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产业研究所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组成的课题组开展深入研究。目前，课题组关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背景意义、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下一步的工作考虑。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背景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年底举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其中特别强调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重点篇章对产业做了部署，并把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专题总结，其中重点提到，要“深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体现了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视。

    近年来，我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呈现加快发展的整体态势。首先，转型的基础不断被夯实，我国现在正在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的创意发展工程，尤其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目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超过了150家，平台服务的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其次，转型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制造业加速融合渗透，特别是钢铁、汽车、装备、电子、石化等工业行业领域，融合创新、交叉创新不断深化。“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全国已经超过2000多个。第三，转型的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5.7%，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普及率达到了77.1%。数字化新模式新业态也不断发展创新。

    但是我们发现，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究竟转到了什么程度，达到了什么水平？这些问题很难做出科学评价。课题组为此开展了深度的研究，希望能对企业、平台服务商、政府提供辅助和支撑。

    在企业方面，很多制造企业自身不知道怎样转型，进而导致了它们产生“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倾向。通过开展评价诊断服务，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企业摸清数字化发展的现有水平，发现企业在转型中的短板，为企业下一步的转型指明方向。

    对于解决方案服务商来说，依托海量的评价诊断数据，可以帮助它们看到各个行业和企业整体的数字化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以及目标市场数字化转型的短板，进一步帮助平台服务商明确市场定位和场景定位，找准应用市场。

    第三是可以助力地方政府精准施策。不少地方政府对当地行业的整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希望通过构建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进一步帮助地方政府明确各个行业以及区域内的发展路径，助力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转”：第一个是转技术，第二个是转业务，第三个是转管理。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转”，可以构建一个设备互联、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安全保障的新型生产服务体系，从而探索新的模式。比如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模式创新。实际上，“三个转”的过程也对整个新型生产服务体系和模式创新进行了概括。

在“转技术”方面，实际上就是构建技术支撑体系，包括设备互联、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和安全保障。“转业务”对应新的模式，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延伸。“转管理”就是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包括战略、组织、人才、流程和文化。

我们构建了一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的参考架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是以技术为基础、业务为核心、管理为保障进行的一场颠覆性变革。因此，我们在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诊断，是按照技术、业务、管理三大维度展开的。

首先，技术是基础。在整个评价体系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引导制造企业打造“一硬一软一数据一平台一安全”的体系，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其次，业务是核心。引导企业抓住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这样一些业务转型的“牛鼻子”，打造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第三，管理是保障。要引导企业加快在战略、组织、流程、人才、文化等方面的数字化和转型，推动组织模式变革和管理思维创新。

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按照技术、业务、管理三大维度展开，制定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5项二级指标、33项三级指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为科学衡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供理论工具。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评价方法

    为了提升指数的普适性，充分展示不同领域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综合水平和优势短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综合指数按照“点—线—面”的路径，围绕企业、行业、地区三大维度形成了分类指数。

    首先，我们建立了从点到线到面的整体综合指数体系。在点上主要体现企业层面，在线上体现行业层面，在面上体现区域层面。

    在点上主要体现两类典型企业，一类是龙头企业，我们希望帮助它们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我们需要明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些痛点问题。在企业评价的基础上，形成行业的指数。

目前，我们围绕工经联关注的十大重点行业，进行行业指数评选，并进一步提炼区域指数。从不同的指数类型来看，我们构建了十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特色指数的指数体系，主要包括从硬件设备数字化水平，软件集成业务水平一直到数字化管理水平的体系。

整体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就绪度指数，一个是成熟度指数。就绪度指数对应的是技术层面的评价，成熟度指数主要是业务和管理层面的评价。在技术层面，我们主要构建了设备智能水平指数、软件应用水平指数、数据治理水平指数和平台赋能水平指数。在成熟度方面，主要体现企业业务和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用平台化设计普及率、智能化制造普及率、网络化协同普及率、个性化定制普及率、服务化延伸普及率、数字化管理普及率等来体现。

    为此，我们搭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上提供企业情报的问卷，企业通过填报问卷可以反映企业基本的情况。在填报完成以后，企业还可以获取一个评估报告，可以帮助企业围绕数字化转型领域摸清自身家底，找到发展差距，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另外，面向平台的管理者，包括政府以及行业协会，我们的公共服务平台还有一个管理版，可以按照行业、区域和企业等不同分类，对行业、区域、企业的不同层面进行画像的描绘，为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定制发展策略提供数据支撑。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下一步工作考虑

    评价体系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按照“四个一”来持续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估和指数的编制，包括“一个特色的指数体系、一个解决方案资源池、一个产业大脑、一系列供需对接活动”。

    “一个特色的指数体系”就是目前正在联合工经联开展的企业调查问卷的填报。面向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等需求，不断丰富指数内涵，发布特色指数体系，满足不同主体对指数的需求。在问卷填报以后，基于我们的评价方法会形成企业行业和区域层面具体的指数池。

第二个就是我们根据行业的发展需求，引进和培育一批面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服务商，在平台之上构建面向不同行业和企业需求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资源池。

第三个是建设一个产业大脑。面向地方政府和行业的管理部门，构建全产业链产业大脑，动态展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支撑管理决策，实现“产业监测一张图、企业服务一池汇、辅助决策一盘棋”。

另外，围绕指数的评估和推广工作，我们依托自身和工经联现有的一些资源，通过召开现场会、深入行等活动，持续加强评估指标体系和平台的宣贯和推广，面向块状经济、特定行业开展优质解决方案的精准对接。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要提炼一个最浓缩的主题，应该就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下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依报告中所指出新的“两步走”的时间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二十大报告清晰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就是反映共同价值的共性,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个性。报告清晰地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第一是人口规模巨大、任务艰巨而复杂；第二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第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厚植物质基础的同时发展先进文化，在传承文明中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第五是和平发展，要在合作共赢取向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崛起。

我认为,可以列出八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就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高质量”“人民民主”“精神丰富”“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本质的要求，是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坚持的五大原则也很好地勾画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还有“发扬斗争精神”这样非常清晰的要领。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实质相关的系统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我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还需要在社会层面注意避免片面化和落入误区。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它以全面解读二十大报告为大标题，随后一言以蔽之的结论作为小标题，把中国式现代化简单概括为“不是资本推动下的现代化”。文章的核心内容完全否定资本推动发展的正面作用，但是全文没有一个字来回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该以什么来推动的问题。文章把资本推动这一概念与资本主导、资本为中心和西方的现代化划等号，从而彻底加以排斥。

作为研究者，我认为这是一种存在明显错误的认识误区，并且违背了中央的精神。这样的认识很有可能在中国舆论场上产生误导，引出不良效应。我还见到另外若干类似的言论，包括有一定身份的学者，在权威媒体上的一些类似说法。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来探讨、分析和澄清这些观念。

以科学理性看待资本

我们应当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看待有关资本的问题。

首先，要针对现实生活中对资本概念的不当的贬义化、妖魔化，加以澄清。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供给侧要素中的一种。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它们必然要发挥要素供给的动力功能、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这方面也在与时俱进，进一步从基础理论层面研讨这种动力机制。那么这些资本要素也必然要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其实早已经为资本正名。上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就改称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中有什么呢？直观地看当然是国有资产，就是钱和物。那么运用这些资产，理所当然是要做好、做大、做强企业。而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到国企改革主线上，“管资产”的表述已经改为“管资本”。既然这是国有资本运营，当然要发挥资本的推动作用，否则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再有，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体系的改革中，对相应的预算管理形式，一开始就称之为要有“国有资本预算”。如今，怎么能把“资本”这个概念归之于贬义词，并对其推动作用一概加以排斥和否定呢？

的确，在国有资本之外，还有民间资本、国外资本，但在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当中，这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它们应当基于资本中性逻辑来看待，才能够对接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竞争中性概念。也就是说，需要承认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具有推动发展的作用和参与分配的必然性。

对于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科技含量等等概念的区别化的分析考察，它们的内涵和逻辑则是很清晰的。但这些是技术性的概念，完全不宜去贴主义的标签。显然我们不能说，凡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而劳动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我认为实质性的要点在于，以资本的本性而言，不论是国资、民资、外资，它都要参与发展，都必然要以保值增值取向的扩张参与和推动经济生活。

如何对待资本功能作用的两重性

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关键是如何处理它的功能作用的两重可能性。在经济运行中，既可能无序扩张和发展，也可能有序扩张和发展。同时，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需要得到基于合理政策和合理制度安排的引导和调整。中央已经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在扩张发展方面，要设置红绿灯，分配方面要优化一、二、三次分配形成的分配体系。

所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绝不是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而是要全面依法治国，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者开绿灯的合理调控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扩张发展中得到发挥。

总之，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作为其内涵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都客观要求以多种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来支持，都不可能对其排斥否定，而是应该充分注重使资本要素在包容式发展中实现它的健康推动作用。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有非常明显的意义，认清这一点，不论对于当下刻不容缓地稳住国民经济大盘、改善市场预期、争取经济运行恢复进入合理区间，还是对于长远的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它的现实意义都是极为明显的。

    （编辑  季节）

绿色智能制造是应对种种不确定性、保持工业企业韧性的关键要素，可以让企业具备柔性生产的能力，面对各种上下游的不确定性因素时，依然能够保证生产的韧性，实现敏捷的响应和高效的运营。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推进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并举，更需要持续创新与健康生态圈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必选题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进动力。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落地，以及人口变化和劳动力世代变迁的大趋势，依然是制造业头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工业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是空前的。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人们的差旅和互访受到很大限制，这意味着实地监控进程的能力受到限制，必须考虑将运维操作尽量远程化。智能制造是我们将要迎来的下一代自动化趋势。

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94%的世界前1000强企业受到了供应链的挑战和冲击，加之近来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工业企业必须变得更高效和更有韧性，实现业务敏捷性，分布式运营，优化供应链，确保信息安全，注重质量提升。

由于32%的碳排放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工业企业，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工业企业的必选题。为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大量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八大控排行业将面临减碳压力。另据国家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技能型人才缺口的增加，决定企业必须要用技术赋能员工、赋能管理、赋能决策。

过去，我们判断一个工业企业成功与否，通常会看它的财务数据，如营收、利润、投资回报率等指标。现在，我们评价一个企业是不是优秀肯定要把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纳入考虑范畴。如何在“人、利润、地球”这三重底线中做到平衡是一项挑战，也是我们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一步。

如今，数字技术可以支撑企业推进可持续发展工作，数字化的赋能手段保证了与碳排放相关的实时数据的传输和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企业的情况，还可以追踪产业链上下游的情况。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一个企业能够通过可持续发展彰显社会责任，那将带来业务的增长，吸引新的人才和投资。随着碳交易机制的不断成熟和数字化监测手段的日趋完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业务机会和经济效益将会进一步显现。

数字化赋能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两项企业长期战略。数字化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可持续发展为数字化提供了新的舞台和发展动力。以施耐德电气集团（以下简称施耐德电气）为例，2021年施耐德电气的全球收入达到290亿欧元，其中50％以上的营业收入来自数字化业务，包括互联互通的产品、边缘控制、分析、软件、服务等。同时，公司的可持续影响力收入占比已经达到70%（可持续影响力收入是指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收入），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80%。

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需要从如下三个层面逐步推进:

一是高效生产。生产是工业企业的核心，通过全厂统一的管控平台和智能监测系统，可以把可持续发展的KPI融合到日常运营管理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KPI不仅包括碳排放和环境监测数据，也包括生产节拍、生产能效、产能利用效率、质量合格等相关要素。通过生产最优化，保证企业的长期卓越表现。

二是绿色的产品。一方面通过循环利用，消除浪费，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产品碳足迹，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

三是社会承诺。企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碳中和，也要通过数字生态圈赋能客户和供应商实现全价值链的碳中和。

通过上述三个层面自内而外地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够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生产力，增加安全性和长期发展韧性。

数字化赋能是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市场调研显示，依托工业物联网的闭环能源管理技术，可以带来大约23%的能耗降低；通过专家远程监控和运维优化，可实现最高43%的能耗降低。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工业，我们必须通过数字化手段增强企业的信息感知能力，充分挖掘和利用数据的价值，实现多层级、多功能的融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提升效率，实现高效生产；才能够减少碳足迹，打造绿色产品；才能够赋能价值链，兑现社会承诺。

全面减碳的关键，在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要有覆盖从设计、实施到交付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绿色能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咨询、流程和工厂自动化、工厂和企业能效管理、绿色智能制造和精益咨询、工艺仿真优化、数字化交付、供应链控制塔等方案。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马拉松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不设终点的马拉松，工业企业必须制定长期战略，不断改善策略与方法。施耐德电气就是通过持续创新，实现了在中国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施耐德电气进入中国市场已有35年。截至目前，施耐德电气已在华拥有22家工厂，其中15家工厂获评“绿色工厂”，14家达到了内部认证的零碳排放标准；成立了四大研发中心，建立了开放式并面向所有用户的施耐德电气研修院及客户关爱中心。

中国已成为施耐德电气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对研发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是施耐德电气在中国市场取得长足发展的动力之一，公司的创新模式正从一家企业的单点突破转变为生态系统的融合发展。

“多中心”模式是施耐德电气在全球的重要战略布局。中国是施耐德电气全球四大研发基地之一，包括4个研发中心与近2000名研发人员，成立了全球能效管理和工业自动化业务的中国中心，负责相关产品的战略制定、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从而将中国智慧源源不断输向世界。施耐德电气工业自动化中国研发中心遵循“本地研发、中国首发”的发展愿景，融合国际品质与本土创新，以中国速度强化弹性供应链，实现了工业自动化业务的本土化。

施耐德电气坚持开放创新，携手生态圈伙伴为客户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通过创赢计划等方式，与绿色智能制造和绿色能源管理领域的合作伙伴开展了广泛的联合创新，促使应用成果不断落地。公司在各地设立赋能中心，助力当地企业利用领先技术，加快研发创新，包括重庆万州赋能中心、绿色智能制造无锡创新示范园、北京亦庄的数字产业示范园等等。

此外，施耐德积极与中国高校开展深入的科研合作，迄今已经与30多所重点大学达成合作，每年有近12000名师生在施耐德电气联合实验室学习、从事科研活动，推进更深入、广泛的技术创新。公司还不断加强与客户的联合创新，与宁德时代联合推出创新储能解决方案，与明阳集团合作为海上风电定制专业化产品等。

由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与施耐德电气主办、中科创达、亚马逊云科技、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等共同支持的“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季。该计划旨在通过联合生态圈伙伴，融合创新技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一系列可落地、可复用的联合创新解决方案，同时孵化出一批中小企业生态伙伴，让创新技术激发出工业场景生产力与效率的巨大潜力。自2020年以来，“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已为20余家初创型企业提供技术和资源，涌现出大量创新的工业技术和应用场景。

展望未来，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面向未来，工业企业唯有秉承绿色智能制造理念，通过战略性提速、场景化创新、绿色可持续、供应链协同，构建智能制造发展新生态，进而迈向数据驱动、开放、高效、可持续的未来工业。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数智工厂建设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当前数字化工厂建设进入了第二阶段。故此，需要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对新阶段数字化转型的方法和路径作进一步探索。企业要完成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必须完成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线上线下结合的运营方式创新、工厂内部数字化治理体系创新、“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与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数字化技能培训等六大任务。基于此分别提出了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及实施的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工业中小企业；数智工厂；数据生态；数字化治理

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也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以数字化智能化工厂（以下简称“数智工厂”）转型为重点的第二轮发展时期。第一轮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模式是云平台+互联网+消费与服务/智能手机，第二轮转型的基本模式是云平台+互联网+制造与服务/数智工厂。扩大“数智工厂”的规模，是我国第二轮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与战略举措，也是当下数字工厂和未来“产业大脑”建设的重要中间环节。其中，工业中小企业的数智工厂建设，面临错综复杂的数字化改造环境和艰难的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难题。“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复杂、再艰难的任务，只要找准了方法和路径，都可迎刃而解。

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必须完成的六个方面任务

目前，数字工厂与智能工厂已经到了融合发展阶段，有计算必有智能算法创新。在数智工厂建设中，已开始运用设备端计算、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端的边缘计算、云计算；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亦在推进中，有大数据必用人工智能。数智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模式，既要从可实现的条件出发，又要加强数字化供应商与工业企业双方主体合作，全面理解、正确处理好老企业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改革之间关系，为基层实践提供实际操作型的指导服务。供需双方既要履行各自责任，又要相互配合推进，明确以下六个方面的任务。这六个方面任务，是实现企业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建设由行业云主导运营，数据底座与工厂一线相融通的数据生态体系

工厂数据生态体系是数智工厂建设的前提条件，为能够打通数据、用好数据，需要将生产领域、运营领域、管理领域、治理领域、销售领域等数据生态系统中的数据与行业云平台的数据底座融通，贯通其中的技术标准、业务知识、行为规则，建设一体化的数据生态体系。

