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要纠正“惟产权论”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界长期以来有一种倾向：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在产权问题上，把产权私有或变相私有误认为是提高中小国企效益的唯一灵丹妙药。至于在改革中，企业如何更好地遵循市场规律、如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等问题却被忽视，或者把这些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都归结为所有制问题，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这是新的“一刀切”和“片面性”。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曾因为过于强调所有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决定因素，过于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一度走到“一大二公”的极端。而今天我们要避免被错误地导向“一私便灵”的另一个极端，这同样是陷入了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同样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不少国有企业在“转机改制”过程中，在评估、出售、转让、监督等环节出现了大量腐败问题，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出现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一是“惟所有制”的片面思维方法，二是生搬硬套西方制度经济学“私有神圣”的信条，在舆论中不顾现代经济运作的实际，宣扬“恒产者有恒心”，归根结底还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所致。

    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发现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探索解决现实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对那些僵化笃信“一私就灵”、“公有制无出路”的意识形态，要以事实为依据给予有力的分析批驳。

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关于国企改革问题一直有一种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差，国有体制阻碍创新动力。潜台词就是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实际上，这是一个缺乏事实依据的、想当然的误导。

    创新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企业对市场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结果，有其内在规律。决定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资金投入、科技队伍建设、研发活动的管理、研发与制造的协调，特别是进取的企业文化等等。而所有制并非决定上述要素的充分必要条件。

　　历史表明，建国初期，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我们的国有经济表现了强劲的创新驱动力。除战略武器和航天技术之外，我们在航空、集成电路、计算机、自动控制、激光和光电技术，中药现代化以及人工合成胰岛素、核糖核酸等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我国已成为一个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具有一定攻坚能力的科技大国。正因为科学技术的推动，使我们在极其落后的牛耕铁犁的农业大国基础上，在短短30年基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科技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如中国航天工业即将跨越“三步走”战略的第二级台阶。2016年10月17日，神舟飞船在酒泉卫星中心第11次发射，建造了天宫二号实验室，承担构建独立自主空间站的核心任务。全新研制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拉开了新一代中型、大型运载火箭的序幕。中国的航天科技已经名列国际前三家。

    在航空工业方面，成功研制了歼-20、运-20，自主研发设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配套的C919大型客机进展顺利，ARJ21新支线喷气客机即将投入航线运行。

    电子方面，我国以往进口芯片，一年即花费上万亿元，55纳米工艺嵌入式闪存芯片的成功研制、生产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力冲击了美国对集成电路的长期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安全长期受制于人，现在我们自己做的麒麟操作系统，速度可以和美国的系统相比。

    近些年来，我国国企在一批行业中大跨步发展，攻克技术难关，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执制订全球标准之牛耳。如国家电网的特高压交直流电输送技术，中核集团率先突破可控热核变实验，以及人们熟知的高铁等等，不胜枚举。

    港珠澳大桥世界第一，无可争议，其中突破了大量技术难关，精度要求之高，外国人难以置信。在这项伟大工程中，国企中交集团、中铁集团工艺、装备以及施工大量创新，承担的主要标段遥遥领先，而境内外的非公企业则进度缓慢，远远落后。

    以上只是国有企业在科技自主创新上的一小部分成果。在硕果辉煌的一系列超级工程中，在中国军事工业中的创新能力，更是令外国人目不暇接。所有这些创新主体皆为国有或国资控股企业。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看不到所谓的国企“创新能力差”的特点。

不能对国企管理的历史成就持虚无主义态度

　　在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体制下所有制与管理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管理经验，在国内外企业管理上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考察、研究建国后中国大型国企管理的实践后曾提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①]，“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②]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通过鞍钢发动群众进行技术革新实践的报告，总结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原则（“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个以“鞍钢宪法”著称的原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科学解决了管理人员、技术专业人员与职工群众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的管理思想甚至跨越了不同所有制和意识形态藩篱，一度受到日美欧企业界的接受和追崇，至今被看作国外许多现代化管理方法的起源。

　　著名的大庆油田，曾经创造性地把“鞍钢宪法”和严格科学的管理结合起来，全油田上下形成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工作作风和管理经验。“三老四严”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是：对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

　　这是当年大庆油田会战时期，在上下一心、艰苦创业中形成的精神风貌、工作作风与严格的制度建设的高度结合，它在实现大庆奇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庆的管理思想和基本经验，在改革开放后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样适用。进入哈佛工商管理课程的“张瑞敏砸冰箱”案例，正是继承了这种“三老四严”精神。

　　我们不能忽略改革开放以来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公有企业明星，如华西村等的成功。我们同样需要在超常发展的非公企业中找到企业运行的共性规律，比如一些忠于信仰的共产党员企业家从私营企业起步，实行共享共有，发展壮大为世界或行业一流企业的经验，如华为等。我们更要重视国企在经济起飞中超常发展，出现大量跻身世界500强，取得多个全球第一、世界领先的超级工程等所积累的正面经验。

　　我们国有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企业的主人，关心他们的利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的首创性，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植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最重要的管理思想。

　　当代信息社会，西方企业管理在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后，也认识到“在后现代管理范式中，人力资源已经是人力财产而不是人力成本。这并非词汇上的变换，而是客观的财务事实。”[③]就是要研究劳动要素应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在这方面，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有先天的独特优势。

树立主体意识，充分认识和发扬自己的独特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十分强调吸收国外的好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制度，这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对建国以来自己企业的管理实践与经验如何总结提炼，则不够重视。“鞍钢宪法”体现的国有企业内团队思想和上下结合创新的管理思想，逐步被淡忘，甚至在很多企业被搁置或弃之脑后，殊不知，到国外管理理论中取回的某些“经”，其实是“出口转内销”的。

　　当前我们既要向国外的先进经验学习，更要重视改革开放过程中从自己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宝贵经验。当然也要正视并总结国企走过的弯路。

    在推进国企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如何总结和借鉴自身的经验重视的不够，现实中有一些人“言必称希腊”，沉湎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教条，而忽略了自己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宝贵经验。当前我们需要注意纠正的，正是在理论上枉自菲薄的倾向。如果有人只盯着一个“产权”，用调整所有制的思路来提高国企的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更是一大误区。

　　一些人对本国的经验和理论没有自信，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马首是瞻。我们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可以开阔视野、启发思路，提供借鉴，但不能囫囵吞枣、亦步亦趋，更不应妄自菲薄，尤其不能脱离国情。推进国企改革，需要重视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要分清产权所有制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片面地用产权改革来代替企业具体管理的提升，当然，也不能仅仅用企业管理来代替一些领域和行业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实际上，从总体上看，当前积极探索国企如何加强管理，正视国企管理中的各项薄弱环节，应该是国企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涉及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大问题，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给予着重强调和高度重视。

习近平同志在同吉林省企业职工座谈时指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在国企制度改革中，我们要把尊重理论、借鉴经验与尊重群众结合起来，重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重视国企六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珍惜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性，勇于纠正改革开放进程中因忽视主体性而导致的一些偏差和失误，认真做好“洋为中用”这篇文章，避免出现端着金饭碗要饭的奇怪现象。

（编辑  苏歌）

关于收入分配，涉及的问题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也很大。1983年，世界银行考察团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中说，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17-0.18，1980年为0.2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33%。当时中国最富裕的20%人群占个人收入总额的39%，最贫困的40%人群占个人收入总额的23%。而在其他低收入国家中，最富裕的10%的人口则占总收入的50%。最贫穷的20%人口只占总收入的23%。该报告认为，中国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公平的社会。20多年后，世界银行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中说，中国在制度转型中形成的贫富鸿沟十分惊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讲，我们为什么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提高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因为在我国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公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中央全面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认为这个问题如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2008年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实际呈现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此后连续7年下降，2015年是0.462，这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09年是3.33：1，2015年达到2.73：1。但是据网络调查，超过半数的调查者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反映了很多人的“感觉”不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而在于是否公平。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数据实际在缩小，但社会公平感是另外一件事。人们说“不相信”，实际上是“感觉”社会没有变得更公平，两者是有差别的。

　　关于什么是公平或平等、公正，经济学家们有很多种分析。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集中了世界范围内研究平等公平问题的著名学者的论述，求取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所提出的“公平”概念。在此基础上说的公平，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

　　机会平等原则

　　所谓机会平等原则，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的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家庭背景或出生地等自己不能决定的因素所限制。怎么判断机会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看财富分配是不是符合应得的原则。

　　这里要提到两个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和布坎南，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机会平等的理解与中国经济学家不一样。富兰克·奈特认为，贫困或富有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竞争性制度中最大的缺陷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来分配，而努力只占很小的比重。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会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平等“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否则公正的概念就会被破坏。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真正的机会平等不是简单地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要照顾弱者，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敛，这样才真正有机会，否则所谓“起点平等”还是赢者通吃。这种理解的本质，是“损有余，补不足”。

　　布坎南举了一个美国复活节玩“找彩蛋游戏”的例子：大人在草地上撒了很多彩蛋让孩子们出发去找，让年龄大、身体强的孩子后出发，让年纪小、身体弱的孩子先出发。布坎南认为，这样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引出另一个社会公平的标准——是否存在“社会排斥”。200年前，亚当·斯密就说，当时的英国社会进步已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果你没有一双好的皮鞋，就不好意思进入公共场所（不是公共场所不让你进去）。当代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进一步指出：看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不仅要观察贫困问题，更应该看贫困者和弱者是否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只要不存在社会排斥，那么这个国家不仅公平程度高，而且人民可能不感觉自己贫困。相反，一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如果存在较普遍的社会排斥，这个国家不仅不公平，而且肯定有大规模的贫困现象。

　　共享发展成果原则

　　这一原则的含义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经济的发展，是共同体内不同人群相互合作的结果。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都有权利分享发展成果。

世界银行报告引用了两段话表达了上述原则。一个是世界宗教发展对话组织所说的“所有的宗教都把当今世界上极端的物质贫困看作是对当代人性的道德控诉、人类家族的信仰裂痕”。还有一个是柏拉图的话，“一个政体要避免社会瓦解，就不能允许在公民共同体的任何部分出现绝对的贫困和富庶，因为这两者都会引发祸乱。”

　　因此，“共享”是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一个补充。即使这个社会实现了机会相对均等，而且富人的财富获得也有正当性，但是社会中不能允许绝对贫困的存在。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社会不能出现过度的财富分化。

　　2016年英国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的《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他是皮凯蒂的合作者。阿特金森认为，公平的第一个原则是机会均等，但还要有结果均等，这是共享原则的体现。他说，机会平等相当诱人，但这不意味着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即使关注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也应该关注结果的均等。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人道的原因，与世界宗教对话组织的意见类似。阿特金森说：“对那些排队领救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足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然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个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第二，结果不平等将影响到机会不平等。因为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明天的事前赛场。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公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

　　总之，阿特金森认为公平有两个标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当然，这个均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平均。

　　如何评价社会公平

　　评价中国社会的公平程度，衡量标准就是上面讲的两个尺度。

　　首先应关注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应该是“损有余，补不足”。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目前的财政支出在教育和健康公共资源分配方面，倾斜于本来就拥有更多经济与行政资源的地区或人群。比如说，发达地区的医保可以报销医疗费的70%，不发达地区如贵州只能报销30%。公共资源在“补不足”方面还差得很远。

第二，衡量机会平等要看是否符合“应得”原则。曾经有一个时期，政府官员利用权力索租现象呈现弥散化态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官员化、官员利益法定化的现象愈演愈烈，群众意见很大。另外还有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中国成就的富翁大量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第三，公共资源的代际传递现象非常突出。人们常说，教育可以在阻断代际传递中发挥作用，我国的教育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作用，但长辈的社会地位在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体面工作方面，作用越来越大。最近有个美国人通过分析美国的数据认为，教育在阻断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所谓“教育平等将提高人的技能、促进收入平等”的SBTC理论（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偏向高技能的技术变革）成为一个神话。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一些高中生、初中生不愿意继续读书的现象，他们的上一辈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了体面的工作，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第四，社会排斥现象日益加重。 “消极排斥”是指，因贫富悬殊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而“积极排斥”是指一些规章制度阻碍贫困人口进入某些社会空间。比如曾有乡下农民到北京某商业大厦，被保安呵斥出去的事情发生。而进入公共场所是不能以贫富为标准的。

　　第五，关于共享原则。尽管我国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基尼系数已接近0.47，收入差距比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要高。按照世界银行 2013年的数据，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中国最高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10.7倍。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个数据是8.4，俄罗斯4.5，印度是4.9，日本是3.4。

　　第六，绝对贫困的存在。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还有5575万，人日均收入不足8元。

还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还不够。近十几年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很快，但还有一些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人群，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等等。尽管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但只要存在，还是给社会带来不公平感。

　　为什么社会不公平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为什么今天社会收入差距在收敛，但是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觉和不满却越来越强烈？

　　第一，社会公平改善的速度跟不上大众的心理预期。一方面，社会大众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力意识在高涨，但另一方面，政策效果有一定的时滞，很好的政策目标又受到财政或其它条件约束，这与人们的强烈期盼形成了反差。

　　第二，舆论的放大效应助长了群众对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一些富二代炫富、官员腐败等事件被选择性地“拱”出水面；这和另一面的社会现象，诸如少数生活困难的人群或求助无门者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少数政府人员的工作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又被媒体进一步强化。有些官员能力较差或不作为，甚至自己就在制造问题，却把问题都推给“体制”，这就更强化了社会的负面情绪。

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中经常提到公平与效率的二律背反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有新工业增长模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和改革动力论。

　　新工业增长模型

　　中国社会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它正在向以现代产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资本的积累和深化，二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就经济增长而言，资本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们国家传统上是农业社会，家庭传统重视生男，因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工商业时代，人均拥有资本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资本的途径，一是国家作为投资的主体，二是社会资本的投资。为了鼓励投资意愿，需在社会分配中更加倾向于资本要素的拥有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着重说明这些年来资本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和其它要素的收益。

　　前些年，我国以年均9.8%的高速实现经济增长，其中资本要素的贡献率占到45.5%。中国由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变成比较富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些年确实非常重视资本，重视投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是65.5%，2007年为57.5%，2012年降到44%。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从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看，近些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通常在50-57%之间，而我国2013年仅为47.8%。劳动报酬的增加与企业利润增加也不同步。要经济增长，就不可避免地要给资本更高的激励，劳动所得就会相应下降。

　　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

　　阿瑟·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必然伴随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在非农产业中，也有低生产率和高生产率部门的区别。实现经济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由低端向高端部门的不断流动。

　　世界银行有一个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增长的21%是直接来源于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我们的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让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低端流向高端，其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与部门收入差距。刘易斯曾讲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如果城里人的收入是农村人10倍的话，每当城里出现一个空缺岗位就会有10个农村人进去。如此看来，劳动力流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有其必然性。这是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不公平增大的一个客观原因。

　　改革动力论

　　改革动力论强调激励机制。要给改革推进者或参与者以激励，使他们从改革产生的制度安排中受益。这是给“先入者”的积极性的鼓励。而制度转型的追随者是否愿意跟进，也在看这些“领头羊”们是否得到额外的收益。

　　我国的改革模式是典型的先试点、后推开，先沿海、后内地，先增量、后存量。在这种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发、开放，实现了“先富”，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官员与参与改革的非国有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成为中国首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同时，这也拉开了沿海与内地、“增量”与“存量”不同部分的人群之间、尤其和普通职工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很典型的“公平和效率”二律背反。

　　追求增长与变革的政府类型

　　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追求增长与变革的政府类型。有些学者研究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决策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了“政治企业家”概念，就是指地方官员。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贡献，这些地方官员的行为很像企业家，他们的中心工作就是招商引资，而这本应是企业行为。但是这样做确实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另外一方面，这也容易形成官商互动，给腐败以机会。此外，“亲资本”倾向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使用不当，恶化了起点公平。

　　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能获得这么大的发展，经济总量排到世界第二，确实很不容易。但是，这样的路径不能再往下走，否则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不公平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分配不公平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扩大社会需求，而影响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底线保障，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收入差距过大又使得想买东西的人没钱，有钱人不想买东西。

　　目前，中国占总人口3.5%的人群占到全社会购买力总合的17%，占社会消费品销售额的1/4以上，他们的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已经进入奢侈消费的阶段，现在是到国外消费了。中等收入者的口袋里有些钱，但因为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的压力太大，仍不敢放心消费。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所占的消费份额只有4.7%，没有能力消费。

第二，社会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要实现持续繁荣，必须要有正确的激励机制，使大家向生产性方向努力，把饼做大，而不是专注于分配性努力，否则激励机制就会被扭曲。

　　第三，社会不公平导致社会成本过高，挤压生产性投资，同时威胁社会稳定，进而导致税收扭曲以及威胁到投资安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威尔金森与流行病学教授皮克特合写的　《不平等的痛苦》，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书中说，2005年英国医生共开出2900多份抗抑郁症处方，英国成年人中有接近1/3的人口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美国也有超过1/4的成年人因精神或者心理疾病求助于医生。两国用于治疗这类疾病的年总费用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且2005年的患病人数和医疗费用，均为1966年的4倍。作者认为，这就是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和“社会赤字”。如果这1000亿美元用于生产性投资，可以产生很高的收益，但是现在只能做这件事。

　　2015年5月，中国的《柳叶刀》周刊有一篇报告：2003年到2008年，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增长了50%以上；到2014年年底，中国有1.73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当然“精神病”定义的门槛很低），其中1.58亿病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中国精神障碍类药用市场一直在增长，这是社会竞争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赤字”。

　　第四，社会不公导致阶层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因为社会不公平，低收入群体在无法合规获得自身应有利益后，就倾向于通过不合法的手段重新分配已有成果，这就容易转化为社会的对立面。

　　据统计，1994年到2012年，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年均增长速度11%，非法群体性事件的年均增长超过22%，参与人数年均增长17.8%，这些数字都超过了经济的增长。这样维稳所需的费用就会非常高。例如广东省用于公共治安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了当地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

　　我们曾做过简单的因果分析，构造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指数，用基尼系数做了一个因果分析。结果很能说明问题，基尼系数与其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指数呈正相关。

　　而且，因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不稳，除了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之外，还会增大财政税收的压力。由于低收入群体庞大，自己认为是中低收入的人占被调查者的83.4%，投票者要求向富人更多征税的诉求日益增大。但是，向富人征税如果过高的话还会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对生产性投资的抑制。

　　我国外汇储备于2014年6月达到近4万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16年底是3万亿，这两年资本外流的势头很猛，同时民间投资停滞。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国家对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

