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有效解决城市扩张的新方案

全球均处于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更为亮眼。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由初期的17.9%提高到2017年底的58.5%。根据相关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会提高至60%，2030年将达70%左右；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到203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80%以上。

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不断增长。我国现在仍有数百个城区人口超过十万的小镇，这些小镇在欧洲国家或美国是地地道道的城市，但在中国目前是建制镇，未来会不断发展成为城市。据判断，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城市数量会由目前的600多个增加到约1000个。

城市数量增加的同时，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迈入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行列。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的管理者担心城市规模过于庞大将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很多难题和压力。但城市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城市越大越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创业就更容易、就业机会就更多，城市更具吸引各类要素的能力。那些试图想控制城市规模扩张的规划者和管理者，最终鲜有成功。因此，面对城市不断扩张带来的难题和压力，我们需要寻找有效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技术进步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出路。古代的城市没有电力所以没有高层建筑，产生电力后催生了电梯，摩天大楼崛地而起；汽车的出现使人们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城市边界也随之扩大……这些都是技术进步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生活带来的技术支撑和解决方案。

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两百年时间里，城市规模扩大并没有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真正的大麻烦。历史上，欧洲一些国家因为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导致各种疾病，但随着环保技术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为高密度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支撑，城市规模变大产生的类似的问题最终都逐步得以避免，我们的城市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反而变得更干净了。

人工智能技术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治理方式

进入智能时代，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主要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为城市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技术支撑和解决方案，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思路。过去一段时间，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平安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涉足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参与城市的智慧治理和运营。如何将这些智能技术和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以下四方面值得我们共同努力和探索。

第一，智能技术应更深入到城市规划过程中。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合理、科学发展的蓝图和指引，如果城市规划更好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智慧技术，将会大大提高城市规划的精细度和合理性。目前，空间地理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分析等已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用，以分析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区和空间之间的要素流动，并有可能进行大规模模拟分析，这样可以使城市规划更具科学性。

第二，智能技术应更深入到城市建设过程中。现在的城市道路网络建设需要融合智能技术。如电动交通工具的发展使未来的城市道路需要配置大量充电桩，人工智能将会使自动驾驶逐渐普及。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应用到智慧道路网络系统建设领域，才能真正实现智能交通。我们的城市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做得不好，如果在城市建设阶段可以把智慧技术应用到地上、地下空间的统一配置和管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城市的空间利用率。此外，未来城市的楼宇建设，尤其是摩天大楼的管理系统、安保系统、节能系统建设等，更需要智慧技术的融入和支撑。

第三，智能技术应该更深入到城市运营过程中。智能技术的运用，会使城市运营更有效。以城市交通网络布局为例，中美绿色基金投资了一家智慧停车企业——爱泊车（AI PARK），这家企业的主要业务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城市停车管理，实现停车位资源的实时更新、有效调度，改善城市空间运营水平。同时，城市环保监测也可以利用智能技术来实行不同污染源的统一监管和分析。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节能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投入将增加，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使能源供应体系更智能化和高效化。

第四，智慧技术应更深入到城市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过去城市、社会治理多依靠政府管制，这种管制可以实现某种秩序，但是其代价是牺牲了过多的个人权利。城市是公民社会，城市居民会有更多的社区自治意识。未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政府在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公众参与等众多方面，更好地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城市治理的开放包容和民主化。

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我们可以以更开放、更包容、更容忍的方式调控城市治理和城市秩序，使我们生活的城市变得更干净、更便利、更具魅力。为了让城市变得更美好，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智能技术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并在体制机制上创造条件，让人们对智能技术在城市发展运营中的美好期待，得到更全面的实现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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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提到，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知识产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人类的发明，即创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事物。城市的成长是有历史的，进入后现代社会，人工智能赋予了城市新的能量。

AI技术快速发展  中国后来居上

人工智能（AI）的概念于1956年首次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衍生出许多相关技术。1997年，IBM“深蓝”通过人工智能的支持战胜国际象棋冠军，从此AI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开始， AI技术发展进入深度学习阶段。

总体来说，全球AI相关技术专利的申请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图1）：1956年-80年代初是缓慢积累过程；80年代后期-2008年，专利积累增幅明显；2010年出现井喷式增长，专利数量直线上升。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很广，通过对AI相关主要技术的专利申请数据分析发现)，如果一个领域出现技术创新，相关技术专利布局呈现井喷式增长，预示着今后3-5年，相关技术的市场和应用也会呈现爆发式增长。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人工智能及其相关主要技术，特别是对智慧城市的技术支撑，已经开始走向产品化、市场化。

从全球AI相关主要技术的专利申请人排名（IBM、微软、高通、谷歌、三星、微软技术专利、GE、INTEL、AMAZON、苹果）看，前十位中美国占九席。在几乎所有的高科技领域，美国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作为近年来的热点研发领域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很多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公司，都来自于美国。

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家

从全球各国的专利局数据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专利申请量（图2），美国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中国排名第二，第三名是欧盟。各国申请量差距明显，美国的申请量甚至大于其他所有国家申请量的总和。但从某一件专利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来看，可能存在更大差距。在人工智能相关主要技术的专利申请量上（图3），中国也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过去全球创造发明的国家布局，基本上美、日、欧是第一方阵，中国和其他国家排在后面。中国加入WTO之后，由于中国部署创新驱动战略、加大创新资金投入，国家专利产出快速增加，在数量上已经连续几年占据世界第一。

同时，全球的创新者也把目光投向中国。现在全球最重要的两个专利申请国家是美国和中国。全球的创新者考虑创新成果专利的国家布局时，第一要在美国申请，第二个便是在中国申请，而不再是日本、韩国，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创新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申请人在全球的专利申请数量排名，第一是华为公司，第二是国家电网，此外国企和互联网公司的申请数量较多（图4）。中国申请人在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中，百度、国电及浙大等一些高校走在前列。

AI的三个关键技术领域

人工智能的第一个关键技术领域是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专利国外布局比较早，而且数量比较多。在国内，早期处于薄弱环节，但是近两年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长。（图5）。

第二个关键技术领域是人脸识别，这项技术已经在手机和各场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人脸识别技术领域的国外专利布局较早，而我国作为后发国正在快速追赶，2012年，申请数量开始大幅增长。

第三个关键技术领域是深度学习技术。该领域我国启动稍晚，但是2015年前后出现了飞速增长，这个趋势目前还在持续。

AI技术在智慧城市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的应用领域众多，所有应用领域都和在城市生活的所有居民息息相关，其中最活跃的领域是智能交通（图6）。交通堵塞问题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很多大城市、以及世界一些大城市的“城市通病”，目前和智能交通有关的解决方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发领域，也有很多产品。但真正把它投放到市场，让每个城市的交通参与者有获得感，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大领域是智能电网，该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数量超过八万件；第三大领域是智能医疗、智能家居和智能环保等。在智能物流、智能城市管理等方面也有大量专利发明。

图6  智能交通专利

这是2017年有关智能交通的专利发明，这个智能交通系统，可以通过各模块配合使用，及时监控城市道路的车流和人流状况，根据每个路口不同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及时调整红绿灯的显示时间与时长，达到动态调整的目的，能够有效舒缓城市交通拥堵，提升交通运行效率。