以织造数字工厂行业云计算平台为例，分析离散型工厂生产场景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基本标配是“两类单元（单机制造单元、多机制造单元）、两种产线（制造产线、物流产线）”的物联与员工的互联（即 HCPS），并有从物料到半成品再到成品生产的扫码数采系统，简称为“两类数智化制造单元、两种数智化制造产线+数采系统”。

其中，员工（H）使用“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侧边缘计算（智能网关或服务器）上行到云平台的数据是“制造单元或制造产线的工况数据、碳（能）耗数据”，云平台下行到智能网关或服务器的数据是智能监测数据集与优化碳耗数据集，为智能预警、智能运维、智能碳耗管理奠定了基础。数字化管理与治理数据系统的标配架构是“云+管理人员的工位机”，管理人员使用“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指令执行结果报告数据集”。

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方式创新

工厂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方式的创新是数智工厂改革的依据与主线，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数字化生产需要改变员工岗级、班组级、车间级、生产科与销售科的人员逐级请示汇报的运作方式，建立垂直“五跨”的运营（作）方式。（2）构建跨单元、跨产线、跨车间的横向协同生产的运营方式。（3）创建织品生产与经营业务一体化的、横向跨多个管理科室（或部门）的协同服务掌上办的运营方式，逐步推进工厂管理的扁平化。（4）构建类似于军队“战场情报实时采集、战术信息实时交互、多军种协同作战”实时一体化协同的企业运营方式。

完成工厂的数字化管理体制变革

深化数字化管理体制改革是数智工厂建设的动力，需要改革传统企业管理体制，推进采购、资产管理、仓储、生产管理、人事与工资、财务管理、销售与客户的数字化、无纸化、可视化，并创建与其相配套的管理制度。

创建工厂内部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与体制

创建数字化治理体系与数字化管理体制，是数智工厂有序运营的必然要求和制度保障，需要处理好管理体制改革、数据治理体系、数字化治理体制三者关系。其中，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有规（法）可依问题；数字化治理体系创新要解决严密严谨（执法必严）、查证有功或违规行为的数字化证据链问题。

举例来说，要让数字化管理制度“长牙齿”，保证人人能遵守制度、事事能讲规矩，就必须建立健全跟踪员工生产经营行为的大数据监管体系与体制，实行“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有功必赏、违规必处”，才能保障数字化管理制度创新成果落地见效。

开发全厂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与人工智能的应用

首先，要开发好全厂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这是实现云平台动态地实时调度指挥全体员工，让员工去调控数字化的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由管理部门员工提供协同的服务保障的必备条件，这是构建面向客户的一体化协同生产与协同服务的数智工厂运营方式的必然要求。要开发好这个数据集，将以“N+X”的数据集形式来体现。其中“N”项的岗位核心指令数据与操作行为规范等数据是固定的，“X”项的“任务的指令数据”是因不同时间、不同任务而产生变化的。同时，将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进行汇总统计，可自动生成各类可视化的数据报表，可以为各岗位人员提供越来越人性化、便利化、可视化的服务，以此为依托可以构建成“以员工为主体的、类似于由云平台统一实时动态调度指挥的多兵种一体化协同作战”的运营方式。

其次，开发四大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根据生产、业务、管理、治理等四大场景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进展与业务数据运营的内在逻辑关系，开发各种人工智能算法与应用，并渐次推进。比如通过生产场景数据开发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提高智能制造、智能运维、智能质检、智能包装等智能生产与智能运维水平；通过持续推进“订单进度跟踪、合同履约提醒、节能减碳减排合规审查、安全生产跟踪预警、流动资金周转调控”等生产与经营一体化场景的数据并开发新算法，创新智能生产与经营的方式；通过开发“插单智能排产、动态调度管理、产供销智能协同”等管理场景数据的算法，可以创新智能管理；再通过治理场景数据的算法，渐次有序地开发智能监管、智能评价、智能治理体系，实现工厂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与体制的创新。

只要针对生产、经营、管理、治理等场景数据，洞察其业务数据运作的内在逻辑，就能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创新，使智能生产、智能运营、智能管理、智能治理年年有进步。

抓好数字化技能培训与先进文化建设

加强员工数字化技能培训是数智工厂发挥作用的关键，否则就会出现类似老年人买了智能手机却用不了、用不好的情况。要广泛动员企业员工，积极开展适岗技能培训，养成遵守数字化技能操作规范、数字化管理制度的习惯。企业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数字化技能、带头遵守数字化管理制度，以身作则地带领员工加强企业的数智文化、数智文明建设，这也是数智工厂建设最为关键的环节。

向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的方法与路径

完成上述六项任务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将“长规划”与“短安排”相统筹，步步为营，扎实推进。

六项任务推进的内在逻辑

实践证明，六项任务的实施是根据以下内在逻辑推进的。工厂的数据生态体系建设是根据工厂的产品制造、销售、创造利润的工厂职能要求推进的；数智工厂的运营方式创新是跟随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的进程推进的；工厂的数字化管理体制改革是跟随运营方式创新的进程推进的；工厂的治理体系创新是跟随数字化管理体制创新的进程推进的。同时，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的开发应用是随同数据生态体系建设进程推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是随着场景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进程推进的。总而言之，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的进程是决定其他五项任务进展的根本前提与依据。

数智工厂建设进程可分成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根据上述六项任务的推进逻辑，可以编制“工业中小企业数智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的计划推进图”。其中，初级数智工厂要完成大部分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完成守住行业环保红线、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共性难题的全部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将要完成部分管理（即生产与销售管理）数据系统建设任务，还要完成部分管理与治理数据系统的建设任务。不同行业要守住的环保法定红线、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的共性难题有所不同，导致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亦有所区别，如表1所示。

表 1  行业共性难题和解决方案示例

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

上述六项任务是分阶段渐次推进的，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沿着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逐阶升级。

1.初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初级数智工厂是基本完成生产领域数字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实现生产数据、减排数据、销售数据、解决行业急需解决共性问题数据等一体化运营的智能工厂，这是“入门级的数智工厂”。初级数智工厂约可采集50%左右的数据，可开发30%左右的数据价值。

2.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中级数智工厂是在生产领域全面完成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基本完成管理领域与治理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基本实现生产数据与管理数据一体化运营、数字化治理的智能工厂。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是在初级数智工厂建设与运营基础上、根据数智工厂生产与经营模式升级内在逻辑推进，也是初级数智工厂的升级版。

中级数智工厂需推进行业数据底座与云平台的建设，完成数智工厂生产与管理系统的80%以上数据接入，建成工厂操作系统，并完成企业近80%左右员工的云平台接入服务，70%以上的数据价值得到开发与体现。

3.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高级数智工厂是指全面完成产品设计（有这类需求的企业）、生产、管理、治理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即全面完成企业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的工厂，是全面实现产品设计（有这类任务的企业）、生产、管理、治理数据的一体化运营、全员协同生产与协同服务的智能工厂。

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是在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基础上，根据现代工厂的建设与运营要求进行升级的。高级数智工厂要求100%完成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完成100%员工的云平台接入服务，90%以上的数据价值被开发，并在提质降本增效上体现出企业效益来。

（编辑  季节）

浙江省的县域块状经济特色鲜明，产业集群发展较好，工业中小企业众多、面广量大。因此，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智专委”）从2017年起，将探索加快县域工业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智能制造的路径与方法作为主要任务。从2019年开始，浙智专委明确提出了抓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开展“学样仿样推广法”试验。经过多个县（市、区）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学样仿样推广法”。

“学样仿样推广法”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所谓“学样仿样推广法”，是指在工业细分行业中，发现并总结企业认可的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之后，工业中小企业自愿开展仿照样本企业进行决策并由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仿照样本企业签订标准合同、仿照标准合同进行工程监管与验收结算的推广方法。

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或数字化转型已经历过三种推广模式：一是一个企业一次推广一个软件项目的信息化“蚕食式”推广法；二是由著名大公司分包+自己系统集成的供需两方IT团队合作式的推广法；三是一次试点示范只能完成一个试点企业的单个式的推广法。

经过实践发现，上述三种推广模式都不适合细分行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实行找准公约数、试成一批样本、带动一片企业的学样仿样推广方法，受到众多中小企业的欢迎，并经受住了实践检验，赢得了一些县（市）区域工业的中小企业认可，同时也受到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与服务商的欢迎。这种推广法也获得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经信等部门的肯定与推广。

赢得了一些县（市）等区域工业中小企业的认可

“学样仿样推广法”简洁明了、便利可信。它把眼花缭乱的概念变换为数字化工厂的组件，把难以清晰表达的任务转换成中小企业能理解的合同“标的”，把数字工厂建设与运营的复杂神秘表述转换为便于实施的操作方法，为中小企业学习和推行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一系列的便利。便利了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只找一家牵头总包商就能解决问题；便利签订合同；便利预测投入产出；便利进行监理验收结算，保障工程质量，发挥工程效能，保证工程寿命。

在试点探索中，“学样仿样推广法”赢得了各县（市）等区域的工业中小企业认可。

在浙江东、西、南、北、中部各个区域中的一些县域开展做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试点，这些试点都赢得了试点区域细分行业中小企业的认可，因为赢得工业企业的认可才是第一位重要的。

仅三年左右的试点，通过“学样仿样”，已将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推广到数十家企业，在各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初期，这个推广速度与绩效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过去的企业信息化推广模式，都是以一个企业一个软件项目分次进行，而一个排产软件与生产管理软件的引入，一般都要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反复学习训练，企业才能完成理解消化并投入使用；一个ERP软件的引入，工业企业的员工一般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学习、培训与实训，才能顺利使用，能掌握并用好60%左右ERP软件的功能就不错了。

与过去的各种推广模式相比，工业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虽然在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与示范要有一年，但它是将五、六个相关联的、具有细分行业业务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改造的公约数的项目一起捆绑实施的，并且通过“学样仿样推广法”，一次可以推广到数家乃至十家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其推广效率与绩效是过去的推广模式所难以相比的。

为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与服务商创造机会

“学样仿样推广法”为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承包商与服务商获得了“接单”与活下去的机会，并且为他们今后的成长与做强做大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已形成两类截然不同的工业数字化工程与服务市场：

第一类是制造业大公司、大集团企业的市场。这类市场的特点是“三有”：一是大型企业有钱投资，每家企业的每次数字化改造可承受几千万咨询分包服务，以及上亿或几个亿的数字工程分包投资；二是大企业拥有信息技术集成能力和技术团队，不必担心数字工程分包会产生数据孤岛；三是大型工业企业对数字信息供应商有特定的要求，他们一般找国内外著名咨询服务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等）与数字工程大企业（如西门子、SAP、达索等）为他们做分包与服务。

第二类是工业中小微企业的市场。这类市场的特点：一是每家企业每次购买咨询服务只能支付几千或万余元；二是每次数字化工程改造只能支付几十万最多几百万元；三是要求由数字工程总包商牵头总包。他们自己没有信息技术团队，无法承受因多次分包带来的数据孤岛与推倒重来、再度集成改造的投资风险。能够承接他们业务的，只有国内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公司、中小型的数字化工程牵头总包公司与细分行业云平台服务公司。这些承接任务的设计咨询类公司一旦失去客户的信任，就会陷入没有业务可接的状况，甚至失去今后成长的机会。

预计今后10-15年，在我国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这两类不同的市场都会继续延续“大对大、小对小”的供需匹配模式；中小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工程与服务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延续这种供需关系不确定的状态。

调研中发现，在做好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加快推广“学样仿样推广法”过程中，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承包企业、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企业以及细分行业的云平台服务企业，已经开始找到市场供需对接的途径以及让自身生产发展的出路。例如南京金鹊公司从事木工企业自动化及数字化改造已有20多年，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目前公司调整发展路径，向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转型。它创造了“（由金鹊公司）一家牵头总包、各家参与联合分包”的模式，主动联合跃通、舒平、豪德等木工数控设备制造厂商，联合集鱼科技、自胜软件等工业软件分包商，还有新易咨询服务商、智程公司等数字化岗位技能培训与实训服务商，解决了这些数字咨询服务商因各自给客户做分包项目、造成数据孤岛的风险，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只找金鹊一家牵头总包商打交道”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了“总包商+分包商联合接单”模式，实现了可持续的订单共享、可持续的共同成长。

金鹊公司在衢州江山市成立了分公司，2021年至2022年8月，连续承接了江山木门企业26个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承包单，总金额达1512万元（不包含联合分包商的合同金额），每人年均接单50万元左右，高于2021年全国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4.6万元/人）。同时，外地企业也慕名而来邀请金鹊公司牵头总包他们的工程，打开了市场渠道。另外，由于在同行业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金鹊公司木门行业软件的复制成本大幅度下降，工程实施人员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中高端人才团队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在金鹊等公司的带动下，浙江的一批企业纷纷牵头总包做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通过“学样仿样推广法”扩展接单规模，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绩效。

获得各级党委政府及经信等部门的肯定与推广

浙江省在区域工业各细分行业的中小企业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首先得到了江山、兰溪、长兴、北仑、永康、新昌等县（市、区）党委政府及经信等部门的肯定支持与推广。继木门行业之后，江山市已经向化工、塑胶行业推广，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2020年，宁波市政府在北仑区召开现场会，推广北仑区与创元信息公司联合创造的做好样本、学样仿样推广的经验。

去年，浙智专委总结提炼浙江省工业细分行业中小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之后，省委领导对推广这一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现在，浙江省各地都在积极认真地贯彻落实。

从浙江的初步实践经验看，“学样仿样推广法”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它肯定不会止步于本省部分地区，也不会停留在当前的水平。只要坚持推广、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有可能摸索出一条适应广大中小微工业企业、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

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要发挥以下优势：

一、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对“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共识，可以发挥“思路决定出路”的优势。

二、通过更广泛地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将能发挥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工程与服务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目前中小型工业企业占我国企业的90%以上。

三、充分发挥“学样仿样推广法”优势，将可以大批培育并促进工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细分行业云服务牵头集成商、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商的高水平发展，并形成工业数字工程产业供给生态体系的新优势。

四、充分发挥“学样仿样推广法”的优势，就能够抢占工业数字工程科技与工业人工智能应用创新的制高点，并实现应用模式、组织管理模式、新型商业模式、新型治理模式等一系列的创新，引领数字化制造产业链、数字化制造供应链及数字化制造服务链的全面创新。

中国传统优势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将会获得更多经验和成果，将会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做好初级数字工厂样本是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前提

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要有让工业中小企业自觉自愿学习的“样本”。因此要把做好样本摆在首要的位置。

一是要明确目标要求。做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要以工业中小企业自觉自愿学习为原则，让典型样本企业做到可学样、可模仿、可推广，试成一批、带动一片。

二是要让不同产值规模的企业都有可学的样本。江山木门行业在样本试点示范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年产值2000万元的纳成家居、年产值5000万元的亿美达门业、年产值1亿元以上齐嘉公司作为样本，为不同产值规模的企业都提供了可以学、能仿照的样本。

三是要让刚起步的企业有可供学习仿照的样本。这个样本就是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

四是要有运营稳定安全、可放心的样本。这个样本不仅是实现数字化建设（含改造）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而且是能经受稳定、安全运营检验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是有标准的

经过近三年的实践探索，我们体会到，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可看作“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的公约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投得起。工业中小企业要把数字化改造放在优先的地位，像青岛红领服饰工厂那样可以先数字化后自动化。一般一个初级数字工厂的数字化改造投资（不包括装备投资）大约在几十万元，最多只有一两百万元。

2、起步好。初级数字工厂样本改造的起步要好，要能打通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字化、完成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的建设，并能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减排减碳、促进行业利润增长等业务的一体化协同运营。其中，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字化是细分行业业务与技术需求类的公约数。

3、回报高。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后，要有较明显的利润增长；数字化改造投资的性价比高，一般在一年内可收回投资。

4、工期短。能兼顾工业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与企业数字化改造，要求数字化改造工期较少影响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在实践中，数字化改造工程的工期一般控制在三个月左右。

5、用得好。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后，要避免那种“老年人用不好智能手机”的状况发生。要强化员工的数字化适岗操作技能的培训与实训，让已改造的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即初级数字工厂，发挥出正常运营的效能。

6、有保障。“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即初级数字工厂能够稳定、安全、可靠地运营，不发生或极少发生停机、停线、停运维修的情况。对策是建立工业数字工程总包商至少一年的免费维保制度。

满足“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公约数+细分行业业务技术类需求公约数”，是体现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标准的必然要求。为此创建了“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把反映上述两类需求公约数的标准纳入N个“标的清单项”与标准合同“要约承诺保障规定项”，通过合同法来加以保障。

好样本的标准是能够实施、可实现、可让企业放心。标准的实施分强制性、指导性、引领性等类型。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的标准，是既包括强制性又包括指导性的标准。

另外，对打通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与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据，并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减碳减排、促进行业利润明显增长等业务的一体化运营作三点补充说明。

