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信号已经非常清晰，经济增长的趋缓疲弱态势，充分表明以往经济结构的动力不足，调整与转型势在必行。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续不断的实践，做了有益的尝试。最近，中信有限总经理助理、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在接受中国工业报记者采访时谈到，这一次的经济转型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经济调整。在30年改革实践中，每每在经济重大调整期间，国家都会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扶持政策或导向，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债转股、整合重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等。目前看来，对于如何转型，在宏观导向上是粗线条的，在政策层面国家不会出台有很强效力的措施。因为从指导思想上，国家强调的是以市场手段配置资源；从调控手段上，是底线思维，不会再采取大水漫灌式的政策。

在新常态下如何转型，对传统产业来说更要做好充分准备。任沁新总经理助理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转型要素构成等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心态决定势态

在投资模式上，传统企业往往是靠自我积累，“攒鸡毛凑掸子”，或银行借贷，沦为银行“打工者”；而新兴企业则具备了快速投资的特点，背后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善于疾风暴雨式的快速投资。

在投资类型上，传统企业通常都是长期固守在一个行业，专注于某一主业，致力于打造百年老店，一旦出现了对本行业有冲击的新兴事物，第一反应通常是防守，而很难自我革命；新兴企业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趋新”，而非“趋利”。正是这个“新”字，无疆界、无约束、无禁忌，创出一片新天地。

在投资选项上，传统企业，绝大多数是重资产型，尾巴长，负担重，这是长期的投资模式形成的，重资产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却饱受市场影响，比如资源类企业，无不是价格敏感型的，对制造类企业威胁最大的是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业态的出现，尤其是颠覆性的技术的出现。这类企业即使想要转型，困难多，顾虑重，体量大，对存量资源的处置等等都会有障碍。而新兴企业绝大多数是高技术、轻资产，重商业模式和经营业态创新，重视客户需求，尊重客户体验，注重客户资源。真正懂得赢得了客户资源就拥有了未来，拥有了更强的资本聚合能力。这类企业不仅是在抢存量客户资源，同时也在创造客户需求，并将这部分需求资源变成“垄断资源”。

总体而言，传统企业显得举步维艰，而新兴企业正在上升期，具有极好的上升空间。长期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更应以积极的心态拥抱新兴技术、新型业态等新事物。新技术、新兴产业迅猛发展以及它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对传统产业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极大冲击，对目前改变和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对长远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人才是核心要素

企业转型核心的要素是人，转型的最大动力在于人，最大阻力也来自于人。传统产业人才济济，不乏各类精英。但在当前的新常态下，在对转型的认识上，在与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的融合上，这些人同样遇到了巨大的危机和挑战。

面对转型，最重要的是决策者的决心和意志。转型方向一旦确定，所有人必须按转型目标来行动，一切资源必须围绕转型目标而配置。在此过程中，有些人会很快适应，而有些人则会出现“天花板”现象，所有人因转而变是一种理想化状态。

转型必然会遇到人才问题。仅靠内部力量实现转型是非常困难的，很难实现转型的目标。解决人才问题，重要途径是引入、引进人才。从实践来看，必须引入高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给现实环境带来新的知识、理念、压力，打破现状，促使内外观念、信息、技术融合，从而改变、改善、优化企业的基因。这样做也会遇到新的困难，带来了新老融合的问题，面对这类问题，关键在于决策层的决心和意志。

以中信重工的实践为例，采取的是“内促外引”措施：一是引领转型，引入国内顶尖人才和引进国际人才，直接进入公司管理高层。二是促进转型，对现有团队强力推进观念转变，“先换脑袋后换人”，对遇有“天花板”的人只有促其让位，别无选择。我们无法想像一个队伍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向走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转型需要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转型企业需要更加开放、包容、融合、学习的态度和精神，同时也需要更强的执行力。前者是指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态度，而后者则是对目标的追求，培育“转型文化”是软实力的体现。

制度设计是保障

应该看到，新常态下呈现的市场含义，对传统企业是一种倒逼机制，是一种有效力量，迫使传统企业找出路、转方式。寻找突破的国有企业，在制度设计上有着天然的缺陷，有些问题并非企业自身所能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企业制度的重新合理设计。

对国有企业的现存制度、管控模式需要改进和反思。观察一下极具活力的新兴企业则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上级主管，完全是市场行为，自我发展自我强大。这种强壮的生命力也正是风投资金所看中的。马云曾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其实，这正是新兴企业的基本理念。而体制内的传统企业思维则恰恰相反：可以拥有梦想，但万一要是失败了呢？

我们的制度设计上缺失的是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注重的是惩戒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投资10个项目，9个成功了那是应该的；一个项目失败了，就要追究责任，而且是终身追究。因此凡是涉及到创新性业务、创新性的探索，一般传统企业的决策者都会十分谨慎，惟恐行差踏错。如果改革没有激发活力，不能创造新的动力，那么转型只是一句空话，改革不能算作成功。

对于体制内外的企业，制度设计在本质上具有本质的不同。这种设计的不同，使得体制内的企业顾虑重重，步履缓慢。在经济新常态下，无论哪一类型企业，面对的环境都是相同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何应对，如何接受挑战从而激发活力。

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建立一种新机制，鼓励企业进行创新，鼓励企业转型。不能只靠国家投钱，而要营造制度环境。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企业总是那么耀眼，但我们却不曾看见破产倒闭企业的泪水。要知道，即便是成功的企业也会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在国际市场上，一美元出售资产的案例比比皆是。市场竞争中，鼓励成功，允许失败；有进有退，优胜劣汰，本是正常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整合资源配置的手段，但在现有制度设计上却不尽完善。

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按照企业发展方向进行战略设计，培育企业的发展能力，无论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或国有资产的经营者都是应该补上的重要一课。

培育内在驱动力

任何一个企业都应勇于或善于把内在动力集合起来，转换成一种转型发展的动力。对于企业家而言，是一种良好的心态胸怀和胆识气魄，更是资源整合的能力。转型不是别人要你转，而是企业的主动行为。如果完全迫于生存压力进行的转型，则无法想象其可能成功。迫于市场环境和竞争压力的主动转型，需要具有来自于对形势的敏锐认识和准确判断，来自于对企业长期谋划的思考和精准的市场定位。

主动的企业转型，是在已经做好核心业务和拥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融合新技术、新业态、新业务，主动寻求新模式、新技术的转型，更是为谋求更大更好发展而进行的转型。

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着市场不好，这是市场的新生力量与旧的存量重新配比的时代，恰恰是企业发展的最佳时机。比如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回落，融资成本也降低了；国家注重对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设，应该说企业的外部环境总体趋好；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国际经济的疲软，国际资产价格下降，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尤其是拥有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智力资源的条件。

开放性思维，才可能发现机会。包容性胸怀，可以成就传统企业。主动转型的企业都有一些鲜明特点，好比一种基因。

创新融合是关键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对我们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影响至关重要，无所不在。传统产业必须以开放、积极的心态主动了解和发现这些新技术新模式的先进性和有效性。

与新技术的适应性融合，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创新性融合才是主动的。技术不落伍，思想不掉队，才能为传统产业服务，才能创造新的事业，形成新的增长极。传统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是高端制造，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传统的客户、市场、用户、人才、产品、技术优势，获得今天的成就绝非平地起高楼，一旦融合进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可以创造更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当然，如果不主动融合新技术，传统产业就会失去新的机会。

创新性发展可以让我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传统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很难复制，而且要想取得这种优势，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只要让这些优势再嫁接上新兴技术，就会迅速取得很难被超越的新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

转型并非惟一选择

天气有四季，市场有起伏。中国企业需要强身健体，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

有张力的企业才称得上是一个健康的企业。转型并非惟一应对市场变化、适应新常态的路径和模式。在新常态下，企业需要重新找到适应生存的方式，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转型，对于受周期性变化影响的企业依然可以坚守，对局部不适应的企业可以调整结构，对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可以缩减，对不适应市场的企业可以退出。在新常态下，各类企业都会根据外部环境、自身条件综合各种因素作出选择，但关键是要作出清醒、明智的选择。

事实表明，在作出这类选择的时候，体制内的企业面临更多的困难。在市场景气时，民营企业可以快速扩张，而在市场出现下滑时，同样迅速做出反应，裁员甚至关门，应对市场的手段多元。而体制内的企业在市场景气时大力举债，拼命扩张，却并没有创造应有的效益，市场不好时又很难适时调整，只能咬牙坚持。这势必带来资金链上的困难，雪上加霜。这就造成体制内一些企业生存能力弱，造血功能不足，市场好的时候靠国家扶持、银行贷款扩张，但是由于竞争力不强，投资回报率低，导致抗风险能力弱，始终逃不出随市场波动随波逐流的宿命。

有一些企业靠国家扶持上市，但是观念没有改，思路没有转，机制没有换，没有把投资人的钱用在刀刃上；而是上了不该上的项目，投了不该投的钱，市场稍一出现波动，就扛不住；一无市场，二无订单，大量能力放空，生产难以为继，人员无法安置，资金没有着落，破产又没有勇气，只能等靠输血，一轮又一轮，始终挣扎在生死线上。归根结底，这些企业长期处于竞争低端，缺乏造血能力，严格而言，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不按市场规律退出市场，就很难解决产能过剩和市场价格扭曲的问题。

当然，这些体制内企业如何有序退出市场，又是另外一个严肃的话题。仲季/20150327

 

 

 

现代医学常有过度治疗的问题，人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钱投进去，如果医疗制度安排不好，医院、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保险公司就会变成吸金机器，最后拖垮经济。

现在投入的费用远远超过这个(6000亿），又补供方，又补需方，两个水龙头都开着，漏水的地方太多。在医疗上的投入效率不高，没有达到医改预想的目的，钱真正落到老百姓头上不够。

这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终于把控制费用写进去了。费用能不能控制好，关系到医改能不能持续。

至于扭曲，宿迁卖成那样，现在政府在收回，也就是几年的工夫。犯点错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趋势就是这样，最后，政府的投入、社保的钱要统起来用。在不断的操作过程中，他会发现什么是最省钱的、最有效的方法。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抗拒不了的。

公立医院的改革回归公益性，是汇集了13亿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分散到每个人的，和特定集团抱团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谁来替13亿人的利益说话？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到温州这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去考察的时候，非常惊讶地发现，当地的民营医院发展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来说，成功的标准之一是医院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

医改一年话得失（来源：《新民周刊》）

公立医院的改革回归公益性，是汇集了13亿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分散到每个人的，和特定集团抱团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谁来替13亿人的利益说话？这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背后最难的问题。

医改方案是本次两会的瞩目焦点。记者专访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专家、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

改革是否可持续？

《新民周刊》：从去年4月到现在，医改方案出台一年左右时间了，各种改革措施都在推进，公立医院的改革方案最近也已提交讨论。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正处在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澳大利亚等等，都在探讨改革自己的医疗制度，可见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以让中国去模仿。你觉得问题主要在哪里？

李玲：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制度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产物，现代医学虽然发展了两百年，但对人体和疾病的了解还很有限，往往忽略了人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长期进化的产物，本身有抵御疾病和康复的能力，医学要做的是促进人体自身的恢复能力。现代医学常有过度治疗的问题，人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钱投进去，如果医疗制度安排不好，医院、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保险公司就会变成吸金机器，最后拖垮经济。

美国是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占GDP17%，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均用在医疗上的钱也是最多的，达到8000美元，但国民健康水平落后于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这么昂贵的医疗成本，总要有人来承担，要么是家庭，要么是国家，要么是企业，但是谁承担就要把谁拖垮，所以奥巴马要力推医改。

美国的失业率这么高，跟医疗费用太高有关系，因为企业买不起保险。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很高，差不多要到10.7%，政府的压力很大，但是你在机场看不到几个工作人员。企业不愿意雇人，能搬走的把厂搬到国外去了，搬不走的他就使用外包，或者广泛使用机器，这造成美国经济没有竞争力。

我们看到奥巴马医改折腾了这么大半年，最后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是个非常折中的方案。美国医改有两大障碍，一个是利益集团，一个是意识形态，加上它现在的政治体制，就注定它基本上没办法改了。对于奥巴马来说，医改失败是致命一击。他挺有历史感的，医改是考虑到美国长远利益，医疗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老百姓的钱、企业的钱、国家的钱，都吸进去，但它给老百姓的福利是有限的。所以他把医改放到美国国家战略高度的，想要为美国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美国人看病的问题。

但奥巴马奋斗了这么一阵之后，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在参议院他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已经无能为力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总统、议会、选民来说，都是短视的，它不可能考虑很长远的。医疗是个长远问题，现在不解决，会越积越大，将来会是这个国家的致命伤。通用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会破产？你回头看看，通用的老总从克林顿时期就不断在国会说，政府一定要改医疗，不改企业都要拖垮了。通用去年宣布破产，金融危机不过是最后一击，它的问题已经由来已久，已经被掏空了。

相比较而言，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医改方案去年出台后，推行力度非常大。尽管还有很多的问题，但还是要看大势。基层表现非常明显，我最近去各地调研，大街小巷、到基层、到山沟沟里都能看到统一标志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过去都没有的。当然内涵，包括人员素质、服务质量，还有待改善，但就这些一下子出来，也很了不起。

现在很多偏远地方，当地最好的建筑就是卫生院，或者是卫生室，因为它很新。农民实实在在感到变化非常大，过去完全没人管，什么都没有，现在尽管报销的比例、手续都需要改善，但他们觉得这看病件事算是有盼头了，加上政府每年都在增加投入，这件事有希望会越变越好。　　

《新民周刊》：改革有成本，政府要投钱进去，近两年虽然有金融危机，但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是非常快的，已经达到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未来这种投入是可持续的吗？

李玲：投入是否可持续，要看我们现在所投的钱用得有没有效率，是不是真正给老百姓带来福利了，有没有流到别的地方去，浪费掉了。这些年我们反复提控制总费用问题，但最后出台的医改方案没有这一条。这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终于把控制费用写进去了。费用能不能控制好，关系到医改能不能持续。

“低成本、广覆盖”的原则，中国必须持之以恒。要用最省的钱保证老百姓的健康。高成本、高技术的路，美国都走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走下去？

《新民周刊》：中国人口较多，在一个低水平但是广覆盖的系统里，我们可以增加人力服务，提高医疗的可及性，这是西方国家很少会考虑的一条道路。

李玲：但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他们的系统。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向技术化的方向，医学教育中，我们过早学习了西方的高技术的、分科特别细、教育时间特别长的这条教育道路。上一次教改以后，所有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都归教育部管，它是培养人的单位，但是与医院和社区，即用人的单位完全脱节。医学院愿意把学生越往高里培养，因为这样经费多，但问题是卫生部门是不是需要这么多高端的人才，或者说需不需要所有人都这么高端？中国一年培养大约有50万的医学毕业生，但是50万学生中，大概只有10%的人能真正从事医学。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浪费资源，因为培养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成本是最高的，这是巨大的浪费。

一方面，我们的医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一个大学生都招不到。为什么不能给基层和地方培养一些能够才尽其用的人才？一次性教育的时段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长？专业划分是不是一定要那么专？收费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高？

我们的培养要分层。有些就是培养村级卫生所、县级医院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按大医院模式培养。这样培养出来再让他下去，就下不去了，心理落差在那里。培养的时候应该与整体的医疗服务模式相吻合。

我想，医改之所以难，就难在它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改革。

《新民周刊》：以前您算过，医改需要投入的费用是6000亿，现在费用投入的情况如何？

李玲：现在投入的费用远远超过这个，又补供方，又补需方，两个水龙头都开着，漏水的地方太多。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政府在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同时投了这么多钱建各种保险，保险费用增加的非常快，温总理说，今年又要增加百分之五十，两级政府投给农村和城镇居民每人的保险费用要达到120元。同时城市增加也很快，因为大家收入增长了，中国医疗保险的筹资比例是很高的，最高的上海是14%。100块钱工资，要交14块钱做医疗保险。

国家和个人、企业投了大量的钱在保险里，但是医院的经营机制还是要挣钱，没有费用控制，你辛辛苦苦在保险投的钱，三下两下就被它挣走了。这就是我说的两个水龙头都在放，没有控制力。

《新民周刊》：这些投入达到目的了吗？

李玲：投钱是要老百姓切切实实感觉到他的负担轻了。所以一边向保险里投钱，一边要迫使医院改变它的经营机制，但是现在公立医院的改革是滞后的，还在试点，没有控制医院收费的手段。

去年这么多钱投到医疗上去了，进一步刺激了医院想去盈利的动机。过去的老百姓支付能力还有限，现在有这么一大块医保，它更赚得来劲了。所以在医疗上的投入效率不高，没有达到医改预想的目的，钱真正落到老百姓头上不够。

《新民周刊》：一直有人在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医改会因为投入跟不上丧失动力，二是医改的过程中会不断扭曲，最后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是让有些人再次从中得利。

李玲：有这两个端倪，但我对医改还是充满信心。牵扯到这么多利益的一个大调整，医改不会一蹴而就的。信息化给了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表达要求改革的意愿。医改从头就是老百姓推动的，不断在诉求于民意，政府所做的不过是顺应了民意。形势比人强，改革的动力不会消失。

至于扭曲，宿迁卖成那样，现在政府在收回，也就是几年的工夫。犯点错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政府要把投资和服务整合起来。不能两头分，让医院拼命从两头掏钱，既掏政府的钱，又掏老百姓的钱。财政部早先反对把钱投到医院，要投需方，说是花钱买服务，不是买人。但是你看这次公立医院改革，它不得不迫于压力，提出来社保的钱要直接补医院。为什么转变？因为公立医院去掉15%的药品加成，这笔钱财政部得补，它一算，拿不出这笔钱来，所以要把社保拉进来。趋势就是这样，最后，政府的投入、社保的钱要统起来用。在不断的操作过程中，他会发现什么是最省钱的、最有效的方法。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抗拒不了的。

公立医院向何处去？

《新民周刊》：公立医院的改革，您认为应该是什么方向？

李玲：公立医院的改革是重大的利益结构调整。你没有雷霆万钧之力是动不了的。它有纵横交错的利益，比如说药的问题。取消加成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这个加成只有15%，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从生产到流通到医院再到消费者手上，这一条产业链你还没有能打断。现在医院这个15%没有了，医生呢？他可能继续开大药方给你，因为他的灰色收入仍然存在。

这条利益链为什么存在？就是我们药厂出厂价与药到医院后的价格，差距太大，虚高成分太多，腐败的空间太大。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方案在最初不是这样设计的。原来设计的是定点生产，集中配送，强制使用。把中间流程彻底拿掉，现在改成了以省为单位的招投标。发改委定的价与出厂价相差甚远。

我一贯的观点是给药定价很难，因为药的价和它的量联系在一起，产量越高，成本越低，有规模效应，所以要集中生产，降低成本保证供应和质量。

这一行的利益链是很长的，我们医改方案为什么会在中间征求意见的时候完全变了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原来不是这样的。从前年的十月征求意见到去年四月份出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动，没有谁来交代一下？　　

我们现在没有防范利益集团的机制。公立医院的改革回归公益性，是汇集了13亿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分散到每个人的，和特定集团抱团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谁来替13亿人的利益说话？这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背后最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存在于各个领域，医疗领域更尖锐。

《新民周刊》：据我所知，很多大城市里的三甲医院欠银行的钱都是数以亿计，为什么会这样？

李玲：很早我就提出，医疗市场的竞争，就是医疗设备的竞争(medical arms race)，就像军备竞赛，你可以把它换成医备竞赛。我们这种没有转诊机制、保险没有约束性的情况下，患者肯定是往好医院走。什么是好医院？好的设备、好的医生、高楼大厦。

