.42万户。进入2015年，杭州分行辖区机构网点普遍开展了ETC客户“四重礼遇”营销活动，全辖ETC业务欣欣向荣，发展势头强劲，仅1月份，全辖新增ETC个人客户8773户，较去年同期提升44.53%。

创新驱动：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市场相信的是产品和服务，谁能拿出与众不同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这是市场经济的硬道理，ETC市场也是如此。

中信ETC业务之所以从普通代理行快速跃升为客户的首选品牌行，凭借的就是与众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在收费扣款模式上，目前国内ETC通行费支付方式通常采用预付费模式，即客户将签约车辆与缴费充值卡进行绑定关联，并在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中心确定唯一账号。用户在此账号中进行充值作为高速公路付费的资金来源。车辆通过高速公路收费车道时，卡内余额充足并成功扣款后予以放行。这种预付费模式，银行仅仅作为一个代理发行预付费卡及办理相关充值业务的机构从中收取手续费，不能有效获取这批能带来更大效益的优质客户群体，且发行和管理预付费卡须成立专门运营公司，浙江省公路局尚不具备该条件。为此，杭州分行联合浙江省公路局共同开发了以银行账户为主体的ETC通行费支付模式，即客户在银行申请一个账户用于通行费的扣款账户，为控制业务风险，充分考虑客户的方便，个人客户可申请中信信用卡，对公客户可申请中信对公账户并冻结足额保证金。这一绑定直接扣款模式，客户省去了反复充值的麻烦，只需在中信银行申请个人银行卡（信用卡或借记卡）或对公账户并保证签约账户中有足够资金即可。此外，使用ETC业务，购买电子标签3年内，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3%。借助此项业务可获取一批中高端有车一族客户，通过零售产品交叉营销提高客户在中信的储蓄及管理资产水平。

在客户签约上，杭州分行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来解决不同客户委托扣款的需求。对个人客户，他们用中信信用卡作为支付结算工具，即用户车辆与中信信用卡进行绑定，有关费用从信用卡账户中扣取；对企业客户，企业客户可在该分行开立结算账户作为委托扣款账户；对机关事业单位，则通过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结算系统支持用户采用他行账户作为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支付手段。这些因客户而宜的产品解决方案及整个ETC服务流程，得到了浙江省公路管理局的高度认可，也满足了不同客户群的需求，因而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首选中信银行作为ETC服务的主办行。

为了在同业竞争中牢牢把握领先地位，该行近年来不断进行流程、服务、功能的改进升级。他们推出ETC信用卡现场发卡业务，将信用卡申领时间缩短至３个工作日；在全省（不含宁波）近75个网点率先推出ETC一站式服务，即客户在中信银行网点可直接完成信用卡申办、ETC签约和安装电子标签的全部流程，业务办理只需15分钟。他们优化了信用卡发卡流程，实现专门针对ETC客户的信用卡本地发卡，杭州同城区域内的客户从申请到领卡的业务周期只需3个工作日，异地区域也只要5个工作日，而且信用卡的核准率也有大幅提高。他们还推出借记卡签约ETC功能，保证所有公众均能申请ETC服务。此外，中信银行还对办理多项银行业务的申请人提供安装减免的优惠，大大激发了客户办理ETC业务的兴趣和热情。每年的春运前夕，该分行辖区机构纷纷与当地公路部门合力加强ETC服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办理服务。如杭州分行辖属的绍兴分行10个网点已经全部实现“申请—办卡—装机”的一站式安装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客户。

合作共赢：客户银行社会均获益

高速公路ETC服务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经专家科学测算，正常通行状态下，使用ETC方式相对于MTC(人工)入口、出口车道单车可以节约通行时间32秒/车次，有利于缓解高速公路拥堵，提高通行效率，同时节省油耗0.03升(按93号汽油计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0%、一氧化碳约70%，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出行。截至2014年，浙江省享受ETC服务的车辆累计流量已超过9868万辆车次，节省燃油消耗290万升，减少碳排放6300多吨，有利于社会倡导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

合作共赢，ETC服务使多方获益。对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而言，可提高缴费通行能力，降低人力资源投入，防范收取假钞等；对客户而言，通行费从签约银行账户中扣款的方式省去了反复充值的麻烦，享受高速公路顺畅、方便；对中信银行而言，搭建持续获取中高端客户的平台并予以持续经营，通过零售产品交叉营销将其在中信银行开立的账户培育成主结算账户，不断提高客户在中信银行的储蓄及管理资产水平。ETC服务历时5年，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已累计签约车辆26.62万辆，其中私家车21.97万辆，公车4.65万辆；签约客户19.97万户，其中个人客户18.31万户；ETC客户个人存款余额达50.11亿元，AUM余额达104.73亿元。随着ETC系统的全国联网，中信杭州分行主流银行形象、ETC服务品牌行的地位日趋显现，进一步提升了中信银行的品牌价值。吕志强 张东成 /20150403

“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去”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第一代农民工多数愿意回农村

一般认为，当前农民工已经有两代，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往往是在农村务农出身、父母留在农村、子女也留在农村，他们进城务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进城务工后将土地留给父母耕种，在农业收入之外，又获得一块务工收入。目前第一代进城农民工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他们或已返乡，或正在考虑返乡。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城市获得体面就业的机会越来越难，而从事脏苦累险的体力活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返乡接替年老的父母继续耕种土地。

当前全国农村仍然处在一个已持续20年的建房高潮，主要投入来自农民进城务工所获得的收入。不仅是有了收入的节余和村庄熟人社会中的攀比之风，同时这也表明了农民工对返乡的预期。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是愿意回农村去的。

第二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回农村

第二代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他们往往没有务农经历，小学或初中毕业即直接进城务工。这些缺少村庄生活经验的年轻人，不会也不喜欢务农，对农村没有感情，而对城市有着热烈的向往。正因如此，如果问他们是否愿回到农村，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不愿意。

这样，学界和政策部门一般倾向于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不愿意回农村务农。于是，将来农村谁来种田就成了问题。未雨绸缪，现在的农村政策以及城镇化政策就应当“四化同步”，即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简单地说，这一政策安排就是以“第二代农民工回不去农村”这个判断来预设的。

判断第二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回乡务农，这对于当前还是20~30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不合时宜。他们还年轻，要努力，要学一门技术，要在机会更多的城市寻求发展的机会。他们还有梦想，当前中国也可以为很多进城农民工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假如能自己努力，机会又好，而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就能在城市安居下来。

第二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和繁荣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电视中看到的都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光荣与梦想，因此期待自己能够进城过上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只能提供数量相对有限的就业岗位，国家也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生活的保障（社会保障只能做到广覆盖和保基本生活）。因为他们年轻，可以有较高的务工收入，所以能在城市暂时生存下来，但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工资的将近一半用来缴“三险一金”，而是把所有的工资收入都进行贴现使用，从而无力为未来进行储蓄和支付（农民工的月工资大约3000元，“三险一金”几乎要交去1/3甚至更多，几乎没人愿意交）。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进城农民工包括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难以在城市获得中产阶级水平的收入和与之相匹配的就业机会，也很难过上中产阶级水平的城市生活，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

第二代农民工现在正年轻。他们现在当然不愿意返乡务农。谁说他们就一定没有机会呢？他们还有时间，还要奋斗呢！但如果到了中老年却仍然没有获得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他们就不得不在城市贫民窟与返乡生活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这个时候再问他们是否愿意返乡，答案就会完全不同。

一些农民工为了让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而拖家带口在城市安了家，他们将父母留在农村，在村里还有承包地，父母种地有收入，农村生活费又低，父母不仅不需要由进城务工子女来赡养，而且往往还可以将农产品无偿提供给进城艰难生活的子女。

现在的问题是，当时年富力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随着时间推移步入中老年后，他们的子女也已经长大，并且也可能已经结婚生子，于是一家人一起呆在城市。老少三代，即使在城市有住房，也一定是拥挤局促的。在这个小小空间中，年轻子女务工收入有限，还要养活他们的子女，而已经年老的父母又无就业机会，没有收入来源，就成为家庭中的累赘与负担。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压力都会转向已经年老的父母，他们的日子就十分煎熬了。

在这样的语境下再来看，若这些年老的、在城市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还有回农村去的机会，他们是否会选择返回农村？

当前中国社会能保持安定，社会结构具有较大弹性，农民工对现状仍然大体满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中国农村已经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这种结构已占到全国农民家庭的大约70%。一个农民家庭，中老年父母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而农村经济自给自足成份比较高，生活成本低，虽然农民家庭收入不是太高，日子却不难过。若农民全家进城，便失去务农收入，而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即使他们在城市买了房子，可能连每月的物业费也缴不起。有人认为，只要给农民工提供房子，他们就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未来很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可以让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的收入与就业机会。但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会有数量庞大的进城失败的农民，这部分农民会有返乡的要求，他们要回到农村去。问题是他们还能回到农村去吗？

第二代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去

农民工能否回到农村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民工的退养能否与农耕结合起来，二是农村是否具备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先来看第一个因素。农业生产既是社会过程，又是自然过程。自然过程是指春播只能秋收，除了两三个月的农忙期，其余是等待和田间管理。这无法人为加快，也很难进行劳动投入与农业产出的考评，农业生产天然适合家庭经营。当前农业机械化越来越普及，农业的重体力劳动环节越来越少，农业生产越来越成为技术性和管理性的劳动投入。中老年农民种田，一般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经营。这种就业不充分的软性劳动投入与农业相对较低收入构成平衡。中老年人种田，因为精耕细作，亩产相对较高。一对夫妇种10亩田，不计劳动投入，一年可以有1万元纯收入，再加上庭院经济和副业收入1万元，每年农村收入就有2万元；而农村生活自给自足，住自家住房不出房租，收入远大于生活支出，完全可以解决温饱。

当前中国2/3的耕地用于种粮，种粮食比较收益低，风险也比较小，不需要与市场对接（国家保护价收购粮食），技术也比较简单，这样中国2/3的耕地可以与数以亿计的中老年农民的退养状态结合起来，他们可以从种粮中获得收入、就业、保障。通过种粮建立起基于土地之上的村庄治理关系。

中老年农民种田必须要具备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单家独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共同生产事务，需要有村社集体协力，他们还需要有健全良好的社会化服务。通过调整农民土地实现农地集中连片，通过村社集体来解决单家独户不好办的共同生产事务，以及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公共品，就成为老人农业能否有效率的关键，也就成为“农民工能不能回到农村去”的关键。

湖北孝感有一个村，因为农民不种田，村干部用几年时间，推动300户将800多亩耕地流转给大户耕种。后来，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组筹资争取到部分资源改造农田，之后村庄里的老年人纷纷要回了承包地。他们的理由，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好了，不需要重体力，年龄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这几条理由看起来朴素，但极其重要：过去不种田，不是不愿种，也不是无人种。只要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农民都是愿意种地的。

图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保障返乡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农业政策取向

中国目前还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47岁。笔者判断，在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条件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年龄渐老，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将会选择返乡务农，从而使农业劳动力长期保持在2亿左右的高位。中国总共有20亿亩耕地，劳均仅10亩耕地。虽不足以让农民致富，却可以解决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只要中国经济没有发展到可以为大多数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的阶段，就会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工需要退回农村从事农业，就不存在“没有人种田”的问题。

如果村社集体可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共同生产事务，国家为农民提供进行农业生产所需的基本条件，则不仅农村有人种田，而且进城失败的农民工还可以体面地返回农村，将退养与种粮有机结合起来。农民工年龄大了返回农村，可以在自己宅基地上住自家建的房子，种自家的承包地，虽然收入不高，但生活水平却不低；最重要的是有了体面和尊严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生活，就可以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展开村庄的社会生活，参与村庄的治理。家乡的村庄，也是人生的归宿，是落叶归根的地方。

小规模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粮食亩产相对较高，可以解决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因此，当前的农业政策必须基于“仍然有大量小农要依托耕地种粮且他们有能力种粮”的现状来制定，应该为这些小规模的、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为主要目标，为他们预留空间，为他们提供服务；而不是片面、过分地强调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土地规模经营。

自上而下的财政支农资金一定要解决小农户无法种地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又是解决小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的问题。

此外，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也不应当是打造比城市更加舒适美好的新农村，这也不可能实现，而是要为仍然依托于农业和农村的数亿农民提供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若要保证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返回农村，国家在当前城市化政策中就应当充分注意利用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进行保护：即农民可以自由进城，资本不能自由下乡。不允许剥夺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自由交易。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要知道，在当前城市资本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允许交易的结果将是农民很快就会失去未来回乡退养的基本条件。

（编辑蔡万焕）

[1]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集体崛起，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大幅增加，打破了长期由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垄断世界经济的格局。近年来，国有企业在“走出去”中成为“领头羊”，是“中国兵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国企”常常处于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尤其涉及经济增速、垄断、环保、腐败等问题时，往往成为某些公知大V的攻击对象。

在经济“新常态”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国企改革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4年“两会”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表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一年后，2015年“两会”前，某位媒体人所作的雾霾调查纪录片在媒体的推动下一度成为舆论焦点，此片在谈到雾霾的成因和治理难点时，又把主要责任归结为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而开出的药方自然就是“放开能源市场”。

2014年是国企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政府、学界、业界等都给予了重大关切，有关国企的话题、国企改革的争论依然是舆论焦点之一。本课题组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2014年有关国企舆情的三大热点关键词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走出去、国企用工薪酬制度。本文从这三个焦点出发，梳理相关舆情走势和舆论焦点。

混合所有制改革舆情走势及评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国有企业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随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多种声音中逐步启动。