（1）关于构建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

如上图，构建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一般是指建设两个数字化制造单元（单机、多机制造单元）、两种类型数字化产线（制造产线与生产物流线）和一个从物料→半成品→成品的扫码数采系统。

（2）关于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

这里的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是指必须要在细分行业中，完成破解影响企业生存与制约利润增长等共性难题的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因不同行业的共性难题不同，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任务有所不同。如下表：

（3）关于创建数据驱动的生产、销售、减排减碳、破除制约行业利润增长与环保等业务的一体化运营方式。

能否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环保、促进行业利润增长等业务一体化运营，是对初级数字工厂建设水平、建设质量的全面检验，亦是能否实现数字化转型提质、降本、增效的考验。只有经过数据驱动生产与经营等业务一体化运营考验的初级数字工厂，才是“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好样本。

“学样仿样推广法”只适用于工业细分行业中的中小企业。这是因为，在同一个工业细分行业，数字工厂内含的工艺生产技术、设备运维与操作规程、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工厂业务数据运作机理是有共性的，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员工的“作业指导+指令”数据集、“外观质量检测+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等工业APP，才会具有共同的适用性，才会有相同的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的公约数与细分行业业务与技术类的公约数。

做好样本要用好一套市场化改革的举措

方法对头，事半功倍。做好样本也要讲方法、讲技巧。这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法与技巧，要推行市场化的招投标制、牵头总承包商公选制、“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工程监理制、工程验收制。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方案要实行公开招标，牵头总包商要进行公选

长期以来，数字工厂建设涉及工业自动化工程公司、工业软件公司、企业管理软件公司、工业装备安装工程公司以及工业云平台服务公司等供应商，它们各自分包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工厂建设中的一部分工程业务，导致了“九龙治水”格局，使缺乏技术集成能力的工业中小企业内部数据孤岛丛生、数据体系分割，数据只能局部运行，企业苦不堪言。

因此，江山市在木门工业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的建设中，一是进行了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方案的公开招标；二是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牵头总包商进行了公选。这两项举措，是保证样本建设能消灭数据孤岛的重要举措。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要推广“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

我们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过去相当数量的数字工厂建设工程的承包合同存在着如下瑕疵：一是合同标的表述含混。对显性(硬件)工程、尤其是隐性(软件)工程及技术难度大的复杂工程描述不明确、界限不明晰。二是工程造价预算编制依据不足、不透明，存在乱报滥报价款、合同标的与工程实际标的不相对应的情况。三是对企业内部数据体系建设与工程质量要求表述不清。大多数合同回避消除数据孤岛、打通数据体系、满足用好数据要求等问题，对“软件”类等隐性工程，缺乏质量达标与稳定、安全、适用等规范。四是缺乏对员工应知应会能操作的技术培训与实训等相应内容。五是缺乏对数字工厂建设工程免费维保期的承诺。

为了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工厂建设普遍存在的任务标的不清晰、造价不透明、工期较随意、培训与实训不落实、免费维保没承诺等合同不规范问题，我们一是编制了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工程项目、工期及工程款价格的“6+X”清单，作为标准合同的附件。二是编制了江山木门工业中小企业初级数字工厂建设标准合同(亦称样本合同)。实践证明，“N+X”清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公开公平透明交易“点菜式”服务的便利，规范的标准合同与附件则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可放心的法律保障。“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成为标的清晰、造价透明、工期明确、保障运营充分、免费维保落实、工程质量放心的“标配”，受到了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供需双方的欢迎。

推行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能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有效杜绝数字工厂建设的模糊合同、杜绝数据孤岛的“半拉子”工程，以及在隐性工程中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实现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达标，从法治的角度为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保驾护航。这一举措降低了市场风险，降低了供需双方在工程承包协商谈判、合同履行监督中所耗精力，极大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调动了供需双方的积极性，较好地保障了工业中小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的推行。

在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中要推行监理制

1、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实行监理制是确保样本质量的必要措施。保证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达标，必须实行建设过程的监理制。监理任务可委托第三方监理公司进行，亦可委托具有监理能力并能履责的第三方组织机构进行。

2、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与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中的监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鉴于目前工业数字工程监理公司十分稀缺的实际情况，监理工作既要坚持为业主把关，又要从实际出发。一是把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监理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二是在实施“学样仿样推广法”中，对企业规模小、数字工厂建设等相对简单的工程项目，可以在工程验收中兼顾监理工作。

对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示范，必须把好验收关

1、坚持验收制是确保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合格的前提。政府及工信部门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一定要秉持为同行业面广量大的工业中小企业认真负好责、把好关的精神，切实为广大企业做好“学样仿样推广法”的示范样本，否则负面作用很大。示范样本做不好的危害，其一是无意中推广了含有虚假绩效的样本，造成对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误导，损害企业的利益；其二是政府为低水平的数字工厂建设的工程总包公司做“背书”，造成政府“不公不廉”的负面影响，损伤政府的公信力；其三是败坏了“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名声。着力推广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验收制，这是政府负责任的体现。

2、在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示范验收中要坚持以下三条。首先，必须贯彻先验收、再择优确定示范样本的原则，不可把试点企业统统树为示范样本。其次，要在科学评价验收上下功夫，确保实现好样本的标准。第三，要把住验收的时间节点，克服急于求成的想法。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投入运营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数据运行体系与应用软件及工厂硬件系统能否安全可靠运转、适用、好用？全体员工是否已具备熟练使用本岗位的适用软件、数字化指令及其操作规范等素养？都需要经受试运行的实际检验。因此，验收期最好在初级数字工厂投入运营的一年以上，不能少于半年，必须接受数字工程建设前后业绩对比，初级数字工厂的软硬件工程必须接受系统性、适用性、稳定性、安全性等实际运行的考验，示范样本的推广工作必须用客观翔实的数据、良好的绩效、安全可信赖的数智化系统来证明。

对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验收与推广，要用绩效数据说话

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数据运营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要接受一定时间的实践检验。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要在获得一年（至少半年）对比数据之后，才能用绩效数据说话。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要坚持以理服人、以绩效数据服人。

（编辑  季节）

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稳经济、稳增长刻不容缓，而持续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推进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

工业互联网的显著特征

工业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也是造就数字工业的基础工具，是继消费互联网后覆盖更广、渗透更深、成效更大、前景更好的创新体系，被业内称为“互联网的下半场”。

工业互联网具有一系列显著特征：

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综合集成，并与工业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衍生出一系列实用技术，如CAD、CAE、MES、ERP等。

第二，制造并应用了各类电信产品，构筑了服务于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新基建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工业互联网支撑的数字工业与数字经济同族，内核相容，基因相同。对数字经济要点的理解同样适用于数字工业：一是数据本身必须经过开发利用才能成为资源，二是电信产业为数字工业提供了工具和保障，三是两类技术的融合形成了发展的动力，四是数字化提升了生产力，同时变革了生产关系。

数字工业也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数字产业化”是把通信技术（CT）、信息技术（IT）、数字技术（DT）产业化，是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核心先导产业；“产业数字化”——工业各垂直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提升效率，进而提高产业附加值。

目前，一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初步实施了数字化转型，具有七种形态：

一是数字化研发设计。最典型的数据指标就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设计数字化工具的使用率目前已经达到55.7%，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是大数据市场细分。用市场化的观念，对所属行业和具体的用户以及产品的质量、品牌和市场占有率等等，通过大数据进行市场细分。

三是个性化规模定制，目前正在示范推广。

四是智能化的精准制造。《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这是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前我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率已达75.1%。

五是网络化的协同运作，这是我们发展共享经济、完善产业链的具体途径，目前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为39.2%。

六是信息化运营管理，也称数字化管理。目前这一形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所占比例为68.1%。

七是制造业服务化延伸。目前这种形态已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9.9%。

聚焦痛点难点加快数字化转型

目前，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只有补齐短板才能加速成长。工业数字化要从解决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出发，重视行业属性和技术融合，聚焦每个环节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第一，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但总量还不够大，处于成长期。

从2017年到2020年，无论是产业的经济总量增加值，还是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2020年工业核心产业增加值6520亿元，只占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8.3%；当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增加值3.14万亿元，只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0%，2021年提升到4万亿元，占比达11%。说明我们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虽然进入了快车道，但是还处于成长初期，潜力仍然很大。

第二，当前发展数字工业还存在一些问题，要引起重视。

在核心产业的建设方面，工业互联网还没有形成全国的构架。碎片化发展，工业互联网有行业的、有地区的、有企业的，还没有真正联接起来。企业、行业和区域还没有完全互联互通，一些标准和规范缺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自给率只有10%，90%还需要进口；95%的高端芯片需要依赖进口。集成电路的制造仍然薄弱，多数依赖代加工，我们已经拥有了12吋硅晶圆片的生产线，但该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

在工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工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尚缺乏跨界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应用场景不够多。一些大中型骨干工业企业有自己的内网、外网，但是应用水平仍需提高。目前很多工业企业对信息安全和“机器换人”存在忧虑，影响了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

第三，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是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也是数字化转型的主体。所谓赋能，是指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深度融合，合作双方的跨界融合，从而释放出新的动能。赋能不存在“赋方”和“被赋方”的主宾关系，也不存在居高临下的赋予，而是企业的自我变革。互联网企业和工业企业发展的基点是跨界融合、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不是零和博弈，不是“你衰我兴”。信息技术不能代替工业技术，但对行业先进技术可以起到助力和引导的作用。两种技术都在创新、前进，同时融合聚变，进而迸发出新的能量。

第四，目前数字经济的统计监测尚处于发展阶段。数字产业化的增加值可以精准计量，但产业数字化的评价监测统计模型和公式还不成熟，同时要防止避免估值过高而产生盲目性。“十四五”规划提出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同时提出要“健全数字经济统计监测”。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提供了数字经济的分类、统计标准、口径和范围，相关研究机构中据此研究改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定量测算。

大变局下数字化转型的新任务

近三年来，国家和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一系列指导文件。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的大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重要措施之一。

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要抓好三件事

1.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加快网络、标识解析、平台、安全的技术与产品研发，推动新技术在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

2.提升半导体设备、材料和芯片的制造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集成电路制造”（IDM）。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结构不尽合理，上游设计水平不低，下游封装测试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中间的制造能力比较薄弱，要按照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的完整产业链进行调整。

3.积极有序、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除网络基站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项目外，还要格外重视“网络体系强基”和“标识解析体系增强”行动项目，促进各层次工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延伸到行业和企业，企业没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内外网，数字化转型就是一句空话。

工业数字化要走深向实

其一，工业数字化要分地区分行业从企业抓起，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相互学习而不互相攀比；离散式、流程式制造要因业施策；不同企业因企而异，分层次分阶段开展。注重夯实基础能力再造。

其二，要抓住智能制造这个主攻方向。5G的突出优势与智能制造的要求相契合，物理单元应联尽联、无限泛在数据图像应采尽采、畅通传输。企业提升内网、外网水平，打造5G连接工厂。提升算法算力，逐级提升数据应用功能。工业知识、技术软件化，开发应用工业APP，要做到软硬兼施。

其三，数字化转型要由企业拓展到产业链。充分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作为链主的领军和生态整合作用，结合自身的数字化经验，为产业链服务，推动同行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带动专精特新企业及中小微企业融入产业链。助推服务商与企业合作，创新优质应用场景，加快示范推广。培育一批数字化示范园区，带动区域经济和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

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数字化助推经济复苏

健康码、行程卡、“数字哨兵”保证员工健康出勤；了解市场信息，获取订单，签订合同，往来资金；电子商务、智慧物流，优选运输方式，畅通购销；柔性生产方案，内网下达，外网协同，自动控制、无人操作；倒逼数字化应用，巩固成果。

助力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做到“五通”。“规则通”是指信息联通，及时了解各地各行业市场规则、财税政策，消除隔阂。“信息通”是指通过公网、专网及时掌握供求、价格、质量、数量等市场要素。“物流通”是指优化原料和产品库存及流向，合理选择运输路线，降低物流成本。“商务通”旨在通过数字化提高商务效率，简化出入省和进出口通关手续，提高物流、资金流转效率。“监管通”要反不正当竞争，建立信用档案，信用信息互通，及时发现惩戒违法违规行为。

（编辑  宋斌斌）

新闻学的时代之问，是在当今世界秩序面临失控和失衡之时产生的，它是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在这个时代当中，究竟有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来概括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困惑？而寻找这种整体性的解释，就是“时代之路”。

重构“时代之路”

在“时代之路”中，尽管现代的传播技术、数据整合和资讯连接的能力要强于以往，但思考路径亟需调整，学术理论面临危机。答案就是我们要“告别学徒期，成为中国”。

何谓“告别学徒期”？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曾经学习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然而，在学习西方知识秩序的同时，中国并没有完备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要找到整体性的解释，统筹中国的知识和精神两种秩序。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探索是“立足中国土，构建整体性”的范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救治中国的作用。这给我们以“走出西方，回归中国”的启示。

中国新闻传播学之困

人类社会是语境化的，各种文明的演进方式是“并联”而非“串联”，现代化的解释路径因存在先验的文明优劣之分而令人难辨，我们应当回到具体的文明本身。

聚焦于中国语境，我们亟需回答两个问题：新闻传播学从何而来？新闻传播学之困是什么？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新闻传播学是知识脉络中晚生的子集，虽然有诸多成熟学科提供知识储备和资源，但其所拥有的学术权力和知识权力较为低下。不可否认，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借鉴了西方的结构化知识，但缺乏以中国本土的知识传统为本。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工具箱”因为散装理论和弱范式变成了知识的“八宝箱”，甚至因为“既有钥匙又有锁”而陷入认知失调、知识不分泾渭的焦虑和混沌之中。

从知识的追求角度来说，新闻传播学科需要整理出一个自洽的秩序，这是业界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虽然当下尚无法用统一的秩序和逻辑串联起所有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但是可以通过分类的方式去伪存真。虽然新闻传播学无法成为罗素所言不存在水分的“逻辑的木乃伊”，但也不能再继续作为“一堆知识的乱码”存在。

新闻传播学的三个维度

在知识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以“求真”作为知识生产的宗旨，以科学研究作为样板，追求命题与事实的一致，具有准确性、一致性、简明性和预见性。在价值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追求正当、合理、逻辑这三个标准，关注于“人”的存在。在规则维度上，新闻传播学要确立知识典范，建立学术共同体共识性的理念和共同遵循的典范。

在上述三个维度之下，新闻传播学科还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学科知识是边缘性、专业性、地方性的“弱知识”，二是我们的学科价值是弱正当、低认同、小逻辑的“弱价值”，三是我们学科的规则是缺乏共同体普遍认同和足够硬度的“前范式”。

新闻传播学创新要善做加减法

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面临着作为“西方理论搬运工”的外部张力，以及作为“学科洼地”“知识洼地”和“话语权力洼地”的内部压力。

展望未来，新闻传播学科的创新路径，应形成问题导向，进行整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创造，形成知识、价值和规则上自成逻辑的结构化秩序。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要做的，一要跳出“茧房”，避免“内卷”，关注学科大树的“枝干”而非“落叶”；二要善做“加法”，面对涌现的新问题，基于在场进行内生原创的理论创新；三要勇做“减法”，去掉学科中的中低端产能，做创新意义上真正的理论构建。

（编辑  宋斌斌）

多年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已在诸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团结了一批热心支持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建设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突破美西方的打压封锁，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赢得主动，已成为当下的迫切任务。

攻坚突围是中国新闻学的当务之急

我国新闻学的当务之急是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攻坚突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趋势下，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动用一切手段维护冷战以来形成的世界霸权，维持其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依靠美军、美元和美国价值观所支撑的话语霸权。在中美贸易战、美国大选、全球抗疫和乌克兰危机中，美国政府制造假新闻、直接操控舆论的行径，已经撕破了美国新闻自由、独立自主的外衣，露出了话语霸权的真面目。目前，国际舆论斗争不断激化。尤其针对中国，美国利用话语霸权抹黑、丑化、造谣、诬陷无所不用其极，压制不同声音与不同观点的传播，对中国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进行多方面的封堵制裁，使中国处于“有理讲不出、讲也没人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亟需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提升话语权，增强传播力，掌握主动性，这是目前中国新闻传播战线服务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任务。

当前，国际舆论交锋异常错综复杂，话语权斗争和话语对抗升级，话语体系的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问题。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有责任响应中央的号召，在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做出贡献，让世界人民听到、听懂中国的声音和故事，了解当代真实的中国，建立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价值的话语体系，以此提升中国话语权的质量和话语斗争的能力。