没有哪个国家的医院能在这么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如此突飞猛进。我们现在三甲医院设备的装置以及硬件的条件，绝对赶英超美，走在世界一流。所以它们负债是　我们医院的发展超过了社会的承担能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遏制大医院扩张的冲动。大医院走的就是高成本、高技术的路。你现在到医院看病，医生其实不问你什么，一切先检查再说，我不觉得这是中国可以走的一条路。一些常见病，望闻问切就完了，感冒了，问一下什么情况，可能不需要吃药就可以回去了。现在不由分说，通通一通检查。中国老百姓在抱怨看病贵，这个抱怨很大成分不是它真实的费用到底多贵，关键是贵的不合理。一个感冒没有几百块钱下不来，老百姓不是傻子，过去不需要这么多钱，现在凭什么要给我吃这么多药，做这么多检查？

人们的直觉很对，你给我的这套治疗体系不正常，贵的不是地方。中国病人支撑了大医院的高速发展。　　

《新民周刊》：回到农村基层，你刚才说到，“新农合”给中国农村带来非常实在的影响，但它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又被医院的盈利冲动抵销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李玲：效用不能说完全抵销，但的确削弱了。医疗服务机构一定要改革。政府一手拿着新农合筹上来的钱，一手必须抓住医院，控制医疗费用，承担维护百姓健康的责任。医院改革回归公益性，就是不能把医院变成在市场上挣钱的主体。一旦变成市场主体，医院就是脱缰的马，控制不了它。它必须是维护百姓健康的一个机构。

宁夏模式值得推广：一块钱看30种病。宁夏将政府投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钱、新农合的钱还有其它跟卫生相关的钱，综合起来用，主要用来支付乡镇和村级医生的工资。每次看病，病人只付一块钱，用74种药。宁夏做药品改革是最早的，药很便宜。老百姓感觉看病负担很小，医生也得利。以前医生为了挣钱拼命打吊针，现在宁夏在村一级不允许打吊针，而且医生也不会去打，不用靠此挣钱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中国就是医生过度滥打吊针，这个吊针里激素、抗生素，什么都有，没病都给治出病来。

《新民周刊》：这种模式技术上、医学上评估怎么样？会不会造成治疗不足？

李玲：这种模式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评估。它实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现在可能面临夭折的危险。过去新农合的钱是在卫生部门管，现在要把这个钱并到社保中来，钱分了家，用法不一样。卫生部门可以将钱打包，走社保就是报销了。报销会刺激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　　

大量的病是常见病多发病，宁夏模式针对常见多发的疾病应该是能保障病有所医。

《新民周刊》：但即便是三甲医院里，医生也在抱怨收入低。

李玲：你以前写过《医改，医生为什么沉默》，这篇文章提得很好，医改应该听取医生的意见，但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医生是有不同的层级的。医改应该听取哪些医生的意见？

医生这个职业非常特殊，不能把它混同于一般服务业。现在对医生的激励和对饭店的服务员的激励，机制是一样的。这是不对的。所以，医改的另一个关键是医生的激励机制要对。

医学发展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体很复杂，他们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你去求医问诊，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寻找一种慰藉。医生对病人应该是医者父母心，仁心仁术，是一种对人的关怀，你关怀病人，而不是冷冰冰的开条，检查完了，对着结果判定病人的生死。

病人对医院很大的不满是，他作为一个弱者去求医问诊，他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当病人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是不惜代价的。但他没有从医生那里得到对抗疾病的信心和慰藉。

考核医生这个特殊群体的创收能力，就是把他推到患者的对立面，这个就麻烦了。各个国家在医改过程中，都认识到医院和医生是最重要的，给他们正确的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3月3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颁布近30年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医改方案，最大的手笔就是中央政府将支付所有公立医院的费用。医院最大的费用，就是医务人员的工资和薪酬。一个好的医疗体制，是从培养到从业给他好的待遇和严格的监管，一条完整的链条。这条链条从选人就开始了。医生不能为了挣钱到这个行业来。你必须有公益心和慈悲胸怀。国外医学院面试，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选择来这里。培养的时候，国家尽可能降低他的求学成本，毕业以后准入的资格也应该很严，中国医疗费用最大的投入应该投到人——尤其是医生身上。老百姓都会支持给真正好的医生一个体面的待遇。当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他们要严格监管，使得违约成本非常得高，也避免回到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态。

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太难还是太容易？

《新民周刊》：刚才讲到人的准入门槛，现在请讲讲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问题。民营资本进医疗行业是不是自由？准入制度有没有影响中国医疗资源的供给？

李玲：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的民营资本要进入医疗行业，都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才有遍地的广告，多少民营医院雨后春笋般地出来了。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到温州这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去考察的时候，非常惊讶地发现，当地的民营医院发展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医疗是一个太特殊的行业，信任是这个行业的核心。温州的老百姓之所以选择公立医院，就是因为很难信任现在的民营医院。我希望有更多的民营资本投到医疗行业来，但要明白，对想挣大钱的人来说，这不是个合适的地方。老百姓上了一次当，第二次他肯定不去了，所以它没有一个可以持续的盈利机制。

谈到准入，对医院来说，最重要的准入门槛应该是医疗质量。现在是有钱就能办医院，不谈质量。

我认为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有各种政策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做慈善，直接捐钱给公立医院，这也是国外公立医院筹资的重要方式。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捐楼、捐基金，赢得社会对他的尊敬、赢得名声，同时国家给他减免税收。第二个应该鼓励民营医院办非营利性医院。美国85%的医院是非营利性的，里面有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兴办的，但主要是社会办的，慈善机构、教会办的医院承担了美国主要的医疗责任。

《新民周刊》：在你的心目中，公立医院改革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李玲：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来说，成功的标准之一是医院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现在病人不相信医生，医生防范病人，这种对抗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违反了医疗本意。

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与结构

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速变化

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长16%，比上年下降4.7个百分点，比1-9月份下降0.6个百分点，全年均呈下行态势，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其中，私企投资相对活跃，但比上年也下降了8.5个百分点，创下了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见图1）。个体投资仅增长2%，外商企业投资出现负增长。

图1  2009-2014年非国有部门及私企投资增速变化（%）

按非国有单位分类比较，2014年1-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前3位的依次是：其他企业（28.5%）；私营企业（24.5%）；剔除国有独资公司之外的有限责任公司（11.7%）。同期，外商企业投资负增长，个体经济投资增长2%，港澳台企业投资增长8.7%。其中，私营企业投资增速比上年大幅下降8.5%。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2014年末非国有部门占比为72.5%。其中个体私营占比为30.3%，外商企业、港澳台企业占比分别是2.2%、2.4%，三者合计为34.9%。

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4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32157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8.1%，增速比上年下降5%，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下滑趋势（见图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4.1%。同期，民间投资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5.9%，增速下降0.8%；在铁路运输业投资达到271亿元，增长29.4%，增速加快0.9%。

图2  2010-2014年民间投资增速变化（%）

非国有工业的增速变化

2014年1-12月份，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5%，比上年同期下降1.5%，比1-9月下降0.3%，全年下行走势未变（见图3）。另外，非国有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大幅下降，如私营企业仅增长4.9%，同比下降9.9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仅增长9.5%，同比下降6个百分点。

图3  2013-2014年非国有工业增速变化（%）

1-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6.3%，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股份制企业增长9.7%，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增长1.7%，同比下降2.6个百分点；股份合作制企业增长7.2%，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1-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构成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为27.5%（比上年减少0.9个百分点）；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72.5%。但计入国有控股企业的份额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为83.3%。其中，股份制企业为56.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为23.4%，集体企业为2.3%，股份合作企业为1%。

非国有部门进出口增速变化

2014年1-12月份非国有部门出口总值增长6.4%，比上年同期下降3个百分点；进口总值增长1.2%，比上年同期下降8.5个百分点。但四季度出口增速比1-9月有改善（见图4）。

图4  2013-2014年非国有部门进出口变化（%）

1-12月份出口分类情况如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3%，同比加快0.9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增长10.6%，同比下降10个百分点；其他企业增长6.4%，恢复到正增长水平。进口分类情况是：外商投资企业增长3.9%，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增长2.6%，同比下降23.6个百分点；其他企业出现负增长。

在出口、进口总值构成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分别是89.1%和74.9%。按细类分，在出口总值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45.9%，私营企业为40.8%，其他企业为2.4%；在进口总值构成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为46.4%，私营企业为22.8%，其他企业为5.7%。

2014年底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回升

2014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46 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增速比上年末高1.3个百分点，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提高6.1和4.8个百分点，比各项贷款增速高1.9个百分点。2014 年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0.4%，占比比上年末高1个百分点。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加2.13万亿元，同比多增1284亿元，增量占企业贷款增量的41.9%，比上年占比水平低1.6个百分点。农村、农户和农业贷款的增速减缓。

2014年四季度企业家、银行家信心指数下降

四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61%，较上季下降2.6个百分点，较2013年同期下降4.9 个百分点。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52.5%，较上季下降6.6个百分点。

四季度主要政策取向

简政放权，鼓励非国有单位投资

2014年10月，国务院召开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第四季度推进六大举措，包括：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有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环保等价格改革；在水利、环保、信息网络等领域再开工一批重大项目；推开项目融资、特许经营等模式，鼓励社会投资；用好财政货币政策，适时适度运用定向举措，推进普遍性降费，支持实体经济，缓解“融资贵、融资难”；研究出台扩大开放、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措施，等等。

10月2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为社会有效投资拓展更大空间。会议决定，进一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水电、核电等项目；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引入民间战略投资者；加快实施引进民间资本的铁路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港口、内河航运设施及干线机场等建设，投资城镇供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等，以及投资运营农业、水利工程、教育、医疗、养老、体育健身和文化设施等。要大力创新融资方式，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使社会投资和政府投资相辅相成。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随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2014年11月，国务院公布新版政府核准投资目录，在2013年基础上再次大幅减少中央层面核准的项目数量。新版《目录》共取消、下放核准权限38项。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第三批简政放权措施，再取消和下放108项主要涉及投资、经营、就业等事项的审批权。

扩大私营银行试点，扩大农村信用社向私人资本的开放

银监会负责人表示，2015年要扩大民营银行试点范围，加快出台民营银行发展指导意见，完善民营银行持续监管框架。另外，还将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2014年首批5家私营银行完成批筹，其中微众银行已批准开业；新设14家私人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新增108家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村镇银行。）

银监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工作的通知》，扩大农村信用社向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近年来，在政策支持下，私人资本参与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截至2013年末，已有590家农村信用社通过吸收私人资本投资入股改制重组为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在完成改制的机构中，民间资本持股占比85%。

扩大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经验，是我们在这块试验田上试验培育出的种子，要把这些种子在更大范围内播种扩散，尽快开花结果，对试验取得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要尽快推广，能在全国推广的要推广到全国。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

李克强总理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德国大众汽车提高在一汽大众合资企业中股份比例的请求，这将可能打破外方在华设立整车合资企业持股不得超过50%的产业政策规定。

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放宽外资银行的准入条件。国家发改委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稿征求意见，《目录》主要内容是大幅缩减限制类条目，放开外资股比限制，重点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开放。

实行市场化定价促社会资本投资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价格改革，更大程度让市场定价。会议指出，在结构性改革中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实行市场化定价，有利于以合理的价格信号促进市场竞争，破除垄断，撬动社会资本投资。

推进农村改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要求发挥家庭经营的基础作用。鼓励各地整合涉农资金建设连片高标准农田，并优先流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农户。鼓励地方扩大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资金规模。加强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

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最高人民法院发表《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对待，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以违法论处；违反有关规定，但尚不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不得以犯罪论处。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得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对于确已涉嫌犯罪的，要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以及适用强制措施的种类等。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者其工作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事实、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依法宣告无罪。

非国有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

2014年政府在各领域、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陆续出台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政策。同期，年末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回升。但因市场牵制作用，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工业和出口均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下滑趋势。私营企业投资增长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外商企业投资负增长，非国有工业增速不仅逐季下降，实现利润总额更是大幅下降。年末企业家、银行家信心指数继续下降，进入四季度后，政府感到“当前投资动力不足”。

2015年政府将继续以已成型的改革政策并配套其他手段来推动非国有经济增长。但受国内、外市场环境制约，以及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价格改革等可能导致的经营环境趋紧，小微企业占95%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增速可能会“更低一些”，并进而影响就业和收入增长。政策投入、预期和增长实况的反差可能进一步增强。对此，有关方面应有政策预案。

 

（编辑: 王生升）

改革进行曲

20世纪90年代末，正好是国企改制攻坚时刻，很多国企严重亏损甚至破产。而常开却跟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走出了两条路子。　　　　　　　　　　　　　　　　　　　　

“抓大放小”政策导致了国有企业数量锐减，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曾经的“五大基地”逐步消失，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行业骨干企业，在行业内默默无闻了。

然而从1998年起，常开却在整个下行的大环境中逆势而上。1998年常开的销售额为1.35亿元，完成利润2713万元，增长了103%。到2001年，常开当年的销售收入3.5亿元，已经成为国内高质量塑壳断路器的大型生产基地。

唐春潮

1998年改制

1998年4月，常开开始改制。那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央有指示但没具体方法，各省、地方都出台一些文件。根据市委书记的指示，国有股保留给国有，80%全厂员工分。

常熟市很快做出了响应，1997年11月27日发文，对股份合作制的具体操作有进一步的细则。像所有政府主导的改革一样，常开很快启动了改制工作，并成立了改制领导小组。经过评估，总股本为2130万元，其中20%为国有，由常熟市市属工业企业资产经营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常熟市公投公司）出资426万元持有；职工出资1704万元，占80%。企业组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名称改为常熟开关厂。

方案还提出，将企业结余的工资基金以一定比例量化给职工个人，作为一部分出资资金，并将其比例控制在不超过个人出资额的1/3。

1998年4月14日，常开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企业改制方案。紧接着，全厂1171名员工有1165名认购了自己的股份，入股率达到99.5%。4月30日，首届一次股东代表大会暨首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相关章程，选举产生了首届董事会、监事会和理事会成员，唐春潮任董事长。

这一年，常开成为常熟市地方国有企业中第一家改制企业，由市属国有企业转变为公有股占20%、职工股占80%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2000年改制

1999年4月9日，常熟市委市政府转发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市属、乡镇企业改制的意见》的通知：“在企业改制中，不强调国有、集体资本控股；对更适合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国有、集体资本可以部分或全部退出，以协议方式转让给职工个人，也可以招标或协议方式转让给社会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外商。”

根据常熟市退出国有股的要求，常开分别向常熟市公投公司、常熟市经委提出申请：受让占该厂实收资本20%的“公有股”426万元，同时进行增资扩股，后得到批复同意。

据此，常开将股本总额由2130万元增至5500万元，将占企业总资本的20%计426万元的国有股全额转让给唐春潮等7名企业经营管理层及有关骨干，职工股每份从原1.08万元经过扩股、配股后增值为每份2万元。

从二次改制方案来看，常开的企业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仍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20%国有股的退出及转让，深刻地改变了企业的股份结构：唐春潮持股占企业总股本的9%，价值500万元；6名副厂长持股共计10%，每人所持的股份价值近100万元；55名中层干部及技术、营销骨干共计占33%，每个中层持股平均价值为33万元。一般员工持股占48%，以当时一般员工1000人计算，人均持股价值2.5万元。

这里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关键问题。在当时全国性的改制浪潮中，很多厂长把改制当作一次百年难遇攫取个人财富的机会。为此，他们不惜利用种种手段，将改制变成了“一场分食国有资产的盛宴”。而常开一把手唐春潮却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首先是听政府的；其次是一切出于公心；第三是坚持企业不是一个人的，只有大家好，才能让企业好。

2004年继续改制

和前几次改制不同的是，2004年常开的改制，既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又不是单纯的自下而上，而是一个“上”、“下”同行，最后并轨的过程。

在8天时间里，常开连续召开了8次座谈会，就改制方案征求职工意见。当时，工会党办组织年龄、性别不同层次的职工座谈会。

相比较而言，常开2004年的改制是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种政策出台最全、最多、最详尽的情况下的一次改制。特别是地方的配套政策文件，清晰地勾勒出企业改制的具体路径。如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并争取上市；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并提出“要提高经营者和经营层持股比例，提高股权集中度。企业主要经营者占股原则不低于30%，经营层占股50%以上。”

尽管如此，一旦实际操作还是会发现仍然不够细致。如常熟的改制思路为“经营者一定要持大股，经营层一定要控股”，但经营者持股多少为控股、股东人数多少合适？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数字界定。因此，在常熟市同时开始改制试点的3家企业中，企业法人们对具体怎么改，也是拿捏不准。当时有一家改制企业的负责人就曾私下征询过唐春潮的意见：把股东设定为5人，个人持股51%，是否可行？唐春潮当时就态度鲜明地表示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权衡，常开最后拿出来的改制方案是将股东设置为30人，个人持股30%。

6月7日，常开首届五次股东会暨持股职工代表会听取了审计结果报告，最后以89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大会决议，由工会持股会将8570万元职工股按比例出让给唐春潮等30名股东。

2004年对于常开来说，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节点。企业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风波骤起

2005年，常开遇到了它成立3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波。如果不是后来的全力化解，今天的常开很可能就看不到了。

那年3月，唐春潮和公司的3个副总经理跟随市经委的一位领导，受美国伊顿公司的邀请去参观访问，但整个行程安排让人非常奇怪和惊讶。首先作为一个同行企业，他们参观了原本不会展示给竞争对手参观的内容。其次，整个参观的接待规格非常高。这让唐春潮感觉十分不安，“我想这次费用不得了，就跟伊顿的人说费用我们来承担，但他们竟说不要你们一分钱。”

原来，在唐春潮一行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政府有关方面与伊顿公司洽谈了合作事宜，准备出售常开，而伊顿也答应一旦收购成功，会在当地投资建立生产基地。而这些情况是在唐春潮一行回国后很长时间才得知的。据悉伊顿公司曾计划在常熟市建立年产值超过百亿元的汽车零配件、液压件、低压电器零部件等生产基地，而当时的常开也就6亿多元的年销售额。

唐春潮一行回国没几天，常开员工中突然风传“公司已经以两亿美金卖给外国老板了”、“大部分职工会下岗”、“唐厂长全家要在5月中旬移居海外”……不久后一天中午，有人在员工食堂等处散发传单，当天傍晚，上百名员工到常熟市政府门口“集体上访”，要求彻查常开的“改制问题”。

4月26日，常熟市一位副市长汇同市政府办、发改委、总工会、信访局等召开班组长以及职工代表会议，澄清一些争议问题。这位副市长离开时遭到少数人的围攻。此后几天，部分职工持续到市政府上访，并堵在公司办公室，情绪激动。

4月28日下午，部分员工聚集在公司广场，开始罢工。同时他们还占领了销售科，阻止接发订单，甚至占领了成品仓库，阻止发货。

4月30日，常熟市党政主要领导坐镇常开部署工作，150多名罢工员工继续在成品仓库坚守。下午2点半，常熟市公安局向仓库内发送“公开信”，要求员工“限时撤离，否则将采取行动”。

就在政府要强力平息事端时，唐春潮站了出来。“我说武警不要开到厂里来，你们开进来抓了人完事儿了，接下去的工作谁做？”

风口浪尖上的唐春潮，此时考虑得更多的还是常开的未来，他不想在企业闹得干部与工人对立起来，他要用自己的办法解决冲突。“集合了170多个党员干部，我让他们在公司大会议室里待命。到下午3点，我跟他们说到仓库去，两个人架一个人，把罢工人员带出仓库。他们打人不要还手，骂人不要还嘴，这是行动要求。”唐春潮说。但可惜的是，这批最终凌晨发出去的货后来因错过客户要求的交货期被退回。

