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补偿机制与支付制度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运行新机制的关键和有效制度安排。

合理的补偿机制是“奠基石”

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未能及时调整计划经济时代的筹资政策，补偿和价格机制扭曲，医疗费用结构异化，导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征弱化，逐利动机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政府投入不到位。财政补助约占公立医院收入的8%，国家明确的公立医院投入政策，不少地方未能落实；二是医疗服务价格严重扭曲。即使城市大医院，教授或主任医师门诊诊疗费仅为4元／人次～10元／人次；三是药品和医疗耗材费用严重虚高，一些药品价格高出香港公立医院同种药品的10倍，以药补医导致部分医务人员行为扭曲，诱导或过度医疗，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四是没有建立制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医务人员没有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核心在于建立合理的公立医院筹资政策。首先，要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国家推进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从国际经验和趋势来看，方向和路径是正确的。各地医改在取消以药补医，探索合理的补偿机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要注重与服务价格、财政投入、支付方式、绩效考核等改革措施相衔接、相配套；要注重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合理控制成本，保证医院的有序运营；要注重完善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管理，规范医疗行为，降低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二是政府要切实履行投入责任。政府是公立医院举办者，更是公益性的责任主体。福利或公益是国家对社会成员在物质利益上的一种照顾和优惠，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政府举办多少公立医院及其投入水平的高低，反映了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大小。目前，我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或“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比例还比较高，加快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力争“大病”全覆盖，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弥补和矫正卫生领域的市场缺陷。国家明确对公立医院6个方面的投入政策，关键在落实。

三是要理顺医疗服务价格，降低药品和医用耗材费用。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服务价格是按边际成本，而不是按实际成本定价，医疗服务和医药及设备之间价格严重失衡，加上按项目、按药品加成付费、人员工资与医院业务收入挂钩等制度设计，导致对医院和医生的激励机制系统性扭曲。国家医改方案要求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但受到传统、滞后的价格管理体制的影响，落实上遇到较大阻力。新一轮城市公立医院试点改革，重点强调要在取消药品加成、降低药品、大型设备诊疗价格的同时，提升医疗服务价格，特别是诊疗、手术、护理、床位、中医等服务项目价格，体现全社会对生命、对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尊重。

科学支付制度是“牛鼻子”

支付制度是指国家、医保或患者向医院、医生支付费用的形式及其有效的制度安排。它决定向哪家机构、以什么方式付费、支付哪些内容以及支付多少。这些决定构建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影响着卫生服务体系中每家机构和个人的行为。常见支付方式包括按项目、按服务单元、按人头、按病种付费以及总额预算等，每种支付方式都有利有弊。如按项目付费能激励医院提供全面、优质服务，刺激设备更新、高新技术、扩张规模，容易产生诱导需求、过度医疗等逐利行为，导致费用不合理增长；按病种付费能激励医方主动减少诱导行为、降低医疗成本，客观反映医疗过程实际消耗，控费作用强，但也会产生治疗不足，推诿危重患者，抑制高新技术利用等问题。

目前，我国普遍实施的支付方式是按项目、按药品加成付费。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处方大小、检查多少与科室绩效、医生收入挂钩，缺点暴露尤为充分。国家医改方案要求，“完善支付制度，积极探索实行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方式，建立激励与惩戒并重的有效约束机制”。近年来，各地把支付制度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突破口，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一些共识：一是预付制（按人头、按病种付费等）在费用控制上取得初步成效，保障水平提高，就医负担减轻；二是引导合理就医、改变付费方式、拉开报销比例，引导患者更多选择基层、县域内就医；三是改变医院和医务人员激励机制，从追求“利润”到控制“成本”，医疗行为转变，不合理用药、检查减少；四是医院自我管理意识增强，内部管理水平提升。虽然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如支付制度的主体责任不明确，“三医”缺乏联动；基础工作薄弱，医疗成本和支付标准难以合理界定；信息系统不健全，基础数据不够全面准确等问题。但抓住支付制度这个“牛鼻子”，可以牵动其他问题迎难而解。

借鉴国际、国内试点经验，建立科学的支付制度重点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合理选择支付方式。国际经验表明，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按人头付费是最好的支付机制。在住院患者按病种付费，尤其是DRG系统是副作用最小的机制，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转向DRG支付系统；二是要积极开展对医务人员的支付方式，尤其是薪酬制度的研究，细化实化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三是开展成本核算研究，建立基于临床路径的病种、人头或服务单元的成本核算体系，科学合理确定支付标准；四是健全医保对医疗服务的监督和评价制度，保障医保基金能够转化为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五是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创新医疗服务管理新理念、新方法，用最有效的方式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运行新机制是“风向标”

新一轮试点改革明确提出，要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我认为本质是建立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包括3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宏观层面，定义了政府如何举办和管理公立医院的问题，明确界定政府、社会与公立医院的权责和规制关系。新一轮试点改革，把完善补偿机制和支付制度作为运行新机制的重点内涵，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治理的客观要求。二是中观层面，定义了公立医院法人制度，它作为实现政府治理与医院内部管理的桥梁和纽带，是实现管办公开、政事分开的有效形式，明确界定公立医院所有权、监督权和经营权及其相互关系。三是微观层面，定义了公立医院内部如何运行和管理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政府治理就有相应的内部管理，通过制度或章程规范激励和约束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满足广大患者需求。

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首先取决于政府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目前，政府办医职责分散在多部门，体制机制不完善，由谁作为出资人代表不明确；政府对于医院的行政管理过于微观，医院管理者的作用有限。实行管办分离、政事分开，运行新机制，关键要明确公立医院的举办主体，形成可持续的筹资体制，明确政府与公立医院在资产、人事、财务等方面的责权关系，将微观运行管理权下放给医院，充分调动医院管理者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其管理自主权，维护医院所有者的利益和资产收益，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公益性要求。

法人治理制度是政府举办和管理公立医院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运行新机制的重要特征。核心是完善公立医院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近年来，一些地区探索了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机制。理事会行使出资人权利，承担政府直接管理医院的责任，并监督医院运行；监事会行使监督职权，主要包括监察医院财务和运营、监督理事会的具体管理行为等；医院管理层履行出资人委托管理医院的职能，对理事会负责，除接受政府监管外，承担自主经营管理的责任，包括资产收益和相应社会职能。

强化医院内部管理是现代医院制度客观要求、是运行新机制的具体体现。新一轮试点改革，强调要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医疗机构协同发展和分级诊疗制度、提升医疗质量和安全、加快信息化建设等。通过深化编制和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编制备案制和“以事定费、以费养事、以事养人”的新机制。规范人才评价和绩效考核体系，合理确定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建立合理的工资总额动态调整机制，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通过完善医疗质量安全制度，健全质量监控考评体系，实施临床路径管理，规范诊疗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通过提升信息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实现医院管理的现代化、精细化。

（作者系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

 

创新驱动：创什么，怎么创？

核心技术买不来，创新要走“自主化”

展览台上，两个微型机器人展开欢迎横幅；小型机器人踏着音乐节拍运送货物……6月9日，第二届中国机器人峰会在天津召开，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生产的机器人，展现着全新的制造业发展方向，也昭示着创新驱动的巨大魅力。

机器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在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记者大开眼界：机器人满车间来回穿梭——根据指令到仓库取货，搬运到工位上，然后由机械手装备零部件。此后的喷涂、烘干、监测、成品入库，全部由机器人完成。

新松的技术与欧美比肩，产品销售火爆，但丝毫不敢放慢创新的脚步。公司总裁曲道奎告诉记者：“信息化时代，全球市场上没有任何空隙。一旦‘落伍’，不但吃不到肉，可能连喝汤的资格都没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许多制造企业都有类似的共识：由于长期关注终端产品，而忽视材料、工艺、产业技术等领域的创新力和保障力，我国能够实现自主创新的企业较少。许多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只能“产值在国内，利润在国外”。

作为全球第一大金属切削机床企业的沈阳机床集团，也曾经历过“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受制于人”的烦恼。2014年，沈阳机床集团销量5.6万台，数控机床产值占77%。尽管机床的“体”是中国制造，而“魂”即数控系统却是从日本发那科、德国西门子公司买来的。

沈阳机床集团宣传部部长黎先东算了一笔账：“一台售价35万元的数控机床，进口数控系统时，对方开价竟高达28万元。这真是‘用造飞机的成本赚种土豆的钱’。”更让人尴尬的是，每卖出一台数控机床，就帮德国和日本公司卖出一套数控系统，为其赚取20%的高额利润。

沈阳机床开始了艰难的突围之路。黎先东介绍，集团曾试图模仿，可数控系统“看不见、摸不着”，不掌握源代码，即使拆开设备进行分析和仿制，做成的仍是“脑残”产品；他们曾斥巨资从国外购买技术，然而解读数据需要5年时间，实现产业化还需5年，这些技术早已过时了；他们还试图与国外合作研发，但也半途夭折。

关键性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对于创新者来说，只有华山一条路——靠自己。”基于这样的共识，历经模仿、引进、研发等诸多磨难而不得，沈阳机床集团最终回到原点：自主创新。他们历时7年多投入11.5亿元，攻克了数控核心技术，成功研发出基于互联网条件下的i5智能机床，实现了从“制造”向“智造”的新突破。

对此，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要健全“产学研用”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快重大科技专项和行业共性技术攻关，提升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企业创新能力。这也是“中国制造2025”更加突出创新驱动的原因。

智能制造：造什么，怎么造？

深度融合用“乘法”，生产模式“智能化”

高耸的烟囱，曾是工业化的象征，而现代化的厂房、在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则是现代工业给人们的印象。

今天，一个全新的制造业变局正在上演：集合了数字化、网格化、智能化等特点的“智能制造”，已成为新型生产模式。

在中航工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的智能化制造基地，从切割、焊接、喷涂、装配到调试，全套机器人生产线错落有致。只见机器人用“细长胳膊”在大型装备上划出一簇簇蓝色火焰，经过层层工艺加工，最终生产出国防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置——燃气轮机。

“以前我给材料‘看病’，现在我给机器人‘看病’；以前担心焊接中的各种人工操作失误，现在只需控制电脑就能有完美的焊缝。”焊接工人孙鹏生动地描述了智能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区别。

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所言，“互联网+”改变了工业生产方式，衍生出许多新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必须抓住信息化和制造业的融合机遇，其切入点和主攻方向正是“智能制造”。

一个庞大的“智能工厂”项目正在孕育之中：沈阳机床集团正与相关企业合作，用智能化生产线，打造“数字化无人车间”。而在未来三年内，分布在全国的3万台智能机床，将通过工业云平台联网运转。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智能工厂”将实现在线加工、指尖制造、离散式生产，管理人员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通过网络终端掌控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了解每个零部件的生产成本、质量，并对机床实现远程实时诊断维护。

参与该项目研发的中科院沈阳计算所所长林浒认为，“智能制造”并非是把互联网与制造业简单相加，而是要发挥“乘法”效果，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互联网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让传统制造业焕发青春。

与此同时，“智能制造”也迎来了政策的春风。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今年将启动30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苗圩介绍，智能制造对技术水平和资金实力要求很高，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推广“试点”势在必行。

“互联网+”：加什么，怎么加？

人人都是设计师，产业形态“服务化”

“互联网+”时代，信息交换的时空距离得到有效缩短，其强大的互动性正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并推动着制造业的产业形态走向“服务化”。

人人都是设计师，这一理念已从杯子、T恤等小商品，走向家电、机器人等“大物件”。比如在新松机器人互联工厂，用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服务型机器人的功能、外观和用途，在线上定制个性化服务，下单后还能跟踪机器人的生产、售后服务等信息。

李毅中认为，在互联网上根据个人需要，定制和采购材料、零部件，并自己生产出来，是最好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生产方式，也是附加值最高的产业形态。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不再是简单地听取用户需求进行生产，更重要的是与用户实现有效互动，并让其参与到产品设计、研发测试、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唯此，才能提升制造业产品、装备、管理等智能化水平。

德国一家企业接受哈雷摩托车的定制化订单，在完成线上支付后，24小时内一辆价值10万美元的哈雷摩托车就配送到用户家门口。这一案例让曲道奎印象颇深，“在制造业企业中，运用最早、最好的互联网技术莫过于电子商务。把营销渠道搬上互联网，不仅拓展了销售市场，还降低了成本，使企业更具战略竞争力。”

李毅中则认为，“与发达制造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基础相对较弱，但互联网应用和创新却更有优势。加快互联网技术应用，将有效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但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仍是产品本身。互联网并非万能，它可以放大优秀的制造能力，却也能让缺乏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很快消亡。要重塑“中国制造”新优势，除了全方位拥抱互联网，还需在提高制造能力上下工夫。这才是“中国制造”的“立身之本”。

 

6月15日，总理李克强考察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并进行了内部讲话

在李总理的这次考察中，“中国制造2025”无疑是关键词。在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他考察以核电为代表的中国装备，提出推动“中国装备”升级，树立“中国制造”新形象。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他听取“中国制造2025”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之路，顺应互联网等新技术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打造中国制造新优势。

这是李克强今年以来第三次部署推进“中国制造2025”。今年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3月25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

6月15日的考察中，李克强在工信部主持召开座谈会，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工程院等11部门负责人以及15家央企负责人出席会议。在这么高级别的内部座谈会上，总理如何部署推进“中国制造2025”？当天的内部讲话带你一探究竟。

1.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制造2025”？

我们提出“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推进“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李克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制造”走遍世界，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但我们从最初实行“三来一补”开始，大量代工生产的还是消费品。很多人出国买东西，回来一看，“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但只要去厂房看看，商品的品牌、制造的装备，绝大多数都是国外的。

这是我们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以开放推动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应对这种全球性的经济下行压力，发展中国家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发达国家也在推进“再工业化”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审时度势，积极从两方面进行全球布局：一方面，传统的“中国制造”、以代工生产的消费品仍在继续出口；另一方面，中国装备“走出去”异军突起，反过来带动了中国制造的全面升级。

我们提出“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推进“中国制造”的不断升级。要扎实推进中国制造2025，努力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中国制造2025”的“要害”：实现中国“智”造

集众智者成大事。“智能制造”一定要建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础上。

李克强：“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要害”，就是“智能转型”。工信部正在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用信息化提升装备制造的水平。这也与推进结构调整的两大“支点”相吻合。

第一个“支点”，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今天看来，传统发展的动能有所减弱，传统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所以我们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这与中国“智”造紧密相连。“智”从哪里来？就是要集众人之智。不能仅靠几个研究人员坐在房间里冥思苦想，要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互联网，运用信息化平台。

集众智者成大事。智能制造一定要建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础上。要把能发动的企业都发动起来，把能便利的人群都便利起来，以此推进智能制造。

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支点”，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不仅包括传统服务业，还包括新兴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和制造业相辅相成的服务业。

为什么我们装备走出去仍存在一些困难？一是重“制造”、轻“设计服务”；二是售后服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制造不仅要在信息化上下功夫，更要调动13亿人的积极性、创造力，促进服务业。

3.“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主打“中国装备”

只着眼于日用消费品领域的竞争，既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也难以形成大的产业格局。

李克强：“中国装备”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高铁、核电等装备正在进入国际市场，反过来，以“中国装备”升级，树立“中国制造”新优势，这是关键之招。

我前几天会见出席全球CEO委员会圆桌峰会的代表，他们都对“中国制造2025”很感兴趣，我们的翻译是“Made in China 2025”，但“中国制造2025”的内涵还要更深。当然，传统的“Made in China”我们还要做，但“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应该是主打“中国装备”。

只着眼于日用消费品领域的竞争，既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也难以形成大的产业格局。所以我们要在装备制造上下功夫。中国装备制造有竞争力、性价比高，同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还可以倒逼国内产业升级。

我们要推动形成国际产能合作的新格局。我最近出访拉美，拉美国家普遍希望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振国内经济。但这会进一步带动本国的通货膨胀，因为所有的建材大多需要从过来进口。所以我跟他们说，我们把中国优势的装备生产线带过去，与当地的优势资源结合，就地生产。巴西总统非常赞同。

去年我去哈萨克斯坦访问也是这样。他们的国家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本国经济发展，但钢铁厂、水泥厂都很小，平板玻璃厂根本没有。我就提出我们搞产能合作，国内的生产线就过去了。当年中国就是靠引进国外的生产线发展起来的。当然，我们还要和发达国家合作，把我们的中端与他们的高端结合起来，共同在发展中国家开发第三方市场，从而实现三方共赢。

“中国装备”升级的突破口，就是推动装备“走出去”。这不仅能让我们在国际市场实现“三赢”，更能倒逼国内产业的全面升级，打造“中国制造”新优势。

 

随着《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印发，中国深化医改的“攻坚战”打响了！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两个问题：公立医院改革为何如此重要？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是什么？

为何要改？

公立医院系统是中国整个医疗体系的“主力军”：2013年，公立医院床位数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床位数的比例是87.8%，入院人数占全国的64.1%，诊疗人次数占全国的33.6%。因此，公立医疗体系布局和运行是否合理、公立医院服务是否良好、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就医感受，而深化医改要解决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系统。

医疗卫生行业，特别是公立医院，是实现人民对公平社会核心目标诉求的重要载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公立医院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靠服务收费和药品销售加成，政府的财政拨款占医院运营总成本补偿不到10%，使得公立医院以开不必要的“大处方”、做不必要的“大检查”为代表的“逐利行为”愈演愈烈，严重背离了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宗旨。因此，纠正公立医院的扭曲行为、让公立医院真正担当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成为整个医改的重中之重。

如何改好？

需要强调的是，公立医院改革不是要革公立医院的命，更不是要整肃医务工作者，而是要改革制约公立医院发挥正常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从而让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变得更加“公平可及，群众受益”。

既然维护和提高“公益性”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目标，那么什么是“公益性”？公益性是不是就等同于低收费、甚至不收费？

我认为，所谓的“公益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医疗服务的选择要符合“公理”原则，二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要符合“公平”原则。

符合“公理”意味着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问题，医疗服务项目的选择一定要有科学依据，要真正有用，这也是“精准医疗”的精髓所在。例如，大量使用临床非必须的药品就不符合公理，也就是不符合公益性的最基本原则。在医疗服务的提供上讲公平就意味着要将有用的医疗服务资源“按需分配”，而不是按病人支付能力的大小分配资源。概括起来，讲公益性就是要将有用的医疗服务让需要的群众公平受益。

如何实现公益性？《指导意见》再次重申了公立医院改革的三个核心目标和策略：“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三者环环相扣：维护公益性的目标不能靠牺牲公立医院及其从业者的利益而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建立起符合行业特点、体现其劳动价值的人事薪酬制度等手段来调动“主力军”参与医改的积极性。因此，调动积极性是维护公益性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由于维护公益性和调动积极性都是有成本的，而资源又是永远有限的，所以，如同任何改革措施一样，公立医院的改革也要考虑可持续性的问题，避免掉进以政府财政“债台高筑、难以为继”为突出表现的“福利社会”的陷阱。