这是2016年有关智能物流的专利发明——自动跟随购物车，它能够识别目标人物、辨别声音、识别周围环境，自动跟踪目标前行，进行购物。

这是一种智能井盖，它内置芯片，载有“身份证”信息，井盖被打开即向后台汇报，可监控水流浊度、水流量、水速等信息。通过智能化功能的植入，它可以具有城市管理的功能。

智能医疗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发领域，我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投入，很多机构和研究人员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数字医院、远程会诊、临床决策、专家系统等等。上图是一种智能医疗系统专利。它可以接收并分析来自用户端的数据以创建或更新用户档案，并能够基于分析结果判断用户是否需要专家治疗。在判断认为需要专家治疗时，服务器将用户档案和专家档案进行匹配以生成专家推荐列表，并将专家推荐列表发送给用户端。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城市发明不是终结，而是开始，还要不断的创新发展。现阶段应用人工智能，引入计算机、自动化、物联网、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使人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效率更高。而专利技术发明申请与知识产权法作为保护人类发明的重要手段，未来将对智慧城市的创新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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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防科技工业是武器装备发展的支撑和保障，是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在有力支撑国防建设的同时，也带动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的核心，是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同民用科技工业基础融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过程。军民融合要求打破军民界限，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实现国家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是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又是先进装备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军民融合最直接最重要的领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防科技工业历经“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历程。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提出国防工业建设军民两用的指导思想并付诸实践。但是由于当时国际环境严峻，国防军工建设主要是为了完成国防任务；同时受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国防科技工业总体上形成军民分离、自成体系的发展格局。尽管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并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战略项目的突破，对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对有限。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进行了战略性转变。国防科技工业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战略思想指导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转民”，打破了过去国防工业的封闭格局,转变运行机制，进行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调整，将大部分生产能力转向民品领域，尤其是民用机电产品，缓解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短缺；同时，军工技术开始向民用转移并逐步扩大，在国民经济建设的许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军转民”是“军工”向“民用”的单向转换，是军事资源的单向流动，但是为军民资源双向流动的军民融合发展开启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际上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全球军事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台独”势力有所发展，反台独斗争任务突出；同时，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深入进行，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给我国的国防建设带来严峻挑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各工业部门经济技术实力显著增强，国有单位、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等各经济成分在部分技术领域已有明显优势。国防科技工业要实现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建立在整个国家工业基础之上，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优化资源，提高信息化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降低武器装备开发成本，建立“小核心、大协作”的国防科技工业新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也必须要适应市场规律，走出一条经费投入少、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路子。为此，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的重点，逐步从军工生产能力的转移向体制机制改革和产品结构调整过渡。“寓军于民”蕴含着把国防科技工业融入到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去的重要思想，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的前期准备。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格局继续向多极化过渡，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进程不断加快，军用与民用的界限日益模糊，军民融合式发展已成为世界主要军事国家的共同选择。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需求，要求把国防工业基础同更广阔的民用工业基础融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工业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也要求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与此同时，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振兴装备制造业，这与我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战略需求趋同。上述因素的叠加耦合，要求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加快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将国防建设深深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经济建设的拉动作用和国民经济对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思想的深化和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西方大国对我国采取全方位的战略遏制，我们与周边国家存在的海洋权益和领土分歧悬而未决，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多变，台湾问题形势严峻，上述不稳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我们面临的战略风险不断上升。我们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建设。军工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后盾。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最重要的领域，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也是国家科学研究体系和工业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军民融合深入发展，积极促进军工技术、人才、设施等向国民经济领域开放、溢出、转化，不断壮大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规模，辐射带动新兴产业兴起和传统产业升级，对于国家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目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从由初级层次开始向较高层次，由有限要素、少数领域向全要素、多领域，由零散式向体系式，由部门主抓向国家主导推进的过渡时期。2018年3月2日和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第二次会议，强调加快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装备采购制度、军品价格和税收等关键性改革，加快破除“民参军”、“军转民”壁垒；要营造公平环境，推行竞争性采购，引导国有军工企业有序开放，提高民口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比例。要以战略性重大工程为牵引，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①]

发挥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推动军民融合深入发展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需要国家主导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军民融合发展又是国家意志，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协调和监督作用，从政策制定、战略布局、制度安排、体制建设等方面，整体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同时，军民融合发展涉及多领域、多行业，所需的信息、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基本覆盖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行业，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构建系统完备的管理体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和国家明确了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实现途径和宏观体制，并确定了不同阶段军民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

同时，还通过加强规划统筹，推进与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军工行业逐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改为国务院直接领导，为军工民品发展纳入国家统筹规划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条件。1993年，原有的军工各部门除电子工业外，先后改组成为军工总公司，直属国务院、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进一步打破军民分离，提高国防军工与国民经济的兼容程度。1998年，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之一，在组织体系上进一步融入到国民经济的大系统中。2008年，新成立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从管理体制上进一步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与国家大工业体系的融合。2017年，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在中央层面加强对军民融合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市场机制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坚持市场化改革，集中体现在军工企业改制、重组、上市，鼓励、支持、引导民口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以及实施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合作。

1982-1993年军工科研生产单位进行企业化改革，船舶、核、兵器、航空、航天相继成立五大军工总公司，逐步确立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1999年，上述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为十大军工集团公司，确立其现代企业地位，提升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市场适应能力。

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国防科技工业市场化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2007年，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启动，对军工企业和研究所开始实施资产证券化改革；十八大之后，军工集团资产证券化步伐明显加快，上市的业务已由最初的民品和军民两用产品向军品拓展，涉及的单位已由放开能力单位扩展到保留能力单位，资产层级已从通用设备设施、辅业资产向总装测试等军工核心资产深入。

民口民营企业参与军民科研生产，是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逐步参与到国防建设领域。2007年，国防科工委制订《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支持和引导“民参军”。十八大以后，“民参军”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民口单位已占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单位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民营企业上千家，占许可单位总数的五分之二以上。民口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层次不断提高，已从低端配套向关键分系统及整机研制提升，在电子信息、新材料、高端技术装备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对外开放中，国防科技工业把军转民技术和产品打进国际市场，把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引进来。到20世纪末，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已同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厂商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进入新世纪，利用加入WTO带来的发展新机遇，积极开展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的对外合作，大力开发高技术、高附加值民品，积极参与核、航天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十八大之后，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进一步扩大开放，依托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加快军工“走出去”步伐，推进高端装备出口、国际工程承包、战略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科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

军民科技融合与协同创新逐步深入

        随着科技的发展，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高新技术军民通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军民协同创新逐步增强，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相互转化和支撑不断深入。

军民科技融合首先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军工技术转民用。改革开放前，国防科技工业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大量先进的军工技术，相对于民用领域，形成显著的技术优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军工技术转民用逐步扩大，1983年军转民技术合同416个，1985年增加到近2万个，截至1989年达到近3万项；且军转民技术水平不断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加强军工技术转民用的同时，重视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军民科技互动增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研究开发，积极推进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快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的转移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军民科技融合主要体现为“民技军用”，民用创新要素开始涉足军品领域，形成以军工科研生产单位为主体力量、中国科学院和地方研究型大学为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和其他地方科研生产单位为补充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高等院校利用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纷纷进入军工领域。这一时期，军民科技相互转化和支撑逐步深入，从2009年开始，按年度编制军转民、民参军目录，拓宽军民技术信息沟通渠道。

十八大以来，军民科技融合进一步深入，军民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形成新格局。为促进军地之间创新要素快速流动，实现创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军民协同创新快速发展，军地相关部门加大改革力度，涉及军地31个部门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基本形成，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初步建立，共用一个平台、一个系统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不断完善，建立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制度，一批军工重大试验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及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国防特色学科实验室向社会开放服务。同时，还联合举办了多届军民融合发展成果展、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并于2014年开通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对接渠道更加通畅。此外，为深入推动军民协同创新发展，先后建设并开通了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航天科工空间数据服务中心等公共信息平台，有效推动了科技、生产及基础设备设施的互联共享。

军工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辐射带动作用日益显著

国防科技工业作为重大战略性产业，具有丰富的科技资源、人力资源和产业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科技工业的军工技术优势与区域资源优势有机结合，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国防科技工业积极参与沿海地区经济建设，把军工科技优势与沿海地区的资金、劳动力、开放政策和国际市场信息优势结合起来，军工企业在深圳建立的窗口企业后来很多发展成为高技术骨干企业；天津利用军工高技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效果显著；军工行业在宁波组建经济技术联合体、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军工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一些军工科技资源集中、地区科技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尤为突出，湖北襄樊和四川绵阳依靠国防军工的技术、人才和设备优势，带动和促进了地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进入新世纪，军工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不断加强自身技术优势与地区资源优势的融合，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陕西西安、重庆、四川绵阳形成各具特色的军民结合高技术密集区域。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的军民结合产业集聚化发展也于2009年开始起步，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2010年，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加强军转民、民参军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军民结合产业领域持续增加；2011年，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积极推动航空、航天、民爆器材等传统领域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同时，注重引导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结合加快发展。