图1  “混合所有制改革”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情走势

2014年2月19日，中国石化官微@石化实说发布微博称，中石化率先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附长文详细讲述改革内容，媒体和网络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关注度达到第一个热度高峰。6月开始，第二个爆点出现，中国电信、国资委、交通银行先后释放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信号，把话题推向新的高峰。经过一个月的持续发酵，该话题的媒体关注度和网络关注度分别在7月和8月达到热度最大峰值。

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舆论分化为两大阵营：

A.扩大国有企业影响力（约占六成）。

该阵营以民间“强国派”学者及普通网友为主。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发表文章《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为了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称“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以此作为“扩大国有资本支配范围……加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在这一语境下，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再如南开大学教授何自力在《求是》刊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提出“当前有的观点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主要由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控股，这是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向的曲解，实质是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控制、支配、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手段，从而消解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网络舆论中，学者@杜建国发表《混合所有制并非抽象的灵丹妙药》称，“目前舆论片面强调私企参与对国企的混合，不提国企参与对私企的混合，这样无疑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混合’成了私企的特权”。文中援引习近平“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的谈话，对国有资产流失表示担忧。网友@风雨下黄山-黄生的博称，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的一次大改革，但也许会演变成一场私有化运动；“卖国企就是卖国！”网友@明智一族认为，国企凭借优厚资源和良好资质不断创新的成绩比比皆是，批评者故意视而不见，唯心污蔑。

B.鼓吹国有企业放开控股权（约占四成）。

该阵营中以自由派学者、私营企业主及一些公知大V为主体。

如娃哈哈原董事长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这个民企进去会被它吃掉的，你也拿不到控股权，也没有话语权，就是出钱给它用而已，我觉得这个不解决问题” 。他建议国企混合所有制试点应该开放更大比例的股权，这样才能改变国有企业的机制。

刘胜军在微博中称，“混合所有制改革无非就是搭便车，让不用心的国有资本搭用心的民营资本的便车”；茅于轼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不了垄断”，“政府应和企业一刀两断，把企业还给市场”；张维迎认为，“混合所有制只是一种过渡，绝大部分国企最终的状态并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成为私营的上市公司或者公众公司”。

舆情评析

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保障社会民生、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方面，尤其是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国企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次混改的舆论之争中，一些学者、公知大V刻意强调国企的私有化改革方向，实际上表达的是私有资本包括外国资本的利益诉求。如何能让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老百姓，应该是改革政策的优先出发点。

国企对外投资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愈发加快。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超过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约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中，在非金融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60%。纵观2014年，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和国企海外投资亏损是国内舆论对于“国企走出去”关注度最高的两大热点事件。

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

图2  “高铁出口墨西哥受挫”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情走势。2014年11月4日，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的国际联合体中标墨西哥国内首条高铁，这是中国在海外设计、承建并完全采用中国标准和装备的首条时速300公里高铁，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引爆第一个舆论热点。

11月7日，墨西哥突然取消了中国高铁几十亿美元的投标，国内各大媒体纷纷针对墨西哥取消中国高铁投标进行了报道，媒体和网络对该话题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并于当日达到最高峰。

11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网称，墨西哥突然撕毁已经签好的合同，这背后有更复杂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博弈。随后，网易新闻、搜狐、中国青年网、新浪网、澎湃新闻转载该报道。

8日，发改委官方网站发布《发改委：墨西哥高铁取消招标是其国内因素，与中企无关》，解释墨西哥取消中方高铁投标的原因。《环球时报》、海外网、《新京报》等媒体做系列报道进行探因。

此次事件中，针对“高铁出口海外”的看法，大致形成“支持”、“质疑”两大阵营。

A.支持中国高铁走出海外（约占七成）。

新华网刊文称“中国铁路走出海外以来，在施工技术、成本控制、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较国外企业有较大的优势”，“近年来，凡是纯商业运作的海外铁路项目，中国铁建都实现了赢利”。此报道被大量转发。《人民日报》海外网称，中国高铁被指全球性价比最优，以高铁为代表的基建投资在未来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必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新京报》认为墨西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与中方无关。

网络舆论中，@范剑平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常有国际竞争力，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走出去，带动高铁、高速公路、电力设备等各种基础设施相关产品出口，工程建设队伍出口，工程设备出口，就会对未来外贸出口有较大影响；@交大地学乐观地表示，路途中遇到的一点点坎坷怎能阻碍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脚步；@iinformation称，“高铁必然会能走出去，只是时间早一天或者晚一天而已”。

B.质疑中国高铁走出去（约占三成）。

《华尔街见闻》发表评论文章《高铁出海了 中国赚了吗？》、四维金融发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丝路基金和墨西哥300公里高铁》，指出“经济账还是要算清楚，蚀本赚吆喝的事情总是不能长久”。

网络舆论中，@董事会杂志认为，“中国企业盲目进入海外后，一是对当地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语言文化等不熟悉，导致不懂得如何去维权；二是维权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太大，往往选择放弃维权。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做好尽职调查”；@中国评论通讯社认为，基建“走出去”应摒弃工程承包思维；@西征网称，面对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种种尴尬局面与被动，面对当前走出去的价格低位，确实要思考“走出去”的时间优势和利润优势。

舆情评析。主流报道普遍认为，此次高铁出海第一单是从单纯的建设及装备出口，到建设、装备和标准的整体输出的跨越，这证明中国高铁的整体实力得到世界认可，开创了中国高铁出海的新时代；即使一些金融机构、资本集团屡发质疑，但大部分网友依然支持高铁“走出去”。在“高铁出海”的舆论争论中，往往涉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国企所在的重点业务领域，不同的观点背后实则暗藏着不同的利益。

国企海外投资亏损

近年来不断出现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的报道，“70%亏损”甚至“九成都亏损”的说法一度火热。一些耸人听闻的数据，或者来源不明，或者由一些民间智库分析得出，准确性值得商榷。但这些数据却被一些媒体和学者不负责任地加以使用，并进一步被其他媒体和学者重复引用，不准确的数据和结论因此被广泛传播，众口铄金。

图3  “国企海外投资亏损”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论大致分为“积极看待”和“抨击”两个阵营。

A. 积极看待国企海外投资（约占五成）。

在有关国企海外投资亏损的报道出现后，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现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会长张国宝称，不认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近千亿，70%的投资项目仍处于亏损状态”的说法。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称“在我的调研当中，看到了更多的走出去企业的成就，对于这些数字，我不认同。”

网络舆论中，网友@张万会1发微博称，“这些经济学人实在缺乏任何独立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凡事不忘向美国欧洲看齐，以西方好坏事情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诚可谓美国经济鹦鹉！中国投资去处当然要投向技术创新发明创造，利用国企优势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关键领域攻关协作，导向领导正确就可取得产业突破，用新技术产品盈利改善国家环境和生活。”网民@甘犁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需信任用好大量的海外华人人才，或可减少风险。

B．抨击国企海外投资（约占五成）。

在《南方都市报》发文后，网易新闻、凤凰网、中国经济网、腾讯网、搜狐、新浪网等媒体进行大量转载，一些公知大V也就此事在网络舆论中继续造势，引导网民抨击国企海外投资。如@朱海称，国企风险全民承担，会导致盲目投标，只图名声；@济南马相龙律师称，中企走出去的失败率比较高，其中2010年失败率全球第一；@张大江V称，不精准的做些失败的投资，要国企干什么；@范剑平称，计划经济最后遗留的毒瘤是政府和国企投资预算软约束，有人从投资项目中贪腐却无人为投资失败担责的制度成了贪官的现金提款机。@雷华_解惑求真称，以国企那永远虚高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在行政力量够不到的国际市场，他们永远是失败者，所以他们只能缩在国内，做门背后的霸王，与政府联手榨取和掠夺国内民众。一些网民也跟着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如网民@dailyfantasy说，国外看中国海外投资的国企估计就是：人傻，钱多；@伟大的中国称，中国在海外并购与投资90%失败了，特别是国企，拿老百姓的钱不当数，败家子，可是个个腰包鼓鼓的；@龙头股-认为，国企向外投资基本就是给移民海外的官二代提供就业提供金钱的手段。

舆情评析。近年来，舆论中不乏针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批评声音，分析后可以看出其有固定套路：抓住失败案例，不提其他成功案例或整体数据，将国企对外投资一棍子打死；将中国对外投资的负面材料偷换为国企对外投资的负面材料，将私企对外投资亏损的结果嫁接到国企身上，再扣一个“盲目投资、普遍亏损”的帽子。这些生搬硬套的评论、文章在有关负面新闻出现后迅速发出，在一些公知大V的带领下以讹传讹，不断加深国企的负面形象，以期通过造势引导改革方向。当然，官方及国企自身缺乏正面说明或澄清，没能有效引导舆论，使得负面报道、不实数据广为传播，也使得一些网民被严重误导。

国企用工薪酬制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企用工制度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用工到市场用工、从固定工制转向劳动合同制的转变。一方面，国企通过下岗、内退等方式淘汰了一大批冗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发生变化，引入了合同制与劳务派遣制。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国企要和私企展开以“利润”为标准的竞争。2014年，与国企用人制度改革有关的舆情热点主要集中于打破养老金双轨制与合理确定国企高管薪酬两个方面。

打破养老金双轨制

2014年3月23日，人民网报道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公开表示，人社部门不断完善方案设计，按中央决策出台实施，解决养老金“双轨制”。5月，舆论开始热议“大庆油田用工世袭制”。

图4 “大庆油田用工世袭制”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舆论走势。5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大庆油田打破职工子女铁饭碗背后：2011年后业绩一路下滑》，认为职工子女包分配政策有碍企业效益，中石油的现代企业制度推行任重道远，此文转发48篇，得到新浪、南都网、21世纪网、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的转载。

5月20日，《新京报》发表《大庆油田部分子弟渴望接班 招工考试比高考还重要》，转发120篇。

9月10日，《法治周末》报道《大庆油田：缓步打破“世袭”》，网络媒体以《媒体曝大庆油田“世袭”变相存在：考生都能过》为题转载了84次。

舆论阵营分为以下两大阵营。

A. “养老金双轨制并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价太低（约占五成）。

观察者网5月22日发表《网友观察者：油田青年看大庆包分配制度》，盘点了石油子弟对此事的观点：“冬天晚上顶着零下40℃寒风在那干活，不夸张的说，湿透的棉裤刚脱下就能立住！夏天顶着30几度高温，在泥泞道路上抗一二百斤管子往井场送的时候，又有谁能体谅？”“我的薪酬是今年才能达到5万，我爱人是前线工人，一年也休息不了几天，累一身毛病，一年也赚不到8万。”在大庆油田，职工十分辛苦，薪酬也并不高，石油子弟之所以愿意留在油田，既有对油田的深厚感情、也有安土重迁、留在父母身边的现实考虑。

《新京报》发文《工资才是经济增长真动力》、《经济日报》发文《最低工资标准仍有上调空间》，认为国家应当对“市场化薪酬”有所干预，通过改良雇佣劳动制度来真正解决问题。网络舆论中，网民@lmbzys认为，养老金双轨制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现在并轨了，可是养老金存在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简单共识001称，明摆着是坑农民。

B.支持取消养老金双轨制（约占五成）。

《中国青年报》发文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呼吁，尽快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遭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送进历史。该报还引用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的说法，“打破养老金双轨制代表了社会公平的发展。之前部分人不缴，部分人缴，但大家都是拿工资的人，这样显得很不公平。”

网络舆论中，也有不少网民支持养老金并轨。如@北野牧者认为，养老金“并轨”是“多赢”之举；@任燕子岁月认为，合并统一“养老金双轨制”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文洁zy称，养老金双轨制正式废除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是中国的“好声音”。

舆情评析。

关于养老金问题，或者批评大庆油田“世袭制”的舆论已不单单是在讨论事件本身，往往含沙射影于国企改革。一些舆论将不公平、低效、改革滞后等“帽子”扣在国企身上，媒体报道中的“包分配”“世袭”等字眼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反应，客观上诱导网民对国企产生“坏形象”，把就业难、收入低的怨气发泄到了可以“包分配”的体制内职工和国企身上。其实，劳动者就业难、薪酬低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在于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劳动力市场；收入公平与收入平均是两个概念，效率优先和利润优先也并不相同。废除双轨制固然可以消除“同工不同酬”的收入不均现象，但是，普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却不一定能上涨。由于大批编制工变为非编制工与其他工人竞争，非编制的普通工人待遇甚至还可能会下降。这样一来，收入公平反而更难保障。

国企改革舆情热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国企改革发展问题作为未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大关切之一。他指出，国企“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并且长期共存，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原则，而国企是国家的命脉和根本，是立国之本。

图5  2014国企改革舆论阵营图和十大关键词

2014年国企改革的呼声很高，但究竟应该改革什么，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舆论阵营在上述问题上出现明显的分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2014年的年度热点话题，并成为2015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议题。有的人希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国企在国计民生和新兴产业的影响力；但另一些人却认为国企应该放开控股权，为海外资本和民营资本开路。“国企走出去”也是2014年的热点，在这个议题上，舆论也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应当支持国企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另一部分人却唱衰国企。虽然国企用工薪酬制度是一个老话题，在这个议题上，舆论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从2014年国企改革舆情十大热点关键词来看，有一些关键词和话题以往呼声不高，今年出现冒头的态势，例如呼吁国企放开控股权、海外投资亏损等。还有一些老调重弹的关键词，例如：效率、腐败、垄断等，这些争论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于产权、效率、公平、责任和腐败等。这些话题的讨论在舆论场中往往发酵成为对立的观点针锋相对，而观点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不同的利益导向。

