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整，英国人马丁·雅克满头大汗地推门进来。光头，带着眼镜，反应迅速，声音洪亮，根本看不出来他已经70岁。

这是9月中旬的北京，秋高气爽。他提着一个重重的黑色提包，刚刚穿越了大半个清华校园，来到了这间位于清华园明斋的办公室。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

如今他十分温和，但仍然自豪地提起自己曾是个愤怒青年，“经常上街参加示威抗议活动”。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数欧洲青年厌倦了西方文化。维基百科给马丁·雅克的标签是知名左翼学者，他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左派立场。

在研究东亚经济多年后，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2009年，一本《当中国统治世界》让马丁·雅克在世界名声大噪。在TED大会上，他的演讲《理解中国崛起》被观看了200多万次。

马丁·雅克长期“力挺”中国使其声名大噪

这让他在中国很有名，也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认可。由中纪委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他从第一届开始就是被邀请的外国嘉宾之一。

反腐方面中共应该更早行动

无界新闻：你参加了“2015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对话会，你提了哪些观点或者建议？

马丁·雅克：去年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今年的主题是反腐。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和王岐山会面那次，我一共做了三次发言，提到了腐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全球性问题，也谈了为何腐败会日益严重。

无界新闻：在你看来，腐败为什么会严重？

马丁·雅克：我认为，腐败在全球日益严重有三个原因：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腐败带来的好处、诱惑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国。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了“钱钱钱”的社会，而不是以前那种讲究平等、团结、纪律的社会。改革开放后，对于官员的评价越来越注重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导致官员越来越介入到国企、企业的经济行为中。

参加完此次会议，我感觉，共产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已经很晚了，他们应该更早开始行动。很显然，很多政府官员、党的官员都有腐败行为，人们看到这一点，人们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度下降了。

无界新闻：和王岐山的见面会上，他谈了哪些内容？

马丁·雅克：王岐山令人印象深刻。我见过很多中国领导人，可以说王岐山是除了习近平之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中国领导人。

他讲话给我最大的冲击，是他多次强调了“不平等”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他讲话的中心论点。他说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无法继续下去。

我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因为不平等这种状况正变得日益严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90年代时，不平等还不是一个大家普遍讨论的大问题。里根和撒切尔时代有一个术语，叫做“涓滴经济学”，即认为政府不应该救助穷人，而应该让富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通过经济增长使社会总财富增加，最终穷人也会受益。但现在，没人这么说了。因为这并没有发生，这是一个谎言。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在西方，大家都很担忧贫富差距，但没有人真正做些什么。

王岐山则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贫富差距、不平等必须解决。他不像是只是说说而已。他非常认真。我感觉他说话非常有权威，很自信，也很有能力，思维非常清晰敏锐。

他也强调了腐败正在损害党，他们必须做些什么。如果不做，就很危险了。

无界新闻：这次对话会主题聚焦于反腐。你认为，腐败是一个体制问题吗？

马丁·雅克：每个体制都有自己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英国)，外在的腐败水平很低，但是有很多我称之为“隐含的”的腐败。比如，大公司高管的工资是基层员工的143倍。这种差距比以前要大多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腐败。人们讨论市场，认为市场是自由之地，完全遵循自然的供需原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市场是按照一定规则来运行的，通常需要一定的政府管理。

无界新闻：但这不像是腐败，而更像是一种不平等？

马丁·雅克：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也是一种腐败。事实上高层的人，处于权力顶层的人，他们给自己开出过高的工资，越来越高，不管他们的真实价值和真实贡献有多少。付出的代价则是其他公司员工的贡献被低估，这就是体制的失败。美国最为严重，英国也比较差，世界其他各地也越来越明显。

一个经典的例子，比如美国。长期以来，金融领域一直在要求放松监管。他们怎么做到的？通过大量的游说。他们资助政党，资助总统选举，资助国会议员，用钱疏通了他们。他们还买通了媒体。所以最后，放松管制发生了，即我们称之为“低干涉”的管制方式，实际上就是很少管制，继而金融危机发生了。因为金融领域自己制定规则，为所欲为，我将此称之为体制性的腐败。

无界新闻：你认为腐败在中国应该如何解决？

马丁·雅克：第一步是揪出腐败者，对其采取果断而严厉的措施，告诉人们腐败一定会受到惩罚。下一步，是引进新的规则，非常具体的行为规则，告知人们哪些是允许做的，哪些是不允许的。还有，透明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中国政府官员开始申报收入和财产，我非常赞同，我认为应该公开。世界上腐败最少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丹麦、瑞典等国家。你知道么，在瑞典，你可以在线看到每个人的纳税申报表。

但打击腐败的一个困难是，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已经蔓延到了何种地步。我在那次会面的发言中打了一个比方——查清社会中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就像是要查明一段婚姻中双方有多不忠一样困难。因为你从来不会知道人们到底说的是不是真话。比如，你问对方，你是否和别的女人或者男人上过床？他们可能会回答，有或者没有。但问题是，你信吗？腐败也是，人们从来不会说实话，除非被审判。所以必须要将腐败者送上法庭，给予惩罚。

给腐败者以惩罚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公正；其次，是向其他人发出了信号——你不能腐败。

政党在思想上会变懒

无界新闻：王岐山在与你们会面时首次论述了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被媒体广泛关注。你也在BBC和《金融时报》等媒体发表过文章，论述过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你如何看待合法性？

马丁·雅克：合法性有不同的形式，选举不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西方普遍对于中国的批评是，如果你不是一人一票，不是多党制，你就没有合法性。这在西方是非常有力、盛行的一种观点。

但是，中国政府享有非常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且支持率相当高，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还高。那你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领域，即中国政府和社会，或者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是什么样的？

在我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其次才是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在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认可国家在社会中享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认为国家是文明的守护者。

当然，中国社会也在变化，越来越西方，但是这种传统的力量仍然很强大。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现代，肯定会吸收一些西方的东西，但不会完全和西方相同。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你的父母对你的期望，和英国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就肯定不同。

无界新闻：听起来你有很多评论像是在为中国政府说好话？

马丁·雅克：我并没有。

无界新闻：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到执政合法性，你如何评价？

马丁·雅克：之前没有提到过，很可能他们之前将此(合法性)当做理所当然。那其实有点危险，因为政党会在思想上变懒，认为自己一直正确，但事实上没有什么会永远正确。

我对中国政府也有批评

无界新闻：你担任英国共产党刊物《今日马克思》刊物编辑十四年，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马丁·雅克：我认为很难向中国人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今日马克思》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杂志，我在那儿的时候主要是80年代，即撒切尔和里根时代、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于左派来说，那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左派一直处于“防御”阶段，所以这样一本杂志能够成为英国有影响的杂志，可想而知非常困难。但我们能够做到，是因为我们善于创新。

你平常不会把创新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就固定了，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而我们总是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点子，我们第一个发明了“撒切尔主义”这个词。当时我们意识到，撒切尔不是个传统的保守党人，她的那一套政治主张是新的。后来“撒切尔主义”广为流传，也为我们赢得了声誉。

我们解释了为何左派在西方衰落，为什么工人运动在衰落，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等有趣的问题。这是本伟大的杂志，但是我却很难向你解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无界新闻：那你认为《今日马克思》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你现在对中国的看法？

马丁·雅克：《今日马克思》在西方世界很有名，但遗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其实没有什么影响。我对中国的兴趣，其实在我离开《今日马克思》之后。

我来自左派，因此我对西方社会持有批判性的立场。对于我来说，保持批判不是难事。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就一直批判。我也能意识到西方社会的好处，但是我能和它保持距离。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和大部分西方学者的研究起点不一样，我有批判性的思维。坦白说，大部分人不会深入思考某些事情，没有保持距离的能力，也没有从历史角度思考的能力。拜托，将中国与西方做比较，或者期望中国和西方一模一样根本没有用。你傻吗？你有历史感吗？你真的认为所有社会都有同样的历史渊源吗？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问题不难回答，部分可能是因为我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善于做这些。当然再次强调下，我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这里的马克思主义。

人们当然可以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觉得这样太狭隘了。是的，马克思主义非常有影响力，但我也受到了很多其他学派、理论、思想家的影响。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注：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主要思想是文化霸权理论)。

无界新闻：在中国网民中，有些支持中国政府的外国人被戏谑为“洋五毛”，比如英国人戴雨果、罗思义等。你担心自己也被贴上这一标签吗？

 

马丁·雅克：我在西方唯一一次为中国政府说话而遭批评，是因为香港的“占中”问题(注：占中之后，马丁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是香港的未来而非敌人》)。我对中国政府也有批评。我最近还在《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政府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让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危险时期。我当时没有写，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和资本市场上所做的决定，也带来了一个“危险的时代”。他们做得太快了，没有必要如此。

戴雨果，我们只是见过几次，我对他不了解，也不知道他的作品。罗思义我也见过，在英国他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左派，也曾经是乔姆斯基(注：美国左派主要的知识分子)的学生。他们其实不是研究中国的突出人物。罗思义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中国政府的辩护者。但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学者不应该和政府太近，要保持距离，保持独立。

 

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民生视线·正视贫富差距(上)）

本报记者　冯华

 “今年你挣了多少？”“你们单位发了多少年终奖？”……年初岁尾，许多人在盘点一年来辛苦所得的同时，也再次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发出感慨。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究竟如何？十八大以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各项政策有哪些成效？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的“牛鼻子”在哪里？如何把收入分配改革同其它领域改革有效协同推进？

 

本版将连续两期关注这一话题。

 

——编者

不容回避的现状——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

前不久，一位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一组照片在网上热传。照片中展示了复杂多样的北京，既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有破败低矮的城中村；既有在儿童游乐场快乐玩耍的“中产阶层小花朵”，也有跟随父母卖菜、蹬三轮的孩子……虽然这场景不止北京，也不止中国独有，但仍令观者震撼、深思——我国的贫富差距现状到底如何？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

“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李实介绍，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但这两种情况都仅仅只会出现在理论上。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李实分析说：“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比如说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有4倍左右的差距。”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李实告诉记者，以往人们大多把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但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方面。过去1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个人财富积累速度非常快。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此外，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李实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收入差距可能仍会处在高位徘徊状态，既不会出现明显扩大也不会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预计将在0.45—0.50之间波动。

复杂多样的成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权力寻租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哪些？

李实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强调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进入市场经济后，强调按劳分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有一定合理性。”

刘元春认为，客观来看，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但在一段时期内，因发展的基点不同、条件不同，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会较大。“比如说同为公务员，东部省份和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公积金缴存标准不同，福利、社保等也有差别，都会造成收入差距。”

专家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等现象。

李实分析说：“当市场体系不健全，存在流动性障碍或市场扭曲时，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就难以避免。比如说劳动力市场不统一，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轨制’运行；资本、土地交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某些领域，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使权力寻租带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都是体制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

专家认为，政府干预过多等，容易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巨大收入差距。如垄断性企业员工特别是高管收入偏高乃至畸高；再如一些人和群体依靠权力资源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很难得到发展机会。

“在诚实劳动和市场环境公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收入有差距，这是合理的，社会能够接受，如对教育投资较多的人能获得更为优厚的职业待遇。但因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人们普遍难以接受。如阶层固化、流动性不够，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平等，个人努力创富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均等。比如说富二代、穷二代，这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社会财富的分享更加的不公平。”刘元春表示。

分化趋势初步遏制——

 

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基尼系数实现“六连降”，但“新常态”下缩小贫富差距面临更多挑战

刘元春表示，中国在过去的5年中，居民收入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2008年达到“峰值”后，基尼系数有所回落。这主要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4万亿投资主要投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带动了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一直增长较快。再加上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政策、投入都向农业、农村倾斜，新农合、新农保、农村低保等基本保障制度全面建立，都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实现“六连降”。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李实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增加。因此，尽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二维效应”发生了作用，许多人一方面对富人收入增长较快不满，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收入增加感到慰藉，社会心态相对稳定。

但专家们也提出，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贫富差距的老问题、新情况相互交织，亟须更好地研究、应对。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强调‘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增长，更依赖于资本、技术带来的创新驱动，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较大，会进一步影响非技术、低学历、低技能人才的就业和收入。”李实认为，未来几年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增长较快，甚至有可能下降。如果不加快改革，统筹考量我国的就业结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预见到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

刘元春表示，贫富差距近年来还有一个新情况值得重视。“以往谈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核心。从2006年开始，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由于资本存量不公带来财富增量不公，比如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使房产快速增值。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经济生活的变动往往给富者带来发财的机会，给贫者带来损失。”

此外，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还会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使赖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灵，威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如果比较顺利一点，可能在5—10年我国就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大大增加我们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李实说。

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链接)

据了解，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较显著。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在0.3—0.4之间，美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0.45，2013年基尼系数约0.47。在亚洲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在0.5左右。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6。拉美地区，巴西、阿根廷的基尼系数较高，均大于0.5；非洲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集中在南非，基尼系数约为0.6。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都很关注贫富差距现象。根据联合国经合组织的统计，全球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从50%下降到30%，说明全球的贫富差距水平都在拉大。国际上近年来关于节制资本、限制金融高管收入的呼声都很强烈，欧美等国家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源：人民日报)

 

六十年以后的今天，重温《高潮》一书和毛泽东的按语，不但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五亿农民命运的倾心关注和满腔热情，还可以看到他指导合作化运动时坚定的政治定力、耐心的说服教育、细致的点评引导，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民领袖引领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情怀。

毛泽东如何对待和指导农业合作化

——学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我国合作化初期，经历了两场认识上的争论，一个是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一个是关于山西互助合作问题的争论，关系到土改后农村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到1951年底召开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并形成决议后，认识上基本统一。此后，各地的农业互助合作逐步发展起来。到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总路线精神指引下，全国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标志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但是，在这样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面前，很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缺乏实际经验，正如毛泽东在《按语》中指出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所以，在1955年上半年各地出现大砍合作社现象。毛泽东在批评这种现象的同时，为了更好的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于9月份开始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文简称《高潮》)一书，最初选取全国合作化典型材料121篇，到12月又重新选编了176篇。毛泽东于9月和12月亲自为其中的一百零四篇写了按语。

毛泽东亲自为《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涉及农业合作化的方方面面。宏观方面涉及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党的方针政策、阶级路线、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办好合作社的标准等等;具体事件的点评更是丰富多彩、种类繁多。诸如勤俭办社、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监督、合作社的分配、如何解决缺乏会计的问题、如何做好规划、联合社和合作网、妇女工作、青年团工作、男女同工同酬、技术夜校、文化工作和扫盲识字班、如何解决资金困难、富裕劳动力的出路、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养猪问题、牲畜饲养问题、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少数民族合作社、畜牧业合作社、山区林木入社问题、后进社的整顿等等。

《高潮》一书和毛泽东的按语，成为指导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活教材，有人称之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毛泽东的按语，更是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集中体现，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年以后的今天，重温《高潮》一书和毛泽东的按语，不但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五亿农民命运的倾心关注和满腔热情，还可以看到他指导合作化运动时坚定的政治定力、耐心的说服教育、细致的点评引导，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民领袖引领广大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情怀。这里选取几个重点问题，看看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和指导这场千年巨变的，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面临的三农问题乃至整个社会问题，为我们探寻新的出路提供启迪，提供方向目标和方法。

1、社会主义是《五亿农民的方向》

 

通过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五亿农民的方向，这是毛泽东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将这一过程看成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称其为“大海的怒潮”，是“惊天动地的事业”。他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说：“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高潮》中收入的一篇介绍河北省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题目就是《五亿农民的方向》。该文介绍了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他们的带领下，到一九五五年秋，这个村入社农户已有二百八十户，占全村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生产也获得了丰收。毛泽东在按语中对这个合作社表示热情的支持，称其为“英雄的合作社”：“这个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

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称赞王国藩合作社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他说：“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在《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写到：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在《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写到：“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激愤地评论说：“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祥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2、必须《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互助合作虽然是土改后贫苦农民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客观需求，但是如果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成为全国性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所以，《高潮》的第一篇选择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介绍了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党支部委员王国藩一九五二年秋发动本村二十三户贫农成立的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毛泽东在此文的按语中指出：“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还是‘绕开社走’，甚至砍掉合作社?是对待合作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不但是办好合作社的政治前提，也是后来坚持农村集体化的政治前提，同样是今天能否重新走上更高水平集体化的政治前提。但是，遗憾的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砍掉人民公社以后，不但书记已经不再动手，而且是全党都绕开社走了。全国不是还有几千个坚持集体经济的典型吗?我们的政策也还是绕开这些“社”走的。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毛泽东在《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指出：“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杜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历史真是一面镜子，可以照一照现实。毛泽东的这篇按语，难道不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吗?叶公好龙的故事不是还在继续上演着吗?