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措施

1.公立医院改革是系统工程。医疗卫生体系这个复杂系统是由资源供应系统、服务提供系统、筹资与支付系统、规制监管系统等四大功能子系统所组成的。《指导意见》提出了8个方面有具体任务、有任务完成评估指标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涉及上述所有4个功能子系统。

由此可见，公立医院改革这个系统工程范围十分广泛，不是仅仅局限于改革公立医院本身的管理运行机制，而是重塑以公立医院为龙头的新的医疗服务体系。《指导意见》所提出的7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同步推进，以提高改革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但我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筹资和支付制度的改革，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筹资与支付制度改革直接涉及供需双方的切身利益，因而行为反应就最为灵敏。

2.筹资制度改革。俗话说：“雨露滋润禾苗壮”。公立医院乃至整个医疗系统的“良田”需要不断用水来“浇灌”才能长出好庄稼。水太少会出现“旱灾”，但水太多又会带来“洪涝”。筹资与支付制度的改革可以被看成是一项对公立医院这个生态系统的“关闸清渠”工程。

中国公立医院的补偿有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政府补助这3个渠道。这种筹资制度存在若干弊端：一是它逼迫医疗行业成为商品销售行业；二是它让医院与厂商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与患者成为利益共同体；三是供方诱导需求的存在促使医疗费用上涨，造成不少社会资源不必要的消耗；四是增加了病人遭受“医疗伤害”的风险；五是提供了容易滋生行业腐败的温床。因此，公立医院改革的最大“手术”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即：通过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关上药品加成这道公立医院补偿的闸门。与此同时，通过适当提高服务收费和政府补贴这两道闸门，通过医保支付衔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收入减少的问题。

实行药品零差率政策之后，加上公立医院药品采购制度的实施，一个预期的结果是，由公立医院失去了卖药挣钱驱动力所带来的药品费用的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患者和社会负担的减少。由于公立医院靠卖药挣钱的集体趋利动力的消失并不能保证来自医药流通领域其他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减少，也由于服务价格上调后社保支付能否跟上、面临宏观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减少压力的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否能真正到位等还是未知数，所以“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这两个理想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3.支付制度改革。支付方式就是服务购买方与服务提供方的结算方式，支付制度就是各种支付方式的制度性组合。特定的支付方式同时具有成本补偿功能、风险分摊功能、经济激励功能。目前世界上主要有3种支付方式：按项目付费；总额预付； 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DRGs）。

《指导意见》提出，今后公立医院要建立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头、按服务单元等复合型付费方式，逐步减少按项目付费。同时，“鼓励推行按疾病诊断相关组（DRGs）付费方式”。公立医院改革抓住了支付制度改革就是抓住了整个医改的“牵牛鼻子”工程，因为只有在纠正了“扭曲的支付制度”后，包括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在内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才能奏效。然而，支付制度改革这项复杂的技术工作很难指望靠地方的自发性实验来完成，而必须当成一个全国性的重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调动最优质的智力资源来研发、攻关和提供。所以，我们建议国家设立一个重大专项，组织精兵强将，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大胆探索基于规范化的临床路径和标准化的信息系统、以激励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医疗服务支付制度，并拿出在不同地区实施支付制度改革的可操作性强的指导性意见。

尽管公立医院改革最为复杂，但由于纳入了国家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抓的系列任务中，改革势必会成为各级政府的“一把手工程”，因而成功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但公立医院改革的各项任务是否会真正落到实处、真正让群众受益，还有待科学、客观、动态的监测与评估。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金融机构在为财富拥有者进行财富管理的时候，在为实体经济、为企业进行融资服务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按照企业生命周期所处的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工具，采取不同的方法，提供不同的服务，而不应该是只有一种融资方式——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现在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充分，财富管理的水平还不够高，市场上还缺乏适合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的融资工具，所以才会出现人们所常说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2015年6月20日，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在2015青岛·中国财富论坛“财富增长与实体经济”分论坛上表示。

杨凯生举例说明，例如企业初创期，主要靠股东股本投入，靠天使基金提供的股权性质的融资。不仅中国，包括世界上一批现在知名的企业，例如Google、facebook、twitter、腾讯、京东，其实最早都得到过天使基金的支持，它们脱颖而出了，投资者也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在企业成长期，企业融资主要又可以靠VC类基金（也是股权融资）和部分银行的债权资金，实践证明这对支持企业快速占领市场、发展壮大也有显著作用。在成熟期，企业融资主要以PE基金（股权资金）和银行贷款。当然在企业的成长期，尤其是成熟期，还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公众公司。在衰退期，并购基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以下为杨凯生演讲全文：

（一）关于财富增长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社会公众包括企业以及各类市场主体的财富增长情况，不仅是反映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实体经济基本面的，而且也是受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只有实体经济发展好了，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二）关于财富管理如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问题。每个企业在它的生命周期中基本都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金融机构在为财富拥有者进行财富管理的时候，在为实体经济、为企业进行融资服务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按照企业生命周期所处的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工具，采取不同的方法，提供不同的服务，而不应该是只有一种融资方式——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现在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充分，财富管理的水平还不够高，市场上还缺乏适合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的融资工具，所以才会出现人们所常说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关于财富管理究竟能为企业提供什么融资服务。为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投资水平的财富拥有者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投资工具；同时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服务（融资性质不同，融资成本不同的服务），帮助和促进它们的成长和发展。这应该是财富管理的真谛所在。例如企业初创期，主要靠股东股本投入，靠天使基金提供的股权性质的融资。不仅中国，包括世界上一批现在知名的企业，例如Google、facebook、twitter、腾讯、京东，其实最早都得到过天使基金的支持，它们脱颖而出了，投资者也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在企业成长期，企业融资主要又可以靠VC类基金（也是股权融资）和部分银行的债权资金，实践证明这对支持企业快速占领市场、发展壮大也有显著作用（据说去年VC类基金募集1160亿，不知是否准确）。在成熟期，企业融资主要以PE基金（股权资金）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在这一个阶段所起的作用比前面两个阶段要大，据说去年中国大陆的PE448支，达3850亿，人民币银行贷款增加9万多亿）。当然在企业的成长期，尤其是成熟期，还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公众公司。在衰退期，并购基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去年中国市场较大的并购交易1929起，涉及资金7200亿）

总之，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资金需求应该通过不同方式来获得。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提供的债权资金、贷款与我们所说的财富管理的资金有所区别，不仅是监管规定不一样，更主要的是资金性质不一样，一般储蓄存款人和其它直接投资的投资人是不同的。但这两类资金可以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互相配合。在金融市场不断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这两类资金各自的角色定位将不断更加清晰。我相信这正是我国金融改革下一步不断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6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王宁出席吹风会，介绍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以下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的现场讲话整理：

尊敬的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和王宁副部长一起参加今天的例行吹风会。十分感谢长期以来各新闻单位对发展改革委和发展改革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6月17日，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这是顺应大数据时代潮流，运用大数据理念和技术，更加有效地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要政策文件，所以下面我就这个文件的有关内容向各位朋友做个简单介绍。

一、运用大数据加强服务和监管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大家看到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视察时专门考察了大数据中心。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大数据、云计算是大势所趋，不管是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还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都要依靠大数据、云计算。要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方便企业获得政策信息，提供更有效服务；要探索实行“互联网+监管”模式，推进“智能”监管。加快部门之间、上下之间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诚信档案制度和黑名单制度，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的通知》提出，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前天召开的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强调，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有效手段。要加快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推动政府信息开放共享，凡是事关群众办事的程序和要求，凡是依法应予公开的政务信息，都要上网公开。用好网络等新媒体，为企业和群众服务。要推进市场主体信息公示，依法及时上网公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建设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动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方便人民群众、从业人员、经营者了解所有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大力发展信用服务业，多措并举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在环保、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引入大数据监管，主动查究违法违规行为。用政务“云”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效率，造福广大群众。

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服务和监管，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新一届国务院将简政放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当头炮”，降低门槛，放松条件，取消和下放审批权力，极大地激发了创新创业动力和市场活力，为“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顺应“新常态”要求，要引导更多的人创新创业，使更多的企业做强做大，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必须进一步转变职能、优化服务，特别要创新服务理念，丰富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方式，不断提供优质的、贴合市场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必须实行放管结合，特别是在“宽进”的同时加强“严管”。放权在一定意义上是基于信任，要实现放而不乱，就必须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尤其要加强对失信市场主体的监管。

运用大数据加强服务和监管，是时代进步和降低成本的必然要求。现在之所以强调运用大数据来加强服务和监管，是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市场主体活动日趋频繁，全社会信息量“爆炸式”增长，单纯依靠传统的以现场办理为主的服务方式、以抽查为主的监管方式，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把握各类企业的共性和个性化需求，为不同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就必须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作用，利用互联网提高注册登记效率，提高项目审批效率，综合评估企业信用状况，有效地开展经济运行监测预测和风险预警。这有利于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的有效性，有利于降低服务和监管的成本，也有利于方便市场主体开展各类经营活动，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

二、《意见》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务院部署，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中央编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意见》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考虑，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能力、“三个目标”。“一个核心”就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三个能力”就是提升政府归集和运用大数据的能力，提升运用大数据加强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升运用大数据加强市场监管的能力；“三个目标”就是提高服务的有效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降低服务和监管的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

《意见》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是“五大举措”、“七项保障”、“20多项具体的制度建设”。“五大举措”就是提供和不断改进大数据服务，加强和改进大数据监管，促进大数据的开放和共享，促进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搞好大数据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围绕着“五大举措”，有20多项具体的制度建设。比如在大数据服务和监管方面，要建立守信联合激励机制，让诚实守信者更多受益，形成褒扬诚信的正面导向；要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失信者付出应有的乃至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要建立事前信用承诺制度，形成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要建立大数据加工服务机制，充分挖掘海量信息资源的价值，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为市场主体改善经营提供服务；要建立多部门网上项目并联审批平台，实现跨部门、跨层级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提高审批效率和透明度；要建立利用大数据评估政府绩效机制，通过开展第三方评估，推动政府绩效的提升；要建立利用大数据评估企业信用状况机制，强化对市场主体诚实守信的社会监督；要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动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信息互联共享；要建立“信用中国”网站，实现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要建立产品信息溯源制度，加强食品药品等重要产品安全管理，更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建立网络经营者身份标识制度，便于市场主体确认和责任追查，进一步净化网络社会环境；要建立电子商务网站可信认证服务制度，保护网络购物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大数据开放共享、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方面，要建立健全政府大数据采集制度，确保各部门在履职过程中依法记录和采集相关信息；要推动落实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以上网等形式公开，切实增强信息透明度；要构建政府和社会互动的信息采集、共享和应用机制，推动形成政府信息与社会信息交互融合的大数据资源；要建立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及时向社会提示交易风险；要建立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为政府记录归集、共享、整合以及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奠定基础；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化建设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标准体系，加强政府信息采集、共享、使用等环节的分类管理；要建立政府购买大数据服务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大数据资源；要建立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机构的制度，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多层次、专业化的信用服务。

“七项保障”，《意见》提出了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完善标准规范、加强信息安全保护、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明确任务分工、重点领域试点示范等七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在信息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规已经明确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意见》强调，要在大数据运用的过程中，落实好这些保护信息安全、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相关措施。

三、关于《意见》的贯彻落实

按照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上的安排和部署，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意见》的任务分工安排，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推动运用大数据加强服务和监管。

近期的重点工作：一是加快落实信息公开制度。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及时上网公开事关群众办事的程序和要求，以及依法应予公开的政务信息，特别是市场主体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同时也鼓励和引导企业更多地自愿公示有关信息。

二是加快推进信息共享。根据国务院要求，正在加快建立多部门参与的信用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政务信息共享交换。

三是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各领域信用记录，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准入前信用承诺制度。全面建立和落实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加快发展信用服务机构和信用服务市场。推动在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运用政务信用信息和社会信用信息。

四是全面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前不久，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制定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这为实现“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创造了条件，为信用信息的归集、交换和共享创造了条件。

五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加强大数据服务和监管。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会同社会信用体系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建设和开通了“信用中国”网站，从6月1日起已正式运行。归集发布国家和各地区、各部门信用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动态，并向社会公众提供信用信息的查询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社会力量、利用大数据加强信用建设，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一个具体实践。

谢谢大家。

【中新社记者】想问一下连副主任。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前不久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的《法人和其它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请您介绍一下统一信用代码的有关情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代码？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

【连维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形象地说，就是为每一个法人和其他组织，发放一个唯一的而且终身不变的一个“身份证号”。大家对身份证号都有很深刻的印象，现在身份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讲，也需要有这样一个身份证号。对我们个人来讲，身份证号也是个人的社会信用代码。

长期以来，我们各个部门为了管理的需要，也分别建了一些代码制度，比如组织机构代码、工商注册号、纳税人登记证号、信用代码等等。由于存在不同的管理机构赋予多个代码，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造成了使用的麻烦，制约了信息的共享。所以统一信用代码就是要解决“多头赋码”、“多码并存”的状况。

统一信用代码设计了18位的代码，这18位包括了9位的组织机构代码，同时包括了1位机构类别代码、1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另外还有6位行政区划代码，1位校验码。这18位的代码能够满足现在各种代码制度在管理上的需求。同时，代码位数与个人的身份证号的位数正好是一致的，也有利于将来各种信息在法人和自然人之间按照同样的机制进行信息化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作用，对企业或者说对法人和社会组织来讲，就是给了他一个法定的“身份证号”，作为他在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中一个基本依据和证明，为其提供相应的便利；对于政府来讲，这是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有利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信息共享水平、提升管理水平；对于社会来讲，这是方便公民和市场主体低成本便利了解更多信息、掌握市场主体基本状况，特别是识别信用状况的一个重要机制。实行统一的信用代码制度，有利于推动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实现全社会的信息共享，有利于推动现在正在进行的商事制度改革，有利于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也有利于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服务。

前不久，国务院已经批转了这个方案，现在正在抓紧实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的法人，从2015年10月1日，起就要实行新的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其他的登记机构，在2015年底要全面实现。以前已经登记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怎么办？原则上要在2017年底前完成旧码向新码的过渡。在这个过渡期内，旧码和新码可以同时使用。过渡期以后，所有的法人和社会组织都使用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论是赋新码，还是更换旧码，一律都是免费的。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想问一下连副主任，《意见》中提到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企业服务方面，你觉得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再补充问王副部长一个问题，你提到2015-2017年的目标计划，资金来源和资金规模能否讲一下？

【连维良】在运用大数据对企业服务方面，最紧迫的工作：第一，要尽快建立统一的信用代码制度，让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法定的能够为信息共享奠定基础的统一信用代码。第二，向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公开，将政府能够掌握的，在政务活动中形成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信息，优良和不良信用记录，及时向社会公开。这里面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实现信息共享。

在这方面，一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这项工作我们正在做，首先是在国务院各部门之间，我们依托电子政务网已经搭建了一个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已经有30多个部门接入了这样一个共享平台，但现在的任务是要整合大量的信用信息。还有一个是建立了“信用中国”网站，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把凡是能够向社会公示的信用信息向社会公示。从6月1日起这个“信用中国”网站已经开通运行，目前在这上面公布的信用信息有100多万条。下一步，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的信息，凡是能向社会公开的，都要在“信用中国”网站上公开。另外，利用大数据技术，将社会上各种经过确认的信息也整合到“信用中国”这样的平台上，使社会公众和广大企业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能够有效地规避交易风险。谢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连副主任，国务院文件提出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这种机制和原有的机制有什么不同？信用建设手段和大数据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

【连维良】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机制，与我们过去的监管机制有什么不同，最主要的，我们过去更多是以事前审批为主，我们现在更多的强调是事中事后的监管。事前审批的方式，形成了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审批效率、监管效率比较低，监管效果也比较差，制约了市场主体的活力，而且这中间还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这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部门之间监管没有形成合力，存在部门分割的状况，更谈不上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机制，它的特点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它是以信用为基础的有限监管，是以区别不同主体信用状况的分类监管，是瞄准违法失信风险的精准监管，同时也是多部门配合联动的协同监管，还是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更重要的，也是贯彻到市场主体整个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监管。我们说以信用为基础的有限监管、分类监管，就是根据市场主体不同的信用状况，可能实行不同的监管方式和力度，比如说抽查的频次，可以根据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信用程度高的，可以免予检查或者更少地接受检查，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能就要提高抽查频次。我们说精准监管，就是重点对违法行为、违规行为和失信行为进行监管。多部门的联合监管，就是部门与部门之间形成一个联合监管的机制，包括综合执法在内，也包括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社会力量参与的综合监管，也就是要运用大数据进行监管，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以及社会机构掌握的信息，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

你讲到信用建设的手段和大数据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就是刚才讲到的，着重通过建立信用制度和向社会公示信用信息，来使所有的公民和法人都掌握每一个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这就需要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大数据的作用在于，政务信息要通过大数据的手段实行集合和共享，社会方面的各种信用记录通过大数据进行整合，进行分析研判，进行综合评价，还有向社会的公示。可以说，信用建设必须以大数据为支撑，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用建设手段，对于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服务和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谢谢。

【新华社记者】请问连主任。刚才说到打破信息孤岛，利用大数据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我们确实也觉得这对于推进社会的效率和政府行政效率有很大作用，毋庸置疑。但是，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达到？从技术上、人员上，采集甄别录入是个庞大的体系，到底现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时间表？另外，大家对于怎么样运用也非常关注，比如什么样的人、哪些机构有权使用和共享这样的信息？这也涉及到对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保护。虽然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些配套的措施，能不能再具体谈一下？

【连维良】你讲到的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破信息孤岛。现在信息很多，海量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没有发挥有效作用，就是因为数据的分隔。现在应该说有条件打破信息孤岛，文件规定了一系列打破信息孤岛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首先在技术上，我们现在已经有电子政务网，我们目前的电子政务网在国家的层面可以覆盖到所有机关，在省一级层面覆盖到所有省区市，在地市这个层面，目前的覆盖率也已经达到94%，在县这一级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3%。可以说，稍加努力，从技术层面来讲，这个打破信息孤岛的共享交换平台的技术支撑是具备的。

第二，技术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制度建设，怎么能够形成一种信息共享的机制。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在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信用信息共享交换机制，这个共享交换机制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例会，推动信用信息实现共享。共享的载体，就是共享交换平台，目前在国务院层面，已经有35个部门正式实现了衔接，有10个部门能够向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上提供信息。

建立“信用中国”网站，就是为了实现各类信用信息，能够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实现与全社会的共享。现在这种机制已经建立，今后所有各个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信息，还有老百姓办事所必须的程序和要求，都要通过这样一种机制进行公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能解决的，这需要解决几个环节的问题，一是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二是解决归集问题，也就是有数据、无整合的问题；三是解决数据缺失问题，也就是有需求、无来源的问题。

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现在已经具备了条件，当然也需要一个过程，但必须加快推进。