　　有一篇文章介绍海地的情况。海地在美洲中部，它独立时曾经抄了美国的宪法，法律体系很严密。但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很少有人到那里投资。在一个贫富过于悬殊的国家，尽管产权保护律法很严格，但达不到真正保护产权的目的。我们现在也在立法保护产权，但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没有安全感，仅有立法是远远不够的。

　　第五，社会不公平导致改革被锁定。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更看重眼前境遇的改善，高收入群体则更看重较为长期的预期。很显然，利益相对受损者对改革的积极性不会高。

　　改革的受益者会支持改革吗？比如要求改革早期先富起来的地区或人群帮助后发展的地区或人群，就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态度可能变得保守。所以现在的局面比较复杂。我们从调查中可以看到，群众听到“改革”一词的第一反应，“有些不以为然”和“有些抵触”这两者合计占到56%。可见，改革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红利没有被合理分配。

　　当今世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伊朗。1969-1978年，伊朗GDP年均增长达到16-17%，同期人均GDP从160美元猛增到2250美元，在原有的石油和轻纺工业基础上，新建立了石化、机械、冶金等工业部门。他们提出“成长（growth）是硬原理”的口号，计划25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水平。但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别在急剧扩大，400万工人中有73%的家庭收入低于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准；大批农民进城，失业问题严重；连年通胀，普通大众的生活日益恶化。而富人和腐败官员则花天酒地。1979年1月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逃走，德黑兰万人空巷，欢庆革命。此后伊朗经济波澜不惊，被认为处在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讲得好，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可能就会出乱子。的确是这样的。

如何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

　　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建设公平的社会，首先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言不顺。”中国的政府执行力很强，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下决心是可以做成事的。

　　第一，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绝不是简单的空话。习近平同志讲过，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我们的制度安排，要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原则。

　　美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埃尔斯特说，马克思提倡共产主义，是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比资本主义更美好，这是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看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社会公平主义。马克思的原话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社会主义正处于低潮，全世界兴起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当时，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欧内斯特·芒德尔曾说过两段话，论述社会主义对于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在对社会主义150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的时候，我们始终在这一点上应该留有余地……社会主义100多年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阶层发生世界性的根本变化。150年前，8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150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72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缩短到了每周36小时。150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还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

　　社会主义者曾经强调“创造幸福要靠我们自己”，“贫困源于剥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所以，社会主义是不公平、不正义最好的“解毒药”。我们今天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公平正义的重视。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的讲话中说，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共享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逐步实行共同富裕的要求。

　　社会主义天生具有公平正义的倾向，强调人民概念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本身就包含人民的概念。在英语中，公平（equality）是经济学的概念，正义（justice）是法学的概念，西方对两者是做了区分的。这两个概念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认为法庭按法律做出的判决是符合正义的，即justice。但在某些情况下，正义的判决可能是不公平的，这里的“公平”是指公众的常识、道德和良知。在这种情况下，公平高于正义，必须以公平的理念为法庭的判决做出某种校正。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例子，比如街上有个要饭的快饿死了，去抢路边的面包店，甚至打伤了员工，按照法律条文应判十年。但这个“正义”的判决是不公平的，因为文明社会没有尽到一个共建的任务，这是社会的罪过。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如约翰·罗尔斯、阿马蒂亚·森等等，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公平”理论做出了独到而重要的贡献，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差异。但他们最大的共通之处，是在不同程度上诉诸于哈桑伊的“无知之幕”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公平，去问那些并不知道自己社会处境的社会成员就可以。换言之，即使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绝大多数人仍然同意的资源分配才是公平的。比方说，街上两个人吵架，说找个路过的人来评评理，这里不需要法官或教授。这就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认可的公平才是真正的公平”。简单说，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人民是看实际的。关于社会公平与否的衡量与评价标准，在于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百姓的感受。“以人民为中心”自然地内含着公平。

　　习近平同志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了，也不可持续。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现。

　　第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句话这是小平同志说的，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都重要。“两手抓”的另一层含义，是发展和公平两者都很重要。习近平同志2016年4月18日在深改组的会议上说，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的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两者并重，就是要处理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我们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保障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但并不是要等经济发展起来后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蛋糕做大了，就要把蛋糕分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促进公正的制度安排

　　第一，公共领域改革。中央将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改革方向明确定义为公益化，而不是市场化，这非常重要。国务院领导说过，要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社会事业的公益性如果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就失去起码的公平和正义。

　　习近平同志说过，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加大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投入，让贫困人口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他又说，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让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

　　我们的医疗改革经历了一次反复。前一轮改革基本上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后来出现许多问题，现在调整了方向，明确了医疗的公益性质。

　　所谓医疗改革的市场导向，放任下去会出现糟糕的后果。基本医疗领域是不能市场化的。中国的医疗系统常被诟病，这是改革方向的偏差所致。中国古代过年时，药店老板贴对联总要说：宁可架上药生尘，但愿世间人无恙，讲的就是医者仁心。现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重新得到了确认，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习近平同志说，要高度重视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要努力推动实行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调节收入分配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保障弱势群体生活底线（脱贫），二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低），三是扩大中等收入（扩中），四是抑制过高收入（抑高），五是取缔非法收入。其中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

　　关于中等收入的概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曾经提出：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收入保持在全社会中等水平，就业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宽裕的群体。这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管理者、科技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员，及公务员、技术工人、新型职业农民等，都是这个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有能力从事专业化技能较强的复杂劳动，以劳动收入为主，也有一部分财产性收入。

　　为什么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的认同感较强，比较理性务实，一般不希望看到既定社会秩序受到破坏，能产生稳定社会的作用。

　　改革的目标不是均贫，而是共富。现在有些媒体在讨论分配改革时，经常拿公务员待遇说事，质问为什么要那么多公务员，主张把他们的铁饭碗都砸掉，好像让公务员跟农民工拉齐才高兴。这个倾向是不对的。改革不是要剥夺中产者的福利，把他们拉到农民工的水平，而是要把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提高，让他们成为未来的中产者，要追求共富。不能一说“并轨”都要向低处看齐。

　　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它对社会公平有很大的意义。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儿？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达国家，要求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运作有序保证。政府的目标主要是增进全社会福利。所以我们提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点是，政府不直接抓GDP增长，而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中，应重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公共服务中，应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改革的方向。

　　如果政府职能的重点得到转变，GDP不再是优先关切的话，资本自然就不再享有特权。习近平同志说，企业家和政府之间要建立“清”、“亲”的关系，这样的结果就是权利和资本相互利益输送的管道机会大大减少，腐败的机会也会就大大减少，这样就极大促进了社会公平。

腐败和非法暴富现象，是一段时间社会上意见最大、对社会公平危害最大的事情。如果政商关系能够正常化，通过政府职能改革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

　　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2月17日有一个讲话，提到改革必然触及利益，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破利益的束缚是非常困难的。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利益，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两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举措：

　　第一，从严治党。习总书记一再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只能受命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干部，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业之外，都不能谋取任何私利和特权。在行动上，大力整顿党风，惩治腐败。

　　第二，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建立广泛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在思想认识不统一的时候，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聚焦点。

　　第三，改革决策要更加注重发扬民主，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让改革最大程度地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的关切。

　　这里涉及防止和反对“民粹主义”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说，当前民粹主义蔓延是世界性问题，美国特朗普胜选就是明显标志；国内还有人不切实际地向政府要求高福利、高待遇。我们一定要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民生，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提过高的目标，不要吊高大众对社会福利的不合理预期。

　　民粹主义话语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健康与否的晴雨表，它是社会矛盾的外部表现，是“果”而不是“因”。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产生是全球化背景下带来的腐败、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它是精英寡头主义独享全球化福利而导致的社会反弹。我们说中国还没有民粹主义，但要防止产生民粹主义，其原因是精英垄断话语权的现状。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防止民粹主义这个“悖论”？前一阶段医改不成功，有教授分析，只要看参与改革设计的机构就知道了：财政部门说医保开支太重，医药代表说企业利润太低，社保部门说医保资金入不敷出，医院说医生待遇低、资金设备缺。但最重要的患者代表，却被排斥在方案设计之外。于是医疗改革变成政府扔包袱、药厂与医院涨价。这就是话语一边倒带来的后果。

　　又比如劳动合同法的讨论，现在一边倒的声音说劳动保护太高，导致企业成本过高，必须降低门槛，让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站在企业家方面，这有它的道理，问题是有人站出来为劳动者的权益说话吗？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

　　民粹话语的苗头应该注意。习主席说要冲破固化利益的藩篱，要建设公平社会，我想意义就在这里。

　　第四，言必行，行必果。出台任何一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既得利益集团都会采取抵消策略。所以，有关政策要充分酝酿，一旦出台就不改变，这样政策就有公信力。更重要的是，如习主席所说，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谋划改革要以人民利益至上，在人民利益面前，任何局部的、部门的、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少数人的利益必须让道。出台改革举措要尊重人民的利益和首创精神。判断改革的成败，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防止改革措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借市场化改革之名、行涨价之实，防止改革红利落入少数人的口袋。

中国正经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30多年的转型与改革，相当于走过西方300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正出现某种程度的恶化也无法避免。中国由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脆弱的社会变成一个正在落实全民享有保障的社会，只花了短短十几年，而西方自出台《济贫法》开始，用了200多年才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尽快穿越“历史三峡”，成为一个既富裕又公平的国家。

（编辑  迟晨光）

从2003年开始，我国政府几乎每年都要出台对城市房价的调控措施，但是房价却在调控中一路高歌猛进。城市住房已经成为严重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综合十几年来各界的研究和分析，影响房价的短期因素有：城市人口变化引起的需求变化，土地供应量，货币供应量，银行房贷政策，如首付比例、利率、限贷，行业管理政策如限购、限价、限面积、限身份，此外还有市场管理，税收管理等等诸多方面。    对房价长期走势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相关的制度建设和改革。其中，第一位是住房制度，其次是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投融资制度、户籍制度等等。

    多年来政府的调控措施，主要围绕短期因素展开，调控的效果不佳，房价甚至越调越高。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针对制度建设的缺失深化改革。

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历史回顾

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在大量的调研、试点基础上，探讨改革思路，拟定改革方案。经过较长时间探讨，社会各届对住房制度改革形成如下共识：需求侧（存量住房）是“租售并举，提租促售，以售带租，小步快走”；供给侧（新建住房）则是政府建房，合作社建房，私人建房和开发商建房并举。

租售并举，探索建立和发展住宅合作经济

    租售并举，是要让住房买卖市场和租赁市场共同发展，消费者可以根据市场的租售比价和自己的购买能力，自主选择住房消费方式。政府建房，主要解决最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住宅合作社作为非盈利经济组织，是普通工薪阶层合作互助解决居住需求的重要渠道；私人建房，主要是小城镇居民用于自住；开发商建房，对应的是高收入人群或富人阶层的居住需求和投资、投机需求。这些改革思路，在国务院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台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中，都有所体现。

按照这些思路，当时的建设部开展了积极探索。例如，在烟台、唐山、蚌埠等城市开展提租促售、租售并举的改革试点并取得成功经验，在全国探索建立和发展住宅合作经济。到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有5000多个住宅合作社，成立了全国性的协会组织，制定颁发了规范的住宅合作社章程；建设部还出台了城镇合作住宅管理办法。一时间，住宅合作经济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只售不租，开发商成住宅市场唯一供应渠道

1998年以后全面推行的房改，偏离了最初的改革思路。只售不租使住房租赁市场至少沉寂了十几年，误导了人们的住房消费观念。住房供应方面，政府长时期缺位，私人建房始终没有得到法律和制度的规范，曾经生机勃勃、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住宅合作经济，突然间偃旗息鼓，了无声息。结果，开发商成了住宅市场的唯一供应渠道，掌握了最终定价权。由此，才会产生各种市场乱象，各种势力聚集在开发商周围分享房价大餐，普通购房者则任人宰割。

需要指出的是，开发商的垄断地位，并不是开发商自己争来的，而是有关政府部门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开发商在行业内竞争的压力下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普通住宅的利润水平不应该很高，甚至不能有利润；让开发商来负责普通人群的住房供应，是严重的供需错配。在巨大的居住性需求和巨大的投资、投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房价只会一路高涨，失去控制。后来，有关方面认识到，解决城市住房问题，政府不能缺位，应承担起廉租房和公租房的建设供应责任。但是，城市普通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限购也好，去库存也罢，都不能根本上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现行土地制度不改，房价难题无解

    土地制度也存在缺陷：一是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即使符合规划，也不能开发商品房，结果进一步强化了开发商的垄断地位。二是政府经营土地，导致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依赖循环往复不断征地、卖地。地价高了，但也把房价抬上去了。房价已经成了令政府左右为难的头号难题，一头是群众利益，一头是政府收入，只要现行土地制度不改，这就是一道无解的死题。

    总之，现在我国的城市住房市场，是一个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开发商的垄断地位是现行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存在的缺陷所导致的，是规则本身出了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制度，一味在管理的宽严上下功夫，无异于缘木求鱼，也是自欺欺人。

关键是把房子的居住功能与投资功能区隔开

住房制度应区别对待不同的购房需求

    一方面，住房作为商品，使用价值是供人居住，属于耐用消费品。消费者无论买房还是租房，都是商品交换行为。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土地有长期升值的趋势，因而房子（实质是土地）又可以成为投资品，可以投资保值，也可以投机赚钱。

    这样，住房市场的购买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消费，另一类是为了投资或投机。社会上的低收入人群（即穷人）和绝大多数中等收入人群，买房或租房的目的是改善居住条件。而中等收入人群的高端人士和高收入人群（即富人），在满足居住需求之后，就会考虑投资保值。还有的人自己本没有多少钱，但能够从银行或其他方面借来大量资金，购买大量住宅并转手倒卖，这就是投机。

    显然，对于社会上不同的购房需求，必须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性住房需求，要有专门的制度安排。

    西欧、北欧许多国家房价长期稳定，最主要的原因，是穷人的住房由政府保障，普通工薪阶层的住房，通过参加非盈利的住宅合作社解决。二者合计约占社会住房供应总量的一半。这些房子可以按规定的程序流转，但却不允许上市自由交易，即只能用于满足消费者的居住需求，不能成为投资投机的对象。此外，还有约一半的房子由开发商提供，并允许投资投机，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这种制度安排，在住房的居住功能与投资功能之间筑了一道“防火墙”，使开发商不能垄断全社会的住房供应，购房者因此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我国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改革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这些国家的经验。

必须把居住需求放在首位

    目前我国的城市住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指导思想上没有把广大劳动群众的消费性居住需求放在首位，客观上让少数投资投机者的利益裹挟了劳动者的利益。发展市场经济，投资投机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应该看到，住房市场里的投资投机，与实体经济里的投资有重大区别。在生产领域中，资金（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可以创造财富、产生新的价值，而在房市里投资投机，则不会创造任何价值，不过是在买房人之间转移价值而已。

    不论任何社会，劳动者都是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广大劳动者拿出自己辛劳工作的血汗钱买房或租房，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不是投资。如何保证劳动者住房的消费属性，就成了住房制度设计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国现行住房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让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性需求，与少数有钱人的投资投机需求混在一起，到开发商的市场上竞争。投资投机需求的行为特点是为卖而买，不管价格高低，只要房价看涨就敢于出手，在倒买倒卖之间，不断推高房价。而消费性需求的行为特点则是买涨不买跌，房价看跌时犹豫不决怕吃亏，房价看涨时唯恐再涨，想方设法四处筹钱也要买。买下的房子很可能是投资投机者之前在低价位时的斩获，所谓的“穷人补贴富人”，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这个问题上，开发商与投资投机者的利益完全一致。开发商采用捂盘惜售，雇佣房托，传播虚假信息等手段让房价走高，投资投机客就可以继续稳赚不赔。他们共同合作了十几年，使中国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包括大多数白领在内的工薪阶层已经没有能力买房了。事实充分表明，要解决普通老百姓的住有所居问题，就必须改革住房制度，让房子只是耐用消费品，而不能成为投资品。

不应片面强调住房的所有权

    这里有一个理论性或观念性问题需要澄清，即如何看待房子的产权。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束，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及其分解出的许多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这些权利都受法律保护。具体到住房，所有权是产权，租赁权是产权，合作社住宅的排他性使用权也是产权，这些权利虽然有很大区别，但都可以保障权利人住有所居。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少的百分之四、五十，多的百分之六、七十（个别国家达80％），这些自有住房中，就包括消费者参加合作社后，购买的不能上市交易的住房。此外，还有很多人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

    我国1998年房改以后，相关部门对产权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例如，针对中低收入人群推出经济适用房，政府在土地供应、税收等方面优惠力度很大，按道理不允许上市才能保证房子的居住功能不产生异化。但政策却规定五年以后允许上市。这样一来，经济适用房就与商品房一样成为投资投机的对象，由此产生一系列乱象，违背初衷，终归失败。推出的公租房，仍然提出五年以后可以买断上市。按此实施下去，公租房也会产生异化。后来又推出共有产权房，依然是允许上市。这些一以贯之的思路表明，有关政府部门对产权理论的认识存在误区，片面强调住房的所有权，而不注重保护住房的使用权、租赁权等其他权利。

    广大工薪阶层买房的目的是为了住，不是为了卖。多数家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可能拥有一套住房，期间的房价高了还是低了，对他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有没有所有权对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居住权必须得到保护，而我国现行住房制度片面强调住房的所有权，结果是突显了房子的投资功能，房价越炒越高，使老百姓的居住权受到严重侵害。

    由此，相关政府部门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使投资投机失去根本制约。实际上，一旦房价失控，投机商、开发商甚至各类房产中介，在暴利驱使下，必然会产生各种违法活动。这时，政府就会出台短期调控措施，暂时抑制房价上涨，但也会打压老百姓的住房需求，甚至伤及整体经济，因此难以持久。只要稍有放松，投资投机又会卷土重来，房价又会高涨。如此循环往复，陷入恶性循环，这是我国城市住房市场的真实写照。要摆脱这样的尴尬局面，唯一的出路是按照把居住功能与投资功能区隔开的思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对城市住房制度深化改革的设想

    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曾经宣称，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市场加保障”。①笔者不过，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具体模式。例如，新加坡模式是85％的人住政府提供的房屋，15％的人通过市场购买高档住宅；美国模式是除了保障房外，政府财政支持“房利美”、“房的美”等，向特定收入人群提供信贷支持，这里既是市场，又带有某种保障的成分；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除了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房，还鼓励中等收入人群加入合作社建房，在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也是既是市场，又有保障的成分在里边。尽管以上各国的具体做法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把自住性、消费性住房市场与投资、投机性住房市场区隔开来，或者说是把低、中、高档住房区隔开来，对不同收入人群实行不同的住房政策。我国现行住房制度，也可以算是“市场加保障”，但显然与上述模式有根本区别。