    十八大以后，军工与区域经济加速融合，军工特色和区域比较优势有机结合，在规划对接、科技协同、资源共享、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了军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如河北省充分发挥环京津的区位优势，积极组织民用企业与军工集团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项目洽谈和对接活动，推进新能源、电子信息、民用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河北省共有各类园区238个，具有明显军民结合特征的约为五分之一。其它区域军民融合产业也实现快速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庆市国防科技工业实现快速增长，产值、利润大幅提升；江西省军民融合发展明显加快，尤其是航空产业，成为支撑全省国防科技行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湖南省把军民融合产业作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突破口，军民融合产业实现较快发展。^[6]军民融合产业基地的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在推动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32家国家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工业总产值超过2万亿元；2016年，上述军民融合产业基地积极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品牌建设，形成了一批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的骨干企业和技术产品。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在推动军工建设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

（编辑  杨利红）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多与金融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完善规范的金融监控体系，不仅金融不能有效支持经济发展转型，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根据国际先进的金融风险管理经验，聚焦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可操作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

            美国处理金融风险问题的经验教训

危机爆发后，2010年美国政府出台了严苛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1]，迅速填补金融监管真空，恢复金融系统稳定。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工具箱的诸多工具中，银行压力测试体系[2]被公认为是一项监管创新。压力测试之所以能够从本质上抑制风险的积累，源于它创新性地打通了银行内部原本近乎隔绝的各个部门。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在危机爆发前早期，风险的积累源自于缺乏审慎的信贷评估、盲目逐利的创新和监管升级滞后。基于“房地产价格恒涨”的假设，银行信审人员在未对贷款人收入进行严格审核、评估的情况下，大量批准贷款，导致系统中信用风险攀升。而其后，由于MBS、CDS、CDO等衍生工具的推出，信用风险迅速转化为市场风险。风险在市场杠杆的加成下，以几何级数增长。危机爆发前期，在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双向吃紧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绩效指标，银行从业人员开始了大量造假。至此，常年积累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崩溃，开始向操作风险、道德风险蔓延，直至最终多种风险集中爆发。

危机爆发后，监管机构与银行进行原因分析，发现信贷部门、投资部门、内控部门，乃至银行监管机构，由于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管道，造成信息和制度的藩篱，使得信用风险转移到市场风险和其它风险的程度无法准确评估，跨部门的风险蔓延进入了管理盲区，最终导致“大家虽然都在做自己的工作，却都没有做好共同的工作”。而深层原因之一则是，在跨部门的风险转化方面，管理机制、决策链、信息流动监控没有相应的方法论做指导。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无法预警到宏观经济的风险因素，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以后，全美平均家庭负债激增，并在2003-2004年超越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这意味着，从次贷危机爆发前四年开始，美国平均家庭已经入不敷出，而金融机构没有预警测试，包括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是量化风险管理的重要标准。而压力测试方法中提出一项主要举措，就是要求各银行将自身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与宏观经济指数进行关联。通过对关联关系的定量分析，计量银行在宏观经济下行时的绩效。

银行压力测试的合规流程，强制性地打破了银行内的部门之间信息壁垒，以及银行与监管机构间的壁垒，并且在部门间植入了以大数据、自动化流程为基础的信息管道，建立了对跨部门风险转移监控的长效机制。进行监控机制系统化、数据化，进行流程再造。

随着美国经济走出下行周期，压力测试作为下行周期管理工具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不久，更取得了国会共识，削减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执行力度。压力测试被削减的技术原因，是因为通过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衡量银行的运营，过于简化了银行实际业务的复杂度，忽略了中观与微观运行层面的产品差异、客户差异、地域差异、管理差异以及银行间的博弈关系。以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3] M&T银行为例，该银行常年以保守稳健的作风著称，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反而取得了市场的信任，接收了大量由其他银行避险转移的存款。在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2年，该银行不仅没有出现流动性恐慌，其存款增长率还连年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11%、5%、19%、10%，整个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的绩效不降反升。这种情况是宏观压力测试模型所不能准确描述的。

当时美国政府急于快速填补金融危机后的监管真空，给公众一个交代。在处理危机后重建问题上，金融监管机构并未与其他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深度合作，将风控方法细化到不同行业、区域及重点企业，而是单独作战，在短时间内出台了宏观压力测试这样“短平快”的合规方法。因此评估的结果难以被其他行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企业复制使用，无法进一步产生附加值，没有发挥出金融监管法案对全社会效用的乘数效应。久而久之，压力测试项目沦为了一项孤立、昂贵的监管合规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诸如美国M&T银行等机构，此后都先后对美联储的宏观压力测试方法进行了改良，并引入了多项中观、微观层面的考量因素，最终将压力测试的管理理念深度融合到日常运营管理流程中，银行的风控与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和完善。由于美国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机制，改良后的压力测试方法只是掌握在少数精明的银行家手中，没有得到在全美整体推广的机会。

利用我国制度优势建设智能化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在借鉴美国次贷危机后监管新机制的基础上，可以针对中国国情设计出更为高效、协调和富有前瞻性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我国的宏观调控机制，使我们有条件拓宽金融监管的视野，打破金融体系内、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的信息藩篱，从而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监管项目的顶层设计。

以当下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战问题为例，它涉及贸易、税收、货币、投资、产业链等众多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可能触发金融风险。建立商务部（贸易政策）、海关总署（税收）、人民银行（货币）、行业协会（产业）与商业银行（金融）间的有效信息交互机制，则是准确评估美国各种相关策略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程度的前提。

在银行内部，可参考美国压力测试流程，打通信贷、风控、计财部门的信息渠道，有效监控贸易战对我国企业经营的打击（信用风险升高）程度，以及银行持有或质押的资产价格下跌（市场风险）、融资成本上升（流动性风险）等全流程中的风险转移。

其次，我国政府的执行力与海量数据资源积累，使我们有条件进行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全方位、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一旦压力测试由宏观经济层面拓展到中观行业、微观企业层面，则能够与银行现行的客户管理系统与内评体系深度融合。鉴于银行客户经理、信审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从业人员的日常工作是基于客户管理系统与内评体系完成的，微观层面的风控、合规流程由此便能嵌入到银行日常业务中，避免风控合规项目另起炉灶造成的资源浪费。

总之，我国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信息孤岛的形成，从而高效捕捉不同类型风险间的转移。同时，大数据的积累，足以支持我国金融机构在中观、微观层面进行风险压力测试，从而将合规流程与银行业务流程深度融合，显著提升风控精度、降低合规成本。

加快建立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加快建立我国智能化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以便及时掌握企业受影响情况和应对效果，随时量化掌握可能产生的银行风险，也可以据此设计政府的应对政策，评估效果。

具体来说，企业方面通过此系统可以了解到具体的受影响情况，银行方面可以掌握可能产生的风险，政府方面可以制定应对之策。

1.分析贸易战对国内企业的影响方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首先会公布关税征税方略，以及对于各个品项产品的征税力度。综合利用海关总署的数据，可以分析出美国关税对国内出口企业财务以及经营上的多重影响：

2.分析国内企业与政府对于贸易战的应对方法，评估风险化解效果。

同时，政府部门应当适时对部分政策进行调整：

⑴增加出口退税。此方法等同于用我国财政补贴美国政府、企业与消费者。这一方法只能短期减缓贸易战对国内企业带来的阵痛，但无法长期实行。

⑵人民币贬值能够直接对冲关税影响。然而人民币贬值的空间有限，过度贬值会严重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政策副作用明显。一旦美国关税税率达到25%，货币有限贬值的利好便不足以弥补贸易损失。