你刚才讲到信用信息如何应用的问题，这也是正是信用信息建设当中，最具技术性的一个难题。就是说，信用信息向社会公开，究竟哪些信息应该向社会公开？有些信息是可以向社会公开的，哪些信息经过授权可以公开，哪些信息不能公开，哪些信息经过授权才能查询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信用信息标准体系的建立，也就是要对信用信息进行分类管理，有些信息是可公开的，有些信息经过授权是可以公开的，有些信息是不能公开的，有些信息必须按规定，要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国家的信息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所以说，分类管理、分类应用，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的关键，这就要建立一系列的信用信息的标准体系，这个工作我们现在也组建了队伍，正在做。谢谢。

 

中国目前正在按照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确定的框架，对国有企业（SOE）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决心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中国将国有企业视为其经济的核心，这一事实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关键的结构性特征。

中国经济体系的增速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三十多年，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探讨：中国的国企与其更优越的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为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产生了更佳的经济表现？引发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指明应该如何改革。

在微观和宏观经济领域，国有企业都给予了中国明确的优势。第一项微观经济上的优势是，国有企业没有私人业主，无须向私人股东支付股息。股息在西方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大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西方会被支付给私人股东的股息，在中国则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投资。西方私人股东将部分股息用于消费，国有企业则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投资水平。由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表现。

国有企业的第二项微观经济优势是，国家以及国家支持的公司，可比私人公司以更低的利率借款，因为它们的风险较小。

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优势，甚至比微观经济方面的更大。在私人经济中，没有自动机制能确保将公司利润——技术上讲是储蓄的一种形式——转移到生产性投资中去。凯恩斯的比喻很有名：“个人于今日决定储蓄时，只表示他决定今日少进一餐，他不一定同时决定把今日所省下的钱，留待一周以后进餐之用。”

私企不将储蓄用于投资，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上也正是这样运作的。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美国公司并没有将全部的利润进行投资。美国公司的经营性盈余已大幅上升，从1980年占国内总收入（GDI）的20%上涨到2013年的26％，同时美国私人固定投资从1979年占GDI的19％下降到2013年的占15%。尽管利润上升，但投资下降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企业不断把现金堆成“金山银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着。到2013年年中，美国非金融公司持有的现金达15000亿美元。

不从事投资的美国企业，不仅通过分红，而且通过股票回购将钱转移给股东。2014年，美国标准普尔500家公司花了95％的营业利润购买自己的股票或分红。不予投资的后果是，到2013年美国固定资产的平均年龄达到了22年，是1956年来最大的。

正如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BlackRock的主席拉里·芬克所说：“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对那些可向股东提供即时回报的行为做出了响应……而在创新、熟练工和维持长期增长所必需的资本支出等方面投资不足。”美国政府可以呼吁人们更多地投资，但没有什么现行机制来促使私人公司这么做。

相反，中国国企的国有属性意味着，它们可以在需要时被导向投资。这是中国投资水平远远高于美国的一个关键原因。根据最新的可供国际比较的数据，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9％投入了固定投资，美国只有18.9％。

中国直接通过控制国有部门投资的能力，还创造出比西方经济体更强大的对抗危机的宏观管理工具。《华尔街日报》指出：“大多数经济体可以拉动两根杠杆来支撑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则有第三个选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加快投资的流动。”

这种通过国有部门设定投资水平的能力，是中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表现远胜美国的关键原因。从2007至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9.9％，而美国仅为8.2％——中国的经济增速几乎是美国经济的10倍。

但是，如果国有企业总体上给了中国巨大的优势，那么新的改革又旨在解决什么问题？一个个的问题是有不少，但要把它们置于基本的经济语境下才能充分理解。

中国过去的错误在于，认为国有企业不光具有经济效益，还有社会功能。国有企业提供的不仅是就业，还有社会保障，如住房和医疗保健。

为什么这是错误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提供此类服务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成本——削弱或消除了它们借贷成本较低、不必向私人股东支付股息的优势。

其次，有效的管理需要专业化和焦点。公司管理人员需要集中精力让企业高效运转，而那些提供社会保障的企业却也需要专注于后者。试图同时兼顾，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法最有效率地完成任何一件事。国有企业应通过缴税来提供社会保障，而不是直接管理。因而有必要把这一旧制度的残余淘汰掉。

在改革中要确保主要资产划在上市公司名下，借助这一手段，可以按纯粹的经济功能厘清国有企业的边界，并执行财务纪律。在近期对一家主要的国有企业——上海电气集团的重组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资产从未上市的母公司转移到了上市子公司。

竞争也能有力地刺激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而非单纯国内的角度去理解它。这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个特点。先举一个例子，中国之前有两家国有铁路机车企业——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理论曾认为它们的竞争会刺激效率的提高。

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高速列车的全球竞争方面，中国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国际化的。即使两家公司合并，其323亿美元的营业额也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的西门子，它的营业额达到了965亿美元。而且，中国制造商还面临着日本子弹头列车和加拿大庞巴迪的竞争。因为从全球而非国内的视角去理解竞争，中国便正确地合并了两家企业。

这还涉及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全球数据清楚地表明大企业比小公司有更高的生产率。大企业在美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美国的生产力优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关键原因。美国就业人口的45％是在员工数量超过250名的公司内，相比之下欧盟只有33%。

但是中国有10万家以上国有企业，它们需要整合。在目前人们所讨论的提议中，规模最大的方案是将112家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合并成30-50家，这是正确的方向。这应该是中国更广泛的公司合并的一部分。举个例子，中国有十余家主要汽车制造商，比起美国的三家，它们没什么竞争力。

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垄断。竞争刺激效率的提升，但在一些领域根本无法操作——通常是因为投资成本高得无法想象，不可能引入竞争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竞争性的电网或地铁系统。

面对自然垄断，最不需要的就是“市场解决方案”。垄断者的市场行为已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价格过高，质量低劣。自然垄断需要一个“反市场的解决方案”——维持国家所有，施加严格的管理，克服其采取市场行为的倾向。这是有必要培养一批训练有素、坚韧顽强的国企管理者的关键原因。

反腐败斗争是其中一个方面。2014年，70名国企高管接受反腐败调查，2015年仍继续开展了此类调查。但必须为高效率的国企管理者建立一套整体机制。

总体而言，笔者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在国企经理的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众所周知，邓小平指出，在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按劳分配”。他重新叙述了马克思的思想。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严格来说，管理人员是高技能工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虽然媒体制造了种种神话，但绝大多数大公司都是由经理而不是“企业家”——公司的拥有者来管理的。这些经理人享有如此高薪的原因是，他们的工作需要超乎常人的技巧——所做的决定可能涉及数十亿美元。

新加坡的机制最符合“按劳分配”。经理人获得高薪，但受制于透明度，并受到像工人一样的对待——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雇。因为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精熟和不腐败的管理机制，这样做符合经济原则。

然而，这种国企经理应获高薪的观点，与中国目前的机制并不吻合，可能极不受欢迎。

（本文原载于china.org.cn，原题Reforming China's SOEs，观察者网 岑少宇/译）

 

据中国政府网6月15日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进一步实施关于社会资本办医的相关政策举措。

一个利好政策是《通知》要求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政策。不得将医疗机构所有制性质作为医保定点的前置性条件，不得以医保定点机构数量已满等非医疗服务能力方面的因素为由，拒绝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根据《通知》，国务院首先要求放宽社会办医准入门槛，通过清理规范医疗机构设立审批、公开区域医疗资源规划情况、减少运行审批限制、控制公立医院规模等举措，降低社会办医疗机构条件限制。

充足的资本支持是推动社会办医，构建多元化办医格局的关键。《通知》要求拓宽社会办医疗机构投融资渠道。鼓励给予充分的财政资金支持，条件允许的话，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补助政策。

此外，为丰富投融资渠道，国务院鼓励丰富创新渠道，通过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同时，国家还将优化投融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医疗机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扩大业务规模。

长期以来，公立医疗机构占据着优质医疗资源。国家鼓励通过促进大型设备共建共享、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加强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强业务合作，帮助社会办医疗机构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

为了能够为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较好的政策环境，《通知》规定将落实医疗机构税收政策；提升社会办医疗机构的临床水平和学术地位；规范收费政策，减半或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国家实行新医改以来，曾出台多项文件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如2014年1月国家卫计委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等。但与形成多元办医格局的目标仍有不少差距，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束缚需要破除。

国务院此次出台的文件，从更加可操作性的角度，从优化审批流程、保障资本供应、给予优惠政策环境、合理获得优质医疗资源等方面，为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了全方位的发展空间。

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以来，国家出台多项措施促进社会办医发展，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但与形成多元办医格局的目标仍有不小差距，还有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束缚需要破除。为加快推进社会办医疗机构成规模、上水平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8号）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以下政策措施。

一、进一步放宽准入

（一）清理规范医疗机构设立审批。明确并向社会公开公布举办医疗机构审批程序、审批主体和审批时限。各级相关行政部门要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全面清理、取消不合理的前置审批事项，整合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执业许可等审批环节，进一步明确并缩短审批时限，不得新设前置审批事项或提高审批条件，不得限制社会办医疗机构的经营性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为申办医疗机构相关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完善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立审批的属地化管理，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具体床位规模审批权限由各省（区、市）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自行确定。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医类专科医院和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加快社会办中医类机构发展。

（二）公开区域医疗资源规划情况。各地要定期公开公布区域内医疗机构数量、布局以及床位、大型设备等资源配置情况，并将社会办医纳入相关规划，按照一定比例为社会办医预留床位和大型设备等资源配置空间，在符合规划总量和结构的前提下，取消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具体数量和地点限制。出台或调整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须及时向社会公开公布，并详细说明本区域可新增或拟调整的医疗资源的规模和布局。对涉及新增或调整医疗资源的，包括新建城区等，政府必须落实保基本的责任，同时支持由社会力量举办和运营医疗机构。未公开公布规划的，不得以规划为由拒绝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或配置医疗设备。

（三）减少运行审批限制。不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等级、床位规模等作为确定配置大型设备的必要前置条件，重点考核机构人员资质与技术服务能力等指标。优化大型设备配置使用程序，简化流程。严控公立医院超常配置大型医用设备；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凡符合规划条件和准入资质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

（四）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规范公立医院改制。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规模适度的原则，合理控制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拓展社会办医发展空间。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引导和规范公立医院改制，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各地要结合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制订工作，明确政府办医的范围和数量，落实政府投入责任，严格限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在县域内，社会办医要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相结合，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和社会办医补充作用，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在公立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有序引导和规范包括国有企业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推动国有企业办医院分离移交或改制试点，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重组改制。

二、拓宽投融资渠道

（五）加强财政资金扶持。将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纳入政府补助范围，在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补助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承接当地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以及政府下达的相关任务，并逐步扩大购买范围。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急救网络，执行政府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并按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获得政府补偿。鼓励地方探索建立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举办者的激励机制。

（六）丰富筹资渠道。通过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鼓励地方通过设立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为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建设资金和贴息补助。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开办费和发展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利用多种融资工具进行融资。

（七）优化融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医疗机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扩大业务规模。拓宽信贷抵押担保物范围，探索允许社会办医疗机构利用有偿取得的用于非医疗用途的土地使用权和产权明晰的房产等固定资产办理抵押贷款。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筹集资金，鼓励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对医疗领域创新型业态、小微企业开展业务。

三、促进资源流动和共享

（八）促进大型设备共建共享。探索以公建民营或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建立区域性检验检查中心，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开放。大型设备配置饱和的区域不允许包括公立医疗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机构新增大型设备，鼓励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整合现有大型设备资源，提高使用效率。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开展合作，在确保医疗安全和满足医疗核心功能前提下，实现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结果互认和医疗机构消毒供应中心（室）等资源共享。

（九）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加快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和规范医师在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之间流动，鼓励医师到基层、边远山区、医疗资源稀缺地区和其他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医务人员在学术地位、职称晋升、职业技能鉴定、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不因多点执业受影响。各地要根据实际，对开展医师多点执业涉及的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等工作尽快研究制订试点方案，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鼓励探索区域注册和多点执业备案管理试点。

（十）加强业务合作。鼓励地方探索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强业务合作的有效形式和具体途径。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为社会办医疗机构培养医务人员，提高技术水平，并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才交流与技术合作。鼓励具备医疗机构管理经验的社会力量通过医院管理集团等多种形式，在明确责权关系的前提下，参与公立医疗机构管理。

四、优化发展环境

（十一）落实医疗机构税收政策。积极落实社会办医疗机构各项税收政策。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对符合规定的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符合规定的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社会办医疗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经认定为非营利组织的，对其提供的医疗服务等符合条件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捐赠，按照税法规定予以税前扣除。

（十二）将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政策。不得将医疗机构所有制性质作为医保定点的前置性条件，不得以医保定点机构数量已满等非医疗服务能力方面的因素为由，拒绝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规范各类医疗收费票据，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使用统一的医疗收费票据，营利性医疗机构使用符合规定的发票，均可作为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凭证，细化不同性质医疗机构收费和票据使用与医保基金的结算办法。

（十三）提升临床水平和学术地位。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引进新技术、开展新项目，提供特色诊疗服务。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积极引进中高端人才，组织开展多方面的科技交流与合作。社会办医在职称评定、科研课题招标和成果评价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有同等待遇。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申报认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医师定期考核机构、医学高（中）等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等。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各医学类行业协会、学术组织、职称评定和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在符合标准的条件下，不断提高其人员所占比例，进一步保障社会办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享有担任与其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相适应的职务的机会。

（十四）规范收费政策。坚决执行国家行政事业收费相关政策，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减半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对社会办医疗机构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在接受政府管理的各类收费项目方面，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收费政策和标准。

（十五）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对社会办医疗机构负责人及有关管理人员的培训，促进规范管理，提高经营水平。加大医疗机构信息公开力度，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开公布区域内医疗机构服务情况及日常监督、处罚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加强监管体系和能力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行医，严肃查处租借执业证照开设医疗机构和出租承包科室等行为，严惩经查实的恶性医疗事故、骗取医保资金、虚假广告宣传、过度医疗、推诿患者等行为，探索建立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退出机制。建立健全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用记录，依法推进信息公开并纳入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对严重违规失信者依法采取一定期限内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加强医疗安全管理，引导参加医疗责任险。完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政策，出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管理细则，明确对经营性质、资金结余使用等的监管办法。

（十六）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各地鼓励、引导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办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传和表彰社会办医疗机构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扩大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影响，形成有利于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把发展社会办医放在重要位置，加强沟通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通知要求，及时制订或完善配套措施，同时为地方开展差别化、多样化改革探索留出空间。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细化政策措施，确保落到实处。各级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要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建立重点工作跟踪机制和定期督导制度，确保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取得成效。

 

2015年6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要牢固树立改革全局观，顶层设计要立足全局，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大胆探索，积极作为，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会议审议通过5个文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国企须加强党的领导明确党组织的法定地位

会议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

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承担好从严管党治党责任。

“五个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会议指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机制制度创新，强化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巡视监督以及社会监督，加快形成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

要全面覆盖、突出重点，加强对国有企业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等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重点决策环节的监督。

要权责分明、协同联合，清晰界定各类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增强监督工作合力。

要放管结合、提高效率，改进监督方式，创新监督方法，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要完善制度、严肃问责，依法依规开展监督工作，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建设“四个忠于”的法治工作队伍

会议指出，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目的是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人才保障。要按照法治队伍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标准，建立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加强对法律职业人员的管理，把好法律职业的入口关、考试关、培训关，提高法律职业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

会议强调，建立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的规范机制，对推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高司法队伍整体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要根据司法队伍的职业特点、职位性质、管理需要，遵循司法规律，建立符合审判、检察人员职业特点的招录机制，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对艰苦边远地区实行政策倾斜，确保新录用的审判、检察人员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专业素质。

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会议指出，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保司法机关公正廉洁司法十分重要。要坚持从严管理，完善预防措施，加大监督力度，不断完善司法行为规范，优化司法环境。广大司法人员要做公正司法的实践者和维护者，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

海南省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

会议同意海南省就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

 

6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能源局、国家认监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力挺光伏产业发展。《意见》共8条，从市场引导、产品准入标准、财政支持、产品检测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执行标准，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业内人士表示，《意见》的印发对光伏产业形成中长期利好，长期以来低迷的光伏产业将迎来加速转型升级。

三部委力挺

《意见》通过采取综合性政策措施，支持先进光伏技术产品扩大应用市场，深入加强光伏行业管理，推动我国光伏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包括发挥市场对技术进步的引导作用、严格执行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实施“领跑者”计划、发挥财政资金和政府采购支持光伏发电技术进步的作用、加强光伏产品检测认证、加强工程产品质量管理、加强技术监测和监督以及完善光伏发电运行信息监测体系等。

《意见》还指出，我国光伏技术进步明显加快，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市场支撑。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部分落后产能不能及时退出市场、先进技术产品无法进入市场、光伏产业整体技术升级缓慢、光伏发电工程质量存在隐患等问题。

而本次《意见》的出台，旨在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加强光伏产品和工程质量管理。

“《意见》对目前我国光伏产业的优劣势认识深刻，为我国光伏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一位资深光伏行业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光伏产业门槛特别是技术门槛，让光伏产业建立技术优势，是我国光伏升级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本次《意见》的出台，对光伏产品的准入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中，《意见》指出要严格执行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光伏发电项目新采购的光伏组件应满足工业和信息化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本）相关产品技术指标要求，如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15.5%和16%、高倍聚光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8%等。

为进一步提高相关企业建立技术优势的意识，《意见》还指出要实施“领跑者”计划，国家能源局每年安排专门的市场规模实施“领跑者”计划，要求项目采用先进技术产品。据悉，“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要求更高，如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16.5%和17%以上。

在财政资金支持方面也向高技术产品倾斜，指出发挥财政资金和政府采购支持光伏发电技术进步的作用：国家支持的解决无电人口用电、偏远地区缺电问题和光伏扶贫等公益性项目、国家援外项目、国家和各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各类光伏发电应用示范项目等等安装的光伏发电项目，优先采用“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

此外，《意见》还对文件中涉及的主要技术指标以附件的形式予以说明，为相关企业提供指导。

光伏产业加速复苏

光伏产业作为我国重要的新能源产业之一，近年来却遭遇产能过剩、技术相对落后等问题。此外，相关光伏产品价格也处在长期的下跌通道中。

“以多晶硅价格为例。目前市场上多晶硅均价15.69美元/千克，而在2009年的时候，多晶硅的价格曾达400美元/千克以上。”前述研究人士表示，“除了多晶硅，其他主要的光伏产品价格比五六年前下跌了80%甚至90%以上。”

产品价格飞流直下，很多大规模生产上游原材料的企业，都栽了一个大跟头。不过，在经历了长期的价格下跌之后，近期部分光伏产品价格出现了反弹。

数据显示，最新156mm多晶电池片均价1.264 美元/片，环比上涨0.96%，出现企稳势头。“部分产品在经历了长期的下跌后，受到季节性的供需影响，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长期的下跌趋势不改。”上述人士表示，“不过现在很多光伏企业都不再单纯的生产上游的多晶硅等产品，光伏产品价格的下跌倒逼企业改进技术、完善产业链，对整个光伏产业其实是促进作用。”