改革中国的城市住房制度，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做法。新加坡模式虽然好，但我国现在的财力难以承受。美国模式似乎保障力度不够。比较起来，北欧模式更值得借鉴。低起步，随着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的增加，逐步加大保障力度，可能更现实一些。在统一的思路下，各个城市的具体做法也不宜“一刀切”。

最低收入人群由政府提供廉租房

住廉租房的人没有所有权，但居住权受法律保护。其实，廉租房也有一定的市场性，因为要交纳租金。按照市场交换原则，租金水平不宜低于准成本（折旧加维修），以便政府的投资经过较长时间可以收回，投入再生产。但按社会公平原则，租金水平又不宜高于租户月收入的30%。这是一个需要在对租户收入水平调查清楚的基础上，左右权衡的问题。

不同的城市，应从实际出发确定供应廉租房的人口比例。笔者认为，全社会平均的比例宜控制在10％左右。现在地方政府不仅要建廉租房，还要负责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为了完成任务，普遍向市场融资。但从市场筹钱，盈利或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大，这也是各地方允许保障房五年后上市的一个现实原因。为了避免保障房的居住功能发生异化，建议政府只管到廉租房。否则财政无力负担，前期的融资、建设，后期的准入、退出、收取房租、维修等工作量很大，还容易滋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问题。

把大多数中等收入人群的购买力从开发商的渠道里分离出来

发展各类可以居住使用、可以继承，但是不能上市自由交易的住房，从制度上保证普通百姓的消费性住房不得成为投资投机的对象。这一类住房，政府在土地、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可以说既是市场又有一定程度的政府保障。

    其中，大力发展住宅合作经济，是比较好的选择。住宅合作社是非盈利经济组织，所建的房子，没有所谓的开发商利润，即便政府不给任何优惠和扶持，价格也会控制在建安、土地、税费、资金利息等成本范围区间，政府可以，政府在土地供应和税费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且，合作社建房的适应范围广，可以做到按需定供，不会产生开发商普遍存在的闲置浪费现象。①

此外，在一定时期内，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限价商品房等，还可以继续存在，但必须规定不允许上市。只要符合规划，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在集体土地上，开发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限价房以及公共租赁房等。在县城以下的小城镇，还应允许小城镇居民按“一户一宅”原则，自建住房。政府则不再投资共有产权房和公共租赁房。

用“三轨制”让城镇居民住有所居

年收入在数百万以上的富人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大概不会超过5%。但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因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会高一些，可以粗略估计为10％，一、二线城市的比例会更高。此外，中产阶级中的高级白领也有条件购买高档商品房，并且继续投资保值。这部分人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有可能达到20%。按以上估算，二者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他们是开发商的主要服务对象。

    如此算下来，10％的最低收入人群靠政府，30％的高收入人群靠开发商，还有约60％的人，购买不能自由交易的消费性住房，或者租房解决居住问题。诚然，城市的原户籍居民大部分已有了住房，但考虑到新增的城市人口、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等因素，基本格局恐怕不会根本改变。

    以上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设想，实际是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的改革思路的回归。若干年前，有人把现行住房制度概括为“双轨制”（即商品房＋保障房）。针对这个说法，笔者提出“双轨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有所居问题，应该实行“三轨制”，增加一个以合作社住房为主的既是市场又有保障的渠道。发展住宅合作经济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住宅合作经济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住宅合作经济理论分析

    房屋的居住使用权，也属于财产权，是一项可以保障劳动者住有所居的重要产权。合作社住房不能上市交易，它的建造、分配、使用，都遵循商品交换原则。住宅合作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能体现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原则。

我国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星同志，早在1957年就发表文章，论述住宅作为耐用消费品的商品属性，分析当时房屋建造、分配、使用存在的违背价值规律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①在1987年出版的《我国城市住宅问题》②一书中，他提出“发展城市住宅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包括大力发展住宅合作经济和私人建房、公私合作建房等。1998年初，他又发表《合作住宅事业前景广阔》一文，③肯定当时国内住宅合作社试点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发展住宅合作社的好处及需要研究的问题。   

住宅合作经济有长期的经验积累

    早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英国、丹麦就有住宅合作社兴起，后来在西欧、北欧各国及美、日等国家陆续发展，当年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采用这种形式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至今已有近200年历史。

    20世纪80年代，瑞典国家联合储蓄银行和住房联盟，联合了三千多家住房合作社，每年提供的住房占全国新增房源的25％以上。加上其他没有加入该联盟的合作社的房源，合作住房约占全部住房供应量的40%；德国有两千多家住房合作社，提供的住房占住房总量的31%；英国的住房合作社提供了30％的房源；西班牙有1.1万个住房合作社，提供25％的房源；原苏联有住房建筑合作社近三万个，每年提供住房约占总量的60%；原社会主义波兰的合作社建房，约占城市公有住房的60％等等。④

    按照国际通行的住宅合作社章程，建房资金一般由社员认股三分之一，国家资助三分之一，银行长期低息贷款三分之一。社员入社后必须参加住房储蓄，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一定比例，存入有关银行。存入一定限度后，即有资格从银行贷款，向合作社买房或租房。政府还在土地供应、税收、建材供应等方面给予优惠。具体做法和优惠力度，各国不尽相同。例如，英国合作社购买私人土地所需资金，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并对合作住房免税，这两项优惠合起来相当于房价的约20％。合作社购买的土地产权归合作社所有：德国政府的优惠措施包括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额度通常占建房费用的60%-70%，期限一般为20年，政府担保），给予贷款担保，提供价格合理的土地，减免所得税、财产税、土地转移税和交易税等，补贴住房租金等等。在日本，住宅合作社被称为“勤劳者住房协会”，国家颁布《勤劳者住房协会法》，规定日本的工人银行（劳动金库）、住房银行（住宅金融公库）对住房合作社承担融资义务。社员购房资金20％为个人住房储蓄，80％为银行贷款，贷款利息3%，期限35年。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另外，住房合作社的土地60％来源于国有土地，以较低的价格供应给合作社。①

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开展住宅合作社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一定经验。截至1996年9月，住宅合作社已发展到五千多个，普及20多个省市。从建设规模看，已从零星插建，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住宅小区。②

住宅合作经济有成熟、规范的管理制度

    住房合作社作为非盈利经济组织，具有法人资质，在政府监管下，依法经营，自负盈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住宅合作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国家，都在中央和、省（州）、市层面成立合作住房联盟或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研究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协调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提供法律、技术咨询，开展业务交流和培训等等，协助政府对行业进行管理。

    加入住宅合作社的社员人数，各国一般不设上限，从几十人到上千人不等：合作社设有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社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监事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理事会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包括住房的选址、设计、建造、分配、物业管理和维修，及有关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选聘、任用等等；监事会负责监督理事会的工作是否合法依规住宅合作社将须遵照事先定好的合约，按成本价格（含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工资）将住房的排他性使用权，出租或出售给社员。社员因各种原因需要迁徙或放弃居住，由合作社按折旧价回购，再出售或出租给其他社员居住。可见，合作社的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员即普通劳动者的居住权利，而开发商则不承担这样的义务，二者的性质根本不同。

    住房合作社与自然人之间的集资建房或合作建房，也有根本性区别。自然人集资合作，一旦发生亏损或出现纠纷，或违法乱纪，很难界定和追究责任，政府几乎无法有效管理。

住宅合作经济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广阔的市场需求

    面对“高耸入云”的房价，一些消费者做出无奈的选择，比如在网上发起不买房运动，更有人受国外住房合作社启发，自发地开展集资合作建房。由于国内相关法律和制度缺失，人们不能建立具有法人资质的合作社，只能是自然人之间的集资合作。没有法人地位，也就得不到政府以及银行等的任何支持。尽管鲜有成功的案例，但近十几年间，合作建房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武汉、沈阳、杭州、温州……，几乎所有一、二线城市，都有人为此不懈努力。

    这表明，广大劳动群众对现行住房制度十分不满，对于改革住房制度，发展住宅合作经济充满期待。如果我们早日推出这项改革，不仅会获得群众拥护，而且能聚集大量资金，为房地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开辟一条新的康庄大道，带动建筑业、建材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大量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从开发商的渠道分离出来，也可以使商品房市场里的过度投资投机受到抑制，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总之，住宅合作经济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而且符合中央关于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的精神，有助于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总之，现行城市住房制度必须改革，也能够改革。

（编辑  宋斌斌）

讲国有资产，首先离不开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重要载体。讲中国改革发展模式，我们也离不开国企的发展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总结，科学提炼了发展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将持续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探索，深刻分析国有企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目标。

    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历程，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缩影，研究国有企业问题，需要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

国有企业的来龙去脉

    对国有企业形成和早期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发展的路径，在此作一个简要回顾。

国有企业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国有企业的形成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新中国成立前，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了公营企业。中国共产党对国有经济的探索，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在井冈山时期起兴办了小型军需和民用工商业。1931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公营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兴办了一批军工和军需民用企业。1934年，在湘鄂赣根据地拥有的兵工厂有33个，职工就有2000多人。1935年，在川陕根据地公营工业有10个行业，5000多人，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1933年，共产党中央国民经济部还设立了国有企业管理局。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一边着手筹建工业体系，一边大力发展公营商业。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发展解放区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确保各项经济保障供给，支援解放战争全面推进。

    第二，没收和接收了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企业。这些企业成为建国初期经营性国有企业最主要的来源。1949年底，全国一共接收官僚资本所属工业企业2858家，按照固定资产原值估算约合150亿元人民币，当时职工有129万人。民国政府时的“四行两局”系统收归国有，加上国民党省市地方系统银行2400家，总价格大概在100-200亿美元，这就迅速增加了国有经济的比重和实力。

    第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和平赎买的方式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转为国有企业。建国初，一些不法分子乘国家经济困难之际，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多次掀起涨价风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实现有计划的工业化建设，从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第四，建国初期投资兴建形成了一批国有企业。“一五”时期，苏联援建156个项目，涉及矿业、冶金、电力、机械、建材、电子、化工、纺织、通讯、兵器、造船、航空等多个行业，形成国有企业的群体。比如鞍钢、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北京电子管厂等都是那时建的。

    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国有经济在全国经济的地位不断增强，为国民经济发展贡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第一，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1949年，我们的工业水平是什么样的？毛主席曾经讲过，新中国刚成立时，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许多机器不能制造。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我们国家建立了门类比较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1958-1980年，工业投资累计4000亿元，各种工业产品产量迅速增长。

    第二，保障了人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1949-1978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9%。在当时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我国也非常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些重大项目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工程等。

    第三，有力推动了科学技术的突破。比如，除人们熟知的“两弹一星”外，还有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的研制，第一次人造卫星回收成功等等。这个期间，我国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就已经实现了一批重大的科技进步。

    第四，探索国营企业的管理经验。在政府管理中实现企业主管部门利润全部留成制度，扩大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制定“工业七十条”，在工业、交通领域推行托拉斯试点。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符合国情的工业管理经验，都是在这个期间形成的。

    第五，促进全国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国家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城市，面积占56%的西部地区，产值不到全国1/10。在新中国成立后，重点依靠国有经济，集中力量支持中西部地区建设。国有企业在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异，促进全国平衡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断深入推进，走过了艰难的历程。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划分为四个阶段，从党的十八大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1978年~1992年）。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政府管辖的生产单位，包括企业用人、工资、生产，任何投资都要上级逐级审批。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是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197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标志着以放权让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全国正式开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1992年7月，国务院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阶段，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创新（1992年~2003年）。在这10年中，国有企业全面改革措施逐步贯彻实行。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的方针、原则、思路、举措做了全面系统的部署。1999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及进一步明确了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方向。2003年，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是我们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正是因为这个阶段的一系列改革，才有了此后国有企业的高速发展。1998年，朱镕基总理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脱困的目标，那时国有企业非常困难，当年全国国企实现利润才252亿元，而现在很多大型国企，一家企业的利润就超过这个数，如神华公司今年利润就是500多亿。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进一步推进了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

　　第三阶段，以国有资产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2002~2013年）。从2003年开始，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相继组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条例》等一系列国资监管的法规规章相继出台，此阶段明确了出资人职责，推进了董事会试点，完善公司治理，企业重组合并及布局的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重大的国企国资改革措施。

　　第四阶段，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阶段（2013年至今），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标志。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一系列重大任务。国务院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工信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法制办、中组部、统计局。小组研究了“1+N”文件体系，主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另有相关方面的22个文件，目前已基本完成所有发布，个别的正在履行中央的审批程序。这些文件都是经过中央领导反复讨论的。与此配套，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在若干企业进行了改革试点，现在全面改革正在积极推进。

    通过这几年的改革，国有企业规模实力发生重大变化。“十二五”期间，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增长了370%，年均增长16.7%；所有者权益年均增长14.2%，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2.3%，利润总额年均增长9%。在此期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6.3%，净资产年均增长13.1%，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2.9%，利润总额年均增长6.8%。

    2005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是15家（其中央企10家），到2015年是83家（其中央企50家）。在世界500强当中，国家电网排第二，中国石油排第三，中国石化排第四，进入了世界前十名。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研发经费累计投入22457亿元，年均增长43.9%；有797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累计拥有有效专利40万项，其中有效发明专利占9%；拥有各类研发机构2694个，国家级研发平台596个，拥有科技人员157万人，工程院院士187人，占全国总数的22.2%。

    中国航天工业即将跨越“三步走”战略的第二级台阶，2016年10月17日，神舟飞船在酒泉卫星中心第11次发射，建造了天宫二号实验室，承担构建独立自主空间站的核心任务。我们全新研制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为我国空间站工程研制的新一代运载火箭，拉开了新一代中型、大型运载火箭的序幕。中国的航天科技已经名列国际前三位。

    我们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在航空工业方面，成功研制了歼-20、运-20，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自主研发设计、国际配套的的C919大型客机正在顺利进行中，这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客机。ARJ21新支线喷气客机即将投入航线运行。

电子方面，55 纳米工艺嵌入式闪存智能卡芯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们在集成电路方面曾被美国人长期垄断，国家进口芯片花钱最多，一年要花上万亿元，而且整个操作系统都是人家的，信息安全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自己开发的麒麟操作系统，运行速度可以和美国的系统相比。

另外，国家电网的特高压交直流电输送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核集团已率先突破可控热核聚变实验。我们建设的港珠澳大桥无可争议是世界第一，其中攻克了很多技术难关，精度要求非常高，外国人都不相信中国能做到，但我们确实做到了。这都是国企在自主创新基础上发展的成果。

国企在“走出去”方面发展很快。2005-2015 年，中央企业境外经营能力不断增强。每年境外投资额约700 亿美元，约占我国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800 多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中央企业境外营业收入年均增长37%。10 年期间，资产总额年均增长48.9%，利润总额年均增长10.4%。

这几年，中央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表率。包括国有企业对税收的贡献，据统计局测算，2015 年各类企业的百元营业收入上交税金情况，中央企业是8.6 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4.5 元，民营企业是3.3 元。在这些方面中央企业一直发挥着模范作用。

另外像定点扶贫，包括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中央企业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华润集团这几年一直在建希望小镇，其中一个就在河北老区西柏坡。华润把老区的两到三个自然村规划建设成一个小镇。它不是行政镇概念，也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在现有农民房子基础上重新规划，修建道路和基础设施。房子实在不行的，就跟农民商量，或出资帮他们修。这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合作生产经营。农民用土地入社，华润出资和农民一起组成合作社，调整品种，改变种植方式，进行规模化、经济化的种植。农产品拿到华润的超市系统卖，或者销售到香港，价格很高，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村生产水平。这是从公益事业开始发展的合作生产基地。形成规模后，华润把初期的投资退回来，完全由当地农民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企履行责任不是图回报，而是自然地形成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造福全社会。

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道路。必须重点把握好三个问题，也是我们未来国企改革一定要把握好的重点。

    第一个问题，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前提，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要保持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是宪法规定的。

    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长期以来存在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能不能搞国有企业。过去有一种观点叫国有企业低效论，认为国有企业肯定搞不好。理由是“拿别人的钱干别人的事肯定低效”。国有企业就是拿别人的钱干别人的事，听起来这个观点好像有道理，但是在现代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有多少人真正拿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即便是私人创业者把企业做得很大，一直拿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也必须要有职业经理人帮他管理。这种说法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不攻自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等。

    十八大以后，中央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态度非常鲜明。习总书记做过多次关于国企的重要讲话。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是否搞好，关系到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杀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能让这些言论搞乱人心，釜底抽薪。

    我们要明确深化国企改革的既定方向：

    第一，要坚持基本的经济制度。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结构、方向等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变化。

    第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用行政方式，而要用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和手段管理国有企业。我们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要面向国际市场。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就很难做强做优做大。改革就是要提升企业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的能力，形成参与、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与市场经济更好地融合。

    第三，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做好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在“啃硬骨头”的奋斗中，为企业注入了创新活力和创造实力。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优势。

    我们的国有企业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积累。通过经济资源直接创造价值，通过政治资源解决公平问题、更好地调动积极性。

    下一步推进改革有三个重要的原则：

    体制方面，要建立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使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组织领导核心、政治核心充分发挥。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完善。

    机制方面，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活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

    在结构方面，要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经济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牢牢把握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中的国企比重进一步提升，国有经济主要的经济指标协调平衡，投资效率和运行效率上升。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沿革

     我们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管理（1988年之前）。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各部门直接管理甚至经营国企。当时国企改革的目标是放权让利、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改革由承包制走向生产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探索阶段，客观上要求解决国家如何管理国有资产的问题。

    第二阶段，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1988年~1998年）。1998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统一负责国有资产管理，主要特点是把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职能，从政府的行政职能和一般经济管理职能分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进行授权经营的探索基础上，一些地方尝试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当时还进行了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但没有从体制上解决国家如何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权的问题。

    第三阶段，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孕育阶段（1998年~2003年）。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政企分开。当时国企都有政府主管部门，如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等等，“分开”非常困难。1998年，国务院撤销了冶金、机械、化工等9个部委，改成隶属于国家经贸委的9个工业局，还成立了两个行业总会，即纺织业总会和轻工业总会。剥离部属企业，改为行业管理。再后来又撤销局，改为协会，这就实现了彻底脱钩。

    同时，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分级管理、授权经营、集中监管、行业体制改革，加强监管等方面都做了重要的有益探索。此后，又出现国务院一些综合部门对国企管理“九龙治水”的问题，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被肢解，主体责任不明，不落实。