3、必须加强领导和注意工作方法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对合作化的领导工作，并且强调注意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坚持走群众路线。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介绍了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毛泽东在此文的按语中指出：“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在《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指出：“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们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们了。恐怕是嫌我们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们社里来。’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

在《季节包工》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指出：“本文作者说，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会议以后，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见县的领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杜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4、合作社要制定发展规划;

 

毛泽东非常重视合作社的发展规划工作。在《高潮》一书中选取了十多篇关于做好规划工作的典型材料，毛泽东都加了按语。

在《一个做了三年生产规划的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强调：“ 这个规划有用，可作各地参考。一切合作社，均应做一个几年的生产规划，经过社员多次讨论，加以修改，然后付之实施。”

在《沂涛乡的全面规划》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推荐了一个乡所做的规划。他说：“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有些人说计划难做，为什么这个乡能做呢?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包括的项目，比这个计划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业、商业、金融、绿化、卫生等。哪怕粗糙一点，不尽符合实际，总比没有好些。一个省只要有一两个县、一两个区、一两个乡做出了相当像样的计划，就可以迅速传播开去，叫其他县其他区其他乡仿照办理。说起来怎样困难，其实是并不那么困难的。”

在《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热情肯定了一个合作社的规划：“这是一篇好文章，值得大家一读，可供各地合作社做长期计划的参考。本文作者说得很对：‘制订生产规划的整个过程，就是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保守思想现在几乎在到处作怪。为了克服这种保守思想，使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一切地方，一切合作社，都要做出自己的长期计划来。”

在《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还推荐了一个长远规划的合作社。他说：“ 这是一个十三年的长远计划，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计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由于几个年度计划的实行，远景计划会要一再加以修改的。”

5、初级社向高级社升级和合并合作社

 

毛泽东非常重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升级和合作社的合并问题。《高潮》中有多篇此类典型材料收入，毛泽东都写了按语进行点评。认真学习和思考这些点评，可以加深对后来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合作化的进程中，就已经开始思考，希望找到比初级社甚至高级社更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即规模更大、更高级的组织形式，所以很重视并社和升级问题。这成为后来发展到人民公社的一个重要动因。在后来的人民公社初期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即公社工业化的思想，这就是希望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与工业化的发展趋势相适应。所以，当时的并社和升级的做法，说明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生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合作化的必然结果。

在《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提出：“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一点。大约办了三年左右的初级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各省各市和各自治区的党组织对此应有研究和布置，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内，应当在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办一些试点性质的高级社。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如果能够在这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个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且在群众中显出它们比较初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后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当着人们看见了大型社和高级社比较小型社和初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当着人们看见长期规划将给他们带来比较现在高得多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意并社和升级的。城市郊区的升级会要快一些。北京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其他具有同类情况的合作社的参考。”

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要逐渐办大社的发展趋势。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杜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在《诸翟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把办大社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说：“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在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农、工、商、学、兵综合体的雏形。

在《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赞同大型社更有利于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的观点。他说：“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海南岛红旗合作社的经验也是证明。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它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这样做，它们仍然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作出自己究竟在何时实行并社升级为宜的决定。但是，一般地说来，有三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杜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在《长安县王莽村四个合作社组织联社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还推荐了合作社合并的过渡办法，希望各地仿办。他说：“这个经验有用，各地可以仿办。由党的区委和乡支部作出计划，将那些准备合并为一个大社的若干小社，先组成合作社的联社管理委员会，如同长安县王莽村那样，经过一个时期，再行合并。”

在《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说：“ 在一个乡的范围内组织“互助合作网”或者如同陕西杨河坝乡那样组织“联社委员会”，看来是有益处的。”

6、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农业合作化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面临农村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需要转移和安排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就要引导合作社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实现在农村地区就地转移，而不是都涌入到大城市。这是毛泽东后来形成的公社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思想最初设想。毛泽东不赞成城市化，不主张农业剩余人口都涌入大城市。怎么在本土实现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在后来的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认为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在《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表达了在农村消化多余劳动力的思想。他说：“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在《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展望了未来农村社会发展的趋势。他说：“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

毛泽东关于在农村拓展生产的深度和广度的思想，在本土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思想，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工业化的思想，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依托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通过公社工业化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转变，进而实现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城镇化转型，最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

7、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毛泽东非常重视教育农民。这种教育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批评资本主义倾向;也包括农民的文化和科技教育，从扫盲识字到技术培训普及等诸多方面。

在《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强调了做好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帐”，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强调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类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这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本书所载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表现了这一个特点。”

除了政治思想工作以外，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对农民的文化教育。

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用较长的篇幅热情地介绍了一个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他说：“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订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帐，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帐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对这段较长的按语之所以全部引用，只是想让人们看一看，毛泽东指导合作化的工作细致到什么程度。那些后来高高在上负责第一线工作的人们，如果也像毛泽东这样，怎么可能闹出58年瞎指挥和共产风那样的糊涂事呢!

8、毛泽东对一条按语的重要修改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958年对这些按语中的一个重要提法进行的修改，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在一篇按语中的“1955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判断是不对的，认为“这样说不妥当”，反而认为“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和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判断。这一重要思想实际上是毛泽东后来形成的，即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和思想文化以及政治战线，仍然需要继续革命的重大理论的最初思考。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和担忧。以下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上对这些按语写了一个说明，全文如下：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六十年过去了，我们确实经历了并且还再经历着更加复杂的斗争局面，三农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甚至连是否需要保护小农经济还需要继续讨论，这是历史的悲哀。那些认为毛泽东搞合作化搞早了、搞急了、搞错了的先生们，不论你们是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还是采取什么特色主义的方式，只要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么，毛泽东他老人家就是多虑了、瞎操心了。非常遗憾，不但现实中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证明这一点，而且，连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都没有超出他老人家的预料和警告。

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已经和马克思、列宁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代名词。毛泽东高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地方，在于他不但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而且是社会主义大厦伟大的设计师和亲自动手的建设者。

人类的希望和理想不灭，毛泽东的思想和精神将永存。

 

近日，香港理工大学学者严海蓉和四名青年学者在《开放时代》发表引入注目的专题文章，试图在三农问题上发出与主流不同的声音。在他们眼中，中国农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

 

他们不仅批判主流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且也与黄宗智和贺雪峰对话。这两位著名的三农专家认为中国农业仍然以小农或小规模经营为主体，小农经济不仅具有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合理性，而且在现实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贺雪峰称这样的观点为小农经济派。

 

 

与此不同的是，严海蓉、陈义媛、孙新华、陈航英、黄瑜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已经开启了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农村的社会分化同时伴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小农虽然数量仍然庞大，但是在丧失主体性，而开始直接地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化农业。他们正是想提醒人们注意农业资本化的危险。

 

 

“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而不是与其形成互补，是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挑战。”

 

 

在严海蓉看来，旧三农问题——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关注的是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城乡关系和国家政策中的弱势地位;而在在新三农问题里，农民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在明显地分化和分裂。

 

农业现代化是否是中国农业的出路?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长期以来的主流模式都是规模化和资本化，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模式，而中国人多地少，并不适合这样的模式。对市场的崇拜使得资本化农业、化工农业变成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澎湃新闻记者就一系列问题采访了上述五位学者。

 

澎湃新闻：2006中央正式废除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在你看来今天三农问题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是什么？

 

 

孙新华：应该说，取消农业税费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国家也将大量惠农资金投放到农村，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代。应该说农民种田赶上了一个极好的时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工商资本大举进军农村;各级政府也在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口号下，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和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农民的土地，而且还将国家的各种惠农项目重点倾斜投入到城市工商资本经营的土地上。因此本该由广大农民分享的利益被城市工商资本攫取。

 

 

这样一来，尽管农业在一些指标上有所改观，比如在机械化、规模化、市场化和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都有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不见得提高甚至很多都在降低)，但是这又和农民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农民不仅无法再分享农业利益和国家的资源投入，而且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使原本具有一定活力的村庄也在不断走向衰败。

 

 

所以，我觉得城市工商资本大举下乡与广大农民争夺利益，而不是与其形成互补，是当前三农问题面临的新挑战，这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都是十分不利的。

 

 

严海蓉：虽然中央废除农业税的政策有助于农民减负，然而原来的三农问题已经演变成新的三农问题。在我看来，新三农问题包括农民分化，农业资本化、和农村生态危机。旧三农问题——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主要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城乡关系和国家政策中的主体地位弱势的问题。在新三农问题里，我们看到的是主体性的分裂和变异。农民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在明显地分化，这是基本的事实。

 

在新华的回答中，仍然是把“农民”当作一个未分化的整体，而这正是我们从经验到概念上应该破除的一个误区。“与广大农民争利”的不仅是下乡的城市工商资本，也有农村内生的种植大户。

 

 

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拿农村人均纯收入来看，2012年最高的20%农户的收入是最低的20%农户收入的8.2倍。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在2001-2011年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10%的农村居民收入比最低的10%收入增速快两倍。

 

 

有些人认为农村的分化主要是由于在外务工或经营带来的，在农业经营方面则分化不显著。其实不然，新世纪十年间(2001-2011)农业经营收入的基尼系数比前十年(1991-2000)年期间要大，即农业经营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实际上自农村改革以来，中央的政策就在推动农民分化，鼓励农村大户、专业户的出现，帮助成就了今天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伴随着农民分化，农业已经开始资本化。我们认为在农业资本化中，大户、专业户的积累产生于农民分化，可以视为自下而上的资本动力，相比较而言，资本下乡则是自上而下的资本动力，也有新型经营主体—如很多合作社，结合了这两种动力。如何看待农业资本化?主流欢迎和鼓励资本化。“小农经济派”的学者反对资本下乡，反对政府帮助资本下乡，但是鼓励或默认农村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黄宗智教授认为中国农业资本化没有造成无产化，即农业雇佣劳动的比例很低，只有3-5%左右。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雇用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大约在20-30%左右。土地的逐渐集中、雇佣劳动的显著增加——这也是农民分化的一个体现，使得中国有走向农业资本主义的趋势。

 

 

中国农村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环境生态危机。严重依赖化肥、农药、农膜的化工农业已经是造成中国面源污染的第一大因素。举个例子，在单位面积上，中国化肥的使用量是国际公认安全上限的1.93倍。环境生态危机威胁着城乡的公共健康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黄瑜：如严海蓉提到，我国的“化工农业”已经造成严重的污染，可是国家在这方面还没有引起重视。工厂污染了环境可能不一定会影响生产，可是农业离开了健康的生态环境是无以维系的。另外，国家目前对农业方面的扶持，除了补贴之外，很多时候是以项目的形式发放的。表面上看，项目的招标是公开公平的，可是，一份项目申请书最少都要上百页，普通的农民很难弄的出来。因此，项目多由龙头企业独占，而普通农户难以获得。

 

 

 

澎湃新闻：农业现代化是否离不开规模化和资本化？

 

 

陈航英：中国农业的出路势必要现代化，所以问题不在于农业现代化是不是中国的出路，而在于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当前选择的道路是以资本为主导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所谓的“新大陆模式”或者“旧的农业范式”。这一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很多，首先就是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情况，另外更为严重的就是它会让我们重新走上让广大农民无产和半无产化的老路，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其带来的这些问题，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自然层面都是我们所承担不起的。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当前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之外，寻找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呢?

 

 

陈义媛：今天农业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推广，的确已经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这与中国户均不足十亩地的农业经营状况出现了矛盾，我们的确有规模化的需要。我同意航英的观点，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农业现代化”，而是要讨论什么样的 “农业现代化”。今天的政策话语中，“农业现代化”基本就等同于“资本化”和“规模化”，或者说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规模化，无论是龙头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还是所谓的家庭农场。

 

 

这几类主体尽管具体经营方式有不同，但基本逻辑有一致性：使用相当比例的雇佣劳动、以利润最大化并扩大再生产为目标。他们与普通农户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质的不同。这几类主体中，有龙头企业这种外来资本下乡的形式，同时也有家庭农场这类从农村分化中内生的资本形态，分别对应着严海蓉老师和我的文章中指出的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和自下而上的资本化驱动力。

 

 

国家对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了补贴和扶持，且扶持力度近年来有增无减;然而，即便没有政府的补贴，一些企业、种植大户也在不断的试错和失败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经营策略，并且能够盈利。也就是说，这类经营主体的出现绝不是因为国家政策扶持而偶然出现的，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并且这股日渐强大的力量正在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

 

 

遗憾的是，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构成了我们今天对农业现代化的唯一想象。人民公社时代的农业经营模式尽管遭到很多批评，但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下讨论，暂不赘言。集体时代的农业模式是否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另类想象?将村集体土地集中起来实现适度规模化，发挥机械化优势，在集体中按劳分配，并逐步积累;在积累到一定阶段时，创办集体自己的农产品储藏、加工企业，使一小部分劳动力在农业经营领域，而将其余的劳动力组织在集体的工业企业中，使农业增值收益留在村集体，每个集体成员平均分享。将劳动者——而不是利润——作为规模化的主体，是否可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

 

 

孙新华：我也觉得农业现代化肯定是中国农业的出路，但关键是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正像义媛所说，长期以来主流所认同和实践中的主流模式都是将大规模的农场即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等同于现代农业。这其实只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路径，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模式，在新大陆国家人少地多，比较适宜这种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而粗”，单位产出率并不高，尽管劳动生产效率比较高。

 

 

而中国恰是人多地少的国度，我们的广大农民需要种地，我国的粮食安全又要求保障土地的单位产出率，这些都限制了我国走大而粗的新大陆模式，而更适合走传统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即在以小生产者作为主要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实现农业现代化。

 

 

所以，假如现代化一定离不开规模化的话，规模化不一定非得是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还可以是通过“小生产+大合作”实现规模化。

 

 

 

澎湃新闻：小农是怎样变成无产、半无产者的？对这个群体意味着什么？

 

 

孙新华：正是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大行其道才导致了小农的无产化和半无产化。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必然要集中连片地进行大面积的土地流转，而流出土地的农民又是分化的，有的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他们愿意将土地流转给资本，获取更高的租金;还有更多的农户是不愿流转的，一部分农户希望自己耕种，一部分农户自己还想流入一部分土地，还有一部分虽然暂时不种，但过几年可能还要种。这就与资本流转土地的需求构成了矛盾。

 

 

而现实中，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不仅是资本的需求，也是地方政府出政绩、造亮点的好途径，因此地方政府会帮助资本进行大面积地集中连片的流转土地，其主要做法是采取各种措施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当然，现实中也有少部分资本借助村干部和地方灰黑势力直接强迫农户将手中土地流转出来。即农民的无产化和半无产化必然是违背农民意愿的。

 

 

对于这些农民，后果必然是悲惨的，只有少部分农民被强迫离开土地后生活状况有所好转，大部分都是大不如前。他们或者疲于奔命地劳动但经济收入还是大不如前;或者无事可做，身心无处安放，时间无法打发。

 

 

黄瑜：近十年来，我们所看到农村的一个明显变化是资本下乡的情况日益普遍。这个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明显。由于出口放缓，再加上和制造业本身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导致许多的城市工商资本开始投往农村。

 

 

当然，许多这类资本大多靠国家低息或者免息贷款等隐性方式的支持，才取得投资农业的启动资金的。国家希望这些资本能够推动农业的“现代化”，用机械化生产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可是，这种工业化生产所遇到的环境危机在此自不待说，更严重的问题是机器排挤劳动力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为了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奉献了他们的一生，到头来却落得被机器取代的结局。在“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年代，广大“无产化”的劳动者将往何处去?这是一个学者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陈义媛：今天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规模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步凸显。就土地流转来说，政策宣传中常常指出的是，这些将土地流转给公司、大户的农户，将获取三份收入：一份是土地流转费、一份是给企业或大户作农业雇工的收入——在土地流转协议中，常常有一条说明，企业或大户在雇工时，需优先考虑流转了土地的农户、一份是国家的农业补贴。还有宣传说，将土地流转给企业或大户以后，农户可以放心地出去打工，可以获取更多的打工收入。

 

 

实际上，且不说资本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尽可能地减少劳动力成本，用机械替代劳力;而且这些企业或大户通常不会雇佣本地农户，因为本地农户太容易联合起来与企业/大户形成对抗，不利于劳动监管。即便外出打工，今天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能否容纳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这些被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进城以后打不了工，回乡以后又没了地，又该如何?这是在土地流转的主流话语中被屏蔽的问题。

 

 

也许有人说政策现在提的是“适度规模经营”，不会排挤过多劳动力，但如前面所说，在外部竞争不断激烈的情况下，“适度规模”会是一个稳定状态吗?那些处于“适度规模”下的经营者不会分化吗?不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或“升级”吗?

 

 

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就我目前的调查来看，答案不容乐观。我认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被流转的这部分农户成为了无产者、半无产者。即便没有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户，也一样面临无产化、半无产化的问题。

 

 

陈航英：要回答农民无产化、半无产化的问题，一个首要的前提是对中国“农民”群体先进行一个讨论，这点海蓉老师也提到了。当前学界，无论是主流的经济学者，还是亲小农学者，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忽略了中国农民群体内部的分化，在他们的论述中，中国的农民依旧是一个相对于城市居民的同质性群体，依旧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小农。但实际上经过 “去农民化”的洗礼后，农民群体内部分化已经是非常显著的了。我们不能再把农民看成是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动辄就谈9亿农民。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谈到底是“农民”群体中哪部分人正在变成无产、半无产者。在我看来，正在成为无产、半无产者的农民主要就是那些“半工半农”的普通农户家庭。对于导致这些普通农户家庭不断无产、半无产化的原因，我认为海蓉老师和新华老师的论述已经很清楚，主要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所导致的。我的调研发现，农资经销商、农业大户和农产品加工销售商这三个主体相互结合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占据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主导地位，掌控了农业生产中的大部分资源，他们是资本化农业的主导者。而普通农户手中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正不断地流向前一个群体，因此在生产、服务和销售方面处于从属的半无产化地位。

 

 

无产化、半无产化对于普通农户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不赞同新华老师的看法。无产、半无产化并不一定代表着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是说这个群体在其所处的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被压榨的地位，在城乡流动中不得不接受“妻离子散”的家庭生活。

 

 

 

澎湃新闻：对于目前主流的三农学界，你最希望反驳的观点什么？

 

 

孙新华：农业现代化就是规模化和资本化。

 

 

严海蓉：我认为需要迫切反思的观点和政策是对市场的崇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涉及到对粮食的定位问题。我们知道国家安全、民生安全、生态安全是公共品，而粮食与这些公共品有密切联系，因此国家也把粮食安全的当作国策，既然这样，粮食应该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而不应该完全是商品。

 

 

还需要反思的是对资本化农业的憧憬，认为资本化农业、化工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别无选择。其实，这种旧的农业范式已经遭遇可持续性的挑战，国际上，农业范式创新已经开始，联合国把2014年定为“家庭农业年。”我们不应该守旧，而应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和资本化农业之外，探索新的道路。

 

 

陈航英：反驳崇拜市场的观点，特别是那些认为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土地和水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把粮食这样的公共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把一个国家、民族的粮食安全任由市场来支配。我国东北大豆产业惨败的例子已经足以说明依靠市场的不靠谱。我们需要记住习总书记的话，“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要牢牢端住，也不能依靠当前正在践行的美国式的资本化农业道路。在这一条道路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产生，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广大农民则不断无产、半无产化。即便是有任何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最终也只能沦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一个工具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这条道路还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农业生态危机。为了增加产量，掠夺性抽取地下水、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已有使农业生态达到崩溃边缘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一条于广大群众有益的、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现代化道路。

 

 

 

澎湃新闻：想要扭转这一进程的话，你认为最迫切需要改变的一点是什么？

 

 

孙新华：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对新大陆模式的盲目崇拜，对中国小农的过分贬低。

 

 

严海蓉：我认为需要的是破除对市场、对资本化农业的迷信。

 

 

陈航英：加强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集体“统”的一面。无论是“三权分置”，还是土地确权，现行政策都在不断完善个体“分”的一面。而作为“统”的主体的村集体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正不断被个体的承包经营权所架空。“统分不结合”的现状已经使得具体基础性、公共性的水利和其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停滞不前。即便是国家投巨资在各地进行农地改造项目，但在项目完成后也因为缺乏管理而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在这些方面必须加强村集体的“统一经营”。加强村集体“统”的一面，也有利于真正做到把广大普通农户联合起来，加强其生产者主权，使其在市场之中不至于“孤军奋战”，受到各类“中间商”的盘剥，我们也会更少听到“菜贱伤农”、“果贱伤农”、“奶贱伤农”等新闻。而且集体的“统一经营”也更有条件摒弃不可持续的化工农业，转向可持续的生态农业，这在保证生态环境安全的同时，也确保了食品安全，保障了消费者的食物主权。而于国家而言，也有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安全，维护国家食物主权。