⑶银行监管机构政策性定向风险缓释，对相关行业调整风险计提、风险资本要求，并提出转型要求。此方法对政策制定的精确性提出了很高要求。

3.将受打击企业的信息与银行的客户管理系统对接。以纺织业为例：国内商业银行的客户管理系统具有完备、准确的纺织企业经营、财务以及关联企业数据，银行可以根据企业受到打击的情况，以及企业风险化解的途径，对企业的财务数据中的相应科目进行下行调整。银行信用、风险部门的内评流程，能够将纺织企业核心经营管理与财务冲击转化为企业评级降级、坏账损失拨备上升以及风险资本的上升。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流程，能够将风险降级、融资成本升高转化为银行收益、资产价值以及流动性的评估。银行可以运用上述系统，测算企业财务、管理指标下降对银行拨备计提、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从而完成微观层面的压力测试。将这一方法推广至多家大型银行，汇总多家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与宏观审慎的指标，衡量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加强底线思维  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美国政府实施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后，提出了综合运用大数据银行压力测试流程，打通了银行体系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壁垒，成功建立了对银行体系内部风险流转等一些长效监控措施。但银行压力测试系统存在设计过简的重大缺陷，致使其未能对美国社会产生持续正面效果。我国的经济管理方式，可以弥补美国的设计缺陷，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新方法，形成适合我国国情、涵盖各部门、高效多用途的金融监管方法。在制度上，综合多部门的资源与诉求，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监管体系，提升金融维稳效率，广泛服务社会。

（编辑  迟晨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目前社会上一些看法是从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定义社会主义，有很多文章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但仅在制度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天下为公》一书从中国和西方数千年文明传统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平等”和“觉悟”是社会主义的道体，有助于我们深化、拓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平等”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分配关系等。但是，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平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在一项项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平等的具体的经济社会政策中。

平等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地位和生存发展能力的平等，不是不承认差距，不是平均主义。合理的差距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差距过大则会损害经济效率，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感觉生活负担重？根源在于教育、住房、医疗、养老这四大民生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和干部特权化，造成各阶层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

目前，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与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并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济的依赖也反映了一些领域生产过剩、实体经济不振。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如何在抑制高房价的同时，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意味着不同阶层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如果任由以资本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社会政策，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让矛盾越积越深。

一是提高劳动所得、限制资本所得，促进收入平等。

目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表现在多个方面，最核心的是劳动与资本间的不平等，即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远低于资本所有者的资本所得和有产者的资产增值。促进收入平等应抓住这个“牛鼻子”。

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方案，有利于提高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缓解收入不平等。但我认为个税法还有改善的余地。为了促进收入平等、鼓励劳动致富和知识创新，今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应该大幅降低劳动所得的税负，提高财产所得的税负。

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实体经济从业者与金融从业者的收入差距上。为何金融从业者薪资高？因为我国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远高于实体企业，税负却低于实体企业。就税负而言，以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为例，减税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降到了16%，而金融业的税率仍为6%。因此，企业减税降费不宜搞一刀切，应区分不同部门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为提高劳动所得、治理脱实就虚、振兴实体经济，减税降费的重点应该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而对于金融部门、房地产业则应提高税率。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税负减轻了，利润提高了，就有条件给劳动者涨工资。

另外，目前中国金融违法犯罪的成本低，加剧了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不平等。对于那些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搞内幕交易、非法投机的金融大鳄和其他金融违法犯罪分子，应该加大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的力度。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金融违法犯罪者处以高额罚金，或者将其列入另类“征信黑名单”。

二是促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平等。

争取平等且良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条件，是老百姓辛勤劳作的基本动力。这四个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乎民心向背和经济增长。

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推出的房地产市场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土地财政，在一段时期内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房地产后来的过度市场化和金融化，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畸高，而且自2017年以来，高房价向三四线城市蔓延。高房价制造了财富鸿沟和不平等，导致政府调控房价的动作左右为难。过高的房价还透支了工薪家庭的消费能力，扭曲了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价值观，间接增大了实体企业的人力成本、地租成本，并导致大量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涌入房地产业。这是造成目前生产过剩、实体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必要调整贷款的流向，政府推出更多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廉租房，对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征收累进的房产税，把控好货币化拆迁的节奏和力度。采取这些办法中的一种或多种，对于降房价会立竿见影。

教育、医疗、养老是最基本的民生，理应由政府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政府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但在经济增速减缓和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有人又打起了教育、医疗、养老产业化的主意，主张以这三个领域的市场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会增大中下层老百姓的负担和痛苦，加剧阶层间的不平等，不但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而且从长期看反而会压抑整体内需，拖累经济增长。房地产已是前车之鉴。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的个性化的高端需求，但应严防资本逻辑侵蚀基本民生保障。近年来在这几个领域发生种种引起社会关注的事件，都暴露出社会资本办教育、医疗的隐患。

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均等化，强化公益性，合理平衡家庭、企业、政府的责任，降低普通劳动者的负担。目前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在递减，国家的投资应该更多投向这三大民生领域。当然，对医疗、教育的投资，不是要建更多豪华的住院大楼和教学楼。应提倡节俭办医疗和教育，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培养更多优秀的医护人员和教师，以更好的待遇和条件吸引高水平的医生和教师到基层和落后地区工作。一些城市对于养老问题已在实践中摸索出不少好办法，比如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服务为辅的方式。这里的社区服务应由基层政府牵头，把社区居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而不是交给资本来办。

以上述社会主义的方式办教育、医疗、养老，提高劳动所得，就能为解决房地产问题创造条件。如果老百姓在教育、医疗、养老上的负担降下来，劳动所得增加，就能提高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内需，进而缓解生产过剩，实体经济就会焕发活力，政府的税收会增加，就可以对冲房价下跌引发的影响。

三是以自主创新赢得在全球产业链中平等的利润分配权。

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大体处于中低端，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在利润所得上处于弱势。有学者提出，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权，以激励创新。但对于一些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项目，更需要大规模协作、大兵团作战，一方面周期长，另一方面职务发明、团体单位合作也不适合强调个人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否则我国的“两弹一星”就搞不起来，高铁也搞不起来。改革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优势改没了。

如何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以互联网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新型企业，在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上更强调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企业内部关系是较为平等的，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精神得以激发。科技创新是系统性的、高度创造性的活动，更需要调动组织内全体成员的主动性、自觉性、协作精神，在科研机构和企业中形成平等的创新共同体。科层制的管理只会压抑创新。

自主创新需要巨量资本的投入。截至2016年底，中国理财市场总规模已达百万亿元。如何把这庞大的社会资本引向实体企业、高科技产业，以促进创新和转型升级？目前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税负和利润分配的不平等，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实体经济的流动；而且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高、杠杆率高，再加上企业自主创新的周期长、回报慢，社会资本更是不愿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区别性的税收政策，并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吸引社会资本，投向有发展潜力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

（编辑  碣石）

内容摘要：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只有依靠集体所有制，才能确保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充分体现乡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只有依靠乡村自治，才能体现乡村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集体所有制  乡村自治  内生动力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一个贫困村能否摆脱贫困，首先取决于贫困村的内生动力，如果内生动力不足，即便国家扶持力度很大，终究难以摆脱贫困，更难以实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21日在云南省考察工作时强调：“最大限度调动当地群众的积极性，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这是消除农村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

要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目标，都离不开发展集体经济，离不开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坚持集体所有制，确保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虽然改革开放前的广大农村算不上富裕，但当时农村的发展已明显体现出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

依靠集体经济，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面貌。一是农田基本建设彻底改良了土壤，把大面积的荒沙地变成了沃土，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二是在全国范围广泛进行了江河治理，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大大减轻了洪涝和干旱灾害，不少水利工程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防汛抗旱作用，这是中国几千年水利史最辉煌的时期。三是在广大农村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四是大面积开展农业科研和推广良种，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主要农作物产量比50年代末翻了一番。而且这一切是在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支农实力不足的背景下实现的。可以说，当时农村集体经济的突出成就是旧时代的中国人所不敢想象的，也是今天家庭经营条件下难以做到的。

农村集体经济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有些西方的学者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马克·塞尔顿指出：“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评价毛泽东时代时指出：“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在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之所以取得以上成就，集体所有制的力量是基础。集体所有制确保了集体经济的发展，赋予了基层组织的号召力；集体经济激发了群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在此基础上将原来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创造了惊人的奇迹。没有集体所有制，也就没有红旗渠这样的奇迹，也不会有农村社会良好的秩序。我们应该认真领会习总书记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精神，和“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小岗村考察时的讲话）这一指示。