5月1日，鉴于停工数天耽误并滞留了一批订单，决定利用“五一”期间的7天假期加班赶工。原本罢工的员工都来了，因为常开一直执行的是“公休日加班双倍工资、节假日加班3倍工资”的政策。但是，五一假期一过，到了5月8日，一帮员工又“冲进已经恢复生产的车间，抢别人手里的工具，要大家罢工”，部分车间由此重新陷入瘫痪。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晚，3名“闹事为首者”被行政拘留。5月12日，常开恢复生产。为期8天的停产风波就此结束，企业蒙受直接经济损失逾3500万元。

7月13日，50名职工再次到常熟市委市政府集体上访，8月29日，厂里部分车间分别停产。其后，再度恢复生产。

2005年改制继续

2005年5月10日，常开董事会公布《增资扩股实施方案》，进行又一次改制，这是唐春潮在罢工风波那些天里苦思苦想的结果。

在这个方案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出资职工。

“出资职工”是常开发展史中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它的意义接近于公司法中的“隐名股东”。按照法律界定，隐名股东也叫实际投资人，是指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但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与此相对应的，称之为显名股东（或挂名股东），是指记载于工商登记资料上而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

唐春潮基于对公司架构及相关财务专业的知识底蕴，终于想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出资职工”概念，并重新找回企业改制的共识。所谓“出资职工”，定义为“挂靠在股东身后的出资人，他们只有损益权，其发言权、表决权不是直接实现，而是通过其挂靠的股东来反映。”

不过常开的全员持股，不同于一般的持股方式。在常开股东名册上是看不到这些员工名字的，他们挂在39名股东身后。他们有出资证、出资协议、收款收据，其中收款收据由公司财务科出具，写明具体的出资额，以及出资职工、挂靠股东的姓名等。这也是常开借鉴有限责任公司中隐名股东的相关操作方法，自创出来的。为了使这套方法更合乎法则，常开对“出资职工”的规则制定和操作方法，做了很多工作，制定了很多细则。

为了更好地平衡股东与出资职工、干部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常开在2004年制定的“专项奖励基金”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几个条款：适度增加职工工资收入；为仍在职的职工增买四项保险：即家庭财产3万元、团体人身险每人1万元、还有附加意外伤害险和附加疾病住院保险。

同时，唐春潮在利益分配上首先拿自己“开刀”。2004年常开第四次改制将8570万元职工股按比例出让给唐春潮等30名新股东，当时常开的注册资本额为1.1亿元，唐春潮持股30%，金额为3300万元。2005年5月28日，唐春潮将自己的持股比例削减到17.31%。半年之后，2006年1月5日常开召开三届十次股东会议，唐春潮再次减持股份，下降到总股份的7.84%，出让的部分进行了股东间的股权转让。

这样一来，常开的股权结构成为：注册资本19065万元，股东39名，占股权的60.46%，其中唐春潮个人持股占7.84%；委托出资职工1355人，占股权总额的39.54%。从这样一个结构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普通员工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四成。

2008：国进民退

2008年，常开的股权结构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反身从一个民营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中国有股占20%。唐春潮主导了这次改制。

由于常开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纳税率由25%降低为15%，减免的税款进入企业利润，年终将要用来股东分红，股东一年的分红总额一下增加了2000万元。39名股东平均每人可多分红约50多万元。这笔款项和当年常开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不到7万元相比，实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为了不一再拉大干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唐春潮决定把企业20%的股份重新交还给地方政府，让企业成为拥有国有股成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他有几个层面的考虑：第一，解决干部、员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第二，将这笔红利交到政府后，可以资助地方一些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第三，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就具有了国资身份，老百姓心里踏实；第四，国家的一些大型项目招标，具备国有股的企业比较容易中标。

这种另类的“国进民退”方案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相当于国有资产的卖而复买，因此，方案一报到常熟市经信委主任那里，就获得了大力支持。对于市经信委来说，如果拿到常开20%的股份，每年的股息红利有四五千万元，这可以用来支持其他效益不佳的地方国有企业，在市里有关职能部门，也获得了广泛认可：企业原来是国家的，收归国有自然是一件好事。

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常开在“自削刀把”， 让国有股重新回来，就是现有股东将他们应该得到的股息红利转让给国家。几年前的“国退民进”改制，让十几万国营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也造就了无数个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现在“国退民进”已是既成事实，国家没有让退回来，其他企业没有要退，常开为什么却要退？常开的几次改制合乎规范，股东红利也是国家承认的合法收入，为什么要捐出去？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为企业做出了很多贡献，为什么要减少我们的收入？很多股东想不通，也不愿意。当时常开的股东共有39名，唐春潮挨个跟其他38名股东谈话：“想多分钱，可以啊，再努力努力，失去的利润不是又回来了吗？2008年利润是3.3亿，我们努努力看利润能不能达到4.3亿。”唐春潮在这里给股东们讲的愿景真的实现了，2009年常开的利润冲到了4.18亿元。

注重企业长远持久发展，压缩干群收入差距，顾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唐春潮这个开关厂的当家人越到企业发展的后期，越不是只考虑开关厂自己的利益。他要为社会着想，要为政府着想。只有开关厂自己好还不行，还要其他人也好，这个社会才能更加安定。

2011年5月26日，常开举行庆祝CM系列塑壳断路器销售突破1000万台典礼。为图唐春潮（前排左三）与员工合影

2010：退休即退股

2010年，唐春潮在几次推迟退休之后，终于到了可以退休的时候，这一年，他69岁。

2010年5月的一天，唐春潮开始了一个大举动。他把年轻股东和即将退休的七八位股东找来，分别跟他们谈话，中心议题是公司股东退休时把手中的股份全部退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如果说2008年国有股的进入，已经让39名股东“利益受损”，那么随着公司利润的增加，股东的收益还是得到了弥补。而“退休即退股”不同，它不只是“利益受损”的问题，而是完全没有了红利。显然这次唐春潮与股东之间的谈判艰难、棘手得多。“我跟他们一个一个地谈，有的甚至谈两遍、三遍，有些在谈第一遍的时候提了一些意见，我修改后再谈。”

唐春潮耐心地跟他们讲道理。第一，常开的改制并不是市场化的运作手段。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企业改制时首先要对资产进行评估，然后再挂牌出售、拍卖。但常开的改制是在政府的主导下，由审计部门确认转让价格，其中没有包含企业的无形资产等。但常开的改制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其中没有包含企业的无形资产等。因此对于股东来说，这种方式得来的股份，并不完全属于股东个人。第二，大家都不是天生的股东，是国家改革开放带来机遇，企业改制后才成的股东。这个股东来自于3个平台的建设：首先自己要努力工作，其次要有施展才能的舞台，第三就是要有党的政策。这三者不能分割，如果自身不努力，给了很好的平台，也做不出什么成绩；如果不给平台，个人能力发挥不了；如果努力了、给了平台了，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富不起来。因此，唐春潮最后得出了结论，国家该给你的都给你了，你也得到了，该是还给国家的时候了。

不过道理是道理，该想不通的还会想不通。“就只有一个人不同意，他认为退出股份的话，这么多年就白干了。我当时就跟他说，你没白干，你已经得到很多了。吕金才书记比我还早到开关厂一个月，1998年企业改制，他1999年退休，什么股份都没得到，还是个正职。你是副职。”唐春潮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再一番深入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让这名股东点头称是。

唐春潮率先垂范，2010年他退休，到2011年1月，全部股份便退出了。

常开改制是一例难得的中国企业体制探索的经典案例，应该给予高度评价，并记入历史。

1.从实践中来。虽然他们每一步都是按照上级政府部门要求和相关政策推进的，但每一次改制都是在具体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实际办法。中国企业改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需要自己摸索。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教条主义，更不能马马虎虎走过场。常开的实践，确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企业提供了好经验。

2.解放生产力。改制是否成功，不在于改了多少次，改成什么样，而在于它所建构的生产关系，能否真正解放生产力，释放正能量。改制后的常开，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3.义让利。改革是利益格局的变动，改制无疑会导致利益再分配。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常开改制体现了对多数人的关爱和对精英的重视。既有对多数职工的持续照顾，又有对精英团队的优厚待遇，并且准确把握了利益的平衡点。

4.规范有序。常开的出资职工制度、退休即退股制度等，是他们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结合本企业实际，在改制中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法规条文的方式，将其规范化、常态化，使未来继任者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5.国民相宜。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最后达到国民相宜，多种所有制混合型并存，常开以自己真诚的实践，印证了党和国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指出的方向。

定位精准

“五高”优势

我的理念是在低压开关领域里，把常开做成一棵树。塑壳断路器、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就是大树的树干和根，要让它长得好、长得深、长上去；其他树枝就是与低压开关相关的产品。我们对低压电器开关最熟悉，就要专注这个行业。至于综合经营，我们还没到那个时候。

　　　　　　　　　　　　　　　　　　　　                ——唐春潮

CM系列塑壳断路器装配检测校核生产线

在中国低压电器制造行业，浙江温州的正泰集团可谓是耳熟能详。虽然常开与之在规模上并不是一个量级，但它们之间的对比，映射出中国制造业在改革开放30年中极富代表性的两条经营轨迹，一个是规模化，一个是专业化。究竟伯仲高下如何很难说得清，但都做得精彩辉煌。

正泰集团是中国乃至亚洲低压电器行业的龙头老大，其年销售额达百亿元。成立30年以来，它打造了一条完整的电器产业链，涉及发电、输变电、配电直到用电环节，产品包括三大系列——可通讯智能型框架断路器、电子式过载继电器、智能型模块式塑壳断路器等，同时它还涉足太阳能光伏、金融等行业，近年来也进行了海外拓展。在资本运作上，正泰集团旗下的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上市。这是一个典型的集团式企业，规模大、知名度高，上下通吃，产业链完整，实行集团多元化经营。正泰董事长南存辉的知名度很高，他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席。

与正泰集团相比，常开是一个中型的“专精特”企业。2013年常开的销售额只有17亿多元，其产品主要是低压电器，只涉及电力行业的低压开关领域。和笼罩在正泰头上的种种大企业光环相比，常开有它自己的“五高”优势。

首先，产品单价高。常开的塑壳断路器从1992年问世以来，20年来就是一个固定价：450元，和国内同类产品不过上百元的价格相比，这显然是一个高价。正泰以规模化经营见长，据2012年正泰电器的上市年报，公司低压电器业营业收入105亿元，生产低压电器产品共计5.7亿万台（套）。而仅就塑壳断路器一种产品而言，据业内人士称，正泰的产品价格不到常开的二分之一。

其次，利润高。2012年常开的销售收入16.3亿元，净利润4.9亿元，净利润率在30个点。同期，正泰电器营业收入10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亿元，利润率为10个点以上。

第三，员工收入高。常开2012年的人均收入为6.3万元。同期，正泰电器在职员工1万多人，年人工费用支出5.3亿元，员工年平均工资应该在5万元左右。

第四，研发投入比例高。从1991年开始，常开每年的科研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在5%左右。虽然正泰的科研投入在绝对值上要超过常开（2012年正泰电器的科研经费为3.9亿元），占销售额的比例只有3.7%。

第五，技术人员占比高。常开具有“两个百分之五十”的特点：即百分之五十的技术人员，百分之五十的研发人员，已经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而正泰电器2012年报显示，技术人员1226人，占公司人数比例为12%。

除了这“五高”之外，常开还有一个质量法宝，那就是产品台台检测、台台过关。

专注、单一化，使常开成为专业化的制造企业。数年来，唐春潮多次被劝说进行多元化以及资本运作，以快速做大做强，但都被他拒绝了。2000年，有人找到唐春潮，只要他同意常开被上市公司收购51%的股权，他本人就可以立即得到1800万元现金，以及仍能保留常开49%的股权，还能留任董事长、总经理。唐春潮没有答应，常开不需要上市融资；中国股市尚不成熟，常开上市之后可能会面临种种风险；常开现存的股权结构，上市之后肯定要改变，不利于职工长期稳定的利益。常开保留国有股，也能够阻滞海外上市。

其实在唐春潮眼里，国内同行之间的你追我赶，更像是兄弟之间的竞争，“我的理念是，兄弟厂想来参观，就让他们来。中国再多一个常开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把外国人挤出去；如果同行看了以后觉得做我们这类产品太难，把他吓走了不是也挺好，我就少了一个潜在对手。”正泰也好，德力西也好，常开对待这些国内同行，更多的是竞合关系。　

两个差距论

施耐德的一把手CEO法国人赵国华，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好。我的老厂、新厂他都来看过，一心一意要将我们纳入他的旗下，我们一直没同意。有一年施耐德总部邀请中国的经销商去参观，说到他们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我们，常熟开关厂。

　　　　　　　　　　　　　　　　　                                ——唐春潮

在中国低压电器市场上，中外两大阵营的对垒，经历了从差距悬殊到步步逼近的过程。

进入21世纪，以施耐德为代表的跨国公司进一步在我国开疆拓土。2000年，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进一步整合了中国业务。2004年开始，施耐德开始在中国的新一轮投资，先后在东莞、苏州、上海等地成立了生产基地，并于2007年与中国低压电器巨头之一的德力西成立合资公司。期间，施耐德秉承一贯资本运作、快速扩张的战略，一直在中国谋篇布局，以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其中也包括对常开的不断游说和接近。

随着常开的进步，唐春潮提出了“拉大与国内同行的差距，缩小同世界同行的差距”的“两个差距论”。此时，常开也不再可能是外资企业攻城略地的城池，而是成长为在专业领域与之势均力敌的对手。虽然暂时还难以超越那些百年巨头，但离他们越来越近，差距越来越小，同时与国内同行的距离也在逐渐拉开，越来越远。

对于常开的崛起与跟进，一些外资企业也有很深的体会。就施耐德而言，他们不仅将常开列为他们在中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而且经常将常开的产品买回去做实验，以对常开的产品质量进行了解、摸底。

对施耐德的摸底，常开并没有当回事，他们烦恼的是，在中外品牌的比拼上，国内目前还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2010年，就在家门口的一次过招，外资企业就轻而易举取得了胜利。苏州地铁的配电设备公开招标，但标书上只有ABB、西门子、施耐德等几家外资品牌允许投标，国产品牌完全被排斥在外。常开向政府部门多次反映此事，但没有结论。“他们这样做，唯一的理由是用了国产的产品出了事情，他们承担不了责任；而用了国外的产品，出了事情跟他们没关系，那些外国货可是世界上最好的。”

一方面是中国的大用户弃用国产品牌，另一方面却是国外用户只认产品不问国别。世界五百强企业美国的英格索兰公司在中国投产一项工程，常开与ABB、西门子同台竞争。在质量不亚于外资品牌的情况下，常开的总报价只有后者的一半，英格索兰公司在实地考察之后，果断采用常开产品。如今这些产品使用四、五年时间，运行情况仍然良好。

常开成立至今已经40年了。常开40年和全国多数老国有企业一样，经历跌宕起伏。而常开的经历和成就又是极不平凡的，是一部难得的中国企业发奋图强的经典，是一部感人的国企改制的生动教材。比起常开波澜壮阔的历史，此文只是反映了一小部分，但愿读者朋友能从中得到不同于通常有关国企的老生常谈信息，对蕴藏于我们国有经济中的正能量有一个新的估计。（完）

（编辑: 碣石）

*杨青、严曼青、王瑞，《中国工业报》记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曾预言，“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如今，中国崛起已不再只是学者们的预言，而是每天都在发生并影响着世界的现实。今天，大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的竞争又集中体现为各国大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因此，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需要立足于培养一批具有产业带动力、市场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美国：大企业在国家崛起中产生

“时势造英雄。”纵观近200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大企业的产生无不伴随着国家崛起的脚步。以美国为例，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两次大企业“井喷”，都是产生于技术变革不断加速、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时期。

美国大企业第一次集中出现的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世界从“蒸汽时代”进入“电力时代”。电力的推广、电报电话的发明、火车、汽车、轮船的升级带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交通通讯的便利提高了货物、信息流通的速度，市场流通更为便捷，大规模、远距离的交易成为可能。特别是铁路的大发展，大大降低了长距离和大量运输的成本和时间。19世纪70年代，货物从费城到芝加哥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3周缩短至3天。技术的改善带来了惊人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美国广袤的国土、巨大的人口规模所蕴含的消费潜力被彻底激活了。现代大型零售商打通了物流和销售环节；新发明、新产品进入普通消费者家庭；制造企业面对几乎是无尽的市场，唯一要做的就是创新产品、降低成本，通过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效应。消费潜力的释放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释放，再加上美国发达的融资系统，给了美国大型企业得天独厚的发展土壤。到19世纪末，美国企业掀起了一轮轮并购重组的浪潮，如J·P·摩根将卡内基创办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并入自己的钢铁公司，形成美国钢铁集团，几乎垄断了美国的钢铁供应。到20世纪初，美国的主要行业均被大型托拉斯集团垄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大王”，如“钢铁大王”卡内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等。福特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等等也都形成于这一期间。与之相对应，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制造业已超越了昔日的世界霸主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赢家，摆脱了经济“大萧条”和战时经济限制的美国，凭借其实物资本和无形资本的积累，推动了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和工业革命，迎来了又一个大企业集中产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大批美国企业借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成长为大型的跨国企业，至今仍在各自领域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成为美国国家实力的坚实依托。

在汽车制造领域，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商福特、通用汽车、克莱斯勒依然在全球市场中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在军用和民用航空领域，洛克希德•马丁以及波音公司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能源领域，世界四大石油公司中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均为美国所拥有；在零售领域，沃尔玛的连锁店开到全球各国；在快餐领域，并不以餐饮业闻名于世的美国却诞生了麦当劳、肯德基两家连锁快餐巨头，由于几乎在任何国家都能买到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经济学家们甚至以这种汉堡的价格来衡量一国的实际汇率；在金融领域，美国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集团、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美国国际集团（AIG）、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基石；在农产品领域，全球四大粮商中的三个阿丹米（ADM）、嘉吉和邦吉位于美国，孟山都公司更是垄断了种子行业的供应；在消费品领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宝洁创造了营销的神话，也让全球商界认识到“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在化工和医药领域，美国拥有强生、辉瑞、默沙东、杜邦、陶氏化学等国际巨头；在传媒领域，美国拥有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好莱坞文化伴随着迪士尼、时代华纳等公司的电影传播至全球每个角落；在高科技领域，美国诞生了苹果、谷歌、IBM、微软、思科、甲骨文、惠普、亚马逊、Facebook、eBay等一大批信息高科技企业与互联网公司，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中国：国家命运与企业发展休戚与共

近代以来中国企业的发展轨迹则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国家命运与企业发展休戚与共的关系。鸦片战争后，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1865年在李鸿章主持下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也是清朝末年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以生产枪炮开始，后来逐渐生产钢铁、造船以及一系列配套机械设备，是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江南制造总局后来更名为“江南造船厂”，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1872年成立的另一家著名企业招商局，这是晚清首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招商局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例如“红顶商人”盛宣怀、胡雪岩，状元实业家张謇、荣氏家族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等。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以及在此时期产生的近代企业最终并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命运。清王朝覆灭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尽管如此，中国的民族企业依然在战争、动乱的缝隙顽强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的无暇东顾使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缓和，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面粉、纱布等轻工业品畅销海外。1928年至1937年间，随着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中国经济也进入了“黄金十年”，工业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左右，荣氏集团、大生集团、永安集团等民族企业也获得了扩张和发展的机遇。但好景不长，随后的日本侵华直接中断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倾轧下，民族资本的大企业之梦也随之破灭。可见，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黄金十年”，无论是“官督商办”还是“民族资本”，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就不可能有大企业的生长环境。正如经典话剧《茶馆》中那个心怀实业理想的秦二爷，从意气风发到黯然自尽，在积贫积弱的国度，通过办企业、搞实业报国救国只能是如水月镜花般的美丽梦想。