 

(作者：澎湃新闻记者;来源：思想市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星散的人口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一个小的自然村，整个行政村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的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得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若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大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近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得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费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的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耶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在各自为家，相互之间无合作，更无以己之力带动周围村民，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意见领袖。无论是行国家之政，还是组织一村之自治，均成问题。

　　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重视生态。

 

在帝国主义和全球化之下，垄断资本却可以通过超量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来保证工人们的消费品价格下降。利用进口原料降低不变资本的同时，低价的消费品降低了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加了当地生产的剩余价值。

iPad由一家美国公司——苹果公司生产。在2010年中到2011年中之间，苹果公司销售了1亿多部iPad。苹果是一家典型的“无制造”公司。苹果公司负责开发、设计、发明专利并销售电脑和通讯设备，同时它把自己出售的产品的全部加工过程外包出去。所有的iPad都是在中国装配的。苹果整个了748家原材料和元器件供应商进入自己的生产链，其中的82%位于亚洲——351家位于中国。

在生产链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工资、管理、间接成本、利润加进来。最终所有节点的这些因素货币化的价格加总在一起，就是销售价格。这就是Clelland所说的商业链的“明面价值”。

2010-2011年一部iPad的出厂价是275美元，市价是499美元。在出厂价中，只有33美元是付给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工资，同时有150美元成为苹果公司的毛利润，用来付给设计、市场、行政管理部门的工资，以及技术研究、营业成本的费用，这些环节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这种“价值”在工资和利润间的分配很符合“微笑曲线”。

 

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像一座冰山。研究的最多的部分——表面上出现的“明面价格”——是由巨大的看不到的结构支撑的。和冰山不同的是，世界经济是一个动态系统，这个系统以价值从底部向顶部——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流动为基础。这些流动包括两种形式：可见的货币流动(明面价值)和隐藏的“暗价值”流动，后者由廉价劳动力和未偿付的环境外部性造成。“暗价值”这个说法是类比物理学中除仅占宇宙5%的普通物质和能量以外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正如未知的暗物质、暗能量导致宇宙膨胀，“暗价值”是看不到的，未补偿的的劳动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

如果iPad在美国装配，生产的工资成本就不会是45美元，而是442美元。而且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研究iPad的生产结构，研究元件和原材料输入，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原料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资成本大概每台35美元。如果这部分生产同样在美国进行，工资成本将会是210美元。

有人会说，苹果iPad生产链上的工人们的工资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比发达国家的工人要低。但事实上他们可能有更强的生产能力。苹果的供应商的技术处于全球领先。他们的管理人员让工人采取泰勒制工作，以及发达国家的法律不允许的长工作日。供应商利用日程表来强化工人的劳动能力，每天两班倒，同时采用严密的日常监督来加快工作速度。工作日超过每周60小时，因为工人们需要加班来挣加班费。因此下面这件事并不令人吃惊：当2011年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在白宫参加晚宴时，奥巴马总统问他“如果苹果公司把加工业带回美国会怎么样?”乔布斯回答道，“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当一个商品经过全球生产链条上的众多环节来到消费者门前时，它不仅仅包含了低价劳动力投入，还包括大量的过低支付甚至未支付的劳动以及生态投入。资本家从家庭和不正规部门的活动中提取剩余价值。每一个雇佣工人维持和再生产他的劳动力的需求要求一条长长的食品生产以及不正规部门活动的暗价值链条。这个暗价值流降低了无产阶级再生产的费用，从而降低了资本需要支付的工资水平。这些家庭和不正规部门并不是处于资本主义之外，而是全球商品链的固有的组成部分。

苹果公司的供应商抽取暗价值的过程导致了生态退化、污染、浪费等一系列外部性。每部iPad使用33磅矿物(有些是因稀有而限量供应的)，79加仑水，和足够的化石能源发电产生的66磅二氧化碳。除此以外，一部iPad还产生105千克温室气体排放。所有这些生态复旦都被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承担，产品则由发达国家消费。生态衰退是iPad作为暗价值内嵌的外部效应。如果只看污染成本，Clelland估计苹果公司每部产品少花费了190美元。资本家依靠各种各样的暗价值，甚至为暗价值所驱使。这些因素在计算产品成本时从来不会计算;他们是给资本家和消费者的隐藏“礼物”。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会随着生产力提高而下降，如果不这样，普遍利润率的下降会促使这一过程强化。在帝国主义和全球化之下，垄断资本却可以通过超量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来保证工人们的消费品价格下降。利用进口原料降低不变资本的同时，低价的消费品降低了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加了当地生产的剩余价值。因此从利润上看，发达国家的工人的生产能力好像提高了。不过资本对生产能力的衡量方式不是劳动每小时的“价值附加值”——这由销售价格(被垄断抬高了)，运输费用，不平等交换，压制海外劳动成本的国家、军队、政治干预，等等，决定——而是每小时相对全球水平创造的利润而言的劳动力成本。

和许多城市劳工活动者所说的不同，发达国家中不只有资本家在物质上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工人过度压榨中获利。“在iPad的例子中，大部分剥夺来的暗价值不是作为公司利润，而是以更便宜的价格作为消费者剩余而实现。随之而来的，核心地区的人民在不知不觉间通过这个过度剥削的系统获利，他们用一单位劳动时间交换到了包含多得多的过低支付或未支付的劳动时间，以及低于价值销售的原材料和生态成本。

——节选自《帝国主义与价值转化为价格》

 

【破土编者按】拨开时尚产业光鲜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是辛苦劳动却收入微薄的女工，她们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赶货期常常要连夜加班。"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千多年前的诗歌，今天听来依然令人黯然神伤。女工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衣服?或许，思考和推动如何让女工也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比制造和追捧”女神“更有意义。

近日看东方卫视《女神的新衣》，每每为动辄过千万的下单权咋舌，为梦幻多彩的舞台炫目。作为缪斯的女明星们和知名设计师收获了金钱和掌声，如下图的尹恩惠和设计师搭档推出的《纳尼亚传奇》系列就拍出了2666万元人民币的高价。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排名最后的一套服装也拍出了500多万元的下单价。而服装品牌和销售平台通过竞拍也获得了知名度和用户关注。在衣香鬓影和挥金如土的画面中我却常常会想起做论文田野时和服装女工一起工作和生活的过往，还有她们讲述的故事。

一个梦

我在工厂里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烫平布料和衣领、衬子等。那时我连着5天，每天14个小时都在以一定速率、保持一定的动作将布料等送入烫平机中。每次烫完一匹布，就会再接续一匹，源源不断，就像西西弗斯不断推到山顶的大石，还会不断地落下。感受着在指尖不断划过的布条，一寸寸、一尺尺，体会的是在时间和生命在枯燥和无意义中的流逝，那种感觉很异化、很绝望。工厂的老板娘有时会过来一起干活，来监督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那时大家会感觉到更累，生怕有失误被扣工资，也不敢随便说话。而老板娘不在的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大姐就会跟我聊天来解闷。有一天她说昨晚做了个噩梦，没有休息好。她梦到回到家中，大儿子的头在锅里，都烧硬了。她看到那个场景很伤心，就一直哭，一直叫，然后被老公打醒了。由于她和老公都在浙江打工，一年才回一次河南的家，平时都见不到家里的两个儿子，所以很惦念，生怕他们出什么意外。两个孩子平时在学校上学、生活，到周末会回外婆家，才能和父母通电话。为了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和未来的学费，这个家庭只能保持分离的状态，而大姐的一颗心就只能这样一直悬着。

两个孩子

在工厂里接触了一些河南、山东、贵州的工人，在谈到婚姻、生孩子的问题时他们都会强调必须要生个男孩，最好是一男一女。一个女工年轻漂亮，婚姻初期丈夫对她很好，但是生了女孩那天，她丈夫上去就是一巴掌，还让她当天就出院，不要浪费钱。后面动辄就家暴。看到生女孩就家暴的可能没有那么普遍，但是确实有不少人因为妻子生了男孩而不高兴。工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工因为妻子第一胎生了女孩，高兴不起来，别人就劝他，女孩好啊，生第二胎不用罚款，他就高兴了。一个大姐，头胎生了女孩，到第二胎的时候，婆家就要求她去做B超检查孩子的性别，发现是女孩的时候就要求她一定要流产，直到下一胎确定是男孩才可以生。谈到这个，她都会觉得杀了自己的孩子，很愧疚。但是其实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另一个女工已经有了一个4岁大的男孩，又怀了二胎，她说：“一个孩子太孤单，想生两个让他们相互作伴。“但是因为第一胎是男孩，第二胎就要罚5万块，加上生孩子要花的1万多，要六七万。而她生完了孩子过几个月就要出来打工，刚开始每个月奶粉钱就要1000块，而她们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块钱。生了二胎，他们夫妻俩更要外出打工、努力赚钱养孩子，更无法陪在孩子身旁，孩子的孤独感也很难抹去。努力赚钱养孩子成了让工人驯服的理由，尤其是针对女工，包工头这样跟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工说：”结了婚的人，尤其是女人，都是要省着花的，原来一天花3块钱，现在就要想着只花1块钱，留着2块钱寄给家里老人小孩花。要好好干活才能赚到钱，不要总想着回家看看。“

三十块的衣服

2013年4月中一个放假的周日，我陪一个女工去镇上的商业街逛。从那年2月25号到厂里，到4月份，她总共收到了2100块钱，其余的工资都是到年底才能拿到。 这2100块钱要做两个月的生活费，她还要节省出来一些看能不能给孩子买点东西。她说想给儿子女儿买点夏天穿的衣服，看了很多店铺，她都说：“怎么都这么贵啊!”最后在路边的童装摊停下了脚步。她给4岁的儿子买了一件15元的针织背心，她又看上一条针织裙子，30块钱，但是又担心7岁的女儿穿不上，就浪费了钱，就算了。这个大姐参与生产的很多是品牌服装，可是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她和她的孩子都穿不上。曾经的福特制期望“让造车的人都买得起车”，如今中国生产汽车的工人买不起汽车，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工人买不起Iphone，生产品牌服装的工人也消费不起这些衣服。乐施会曾经做过服装业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工人工资只占品牌服装售价的1.75%，而售价中的75%都被品牌公司和零售商拿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人消费不起自己生产的衣服，以及需求不足的出现。

 

 

服装业不仅有时尚光鲜的女神和一掷千金的商家，还有付出辛苦劳动却收入微薄的女工，她们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一周只能休息一天，赶货期常常要连夜加班，却买不起她们自己制造的时装。由于多年辛劳，她们多已深受病痛之苦，常常还要面临拖欠工资和被辞退拿不到补偿等困扰。“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不公依旧存在于现在的社会中，思考和推动如何让女工也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比制造和追捧”女神“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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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不要做美国梦——美国女工伊丽莎的故事

和伊丽莎聊天有很多震痛我的地方，而每一个震痛都凸显出资本逻辑的罪恶。首先震动我的地方是，伊丽莎很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愿意关心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状况，她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的状况，而我是一个中国人，这让她很诧异。在资本的逻辑之下，人与人只有因为利益关系才发生关系，而其他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让人不理解的。当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的时候，是资本最容易剥削劳动的制度安排，因为如果人与人之间一旦建立了互助友爱的关系，那么资本的非人面目就将受到指责。

其次，在我们聊天之初，伊丽莎非常肯定是说，她现在的状况都是她自己无能导致的，所以她觉得难以启齿，觉得羞耻。后来，我问了她两个问题：一个是，其他同学是否也有和她类似的情况;再一个是，她高中毕业成绩优异，现在打工也是非常辛苦，为何认为自己无能。这是她年轻生命中第一次有人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她反思。这又是一桩资本逻辑的罪恶，用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人人平等的，所以如果有人陷入贫困那就只能责备自己。所谓的自由从来都是资本的自由，资本剥削的自由。资本可以在全世界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但是劳动力却很难争取自己最基本的待遇。这就是资本的自由，而非人的自由。但是，资本逻辑以欺骗的手段让我们因为相信了它的逻辑而责备自己的无能，这样就无力反抗了。

让我们平静地想想为什么伊丽莎从大学辍学?因为学费贵;为什么伊丽莎的父母交不起学费?因为他/她们自己办厂破产现在是普通工人，挣钱少;那么什么人才能供得起孩子上学?律师、医生、老板、官员们的孩子。当我和伊丽莎聊天的时候，介绍我和伊丽莎认识的那个志愿者(他爸爸是英国人，他妈妈的菲律宾人，他从美国大学毕业然后留在纽约，因为找不到工作，现在靠到处做临时工维持生活。)评论道：“在这里，如果你来自一个贫困家庭，无产阶级家庭，那么你最大的可能性是继续贫困。”这就撕破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的谎言，自由是资本的自由，平等是富人与富人平等，而不是富人与穷人平等。穷人如果希望自己翻身，就不能迷信资本的逻辑，因为那套逻辑是为富人和少数人服务的。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14日上午10时举行吹风会，邀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喜武、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解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情况。

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筑牢“四道防线”、健全“六个机制”

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在会上表示，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条做不好，其他改革也难以取得预期成效，这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和根本保障。

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

他指出，《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集中体现为筑牢“四道防线”、健全“六个机制”，织密国有资产“安全网”。第一道防线：强化企业内部监督，突出对关键岗位、重点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第二道防线：强化出资人监督，加强对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域、国有资本运营重要环节以及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督，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监督，加强当期和事中监督。第三道防线：强化专项监督，健全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加强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工作，加大大案要案查处力度。第四道防线：强化社会监督，实施信息公开，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设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建设阳光国企，有效保障社会公众对企业国有资产运营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健全的“六个机制”：一是建立健全核查、移交和整改机制，强化监事会监督成果的运用；二是建立监督工作会商机制，整合出资人监管、外派监事会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等监督力量；三是建立健全监督意见反馈整改机制，形成监督工作的闭环；四是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严厉查处侵吞、贪污、输送、挥霍国有资产和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五是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问责机制，对企业重大违法违纪问题敷衍不追、隐匿不报、查处不力的，严格追究有关人员失职渎职责任；六是健全反腐倡廉长效机制，使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提高到30%

财部部部长助理许宏才14日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说，经过连续多年的调整，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已经从2007年设立之初的10%、5%、暂缓三年收取和免交等四档，逐步提高到目前的25%、20%、15%、10%和免收等五档，今后还要逐步提高，到2020年提高到30%。

财部部部长助理许宏才

2015年，国资委、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中央管理的110多家企业中积极推进包括直接授权试点在内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

建立与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

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在吹风会上表示，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也是这次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国有企业在按照国家政策确定的工资总额范围内，有权自主分配工资和奖金。

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

建立与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对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其薪酬结构和水平，由董事会按照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确定。

无论对组织任命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还是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都要在综合考虑有关群体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其薪酬水平，推动形成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调节不同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国有企业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变革。周日下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一届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及未来发展发布的最全面的指导性意见。

《意见》中，国企的定位、国企的分类管理、国资委的职能、党在国企中的领导地位及与董事会的关系协调等重大问题上，已经没有争议。但国企改革中最核心的管理运营架构问题，即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建立，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至今，还没有太大突破。

《意见》明确了两类公司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定位，“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并要求，开展政府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

那么，“两类公司”的建立，是组建无数个汇金公司？商业类和公益类不同性质的国企，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中，具体如何玩转资本市场，才能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是难点，也是要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史正富教授，兼任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国企改革领域既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又有实践操盘经验。他早年就提出，所有者缺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无论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集团，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他认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和战略选择，就应该是产权资本化和资本社会化，改革的重点应该落在选择和培育有效的替身所有者上。

如今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意见，已经循着这样的轨迹前行。更进一步，两类公司的具体运营和战略构想，史正富也有成熟的思考，并且正在参与地方政府国企改革的试点，之前，他在与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昶合作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安排。国务院《意见》发布之后，史正富授权观察者网发布，供读者们思考。】

国企改革：为全民福祉而战

本文以中央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为对象，提出一个以“产权资本化，资本社会化”为核心的企业产权改革战略，其目标是：极大提升这些大型现代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建设一个社会化的、多元共享的现代企业的资本－产权体系，和现代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稳固、持久、永续的经济基础。

这一社会化战略不同于目前存在的两种主要的国企改革思路。

它既反对“民营化”，也不赞成2003年以来逐步浮出水面的“国资委新政”，因为国资委把自己定位为国有资本运营者和国有产权增值的操盘者，是一项无法承担的使命。

本报告提出社会化改革战略的依据是，对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研究，对当代资本市场的深度考察，以及对国企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解。

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现代企业产权演变的长期趋势是所有者分散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其结果是资本所有权、资本经营权（即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三权分离。这种产权演化是现代生产力社会化的自然结果，但它也造成了企业的终极所有者“缺位”，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不是所有者归位，而是所有者替身化，即由职业的产权经营者来运作终极所有者的资本和行使企业股东的职能。现代企业和现代经济健康成长的关键，在于选择有效的替身所有者，即有效的产权经营者。

据此，国企改革的正确思路就应该是产权社会化，改革的重点则应该落实在培育有效的产权经营者和发展健康的产权经营行业。

国企产权改革不仅涉及企业这个层面，更牵动国家财富管理的全局。以土地等资源为主的我国国家财富的价值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增值，其数量之大，举世罕有。有效管理和使用这笔天文数字的社会财富，对我们超越西方经济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和长远的意义。

我们不仅要通过国企产权改革建立起一个社会共享的产权体系，而且要以此为契机，创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全面腾飞和伟大复兴提供稳固强大的物质基础。

两种背离产权社会化趋势的改革主张

谈到现代企业，众所周知的是“两权分离”，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事实上，更为深刻的变革是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的分离。因此，现代企业的结构特点是资本所有权、资本经营权（即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三权分离。具体说，现代企业所有权结构的长期趋势是所有者分散化、多元化、社会化和替身化。

这种产权演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和结果，它为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提供了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但这种产权演变的结果必然是企业的终极所有者缺位，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不是所有者归位，而是所有者替身化，即由职业的产权经营者来运作终极所有者的资本和行使企业股东的职能。

理解了现代企业产权向多元化、社会化演变的趋势和所有者替身化这样的制度安排以后，再来看目前关于国企改革的两种主要主张，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们的问题在哪里。