中国话语权建设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传播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当代中国的道路和制度，必须要在话语权建设上解决诸多突出问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要理直气壮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西方千方百计污名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全世界推行一整套办法摈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鼓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美国价值观。这是质疑中国崛起的动因，也使一部分中国人不自觉地弱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很多人崇尚美国的假科学伪学术，放不下“新闻自由”“专业主义”“第四权力”那一套。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媒体是被资本控制的。乌克兰危机中，所有西方的精英、大众、社交媒体都被美国收编在列，为美国政府发声，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融入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中，才能培养出敢于与美国话语权针锋相对斗争的新闻战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要揭露西方话语中的“西化陷阱”。几百年来，资本主义构建了一套以学理为名的资本主义神话，用资本主义的话讲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制度”。这一高度西化的语境使很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持怀疑态度，反而信奉西方所谓“资本主义是最好社会形态”的说教。中国在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被西化的风险，要通过改造话语体系避免陷入这一政治陷阱，不要被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所迷惑。

第三，要粉碎西方话语中的“分化图谋”。最近几年，借助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大变局，美国拉帮结派，企图分化世界的进步力量。比如美国支持欧盟对抗俄罗斯，召开东南亚峰会、拉美峰会、世界民主峰会等各类活动，拉拢各方力量维护其霸权地位，把中国等不赞成美国霸权欺凌的国家排除在外，大力推行美国独霸世界的规则和秩序。这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分化图谋，妄图长期统治世界。我们要时刻警惕美国的野心，粉碎其分裂世界、遏制中国和世界进步力量的图谋。

第四，要及时批判美国丑化、抹黑、污蔑中国的言论。美国公然制造假新闻，编造谎言给中国栽赃抹黑，近年来先后就西藏宗教、新疆所谓“强迫劳动”、香港民主制度、台海局势等问题制造假新闻、假消息，并通过其立法与制裁扩大影响，让世界认为这些假新闻好像是真的——其实都是美国栽赃诬陷的结果。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以来，这一特征更为突出。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要带头识破美国编造的谎言和假新闻，用中国的话语体系真实、立体、全面地传播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让世界人民看穿上述谣言的真相，了解当代中国的形象，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人权事业的成果。

第五，要突破美国对中国新闻舆论的封堵。近几年，美国频频推出制裁、限制我国新闻传播平台、合法媒体和新闻采访活动的措施，社交平台账号也不时被打压和查禁，这暴露了美国宣扬民主自由的虚伪。对此，我们要敢于亮剑，要在世界新闻领域斗争中不怯场、不缺位、在世界话语权争夺中不后退。我们要建设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占领传播制高点，使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亲近中国，对中国有更丰富的认知、支持，从而助推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既要突破、又要出彩，要着力研究、提出对策，帮助党和国家建设强大的国际舆论斗争力量，提升我国的新闻传播影响力，用中国话语引领世界创造新的文明，不仅是我国当前新闻传播工作的任务，也是对外交流传播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态度。从学理、学术、学科层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为提升国家话语权、争夺国际话语权贡献智慧和力量，使国际舆论和国内社会舆论中主流声音更强大，主旋律更响亮，为党的二十大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编辑  宋斌斌）

前两年，我曾提出“人民政治”概念。力图将我们国家的政治类型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区别开来。历史证明，“人民政治”不仅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而且是推动中国百年来高歌猛进，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型政治文明。在此，我将进一步讨论何谓“人民”的问题。

人民并非是天然的存在物。从历史的视角看，在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生成、塑造出来的崭新社会政治主体。这里从“人民”的历史性建构入手。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人”的

我们的政治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党政治”的一种新的类型。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未采用“执政党”来标定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中曾经说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毛泽东把它修改为“执政的党”，并未以“执政党”作为标定我党的规范性概念。因为，新中国的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叫做“人民共和国”。执政本身就是人民的事业。新中国的政治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人民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领导核心”。他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在中国塑造出“人民”这一崭新的社会主体，实质上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逻辑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人”的问题呢？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强调，“人不是蛰居于世界之外的抽象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强调国家与社会都是人的活动的创造物。如果你把人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看不到人与人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就不能理解人的变化、发展。撇开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个所谓人的本质，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它本质上是反对个人主义而体现“人类公共意志”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在人的理解问题上的重要分野。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之所以强调“人民”，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哲学的必然逻辑要求。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历史际遇

产生于历史中的重要范畴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并成为一个重要范畴，是应对近代中国深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的产物。随着国家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民族救亡、复兴运动不断高涨，救国方案接二连三，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共和救国、新民救国等等都不成功。根本的原因在于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专制势力的勾结所造成的“死局”。

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知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的斗争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因为东方亿万人民都是一些不独立的、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至今仍是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

面对这样的困局，实现救亡与复兴，就必须善于破局，最为关键的就是摆脱帝国主义体系的羁绊，建立基于国家主权独立的、能够有效持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这是近代中国走向复兴的必答题。“人民”在中国的出场，就是这种历史场域的重要产物。

“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

考察“人民”在中国出场的主要节点，有助于对问题历史脉络的清晰把握，也有利于对“人民”概念的具体理解。

第一个节点是“五四运动”时期。从现有文献看，探索“人民”对民族救亡与复兴意义的思想历程，主要始于“五四运动”时期，标志是毛泽东提出“民众大联合”。

在此之前，虽然中国的志士仁人提出过种种救国方式，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遭受列强的根本无视。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当中，中国根本就不享有“主体”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突破和摆脱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实现国家独立，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全新政治体，国家才能真正走上救亡、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是理解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思想的重要背景。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的条件下，“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那么，民众大联合的政治合法性在哪里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里的逻辑是民众为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即“主权在民”。

民众大联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毛泽东认为，民众大联合必将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并不断催生出“我们”、“同类”和“我们的共同利益”等崭新政治意识。所以，民众大联合既是克服强权的手段，也是革新社会的重要方式。

第二个节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具体分析，不仅使“敌、我、友”的认识达到了自觉的程度，也深化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

毛泽东运用“人民”概念，主要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一方面高度评价“贫农”在农村社会中的革命地位，强调“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使用“人民”去概括包括农民，也包括“贫农”，但又远超于农民的概念。他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的是农民”。显然，此处的“人民”清晰的呈现为一个具有多样性构成的，因而属于具有非同质性特征的概念。

第三个节点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人民”上升为中国革命核心范畴的重要时期，主要思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3]他还指出：“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于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4]“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不顾民族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所以，“住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国民，并非都可以等同于“人民”。

借助“人民共和国”概念阐释人民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基本认识：其一，人民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它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意味着任何以简单化的方式去处理人民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其二，人民的本质性内涵可概括为国家主权参与者和国家主权认同者的统一。只有两者的统一，尤其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同，才是构成人民的本质性内涵的基本要素，这也决定着“人民”是一个可以迁移的概念。一旦人们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同出现背离性表现，例如背叛或危害国家利益，国家就可以视其情节轻重，依法限制甚至褫夺其公民资格与权利。

二是明确提出了“组织起来”的“人民”发展道路。人民并非天然的存在物，而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如何使处于一盘散沙的“国民”变成“人民”，“组织起来”是根本的方式。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演讲中指出，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劳动，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还可以“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

三是形成鲜明的“人民史观”。这一史观最集中最概括的表达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由此形成一整套基于人民史观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观。这说明，人民不仅是政治上体现为国家主权参与者的主体性范畴，也是历史观上的主体性范畴。而“组织起来”是实现这种主体性的中介。

第四个节点是新中国“建政”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国家新政权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探索。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七大”过后不久，毛泽东与黄炎培曾有过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也是建政思想的鲜明表达。1948年的“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直到1949年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新政权建立的一系列法定程序，毛泽东主席宣告：“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他特别感叹：“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人民共和国必须永葆人民的本色。关于政治制度的建构，不论新国家的国体还是政体，都必须是能够阻隔党争不断、政客横行的西方式“政党政治”的，为国家复兴提供持续的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对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他明确指出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此外，这一时期还明确界定与“人民”相区别的“国民”概念。它主要指完成改造成为“新人”之前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社会成员。这意味着，随着新政权的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的推进，非人民的“国民”也将不断成为“人民”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还要实现经济上的民族独立，为此，国家必须努力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在国家经济文化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唯有继续“将全中国绝大多数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这就是说，建设依然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组织人民。

第五个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并努力实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也是人民概念的丰富和发展。长期以来，苏联固守于社会主义是人民利益高度一致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是以共同利益根本一致为基础的，但人民毕竟是一个差异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人民内部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如果处理不当，矛盾也会激化，导致冲突，甚至演变成敌我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主题。

在社会主义时期，何谓“人民”呢？由于“人民”包括着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纷纭复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同时，人民与人民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统一性和差异性：“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5]人民内部的矛盾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

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的工作”。而对于人们之间的实际利益关系的矛盾，则必须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当然，统筹兼顾不是和稀泥。毛泽东指出，“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这里充满着对于“人民”的依靠、信任、教育、引导的辩证思维。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努力促使矛盾由坏事向好事的转变。以群众闹事为例，闹事本身是坏事，“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实际上，正是由于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新中国形成和创设了许多防范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好办法，例如建立人民调解员制度。中国共产党努力形成一系列关于防止官僚主义，关于吸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管理的方式与机制，积累了协商民主、全领域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丰富经验。毛泽东认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少数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还认为，苏联讲“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由此，新中国探索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实践方式。毛泽东提醒全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都是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下，对于人民的内涵，尤其对于协商民主、全领域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等问题的积极探索。

关于“人民”问题的延伸讨论

第一，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理论的总体逻辑。上述关于“人民”出场的重要历史节点的梳理，贯穿其中的逻辑是清晰的。问题的出发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如何建立支持国家走向全面复兴的强有力的人民政权。问题的起点是“民众大联合”，组织起来实现“人民”的建构，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获取人民的集体力量，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时期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最终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人民政治”新形态。这种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基于阶级分析，把握人民的非同质性特点，把各种具有一定特殊利益追求的人群，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协同合力的政治局面。所以，这种政治也可以称为“协同合力的人民政治”，凝练和创造共同利益，进而实现异中求同，以同化异，最终协同合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好政治。从这一意义上看，从人民的生成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与在实践中的不断展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崭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重要过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党“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正是这种政治的准确诠释。

第二，关于“人民”概念的公意取向。区分“公意”跟“众意”是卢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见。他说：“众意和公意之间往往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利益。”“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不在于它所得的票数，而在于其间有使人们结合起来的公共的利益。”根据这种划分，卢梭总是将“公意”概念置于他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实现这种结合的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让渡出自身的某些权力、财产和自由权利。在这里，政治结合的目的，道德上的美德，无不以公共利益的存在与维护为前提。公意的基础即是人们之间的公共利益。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公开谴责资产阶级对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的推崇。他批评资产阶级的人权主张所维护的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

肩负着国家救亡与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向来不仅高举民族和国家的公共利益的旗帜，而且明确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意”作为政治号召。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指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等八项主张，也明确指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执持公意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公意”是人民的“公意”，本质上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共利益的立场。没有这一基本立场的确立，民众大联合就会缺失共同的利益基础，甚至会变成拉帮结派的幌子。所以，执着于“公意”，也就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人民”概念的重要特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概念的公意取向并不排除“众意”。“众意”是卢梭理论中表达与“公意”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如何合理安置“众意”，其实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根据和要求。罔顾公意，社会必定陷于纷争而分崩离析，甚至一盘散沙。尤其在国际列强侵略和包围的情况下，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无法成长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体”的，甚至只能落入充当国际列强发展其文化和文明的“肥料”的尴尬境地。但缺乏对于“众意”所体现的特殊利益、个人利益的考量，无法理解人民具有“非同质性”的特点，也会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人民中不同群体的当下的、特殊的利益，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不论在民族救亡还是国家复兴的进程中，任何时候，都必须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同时，坚持“公意”与“众意”的对立统一，把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人民日常生活和利益的差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1. 坚持人民主体性与反对“民粹主义”问题。

   坚持人民主体性必须反对“民粹主义”的干扰。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的结合与形成基础在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具体利益则具有不可抹杀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必定反映在不同群体与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倾向上，形成全社会意识构成与行为取向的复杂性。如果人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和社会性行动的选择，忽视这种复杂性，简单化地以一时的多数票决为依据，而失落了对于人民群众公共的根本的利益的应有考量，实际上就是在“公意”与“众意”的问题上，失去应有的平衡，那么将会导致后续相关的消极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认真地反对和克服“民粹主义”的基本根据。

   在中国，有效克服“民粹主义”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来自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光明磊落地宣布没有任何不同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并以“群众路线”的理论与方法，确保它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在同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经常性整风活动，不断荡涤自身的社会污垢，增强自身的自洁能力，以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为防止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对于政策与决策的干扰设置了制度性防护栏。可以说，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与防止“民粹主义”两者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新型政治类型的重要优势所在。

   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同时，还要重视对于人民的不断教育以及人的不断改造。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一致性，都统一于社会实践中。因此，在实践论的视界里，根本不存在着不需要改造的人。在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改造，工人阶级需要改造，农民阶级需要改造，小资产阶级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需要改造，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种改造的结果是人民的不断进步和“新人”的不断产生。

   （编辑   季节）

2022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年，将奠定未来5～10年的重要基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我们正处于万丈深渊的边缘，而且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我们的世界受到的威胁和分歧从来没有如此之大，我们在有生之年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系列危机。”

乌克兰危机是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量

2020年的世纪疫情延续至今，乌克兰危机接着在欧洲大陆上演。未来5～10年可能要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这一两年集中爆发，举目世界，惊心动魄。

实际上乌克兰危机已经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世界格局演化的转折性事件。二战后，美国主导推动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三大机构的建立，从此奠定了战后以和平发展为主基调的国际治理框架、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形成对美西方发达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这种国际秩序延续了76年，也保证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

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国际治理、国际规则、国际标准，总体上对整个人类发展有利，对维护世界和平秩序有利，对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攫取利益积累财富有利，对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有利，对形成全球新的、比较稳定的地缘政治、经济、外交格局有利。

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利用各种方式挤压、遏制俄罗斯，逼迫俄罗斯绝地反击，目的是“一石四鸟”：一是发战争财。美国有4000多个军工复合体，在历史上只有16年没有战争，其他230多年都在打仗，美国众多军火供应商需要不断发生的战争创造需求。同时制造能源危机，切断俄罗斯和欧洲能源供给关系，抢夺欧洲的能源市场。二是用乌克兰做棋子，用北约的整体力量围剿俄罗斯，并且配合美国货币政策，使全球资本加快向美国回流，转嫁美国的债务风险和通胀风险。三是重创俄罗斯，对冲中俄已经形成的战略互信和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四是切断俄欧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彻底决裂。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所说，要让俄罗斯成为世界的弃儿、世界的孤儿。

美国要加快美元回流，转嫁通胀危机、债务危机，还有面临的国内分裂危机等一系列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前通过美元、美债等经济手段可以转嫁矛盾和问题的经济武器正在逐步失灵，被世界各国识破，难以大规模转嫁，最后转嫁的唯一通道就是战争。俄乌冲突改变了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态势和走向。世界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都将跌入战争陷阱——“乌克兰陷阱”。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影响世界经济复苏

世纪疫情给世界经济和人类生存及交流带来了重大影响，全球疫情依然在高位运行，奥密克戎毒株的高传染性和隐蔽性提升了防控难度，一些地区的死亡人数再现高峰。

根据Worldometer实时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5月4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5.13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25.06万人，死亡率1.2％；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7.81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673人。德国、美国、韩国、澳大利亚、日本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俄罗斯、韩国、泰国、意大利、希腊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5个国家。美国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累计确诊超8324.01万例，死亡超102.15万人，分别占全球约16.22％和16.34％，确诊死亡率为1.2％。

因此，疫情当前状况和未来走势也是一个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变量，到底是采取欧美国家的方式放开管控任其发展，还是中国式的动态清零，这两种选择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和人员往来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将非常之大。笔者认为，从疫情开始，欧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并不是不想动态清零，而是没有这样的体制、机制、能力、执行力和民众的配合度，不可能实现中国式的动态清零。2月份以来，全球超过60％的国家和地区开放或者计划放宽出境游，75％以上的地方都放开了入境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应对和选择，稳妥论证恢复经济加强国际交往的实际步骤及尺度，同时防止疫情反弹，这对我们将是重大考验。过去两年，中国的硬核防疫政策和抗疫成果令世界惊叹，中国防疫直接成本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0.4％，大幅低于“躺平”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结果显示，中国支出和收入损失占GDP比例为4.8％，而美国、英国的支出和收入损失占比分别为25.5％、19.3％，远超中国。这是中国在抗疫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重大竞争优势。在新形势新变化下，中国能否把既有优势转化为新的增量优势，这不仅是当前大国竞争博弈中至关重要的筹码，也是能否保持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动力不减的关键。

在全球普遍采取放开抗疫管控措施之前，一方面，中国内防反弹、动态清零的政策必须更加精准，避免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讲求速战速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做好后疫情时代放开的准备工作。

世界经济复苏基础脆弱极可能再次陷入衰退

2022年世界经济进入复苏之势，尽管复苏基础极其脆弱。根据世界银行、IMF年初预测，2022年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产出都将全面复苏。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主要国际组织、著名智库和经济学家进一步调低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22年3月24日发布报告，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6％下调至2.6％。4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从4.1％下调至2.8％。4月18日，世界银行将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4.1％下调至3.2％。4月19日，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6％。