当前很多地区农村存在空心村、空壳村情况和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集体经济被削弱是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少数农村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实行了教育、住房、医药、养老免费制度，甚至日常所需也做到基本免费。其原因正在于这些村坚持和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在改革中，创新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方式，而且领导确保了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农村改革是不断发展的。改革之初试点大包干的小岗村调动了积极性，而如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他们进一步改革思考的方向，他们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参观，他们说：“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近年来，贵州塘约村、大坝村，河南龙泉村，山东代村等一批先进农村的实践经验，也无一不体现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塘约村是一个地处贵州偏远地区的国家二级贫困村，在灾后濒临绝境的情况下，能把外出打工的农民吸引回来，并且在短期内发生巨大变化，说到底还在于塘约村选择了集体所有制。

如何长期持久地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经过40年的改革实践，逐渐形成共识。分散经营的农户一味依靠国家救济或期待富人的恩赐，农村是发展不起来的。正如习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乡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是基层工作活力不足的症结所在。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生活需求。” 2012年底习总书记在河北省考察扶贫工作时再次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

尽管各地纷纷提出集体经济“破零”的要求，并提供一定的资金用于发展集体经济，但其重视程度，组织方式、发展规模仍然不够理想。由于长期以来集体所有制被虚化，人们对集体所有制及集体经济观念淡化认识不清，甚至以为规模经营就是集体经济，家庭农场就是合作社，忽视集体所有制有关生产资料及产品的归属问题，导致不少的集体经济项目及合作社名不副实。目前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一味依靠政府拨款脱贫的方式不是出路，农村改革应抓住集体所有制和发展集体经济这个关键环节。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起码要求不单指土地集体所有，而是指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等归生产者集体所有。只有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才能真正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底线，但不是最终目标。放弃这一底线就等于放弃集体所有制，但仅停留在这一底线，集体经济也难以壮大，因为集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

贯彻乡村自治，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一些乡村的发展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村就是其中一例。刘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而今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刘庄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实现。更让人羡慕的是，刘庄于2009年1月11日全部搬进第三代新村别墅。这种花园式、现代化、智能化别墅共400套，每套建筑面积472平方米，全框架结构，配有中央空调、宽带网、闭路电视、电话、灯饰、布艺、整体厨具、集中供热供气、安保全天候监测系统等设施设备。

总结这些村的经验，我们发现，这些村的成就除了集体所有制和好的带头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乡村自治。熟悉刘庄村的人都知道，刘庄自治做到从实际出发，从维护百姓的利益出发，不跟风、不刮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如下几个事例便是很好的印证——1956年初级社刚成立不久，上级指令刘庄所在的夏庄乡21个初级社合并成1个高级社，并提名史来贺担任社长。史来贺认为以村为单位成立小社有利于生产，拒绝到任，为此上级领导对他很不满意。但不到一年，那些合并为大社的村因为管理不力，不得不重新拆分为小社。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公社开会布置各村放“小麦高产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派人坐镇指挥。史来贺不理这一套，工作组三天两头催办，史来贺勉强同意拿3亩地做试验。结果3亩“卫星田”亩产仅130公斤，连种子都没打够，但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文革”期间一度流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史来贺说：“咱农民没苗咋吃饭？谁要草就叫他吃草好了，咱要除草留苗。”全村老少顶着压力搞生产，先后办起了机械厂、面粉厂、冰糕厂、食品加工厂等，使刘庄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的新格局。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地“一刀切”地推行。上面派到刘庄的工作组反复做工作，要刘庄分田到户。面对艰难的选择，史来贺反复思考，最后的结论是：分则不利，合则有力。他认为，刘庄已经从自然经济转入商品经济，2/3的劳动力已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集体经济雄厚，如果一分了之，必然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从本村实际情况出发，最终决定土地不分到户，工厂不包给个人。并且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把农、牧、副、商、工等统一起来，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在一片争议声中，刘庄人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坚持集体经营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不仅是刘庄的经验，也是塘约摆脱贫困的做法。塘约村之所以被称为新时期的大寨，不仅在于选择了集体所有制，还在于实现了典型的乡村自治。如：塘约村土地确权实施的“七权同确”、所制定的村规民约“红九条”在全国独一无二。

以上事例说明，激发农村内生动力不仅依靠集体所有制，同时还要依靠乡村自治。乡村自治能够体现乡村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习总书记把自治摆在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是有实践依据的。这一提法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亮点，若能把握好这一点，乡村治理必有重大突破。

集体所有制下乡村自治的优越性

首先，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所有劳动者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后者只有少数人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

其次，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利于强化乡村一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根本上避免了私有制下乡村自治出现的“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现象。

第三，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平等关系，可以相互监督。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被管理者只有劳动的权利，没有监督管理者的权利。

第四，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不允许出现人剥削人的行为，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势必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

第五，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有利于造就一批具有社会主义理想、有能力的乡村干部。刘庄村的史来贺、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航民村的朱重庆、兴十四村的付华廷、龙泉村的梁修昌、大梨树村的毛丰美、宝山村的贾正方、蒋巷村的常德盛等，都是无私奉献的带头人。而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因缺乏法制和监督的环境，容易滋生村霸地痞甚至黑恶势力，危及基层政权和社会安定。

第六，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可以做到统分结合，有利于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则只利于分不利于统。

可见，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优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刘庄、华西、南街、航民、兴十四等一批明星村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不能将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与私有制下的乡村自治混为一谈，更不能放弃集体所有制，教条套用美国大农场的做法。否则，不仅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会进一步丧失农村的内生动力，给乡村振兴带来更多困难。

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优越性

第一，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组织的领导成员来自集体所有制内部，农村干部就是老百姓。而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在村一级组织上面加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领导成员基本来自集体所有制的外部，是“吃国家饭”的，体现的是政府管治。

第二，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突显了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而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则容易出现官僚主义。

第三，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注重实际，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容易出现形式主义。

第四，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容易出现“一刀切”的问题。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受外部制约的因素少，可以做到因时而异，一旦发现工作有误可以及时纠正。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受外部制约的因素多，即便发现政策有误，也难以及时纠正。

如上所述，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不仅可以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大大降低政府管理国家的成本，有效地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问题。

因此，刘庄村、南街村的路并非老路。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不仅是新路，而且是正路。改革开放后，刘庄、华西、南街、航民、兴十四等个别村，能够在短期内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为可能，就在于这些村的集体所有制由政府管治走向乡村自治。这些村在改革开放前由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后则由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走向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这些村的成就，既体现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又体现了乡村自治的必要性，他们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后的最大亮点。

总之，60多年的实践证明，集体所有制优越于个体所有制，乡村自治优越于政府管治。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体现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充分体现了乡村自主权和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因此，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二者缺一不可。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发展就会出现好的势头，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乱象。

几点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不断虚化，其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群众逐渐意识到新形势下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二次飞跃”的重要性。把集体所有制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起来，不断提升农民的集体主义觉悟和乡村自治能力，很多问题不难解决。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前的管理体制有问题就断然否定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之所以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并且陆续出现了一批明星村，就因为改革开放让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现阶段出现令人关注的“三农”问题，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做法不仅背离了集体所有制，而且忽视了乡村自治。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持集体所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是坚决守住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底线。土地确权应针对“违约用地、违规占地、违法卖地、暴力征地”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彻底的整治。土地确权颁证若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不仅集体所有制难以巩固，而且势必导致各种危机。二是扶持集体经济实体对象的选择要有原则，即要求土地和其它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只有扶持这样的集体经济实体，才能激发农村内生动力。目前“一包了之”、“一租了之”、“一股了之”（资金变股金）的做法，都没有按照集体所有制的要求实施。这些做法虽然使集体增加了一笔账面收入，但对于激发农村内生动力作用很小。三是要为集体经济的存在、发展、壮大提供宽松环境。优先给集体经济实体办证，提供场地、用电用水等服务，优先为集体经济实体提供财政扶持，以及减税、免税、贷款等有利条件，促使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农村经济结构的主体。四是考虑到发展集体经济起步难、风险多、责任大，建立集体经济“先行先试”以及“试错、容错”的机制，让那些真心发展集体经济的干部群众消除后顾之忧。