已有150年历史的江南造船厂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

大企业成长与国家竞争力

2014年7月，《财富》杂志公布了最新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国（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上榜企业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00家，仅次于美国。而早在2012年，中国企业就以79家入围的总数超越日本，与中国的GDP排名一样，位居世界第二。榜单所能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崛起，中国的大企业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并在全球竞争中一次次地让世界震惊。

2012年7月23日，中海油宣布以151亿美元的对价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全部流通普通股，并承担其43亿美元债务，刷新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新纪录。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这一大胆步骤标志着中国能源集团在海外扩张方面越来越有信心。”《华尔街日报》刊文则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2013年3月29日，正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的码头上发表演讲，鼓励美国民众使用“美国制造”时，一阵大风吹起了悬挂在港口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显露出被遮挡的起重机品牌logo。“ZPMC”，这正是中国企业“振华重工”的英文缩写，这家知名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厂，其研制和生产的大型港口机械占据世界市场75%以上的份额，远远超过日本的三菱、三井，韩国的三星、现代，以及德国的蒂森克虏伯，成为世界港口机械的“霸主”。

2014年5月6日，阿里巴巴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IPO申请，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整体上市。9月19日，阿里顺利登陆纽交所，融资额达到218亿美元，超过社交网络巨头Facebook、VISA，成为美国市场有史以来融资规模最大的公司。随后阿里实施“绿鞋机制”，将最终融资规模推高至250亿美元，摘下了全球资本市场最高融资额的桂冠。

仅仅几年，从传统的能源矿产到高端的装备制造，再到新兴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中国大企业的崛起已成为中国崛起中的精彩华章。今天，中国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巨无霸企业；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联想超越惠普成为全球电脑市场的最大供应商；腾讯、百度也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中国大企业群体，正在成为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崛起的“国家脊梁”。（精彩句子，下同）

事实上，大企业竞争力与国家崛起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国家崛起为大企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机遇和外部环境，而大企业集群的形成则为国家崛起提供了最坚强的支撑，从根本上讲，大企业的崛起本身就是国家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项研究中，有学者曾比较了1995年以来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和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结果发现两者都是呈上升趋势并且逐渐趋同。1995年，当中国企业首次出现在《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榜单上，只有5家上榜企业；那一年，中国的GDP为7006亿美元，排名世界第7位。而当2014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时，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也超过了100家。

如果将视野拓展到世界范围，也可以看出，一国大企业的数量与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一致的。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62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的数量为301家，超过其他国家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之和。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等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大企业数量也显著增加，日本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由1962年的31家增加到1996年高峰时的141家，韩国也由1976年的第一家增加到1996年的13家；同期，由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也随之减少，到1996年减为153家。此后，随着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开始下滑，其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到2014年减少为57家；同期，美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则缓慢减少至128家，基本与其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变化相一致。正如迈克尔·波特所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生产力’。国家的基本目标是为其人民提供高水准的生活，实践这一目标的能力则取决于运用劳动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之间的竞争首先就是经济竞争，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大国之间的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其大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角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一批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大企业是“走出去”的排头兵。破解资源约束、提升资源保障需要大企业。目前，我国在原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上高度依赖进口，如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近60%，而铜精矿和铁矿石等的自给率则不足20%。这种对于外部资源和能源的高度依赖，不仅抬高了我国持续发展的成本，对国家的战略安全也形成了潜在威胁。而在国内缺乏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国家将通过“走出去”来获得更多资源保障，在高资本投入的资源能源行业，将依靠具有资金、技术和经验优势的大企业到国际市场配置资源。例如前述中海油对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的收购，获取了大量优质的油气资源；再如，2014年以五矿集团为首的中国财团完成的对世界最大的在建铜矿秘鲁邦巴斯（Las Bambas）铜矿项目的收购，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每年产出45万吨铜精矿，增加了国家矿产供应保障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大企业是产业的整合者。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产业升级需要大企业。在我国以往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在众多领域形成了大量低附加值的过剩产能，这也需要由大企业主导进行重组整合，通过提升产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资源配置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例如在高度分散、过分竞争的水泥行业，中国建材集团通过近10年的并购整合，跨所有制、跨区域、跨行业重组上千家企业，实现了集团收入从20 亿元到2500 亿元，利润从1 亿多元到120 亿元，超过100 倍的高速增长。截至2013年底，中国建材集团所属的水泥产能超过4 亿吨，稳居全球第一。这对于在本世纪初由数千家企业相互竞争，行业内依赖国外力量来整合行业的中国水泥产业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大企业是创新的“发动机”。加大研发投入、推动自主创新需要大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成立20多年以来，华为由一家初始资本只有2.1万元的民营企业，成长为业务横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规模近2400亿元的大型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华为始终坚持聚焦战略、持续进行研发投入。目前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达到销售收入的10%以上，近15万员工中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的员工超过45%。华为在170多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已累计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2014年11月，华为首次提出4.5G概念并提出最早到2016年实现4.5G的商用。这意味着从模拟时代开始，2G、3G到4G，一直苦苦接受和追赶国际通讯标准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参与到下一代的通讯标准的制定之中。

大企业是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应对竞争格局变化、参与国际竞争也需要大企业。金融危机后，一方面传统行业开始重新洗牌，少数具有先发优势、成本优势、规模优势的国际行业巨头掌握了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操控着全球资源供应体系的话语权，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快速的变革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成为全球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源泉。2013年，德国政府率先提出工业4.0的概念，描绘了未来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智能生产模式。可以说，未来的国际竞争是包含技术之争、模式之争、标准之争、地位之争、规模之争在内的全方位立体竞争。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也只有大企业才有资格参与高端市场的角逐。

总之，大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和脊梁，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载体，大企业富则国家富；大企业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大企业强则国家强；大企业是进行技术研发、创新升级的主力，大企业智则国家智；大企业是带动中小企业、推动整个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主力，大企业进步则国家进步；大企业是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先锋，大企业雄于全球则国家雄于全球。

企业发展中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与百年前的苦苦上下求索不同，今天，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为更多中国大企业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而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也需要更多的中国大企业来带动和支撑。从历史经验看现实选择，有两个现实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是不容回避的。

第一个是在大企业成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迈克尔·波特在其关于国家竞争力的“钻石模型”中，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目前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各种研究中，也都是既重视市场因素，也重视政府因素。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对市场干预最少的美国政府，也在金融危机后对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进行了救助和重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面对强手如云的国际市场，如果仅靠企业自己发展，很难形成竞争优势。企业的成长一方面有赖于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多方面的支持。这一点在韩国大企业的成长经历中有突出的体现。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韩国大企业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的大企业战略指导下和政府的全力扶持下成长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为发展出口产业，韩国政府对承担出口任务的大企业采取低息融资、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同时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保护本国企业集团免于国外竞争，使相对弱小的韩国企业集团有宽松的发展空间。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三五”、“四五”时期，他们将重化工业作为本国的重点产业，对重化工业实行政策倾斜，并通过行政指令将这一发展任务落实到大企业身上。由于重化工业本身是出口导向产业，承担任务的大企业同时享受着政府对于出口产业和重化工业的双重政策优惠，使韩国的重化工业企业迅速发展，并走向大型化、国际化。1975年，政府指令大宇、现代、三星等13家公司为韩国的综合商社，并相应为综合商社提供贸易行政、财政金融、情报支援等支持，使韩国的大企业逐渐成为集商、工、贸于一体的综合企业集团。[1] 在对大企业进行倾斜性资源配置的同时，政府还有计划地指导企业合并、重组，以减少国内恶性竞争，形成规模经济。例如，为解决汽车工业发展初期存在的散、弱、小的问题，韩国政府强制国内十几家汽车制造企业合并成一家，后又只允许现代、大宇和起亚3家生产汽车并经营，使其不断壮大、成为汽车工业的骨干。在信贷政策上，政府给予大企业倾斜的政策性支持。为满足大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要，韩国政府没有实行通常的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来让大企业筹措资金，而是实行倾斜的信贷支持政策。当企业资金困难时，有关当局提供低息紧急贷款援助，或者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援。对大企业的巨额信贷支持，使企业规模迅速扩张，一些大企业很快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其优势，与强大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有的进入世界500强行列。[2] 如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前位的三星集团（2014年排名第13位），不仅在纤维、食品、电子、建筑、贸易、金融、保险、机械、飞机制造、造纸、流通等行业均有涉足，还拥有规模庞大的百货商店、游乐园、高尔夫球场、医院、果园农场、海水浴场、旅馆等服务设施。以致韩国人自己戏称：“韩国人一辈子不能避免的两件事就是死亡和三星。”

中国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各方面支持。如今已成为中国外交名片、被人们称为“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铁，也是在政府引导下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典型例子。从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立“四纵四横”的客运专线网起，至2014年底的10年间，中国高铁建设从零起步，建成并运营高铁里程达到1.6万公里，超过全世界高铁总运营里程的一半。这其中，既有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也有全长1318公里的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京沪高速铁路；既有世界上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哈大高铁，也有全长2298公里的世界上干线最长的高速铁路京广高速铁路。从平原水乡到戈壁沙漠，从高原冻土到热带雨林，今天的中国高铁已连接28个省份，年运输人次超过８亿。中国高铁将吸收消化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掌握了设计施工、装备制造、车辆控制、系统集成、运营管理等成套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高速动车组是各种尖端技术的高度集成，共涉及9大关键技术及10项配套技术，有5万多个零部件。只有各项技术、各个部件的协同运行，才能保障列车跑出高速。2004～2005年，中国北车、中国南车等企业，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高速动车组；此后，中国高铁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面积实现了“去日本化”、“去阿尔斯通化”乃至“去西门子化”。2014年11月25日，装载“中国创造”牵引电传动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中国北车CRH5A型动车组进入“5000公里正线试验”的最后阶段。牵引电传动系统是‘高铁之心’，列车的动力之源；网络控制系统则是‘高铁之脑’，指挥着列车的一举一动。两大系统实现百分之百的国产化标志着高铁列车最核心的部件已经实现了百分之百的“中国创造”。

在中国高铁的成功经验中，政府的主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通过统一的全国市场,低成本引进技术；另一方面体现在通过打破部门、行业、院校、企业的体制壁垒，整合全国的科技资源，实现以铁道部为主导、机车车辆制造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战略性产业的公共创新平台。

另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实际上，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中，上榜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例如，在2014年上榜的91家中国大陆企业中，有84家是国有企业，占比达到9成以上。谈论中国大企业，不能回避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能否成功实现改革发展，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崛起；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也必须从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如何实现国家崛起的层面来认识。

1978～1984年，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改革等阶段，使国有企业的活力大大增强。1984～1992年，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国有企业进行了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但承包经营责任制并没有实现政企分开，企业并没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计划经济思维依然深刻影响着市场的供需结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新阶段。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改组等重要方针政策，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3] 2003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代表国家行使对于189家中央企业的出资人管理权，成为掌握7万亿元国有资产的“超级老板”。国资委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有经济布局过宽过散的问题；支持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积极促进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国资委成立的10年间，国有企业得到迅猛的发展。2013年，113家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4.2万亿元，上交税费总额2万亿元，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牢牢地把握着国家经济的命脉。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国企改革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决定、并逐步调整的。国有企业改革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等初级形态一直到承包制、租赁制、公司制乃至于产权改革，都是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平稳转型、长久发展和全民族的整体利益，依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需要和发展要求所展开的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同形式。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在进一步探索国企改革方向的过程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和发展模式并非一成不变，曾在过去带来过成功的“中国模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终解决方案；企业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方案。改革始终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调整、不断提出新目标的过程。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从多数人的需要出发找准“共同利益”，把潜藏在不同群体中的改革需求转化为推动改革的持续动力。在“管资本”的改革理念下，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必然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进程中，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要在资本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下，为市场运行、为各类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充分贯彻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治企，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重塑国有企业、使之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府要充分尊重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法律和契约形式规范企业行为，而不是直接进行干预。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改革那些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推动混合所有制、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激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国企改革就是这样一种“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它不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生产力基础和经济腾飞的平台，也为国家的成功转型提供体制与观念的深层保障，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真正动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其分量绝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经济学层面的概念和实践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国企改革与中国崛起的伟大使命是分不开的。[4]

（编辑：季节）

[1] 王国华，“国际竞争力’解放’中国企业”，《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2年第29期，第23页；刘富钊，《中外经济发展中的企业转型战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36~140页。

[2] 同上。

[3] 王忠禹，《国企改革攻坚纪实》，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4] 徐传谌，孟繁颖，“30年国企改革与中国崛起”，《长白学刊》，2009年第2期，第96页。

2014年，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在“新常态”的大局中，审视全面改革元年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我们会发现，国有企业改革呈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四个新变化、新特征。

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变化、新特征

一、正确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越来越明确。一年前，在全面深化改革之初，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首先健全完善了改革的领导体制和推进机制，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精心谋篇布局国有企业改革这篇大文章，为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引领航程。国资委紧紧抓住《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顶层设计这个核心，对中央改革领导小组部署的涉及国资委的重点改革任务，逐项研究，制订了初步意见方案，并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要求，对国企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思路，重大改革方案制订取得重要进展。

改革方向至关重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我们要科学把握改革方向，抵制各种“去国有化”、“去公有制”错误主张，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二、准确把握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政策。这次是在深水区推进的改革，对改革政策的要求非常高，不容许犯颠覆性错误。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就在细则。我们深入研究政策细节，预研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大力提高顶层设计的针对性和政策细节的精准性。比如，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严格按照中央确定的界线来制定政策，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宜独资则独资，宜控股则控股，宜参股则参股，不定目标，不搞一刀切，一企一策，大力提高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政策的公开透明，坚决防止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坚决防止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名、行减少国有经济比重的错误倾向。我们按照三中全会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的要求，明确区分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区分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区分垄断收益和竞争收益，一切非商业性目标带来的成本都应当由公共财政足额补贴，或者在考核中给予确认。将国有企业初步按照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分为两大类，通过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功能，实现分类改革、分类监管。这些进展为明年全面推进改革奠定了体制基础。

三是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步骤越来越扎实。在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国务院国资委奔着问题去推进国企改革，在中央企业启动了“四项改革”试点，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开展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在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在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董事会授权试点，并开展了向中央企业派驻纪检组试点。“四项改革”试点目的就是在做好国资国企改革有关政策制定的同时，针对改革重点难点问题，从实际工作出发，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完善政策，有序推进改革。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啃硬骨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推进了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

四、协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革步伐越来越协调。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国资委高度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先易后难，易的先做，难的抓紧谋划。按照中央的要求，及时研究解决国有企业的历史负担问题。截至2013年年底，各级国资委系统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16593个，从业人员178万，2013年企业办社会负担支出1384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办社会机构7337个，从业人员70万，支出932亿元。我们加大力度，研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措施，提出分类别、多渠道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建立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政府要承担责任，但不能全部依赖政府买单，企业也要发挥积极主动性。这项改革虽然不涉及体制制度，但对搞好国有企业意义重大。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统筹全局，系统推进，为下一步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公正的平台。

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七大任务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国有企业发展的新动力要靠改革来激活。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新常态需要新动力，新动力要靠改革来激活。2015年国有企业处在改革发展攻坚破难的关键时刻，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激发发展动力和活力。从国资委职责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有七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要深入做好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的工作。要对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明确其主要特点、发展目标、改革方向，分类推进改革调整，加强分类监管、分类考核。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的国家所有权政策，明确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重要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明确对具体中央企业的商业目标，包括保值增值、经济增加值、利润率、负债率、可持续分红水平等财务指标，完善整体的配套评价体系。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在分类之后，急需尽快建立对国有企业的科学评价体系。比如，2014年1～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业每100元营业收入纳税率，国有工业企业纳税率为8.53元，私人企业纳税率为3.02元，外资企业纳税率为3.03元，国有工业企业税负为其他企业的2.6倍。怎么建立客观评价体系、完善公平竞争政策，任务很重。亟需研究分类后的国有企业如何分类考核的问题，解决考核中存在的过于重视当期利润、中长期考核激励不足、考核标准“一刀切”、董事会考核权不足等问题。亟需研究企业分类后的分类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等问题。

第二个任务，要稳妥、规范、有序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一企一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防止大轰大嗡，防止“一混了之”。2015年，亟需研究混合所有制的政策细节。

我们前一段考察淡马锡公司所属企业，其股权结构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目前，淡马锡公司以控股方式管理着23家国联企业，其中14家为独资公司、7家上市公司和2家有限责任公司。新西兰政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明确规定：政府保留对企业的控制权，保留至少51%的股份，不允许出现基石投资者（即除新西兰政府外，禁止任何单一投资者持有超过10%的股份）；新西兰公民与机构享有优先购买权，新西兰公民与机构持有的股份（包括政府股份）不得低于85%；国有股份出售必须通过IPO上市发行，禁止协议出售；国有股权减持的收益用于发展新产业或购买新资产等。这些改革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制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必须搞好顶层设计和操作细节安排，需要高度重视和明确以下几点：一是中央企业总部最好保持国有独资，对绝大多数重要国有企业，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权；二是混合所有制优先考虑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公众基金，优先考虑中国投资者；三是搞混合制出售的国有股权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国有经济的新投入，不能吃光分净；四是混合所有制要一企一策，不刮风、不搞倒计时、不搞运动，防止犯颠覆性错误；五是混合所有制操作，优先鼓励IPO上市发行进行混合，必须进场交易、竞价交易，禁止协议出售。目前，改革的关键在细节，细节决定成败。规范国有资产评估，完善国有资产定价机制，严格操作流程，确保公开透明，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亟需研究员工持股的政策细节，选择部分企业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妥有序开展。

第三个任务，要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规范董事会建设，强化制度创新，健全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着眼于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快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力争在解决“管理人员能上不能下、员工能进不能出、收入能增不能减”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提高企业运营的透明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努力打造“阳光国企”。2015年，亟需研究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的可操作性政策。目前国有企业冗员问题严重，相当一批企业的冗员幅度超过1/3，必须尽快解决。亟需研究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政策，建立与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周期一致的发现、评价、任期、激励、约束制度，制定职业经理人任职资格、市场评价、市场选聘、激励约束制度，推行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减少行政任命管理人员，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企业干部制度不改革，其它改革都会落空。

第四个任务，要积极推进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加快完善相关政策，多渠道筹措资金，务求实效。积极做好“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工作。

第五个任务，要加快推进“四项改革”试点。各试点企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大胆试、大胆闯，重点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狠下功夫，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并及时总结推广成熟经验和有效做法，以点带面加快推进改革。

第六个任务，要稳妥推进薪酬制度改革。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按照要求抓好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国务院国资委为此已专门发了通知。在组织实施中，要注意把握工作的重点对象。本次薪酬制度改革的重点对象是中央和国资委管理的领导班子成员。需要研究市场在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央企业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国有企业内部职工的薪酬分配，要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由企业自主决定。

第七个任务，是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资委作为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自身是为改革而生，应当充满改革的DNA。10多年的发展中，国资委存在管得过多过细、干预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国资委监管工作的改革不能是只动其皮毛的修修补补，而必须是动其筋骨的大刀阔斧改革，甚至要脱胎换骨。对此，国务院国资委要带头进行自我改革、自我革命。各级国资委都要勇于变革，以聚焦监管内容、调整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为重点，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授权一批，下放一批，收缩一批，移交一批，把该放的坚决放到位，把该给的坚决给到位，同时对该管的也要管到位。按照四中全会要求，研究完善国资委履行职能的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重大决策程序，推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实现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形成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作风，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慵懒、懈怠。同时要大力推动公共管理部门的简政放权。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更好融合。在推进改革中，要注重把该企业行使的权力都放给企业，把不该企业负担的包袱都卸下来，切实增强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已经走过了目标明确、步伐坚定、强劲有力的改革元年，需要全国的国资国企系统的干部职工万众一心，继续胜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大业，也更需要和理论界、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朋友一起，齐心协力、创新鼓劲，共同为创造性发展公有制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1]楚序平，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2014年12月27日在广东国有企业改革论坛上的发言节选。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中国低压电器制造行业领袖之一，世界知名品牌。