总体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呈现K字型的分化趋势。经济增长仍然非常脆弱，充满不确定性，如果战争进一步升级和美国等国家对俄罗斯制裁加剧，不排除全球经济会出现比2020年衰退程度更深的状况，有可能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低增长或负增长的衰退周期。

如果战争进一步升级，俄罗斯所受制裁和反制裁进一步升级，将对俄罗斯、乌克兰、欧盟、英国和对俄乌能源粮食等依赖程度高的国家的经济形成持续性打击。目前美欧等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累计已经超过9000多项，俄罗斯经济部预测，2022年俄罗斯国内GDP将萎缩8.8％，较为悲观的预测是，2022年俄罗斯经济将下降12.4％。美国总统拜登4月6日在华盛顿北美建筑工会全国立法会议上表示，制裁可抹去俄罗斯15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欧盟2021年41％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整个欧洲都可能出现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难民危机。美国商务部4月28日数据显示，美国2022年第一季度GDP折合成年率下降1.4％，这是2020年疫情之后美国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速为4.8％，但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疫情反弹和预期减弱的四重压力。乌克兰危机和战争制裁引发的连锁效应将逐步发酵，会整体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全球不排除回到2020年负增长的水平。一些受疫情和战情影响严重的国家，经济则可能陷入大衰退。

高通胀会持续推高一些国家生产生活成本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发达经济体来看，通胀率都处于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大部分国家高通胀从生产价格指数（PPI）转移到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时滞期刚刚到来， CPI上涨预测将会持续到2023年。

重要经济体创几十年来最高通胀水平，近百个国家通胀率都创下历史新高，超过5％。美国6月通胀率高达8.6％，创1982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全年通胀率可能高达10％；欧盟一季度通胀率达到7.5％，创二战以后的历史新高。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2021年，22种有色大宗商品环比年均涨幅为62.64％，其中10种有色商品高于平均涨幅。镁、氧化镨、镨钕氧化物、镨钕合金这4种商品2021年涨幅超过100％。能源价格涨幅更加离谱。衡量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强弱的彭博大宗商品指数同期上涨了108.7％。世界银行4月26日发布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称，过去两年能源价格的上涨是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最大涨幅，预计2022年食品价格将继续升高22.9％，小麦价格可能上涨40％。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扩大升级，全球市场反应剧烈，避险情绪加重，黄金、石油、天然气、农产品等价格一路飙升，运输价格暴涨。叠加战争、疫情、供应链断链和一些国家“躺平”等因素，石油天然气价格达到了历史天花板。

与此同时，粮食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国际粮食署数据显示，至2022年3月，全球谷物价格指数涨幅超过65％。其中，小麦期货价格自2020年初上涨了125％；玉米期货价格上涨了150％。2021年国际粮价上涨了28％，达到近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突破2011年高位，奶类、谷物、植物油油脂等食品价格持续走高。全球19％的大麦、14％的小麦和4％的玉米产自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小麦出口量占全球出口量1/3，玉米出口量占20％。俄罗斯还是全球最大的化肥出口国，占全球市场供应量的13％，氮磷钾三种化肥出口贸易值均位居世界前三位，目前全球化肥价格已经上涨300％。世界正进入一个没有足够食物供应的时代。

随着美元加息、美联储资产缩表、俄乌战势变化、美国等国家对俄罗斯全面严厉制裁等进一步发展，全球石油天然气和大宗商品价格还会出现跌宕起伏，或是在高通胀基础上变本加厉再创新高。

金融风险加剧有可能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

美国货币政策急转弯和外溢效应给全球带来极大金融风险，不排除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美国面临40年以来最高的通胀率。美联储鹰派人物预测，2022年如果控制不了通胀，会持续加息7次，且不排除特别加息。现在美联储资产的负债表已达到8.9万亿美元，美债现在已超过了31万亿美元，债务风险推高了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在继续举债，债务上限从2021年至今第四次提高，确定为31.4万亿美元，再延期两年，一方面收紧资产负债表，一方面继续举债印钞。

俄罗斯被踢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也是推动金融风险加剧的要因。近年来，欧美数次通过禁用SWIFT手段对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制裁，导致被制裁国家的经济贸易活动受到极大影响。2020年俄罗斯替代SWIFT系统的本土银行结算系统SPFS的使用量相比上年提升1倍，在其境内的使用比例达到20.6％。欧洲也已经建立了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也在加快构建中，截至2020年末，共有境内外1092家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入CIPS。CIPS实际业务可触达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2021年发展了613家国际银行会员。

国际储备管理者为保安全而持有美元的理由会越来越少，因为美元储备有可能在最需要的时候被夺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Kenneth Rogoff指出，将美元“武器化”或将在20年内结束其主导地位。IMF第一副总裁 Gita Gopinath 警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可能逐步削弱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四分五裂。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将引发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将迎来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出现美元荒或者货币贬值，从而引发局部或者全球性金融危机。

全球性债务高企增加实施财政政策难度

新冠疫情大流行引起世界经济收缩，全球债务水平飙升，债务风险、债务危机陡然增加。国际金融协会（IIF）2022年2月23日发布《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债务达到30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1年全球债务比2020年增加10万亿美元，全球债务与GDP之比达到350％左右，而2020年曾达到创纪录的360％。2022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债务水平仍会保持在高位，一些国家极有可能遭遇债务塌陷。

发达国家政府负债飙升。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美国近年债务规模加速膨胀。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较上年GDP（约23万亿美元）高出7万亿美元。欧盟及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及债务水平大幅攀升。据欧盟委员会经济预测报告，2021年欧元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7.1％，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0％，欧盟资产负债表从2020年4.65万亿欧元上升到2021年底的7万亿欧元，目前仍在继续上升。

新兴市场国家债务连续10年升高。2021年新兴市场国家债务比2020年增加8.5万亿美元，超过了95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比重约为248％。

全球供应链断链与供应链重构的风险巨大

科技进步以及冷战后基本稳定的国际秩序，共同推动了国际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造就了过去几十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格局。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受自然灾害、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升级、局部战争动乱的影响，全球供应链风险的溢出效应凸显。全球供应链断链与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同步出现，直接影响目前世界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并由此打破大国博弈中斗而不破的局面。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立在多元、多层、多样、多维度相互嵌套、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撑的基础上：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西方对中国的市场依赖，中俄对西方的科技及高端设备依赖；国际贸易从以最终产品为主转向以中间品为主，中间品既是连接产业链、供应链的客观需要，是全球产业布局相互嵌套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冲突中弹性或投鼠忌器的硬约束。

近年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断链或重构，是逆全球化运动中最具标志性的浪潮。三大因素正在发酵：一是疫情因素，疫情严重的国家生产流通尚未完全恢复或者反弹，产业链、供应链受阻；二是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正在持续推动缩短供应链和供应链的重构，现在已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三是乌克兰危机和战争结束后留下的“战争后遗症”，对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冲击。美国政客带头，一些国家紧跟，以各种方式切断和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力图争夺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全球领导力。=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切断产业链并且“去中国化”，已经进入实操阶段。3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将斥资520亿美元对半导体产业进行补贴，同时投资450亿美元强化高科技产品供应链。3月28日，美国政府推出了一项代号为Chip4的新计划，提议成立一个由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集合一切可以集合的力量，力图重构并巩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地位，补上制造短板，一举将中国大陆逐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美国还将通过美墨高级别经济对话，制定一份参与跨境供应链关键部门的联合清单和程序，以便在发生危机时保持供应链的连续性。

疫情中全球集运供应链始终处于紧绷状态，乌克兰危机又加剧了这一紧张局面，特别是加剧了国际物流风险。2022年3月1日，全球前两大集装箱航运公司荷兰马士基和意大利地中海航运同时宣布，除食品、医疗和人道主义用品外，暂停其他所有进出俄罗斯的货物预订服务。德国赫伯罗特、法国达飞轮船和日本海洋网联船务，暂停俄罗斯货物的预订服务，以应对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根据Alphaliner的数据，这5家运营商总运力占全球市场的近60％。油轮行业的许多公司拒绝装载俄罗斯石油货物。从集装箱、油轮到干散货和天然气运输，暂停对俄罗斯业务的公司将影响到所有航运部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黑海和亚速海水域已被添加到高风险区域，而该水域的港口是粮食和煤炭的主要贸易枢纽。由于俄罗斯、乌克兰在全球金属生产中处于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全球基本原材料的出口和制造，如镍、钛、钯等重要的制造业用金属，受其影响的行业包括半导体、汽车、航空等。

全球灾害频发与生态环境恶化

生态与环境继续恶化，带来的问题日渐突出，人口爆炸、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成为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地球上每分钟有2500平方米森林被毁掉。近30年来，每年森林被砍伐的面积为800万公顷，全球森林正在以平均每年4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全球大气污染加剧，人类过度消耗各种矿产资源。近年来，全球极端气候灾害频发，2022年和今后数年，全人类或将面临更大的生态灾难，包括极寒天气、极热天气，一些国家频发水灾、火灾、旱灾、风灾、雪灾、蝗灾，气候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国际社会为之困扰的两大难题。

气候环境恶化导致极端灾害。近期，中科院发布全球首份2021年全球海洋变暖报告：2021年全球海洋温度普遍升高且南大洋、地中海等海域均创下历史纪录，这些现象都将引发更大的灾难。海洋变暖后将直接影响地球南北极的冰川融化，且还会迎来海平面的上升以及雨水天气。2022年拉尼娜现象已经形成，中东太平洋沿岸的海水温度在下降，湿气流北上，气候降温幅度很大。国际有关组织发布的2022年风险报告预计：未来10年，人类将迎来频繁不断的极端天气、多种生物濒临灭绝且生态系统面临崩溃。

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主要国家和地区先后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旨在控制气候变化的协定。据能源与气候智库（ECIU）统计，全球132个国家及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2020年，中国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前国际上有126个国家和欧盟以立法、法律提案、政策文件等不同形式提出或承诺碳中和目标，其中苏里南、不丹两个国家由于低工业碳排放与高森林覆盖率符合要求，已实现了碳中和目标。

政治动荡与地缘格局深刻调整及演化

2022-2023年，20％的国家会产生政权更迭交替，是全球政治周期更替密集的时期。而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因政权交替引发的政策调整，不仅影响本国经济，还影响着相关国家的政策走势和经济发展，甚至是国际社会的稳定。

一些主要国家政权更迭和局部调整，对世界秩序会带来新的挑战。美国将进行中期国会选举。这将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埋下伏笔。作为欧盟三强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全部换届。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胜选，成为20年来首位连任的法国总统，但他将面临一个“分裂”的国家和脆弱的欧盟。政权更迭影响比较大的国家是德国、法国、韩国、菲律宾、埃塞俄比亚、伊朗等。

地缘格局将继续加快调整。全球再次出现政治极化的趋势。世界秩序的形成和选择，几百年来从没有摆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调整与演化。一些霸权国家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比如近年美国主导构建的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五眼联盟、蓝点网络计划、美印以阿“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比如美国主导的北约5次东扩，比如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可以说目前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是破坏世界秩序的动乱之源、战争之源、灾难之源。

以疫情为契机，以乌克兰危机为转折点，全球化的钟摆开始摆向另外的一端。必须看到，全球化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固然充满矛盾和冲突，但全球化的退潮将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影响世界格局最大的变量仍是中美关系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GDP占全球的40％，制造业产值占40％，两国总计占IMF一篮子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SDR）比重为全球的55.66％。近1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量中的80％是来自美国和中国。2021年，中国占世界经济增量的30％左右，美国占世界经济绝对量的24％。中国占世界 GDP的比重到2025年将上升到20％以上，到2035年将成为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美国仍是世界上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网络强国、军事强国。

美国的战略重点逐渐转移到亚太和“印太”地区，把中国作为最大和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以维持大国间斗而不破的局面，不使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甚至把高度关联的整个世界撕裂。

中美建交几十年来，两国经济已经深度交织和相互嵌套，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链接，目前在华美资企业已达7万家之多，年销售额高达8000多亿美元，比中美贸易总额还高出1000多亿美元，尤其是美国企业需要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巨大的人力资本市场。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发布的《202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数据显示，约60％的美国在华企业2021年在中国实现盈利，2/3的公司计划2022年增加在华投资，近2/3的公司把中国列为世界第一或前三名的投资目的地。必须珍视中美建交后几十年发展的经济联系与人民之间的往来，其中一个国家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哪怕迫不得已也要寻求共存之道。这就是中美关系面对的现状，这也决定了中美间的竞争关系决不能走向冷战。

中美关系已经超过了双边的意义，具有全球性的溢出效应，对世界经济、世界和平发展、人类前途命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处理与走势，对于世界格局演化是最大的变量，假如美国非要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逼迫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同时用尽一切办法挑战中国底线刺激中国，假如在中国周边爆发了类似乌克兰危机的战争，最终的结局不是美国说了算，而是中国和世界正义的力量说了算。

（编辑  季节）

    我们从不放弃合作的希望

今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政策的讲话。认真阅读了这篇讲话，应该说他在这篇讲话中的说法有些改变。文中提到了不是要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而是要避免打新冷战。讲话中没有沿用过去的“3C”政策，即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现在是“投资、结盟和竞争”。所谓“投资”就是加强美国国内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投资，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所谓“结盟”就是拉住原有的盟友，建立新的盟友和伙伴，以共同对付中国。所谓“竞争”就是要在全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力进行竞争，以保住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但布林肯仍无法割舍对英文字母C的偏好，讲话快结束时又找出了一个以C开头的词表述对华关系，即“竞赛、争夺”（contest）。无论如何，这篇讲话的火药味没有那么浓。虽然，我无法认同布林肯国务卿多数看法和论点，但还是要指出，只要美国有合作的意愿，我们从不放弃争取合作的希望。

美国对中国的胁迫体现了什么

西方对中国的偏见颇深，美国尤甚。很少有西方人能客观评价中国的发展。布林肯在讲话中说各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同时要为共同的事业有效合作。美国的政策是使各国不受胁迫（coercion）和侵略（aggression），人民、思想、货物和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但转移供应链、切断供应、强迫退市、把企业列入黑名单、以投资审查为名禁止中美双方的相互投资，哪一种做法可以称为国务卿宣称的自由流动呢？

布林肯说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并批评中国没有与西方一起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违反了中国对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承诺。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争均是以北约这个所谓防御组织的名义发动的，然而并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美国国务卿不会如此健忘吧？刚刚从阿富汗撤军，就忘了自己是怎样违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吗？

布林肯说要以“现代化”(modernize)“改革”(reforming)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批评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愿和能力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只许美国改革国际秩序，而不许中国改革国际秩序，这个道理和逻辑如何讲得通？布林肯说要使国际秩序符合所有国家，包括大小国家的利益，但是大小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例如美国要主导世界，而太平洋上的岛国只求生存。所以，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现代化和改造成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布林肯说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或冷战，反而要避免这样的事发生。那么，美国组织奥库斯、四方机制、拉欧盟到南中国海、修改北约的核心原则、将北约引入亚洲、邀请东盟和日韩参加北约会议，布林肯在亚洲、非洲、拉美和欧盟等地区到处讲话，每每必提中国的威胁，要与中国斗争，不能让中国获得科技、军事上的优势，这些不是冷战又是什么？难道这也可以称之为合作吗？如果不是冷战，何不邀请中国参加这些机制？布林肯说要“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这与围堵又有什么区别？美国要建立一个公平和包容性的国际体系，既然是包容性的，为何又将中国排除在外？

布林肯批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建设一支世界级的军队，却又说美国军队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也就是说美国军队可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中国军队不行，这不是霸权主义难道是平等的宣示吗？

布林肯不只一次，不只在一个地方批评中国的“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政策，但经济胁迫的定义又是由谁定的？标准是什么？美国在1971年以前对中国实行了22年的封锁，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动不动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制裁其他国家，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惯常使用的长臂管辖，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切断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芯片供应，是不是经济胁迫？这个单子还可以拉得很长，用一句中国成语就是“罄竹难书”，如果美国做什么都是正确的，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做美国不认可的事情，这与国务卿宣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一致吗？

布林肯说，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与机会中获益最大。中国的发展确实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环境和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和发达国家的合作。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我不能苟同布林肯声称中国在破坏这个秩序的指责。全球化的发展是上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后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入其中，从而掀起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样的国际环境与秩序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为何布林肯说中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大？受益同样大的还有东亚各经济体和发达国家。