二、让乡村充分拥有管理自主权。顶层设计应在严守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乡村拥有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只要有利于维护集体所有制，并且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同，应允许这些村自定管理办法。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及政策（如土地承包制）“一刀切”，忽视了乡村的差异性，明显不利于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不利于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农村政策并非越多越好，一些政策如不能顾及各地的实际情况，或有悖于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出台的政策越多，导致的问题越多。最好的办法就是依照集体所有制下的乡村自治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处置。顶层设计重在把握集体所有制的大方向，引导和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至于基层的具体管理主要依靠乡村自治，国家政策不宜包办代替。决策既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走向，又顾及到眼前的不同情况，有利于体现因地制宜、实现农村稳定，也符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改革初期河南的刘庄村、南街村、河北的周家庄，改革中期河南的龙泉村、山东的代村，贵州塘约村、大坝村、浙江好溪村、内蒙古中不浪村都是这样做的。这样的典型应该给与大力支持。

三、转变领导方式。乡村自治并非不要党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只有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才能避免政府管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为此，各级领导要站在依靠乡村自治、支持乡村自治的角度开展乡村工作。扶贫工作要避免上级部门对基层过于频繁的检查督促，让乡村干部把用于应付检查和“数字脱贫”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深入一线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上，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发展集体经济、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管理体制机制等。这有利于转变工作作风，培养优秀干部，并且使干部选拔工作得到基层群众的监督和发现人才。同时，也便于更多的同志去了解农村、关心农村，及时发现和总结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好建议、好经验、好做法。

（编辑  宋彬彬）

国有企业的功能界定与分类监管，是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和首要任务，是因企施策、分类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大任务以来，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普遍以分类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切入点，进行了有益探索。

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

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功能并实施分类改革管理，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2015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对不同类别国有企业如何差异化推进改革、调整股权结构、完善考核等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性要求。2015年12月，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国资发研究〔2015〕170号），对商业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提出不同的改革、发展、考核、监管方案，开启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大幕。

各地国资委按照《指导意见》有关要求，结合地方特点和企业实际，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划分所监管一级企业功能类别，纷纷出台监管企业分类的实施意见，逐步探索开展分类发展、分类考核、分类监管工作，着力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针对性、国资监管的有效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更好地发挥各类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

从分类具体情况看，中央企业集团层面的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已基本完成。中央企业被划分为商业一类企业、商业二类企业和公益类企业。随着集团层面功能分类的尘埃落地，中央企业正全面启动对所属子企业的功能界定和分类工作，逐层明确各级子企业功能类别。各地国资委所监管国有一级企业也基本完成功能界定和分类工作。各地在落实国企分类改革时，基本是在商业类和公益类两个类别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地方特点，对所属国有企业进行功能分类，方法主要有“三分法”“两分法”，以及在“两分法”上作进一步细分（见表1）。

表1：各地国有企业分类情况[1]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实践特点

从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方法来看，主要呈现“五大共同点”：一是明确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原则，体现出资人的战略意图和现阶段企业改革特点。二是清晰国有企业分类的职责边界，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各司其职，共同推进分类工作。三是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类方法，确保分类工作科学有效。四是明确分类结果运用的重点与方向，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针对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和监督管理的精准性。五是建立企业功能界定与类别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始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这也是本轮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特点。

从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来看，主要呈现出分类改革引向深入、分类发展构建优势、分类考核注重导向、分类监管突出重点等四方面经验。

一是分类改革引向深入。准确界定不同企业功能并科学分类，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前置性工作。分类改革主要是以清晰界定企业功能与类别为前提，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重要改革举措的落地，将改革引向深入。从中央企业看，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完善配套文件，夯实建章立制基础，为分类改革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016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联合财政部、证监会共同印发《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16］133号），按文件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在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的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中，选取10户企业开展首批员工持股试点。2016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关事项的规定》（国资发产权［2016］295号），明确了中央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操作流程、方案制定等有关工作要求。截至2017年底，超过2/3的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其中，商业一类企业混合程度最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73.6%；商业二类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62.6%；公益类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31.1%。[2] 从地方看，各地纷纷出台系列改革配套方案，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北京根据不同功能定位的企业，综合考量业务特点、企业目标、企业运营、考核指标等，进一步推进对市属企业的分类定责、分类配备不同功能特征的董事会、分类考核等改革措施，引导企业按照不同目标发展。广东对准公共性企业和竞争性企业分别给出明确的改革路径。准公共性企业，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约定回报、“项目+资源”等综合开发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实现准公共项目资金投入多元化。竞争性企业，采取改制上市、引进非国有资本、管理层和员工持股等多种途径与社会资本混合交叉持股，其中，对科技型企业，鼓励探索管理层和员工以现金、技术、虚拟股权等方式持股。广东已在省属二、三级企业中，择优选取50家企业开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点，重点通过改制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企发展基金、探索员工持股等方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分类发展构建优势。我国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承担着多重责任和使命。对国有企业进行功能界定与分类，区分不同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明确不同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有助于增强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动力。从中央企业看，根据不同功能定位，分类实施主业优化管理，推进中央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进一步增强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2016年至2017年，完成了7对15家中央企业重组。同时，探索中央企业结构调整新路径，推动中粮集团、国投集团、中国诚通等10家具备条件的企业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从地方看，各地根据所监管国有企业的产业特征、行业特点、股权结构和发展阶段，促进分类发展，推动企业强强联合，打造资产运营平台公司，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天津加大竞争类企业重组，培育金融龙头企业；围绕提升城市能级和服务民生能力，加快公共服务类企业整合；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吸收社会资本，做实做强功能类企业。目前，天津超过51%的市属国有资产集中在平台公司。上海推进上海国盛和上海国际等18家国有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提出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北京围绕首都功能优化布局，提出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等领域，目前44.5%的市属国有资产集中在14家平台公司。

三是分类考核注重导向。对各类企业实施分类考核，有利于进一步促使企业有针对性地发展，从整体上增强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从中央企业看，根据不同功能定位，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分类考核，积极探索分类激励机制。2016年8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完善中央企业功能分类考核的实施方案》（国资发综合〔2016〕252号），明确了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按照企业的功能和业务特点确定了差异化考核导向和内容。同年12月，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国资委令第33号），明确提出对中央企业实施分类考核，差异化设置不同类别中央企业的考核指标及其权重，强化不同功能定位中央企业政策导向。研究探索中央企业工资总额分类管理，开展中央企业工资总额备案制试点工作，并积极配合人社部牵头组织的市场化选聘经理层和职业经理人员薪酬差异化试点工作。从地方看，各地普遍对竞争类企业重点考核股东价值、主业发展、持续能力；功能类企业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公共服务类企业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北京于2016年实现分类考核全覆盖，初步形成“一企一策”的考核工作体系。上海制定11个涉及功能分类配套文件，进一步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广东对竞争性企业和准公共性企业设计收益率等经济效益指标，在基数工资与效益工资占比、效益联动指标选择以及调节指标设定等方面，有针对地构建体现企业经营性质特点的工资效益联动机制，将子企业的工资总额管理职能下放给省属企业总部，子企业工资总额管理逐步向事后备案过渡。重庆对商业一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点考核经营业绩、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能力；对商业二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合理确定经营业绩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考核权重，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和战略性产业以及完成特殊任务情况的考核；对公益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产品质量、服务水平、运营效率和保障能力，考核中引入社会评价机制。同时还对所属不同功能的企业，确定不同的绩效年薪调节系数，参与市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其负责人薪酬高于参与市场竞争程度低的企业。