国企肩负着增强中国国家竞争力的历史使命，也是国家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控制力的基础。但资本利益集团和自由主义学者来说，长期攻击国企，称国企产权不明晰，用工制度没有彻底市场化，国企的发展优势被视为垄断。国企做优做强做大与私企、外企的利益相冲突。在舆论场中，自由派学者有政、产、学、媒各界的强势代表，在微博上拥有多位意见领袖，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于国企负面事件进行炒作。他们通过攻击国企历史上的负面案例，并将问题归结于其国企身份；捏造来源不明的数据、歪曲事实等，对国企刻意抹黑，诱导网民不断加深社会对国企的负面印象，制造“网络民意”。然而，党报党刊却对国企的负面报道往往失语，缺乏关于国有企业舆论的正面引导，只有一些民间媒体如观察者网、海疆在线、独家网等发出不同的声音。

国有企业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更是联系老百姓、发挥党的基层影响力的重要纽带。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国企肯定需要改革发展，但怎么改、如何改，不能只看网络舆论。当今“网络民意”实际上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有关部门不能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网络舆论所左右，而应当联系实际情况认真调查研究，力争将国企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编辑：王生升）

全国约60万个农村行政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是覆盖我国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管理社会的最基层单位，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组织，也是决定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之一。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被撤销，行政村建制确立、依法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形成了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的农村基层环节。随着农村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随着国家对三农资金的不断投入和对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尖锐化，村级组织正在从一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向政府部门的代理机构转变，成为农村最基层的行政责任单位。另一方面，改革后绝大部分村失去了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收入，村两委组织村民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能力已严重弱化，大多数村的党组织失去了党建的政治方向与目标，党组织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我国农村和城镇化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农村村级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使被分散化的农民有了依靠

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向政府代理机构演变

按照对行政村建制设立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级组织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具有协助政府承担行政事务的责任。但在实际生活中，村级组织的这种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乡镇党委、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提出工作要求与落实任务、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乡镇党委和政府所承担的大部分行政职能，只有在村一级布置，才能得到实现。乡镇党委、政府通过影响村级两委会的产生、决定村级干部的考核与分配，来落实对村级组织的各项工作任务与责任。

在村内，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村两委会所面对的已不是全体村民：在人口流出地区，村级组织面对的只是留下的部分村民；而在人口流入地区，其服务和管理的对象还包括大量的，甚至主要是非村民的外来人口。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村级组织的工作任务并不完全与村民对应，而只与村域对应。离开原来的户籍地后，村民原有的村民自治权利也无法行使。在村民外出打工、承包种地都已是自主行为的条件下，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选举和被选举、村务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已日显松弛，村两委的工作内容及相应考核，以及决定村干部收入的都已是乡镇党委和政府，而不是村民。

除党建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协助落实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村民自治外，政府部门对村级组织的考核重点是社会管理。政府部门对村级组织下达指标并进行的考核包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违法用地和建筑、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农村人口管理等领域，所涉及的主管部门包括公安局、信访办、卫生局、食药监、安监局、工商局、教育局、民政局、房管所、卫计委等20多个部门。此外，村级组织还要协助政府完成最低生活保障名额分配、征兵、优抚、献血、五保等任务。有村级集体经济的，还要由农委、监察局对村级集体的资产、资源和资金的经营管理和税收指标进行考核。这些考核的结果，与村干部的收入分配和奖惩挂钩。

从实际性质来看，村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由一个以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功能为主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转变为政府行政工作在农村基层的兜底单位和以责任主体为主、群众自治为辅的政府代理机构。

事权、责任与资源严重不匹配

村级组织的运转，必须要有经济资源和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行政公共资源，而全国绝大多数村级组织这两种资源都严重不足。

按照农业部的估计，2011年全国大约60万个行政村平均所拥有的运转经费仅为7万元，其中政府对村级组织的财政转移支付大约为4.2万元，其余为村集体自筹经费。部分村仍保留集体经济，其运转经费主要靠集体经济收入，而大部分村的实际运转经费要远低于这个标准。与村级组织所承担的责任相比，这种财力极不匹配，这也是村级组织基础薄弱、能力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村级组织的这种状态，与农村系列改革有直接关系。

1982年撤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后，以原来的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起行政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设立的行政村，是为了让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并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村的党组织依照党章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先后解体。村级组织运转所需经费来源于村级组织向村民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1]。除少部分有集体经济收益的村之外，这是绝大部分村级组织保障运转和组织村民自我服务的主要经济来源。

农业税费改革取消了国家对农民农业税的征收，以及乡镇对所管社会事业经费的统筹，村级组织向村民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也被取消了。尽管这项改革有助于农民减负、避免村级干部腐败，但它也取消了绝大部分村级组织运转的经费来源，取消了村民对村级集体所承担的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取而代之的，是财政对缺乏资金来源的村进行转移支付，以保证村级组织运转。这些年来，虽然各级财政对村级组织运转经费进行了补助，但仍远远不足。

在取消了村级提留后，政策规定村级组织在进行村内公共建设或公共服务项目时，可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向村民筹资、筹劳，但须建立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由村民大会通过。由于取消村提留意味着免除了村民对村级集体负有的义务及责任，因此大部分村很难向村民筹资、筹劳。即使大部分村民都同意的“一事一议”项目，只要有个别村民不同意，就无法实施。从实地调研来看，即使搞了“一事一议”项目的村，大部分也并不是真正向村民筹资、筹劳。有村级集体经济的村，是用村级集体收入；有的村则动员村内在外上班、经商人员为家乡捐钱；还有的是用帮扶单位的帮扶资金作为“一事一议”的自筹资金，再争取政府的奖补。有些村的筹劳也只是形式上的，甚至还要给一定报酬。在农村调研时听到的普遍反映是，现在根本无法再向农民筹资，农民已不再接受对村集体负有义务的观念。而且，从全国看，能搞“一事一议”的只是少部分村，大部分村都搞不起来。到目前为止，相对于全国60万个村所需进行的村内公共服务，实行“一事一议”所覆盖的比例很小；但从各级政府的财政看，已是一个很大的财政支出项目。可以想象，全国60万个村的村内公共建设，是无法靠“一事一议”政策解决的，更何况大部分村的基本运转经费都严重不足[2]。

与此相对照的，是部分坚持和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它们每年至少有数百万、上千万、数千万，个别甚至上亿元的集体收入。这些村不仅运转经费不成问题，而且可主动在村内进行精神文明、村级基础设施、村民住房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各项公共建设，有能力为村民提供福利和分红，这显示出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优越性。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由于该市的社队企业起步早，而且在社队企业改制中集体资产没有出卖，因此村级集体经济在全国名列前茅。2013年全市252个行政村净资产平均为8804万元，村级经营性收入共26.9亿元，村均1067万元。这成为江阴市农村建设和提高农民收入、福利的最主要经济来源，远超各级财政向农村转移支付的财力。像江阴那样保留集体资产、资源和资金的村，在全国仍有相当部分。这些村不仅依靠集体的力量支撑农村的建设、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就业与增收；更重要的是，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还在，那些在市场化进程中被分散化、沦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就有了集体的依靠。实践证明，靠国家和集体两条腿走路，要比只靠国家一条腿走路好。集体经济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

但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出台明确的保护、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政策。目前有关部门对农村改革的导向，一是发展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看似鼓励发展集体经济的政策，实质是农户以契约方式合作经营，并不承担任何村级组织的行政与社会责任，与村一级集体经济有本质区别。政府对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有优惠政策，对村级集体经济则完全没有。二是要求在量化和确权基础上对村级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进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把原来的集体所有改为农民的股份合作制。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是保护农民的利益，要求在明确村民权益的基础上，由集体经济进行分红，以及使村级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衔接，但没有强调村级组织所承担的政治与社会责任，没有强调村级集体经济面临的首要任务，没有强调村级集体必须留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的比例。目前，只有少数地区对鼓励发展和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自行制定了法规或文件，如浙江省2007年制订了《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安徽省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意见》的2014年30号文件，广东省东莞市2012年也下发了《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镇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但绝大部分地区对村级集体经济并没有积极的鼓励和扶持政策。

实践证明，坚持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方面。但中央并没有明确强调集体经济在村级组织所承担功能中的作用。在政策导向上，没有对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农村典型进行导向性的肯定、总结与推广。

村一级组织还缺乏公共行政资源。在我国从事行政事务，特别是社会管理领域，主体是政府部门，而不是村级组织，后者只是协助单位。但在农业税费改革后，政府不再向农村征收农业税、乡镇政府不再收取发展社会事业的统筹费，政府也就不再有动力关心和帮助村级组织的各项工作；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地区的财源和行政经费受到压缩，许多地方通过乡镇合并来减少行政开支，乡镇的管辖面积大幅增加，乡镇政府也缺乏足够的行政资源深入村开展工作；而且，由于干部作风的官僚化，习惯于层层分解指标，向下布置，以量化指标考核对下进行奖惩的方式进行工作。因此，大部分乡镇政府成为“悬浮式”政府[3]，干部很少下乡，下乡也只是检查村干部落实各项工作的情况，并不具体介入、指导村的工作，更不主动帮助村开展工作。村级组织已变为在村域内代替政府部门落实行政事务的责任主体，完不成任务就拿村干部问责。包括一些需要管理执法权的工作，比如对违章建筑搭建的管理，收取超生的社会抚养费，对焚烧秸秆、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对无证行医、无照经营的取缔，管控吸毒人员，对监外执行犯罪人员的矫正等等，也都责任到村。但村却并无行政管理执法权，这致使此类工作很难落实。而任务不完成的村干部，又往往收入被扣除[4]。

伴随着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税费改革，到对承包地的确权和永久化以及对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原来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组织起来的农民，被重新分解为以个人和家庭为主的经营单位。个人权利不断强化，但同时却削弱和取消了农民对国家、社会、集体的义务和责任。面对这样的农民，同时又缺乏公共行政资源但却被要求承担政府应承担的职责，这种反差导致村级组织在职能上的错位，最终造成农村基层政权的弱化。

村组织经费困难，村干部逆向淘汰

农业税费改革后，村级组织普遍面临工作经费缺乏、村干部待遇低、社会保障差的情况。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促进村级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提出了将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和其他必要支出作为重点保障内容。中央财政把村级组织运转保障补助纳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重点向粮食主产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并逐步提高了保障标准，积极引导地方加大对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的投入力度。2009-2011年，各级财政对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的补助逐年增长，但村级干部待遇的整体水平依然很低[5]。例如广西柳州市村书记兼村主任每月报酬650元，不兼任的550元，其余村干部500元，年终奖励550-450元不等；辽宁凤城市村干部每月报酬600-700元；河南省南阳市村书记每月600元，副书记、村委委员按照每级120元的标准递减；河南省安阳市村书记每月650元，副职、村委会委员按照90元的标准递减。“村干部的报酬不能养家糊口”，这是已故辽宁省凤城市梨树村全国人大代表毛丰美在2013年对来基层调研的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所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6]，也是难以吸引优秀人才担任村干部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国家实行“大学生村官”政策，财政相应作出了较大投入，但基层的反映却不佳。一是大学生村官没有解决农村基层问题的能力，二是他们的目标最终都是要离开农村，对改善村干部队伍状况并无贡献。只有少数仍保留村级集体经济的地区，村干部收入来自于集体经济收入、政府规定分配的基数和奖励办法，因此村干部的收入才高于当地平均工资。

由财政保障的村级组织办公经费，标准同样很低。重庆市2011年规定村级组织每年保障工作经费8000元，河南省南阳市村级组织每年的保障经费是6000元。财力情况较好的山东省，按照2000人以上、1000-2000人、1000人以下的大、中、小村分类，分别保障办公经费3万元、2万元、1.5万元。即便如此，这些经费对一个村一年来说，保运转仍十分困难，更谈不上搞任何建设。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地区的乡镇政府倾向于使用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因为这些人有资源，好办事，比较容易落实乡镇所交办的各项任务，由此出现所谓“富人治村”现象。这些农民企业家兼村支部书记虽有不少人对村的工作具有责任心，但因为手中有企业，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自己的企业上，只是每天抽点时间打理一下村务。他们乐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做生意，在村遇到发展项目时，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有的甚至还利用村支书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利。

近年来因利益、宗族、帮派等因素，农村两委改选中贿选现象不断，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农村基层政权的衰弱，导致一些地方家族势力、宗教势力、灰黑势力兴起，把持了村级组织。他们或在村务中欺上瞒下，违法乱纪，损害群众利益；或通过国家给农民的优惠政策捞好处，造成部分地区农村基层干群关系紧张，上访不断。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级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力度也很大[7]，几乎到了财力可以负担的极限，但从整个农村建设的需求看，仍处于杯水车薪状态。放弃国家和集体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整个农村的建设只依靠国家财力这一条腿，等于放弃了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道路，实际上也难以走得通。实践告诉人们，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收入，是建强农村基层组织的现实需要，是加快农村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化解村级债务、增强村基层组织发展能力、提高村干部待遇的最有效途径。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取消了农民对集体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大多数村级党组织难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村级班子由党支部和村委会组成，村党支部是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是村级组织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党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失去了政治方向。