随着《意见》的发布，长期低迷的光伏产业将迎来加速复苏。

附件：国家能源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认监委 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号）以来，我国光伏技术进步明显加快，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市场支撑。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部分落后产能不能及时退出市场、先进技术产品无法进入市场、光伏产业整体技术升级缓慢、光伏发电工程质量存在隐患等问题。为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加强光伏产品和工程质量管理，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发挥市场对技术进步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引导光伏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光伏技术和产品，采取差别化的市场准入标准，支持先进技术产品扩大市场，加速淘汰技术落后产品，规范光伏发电技术和质量监督管理。逐步建立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的循环递进机制，加速光伏发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二、严格执行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光伏发电项目新采购的光伏组件应满足工业和信息化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本）相关产品技术指标要求。其中，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15.5%和16%；高倍聚光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8%；硅基、铜铟镓硒（CIGS）、碲化镉（CdTe）及其他薄膜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8%、11%、11%和10%；多晶硅、单晶硅和薄膜电池组件自项目投产运行之日起，一年内衰减率分别不高于2.5%、3%和5%，之后每年衰减率不高于0.7%，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衰减率不高于20%。高倍聚光光伏组件自项目投产运行之日起，一年内衰减率不高于2%，之后每年衰减率不高于0.5%，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衰减率不高于10%。上述指标将根据产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

三、实施“领跑者”计划。国家能源局每年安排专门的市场规模实施“领跑者”计划，要求项目采用先进技术产品。2015年，“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应达到以下指标：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16.5%和17%以上；高倍聚光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达到30%以上；硅基、铜铟镓硒、碲化镉及其他薄膜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12%、13%、13%和12%以上。“领跑者”计划通过建设先进技术光伏发电示范基地、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等方式实施。国家能源局提出示范工程的主要技术进步指标、建设规范、运行管理及信息监测等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通过竞争性比选机制选择技术能力和投资经营实力强的开发投资企业，企业通过市场机制选择达到“领跑者”先进技术指标的产品。

四、发挥财政资金和政府采购支持光伏发电技术进步的作用。国家支持的解决无电人口用电、偏远地区缺电问题和光伏扶贫等公益性项目、国家援外项目、国家和各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各类光伏发电应用示范项目、各级地方政府使用财政资金支持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建筑设施上安装的光伏发电项目，优先采用“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

五、加强光伏产品检测认证。加强光伏产品检测认证能力建设，逐步提高光伏产品认证标准，提高光伏行业国际标准制定和国际互认能力。光伏组件生产企业应具备组件及其使用材料的产品试验、例行检验所必须的检测能力。企业生产的关键产品必须通过第三方检测认证，并由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公布检测认证结果。光伏组件生产企业在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确多晶硅、电池片、玻璃、银浆、EVA、背板等关键原辅材料的来源信息，确保进入市场的光伏产品必须是经过检测认证且达标的产品。

六、加强工程产品质量管理。光伏发电项目采用的光伏组件、逆变器及关键产品，须通过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机构认证且与认证送检产品保持一致。各光伏发电开发投资企业应建立光伏发电关键设备的技术及质量管理制度，在产品招标采购、到货验收、竣工验收环节，对光伏产品技术指标提出明确的要求。

七、加强技术监测和监督。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认监委等部门定期组织有关单位对光伏市场产品开展技术质量检查，重点检查光伏产品关键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完善技术质量管理政策，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对产品未达到市场准入标准的制造企业，予以公告。对国家组织实施的“领跑者”计划项目，委托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进行全过程技术监测评价，在工程竣工验收时重点检查是否达到承诺的指标，在工程投产一年后进行后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

八、完善光伏发电运行信息监测体系。行业技术支撑单位要按照行业管理有关要求，开展并网运行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运行信息统计工作。电网企业要建立和完善并网运行信息监测系统，监测项目输出功率和发电量等数据，保持运行信息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配合开展光伏发电技术评价和质量检查信息服务工作。项目单位应向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系统报送光伏发电设施的基本信息，包括光伏组件类型、规格、额定功率、安装方式、逆变器型号、系统最大输出功率等。项目设施进行检修和发生故障时，项目单位应按运行规程及时向电网企业通报有关情况。

附件：主要技术指标说明

国家能源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认监委

2015年6月1日

附件：主要技术指标说明

一、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

（一）光电转换效率定义

　　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是指标准测试条件下（AM1.5、组件温度25℃，辐照度1000W/m2）光伏组件最大输出功率与照射在该组件上的太阳光功率的比值。

（二）光电转换效率的确定

　　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由通过国家资质认定(CMA)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按照GB/T 6495.1标准规定的方法测试，必要时可根据GB/T 6495.4标准规定作温度和辐照度的修正。

　　计算公式为：

（其中组件面积为光伏组件含边框在内的所有面积）

批量生产的光伏组件必须通过经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机构认证，且每块单体组件产品实际功率与标称功率的偏差不得高于2%。几种常用标准规格晶体硅组件光电转换效率对应峰值功率技术指标如下表：

对于非标准晶体硅光伏组件（如双玻组件），转化效率可不以上述公式计算，但其使用的电池片效率应和工信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中对电池片光电转换效率的要求一致，且必须通过经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机构认证。

对于聚光型光伏组件，其标准测试条件为AM1.5、组件温度25℃，辐照度1000W/m2，组件面积为相对应的透镜面积。

二、光伏组件衰减率

（一）光伏组件衰减率定义

光伏组件衰减率是指光伏组件运行一段时间后，在标准测试条件下（AM1.5、组件温度25℃，辐照度1000W/m2）最大输出功率与投产运行初始最大输出功率的比值。

（二）光伏组件衰减率的确定

光伏组件衰减率的确定可采用加速老化测试方法、实地比对验证方法或其它有效方法。加速老化测试方法是利用环境试验箱模拟户外实际运行时的辐照度、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并对相关参数进行加倍或者加严等控制，以实现较短时间内加速组件老化衰减的目的。加速老化测试完成后，要标准测试条件下，对试验组件进行功率测试，依据衰减率公式，判定得出光伏组件发电性能的衰减率。

实地比对方法是自组件投产运行之日起，根据项目装机容量抽取足够数量的组件样品，由国家资质认定(CMA)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按照GB/T 6495.1标准规定的方法，测试其初始最大输出功率后，与同批次生产的其它组件安装在同一环境下正常运行发电，运行之日起一年后再次测量其最大输出功率。将前后两次最大输出功率进行对比，依据衰减率计算公式，判定得出光伏组件发电性能的衰减率。

计算公式为：

 

众所周知，2014年我国机械工业运行延续了近几年的持续低迷，增速又创新低。而2015年的头几个月，几个重要运行指标仍在继续下行。这对于从本世纪初的“黄金十年”走过来的机械行业来说，感觉尤其像坐了翻滚过山车般大起大落。如何看待当前机械工业的市场形势？如何应对需求不足？

第一，目前机械工业增速下行到“底”了没有？

机械工业从以前20%以上的增速降至去年的10%左右和今年一季度的7%以下。今年1-3月累计，全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1-2月累计，主营收入同比增长5.42%、利润同比增长0.16%，几乎已经跌无可跌了。

所以，就今年而言，上述年初的几个增长数据已基本到“底”，即使3、4月份再降一些，下行幅度也将极其有限；今年增速的“底”大体应该与上述年初几个主要数据相近。

但从长远看，增速仍将缓慢下行，预计每10年下降1%左右。在“十三五”期间，机械工业主营收入的利润增长达到7-8%的速度仍是大概率事件，2020年后预计将降至7%左右。

第二，如何看待“需求不足”？首先，需求绝对量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在快速下行。在机械行业主要产品中，产量持续保持增长的品种以前一直占多数，今年一季度仍占一半。这些产品主要是与提高效率和自动化水平、改善民生、节能减排、夯实产业基础、增加出口关系比较密切的产品。比如：大型和新型农机、乘用车和配套发动机、仪器仪表、复印设备、环保设备及仪器、数控机床和数控成型机械、风力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轴承、模具、紧固件、齿轮、铸锻件等等。

产量下降较大的，一是与投资活动紧密相关的产品，如：工程机械、载重车、重型机械、冶金矿山机械、石化装备、常规发电设备等；二是技术含量偏低、市场业已饱和的普通机械，如普通机床、交流电动机、电焊机、电炉、电线电缆及低压电器、中小型普通农机产品、照相机等。

由上述不同类别机械产品所表现出来的产量升降趋势，不难看出当前机械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

其次，尽管需求增长明显趋缓或下行，但需求总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2000年机械工业销售额约为1.4万亿元，2014年已高达约22万亿元。2010年前，年均增长速度虽高达20％以上，但实际年均增量只有1.26万亿元，即便是最高的2010年也只有3.4万亿元。而2013和2014年的增量分别达到2.4万亿元和1.8万亿元，远远超过了2000年全年的销售额；客观地看，增量的绝对额很大。在年销售额已高达22万亿元的背景下，仍能继续实现如此大的增量，殊非易事。可见“需求不足”之说并不确切。

第三，为何对需求不足深感其痛呢？

一是与以前相比，需求增长幅度急剧下滑，而且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品种（以前是1/3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一半左右）需求绝对量下降。

二是与订单增长急剧趋缓或下降相比，产能满足率下降更快。多年来的大规模投资已使产能急剧扩大，产大于求的矛盾远比需求本身增速下行尖锐得多，这也放大了对需求增速下行的痛苦感。

三是恶性价格大战导致企业效益大幅下降。在产能严重放空的压力下，机械企业同行间的价格战愈演愈烈，从而使利润率急剧下降。即使实际产量并未下降，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已大不如前。这是对“需求不足”深感痛苦的最根本原因。

第四，要关注需求结构变化趋势。

一大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由大规模工业化的高潮向工业化的中后期演进，以重化工能力建设为支撑的投资类装备需求的高速增长之势已经过去，但随着我国对人民生活改善和质量提高的重视，各种与消费关系更为紧密的行业及其对机械产品的新需求正在迅速兴起和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工程机械、金属冶炼及轧制设备、载重汽车等设备的市场需求下降，而乘用车、环保设备、制冷设备等却依然能保持增长；在金属切削机床中，数控机床增长较快，除了其技术含量较高外，很重要的增长点在于通讯3G产业对相关产品专用加工的需求拉动。

与传统的投资类装备需求相比，机械行业对新兴消费领域中机械产品的需求研究还不够，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市场敏感度远不如民营企业，一些市场需求往往要求交付期和质量要满足客户产品按期上市的要求，传统的效率很难适应客户的要求。

挖掘消费类需求是一篇大文章，不能仅仅局限于轿车和空调。举凡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有关的领域，都有可能成为增长点。保健、健身、医疗、养老、出行、旅游、休闲、娱乐、食品、餐饮、安全、家庭服务、通信等等，其中隐含了无数商机，也孕育了对机械产品越来越多的直接或间接的新需求。

趋势之二：随着用户对增长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对装备的需求从追求“大、重”转向更为追求“精、灵”，精度、可靠性、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高效率、低消耗等指标要求已成为关注点。

趋势之三：设备需求由增量主导向存量主导演进；由新增项目、新增能力带来的设备采购为主，逐渐转向在役设备的更新改造和维修带来的采购为主。这样一来，虽然“新增”设备采购需求量渐减，但需求的稳定性将大为增强。因此，机械企业要关注如何引导和抓住存量制造的市场。

在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颇为发人深省的另一个变化趋势是：总体而言民营机械企业的发展速度一直快于国有企业，与体制机制有密切关系；此外，中小型机械企业发展近年来快于大型企业，这与企业小、反应速度较快有关，而且中小型企业多数是民营企业。

第五，应对需求不足的一些思考。

其一，审察大势，选择调整方向；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的变化。大规模、高速工业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对投资类机械产品的爆发性增长的需求期也已经随之而去，要在这一大前提下认识和思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今后机械工业的发展速度。

基于前面企业对需求不足之所以感受特别强烈的分析，从逻辑上看，化解需求不足之道，除了千方百计刺激需求增长以外，理应更为关注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关注如何解决恶性竞争所导致的效益非正常下滑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结构和行业整体利益看，应该鼓励部分机械企业退出竞争，使供求关系恢复到理想的正常状态，使供求能力略大于需求，既有竞争也不失控。各级政府要从政策和思想认识上有所转变，不应期望所有企业都能活下去。国家要坚决制止地方用保护政策扭曲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是要让优胜劣汰成为现实，以此促进产业升级。否则，无法减少严重过剩的产能，机械工业就无法走出困境。

因此，实力不强或不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的企业退出竞争，另寻他途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退出、转行也许可以会找到不那么拥挤的“蓝海”。

如果不想转行或被淘汰，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提升竞争力，进入同行前列。

其二，向高端升级。在几乎所有现有产品都存在供过于求、恶性竞争的同时，包括主机和各种零部件在内的几乎所有产品的高端领域却都在进口，说明仍存在颇具有附加值吸引力的发展空间。机械工业每年3000亿美元以上的进口额证明了这一点。

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及高新技术船舶、节能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轨道交通装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新兴领域，更集中体现了对高端装备的需求。向高端升级不仅是要从自身角度对原有产品技术指标进行升级，而且更要关注如何“为用户降本增效”，从这一角度改进自己的产品，使自己的产品比之其他同行同类产品，乃至于进口产品都更高效、低耗、耐用，对用户更有吸引力。

其三，延伸产业链。与自我扩张相比，我们更倾向于通过兼并重组进行扩张。

其四，重视服务型制造，提升附加值。努力在原有产品“硬”件基础上增加各种方便用户使用的“软”件，由给用户销售产品向为用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转变。

其五，走向国际。我国无与伦比的制造能力是突出的国际比较优势，现有产能无论如何仅在国内发展是无法充分发挥的，只有大步走向国际，在国际竞争中才有可能找到用武之地。2014年我国机械产品的出口额在全部销售额中只占不到12%，这一占比与德国、日本相比差距很大，说明发展潜力确实很大。

其六，长远着眼，眼前着手，持续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言，是生产效率、质量和市场反应速度之间的竞争。因此，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努力将是大方向。但具体到每个企业，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判断有效地提升现实的竞争力，以此来决定推进节奏和工作切入点，不能盲目跟风。

其七，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实践中，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相对较快，说明体制机制改革大有潜力。而大型国有企业不加速强化改革和创新，即使需求形势好转，也未必能扭转优势地位日渐下降的颓势。

其八，加大重点建设力度。目前，建议努力加大核电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力度，以此增加重大装备的订单需求，救助一些确实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竞争力的“国宝”级装备制造企业。此类企业的发展往往并非完全由市场所决定，一旦破产，后果难以设想。

 

*蔡惟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

2012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明显地显示出自身产能过剩、需求严重不足。目前，多数装备制造企业面临四重困难叠加。

第一是市场萎缩，需求不旺。据说中石化今年要减少投资7000亿元；中石油的西三线建设、俄罗斯东线建设现在都因下游市场原因暂缓；重新启动的核电建设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集中开工了；常规火电建设的热度也不再像过去。

第二是产能过剩，供大于求。过去我们听说某个国外公司投了40亿进行技术改造，都会吓一跳，但再看一重、二重、哈电、东电、上电，近十年来哪个企业没投入数十亿进行改造扩产呢？有家阀门厂一下子扩建了7万平米的厂房。这样下去不可能不出现产能过剩。

第三是成本增加，优势丧失。过去我们的装备产品比发达国家的价格低很多，我们有性价比优势。但现在随着国内制造业各种成本的上升，价格优势已经逐渐失去，甚至出现了国内产品价格比国外产品还要贵的情况。

第四是国外入侵，大牌竞争。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市场的竞逐与占据。国外的知名企业都很看重中国市场，投资战略改变了过去转让技术或合资建厂为主的形式，改为以独资为主，在中国建制造基地。比如核电的一些核心产品，是跨国公司以所谓“本土化”的方式在中国生产，实际上除了土地和普通工人是中国的外，其他的核心技术、包括装备，都是人家自己的，虽然在中国“本土化”，但中方却没有知识产权。

其实，这四重困难不仅仅叠加在装备行业企业头上。冶金、有色、石化、建材等行业，遇到的问题大都是一样的。但是对装备制造业造成的后续影响与其他的工业产业还是有很大不同。因此我想就装备工业的发展谈谈看法。

第一，要明确定位装备制造业的支柱地位和战略地位。一个国家从工业基础工程到工作母机，上天入地下海都离不开装备。世界上公认的强国如美国、欧盟里的德、意、法、瑞士以及日本等，无一不是装备制造业的强国。它们的工业，核电、航空、航天、航海、军工等等部门，都是依仗本国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实现的。国际上还有一类富裕国家如中东，它们凭借着特殊的资源禀赋，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基本是从国外买来的，但是没有被认为是强国，主要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根基。所以装备制造业对于中国、对于未来一个受尊重的有国际话语权的强国来说，是必须看重并且必须强化的这样一个基础产业。这是国家实现自立、自尊、自强的支柱，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装备制造业的位置和它的未来发展。

第二，我们在努力使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国内市场对装备的需求。特别是要提倡“买国货”，支持民族工业，推进装备国产化等。即使是在市场下滑、需求不足的当下，中国市场依然体量巨大，在全球居最前列。两个市场同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应只谈“走出去”，把国内市场留给外国企业。

支持民族制造业，这是从上到下应该贯彻始终的，而本届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落实。比如，有些央企招标时甚至不允许国内完全有能力、有水平的装备企业参与投标，而是大量购买国外设备。大家都知道美国有《购买美国货法》，我们的发电设备卖到世界许多国家，而有些所在国家也都在要求国产化，这是理所当然的。过去我们提议立法“买国货”，有关方面认为还不到时机。而且一说国产化，似乎就是“民族主义”、“不符合WTO原则”等等。为什么美国、德国、韩国可以这样做，我们就不可以？现在要理直气壮地号召国产化、国家利益。对国家项目“买国货”的问题，可以考虑先立规，再立法。现在要求政府机关买国产车和国产电脑就开了一个好头。

最近，东三省的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落实振兴东北的28号文件精神，将启动100多个建设项目，包括机场、港口、核电，还有工业项目等等，总投资大概几千亿。一般一个建设项目中装备所占比重大概是40%到50%，就算其中30%是采购装备，那么在东北的这些建设项目就会给装备行业企业带来数百亿元的订单。但如果这些建设项目还要进口，就是拉动国外的制造业。若市长、区长们又带着队到国外去考察，买回一堆国外设备的话，真是愧对东北三省这么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所以，培育和经营国内市场同样重要，国内项目用国货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即将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国家肯定还会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要上马，如果能把其中的装备采购留在国内，对于我们的装备制造企业，是个非常大的机会。