四是分类监管突出重点。分类监管是一项长期持续性工作。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对不同类别企业关键业务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管，有利于提高国有资产监管的有效性。从中央企业看，根据企业不同功能类别和特点，“一企一策”落实监管目标和责任，促进中央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从地方看，上海先后出台10份分类改革监管配套文件，包括监管内容、跨类业务认定、法人治理建设、任期制契约化管理、经营业绩考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资经营预算、企业信息披露以及市国资委履职清单等相关政策，充分体现企业的不同功能。天津按照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类别实施差异化管理，对竞争类企业重点关注经营绩效指标和主业持续发展能力，对公共服务类企业重点关注安全、产品品质、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对功能类企业重点关注融资能力和风险控制。重庆对商业一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点加强对集团层面的监管，落实和维护董事会、监事会权利，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商业二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重点加强对国有资本布局的监管；对公益类市属国有重点企业，着重监管其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预期和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功能定位和分类。可以预见，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将继续走向深入，针对不同类别国有企业，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发展，并在改革、发展、监管和考核等方面继续采取差异化政策，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全面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子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过去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和推进下，各地根据本地情况制定具体政策，已对所属各大企业进行了初步分类。现在全国已基本完成国有一级企业类别的界定和划分，但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入，特别是国有企业子企业功能划分尚不明晰。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功能界定难以一概而论。一些地区，如北京，国有企业功能界定工作推行较为深入，已经在国有一级企业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落实国有二、三级企业功能划分。可以预见，加强对国有企业子企业分类的指导，全面推动国有二、三级企业的分类工作，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已经落实国有一、二级企业分类工作的地方，将加强对国有企业子企业分类的动态管理，强化目标导向，深化分类改革发展、分类考核监管，使功能定位与分类工作效果落到实处。

二是分行业制定国有企业发展方向与监管政策。党中央国务院指导国有企业根据功能划分为商业类、公益类等类别，其根本宗旨在于细化国有企业类别，因地制宜、因企施策，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发展规划，有效实施分类监管。各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将发展政策与监管原则细化至各行业，是深入贯彻落实这一精神的重要体现。可以预见，各级国资监管部门将以管资本为主，突出国有企业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所在行业具体情况明确差异化的考核标准，落实保值增值责任，提高监管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在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施进展较快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在分类考核的基础上，找准细分行业和领域，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中增加对企业在同行业中盈利能力、成长能力、竞争能力，以及业务布局和创新能力的对标考察，促进企业的经营发展，值得期待出现按照 “因企施策”或“一企一策”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

三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监管有效提升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针对性，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可以预见，基于企业功能分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更加注重政策实施的针对性与精准性，更加注重改革的质量和效果，更加注重提升企业整体功能与经营效益。中央企业和各地国资委将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加快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效探索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在引导子公司层面改革的同时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此基础上，中央企业和各地国资委将进一步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各类国有企业发挥混合所有制优势的决策管理机制，稳步加大国有二、三级企业员工持股的探索，大胆探索建立优先股、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

四是完善基于国企功能界定与分类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的功能界定与类别划分使得国有企业更加明确自身定位，为分类完善公司治理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了坚实基础。可以预见，各地将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全面推进董事会建设，使董事会真正成为企业的决策主体。基于国企功能界定与分类、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董事会建设将会更加受到关注，探索建立符合公益类、商业类等不同类别企业特点、规模、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化公司治理机制，在董事会规模、外部董事比例、董事会职权等方面作出有针对性、甚至“一企一策”的安排。

                                                    （编辑  季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全面交往和海外利益的扩大。但日趋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使大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人员面临着严重的安全风险和隐患。为保证海外利益的安全，建立新型现代化海外安保体系的任务日益迫切。

我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亟需提升安保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但海外安保机制相对滞后。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向境外的延伸。从形态上看，海外利益应有现实、潜在和直接、间接的区分。而海外人员、企业、机构和投资，则是海外利益的直接载体，构成我国现实直接的海外利益。

随着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快速拓展。特别是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利益的发展。一是对外投资进一步扩大。2014—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1] 2017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9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43.6亿美元。[2] 另外，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超过1100亿美元。[3] 丝路基金已签约19个项目，承诺投资70亿美元。[4] 二是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2014-2017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签署工程承包合同额累计超过4490亿美元。[5] 2017年国家主管部门共备案、核准境外投资企业6172家，企业常年驻外人员达到100万人。[6] 目前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总数已超过3万家。[7] 三是海外合作项目激增。截止2018年4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经贸合作区75个，累计投资255亿美元，入区企业超过3800家。[8] 六大经济走廊建设陆续铺开，涉及铁路、公路、港口、能源、通信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企业参与建设海外工程项目总数超过1600个。[9] 四是出境旅游人数激增。2017年出境人数超过1.3亿人次[10]。五是外贸联系日益密切。2014—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2017年达7.4万亿元人民币。中欧班列累计开行6235列，2017年开行3271列，2018年可达4000列，年运送货物总值达到145亿美元。[11]

海外利益的快速发展，客观上需要国家建立相应机制加以保护。中国政府对海外利益的保护高度重视，相继建立安全管理、风险预警、领事保护、应急救援、油气管线安保等机制，特别是实施大规模撤侨行动，彰显了大国力量和担当。但总的看，我国的海外安保机制仍相对滞后。主要是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不够、安保机制建设体系化不够、投入不够，导致海外安保工作明显落后于形势发展，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的现实需要。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海外面临的安全风险

日趋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迫切要求建立全面综合的新型海外安保体系。与中国海外利益快速拓展相伴随的，是国际安全环境的日趋复杂恶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大多处在欠发达国家和高风险地区，境外人员、企业、机构和投资面临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多。

一是国际和地区形势持续动荡，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叙利亚冲突、也门战乱直接导致中东地区长期动荡。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不稳，直接影响到企业人员和项目的安全。过去非洲地区局部动荡就给中国企业和投资造成严重损失。

二是恐怖极端主义活动日益向全球各地蔓延。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恐怖袭击持续高发，阿富汗局势危及中亚地区，欧美等地也逐渐沦为恐怖袭击的重灾区。“伊斯兰国”作为国家形态虽被打垮，但残余势力扩散，仍在各地活动。

三是一些国家政治、经济、宗教、种族和社会矛盾突出，政局动荡不稳，社会治安混乱。在这些国家投资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经营风险上升。投资所在国政权更迭和高层人事变化、与投资相关的政策调整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对企业投资和经营造成直接影响。由于不少国家处于政治转型期，社会动荡不稳、治安管理混乱，企业机构在外遭打砸抢劫，人员在外遭绑架、袭击事件也时有发生。

四是国际力量的地缘政治博弈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使项目投资的风险和变数增多。面对复杂严峻的安全环境，中国企业不应在海外“裸奔”。我们应该将保护海外利益作为当前和今后对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科学、可靠、综合、全面的现代化海外安保体系，确保我国驻海外人员、企业、机构和投资的安全。

政府与企业共同推动新型海外安排体系建设

海外安保体系建设，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实施。新型海外安保体系建设，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在宏观层面，政府应建立一整套常态化工作机制，对海外安保工作实施统筹协调，对威胁和风险进行准确评估，对危险及时发出预警，对危机事态及时做出反应和处置。在微观层面，海外项目建设和管理方应建立起综合完善的安全防护系统，既要建立系统全面的技术、物质和人力监控与防护措施，又要建立和实行一整套组织管理、教育培训、风险评估、预警防范、危机反应、善后救援、内外协调制度。当前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首先，要及早出台相应专项政策和法规，规范指导海外项目安保业务的实施、运营和管理。第一，应尽早出台《海外安保工作条例》。通过立法手段明确海外安保的目标、任务、宗旨、原则、适用对象、实施程序、协作机制，规定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和个人的权限、责任和义务。第二，应及时出台《海外项目安防系统建设规范》。从项目安全风险评估、项目安保系统要素构成、方案设计、技术和质量标准、建设和验收程序等各方面出台明确规定，推动海外项目安防系统建设的科学化、集成化、规范化。第三，应出台安保服务企业参与海外项目安防系统建设、运营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扶持国内优秀保安企业随着海外投资大潮走出去，促进海外项目安保服务专业化发展。