在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党的建设围绕的是社会主义目标和集体化道路，它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耕读小学、对军烈属的优抚、民兵训练、对五保户的保障，以及修桥、筑路、兴修水利，都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是这种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政治方向和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服务农民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与改革之前和之初相比，目前农村基层的党群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土地、资源的集体所有性质，在意识形态上仍保留“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基本价值。但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进一步的量化确权，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被不断虚化。农业税费改革后，农民对国家、集体的义务和责任也随之被取消，“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农村被具体化为发家致富是先进性的标志；而作为社会主义目标的共同富裕，则没有具体的实现路径。在农业不断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扶贫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农村的两极分化也在加剧。正是在这样的变动中，农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颠覆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各种意识泛起，农村党建的条件在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致使许多农村党员理想信念丧失，党组织不再能为农民在政治上、思想上提供方向，失去了教育农民的政治制高点和组织农民的立足点，甚至在信仰上难以与宗教组织竞争，在意识形态上也无法与随着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抗衡。今天的农民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状态，党组织的先进性、凝聚力在农民群众中正在失去，村党支部工作的权威主要来自与党委、政府的关系，更大程度上成为政府行政职能落实到村的组织保证。农民对党组织的态度是，“有田有粮不找你，不偷不抢不怕你，外出赚钱不理你，出了问题就找你，不给解决就骂你，解决不好就告你”。与改革之前和之初相比，党群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失去政治上的先进性，不能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共同奋斗的目标，也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组织活动失去了灵魂与动力，这是农村党组织失去战斗力和凝聚力最根本的原因。其结果必然造成许多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日益淡薄，思想滑坡，失去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许多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在有一定集体经济基础的地区，村级党组织出现“福利化”倾向，党组织活动必须要村里发钱，否则党员会开不起来。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人才的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年龄老化严重；流动党员较多，脱离党组织时间较长；优秀青年大多外出务工，培养和发展素质较好的党员困难，这些都对农村的党员队伍建设构成很大挑战。

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有的村完全没有集体收入，各项开支靠财政转移支付，村级办公经费不足，根本无力顾及公益事业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壮大，农村基层党组织想发挥作用也很难。从调研情况看，村级党组织中能比较好地体现党组织先进性的在5-10%之间，大约有20%左右的基本瘫痪，大部分有组织存在，但主要起配合政府行政工作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党组织的蜕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共产党与农民群众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在农村基层的衰弱。

村级组织建设事关发展道路、国家治理

村级组织的衰弱由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村级组织，却主要承担着政府交派、不断增加的行政职能；绝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解体，村级组织运转主要靠财政转移支付，资源严重不足；改革导向使基层政府“悬浮化”，农民“去组织化”，集体主义意识被抛弃，个人主义兴起；党的建设在农村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党组织失去了政治上的先进性和凝聚力。在体制上，村级组织又归三个相互独立的部门主管：村党支部由党的组织部门基层处管；村委会的选举和村务公开由民政部门的基层政权处管；村的集体资产，包括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与资源的管理以及集体产权的改革，归农业部门管。这三驾马车没有一个对村级组织的建设在整体上负责。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多年来主要管的是农业与农民，很少对农村问题及村级组织问题进行研究。“三农”虽然包括了农村，但到目前为止，中央所发的十几个1号文件，没有一个是专门针对农村问题的。

村级组织建设说到底，反映的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问题和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始终回避了这样一个本质问题：中国的农村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还要坚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组织起来，在政治上表现为农民以村为单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在经济上表现为坚持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在社会、文化、生态领域表现为组织起来的农民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形成国家与集体共同投入、两条腿走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格局。30多年的实践表明，光有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市场经济的逻辑、产权的逻辑，虽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结果只能使少部分农民富起来，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更无法建设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没有农民的组织化，在农村就没有集体主义，在中国也无法建成社会主义。

行政村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这个形式，掩盖了村级组织实际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农村的基层环节这个本质。这些年来，主管部门花了大量精力组织村委会选举、监督村务公开，却没有从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高度，来重新看待村级组织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追溯问题的根源，寻找解决之道。20世纪末以来，“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对于“农村问题”的认识至今还严重不足。而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看问题，村级组织这块短板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说农业的发展决定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农民的情况决定着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的话，那么全国60万个村级组织的建设，则决定着我国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未来。

今年4月5日到26日，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代工生产商台湾宝成公司在东莞高埗镇投资的裕元鞋厂，工人因厂方未依法足额缴纳五险一金，进行了历时20天，规模最大时达5万人的罢工。这是近年来工人群体性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劳与资、政府与劳资之间的问题。罢工虽已经平息，但劳资矛盾的新发展以及动态矛盾值得关注。

近年来劳资纠纷突出，2013年全国较大规模的有几十件。此次裕元罢工的直接导因是厂方长期以来对工人的五险一金缴费不足，但从罢工期间工人们的QQ群聊、媒体的报道和对一位裕元工友的访谈，以及近年来深圳、东莞等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中可以看出，引起罢工的原因更为复杂。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从裕元罢工来看，当前我国的劳资矛盾处于什么状态？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维稳的框架下依法处置这次罢工事件，却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

当前我国的劳资矛盾与工人的阶级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商业已基本转变为以资本为主导、通过市场来组织，以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生产方式。到2013年3月底，我国登记注册的1374.88万户企业中，私营企业达到1096.67万户，占近80%，私营企业成为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同时，工人的主体已由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组成，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迫使他们加入城市的产业大军，多数为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佣工人。

裕元罢工是典型的代工私企中劳资矛盾的反映。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以后，出现了很多作为跨国品牌公司产业链末端的代工企业，这类企业中的劳资矛盾较为突出。在整个国际分工的生产链中，品牌公司靠技术和品牌垄断了利润的大头。代工企业本身也受跨国企业的压迫，所获利润有限，只有通过减少成本来获取利润。为此，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来增加利润是其最通常的做法。

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私企社会欠账课题组的报告，长期以来，中国的私企依靠低廉劳动力在全球市场取得竞争优势，很多企业没有对劳动者的超时劳动做出应有的补偿。这种转嫁给劳动者的潜在成本，既是对劳动者的社会欠账，也是私企超额利润的来源。报告指出，2003-2009年中国的私企社会欠账总额估算达到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利润总额的9%，占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GDP的14%。如果去掉这部分利润，私企与国企的利润率大致相当。[1] 近20多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这个群体承受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今天中国的繁荣，不能不看到他们付出的劳动。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却成为弱势群体，仅被看作劳动力“要素”。即便是在国家法律规定他们应有的权益中，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兑现。他们以罢工这种激烈的行动所要争取的，只是法定的权益，以及在劳动中的尊严，是因为在体制内他们没有政治参与和得到利益保护的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崛起，中国形成了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主体是农民工，2013年总量已达26894万，其中31.2%从事制造业，22.4%从事建筑业；其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46.6%。[2]

农民工本身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他们已没有父辈那种基于翻身感而对共产党的热爱，绝大多数也没有经历国企“改制”所带来的挫折和失落。农村有限的土地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使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讨生活，同时也在打工经历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正像一位裕元的工人所说：“我们只想有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然而，多年打工的经历却使他们从满怀希望与热情走向失望。裕元工人在访谈中表示：“我在高埗呆了15年，一直在裕元，说实话，对裕元厂，对高埗镇有很深的感情。”“高埗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裕元厂就像我的家。”“可是，裕元，高埗，你们拿什么来让我爱？很多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在这里了，可是，当他们老无所依，难道他们真的只能活在新闻联播里？”[3]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工人们如此失望？从工人们的劳动环境中可窥一斑。在流水线上作业的正式工人，必须以秒为单位完成某个机械性的动作，承受着极高的工作强度和压力，每一班持续工作10－12小时，工人成为流水线的附着物。有的还必须在高温、有毒的条件下生产。有的企业虽有食堂，但伙食不好，工人吃不吃都得缴伙食费；有的企业还规定了很短的吃饭时间。有的企业规定工人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还必须要有人顶班行（见裕元工人4月19日的微博）。在私企中，为完成生产任务，往往采用非常严苛的管理方式，管理层对工人辱骂、羞辱、惩罚是家常便饭。工人不仅出卖劳动力，而且被剥夺尊严。[4]

参与罢工的工人们持有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热爱党，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也希望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罢工期间，英国BBC来采访，工人一方面觉得这下有救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给祖国丢了脸。工人们在自己的打工经历中强烈地感到：“如果当经济持续发展而工人不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局面。”

裕元这次罢工虽是以企业在社保缴费上的问题为由，但却是多年在工厂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与屈辱，在情绪上的总爆发。选择社保缴费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最具法律正当性，资方难以否认，地方政府也难以用维稳来压制。从整个罢工过程来看，工人们最大的动因是出于长期累积的对资方的强烈不满。此次罢工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策略，具有情绪化的特点。工人们对社会上维权组织的介入是警惕的，意识到其背后有敏感的支持力量。罢工本身因而带有强烈的发泄性特点。

从农村走入城市的这一代工人，大多数还只是为个人利益打拼的个体，有的还怀揣着攒钱自己当老板的梦想。对于在工厂里自身权益受到损害，许多人只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部分工人以跳槽来应对，个别的甚至以自杀来表达自己所受的屈辱。大多数工人对现状只能“忍”，很难形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形成这样一次5万人规模、历时20天的罢工并非易事。

政府依法处理，为什么会失去人心？

纵观整个罢工事件，政府部门力求依法处置，但结果却是从工人们开始对政府部门抱有期望，到最后失去信任。其原因究竟何在？

对裕元罢工事件，人社部通过新闻发布会正式表态，认为裕元鞋厂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并向企业发出了《社会保险限期改正指令》，责令企业依法整改。裕元厂承认在社保缴费上存在问题，同意从2014年5月起按照规定缴纳职工的社保费，并考虑到工人的收入在当地较低，每月发放230元生活补贴。对以前欠缴的社保费同意补缴，属于个人缴纳的部分由工人补缴。对此工人仍然不满。因为按照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后，每人每月要承担个人缴纳的400－500元。即使增加230元补贴，工人的实际现金收入仍少于过去，进而提出要求加薪30%，这样方可使工人的平均月收入能达到当地3000元左右的水平。同时，工人认为欠缴社保和公积金责任在企业和政府监管不力，个人补缴部分大部分工人承担不起，应由企业和政府承担。

对于工人的要求，东莞市有关部门分别作出不予支持的答复。从内容上看，政府部门的答复都是依法有据的。在政府部门答复后，裕元工厂也作出了相应答复：补缴社保个人承担部分应由个人承担；不支持员工以未足缴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企业补缴部分不打入个人账户；底薪每年增加30%没有法律依据（工人的要求是一次性增加工资30%）；每月支付员工230元生活补贴，但不纳入底薪；愿意将管理粗暴、不尊重员工、伙食差等问题纳入整改；愿意与工人选出代表沟通协商；完善高温津贴发放；希望尽快复工，共创双赢。[5]

但工人们对裕元的答复仍不满意。这种不满，既有对长期受资方压迫的问题未得到政府正面回应的原因，也有受情绪支配的因素。由于没有组织化和较为完整的谈判策略，工人们很难把握收放分寸。随后，在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下，裕元工厂于4月26日实现了复工。尽管工人中对复工有不同的认识，但共同的情绪是被迫的，不满的。不仅对资方，也对当地政府充满不信任。

这次罢工，是工人长期形成的积怨的总爆发，开始工人只是想出一口气，增加一些待遇，但资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个别台干甚至说“大陆人就是贱”，激起工人的强烈义愤。此时因鞋厂处于订单旺季，罢工无疑给资方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在社保问题上明显理亏，所以做出一些让步，但一些台湾媒体一味把责任推给工人；在罢工过程中资方曾悬赏5000－50000元奖励举报者。正是在这种劳资对立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罢工规模越来越大。

作为农民工，他们是“草根”群体，身处办事要付钱、找熟人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没有在直接的体验中确立政府是为他们服务的观念。在这次罢工中，政府和工会对罢工的处置使他们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被认为是资方的保护者，劳资矛盾进一步延伸为劳方与政府的矛盾。这正是这次罢工值得深思的地方。

罢工结束以后，工人们认为：“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政府强力打压，甚至警察封住厂门不让员工出来，到车间强迫工人复工。2.部分工人受前述情况影响，产生悲观、畏惧和失败情绪，觉得反正搞不赢了，捞了230元，见好就收，无奈复工。”“虽然复工了，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怨气。今天大家心里都特别难受，感到很屈辱。表面看来，罢工已平息，但矛盾仍然存在，问题没解决。”

“这次罢工事件是三败俱伤，员工被打压，资方需付出几十亿的补偿和罚款、滞纳金，政府的威信下降。”

“这次罢工的前期，员工还企望政府协调，当工会介入后镇压加剧，员工的幻想都破灭了，这种觉悟会让下次斗争更有力量，至少思想上不再那么软弱。可以说，只是明火被扑灭了，仍有暗藏的火种，下次遇到诱因，可能会更加爆发！而且经过这次的洗礼，下次的罢工，肯定会更有组织性和战斗力！”[6]

为什么政府依法处置，反而会引起工人们的反感呢？问题在于政府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与工人的实际诉求存在很大的差异。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最基本的责任。“发展第一”造就了地方政府更多地站在资本立场，这也是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资方违法监管不力的原因所在。而作为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对罢工的处置依照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思路。从维稳和依法治国的框架来看，东莞政府的处置是符合逻辑的，为什么会失去工人们的信任？

笔者认为，基本原因在于现行的发展模式下，劳资双方的对立关系已是客观现实，“发展和维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地方政府没有找到妥善处理劳资矛盾的立足点。

这次裕元罢工，工人们的认识和态度已经从单纯的劳资矛盾层面上升，认为政府应该站在工人一边，希望政府能够理解工人的立场，帮助工人们建立有尊严、体面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建立“劳资两利”的发展模式。他们并非一味仇富反资，也了解目前外资方办企业对就业的作用，但反对资方无视劳动者权益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罢工工人们既有具体的权益诉求，也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劳资关系。而地方政府还是就事论事地依法处理“群体”事件，回避劳资矛盾。