    第四，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确立阶段（2003年至今）。为了解决“九龙治水”问题，落实国有资产主体责任，党的十六大决议明确提出，“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干管理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至今，是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确立的阶段。第一，确立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作为出资人代表的体制。第二，建立并形成了一整套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包括统计评价、产权管理、业绩考核等等。第三，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过去的重组只能局限在原系统中，现在则跨越了这个系统。第四，在中央企业开展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第五，推进了规范董事会的建设。

    在改革中，实行了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责任、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各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横向比较

    最近我们与国际经合组织（OECD）合作，研究了各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世界很多国家也都存在国资体制的问题，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拥有那么庞大的国有资产。在研究中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委托代理链条比民营企业更长。因此，必须理顺政府、出资人机构、董事会、管理层等治理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理顺关系，才能确保国资监管智能履行，符合全民利益。

    当然，各个国家国情和监管模式有所差异。大家认为，第一要清晰划定权力边界，减少外部力量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干预。第二，严格区分政府角色，避免出资人监管机构同时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第三，务必确保专业高效，要求出资人监管机构具有相应的企业法律、财务知识和管理技能。

    我们认为，从任命董事会成员，设置并监督企业业绩目标，重大事项投票权这个角度出发，从国资监管的三项核心职责角度出发，可将世界各类企业分成五种模式：集中模式、双轨模式、双头模式、分散模式、协调模式。

    从集中模式来看，它的优势，一是有利于整合企业的运营、财务、法律等资源，形成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责的专业化知识库存，有利于在国企治理委托代理链条上有效传递政府期望，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职责。有利于建立与市场规则相融合的统一的出资人监管标准，使国企成为真正市场主体。二是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使其他部门制定宏观调控和行业发展政策时，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营造更加公平的环境。OECD专家也一致认为，所有权的集中行使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时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因素。

    OECD于2005年发布、并于2015年重新修订的《中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强调，所有权应该由一个集中出资人机构统一行使。如果无法实现，也应该通过协调机制来行使“出资人机构应该具备有效履职资质和能力，统一对国有企业进行标准化管理，实行政府出资人监管职能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彻底分开，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可以发挥专业出资人的集聚效应，从而提升管理效力，强化问责，提高企业经营业绩”。这些都是我们在完善我国国资监管体制过程当中需要继续坚持的。    

国企改革的中国治理模式

    30多年来的国企改革，已经探索形成一套符合基本经济制度要求，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国资监管体制。有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监管体制。我们的监管体制，是由出资人机构集中统一监管，它的重要特征是以管资本为主。另外我们还要探索国有资本的授权经营，集中统一管理，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两类公司”。

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是以国资委为主体，根据授权对国有企业出资人履行监管职责。政府管理部门，对包括国企在内的各类企业实施公共管理职能。未来我们国资委管的企业，应该有少量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投资公司通过开展投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另外还应该有少量的国资运营公司，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这类“金融公司”可设立20-30家。它们下面会有很多实体企业，还会有几十家产业集团。

现在改革国资体制争论很多，例如淡马锡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淡马锡是可以学习的，但不能将它简单照搬到中国。淡马锡的规模还没有神华一家企业大，甚至好几个淡马锡都赶不上招商集团的规模。很多企业不用改成投资公司，有的产业国家必须要做。国资监管是出资人的监管，政府监管是公共监管。这就是我们国资的一个模式。

我们国资委现在搞试点，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已经设立中粮、国投、神华、宝武、五矿、招商、中交、保利为运营公司试点企业，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管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

    关于投资公司的改革，主要是六个方面：第一是搞好战略定位；第二是梳理好产业格局；第三是管控模式，形成小总部、大产业格局；第四是实行市场机制；第五是资源优化，该退则退；第六是党建保障。

    第二，完善公司治理。要建立健全权责对等，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决策支持监督机制。在改革中我们强调：董事会中外部董事要占多数，要落实和维护董事会职权，要加强董事会内部制衡。我们2005 年就开始进行完善公司治理的试点工作，对宝钢等国企进行试点，取得了突出成绩。

    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的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权利。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有一句话“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我们要通过试点抓落实。国有企业董事会将行使以下权力：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权；高级管理人员选聘权；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权；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权；实行工资总额备案制管理；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

这一项改革力度很大。不少人问，怎么处理董事会和党的关系？比如总经理的人事任命问题。我们的意见是，董事会选聘总经理，由党组织推荐，董事会选择，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改变过去经理班子成员由国资委任命的办法。现在正在搞这方面的试点，董事会提出人选，国资委党委要讨论并提出意见，再交由企业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和企业党组织考察，最后向董事会推荐并由董事会选择。

最后，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这对国有企业非常重要。国企党组织要在企业中发挥政治领导核心作用的具体体现，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企业所有决策可以分类，不同的问题是在党委会讨论或在董事会讨论，党委会是给出明确意见还是方向性意见，过去党委讨论确定人选，而现在是指出董事会提出的名单中谁不行，方式改变了。这些要非常明确，能够操作。

国企治理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是用人。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应当发挥什么作用？就是要“确定标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这也是中央文件里写得清清楚楚的，这些问题都是从党内的法规政策和行政上的法规政策实现非常好的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改革关头勇者胜；改革要扎扎实实干，想入非非不行，哗众取宠不行，蜻蜓点水也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要继续坚定不移实现改革目标，风雨无阻，勇往直前。我们要按照这一精神，把国资和国企改革向前推进。

 （编辑：季节）

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作用日益凸显

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家拥有的、国家控制的、或者其他国家影响的企业，在本报告中简称为“国有企业”（state enterprises），正日益在全球市场中与私营企业竞争自然资源、中间产品、消费者市场、创意和投资机会。这样的企业在大多数经济体中一直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传统上，国有部门面向国内市场，并且被认为其经营绩效较为落后。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显示，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已经成为显著的存在，而且时至今日，一些国有企业已经位列于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中。

2010-2011财年，在福布斯榜上的2000家全球最大企业中，约10%为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企业的销售额接近全世界国民总收入（GNI）的6%，并且超过一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如德国、法国或英国。在2012-2103财年的2000家全球最大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可能已经上升至14%。在2011年《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比例高达19%。研究还发现，这些企业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十年中劲升，国有企业的收入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比例从2000年的6%上升至2011年的20%；相应地，国有企业的就业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份额从19%上升至30%。

这种被一些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新趋势，已经引起了媒体、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的关注，并且导致了要求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公平竞争”（levelling of the playing field）的呼声。最近关于国有企业的高度敏感性，至少部分是由国家经济通过贸易深化和投资联系，以及国际供应链扩散而日益增加的相互关联性所推动的。今天，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是那些主要面向特定的国内企业和产业的政策，都更加容易地扩散到整个经济并跨越国家边界。另一个因素是一些有着重要国有部门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年来出现强劲增长与贸易扩张，以及通过一些深思熟虑的政策来支持它们的国有企业对外扩张。

据估计，国家所有制在大型新兴经济体中是最突出的（尽管不局限于大型新兴经济体），在2000家世界最大企业中已经确认了204家是国有企业，其中70家由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有，其次是印度（30家企业）、俄罗斯（9家）、阿联酋（9家）和马来西亚（8家）。这些国家也往往在其国内最大的企业中拥有国家所有权的最高份额。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之后，国有部门占比与新兴国家相比明显小了很多，但在少数工业化经济体中仍然保持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网络型产业（能源、电信和交通）和银行业中。国家所有权突出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挪威、法国、爱尔兰、希腊和芬兰（见图1）。

图1 各国最大1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注：图中数字是指国有企业占该国最大10家企业销售额、资产和市值的百分比的等权重平均值。本图仅显示平均值超过10%的国家。

资料来源：Kowalski等，2013。

几个基本上处于国际竞争的行业，包括自然资源、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有着较高的国家所有权比重。这些行业包括煤炭与褐煤的开采及采矿支持活动、土木工程、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原油与天然气开采、电信和金融服务等等。这些行业中的许多环节在国际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的上下游角色。

由于缺乏一致的企业级数据而无法对国有企业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重要性做一个精确的评估，但许多有着很高国企比例的行业是密集贸易型的。据估计，世界最大国有企业中的大约90%都至少有一个外国子公司。Gestrin 和 Shima (2013)的计算表明，在全球国际并购中，涉及到政府全资企业的比例从2005年的5%上升至2014年的约10%。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有企业在国际活动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且不断增长的部分。

一些有着最高比例的国有企业的国家也是重要的贸易国，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它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和最大的出口国，占了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大约10%。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讨论国有企业的跨国效应时，会常常聚焦于中国。然而，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比紧随中国之后的7个国家（阿联酋、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巴西）占据了全球商品贸易的另外10%。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在其国内10家最大企业中平均至少有5家是国有企业，它们加起来占了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大约20%。

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

建立和保持国有企业有其合理的经济原因和非经济原因。它们在经济中的角色因国家而异，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体系、资源禀赋和结构特征。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影响（以该国国有企业的比例来衡量，简写为CSS）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反而较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纠正国内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促进经济发展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对企业的控制，以及给予其中一些企业或明或暗的经济优势。

例如，在具有规模经济和重要外部性的产业中，国家垄断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因为当产出由私人垄断生产商来供应时，不会达到最优的社会效率。这样的“自然垄断”经常存在于那些需要一个连锁供应网络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例如供电、供气、铁路）。

国有企业可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有益品（merit goods）的有用工具，而在社会最优水平下的竞争性市场不会供应这些产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边远地区提供邮政服务，这通常在商业上是不可行的，因此需要由国家来运营。

国有企业也被用来推进那些在经济上认为可行、但不能通过私人投资而发展起来的产业。当新生的产业伴随着不能纳入定价策略的外部性，或者当信息不对称、资本或保险市场不完善时，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投资这些产业。而当这些产业有正的溢出效应时，国家来填补这个投资缺口也许是社会最优的。事实上，人们常说，发达国家许多现在成功的私营产业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成功，至少在部分上要归功于国家投资或其以前作为国有企业这一条件。

有一些经典的专门案例表明，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干预，会产生比没有管制、或管制较差的竞争性市场更好的结果。然而，还是存在一些原因，使得一般的商业性国有企业比起它们的私营对手来，也许效率要低一些。例如，在政策和行政当局变换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追求的目标往往是模糊和短暂的。这些国有企业比起私营企业来，有着更少的预算约束，享受着政治性激励的国家资助，而且不受破产规则的处理。国有企业也更容易因政治动机的原因，屈从压力去录用管理层或员工，而不是出于商业需要或资格认定。比起国有企业由政府进行的监督来说，民营企业的股东更倾向于内部化监控的成本控制，并进行更高效的管理控制。

不同国家的公众，对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各个国家与国有企业治理有关的国内规则可能不同。此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国内规则，即使它们存在的话，当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时是否也以国内类似的方式执行？事实上，一些国家可能会有意支持其国有企业在海外追求商业或非商业目标，以损害它们外国竞争对手的利益。在国有部门管理中尤为重要的披露与透明度，在国际环境中也会更加成问题。

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给予国有企业国际活动以金融或监管照顾[1]，这也许是和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不兼容的。这一涵盖160个国家、包括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多边贸易体系，有着双向的市场准入和在非歧视性条件下的其他义务及市场原则。同时，建立和运营国有企业仍然是WTO成员的一个主权选择。因此，也有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来确保国有企业根据市场原则运作的贸易和投资，不受到过分的阻碍或歧视对待。

现存和新兴的国际规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全球参与者的出现导致了一些对应的诉求：一方面，尽量减少任何潜在的反竞争效应，另一方面，抑制对它们过度的保护主义。然而，尚不清楚这是否能够通过国际协调和促进国内改革、准则和软法（soft laws）[2]，或是通过附加的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而更有效地得以实行以解决。一方面，国有企业经常追求的公共和经济发展政策目的，也许不容易让它们屈从于国际层面更为严格的管制。另一方面，一些相关的国际规则已经存在，最值得注意的是在WTO以及一些区域贸易协定（RTAs）和双边投资协定（BITs）中，还有一些新的规则正处于谈判之中。

此外，所有WTO的义务（例如，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原则或对进出口限制的禁令），通常是约束政府而不是企业，但如果在一场WTO争端中，投诉人能够证明这些企业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行事，则可以将约束应用于国有企业。这些规则是在当年国有企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或是集中于衰退行业或特定行业时制定的。因此，它们也许不能足够有效地来确保今日所观察到的具有全球性活动特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性行为。

例如，在WTO中，在决定一个企业能否被认为是一项补贴的授予人时，国家所有权是一个相关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一个改善的潜在领域可以是制定规则，其中投诉人不再需要证明某些企业（如大多数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类似的，关贸总协定关于国家贸易企业（STEs）的第17条[3]，在其目前的解释中，仅仅考虑了一个狭窄定义的企业群体，即“排他性授予或特别权利或特权”和参与了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贸易伙伴的歧视。因此，国有相关企业，在不能证明其被排他性授予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从事其他形式的反竞争行为的情况下，哪怕其行为可能是扭曲贸易的，也不认为是国家贸易企业（STEs）。

WTO规则的另一个重要空白是缺乏针对在服务业中的补贴的一般规则，而在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SCMA）规则中针对商品领域是有一般规则的。考虑到国有企业在服务业中的重要存在，以及在商品部门与服务部门之间观察到的垂直关联，这可以视为是一个重大遗漏。

所有这些例子都为WTO规则的最终修订提供了线索，但是国有企业、贸易与竞争或投资的主题目前不在WTO谈判的议程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最近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和双边投资协定（BITs）包括了关于国有企业的具体条款，试图填补现有多边协定的空白。一些协定明确指出，其规定同样适用于某些特定定义的国有企业，澄清一些在WTO语境中的定义缺陷，或包括一些额外的国有企业专门的规定。

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传统上面向国内市场，并且往往在商业绩效上落后于私营企业。今天，国有企业突显于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列，而且是一些国际化竞争和垂直关联经济行业中的重要参与者。许多以大型国有部门为特征的国家也是重要的贸易国。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国有企业干预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优于不受管制的、或监管较差的竞争性市场。尤其是在经济和制度发展的较低阶段，纠正国内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和促进经济发展，也许需要控制或支持特定的实体。关于这些企业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不同认识，一些国家支持其国有企业在海外追求商业或非商业目标。实际上，新发展主义（neo-developmentalist）途径所产生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它意味着受到补贴或保护的产业参与到全球市场中。一些比较成功的国家，使用给予了优先支持的国有企业的出口业绩，作为成功和值得继续得到支持的一个指标。从该国当局的角度看，这可能有完美的经济意义，但在国际环境中，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会引发国外的强烈抵制。[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有企业作为全球玩家的出现，导致了呼吁反思如何尽量减少潜在的反竞争效应，抑制可能直接针对外国国有企业不适当的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国际协调、支持国有部门的国内改革、软指引和法律、或者更多结合国际规则是否能够改善状况，目前还没有定论。

一些相关的国际规则已经存在，最值得注意的是，在WTO规则以及许多近来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中，还有一些新的规则正在谈判之中。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可能产生的重要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在这些谈判中可能达成的任何新条款，不仅对于相关各方，而且对于第三国，及对未来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与投资协定的形成，都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编辑   季节）

作为中国中信集团旗下从事国内外工程总承包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设）是中信集团执行国家海外战略的重要平台。凭借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增强文化互融，中信建设已经在海外工程承包领域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强势品牌，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2015年，中信建设在美国ENR评选的250家顶级国际承包商中排名第52位①。

谈及公司品牌塑造之路，中信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义利合一的特色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中信建设品牌国际影响力，是中信建设深耕海外市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该公司在服务国家海外战略中追求大义小利，在经营拓展海外市场中践行先义后利，在处理“联合舰队”关系中坚持重义轻利，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求义忘利，强调守约、创新、重义、共赢的核心价值观，铸就了中信建设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

独创联合舰队“抱团出海”模式

中信建设独创联合舰队“抱团出海”模式，在非洲、拉美、欧亚、中东等地区开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

 “联合舰队实际上是整合国内外的融资、设计、装备制造、产业、工程施工、物流、运营等各类资源形成统一的项目实施主体，为项目提供一揽子服务。”中信集团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任霞表示，这种模式不仅免除了业主单位多方接触、多方协调的繁琐工作，也有利于根据业主的资源、禀赋和特点，从合理有效推进项目的角度出发，安排有针对性的商务解决方案。此外，这种和业主密切合作的商务模式，非常有利于和项目所在国的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持续深度开发市场，也有利于创造其他商业机遇，帮助相关企业“走出去”。目前中信建设已经在海外工程承包领域形成自己的品牌，影响力日益提高。

中信建设在伊朗开展的德黑兰地铁1、2号线工程，德黑兰市政项目，扎兰德焦化厂等项目均已竣工并且交付使用，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为伊朗的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改善、环境保护以及居民就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1995年3月，在中伊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中信集团和德黑兰城乡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独立承建德黑兰地铁1、2号线工程。该工程第一段2000年开通，2001年正式完成，是我国承建的第一条按照国际商业运作的地铁，40公里运营线全部是中国制造。

2015年10月23日，中信集团与总部基地全球控股集团（ＡＢＰ）签署合约，宣布中信建设将承包总投资额17亿英镑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工程。据介绍，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建筑面积为470万平方英尺，为伦敦东部振兴计划中的旗舰项目，将创造３万个就业机会，为英国经济贡献约60亿英镑。

中信建设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中信建设的首个英国项目，该项目将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开发商在英国单体开发的最大绿地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英国第一个采用混合经济模式合作开发的超大型项目。该项目预计2017年年内将建成６万平方米的办公大楼，14万平方米的一期工程将于2018年完工，整个项目预计在六至八年内完工。

深耕“一带一路”市场

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信建设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均有项目正在实施，与其他相关国家的一些合作项目也在洽谈中。

如今，中信建设不仅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在国政府重点关注的工程服务商之一，而且成为了我国实践“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先锋队”。

其中，中信建设承担的乌兹别克斯坦德赫卡那巴德钾肥厂项目获得乌总统的高度赞扬。总统称赞该项目是中乌双方合作的典范和中亚的品牌项目。

据了解，德赫卡那巴德钾肥加工厂项目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以南550公里，是一个以钾石盐为原料、年产20万吨氯化钾工厂的EPC项目，也是中亚地区的第一个钾肥加工厂项目。该项目于2007年7月28日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内容涵盖从设计、设备材料采购运输、土建、设备安装以及生产线调试直至达到合同规定的各项生产指标，合同总金额为4390万美元。整个项目包括工艺装置、公用工程、辅助工程及生活设施共计60个子项，涉及20多个专业。