第三，目前的招标法需要修改。其中关于最低价格中标的规定，存有很大问题。由于进入门槛规定不明确，参与招标的制造企业良莠不齐；按最低价中标的办法，低于成本的报价中标的结果，就给一些不择手段牟取利益的企业以可乘之机，其后患就是给我们的重点工程建设，像核电、大乙烯、煤化工、输变电、发电等建设项目带来质量与安全上的隐患。同时，一些骨干企业为了生存，拼低价拿到订单，最后利润稀薄、甚至是赔本买卖，无法再投入研发创新，其未来的发展也难以为继。装备企业现在处境较为艰难，但有的重大技术装备的投标价竟然低于2007、2008年时的价格。这几年企业成本都在上涨，而装备产品竟然在落价，这很不正常。竞争无序带来很大问题。制造业对“最低价中标”怨声载道，这是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长此下去，这些重点骨干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谈何发展升级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要用政府的力量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要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重大技术装备是龙头，依托国家重点工程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是抓手。回顾这些年我们走过的路程，正是由于政府对重大装备国产化的有力推进，带动了整个装备工业的水平提高、规模壮大。经验告诉我们，重大装备国产化需要用政府的力量，因为要扭转用户对进口装备的偏爱并不容易，同时重大工程涉及的装备采购方和供货方多为国有企业包括央企，所以由政府来出面组织协调，是可行而有效的。甚至对央企领导人的考核，是否可以有装备国产化的比重这一项。应该把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作为一个责任，并上升为政府行为、国家行为、社会行为。

第五，希望当前党中央国务院能对装备制造业有更明确的政策倾斜。主要是对装备制造企业的研发与转型升级，要有一些政策性的倾斜，对这些企业目前的困难与问题能够给予纾缓帮助；包括在融资、税收、保险、补贴等方面的配套支持，都是十分需要的。比如说补贴，能否在现有的国家预算内补贴额度中，对装备制造企业多两个点或三个点。因为这些企业十分需要这种支持。举个例子，沈鼓集团在营口搞了一个大型压缩机实验站，投资十几个亿，为的是提高实验手段，能够像GE、西门子那样在实验台位上带负荷试车，从而具备一流的竞争能力。但这个实验站本身不形成产值，更没有利润，这种带有公益性质的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活动，就需要来自国家的支持。总之，基于装备制造企业对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崛起大国的重要战略意义，非常需要中央政府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扶持和关切其发展。

 

* 黄鹂，国家能源局研究员。

 

中信重工

任沁新*：竞争国际化，企业须转型

中信重工是个创造了业界传奇的企业。在中原洛阳，市场经济本就不如沿海活跃；国有老企业，改革成本高负担沉重；做重型成套装备，一干就是首台套，研发能力须格外深厚。中信重工却做得很好，装备很强。记得三十多年前，作家张洁曾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机械工业，书名叫做“沉重的翅膀”，很形象。中信重工却摆脱了沉重的翅膀，用“云端理论”构架企业未来，大力实施向高新技术企业、成套服务商、国际化企业的战略转型，将互联网+融入到高端装备制造业，形成“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成套服务”新型商业模式，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之一，世界最大的矿业装备和水泥装备制造商，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

从企业的角度看，市场需求萎缩，需求结构变化的态势非常明显。

如果要判断市场下一步走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需求将会深度下滑，两三年之内很难逆转。比如我们所服务的煤炭、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这五大领域，企业经营都非常困难，也看不到近期反转的迹象。因为大型投资项目一般都有个提前期，现在没有明显的大项目拉动的迹象。而国际巨头也出现了分化，我们曾为一家跨国公司提供了18台套大型设备，后来他们又在招标18台套，前期工作都做好了，最近对方宣布无限期暂停。

目前，我们与国际对手竞争更加激烈，甚至一种新的生死同盟也出现了。我举个例子，今年一季度我们拿到来自国际、国内大型矿山的16台套大型设备订单，几乎囊括了国内外所有的新开项目。这给国际巨头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采取的对策是找国内的企业联手对付我们，而办法就是降价，甚至出现了价格倒挂，恶性价格战不可避免。

装备企业的生存环境很严峻，而国企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现在税负很重，人工成本还在增长。每年7月1日各地政府就要公布社平工资，并据此来提高下一年的缴费基数。如果我们企业每年不给工人长10%以上的工资，员工的可支配收入会下降。现在个人所得税变成了工薪税，人均月收入1万元要交985元的个人所得税，再交23%的工资附加费用，实际上到手的是6715元。企业对于高端人才宁愿出高薪，但是现在被动涨工资。

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中小企业，但好的政策往往传导不到企业。我举个例子，去年在降息的前一天，我们发行了10个亿的公司债，本来以为我们亏了，但是降息后发公司债的企业融资成本统统比我还要高。

再如国家的减税政策，对企业来说含金量应该是很高的。但是财政收入直接是来自于税改，现在你减税了，税收部门的压力大了，于是税务部门就到本地的大型国有企业查税，而查税补交税和罚款比减税高多了。

装备企业最大的隐患还是后续投资力度减弱，发展后劲不足。现在重机行业一是没有能力投，二是不知道往哪儿投。这一轮对企业的影响和过去任何一轮经济调整都不一样，过去我们都还是在熟悉的领域来做，但现在却出现了方向性的问题。资本逃离实体经济的趋势仍然非常明显，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趋势也确实存在。

而国有企业的机制不活，或者活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几乎回到改革开放初期，无论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几乎现在国有企业在自主权上是越来越小。比如，我们中信重工作为上市公司，现在隶属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又是香港上市公司，那么中信重工这样的香港上市的一级子公司，如果在市场上做一些重组并购，只要产生国有法人股的变化，就必须报财政部。还有国企领导的薪酬问题，企业大力转型时期，需要招聘高端人才。现在我们班子9位成员，有两个引进人才，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国内高端人才，于是在一个班子里薪酬上形成了双轨制。某企业已出现班子成员集体辞职，再用市场化方式全部聘回来的极端例子。如果一旦在国有企业形成这种趋势的话，国有企业的活力从哪来？

从传统企业与新兴企业的对比看，传统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和问题是：体制上，传统企业受制于国有体制，很多禁忌；新兴企业无主管、无疆界、无归属，自由度高。机制上，传统企业决策机制、投资机制、人才机制、激励机制、退出机制活力明显不足；新兴企业更加市场化。目标上，传统企业更追求利润和短期目标；新兴企业追求的是价值和预期。投资上，传统企业往往是靠自我积累，或银行借贷；新兴企业背后是风投、战投、众筹，疾风暴雨式的快速投资。人才机制上，传统企业更多的是管控、留人、用人，形成了人才的双轨制；新兴企业聚合人才，靠股权+薪酬。发展模式上，传统企业长期固守在一个行业，专注于某一主业，形成固定模式；新兴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趋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理念、新经济。国企改革不到位，机制不活，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就很难实现，因此必须以激发企业活力为目标推动深化改革。

有几条建议：第一，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性质，回归企业本质的属性。而且特别建议，把国资系统管理的企业分为功能型、竞争型，对纯竞争性企业要严格地按照市场来进行管理。

第二，积极促使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资本的有效流动。比如，洛阳是我国轴承工业基地之一，洛阳轴承产学研就一直想整合，到现在因为跨不同的主管单位，而咫尺天涯。再如，洛阳有一家设计院和生产企业同属一家央企，相距不足两里地，但是两家合不到一块，各搞各的。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旦涉及央企，资本流动起来就非常困难，大而不活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三，用全球化的视野看待企业走出去。慎提向国际市场转移过剩产能，这种提法对国际市场是有影响的。可以少说多做。如果有国家背景的基金支持的话，企业可能会走得更快更远。另外很需要发展自己国家在国际化方面的服务咨询机构。现在只要涉及到国际并购、国际重组、国际投资，几乎全都要依托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评估机构。

第四，高度关注人才问题。比如说装备制造企业的领导者，他们身上有鲜明的特征，有雄厚的实践基础，也有个人的才能和人格魅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行业内将有一批50后的企业家要退出岗位，形成一个新旧交替潮。所以现在国家主管部门也好，国资主管部门也好，要更加关注企业家的这种交替。另外制造业的领军人物，包括高技术、高技能、高素质的岗位严重后继乏人。即使上市公司，股权机制基本上起不到激励作用。支持资本参与分配，国家已经提了多年，但实际上没有有效的操作路径。而且希望相关政策能够允许企业的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延迟退休。

企业介绍：

中信重工是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企业之一、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煤炭、矿山、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节能环保和军工等行业提供重大技术装备和完整的工程解决方案。

公司前身是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一五”期间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93年，企业整体资产划拨中信集团，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2008年改制成立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A股股票在上交所挂牌。

2012-2014年，中信重工是在我国“七大重机”中唯一保持了规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目前也是国内重型装备行业上市公司中业绩最优的企业。

公司以内生增长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把实施技术先导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实现了由设备制造商向成套服务商的转型，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并行发展，自主品牌产品直面国际终端客户。

公司构建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研发体系。拥有国家首批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在全国889家技术中心中位列前十，拥有我国矿山重型装备领域首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属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是国内最大的矿山机械技术设计研发机构，专业从事国家基础工业技术装备、成套工艺流程的基础研究和开发设计。企业拥有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年产2000万吨级特大型选矿、年产600万吨级高压辊磨等20余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重型装备制造业前沿技术的引领者。

公司实施了以世界最大18500吨自由锻油压机组为核心的“新重机”工程，达到现代重型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配置，确立了自身在全球市场上的高端制造地位。

公司初步完成了全球化布局。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矿山机械、选矿工艺研发中心，在美国建立了铸锻技术研发基地。中信重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业和水泥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平台上，成长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重型矿山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据企业官网）

济二机床

张志刚*：我们面对的是世界顶级竞争对手

济二机床在机床行业是个专注到极致的企业。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出现很多历史性机遇，企业纷纷进行多元化经营，涉足房地产，试水资本运作，而济二是少有的专注于自己行业的企业，它不但至今还是国有独资的市属企业，甚至不曾搬迁换块大点儿的地方，他们的许多车间厂房还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

六十年过去，变化最大的是，济二已经成为同行中的国内第一，世界一流。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在美国主流市场，济二连续拿下8条成套汽车冲压生产线，同台竞争的对手，是长期居于全球第一的德国舒勒公司。现在，济二的冲压生产线已经装备过几乎所有的德系、美系、日系汽车著名品牌。他们的经验往简单说，就是专注，再专注。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经济形势，官方也发布了很多数据，于是就有了一些判断。我们干企业的常年围着市场转，应该说对市场的发展变化还是比较了解、感受比较深的。但有时还是会被那些公布出来的数据和说法整“迷糊”了。比方说权威数据统计，年年进口的高端机床价值可观，去年更是数量惊人。但我们在市场上感受不到，不知是哪里的需求，什么样的需求？最后经过调查了解，原来是做手机的生产线大量进口，因为按统计局的划分，手机是高技术产品，其设备放在数控机床类，统计后出现增长了，还是大幅增长，再一查，实际就是三星、苹果这几家品牌的手机生产线。上一代手机生产买一批设备，没几天就过时了，又要上下一代设备了。这些设备跟我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高端机床不是一码事，却混在一起统计，就出现了一个不真实的“高端市场”，给管理者和决策者造成了误导。

现在“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政府会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少不了要投资一些大项目，但这些项目千万不要又是拉动了国外的公司。我们有很多新的市场机会，反而是民营企业用户提供的，民营企业更愿意接受国产装备，因为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而国产装备既少花钱，又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但目前在国防军工行业，还是大量进口国外设备。前几日我与一个航空企业的老总见面交流时说，只要我们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好。但如果你们不确定要使用国产装备，犹豫不信任，那就算了。但是作为军工行业的企业，应该很清楚，国外企业今天卖给你设备，以后是否会一直卖给你？

还有智能制造，可以说给企业开了一副“药方子”，但不要指望包治百病。我们做大型锻压设备的，现在已经做到国外顶级市场。福特汽车在美国底特律等地进行的技术改造，先后用了我们8条线。现在我们在市场上较量的对手，是德国舒勒等几家全球最强的企业，而且屡屡把它们打败，已经在竞争格局上占了上风。我们现在琢磨的是，怎么才能把企业真正做强。

企业介绍：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37年，国有独资，国内机床行业重点骨干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在岗职工4800余人。

主要产品有锻压设备、数控金切机床、自动化设备、铸造机械、数控切割设备等大类。服务于汽车、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能源、船舶、军工、模具等行业。

1953、1955年分别研制出中国第一台龙门刨床、第一台机械压力机。1960年代研制出世界最大的龙门刨床，1970年代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汽缸体平面拉床，1980年代为中国汽车工业从卡车向轿车时代跨越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60多年来，企业先后研制了450余种国家首台（套）产品，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持。

公司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项目与科技支撑计划16项，是行业内承担国家科技支持项目最多的企业之一。获得国家专利154项，制定国家与行业标准22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市科技进步奖52项。高端产品比重达到销售收入的60%以上。

公司自主研制的机器人全自动冲压生产线、大型全自动快速送料冲压生产线、重型多工位机械压力机、伺服冲压生产线等产品，与国际最先进技术同步。产品装备了包括合资和内资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汽车制造企业，整车制造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中，唯有冲压工艺设备以国产为主；大型冲压装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

同时，冲压设备成线出口到美国、巴西、印度等海外汽车主机厂，为通用、福特等国际知名汽车企业提供海外总承包交钥匙工程，被誉为“世界三大数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一。福特汽车全球6个工厂，已先后6次订购济二的10条大型全自动快速冲压生产线。其中7条已已交付用户使用，1条正在安装调试，2条正在厂内制造阶段。福特汽车美国工厂将济二生产线与德国生产线用同样的模具、零件进行全面的精密对比检测，结果显示，济二的冲压件所有指标达到用户要求，部分指标优于德国冲压件。济二冲压线在福特最畅销的F-150新兴铝板皮卡及其他车型的冲压生产中起到关键作用。

公司以数控龙门镗铣床、五轴联动龙门镗铣床、数控落地镗铣床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数控金切机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国防建设和国家重点项目提供了大批替代进口的先进装备。

自2003年以来，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利润年均增长39%，利税年均增长28%，总资产年均增长19%。目前在行业形势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稳定增长。

先后获“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中国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在振兴装备制造业工作中做出重要贡献”、“两化融合标杆企业”、“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等荣誉。（据企业官网）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

茅建荣*：从企业角度看制造业的竞争环境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专业设计、制造齿轮传动装置和粉末冶金制品的大型重点骨干企业。齿轮箱行业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品牌壁垒极高的行业。杭齿依靠国家的支持和自己的心血，在钱塘江畔建起了我国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汽车变速器的研制基地，十大类、千余种产品享誉国内外市场。公司立足传动装置主业，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确立了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我们公司是是零部件企业，是专搞齿轮传动的，为整机厂老大哥做配套。我们可以说是国有控股的中小企业，年销售收入大概30亿元人民币。

杭齿集团的配套对象涉及四个行业。最主要的是船舶行业，我们的产品占到国内船用齿轮箱市场的70%。船舶行业这几年也是比较困难。虽然目前国内船舶企业的订单还是不少的，但最大的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船厂的老板，他们说：我有订单，但现在不做，因为成本太高。这反映船舶行业的利润已经非常薄。好一点的是海洋执法和渔监船的行情。去年中海油等大企业启动了一些海洋工程项目，开始船舶行业的订单还可以，后因石油降价，这些项目便停滞下来。因此，今年一季度订单下滑比较大。

第二个是工程机械行业。我们是为工程机械配套传动装置中品种最齐、数量最多的企业。这个行业去年一季度的市场还可以，从二季度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年底，今年一季度的情况仍很差，几个骨干大厂的情况都差不多。工程机械行业过去一般是年底和年初的市场好一些，但今年比较特别，现在可能是最近这些年里面工程机械市场行情最差的第一季度。

第三个是汽车行业。我们在萧山有一个跟广汽菲亚特合资的企业，开发制造各种型号的汽车变速箱。这个行业应该比较看好，估计今后几年发展势头也不会差，特别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发展很快。但最大的问题是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到底怎么走，目前行业还在摸索，产品型式也各种各样，将来肯定要在取得一定共识后才能确定技术方向。

最后一个是新能源发电行业。这几年我们开始投入研制风力发电变速箱、增速箱，近来这块业务量增长比较大。我们因此也在向高端制造升级，现在企业已经拥有最大直径3.5米齿轮的制造能力。

这几年公司的销售规模还是稳步增长的，但利润增长速度在下降，因为成本在增长。下面阐述几个观点。

第一，资本价格过高，对制造业伤害很大。现在大家都在说资金缺乏问题，但有些领域里的资金并不少。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行业间的利润分配有问题。制造业利润太低，房地产、金融及少数垄断行业的利润过高。这几年资金基本上都往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流走。温州地区大概50%以上企业的资金往外流，不是做房地产就去做金融业。杭州地区也一样。如杭州某大型装备企业，做主营业务规模跟我们杭齿差不太多，其经营业绩的三分之二是靠贸易而不是制造。也就是说，制造业企业的资本正在不断往外流。这个现象值得警惕。我觉得，国家应该认真考虑对制造企业减税问题，特别是增值税。有的企业负担也过重，不光是国有企业。总之要防止资本远离制造业。否则，美国的金融危机过后，产业空心化危机可能轮到中国。

第二，地方国企的自主权和竞争力在下降。比如现在限制三公经费，上级说招待费也算三公经费，每年往下减。目前经济不景气，维护和开拓市场的成本要增加，招待费一般是不能减少的。又比如人才问题，为了开拓新业务，我们打算高新聘请高端技术人员，或者股权激励。但由于我们是国有控股企业，政策不允许，结果事情也办不成。所以一定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现在这个转型时期，如果政策不能理顺，企业就会慢慢地失去竞争力。

第三，要支持民族工业。支持民族工业、支持创新，是消化产能过剩的一个途径，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对那些有研发能力，对国家的产业技术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企业，政府应该拿钱去鼓励他们创新。比如国际齿轮行业中，最有名的是德国的ZF，德国政府每年给该企业5亿欧元的开发费，研发成果为全德国所用，而不是ZF一家用。如果国家能给杭齿这样的补助，支持企业的科技创新，我们也可以拿出更好的成果，为国家所用。资助企业对象要找好的重点企业，不能撒芝麻盐，最后见不到效果。另外，国家关于创新发展战略已经有不少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允许科技人员对其成果允许股权介入等，但好政策不落地。

最后，关于低价中标问题。在项目招标过程中，低价中标的规定是很不好的，我们零部件厂有切身感受。原来重大项目招标要设门槛，现在不允许设门槛，否则要审计。所以搞高端设备的大型国企和中小企业一起去竞标，产品要最好、价格要最低；原来企业有战略供应商，现在也不准，否则负责招标的人没法交代。就这样，把一些能力较差的企业拉进来，只顾价格低，中标后质量难免下降，并且严重限制了真正好企业中标重要项目的机会。

企业介绍：

杭州齿轮箱厂创建于1960年，2001年成为国有多元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完成股份制改制，20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现有职工2500余名，拥有控股和实际控制子公司18家，参股子公司2家。综合实力列为“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企业。