相比之下，台湾15家劳工团体声援裕元工人罢工；香港劳工界八团体给裕元各代工品牌的公开信，更旗帜鲜明地指出Nike、Adidas、Timberland等这些裕元为之代工的国际品牌公司更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它们是整个国际生产链上获取最大利润的一群，而处于整个生产链尽头的各国工人就是其奴隶，也是唯一受害者。” [7] 因此，工人应补缴的社保费用部分应由裕元和所有向裕元下订单的品牌买家共同承担。

要求国际品牌商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不仅合理合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1993年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大火，导致47名女工死亡和87人受伤，经香港及各国劳工团体多年抗争，多个国际品牌商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2013年孟加拉达卡发生整座厂房倒塌，导致三楼制衣厂千名女工死亡，2400多人受伤，经国际及各国消费者权益组织和劳工团体抗争，多个国际品牌商最终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清醒地、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更多地考虑工人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维稳”，就能意识到自己对资方监管不力的问题，采取必要措施为工人们争取合理的权益，推动建立更合理的劳资关系，营造有利于劳资两利的环境。这才是对我们人民政府的本质要求。

这次罢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工人们形成了“政府和工会不站在自己一边”的观念。目前体制内并没有给一线劳工提供充分有效的参与渠道来表达意见、争取改善自身处境，体制外的抗争成为其唯一的出路。这必然会促使他们情绪性的意识向自觉的阶级意识发展。

现行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牢牢地固定在发展经济上。在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在苏北某县的中心大街上挂着这样横幅，反映了这个时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千中心，万中心，经济建设是中心；千重点，万重点，工业经济是重点；千条线，万条线，招商引资是主线；全员发动抓招商，积蓄后劲谋跨越”。

地方政府还负有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而财力资源主要靠本地财力的增长，最快捷的办法还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政绩考核的关键所在，也因此决定了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体现在对投资企业在税收政策和土地出让价格上的优惠、在环境污染上的迁就、在执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变通”。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激烈，更加剧了这种行为。由此造成了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和劳工合法利益严重受损，成为这种发展模式沉重的社会成本。在私企中，超时加班、劳动条件差、工人不受尊重的现象大量存在，不能按照规定支付报酬和缴付社保基金的现象十分普遍。这都与地方政府对企业违规用工的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甚至放纵的态度有关。

对于企业应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往往网开一面，允许企业以各种名义为工人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只占15.7%、工伤保险28.5%、医疗保险17.6%、失业保险9.1%、生育保险6.6%。[8]有的即使缴纳了，但并未足额缴纳，或拖长工人的实习期少缴，或没有按照实际收入缴，只按最低工资标准缴纳。

总之，现行发展模式决定了地方政府把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力增收放在第一位，造就了我国私人企业采用损害劳工权益来获利的政治环境。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国家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要求越来越明确，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基本的行为逻辑与偏向资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通过牺牲征地农民、工人的权益维持有利于资本投资环境的做法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劳资矛盾发展到今天日益激化的局面，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

裕元工人的这次罢工，和近年来出现的多次规模较大的罢工和劳资冲突，虽然从全局来看，涉及的企业和工人数量还只是一个不大的比例，但是它自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阶级分化和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已经超越了现在使用的改革、发展、维稳这些话语和框架能够包括的范围。

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有的政治体制安排，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政治协商制度，都没有能够较好地把“农民工”这个已经形成、并日益壮大的社会群体包容在内，没有给他们提供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裕元罢工平息了，但劳资矛盾对现有的政策、理论和发展模式构成挑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关系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之根本。

（编辑  蔡万焕）

[1]马萨诸塞大学私企欠账课题组：《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私有企业社会欠账问题研究报告》，https://sites.google.com/site/puluoreview。

[2] 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报告》。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3]  工人小邱对裕元工友的访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af420101wdoo.html。

[4]《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参阅文稿》2014年11期。

[5]  东莞政府部门和工会的回复意见、裕元厂的回复意见均见：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6&extra=&page=4。

[6] 见小邱对裕元工友的访谈。

[7] 香港八劳工团体给裕元鞋厂代工品牌的公开信（4月23日），http://sacom.hk/zh。

[8]参看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孙新华：合作经营的想象与现实

和往年一样，我是回老家过年。往年，大年初一大家匆匆给长辈拜完年就纷纷走上属于自己的麻将桌或牌场，即使不赌也要耍一耍，反正无事可做。今年却有些不同，大家在拜完年后没有开始牌局，而是被一场文艺汇演吸引了。

当人们都还在走门串户拜年的时候，位于村中央的场地上就搭起了台子，响起了音乐。这是腊月二十七刚成立的合作社组织的拜年汇演。这个阵势很快就把全村的男女老少吸引过来了，还引来了不少邻村人前来看热闹。主办人讲话说，今天的主角是大家，请大家踊跃登台献艺。一开始很多人还不好意思，在主办方事先安排好的村里的小朋友们登台表演后，大家开始纷纷登台表演，一展自己的歌喉。加上在学校学过唱歌跳舞的小朋友轮番上台表演，整台节目有声有色，下午两三点才结束。这个大年初一，很多人没有打麻将。不少人表示，要是有这样的活动，谁还打麻将？

私人或企业的“合作社”，不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社

引发我思考的不仅仅是农村的文化问题，还有农民合作社问题。我们村的这个合作社，由村里一位做保险代理的年轻人小A发起并任理事长。他当时动员了我们全组的约70个农户，还有其他小组的一些农户，总共约100户入社，每户缴纳300元作为股份。合作社成立当天就向会员中7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食用油和面粉。这次文艺汇演也是合作社给村民带来的福利，其目的不过是希望广大村民更好地接受合作社这个新事物。

据介绍，小A的堂哥是我们县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也是市人大代表。这两年他的公司又成立了一个大型连锁便利超市，目前已在县城有30多个网点，各乡镇至少一个网点。超市亟需一个自己的蔬菜供应基地，这样货源的数量和质量就能得到较好把控。小A成立合作社的初衷，也是为了回应连锁超市的这种需求。他计划以合作社的名义先流转我们小组靠近省道的100多亩土地，用来打造优质蔬菜基地，流转费为1000元/亩（而农民种植梨树每亩可得纯收入约3000元）。在他的设想和宣传中，农民除了稳得每亩1000元的流转费，还可以到蔬菜基地务工或者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收入，此外还可以参与盈利分红，共有三笔收入。

这种经营模式是近年来各地农业经营中的新兴模式，表面看起来既有利于农户增收，又有利于合作社经营，也有利于土地生产效率提高，对于下游公司（此处为超市）的利益也有好处。这种经营模式就是合作社经营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称之为“合作经营”，与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和企业经营并列，作为农业经营的一种模式。农民合作社原来主要被定位为，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提供产前和产后服务的组织形式，现在却被赋予这种进军农业生产领域以替代农户的“使命”。

我们村的合作社刚刚起步，其经营效果还无法看到，但是其内在逻辑与其他地方的类似模式相差无几。这两年笔者一直在关注农业经营问题，并长期在多省农村调研，所以对这种模式有一定的思考。我认为，这种合作经营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悖论：

第一，名为合作（社）经营实为个体或企业经营。这种合作经营打着合作社的旗号进行农业生产，但是作为合作社社员的农户在交了一定股份之后，基本无法参与农业生产的任何决策。即使在土地流转和劳动力雇佣上，也都是以个体形式与“合作社”发生的市场行为。合作社的实际运作完全由理事长个人或其公司操纵，其收益也主要由其分享。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打合作社的旗号呢？这与国家对合作社的扶持政策密切相关。由于在理论上真正的合作社是广大农民的合作社，国家财政资金扶持合作社就是扶持广大农民，所以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大量扶持合作社的政策，包括直接补贴和信贷、融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和2014年一号文件还“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国家赋予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后，合作社还可借流转来的土地进行抵押和担保。正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很多个人或企业便有极大的动力成立“合作社”来独享优惠政策和丰厚利益。笔者在浙江农村调研时发现，该省十大优秀合作社当中的一家，其几百个社员的股份仅有几元、十几元不等，其所经营的几千亩土地也都由理事长一人说了算，合作社及其社员形同虚设。这样的“合作社”就不是大众的合作社，而是个人或企业的合作社，是假合作社。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合作社都是这种合作社，合作经营中的合作社也不例外。

农民合作社被扭曲，成为私人或企业牟利的工具

第二，以为这种模式能提高生产效率其实结果恰恰相反。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一样一般都会选择大规模经营，粮食作物生产多倾向于成千上万亩，经济作物生产也倾向于成百上千亩。因为当前的主流认识认为，只有达到这种规模才可以采用现代先进技术，包括大型机械、先进的农药、化肥和种子等，这样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只有这样方可称为现代农业，而传统小农生产显然是落后的、低效的生产方式，根本谈不上现代农业。

然而，由于农业生产本质上区别于工业生产，在工业生产中通行的雇佣型生产无法在农业生产中见效——即能在工业生产中克服的雇工监督难题无法在农业生产中解决，所以雇佣型农业在土地产出（土地生产率）上始终低于家庭生产。国内外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家庭经营（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才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经营形式。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下，农户基本都是采取不计劳动成本的精耕细作方式，所以土地生产率极高。而随着农业生产中雇佣劳动力的增加，由于磨洋工的存在，一般土地生产率都会有所下降。至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就比较复杂，要看是谁的劳动生产率。如果仅仅计算雇主的劳动力生产率，那肯定比较高，因为其相对于小农的耕种面积有所增加；但若是计算土地上投入的所有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则不见得是增加的，甚至是在下降，因为雇工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从而拉低了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而合作经营中耕种面积都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一般农户，远远超过了一个家庭所能胜任的范围，所以其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是不增反降的，与预期目标相反。

第三，宣称为了农民利益实则损害了多数农民的利益。合作经营的雇主都会宣称，这种经营方式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不仅稳得土地流转费，还有工资和分红。这种说法是值得细究的，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要区分两类农户：是不种地的纯务工农户还是务农户（包括兼业户）。对于前者来讲，其本来就不种地而将承包地转给亲朋好友耕种，亲友至多只给少许费用；而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所得流转费将会大大提高，即使没有分红，对于纯务工农户来讲也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就不见得如此了。因为这些农户都还在种地，其得失就要比较土地流转前后的收入变化。首先来看流转费，这显然是大大低于农户自己种地所得的纯收入的，从笔者在多地调查的情况来看，一般后者是前者的1.5-4倍。我们当然可以说，不种地后农民可以去务工，或在合作社的土地上或到外地务工。但问题是，这些种地的农民本来就是中老年人，大多都是从城市务工市场上淘汰下来的劳动力或半劳动力，因此很难再进军城市务工市场，而合作社的土地上能够吸纳的劳动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总之，土地流转后能够得到较好再就业的是中年人，但多数老年人和中年妇女则因很难再就业而处于闲置状态。因此，由于流转土地而多出来的工资收入，对于多数务农户来讲并没有增加太多，加上流转费也不抵自己种地的收入。而且自己种地除了现金入手，还会有很多实物收入，包括粮食、蔬菜、肉类、油料等。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中老年人在之前选择自己种地，而不是流转土地、自己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我们要充分相信农民这样选择是理性的。至于分红，由于合作经营的生产效率较低而多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很少会有分红，即使有也比较少，可以忽略不计。从笔者的调查来看，包括合作经营在内的大规模经营对于多数务农户来讲都是不利的，而在广大中西部的农村，务农户占据村庄中的大多数。因此，合作经营只是对少数纯务工户有利，而不利于占大多数的务农户。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现实中的合作经营与其理想状态还相差甚远，根本原因在于合作社被严重扭曲，成为私人或企业牟利的工具。真正的合作经营，不是个人或企业的合作社，而是广大农民的合作社；不是损害多数农民利益的合作社，而是有利于多数农民利益的合作社；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而是该合作的合作，不该合作的由农户自己来做。而对于合作经营的认识，我们不能仅仅从理论或想象出发，更应该从现实出发。

刘洋：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公共性

热闹的礼拜堂

我的老家在豫东。春节返乡时听母亲说，村里有了新变化——成立了一个腰鼓队。不过这个腰鼓队有些奇怪，平时不在村庄表演，而一到礼拜堂，就表演得热火朝天。

母亲说的礼拜堂，是邻村按照三自原则办起的基督教会点，辐射附近6个村庄。我到礼拜堂看了才发现，表演的不仅有我们村的腰鼓队，还有其他村80岁的老太太打快板，60多岁的老人组合演小品，三四十岁的大姑娘小媳妇表演扇子舞，甚至还有小学生跳健身舞、唱赞美诗。表演之投入、气氛之热烈，很具有感染力。

（图1 由留守妇女组成的腰鼓队在礼拜堂表演打腰鼓）

相比礼拜堂，村庄里的气氛就淡多了。集体文化活动是看不到的，甚至有村民跟我说，连炮仗都懒得放了。村道上稀稀疏疏站着一些人，看见我很高兴，聚拢过来跟我聊天：“别说平时很冷清，现在过年也没有气氛，大人没感觉，小孩也不兴奋了。”他们把这归结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星电视的普及。“每家人平时都能吃肉喝酒，谁还稀罕过年呢？”“家家都安装了接收卫星信号的天线锅，都窝在家里看电视呢”。村民们说，4里外的石村有一个文化活动大院，是由我原来的初中母校旧址改造而成。但是因为缺乏资金，没有文化活动设施而荒废了。平时大门紧锁，被一些种植大户占据，放置机械等杂物。那么村民闲暇做什么呢？就只有打打麻将，玩玩扑克，聊聊天了。