四十年前，常熟城里一片参差的灰顶瓦房间，悄然出现一座电器工厂。不到1万平米的厂区，120多员工，一年100多万元的产值，就像一颗种子，默默地播撒在寂静的原野中。

一段企业成长的传奇就此展开。

当年用简陋的工作台拼接起的生产线，也早就被一条条现代化的流水线代替，线上的设备是国际一流的，核心技术和制造工艺是先进的，管理已经信息化和网络化。

他们拥有业内独家两度获得国家科技二等奖的殊荣，还有中国名牌、驰名商标等等称号，以及许多荣誉。然而，这仅仅是最表层的东西。

回望四十年，常开走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之路，演绎出一段独有的企业历史。它既是时代珍贵的馈赠，也是上千常开人艰苦奋斗的果实。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与成千上万的国有地方企业一样，常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前后共计有8次之多。每一次都是在大环境的推动下，按照当时相关政策和法规要求，结合企业具体现状完成的，最后形成了具有常开特色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尤其是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多个阶段、多种形式，也经历了风波陡起的波折和千回百转的探索。

这就是中国转型时期，在基层企业亲身实践的一代人创造的真实历史。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马前卒。正是那些难能可贵的实践积累，多少次的碰撞挫折，才一步步趟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向和道路。常开所建立的企业股权混合所有制、所执行的分配制度，是基于自身情况而建立的科学高效企业制度。相比之下，我们耳朵听出了茧子的那些舶来的私有化教条，就显得十分苍白。

读懂常开，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企业。

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左）与常开国有股权代表、终身荣誉董事长唐春潮（中）、常开董事长王春华（右）

万事开头难

从上世纪70年代建厂到90年代初，地方国企常开厂先后有6位同志担任厂领导，一把手走马灯似地换。进入1991年，步履维艰的开关厂又一次调换了领导班子。厂长唐春潮、书记吕金才前后脚上任。从此结束了常开厂掌门人走马灯般三五年一换的不利局面。

对于从常熟千斤顶厂调到开关厂任厂长，唐春潮付出了代价，他说：“1985年到1991年之间，我还在常熟另一个企业千斤顶厂工作了6年。那时为了调回常熟，我放弃了行政职务，按一般技术员在车间安排工作，几乎是从头做起，直到副厂长。后来调到开关厂，虽然是从大集体到地方国企，名头好听些，但工资收入却降了一大截，因为千斤顶厂当时是省级先进企业，工资标准比开关厂要高。开关厂连市里的先进企业都不是，所以工资降了不说，奖金也没了。这些，我从未计较过。”到开关厂那年唐春潮正好50岁。1990年，常开厂已陷入建厂以来最困难的年景，产品销售不畅，资金周转困难，固定资产不足600万元，企业内亏133万元。

“瞎搞”厂长来了

1991年2月25日，唐春潮来到常熟开关厂。走马上任的唐春潮即席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讲，大概有几个内容：一是充分相信开关厂的全体干部员工，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一定能把开关厂搞好。二是，我唐春潮虽然眼睛近视，但是绝对不会带有色眼镜看待任何一个人，我们就让事实说话。

会后唐春潮就去了财务科。找到财务科长后，唐春潮问：“今年企业的盈亏平衡点在哪里？”财务科长答道：“什么盈亏平衡点？不懂”——有点儿情绪。唐春潮一听就急了：“怎么不知道，财务科长怎么当的？”

其实唐春潮明白对方的情绪从何而来，更清楚自己一个空降干部，在开关厂打开局面，取得开关厂数百员工的充分信任，还须假以时日。况且那时开关厂的员工非但不熟悉他，还受一些传言先入为主的影响。“这家伙来了以后是要瞎搞的，他是个铺张浪费的人”，这样的议论传到了唐春潮耳朵里。

当然，后来20年的经历，足以证明唐春潮绝不是一个“瞎搞”的人。而“铺张浪费”这顶帽子是否戴得准，那要看从什么角度说了。也许从常熟开关厂之后20余年累计投入到CAD/CAM/CAE上的费用，就达到五六千万元人民币一项看，唐春潮在企业技改投入上的大手笔，确实是非常人所能及的。

第二天，财务科长的盈亏平衡点算出来了，850万元。但这年的销售目标才定了800万元，岂不明摆着白干还要往里搭吗。

于是唐春潮又去找两位负责销售工作的同志谈，他们哭的心都有，别说850万，连800万的销售指标，都难以完成。唐春潮坚持：“销售额指标必须调高，否则你们自己拿50万元。”话说得不容置疑，开关厂的同志领教了新厂长唐春潮的强硬风格。

尽管已经右思想准备，但真正到了开关厂，唐春潮还是为其现实情况和困境而震惊。由于企业处于潜亏状态，连正常发工资都困难。唐春潮上任后，是搭上人情向其他企业借了10万块钱，才向500余员工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一位80年代初进厂的老员工这样描述当时厂里的环境氛围：“男人下下棋，女人织织毛线。气氛浓时，男人下棋还会加点儿彩头，一盘5元钱……。”也难怪工人们闲着，那时候厂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产品，生产大路货，而那时温州民营的低压电器生产正在起来，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对市场冲击巨大。而此时常开厂受制于体制约束，机制僵化，包袱沉重，产品缺少竞争力，靠贴牌生产度日，企业的研发、营销毫无生气。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在短时间内翻身是困难的。

无论如何，新官上任，“头三脚”踢出去很关键。唐春潮在选择，他的“头三脚”从哪儿踢。

“唐氏”治厂重典

唐春潮上任后，碰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劳动纪律，先把人心拢起来，生产搞上来。这件事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挺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全是硬碰硬。

首先，梳理岗位，精简冗员。

其次，调整中层干部，不许占着茅坑不拉屎。

再次，整肃纪律，制定规范，严格管理。

要把产品做出来，就需要设计、工艺、制造、质量控制等等环节相互配合衔接，科学组织、生产管理成为关键。而那时候厂子里首要的问题，很像张瑞敏初到海尔时一样，竟是让人们能够正常上班和有效率地工作。有一位副厂级干部经常不上班，唐春潮毫不客气下了最后通牒：“如果15天之内还不来上班，就开除你！”

许多年后唐春潮评价那时候自己的工作作风是“法西斯式”，不过他又说：“我发现一开始必须用强硬的方式，这样才能从乱到治。”他还感叹道：“那些人就都退了吧，没有办法的呀，不这个样子就搞不下去。”

功勋产品横空出世

当时的开关厂，说没有产品，其实也有产品，但产品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说没有市场，其实也有市场，是给天水的长城开关厂和遵义的长征开关厂贴牌生产，让你贴你就能生产，不让贴就没事干了。

技术队伍老老少少加起来24个人，老的倒是5个高工，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的，几十年过去，已经不太适应新形势了。年轻的最高学历是电大，人数也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在研发上打翻身仗是比较困难的。

　　　　　　　　　　　　　　　　　　　　        唐春潮

以上两段话，是20余年后唐春潮对他刚去时常熟开关厂产品和技术的描述。

CAD，开启未来的铺陈

CM1，是常开第一代自主研发的功勋产品，长盛不衰的明星产品，打败国外同行的进口替代产品，高利润产品。

在国内外同行中，再找不到第二个以“CM1”命名的产品，因为它属于中国，属于常熟开关独有，其中饱含常开人太多的心血、理想与寄托。

而在讲述CM1的故事之前，不得不做一个关于CAD/CAM/CAE计算辅助设计的背景交代，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可能就不会有光芒四射的CM1、CW1以及后来许许多多的新产品。但是当年提出要投资建设计算辅助设计体系时，竟是阻力重重。

1991年3月唐春潮在调往开关厂之际，有一个随市里组团赴日本考察的机会。周六、周日没有安排，就想办法到工厂去参观。唐春潮在他们的技术部门，看到他们的图纸画得很精致，便留心看人家怎么画。这一看吃惊不小，人家是用计算机画图的。他问这叫什么，对方告诉他叫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他当时就做了判断，回去也要搞一个。但是那时在国内企业，要上CAD可不是一件小事。那时即使一家不大的地方国企的技改，特别是做CAD这样的项目，是需要国家的支持甚至首肯的。踌躇满志的唐春潮随常熟市经委的一位副主任去北京，找到国家经委相关的处长，希望得到一些来自上面的经费支持。市经委的同志先说了一大段儿，女处长的头几乎都没有抬起来，但当汇报的话题转入CAD时，她抬眼定定地看过来，问道：“你企业什么性质？”

“地方国有。”

“什么规模，多少人？”

“员工513人。”

“固定资产多少？”

“608万元。”

“你想搞CAD？癞蛤蟆要吃天鹅肉！部属企业我们拨下去几千万都搞不成，你还不如人家一个车间大，哪儿有什么能力搞这样的技改。”

话音一落，唐春潮的脸色就变了。20年走南闯北的工作经历，使他的性格兼有北方人的爽直，即使已年近半百，仍不减豪勇之气，唐春潮怎么能忍受这样的轻蔑？从国家经委的办公楼出来，他连中午饭都没吃。“那个处长的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促使我下定决心要上CAD，看看癞蛤蟆到底能不能吃到天鹅肉！”以唐春潮的性格，凡事看准了，一定去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那时，即使是行业首屈一指的归口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也不看好此时硬上CAD项目。而在厂里的职工们看来，他们厂长是疯了。首先从资金上，就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引进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以及辅助制作设备，一期投入就需要贷款560万元，而当时刚有点起色的常熟开关厂的固定资产才680万元，万一开发不成功，拿什么去还贷？有的人指责道：“企业刚好一点，瞎折腾什么？”也有人直接对唐春潮说，“半个厂的固定资产都被你搞进去了，一台机器就要320万”。

唐春潮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下决心筹巨资上系列CAD/CAM/CAE项目。然后又大手笔招聘相关技术工程师，设立项目机构，立即开展工作。

这种力排众议、坚持己见的事情，多次发生在唐春潮此后20年的职业生涯中，也令他创造了奇迹。

CM1，邂逅命运

历史的轨迹往往是交汇着偶然性与必然性，并最终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过程。

到常开厂工作不久，唐春潮偶然从江苏省经委科技处长那里得到了一个从香港带过来的产品——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塑壳式断路器。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产品：体积小、分段指标高、飞弧距离很小，于是下决心要研制。虽然1991年经过努力，常开厂的DZ20已研制成功投放市场，但这个产品落后国际水平20年，只能算是企业目前维持生存的过渡性产品。为保证常开厂的持续发展，迟早要寻找更加先进的产品和项目。另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被唐春潮抓住了。1992年底，一位香港商人符吉祥在与苏州机床电器厂谈三菱塑壳断路器的合作生产事宜，并顺路到常熟开关厂参观。后来他与苏州方面的谈判破裂，而符吉祥也欲转去海南搞房地产，于是将手中的一台样机赠送给印象不错的常开厂。

仅仅依靠以上两个偶然因素，还远远不足以支撑CM1开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只有深刻了解当时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产销研体制背景，才会深刻理解常开在独立开发CM1时，是在多大程度上“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国传统计划体制，对国营企业实行“条块管理”。在科研体制上，实行企业生产与科研分离的方式，每个行业都有数量不等的研究所，负责全行业的科学研究，企业不承担产品科研开发的任务。

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体制还没有完全打破。电器行业里唯一的牵头研究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全行业的产品设计，新产品研制与生产，实行与主要企业“联合设计”的模式。国家明确规定必须联合设计，不能一个厂搞一个产品。

例如空气开关DZ20的研制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全面负责DZ20系列产品的研制，并将其中的各种型号分配到行业的不同企业去分头生产。当唐春潮提出要继续研制DZ20时，理由还说得过去。但第二年提出开发CM1，情况就大不同了。这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当时连行业级的上电所都没有开展研发，常开厂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独立开发过产品，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连研发的资质都没有。当时常开面临着外界的种种不屑与质疑：他们竟敢打破行规，凭藉的那点科研力量充其量不过是“小米加步枪”。

唐春潮就是靠那么几个人，那么“几条枪”，硬是突破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科研的思路方法把CM1研制成功了。在以后的20年中，CM1也成为常开获得极大收益的当家产品。

常开厂所在的低压电器行业，是一个高度分散、充分竞争的行业。当年温州一带的低压开关小作坊如雨后春笋，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一时。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胜出，非得有一击而中的运气才行。其命门就是拿出一个好产品，且进入门槛要高，旁人无法追随、仿造。

运气可以邂逅，但命运是自己把握的。

百折不挠的攻关

要想研制一个同步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产品，对于当时在低压电器领域里默默无闻、一穷二白的常开来说，谈何容易？

技术力量不够，就去外面招人。企业先后在各地招聘了一批本科以上工程设计等专业的毕业生。唐春潮亲自担任技术开发部主任，带领科技人员攻关。这其中发生过多少个吃苦耐劳、夜以继日、百折不挠的故事，已经难以细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唐春潮说：“那时候，就像是1958年的大跃进啊！”

时任常开书记的吕金才，是这样描述当年技术开发情况的，“新品开发走的不是常规道路，通过技术部门将研发任务层层分解，定时间、定质量、定要求，说什么时间完成就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完成，没有商量余地。特别是模具的开发，经常加班加点。我很佩服唐厂长，没有他的这种魄力，就没有开关厂的今天。”

CM1的研制成功，令厂上下一时群情振奋。紧接着，是将样品带到上海低压电气检测站去做实验。这时候，传统体制开始显示出它的力量，带着产品去做试验的同志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对方只给全国联合设计的产品做实验。唐春潮经过硬性交涉，实验一做就通过了，当时CM1的4个电流等级、8个品种一次性检测，全部合格。赶快打电话给厂里，厂里就开始放鞭炮，大家的心都系在这里。如果试验不成功，先期建设CAD投入的560万就会面对太困难的局面了。

常开自主研发为什么如此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入巨资上的CAD项目，对研发、设计及工艺都起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说起来，这是当时在国内同行业甚至整个工业领域都堪称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系统。可以说，没有CAD，常开的技术力量即使再强大，也不一定能够设计出CM1，况且，那时他们的技术能力完全说不上强大；而即使设计出CM1，也难以保证能够通过国家标准实验检测。直到此时，大家才些许体会到了两年前唐春潮痛下决心、不管不顾要上CAD的心思所在了。

DZ20的投产，使得常开有饭吃了；而CM1的投产，使得常开过上了好日子。在对CM1进行技术鉴定时，专家们的意见是：“常开敢为人先，走出了一条自主、自强发展的道路。若由国家投资引进国外技术生产CM1系列低压断路器，至少投资1亿元。常开仅投资1600万元，花了一年半时间就搞成功了。”

认识定价权

在CM1产品的定价问题上，由于同类产品在国内没有企业生产，因此推向市场时的价格，就只能常开厂自行确定了。当时厂部的几个负责人讨论，有人咬咬牙提出一只250元，这已经远高于当时国内同级别产品的价格，有人直摇头。等到唐春潮一开口，把在座的所有人都给“镇”住了：卖375元！大家一致反对：“以前常开的产品只卖100多元一只，还卖不出去，这个新搞出来的产品要这么多钱，谁能相信？”

大家还是不同意，375元实在太冒险了。既然意见相左，唐春潮便先放下此事。随后，唐春潮找到找了一些外国同类开关产品的资料看，又找到一个原来在上海工作时认识的一家用户企业，那里一个技术人员认为卖得太便宜了，同样的产品国外企业要卖710元一只。那时国内还没有塑壳断路器，现在做出了自己的产品，和国外产品比，就是还比较粗糙，不如人家的漂亮。但是功能、技术指标都一模一样，一点不差。那么为什么只卖250元呢？375元也便宜了，唐春潮反悔了，不是要贱卖，而是往更高卖，450元！一锤定乾坤，直到现在常开的CM1还是卖450元。

销售部门的人却含糊：“这么高的价格，我们没法卖。”

唐春潮却丝毫不予让步：“你们不去卖，我一个人去卖！”

年过五旬的唐春潮，真的就出去卖了。他用编织袋装上50公斤重的开关样品，奔走于全国各地。面对客户的犹豫不决，唐春潮会突然把手中的开关重重地摔到地上，拾起来照样开合，以此来证明常开的产品坚固耐用。直到今天，很多已经退休的老客户提及唐春潮，还记得他当年风尘仆仆的样子。

唐春潮后来总结：“CM1刚研发出来的时候，主要材料像银、铜的价格都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如果那个时候定价250元，现在日子都没法过了。过去CM1的产量只有几万台，现在年产100多万台，20年累计销售超过1300万台，总价值将近12亿元。如果一台差200块钱，就是超过2.6亿元，谁能消化得了这些材料费？现在这样多好，每年几十个亿的销售额，顺理成章就来了，有了这么多钱，这才有了开关厂的今天。后来的CW1、CM5都是我们自己定价，只要我们定价的，就赚钱。没有定价权，就没有发言权。”

20年了，CM1的价格没有一点变化，都是450元。在原材料涨价4-5倍的大背景下，对于经历过行业沧海桑田、改革激变中的国人来说，实在就是一个奇迹。

CM1的价格从来没有跟随材料涨过，也不随材料价格而跌。唐春潮说：“如果产品价格跟随材料涨跌，我认为对客户就没有信誉。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材料涨价了，你不涨，国外公司却在涨，好，这样就跟我的产品差距拉大，买他的人就少了；而国内那些假冒产品，你不涨他们涨，就把他们压死了。而且如果你涨了，他也涨，这样不是养活了他们吗？”

“咬定青山不放松”，20年来，CM1稳稳地扎根于常开的沃土中，也扎根于广大客户的心中。

改制进行曲

20世纪90年代末，正好是国企改制攻坚时刻，很多国企严重亏损甚至破产；当时就是宏观经济调整软着陆，1998年机械工业部撤销，整个装备工业都在谷底徘徊，企业非常困难。到了2000年左右，国务院还有个电站建设项目三年不开工的紧箍咒，市场肯定是很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CM1开始投放市场，企业开始有转机。从此，常开就跟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走出了两条路子。　　　　　　　　　　　　　　　　　　　　

国营企业在改革脱困的道路上一路奋争，最终在90年代末期，取得了3年脱困的阶段性成就。但“抓大放小”政策导致了国有企业数量锐减，大多数中小国有企业告别了国有身份，通过各种途径加入民营经济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始于新中国建设初期，曾经响当当的国有老品牌，从历史的长河中隐退。

中国低压电器行业也不例外。这个行业曾经号称有五大生产基地：东北基地、京津基地、上海苏州基地、遵义长征基地、天水长城基地。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些大名鼎鼎的工厂：沈阳开关厂、哈尔滨低压电器厂、北京低压电器厂、天津低压电器厂、上海人民电器厂、贵州遵义长征低压电器厂。直到1990年，这五大低压电器基地的产值还占到全行业的80%以上。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崛起，以及外资企业的引入，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五大基地已经逐步消失，其产值占比下降到不足20%。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行业骨干企业，除了上海人民电器厂之外，其他的几家，或被并购，或日渐式微，在行业内默默无闻了。

然而就是从1998年起，常开却在整个下行的大环境中逆势而上。一招招出奇制胜，步步为营，终于闯出重围，辟出一片新天地。

1998年常开的销售额为1.35亿元，CM1塑壳断路器的产量突破20万台，比上年增加了57%，完成利润2713万元，增长了103%。常熟开关厂的《1998年度工作总结》对此的评价是：“这充分说明我厂的产品是一个附加值很高的产品，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常开在全市百强企业中的排名，也由1997年的第11位上升到第9位，在全国同行业中的排名上升至第8位。