公司在船用齿轮箱及可调螺旋桨、工程机械变速箱、粉末冶金摩擦材料等领域业内排名长期稳居国内首位。

公司专注于齿轮传动装置和摩擦材料的研发与制造，设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以及船用产品、工程机械变速箱等15个研究所，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拥有233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8项）及核心技术，并主持或参与起草、修订了22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杭齿在自主开发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二次创新，产品领域扩展到船用齿轮箱及可调螺旋桨、工程机械变速箱及驱动轿、汽车变速器、工业齿轮箱、风电增速箱、农业机械变速箱、粉末冶金制品、大型精密齿轮等十大类、千余个品种。公司技术中心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010年“前进”牌商标曾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7年“前进”牌船用齿轮箱曾荣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前进”牌产品行销国内近30个省、市和自治区，并远销世界47个国家和地区。

齿轮箱制造行业涉及大量的机加工、热处理和检测装备，尤其是大型船用产品、工业齿轮箱和风电齿轮箱。产品制造、过程检测和总成试验装备均必须具有重型化和高精度的要求。船用齿轮箱系列一直是杭齿的优势产品，其市场占有率已经多年位居国内第一。

杭齿的工程机械变速箱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左右，被徐工集团、宇通重工、临工股份、洛阳一拖、福田重工等五大主机厂授予“最佳供应商”和“优秀供应商”称号。汽车变速器产品是杭齿产品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主要用于客车和重型卡车动力传动系统，主要客户包括一汽、东风汽车、湖北三环专用车厂、郑州宇通、苏州金龙等。风电及工业传动则是杭齿具有发展潜力的业务品种。（据企业官网）

 

链接一：

美国的先进产业在哪里

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美国的先进产业》报告，勾勒出美国“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布局，阐述了先进产业的定义、地理特征。报告挑选出美国五十大先进产业，解构了不同都市圈的产业特点，并详细说明了这些产业带来的就业变化。

什么是美国的先进产业

根据报告的定义，先进产业必须符合两条标准：要有大量的研发支出；拥有大量获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职员。第一条标准要求该行业平均到每个职员的研发支出位列全行业前20%，第二条标准要求该行业拥有STEM学位的职员比例超过全美平均水平。

基于这一定义，共有50个不同的行业入选美国的先进产业，包括35个制造业、3个能源行业和12个服务业：

属于先进制造业的，包括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音频和视频设备、基础化学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相关设备、汽车、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造船、医疗设备和用品等；

属于先进能源行业的，包括电力设施、矿产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属于先进服务业的，包括建筑和工程、有线电视及其他订阅节目、计算机系统设计、数据处理和托管、医疗和诊断实验室、卫星通信、软件出版业、无线电信运营业等。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这些行业有着大量的研发投入，因而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无论是通过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或是对现有技术、产品和工艺的重组和改善，都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并开拓新市场，从而提高既定投入下的产能和社会的生活水平。

美国的先进产业在哪里

就地理分布来看，美国的先进产业遍布全境，并无明显失衡。南部拥有最多的430万先进产业就业人口，西部拥有300万，中西部拥有290万，东北部拥有210万。

分州来看，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拥有最多的先进产业就业人口，其次是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这5个州拥有全美先进产业就业人口的35%。

美国的先进产业主要位于各大都市圈，前100大都市区吸纳了先进产业70%的就业，全部378个都市区共提供了先进产业91%的就业。在通信设备制造、数据处理和托管、软件出版业等12个先进产业中，至少有4/5的工人在大型都市圈工作。而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卫星通信这两大先进产业只能在大型都市圈中找到。

以从业人口的结构来看，号称硅谷之都的加州圣荷西无愧为美国的先进产业中心，其30%的就业人口都从事着先进产业。排名第二的是西雅图，当地就业人口中的16%从事着先进产业。紧随其后的是威奇托(15.5%)、底特律(14.8%)和旧金山(14%)。

各大都市圈产业结构比较

在产业结构上，美国各大都市圈表现各异，大致可分为服务业导向地区、制造业导向地区、特点不鲜明地区，以及同时拥有先进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地区。

在全美100大都市区中，37个拥有相对较大的制造业导向先进产业基地。在这些制造业导向都市圈中，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犹他州奥格登、俄勒冈州波特兰、俄亥俄州托莱多、堪萨斯州威奇托尤以先进制造业见长。在威奇托，先进产业工人大多从事航空航天工业。在奥格登、托莱多和大急流城，汽车制造产业链占主导地位。波特兰则以半导体工业著称。

包括加州贝克尔斯菲、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纽约州叙拉古、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俄克拉何马城等7个大都市圈以能源产业见长。先进服务业则支配了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在内的19个大都市圈。

另一方面，共有14个大都市圈同时拥有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其中圣荷西、底特律、休斯敦、佛州棕榈湾、西雅图最为全面。圣荷西在17个不同的先进产业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计算机系统设计、科学研发，到半导体和计算机设备制造，几乎无所不能。西雅图靠航空航天产品制造和软件出版业支撑着一半的先进产业岗位。底特律不仅以汽车制造业著称，同时还在工程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企业管理咨询、研发服务、数据处理上有所建树。休斯敦，颠覆人们印象的是，建筑和工程服务的从业者竟然超过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棕榈湾则同时拥有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半导体工业、计算机系统设计、工程服务等先进产业。

重要性、机遇和挑战

根据报告的结论，先进产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带动了美国就业的复苏。

截至2013年，全美50大先进产业雇佣了1230万工人，约占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9%。不仅如此，美国先进产业每年创造2.7万亿美元增加值，约占美国GDP的17%，超过医保、金融和房地产的贡献。

与此同时，先进产业雇佣了全美80%的工程师，完成了90%的私营部门研发，产生了85%的专利，贡献了60%的出口。先进产业同时支持着多条供应链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属经济活动。一名先进产业从业者每年从其他产业购买23.6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远超其他产业从业者的6.7万美元。这样的高消费支持并创造了更多就业。

事实上，每个先进产业就业都能够创造2.2个其他就业，其中0.8个本地就业，1.4个外地就业。这意味着除了吸纳了1230万工人以外，先进产业又额外为2710万美国工人找到了工作。因此，先进产业支撑着3900万个就业机会，约占美国就业人口的1/4。

从1980年起，先进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稳定，但产出却在激增。1980~2013年间，先进产业的产值年均增长5.4%。2010年起，就业和产出同时激增，两者的增长率是其他部门的1.9倍和2.3倍，其中仅计算机系统设计就创造了25万个新岗位。

但报告同时称，尽管美国的先进产业优势明显，但在国际竞争中仍面临强劲的挑战。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先进产业部门人均生产效率在14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能源密集型经济体挪威，是匈牙利的2.5倍，比意大利、瑞典、德国高出50%～70%。但在先进产业就业占比、产出占比这两项数据上，美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2010年，美国先进产业就业占比在15%左右，位列14个主要国家中的倒数第五。2000～2010年间，美国先进产业就业占比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奥地利、德国、挪威、芬兰、意大利下降不到1个百分点；先进产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奥地利、德国、芬兰、瑞典和捷克均有较大提升。

另一方面，部分先进服务业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比如电脑设计服务逆差为80亿美元，科学研发服务逆差为20亿美元，美国为使用国外专利付出的费用也在加速增长。这些领域出现逆差令人始料未及，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先进服务业本应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

报告最后认为，美国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必须捍卫并扩大美国的先进产业，一要致力于创新，二要充实技能培训管道，三要支持生态系统建设。美国的先进产业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和民间部门需要以新的方式共同努力，从而增强先进产业的发展活力。

 

链接二：

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技术是短板

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2万亿元，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1/3，稳居世界首位。多数装备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据美国调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

一个个超大、超重、超宽、超高的重大装备被研制出来，鼓舞着国人的信心，但超精、超微产品却时时困扰着中国装备制造业。一个致密度不高的阀门，一条不均匀的焊缝，都有可能导致油气泄露，从而引发爆炸。

当我们把一个个装备拆解开来，越往下拆，发现的问题就越多，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关节用RV减速机，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机公司垄断，有人讲，日本人说跪，全球机器人没有几个能站着……。现在，我国高端装备的基础部件，特别是运动部件，如阀门、伺服电机、发动机、自动变速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的大多为静止部件，我们在短期内面临着多重矛盾，技术能力难以快速向高端升级，资源难以向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流动，大量资源集聚到组装、制造等价值链低端环节，进而形成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最终导致我们的装备价格是按机器的重量卖，产品利润会受到原材料价格的挤压，缺乏技术创新的产品议价能力较弱，常常受制于人。

长期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植入”性强，自主基础研究不足，底层技术和配套产业基本技术支撑乏力、发展不均衡；通过“举国之力”实现的重大技术装备的突破多是单机，无法实现全产业链布局。

我国装备制造业一直是“以整机带动零部件发展”的思路，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整机发展起来了，但零部件并没有真正被带动起来。由于整机厂的强势和游说，本世纪初，国家把进口“零部件不免税，整机免税”改为“零部件免税，整机不免税”。措施着力点的错位，使得我国本土零部件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产业最薄弱的环节需要直面进口产品的冲击。当我们今天想再发展关键基础零部件的时，几乎找不到可以承接国家重点任务的配套企业。

20世纪5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开始走的也是“整机带动零部件”的发展策略，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感觉这条路径与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相违背，因此改为强力支持基础技术和基础零部件，从底层做起。到目前为止，日本经产省每年还要支持200余项基础技术支持日本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目前已远超出日本，但虽然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基础技术不牢，关键零部件不能自主的弊端进一步突出，现在欧洲、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采掘业慢慢延伸至冶炼业，再慢慢进化到金属产品制造，最后成为装备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这种产业链的自然进化过程使得这些装备制造企业的基础很扎实，内力很“绵长”，即使很一般的产品也能注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最终制造出高端产品。

近年来，虽然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重要地位不断降低，日本在战线上似乎有所退缩，但是在关键零部件领域，日本仍然是严防死守。日本仍然有一批“怪物级”长寿企业（约3000家）和一群经验丰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电子、材料等技术集聚型产业中仍然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绝不是我们眼中日本的“电饭锅”和“马桶盖”，而是隐藏在这些消费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产业尖端技术实力。

发达国家依托自身技术和资本优势，牢牢把控着处于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关键零部件和技术，这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钳制和影响是深刻的。一是掌控我国自有产品的生产节奏，产业安全难以保障。如日本大地震几乎导致我国工程机械停产。再如外商可以根据委托加工的关键部件参数推导出我国国防用产品的产量。二是产品利润沿着零部件产业链传导到国外。如在激烈的汽车竞争市场中，一些外商提出降价，但中方不同意，因为中方只有在最后的整车销售中才能分得利润，而外商已经在关键零部件上赚得盆满钵满了。三是控制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如机床行业，使用国外零部件件，其可靠性最高可达5000小时无故障，平均2000小时，而我国产品最大可靠性也只能达到1000小时。机床工业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是主要原因，国产功能部件无论从品种、数量、档次上都不能满足主机配套要求。

目前给予我们追赶的时间已经不多，近年来装备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新的规律更是妨碍了国内基础零部件领域的追赶。例如，信息技术和传统装备制造业高度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装备制造业的模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零部件的电子化，使得零部件变得更加集成化和“黑箱化”。面对这一趋势，传统的仿制手段已经失灵，反求工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的企业必须拥有一种“正向开发”的能力，能更好地理解产品运行过程中的内部机理，接受更加复杂的设计策略。而这种正向设计能力必须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以及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结果。

我们应当学习日本产业发展模式的一个优点，即整机和零部件、材料协同发展，相互促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子企业在设计新产品的同时，采取大力支援外包企业研发所需材料的战略。开发出材料后，再协助外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一直到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定优势为止，继续保持良好关系。

国家应鼓励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发挥全价值链创新，需要上下游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合约关系，荣辱与共，协同发展。中国企业目前还没有认识到建立起这样全价值链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个中国目前还学不到，优质采购商太少，都想着用别人的钱赚自己的房，不压榨供应商就是好的了，支持供应商，这都是教父级企业家了。随着环境、安全等压力不断加大，产品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中国的整机企业转型升级一次，一大批中小型供应商就面临着一次生死决择。如某著名空调企业，为了提升产品智能化，召开了60多家供应商大会，强制供应商提升零部件的信息化，否则将被淘汰出局。积极的一方面是倒逼零部件企业转型升级；消极的一方面中国的供应商有可能被外商所替代。再如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汽车市场一直被本土汽车企业所把持，但由于本土企业没有及时应对排放标准的提高，为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巨大空间。

一方面优秀的零部件企业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另一方面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下，中国零部件企业随时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使产业整体发展面临零部件空心化危机。

未来，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实现由“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开放协同治理模式转变，优先发展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材料、关键零部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装备制造业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底层智慧和经验；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联合整机厂共同开发研制为用户定制化的专用产品；逐步形成以基础技术和关键基础零部件等配套产业支撑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新格局。

 

链接三：

《中国制造2025》摘要

（一）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我国已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显著增强了综合国力。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信息化程度、产品质量效益等差距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污染问题突出；信息化水平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

（二）当前，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制造业发展面临新挑战：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和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严峻挑战，粗放型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刻不容缓。

（三）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建设制造强国，要突出创新驱动，制定特殊政策，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奋力拼搏，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主要战略任务：

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建立以创新中心为核心载体、以公共服务平台和工程数据中心为支撑的制造业创新网络，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瞄准新一代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等战略重点，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快速发展。

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金融和财税政策，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为制造强国战略提供战略支撑与保障。

* 任沁新，中信重工集团董事长。

* 张志刚，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茅建荣，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董事长。

我们希望业内同仁，特别是监管当局和政策制订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透过现象洞察本质，拒绝复杂市场结构、抵制时髦而我们却不明就里、不知深浅、不晓利害的衍生品的诱惑，让金融回归本原，远离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服务。

长期以来，我们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不够关注。可政策的作用力无论我们关心与否都在发生，或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我们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规划事关中国制造业升级，事关国力、国运、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局。我们的政策何去何从?能否支持、保障“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已十分关键，成败与否将系于政策一身。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政策清醒，时时关心其作用力方向，排除各种干扰，把政策导入服务中国制造之轨道。

经济的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在反作用于中国经济，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一趋向，深刻反省问题何在。毫无疑义，我们的国家战略是基于对经济现状的客观判断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有些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却与国家战略不搭界。出现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学的自主与自觉;二是缺乏坚定的战略贯彻意志和清晰的贯彻路径把握，制订政策时没有注重对其作用力方向的评估，执行政策时对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锐，调整纠正不坚决。

国家战略系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所在，关系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国家安全，亦是关系全体人民福祉安危的国之根本。然而，国家战略的实现必须依靠方向正确、合理有效的政策来贯彻落实，要靠正确的政策来组织、动员、调动、引导全社会资源服务国家战略，确保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因此，国家战略能否顺利实现，政策的选择是否正确就成了关键!政策选择正确，可以引导我们实现国家战略;政策选择错误，政策的作用力方向轻则就会发生漂移而偏离国家战略，重则还会与国家战略相左。

当今我国在经济领域的国家战略已成共识，即发展实体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增效。毫无疑问，发展实体经济等不仅已成共识，而且也成为制订各种经济、金融政策的“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政策层面鲜有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和传导路径、环节、过程进行评估反思;在市场层面往往出现高举为实体经济服务大旗，我行我素，自我服务的情形。眼见得政策与实践和国家战略渐行渐远，不仅国家战略难以落实，而且还会出现与国家战略相悖，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状况。因此，我们必须清醒、理性地关注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与国家战略的关系，冷静评估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坚决使其为实现国家战略服务。

另轨循环的金融市场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资金规模畸高，银行存款高达120万亿元，相当于GDP总量的两倍。这种状况不仅属于全世界的最高水平，而且货币资产和实体经济总量的差距倍数还在继续扩大，已经到了影响人民币市场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境地。尽管如此，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还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奇怪现象。究其何故?虽然这里有金融市场存在机制扭曲、功能缺陷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的问题。如今，我们已经把金融抬高到一个本不该有的高度。

一、金融在“创新”风险

金融是什么?金融是服务业，是为实体经济的借贷双方和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代理人，其职责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提供服务的，在整个经济循环系统之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实体经济的仆人。离开实体经济之后，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它就会失速、翻车!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轨道的恶果。

对欧美充满兴趣的国人特别是业内同仁对于这场危机技术层面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应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这场他山的金融风暴过后我国金融市场的走向却让人瞠目结舌。

在高高举起的但没有插在中国大地之上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帜之下，2008年之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一方面快速扩张，规模剧增;另一方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教训视而不见的金融“创新”纷纷亮相登场。一是直接导致美国金融海啸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加速发展，2014年底已达到3300亿元，在政策的推动下今年将突破5000亿元。二是种类繁杂、五花八门的高息理财产品空前繁荣。三是融资融券(主要是融资)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证券商赚得盆盈钵满。四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受到鼓励，股指期货、股票期权交易不断推出。五是业内衍生品交易热情不断高涨，风险偏好不断提高。例如，在发展衍生品市场的风险评估这一问题上，原来业内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爆发风险，主要原因就是场外交易，场内交易风险相对较小，我国应该搞场内衍生品交易。现如今，随着“衍生品热”的发展，场外衍生品交易也将不再被视为禁忌，期货界正在热议通过子公司规避监管开展场外期权交易，也有个别证券公司在尝试场外衍生品交易。事实将证明，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是捂不住的，有场内就一定会有场外，在逐利恶魔冲击下，不要指望理性，不要指望量的控制和度的把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上种种金融“创新”的理由从表面来看都十分充分。一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太简单，太原始，还是一个缺乏杠杆的现货市场，因此应该向西方看齐，使其复杂化。二是完善风险管理工具，对冲投资风险，减少市场波动。

事实上这些理由都是无法成立的。如前所述，金融是经济体系中的服务中介，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为经济活动提供简单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而不是舍简求繁，把金融市场复杂化。复杂并不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简捷倒应是金融市场的哲学。美国华尔街的实践表明，金融复杂化的赢家是自我服务的金融业，输家是实体经济。当然，这种畸形发展的金融不会有最后的赢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人们一般都认为金融衍生品是风险管理的工具，其实并非如此。一是市场实践中从来都鲜见谁使用衍生品工具对冲了风险而躲过灾难，倒是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要么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要么被重创的噩耗传来。二是自上世纪80年代衍生工具不断涌现、不断复杂化以来，尽管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烈度越来越高。究其原因，这些危机爆发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我们今天十分热衷的金融“创新”，正如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

事实上，金融衍生工具从来都不是用来避险的，而是用来制造市场波动投机套利的。市场人士最爱价格波动，没有波动就没有金融的高额利润，衍生品正是他们在波动中谋求高额利润的对赌工具而不是对冲风险的工具。因此，我们希望业内同仁，特别是监管当局和政策制订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透过现象洞察本质，拒绝复杂市场结构、抵制时髦而我们却不明就里、不知深浅、不晓利害的衍生品的诱惑，让金融回归本原，远离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服务。

近年来，我已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详细论述了所谓金融“创新”和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危害。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换个角度，试图分析一下我们当下轰轰烈烈的金融无序发展与创新和实体经济有关吗?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有益还是有害?