（图2 村民的闲暇主要用于打麻将）

聊天也不能瞎聊，村庄里的事情是不能乱聊的，聊不好会出事。一位大娘跟我说，“现在的人都很恶，你比他们强，他们要找你茬；比他们差，他们看不起你，欺负你。关系太紧张，不好相处。”不聊村庄的人和事，那就只能天南地北天马行空，谈谈习主席的出访，聊聊日本首相的不靠谱。闲言碎语、家长里短不见了，村庄里发生的事一律成为别人的私事，谁盗伐河堤上的树木、谁偷采河里的淤沙……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谈。久而久之，村庄失去了“公共性”。

（图3 河堤上的树木被盗伐后留下的大坑）

公共性指的是个体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取向的精神①。失去公共性的村庄是没有吸引力的。我有个表妹在广州读研究生，她来我家走亲戚时说，她过年回来不是因为村庄，而是因为家庭。很多小时的玩伴也对我说，要是能把妻儿老小接到城市去，那肯定不再回村庄。

“基督”不怕得罪人

与大多数中西部村庄一样，我的老家惠村是一个农业型村庄。家家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在家留守的是带孩子的妇女和不便外出打工的老人。在这样的人财物大量流出的村庄，乍看起来，文化活动还真是难搞起来。

但问题是，为什么礼拜堂就可以搞起红红火火的文化活动呢？这个很难用宗教的感召效应来解释，因为大多数所谓的“信教者”其实并不真的信教。我问过很多老人，他们说来礼拜堂不是要听讲经，想听也听不懂。他们是因为那里热闹，还有那里教人向善、孝敬父母、人人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这些他们不但听得懂，而且还津津乐道。

很显然，礼拜堂之所以能聚拢起人，首先是成了一个交往的平台，使留守的妇女老人们可以在一起相互倾诉，相互安慰。更重要的是，这里存在着一种公共性，一种平时在村里要“回避”的公共性。在这里可以公开教训那些不孝敬父母的儿媳妇、偷鸡摸狗损害他人利益的二流子、私下偷情不遵守伦理道德的越轨者、仗势欺人的为富不仁者……因为这里不是以私人的名义，而是以“基督”之名，以基督之名是不怕得罪人的。礼拜堂能组织起文化活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村民对“公共性”的需要。

社会学有个“社会安全阀”机制的理论。惠村也一样，平时的激烈竞争和紧张关系、对村庄事情的不满，总要有个释放和表达的空间，以避免公开的冲突。这时候，文化活动往往是最好的途径。例如有个小品节目的内容是四个人从不信教到信教的故事，抛开形式不讲，这里面其实是对四种人的批判：一是挑拨离间、喜欢嚼舌根的人；二是仗势欺人、倚强凌弱的人；三是只想着挣钱、置穷亲戚于不顾的人；四是看不上老人、认为老人是“废品”的人。小品批判了这些不顾集体利益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强化了村庄中的公共价值理念。因为不指名道姓，被批判的人往往能够悄然接受并有所醒悟，观众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共同价值规范的温习。在这里，公共性和文化活动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关系。

（图4 四位老人在礼拜堂活动组织者的帮助下表演小品）

礼拜堂能办起这样的文化活动还在于其活动保障。除了有场地、有简单的道具之外，他们还注意挖掘培训骨干和积极分子，例如出资培训活泼大方的青年妇女学习钢琴等乐器、发动退了休的老校长担任文化活动的组织者等。另外，他们的剧本也很贴近村民的日常生活，注意运用广受村民欢迎的表演形式，例如当地农民耳熟能详的豫剧曲目《抬花轿》。这些节目不但是农民自编自演的，而且是经过各基督教点广泛交流筛选的，这些都使这里的文化活动保持了较强的吸引力。

应当以“人民”之名

农村文化建设是培育农村公共性的重要途径；农民对公共性的需求又能使农村文化建设更具人气、更可持续。礼拜堂的文化活动只是副业，仅在圣诞、春节两个时间举行，其目的是要以“基督”之名吸引更多人信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当以“人民”之名办起农民喜闻乐见的、具有公共性和可持续性的文化活动。

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的文化细胞也是无穷的。在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的演出现场可以体会到，即使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公共文化活动也大有可为。妇女能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老人也能成为主要依靠力量。

农村文化建设要彰显公共性，这不仅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功能，更是吸引农民广泛参与的原因所在。通过文化活动，村民们能够充分展现自身的才华和价值，表达自己对村庄事件的态度和意见，唤起村民对公共规则的关注。同时还可以舒缓因竞争导致的紧张心理状态，调节因分化产生的潜在的阶层矛盾，这才是农村文化活动能够长久有力持续下去的关键。

要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彰显公共性，不是建一个书屋、放一场电影那么简单，更需要调整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政策。应当重点支持开展农民集体合作的文化活动，例如文艺汇演、运动会、日常广场舞、节庆舞龙狮等；重点支持开展体现公序良俗、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彰显伦理道德规范的戏剧曲艺巡演、弘扬集体道德风尚的“文明农民”、“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评比活动等。还需要撬动社会资本，加大资金投入，保证文化场所、基础设施到位；加大人才培养，挖掘农村文化活动骨干，并通过剧本比赛、村庄展演等方式提高水平；加大组织保障，通过成立妇女老人文化活动协会等方式发育文化合作组织，确保公共文化活动得以持续。

充盈了公共性的农村文化建设，能使留守村庄的村民多一层生活的意义，使漂泊在外的游子多一份萦绕的乡愁。这将使村庄不再是一个人们争相逃离的地方，而真正成为一个心可归宿的精神家园。

阳云云：正月里的一场大火——似是而非的“去公共性”山火防治

大年初一，当多数村民正沉浸在新年的欢庆之中，一场大火已经悄无声息地在山头蔓延。凌晨，大火映红了夜空。令人意外的是，如此明显的山火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初二早上见两台消防车开往事故发生地点，然而并不见效。大火足足烧了一天两夜，火势蔓延到至少3个山头，直到初三早晨才终于熄灭了。据估计，这次火灾面积至少在1000亩以上。

桂北多山，是山火频发区。尤其在冬天，枯木杂草繁多，稍有不慎，一个烟头、一响鞭炮，甚至山林里枯木自燃等意外情况，都有可能引发山火。如若没有及时发现并组织扑救，火势会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笔者家乡有大片山林，几乎每年都发生山火，只是每年起火的山头不一样，灾情严重程度也不一样。今年的火灾与以往不同，不仅受灾面积广、损失严重，而且发生在居住区附近分包到户的山头，是人工培育的山林。

这样的惨剧近几年才出现。10年前，即便是深夜里偏远的公林着火，在乡镇林业部门派出救火人员之前，村干部就已经积极组织村民们赶去打火，使火势及时得到控制。如今火都烧到自家门口了，却没有人去扑救。相关部门也没能及时控制火情，造成大片林地成为火海。这不得不叫人叹息，痛惜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

公林与私林

根据山林承包经营的性质，如今农村的山林大致分为两种：公林和私林。简单来说，私林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各家各户承包经营、自负盈亏的山林；公林是那些没有分包到户、经营权仍然在村集体的山林。广西山多田少，因此在80年代分田到户的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将山地进行了承包。依据就近分配原则，农户交付了一定的折价金之后，就有了几十年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靠山林经营维持生计。那些没有分配下去的林地则仍然由集体经营管理，收入归集体所有。

考虑到经营管理的便利、公益林的战略意义，公林与私林之间在地理分布上有所区别。公林一般位于海拔比较高、离村落比较远的山头，交通不便；私林则位于海拔较低的地方，离村落非常近，交通发达得多，管理起来非常方便。

将部分山林承包给个体家庭经营，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户可以在符合国家政策的范围内，即不改变山地使用性质的条件下，自主规划山林种植作物的品种。在以往，山林产出低，很多人不以为意。近些年，由于交通发达，不少人开始人工培植经济林。大片荒山被当地人改造成了经济林、果园，有的还套种了猕猴桃、罗汉果等经济作物。靠山吃山，山林承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的家庭经济收入，弥补了人均耕地面积少的不足。

然而，由于山地承包到个体，收益归个体所有，也降低了人们对山林保护的责任意识。一旦山林发生火灾，人们认为损失只是承包户的事，旁人参加救灾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与其辛辛苦苦冒险去帮别人救火，不如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安乐生活。而作为个体的农户则没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火势。火势刚起来时不容易发现，等到相关部门发现的时候，已经超出了个人的可控制范围，所以只能着急叹息，隔岸观火。

于是在农村出现了一个现象：以前山林归集体经营，人人都能享受到集体山林的红利。因此一旦发生山火，各个村都组织人去扑火，人们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而在山林承包后，承包户自负盈亏，人们对山林保护的责任意识也瓦解了。“保护山林，人人有责”逐渐成了一个遥远的口号。

清叔的经验

虽说山林承包后，村民们参与救火的积极性降低了，但村民组织起来积极救火、及时控制火情的情况并非不存在。只是最近这六七年来，才逐渐销声匿迹了。

清叔曾经是李村的治保主任兼民兵营长，负责这一带的治安和公共安全，曾经多次参加过山林救火。2005年正月的一个凌晨，一个山头发生火灾。有热心的村民发现火情后立马给清叔打了电话，他立马组织了一群青壮年人去打火。其中几个比较有经验的人主动担当起指挥者，组织大家伙有序地扑火。由于发现及时，加上上百人的积极参与，火势迅速得到了控制。

那次火灾事故只涉及少数农户的山林。清叔所在的自然村距离事故发生地有好几公里，参加救火的群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得很远，那片山林也并非他们所承包。但是无论距离远近、无论利益相关与否，人们都积极参加了那次救火行动，因此火势很快就被控制住了，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今年过年的这场大火，清叔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其实是很容易就能扑灭的。虽然发生在凌晨，但是一开始是在北边山坡位置较高的地方，火看着大，但因为大树不多，燃烧的只是一些枯草和低矮灌木。火势是后来才蔓延开下来的。初二早上烧到了较低的地方，但是离成片的树林还有一定距离。加上当时是北风，并非吹向北边的山林，这是救火的好时机。然而村民们只是在清晨听到了两台消防车开过的声音，一天过去了，火势依然还在蔓延。直到初三的早晨，由于燃烧殆尽和高速公路阻隔，火才最终熄灭了。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救这场火需要的不是消防车，不是专业救火队，而是一群有组织的群众。在高山上控制火情不像在平地，山地车辆难行，有的地方消防车根本上不去。即便上去了，由于火势猛、温度高，洒水的效果也不理想，因此很多时候需要靠人力扑救。难怪当地人称救火为“打火”，火是被“打”熄的。以前清叔半夜领着大家去打火，一打就是五六个小时。上百人一字排开，挥舞着不同的工具与火龙对抗。燃烧着的树干要是倒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需要有组织，有经验，还要大家彼此照应着。

2005年的时候，村干部还能将村民组织起来去打火。并不是因为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是干部认真负责，群众积极响应，干群齐心协力，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组织起上百人的队伍去救火。

为何“隔岸观火”？

然而，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首先是干部没有权力组织群众去救火，救火成为林业站下属专业打火队的事，跟村里没有直接关系了。考虑到救火是一件危险性强、技术要求高的工作，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林业站成立了一个专业打火队，由一些经过基本培训的年轻人组成。一旦哪里发生火灾，他们就紧急出动，迅速奔赴火灾现场。

而村干部所要做的，是发现灾情立马向镇里林业部门汇报，由上面安排人去救火。由于村干部不是专业救火人员，只需到事故现场即可，不必亲自参加救火。近年来，很多地方的村庄管理实行分片包干制，片区内的一切事务都由某一个村干部包干，其他村干部可以不管。在山林火灾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分管的村干部如果没有通知其他干部，他们就可以装作不知情而完全置身事外。如果真的造成了严重损失，镇政府只会追究分管该片区的责任人的责任，其他人不会受到牵连。

但问题是，如果火情紧急，仅仅依靠救火队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信息相对于事发地群众要滞后，即便行动如何迅速，都比不上附近的居民来得快。而一旦火势蔓延，数量有限的救火队人员很难控制火情，临时从其他地方调人过来又远水救不了近火。今年这场大火，虽然有2辆消防车赶往现场，但却不过是杯水车薪。

再则，村干部不敢组织群众去救火，怕出事。救火是一件危险的事，要讲技巧，懂得求生之道，否则不仅没能成功救火，还可能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之所以2005年以后村干部不敢组织群众去救火了，直接原因是发生了救火不当而导致参加救火群众不幸丧命的情况。出了人命，家人闹事，上面追究责任，政府怕事，于是就归结为一般群众不懂得救火技术和求生方法，因此救火需要专业人士来做。虽然这件事并非发生在本地，但是很快各乡镇及村委会都接到通知，严禁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去救火。人命关天，从此村干部再也不敢组织群众救火了。

此外，群众的积极性也没了。虽然干部不敢组织群众去救火了，但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去救火是没有问题的。过去，只要有几个有公心、威信高的人一吆喝，大家出于保护环境、捍卫集体和个人财产的责任心，就能自发地组织起来。村民们知道，虽然眼下的大火与自己利益不相干，但是一旦火势蔓延，就有可能危及自己或亲友的财产，甚至会蔓延到村落。若是烧掉了集体经营的山地，遭受损失的也是大家伙——村庄道路维修、水渠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集体资金，山林烧了，集体缺乏资金，这些基础工程都没法落实。

然而今天不同了，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直接利益得失，认为私人承包的山林发生险情受损失的只是个人，跟大多数人没关系，因此对这种吃力又危险的事，唯恐避之不及。与此同时，道路、水渠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国家的项目资金，村庄共同体则因缺乏凝聚力而渐趋瓦解。在此种情况下，即便群众有可能组织起来及时控制火情，大家也没有积极性参与救灾行动。