民营化与现代企业产权社会化的历史趋势相悖

在主流产权学派看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由于所有者缺位，因此，解决国企效率低下问题，民营化是必由之路。所谓民营化或私有化，是把国企产权通过承包、拍卖等途径转制为产权明晰的私营企业。

这样的民营化对中小国有企业还行得通，但对大型、特大型国企就行不通了。因为很显然，民营化与现代企业产权社会化的趋势相悖。

我们说过，现代企业多元化社会化的产权安排是对经典私人所有制的历史扬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私有制狭小的产权框架，无法适应和容纳现代企业和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日益增长和扩张的各种社会化因素。

大型国企的民营化必然会加剧私有产权安排，与现代企业中社会化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与国企改革的目标南辕北辙。

一方面，民营化不利于改革成果的社会共享，从而不符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公平目标。

另一方面，民营化企业在短期财务利益和长远发展之间通常更重视前者，这必然会削弱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从而不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竞争力。

如前所述，在产权多元化社会化的现代企业中，所有者缺位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要提高企业效率，不应缘木求鱼，片面强调产权明晰，企求所有者归位，而应该是为企业寻找有效的替身所有者。

国资委化背离国企改革基本方向 并削弱国企长远发展能力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国资委的改革思路与民营化的主张虽然在政策层面截然对立，但两者的理论前提都是从主流的产权理论出发，希望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

到目前为止，国资委出台的政策涉及到国企的企业重组、资本预算、利润分红、董事会建设及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聘任等一系列企业的重大决策问题。我们把这些政策统称之为“国资委新政”，并把这些政策所宣示的改革主张称之为“国资委化”。

国资委新政和国资委化的核心是，国资委把自己定位为国有产权的运营者。因为上述政策涉及的各项工作，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属于资本经营公司的正常职能。

但是，为其本身性质所决定，国资委不可能有效承担国有产权经营者的职能。

因为第一，作为政府机关，国资委是不能从经营产权的增值中分享收益的，否则与它作为政府机构的本质属性相矛盾。

我们说过，替身所有者激励的核心是分享受托产权的增值，从而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真实所有者。对国资委而言，放弃分享资本增值的激励，如何解决其工作人员的动力问题，将是一个致命伤。

第二，产权经营是一项高度专业的工作，要求从业人员具有非常专业的训练，不断学习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并长期参与企业的治理。这样的人才与出任政府官员所要求的素质截然不同，不能靠行政任命，只有靠市场来筛选。

第三，产权经营所涉及的企业兼并、重组及重大投资都是高度机密并要求迅速决策的工作，必须限定在企业董事会的小范围内进行。按照国资委目前的规定，这些企业决策都要国资委来审批，其结果，不是泄漏机密就是贻误机会，根本行不通。

有论者认为，国资委应该效法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成为大型国企的资本运营者。国资委在给自己定位时，很可能也有这样的考量。但是，中国大型国企的规模和数量之大，包括的行业之广，举世仅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资本经营公司有能力来运作产业跨度如此之广，资本规模如此之大的中国大型国企。国资委给自己规定的是一项在实践上根本无法承担的使命。

另外，国资委以政府机构的角色来行使资本经营者的职能，也必然会造成政企不分、官僚主义等等弊端，这只会加剧国企效率低下的问题，不利于国企长远发展，而且会对国企经营者主权造成损害。

我们认为，在考量国资委的工作定位时，应该把产权经营与对产权经营的行业管理区别开来。前者是指包括选择项目、产权投资、选拔董事、治理受资企业以及变现退出等高度专业性的操作。而后者，即行业管理，则是指对产权资本这个行业的法规政策的制定及产权经营者监管等宏观行为。显然，国资委这样的政府机构或许应该承担某种行业管理的职能，但不应该是国有产权经营的职能。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和产权经营的行业管理这个领域，国资委是可以大显身手的。

综上所述，可知民营化和国资委化这两种思路和主张在理论上都是源于对现代企业产权多元化社会化演变趋势及其后果的认知失误。产权多元化社会化是现代企业发展演变的大势所趋，而所有者缺位是产权多元化社会化的必然产物。

据此，国企改革的正确思路和战略选择就应该是产权资本化和资本社会化，改革的重点则应该落实在选择和培育有效的替身所有者。

培育我国产权经营者行业的初步构想

从培育替身所有者这一视角出发，国企产权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企业产权资本化，资本经营者多元化，资本社会化。

国企产权转为社会化资本有三条途径：

第一，国有资产转变为社会资本：即通过将国企中的股权配置给社会公益机构，使公益机构行使产权所有者的全部职能，并以股权红利和增值来支持相应的社会公益事业；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可以相应调减对这些机构的年度财政拨款，或者拨款的增长率。

教育、医疗、科研、环保、文化艺术、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等公共事业是服务于社会最大多数人利益和需求的，这些公益事业在世界各国都不是全靠市场运作的，而需要公共财政的资助。

把大型国企的股权配置给这类公益事业单位，用本来应归全民共享的国企利润来支持为全民服务、让全民受益的社会公共事业，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了。

这样的改革，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家对公共事业部门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对原来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的这些公益机构来说，也有了一块不受国家财政收支影响的、自主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它们从行政事业单位变成真正独立的社会法人。

对全民来说，这是一次改革，永久受益；而从培育竞争性产权经营行业来说，这一改革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国有资产转变为国家所有的股权资本：即将企业的国有股权通过合约方式委托给专业产权经营公司去运作，定期进行终止结算，对委托期的产权增值，由国家和产权经营公司按预定合同规则进行分配。这样，国企中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国有股权资本；国资委考核产权经营者的资本管理能力，而产权经营公司代替国资委出任国企的股东和董事。

第三，将国有资产转变为国家年金资本：即通过将国有产权出售变现为货币资本，再用货币资本对可以带来固定收入的资产进行投资，从而使国家财政增加一项由资产产生的稳定的收入来源。

所谓年金资本，是指能产生稳定现金回报的投资，回报率不求高，而求稳，求现金分红的稳定性。这正好是指能源、交通、电力、城市公用事业这类基础设施的。现在，国家要在这些部门引入民营化，理由是资金问题。按照本报告的研究，这个观点是有害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不能高；如果高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就会增高，国际竞争力就会降低。

现在，国家一方面出口退税，补贴工商企业；另一方面，又让基础设施自行定价，从水、电、路，到通讯、能源，全面涨价。其结果，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下，国家支持自己的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必要措施。但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不符合WTO的原则，时间长了必起国际纠纷。因此，最好是把基础设施的收费降低，不赚钱，这样等于企业就得到了补贴。

如果（1）把产业企业的股本金卖掉，卖出来的现金转变成为投资基金；（2）投资基金用于投资和回购基础设施项目的股权；（3）然后把这些设施通过招标委托给专业公司进行运营管理，那么，既可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也可使基础设施的企业使用成本大大降低。

通过以上三个途径的转型，我们就会有如下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的大型国企产权结构（图）。

国企产权社会化应该区分的两种类型，采取不同的方案

国企产权的社会化改革，要从不同大型国企的具体情况出发。从企业的业务性质来看，大型国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像中石油、中移动、宝钢这样有明确主营业务的产业企业；另一类则是像中信集团、招商局集团这样跨部门多行业投资控股型企业。对于这两类形态不同的国企，显然应该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

第一，对于主营业务突出的产业企业，产权改革的内容显然是，按上述三个途径转变为不同的社会资本。

以宝钢为例，我们匡算整个集团的市场净值应在1000亿元以上。按社会化资本的三种形式各占三分之一计，约330亿元作为社会资本，配置给够格的社会公益机构，并且相应调减对这些公益机构的财政拨款；约330亿元委托给专业产权经营公司管理，追求其资本价值的长期增值；其余约330亿元股权变现为现金，再购买可产生固定收入的基础设施类资产，使其为国家财政产生相对稳定的年金收入。

第二，对于跨部门多行业的投资控股型企业，其产权改革的内容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把企业经营的总部，转型为专业的产权经营公司；另一方面，将其旗下控股的产业企业股权转型为股权资本，经由国资委委托给改造形成的产权经营公司。

以招商局集团为例，先将招商局总部和其经营团队，改造为专业的产权经营公司，比如招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再将集团持有的招商银行、招商证券、招商基建、招商轮船、招商地产等控股企业的股权，评估后协商作价，作为国有股权资本，签约委托给新成立的招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资委负责对其实施行业监督，而招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则对受托管理的上述股权，自主进行产权的资本运作；委托期满（比如10年）时，进行股权清算，并按委托资本的增值情况对招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奖励。这样，在实体资产转化为国有股权资本的同时，这类国企经营团队原来拥有的资本经营和运作的专业能力，由于引入资本管理行业的激励机制，将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放大这类企业有望成为我国产权经营行业的龙头企业，为该行业在我国的崛起发挥主导作用。

国企产权的社会化改革急需产权经营行业的发展

培育和发展产权经营行业，对上述国企产权的社会化改革至关重要。按国企产权社会化的三种途径，都要求国家把国有资本配置权委托出去。

第一，社会公益资本配置给公益机构后，这些机构便需要成立自己的产权经营机构；第二，国有股权资本的委托要实现有效增长，离不开一个健康有效的产权经营行业；第三，国家年金资本在收购和招标经营年金资产时，也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经营市场。可见，培育和发展健康的产权经营行业是上述社会化改革战略成功的关键。

可以设想，我国的产权经营行业的发展可能有三个起点。一是从原来投资控股型国企改造而产生的产权经营公司，有望率先成为本行业的规模化龙头企业。

其次，从获得国企股权配置的社会公益机构中，也会产生一批产权经营公司，比如“清华基金”，“北大基金”，“中科院基金”等，来管理运作自己的股权资本。

再次，近年来从创业风险投资中成长起来的本土创投公司，很容易把业务延伸到股权资本的整个领域，成为该行业的新兴力量。关键是国家要尽早确立战略远景和行业政策，加快这个行业的发育和发展。

国企产权社会化改革效益的总体匡算

为了让人们对我们提出的改革思路及其效益有一个数量概念，我们对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效益做了一个数量上的匡算。其中国企资产的数字根据的是我们的粗略估算，并不确切，但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大的概念。

社会公益资本：假设国资总值为20万亿元，以其中的30%以股权配置给社会公益机构，涉及产权价值6万亿；假设每家社会公益机构的平均受资水平为200亿，则需要具备国有资产经营权资格的社会公益机构为300个；通盘假设这部分公共资产的年均收益为6～7%。

年度收益总额为3600至4200亿。因此，若国家财政对这类机构的拨款相应减少，则可年度减支约4000亿。

国有股权资本：另外30%，即6万亿转为股权资本，委托给专业投资公司管理。若每家股权资本管理机构的平均管理额为300亿元，则总体需要200家此类管理机构。假设这些股权资本的年均成长率与国民经济同步略高为10%，则七年资本可翻一番。

国家年金资本：剩下的40%变现，形成8万亿货币资金，由此成立国家固定收入投资基金，用于收购和建设能够产生固定收入的基础设施类资产，再假设这些资产的年收益率为5%，则由此产生的年度固定收入为4000亿。与此同时，这些资产本身也将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持续增值。

总括起来，20万亿的国有企业资产现在变成了三类不同形态的资本，其中6万亿的社会公益资本，6万亿的国有股权资本及8万亿的国家年金资本。与此同时，国家年度财政支出可减少4000亿，年度收入增加4000亿，两者合计等于财政增收8000亿，以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39300亿来计算，这将达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另外，6万亿国有股权资本和8万亿国家年金资本还将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

从国企产权转型到建设现代国家财富管理体系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仅涉及企业这个层面，更是牵动国家财富管理的全局。事实上，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不仅要通过国企产权改革建立起一个社会共享的产权体系，而且要以此为契机，创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或曰国家理财体系。

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意义重大，值得专题讨论。此处只做初步勾勒，以为深入研究的起点。

我国国家财富的潜在价值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本文讨论的国企产权的财富价值，已然规模庞大。但是，相对于我国可以实现的巨大潜在财富而言，又可能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些潜在的财富，包括土地、房产、资源及市场准入权等，它们的价值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成正比。

不难想见，我国现在正在亲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和将在短短的数十年内使几亿人口由农转工、离乡进城，由此引发的对住房交通、科教文卫、休闲娱乐等的建设需求是何其巨大，不啻于再造一个城市中国！由此导致的土地“原始增值”，将会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西方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由于走的是先私有化和市场化、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此种土地的原始增值基本上被私人独占。与此相反，中国的改革发展坚持了先工业化和城市化、再市场化和产权多元化的道路，这种土地等资源的原始增值主要归国家和社会所有。这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带给我们的巨额“红利”！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这笔天文数字的潜在国家财富对中华民族今后长远发展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上述潜在国家财富的现实化，将为中国建成资产型公共政策体系，超越西方收入型的混合经济模式，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持久永续的经济基础。

针对传统市场经济的弊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以宏观政策和收入再分配为基本补充手段的混合经济。实践表明，在缺乏有效公共财富支持的情况下，混合经济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收入再分配虽可缓解贫富差距，却导致诸如福利依赖、激励降低、税负高企等弊端；宏观政策虽有刺激需求的一时之功，但又容易导致工资刚性和所谓的滞胀。

可以设想，由于有了巨大国家财富的长期支持，我国政府就可以拥有强大的资产性政策工具，从而可以减少对单纯收入分配型政策的依赖，并有可能在实现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同时，保证社会的活力和效率；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保证物价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因此，创建新型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有效管理和使用这笔天文数字的社会财富，对中国建成超越西方混合经济体系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建立国家财富管理体系要超越现行的公共财政框架

显而易见，上述国家财富管理体系的问题，比现行的公共财政概念远为深刻和宽广。现行公共财政的基本内容是税收收入和预算支出，主要议题是收入和支出的规模、结构、流程及相关规则等。

而本文所说的国家财富管理，针对的是国有财富的运行和增值，主要议题则是资产和负债的管理。如何把管理收支的公共财政框架扩展，以整合资产负债管理的维度，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财体系，不但是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理论任务，更是一个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课题。

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数百年难逢的发展机遇，如何把握机遇，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并进而影响今后几十年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向。珍惜这个机遇，选择国企产权社会化的改革战略，我们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团结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

本文摘自《观察者网》，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昆仑岩评论】

 

中央国企改革意见与天则所长盛洪的气急败坏

 

中央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终于出台了。人们如何评价，可谓反映当下中国政识分裂的一面镜子。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以臭名昭彰的“汉奸理论”发明家茅于轼为祖师爷、据说早就被吊销营业执照而法无授权照样可长期胡作非为的那个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现任所长、被媒体捧为“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教授，气急败坏地跳出来，破口大骂：“这种国企改革方案有什么意义”，“一意孤行做大做强国企，这叫什么改革？这完全是反改革，打着改革的旗号，做着反改革的事情，是又一次欺骗舆论”。

 

其实，他所能够拿出来作为攻击理由的什么“国企就是垄断”、“国企没贡献”之类的谎言，以及主张把国有资本还给“人民”（即私有化）、“国家退出去让民营企业经营就完了”、“央企不应合并而应肢解”等等谬论，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因其不符合、而且扭曲了最基本的事实，早就被主张正义和公道的学者们批得体无完肤，中央当然不能予以采纳。新鲜的倒是，这位大所长恼羞成怒、口吐真言，说了一句露了底的狠话：“在我看来更严重的是，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国企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起支柱作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而天则所的这位头面人物公然叫嚣“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言下之意，显然不仅仅是国企的存在，而且共产党的执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存在，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问题。他们所要的国企“改革”，就是要改掉国企、消灭国企、全面私有化，彻底摧毁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真应了中国那些脍炙人口的老话，“狗急跳墙，人急造反”，“图穷匕首见”！

 

这位头面人物禁不住还进一步指责中央，在国企改革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叫嚣“党管国企不如让市场来管”。换言之，他们要搞国企私有化的如意算盘，怎么能让共产党来干预、来妨碍呢？与其让蒋洁敏偷偷摸摸搞腐败，不如他们搞国企私有化彻底腐败，彻底化公为私了，你共产党也就没有权力抓腐败了！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苍蝇的凄厉，甚或辱骂，反衬的是中央的政治定力，是中央国企改革意见的主心骨，这倒让人们对这轮国企改革增加了信心，看到了可能与那些私有化鼓吹者的希望所不同的前景。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天则所长的气急败坏是应该的，如果不这样，反倒会让人们奇怪，对中央的国企改革意见产生疑虑。再说，不出几声凄厉和抽泣，他又拿什么向豢养他们、对他们寄予厚望的外国老板交代？问题是，中国的媒体和学界，怎么总有供苍蝇哀鸣的肮脏之地呢！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

 

附录：

 

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 | 盛洪：我为什么反对国企改革方案

 

（作者：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载：中评网）

 

秋风渐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国有企业，这个备受批评、且拥有数千万职工的企业群体面临新一轮的调整。

著名经济学家盛洪从2010年起就不断呼吁要进行第二次国企改革，一直呼吁国企打破垄断，上缴利润，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顽疾。近日，中评网专访盛洪，请他谈了一下自己对本轮国企改革的看法。

 

真正的改革应该破除国企垄断

 

中评网：第二次国企改革正式落地了，您从2010年一直在呼吁启动第二次国企改革，这一次落地情况下您心里有什么感受？

 

盛洪：第一次国企改革是放权让利，原来国企被管得很死，放权让利能激发国企管理层积极性和员工积极性。现在则是放权让利走过头了，很多年没有让国企交利润，不交利润的部分让国企有自主权决定分配，而且还额外增加了很多对国企的优惠制度和政策，包括垄断权、免费使用国有土地、低利息的贷款、很低的自然资源租金等等。我讲第二次国企改革是针对这些问题的改革，像这次的“国企改革”内容我不太认同。

 

中评网：为什么不太认同？

 

盛洪：改革是解决问题的，这次的改革基本没有针对我说的问题，比如说国企垄断权问题、国企免费和低价使用国有资源的问题、不上交利润的问题、国企内部没有限制分配的问题，这些问题才是问题。在我看来更严重的是，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国企使得政府不能公正的对待国企和非国企，破坏了政府的公正性；国企管理层和行政官员是互换身份，政府行政官员天生就跟国企高管是一群人，国企的存在让我们很难去期待政府公平对待国企和非国企，违反政府之所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政府是要公正。