然而，从合同签约之日起，一个又一个挑战纷至沓来。紧张的工期是第一大挑战。由于中乌钾肥加工工艺技术存在差异，中信建设因此不得不两次更换设计单位、三易其稿。等到2009年5月第三版初步设计获得有条件批准的时候，此时距离总承包合同竣工节点只剩下不到15个月。不过，最为关键的挑战是项目工艺设计和设备整合的实际验证，这项工作国际上尚未有成功经验。

最终，经过整整一年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中信建设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部工程任务：从总面积逾20万平方米的基础开挖，到厂房建设、整套工艺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直到成功生产出产品，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展示了高超的工程组织能力和工作效率。在整条生产线建设过程中，中信建设完成了重要解决方案70项，小项改造超过100项，创下了国际钾肥厂从建设到投产的最快纪录。乌兹别克斯坦业主和项目相关各方纷纷交口称赞，认为中信建设完成了让人无法想象、不敢相信的奇迹。鉴于中信建设在该项目的卓越表现，业主又将乌兹别克斯坦钾肥二期的项目交由中信建设独家实施。

2016年，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成功签约哈公路改造项目。这条联通中国西部和欧洲西部的“双西公路”，将通过中信建设人的改造升级，肯定会成为中哈两国友谊的新象征，也将这条曾经的丝绸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2010年6月，中信建设联合体作为总承包商，正式签约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塑料厂道路沥青装置交钥匙项目，合同工期22个月，总合同金额2.6亿美元。这是中信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合作实施的第一个非资源领域的项目，也是哈独立后兴建的第一座现代化石油加工厂。2013年12月，该沥青厂项目竣工投产，其所产沥青不仅满足了哈国道路建设的需求，还实现了向周边国家的出口。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该沥青厂项目竣工仪式上说：“感谢中信帮助我实现了建成哈萨克斯坦自有沥青厂的愿望！”

积极融入伊朗市场

伊朗古称波斯，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如今，伊朗仍是联系亚欧大陆的重要陆上和海上贸易通道，并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同时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及非石油产品出口市场。

与此同时，伊朗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市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虽然联合国解除了对伊制裁，但美国仍然禁止本国企业和个人与伊方合作，而大部分欧洲企业也担忧制裁卷土重来，对伊朗市场持谨慎观望态度。在此背景下，伊方通过加强与中资企业合作，缓解本国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困境。以地铁为例，中资企业的加入，不仅帮助伊朗完成了西方公司撤离后留下的“烂摊子”，还提升了伊朗自主生产轨道车辆的能力。

2016年8月16日，两年一次的中伊联委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旨在落实两国领导人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共识，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双边贸易投资，深化能源和基础设施互连互通以及金融合作。然而，此时中伊经贸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伊朗的国际环境日益改善，但相对于制裁期间中资企业的一枝独秀，在后制裁时代，中资企业的相对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甚至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难。

中信建设总经理助理、中东区事业部总经理何男认为，由于中国和伊朗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中方在一些项目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中资企业在伊朗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声誉。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伊朗在很多领域已经离不开中国的技术和产品。

“中国和伊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提出能源是压舱石，互连互通是着力点，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是指南针，金融是助推器。”何男表示，中国和伊朗在金融合作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中资企业在伊朗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何男同时表示，考虑到伊朗独特的国内政治环境，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波斯商人的特点，中国企业将来在伊朗面临的挑战更多、更大一些。在他看来，尽管凭借以往深度合作的成功经验，加之政府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但中资企业重新进入伊朗市场仍需要积极应对。

一方面，要加大对伊朗的投资力度。以前中资企业融资多、投资少，除石油行业、一些制造企业以外，在环保、交通领域都没有太多的投资。因此，以投资带动中国的产品和技术，进而稳定在伊朗的市场份额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在工程承包领域要继续以投资、融资为业主提供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同时，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采取属地化经营策略，适当规避西方再次制约的风险，在项目选择、经营模式上要注意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

此外，还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中资企业相互协调、避免恶性竞争的管控机制，在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加强各行业、各领域的协调控制。

做负责任的国企表率

中信建设秉承“造福一方大众，建设美好未来”的发展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增强项目所在地的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乡村公益计划”是中信集团在缅甸实施公益项目的有益尝试。2014年，中信集团与缅农发部签署了“关于推进缅甸乡村公益计划项目的谅解备忘录”，该项目旨在帮助缅甸边远地区的村庄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不仅为缅甸50个村庄提供农业发展资金，还将设立专门团队为农民引进技术和提供各类培训，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缅甸以来，中信集团先后完成多个有影响力的合作项目，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缅甸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称赞。

中信百年（安哥拉）职校，由中信建设发起并投资，与中国“百年职校”联合在安哥拉境内创办的第一所公益职业技术学校。该校坚持纯公益性的办学宗旨，招收当地16-25岁的有志青年，为他们免费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并免除他们的食宿等一切费用，学员毕业后不仅可以获得安哥拉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还可以得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早在2005年中信建设进入安哥拉市场之初，由于当地职业技术缺乏，安籍工人只能从事“力工”岗位。时任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暗藏的发展陷阱，因为她深知中国企业要想在安哥拉扎根，属地化经营将是必由之路。为此，中信建设从项目实施的一开始就下大力气对当地员工进行职业教育，从原始的“师傅带徒弟”，到专门组织“学习班”、“技能培训课”，中信建设不断创新技术培训方式，为当地技术人才的发掘和成长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任霞表示，在安哥拉，中信百年职校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影响，对项目的带动作用也非常积极。中信建设还计划将百年职校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在缅甸第二所海外百年职校将于近期建成。

实际上，人才培养只是中信建设帮助非洲健全“造血”功能的一部分。在进入安哥拉市场后，中信建设不仅承建了包括K.K.新城在内的12万套社会住房项目，还实施了2万公顷农业示范区项目、地质调查项目、罗安达城市总体规划项目等多项惠及民生的重点项目。

在上述一系列项目建设过程中，中信建设自主投资建立了多处工程物资加工厂站，当地没有碎石就投建碎石厂，没有门窗就购进铝合金门窗生产线，没有苗木就建起现代化的苗圃大棚……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大型国企，中信建设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投资项目，而且通过工程项目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换代。

近年来，中国企业纷纷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但由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环境并不理想。有部分企业唯利是图、违规经营，导致那些有责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形象受损，处境十分尴尬。

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地位，中信建设的“法宝”就是践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即在国际合作中注重利，更注重义，坚持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必要时舍利取义的理念。在具体实践中，中信建设每到一个国家，都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践行“义利合一”的义利观，树立负责任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编辑整理 宋斌斌）

“棋眼”者，一招落子，满盘皆活。我们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企，不仅仅是出于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也是纾解当前经济困难、让中国经济浴火重生的战略性选择，应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棋眼”。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辨析

西方理论渊源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概念都来自西方，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采取的短期管理手段。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西方国家希望减少危机带来的震荡，“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义主张需求管理，认为社会有效需求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对策是政府“放水”，即通过举办公共工程、社会福利、加强二次分配来扩大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认为，可以不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仅仅通过再分配就消除危机，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不同。

需求管理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创造了条件，20世纪40至70年代是西方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时期，这在西方历史上是罕见的。但是，需求管理改革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的机制和根源，仅仅是推迟了它的到来，“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顽强地发挥着作用。1973年开始，西方国家又陷入“滞胀”困境。

在“滞胀”面前，经过几十年和平发展又一次壮大的垄断资本力量，推动“供给学派”走上历史舞台。“供给学派”把“滞胀”归结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认为是需求扩张导致了政府债务缠身、福利负担过重、企业缺乏竞争力，转而采取降低税收、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削减社会福利、鼓励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等措施，由于这些措施都是着眼于生产领域，故而称为“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有三点：一是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只要抓好供给，需求就能够自动适应供给，从而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二是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的质量和效率；三是自由市场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其中，第二点是我们认可的，但第三点并不成立。很显然，“供给学派”的主张隐含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一前提。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西方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应对经济危机的不同政策主张。由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限制，这两种方式都是仅仅从供给和需求这些表象出发，而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同时，它们使用的主要手段是财政、货币、税收等间接调控手段，而并没有触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分配方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这两种办法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只属于“对症治疗”，即“治标”，仅改善一些症状，但不能消除病因，而且在治疗症状的同时还可能造成“药物依赖”，甚至埋下更严重的隐患。具体地说，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只刺激总需求，而没有改变分配关系；虽然通过“雨露均沾”起到了缓和国内劳资矛盾、扩大总需求的作用，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措施通过政府举债和剥夺第三世界而维持，不具备可持续性。需求改革的措施，还阻碍了“资本消灭”的过程，导致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并未从低利润率的脆弱状态中恢复。供给学派也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放松管制加剧了经济金融化；削减税收和福利，实质是劫贫济富、劫公济私，打破了20世纪40年代之后形成的资本和劳工力量的平衡，导致两极分化扩大。通过发行货币和扩大债务刺激经济，形成高杠杆率。在难以调整一次分配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二次分配维持高福利，以致造成福利陷阱。这些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第三，对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要脱离“非凯恩斯主义即供给学派”的陷阱。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导致在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两者中非此即彼的认识误区。他们把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简单归结为“凯恩斯主义”，认为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并顺此推导出：“需求侧改革是短期措施、供给侧改革是长期措施”、“需求侧改革就是政府干预、供给侧改革就是发挥市场作用”等定义。而没有看到，这两种办法在根本上都没有解决西方的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存在的困难并不是市场经济自身周期性运动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同缓解今天的经济困难是背道而驰的。

第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理论依据包括：1.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中，生产起基础性作用，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和消费方式。2.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导致产能过剩；3.劳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需求不足。近年来，后一个问题已经开始缓解，目前最突出的矛盾在供给侧，供给侧的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在居民需求升级的情况下，供给水平适应不了需求的变化。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有纠正偏重需求刺激倾向的特征。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较重视货币总量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房地产金融化以及信贷扩张，这些办法有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但目前已经遇到瓶颈，并且带来一些副作用。目前应强调：1.不再依赖放松信贷、货币等总量工具刺激经济，更加坚持综合平衡；2.在重视总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结构优化；3.不能否定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和公共产品社会福利投入。

第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改善供给质量的确是当今需要高度重视的，但我们和供给学派有两点重要不同：第一，不搞私有化和绝对市场化；第二，不割裂供给和需求、不搞休克疗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适当扩张总需求，但扩张总需求的主要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减少震荡。要防止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休克疗法，特别是对国企搞休克疗法。

第七，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要抑制和纠正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避免资本周期性运动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波动，实现以人的真实需求为目标的生产。

第八，当前经济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薄弱。二是在实体经济内部，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的领域和环节薄弱，一般竞争性领域和环节过剩。三是在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物质要素的供给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是高水平人力资源的供给欠账较多。在需求方也有结构性问题：一是当前群众需要最迫切的不是一般竞争领域的消费品，而是医疗、教育、生态等公共产品；二是需求体现出阶层分化突出：高收入群体有超强购买能力，但无法在国内满足。中低收入群体还有大量的基本需求、公共消费需求尚未满足，但购买力有限。可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不同，都需要国家和市场同时起作用，特别是要补上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公共产品短板，还要稳定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为转型升级打下人力资源基础。劳动性市场不是流动性越强越好，最有所谓工匠精神的德国和日本，都是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比较稳定的国家。

做强国企是稳增长的出路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当前稳增长调结构的必然出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公有制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必然选择有以下几点：

首先，治理市场盲目性、应对和抵御经济危机。当前我国经济遇到的实体利润率下降，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是由于产业结构分散化、碎片化无序竞争造成的。例如1998年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一部分行业下放地方，有色、稀土、煤炭等资源类行业的集中度降低，促进了产量快速增长，但是也增加了对低成本竞争发展方式的依赖，导致了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今年以来，煤炭、钢铁、有色等部门通过行政手段联合限产，取得一定成效，利润率有所恢复，但在产业结构分散的情况下，这些做法的效果还是有限的，只有提高产业集中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其次，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要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一个关键是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在国际上同世界一流企业开展竞争。要加强创新，关键是补上基础性科学技术和共性技术这个短板，发挥大型国有企业集中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扭转目前科技创新力量分散、内耗严重的局面。要在国际上增强资源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话语权、定价权、标准制定权，也要求继续打造一批特大型企业集团。

再次，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当前，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其主要原因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国企垄断、政府管制过多”，而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缺乏优质的投资标的。只有加强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带动性的先导产业，才能够带动民间投资发展。

最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公益性国有企业（包括公共服务机构）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有利于补充我国当前公共消费不足的短板，降低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费用负担，加强互联网管理、坚守互联网阵地，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长治久安。

做强国企的路径选择

当前，党中央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政治决心已经充分表达。面对现实存在的对改革道路的不同主张，一方面要继续澄清全盘私有化等主张，另一方面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企的数量指标、具体领域、实施路径和政策策略。

首先，建议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地位，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当接受人大委托、对人大负责。建议每年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要听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履行政治、经济、社会责任的情况。

其次，以产业重组为突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后，经过第一轮产业重组，形成了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当前产业集中度过低是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困难的基础性原因。例如，我国煤炭行业集中度是世界五大产煤国中最低的，产量最大的4家企业产量之和仅占全国产量的17.6%，而美国为67%、澳大利亚为57%、俄罗斯为96%、印度前两家的集中度为82%。我国每一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几乎均低于美国。产业重组由外资主导对国家安全不利，民营资本没有足够实力，进入某些公共领域也会遇到是否代表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国企能承担这一责任。当前实体经济疲软，是实行国有化、以较低价格收购资产和矿权、土地等资源的有利机遇，以提高产业集中度。

第三，发挥国企作用，打造战略性先导产业。瞄准未来几十年可能成为高科技先导产业的部门和技术，依托现有国有企业或新建企业，集中资源协作进行科技攻关。以行业内龙头企业为主，组建协同创新公共平台。

第四，在民生短板领域加强国有企业作用，以增强群众对国企的认同感。在医疗、住房等矛盾较突出的领域发挥国企作用。设立中国基本药物集团总公司，把公立医院使用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医保药物实行定点生产、直接统一配送到医疗机构，按成本价保本微利销售，以调控全国药价。在房地产泡沫存在的地方，在紧缩房地产信贷的条件下，由国企收购空置住房，作为廉租房或公共租赁房，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和青年职工等的住房问题。

第五，在新疆等特殊地区发挥国企作用，实施更为积极的就业政策。由于大部分居民处在流动的原子化状态，当前新疆等地社会管理压力巨大。如果在基层大量举办具有福利性的社会企业，不以盈利而是以容纳就业为主要目标，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它们将被打造成为社会管理和稳定的有利平台。

《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国企角色》是2015年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发布的一份专题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是OECD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或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首次回应。

OECD的这份研究报告源于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国有企业和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研究项目，其国际背景是，国际社会认为，在计划经济式的“国家主义”和奉行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都遭遇了重大挫折后，转而发现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或许会更好。用学界的语言来说，这正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林毅夫所研究的“新发展主义”（neo-developmentalism）或者“新结构主义”（neo-structuralism）。

本报告的内容主要回答了关于国有企业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有企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各个国家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背后的原因和差异何在，成功需要哪些条件的配合？以及在新的历史阶段，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政府应该采用什么支持作用？

本报告在系统论述关于国有企业作用的既有研究与争论的基础上，对新加坡（及一些东盟国家）、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进行了国别案例的详尽分析，并对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所面临的环境与挑战进行了客观陈述。

学界大多了解，尽管OECD是一个西方主导的组织，但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客观，正如OECD副秘书长Rintaro Tamaki在序言中所说，“经合组织的使命就是推动政策以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我们称之为通过我们的工作使‘更好的政策为了更好的生活’（Better Policies for Better Lives）。我们与各国政府合作来鉴定好的政策以支撑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凝聚社会和保护环境。对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优先目标，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更为重要。”

就我国而言，毫无疑问，中国的国有企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处于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颇多，而近年来社会舆论否定国有企业的声音长期占上风。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客观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向何处去？OECD的这份报告对厘清这些问题恰逢其时，读罢报告，颇有些拨云见日的感觉。

首先，对于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书中通过国别案例比较，事实上回答了在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要实现快速工业化，只能依靠国有企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阐述、印证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报告中写道：“从这组国家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对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发展）的有效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政府采用追赶型工业化战略，当时很有可能没有国内企业可以填补这一空白，而且这个国家很大，对外国投资者的参与也有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建立国有企业来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如果政府的志向是沿着许多类似国家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前行，就相对容易制定战略，并明确国有企业各自的目标来实现这一战略”。

而对于国有企业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之后所遇到的角色变化，报告中的分析亦较为合理：“当一个国家开始高度发达时，国有企业的有效性会变化，通常会减小。一般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低于可比的私人公司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效率因素通常是不那么重要的，因为除了国有企业的经营之外没有其他商业活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贫穷国家在其商业活动发端之时，对利益的考量在短期内通常都会大于对效率的考量。但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时，就会有许多问题涌现出来，要求他们去考虑哪些活动更适合于放在私营部门”。

其次，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或正在做的，国有企业剥离社会职能、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等方面，报告中的诸多案例都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例如，“新加坡模式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并没有让国有企业负担多重目标。在发展特定产业时，国有企业的角色是被清晰界定的，而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其他重要原则——如提供卫生保健和保障性住房则由政府独自承担”。另外，在管理国有资本方面，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淡马锡强调专业化管理和董事会的必要性，给予国有企业董事会足够的自治以履职，确保国有企业的监管和所有权清晰的分开，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国有企业聚焦于发展”。或许这能给我们更多指导。而在混合所有制方面，未来一个客观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可能国家不再控股，而巴西早已在这方面有所实践，能够给我们一些借鉴与启示。如，“巴西早期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是由国家主导，并通过完全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实现——在报告中称之为“国家企业家模式”（the state entrepreneur model）。……近几十年来，出于对国有企业效率的担忧，国有企业部门开始了公司化和公开上市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巴西有效地开创了一种模式（至少在新兴经济体中），即国家宣布放弃在许多国有企业中的控股权地位，但仍然保留做一个重要的少数股权股东”。

第三，报告对于中国国企“走出去”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国企近年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非议，而且在国际协定与谈判中，涉及国企的条款也越来越多。对于国际上提出的“竞争中立”原则，是当鸵鸟视而不见，还是积极了解、学习和应对？中国应该采取后一种态度。正如报告序言中OECD副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各国政府也许决定采用在纯粹国内环境中趋于完美的手段去干预市场，然而，如果考虑到企业竞争的国际化，外国竞争者也许面临着不公平竞争。这些外国企业对应的政府也许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进行干预，这将引发保护主义的反弹。在当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与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私营企业日益发生竞争的世界中，这一考虑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如何将国有企业作为发展工具的同时，确保不危害现有的全球竞争格局”。报告中着重讨论了“国际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对我们有着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报告通过对一些国家国有企业历史和现状的深入分析比较，给我们带来新的启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份报告通过很多国家国企发展的客观事实，厘清关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认识，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当下改革，对走向国际的中国国有企业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编辑  季节）