真的能“去公共性”？

山林防火原本是一件公益事，能避免集体财产的损失，利国利民，曾一度是所有村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便在家庭承包经营之后，山火一旦发生，也可以在基层干部的组织下、在村民的积极参与下及时有效地得到控制。然而在今天，由于害怕发生意外，山火防治只能依赖于林业站和专业救火队，村干部发动群众救火是绝对禁止的。救火队员要是发生意外，那是工伤，是光荣；村干部组织群众救火出意外，那就是干部的失职，要是出了人命，绝对脱不了干系；要是群众自发组织救火出了意外，那是个人的事，就只有得不偿失了。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让自己吃苦冒险，值不值得？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去冒险，值不值得？集体那点利益，分到每个人头上就显得非常微不足道了。权衡利弊得失以后，就没有几个干部、几个群众愿意去冒险组织救火了。山火防治就由一件公益事变成了职能部门的事，变成了于村民而言无关紧要的事，就失去了公共性。

然而，山火防治真的能丧失公共性吗？山火无情，其他人真能免遭损害吗？一旦火势蔓延，就会成片的树林着火，虽然各家各户都有承包山林的界限，但是这种界限无法阻止火势蔓延。

写到此，我想起前些年经常见到乡镇农技站每年在特定时节给农户发放宣传单，并进行技术指导，及时防治病虫害。尤其是稻田蝗虫，如若发生，绝不只是哪家的稻田被毁，数以百亩计的稻田都极有可能颗粒无收。山林防火与防治蝗虫一样，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这样的灾害不是靠单家独户的力量可以阻止的，而是需要大家积极参与，而且只有在群众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迅速、有效。这是一件公益事，助人亦是助己。他人的风险排除了，才能免除自家的隐患，才能确保家园的安全。

进一步的讨论

如今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讲专业化管理，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专业分工后责任明了，便于追究事故责任，却无法挽回实际遭受的损失。而治理的专业化，也并不能改变类似山火这种事件的破坏性及其公共性。由于害怕追究责任，地方干部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本分地”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上传下达，只需要汇报和传达就可以了。作为一种思维习惯，发生事故之后，一些地方干部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上面追究责任时我会不会受到牵连？

而与管理专业化、基层建设专项化同步变迁的，是群众与村集体的分割。群众没有义务为集体出力，逐渐退出村庄建设，村庄公共建设就只能依赖于国家和市场。国家提供资金，通过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最后就成了政府花钱购买公共服务了。在资源与需求错位的情况下，还会导致资源浪费、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或者无效供给。

公共服务由国家项目资金提供，村庄公共服务逐渐脱离村庄本身，更是将群众利益与村集体彻底分割开了。群众只顾一己之私，心中没有集体、没有维护集体利益的主人翁意识，即便面临灾祸，也心存侥幸。等到灾难一发不可收拾，远远超出了个体可控制范围和可承受范围的时候，作为个体的家庭也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了。

事实上，群众组织和群众参与在类似山林防火、防治蝗虫这样的公共事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是简单的技术、职能分工和成立所谓的“专业工作队”就可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必须保持其公共性，保持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不应人为地推动专业化而割裂群众与公共事务的联系，追求那种所谓的“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儿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太开，就都能发现自己与乡村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基本底线，也成为绝大多数人安放自己心灵的精神家园。乡村的前途，不仅与国家的前途密切相关，也同样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

从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以来，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在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乡土社会的急剧变迁，每一个远离“故乡”的人，都会有些不适应，都会生发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乡愁”。而记录下乡土社会的巨大变迁，包括记录下一份份“乡愁”，就成了这个时代中一些个体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

我们并非这个巨变时代之外的看客，身处于这个巨变的时代之中。我们对于这种巨变的“乡愁”体验，不仅仅局限于某些个体的某种具体需求的主观实现，而是变成了以客体为本位，认识并改造乡土中国的一种实践。

因此，首要的，我们需要知道“乡村变迁的事实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农村的什么方面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是如何成为可能”？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站在国家整体的角度，站在农民中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认真分析“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或者说“农民在盼望什么”？以及“乡村的出路在哪里”？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乡村，我们就能从时代巨变所造成的普遍的个体焦虑中超越出来，理解这种焦虑的发生过程和发展规律，从而积极地回应这个巨变时代下的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2014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师生们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进行“家乡观察”，并撰写了上百篇以“回乡记”为题的随笔和报告。这一系列文章主题广泛、视角多元、情感丰富，生动地记录了全国各地的“农村之变”与“农民之盼”，为我们认识今天的乡土中国，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图景和更接地气的素材。

本刊将选取若干文章陆续刊登。以下是其中二篇，以飨读者。

田孟：家乡的变化——从建房说起

今年回家，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家乡盖起了越来越多的新房子。这些房子都盖在我家的周围，使这个区域渐渐成了一个新的农村聚落。而在此之前，我家周围都是农田，给人空旷的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楼房建起来了，空旷的感觉没有了，周围也越来越热闹了起来。

征地“搬迁”

我所在的村子有2000多人，大家居住比较分散，每一个小聚落就是一个村小组。上世纪90年代，村里组织修建了一条进组马路，接通了外面的县级公路。但由于大家居住比较分散，进组马路只修到了井边，大多数农户要想出去，还需要走平均宽度约0.5米的小土路。2000年左右，渝怀铁路开建，涉及沿线农民的搬迁。我家刚好在铁路规划范围内，于是就搬迁到了现在所在的地方，在进组公路的边上。

这块宅基地原本是我家的责任田，叫做“峦田”。与我家类似情况的还有8户人家，也因为渝怀铁路搬迁，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建起了房子。其中，有3户是彻底重建，盖起了楼房；还有7户跟我家一样，是将原来的木结构房子迁到了新的宅基地上。

征地单位原本规划了一块土地用于搬迁农民集中居住。但是这个规划范围是七队的土地，而且已经分配到了个人。这样，搬迁户要想集中建房，就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购买规划区的土地。按照当时的征地标准购买，被征地的农民当然就不愿意。因为在山区，而且是在农民开始倾向于放下锄头进城务工的情况下，农民最不缺的就是土地。于是，渝怀铁路征地后，基本上没有被征地农户按照要求在规划区范围内建房，绝大多数都是选择自己的责任田或自留地建房子。

新的“搬迁户”

随着这几年家乡经济条件改善，村里逐渐出现了一批“开车师傅”。有的是开运货的农用车，有的则是开载客的“慢慢游”。买了车的人基本上就不需要外出打工了，在家里也能够挣得农业之外的收入，而且还不耽误农业生产。因此，有些开车师傅，同时也成了村里的“农机专家”。

开车师傅最关心的是，在自己休息的时候车辆停在哪里。要是自家的房屋离马路太远，车却只能停在马路上，要照顾车辆就很不容易；而总是请住在路边的农户帮忙照看，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这些家里有车的农民，就成了铁路搬迁之后的新搬迁户，也选择在马路两边建房子。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之前居住在半山腰的农民，因为出行和生活都十分不便，于是也搬到山下来。在以前，国家强调“以粮为纲”，建房不准占用农田，所以很多农民都是开山建房，把房子建到了半山腰上。

但是，随着绝大多数家庭越来越依靠外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种田、种坡地仅能够维持家庭温饱，不可能致富。由于山上的农业生产逐渐荒芜，越来越少的人往来于半山腰。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一方面觉得没了人气，另一方面还增加了很多不安全感，于是，沿着马路和县道的两边，慢慢也出现了他们的房子。

村庄里的“人气”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向马路沿线搬迁，进小组的这条马路渐渐有了人气。去年，留守在家的妇女们闲来无聊，就组织起来跳起了广场舞。于是六七个妇女、一台DVD加音响，每天晚饭后，只要不下雨，她们就会跳2小时的广场舞。

广场舞不仅对于妇女们是一种新的娱乐，也很快成了村里一项日常性的文艺活动。以至于小组里基本上每家每户，晚饭后一放下碗筷，都会到这里来走走。即使自己不跳舞，也来看别人跳舞。

有的妇女在边上比划着动作，因为掌握不住要领，学得有些走样。有的胆子大一点的，就拉着领舞的妇女，要她现场教学。教的人很热心，而且觉得很有面子；学的人也很认真，而且很有兴致。

而村里的男人们，忙完了一天的农活，坐在路边，一边抽烟、“摆龙门阵”，一边看妇女们跳舞，自是另外一种休闲。在这以前，他们只能是在家里看天气预报，计划明天的生产劳动，然后就洗漱一番睡觉了。

对于那些小孩子们，这时候更是欢乐的时刻。没有了妈妈或奶奶的管束，基本上玩“疯”了。有的小孩——尤其是小女孩，跟着大人们有板有眼地学跳舞，可谓无师自通。还有些小孩子成群结队地在一旁玩着些什么。

乡村公共空间既有结构性，又具有很强的建构性。这个农村公共空间，不像人工打造出来的那种新农村“样板工程”所表现出的标准化、异质化和昂贵，也不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主观想象的那样散乱、简陋和落后。这是村民自发形成的具有内生性的公共文化和实践，是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生活，是面向农民的公共文化活动。

农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十分强烈、供给却很匮乏”这一点，在我的家乡表现得很明显。对于他们来说，舞姿标准不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参与、观赏、品评，甚至假装漠视广场舞的过程中，切身地体验到一种参与到共同体社区的存在感，是一种社区身份的不断再确认。这种感觉是与那种在电视机前被动地接受屏幕不断供给的画面所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因为在电视屏幕面前，观众是谁并不重要，电视屏幕里也并不关心具体的观众。

为了“热闹”

于是，沿马路两边搬迁来了更多的农民，原因无他，热闹而已。然而，就“热闹”来说，镇上和县城岂不是更热闹吗？问题在于，搬迁到镇里或县城，成本往往要高昂得多，部分农民很难支付购房费用。另外对于有些农民来说，在城镇买房容易，生活下去却很难。在城镇生活，不仅原来的农业或副业收入减少了，而且“喝口水都要钱”，生活成本会增加，生活质量还不如在农村。更重要的是，城镇里的热闹，是一种农民不熟悉的热闹，或者说，对农民来说是一种表面的热闹；而这里的热闹，却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热闹。这样的公共空间是嵌入在乡土的行为逻辑里的，每个人的来龙去脉都十分清楚，大家知根知底。这种热闹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真热闹。

在我家乡，目前房屋的主流结构还是木制的。本世纪初，“80后”进入婚龄阶段，于是迎来了一波结婚高潮，同时也是新一波建房高潮。这一次，农民将木结构的房子改建成了砖瓦结构或楼房。

目前来看，这一波建房热潮刚刚开始。而这些家庭之所以选择在马路两边集中，主要的考虑就是热闹。这里的“热闹”，不仅仅只是那些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农民的追求，也是目前还在外面打工的年轻农民的追求。须知，后者才是这一波建房热潮的主体。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之所以这样选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在外打工，终究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农村来。绝大多数的外出务工者，都有一个回家的预期或时间表。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主要的目的就是挣钱，挣到钱以后拿回家来消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消费内容，就是建一栋漂亮的房子，既解决儿子的结婚问题，又解决自己老年以后的安身之所问题。

在我家乡，农民要建一栋新房子十分不容易。楼房往往都不是一次性就建好的，而是多次建房。多半情况是要举家外出务工，赚足了建房子结构的钱，就回来建个结构；然后继续举家外出务工，赚到了装修的钱，再回来搞装修。装修好了之后，老年一辈基本上已耗尽了体力，不能再在外面找到工作，于是就回家务农。儿辈们则继续外出务工，为家里添置更多的家具、电器，或者挣钱偿还前面建房、娶妻所产生的巨额债务。

正是因为建新房不容易，所以把房子建在哪里，农民就很重视。在农业生产越来越不重要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便利，就越来越成为选址的主要考虑因素。自然，马路两边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但是马路两边并不是想建房就能建的，因为有些农民的责任田没有在马路边。农民想在马路边建房，于是农村中的土地交易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土地“交易”的案例

代华有一子三女。儿子已经结婚，在县人民医院当医生，在县城买了房子，已经成了城里人。三个女儿都已出嫁，最小的女儿嫁在一个比我们村更偏僻的村子。小女儿一般是住在娘家，想在这边安家。

去年过年，代华儿子开车回家，发现小车开不到家门口，只能停在马路上。代华家距离马路约有一里地，是一条不到半米宽的田埂与马路相连，外出十分不便。别说小车进不来，下雨天，空着手走路都很容易滑倒，甚至掉进水田里。老人小孩都很不安全，儿女在外工作也不放心。所以，代华早就有了搬迁的愿望，于是组织全家开了个会，决定择地搬迁。确定建房后，需要找地基。他们看中了7队邓某的一块责任田，就去找邓某商量，买下了他的农田。

其实，便于儿子停车只是一个顺便的理由，真正促使代华一家搬迁的原因是“热闹”。儿女成家以后都在外面，原来的大家庭就只剩下两个老人。老人经常到马路边上来玩，打麻将、看大家跳广场舞……但是又不能玩得太晚，太尽兴，因为还要打着手电筒走那不到半米的土路回家。于是就想，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儿女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也该迁就一下自己了，那就搬迁吧！

搬迁带来的问题

正是因为不少家庭的老人、儿女都有搬迁的意愿，才促成了目前村小组马路两边建房的热潮。但是在这股热潮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的规划。渝怀铁路搬迁仅仅是建房热潮的一个开端，当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马路两边建房时，相关政策对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和供给却处于一片真空状态，农民的建房行为处于一种没有机构进行管理和引导的境地。政策和制度越来越赶不上农民迅猛的现实需要，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首先一个问题是，基层政府的规划和管理缺乏基础条件，政府提供的规划根本没办法落地落实，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自然得不到保障。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权受到削弱，部分基层机构连维持自身的基本运转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组织力量和财力物力去发挥职能？