二、金融在妨害实体经济

金融是近代以来经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中介，也是实体经济须臾不可离开的供血系统。但是真理和谬误就一步之差，越雷池一步，天使就会变成恶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适度的规模，要讲究规模经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选择适当的业务方式，要坚守代理人职责，坚持为客户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坚持卖方业务价值观。否则，夸张的规模、炫目的衍生品、贪婪的自营和杠杆交易就一定导致金融异化，背叛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成为经济系统中的吸血乌贼。

步美国之后尘，我国金融业的夸张发展已经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以2014年为例，金融机构贡献的所得税竟然和制造业所得税相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表明了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金融投资收益与实业投资收益倒挂，颠覆了实业净资产收益率两、三倍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基本规律，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亟待纠正的严重问题。

毫无疑义，实体经济是国之根本，对于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首先应该将资源优化配置给实体经济，保证其占有的资源与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相匹配。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配角，其利益来源包括金融投资收益都主要来之于实体经济收益。这种来源关系就决定了金融不能在经济体系中占有过多资源和享有高于实体经济的不当收益。

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因为过高的息差收入、花样百出的业务模式和自营套利等原因占有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并使其业绩和利润不断增高。金融的自我膨胀严重地挤占了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和盈利可能。

一方面，经济的金融化吞噬挤占了实体经济急需的资金资源，妨害了实体产业发展。2012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提出了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正确的价值导向。但遗憾的是，没有与之对接的实施政策，导致三年过后金融在自我服务的路上越走越远，另轨自我循环，吸占巨额资金，空转牟取暴利。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17家银行企业的净利润总额为1.23万亿元，占500强企业净利润的51%。与此同时，500强中的260家制造企业的净利润总额占比却仅为19.5%，远远低于银行业。以净资产收益率来看，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8.8%，银行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却高达18.6%。这些数据已经说明制造业的空心化尤为严重。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经济增速逐步下降，但是利息水平却不断提高，很多行业的资金成本竟高过了净资产收益率。正是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剥夺，加大了生产企业的财务成本。这些数据也显示，金融机构的高利润是在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整体近乎微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难道不能说明畸形发展的中国金融业在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妨害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生存。

另一方面，金融业的超高利润示范效应，阉割了实体产业的创业冲动。如前所述，实体经济因研发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等原因，且属于整个经济产业系统的本源动力，理应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唯此，经济活动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遗憾的是，我国正常的产业收益分布格局已被打破，金融投资收益和实体投资收益严重倒挂，金融投资收益超高。超高的金融利润不仅侵害了现今实体经济的利益，危害最大的则是超高利润示范必将侵蚀国人实体产业投资欲望，动摇我国制造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使我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近十多年来我国不正常、非理性的房地产业高回报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实体产业的投资动力(挤占浪费了资源，误导了投资者，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影响了消费需求)，破坏了原本应该更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给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房地产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贻害，我们不能让金融再旧剧重演了。如果我们放任经济金融化，放任金融无序发展，放任金融高利润，人们哪有心思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实体产业，必然急功近利，趋之若鹜般扑向金融投资，以钱炒钱。目前这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如不及时纠正，中国经济的前景堪忧。

三、实体经济与衍生品无关且此消彼长

目前，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冠之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但其实大多数与实体经济毫无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对冲基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市场上职业炒家的投机套利交易需求，非金融机构参与者不多。衍生品交易的获益者主要是这些参与者、交易所等交易组织者和中介机构。除少数外贸企业试图通过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冲外汇风险之外(全球外汇市场每天超过5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中的98%和实体经济中的外汇需求即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投机交易来帮助发现价格)，衍生品交易与实体经济几乎无关。

金融衍生品不仅和实体经济无关，还会如前文所述制造金融风险，祸害实体经济。此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是金融另轨空转循环的重要方式。衍生品发行和交易不同于金融现货市场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不给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帮助，是独立于融资服务之外的另一系统，纯属经济体外另轨循环。并且和实体经济，和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融资市场成负相关，此消彼长。衍生品交易越活跃吸引资金越多，实体经济失血会越多。

经济的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在反作用于中国经济，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一趋向，深刻反省问题何在。毫无疑义，我们的国家战略是基于对经济现状的客观判断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有些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却与国家战略不搭界，个别政策甚至与国家战略相悖。出现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学的自主与自觉;二是缺乏坚定的战略贯彻意志和清晰的贯彻路径把握，制订政策时没有注重对其作用力方向的评估，执行政策时对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锐，调整纠正不坚决。

哲学的自觉与政策选择

中国金融的浪漫、无序发展，其动力源自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动和“人有我有”赶时髦的心态，但却选错了样板，依葫芦画瓢地照搬美国的金融制度与衍生产品，罔顾中国的战略需求，忽略了发展资金融通渠道、提高资金融通效率、降低资金融融通成本等最基本的金融正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盲目现象?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哲学的自觉与定力，不知不觉地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

一个优秀的民族，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哲学思辨传统的伟大民族，应该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哲学反思批判精神。没有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性、前瞻性批判，没有深刻的检讨自省精神，没有理想之光、理性之灯引领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能够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一个社会的精英，要希望能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正能量，最重要也是最简单实用的思想方法一是方向感，二是把握“度”。我们应该时刻反省自问，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选择正确的政策方向。

一、新自由主义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很久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影响广泛，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但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悖。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在制订政策时自觉与之划清界限，以免被误导贻害。

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除鼓吹私有制并破坏我国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外，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里主张自由放任发展，推崇“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要求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地改变其业务模式，从“产业服务模式”转变为“金融交易模式”。金融已经背离了早期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产业资本的结合与服务模式，从服务代理人摇身一变成为自我服务的委托人，仆人异化为主人，而且仆人的规模远远大于主人，本末倒置。这种变化被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被奥巴马任命的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沃尔克规则》的主要制订者保罗·沃尔克称之为过去40年来金融业最大的变化，也是最不幸的变化。而这种最不幸的变化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励与纵容之下实现的。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华尔街可以按照所谓的市场需求即自己的利益需求做任何事情，开展任何业务。哪怕它会损害公众的利益，损害市场秩序，破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市场功能，都是合理的，都不能干预，必须任其发展。在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引领之下，华尔街为了一己私利，为所欲为，创造出了无数千奇百怪的金融业务模式和衍生品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巧取豪夺，短短几十年里就积累起无数财富，建立起一个庞大无比的金融帝国。但另一方面，它把金融市场引向异化的歧途，导致了更大的贫富悬殊，抽空了实体经济，制造一次次金融危机并殃及全世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他们有为了自己的自由剥夺别人自由的自由，他们有利用衍生工具欺骗诈取别人利益的自由，他们有为了私利破坏经济秩序制造灾难的自由。当然，他们也有为了疯狂逐利而自我毁灭的自由，但不幸的是整个世界却得为他们缴陪葬税。

毫无疑问，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自由观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巧取豪夺的市场不是我们憧憬的市场。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中，我们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尊重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的自由，尊重人们追逐利润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害别人的自由，不能侵害别人的利益，不能弱肉强食，不能把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市场变成为少数人剥夺多数人，为其聚敛财富服务的市场。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人是有社会性的，人的社会性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是有依存关系的。依存就是互相尊重，尊重就是要严守彼此利益边界，就要处理好个人和公众、局部和整体、当今和长远的利益关系。有了利益关系就得受约束，有约束人们才能相安无事，相向和睦，相得益彰。这样人们才能享受精神、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因此，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接受法律法规约束，接受市场秩序约束，接受公平、正义的市场道德约束。

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与新自由主义的西方金融市场的最大不同还是价值观的不同。他们放任私欲泛滥，承认存在合理，哪怕这种存在加剧贫困与社会不公，扭曲资源配置，制造经济危机。我们的市场承认和保护个人利益，但反对个人利益至上;鼓励和保护市场自由，但反对自由泛滥。我们的价值取向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我们的政策选择着眼点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秩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我们坚决反对打着提高流动效率、对冲管理风险幌子的金融自我服务。

这就是我们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下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根本不同。希望我们的政策层面和市场同仁保持清醒，新自由主义是人家的旗帜，美国的金融市场不是我们的榜样，“人有我有”的想法不可取。想提升中国金融市场水平，完善市场结构，优化市场服务，要向其他方向发力，向服务实体经济发力。而不要朝着错误的方向跟着美国搞金融“创新”，把资本市场复杂化。说到底，我们这些年盲目跟风，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美国为样板“完善”我们的市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哲学方面不够清醒与自觉，混淆了我们与异化后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本质不同、服务对象不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该停步思考，把望并确定方向后再继续前行。

二、新自由主义对中国股市的误导

回想多年来我们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引进效仿了一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想明白的东西。以融资融券为例，名义上融资融券业务可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促使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完全不同，结果往往加剧市场波动，“助涨助跌”。尽管如此，它在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下是合理的，是有需求的，因为它有助于投机炒作、买空卖空，可以给投机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我们为什么要搞融资融券?虽然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需要二级市场良好的流动性支持，而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不仅需要投资者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融资融券的基本理由正是投机。但问题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场所，市场客观需要投机但不能过度，更不应该使用杠杆刺激投机把市场变为赌场。大家知道，我国的股市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冷清时你鼓励也没用，可当市场热闹时恐怕问题又变成了如何抑制投机，而不是刺激投机了。融资融券是否适合中国股市，这轮疯狂上涨的股市已说明了问题。

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大大高于直接融资在宏观上影响金融安全，在微观上增加了企业财务成本，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客观上就需要一个长期牛市来支持股权融资，使融资结构逐渐趋于健康。2007年10月之后，经过了将近7年的漫漫熊市，终于迎来了我们期盼已久的新一轮牛市。这轮牛市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于近年来被信贷资本剥夺，饱受融资难、融资贵之苦的实体经济更是久旱逢甘霖，弥足珍贵。我们太需要牛市支持下的一级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的股权资金了。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能重蹈中国股市熊长牛短的覆辙，让疯牛迅速透支了我们的牛市红利。我们需要小心呵护一个流动性充裕、交投畅顺、节奏平稳的慢牛来给实体经济不断哺乳，支持我们完成调结构、保增长这一头等要务。

遗憾的是，我们又遇到了一头疯牛，而且是空前的疯，在短短的几个月股指从2000多点迅速上涨到4000多点。老百姓蜂拥开户，客户保证金余额倍增，我们的融资融券也开始扮演起一个重要角色，余额从2013年初的1000亿元左右迅猛增加到2015年5月的2万亿元(几乎全是融资)，沪深两市单日交易最高金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中国股市单日成交金额已经是美国单日最高成交纪录的3.3倍多。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轮牛市的疯狂上涨与融资融券业务给股市提供杠杆不无关系。融资融券给原本就急功近利的中国股市文化又提供了激素。

理性告诉我们，疯牛不是我们要的牛市。首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疯牛往往难以为继，疯狂过后必然是漫漫长夜。其次，过热的股市对实体经济也是弊大于利。虽然可借牛市东风促进股票发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是什么事物都不能过度，过了度就会走向反面，利就会变成弊，积极就会变成消极。过热的股市会吸引沉淀大量的资金，同样分流实体经济所需资金，特别是会影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产业意愿，腐蚀实业投资精神。有一位资深的公募基金负责人忧虑地说：真不知道如此火爆的股市能给实体经济带来什么好处，谁还有心思耐得住寂寞做实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恐怕很难出现。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融资融券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刺激股市狂涨制造疯牛，当股市反转下行时，融资融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当恐怖。一是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二是融出资金的证券商如出现恐慌性集体平仓行动，那将势必出现集体无路可逃，坐以待毙的可怕景象;三是融资者可能会反方向融券，融券卖空将加速股市下跌;四是若有人在股指期货跨市做空，那将更是雪上加霜。另外，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是融资杠杆炒股，一旦市场反转，如前所说融资者就可能倾家荡产，以往相对平静的熊市可能不会再现，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不容忽视。

因此，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从市场实践来分析，引入融资融券业务都是一场误会。

相对于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来说，融资融券业务还算简单。而与我们价值观冲突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旦泛滥(不会如某些人意愿可控，市场一旦误入错误的方向，不要指望节制和度的把握，也不要指望监管，贪婪会冲垮所有的堤坝)，那将会造成颠覆性的灾难。

学习、引进，但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哲学。

政策制订的思路与方法

国家战略是国之核心利益、根本利益。国家战略确定之后，政策就成为战略成败的关键。战略固然重要，但实现战略目标必须借助的政策也尤为重要，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组织、调动、规范、引导全社会资源与力量实现国家战略。如果政策错误，不但无法实现国家战略，还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因此，我们必须本着向国家负责、向全体人民负责、向国家战略负责的精神，冷静、清醒、科学、缜密地重视政策制订工作。

制订政策，首先应该保持清醒的哲学自觉，明确价值取向，理顺政策目标思路，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诱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谨防利益集团游说蛊惑，坚持政策服务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基本原则。

其次，制订政策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考虑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目的何在?不要听信任何理由干扰主题，所有的改革出发点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战略主题。因此，应该从宏观、全局高度思考政策选项与国家战略的关联关系。认真梳理、筛选备选政策，去伪存真，坚决摒除伪选项、无关选项。按照不同产业、行业和国家战略的关联程度、轻重缓急排序制订政策。

第三，从资源的类型、行业、产业特点出发考虑资源配置方式，确定政府监管与市场决定边界。政府和市场是两种互相依存的基本资源配置方式，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各自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既要反对政府大包大揽，官僚干预微观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又要反对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万能”。

政府承担着宏观调控、基础研究、基础建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国家安全和各类经济活动监管等重要职责。并应该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严守责任边界，接受监督，公开透明，不得任性。

政府不得任性，市场同样也不能任性。我们讲市场决定，但反对放任市场。市场主体作为经济动物，在经济活动中敏锐、灵活，对调节供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市场主体却天生具有逐利冲动，这种逐利冲动虽天经地义，却缺乏理性，缺乏方向自觉，利润就是一切，虽饮鸩止渴，也无怨无悔。因此，要发挥市场决定的重要作用，必须对市场适当约束，加强引导，发挥其正能量。

当我们制订政策之时，一定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作用，该政府管的一定要有作为，该市场发挥作用的，一定要放手交给市场。像金融市场，因为存在着金融中介自我谋利与公众利益相悖的利益冲突，资讯科技与衍生品的发展使得自由市场更容易被操控，系统性风险更容易发生等特点而不同于普通产业，不适合无节制的自由竞争，必须适度管制。因此要坚决遏制经济金融化，限制金融自由化，反对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制止金融放任发展，按照国家战略把金融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让政策和国家战略完全统一，防止国家战略说一套，具体政策做一套的扭曲现象。

第四，制订政策者要有清醒明确的方向感，应该有透过现象洞察本质的穿透力，有任尔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的定力。不能盲目、随意、无序、想当然，要科学化、精细化、导向明确化。

一是要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价值判断条件，梳理关联因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寻问题关键;注重价值选择，领悟选择真谛，去末归本，重在放弃。不能什么都想要，只有学会了放弃，才能免受干扰，坚守住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二是要注重调查研究，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现状，了解需求，洞察趋势，掌握规律，才能在政策动机和市场实践之间搭起一座现实的桥梁。我们的政策才不会无的放矢，南辕北辙，我们的政策才会更接近战略目标。调查研究不能仅在机关大院和学术圈内转悠，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基层，深入市场，深入实体经济主体，深入实体经济过程，深入产业的上下游、左右邻。但是调查研究一定要谨防利益集团干扰，警惕利益冲突，防范“信息关联交易”误导政策。调查研究还应主动征求长期坚持监管一线，经验丰富的专业干部的意见，他们有市场感觉甚至方向感，其意见接地气、有价值，应该重视。

三是要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了然于胸。政策的最大败笔就是其作用力违背了制订者初衷，事与愿违，南辕北辙。如果出现这种状况，轻则政策效果不能实现，重则会干扰国家战略，反作用于国家战略。因此，我们在制订政策之时一定要高度关注政策作用力方向问题，重视对政策作用力方向的评估和预见，要保证政策动机与作用力方向的统一。一方面政策的目标、利益方向要和国家战略一致、明确。另一方面，要研究政策作用力的传导机制。我们应该认真仔细地对政策作用力方向进行实证研究，要对每一项政策作用力的传导方向、传导方式、传导路径、传导环节和传导过程进行兵棋推演，一层层、一步步展开分析论证。研究分析政策作用力传导，是我们制订政策的必修课，基本功，必须务实、扎实，不能敷衍了事，似是而非。一定要卯榫相衔，确凿无误，心中有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政策不偏离国家战略，不与国家战略相悖，更好地为国家战略服务。

中国制造是政策的归宿方向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我国实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十分重要。

然而，作为行动纲领的《中国制造2025》的落实，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来动员、组织、调动、引导全社会资源投入这一伟大工程之中。一方面我们应该动员金融等服务业资源服务中国制造;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澄清一些干扰建立制造业强国战略的错误观念。

一、制造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动力

实体经济是国之根本，但根本之根本是什么?即在实体经济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孰轻孰重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如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主流观点认为“去工业化”是一种合理的变化一样，我们国家有些人看到西方国家包括一些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了建立服务业大国的错误观点。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跟风。

首先，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是由于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以及比较成本引致的国际分工等原因形成的，它是因经济进步、社会生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能揠苗助长。

其次，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有可能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水平。虽然服务业的占比随着经济的发展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我们应该深入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内在逻辑，扬利抑弊，找到我们政策的着眼点。服务业分为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和现代的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是和居民生活相关的餐饮业、住宿业、家政服务业、维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邮政快递等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服务产品，包括物流、研发、信息、营销、中介、售后服务、金融保险及贸易相关服务等。有人注意到，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而且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低而形成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库兹涅茨所指出的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源配置优化的趋向，是我们调整产业结构时应该自觉追求的最佳目标。如果我们把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优化的递进称作“库兹涅茨化”，那么，服务业结构非优化的发展，就可能出现社科院蔡昉所说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的“逆库兹涅茨化”。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防止出现因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从生产率高的部门向生产率更低的部门转移的“逆库兹涅茨化”，拖低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第三，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在“去工业化”错误理论的影响下，盲目发展服务业，制造业GDP占比不断降低，导致产业失衡，不仅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体系正常循环，而且也使得失去了高技术制造业支持的高技术服务业难以为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陷入结构性困境的美国开始反省“去工业化”的错误，重振制造业已经成为白宫和国会的共识。因此，在处理制造业和服务业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再犯连美国的错误也要学习的老毛病，重蹈他人覆辙。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反对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复杂化，坚决纠正金融自我服务、空转循环、抢夺实体经济资源的扭曲现象。同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均衡发展的关系，防止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过度软化、产业空心化和生产率低效化。

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地理、人文、政治和安全环境都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善、自成体系、健康均衡的经济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动力和根本就是制造业。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中国和世界的历史，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现状都告诉我们，一国的制造业规模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几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这场危机之后，在西方世界一枝独秀的德国就主要得益于德国制造。不仅制造业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安全，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制造业也处于一个最基本和关键的位置。制造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与其他行业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没有制造业的支持，任何行业将难以为继。所有虚拟经济、所有服务业的基础都是制造业，包括今天风头正劲的互联网经济也概莫能外。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就是：制造业是1，互联网是0，0只有依附于1才有生命价值。互联网只有服务“中国制造2025”才是正途，才功德无量。当然，这种服务可以是直接服务，也可以是间接服务。我们应该改变互联网主要在贸易流通领域发力的不均衡、难持续的状态，我们应该防止炒作互联网概念，制造互联网泡沫的现象，把互联网结结实实地加在中国制造之上。