我们给国企这么多优惠政策和垄断权，民营企业怎么和他们竞争，他们在市场中不是公平竞争者，会破坏市场经济基本制度。

现在因为垄断国企存在，占有全国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这么大的资源造成的损失一年得数万亿。我国经济增长减速，很大程度上因为垄断国企存在和保护垄断的结果，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不改一天损失上百亿。如果不想解决这个问题，那改革是为了什么？

 

国企做大做强做优是错的

 

中评网：文件里提到说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做优”。

 

盛洪：把国企“做大做强做优”是错的。国企为什么要做大做强？国企不是一般的企业，它不应该在营利性的领域中跟民营企业竞争，凡是民营企业可以做的事都不应该国企来做。再加上国企可以通过政治资源获得垄断权，通过政治权力获得免费的资源，这是对全民利益的损害。

 

中评网：文件里提到把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盛洪：我们认为：第一，我们说的是问题，他们认为不是问题，我们认为不是问题的，他们认为是问题，这种国企改革方案有什么意义。他们完全无视社会上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声音，一意孤行做大做强国企，这叫什么改革？这完全是反改革，打着改革的旗号，做着反改革的事情，是又一次欺骗舆论。

 

改革没有触动既得利益：有垄断权傻子也能赚钱

 

中评网：国企除了垄断之外还有内部治理的问题，您也提到过内部人控制奖金发放，这次改革文件里面似乎也提到把国企进行分类管理，任命制和选聘相结合，这样做能不能触动国企高管既得利益。

 

盛洪：也不能。比如说分类管理，有一类是商业性的，有一类是公益性的。先谈商业性的。我要根据你的绩效对你进行考核，但是他的绩效怎么评价？他的绩效不是真实的。你的利润哪里来？因为你垄断了，因为你不交地租，因为你的贷款利率是低的，你拿到石油开采权以每吨30元获得，人家可能每吨400元获得，完全不是同等的，我怎么衡量你的真实绩效？

再比如金融，银行有这么多利润，你要知道它的利润怎么来的。由中央银行规定的存贷款利率差，多少年没有变，最近两年稍微有一点调整，基本上还是要顾及利益集团的利益，十几年是3%的利差，利差相当于垄断价格，又是管制价格，政府规定了你有3%的利差，一般的国家是1.5%到2%，市场经济国家是竞争决定的利差。而这3%是行政部门规定的，这不都是假的吗，你怎么去衡量这些人真正的努力，放一个傻子有垄断权不照样赚钱吗？

而且像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企业冗员很严重，他们工资又很高，效率很低，怎么去衡量？人造的市场环境，人造的绩效，你说我们怎么去给他奖励？光地租优惠，国有企业全算下来一年至少1万亿以上，现在国企业就1万多亿利润，利润基本上就是地租，他们有什么贡献？任何一个民营企业不交地租，利润就多出好大一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在支付足额成本之前这些所谓绩效评价都是假的。

 

淡马锡模式毫无必要：国有资本应还给人民

 

中评网：这次文件在国资管理方面，引进了淡马锡模式，把管理资产变成管理资本，成立国资运营中心，国资委说不管事情了，就管资本。

 

盛洪：淡马锡模式是多余的，只不过中国这些人要保留国有企业，才老提淡马锡。淡马锡模式有什么必要？你为什么要让国有资本赚钱给民众，没有必要，国家退出去让民营企业经营就完了。

淡马锡是所谓国家资本，但不是国有企业，是私法企业，是按照私营企业去运营的，但是资本是国有的。我们的问题是，干嘛要这些国有的资本，没有必要。国家或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获得收入就靠税收，现在为什么要搞出这个东西来，这个东西没有值得深入讨论的价值。

 

央企合并是灾难 肢解更利于中央管理

 

中评网：您以前提出来把国企肢解掉，把中石油、中石化拆借成许多小公司，但是现在其实南北车合并以后，央企正迎来兼并重组潮，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盛洪：兼并重组后肯定垄断势力更大，对社会、消费者和民营企业都没有好处。逻辑很简单，垄断势力大了无可奈何于它，更没有办法制约它。央企合并以后，中央政府如果想管难度就更高了，因为更容易和你对抗了，像中石油、中石化，发改委、能源局都管不住，他们是庞然大物，你不能否认。如果你把三桶油合成一桶油，那你就更完了，对中央政府来说，你面对的是竞争者还是垄断者？

 

我们原来举过例子，只有中国电信一家的时候，中央政府跟它谈判代价特别高，后来有联通进入以后立刻就变过来。如果中央政府真是想改革，就不应该合并，恰恰是肢解，比如说现在有中石油、中石化本身可以拆分成几个公司，而不是合成一个公司，只是合并了显得总规模很大。对于中央政府来讲，它要真想去管住这些国有企业，也是肢解了更好。就像汉初贾谊说的，叫“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初有很多诸侯太大，中央政府是管不了，你把诸侯分封更多一些，汉武帝的“推恩令”是说，如果一个诸侯三个儿子，诸侯死了三个儿子都封王，每个人分三分之一的国土，这样几代下去每个诸侯就变得特别小，对于中央政府是有好处的。对于垄断国企也是一样的，如果以为合并起来更好管，是非常愚蠢的一种想法。

 

党管国企不如让市场来管

 

中评网：关于国企管理，这次文件明确提出党管国企。

 

盛洪：原来就是党管国企，原来就是中组部来管，也出了很多问题。

正是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你认为就是管的不够、抓的不够，然后你就管得更多、抓得更多，结果就是更遭。要靠机制而不是抓和管。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就是抓出来，农业用得着抓吗？老百姓自己去种粮食就种，市场经济起作用。邓小平就不抓。我们钢产量，原来“以钢为纲”突破不了3000万吨，现在年产8亿吨从来没听说谁要抓钢铁。你要抓也要有抓的制度，你怎么去抓，你不是天天汇报？汇报就会有虚假信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市场竞争，市场不会骗你，我要是垄断，像中石油那样，你都不知道我的成本是多少，但是如果有竞争性市场就知道你的成本是多少，竞争让这些企业暴露出真实成本来。

越抓越糟糕，越管越糟糕。改革不是抓出来的，哪个产业发展是抓起来的？恰恰是市场起作用，老百姓的积极性，企业家的智慧，这一点如果都不懂的话，改革毫无疑问必然失败。那么多贪污犯，那不都是中组部用的，蒋洁敏这些人不都是吗，中石油窝案不都是中组部用的人？整个制度没有制约抓有什么用？

 

利用体制内力量打破垄断

 

中评网：这次文件出台时，我们回顾一下中石油、中石化、电信、联通这些企业的历史，他们以前并不存在的，联通和电信以前从工信部拆分出来的，当年朱镕基把部委拆借成电信、联通两家企业，当时互相竞争，我们是不是沿着这种方向改革下去？

 

盛洪：原来中国电信是邮电部的，其他部委，什么电子部、铁道部，看到这有油水，他们要求进入到电信业，联通就是由好几个部联合组成的。利用体制内的一些力量来打破垄断，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对的，即使不是民营企业来进入。比如对石油的改革，我们提出来首先不是民营企业进入的问题，是别的国有企业进入，比如说中国化工、中信、华能等等这就好几家，他们也有动力进。我们应该支持体制内国有企业，只要它不是垄断，要进入这个领域就要支持。它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赚钱，这是有改革的力量和改革的动力，就跟当初联通进入是一样的。

 

中评网：有一个问题我们很不能理解，自从90年代末电信、联通、中石油、中石化央企成立之后，为什么到本世纪初前10年似乎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嘎然而止慢慢消亡，阻力到底来自何方呢？

 

盛洪：因为利益集团弄明白了。刚开始大家都不明白市场经济，后来国企和行政部门的官员他们也明白了，如果把竞争者赶出去可能获得更大利益。此外还有一个背景，原来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国企普遍陷入困境，有一个所谓国企解困和脱困的问题，朱镕基时代还做过解决三角债问题等等。在2000年左右，那会儿的资源价格比较低，包括石油价格、煤炭价格、土地价格都比较低，这些资源型国企当时也是很困难。这时候从国企管理层来看他们明白垄断有好处，朱镕基觉得是脱困的好主意。尤其在最开始大家都没太意识到，像三桶油的垄断确立在1999年，那个时候搞了合并，那个时候石油价格比较低，所以搞垄断。当时的理由是要脱困，所以政治上没有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当时历史背景是那样。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没觉得搞三桶油怎么样，后来发现三桶油可了不得。油价逐渐上涨使他们更知道自己的利益，他们就捍卫自己的垄断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全称为《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国改方案”，前天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此轮国企改革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指导意见”是确保国企改革少走弯路尤其是不走“歧路”的系统性顶层设计。

围绕国企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改革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三个关键疑问，30余年来，国内外各种正反力量进行了一轮接一轮的反复博弈与较量，有些是明的，有些是暗的，有些是半明半暗的。

博弈与较量的本质，不是市场性的和经济性的，而是高度政治性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民众一方，旨在通过国企改革，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夯实并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力量，巩固和强化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石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则以国内外敌对势力，持市场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市场自由派”专家、学者、媒体人士、公知大V、国际投行、背景复杂的各类基金会等为代表人物，试图干预和左右我国的国企改革，其用心是最好把我国的国企改革朝全盘私有化的歧路上引，从而先掏空中共长久执政的经济基础，使中共最终丧失执政地位。若此招不成，先改成类似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也成。

两天来，在各大网络论坛与微信朋友圈中，对“指导意见”多有议论。多数议论意见，表现出对此轮国企改革尤其是推进混合所有制，会否再次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面积和大体量流失的担心。尽管有些言辞尖锐甚至尖刻，但这样的担心出发点是善意的。少数攻击性意见失落、失意和失态——这些人意识到如果按“指导意见”推进此轮国企改革，并改出卓有成效来，那么，至少在未来的数十年间，其试图借国企改革“改垮中国”的图谋真就成了黄梁一梦。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的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更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资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使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得到明显增强。”“指导意见”用这段提纲挈领、立场坚定、简明扼要、决不含糊其辞的文字，清晰表达出由习大大亲自定调掌舵的此轮国企改革的战略定位，再次彰显了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宪法自信。

纵观30余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企改革所颁行的历次纲领性文件，这一次是最坚定、最不带模凌两可语气和妥协成份的政治宣示。所以，各方人士若真正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出发来关心此轮国企改革，上文所引用的这段直接体现中共主导推进的此轮国企改革，并带有强烈的政治指向和政治意志的阐述，值得细细咀嚼与品味。如果把它视为一段官话、套话、大话而不屑一顾，奢谈此轮国企改革应该如何如何，自以为是地扮演“诸葛亮”，那就太不着边际了。

作为顶层政策设计，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共有三十条。鉴于“指导意见”是国企改革“1+N”方案中走提纲掣领作用“1”，故而，其表述总体看仍相对抽象，倘若人们对国企改革的理解尚停留于概念性认知阶段，那么，学习、理解、把握“指导意见”之精髓，可着重关注和体察如下关键性内容：

五项基本原则为国企改革定基调

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此轮国企改革的根本原则；

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注意，此处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向”戴有“社会主义”的笼套，从源头环节就排斥了其它各类“主义”对改革的干扰乃至骚扰；

改革必须“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即，增强国企和国有经济活力与强化监管并行不悖，决非无原则的为改革而改革，为搞活而搞活；

改革必须“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这里的“坚持”既指改革过程，亦是检验改革成果的一根最关键标尺。如果改革的结果是消弱甚至放弃党对国企及国有经济的领导，则直接有悖改革之初衷，并带来无穷后患。“原则四”既是此轮国企改革的根本方向，亦是此轮国企改革魂之所在；

改革必须“坚持积极稳妥推进”。这里所指的“积极”，不同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后“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带有明显的“被动”性质，而是特指抓住历史机遇积极进取、趁势而为、主动出击。这里所指的“稳妥”，指不搞大呼隆、不搞一刀切，不强下考核指标，而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企制宜、一行（业）一策、一企一策，成熟一家，改革一家。

混改不为圈钱而是“利益捆绑”和“经济统战”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混改战略后，国内有人为了将水搅浑，一度反复散布“国企不行了，只能通过出卖国有股权救急”的谬论。事实是，仅以现有113家央企为例，除少数因遭遇全球性、周期性行业下行寒流而处于连续亏损周期外，绝大多数央企和地方国企今天一点都不差钱。笔者在此仅举两组数据：

数据一，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时，央企总资产刚过7万亿元，到2014年底，央企总资产已达102万亿元，其中，尽管去年全球经济依然疲软不堪，但央企资产的年同比增幅仍高达12.1%。短短十一年间，央企的发展速度、实力增长幅度尤其是发展态势，足以让费尽心计唱衰中国国有经济的西方敌对势力害怕。

数据二，截止去年底，各级国有企业数量只占全国全部企业数量的1.2%，可在上市A股中，各类国企的占比高达全部上市公司的38%。

既然不差钱，那么主动而为的混改就一定有精准定位、指向清晰的战略价值所倚——那就是，利用强壮的国有资本做基本盘，汲纳各类社会资本（注意，民营资本只是其一而非全部）参股各类国企，设置和增发灵活多样的“优先股”和“特殊股”，并以增量持股而非存量持股为主，形成由国企及国资控大股的混合所有制，组建新的国企集团化公司，在此基础上通过国企集团的集体上市，实现国企资产证券化。过程之中，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共谋发展、共享收益，形成以国资为“带头大哥”的“经济统一战线”。如是，混改即使只实现其一半，都蔚为壮观！

利益往往决定态度与立场。实现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利益赎买”、“利益收编”，在舆论层面和实务层面，各种把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故意对立起来、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的“杂音”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市场。故而，若能把混改做扎实，它还将收消解“舆论污染”之边际效应。

话到此，有个问题还须实话直说：自从中央决定推进混改后，部分民企代表人物，在多个场合反复主张民资参与国企混改后的话语权问题。不少媒体亦借机热炒这一话题。笔者想直言不讳的是，本轮混改可不是国企求民资来帮助国企脱困，而是国企国资占据绝对主动地位。谁若不信，就请仔细审读一下今年上半年中石化成品油销售板块的混改案例。该案例成功融到混改资金千亿元，当时，多少民资对“混进”中石化趋之若鹜，可中石化却一个劲“挑挑捡捡”。为什么——皆因中石化的混改不是为了圈钱脱困。中石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挑捡标准”之首，就看想入股民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态度，以及对公有制的政治态度。所以，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民企，若不想错失历史机缘，谋求与国企国资共发展、同获利，就得真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如此才能把目光放长远，才不至于计较虚幻的、自以为是的所谓“话语权”。

员工持股必须以“增量持股”为主

国企及国有资产乃全民资产，这就使国企员工持股变得十分敏感。即使持股过程没有出现大面积、大体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亦然。前几轮国企改革之所以广受舆论诟病，很大程度皆缘起于混改及员工持股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最终不得不多次叫停。

上海与重庆，系国内两大国企国资重镇。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上海与重庆成为此轮国企改革的两大先行先试城市。笔者一直系统性地关注此轮国企改革，发现刚颁行的“指导意见”有相当篇幅参考和汲纳了上海与重庆先行先试的做法与经验。然而，时至今日，上海与重庆的员工持股依然难有实质性突破。应该说，在中央大政策未明的情形下，上海与重庆并非保守而是必须之谨慎。

从情理到法理，全世界都尚未就国企员工持股尤其是管理层持大股的合法性做出令人信服的清晰解析。从合理性出发作一般性推导，国企员工持股，亦是为了在国企内部试行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捆绑”，但这一解释目前尚很难为全民所接受。

前几轮混改，尤其是2004年前后引发“郞顾之争”的山东鲁能混改和江苏春兰混改之失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注重于存量混改，从而引发了舆论对借混改瓜分国有资产的极度不满。事实也的确如此，国企存量资产中，不仅仅包括各类存量资产，更天然包括有品牌、商标、专利、市场份额及发展潜力等诸多无形资产，且存量资产形成于不同的时代背景、政策扶持背景，要进行相对科学的作价，连天王老子都感到为难。可反过来，从改革本身就带有制度创新与尝试的要义出发，对员工持股采取一味禁止或回避也不是办法。“指导意见”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先开一个“增量持股”的小口子试起来再说，行的话可扩大试点，不成重新收口子损失亦相对可控。

当然，即使混改尤其是员工持股的风险总体可控，在具体操作层面，依然涉及增量资产如何作价、持股比例如何界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持股比例如何确定等三大敏感问题。若在操作时稍有不慎，员工持股的可尝试性就会丧失殆尽。

只要加强党的领导，混改出不了大乱子

前几轮混改之所以名声不佳，包括整个国企改革明明成绩显著但社会整体评价不高，根本原因是变相乃至直接放弃了党对国企和整个国有经济的强有力领导与监控。自1984年提出“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国企党组织在国企内部的领导地位可谓“一落千丈”，还导致了日后越来越甚的、形形色色的“国企腐败”。长长的过程之中，中央虽曾数次出台文件试图纠偏，但始终收效甚微，以至于问题越积越深。

习大大主政后，一系列的反腐举措及正风肃纪行动，已使整个社会政治大环境持续恶化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自从中央与地方巡视开始向国企覆盖后，针对触目惊心的问题，国企党委与纪委在国企中的应有地位开始得到一定重视。两大最明显的改观是：提出并重申了国企党组织在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国企党建工作纳入国有企业章程。

囿于现实的种种考量，也许是出于带有政治智慧的“政治策略”，相关的“绳索”远未一次性收紧——譬如，中央尚未明确国企党组织的法定地位与国企董事会的市场法人地位是个什么关系？笔者从国情出发理解，既然党对国企及国有经济的领导与监控权由《宪法》授于，国企党组织的法定地位理当高于国企董事会的市场法人地位。这应当不存疑义，但兑现需要时间。

客观地讲，若说“指导意见”的表述尚有不少含糊之处，这一块应该就是最显著的。今后数年，譬如在2020年前，国企党组织的法定地位如何有效体现，并无现成答案和明确的规章可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轮国企改革中，如何定位与处理国企党组织与董事会，国企纪委与监事会的关系，以及党管国企干部原则究竟如何落实，这些问题皆极端重要，往大处说，它关乎具体的国企和国有经济究竟被谁掌握的问题，将从根本上左右并决定此轮国企改革之成败。从实务层面看，它亦是确保混改不出现大乱子的根本前提。