正是因为政府的规划没能制定，或者制定之后没能有效实施，规划的作用就不能得到体现，从而出现了农民建房杂乱无章、布局无序的情况。由于个体的农民都是按照自己既有的条件和预期修建房屋，造成村庄整体缺乏统一性，房前屋后的设计缺乏有效的控制，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和邻里纠纷，也很容易造成后续建设的问题。比如出现“外扩内空”的空心村，这完全是规划缺位或规划不当的产物。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凝聚村庄共同体的一个基础性制度，农民私自处理集体土地，将造成村庄共同体的彻底瓦解，从而瓦解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当农民合法取得宅基地的渠道被人为地关闭以后，土地交易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但是这种交易的方式确实很有问题。土地是集体的，这至少意味着，土地不是个人的，它属于一个共同体。然而，既然土地不是私人的，但是私人却把土地卖出去了，这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逻辑里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而且，在一个集体内部出现了买卖土地的情况，将极大地瓦解农民对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强化农民对土地私有的意识，从而瓦解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瓦解了，国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就没有了制度基础。

农民建房问题的建议

毫无疑问，农民有巨大的建房需求，国家政策确实应该对农民的现实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通过瓦解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政策基石来满足农民建房需要的做法，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其实，在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内，并不是没有满足农民建房需要的空间。问题是，现在的地方实践，往往是将这个空间压缩到了极致——很多基层国土所都不再新批宅基地，倒逼农民私自进行土地交易活动。

其实，就我家乡情况而言，只需将马路沿线土地规划为建设用地预留区域，并对这个区域的建设方案进行规划控制；同时将该区域内宅基地地块的分配权力和分配规则交还给农民自主、民主协商，就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方案还需要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归还原本就属于村集体的调整土地的权利，从而为建设预留区的占地补偿提供必要的腾挪空间。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之内，坐实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将能够有效地避免土地利用私人化倾向，避免土地变现、成为私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同时，这也有利于维护村庄共同体，从而有利于超出农户个体层面对土地利用和管理进行长远的规划和安排。

桂华：买房与进城

这几年春节回家，亲友相聚谈论时，一个不变的话题是买房。

传统时代，建房娶妻是农民的三大人生任务之一，其他两个是生儿子和养老送终，人活一世都是奔着这些去的。如今，大概是从七八年前开始的，不兴在村庄里建房，而是流行到城镇去建房或者买房。这个风潮由我父亲那一辈人兴起，因为在2000年以后，“80后”一代步入结婚年龄，给儿子建房，是做父亲的责任。房子是根基，为每个儿子奠定根基，才能完成家庭交替，为人父才算合格。

进城买房，老观念挡不住大潮流

过去，农民以务农为生，聚集而居，形成村落这种集生产生活和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社会团体形式。我的家乡在豫南，在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村落里，生活着40余户人家。因此耕地资源十分宝贵，宅基地更加难得。宅基地就像传统财宝一样，是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留下的，所以值得珍惜。在我的记忆中，寻找宅基地似乎是当时每个多子女家庭的迫切任务。我本人兄弟两个，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为我们寻下建房子的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爷爷为我叔叔在后山青石板上开凿宅基地的不易，这种印象就像钢钎在青石上凿出的印痕一样深刻。因其深刻，至今让我对家乡这片土地充满感情。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孩童时，为家乡修桥铺路已经成为我努力读书的动力。我想，假如哪一天我发达了，也一定会了了这个心愿。

这大概也算是乡愁。

与父辈们的留恋和保守不同，“80后”一代受过教育，去城市闯过，见过一点世面。在他们眼中，这个离乡镇5公里、离县城40公里，至今还没有通水泥路的大别山区小村庄是封闭和落后的，留在那里注定是没有出息的。的确，留守是不会有出息的，因为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无论如何也刨不出富裕来。因此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村的青年人都外出了，有些小学五年级还没读完。他们大部分是到广东，在电子厂、制衣厂一类地方做工。

2000年以后，这代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结婚就是成家立业，成家首先得有个独立安身之处，这是我们老家的风俗。所以说媒“看家”环节最主要的目的是，女方看看男方是否有独立的房子。当时，一些思想前卫或者娘家交通方便的女孩，看不上我老家山村这个被老人们视为“世外桃源”的地方，提出到乡镇买宅基地建房。当村里有人第一个到隔壁新县县城的城郊农村买房时，乡亲们都不能接受，“又不是吃商品粮的，住在那里要喝风啊！”

那时乡镇的地皮很便宜，两间宅基地（150㎡）不过4000元。当时还上缴农业税，每亩300多元，负担很重。乡镇周边村庄的干部将农田划为宅基地出卖，农民减少种田负担，村里和乡镇政府都得好处。买卖地皮兴旺了一段时间，我们乡镇的一条主街道就是在当时买卖地皮基础上形成的。不过山区农民太保守，没有人能预计到后来的变化，所以买地皮的人比较少。当时我两个叔叔正要建房，提出在乡镇买地皮，而我父亲主张翻修老房子，就采取了第二种方案。这几年看着地皮价格飞涨，我父亲和叔叔们都后悔不已。

老观念终究挡不住大潮流，当年轻女孩们普遍要求在乡镇有房之后，做父亲的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打听乡镇的地皮价格。这大概是在2005年以后，乡镇的宅基地价格在两间5万元，都是乡镇上的“狠人”们开发的。他们从村民手里买来农田，平整后，划为宅基地出卖。自此，乡镇地产持续升温。原来公社和乡政府下属各个单位的旧公房，比如兽医站、粮管站、供销社等，拍卖的拍卖，占有的占有，都相继出售，再以后是公路沿线两旁的农田被占用。我们乡镇有四条通向其他乡镇的公路，现在以乡镇街道为中心，沿着这四条公路的一公里范围内，都成了地产。价格也一路飙升，普通地段的地皮涨到两间15万元。已经建成的单门独院两层房，价格不低于30万元。

30万元，父子爷儿们拼了命打工务农，至少也得积攒七八年。这还得儿子争气，家业顺利。看着房价一路飙升，家家户户都感到着急，家家户户都被裹胁，亲友们一见面就是谈论买房。农民总结出一条经验：房价涨得比收入多，打一年工挣的钱还填不上地皮和房子涨价。因此，买房要赶早！于是，需要的和不需要的，都卯足了劲为买房谋划。有闲钱的，买了吧，反正比存银行强；钱不够的，找亲戚们凑一凑，咬牙买下；实在没钱的，就只好暗下决心，明年在工地上干活一定要更少休息。呃，还得戒烟省钱！

半乡土性、半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兴起

攒钱，买房！成了新时期农民经营家庭生活的核心。我粗略数了数，不算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我们村在乡镇或县城建房买房的有16户，超过全村三分之一，其中有9户在县城，7户在乡镇。在县城的9户，有3户在那居住，其余6户的房子常年空置着。这些家庭基本都是父母居住在村庄务农，年轻人外出打工，一家人更习惯在农村生活。

县城离村庄几十公里，对于不在县城里谋生的农民来说，城里的房子纯粹是消费品，在那里居住是“坐吃山空”。农民说，城里“除了空气免费，其余都得花钱”。农民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闲住在城里。实际上，纵然是在县城居住的那3户，也都是在外地打工。

所以，在县城买房，买的更多的是心里踏实和在村庄里的面子。别人买，我也得买；不为自己，也得为儿子买下，在县城有房子，儿媳妇就不愁。即使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住，再过十年八年，儿子终归要进城，农民是这样预期的。并且，搞城镇化，消灭农村，是大潮流。这是农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

在乡镇买房的情况略有不同。早些年，乡亲们不接受居住在乡镇的原因是，“住在那里，没有收入，开销大”。随着打工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务工，农民这方面的疑虑逐渐打消，开始习惯于乡镇的生活。乡镇交通方便，中学和完小都在乡镇，如果不买房，小孩子去读书也得租房。

农民越来越感受到乡镇生活的好处，更关键的是，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十年前，乡亲们的眼界还被束缚在村庄地域范围内。正如费孝通先生形容的，“半身插入了泥土里”。十足“乡土性”的农民一旦跨出村界，内心就会本能地产生莫名的恐慌和无助。村界之外是陌生人社会，是“他人的地盘”，在他人的地盘上很难扎根。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农民觉得5公里之外的乡镇充满未知的风险。这更多是一种心理而非地理距离。传统的村落是个实体，稳固的边界塑造了农民封闭的心态，这就是乡土社会。

在观察、尝试之后，乡亲们发现乡镇并不遥远。乡镇周边大姓氏的人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面目可憎，只要不去招惹他们，也可以和睦相处。这样，农民越来越不再以异乡的心态对待城镇的生活。十里八乡的人汇聚在一起，原有社会边界被冲垮，一个新的半乡土性、半城镇化的生活方式正在兴起。

尽管逐渐习惯了乡镇的生活，乡亲们并没有将根儿搬走。老家的社会关系依然维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一如既往地参与。尽管不居住在一起，但心理上，还是原来的一个村、一个姓的人。

因为放不下这种根基纽带，所以乡亲们更愿意在乡镇买房子。正如当年农民觉得乡镇太遥远一样，如今农民依然觉得县城太遥远。在那里举目无亲，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习惯了熟人社会生活的农民，总觉得要有那么一点抓得住、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关系，才能安心。所以，只有那些计划将来脱离农村，或者纯粹是为了投资的人家，才会到县城买房。

解决就业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

从当前的现实条件来看，县城确实不是农民的好去处。老家人主要是在附近两个县城买房，而这两个县的工业都比较落后，县城没有能力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离开工业化的城市化，都是空谈，连农民都知道，“房子是买得起，住不起”。所以农民更愿意搬到乡镇，觉得搬到乡镇后，老家的农业还可以兼顾。

乡镇同样没有工业就业机会，而且一个两万人的乡镇（平时留守的不足几千人），商业总量是有限的，只能维持很少的商店经营。因此，全镇的经济来源主要还是靠外出打工。而打工要想攒下钱，既要外出的人省吃俭用，也需要家中留守老人的务农收入维持。儿子儿媳两口子打工一年能存下5万元，关键是家中的开支都由父母种田、种茶的收入负担。这是当前农民家庭经营的“两条腿走路”方式，无工（打工）不富；但若无农（务农），儿子媳妇的工资供给家用后，必然所剩无几。

农民在城镇买房的钱，是这种“半工半农”经营方式支撑起来的。而一旦搬到乡镇居住之后，农民会发现，耕种老家的田地实在不方便，所以要么抛荒，要么老人们回到农村老家。抛荒的多半是那些需要在乡镇照顾孙子读书的家庭，其他的则将乡镇的房子空着，或者租给那些到镇上陪读的家庭，自己回家种地。

农民，毕竟不能脱离农业。解决就业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

农民不愿意住在村里，当然与农村基础设施差有关。大多数村庄都不是新农村建设点，水利、道路等条件十来年没有改善，村庄建房的运输成本极高。破败的村庄，别说外边的姑娘看不上，就连村里的农民也觉得没有生机。在这个大潮中，别人都搬走，你不搬也不行。像我们老家农民买房那种情况在当地很普遍，周围有几个村庄，都已经全部搬空。当然，房地产开发者的宣传鼓动也是重要推力。隔壁一个乡镇的地产更火爆，独栋别墅已经标价80万元。当地流传着“划镇建县”的小道消息，无非是为了吸引农民买房。

对于农民买房的大潮，政府应该考虑城镇化发展的大方向，不能让城镇建设房地产化。没有工业，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农业在家庭经营中发挥支撑作用，这是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情况。以我们这样一个小乡镇为标本，可以反观城镇化的大方针。至少对于我们家乡的农民来说，城镇化就是买房，是用全部家底甚至举债，在城镇上换一栋房子。说实话，除了交通方便这个最大优点之外，实在看不出乡镇生活的其他优点。当然，娶媳妇更容易，这就不说了。

在性质上，这种一般农业地区的乡镇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它不具备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功能，主要是居住和消费的地方。当前这类小城镇的繁荣是以农村的打工经济为支撑，如果城市就业不景气，乡镇的消费性岂不就是无源之水？这种生产与居住场所分离的城镇化方式，破坏了之前以家庭内部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经济模式，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否可持续？乡镇居住瓦解了之前的村落社区，村落消失了，农民的根基何处安置？

城镇粗放式发展，与地方政府有关

除了需要在大政策层面反思外，我家乡的城镇建设还存在很多具体问题。乡镇建设主要是依托房地产进行的，而房地产又是由本地的“狠人”们开发。他们看中哪块地皮，就与村干部联合，再打通政府关系，不经过征地程序，私自开发。这样粗放的开发，就像他们本人的粗暴个性一样，没有审批，没有规划，乱占耕地的情况十分普遍。他们依靠暴力私自“征收”土地，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从开发后果来看，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下水道、垃圾处理等都没有考虑，乡镇在格局上如同一个混乱的大村庄。

城镇建设是政府的责任，这种粗放式发展与地方政府有关。在当前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情况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偏远且经济落后的小乡镇，不可能获得用地指标。因此，乡镇建设就以违规方式进行，政府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违反土地管理政策，就交给私人开发。地方上的“狠人”们凭借早年打架砍人的名声，主导着整个过程。

鼓励农民到乡镇买房，政府有这个积极性。这是一个地方版本的“土地财政”的故事。这中间，农民十几年的血汗财富被释放，地方政府开支有了来源。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过去人人唾骂的“狠人”们，现在经常开着豪车载着年轻姑娘，在街上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