到2001年，常开的各种经济指标更是翻着跟斗往上涨。当年的销售收入3.5亿元，比上年增长60%；全年各类断路器的总产量为51万台，其中CM1产量达到49万台，已经成为国内高质量塑壳断路器的大型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常开的利税再次创下新高，达到1.25亿元，成为常熟市属工业企业中首家利税总额突破亿元的企业。以后的许多年，常开也都名列全市各类企业乃至全国私营企业纳税额的榜首以及前列。

常开记忆——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建厂40周年的纪念报告，是有血有肉的、宝贵的企业改革发展的纪录，也是中国国企改革历程的一个缩影。

常开在改革开放中曾经遇到的各种问题、困惑与不解，当然也掺杂着人为的因素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以唐春潮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用责任心、事业心及创造性的工作，使其一一化解。在生产力领域，包括CMI、CWI等的研发，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常开用巨资引进CAD、CAM、CAE等先进研发工具，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解决发展问题。唐春潮同志多年来承受的压力，文字是难以表述的。如2005年部分职工罢工，有人一再告状，诉讼案子达一二百起。但唐春潮同志发挥党的群众路线及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因势利导，使诸多问题迎刃而解。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逆境中不计委屈、敢于担当的品格，“相信党，相信群众”不再是一句空话。这一年，常开的销售收入仍略高于上一年度，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在工厂工作过13年，与工人有共同语言。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工作压力很大，优胜劣汰是无法抗拒的。我曾经工作过的沈阳第三机床厂，也有六、七千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因产品数控化率位居全国之首而风光一时。虽然我离开这个厂很久，但仍关注它。由于领导决策的错误，很快沈阳三机床轰然倒下，以后兼并、重组层出不穷。由此，我更珍惜常开目前取得的成绩。

常开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创新超越？如何继续深化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如何在多元化思潮中坚定正确的航向？跨国公司在中国布局30多年，虎视眈眈地瞄准国有、民营企业的优质资源，如何应对？企业内怎样合理调整收入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说到底是要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办企业依靠谁？

常开在改革中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如在“国退民进”之际，他们引入国有股；在股东退休时，把股权退还给企业，得到相应的变现资金，使新入厂的人员也有成为股东的可能，创造了股权有序流动的规则。其分配制度既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也有按劳取酬的原则，还有按股权分配的资本主义成分。这些都会引起争议，需要各级领导部门、社会科学界的理论家们来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可能有启示意义。

我很钦佩唐春潮同志，认为他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典范。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为职工谋利益。他勤于思考，敢作敢为，爱憎分明。他生活俭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最使我佩服的是，他在退休时，和一起退休的老领导做出了“退休退股”的决定，用行动体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也为企业留下了“活水长流”的生命线，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但对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不但应该做到，而且应该宣传推广，这就是共产党员与一般老百姓的区别所在。

[1]沈烈初，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义理事长，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由中国工业报杨青等人经数年考察写成的“常开记忆”，生动地记录了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常开）40年发展、改革的曲折历程。特别是近20年来以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为动力，推动企业绩效不断攀升，成为行业的排头兵。事实证明，国有企业体制不仅能适应市场竞争环境，而且比其他经济成分毫不逊色。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是做低压电器的地方国有企业，员工仅1000多人。2012年，主营业务产销额17亿元，税后纯利润5亿多（2014年约6亿），税费2亿多。企业的利税率将近50％，利润率在30%以上。而机械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仅4-6%。

低压电器是竞争白热化的行业，中低压开关在大工程里是不起眼的零配件。常开能够在低压开关这个领域成为业绩如此突出的专业化企业，根本原因是产品定价权。产品定价权也就是品牌领导权。常开是怎样跳出多数企业难以摆脱的拼成本、拼价格之困境的？没有捷径，就是做好企业必须的功课：坚持技术开发，引进先进技术；坚持专业化发展；正确判断市场，制定差异化战略，坚持质量第一；贯彻现代化管理；敬重市场规律，坚持用户第一、质量第一、超前服务；公平分配，防止扩大收入差距。

唐春潮1991年调任常开厂长，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奋发图强，将常开建设成一家优秀的输变电设备制造企业。他们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效和可贵的探索。

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常开经历了多种形式制度变革：从国有股逐步退出到再次进入，从部分人持部分股到全员持股，到经营层持股，再次全员持股而经营层适当多持股等。在企业制度安排中，常开成功解决了职工股与大股东、个人股与国有股的关系，理顺了企业与政府、员工与高管、个人与企业的关系，重视解决利益的公平分配，最大限度地使广大员工分享改革红利。

在资本性收入分配中，常开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胸怀与情操。唐春潮在退休时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退出，放弃了每年数千万元的股权收入，并将此形成企业法规，为内部新成长起来的年轻骨干提供了机遇红利，为建设“百年常开”打下了扎实的制度基础。

唐春潮认为，改革“要有见利思义的情操，要有以人为本的情怀”，要“与职工群众心贴心，形成公平合理、职工群众普遍受惠的利益格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厂务公开，重大问题广泛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反复讲清道理，让职工群众知厂情、管厂事，充分享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样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企业的兴衰存亡，关键在于企业的领导核心，在于企业带头人的经营管理思想。常开在许多国企消亡的地方生存下来，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首先在于领导班子坚定明确的指导思想：“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为职工谋利益”；在这些利益面前，个人利益要靠后放。这是常开经验的精髓，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国企管理的体现，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企和一般非公企业的实质区别。

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应该并且可以发挥行业的支柱和引领作用。常开经验有力地驳斥了狭隘、短视的“唯产权论”。常开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领导团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三个重要的视角。这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案例。

“混改”，话题再起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若干问题重大决议》“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一节中，出现了一个“新颖”的名词：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如今已成为工程机械行业世界级龙头企业的中联重科就是混合所有制的一个模范样本。

中联重科的前身是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拥有50多年历史。在公司成立的20多年间，中联重科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母公司改制、H股上市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目前已形成了湖南省国资委、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战略投资者、国际投资者及其他流通股东共同持股的多元股东结构，最大股东所占股比已不及20%，在股权层面，公司已不折不扣的实现了混合所有。通过基于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利益制衡，中联重科形成了较好的治理结构，既控制了国有股东一股独大问题的发生，也有效避免了管理层持股过大形成内部人控制。由此，中联重科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目前成为世界排名第六、国内排名第一的工程机械企业。湖南省国资委副主任张美诚在谈到混合所有制的经验时说，“湖南省国资委在中联重科的持股比例虽然从最高的49.83%降低到最低时只有14.26%，但是对应市值在最高时放大了800倍。”[1]

在央企层面，“混合所有制”不乏成功案例。国药集团是国内的医药销售巨头，过去它的利润创造能力与其市场地位相去甚远。2003年1月，国药集团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共同成立了国药控股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严格调整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花大力气在决策机制、管理方式及激励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聘用了多名外部董事。改革的努力为国药换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公司战略更加清晰，并购整合的效率也逐步显现。2009年，国药控股营业收入由成立之初的81亿元增长到471亿元，迅速占据国内医药流通第一位。2009年9月，国药控股实现在香港上市，市值达到600亿港元。目前，国药控股已是中国最大的药品、医疗保健产品分销商，市值名列全球医药分销企业第四位。

正如硬币的两面，在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海外资本进行联合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混合所有制下国有资产流失、利益输送、治理僵局的质疑和非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等方针后，国有企业开始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相应政策的缺乏、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特别是缺少科学的市场化定价依据，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出现了的大量违规操作、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对土地、房产等有形资产部分按原购入价评估；对专利、商标、商誉、品牌等极具价值和增值潜力的无形资产不予评估；还有的甚至将公有财产无偿量化给管理层和职工。同样的质疑也出现在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过程中，2004年，在获得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后，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但此后，国有银行上市历程却颇多坎坷，以建设银行为例，为了引入先进的管理运营模式、提高竞争力、保证IPO过程中能够获得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认可，2005年6月到8月，建设银行分别引入美国银行、淡马锡两家海外战略投资，其中美国银行以25亿美元购买建行9%股份；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则斥资14亿美元购入建行5.1%的股份，对应市净率分别为1.15倍和1.19倍。2005年10月，建设银行成功登陆港交所，发行价格达2.35港币，对应市盈率为1.96倍。尽管两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提前加入为建设银行的后续发行上市的成功提供了支持，但也引发了社会对于国有银行“贱卖”的质疑。尽管多数企业家、学者、专业人士试图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却始终难以平息社会上的质疑，巨大的压力伴随着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与上市的全过程。

如何解决“混改”

2014年2月，中石化公开宣布将在其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其公布的计划中，中石化将在审计评估的基础上对该业务进行重组，将引入社会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并按照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思路完善治理结构和体制机制。9月14日，中石化宣布油品销售公司完成引资工作，25家境内外投资者认购油品销售公司29.99%的新增股权，引资规模达到1070.94亿元人民币，对应该公司的估值3571亿元。25家新进投资者涉及基金、保险、投资、医药、物流、互联网等众多领域，复星、大润发、腾讯、海尔等明星投资者也赫然在列。进行至此，中石化对油品销售公司的“混改”已经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投资者的介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国有企业在产业经营和企业管理上实现“混改”的初衷？社会资本是否只是通过参股、上市实现财务收益？这些疑问都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解答。

“混合所有制”基本意义是一种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既包括公有制经济又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按照一定原则实行联合生产或经营的经济行为。但在不同层面上，“混合所有制”还能做出更为丰富的解读。

首先，混合所有制是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特殊时期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改革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其次，混合所有制希望能够把国有企业雄厚的资本优势和民营的机制灵活优势集中到一起，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以及多种资本优势的充分发挥。在这个意义上，“‘混合所有制’的关键不是在‘混’，而是在‘合’，要发挥国资的优势，也要发挥民资的优势，通过两个优势的叠加，使企业的优势在协同创新、改革等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

“混合所有制”也是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步骤。“混合所有制”不能只理解为财产如何划分，也不仅仅是股份是否转让，更重要的是建立“制”，其实质是公司的治理。混合所有制的关键在于法人治理结构的真正完善。[2]尽管很多企业现在已经转型为混合所有制，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但是混合所有制的关键不在持股主体的多少，而在于资本是否能够发挥现代企业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要考虑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混合所有制建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完善的过程。尽管现在有些公司已经是股份制企业甚至是上市公司，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是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总经理也并非公开招聘，并不一定是有能力的人担任总经理。只有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制度，企业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说，能够通过“混改”，进一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并通过不同性质资本在产业上的碰撞、磨合直至融合，实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和经营管理体系上的升级和再造，使企业回归市场竞争主体的本来角色，而不因所有制或所有者的因素制约企业行为和企业功能的发挥，这才是最为现实的意义。

到资本市场去

以上关于“混改”的理解，在目前的环境下，已经不难在观念上形成共识。但在我国目前国有经济占比较大的现实情况下，针对国有资产进行的“混改”，为了确保企业获得混合所有制下良好的预期运行效果，我们认为，在未来“混改”的推进过程中，应将主战场放在资本市场。否则走形式或假混改之名谋私利，“混改”所期望达到的在多种所有制股东背景下企业良好运行、资本高效运转目标终会落空。

国有企业的“混改”，从微观层面上看，将引入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股东，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使企业在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等各个方面引入更为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良性的委托与代理关系，通过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共存共融，使企业能够摆脱资本瓶颈的制约、体制机制的束缚，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谋求竞争优势，最终为国有与非国有等各类社会资本获取理想的增值回报。但这是在企业大小股东、新老股东的长期利益平衡中形成的。而在产业与市场环境波动的情况下，这种利益平衡的形成往往经过不断博弈，这就需要一个僵局的快速解决机制，使所有权层面的利益平衡迅速趋向均衡，避免僵局对企业运行带来伤害，确保“混改”后的企业具有长效稳定机制。

从国有企业的现实分布特点看，以中央企业为主体，我国国有资本主要分布在国民经济的若干基础性、关键性领域，如基础公共服务领域（电信、民航等）、基础工业制造领域（矿产资源、机械制造等）、或兼而有之（能源领域的石化生产和油品销售等）。其中，基础公共服务领域的特点是终端需求稳定而且强劲、业绩持续稳定或稳定增长，这是由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提升的需求质量所决定的。而基础工业制造领域总的特点则是受经济短、中、长各类周期的影响大，企业业绩波动性大。这样的产业分布特点决定了，在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混改”操作的过程中，企业多元股东利益的长期平衡问题，将更加突出和难以协调。在基础公共服务领域的“混改”过程中，基础公共服务领域的特点决定了在引入非国有的多元股东过程中，公允定价问题和公平准入问题将成为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全社会在这两个问题上凝聚最大共识，避免企业因“混改”陷入国有资产流失和涉嫌利益输送的舆论泥沼，是这类企业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而对于基础工业制造领域的企业来说，由于参与“混改”企业或资产具有强周期性、业绩起伏波动大等特点，除了在引入多元股东时存在公允定价和公平准入等问题外（在处于市场低谷时这两个问题可能并不突出），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改”完成后企业运行期间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和僵局解决机制问题。当企业面临产业与市场环境大起大落、经营业绩剧烈波动时，多元股东利益的长期平衡将很难达成，往往会通过公司治理问题、企业文化冲突等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多元利益主体难以在重复的动态博弈中达到均衡，将不可避免的在经营层面上影响企业的持续稳定运行，最终损害各方股东追求资本增值的根本利益。

中信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

综上所述，“混改”在操作上需要一套相对成熟、为全社会所接受的制度安排进行支撑。而在目前的现实环境下，只有资本市场能够为此提供了一套相对最优的制度选择。

首先，在全国性的公开资本市场，任何股权或资产都可以通过大范围的询价机制获得公允的定价，资本市场中的交易也相对公开、透明、合理，投资者能够通过平等投资参与改革的过程。因此，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是在实现混合所有制的定价过程中，最合理也是最能被各方接受的途径。

其次，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能够给予混合所有制下的各投资主体一个公允、便利的退出通道，使得股东既能“用手投票”也能“用脚投票”，这样的机制安排有助于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在公司经营中发挥作用。有不同意见投资主体可以以市场公允价值退出，企业也可以引入认可度更高的股东，不至于因治理僵局影响经营效率，从而达到动态博弈中的均衡机制。

相反，“场外”的“混改”，由于在公允定价、公平准入、利益分配和僵局解决等问题上缺乏形成最大共识的机制，很难使“混改”达到预期的长期稳态效果。其结果要么是“混改”时社会对“定向让利”的质疑不断，要么是“混改”后国有与非国有资本难以在利益博弈中达到均衡，迫使其中一方退出走人，使企业再次回到非混合所有制的状态。从而偏离改造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引入更为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良性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注入非国有资本活力和创造力等“混改”初衷。实践中的探索也佐证了场外“混改”在操作中的这种困境。

在具有强周期特点的基础工业制造领域，以某国有大型矿业公司与民营资本的投资合作实践为例，在2002-2003年的山西焦炭增资合作项目中，当产品价格持续高涨时，民营股东撕毁合资协议，国有资本悉数退出；而在2005-2007年的贵州铁合金收购合作项目，产品价格和公司业绩波动，加之环保和安全投入加大，国有和民营股东在利益分配和僵局解决上分歧巨大，结果是国有资本对企业剩余股权悉数收购，民营股东全面套现退出。

由于目前国内资本市场自身仍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问题，客观的说，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距离能够胜任“混改”主战场的资本市场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现在就断言借助资本市场进行“混改”能够取得预期中的成功为时尚早。“打铁仍需自身硬”，中国的资本市场要想担起“混改”的千钧重担，需要大的决心和力气进行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解决长久以来为人诟病的发行机制，提振市场公信力和市场吸引力。唯有如此，才能使资本市场真正成为“混改”的主战场。

*沈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会计师；薛飞，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资本运营部总经理；彭彭，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股本融资部经理。

[1] 王晓红、姜业庆，《国资委为何看好中联重科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联重科混合所有制改革“样本”解读》，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3月14日

[2] 厉以宁，《在调查混合所有制中发现的几个误解》，北京日报，2014年3月10日，第17版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一是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经济水平的排名。二是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比较60年代到70年代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指标的改善情况，中国遥遥领先。三是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健康就是生产力[1]。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不仅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及实践。通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改善民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医疗卫生领域的重大举措——如爱国卫生运动、防止血吸虫等传染病、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卫生领域，而是把医疗卫生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待，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仍有借鉴意义。

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把改善人民健康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健康进行综合治理

健康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权。维护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卫生专业部门的事，而是涉及经济、政治、发展方式、社会公平等许多方面，需要综合治理。近来，这一思想越来越受到国际卫生界的重视。毛泽东一向把卫生工作放在全局考虑，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把卫生工作看作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老病死”，关系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改造世界”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2]。为此，他亲自做调查研究，亲自起草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亲自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象毛泽东同志这样把卫生工作提高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改造世界”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

毛泽东青年时代，旧中国灾难深重，人民体质虚弱、精神萎靡，成为国家贫弱不堪的象征。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3]就说道：“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把人民健康作为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基础，认为改善人民健康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必要途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卫生工作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提出了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方针。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4]。”1941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年5月给延安中央医院题词“治病救人”。1945年5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5]”这些已经初步体现了他关于卫生工作根本目标是增进人民健康的思想、把群众工作和卫生工作相结合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把卫生工作摆到全局高度来看待。集中体现在1951年9月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6]。它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并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5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7]”。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8]”。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9]。60年代之后，他又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创造了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

二、“预防为主”的思想：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

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在预防和治疗之间、低成本的适宜技术和高精尖技术之间的选择问题。预防和低成本的适宜技术，面向的是广大人群，简便易行，对健康的改善效果大，社会效益好，但是经济效益差；而高精尖技术则相反。现代西方医学一度片面强调发展高精尖技术、把大量资源用于晚期治疗，忽视面向人群的预防措施和适宜技术的普及，西医传入我国之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这一倾向。使得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医院、医务人员主要精力用于攻克疑难杂症，而忽视了面向广大人群的预防保健和普及基本服务。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纠正这种倾向，加强预防，推广适宜技术，让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惠及更多人群，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预防为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减少疾病，而减少疾病的主要途径是预防。1941年6月，他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10]”。在建国初期抓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一场以预防疾病为宗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他在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说：“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1]。他在1950年写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中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就学生健康问题致信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12]。”1964年针对干部保健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13]。”并指示卫生部，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把保健医生、保健护士调回医院去参加病房和门诊工作。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积极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毛泽东在审阅卫生部就此事的报告时又批注说：“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4]。”

在采取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方面，集中体现在他在“六二六指示”中。人们对“六二六指示”最深刻的印象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但实际上，除了城乡医疗资源的分配之外，毛泽东在“六二六指示”还谈到了医疗卫生技术路线的问题。他说“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15]”。这段话针对的是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在毛泽东推动下，新中国头30年的经验是一种同现代医学“以治疗为本”不同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626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脚医生来到乡下，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另外，毛泽东始终主张中西医结合，多次对此作出批示和推动。这除了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在农村合作医疗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建立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保基本、强基层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公平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建国初期，在毛泽东推动下，我国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就建立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但是，直到60年代，城市和农村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对此，毛泽东于1965年在“626指示”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并且做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卫生部组织了巡回医疗等措施，但是毕竟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又亲自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和普及和赤脚医生运动。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是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才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为解决我国农民看病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随着经济调整，覆盖面大幅度下降。1962年8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年“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社包下来的倾向[16]”。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1968年，湖北长阳等地的农民又自发搞起合作医疗，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1968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17]”。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70年代末，覆盖率达到90%。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1968年9月，他又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成为为我国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最高峰时全国有约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18]”。2003年之后，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以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这都是对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继承。