但形势比人强。鉴于各种高压线越架越密，从整体上看，本轮混改要避免国有资产完全不流失做不到，但出现大面积、大体量流失的几率已微乎其微。

此轮国企改革更具战略性、统筹性和系统性。目前的改革方案总体上可让人放心，但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指导意见”只是“1+N”方案之纲。具体改革的逐项推进，尚需等待陆续出台的“N”作更具体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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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新华社9月14日发布《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有文化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规范进行转企改制，一大批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演出、电影院线、图书发行、有线电视网络等文化内容生产企业和文化信息传播企业迅速成长，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文化服务更加活跃，有力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市场繁荣，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还没有到位，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现象时有出现;国有资本运行效率还不够高，内部经营管理问题比较多，知名文化企业和文化品牌比较少;相关体制机制和配套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两个效益相统一的环境条件需要进一步优化。

文化企业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国有文化企业是发展文化产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必须着力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表率带动作用，在推动两个效益相统一中走在前列。这是新形势下打造文化创新主体、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活跃文化市场的客观需要，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选择。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确保国有文化企业始终坚持正确文化立场，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文化产品，提供更多有意义有品位有市场的文化服务，切实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二、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遵循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文化产品生产传播规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国有企业改革大框架下，充分体现文化例外要求，积极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以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以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强化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为保障，建立健全确保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越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越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文化企业特点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关系，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加强分类指导，创新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正确处理党委、政府与国有文化企业的关系，统筹制度设计和政策配套，明确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尊重企业法人主体地位和自主经营权，强化政策引导，严格依法监管，注重道德调节，坚守社会责任，把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要求落到实处。

三、完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

明确把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的经营理念体现到企业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中，推动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内部激励和约束相结合，形成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

科学设置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企业党委成员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切实履行内容导向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党委、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等决策机构要依据各自的职责、权限和议事规则，讨论决定涉及内容导向管理的重大事项及企业运营与发展的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从事内容创作生产传播的文化企业，要建立和完善编辑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强化总编辑等内容把关岗位的职责，对涉及内容导向问题的事项，具有否决权。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时政类报刊等新闻单位，可以依法依规开展有关经营活动，但必须做到事业与企业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禁止采编播人员与经营人员混岗。

深化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和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健全绩效考核办法，实行差异化考核，对直接涉及内容创作的部门和岗位，要以社会效益考核为主，收入分配和奖励也要适当予以倾斜。

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着力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转变发展方式，强化导向管理，全面提质增效，打造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骨干文化企业，使之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

坚持立足主业发展，形成内容优势和传播优势，扩大市场占有率和话语权。树立精品意识，完善引导激励机制，加强原创和现实题材创作，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中国人民奋斗追求的优秀文化产品。健全传播网络，规范传播秩序，发展现代流通形式，加强市场营销，鼓励和引导文化消费，不断扩大优秀文化产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关力度，建立健全相关标准规范、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抢占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制高点。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明确股份制改造的范围、股权结构和管理要求。按规定已经转企的出版社、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新闻网站等，实行国有独资或国有文化企业控股下的国有多元。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探索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新闻媒体中的广告、印刷、发行、传输网络部分，可剥离进行转企改制，由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利用市场资源和社会力量，为发展壮大新闻宣传主业服务。在新闻出版传媒领域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积极稳妥开展试点。

推进以资本为纽带进行联合、重组。鼓励符合条件的国有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推动出版、发行、影视、演艺集团交叉持股或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并购重组，突出内容建设，强化技术支撑。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强化互联网思维，实现跨媒体、全媒体发展。推动以党报党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和实力雄厚的行业性报刊出版单位为龙头，整合本区域本行业报刊资源。推动党政部门逐步与所主管主办的出版社和非时政类报刊社等企业脱钩，可以整合资源组建出版传媒集团，由集团履行相应主管主办职责，也可以划转给相应符合条件的企业来主管主办，推动政企分开。

五、完善资产监管运营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

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有效行使出资人权利，是党委和政府加强对国有文化企业干部管理、导向管理的重要依据，是确保国有文化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制度保障。必须坚持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宣传业务的终审权、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确保国有文化企业正确履行社会文化责任，确保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

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按照依法规范的要求，探索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宣传部门有效主导的管理模式，推动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各地可结合实际继续对本地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模式进行改革探索，完善宣传部门有效监管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主管主办制度与出资人制度的有机衔接。

建立健全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评价考核机制。研究制定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国有文化企业的功能作用，明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并将社会效益考核细化量化到政治导向、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受众反应、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具体指标中，形成对社会效益的可量化、可核查要求；科学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经济考核指标，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发行量、唯点击率。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确保社会效益要求的落实。

强化国有文化资产监管运营。推进国有文化资本授权经营，统筹考虑两个效益相统一要求，形成国有文化资本流动重组、布局调整的有效平台，优化资本资源配置，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增强实力、活力、抗风险能力，更好地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充分体现文化特点，制定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做好有关清产核资工作，完善和落实文化企业国有资产指定入场交易的具体办法。建立健全文化企业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建立健全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

六、发挥文化经济政策引导、激励和保障作用

文化经济政策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确保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重要保障，是扶持引导文化产业、培育规范文化市场的重要手段。必须着力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保证国有文化企业合理经济效益、职工合理经济利益，引导国有文化企业自觉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政府采购和资助办法，积极有序推进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进一步支持国有文化企业发展。完善各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加大对社会效益突出的产业项目扶持力度。加大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投入力度，探索以国有资本金注入的方式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培育国家级骨干文化企业。省属重点文化企业，经省级政府批准，2020年年底前可免缴国有资本收益。

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组建或改组国有文化资本投资公司，设立国有文化资本投资基金，发挥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的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支持创新型企业和小微企业，更好地引导文化产业发展。

落实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执行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和文化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按照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统筹研究有利于文化内容创意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营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七、健全企业干部人才管理制度

落实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着力打造讲政治、守纪律、会经营、善管理、有文化的国有文化企业干部人才队伍。

加强企业干部人才管理。统筹企业负责人管理、关键岗位管理、社会化人才管理，做好现行文化单位干部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有关要求的衔接，做好主管主办单位干部管理与出资人制度有关要求的衔接。各地省属文化企业省管干部，由省级宣传部门会同组织部门共同负责提名、考察与管理。逐步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日常管理，及时调整不胜任、不称职的领导人员。建立企业负责人述职述德述廉述法制度，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建立企业负责人履行社会效益责任追究制度，对工作不力的进行诫勉谈话、降低薪酬标准，直至解除职务。

建立具有文化企业特点的干部人才评价考核制度。落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建立健全国有文化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办法，统筹考核社会效益、经营业绩、管理责任和薪酬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国有控股上市文化公司股权激励试点。开展国有文化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探索市场化选聘人才的办法。

八、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国有文化企业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为推进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企业党建工作机构，大型企业应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中小型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党群综合工作部门，根据企业实际需要确定专职政工干部的数量。积极吸收各方面人才特别是优秀青年入党，着力扩大党员在采编、创作等岗位的比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党组)负主体责任，纪委(纪检组)负监督责任，严明纪律和规矩，经常性开展党风党纪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从业环境。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和全过程，内化为企业精神和发展理念，提升干部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企业内生动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塑造国有文化企业良好形象。尊重职工主体地位，关注干部群众思想动态和利益诉求，帮助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九、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切实解决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做到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意见，认真抓好落实。

进一步为文化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快推进文化法治建设，健全文化产品和服务评价体系，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抵制低俗之风。建立健全严格的市场退出机制，对内容导向存在严重问题或经营不善、已不具备基本生产经营条件的国有文化企业，坚决依法吊销、撤销有关行政许可，予以关停。探索建立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开展社会评议，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加强政策业务培训和人才培养，完善有关职业资格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及时总结推广两个效益相统一的做法和经验。

严格工作纪律和要求。认真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政策法规和行业管理规定，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重大改革举措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和程序报批。

 

【国有企业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变革。周日下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一届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及未来发展发布的最全面的指导性意见。

《意见》中，国企的定位、国企的分类管理、国资委的职能、党在国企中的领导地位及与董事会的关系协调等重大问题上，已经没有争议。但国企改革中最核心的管理运营架构问题，即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建立，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至今，还没有太大突破。

《意见》明确了两类公司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定位，“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并要求，开展政府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

那么，“两类公司”的建立，是组建无数个汇金公司？商业类和公益类不同性质的国企，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中，具体如何玩转资本市场，才能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是难点，也是要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史正富教授，兼任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国企改革领域既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又有实践操盘经验。他早年就提出，所有者缺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无论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集团，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他认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和战略选择，就应该是产权资本化和资本社会化，改革的重点应该落在选择和培育有效的替身所有者上。

如今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意见，已经循着这样的轨迹前行。更进一步，两类公司的具体运营和战略构想，史正富也有成熟的思考，并且正在参与地方政府国企改革的试点，之前，他在与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昶合作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安排。】

 

国企改革：为全民福祉而战

本文以中央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为对象，提出一个以“产权资本化，资本社会化”为核心的企业产权改革战略，其目标是：极大提升这些大型现代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建设一个社会化的、多元共享的现代企业的资本－产权体系，和现代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稳固、持久、永续的经济基础。

这一社会化战略不同于目前存在的两种主要的国企改革思路。

它既反对“民营化”，也不赞成2003年以来逐步浮出水面的“国资委新政”，因为国资委把自己定位为国有资本运营者和国有产权增值的操盘者，是一项无法承担的使命。

本报告提出社会化改革战略的依据是，对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研究，对当代资本市场的深度考察，以及对国企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解。

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现代企业产权演变的长期趋势是所有者分散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其结果是资本所有权、资本经营权（即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三权分离。这种产权演化是现代生产力社会化的自然结果，但它也造成了企业的终极所有者“缺位”，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不是所有者归位，而是所有者替身化，即由职业的产权经营者来运作终极所有者的资本和行使企业股东的职能。现代企业和现代经济健康成长的关键，在于选择有效的替身所有者，即有效的产权经营者。

据此，国企改革的正确思路就应该是产权社会化，改革的重点则应该落实在培育有效的产权经营者和发展健康的产权经营行业。

国企产权改革不仅涉及企业这个层面，更牵动国家财富管理的全局。以土地等资源为主的我国国家财富的价值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增值，其数量之大，举世罕有。有效管理和使用这笔天文数字的社会财富，对我们超越西方经济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和长远的意义。

我们不仅要通过国企产权改革建立起一个社会共享的产权体系，而且要以此为契机，创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全面腾飞和伟大复兴提供稳固强大的物质基础。

两种背离产权社会化趋势的改革主张

谈到现代企业，众所周知的是“两权分离”，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事实上，更为深刻的变革是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的分离。因此，现代企业的结构特点是资本所有权、资本经营权（即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三权分离。具体说，现代企业所有权结构的长期趋势是所有者分散化、多元化、社会化和替身化。

这种产权演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和结果，它为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提供了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但这种产权演变的结果必然是企业的终极所有者缺位，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不是所有者归位，而是所有者替身化，即由职业的产权经营者来运作终极所有者的资本和行使企业股东的职能。

理解了现代企业产权向多元化、社会化演变的趋势和所有者替身化这样的制度安排以后，再来看目前关于国企改革的两种主要主张，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们的问题在哪里。

民营化与现代企业产权社会化的历史趋势相悖

在主流产权学派看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由于所有者缺位，因此，解决国企效率低下问题，民营化是必由之路。所谓民营化或私有化，是把国企产权通过承包、拍卖等途径转制为产权明晰的私营企业。

这样的民营化对中小国有企业还行得通，但对大型、特大型国企就行不通了。因为很显然，民营化与现代企业产权社会化的趋势相悖。

我们说过，现代企业多元化社会化的产权安排是对经典私人所有制的历史扬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私有制狭小的产权框架，无法适应和容纳现代企业和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日益增长和扩张的各种社会化因素。

大型国企的民营化必然会加剧私有产权安排，与现代企业中社会化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与国企改革的目标南辕北辙。

一方面，民营化不利于改革成果的社会共享，从而不符合国有企业改革的公平目标。

另一方面，民营化企业在短期财务利益和长远发展之间通常更重视前者，这必然会削弱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从而不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竞争力。

如前所述，在产权多元化社会化的现代企业中，所有者缺位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要提高企业效率，不应缘木求鱼，片面强调产权明晰，企求所有者归位，而应该是为企业寻找有效的替身所有者。

国资委化背离国企改革基本方向 并削弱国企长远发展能力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国资委的改革思路与民营化的主张虽然在政策层面截然对立，但两者的理论前提都是从主流的产权理论出发，希望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

到目前为止，国资委出台的政策涉及到国企的企业重组、资本预算、利润分红、董事会建设及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聘任等一系列企业的重大决策问题。我们把这些政策统称之为“国资委新政”，并把这些政策所宣示的改革主张称之为“国资委化”。

国资委新政和国资委化的核心是，国资委把自己定位为国有产权的运营者。因为上述政策涉及的各项工作，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属于资本经营公司的正常职能。

但是，为其本身性质所决定，国资委不可能有效承担国有产权经营者的职能。

因为第一，作为政府机关，国资委是不能从经营产权的增值中分享收益的，否则与它作为政府机构的本质属性相矛盾。

我们说过，替身所有者激励的核心是分享受托产权的增值，从而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真实所有者。对国资委而言，放弃分享资本增值的激励，如何解决其工作人员的动力问题，将是一个致命伤。

第二，产权经营是一项高度专业的工作，要求从业人员具有非常专业的训练，不断学习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并长期参与企业的治理。这样的人才与出任政府官员所要求的素质截然不同，不能靠行政任命，只有靠市场来筛选。

第三，产权经营所涉及的企业兼并、重组及重大投资都是高度机密并要求迅速决策的工作，必须限定在企业董事会的小范围内进行。按照国资委目前的规定，这些企业决策都要国资委来审批，其结果，不是泄漏机密就是贻误机会，根本行不通。

有论者认为，国资委应该效法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成为大型国企的资本运营者。国资委在给自己定位时，很可能也有这样的考量。但是，中国大型国企的规模和数量之大，包括的行业之广，举世仅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资本经营公司有能力来运作产业跨度如此之广，资本规模如此之大的中国大型国企。国资委给自己规定的是一项在实践上根本无法承担的使命。

另外，国资委以政府机构的角色来行使资本经营者的职能，也必然会造成政企不分、官僚主义等等弊端，这只会加剧国企效率低下的问题，不利于国企长远发展，而且会对国企经营者主权造成损害。

我们认为，在考量国资委的工作定位时，应该把产权经营与对产权经营的行业管理区别开来。前者是指包括选择项目、产权投资、选拔董事、治理受资企业以及变现退出等高度专业性的操作。而后者，即行业管理，则是指对产权资本这个行业的法规政策的制定及产权经营者监管等宏观行为。显然，国资委这样的政府机构或许应该承担某种行业管理的职能，但不应该是国有产权经营的职能。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和产权经营的行业管理这个领域，国资委是可以大显身手的。

综上所述，可知民营化和国资委化这两种思路和主张在理论上都是源于对现代企业产权多元化社会化演变趋势及其后果的认知失误。产权多元化社会化是现代企业发展演变的大势所趋，而所有者缺位是产权多元化社会化的必然产物。

据此，国企改革的正确思路和战略选择就应该是产权资本化和资本社会化，改革的重点则应该落实在选择和培育有效的替身所有者。

培育我国产权经营者行业的初步构想

从培育替身所有者这一视角出发，国企产权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企业产权资本化，资本经营者多元化，资本社会化。

国企产权转为社会化资本有三条途径：

第一，国有资产转变为社会资本：即通过将国企中的股权配置给社会公益机构，使公益机构行使产权所有者的全部职能，并以股权红利和增值来支持相应的社会公益事业；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可以相应调减对这些机构的年度财政拨款，或者拨款的增长率。

教育、医疗、科研、环保、文化艺术、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等公共事业是服务于社会最大多数人利益和需求的，这些公益事业在世界各国都不是全靠市场运作的，而需要公共财政的资助。

把大型国企的股权配置给这类公益事业单位，用本来应归全民共享的国企利润来支持为全民服务、让全民受益的社会公共事业，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了。

这样的改革，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家对公共事业部门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对原来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的这些公益机构来说，也有了一块不受国家财政收支影响的、自主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它们从行政事业单位变成真正独立的社会法人。

对全民来说，这是一次改革，永久受益；而从培育竞争性产权经营行业来说，这一改革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国有资产转变为国家所有的股权资本：即将企业的国有股权通过合约方式委托给专业产权经营公司去运作，定期进行终止结算，对委托期的产权增值，由国家和产权经营公司按预定合同规则进行分配。这样，国企中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国有股权资本；国资委考核产权经营者的资本管理能力，而产权经营公司代替国资委出任国企的股东和董事。

第三，将国有资产转变为国家年金资本：即通过将国有产权出售变现为货币资本，再用货币资本对可以带来固定收入的资产进行投资，从而使国家财政增加一项由资产产生的稳定的收入来源。

所谓年金资本，是指能产生稳定现金回报的投资，回报率不求高，而求稳，求现金分红的稳定性。这正好是指能源、交通、电力、城市公用事业这类基础设施的。现在，国家要在这些部门引入民营化，理由是资金问题。按照本报告的研究，这个观点是有害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不能高；如果高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就会增高，国际竞争力就会降低。

现在，国家一方面出口退税，补贴工商企业；另一方面，又让基础设施自行定价，从水、电、路，到通讯、能源，全面涨价。其结果，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下，国家支持自己的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必要措施。但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不符合WTO的原则，时间长了必起国际纠纷。因此，最好是把基础设施的收费降低，不赚钱，这样等于企业就得到了补贴。

如果（1）把产业企业的股本金卖掉，卖出来的现金转变成为投资基金；（2）投资基金用于投资和回购基础设施项目的股权；（3）然后把这些设施通过招标委托给专业公司进行运营管理，那么，既可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也可使基础设施的企业使用成本大大降低。

通过以上三个途径的转型，我们就会有如下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的大型国企产权结构（图）。

国企产权社会化应该区分的两种类型，采取不同的方案

国企产权的社会化改革，要从不同大型国企的具体情况出发。从企业的业务性质来看，大型国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像中石油、中移动、宝钢这样有明确主营业务的产业企业；另一类则是像中信集团、招商局集团这样跨部门多行业投资控股型企业。对于这两类形态不同的国企，显然应该采取不同的改革方案。

第一，对于主营业务突出的产业企业，产权改革的内容显然是，按上述三个途径转变为不同的社会资本。

以宝钢为例，我们匡算整个集团的市场净值应在1000亿元以上。按社会化资本的三种形式各占三分之一计，约330亿元作为社会资本，配置给够格的社会公益机构，并且相应调减对这些公益机构的财政拨款；约330亿元委托给专业产权经营公司管理，追求其资本价值的长期增值；其余约330亿元股权变现为现金，再购买可产生固定收入的基础设施类资产，使其为国家财政产生相对稳定的年金收入。