利用全球配置资源和生产，美国与发达国家获得明显的效益优势，赚得钵满盆满，这使美国与发达国家得以维持长期的低通胀、低利率环境，经济获得了实质性的增长，人民也获得了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也是美国可以长期使用宽松货币政策渡过纽约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从2008年到2021年，美国纽约的股市指数上涨了数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2009年开始到2021年11月24日，道琼斯指数从8776点上涨到35804点，涨幅达307%；标普500指数从903点上涨到4701点，涨幅420%；纳斯达克指数从1577点上涨到15848点，涨幅904%，这些难道都不算美国的巨大利益吗？难道这是中国破坏这个体制的证据吗？其实没有一个公平和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哪一个国家从当前的国际秩序和全球化中获利最大。既然全世界都从中获得了好处，为什么我们不共同协商如何维护、改善和发展好这个秩序？反而要搞什么供应链、产业链转移和脱钩呢？

布林肯指责中国实行了不公平的贸易作法。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不如美国开放，法律制度也不如美国健全，公民和企业守法的意识也不如发达国家。但这不等于中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奴役、欺负、剥削和掠夺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给我们造成深重的伤害，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处于落后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减让，市场准入上的优惠，也是对美国西方过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一种赔偿。况且WTO每两年就要审查一次中国的贸易制度，并没有发现中国违反了WTO的规定。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实行了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协商如何改革WTO，反映世界已发生的变化，更公平地反映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

布林肯指责中国进行强迫技术转移。中国在合资企业的条款中确实有要求技术转让的内容，但就此判断是强迫技术转移缺乏说服力。其主要原因是，现在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公开、公平和透明的技术市场，而专利的保护少则几十年，这种技术垄断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是国际社会一致为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和透明的技术市场进行合理的专利保护和技术交易，而不是切断正常的技术交流与互鉴，将促进科技进步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的道路堵死。

布林肯没有去过新疆，所以对新疆的指责所依据的基本上是道听途说，不值得一驳，希望布林肯有机会去一趟新疆后再评论中国的新疆政策不迟。

布林肯对香港问题的指责更无道理。当2019年美国把冲击香港立法会作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大加赞扬，而将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的冲击定性为暴乱，逮捕了几百人，还要起诉特朗普，这种双重标准清楚地告诉我们香港动乱的背后究竟是谁了。

布林肯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制造不稳定，这种指责是颠倒黑白的。在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不仅签订了贸易互惠的文件，而且台湾也可以参加世卫大会。那是因为两岸之间坚持“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和平、台海稳定的政治基础。现在台湾蔡英文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没有了这个政治基础，两岸之间和平稳定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这个责任在民进党当局，怎么可以把这个帽子扣在中国大陆的头上呢？而我们都清楚在背后支持民进党当局的是谁。美国在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武器，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近40年过去了，美国不仅没有减少对台售武，而且在增加。中美建交的条件就是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件事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现在美国用《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实际恢复了美台之间的条约义务；用训练台军的方式恢复了驻军；用提升对台的外交待遇恢复了准外交关系。因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动摇，这是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关键。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布林肯也是不讲事实的。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所有权有史可鉴。二战结束以后，中国租用美国的军舰从日本手中收复了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这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德黑兰宣言》两项国际文件，从日本非法占领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岛等在内的中国领土收回主权。战后7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为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声索而影响航行与飞越自由的事件。因此，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制造不稳定没有任何依据。

美国内外政策已经严重分化

我所看到的布林肯每一篇讲话，都提到为美国工人创造机会，这是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只为自己国家的工人创造机会，那么，各个国家工人的机会就会更少，因为蛋糕越做越小。而且，国际贸易就会失去基础，比较优势理论就要被扔进垃圾桶。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贸易实践都是发达国家创造和推广的，而现在自身陷入困境了就要放弃，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把蛋糕做大，每个人那份才能更大。

布林肯不止一次地说到对华政策就是能合作的合作，不能合作就斗争。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因为美国想什么都得到，既可以在与中国合作中获得想要的，也可以用斗争获得美国想要的。但现实是有得就要有失，不失也就无所得，这是个十分简单的哲学道理。全部都得到就是全部都失去的开始。最好、最佳与最坏、最差似乎有“云泥之别”，其实它们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最好就会向最坏转变，最佳就会向最差转变。所以，中国人讲“适可而止”“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协调分歧和求大同存小异，搁置不同意见，尽量合作。

在我的眼里，布林肯的讲话是一篇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和逻辑混乱的文章。上述对中国的指责并非完全出于误解和误判，这是美国内外政策变化的需要。美国国内政治已严重两极分化，美国的两党已无法就大多数国内议题达成妥协，而只有对华的强硬政策可以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拜登政府迟迟不敢修改特朗普时期错误的对华政策，也是源于这种分裂。面对中期选举的黯淡选情，拜登政府不具备全面修改对华政策的空间。在目前通胀飙升的情况下，只有在削减部分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上有些许灵活的余地，因为通胀是影响民意和选情的重要因素。

美国要“回归”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是已经失败了的外交，重拾这个理念并不会有符合美国利益的结果。世界是多样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美国国内的价值观也不统一。白人至上主义认同的是白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有色人种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共和党认同的不是民主党的价值观。美国建国已经240多年，但没有解决好自己国内的共同价值观问题，例如种族歧视问题、男女同工同酬问题。美国有私人持枪的自由，而每年死于枪下的数万无辜百姓就失去了生的自由。

中美之间只有进行合作一条路可走

美国不断声称要与中国竞争世界的主导权，这个提法是荒唐的。因为中国从无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想法。而且竞争应该是公平合理的，采取切断供应、把企业列入黑名单，不是公平竞争的做法。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企图用战争和强迫手段压服对手，但每次均以失败告终。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曾想一统朝鲜半岛，结果被中朝军队打回三八线；美国也曾企图用50万军队阻止越南的统一，结果也失败了；美国想用压服的办法让朝鲜弃核，结果压出一个发展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朝鲜；美国曾想用武力解决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结果使中东多国陷入常年动乱和贫困落后状态；为推翻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花费10万亿美元，结果美军前脚撤出，塔利班后脚重掌政权。美国企图用对抗和压服的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结果无一成功！虽然美国的记忆短暂，但希望美国能接受教训，无论是与中国“对抗”还是“争夺”,结果都不会是美国想要的。中美之间只有进行合作一条路可走。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展现了中国文明的古老与灿烂。经过70多年新中国的建设、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们已找到了一条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还会有曲折，甚至挫折和反复，但我们会克服各种困难，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从1840年之后的70余年中，中国在抵抗西方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屡屡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饱受欺凌。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家的独立主权是头等重要的。中国尊重个人的权利，但我们知道国家没有主权，何谈个人的权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不享有平等的待遇。中国也是有2000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根深蒂固，又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认识和发展道路上，中国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相同。我们非常清楚，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发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邓小平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初级阶段将经历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演化和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由、民主这些制度的发展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建立不起来或是不会稳固的，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国家不发展的根源。世界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国在人均GDP、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还不强，还需要更大的发展才能支撑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我们十分愿意与外国朋友平等地交流，也十分愿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与实践，但不需要外国人居高临下的说教。中国人有句老话“正人先正己”，在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状况弊病凸显的情况下，还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否则实在缺乏说服力。

布林肯说，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和平相处、共同分享和促进人类进步，这句话是值得赞赏的。中美两个国家的GDP加起来占世界的40%，中美贸易额也占世界贸易的40%，中美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的经济体，国家实力在世界名列前茅，中美都是核大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美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

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无论是经济、贸易、科技冲突，还是军事冲突，带给全人类的必定是场灾难。所以，中美两国为了两国人民，也为全世界人民必须进行合作，只有合作一条路可以走。有的事可以全面合作，有的事可部分合作，但不能对抗。

我为中美关系提出一个新的“3C”原则，它们是“磋商”（consultation），有了不同意见和分歧就坐下来磋商，找到最大公约数，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磋商之后就进行“合作”（cooperation），在各个领域都要合作，获得一致的领域就全面合作，不能完全一致的领域就在能合作的地方合作，不能合作的领域先搁置，也许将来有一天可以合作；经过前两步实现“共同发展”（common development）。我以为这个“3C”原则比美国以前提出的“3C”原则要更合理且可实现，也是全世界乐见的。我们不愿意与美国搞“对抗”（confrontation）或“争夺”（contest），但如果美国执意要搞对抗，我们也不怕。而且可以断言，输的一定是美国。

希望布林肯及其团队能够认真学习中国的历史，否则何以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又如何制定符合实际可实现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止关系到我们两个国家，而是当今世界如何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绝对不可以像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话那样，轻率地为中美关系定下争斗的调子。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带领中华民族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还是传统小农经济主导、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被欺凌、被奴役的边缘化国家。一百年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工业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今天的中国正以昂扬姿态，阔步迈向伟大复兴。

百年中国经济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回首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争取国家现代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四个阶段，虽然在具体政策上有很大变化，但总的主题是一致的。党领导经济工作走出了“起承转合”的四大步。

起：进行社会革命，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很多志士仁人为追求富国强兵，学习西方走工业化道路，但是都没有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而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20世纪初期，世界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中心-边缘”两极格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引发了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和社会主义运动汇合。“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确定了自己的任务：中国只有依次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打破国内封建和买办势力的桎梏，彻底改变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地位，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扫清道路，同时更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官僚资本、封建地主和买办资本的压迫，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此前提下推行了土地改革，领导实现了空前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实现经济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个阶段就是百年经济总主题的“破题”。

承：承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发生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争论，即如何认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历史事实说明，如果仅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病，也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启动现代化进程。到1956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占城市经济的绝对主体，农村实行了合作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新中国的前30年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一是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1978年，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12.6%，铁路货运量年均增长8.5%，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从1953年的202亿元上升到1978年的 1113亿元，水库总库容达到4200亿立方，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1979年同195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1.64亿吨增长到3.05亿吨。三是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70年代末，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68岁，小学净入学率从25%跃升到90%以上，已接近发达国家。四是取得了近代以来难得的国家安全和独立，国防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新中国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前30年建设的伟大成就，为日后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一阶段完成了百年经济总主题中实现独立自主的任务，在基础建设、社会公平、医疗教育等领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初步显现。

转：推进改革开放，在借鉴资本主义有益因素的同时保持独立自主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主动参与全球化中，既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独立自主，保持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色，这也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创举。这个时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们必须找到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共存和竞争的途径；而在西方经济遇到“滞胀”、过剩资本和产能寻求出路的条件下,我国依靠已有的工业基础，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在改革开放中，党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对资本的约束，坚持独立自主有序可控地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不断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邓小平强调“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正是因为坚持了“两手抓”，我们党没有偏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主题，同时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利用西方资本、打开世界市场，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价值的经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本国国情出发推进改革开放、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的伟大实践。

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实现集大成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经济工作面临新的环境：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期的逆转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和美国差距不断缩小。随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容应对挑战。新时代经济工作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工作探索的集大成，可以说完成了“正题-反题-合题”的飞跃。其主要特点是：更加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独立自主战略基点，更加主动地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开启新发展阶段，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做好准备。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本质上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劳动者组织起来集体掌握生产资料，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限制资本过度扩张和市场盲目性，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真实需要为目的的经济。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实现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基本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自身发展的要求。新中国70多年发展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增长8%，为人类历史绝无仅有；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35岁提高到2020年的77.3岁。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第一，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而导致的生产力巨大浪费。第二，落后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独立自主发展，摆脱在全球体系中的依附性命运。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注重长远规划，以满足社会真实需要为生产目的，能够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把必要资源投入到基础和公共领域，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第四，社会主义经济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提高人民健康和教育水平，更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第五，社会主义能够在科学规划指导下，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这些都有利于实现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包括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政治和经济不能割裂，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领导经济工作，既是政治要求，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百年的经验证明，党领导经济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政治上协调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引导和驾驭资本。二是体现在指导思想和战略上，制定经济发展的长远和重大战略并予以推进。三是直接领导公有制经济组织，在公有制组织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确保公有制组织真正代表公共利益。四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在农村组织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五是把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能力的先进分子培养成经济工作的骨干。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既不是一般性地号召，也不是干预具体经济运行，而是通过政治、思想、战略、公有制机构、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等方面的领导制度，把党的宗旨和路线方针贯彻到经济运行中。事实证明，这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制度基础。要坚持这个经验，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走向成熟稳定。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手抓，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不是机械地看待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是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能动地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乃至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领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使我们得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公有制集中社会资源，迅速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党通过不断自我革命和生产关系调整，解决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问题，缩小三大差别，避免形成新的等级制度和特权群体，从而激发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例如建国初期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机械地固守生产力决定论，还是能动地通过生产关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探索虽然有过曲折，但正是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才使我国快速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跃出了贫困陷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政府作用以克服市场盲目性，同样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坚持这个经验，就要克服片面看待生产力的观念，重视发挥公有制的作用，注重调整劳资关系、分配关系，保持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真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简单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着眼于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经济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就提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3] 正因为我们着眼于为劳苦大众的利益服务，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才能发展壮大，无往不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化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4] 正因为我们既着眼于人民长远利益，也同时注重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普及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所以才能快速并相对平稳地推进工业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高。而一旦出现市场失灵问题，房地产、金融、医疗、教育、资源、环境等领域出现资本为追逐利润而无序扩张、违背社会真实需要时，党又及时进行纠正，规范这些行业。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严重偏离了社会的真实需要。我们要不断纠正资本和利润主导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偏差，把更多资源投向满足社会真实需要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基础性、战略性领域和环节。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发展壮大公有制需要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最主要的优势。世界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无论怎样自我调整，也避免不了周期性危机。我国作为全球体系中的后发国家，更需要依靠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努力实现赶超，避免市场的盲目性，遏制资本特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两千万革命烈士的牺牲，换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通过公有制经济制度，统筹解决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部分科技领域重大突破、充分容纳就业和保障社会稳定等目标。一般发展中国家是无法通过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同时实现这些目标的。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在履行国家战略性职能、引领科技创新、保障社会稳定、参与国际竞争、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多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发挥国有经济重要作用，注重乡村振兴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创举。我们党对公有制的贡献，还体现在对保持和发挥公有制经济活力的探索方面。我们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为避免公有制经济走向官僚化，脱离群众，强调加强党对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强调发扬群众路线、职工参与管理，形成了“鞍钢宪法”等经验，确保公有制经济真正姓公，为公共利益服务。

在宏观系统层面充分重视经济循环和综合平衡

西方经济学把微观分析的理念和方法简单加总扩大到宏观分析体系，这是其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势在于，注重对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过程的认识，注重宏观的经济循环和综合平衡，这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注重突破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理论创新。这个时期，我们党开始形成了正确处理农轻重、沿海与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与个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作用逐渐扩大，也经常出现因市场盲目性导致的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以及地区、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更好地结合起来、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共同富裕、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等重要思想，是在更高层面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综合平衡的思想。

在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背景下参与全球化，坚持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每个后发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临的问题。百年来，中国始终处于资本主义尚处于优势的世界体系中，必须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斗争。党深刻认识到，“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5] 因此我们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必须积极融入全球化，否则就无法很好地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实现技术快速赶超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要吸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各个解放区都自觉地把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贸易政策制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依托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信誉和组织力，确保了币值稳定。新中国前30年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同时也努力开展国际贸易、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坚持自主可控，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想，及时识别和抵制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这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的成效，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决反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在构建国际新秩序方面，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成功的经济实践必须有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学理论是具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古典经济学逐步变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科，分析技术工具日益精细，理论内核则走向停滞和反动，放弃劳动价值论而捡起“边际分析”，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的实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正确地认识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树立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自觉，领导了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为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依靠劳动者主导的组织协作完成国内积累，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同时又治理市场失灵，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告诫，避免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宣告了西方经济学的困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中国经验进一步上升为理论，创造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任务。

学史增信 开辟新局

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劣比较将更加明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开辟经济工作新局面，就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经济发展回归社会真实需要，通过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国内大循环。

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敢于在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

当前，西方无论是疫情蔓延、还是经济危机，归根到底在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资本运动使社会的生产、分配、投资、消费都严重偏离了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这种发展方式在二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高潮期、资本主义还有自我调整空间的情况下，尚能维持，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捉襟见肘。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工作中特别要克服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敢于开展伟大斗争。必须克服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展道路的迷信和简单模仿，特别是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从基层实践和国情出发，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

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经济仍保持长期又快又好增长的空间

当前，简单用西方经济学潜在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无法反映生产关系的调整对促进生产力的作用，从而可能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做出错误的判断。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社会资源聚焦到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际需要上，从而形成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关键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注重调整生产关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处理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调节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促进更公平的分配，以共同富裕带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投资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补强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短板。在农村，通过党的领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新型集体化道路，推动发展现代化农业。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快恢复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公益性，回归为社会真实需要服务的属性，降低人民生活成本，扩大公共服务就业。同时可以利用信息化优势，创造智能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加有机地融合。

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把握好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把党的领导制度性地融入经济发展全局，避免政治经济“两张皮”。注重思想建设的统领作用，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实践活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发动全党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经济工作中，既要发挥非公资本的积极作用，更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把党的领导制度化地融入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扬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的传统，用好民主集中制，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