四、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体现

走群众路线，把群众“组织起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技术和人才的缺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挥了我们党“群众路线”的做法，把群众运动和维护健康结合起来，通过发挥群众集体协作的力量，弥补了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缺乏，而且使医疗卫生成为人民普遍参与的事业，促进了社会建设、移风易俗。

毛泽东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关注，是他关于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的集中表现。1957年2月在《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中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19]。1958年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说，“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20]”。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他批转的福建省一个报告指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体会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展开宣传活动，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户户动员，人人动手”。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大部分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运动，提高了群众除四害的信心。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提出年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毛泽东于1月上旬,亲自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情况。在毛泽东领导和号召下，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通过有效的社会组织将中国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毛泽东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我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血吸虫病是当时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深的主要传染病之一，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四次就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做出批示[21]，推动这项工作。但是在如何开展血防工作上，卫生部门并不赞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农村缺乏安全的医疗设备，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22]。毛泽东则推动各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进行血防工作[23]。

五、树立良好医德医风，激发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

医疗卫生服务十分复杂，难以监管，医务人员自身的医德医风对保障服务的质量有很大作用。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是单纯用经济手段激励医生，还是树立良好医德医风，用救死扶伤的荣誉感来激励医生？这是医疗卫生体制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一贯提倡，发扬良好的医德医风。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白求恩大夫树立为“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24]”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为延安医科大学的题词中,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25]。”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对卫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他十分强调“医生一定要政治挂帅”。1968年，他在一个相关报告中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能够同工农兵结合，有些人还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26]。”在他这些思想的感召下，再加上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务人员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威信，医患关系十分融洽。

六、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对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

2009年以来，我国开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还有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尚未解决。各级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重视仍有待提高，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激励机制仍然扭曲，医务人员执业环境和职业精神有待改善。财政补偿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随着改革触及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和医院旧体制机制，对利益调整力度加大，改革还将面临一些阻力。这次医改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历史的延续。回顾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深化医改有如下启示。

第一，把人民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心目标之一，提高到政治高度。将医改进一步拓展到维护人民健康、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优势的科学发展。

第二，在改革中坚持公平优先原则。当前，虽然比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了很多，但医疗卫生资源仍不丰裕，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使有限资源优先惠及中低收入者。应该以更大的力度，调整财政资金和医疗资源向资源不足地区转移，在缴费和支付上提高医疗保障的统筹层次，强化其收入分配职能，适当限制高端医疗服务的发展。在一个时期以内，新增的各类医疗资源，原则上应该全部投向资源不足的地区。

第三，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路线。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技术密集的、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许多是有可以更加便宜、更加经济适宜的技术替代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尽快遏制资源进一步向高端服务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富裕地区集中、向晚期治疗集中的状况，走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

第四，把医改等社会建设事业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强社会建设，改善公平正义，不仅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经济增长的红利。当年，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我国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维护了基本民生。公平的医疗保障，保护了城乡生产力，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持。我国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振，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较大和社会保障水平低，应该把加强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拉动内需的战略选择。

第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重塑白衣天使形象。当前，在“以药养医”机制扭曲下，医务人员的行为发生异化，医生形象不佳，医患关系紧张，影响医患信任和改革深化。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宣传和树立白衣天使的正面形象，号召医务人员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为体制机制改革营造积极的文化氛围。

合作者：江宇

[1]参见李玲等《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36页

[2]《对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指示》，1950年8月

[3]《体育之研究》，载《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4]《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电子版见求是理论网http://www.qstheory.cn/zl/llzz/mzdxjd3j/

[6]《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06页

[8]《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7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10]凌志：《毛泽东的反迷信思想探析》，《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9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页

[1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2.

[13]卫生部党组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15]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上）[C]；2006年

[16]夏杏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9期

[17]对《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文章的批语，一九六八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604页

[18]李砚洪：《赤脚医生》，《北京日报》2008年1月22日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21]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语；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页；

[22]《血防战役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国医药》，1968年第10期，第594页

[23]大卫·M·兰普顿张志辉：《“大跃进”时期的医疗政策》，《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01期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3页

[25]卢希谦《革命人道主义医德观的提出——纪念毛主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发表50周年》，《道德与文明》1992年04期

[26]毛泽东：《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对现行耕地制度的评价

目前的耕地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改革使集体统一耕作的土地几乎全部实行了分户经营。1984年提出15年承包期，1993年又规定了30年承包期，但在1999年以前，土地承包形式和承包期都是多样化的。1999年修改宪法，把原来规定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改为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承包形式和期限就不能继续多种形式、因地制宜了。土地承包期一律实行30年不变的政策。全国实行了“一刀切”的耕地制度，并按此修改制定了相关法律。

现在的法律规定：耕地归集体所有。但在承包期内集体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承包户拥有占有、使用、乃至出租、甚至抵押的权力。但由于集体还是耕地的最终所有者，因此解决问题还是要按集体所有的制度思路去寻找方案。总而言之，目前的耕地制度从法律上讲应该算集体所有分户经营制度。

“耕者有其田”就是耕地归耕作者所有（或者耕地归耕作者长期占有）。本文认为：耕地归耕作者所有是最合理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有利于调动耕作者的积极性。耕者有其田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不耕者不能占有耕地。只有同时实现这两方面的要求，才能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日本在土地改革后坚持实行了十几年的耕者有其田制度，在此期间，出租耕地者的耕地都会变为承租者的耕地。台湾实行这个制度长达50年。但在土地私有制下，这种制度限制了耕地的集中。

实行耕地长期承包，目的是为了调动耕作者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社员承包的土地应尽可能连片，并保持稳定。这样才能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1984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 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同样强调：“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才能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逐步提高产出率；才能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稳定。”

但是，实行耕地长期承包的政策文件中并没有规定：当承租者与耕作者分离时，如何坚持承包者与耕作者一致的原则。目前高速城市化、工业化的时期，耕地承包者与耕作者的分离是必然的，而且其数量和比例会越来越大。由此，耕地长期承包制度中就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长期承包的目的是要坚持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但当承包者与耕作者分离时，出租耕地者自己不种耕地，要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已经不存；而那些租地耕种者的稳定经营则根本没有任何制度保障，他们的积极性无从调动。这样，政策实施的结果与实施的目的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承包者与耕作者分离的情况已经出现近30年了，为什么决策者们还老是强调长期而稳定的承包期，并将之视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制度保障呢？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一些政策提出者及决策者对于承包者与耕作者分离的情况了解不多。非农村工作者有必要了解一些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

长期承包制度会像土地私有一样，造成农业生产的危机。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就充分证明了这点。台湾地区在坚持耕者有其田原则50年后，于2000年修改了法律，放弃这种原则。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未经营农牧业或完全自给型农户大幅增加[2]”，逐步占到总农户的16%。就是说，台湾地区有将近1/6的农户成为休闲型农户，他们占有土地，但不从事商品经营。

目前，我国农村中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不断增加，2006年的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村中的非农户和非经营户已经占到近11%，发达地区比重更高。这显示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即农村中非农户和非经营户所占比重随着经济发展将会越来越多。非农户和非经营户占有耕地，容易造成耕地荒芜或者不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现象。长此以往，中国的农业如何持续发展？中国的众多人口如何养活？笔者对此十分担心。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设计（二级标题）

在现阶段，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不耕作者不占有耕地，从而保证耕地随着人口的城市化而不断向继续务农者手中集中呢？

其实，耕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经营是可以同时实现以上三个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耕地集体所有、分户承包经营制度中的具体内容如何规定。根据多年研究，笔者认为其具体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承包者承包的耕地，只要其一直耕种就应该一直由该承包者承包。这样，对耕作的承包者来说，其占有的耕地就一直是稳定的。

第二，集体有权收回那些不再耕种承包地农户的耕地。在收回耕地时要掌握以下原则：其一，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其二，对弃耕撂荒的耕地，集体有权收回，转给继续务农者耕种。其三，承包者连续3年以上不耕作或出租耕地的，在保留承包者承包权的前提下，暂时由集体转交给他人耕种。其四，中国各地情况差别很大，不能实行一刀切的政策，许多决策权要交给村集体，由社员民主决定。

第三，因地制宜确定耕地承包期。将耕地承包期期限的确定权交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其全体成员民主讨论、表决来确定。确定承包期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当地作物的轮作期，一个或两个轮作周期为一个承包期。

事实上，以上这些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个中央1号文件中都已经有了原则性规定。1984年1号文件的规定中，以上内容已经列举。1987年5号文件明确规定为：“长期从事别的职业，自己不耕种土地的，除已有规定者外，原则上应把承包地交回集体，或经集体同意后转包他人。”

对撂荒的耕地集体有权收回。1982年1号文件就对此做出了规定，但包括了不许出租、出卖等内容。1984年一号文件则明确为：“荒芜、弃耕的土地，集体应及时收回。” 1987年5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弃耕荒芜的，要给予经济处罚，直至收回承包地。”

所以，上述建议并没有超出已有中央政策的规定。如果真正按照20世纪80年代中央1号文件的规定贯彻执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基本上可以得到执行。当然，由于没有把这些规定法律化，执行时产生一定的困难，并且无法形成稳定的制度。

目前制度如何调整

首先，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中，不能只片面强调维护农户权利，还要合理规定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

目前承包耕地的制度中，只是片面强调维护农户的权利。按照法律规定，在30年承包期内，集体几乎没有任何权利调整农户的经营动向。而承包户却有着30年以内的所有权利，甚至可以一次性出售、抵押30年的土地使用权。这实际上是对集体所有权的变相侵占。这种片面性是造成耕地转移和集中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农户之间的自发转包占了耕地转移的三分之二，但这种转移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集体无权调整土地，使得转包的耕地无法实现连片经营。

为此，必须完善现有的政策法规，适当限制农户由承包权而引申的土地权利，并适当加强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调整中的权利。同时，为了公平保护所有承包者的权利，要建立完善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法规，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各种议事程序，保障全体成员的公平权利和义务。

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制是全体成员与部分成员的合同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当事双方不是完全独立的民事主体，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不同于合同法所规范的范畴。合同法的双方是完全独立的法律主体。因此，要从集体经济内部合同关系的特点来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其次，要继续完善双层经营体制。

在我国实行分户经营后，许多人提出要将农户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在养殖业中这是可以逐步做到的。但对于耕地的经营，尤其是大田作物种植则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相当部分农户进入城市，而且集体可以把他们的耕地调整给继续务农户进行耕作，使务农户的经营规模达到相当的水准。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协调及健全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所以，那些让农户成为独立经营主体的想法，不过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

比较现实的做法是，赋予集体一定的权利。在出现承包者与耕作者相分离后，单纯的承包者实际上已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阻力，成为集体发挥作用、调整农户矛盾的阻力。这些不在村务农者、或者在村但不务农者的利益，与继续务农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他们的兴趣点及追求目标与在村务农户也有极大的差别。如果村里要开社员会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不来参加（那些进城的农民根本无法参加），即使参加意见也会不同。

所以，如果政府不制定制度、法规对耕作者的诉求予以保护的话，对务农者是极为不利的。笔者认为，有必要规定：不在村、以及在村但不务农的农户，在社员大会上的投票权应与务农农户有所区别。在有些问题上甚至要剥夺不在村、不务农社员的表决权。

第三，中国农业要坚持家庭经营形式。

虽然宪法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现行的规模经营中的基本经营形式是公司制经营，即由公司雇用大量雇工进行农业生产。

实际上，农业经营形式到底是走家庭经营的发展道路，或是走集体农场的发展道路，还是走公司化农场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政策规定都没有限制。日本一直到现在都实行不允许公司制企业进入农业产业的制度，台湾地区也基本如此。在地方上，由于公司化的农业规模经营进展速度快，适于体现地方政绩，因此极受地方政府支持。绝大多数公司与农户的合同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使得公司制农业成为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主体形式。

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公司化经营方式已经十分普遍，但它恰恰是我国农业生产的真正危险。所以，当务之急是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禁止公司制企业进入农业。此事如果再拖延下去，将后患无穷。在公司化的产业模式加强之后，想改变也将十分困难，既得利益集团将形成极大阻力。

第四，在不修改耕地承包期30年的政策的前提下，必须要制定保护耕作者权益的政策和法规。

如前所述，目前的制度规定对耕地的出租者是最有利的，而对继续务农的租入户的权益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目前的政策只是规定了转包有偿，但对于接包户的合同期限、租金限制以及承租者的其他权益没有任何保护性规定。可以说，这种制度只保护了出租者的利益，而对承租耕种者的利益没有任何保护。实际生产是由承租土地的耕种者来进行的，不保护他们的权益，就是损害生产者的利益，就是不保护农业生产。国家对种植业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归承包者所有，而租地耕作者所能得到的补贴则很有限。这种情况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极为不利。相关决策者和领导者需要全面了解这一情况，并加快出台保护耕作者实际利益的政策和法规。

[1] 张路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2]萧彩凤：《美国农场结构简介―兼论我国近年家庭农场结构变动及其政策意涵》http://www.coa.gov.tw  2008.2.14

国务院29日印发《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通知》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一年多来，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原则上，除涉及法律修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事项外，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要尽快推广，能在全国推广的要推广到全国。

《通知》明确，有关部门结合自身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复制推广了一批经验和做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28项。其中，在投资管理领域包括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备案制、涉税事项网上审批备案等9项；贸易便利化领域包括全球维修产业检验检疫监管、中转货物产地来源证管理等5项；金融领域包括个人其他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业务、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等4项；服务业开放领域包括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等5项；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等5项。此外，在全国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6项，包括期货保税交割海关监管制度、境内外维修海关监管制度、融资租赁海关监管制度等3项海关监管制度创新，以及进口货物预检验、分线监督管理制度、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审批负面清单管理等3项检验检疫制度创新。

《通知》强调，要全面深刻认识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重大意义，将推广工作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积极转变政府管理理念，以开放促改革，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逐步构建与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模式，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将推广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措施列为本地区重点工作，建立健全领导机制，积极创造条件、扎实推进，确保改革试点经验生根落地，产生实效。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定时限完成相关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工作。

与《通知》一同印发的《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任务分工表》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借鉴推广的改革事项任务表》对各部门和各省（区、市）推广和借鉴改革事项进行了具体明确。

 

社保，是国家与社会对劳动者的一份承诺。在劳动者遭遇劳动风险时给予必要帮助，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为此，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来保障工人这一权利。然而占劳动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工的社保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数据，2013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亿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仅为4895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5018万，参加失业保险的3740万，参加工伤保险的7263万。现实状况是，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民工能够按照法律标准享受社会保险，农民工参保的覆盖率之低让人吃惊。

本课题组对电子、服装和食品三个行业的代表性品牌——苹果、优衣库和可口可乐的代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希望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以下问题：现实中的社保制度是如何执行和落实的？现有社保制度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好处？存在什么问题？工人对现有社保制度有何看法？我国社保制度的未来该向何处去？

从7月25日到8月31日，本次实地调研在深圳、广州、东莞、南京、上海等地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调研过程中在各行业发放的问卷总量不同，在电子行业共发放了140份问卷，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各发放了120份问卷，有效回收问卷31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约为82%，实际访谈人数超过50人。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次调研重点考察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出资方式、参保险种和缴纳时间，并对不同行业工人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以及企业是否依法足额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第一，从参保的社会保险险种来看，企业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外来务工人员缴纳5种社会保险。缴纳比例从高到低的社会保险险种依次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分别为96%、88.3%、82.9%、61.1%和39.7%。

从缴纳时间来看，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超过20%的外来务工人员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与入职时间不一致，他们进入工厂一段时间后，工厂才开始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

第二，从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外来务工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很低。大约37.4%的工人并没有缴存住房公积金，只有不到60%的工人缴存了住房公积金，还有大约3%的工人并不清楚所在企业是否为自己缴存了住房公积金。由于住房公积金不是国家强制要求，各行业工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电子行业住房公积金的实施情况相对较好，食品行业次之，服装行业最差。

企业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工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此次调查发现，仅有46.4%的工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时间与入职时间一致。

第三，大多数企业没有依法为工人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根据这一规定，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应该为职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而调研结果显示，大约49.3%的工人认为企业并没有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而有32.9%的工人认为企业已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很多工人对法律规定的缴费基数应该怎么确定不了解，以为企业已经依法缴纳相关费用。从我们调研的工人所提供的工资单来看，没有一家企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工人足额购买社会保险，这一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情况

第一，医疗保险使用率低，保障范围有限。

我们首先对各行业工人使用医疗保险的情况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工人使用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在样本总体中，大约33.2%的工人使用过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每年平均使用次数为1.36次。各行业的医疗保险使用率都很低，没有用过医疗保险的工人比例高于使用过医疗保险的工人比例。

我们将工人缴纳医疗保险和使用医疗保险的情况进行交互分析，结果显示：已经缴纳了医疗保险的工人中，大多数工人并没有使用过医疗保险。统计结果表明，已经缴纳了医疗保险的工人中，只有大约35.6%的工人使用过医疗保险。

通过与工人进行深入访谈和查找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不同地区的医疗报销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和最高额度都不相同。到底医疗保险能给工人们带来多少实惠呢？工人的声音告诉我们，现行的医疗保险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不能解决工人的实际需求。

医疗保险的好处到底有多少，对于承受风险程度不同的人而言是有差异的。大部分人很难保持长时期的健康状态，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看病或住院，这种情况下医疗保险的存在有一定必要性，能够对患病者起到最基本的保障作用。

然而，虽然大多数工人都缴纳了医疗保险，然而并非所有缴纳者都使用过医疗保险。综合考虑了医疗质量、医疗费用、时间成本和可能的损失之后，不难理解工人们为什么缴纳了医疗保险却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当然，工人生病之后不愿意使用医疗保险的原因不只于此。

“医疗保险我买了，也用过。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他首先会问你有没有医疗保险，说有的话他们就开大量的药给你，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会开少一点给你。不过，开药多报销之后跟我们没有报销花的钱是一样多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很扯淡的。”

第二，工伤申报难，工伤保险难领取。

从工人是否发生过工伤的调查情况来看，受过工伤的工人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高达7.1%。从工人申请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的情况来看，仅有小部分工人申请了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这部分工人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大约为2.3%。大部分工人发生了工伤却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受过工伤的工人中，只有大约32.4%的工人申请过工伤认定和赔偿，而有67.6%的工人受过工伤却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

为什么工人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不去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访问了一些工人，一位工人这样说：

“当时也是冲压机台压伤的。伤也不是很重，休息几天之后就没事了。工伤能不能报还是看上级，如果有他帮助你处理，还是可以报的。当时是跟线长讲过，他说要找安全处什么的，很麻烦。这个伤其实也对工作有影响，后来就辞职了。”

在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工人发生工伤事故后，并不是自己不想申报工伤，而是对工伤保险制度不了解，对工伤申报的程序不清楚，此外，由于上级管理者的压力和阻扰等因素，一些原本可以申报工伤的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最后不了了之，自己承受工伤的后果。

最后，我们对工人缴纳工伤保险和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的情况做了综合分析，发现大多数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工人很少使用工伤保险。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工人中只有2.4%的工人申请过工伤认定和赔偿。

工人们发生工伤后通过相应程序拿到工伤保险金并非易事。一位受过工伤且通过工伤认定拿到工伤赔偿金的老工人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我在工厂洗水部，被铁桶砸了一下，回去睡觉的时候开始很痛睡不着，去医院照X光发现搞到骨头了。当时洗水部的主管、总管、几个组长都知道。搞了好几天都不让申报工伤，起码跑了十趟。最后我威胁说要打电话报警，那些主管最后才让我申报工伤。我的伤被评了十级工伤，赔了6个月工资（按底薪赔的，因为工伤保险就是按底薪来买），赔了6000多元钱。还有，我工伤之后，就我不能加班，这个手指搞一下不影响工作，但就是不让你加班。”