编者按：此文是OECD关于国家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在其中的角色的研究报告摘要。报告指出，该研究的背景是对已有的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华盛顿共识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反思。

报告倾向于同意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创造“新比较优势”，这应该成为发展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文中探讨了各国产业政策的主要类型（产业激励、贸易保护、金融与投资激励等），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条件、合理性限度。报告并讨论了新加坡、巴西、印度、南非四国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介绍了这些国家国企管理体制的特点。

国有企业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不是无可争议的。

产业政策落实于国家发展战略

本报告是国际经合组织（OECD）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或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首次回应。该报告起源于一项仍在进行中的关注于国有企业和包容性增长的研究项目。

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最近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人们对产业竞争政策和结构优先级政策的再思考；而在新兴经济体，对于企业部门的政策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讨论，其政策行动通常由改革目标所引导，落实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OECD长期以来的立场是当政策遵循了市场原则就会更有效果，以及政策应支持必要的结构化改革。然而，我们并非无视这样的事实，很多国家如一些亚洲政府依靠更多的国家干预获得了增长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那些依靠特定发展战略的政府需要反问自己几个问题，他们想成为怎样的干涉主义者。教科书上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市场有缺陷时需要政府干预——如果政府有能力去修复的话。但是一些政府所做的远超于此，例如在发展进程的早期去培育“幼稚产业”。经典的经济学分析认为，应用这种方式的国家需要选择那些从一开始就展示出竞争力的产业。然而，另一个近年来日益引起重视的不同学派的看法认为，比较优势并不是一个天赋的特性被开发出来的，而是通过有目标的政策和战略实施所发展出来的。

一旦一个政府已经决定了总体战略，就需要考虑如何去实施。在这一点上，各个国家实施做法有所不同。一些政府主要通过法律、规章和给予私营部门的激励来干预市场；另一些国家则采取一种更加“亲自动手”的方式，相当大程度上产业经济由国家所控制。本报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政府依靠国有企业来实现发展政策，这对于政府所有权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领域的标准设定是一个前沿话题。

国家在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相关理论与发现

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至少从最近的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人们对产业竞争政策和结构优先级政策的再思考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在发展中国家，结构改革历来主导着政策行动，并体现在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中。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有时还有专门且目标明确的“产业政策”着眼于培育产业的发展，并进一步考虑特定的优先发展领域的政策，以及（或者）优先发展个别的“国家冠军”企业的政策。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十年中是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产业政策复兴？其背景是对过去尝试的两种相互竞争的政策方法的普遍失望。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穷的国家，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非常低效的，因此自由放任的发展方式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在殖民主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很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的国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发展经济。这导致了政府拥有广泛的商业实体（包括通过国有化运动），国民经济与国际市场相隔绝，以及广泛采用计划体系。在经济学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国家主义”或“发展主义”。

然而，经济统制的方法大多未能带来预期的生活水平改善。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第二种可选的方式开始出现，相信市场机制，并配以结构性改革，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由于其信赖市场力量，因此鼓励大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贷款帮助和种种限制下实施大规模的私有化项目。

应当注意到亚洲经济体的发展成功（目前的中国，此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他们在其发展阶段的早期并没有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所有这些国家严重依赖国家干预来推动经济发展，一些情况下（尤其在中国和新加坡）还包括广泛的国有企业。

“国家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方法的明显成功，在经济学文献中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且引发了一个新的看法，通常被称为“新发展主义”或者“新结构主义”。这类研究不仅得到了研究拉丁美洲发展的经济学家的支持，而且之前也得到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林毅夫的支持。这类研究认为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是一股驱动力，同时国家还应该在市场上运作，并留意市场信号。

新发展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它拒绝了传统的概念即国家应该专注于那些自己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反而认为比较优势并不是给定的（可获得的自然资源除外），比较优势是被创造出来的，并且创造比较优势应该成为发展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第二，新发展主义认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学习过程，这是资本积累的一部分。换言之，即使有很多资金，一个经济体并不能立刻利用外国资本品并且期望能够以世界市场的价格来竞争。这涉及到一个循序渐进掌握新技术和生产流程的过程，意味着无论是阻止竞争的保护还是补贴这样的临时措施都是必要的。

即使是强烈的市场派经济学家们也承认，规模经济在特定的一些行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规模计数，是一种确实的市场失灵）能够证明政府干预是正当的。但是新发展主义超越了市场失灵的论点，认为：政府应当不仅仅只是移除障碍，他们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例如确定可行的发展道路。有一点应该明确，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旨在沿着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经济，因此关于发展路径并不是一团漆黑。在东盟国家，这种模仿的方法被称为“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虽然新发展主义的论点看起来很吸引人，而且亚洲的成功也是不可否认的，但这种方法的政策效应在实践中也许会遇到一些主要障碍。例如，在一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一个难以有效工作或者腐败的公共部门。依靠这样的政府去干预经济以提升私营部门肯定是很有问题的，因此，新发展主义的方法需要有配套——需要持续努力去提高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治理水平。

 产业发展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角色

在学术文献中“产业政策”的范围很广，它可能意味着从最宽泛的针对知识创造和结构改革的国家战略，到非常具体的针对个别行业或活动的政策，并不需要产业政策的精确定义。在本报告中，产业政策这个词主要指的是那些旨在提升国家产业和/或行业的绩效和竞争力的那些政策，最广泛使用的政策包括：

    （1）补贴。这可能涉及到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优惠利率、或者（对于国有企业）在某些特定行业或企业较低的回报率要求。还可能包括激励企业在特定行业去承担特定任务的那些措施（比如收益再投资的退税；研发补贴）。

    （2）基础设施。这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包括选择性地提供交通和公用设施网络，以及更广范围的对于企业的支撑服务如工业园区、技术研究院等等。

    （3）对外贸易和投资。对于进入国际市场的管制可以是最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工具，尤其是在规模小且开放的经济体。这类措施有针对外国竞争的保护、出口补贴、以及（或）为了国内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4)政府所有权。特别是在那些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国家，政府依靠直接建立企业的方式来创造全国市场。在成熟经济体，这些企业大多数已经被私有化了，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仍然继续充当着政府施加影响的管道。

    （5）直接干预。这可能涉及到国家和公司之间的直接互动，包括公共采购，以及更具争议的为国内特定群体谋利益的监管措施。

在发展背景下的产业政策通常与“追赶”的愿望有关，“追赶”邻国或者已经取得重大发展进步的其他可比国家。在整个经济史中，模仿（别国做法）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股推动力量。但实践中如何去做到不是那么容易。即便有现成的国外例子可以去遵循，政府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数十个经济行业的发展目标，国家之间在其资源禀赋、能力、文化等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模仿能够取得多大效果存在着限制。此外，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有很多新的机遇和障碍出现，而这些并不是早期的发展所考虑的或者不需要考虑的。具体而言，目前有三种主要的方式：

    （1）水平方式（意为“一碗水端平”的方式——译者注）。一些国家选择保持其产业政策尽可能不发生扭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支持商业发展的措施对各行各业都同等有益。对于那些期望最大程度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对于处于较低发展水平而又不确定哪些经济活动可能盈利的国家而言，这种方法是有吸引力的。极端地看，可以认为国家应该扮演大规模企业家的角色。在很大的经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开办新企业的赔本风险是巨大的。与此同时，国家作为积极企业家角色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无疑是巨大的，通常也被认为是超过私人收益的。

    （2）强化比较优势。研究发展的学者仍然在争论，有目标的产业政策应该以国家的强项为起点，还是应该尝试去跨越发展？有人认为，许多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尝试已经失败，因为政府对于他们着眼的这些产业的雄心过大。沿着这一思路，政府应该提供资源（包括通过必要的物质、知识和金融基础设施）去支持那些有着明显竞争力的产业，以促使它们通过产业集群去进一步发展。进一步而言，政府应该对由本国自然优势、地理优势或历史优势对国民经济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保持敏感，并支持产业部门商业化地开发这些优势。

    （3）挑选优胜者。很少有政府能够声称有远见去挑选出未来的优胜者，来自OECD的例子表明，政府成功催生的有创新力的企业（频繁引用的一个例子是EADS/空客）通常都涉及到大量的试错过程。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可能略有不同。如前所述，挑战通常是在于跟随别人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建议那些以前在某些领域没有什么经验的国家，在其工业化的早期去资助低技术产业的发展（如纺织、皮革、服装、玩具）。随着这些产业的成熟，就到了该向中等技术生产行业如装备制造和重化工业转移的时候了。通过这一过程，从那些目标产业中将出现一张后向联系到中小企业的网络，在理想状况下，这张网络将有足够的适应性和创新性在经济成熟时繁衍出产业集群，导致出现产业部门继续增长至超越中等收入水平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可以说，日本以及大多数成功的亚洲经济体，都是沿着这样的战略和过程发展的，它如今又在中国上演。

“幼稚产业”的论点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免于竞争而最被普遍接受的一个理由。同时，作为一个推论，有时还用它来证明贸易保护主义的合法性。根据这一思想，对于新建立的国内产业，其初期的生产成本比成熟的外国竞争对手要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生产者通过“干中学”能够降低成本，最终他们也能达到和外国竞争者同样水平的效率。相反，如果幼稚的国内产业在其初期面对国外竞争时不进行保护，则不太可能发展起来。主流经济学家们都支持这一观点，条件是所关注的行业存在规模经济。新发展主义者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学习过程是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导致回报上升。换言之，“掌握新技术需要时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接受这一思想，培育成功的产业对于该国政府和社会的代价也许很高昂。为证明政府干预的合理性，需要额外的假设，即学习的速度（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是“动态规模经济”）要足够强大，得以克服成本的增加。

最近和过去不同国家产业政策的例子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情况下产业政策有效？什么情况下无效？为什么？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对企业所提供的激励需要规定时限，并与具体的绩效要求相联系，如果达不到要求政府应予以纠正。

东亚和拉丁美洲在这方面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产业政策干预的鼎盛时期，一些国家在税收优惠和信贷补贴方面是很慷慨的，但这些是根据绩效表现来决定的，尤其是根据出口表现。表现不佳的公司将被收回补贴及以其他方式来惩罚。一方面,这产生了新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它也允许失败。相反地，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传统的进口替代政策下，拉丁美洲国家以贸易保护和便宜信贷的方式提供了可观的激励，但是在受益者方面大多不能遵守信用。这一政策的确产生了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也使得很多无效企业存活了下来。

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似乎也显示出，使用贸易保护政策本质上并不是对经济增长有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选择性地开放国内市场是东亚国家成功的关键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进口替代政策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收效甚微：（1）它们没有辅以出口促进政策；（2）没有外部或内部竞争。这一点又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在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政策往往是孤立的政策，它有效地使少量的实业家受益，而不是使整个经济受益。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其产业政策上并不成功，被认为“他们是为民主付出了代价”，而亚洲经济体主要是在其专制政治制度时期进行了追赶式的工业化。对企业实施必要的管束，使政府从对企业的支持中受益。然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产业政策事宜，在发展过程起点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二战后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对平均，而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则发生在一个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和资本集中的环境之中。

很多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励已经存在的企业部门或补贴新企业的创建。至于是否要依靠直接所有权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可能包括：

    （1）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更倾向于依赖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现有的商业基础设施（如金融机构）不是薄弱便是缺失，政府会认为培养特定产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建立国家所有的企业。

    （2）行业考虑。在某些行业领域，期望企业实现的公共政策责任是如此艰巨，并且不断随着时间而调整，现实中这些要求不可能写入合同中或者通过对私营企业的激励而实现。在这些情况下，政府会认为有必要让国家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3）历史或文化因素。国家所有权涉及到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学家们所知的“路径依赖”。例如，那些在工业化过程中强烈依靠国有企业的国家，在其达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时仍然倾向于赋予国有企业更大的作用。

一般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占有很大部分的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所组成的企业部门。

国家控制的更有目的性的干预工具

政府可能希望优先开展某些经济活动，但并不通过直接拥有所有权的方式来涉足其中。在理想情况下，政府应该通过一般的法律法规来涉足这些经济活动，但在实践中，这样做有时并不可行。本报告将聚焦于政府操作的另外一些方法，通过选择或补贴来获得外部融资。外部融资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债券和股票。许多政府已经建立了金融机构并在合适条件下发放贷款。此外，权益资本也可吸引来自国外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原则上这并不需要政府直接涉足，但由于很多国家试图对FDI投向某些经济领域有所限制，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允许吸收对其有利的外商投资，因此通常的做法就是建立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实体——在某些情况包括国有企业——来引导整个过程。

 开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在过去，由于资金短缺而引发了创建国有企业，这导致了经济权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主体，由它们获得有限的国际资金，在一些国家早期的投资阶段还让国家作为“最终的投资者”。尽管经济中可能已经存在充分的营商环境，但是仍然依靠国有的金融机构来对投资者提供足够的资金，这将会提供一个有效率且低侵入性的方式来克服市场失灵。实现这一目的的传统方式是建立国家所有的“开发银行”，此外，近年来还出现了政府控制的投资工具，如主权财富基金。

即使是在产业结构和资本获取都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对偏好的经济活动予以金融支持的工具仍然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对于企业存活的最大挑战是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在多数情况下有很多）相竞争的能力。而在现代更多的时间里，竞争的本质已经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企业、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谁能存活取决于资本市场的估值，包括来自敌意收购的终极威胁。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过一波私有化浪潮，国有金融机构仍然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欧盟，国有金融机构SFIs——广义的定义包括商业银行、开发银行、邮政银行、保险公司、信贷担保基金、租赁公司和类似的机构——估计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比接近30%。而在新兴经济体，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有金融机构的占比将大大高出这一比例。

投资激励与经济特区

在那些采取相对市场化发展战略的国家中，外商投资长期以来被视为获取国外技术和技术诀窍（know-how）的一个主要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外商投资的价值。第一，如果政府足够强势，并且其国内市场无论有何不便对外国公司都有足够的吸引力，则就需要外国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技术共享来回报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机会。第二，外资企业一直倾向于提升其原材料来自当地企业的比例，因而创造出了后向联系，使得当地企业更多的学习与升级成为可能。在最好情况下，国外企业的进入能够孵化出专门从事高附加值活动的整个产业集群。

发展中国家已经尝试过的鼓励吸引外资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建立封闭的经济特区，这些是典型的国有性质（实质上是国有企业），并且接替了早期的出口加工区，投资奖励、经济特区中廉价的基础设施、对培训和研发的补贴、以及亲商的管理制度，都成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来经济特区的主要工具。在中国大陆、韩国资本发展的早期，经济特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许还可以加上波斯/阿拉伯海湾的一些例子），但是很多其他国家试图模仿这一战略，却浪费了大笔资金而收效甚微。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毛里求斯。作为非洲最为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毛里求斯通过定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和其他纺织品，从而使其经济于20世纪70年代起飞。林毅夫指出，中国香港和毛里求斯有着大致相同的要素禀赋，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毛里求斯的人均GDP只有中国香港的一半。为了专门从中国香港吸引直接投资，毛里求斯成立了产业发展部以及一个监督和建立出口加工区的部门。其愿景是将毛里求斯定位于世界级的出口中心。毛里求斯已经成为一个区域经济成功的例子。

四个国家应用国企作为其发展政策工具

新加坡、巴西、印度和南非应用国企及其他政府控制的实体来作为其发展战略工具已有多年历史，国有企业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越来越国际化的过程已有广泛的案例，且不仅限于新兴经济体。

将国企作为发展政策的工具

新加坡、巴西、印度和南非四国，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以及国企的作用都相差悬殊。新加坡，还有一些其他东盟经济体，是最为广泛引用的主动使用国有企业来发展的例子，并赋予其促进发展的角色。其他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仍然保留有巨大的国有企业部门，目前仍然让国有企业在市场中担任特定角色。巴西在几十年私有化之后，显示出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巴西最大和最成功的企业在私有化之前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商业潜力；但同时又令人怀疑，早期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这些公司今天是否还会存在。南非则处于一个明显的反转期，正在扭转早前的亲市场战略和私有化导向战略，开始讨论如何重建其国有企业部门，并使国有企业更加聚焦于发展。

（1）新加坡。自从1959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就处于将国企作为发展工具的最为活跃的使用者之列。尽管新加坡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成功例子，但是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完全基于国有企业。早期的新加坡政府试图效仿同时代略早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大量吸引外资以融入国际市场、获取知识转移和非常需要的就业岗位。然而，与日韩相比，新加坡政府并不确定其国内产业能否迅速发展到足以成为与外国公司平等的合作伙伴，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其以前存在的国内产业仅仅是作为一个转口贸易站。因而新加坡政府决定国家应该填补这一缺口，并作为新加坡商业企业的最大所有者。新加坡模式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让国有企业负担多重目标。在发展特定产业时，国有企业的角色是被清晰界定的，而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其他重要原则如提供卫生保健和保障性住房则由政府独自承担。良好的公司治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新加坡建立和发展了淡马锡公司，将其作为一家产业控股公司。淡马锡强调专业化管理和董事会的必要性，给予国有企业董事会足够的自治以履职，确保国有企业的监管和所有权清晰的分开，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国有企业聚焦于发展。

（2）其他东盟经济体。其他东盟经济体曾经试图在不同程度上去效仿新加坡的发展模式。由于该地区的异质化程度远比想象的要高，因此各个国家的成功程度有所差异。有一个非常值得注重的结论，在一个经济体发展的早期阶段，如果对于国有企业部门和相关立法、监管和政策环境的设计存有缺陷，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几乎不可能纠正过来。

马来西亚可以说在控股公司方面是最接近新加坡的模仿者，其控股公司Kazanah Nasional创建于1993年，以淡马锡为明确模仿对象。但是与新加坡不同，马来西亚把土著的权利放在了Kazanah Nasional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在国有企业所依靠的马来西亚国家投资政策方面，政策规定在员工构成和采购这两方面都倾向于马来族，这一做法或许有社会价值，但至少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表现不会有什么贡献。此外，Kazanah公司通常比淡马锡更多地干预其下属的国有企业。在泰国，国有企业被部分用来作为抗衡外资影响的工具，而且似乎是禁止外资持有国内企业多数股份。二战以后泰国开始了东南亚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在该计划中国有企业被赋予了重要角色。但由于缺乏国际竞争的磨练，泰国制造商生产的产品并没有国际竞争力。菲律宾早期的发展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因错误干预而导致的惨淡画面。由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那些有着自己投资利益的人的手中，因而菲律宾的国有企业不能说是为了广泛的国家利益在运营（银行更差劲）。在军事政变之后，菲律宾国有企业的数量迅速增长，到目前显然可视为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直到最近，这些国有企业还是根据变化的政治重点在运营，而不是根据任何长期的总体目标或者服从于透明的监督架构。