（编辑  碣石）

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涉疆话题颇受关注，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不断炒作涉疆议题，攻击我国治疆政策，甚至将其作为对我国开展舆论战的重点方向和重点内容。面对强大的舆论攻势，我们只有知己知彼，通过国际比较，了解国际涉疆舆论的趋势和规律，才能讲好新疆故事，传递中国好声音。

20年来国际涉疆舆论趋势

媒体的报道数量能够体现其对报道议题和对象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因而，我们选取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家海外媒体对其1999年至2019年的涉疆报道数量进行了统计，发现国际舆论场对涉疆报道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性，议题的关注既存在周期性和规律性，也存在反常性和操纵性特征。发生突发性、反常性事件时，海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明显数量增加，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呈现明显波浪型趋势。同时，近年来反华势力出于战略图谋故意制造热点，试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涉疆话题持续升温。统计显示，1999年，20家海外媒体共有86篇涉疆报道，2019年达到7420篇，期间出现时降时升的态势。20年来，国际涉疆舆论趋势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9年至2009年。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日渐突出，与国内外的经济贸易来往也日趋频繁，国内外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新疆。尤其是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西方媒体介入报道新疆发生的系列暴恐案件，20家媒体每年的报道总量基本保持200篇左右。2008年我国举办奥运会，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上升，报道量达695篇。2009年，新疆发生“7·5”事件，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首次达到高峰，报道数量达1216篇。

第二阶段为2010年至2014年。随着我国政府有效妥善处理“7·5”事件，及时公布相关细节，邀请驻华使节到新疆参观，国际社会对涉疆议题的关注日趋下降。2013年和2014年，在疆内外连续发生了系列暴恐事件，国际舆论场对新疆的关注度再次上升，2014年的报道量达2986篇。

第三阶段为2015年至2017年。从2015年年初起，随着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完善防恐维稳措施，暴恐事件多发频发趋势得以有效遏制，国际舆论场的关注度再次下降。2017年年初，西方媒体抨击的重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转向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防恐维稳措施，职业技能培训成为炒作的热点，海内外媒体的报道量达到1981篇。

第四阶段为2018年至今。在此期间，新疆连续多年保持社会安定祥和的局面，没有发生暴恐事件。按照新闻传播规律，这个时期媒体的涉疆报道本应有所下降。但是，恰恰相反，2019年的报道达到7420篇，是2017年的3.75倍。西方一些媒体、政府和智库联手共同炮制了一系列话题，发布所谓研究报告，举办听证会和学术研讨会，甚至不惜使用“种族灭绝”等骇人听闻的关键词，再次炒作涉疆议题，试图引起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所谓法案和决议，推动涉疆话题从舆论层面进入实践阶段，对我国治疆政策进行全面攻击。可见，这个时期的国际涉疆舆论是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产物，很多报道完全违背新闻事实，人为制造“信息”，而不是对新疆社会进行真实报道。

国际涉疆舆论炒作的热点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所谓民汉矛盾、压制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主要叙述框架，抨击我国民族宗教政策。2017年起，西方媒体连续制造不同话题进行持续炒作。

1. 种族灭绝话题。2020年6月，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题为《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强制性计划生育：中共在新疆压制维吾尔族人口出生率的运动》的研究报告，片面引用一些数据和别有用心的个案报道，妄称“新疆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污蔑新疆存在所谓“强制绝育”问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例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维吾尔族总人口为10069346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624257人，增长11.5%。就我的家乡喀什来说，2010年总人口为3979362人，2020年为4496377人，增长11.3%。西方政府、媒体和智库试图通过使用“种族灭绝”的说法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很无耻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手段，目的是抹黑丑化我国国际形象。

2.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2017年年初，西方媒体片面选择所谓人权组织和境外流亡分子提供的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培中心”）话题，并将其诬称为“集中营”“再教育营”“拘留营”，通过标签化的关键词，对我国去极端化工作和具体措施污名化。其实，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据2020年的统计，0－14岁、15－59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0.51%、60.95%。同时，维吾尔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944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薄弱，法治意识淡泊，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和“三股势力”的蛊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提高学员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就业能力，促进劳动力就业，并有效遏制宗教极端主义蔓延扩散，着力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3. 强迫劳动话题。这是紧随教培中心话题后的另一个炒作热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和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题为《出售维吾尔族》的所谓研究报告，声称教培中心结业的学员并未回归社会，而是被“强制”安排到工厂从事“强迫劳动”。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大量转载和刊发该报告，并鼓动部分西方政府对相关企业采取“制裁”。

   实际上，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把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相结合，多渠道增加就业。通过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推动新疆各族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例如，2017年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0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13元。2020年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276元，比2017年分别增长13%和28%，这是劳动创造财富的结果。

4. 寄宿制学校话题。2017年起，西方媒体开始抨击新疆的教育措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德国反华分子郑国恩等发布报告称，新疆政府把当地小孩送进寄宿制学校，“强迫”他们与父母分离，新疆设置寄宿制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大规模拘禁行动。众所周知，寄宿制学校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各地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采取寄宿模式帮助儿童就近入学、控辍保学，减轻孩子和家长的压力，这样做既符合教育规律和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政府落实扶贫工作的具体措施，住宿费用由各级政府补贴或承担。新疆自治区政府也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指出新疆设立寄宿制学校与去极端化毫无关联，学生是否寄宿，完全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自愿选择，不存在强迫。这样一项惠民利民的德政，竟然也成为西方攻击新疆、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可见蓄意之恶。

   国际涉疆舆论的操纵特点

   在现有国际传播体系下，西方媒体尤其是美英媒体占据话语主导权，拥有雄厚的资源和庞大的采编队伍，国际涉疆信息出现从美英媒体依次向其他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流通的状态。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总量中，西方媒体占87.3%，发展中国家媒体和华文媒体分别占2.5%和10.2%。其中，美英媒体分别占总报道量的82.3%和西方媒体报道量的94.2%。

   同时，由于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制约，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报道涉疆议题时，转载西方媒体尤其是美英媒体的报道并且占比较大。数据显示，20家媒体转载和采用61个信源的稿件。其中，排名前20的信源占总数的91.6%，并且多为美英媒体信源。总转载稿中，西方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4.1%；发展中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9%，我国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7%。可见，西方新闻机构是各国和地区媒体主要信源和被采用对象，美英媒体是全球涉疆议题的设定者。在他们合力围攻中国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新疆的美好形象被西方舆论玷污也就不奇怪了。

   议题选择将影响受众对报道对象的认知，同时体现媒体的价值取向和立场。由于大部分受众尤其是海外受众缺乏对新疆的真实体验。因此，他们对新疆以及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举措的认知来源于媒体，尤其是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媒体。新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人权和反恐维稳类的时政信息为主要选题。统计显示，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时政议题在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的比例高达75.7%。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不同，对人权的认知和保障各异，因此上述议题在报道中容易产生歧义，而媒体偏向性的议题选择，导致受众心里构建拟态负面的“新疆形象”。

   真实性和现场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也是客观反映新闻事实的重要因素。但很遗憾，现场性也是国际涉疆舆论场最为缺失的内容。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发稿地区为媒体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占70.5%，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占21.5%，中国大陆的占8%。可见，大部分涉疆报道并非在事发地或新闻现场完成。相当部分新闻素材来自西方政府、研究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东突”组织，报道中出现错误信息的反复引用也就不奇怪了。此外，在描述新闻事实时，西方媒体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通过使用具有倾向性的负面词汇和关键词过滤，将中国政府的行为负面化并对治疆政策进行质疑和否定，使新闻失去基本的客观性。

   图1: 热词统计（注：关键词在报道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字体越大）

   通过对热词的统计，我们发现“中国”才是所有这些舆论的核心，新疆只不过是排在三四位层级的从属地位，讲新疆无非是攻击中国而已。我们还发现，涉疆国际舆论场是一种有计划的新闻生产过程，其中各类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依赖关系：即所谓学者和研究机构撰写发布各类研究报告，各类非政府组织和西方媒体率先进行传递，各类政要和发展中国家媒体转载和引述，政要和媒体的言论又作为各类机构论证其观点的佐证被转引的循环模式。同时，西方媒体重视研究机构、非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涉疆议题的话语权，通过选择性引用这些“权威学者、非政府和人权组织”的言论，将自身观念隐藏在信源背后，通过引语表达观点。在引用我国信源时采用多信源拼凑方式，即在引用我国政府和媒体信息时，援引海外专家、其他机构和“东突”组织的言论，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观点提出质疑。总之，西方媒体、政府和研究机构围绕涉疆议题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实属罕见。期间，随着涉疆议题的炒作，美国等部分国家通过所谓的涉疆法案，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实际行动。可见，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已不仅是一场舆论战，而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

   做好涉疆外宣工作的路径和策略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目前在高校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来，见证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为此倍感振奋。作为一个学者，面对西方的无端攻击和指责，我倍感愤怒。亲身体会和深入研究告诉我，这些都是毫无依据和无中生有的谎言。作为一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希望家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兄弟省市的无私帮助下，得以迅速持续发展；全疆各族人民取得的成就和造就的辉煌，能够被外界理解和接受。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通过举办系列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海外政要、华人华侨、学者和记者来疆实地查看，教培学员现身说法，赴国外面对面交流和宣介等方式，向外界展示新疆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国内院校和研究机构发布系列报告，从学术层面阐明事实。国外使节以撰写文章和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方式，向所在国家受众传递我国立场。实事求是地讲，新疆外宣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值得肯定。但是，西方的污蔑抹黑从未间断，为此，应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做好中华传统人文项目的开发和宣传。目前，新疆的旅游宣传口号是“大美新疆”，并注重体现新疆的自然之美。但是，新疆之美还应包括人文之美、历史之美、民族之美和文化之美，不能见物不见人。自西汉至今的2000多年来，中原文化始终影响新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应该保护、开发、挖掘和大力宣传在新疆各地保存的中原文化遗址和文物，通过他们展现长期以来新疆各民族、各种文化并存的事实，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历史鲜活起来。

2. 注重宣传新疆多民族多文化并存格局和形象。目前，新疆共有55个民族成员，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全疆各族群众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受益者和见证人，对新疆的实际情况最有发言权。因此，涉疆外宣要强调众多民族长期共存的“中华民族”概念，凸显各民族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贡献和在党的领导下走向共同富裕、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传递各民族的形象和声音，共美共荣。

3. 突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两千多年来，屯垦戍边在保卫边疆安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推动新疆农业生产现代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疆的一个组成部分，外界的知晓度仍偏低。讲好兵团故事就是讲好新疆故事的一部分，就是讲好新疆现代农业、牧业和工业现代史，以及民族团结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作为新疆外宣的一个特色。

4. 进一步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近年来，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新疆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相对减少，很多交流采取线上交流的方式。但是线上沟通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还是不如面对面交流。因此，要组织国外友好力量来新疆实地考察和开展研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疆，从而影响当地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走势。同时也可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出访进行学术交流，在面对面沟通中促进理解和形成共识。

5. 发挥国外民间力量的作用。海外有相当数量的友好智库和媒体，并对涉疆议题密切关注。由于文化传统差异，西方受众往往对政府提供的信息持有怀疑态度，相比而言，民间声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因此，要发现和团结对华友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平台，动员他们必要时一起发声，甚至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封堵，完全可以通过跟帖、留言等形式在西方一些新媒体平台上发声，利用他们的平台介绍新疆的真实情况。

6. 采取平民视角，讲述个人故事。注重个性化的案例和故事讲述，从讲好一人、一家、一村、一市的故事着手，引导群众参与涉疆的宣传工作。当下，新媒体平台为个体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可由传统媒体主导策划，通过举办各类视频大赛等方式，鼓励群众在大的主题下，拍摄众多短视频、抖音和快手短片的形式，讲述普通民众过着美好生活的真实故事，以小见大，加强正面宣传效应。近期，新疆出现了“马背上的副县长”贺娇龙，“热娜局长说沙雅”等短视频节目，博主热娜古丽·热合曼等网络名人利用新媒体平台，讲述当地社会发展的人和事。虽然他们讲述的是一个特定区域的故事，但是呈现了整个新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种手段和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7. 加强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有效供给。2020年，网络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广为流传，引起全国广大群众对可可托海的无限遐想。新疆不乏这样的先例，长期以来，海内外受众通过《我们新疆好地方》《达坂城的姑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歌曲认识了新疆。当下，广为流传的新疆题材歌曲还比较少，其他文艺作品推广也不足。我们应将文艺作品作为宣传新疆的重要手段，组织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海内外著名的新疆籍文艺工作者创作富有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提升新疆的美誉度。在目前当地媒体影响力和辐射力较低的情况下，加强同东部发达地区等跨地域媒体的合作，鼓励和选派新疆籍少数民族歌手参与娱乐节目，借助内地媒体传播新疆“好声音”。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讲好新时代的新疆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整体对外传播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和实践。

   （编辑  季节）

2021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大幅衰退之后进入快速复苏，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疫情的不确定性（包括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本文讨论了影响当今和未来世界经济的八个问题，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世界经济中期走势进行判断。

当前及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八个问题

关于世界经济，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通胀还是通缩、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应对、人口结构加速变迁及长远影响、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大国关系博弈。

通胀还是通缩

在多数经济体内，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是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在产出水平和流通速度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大幅增长势必引发价格显著上升。从2020年2月到2021年5月，发达国家十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11万亿美元，目前美联储每月实施1200亿美元购债计划；欧洲央行1.85万亿欧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至少执行到2022年3月。美欧日三家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二是主要央行均奉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三是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家庭财富上升并转化为消费，推动价格上涨。四是疫情等因素冲击供应链所导致的劳动力及供给短缺，在推升工资水平的同时助长价格水平。五是屡创新高的资产价格催生的财富效应。六是一些国家的央行为防范通胀采取了行动，如巴西、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央行已经升息。

认为目前通胀远超央行政策目标仅仅是暂时现象的观点给出的理由：其一，货币流通量剧增但流通速度却大幅放慢，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其二，疫情冲击导致社会消费趋于保守，例如美国居民储蓄率在相对高位水平上波动上升。其三，失业率升高或劳动市场宽松和设备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为扩大供给创造了条件。其四，财政纾困政策和央行支持政策正在“见顶”。其五，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例如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虽然正在减少，但仍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近1/5。其六，近期通胀率飙升推动因素许多都具有短期性质，如能源价格和运费上涨等。在谈论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态势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治理通胀的政策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价格压力将在2022年消退，但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

预计2022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通胀将回落，相信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调整，通胀将下降至接近2%的目标。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走势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但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滞胀的可能性。

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很快掉入流动性陷阱，美欧日央行开启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时代，即实施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同时伴以量化宽松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一直抵制负利率，理由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增长或防通缩的作用，并认为手中还有政策工具可用，其中之一便是宣布实行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附近，是各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一项具有货币和财政双重意义的政策。接下来的政策为调整通胀目标。2020年8月，美联储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进行更新，以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2021年7月，欧央行将中期通胀目标从接近2%升为2%，以高质量债券置换市场投资者手中的低质量债券，财政部直接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优惠融资条件甚至派发现金（即“直升机撒钱”）。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走红。该理论力求提供一个涵盖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新的宏观经济框架，要义是低通胀低利率能让借贷成本保持低位，政府就应该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放手支出。该理论认为，在低利率时代下，债务占GDP比重指标在衡量国家财政状况时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债务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被偿还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到未来通过增税或削减支出来应对债务负担变化的能力。MMT的软肋在于通胀加剧以及应对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

对目前出现的通胀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做出正确判断，已成为美国宏观政策风险程度的主要变量。总体而言，目前中央银行治理通胀的手段远比治理通缩的更多且空间大。2021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开始减少购债（taper）规模150亿美元，12月开始加倍，预计2022年年中终止购债。此举可以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美联储还可以加息，预计最快2022年一次，2023年和2024年或许各3次。在此之后，美联储还可以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缩表”。

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美联储退出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可能在新兴市场引发外资逃离、债务危机及由汇率波动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对那些严重依赖外资流入的国家将造成沉重打击。此种风险可谓殷鉴不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脆弱五国”（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因享受美国超级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形成对流入外资的高度依赖，在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攀升的同时，投资者为寻求更高收益率而大规模进入新兴市场。结果，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3年6月暗示美联储可能将放慢购债步伐时，“缩减恐慌”迅速蔓延，并导致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逃浪潮和美元升值，迫使各央行不得不升息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当2018年5月美联储开始减持资产（缩表）时，阿根廷和土耳其便因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规模巨大而受到冲击。2021年2～3月市场波动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非居民投资组合大幅减少。尽管减少的部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得到了一定补充，但缩减恐慌情绪依旧。好消息是，2013年“脆弱五国”经常项目赤字平均为GDP的4.4%，而2021年仅为0.4%；近年来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远非当年可比，尽管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外债水平较高，但整体看，新兴市场风险来自内部。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其传导机制先是影响全球高风险资产价格和信用创造，然后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者避险情绪，并影响全球金融中介机构杠杆率，进而波及他国货币形势，挑战他国尤其是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货币政策主权。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开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如下重大风险：其一，许多国家已经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付诸实践，一旦升息则该理论的基础便会迅速崩塌；其二，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措施各异，而政策差异性本身往往会成为风险源之一；其三，进口能源或出口能源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政策转向时，损益情况大相径庭，由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价格波动无疑会增加这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中央银行）前行长此前曾撰文提醒以美联储为首的系统性中央银行决策者，注意以上风险的存在。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余额达8.7万亿美元，过去10年，其外债增速超过了GNI和出口增速。一旦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升息轨道，其债务负担势必加重，可能出现企业甚至国家违约，政策转向极有可能使美元升值，进而引发货币错配风险，最终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