第二，对于跨部门多行业的投资控股型企业，其产权改革的内容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把企业经营的总部，转型为专业的产权经营公司；另一方面，将其旗下控股的产业企业股权转型为股权资本，经由国资委委托给改造形成的产权经营公司。

以招商局集团为例，先将招商局总部和其经营团队，改造为专业的产权经营公司，比如招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再将集团持有的招商银行、招商证券、招商基建、招商轮船、招商地产等控股企业的股权，评估后协商作价，作为国有股权资本，签约委托给新成立的招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资委负责对其实施行业监督，而招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则对受托管理的上述股权，自主进行产权的资本运作；委托期满（比如10年）时，进行股权清算，并按委托资本的增值情况对招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奖励。这样，在实体资产转化为国有股权资本的同时，这类国企经营团队原来拥有的资本经营和运作的专业能力，由于引入资本管理行业的激励机制，将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放大这类企业有望成为我国产权经营行业的龙头企业，为该行业在我国的崛起发挥主导作用。

国企产权的社会化改革急需产权经营行业的发展

培育和发展产权经营行业，对上述国企产权的社会化改革至关重要。按国企产权社会化的三种途径，都要求国家把国有资本配置权委托出去。

第一，社会公益资本配置给公益机构后，这些机构便需要成立自己的产权经营机构；第二，国有股权资本的委托要实现有效增长，离不开一个健康有效的产权经营行业；第三，国家年金资本在收购和招标经营年金资产时，也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经营市场。可见，培育和发展健康的产权经营行业是上述社会化改革战略成功的关键。

可以设想，我国的产权经营行业的发展可能有三个起点。一是从原来投资控股型国企改造而产生的产权经营公司，有望率先成为本行业的规模化龙头企业。

其次，从获得国企股权配置的社会公益机构中，也会产生一批产权经营公司，比如“清华基金”，“北大基金”，“中科院基金”等，来管理运作自己的股权资本。

再次，近年来从创业风险投资中成长起来的本土创投公司，很容易把业务延伸到股权资本的整个领域，成为该行业的新兴力量。关键是国家要尽早确立战略远景和行业政策，加快这个行业的发育和发展。

国企产权社会化改革效益的总体匡算

为了让人们对我们提出的改革思路及其效益有一个数量概念，我们对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效益做了一个数量上的匡算。其中国企资产的数字根据的是我们的粗略估算，并不确切，但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大的概念。

社会公益资本：假设国资总值为20万亿元，以其中的30%以股权配置给社会公益机构，涉及产权价值6万亿；假设每家社会公益机构的平均受资水平为200亿，则需要具备国有资产经营权资格的社会公益机构为300个；通盘假设这部分公共资产的年均收益为6～7%。

年度收益总额为3600至4200亿。因此，若国家财政对这类机构的拨款相应减少，则可年度减支约4000亿。

国有股权资本：另外30%，即6万亿转为股权资本，委托给专业投资公司管理。若每家股权资本管理机构的平均管理额为300亿元，则总体需要200家此类管理机构。假设这些股权资本的年均成长率与国民经济同步略高为10%，则七年资本可翻一番。

国家年金资本：剩下的40%变现，形成8万亿货币资金，由此成立国家固定收入投资基金，用于收购和建设能够产生固定收入的基础设施类资产，再假设这些资产的年收益率为5%，则由此产生的年度固定收入为4000亿。与此同时，这些资产本身也将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持续增值。

总括起来，20万亿的国有企业资产现在变成了三类不同形态的资本，其中6万亿的社会公益资本，6万亿的国有股权资本及8万亿的国家年金资本。与此同时，国家年度财政支出可减少4000亿，年度收入增加4000亿，两者合计等于财政增收8000亿，以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39300亿来计算，这将达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另外，6万亿国有股权资本和8万亿国家年金资本还将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

从国企产权转型到建设现代国家财富管理体系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仅涉及企业这个层面，更是牵动国家财富管理的全局。事实上，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不仅要通过国企产权改革建立起一个社会共享的产权体系，而且要以此为契机，创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或曰国家理财体系。

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意义重大，值得专题讨论。此处只做初步勾勒，以为深入研究的起点。

我国国家财富的潜在价值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本文讨论的国企产权的财富价值，已然规模庞大。但是，相对于我国可以实现的巨大潜在财富而言，又可能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些潜在的财富，包括土地、房产、资源及市场准入权等，它们的价值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成正比。

不难想见，我国现在正在亲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和将在短短的数十年内使几亿人口由农转工、离乡进城，由此引发的对住房交通、科教文卫、休闲娱乐等的建设需求是何其巨大，不啻于再造一个城市中国！由此导致的土地“原始增值”，将会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西方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由于走的是先私有化和市场化、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此种土地的原始增值基本上被私人独占。与此相反，中国的改革发展坚持了先工业化和城市化、再市场化和产权多元化的道路，这种土地等资源的原始增值主要归国家和社会所有。这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带给我们的巨额“红利”！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这笔天文数字的潜在国家财富对中华民族今后长远发展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上述潜在国家财富的现实化，将为中国建成资产型公共政策体系，超越西方收入型的混合经济模式，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持久永续的经济基础。

针对传统市场经济的弊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以宏观政策和收入再分配为基本补充手段的混合经济。实践表明，在缺乏有效公共财富支持的情况下，混合经济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收入再分配虽可缓解贫富差距，却导致诸如福利依赖、激励降低、税负高企等弊端；宏观政策虽有刺激需求的一时之功，但又容易导致工资刚性和所谓的滞胀。

可以设想，由于有了巨大国家财富的长期支持，我国政府就可以拥有强大的资产性政策工具，从而可以减少对单纯收入分配型政策的依赖，并有可能在实现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同时，保证社会的活力和效率；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保证物价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因此，创建新型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有效管理和使用这笔天文数字的社会财富，对中国建成超越西方混合经济体系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建立国家财富管理体系要超越现行的公共财政框架

显而易见，上述国家财富管理体系的问题，比现行的公共财政概念远为深刻和宽广。现行公共财政的基本内容是税收收入和预算支出，主要议题是收入和支出的规模、结构、流程及相关规则等。

而本文所说的国家财富管理，针对的是国有财富的运行和增值，主要议题则是资产和负债的管理。如何把管理收支的公共财政框架扩展，以整合资产负债管理的维度，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财体系，不但是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理论任务，更是一个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课题。

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数百年难逢的发展机遇，如何把握机遇，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并进而影响今后几十年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向。珍惜这个机遇，选择国企产权社会化的改革战略，我们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团结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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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报告的四五六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可扫描二维码关注观察者网财经官方微信羽扇观经 ID:guanchacaijing，索要全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14日上午10时举行吹风会，邀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喜武、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解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情况。

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筑牢“四道防线”、健全“六个机制”

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在会上表示，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条做不好，其他改革也难以取得预期成效，这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和根本保障。

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

他指出，《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集中体现为筑牢“四道防线”、健全“六个机制”，织密国有资产“安全网”。第一道防线：强化企业内部监督，突出对关键岗位、重点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第二道防线：强化出资人监督，加强对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域、国有资本运营重要环节以及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督，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监督，加强当期和事中监督。第三道防线：强化专项监督，健全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加强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工作，加大大案要案查处力度。第四道防线：强化社会监督，实施信息公开，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设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建设阳光国企，有效保障社会公众对企业国有资产运营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健全的“六个机制”：一是建立健全核查、移交和整改机制，强化监事会监督成果的运用；二是建立监督工作会商机制，整合出资人监管、外派监事会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等监督力量；三是建立健全监督意见反馈整改机制，形成监督工作的闭环；四是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严厉查处侵吞、贪污、输送、挥霍国有资产和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五是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问责机制，对企业重大违法违纪问题敷衍不追、隐匿不报、查处不力的，严格追究有关人员失职渎职责任；六是健全反腐倡廉长效机制，使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提高到30%

财部部部长助理许宏才14日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说，经过连续多年的调整，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已经从2007年设立之初的10%、5%、暂缓三年收取和免交等四档，逐步提高到目前的25%、20%、15%、10%和免收等五档，今后还要逐步提高，到2020年提高到30%。

财部部部长助理许宏才

2015年，国资委、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中央管理的110多家企业中积极推进包括直接授权试点在内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

建立与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

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在吹风会上表示，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也是这次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国有企业在按照国家政策确定的工资总额范围内，有权自主分配工资和奖金。

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

建立与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对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其薪酬结构和水平，由董事会按照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确定。

无论对组织任命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还是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都要在综合考虑有关群体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其薪酬水平，推动形成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调节不同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刚刚过去的2014年，重庆经济有六七个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前列。比如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工业利润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商业零售增长率；还包括一些专业领域的指标，比如机场旅客吞吐量的增长率，汽车生产量的增长率，笔记本电脑的增长率，等等。这些重要指标，支撑了重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向好的发展，符合国家提出的追求效益、追求质量、调优结构的要求。

取得这样的成绩，金融战线功不可没，实属难能可贵，值得倍加珍惜。去年，重庆金融工作成效显着，新增了5600多亿的社会融资，占到全国15万亿新增融资额的1/30。作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40、人口也占全国1/40的重庆，金融资金的供应能力达到1/30，对重庆经济强劲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与此同时，重庆的不良资产率大体上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不管是银行业、信托业、小贷担保业、网络金融业，各种门类的金融机构，重庆都是全国不良资产率最低的地方之一。这说明重庆金融是健康的，良性的。

一、说说金融的本质

首先，说说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实际上就三个词“信用”、“杠杆”、“风险”；三是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在这个意义上，金融业就是服务业。具体来讲，

第一个特点，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银行是干什么的？一方面，老百姓有钱存在银行里；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钱，银行就是在之间起着桥梁，起到中介和服务作用。保险是干什么的？保险实际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时候，有余钱买了保险，发生生病、死亡等意外突发事件的时候拿来救急，这个过程是人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平衡，当这笔钱放在保险公司，又可以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来源。证券市场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的风险投资买股票，取得回报，不管是赚的企业利润分配，还是股价差价，总之是为有钱人理财的一个桥梁。租赁也一样，一个企业没钱一次性投资10亿，就要借债，如果通过租赁，把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转化为日常的租赁费用，那么投资资本和资金就转化为租赁公司的资金，而企业不出这笔钱，摊入运行成本，运行成本增加以后，少交一点所得税，或者产生各种各样的效益。这也一样起到为需要钱的人融资的作用。

在座的都是金融业专家、领导，都明白这个金融的定位。我们有十几个金融品种，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的资本市场发债券、发股票，还是间接的金融系统商业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系统，都是各种理财方式、中介方式，本质上就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金融的第二个本质，是信用、杠杆、风险。

首先是信用。

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金融的生命线，一种体现在是金融企业本身的生命线，金融企业本身要有信用；一种体现在与金融机构借钱的企业也要有信用；还有一种体现在老百姓在你这儿存款、投资的过程中，各种中介服务类的企业当然也要有信用。信用从哪儿来呢？对非金融企业来说，你跟金融单位融资，没有信用就无法融资，任何在这个问题上投机取巧的人，最终一定会受到惩罚。说我不要信用也能融资都是胡扯，离开金融本源的任何理论都是不成立的，这个本源就是两个字——“信用”，是金融安身立命之本。

企业的信用在哪儿呢？

第一，企业要有现金流，你向银行借1亿，银行就要审核这个企业每天、每月、每季度、每年现金流怎么样，现金流比利润还重要，哪怕利润很高，如果某一个月资金链断了，把你弄得崩盘了，后边哪怕有暴利，你已经死了，也没有用。所以，资本市场上考核企业的第一个信用就是分析财务报表里的现金流。

第二，要讲企业的利润，我们说一年有1亿利润，10倍市盈率，股票市场价格可以值10亿，增长很高，市盈率30倍、50倍还有人愿意买，是买它的未来，因为利润增长很快，买了以后，过三年、五年，高增长率会把这个市盈率从30倍又降到10倍，我买的股票就赚钱了，总之和回报率有关。

第三，和抵押物有关，如果回报率、现金流不大讲得清，但这个企业很重要，担保公司愿意为他担保，或者某个第三方企业帮他担保，担保物是充实的，银行当然可以照贷无误，如果万一企业不行，担保公司、第三方企业赔，只要这个事铁板钉钉，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种信用。

第四，就是企业的高管人员，企业的经理是一个世界有名、中国有名、区域有名的非常实诚的优秀企业家，如果遇上金融危机，遇上特殊困难，暂时遇到困难，凭他个人信用的含金量，大家可以帮忙。另外企业的品牌等一些无形资产也是有价值的。

这些都是一些金融学的常识，但人们往往不按常识做事。我们有时候说现在大数据分析，不管怎么分析，如果看不到企业的现金流，看不到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看不到企业的第三方担保，看不到企业非常实际的一些信用物，大数据分析就能把几百万、几千万借出去？我觉得这也会很荒唐的。我的意思说什么呢？

如果直接了解企业这些相关数据当然最好，如果用大数据，网络的方法间接地、确切地了解企业的这些数据，也是一样的效果。但是，如果说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是不需要有资本回报，不需要有现金流概念，不需要有担保物，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信用物，那大数据就是赌博。所以，金融的本源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一套说法说得把金融ABC给丢了，它哪怕再复杂再高端，也别信。金融的衍生工具也一样，有许多许多的衍生工具，但是不管什么衍生工具，总是能看到信用几个基本特征的痕迹，如果全部抛弃了，还原不了，根本搞不清了，那就是泡沫。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次贷产品本来是房地产商卖房子，不需要抵押物，零首付，不受制约，房价就会涨，涨了大家都赚钱。一旦这样的房子坏账，没有抵押物，全是银行背账，银行风险就大了，但银行不是想办法把次贷变成正常贷款，从抵押物上做文章，而是把这个次贷卖到股票市场，变成了CDS债券，这个CDS债券杠杆比到了1：40，雷曼兄弟公司40亿美元购买了1600亿美元的CDS。如果这个债券涨10%，他就赚400%，40亿美元变成160亿美元，如果跌10%，就立马崩盘了。总之，考核数据分析或者品种转换的根由，就是信用物。没有信用的一切金融都是假金融、伪金融，在重庆决不让它发展，这是常识。

第二个就是杠杆。

金融的特点就是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为什么要信用？因为信用是杠杆的基础，你有信用，我才杠杆，如果什么事都是1：1的，我拿100块给你，你就我给100块的货物，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不需要信用了。一旦有信用，就有透支，透支就是杠杆。

银行的存贷比，就是一种杠杆比例。有10亿注册资本，可以搞100亿贷款，资本充足率1：10，也是个杠杆比。租赁公司如果有50亿资本，可以搞500亿租赁，也是1：10的杠杆。搞期货一般是1：20的杠杆，5块钱的资金可以做100块钱的投资，如果做远期交易，1：5的杠杆，100块钱的交易付20%，半年以后货物到了再付剩余的，这中间也有个透支，是1：5。最近，股票市场搞融资融券，也是个杠杆比，你有100万的股票，跟证券公司可以融资也罢，融券也罢，借给你一定比例的透支，总之没有比例就没有金融。虽然这也是金融课堂的ABC，但是一切的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而所致的，所以这些基本原理要当真经来念，不管是行长还是科员，这个真经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所有的金融风险都是杠杆比过高造成的，没有杠杆比就没有金融，但杠杆比过高就产生风险。刚才我用了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个叠加词，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一切金融的创新都是想方法把杠杆放大，一级杠杆1：3，二级杠杆再来一个1：3，整体系统叠加就变1：9，如果有三级、四级就更上去了，每一级都在策划杠杆比，一切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杠杆比放大，真正的智慧就是设计一个风险比较小的、有一定信用基础的、可靠的、不容易坏账的杠杆比，那才是智慧，是金融的精髓。

我们说过分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一切风险、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坏账是讲具体的一个企业，风险是这个系统体系发生的事，危机就是延伸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事。所有的这些，都和杠杆比、和风险没控制好有关系。解决金融危机的全部办法也就是三个字：“去杠杆”，不管是国家级的去杠杆，还是某个行业的去杠杆，还是某个企业的去杠杆，实质就这么简单。

这是金融的第二个本质，风险、杠杆和信用。这三件事是互动的，信用高的风险当然就低，杠杆比一般也不会太高；杠杆比高的信用就会降低，风险也就比较高。金融专家、企业的创新都是围绕这三件事在运转，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第三个本质，金融的要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记得邓小平老人家当年视察浦东，也就是1991年1月14号，大年初四，他说了一句话：“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搞起。”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一是金融和各个行业的关系，一招棋活全盘皆活，是个中心。二是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以后也要这么搞，当时金融是管制的，贸易项下也不能自由兑换，老人家已经想到以后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今后要这么干。三是，当时人们认为北京是金融中心，上海不值一谈。老人家说中国的金融要从上海搞起，上海才真正敢把金融中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怎么形成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中心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异化为一个卡拉OK、自拉自唱、虚无缥渺的东西。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围绕着实体经济运转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中心。对此，王岐山同志在当国务院副总理时曾说过，“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这两句话应该是金融界的戒律。我讲这段话，是让大家理解金融的本源，金融的三个要义。你哪怕成了大银行的老总，这段话也应该温故而知新，每当我们发生任何金融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一个企业破产倒闭，或者一个P2P跑路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三个特征值里找到问题的本源。

第一，一个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推动金融发展，最重要的该抓什么？

我们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为结构调整服务，为国家的战略重点服务。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抓手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按“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好“三管齐下”的工作。“第一管”就是间接金融中的商业银行贷款融通的体系，“第二管”就是要发展直接金融中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第三管”就是发展小贷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等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体系。

这三个体系如果完全靠布朗运动，自我发展，没有地方调控，就会没有方向。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非银行金融体系，只有银行，金融体系90%以上靠银行贷款，这个经济不会活跃，也不会快速发展，也不会分类调控产生结构的改进，大家都一刀切。现在国家一年15万亿的社会新增融资，银行占10万亿左右，如果那5万亿不存在，就靠这10万亿，支撑不了当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所以，要依靠银行，但不能一棵树吊死。

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一行三会”在2006、2007年全面启动的，而且放权给地方政府干，“一行三会”给予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一定的政策框架，地方政府按照“一行三会”的政策框架审批这些机构。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融资总量，都有惊人的增长。虽然它的融资利息一般比商业银行高一倍，但它还是受国家管制的一个相对规范的非银行机构。我们把它叫普惠银行，有点褒义和鼓励的意思，也可以把它叫做影子银行，是银行的一个对比，也没有贬义。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好处就是，凡是它发达的地方，社会民间的高利贷、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大体上减少一大半，因为既然有充分的15%、18%的中利贷可以借，我为什么要借30%、40%、50%的高利贷呢？重庆的典当行、高利贷公司，在十年前可以说非常多，近几年我们批了两三百个小贷公司，形成了几百亿、上千亿信贷余额，他们大大压缩了高利贷、地下钱庄的生存空间。现在重庆的高利贷、地下钱庄，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缺点的一面，利息总而言之比银行高，这个比例如果过高，对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