是时候以举国之力支持中国制造了，是时候把政策的作用力导向中国制造了，不要迷茫，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不要左顾右盼，坚定信心，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二、支持中国制造的政策取向

(一)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制造2025”应当是中国经济的主题、主旋律，其他产业和行业都应该像古典音乐变奏曲式中的各个段落那样，无论怎样变调、装饰，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都紧紧围绕主题。中国经济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各念各的词，各唱各的调，不能有杂音、不和谐音。要真正实现“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计划，避免再出现像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等并无多少实效的现象，最重要的就是排除干扰，集中资源支持制造业发展。如果我国经济不能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继续诱使社会资源向房地产业和金融领域集中，那么制造业强国之梦将无望实现。

当务之急，一是应该重新检讨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定位，制订差别化的行业信贷政策，限制给房地产贷款，遏制房地产吸占资金。二是应该限制已过度发展的金融业，要像壮士断臂一样痛下决心，倾筐倒篋，全面清理金融自我服务业务，制止制造风险，危害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限制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禁止金融机构自营衍生品交易。

(二)制定切实可行，有操作性的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制造业。重点是提供资金，降低成本，资助研究开发。德国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对制造业的支持，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战略，在去年正式发布了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的“工业4.0”战略规划。他们对制造业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工业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上，最难能可贵的是能以清醒的政策排除干扰，心无旁骛地支持制造业。无论是在给工业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资助企业产品研究开发，为制造业税收减负，还是组织、协调工业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创新等方面都卓有成效。

我们的政策应该认真学习、吸取德国的经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德国重点不在比对分析“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异同，而要像德国人那样把功夫下在对制造业的支持政策上去。我们应该严肃对待如何制定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配套政策这一问题，不能说归说，做归做。我们的政策性银行应该把支持制造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我们应该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切出一定比例的信贷资金专项支持制造业;在同等条件下资本市场应该优先支持制造业的股权、债券融资需求。我们的财政政策也应该向推动中国制造倾斜，提供制造业研发专项资助基金，对单个中小企业的研发项目及中小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进行资助;为中小型工业企业提供利息补贴;对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高端制造业进行税收补贴，为制造业减负增效。

(三)动员引导社会资源加大研发投入。要建立制造业强国，核心是科技创新。因此，不仅国家应该加大科研投入，还应调动制造企业和全社会的研究开发积极性。目前我国研发投入占GDP之比为2.1%，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达国家3%-4%左右(以色列最高为4.4%，芬兰为3.9%，韩国为3.7%，瑞典为3.4%，日本为3.3%，美国为2.8%)的水平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可喜的是，我国深圳2014年研发投入占GDP已达4%，其水平已比肩发达国家。而且，在深圳的研发投入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占94%(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投入占所有研发投入的百分之十几，主要的研发经费是由研究机构投入的，与深圳的市场化创新基础不同)。这也就是深圳能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第一名的秘诀。

更让人欣喜的是，拥有7万名研发专业人员的深圳华为研发投入多年来持续增长，2014年研发投入高达408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4.2%，属全球同业的最高水平。华为之所以能够成为驰骋全球的电讯器材制造商之翘楚，与任正非锲而不舍的研发投入精神是分不开的。中国制造要的就是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创新一些政策杠杆，来撬动中国企业的研究投入热情，来整合官产学研的研发合作，加快制造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和应用，为中国制造升级嬗变创造条件。

很多年来我国最富裕的中产阶层一般都是金融从业者，被称作首富的人士大多出自于房地产行业，这反映出我国经济的热点和资源分配的倾斜状况。我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中国最富裕的中产阶层是制造业从业者，中国的首富出现在制造业。我想，到那时，中国制造将一定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中国的经济将更加健康，祖国将更加繁荣富强。

(四)为中国制造培养应用人才。遍布全球的中国产品目前还只能处于低廉、低档的市场位置中，这既有产业转移的阶段惯性等问题，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结构失衡。一方面是大学生过剩，只有77%的就业率;另一方面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短缺率高达50%。所幸教育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扭转局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应该重新制定制造业的人才政策，为中国制造业培养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用他们的双手重建中国品质。

德国制造是我们的榜样，德国的职业教育也值得我们学习。德国之所以能够生产出广受欢迎的质量高、价格贵的产品，除了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德国工程师对完美的追求之外，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德国拥有一套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工人队伍。在德国，只有25%的中学毕业生上大学，65%的中学毕业生都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了不同的职业学校接受专业技能培训，为做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人做准备。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德国的职业教育属于国家的免费教育范畴。还有一个需要我们中国职业教育高度重视、认真学习之处：为使职业教育内容能够及时跟上社会需要，德国设有专门的职业调查和研究机构，负责跟踪各个行业的发展动态与趋势，以便学校及时调整、更新专业教育内容。德国职业教育中的双轨制教育，即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学生一边在学校学习理论，一边以学徒身份到企业学习的教育方式亦值得我们借鉴。

职业教育事关中国制造质量，事关中国经济升级转型大局，我们应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一项长期战略、重点工程，全力逐步、稳步推进。

(五)为了保护、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热情和研发投入，应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德国的制造企业以中小型为主，但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却很高，从不急功近利，注重研发投入，其产品大多“又精又专”。为什么德国的中小企业能有这种定力，重视研发投入?一是为保持竞争优势;二是有严格的法律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无被人盗用之忧。反观我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小企业中“山寨”成风，几无知识产权概念，人人急功近利，哪有人有心思作长期打算，肯用功投入研发?这就是我国大多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低劣，短平快低层次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此以往下去，中小企业将难成气候，产品质量也无从谈起。中国制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军将长期沦为游击兵团，无法承担为中国制造攻城拔寨的攻坚重任。

今天，中国制造已经跨越了低层次加工、代工、仿制的初始阶段，开始向“智造”迈进。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遏制疯狂无序的竞争，保护中小企业的创新激情和研发动力。唯此，中小企业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中国质量才有望提高。我们应该明白：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的战略利益。

长期以来，我们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不够关注。可政策的作用力无论我们关心与否都在发生，或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我们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规划事关中国制造业升级，事关国力、国运、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局。我们的政策何去何从?能否支持、保障“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已十分关键，成败与否将系于政策一身。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政策清醒，时时关心其作用力方向，排除各种干扰，把政策导入服务中国制造之轨道。

*作者系深圳市证监局局长

 

新三板与医疗行业均为当前投资热点，但二者的目前汇合点似乎显得热度不足。新三板已挂牌非公立医院现状如何？新三板如何促进非公立医院投融资发展？非公立医疗机构是否可凭借新三板实现资本运作提升？本文试图就该等问题进行探析，以期抛砖引玉，通过业界共同努力促进非公立医院在新三板的挂牌和后续运作。

新三板与非公立医院

“新三板”市场原指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代办股份系统进行转让试点，因为挂牌企业均为高科技企业而不同于原转让系统内的退市企业及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故形象地称为“新三板”。2012年9月，基于原代办股份系统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立，成为继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场外交易所，新三板开始被各方重点关注。2014年“新三板”挂牌公司数呈现爆发性增长，而2015年“新三板”企业挂牌热态无疑将延续。预计到2016年，“新三板”挂牌公司数有望超过6000家，总市值规模过万亿，成为可以同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相匹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这将给券商和整个金融市场带来结构性的深远影响。

截至2015年5月5日，新三板共有2355家企业挂牌，股本总额达到1063.14亿股；挂牌公司所在行业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已经覆盖了证监会颁布的19个所有一级行业。至2015年4月30日，新三板已挂牌企业中，融资总额达到300多亿元，共有289家企业采用做市方式进行了交易，形成融资能力并具备一定流动性。根据2015年4月数据，做市与协议转让交易方式的总体平均市盈率达到60倍，做市交易231家挂牌企业的平均市盈率达到80多倍，体现了市场对挂牌企业及做市企业的价值认可和热烈追捧。在这样背景下，在供给端，各类发展态势良好但暂不符合主板上市条件企业、之前拟主板上市但程序不畅企业及拟境外上市企业纷纷选择或回归新三板；在资金端，亦有大量各类资金看好新三板发展潜力，持币待购、发力掘金新三板。

非公立医院挂牌新三板，与主板上市相比，虽然募资额相对有限、流动性相对较差，但挂牌速度快，挂牌后可以提高关注度，解决股权融资与定价、股权转让或股东退出等问题，并留有之后转板或上市公司并购的想象空间。另外，从非公立医院运营角度，新三板挂牌可提升医院知名度，促进规范运营，有一定免费广告效应和营销效果。对数目巨大的非公立医院而言，主板IPO龙门一跃太难，呈现发展热度的新三板可作为非公立医院发展过程中与资本市场轻度和首度联姻之选。

新三板已挂牌医院现状

新三板目前挂牌的医疗服务类企业仅四家，分别为德州可恩口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830938）（下称“可恩口腔”）、淄博莲池妇婴医院股份有限公司（831672）（下称“莲池医院”）、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430335）（下称“华韩整形”）及宁夏国龙医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831366）（下称“国龙医疗”）。各家挂牌医院简要信息如下：

可恩口腔：可恩口腔（830938）是二级专科口腔医院，2014年8月12日在新三板挂牌。2015年1月5日，可恩口腔披露了新三板民营医院首份融资方案：以5元/股价格，发行275万股，募资总额为1375万元，其中：齐鲁证券和北京同德金信投资分别认购了100万股，成为可恩口腔的做市商。2015年3月，可恩口腔发行275万股，每股人民币7.00元，募集资金人民币1925万元；2015年4月底，可恩口腔公告拟发行不超过700万股，每股人民币7.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900万元。可恩口腔是四家挂牌医院中目前唯一一家做市企业，并成功进行多次募集，市盈率40多倍。据有关报道，可恩口腔有快速扩张计划，至2017年，可恩口腔将在山东全省开设25家连锁口腔医院，呈现良好成长性。

莲池医院：莲池医院（831672）为二级妇产医院，2015年1月16日在新三板挂牌。2015年1月22日，莲池医院公告，拟以3.5元/股定增460万股，募资1610万元。此次认购对象均为机构投资者，其中，中信证券及其旗下的金石灏汭(金石投资子公司)将分别认购200万股，中信建投和淄博齐王府文化投资分别认购50万股和10万股。2015年4月，莲池医院公告拟增发股票70万股，每股6.90元，募集资金人民币483万元。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已申请成为莲池医院的做市商，莲池医院将成为第二家做市交易的新三板挂牌医院。

华韩整形：华韩整形（430335）旗下有南京、北京、青岛三家整形美容医院，其中南京医院经JCI认证、为三级整形外科医院。华韩整形于2013年11月6日挂牌，目前转让类型为“协议”。2015年3月，华韩整形公告拟发行股票不超过100万股，每股人民币6.00元，融资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认购人为员工持股公司，并未实现外部融资。

国龙医疗：国龙医疗（831366）是以骨科、妇产科为特色的二级综合营利性医院。国龙医疗于2014年12月3日挂牌，目前转让类型为“协议”。国龙医疗目前2014年处于亏损状态，挂牌以来并未实现外部融资。

上述四家挂牌医疗企业，均系民营营利性医院，且有较强专科背景。四家医疗领域挂牌企业虽绝对数量偏少，但莲池医院做市后将有一半实现做市交易，且实现外部融资，对观望新三板挂牌的民营医院应一定程度上形成正向鼓励。

新三板医院挂牌及做市技术问题

非公立医院在新三板挂牌的基础条件，根据新三板《业务规则》2.1条规定，拟挂牌非公立医院应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且满足该条款的6项条件：

（1）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2）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6）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

与挂牌一般条件相比，为实现在新三板的融资功能及流动性要求，符合券商做市要求并有券商做市对挂牌企业更加重要。根据有关报道，某实力券商做市股票标的选取标准一般包括：

（1）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

（2）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

（3）最近一期净资产不小于2000万；

（4）最近两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且预计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不低于30%；

（5）挂牌公司所属行业符合“两高六新”的（即“成长性高、科技含量高”和“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商业模式”)，可优先考虑；

（6）信息科技、生物与新医药行业的拟做市标的，净利润和营业收入指标可适当放宽，但必须具备更加显著的成长性。

从上面做市标准可以看出，券商做市标准比挂牌标准要高出很多，其做市企业不仅要求有一定规模和盈利能力，更要呈现出良好的成长性，新三板挂牌企业中优中选优才可符合券商做市标准，而有做市券商的挂牌企业因符合该等做市条件而使其更加靠近主板上市要求，从而吸引更多投资关注、实现更好的融资氛围。

以上基础条件和做市标准并无特别行业针对性，对拟挂牌非公立医院而言，应特别关注和考虑如下方面：

（1）非公立性质医院：鉴于医院行业的特殊性质，特别是公益性要求，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一般理解上应既不合适、也无可能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但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控制下的企业医院，若已变更为营利性医院，应可以考虑在新三板挂牌；

（2）营利性、非营利性：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性质上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非营利性医院理论上应不以营利为经营目的、且举办人不能分红，而新三板挂牌企业为公司法人，需要以股东收益最大化为经营目的，有矛盾。目前已挂牌医院均属营利性医院，非营利性医院挂牌有障碍；

（3）协议控制：从香港上市公司凤凰医疗（1515）、境内上市公司收购医院案例看，境内外上市公司均存在以协议方式控制非营利医院或公立医院的现实情形。新三板挂牌医院是否可以协议控制方式将非营利医院包装上市？从境内监管角度，协议控制非营利医院并主板IPO应存在障碍，但从上市公司并购实务角度，上市后以托管等形式为非营利医院提供服务则不为监管部门所禁止。新三板挂牌企业或拟挂牌企业，在非营利性医院纳入挂牌前资产受限情况下，可以考虑在挂牌后将部分非营利性医院以协议控制方式纳入挂牌企业统一管理；

（4）财务规范性：从整个行业角度，民营医院较多存在财务不规范问题，此问题限制了部分民营医院挂牌新三板。在准备挂牌过程中，民营背景医院需在企业财务规范方面做好工作；

（5）成长性：挂牌新三板的基础上，对挂牌企业更重要的是有券商做市，而吸引券商做市则需要挂牌医院经营本身体现良好成长性。从已披露案例看，可恩口腔有近三年快速扩张发展规划，这从另外角度诠释了可恩口腔为何成为四家挂牌医疗企业中第一家做市公司，且短短几个月已通过内外部融资约8000万元。券商可以帮挂牌企业做市和融资，但前提是挂牌企业本身运营优秀、长势喜人；

（6）融资可行性：从以上分析及四家挂牌医院案例中可以看出，挂牌非公立医院若想在新三板实现融资，应以自身的高成长性和外部券商做市为前提。目前已有较多投资机构关注非公立医院投资，资金可及，但相比医院本身建设发展的资金需求，股权层面融资即便实现一般也能不完全满足非公立医院发展的巨大资金需求，非公立医院还需在债权层面配合开展有效融资工作，以有效的资金配比和财务杠杆助力医院发展；

（7）转板可行性：目前，新三板挂牌企业直接转主板上市之路还在论证，此业界广泛关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连接之路尚未打开。但现实操作中，已出现新三板挂牌企业退市后主板IPO（如：久其软件、北陆药业等）、主板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挂牌公司（如：天华超净收购宇寿医疗）、新三板挂牌企业借壳主板上市公司（如：华图教育借壳ST新都），新三板与主板连接之路已通过市场手段建立，直接转主板已削弱为技术问题。新三板挂牌医院，只要本身运营足够好，主板之路多样选择，无需将可主板转板作为挂牌前的重要考量因素。

新三板医院挂牌未来展望

新三板挂牌医院数量：新三板目前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拟挂牌企业积极性高企，未来三年可能达到万家挂牌量级。相比之下，非公立医院挂牌寥若星辰，与目前的医院投资热潮相比，独显冷清。考虑到全国21万家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及其庞大的资金需求，相信未来新三板挂牌医院会越来越多。目前香港市场境内医院IPO（凤凰医疗）、在申请IPO（鹏爱美容、和美医疗）及拟申请IPO数量合计据坊间流传有10家，已呈现境内医院香港IPO热态；境内上市公司并购投资医院者也有二十多家，且有不少境内上市公司已有将医疗服务作为主业之势。医疗资产证券化已渐成趋势，境内外主板上市医院类企业估计未来五年可有百家数量级。从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角度，新三板因其挂牌门槛低、速度快等因素，对广大民营医院更有现实可操作意义，无论从非公立医疗机构本身数量、还是从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医院数量配比以及新三板挂牌企业本身的不同行业数量配比角度，新三板挂牌医院数量未来预期可有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应远超境内外主板上市医院数量。

境外红筹+境内新三板：对非公立医院（特别是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的上市途径选择而言，香港小红筹方式IPO被许多人看好。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境外红筹方式上市和境内新三板挂牌，已呈现可同时操作之可行性。2015年4月3日，纽交所上市公司药明康德（WuXiPharmaTech(Cayman)Inc.）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合全药业有限公司（832159）正式在新三板挂牌。这一案例对医院类拟上市企业尤有探讨意义。在境内主板IPO不甚通畅情况下，先境外红筹IPO、后境内新三板挂牌，或者先境内新三板挂牌、后境外红筹IPO，兼顾境内外资本市场，难能可贵，值得关注和探索。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红筹上市公司探索此条资本路径。

新三板并购平台：目前新三板的热烈发展已引起各路资本广泛关注，更有人将新三板称为中国的纳斯达克，并预言挂牌企业达万家后将成为世界级并购平台。自2014年以来，新三板市场上已呈现良好并购态势，既有新三板挂牌公司并购其他企业案例，也有主板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挂牌公司案例，甚至出现未挂牌企业借壳新三板公司案例。随着新三板挂牌医院数量的增多，围绕医疗资产证券化和医疗行业整合的大趋势，新三板未来势必会成为医院行业并购整合的重要舞台。

综上，与新三板和医疗行业各自的投资热度相比，新三板挂牌非公立医院数量和影响目前显得严重不足。相信随着新三板市场和境内外主板上市医院板块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更多非公立医院考虑选择新三板挂牌，新三板在促进非公立医院发展的同时，会成为医疗行业并购整合的重要平台。

注：本文系作者在2015年5月9日“healthib俱乐部第27期：工银国际融通资本之医药领域新三板专题论坛”主题演讲内容基础上扩充整理而成。感谢投行朋友提供相关市场数据。

（本文作者为璞信投资执行合伙人王广英。王广英曾为藏山资本创始合伙人、金地稳盛核心管理层、金杜律所年度杰出律师等，有百亿规模私募基金管理经验及千亿规模项目资本运作顾问经验，目前从事私募股权基金、境内外并购咨询及企业投行/投融资顾问工作，关注行业包括医疗、地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