2021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指出，中低收入经济体债务脆弱性急剧增加，全球有一半的最贫困国家面临外债危机或很高的外债危机风险，要对债务问题采取全方位行动，包括减免债务、加快重组和提高透明度。

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

全球正在感受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痛点。国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严重，堪比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日本的情况，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将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衡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2021年9月比一年前上涨291%，例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鹿特丹港，一年来，这一繁忙航线的运费更是涨到一年前的6倍。煤价上涨2倍、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德国电价上涨1倍多。能源价格暴涨的原因和供应链受阻有关，而源头除了疫情反复和经济复苏速度超越预期外，还有2020年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20%这一因素。

当前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几近瘫痪、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冲击下，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寻求短供应链和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方可使企业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换一个角度观察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公开鼓吹“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了“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组，与商业、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确定漏洞并制定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等。

尽管从大国博弈层面上看，全球供应链有迹象朝着逆全球化方向迈进，但目前的现实并不支持上述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提供的更是反例，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持续坚定的开放政策。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2021年9月的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公司中，有78%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上年同期高近20个百分点。

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

美元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唯一的源本抵押品（fundamental collateral），反映了全球对强大、流动、安全的货币或安全资产之需求。当美国影响经济稳定、金融信誉和文化开放性等体制功能缺陷暴露时，当替代的“安全资产”（包括非政府数字支付系统）出现时，美元难以撼动的地位便会晃动。以美元计价的加密货币在2021年出现巨幅涨落。

这些变化是否是美元走向衰落的信号？经济学家对上述现象做出如下解释：近20年美国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美国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笔者将其命名为“罗格夫升降”。在罗格夫看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显露的迹象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即一方面美国需要通过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另一方面为使美元与黄金比价稳定，美国需要维持贸易平衡或顺差，但两者难以兼得。众所周知，“特里芬两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终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或许就是未来美元走势的一个隐喻。罗格夫指出，当今亚洲与美元的关系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大多数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内部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更重要，结果是马克集团出现了，几十年后演变为单一货币。有朝一日如果中国停止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挂钩，转而实行现代的通胀目标制，允许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尤其是对美元更自由地浮动，那么亚洲大部分国家将会追随中国。此外，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了解人民币用户交易的窗口，正如目前的系统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类似信息一样。

欧洲财政一体化迈出坚实步伐，预示着美元“一家独大”局面的式微。2020年夏秋之际，欧盟推出约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从而使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这条板凳的三条腿（统一的货币、一个中央银行、统一财政政策）终于齐全。该计划的关键在于所涉资金的绝大部分将由欧盟通过发行以欧元计价的欧盟债券来筹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实质进展，不仅意味着欧盟紧急财政转移安排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欧盟债券将成为美国国债之外一种新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意味着作为世界唯一源本抵押品的美国国债在二战后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潜在竞争者。如果“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结算系统能够成长壮大乃至成为以欧元为中心的全球结算系统，那么美元享受的“过分的特权”便会遭到加速削弱。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快速恶化及其应对

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地球正在向人类发出气候红色警报：全球变暖的总升温在未来30年内可能达到1.5℃，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基本上已不可避免。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的酷热将成为新气候常态。2021年5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如果在2050年前世界将净碳排放降至零，就要立即停止对矿物燃料项目的投资。2021年7月，1.4万名科学家共同发声批评，各国政府一直没能解决“地球过度开发问题”。他们用31项“生命体征”（包括砍伐森林、温室气体排放、冰川厚度和海水范围等）指标衡量地球健康状况，发现其中18项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并强烈建议禁用化石燃料、减少污染物、恢复生态系统、选择植物性饮食、改变无限增长模式、稳定人口数量。

对于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衔接问题，人类正面临挑战。英国和欧洲在过去10年关闭了数以百计的燃煤电厂，西班牙仅2020年就关闭了一半煤电厂。荷兰正在关闭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欧洲已花费数万亿美元用以补贴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所占份额首次超过化石燃料。2020年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和2060年前分别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之后，2021年又进一步承诺不在国外兴建煤电厂。然而由于多种原因， 2021年下半年多国出现了能源价格尤其是电价飙升或拉闸限电现象。

2021年11月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COP26）召开。各国争论的焦点是“碳泄漏”，即高碳品进口在不加征碳税的情况下将抢走本国支付了碳排放费企业的市场。目前，欧盟委员会已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防止碳泄漏，2023～2025年为过渡期，从2026年开始进口商需为所覆盖商品购买CBAM证（付进口费）。2021年7月中国开放了全国碳交易市场，政府发放配额，覆盖2225家电厂，将来逐步覆盖其他高污染行业，但减排政策未涉及碳关税。

我们还要关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其他来源或渠道，其中10%来自剩余食物。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世界还要努力积极利用已有的并开创全新的制度设计。

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等方面。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增至2030年的85亿、2050年的97亿，2100年将达到110亿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欧盟27国为20.3%，美国为16%，俄罗斯为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中位年龄比27岁的印度高出11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出近20岁。人口老龄化还可以从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来加以印证。2020年欧盟的生育率为1.3～1.4，日本生育率为1.1（以致约有13%的住宅被废弃），韩国为0.9。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同期的生育率降至1.3，显著低于印度的2.2和印尼的2.3。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降低潜在增长率；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六是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正在发生改变；七是自动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更多知识密集型业务实现自动化，降低了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

未来20年最确定的趋势将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

大国关系越发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拜登政府为阻止中国这一竞争对手的产业和技术赶超，力图将其锁定在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这一规锁政策亦会贯穿美中利益交汇领域——如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的合作全过程。在WTO框架内推动制定限制中国的经贸规则是美国实施规锁的重点之一。

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先后参加经合组织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和G20贸易部长会议，她在演讲中明确提出，美国将与盟国一道制定21世纪公平贸易规则，解决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扭曲市场的做法所带来的共同挑战，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在拜登政府的主导下，西方七国集团已就WTO改革形成较为一致或相近的立场，预计美国可能在争端解决机制、“特殊和差别待遇”、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透明度等问题上推动相关议题。

将气候议程与发展议程、经贸规则进行捆绑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兼而修复与盟友关系，是美国力求主导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个基本动因。美国已将气候和绿色技术纳入2021年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重要议题，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在投资审查等方面提高技术标准，并形成隐性壁垒。美国将在包括G20平台在内的各种场合大力推进美国版全球减排合作，要求排放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可能在G20框架内推动“对等原则”，以取代现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与此相关，拜登政府进一步突出了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价值，将基建作为气候议程的重要抓手之一，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有针对性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透明度、共享性等维度，抢抓国际基础设施规则制定权，形成战略竞争优势。不难预见，美国将继续与欧、日联手创立或升级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相关标准，强化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协调。同时，拜登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高调施压，要求中国遵守巴黎俱乐部原则，增加债务透明度，并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敦促中国公布海外债务数据并提高“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要求继续延长G20暂停偿债计划期限，同时积极推动将暂停偿债计划扩大至中等收入国家，要求商业银行参与国际债务减免。

除了联合盟友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设规立制外，通过国内立法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也是美国规锁策略的重要实现途径。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此法案由“芯片与5G紧急拨款方案”和《无尽前沿法案》《确保美国未来法案》《2021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等4个法案组成，矛头直指中国，所涉内容广泛，多有突破双边关系底线之处，打压力度明显增强。一旦众议院审议通过并经由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此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包括经贸、金融、科技在内的中美关系产生巨大且久远的影响。

世界经济走势

短期内疫情走势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表现。从历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续2年左右后，其毒性便开始下降。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今后数年仍将掣肘全球经济持续平衡增长的中长期因素还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侵入美债系统，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复苏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一致，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作为对比，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到202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经济增长速度约为5.5%左右。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还是政策风险。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并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0%～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编辑  季节）

2021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多发等外生冲击增多的多重挑战，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民经济持续修复，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预计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供需增长面临的约束减少，增长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如果不再发生大规模疫情，我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左右。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2021年，虽然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保持稳定，“不急转弯”，没有出现疫后政策的集中退坡，但仍然有部分政策力度减弱或者退出，财政支出后置，专项债拨付延后，货币社会融资增速放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宏观调控的“跨周期”导向强于“逆周期”调节。

展望2022年，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有较为充裕的调控空间，且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部署来看，2022年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度靠前，财政支出要保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这一系列的政策部署将有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整体保持平稳

2021年投资增长总体呈现平稳态势，从三大类投资的情况来看，预计2022年投资增长的平稳态势仍将延续。

一是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较强。2021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总体呈现稳重微升的态势，展望2022年，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长将进一步提速。首先，2021年工业企业整体利润情况较好，从历史数据分析得出，企业利润增长和扩大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期，2021年的利润高增长有望成为2022年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基本支撑。其次是2021年各种原材料价格轮番大幅波动，企业扩大投资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很多企业因此取消或者推迟了扩大投资的计划。预计2022年原材料价格波动将会显著缩小，平稳的价格环境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第三是减税降费等一系列“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实施有望改善企业预期，成为企业扩大投资的催化剂。2021年，虽然疫后支持政策“不急转弯”，但包括减税降费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呈现力度减弱或退出，2022年在加大力度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刺激下，企业生产压力和预期将有所改善。第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的趋势仍将延续。在产业转型升级、新动力持续增长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这一趋势仍将延续，成为带动2022 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的重要动力。

二是房地产投资总体呈现缓中趋稳态势。2021年，在一系列政策影响和高基数的影响下，房地产投资总体呈现回落态势。当前在更好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情况下，房地产政策已经出现边际调整，有利于推动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和良性循环。预计2022年房地产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将有所改善，同时房地产企业对于“两集中”和“三线四档”的适应性也更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房地产企业的总体预期，有利于进一步促使房地产投资增长呈现缓中趋稳。

三是基建投资增速将显著加快。首先，是专项债支出进度加快。在2021年财政政策支出后置和2022年支出适度超前的政策效果叠加之下，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支撑效果将会集中显现。其次，从目前全国未来30天的天气预报情况来看，普遍预期中的极寒天气并未出现，这一方面有利于北方地区户外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开展，另一方面也减轻了项目所需的能源电力等的保障压力。第三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建投资适度超前”的总体政策基调下，各地项目开发和储备充裕，尤其是“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将会显现，预计2022全年基建投资将保持稳定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有望实现边际改善。疫后消费增长的缓慢复苏主要受制于线下聚集类、场景服务类消费未完全正常化，消费恢复情况差异跟各地疫情防控松紧关系密切相关，疫情压力小、防控好的地方消费恢复相对较好，反之相反。展望2022年，预计多方面因素将驱动消费增长较2021年边际改善。

一是居民收入和就业增长保持稳定。在疫情冲击之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目标，居民收入和就业平稳增长，这成为保障消费平稳增长的最基础的支撑。

二是居民消费倾向持续恢复。疫情冲击以来，受到预期回落和防控措施等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显著降低，最低点较疫情前降低了近五个百分点。但2021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总体好转，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修复，2021年三季度达到65.8%，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三是消费升级部分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并未改变，2021年文化办公类、体育娱乐用品等消费升级产品均保持快速增长，1-11月，二者增速分别达到20.2%和22.4%，较整体消费增长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四是疫情总体改善有利于聚集类消费改善。随着2022年疫苗接种更趋普及，预计疫情防控较2021年进一步改善，疫情对消费的制约进一步趋弱，线下消费场景恢复将进一步驱动消费增长有所回升。

总体来看，2022年消费增长将继续修复，总体增速将好于2021年。

出口增长仍将保持韧性。2021年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增速屡超预期，预计2022年几方面因素仍将支撑出口增长。

一是全球经济有望实现趋势增长。随着各国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和经济内生动能的修复，全球经济增长扩张态势有望延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均将实现持续修复。

二是全球经济恢复，结构矛盾仍将存在。疫情以来的海外供需恢复不同步，外部供需缺口拉大，目前这一现象并未因疫苗普及而出现实质性缓解，预计2022年供需缺口仍将存在，这也将继续拉动我国出口持续高景气，进而拉动中游相关工业制造业高增长。从疫情以来的时间发展线索来看，海外供需缺口带来抗疫类、在线办公设备类、地产后周期消费、电子、通用设备、文教体育用品等先后比较旺盛，驱动我国出口高增长的内部结构持续演变。

三是也存在掣肘出口增长的不利因素。首先，随着疫情有所缓解，新兴市场国家生产供给能力可能逐步修复，使我国对海外新兴经济体的供给替代效应可能有所减弱，部分转移至我国的订单或将有所回流，但回流幅度、节奏受制于供应链粘性等可能不会很大。其次，随着海外财政刺激措施边际走弱、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可能会使海外对我产品出口的需求边际走弱。综合预计，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会出现边际放缓，但总体增长仍具韧性。

工业增长总体保持平稳

2021年工业增长总体态势良好，预计四方面因素有望支撑2022年工业继续平稳增长。

一是外需链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供需缺口需要通过持续从中国进口来加以缓解，进而持续拉动我国相关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增长态势，并带动对中、上游制造业需求。从目前病毒最新变异的奥密克戎的影响和疫苗应对的有效性看，2022年海外疫情防控可能总体仍不容乐观，由此造成的海外供需恢复缺口可能仍将对我国中、上游相关制造业形成支撑。

二是消费增长的边际回升有望带动消费品制造业回暖。2022年，在居民收入稳定、消费倾向好转以及国内疫情防控边际改善有望带动线下消费改善的综合作用下，预计消费增长有所提速，进而拉动中下游消费品制造业有所回暖。同时，2022年投资增长总体将保持平稳，这有利于上游原材料行业和中游机械设备类行业保持稳定增长。

三是供给约束有望缓解。2021年，供给约束严重制约了工业增长，上游煤炭、电力等能源原材料短缺，中游包括芯片在内的关键零部件短缺，下游集装箱“一箱难求”，海运费暴涨，这些供给体系的短缺均对工业增长形成显著制约。当前，这些约束因素出现缓解迹象，在“保供”等一系列措施作用下，工业“有序用电”现象缓解，芯片产能逐步扩大，海运费波动中有所下行，预计2022年工业生产面临的供给约束将进一步缓解。

四是能耗双控对部分工业领域的影响预计有望较2021年有所减弱。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以及“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等表述均减轻对工业增长的影响，部分地区因缺少能耗指标，导致招商引资项目无法落地的情况将有所缓解。但是，补库存周期的结束和2021年工业高增长产生的高基数效应等也会对工业增速造成一定的影响。综合来看，2022年工业增长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服务业增长呈现持续回暖

疫情之前，服务业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工业增长，2020年疫情冲击后，服务业修复速度显著慢于工业，预计2022年服务业增长将呈现持续回暖。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受工业增长保持稳定拉动，物流、运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将同步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生活性服务业将有所提速。生活性服务业恢复缓慢是造成服务业整体恢复较慢的主要原因，预计2022年在疫情形势总体稳定、消费持续恢复等拉动下，生活性服务业的修复速度或将进一步加快。

三是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持续保持较高增速，2021年1-11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2.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7%。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动下，预计2022年现代服务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价格水平总体稳定

2021年，PPI指数涨幅持续走高，CPI指数涨幅稳定，预计2022年PPI指数涨幅回落，CPI指数涨幅走高，但总体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仍保持温和。受2021年生猪价格大幅下降影响，部分养殖户退出市场，从当前猪粮比、生猪存栏边际变动情况以及历史数据规律来看，预计2022年猪肉价格可能会呈现触底回升，因为2021年的超低基数，同比涨幅可能较大。其次，PPI指数涨幅向CPI传导。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2021年PPI涨幅向CPI指数的传导并不明显，但包括家电、日用品在内的多种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上涨显现，加之2022年消费增长逐步改善，预计PPI指数向CPI的传导将进一步现象。同时2021年CPI指数前低后高的走势导致2022年的高翘尾，在统计技术上进一步推高了CPI指数的涨幅。总体来看，预计2022年CPI指数上涨幅度将超过2021年，但全年涨幅仍会比较温和，整体会保持在3%以下的合理区间内。

二是PPI指数涨幅将较2021年明显回落。当前，大宗商品等生产资料价格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在全球疫情总体稳定假设下，供给情况将进一步好转，供需缺口收窄，加之全球货币政策总体收紧，流动性收缩，预计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大幅上行的动力有限。加之受2021年高基数的影响，预计2022年PPI指数涨幅将显著低于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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