（3）巴西。巴西早期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是由国家主导，并通过完全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实现——在本报告中我们称之为“国家企业家模式”。巴西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如飞机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和矿业公司淡水河谷（Vale）开始都是国有企业，并且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干预，这些公司也不会存在。与此同时，早期的巴西政府对私营企业有着价格控制和严格管制，因此在与国企迥异的运营环境中，私营企业不可能实现国家设定的很多企业家角色。近几十年来，为了提高效率，出于对企业效率的担忧，国有企业部门开始了公司化和公开上市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巴西有效地开创了一种模式（至少在新兴经济体中），即国家宣布放弃在许多国有企业中的控股权地位，但仍然保留做一个重要的少数股权股东。这一模式的载体主要是巴西的国家开发银行BNDES，通过其投资银行部门来操作。在国家只做一个小股东的情况下，巴西的经验表明，股东权益将在特定条件下起作用：国家应该为企业指明清晰界定的机会如投资发展稀缺资源。

（4）印度。在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印度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强烈启发——包括常规的五年计划——结合种种社会目标如减少阶级差异和解决农村贫困。在这样的环境中，国有企业被赋予了保持经济制高点的角色，既作为增长引擎和运营基础设施行业，也纠正社会经济的种种不平等。私营企业在数量上很大，但它们大多很小。在经历早期阶段之后，历届印度政府逐渐开始了渐进的自由化过程。国有企业从那些被视为非战略性的行业退出，从而使得其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被削弱（目前已降到不足GDP的20%）。政府监督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印度国企的所有权结构高度碎片化，同时大多数管理国有企业的政府部门实行直线式管理，决定企业的重要发展事宜，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被作为行政权力的一部分来运营的局面。其次，国有企业被赋予了多重角色，既希望它们在国家经济增长方面做出贡献，同时又希望它们实现许多社会政策目标，这在其他一些国家是联邦政府的任务。印度的经历表明，在发展进程的一开始就有必要去建立合适的机构来规划和推动产业政策，并承担与这些相对应的广泛的社会目标。

（5）南非。直到最近，南非一连串的政府（包括种族隔离时期）都专注于市场经济导向和进一步的私有化。南非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靠矿业和原始或简单处理的资源品的出口。在某种程度上，南非20世纪工业化进程的开始是由大型矿业公司的投资所驱动的，市场也是由大型矿业公司所创立。然而，这一模式已经显示出一些弱点。一些领域的私有化经历令人失望。行业监管的明显不足导致了政府垄断本质上转化为了私有，其对价格和供应的影响是有据可查的。南非正在做的一件事是重新调整国有企业的目标以促进发展。目前剩下的国有企业几乎都在网络型产业，重新调整国企目标的这一过程并非没有风险。如果把国企的目标从财务绩效调整到发展效果得以成功，那么就有必要调整南非的所有权模式来更清楚地指明希望国有企业来实现的非财务目标。必须设定包括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在内的现实目标，并且发展用来评估国有企业是否实现目标的合适方法。如果缺乏这些，对国有企业多元目标的设定就可能导致管理问责制的弱化和国有企业部门过度的政治化。

从这组国家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发展）的有效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政府采用追赶型工业化战略，当时很有可能没有国内企业可以填补这一空白，而且这个国家很大，对外国投资者的参与也有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建立国有企业来发挥关键作用。

 国际市场中的国有企业

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通过外贸和投资正日益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作为一个推论，他们也更有可能在外国私营公司进入新兴经济体市场时与其展开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那些仍然拥有庞大国有企业部门的经济体经过几十年快速增长后的合理结果。OECD近来所做的研究表明，2013年世界最大100家企业中的22家是由政府作为其主要股东。

但是其他因素也可能在起作用。东盟的经验表明，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对其在某些领域所培育的国有企业（或者有些情况下是政府支持的私营企业）绩效达标的最终测试就是让它们参与国际竞争。

（1）国际投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有企业的国际投资迅猛增加，尽管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看起来似乎国有企业将继续成为国际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大部分的投资增长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然而，如果假定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中占主导地位那就错了。一项独立研究表明，在那些国企更多分布的行业（如石油和基础设施）中，国有企业目前占了对外投资的10-15%。中国在这样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5个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而中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都来自国有企业。这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在中国被称之为“走出去”战略。根据这一战略，中国政府鼓励其最大的国有企业去检测他们的竞争力和学习国外的最佳实践。有趣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来自新兴经济体国有企业的对外绿地投资对接受国有着正向的发展影响。例如，近年来中国对非洲资源产业的投资迅速增长。它无疑加强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会带来更为广泛的经济和发展成果。

由于这些发展，相关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积极地去制定应对国有企业国际投资的政策。关于国有企业的条款在新近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日益增多。大多数这些举措似乎旨在厘清对国家控制的投资的处置措施，而很少迹象表明这是保护主义者的反对。然而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仍然认为，国有企业投资者与私人投资者相比带来了特殊的风险和挑战，因此需要更为紧密的监控。

（2）国际贸易。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那些低收入国家，而且国有企业传统上被导向其国内市场。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现在，国有企业在国际上一些竞争性和垂直分工的行业中表现突出。这里讨论了国际经济中的5个国际竞争行业，其中国有企业占了企业版图的三分之一强。与国际投资环境相比，贸易环境有着更发达的规则制定，以遏制政府对其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支持。世贸组织的规则，包括那些反对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包括特定条款等等，能够而且事实上已经在发挥作用。

（编辑  季节）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大建设项目之一，洛阳矿山机器厂（简称洛矿）开始投产。作为国内最大的矿山机器制造厂，洛矿生产的提升机、破碎机、球磨机等矿山机械，填补了我国装备工业的一个空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从洛矿走出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洛矿也存在着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缺乏经营自主权，以及大锅饭、铁饭碗等弊病。多年来技术进步缓慢，人均劳动生产率低，无法适应市场竞争，更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一较高下。改革开放之后，洛矿并入中信集团，改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洛矿，经过十多年改革，实现了由传统制造型企业向有自主品牌的高技术装备制造企业、由主机供应商向成套供应服务商、由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变的三大转型。今日的中信重工已在国际矿山机械市场占有相当份额，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这种变化被称为“中信重工现象”。这个拥有60年历史的老国企是怎样转型的，怎样解读“中信重工现象”？

步履艰难，走向市场竞争型企业

进入20世纪90年代，洛矿与其他国企一样，曾经陷入困境。虽然政府采取了放权让利、扶持进化的政策，但企业内组织关系、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受到体制性束缚。随着民企兴起和外企大量进入，国企面临着重大挑战，如不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就会被淘汰。国企能否搞活，应该怎么改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挑战。

为进行市场化转型，洛矿于1993年通过跨行业、跨地区、跨主管部门变更，被并入中信集团。与政府的脐带被切断之后，由于企业基础差、包袱重，受内外环境的制约和市场竞争能力较差，中信重工一度陷入资不抵债的地步。企业长达19个月发不出工资，职工军心动摇。到90年代后期，中信重工已被国家经贸委确定为重点脱困企业。

    在困境中，中信重工的领导班子深刻地认识到：要成为市场竞争型企业，必须改革现有机制。由此，开始了艰难的三年脱困计划：首先打破僵化的用工制度，推行定编定员、下岗分流、减员增效，17000员工中下岗人数超过40%；二是破除“终身制”、“铁饭碗”，打破“大锅饭”，实行全员聘用制，建立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的人事管理和薪酬激励制度；三是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实施债转股，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把经营机制转换到市场经济的规则上来。21世纪初，中信重工初步实现了向市场竞争型企业的转型。   

坚持自主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先行一步

    2004年2月，中信重工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摆在新领导班子面前的任务，不仅要进一步摆脱当前的困难局面，更重要的是在加入WTO之后在全球装备制造业的竞争中找准定位，确定企业发展战略。中信重工最终确定了“把重机公司打造成主业突出、主体精干、经营规模和效益领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企业”的目标。这个目标明确指向了走自主创新之路。

    中信重工提出“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苦干三年，强力打造新重机”的口号，把建立核心制造能力作为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一步。从2005年起多方筹资，先后投入39亿元打造“新重机工程”，以此作为奠定其在世界重机行业拥有高端装备实力的基础。以和德国威普克公司联合设计，自行制造的世界上最大的18500吨自由锻油压机组为核心，包括建设重型冶铸、锻造、热处理及重型铆焊、重型机加工在内的“新重机”工程的完成，使中信重工的制造能力达到了国际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配置。

    在经营管理方面，中信重工提出“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精致管理、变革创新”理念，推进“大营销、大市场、大客户、大服务”的营销战略，按照“高效、精干、活力”的目标建立企业运作体系；以及剥离社会职能、深化分配体系改革，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一个国际性的创新型企业迈进。

    自主创新是中信重工立足之本，从2005年起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7%投入研发，建立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技术研发中心、矿山重型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研发创新平台，并和澳大利亚企业合作，利用对方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在悉尼建立了矿山机械研发基地；建设完成四大类27个实验室；建立了数字模拟实验平台、国际技术平台和4CP、ERP信息平台；打造了一支包括53名外籍专家在内的高素质创新团队。1999-2003年困难时期，中信重工技术人才“大失血”，大专以上的技术人员流失1180名；2004年之后技术力量重新得到加强。公司建立了首席专家制和特殊技术津贴制，奖励优秀的技术人才，目前在8079名员工中，技术人员的比重由原来的十分之一上升到近三分之一，研发人员的比重已接近一线工人。

参与创新的不仅是技术人员，还包括一线工人。中信重工实施“金蓝领工程”，在一线工人中设立“大工匠”制度，每月给“大工匠”发津贴，支持“大工匠”设工作室，带领工人在工艺技术上攻关创新，极大地激发了一线员工的创新积极性。一支由高层次技术研发人才、国际化营销服务人才和高技能生产工人构成的复合型创新队伍在中信重工形成，成为支撑中信重工向创新型企业转型的骨干力量。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重型装备行业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在新的挑战面前，中信重工2013年开始全力推进三大转型战略：由制造型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型，由主机供应商向成套服务商转型，由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近年来，中信重工发展了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提升装备、年产2000万吨级特大选矿工艺技术设备、低温介质余热发电、变频控制传动设备、矿用机器人等30余项核心技术，形成一批以余热发电成套设备、活性石灰、大型矿渣立磨等为代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优势产品，开创了国内外市场并进、各专业市场均衡发展的态势。其中变频控制传动设备的研发成功，打破了国内市场长期被西门子、ABB高价垄断的局面。目前，中信重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2014年，中信重工在887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中居第9位。2015年中信重工获一项国家发明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在提升制造能力的同时，中信重工还根据产业链中不同环节附加价值的差异，调整自己的经营模式。机械行业的基础是制造，制造环节投入大，但在整条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环节集中在研发设计和市场服务两端。发达国家的机械行业把消耗劳动、资源和环境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抓住研发设计和市场服务赚取了绝大部分利润。中信重工认识到，必须改变单一制造格局，把产业链向研发和市场服务两端延伸，形成“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成套服务”的全产业链模式，这是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必然要走的路。由此，中信重工以高端制造为核心，逐步形成了“研发设计、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产品全生命周期成套服务”的经营模式，在矿山和建材重型装备行业成为既掌握核心技术、核心制造优势，又具有提供全产业链产品能力的全球领军型企业。

全面实行国际化

    当代装备制造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和高度竞争性的行业。今天，装备制造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走国际化道路。要改变思维方式、遵循国际规则、熟悉国际惯例，在全球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自己的优势。全面国际化是中信重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的关键一步。

    首先是产品标准的国际化。过去国企对产品标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满足于“产品能用就行”，标准执行不严。中信重工曾有出厂产品包装里留有工人的饭盒、产品油漆上踩有工人脚印的情况。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反映了产品质量在观念、制度、标准执行能力上的缺陷。他们决定从产品标准入手抓质量，统一采取欧美产品标准，经得起国际竞争的检验。他们从丹麦重金聘请质量总监，这位外籍总监从工人的作业和工具保养入手，一丝不苟地执行工艺和产品标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质量管理观念，大大缩小了企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从而为产品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是产品市场的国际化。目前只有欧美少数几家企业能够生产大型矿山设备，中信重工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准，就是要看其产品能否与这些国际大企业竞争。

    2007年，中信重工在国际招标中成功中标中信泰富澳大利亚SINO铁矿的6组12台大型球磨机和自磨机项目，震惊了国际矿机界。2009年在澳大利亚SINO铁矿，由中信重工完全自主设计制造的世界最大直径7.93米×13.6米溢流型球磨机，一次性试车成功并交付使用，再一次震动了国际矿机界。

    现在，中信重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矿山核心设备已出口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加拿大、瑞典、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在多米尼加、蒙古、巴西、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承揽了一批总包工程，使中信重工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水泥总承包商及成套服务商，形成了成套、主机、备件、服务四大全球化市场板块。中信重工的产品已进入我国倡导推动的“一带一路” 沿线的36个国家，对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07年中信重工在悉尼成立了第一个海外子公司——中信重工澳大利亚公司，成为向欧美等高端市场进军的前沿阵地。随着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中信重工又先后在巴西、智利、南非、印度、北美成立子公司，在俄罗斯成立办事处，与世界三大矿业巨头、世界五大水泥集团、世界铜、金、铝三大有色金属巨头等知名公司建立了长期供货关系，形成了覆盖全球的国际市场营销体系和服务网络。

    第三是资源利用与配置的全球化。在开拓国际市场时，中信重工把利用好国外智力和技术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海外高薪聘请外籍专家担任副总经理，建立了300多人的国际化人才团队；独家买断世界三大选矿技术之一的澳大利亚SMCC的全部知识产权，成为全球最先进的选矿工艺技术拥有者；在西班牙并购一家位于世界前列的大型矿山设备制造商，以此为依托建立面向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市场的海外制造基地。

在自主创新和核心制造基础上，中信重工实现了营销、研发、生产组织和服务的国际化布局，构建起包括国际化营销服务体系、国际化技术研发平台、海外制造基地、海外备件服务基地在内的全球业务体系。在中信重工的营销收入中，2015年的国外部分占比为42.76%，2016年将超过三分之二。

正是因为从2013年起就坚决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市场需求大幅回落、全行业效益严重下滑的情况下，中信重工经受住了冲击，利润等主要指标持续保持行业领先，成为我国重型装备行业的领军企业。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改革企业内部的组织方式、管理制度，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营运体制和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针对过去企业在进人、用人、选拔干部中存在的“关系重于能力与实绩”的弊病，公司制定了专门制度，领导班子带头执行、以身作则，端正了企业内部的风气，推动了制度的落实。

    2007年，中信重工启动股份制改造，由中信集团、中信投资、中信汽车以及洛阳经投共同发起创立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法人治理结构，并结合自己的特点形成了四种决策方式并行的决策机制：一是坚持党委集体决策制度；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章程行使决策程序；三是执行集团报批制度；四是坚持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决策制度。这种决策机制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在企业内充分发扬民主，又体现了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现代企业治理的特点。

    在运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了以风险管理为核心，以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及内部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控制体系，有效防范和控制了各类风险。

    在用人机制上，不断完善科学的选人用人、考核评价和监督约束并重的机制。上市之后，中信重工加大经营管理层的市场化选聘力度，逐步走向市场化、职业化、专业化。

    在激励机制上，把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与创新活力、利益激励加以融合，逐步形成“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权利清晰、奖罚分明”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激发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企业制度的改革确保了管理水平和运营质量的不断提升。至2007年底，中信重工依靠自身发展，全部还清了历史欠账，消化了13.6亿元的潜亏及挂账亏损。2009-2011年，中信重工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达13.41%，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47.12%。目前，中信重工积累了60亿战略资金储备、具有400亿银行授信额度，并且作为融资平台在资本市场具备融资的能力。

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国企的政治优势

    国有企业的发展除利益激励之外，还具有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核心的政治优势。作为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中信重工在党的建设上主要抓好四个环节：

第一，发挥公司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中信重工党委冷静分析市场形势和企业的优劣势，引导大家看到光明，提高战胜困难的勇气，稳定队伍，带领员工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坚决改革，度过难关。在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后，党委制定了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承诺，使之成为团结员工改革创新开拓的思想基础。党委领导班子制定的“班子守则”、“十条纪律”、“四条规定”，体现了实事求是、公道正派、以身作则的精神，做到了正己服众，凝聚人心，团结员工共同奋斗。

    第二，党风建设、从严治党是保障。在不断传承和发扬焦裕禄、杨奎烈等模范人物的精神的同时，对于干部中存在的搞裙带关系、钻营腐败、渎职失职的问题，党委从严治理，举一反三，确保干部队伍风清气正，确保党组织具有公信力、凝聚力。

第三，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是关键。中信重工有直属党委15个，直属党总支8个，直属党支部18个，基层党支部126个。党的领导、党组织的堡垒作用，要靠发挥好各级党组织的作用来实现。中信重工党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发挥作用，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直属和基层党组织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党建活动。如重机厂开展的“五比五争”活动，重装厂开展的 “四好党员”活动，铆焊厂 开展的“党员先锋擂台赛”，矿山厂开展“争当焦裕禄式好干部”活动等。这些基层党组织所开展的党建活动生动有效，在干部和党员中树起了正气，激发了党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促使他们在群众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第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表率。在中信重工的8079名员工中，在岗党员2995名。党员是群众的榜样，他们的行动就是无声的示范与动员。党委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规定党员上岗必须佩带党徽，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长期在党员中开展“我为党旗添光彩，我为重工做贡献”的创先争优活动；每年开展对党员的民主评议，使党员在企业中有责任感、荣誉感、成就感；在生产一线重点岗位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让党员为群众作出示范。在全公司21名首席员工中20名是党员，党员成为全体职工中的核心队伍。

正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保障了中信重工在困难时期精神不倒，在改革过程中相对平稳，在日常工作中风清气正，在创新开拓中士气高昂、团结奋进。  

在改革发展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在改革开放中，国企的体制和运行的环境与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信重工坚信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基本方针绝不能变，这是国企的立足之基，发展之本。

    60年来，从洛矿到中信重工，员工与企业之间利益相连、精神相依、命运相通，形成了“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文化，这是中信重工能够在改革发展中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力量之基、活力之源。