怎么解决这件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力推进直接金融系统，也就是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最近几年，在“一行三会”的支持下，重庆融资结构的比例有了明显变化。十年前我们90%以上的新增融资是银行，后来非银行系统5%、10%、20%、30%，逐渐逐渐地提高，当提高到40%多以后，又变得不合理了。改变这种局面，不能把银行的贷款占比又去提得很高。一方面是受制于银行额度制约，另一方面政府真正有作为的是抓直接融资。去年，我们在这方面又取得新成效，去年5600多亿新增融资，银行贷款占45%左右，直接融资系统提高到24%左右，然后小贷公司、信托公司等差不多占30%。

资本市场融资其实有五六个渠道，很宽的。第一个是IPO上市，不管深圳、上海A股市场，还是香港、美国上市。由于我国上市是管制审批，上市的很有限，最近我们几个大机构都是跑到香港上市，因为香港属于注册制，上市快。第二块就是发债券，企业债券，由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审批，最后在A股市场上市，因为是审批制，规模也放不开。我们最支持的就是让重庆有信用的企业到人民银行的银行间市场去发行企业债，去年有120个重庆的工商企业发了900亿银行间的市场债券。所以，哪个市场对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有效，我们就走哪个市场。发银行间中票或者资本市场的债券又是一种，定向增发也是一种直接金融行为，让私募基金作为投资股东投进来也是一种股权融资。

去年，我们有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就是京东方定向增发。

京东方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液晶面板类公司之一，在世界生产能力排名第五，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中国一年要进口液晶面板1800亿美元，看准这个方向，就要有勇气投资，效益一定会好的，所以我们请他来投资。京东方想投资，愿意占据这个市场，也有这个技术，但是缺钱，拿不出330亿。我们当然不能说你拿不出，我帮你拿，但可以买你的股票，你定向增发100亿股，按市场价2.1块一股卖给我，你得到210亿，再向银行融资120亿，就有330亿，投在重庆，一年多时间把这个厂造好，今年三四月份就能投产，投产以后一年可以形成五六百亿的产值。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融资项目，解决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投资资金来源，真正起到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的作用。这单业务是西南证券做的，是一个好项目。本来我们起初是想把这个融资需求交给重庆的民营企业，他们如果有钱没有地方用，投到这个项目，肯定比放100亿小贷好，不容易坏账，但后来民营企业没有实质跟进。倒是重庆的一些国有企业，还有上海、北京的一些外地企业很睿智，都争着来投资。所以一个月210亿的股权融资，120亿的银行融资到位。现在，京东方的股价是3块多一股，每股赚1块钱，210亿投资现在价值300多亿。我讲这段话的意思，直接融资里边有许多工具、很多方式，在座的银行、企业，都该深度了解，了解以后，把这一块努力拓宽，我们的金融体系就活了。

我为什么这么讲？大家要明白，直接融资系统会带来整体的融资成本下降。所有的债券、中票，它的利息低于银行利率1个百分点左右，是低利贷系统。1000亿、2000亿的融资量，利息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整个重庆的金融系统的利率往下降，重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就降低了，这是政府该作为的地方。宏观上金融为地方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要把金融系统的融资结构“三管齐下”，三个比例要适当。你也不能说把影子银行都废掉，你也不能说银行占比越小越好。当我们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企业通过直接金融系统融资了2000亿的时候，肯定就会向银行少借2000亿，银行这些钱借给谁？政府引导他们更多借给“三农”、小微、高新技术、结构调整等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多了这笔钱以后，信托、租赁、小贷公司的钱自然就会少用。总之，金融系统市场细分，各有定位，但这个比例十分重要。这种比例来源是国家“一行三会”的金融货币政策，我们是把国家政策和重庆实际结合起来，力争做得更好。

当下，金融要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服务。具体到重庆，首先要考虑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城市，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城市，也是国家超大城市之一。讲节点支点，就是长江经济带，我们是上游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起点，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起点重庆、终点德国杜伊斯堡，是当下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通道，这两年的货物价值量占到全国经过新疆阿拉山口到欧洲货运量的80%。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还是间接金融系统还是非银行金融系统，都该围绕这些战略去落实工作。这里边有许多大项目，比如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十大基础设施，包括高铁项目、货运铁路项目、隧道桥梁项目，以及地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通信工程、能源工程等，有1万多亿投资。另外和大都市发展有关的城市开发，也会有几千亿，都是和国家战略有关系，金融当然应该支持。

第二，要为改革开放服务。

有时候改革的过程也是需要投资的。比如我们把基础设施投资变成PPP投资，以前是政府跟你们借钱，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借；现在企业如果用PPP方式来干这个活，政府不负担信用风险，但是有资源配置给企业，这个企业要跟你们融资，你们是不是能够采用各种办法，或者股权融资的方式，或者银行贷款的方式，或者各种租赁资金融通的方式，跟这些项目合作？这一块其实就是改革，需要金融提供服务。改革包括各个方面，其中有不少和融资有关，而且往往都是资本效益提升的，金融参与其中也是有很大效益的。去年我们搞了1300亿PPP，国有资本按五种路径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亿，本来这2000多亿是需要重庆政府自己用资源或土地抵押了去融资，然后来搞这些项目；现在我们卸掉了包袱，吸引民营、国有、外地、外国的企业进来了，他们当然也需要融资，金融系统这时候支持他，给他融资，也就是支持了重庆政府的改革，这是一个互动的。去年因为我们搞了这些改革，重庆政府的债务从6000多亿降到5000多亿，降了1000亿，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18%，没有出现说要减债了、该搞的项目不搞了。改革会有资本红利，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会使得各种所有制结构更加协调。这个时候，中间起融通作用的当然是在座的，各得其所。

开放的过程也会花钱，我们每年引100亿美元外资，这是注册资本金，会贷出1千多亿贷款，最终外资一年在重庆的投资量是2000亿，占1万多亿固定资产投资的近20%，比例是不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座的企业为外资企业服务，就是服务于开放。重庆的开放有几个特征：一是利用外资多，连续几年每年100亿美元以上的外资到位数，在中西部排在前列，全国排在第七位。二是进出口量大，去年955亿美元进出口，出口排全国第八、进口排第十，这个进出口贸易当然有短期流动资金、长期流动资金以及出口信贷等在里边起到周转作用。三是实现了大交通枢纽、大口岸、大保税进出的平台。去年机场吞吐量达到2970万人次，在国家主要机场增长率排名第一，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过了百万标箱。总之，凡这些开放特征方面需要资金，各方面应该特别倾斜一些，就是支持改革开放。

第三，要支持实体经济、工商企业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发展。

去年国务院专门发了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实体经济的文件，国务院督查组还专门来重庆进行了督查。总体看，督查组认为重庆按照国务院要求做得比较到位。

第四，要为调结构服务。

“6+1”支柱产业要升级换代。电子信息产业几年时间做到了2亿台件的终端产品，生产量已经是全国之最。汽车去年生产了262万辆，也实现了全国排名第一。这些支柱产业升级换代的资金融通当然应该支持。重庆的支柱产业发展，我们是按照三种集群的理念来推进：第一种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关联企业，整机厂、零部件厂、原材料厂一体化形成集群；第二种是同类型产品、同类型企业扎堆运作；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形成集群互动。这三种集群背后体现的支柱产业，融通要给予支持。

第五，凡是有利于重庆产业创新的，不管是工业创新，还是服务业创新，应多予以支持。

我们现在讲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纳米新材料这五大类和现代信息活动有关，还有五大类包括页岩气、综合化工材料、新能源汽车、环保产业、生物医药。这十个方面去年是600多亿产值，今年预计1500亿，可以翻番的，我们希望五六年以后到1万亿。这不叫浪漫，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液晶面板，去年京东方330亿投下去，今年半年多时间可以做200亿产值，明年就是四五百亿。服务业领域，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类型的企业，或者是平行贸易、保税商品展示销售，实际上是欧洲等国外商品重庆卖，打破原来的商业进货渠道，通过保税区实行平行贸易，使得价格比国内的专卖店便宜，这是个创新，里边有许多企业是新冒出来的，也需要融资。

二、金融业要防范好三类风险

金融业防风险，最重要的是三个风险：第一个，是非金融的产业出毛病、产能过剩，但和金融系统有借贷关系，坏账冲击金融机构。第二个，是金融系统自身出毛病，自己不谨慎、行为不端或者经营有误造成了危机。第三个，既不是实体经济也不是金融系统出问题，而是社会上的地下钱庄、高利贷、乱集资冲击了经济，连带金融系统陪葬。这三类风险，都是政府、社会和各类金融机构要防范的。

第一类是产能过剩。

市场经济天然会创造产能过剩，因为市场经济中利润高的行业，大家会模仿跟进，供求平衡以后还会有惯性，就会产生过剩。过剩不可怕，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就是淘汰过剩的动力，良性的过剩是10%—15%，市场经济中每年有10%—15%企业发生倒闭，是优秀企业把差的企业挤掉了，别大惊小怪，这很正常。但只要过剩超过30%，全社会利润归零，到了40%几乎不会有企业能盈利。再优秀的企业也会跟着赔本，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是市场经济铁的法则。我经常听到有企业家说，即使有30%的过剩，只要我资本实力强、技术好、有经营能力，就有办法让这30%的过剩转给别的企业，自己能100%畅销，甚至还能提价，抱有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最终是会惨亏的。

工业领域，钢铁就是这样，现在10亿吨的产能，需求只有6亿多吨，产能过剩50%，所以全行业亏损。水泥、风力发电、光伏电池、有色金属、电解铝、氧化铝等十几个工业品也都过剩了。重庆2013年工业利润增长42%，去年又涨35%，效益比较好，固然有产品符合市场需求的因素，但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产生过剩。全国钢铁十年前1亿吨，现在10亿吨，重庆这十年没有增加1吨钢铁产能，还是600万吨。煤炭，十年前全国18亿吨，现在涨到40多亿吨，实际生产的有30多亿吨，重庆还是4000万吨没增加。如果在这些领域有产能过剩，就会产生大量亏损，抵消掉现在的许多利润。所以，按党中央、国务院的调控方针老老实实、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干，超前谋划不会吃亏。大家一定要相信经济规律，要有理性思维。

城市发展也有产能过剩。土地供应上，一个地方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一般应该容纳1万人，100平方公里就是100万人，这样产城融合就比较繁荣。但如果一个地方只有50万人，土地开发了100平方公里，这城市不管造得多么繁华，晚上一定是空城、鬼城、死城，这就是过剩。所以，这十多年，我们始终坚持每平方公里1万人这一条基本规律。工业园区发展也有一个经验标准，每平方公里要有100亿产值，有1000亿产值就10平方公里，3000亿产值就30平方公里，不能拿30平方公里搞了500亿产值，那是糟蹋土地。这种过剩的不景气会像瘟疫，让所有来考察的企业吓得落荒而逃，最终害人害己，决不允许这么干。

城市发展中，有六个类型要防止过剩。一是住宅。人均40平方米足矣。如果城市未来最终人口在1000万，住宅需要4亿平米，多了就过剩。有的地方人均80平米，肯定是泡沫一堆。二是写字楼。一个基本的经验，差不多2万GDP1平米。搞多了写字楼，最后不会有人办公。三是商铺。大体上，大都市2万零售额需要1平米商铺，区县城级差地租低，1万零售额1平米商铺。如果5000亿零售额，有1亿平米的商铺，供过于求，毛利付房租都不够，一定赔本。四是贸易市场。各个省模仿浙江义乌搞几个不是不可以，但义乌全国就一个，如果每个县都想搞一个小义乌，一搞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平米，肯定门可罗雀。五是会展中心。一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有几十万平米会展中心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地市州和区县城搞几十万平方米的会展中心，那肯定会过剩，有的地方一搞还搞几个，每个都十几二十万平米，不可能有那么多展场来配置。六是城市综合体。如果一个城市建20个综合体，每个区县里都建两三个，一个区县才十几万人，哪有那么多消费？肯定也会产生泡沫。房地产资金消耗量大，一旦过剩，坏账都是金融系统的。有时候银行怕房地产商翘辫子，为了规避风险，把本来应该再贷给房地产商的钱收走不还，房地产商只能转向高利贷，很快就会翘辫子，这种击鼓传花也会造成不稳定。

总之，对于金融系统来说，对产能过剩不能被动应付，应该有三种角度预测。

第一是政府和研究机构，应该对这个地区的产能有客观的、理性的预测，提示和预警各类企业不要卷到过剩产业中去，然后拿出一些政策措施，有效地遏止过剩产能的蔓延。二是企业，该审时度势地分析自己所处的行业是过剩还是不过剩，过剩了就别一根筋地往里挤，要转向别的行业调整结构，别飞蛾扑火，珍惜自己的发展成果。政府只能算是第三方指导，企业可是实打实地把自己的血本赔光了，不划算。三是银行，不管是有政府指导，还是有企业预防，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都应该有行业分析，要像投资银行分析股市、IPO上市企业尽职调查那样。如果银行都分析不了产能状况，那就是书呆子。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你的服务对象搞不清，那还搞什么金融服务啊？这是第一类防风险，就是产能过剩怎么防，实际上就是“政府预测性指导、企业自身加强防范、银行给予帮助”。

第二类是金融机构自身风险。

金融机构的风险，本质上就是信用、杠杆、风险没控制好。杠杆比太高，最终就导致金融风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两房”按揭贷款从零首付变成了零按揭，由于两年零按揭，美国房地产走下坡路了。所以，奥巴马向美国国会报告，说零首付是次贷的原因，零按揭又把房产商憋死，能不能首付50%，还有50%按揭，2011年美国国会同意了。这几年，美国房地产又有所复苏，这就是杠杆比的合理利用。

目前，金融系统内在滋生的风险，本质上是杠杆比过度的问题。具体表现有几个：

一是整个信用风险继续上升，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益下降，杠杆程度上升。以前，一般一个地方GDP增长1块钱，要新增3块钱左右的融资。去年，全国GDP每增长1块钱，新增融资在3块多，还比较合理。但有的地方高达5块、6块、7块，就是说新增融资1000亿，GDP只增长两三百亿，这个杠杆比肯定有毛病。重庆还好，新增了2000多亿GDP，新增融资量5600亿，杠杆比是2.8块钱左右。

二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金融风险集中暴露。去年以来，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暴露、贷款积压，导致M2和M1整个资金周转速度都放缓，除120万亿的M2，M1接近40万亿，这是真正的资金，M1周转慢，比重就越来越大。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带来的金融风险。对银行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的过程，会涉及金融系统各种各样的转账，杠杆比也是不一样的。在企业间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的债券，这是直接融资，比较清晰。这两种之外的债务，就是非标债务，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包括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存兑汇票、信用证、应收帐款、社会凭证以及再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虽然股权不是债务，但是过几年连本带息的固定回报收回，其实最终还是债务。还有，近一两年各种非标业务虽然形式翻新，但本质没变，比如银行将自有资金放贷、理财资金投资非标，最后变成银行存款，就稀里糊涂规避了监管，这个过程中金融杠杆比提高了，特别是非标准债务领域风险控制的流程内审不规范了。金融企业去杠杆、实体经济去杠杆，本质上是由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直接金融系统一起操作。操作过程中，杠杆比高了，风险大了，但是利润利益的确多，不出风险侥幸赚暴利也是可能的，但人一有侥幸思想，就会不可控制地陷入进去，最后出事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当心。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系统是最好的预测师，理应站出来提醒纠偏。

第三类风险，既不是来自企业，也不是来自金融单位，完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造成的金融风险。

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种就是高息揽储乱集资，这种高息揽储不是小贷公司等经过“一行三会”允许的、有规范要求、有杠杆比调控要求的，而是社会上的一种瞎搞，后果不比杀人放火轻。政府以及公安、“一行三会”都要高度重视这个事。一旦在哪个区县发生，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卷进去，最后找不到事主就找政府。第二种就是民间的“老鼠会”、传销活动。第三种是民间的典当行、地下钱庄，高利贷公司。第四种就是不规范的P2P。今天《中国证券报》上的信息指出，P2P“类银行”模式遭疑了，从主要做小微贷款转为大额贷款项目，并开始大量起用银行从业人员，在风控手段上也逐步向银行靠拢。由于这种业务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控制手段，所以就在上个月，全国的P2P问题平台达到69家，月发生率为3.9%。所以大家别以为P2P是创新，如果没有规范，宁可不创新。本人虽然很多事情都比较开放，但是在风险防控上属于保守型。2013年4月份，市工商局一个简报说沿海有三个P2P公司到重庆注册，当作新型金融机构落户重庆，作为成绩报给我。我看后，觉得这件事有很大风险，专门批了一段话，大致意思是重庆在P2P公司有关政策没有规范之前，一个都不许注册，别跟风就是雨，如果创新带来巨大的风险就要小心，这不叫创新，而是绝对的冒险，是不懂金融的本质。

市政府作出明确规定以后，工商局最近做了一个很好的事，建立了五条防范风险的措施，非常到位，是真正动脑筋了。第一条，建立注册登记预警机制，实施投资资格限制措施。在工商登记注册系统中开发建设分析监控软件，通过系统识别与警示提醒，对同一个主体投资企业数量过多、某地投资者集中投资一个行业、某行业数量增长过快等异常情况进行识别和提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针对性，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第二条，加强网络情报监测力度，及时将涉嫌违法信息移送相关部门。依托工商情报信息工作平台，建立搜索非法金融活动数据模型，对全市网站、论坛、博客、微博进行24小时搜索监测，抓取分析网络上与非法金融活动相关的情报信息。第三条，主动开展拉网式清理整顿，及时发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对全市以个人名义开办的投资及投资咨询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外地人员在我市开办的，由各区县工商监管干部逐户上门排查并登记造册。建立排查台账销号制度。第四条，强化投资咨询类广告监管，及时清查取缔违法广告。对出现“无风险”、“高回报率”等内容的广告一律依法取缔。第五条，实施面对面行政指导，督促企业诚信自律。今天我很大篇幅讲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要通过日常管理把好前道关，抓好预防体系，不要事后诸葛亮，几百万、几千万都被卷走了，再来处理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