通过自己的争取，这位受工伤的工人拿到了工伤赔偿，但却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遭到了公司的不公对待。工人受工伤之后无法通过相关程序领取工伤保险金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一是个人缺乏对工伤保险制度相关知识，二是企业及管理人员采用相应手段阻扰工人通过工伤保险相关流程领取工伤保险金。

第三，失业保险金难领取，失业保险“基本等于摆设”。

调查对工人缴纳失业保险和领取失业保险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领过失业保险金的工人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仅为3.36%，这部分工人在缴纳了失业保险的工人中所占比例大约为5.5%。

通过各种隐性的、变相的方式，企业规避了自己的责任，工人的被动离职变成了主动的自愿行为，失去工作的他们不仅无法拿到企业的赔偿金，也领不到应得的失业保险金。如此一来，真正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工人比例极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制度“完全没用”，工人失业后“根本拿不到保险金”，因此这一制度在工人眼中“基本等于摆设”。个别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工人也是要经过非常艰难的维权过程才能拿到失业保险金。

第四，生育保险领取率低。

调查发现，高达95.5%的工人没有享受过生育保险待遇，只有4.5%的工人领取过生育保险金。在此次调查的三个行业中，食品行业中领过生育保险金的工人比例最高，为9.8%，而电子行业和服装行业领取过生育保险金的工人比例都很低，分别为1.6%和2.2%。大部分参加了生育保险的工人没有领取过生育保险金，这部分工人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为35%。从调查结果来看，已经参加了生育保险并且领过生育保险金的工人比例很低，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仅为4.7%，在参加了生育保险的工人中所占比例大约为11.8%。

首先，此次调查访谈的工人多数是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多数还没有结婚生子，因此即便他们参加了生育保险仍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而且，很多工人不知道所在企业为自己缴纳了生育保险，不知道生育保险能提供什么保障，以及如何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

调查发现，大部分工人所在企业并没有为他们缴纳生育保险金，然而参加了生育保险的大部分工人同样很少能享受到生育保险待遇。

第五，在城市买不起房，“住房公积金没什么用”。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主要包括买房/租房和提取现金两种方式，从调查结果来看，不论是哪种方式，工人都很少使用。用过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的工人比例很低，大约为11.88%。根据各行业的比较情况来看，各行业用过住房公积金的工人所占比例都很低，电子行业中用过住房公积金的工人比例大约为24.1%，而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中用过住房公积金的工人比例分别为1.1%和6.9%。

我们对工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情况进行交互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缴存了住房公积金的工人，并没有用过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这部分工人在已经缴存了住房公积金的工人中所占比例大约为79%。

大部分工人无力在城市购房，即便工人们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来租房，然而手续繁琐，还不如直接提取公积金方便。因此，工人们通常选择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房租或作他用。

然而，大部分工人并没有提取过住房公积金。在样本总体中大约有22.59%的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各行业工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都不高，在电子行业中大约有49.1%的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而在食品行业中只有10.8%的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在服装行业中，几乎没有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大多数工人没有缴存住房公积金。

我们发现，已经缴存了住房公积金的工人，大部分人仍然没有享受过住房公积金带来的好处，只有极少数人用过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也只有部分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社保异地转移难题成为重要的制度障碍

对于在外打工、四处漂泊的农民工来说，社保的异地转移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的政策是，若是参保的工人跨省流动，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全部转移，而单位缴费的统筹基金按12%的总和转移（60%转移，即相当于基本工资的12%），实际上，单位缴纳部分的40%留在了当地社保基金。这40%有多少呢？仅以东莞市最低工资1310为基数计算，每月单位为工人交的各项保险总额为20%，即262元，一年下来，就有3144元进入统筹基金。如果一个工人在东莞工作一年，打算再到另一个省打工，就只能转走3144x60%=1886.4元，剩余1257.6元就留在了地方社保统筹基金。2013年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有超过870万，我们以最保守的估计，即10%在东莞工作的农民工会在东莞缴满15年的社保，最后留在了东莞，也就是90%的外来农民工最终会离开东莞，每年就会给东莞市社保统筹基金留下98亿元。

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为企业发展与城市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劳动与健康，企业为他们缴纳的社保金却白白的贡献给了地方城市政府，而当地城市却没有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也不充分地承担打工者的医疗、失业等保障。社保关系异地转续难题，使得社保制度的运行背离了初衷，影响到许多人的未来保障，也使得社保基金管理混乱，存在相当的风险。提高社保统筹层次，解决转续难题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总结与建议

第一，建立和落实全国联保的社保统筹机制，确保工人享受劳动者基本权益。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人一号的社保账号，就像银行系统一样可以全国流通，工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何地区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和使用住房公积金。

第二，加强社保部门对企业的监督权力和执法力度，通过增加企业违法成本督促企业依法落实社保政策。此次调研发现，很多企业并没有依法足额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这是事关工人面临风险时能否得到制度保障的大事，直接侵犯了工人的合法权益。社保部门应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理力度，通过增大企业的违法成本促使企业落实社保政策的缴纳规定。

第三，公开社会保险经费的运作情况，落实工人对社保经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了解社保经费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是参保工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对工人实施社保权利和义务教育的重要方式，更是监督社保制度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因此，社保部门应该定期公开社保经费的收支情况，落实参保工人的知情权，并且让工人参与监督。

第四，完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设计，确保工人在面临风险时能得到制度支持。提高医疗保险的报销额度和报销比例，减轻工人的医疗负担。以综合医疗保险取代农民工医保，为工人提供更全面的医疗保障。工人生病时可在全国范围内的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并报销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与工人缴费情况挂钩。

落实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工伤工人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旧伤复发的，工伤保险应该继续承担治疗费用。

取消生育保险的地区限制，在生育时或发生生育保险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时，不论其生育或医疗发生地在哪里，都可以享受当地的生育保险待遇。

第五，规范工人的社保投诉机制，落实工人对社保权益问题的调查权和处理权。

社保局对于工人提起的与社保问题有关的投诉事项具有独立的调查权，并且应该及时将调查与处理结果反馈给工人。对于进行投诉的工人信息必须保密，不得向企业透露，避免投诉工人被企业打击报复。社保局还应该跟进企业的处理结果，督促企业落实社保相关事宜。

第六，普及《社会保险法》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工人了解社会保险制度。社保法知识宣传教育活动须借助更多民间力量，力求做到深入普通工人，深入基层组织，使工人能够真正理解社会保险法的制度安排，了解社会保险的运作机制，促进社保制度的有序运转。

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性质，既是人类生存的环境空间，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既有自然特性也有经济特性。尤其是对于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中国农村，土地更是农民生存的根本。目前，由于受市场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尤其是受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制度割裂的制约，土地的重要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发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国有土地市场建立多年，已有一套比较规范、成熟的管理办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尽管客观存在，但并不被法律认可，没有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不能健康发展。因此，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关键，是从法律制度上承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须按照同地、同权、同价的原则进入市场交易，并由政府按统一的市场规则进行管理。

乡村非农建设用地市场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刺激了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发展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就允许和鼓励农村人民公社根据自身条件，兴办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上世纪90年代末是乡镇企业发展极盛期，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全国税收总额的20%和全国出口总额的35%。办企业就要用地，当时社队企业所占用的集体土地，已经在市场的调节下流转，且十分活跃。1978年，全国有建制镇约3000个，1985年增加为6600个，1998年达到1.9万个。大量新增加的小城镇，主要是乡镇企业发展带动起来的，也可以说是在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崛起，还促成了一批新兴的大、中城市。

由于市场千变万化，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是“家常便饭”。这意味着，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势必激活土地使用权转让、转租及抵押、担保之类的土地二级市场。以乡镇企业用地为主的农村建设土地流转，呈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流转的数量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高度相关。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二、三产业，受资金、技术、人才、习惯势力等因素制约，难免存在起点低，布局分散，产品质量差，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重复建设，盲目竞争等问题，这都需要政府加强管理、指导、监督、协调、服务。

进入21世纪以后，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管理的政策取向逐渐发生很大变化。1998年实施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我国《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使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1990年，国家出台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管理条例，但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办法，始终没有制定。新土地管理法把农民在自己土地上发展非农产业的路堵死，农民进城打工，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国家征地如不能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更是越来越激化。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禁止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实际上是禁而不止。乡镇企业早期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西部的市场机会也渐渐多起来。众多的集体组织和农民在市场机会的诱惑下，甘冒违法风险，寻求发展梦想，同时千方百计地争取土地管理部门以外的政府部门的支持、庇护。例如，一些农村的农户出租房屋给投资人开办酒吧街、餐饮街、民俗街等。至于出租土地和厂房办企业，事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和农村管理部门也是眼睁眼闭，乐见其成。中西部省份普遍反映，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广泛存在、十分活跃，被称为“黑市”或隐形市场，但因法律不允许，不可能纳入政府的统计，因此对这些市场的具体数量、规模，很难搞得十分清楚。

本世纪初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多次提出，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转的办法。特别是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地纷纷开展有关试验和探索。如重庆的“地票”制度、广东的“三旧”改造、北京的“城中村”改造、成都的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嘉兴的“两分两换”等等。

“黑市”不被承认，不能纳入政府的日常规范化管理，混乱、无序是很自然的结果。遇到抵押、上市、经济纠纷等超出地方管辖范围的问题，银行、证监会、法院等依据现行法律，对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也往往不予支持，导致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难以像国有土地市场那样正常发育。

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难点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社会各界对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寄予极大期望，要求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呼声日高。但直到今天，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改革之难，修法之难，难在哪里呢？

简要地说，存在着法律障碍、理论障碍和制度障碍。具体一点说，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会与有关“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法律规定相抵触；会挑战诸如“土地涨价归公”等长期流行的理论观念；还会与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发生冲突，改变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显然，牵动面之广、之大，绝非土地管理法改几句文字就能解决。

三大障碍中，最根本、最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管理部门承担经营土地的职能，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在市场上与民争利。政府经营土地，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都是禁止的。我国的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其历史原因。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负责统管全国城乡地政，一方面加大耕地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在城市逐步推行有偿使用土地的改革。但在长期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下，许多地方政府和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对城乡地政管理不“买账”不愿实行有偿用地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尽管当时已有研究提出，应把土地管理职能与土地经营职能分设，但那还只是少数人基于理论分析得出的认识，而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则是如何推进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凡试验或实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地方，都顺理成章地由土地管理部门承担起国有土地的经营职能，集“裁判员”（管理）与“运动员”（经营）于一身，可以说是受制于当时条件的必然选择。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了国土资源部，土地管理升格；而各地方换届后的领导干部，又多没有计划经济时期无偿用地的历史包袱，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得以在全国全面确立，政府经营土地的局面也随之全面形成，有关职能越来越强化。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可直接支配的财力逐渐减少，但事权并没有减少，政府仍然是城市建设投资的主体。为了保证对建设资金的需求，地方政府越来越倚重土地出让收入，逐渐形成所谓“第二财政”即“土地财政”，后来又产生了政府以土地抵押的所谓“土地金融”。据刘守英等人2006年的研究，东部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土地抵押融资约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占20％，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约占70％。为了保证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收入最大化，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是扩大征地范围，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同样合乎逻辑的是，现在要实施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进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就必须彻底转变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使政府管理部门只做“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不再追求土地收入最大化。否则，集体土地入市改革很难推进。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纷纷加大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理论务虚和实践探索的力度。但几年时间逝去，国家层面的改革最终没能迈出步子。现在回头反思，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主要涉及的是农村改革，它不是一个全面改革的决定，没有触及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问题，结果是征地制度改革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都无法落实。

政府用土地财政收入搞建设，本质上是“寅吃卯粮”，加大了用地企业的市场风险，降低了用地个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隐含相当的金融风险

政府经营土地的弊端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经营土地对于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曾经发挥过正面的推动作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中，政府经营土地也有过积极贡献。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显现，现已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制度障碍，具体表现如下：

使保护耕地和集约利用存量土地不能实现

保护耕地作为国策提出多年，城市存量土地集约利用也提出多年，但耕地并没有保护住，各地方的城市建设均走的是外延扩张和大量消耗土地资源的路子。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使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只能靠不断征地、不断卖地，才能筹集建设所需资金。征地多、卖地多的地方，“发展”就快，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表面看，这是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不顾长远发展；实际上，这是政府经营土地制度规范下的必然结果。任何人到地方政府的领导岗位上，都只能这样做，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问题出在地方，根子却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上。制度不改，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目标很难落实。

导致与民争利，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相关的土地权利。但现在农民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包括不能合理分享被征收土地的增值收益、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究其原因，就是政府经营土地，与民争利。社会产品的分配，以生产条件的分配为前提。农民的生产条件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在社会分配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也就不可能根本改变。

政府经营土地使城市里普通市民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即使符合规划，也不允许个人和集体自行建设住房，从而使开发商处于垄断地位。在投机、投资需求拉动和政府拍卖土地的推动下，房价虚高，大大超出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支付能力，自住性需求无法满足。老百姓为买房而节衣缩食是普遍现象，由此产生严重的民生和社会问题。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恐也难以扭转局面。因为保障性住房使用的土地，依然需要通过征地；建设所需的资金，相当部分还是政府卖地的收入。其结果，可能反而加剧原本已存在的矛盾。

孕育政府信用危机和财政、金融风险

政府出让土地，用地者（企业或个人）要透支未来收益，才能购买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也就是说，政府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每一笔收入，都有若干企业或个人的负债与之相对应。因此，政府用土地财政收入搞建设，本质上是“寅吃卯粮”，加大了用地企业的市场风险，降低了用地个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隐含相当的金融风险。

政府用土地向金融机构抵押或质押融资，近年来越来越流行。这种所谓土地金融，则是政府直接负债经营，用未来收益逐步偿还，本质上也是“寅吃卯粮”。目前土地金融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土地财政，所谓“地方债”，绝大多数属于土地金融。其规模2009年已达11万亿元，为当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2013年又升至近20万亿。有的一届政府的负债，下届甚至下几届政府都不一定有能力偿还。许多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严重不足，于是靠借新债偿旧债来拖延时间。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源，是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制度不改，难免会发生类似美欧那样的债务、金融危机。

土地使用权拍卖现场

奢靡之风长期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办公楼建设使用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地方政府或部门自筹的资金。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来自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

导致政府行为扭曲、失控

政府经营土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其弊端一是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不透明；二是为那些热衷于以权谋私的官员提供方便，助长了腐败行为的滋生；三是使企业行为也发生扭曲，不少企业或自觉或被迫与政府官员套近乎、拉关系，甚至违法行贿。长此下去，企业之间不能平等竞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很难真正建立。

政府经营土地制度使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发生错位，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中央和省级政府是不直接掌握任何土地的，其主要职能是管理。而城市政府，不论层级大小，都直接掌管土地，其职能是既有管理，又有经营。当经营与管理发生矛盾时，由于经营利益涉及地方发展，必然导致管理服从经营，而不是相反。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宏观调控方面有很大不同，西方国家主要是政府调控企业和个人，而我国则更多是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政府经营土地制度还使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管出现盲点，致使政府的行为失控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例如，近十几年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伟大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楼堂馆所”风起云涌，严重脱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楼堂馆所”中最为抢眼的，又是政府办公楼的建设。走遍中国大地，不管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落后地区，普遍都可以看到，位置最好、最气派、最豪华的建筑，不是学校、医院，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围绕着政府办公楼的大广场、大马路、大花园等，也已比比皆是。

这种奢靡之风长期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办公楼建设使用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地方政府或部门自筹的资金。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来自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由于不是财政拨款，有关上级的财政、投资、土地、建设、审计、机关事务等管理部门都疏于管理，助长了下级政府行为的失控和不正之风的蔓延；也导致一些干部形成政府无所不能的观念，养成为所欲为的霸气，从根本上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关系。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各种改革任务，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城乡发展，保障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防范金融风险，推进反腐倡廉，都必须彻底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切实转变政府管理部门经营土地的职能。这也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题中应有之意。

可操作性分析与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既明确了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又对改革政府经营土地制度做出了重要部署。《决定》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专题里，把土地管理纳入自然资源管理，明确提出要把所有者权利和管理者权力分开，“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这是国家治理思路的重大调整。若按此付诸实施，政府的自然资源行政监管部门将不再经营土地，而是集中精力做好“裁判员”，主要考虑如何编制国土规划并依据规划实施空间用途管制、平等保护各类产权、规范和监督市场秩序、开展国土整治，等等；新组建的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土地所有权的部门，则专作“运动员”，在相关行政权力的监督下，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这样一来，长期困扰人们的征地制度改革和建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改革的种种难题，都将势如破竹，迎刃而解。

但是，实施这方面的改革需要一个创造条件、逐步推进的过程。例如，政府的自然资源监管部门不再经营土地，意味着政府没有了土地出让收入，而政府今后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力度，所需资金须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地方建设所需资金，则须通过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更多地依靠社会投入。也就是说，取消所谓的土地财政，必须要有新的“替代物”，才能尽量避免或减轻体制、机制转换可能引起的“阵痛”。又比如，农民的宅基地能不能流转，与户籍制度也紧密相关。建立与发展土地市场，还需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合。最近，党中央审议批准了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和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其推出速度之快，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估计二、三年后，即可有明显成效。到那时，再推出转变政府经营土地职能的改革，阻力会比现在小得多。从中央对改革实施的部署中，可看到中央的改革决心坚定不移，改革的具体路径则是先易后难、先单项后综合，按照清晰的“路线图”稳步推进。

改革的总体进程由中央掌控，同时有大量工作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为此建议：

抓紧进行修改相关法律的准备工作

土地管理法中“各项建设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不得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表述，可考虑调整；关于“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可以经营（出让、出租等）国有土地”的有关表述，建议改为“按照对国有和集体的土地实施平等保护的原则，对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进行监管”。城市房地产法、物权法等其他法律的相关论述，也要作相应修改。

研究设定公有制条件下的土地产权体系

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等可以适度分离，但与土地处置权却不可分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交易，但使用权、经营权乃至收益权，都可以在限定的条件下进入市场，具有一定的处置权利。因此，土地私有制的土地产权体系已不能适应我们的发展要求，需要重新设定一套土地公有制的土地产权体系。要明确界定土地产权的类别，及每一类产权具有什么样的权能。例如，农地的承包经营权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一种，享有收益权和一定的处置权，权利人可以把经营权流转出去。而单纯的经营权虽然也有相应的收益权，但处置权则进一步受限，只有抵押、担保权，没有转让权。

积极推进国家规划体系和规划体制改革

在集体土地上发展二、三产业，必须符合规划，实施用途管制，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的问题是，各部门规划不能衔接、难以落地，加之规划多变，因而无从实施用途管制。这种状况亟需改变。

需要改革规划体系。各部门的规划进行整合，成为统一的国土规划，作为国家的中长期规划，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起作为实施空间用途管制的依据。

其次是需要改革规划体制。多头规划和多变的规划，使市场主体无所遵循，无从预期，行为必然短期化。改革的方向是公众广泛参与规划的制定，交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实际上是把规划上升为法律，政府只有实施规划的义务，没有修改规划的权力。这样才能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基本的行动指南，有利于市场行为的规范。

积极探索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管理办法

例如，广东省2012年建立了农村资产交易网络管理平台。包括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厂房、商铺、农机等各种固定资产的出让、出租、转让、转租、买卖等一切市场交易活动，都必须在网上申报，由乡镇以上政府按照管理权限审核同意后，采取竞卖或竞标方式进行交易，并交纳少量税费。一切有关环节都在网上操作，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只要登录有关网络就可查看所有的交易。由于网络管理公平、公正、透明，能够切实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因而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广东的这一做法，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规范化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 本文为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课题《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研究》的总报告，本文由黄小虎执笔。本刊有摘编。

* 黄小虎，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