    中信重工的体会是：在市场化改革中，一定要把员工的利益与国家的发展方向、企业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凝聚全体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在国企的改革发展中，物质激励是必不可缺少的，但不能替代使员工的追求与国家利益、企业目标一致化所起的引领性作用。这既是全体员工在困难中能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共度时艰的思想基础，也是在企业转型爬坡、开拓奋进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动力源泉。只有员工在本职工作中能看到个人的付出、成就感与企业成功、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才能使广大员工产生不竭的动力。

    作为国企，企业就是员工的安身立命之地。中信重工的目标是：要让员工有尊严、有成就感地在企业工作，要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和企业的发展体面地生活。公司设有对在职的工人干部进行培训的“中信重工大学”。在员工中建立鼓励创新、表彰先进的制度。2013年起公司在一线操作工人中实行的“金蓝领工程”和“大工匠”制度，拓宽了生产工人提高技能的成长通道。企业内设立了首席员工、金牌首席员工、首席设计师等，并给予特定的待遇，使他们成为创新创业的带头人。这些“大工匠”和首席技术专家，极大地激励了一线员工爱企业、肯钻研、争创新的积极性，带动建立了18个技术创客团队和22个工人创客群。李克强总理来中信重工调研时，特别指出通过技术创客群、工人创客群来吸引和组织全体员工搞双创是企业的兴盛之道、繁荣之道，号召以中信重工为榜样，推进大型国企的“双创”工作。

    中信重工实行工作业绩考核与岗位诚信考核相结合的绩效管理，建立了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2015年员工含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的平均收入达95677元（同年洛阳市平均工资45819元），较2005年增长372.25%。“十二五”期间，公司新建员工住宅近36万平米，解除员工住房的后顾之忧；建立了员工生活服务中心和员工俱乐部，实行员工工作餐补贴。在这十余年的发展中，员工大大增强了获得感、自豪感和对企业的向心力。

怎样解读“中信重工现象”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企出现了很大分化。许多国企在市场竞争中艰难爬坡，有些处于困难境地。然而，在国防军工、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大型计算机等领域，一批国企成为创新型企业，有不少进入了国际竞争的第一方阵。中信重工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国企能够经过改革适应市场竞争，也能成为创新型企业，走到世界前列，打破了许多人对国企的偏见。

    为什么中信重工能够实现这种转变？

    北京大学的路风教授通过对京东方（原北京电子管厂）跨界发展，浴火重生的案例剖析，提出：这样的企业能够成功转型的两个要点，一是企业具有内生的动力和能力，改革企业的组织条件和资源条件，成为一个市场竞争性企业。二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所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种“中国工业精神”已成为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流淌在这些企业的血脉里。受之哺育，这些企业的领导人具有远大的抱负，把“强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价值观体现在成为创新型企业、占领行业全球制高点的战略目标中，并带领企业达到这样的目标。[1]这个解释也同样适用于中信重工。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共和国为实现政治独立、经济自主而在自力更生精神下所进行的艰苦奋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这些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价值观和历史记忆，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人的行动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无数教训告诉我们，要实现在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自主，仍然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方能突破西方国家的垄断和种种障碍，自立于世界之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个被写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被忽视甚至动摇了。而中信重工却用自己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坚持这种精神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支持中信重工在改革创新道路上一路向前的，还有那些深入国企基因中的政治优势：由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所提供的政治保障。无论是在壮士断腕般的改革过程中，还是在卧薪尝胆成为创新型企业的艰苦创业中，这种政治优势作为国企独特的政治资源，起着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作用。中信重工厂区内的焦裕禄、杨奎烈事迹陈列室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大道，标志着这种政治优势已融入了这个企业的文化。事实证明，国企既是“中国工业精神”与工业知识的载体，也完全有条件通过党的领导、工人阶级的自觉性来承载和发挥我们国家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

当一个国企能够自觉地发挥这些政治优势，就能在实现企业的战略性目标时激发全体员工的精神力量。中信重工与京东方的例子都说明，这些共和国的长子能够通过改革、创新重新走向辉煌，内因是决定性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内化于国企之中成为政治优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工业精神”，这就使企业一定会立足改革创新，实现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赶超。

    （编辑  宋斌斌）

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是建国以来以健康为主题的最高规格大会，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战略，这是发展目标的突破；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道路，这是中国道路自信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体现；首次部署“把健康融入一切政策”，提高了卫生健康工作的力度和广度。大会吹响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的号角。落实好这次大会精神，就能够把卫生健康从少数部门的业务工作变成全党全社会的大事，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向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为应对国内外健康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我国处在应对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关键时刻，坚持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是破解“新常态”难题的一把钥匙。今天人民健康遇到的问题，除了种种客观原因之外，主要还是经济发展方式中片面追求资本增值、片面追求GDP的偏向所导致。这种偏向导致超时劳动、环境污染、食品污染、城市病、收入差距、农村空心化、医疗卫生过度商业化等等问题，这都是危害人民健康的因素。实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根本，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让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目标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幸福生活的真实需要。可见，落实这次会议，并不是简单的业务工作，而是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以及各级政府行为目标的根本变革。

“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会议越重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实的难度之大。卫生与健康大会已经结束近一个月了，很多地方都在积极筹备落实，令人鼓舞振奋。由于卫生健康工作涉及面广、短板不少，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热度、加强力度，下决心突破一些瓶颈，尽快做几件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切实有获得感的事情。

加强思想建设和干部激励

正确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落实“人民健康优先发展”，首先要解决各级政府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干部问题。对于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卫生健康工作自身的规律，还需要加强思想和理论建设，以避免用会议落实会议、照搬经济工作的经验来推动卫生健康工作，避免受到既得利益格局的影响。目前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几件事：

首先，把大会确定的重大原则尽快纳入法律法规。针对卫生健康领域存在争议和模糊认识的问题，总书记的讲话给出了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意见。人民健康优先发展、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和政府主导、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要全民公平享有，这些应该纳入《宪法》和有关法律。

其次，开展对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宣传。新中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创造了不同于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爱国卫生运动、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中医药等在世界上都有很大影响。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医改也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避免了西方国家经常出现的党派政治、民意碎片化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对此应加强宣传，既有利于增强制度自信，也有助于推动健康中国的建设。第三，举办由相关部门和地方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建设健康中国”研讨班。要让各级干部认识到，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有着不同的规律，在卫生健康领域，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新自由主义等思潮都曾经导致了健康不公平、卫生服务商业化等严重问题。要克服过度放松监管、强调“小政府”等错误观念的影响，避免有关方面对会议精神的各自片面解读。

第四，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和激励。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这次大会把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需要在干部配置、激励和队伍建设上有所体现。把健康中国建设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考核指标，对卫生健康投入等重要指标可以一票否决。打造一支既懂政治、也懂业务的卫生健康管理队伍。对于在卫生健康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予以表彰和激励，在全党形成“你追我赶抓健康”的氛围。

建议成立人民健康委员会

建议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设置人民健康委员会，整合当前分散在各部门的卫生健康相关管理职责，统筹管理卫生健康工作。

首先，“人民健康优先发展”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迄今为止，我国只有教育和卫生被提高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健康的影响因素和涉及范围远远多于教育，健康中国建设在推进初期，必须要有集中高效的行政体制，才能够有效启动。

其次，推进医改需要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当前医改进入深水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医疗、医保和医药三方难以联动，目标不一致，协调不易。控制医疗费用、推进分级诊疗、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药品招标采购等关键政策，都由于各部门意见不一致而推进不快，迫切需要建立集中整合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第三，国内外的经验都说明，卫生健康工作需要集中统一的行政体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由一个部门统筹管理卫生服务、筹资、医药以及有关的社会福利。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和防治血吸虫等，都专门成立了中央领导同志牵头的常设工作机构。近些年上海、福建三明、江苏镇江等地，能够成功控制卫生费用、改善医疗卫生系统绩效，也是得益于突破了现有部门分割的格局，建立了统一的实体管理体制。福建省已于近期成立统筹管理医保和药品采购、公立医院监管等职能的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可以在地方探索的基础上推广经验。

总之，在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成立健康委员会，有利于向人民和国际上树立我们坚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决心，有利于结束医药卫生改革措施的碎片化局面，是确保2030年建成健康中国的体制保障。

各级领导重视主抓重大疾病防控

抓重大疾病防控，是实现预防为主、尽快改善人民健康、降低疾病负担最直接的手段。当前对我国居民威胁最大的疾病，既有艾滋病、结核病、乙肝等传统流行病，又包括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生育质量下降、青少年肥胖和近视、精神疾患、老年失能等问题。这些疾病已经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素质和繁衍生息，影响我们国家精神面貌和国家安全。这些问题仅仅靠医院难以解决，必须加强综合防控，从饮食、环境、锻炼、社会交往等方面综合施策。

预防为主的重要性人人都懂，但是在现实中工作力度还十分薄弱，目前除了一定的宣传教育外，缺乏有力的措施。为此我们建议，从中央到县各级党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常委会，专门部署重大疾病防控。中央和省确定方针，市县则根据当地实际，每年集中精力抓一到两种重大疾病防控，按照流行病学研究分析，找到影响当地居民生病的主要因素，调动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各个击破，在全社会形成浩大声势。同时以抓重大疾病防控为抓手，推动健康教育、环境整治、劳动安全保护、交通安全、建筑安全、合理膳食、禁烟限酒等工作。我国高血压患者超过2亿人，糖尿病近1亿人，每年新发肿瘤近400万人，肥胖9000万人。经过5-10年时间，争取把影响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威胁都抓一遍，形成稳定的制度。各级党委政府制定重大疾病防控计划，并将治理情况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

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亲自抓血吸虫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53年，沈钧儒向毛泽东反映血吸虫病情况后，毛泽东迅即批示习仲勋同志牵头开展防治工作，并亲自召开会议、研究疫情、联系专家、动员部署，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控，创造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奇迹。今天只要继续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奇迹。

加强健康教育和全民健身

健康教育和全民健身是面向广大人群最直接、最便捷、低成本的健康促进方式。目前，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覆盖面低、不规范，全民健身面临的问题是劳动者超时劳动现象比较普遍，休息权不能得到保障。应该从解决这些问题出发，加强健康教育和全民健身。

在健康教育方面，主要是打造健康宣教的权威平台，支持中央电视台和省级卫视开办健康频道、健康栏目、健康微信等。目前，我国一些媒体过度商业化，健康宣传受到商业利益影响，对改善人民健康起了相反的作用，不利于公众形成科学的就医意识。对此，要打造健康宣教的权威平台，内容要高起点、严格把关，用正面的声音替代错误的宣传。健康频道和健康栏目，要完全由政府资金支持，不允许做广告以免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对各种媒体、企业、社区开展的不规范的健康宣传进行治理，对电视剧、广告、文艺作品中涉及健康的内容进行审查，减少错误信息对人民健康的影响。组织各界知名人士参加拍摄健康教育宣传片，在公共媒体、机关、学校、社区、交通工具等渠道反复播出，实现全民覆盖。同时，以健康频道和栏目为依托，宣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和理性就医知识，同时吸收患者代表、公众代表参加，将其作为医药卫生政策走群众路线的平台，践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动卫生改革。

在全民健身方面，这次大会重申了向社会开放体育运动场馆、确保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等要求。除了落实这些要求之外，还要落实《劳动法》，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确保劳动者的休息权。据统计，我国2014年周工时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全国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5.3天[1]。脑力劳动者超时劳动也很严重，一些互联网企业甚至实行“996”工作制（九点上班、九点下班、每周六天）。这固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但是也造成了对劳动者健康的损害。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时间休息，就不可能有时间从事锻炼和健康维护。从长远看，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和企业创新。所以解决超时劳动、保护人民的休息权和健康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劳动法》。我国煤炭企业今年以来实行276天工作制之后，取得了过剩产能减少、煤价回升的效果。

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录

本次健康大会明确提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坚持政府主导。要真正落实这个要求，首先要明确“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具体范围。

首先要有目录。应尽快制定全国通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内容，地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该覆盖影响人民健康的主要病种，使用目前经济有效的技术和药物。目录范围可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

其次，根据目录确定政府责任。凡是纳入目录的服务，政府必须确保人人能够公平享受，并设定个人负担的上限。政府要根据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核定医疗卫生机构的编制和投入。

第三，扩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对于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长期慢性病人等特殊群体，可以首先扩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药物的保障范围，让这些群体率先感受到获得感。

对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保障和群众收益情况，应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

打造专群结合的基层卫生队伍

建设健康中国，实行预防为主，落实分级诊疗，关键都在基层。但是，目前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的数量、素质和积极性，都很难满足上述要求。关键的制约条件，一是编制，二是待遇。建议借鉴我国当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赤脚医生运动的经验，突破现有编制限制，打造一支专群结合的基层卫生队伍。

一方面，突破编制。现有基层卫生人员编制远不能完成现有的十大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规定，客观上不利于基层卫生发展。建议突破现有编制限制，直接按照基层卫生健康工作的需要重新核定编制，并按照能够吸引到足够优秀人才的标准确定收入。调整财政和医保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基层卫生人员收入。

另一方面，打造一支群众性基层卫生队伍。专群结合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成功经验。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退休人员和返乡农民工增多，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必要的培训，承担基层医疗卫生的辅助性工作，既能缓解就业压力，又能弥补正规人员的不足。按照每千人口增加1名辅助卫生人员的标准，此举能拉动一百多万人就业。

推进医疗信息化

建立覆盖到每个居民和全部卫生机构、互联互通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是实现分级诊疗、为人民提供全流程健康保障的必要工具，也有利于推进自主创新、拉动投资需求。健康信息化也是国际趋势，美国、英国近年来分别投入750亿美元、100多亿英镑建设医疗信息化。我国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如果能够建成互联互通的医疗信息系统，人民就医和健康服务的体验将出现革命性变化。当前要重点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信息安全。居民卫生健康信息是重要的国家秘密，必须由国家甚至军队主导建设，封闭管理，把好安全的第一道关口，绝对不能出现居民个人信息泄露，否则将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第二，统一标准。当前之所以分级诊疗难以落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医疗机构信息、业务互不连通。信息系统的软件开发需要大量初始投入，应联合大型国有企业，集中优势资源开发在全国范围通用的医疗卫生信息软件。打破各部门、各系统、各地区的界限，打破预防、治疗、预约挂号、药品流通、医保收支信息系统之间的藩篱，实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加强公立医院药品招标、采购、配送、使用和付费过程的信息公开，规范药品购销和使用行为。

第三，发挥基层的作用，建立分级诊疗体系。基层卫生机构面向全体居民，这是其最大的优势，一旦居民能够通过信息终端方便地同基层卫生机构产生联系，分级诊疗、预约挂号、健康教育、健康管理等业务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效果，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导建立全流程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促进资源下沉，扭转医疗卫生过度集中于大医院的状况。

另外，要推进医疗卫生领域的信息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不仅公立医院的财务、运行、药品采购情况要完全向社会公开，私立医院的财务、运行和药品采购状况也要向社会公开，即使是私立盈利性医院，也要对其利润率进行管制，防止过度逐利。

加快公立医院改革，破解医务人员薪酬和医药腐败两个难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多次专题部署公立医院改革。目前改革的思路已经比较明确，就是推广福建三明等地的成功经验，通过全面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办医和管医的责任、建立公益性的新制度、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用“两票制”等办法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净化流通环境，实现堵后门、开前门，扭转医院和医务人员行为目标，让他们主动维护人民健康、控制医疗费用。当前主要需要破解三个难题：

一是真正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办医管医责任，把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指标纳入地方考核。目前，一些地方仍然有对公立医院甩包袱的想法，为公立医院发展和恢复公益性设置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公立医院改革没有硬指标。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情况、公立医院医疗费用、患者自付费用等，应纳入地方考核指标。适时推广公立医院改革，首先做到每个市县有一家真正公益性的公立医院，再向其他公立医院推广。

二是建立符合医疗卫生特殊性的医务人员人事管理和薪酬制度，用制度支撑起天使的翅膀，让医务人员重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参考国际和国内相关职业工资水平以及医务人员实际收入，确定能够反映医务人员贡献、吸引优秀人才的阳光薪酬。

三是开展一场反对医药领域腐败的斗争。当前看病贵，主要贵在药物和器械。药物价格居高不下，仅靠体制机制改革还解决不了，关键是医药流通环节有巨大的腐败。要下决心开展一场根除医药领域腐败的斗争，净化药品流通环节的风气，切断利益输送渠道，药品费用才能切实下降。

推进药物器械产业整合和国产化

我国药物产业“多小散乱差”的格局，药物和医疗器械自主创新能力不够，都导致医药和器材市场竞争混乱、价格虚高。只有把药品和器材虚高的费用释放出来，才能有更多的资源进行健康维护和促进。当前可以做几件事：

一是把药物纳入产能过剩行业，控制信贷规模和新项目审批，严格执行药品最低价招标和“两票制”，用市场手段促进医药领域的产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

二是设立中国基本药械集团总公司，组织生产公立医院使用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医保药物，实行定点生产、直接统一配送到医疗机构，按成本价保本微利销售，以调控全国药价，使全国药品价格明显降低。开展常用医疗器械和高精尖医疗器械的自主研发，迅速提高国产化水平，替代进口产品。

三是适时重新制定医保药品目录。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大批高价药、新药、专利药进入医保目录，导致医保目录过于“豪华”，让国家和群众花了很多冤枉钱。目前，仅靠个别药物的调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适时重新制定医保目录，所有药品先取消医保资格，然后从零开始重新招标认定，每种药品都选择价格低、质量稳定的药物纳入医保目录，解决医保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

实施健康影响评价公示制度

把人民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需要各部门共同行动。近期可行的一个办法是，实施健康影响评价和公示制度。

首先，各部门应建立本部门的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的影响评价机制。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把其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作为评估的必要条件。可以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评估的内容，不通过健康评估的政策不能出台。

其次，推动对居民健康影响较大的部门实现转型。近期可以首先对烟草专卖局进行试点。烟草专卖局目前仍以创造产值和利润为主要导向，但吸烟危害人民健康、增加疾病负担，在国际上也影响我国形象。应将其转型为公共健康管理部门，以减少吸烟为主要考核目标，其主要收入应当以特种用途税的方式，用于卫生健康事业，以形成正确激励。

第三，实施健康影响评价公示制度。房地产、食品、消费品、餐饮服务业等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根据对消费者的健康影响进行评价和评级，并在产品包装等地方予以标示。例如，对汽车可能导致的安全事故、对高热量食品可能带来的健康危害等，都要明确标示。应限制快餐类食品等不利于健康的食品做广告。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消费品进行健康评级认证，引导企业提供健康产品，消费者选择健康消费。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