其次，要构建国家海外安保体系，为海外投资企业保驾护航。主要是建立健全八项机制：第一应建立海外安保工作常态化协调领导机制。统筹协调涉外安保相关部门的行动。第二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强化源头把关，规避风险。第三应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审批监管机制。对海外投资的流向、标的、安全性、合法性进行审核把关和跟踪管理服务。第四应进一步完善海外安保综合情报预警机制。多手段、多渠道搜集上报涉及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在海外面临直接和潜在安全威胁的线索性情报信息，及时发出准确具体的威胁和风险预警。第五应健全海外安保应急反应机制。组建跨部门、集散式海外应急快反力量，完善相应预案，加强演练，确保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快速反应，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种涉我海外突发事件。第六应普遍建立海外安保国别合作机制。加大外交和领事保护力度，就保障海外人员、企业和投资安全，与相关国家和部门在法律保护、信息交流、行动协调等方面开展全面协作。第七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补偿机制。由国家出部分资金，海外投资企业按比例缴存一定风险基金，由国家按规定程序管理和使用，保证个别企业因不可抗力因素蒙受巨大损失时，能得到足够补偿，消除企业后顾之忧。第八应建立海外人员统一保险机制。由政府主导，按强制保险模式，推动所有海外经营企业按规定办理海外人员保险，切实维护海外人员权益。只有建立健全上述机制，国家这张保护伞才能真正起作用。

第三，要推动海外项目安防系统建设规范化，实现运营管理专业化。一是项目投资前必须通过专业、科学的风险评估。确保投资经营安全可靠，防止盲目投资、冒险投资。二是要切实搞好项目综合安防系统硬件建设。应制定项目综合安防系统建设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根据项目规模、性质和特点，科学整合技防、物防、人防手段，将目标监控、信息感知和传导、信息处理、预警报警、物理防护、人力响应等功能融为一体，提升项目安保现代化、集成化、智能化水平。在海外项目建设审批时，应将综合安防系统构建作为工程项目不可或缺的分项工程对待，在工程总费用中列支安防专项工程费，实行安防系统工程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分包制，与其他分项、分部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一体施工，形成布局合理、稳定可靠、集成高效的综合安防系统。三是推动海外项目安保服务管理专业化发展。要彻底摈弃落后的自我安保模式，将项目安保工作分包给专业化安保服务供应商来运营和管理。投资企业专注主营主业，安保企业按合同要求提供专业化服务和管理。四是切实加强企业内部制度化建设。建立健全内部安保组织管理、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检查巡视、风险评估、防范预警、应急处突、善后救援、上下通联、内外合作等工作制度，并设立专门机构严格监督执行。

从机制建设角度看，只有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机制和措施建立健全并有效对接整合，建立起完整的安保体系，海外人员、企业和投资的安全才会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编辑  杨利红）

中国农村正处于一个千古变局中。几千年来，农民一直把土地视为养家糊口的命根子，而如今不少农民把土地看作是穿破的旧鞋不留无情地抛弃了，很多村庄人走屋空，村里满目萧条凋零。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趋于缓慢下滑，农村劳动人口逐渐减少，土地撂荒现象比比皆是。又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我国粮食累积进口13112万吨，较上年增加13.9%。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业生产劳力不足，农村社会治理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村民可以有偿将土地流转给其他人种植，流转了土地的人拥有对土地的经营权。虽然从理论上说，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划分是明确的，但实际上有的地方是“马虎”的。比如村集体对土地的管理权是空置的，如果村民把土地撂荒了，县乡政府和行政村没有得到法律授权，无法把村民的撂荒地收回来，只能看着土地撂荒干瞪眼。当初土地下户时，多数地方采取的是见地分地的方式，一户村民30亩承包地，要分成五六块，这是一种不科学的经营方式，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村民之间流转土地价格不高，亲友代种，甚至是无偿的。但是土地整片成规模流转，一般流转费是以该土地常年亩产量来计算的，租金过高导致流转土地者经营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因此出现流转了土地不种“跑路”的现象。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卓资县为例，城市下乡流转土地搞规模经营的能人大户，真正能坚持下来盈利的最多不过三成，而血本无归者大有人在。

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没有务农积极性的现象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事关我国长治久安，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要立足自己解决。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没有不珍惜土地的权利，科学合理地经营土地，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新时期如何有效把农民组织起来

如何破解农村、农业困局呢？我的建议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整合土地等生产资源，尊重多数农民的意愿，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科学的土地经营方式。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农业集体生产，其历史功绩不容否定。要保证了五亿农民有饭吃。农民不组织起来，就是一盘散沙，难成气候。当初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进入农村，把农民就像赶羊群一样驱赶屠杀。共产党进了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就由绵羊转变为雄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敌人赶了出去。新时期农村建设也是一样的道理，不把农民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脱贫成果就难以巩固。

如何将新的时期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并不是要恢复人民公社的模式。但必须看到，改革以来“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也已经显现了一些弊端。在华西、刘庄、周家庄几个并没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却都发展成富裕幸福的新农村，它们的实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2014年6月，贵州省塘约村遭受到特大洪水灾害，房屋塌了，路冲垮了，农田冲毁了。面对毁村大灾，塘约行政村党支部带领村民绝境求存，抱团发展，将土地等七项财产权利重新收回集体经营，结果三年大变样，如今外出打工村民纷纷回到村里搞生产，塘约村已经成为富裕村、明星村。

乌兰察布市也有这样的例子。察右中旗乌素图镇，土地属于沙板地，原来是一个出名的穷地方，包产到户前十年里，三分之一人口流落他乡。在镇党委的领导下，主动求变，组织村民将零散承包地调换成大块地，在大块地上打井种红萝卜和瓜菜，建红萝卜种植协会、合作社，结果乌素图红萝卜创出了全国名牌，乌素图成为全国红萝卜第一乡，每年秋收时还有2万外地人来乌素图打工。乌素图镇党委和政府将村民组织起来开发产业，是当地发展和农民致富的根本动力。

组织农民的三个原则

新时期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要坚持三条原则。

一是，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那些没有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所谓上层精英决策，其主意往往是误国伤民的纸上谈兵。应该放手让农民群众自己去搞，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察右中旗巴音乡中不浪行政村，利用政府帮扶资金起步，行政村建立了一家农资服务公司，代销山东一家老牌国企生产的专用肥料，厂家派技术员专程指导。过去当地马铃薯最好亩产为4000斤，技术员保证使用专用肥料，按照技术标准规程做，亩产可以达到6000斤。通过经销农资产品，该公司今年可获利七八万元。贫困户也能用上专用化肥，采用了科学种植方法，丰收有望，扶贫工作见到了实效。中不浪行政村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二是坚持村民自治的原则，村里的事让村民自己做主来处理，按照一定的程序，民主表决来决定。土地可以继续分户承包经营，也可集体收回来，按照各家地亩多少以股份制的合作社的模式来经营，还可以集体招标转让经营，村民按地亩收取转让金，也可以集体雇工采用机械化耕作，村民按地亩分摊生产费用，分享粮食成果。如果大多数村民同意，村集体可以调整村民的承包地，将分散的小块地调整为大块地，便于耕作。愿意合作经营的社员，把土地集合起来集体经营，愿意家庭经营的，通过调整土地，在自己大块承包地上经营，一个村也可以采取两种体制。总之，采用哪种生产经营形式，让村民自己来选择。

三是，要坚持党在农村的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依靠人民群众、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向伟大理想目标奋斗，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当前党在农村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今，有的基层党支部已经行动起来。我在察右中旗中不浪行政村采访，问党支部书记张德兵，你们行政村集体开办的农资服务公司，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是为什么？张德兵告诉我，合作社是村民强强联合的组织，这种组织也应该鼓励支持。但是，那些经济弱势的贫困户怎么办呢？党支部不能不管吧。行政村成立了农资公司，有了帮助贫困村民购买或者赊欠使用化肥、实行科学种田的条件，这才能让他们脱贫致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张德兵的话让我很感动。如今国家对农村帮扶力度空前的大，财政投资到贫困村、贫困户的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将政府的财政帮扶款变成帮扶基金，形成集体产业，用来帮助贫困户生产致富，这才是长远之道。农村扶贫工作不能采取运动式的方法，说到底，扶贫工作应该主要依靠当地人自己来搞。政府和社会的扶贫资金是必要的，但是帮扶资金的使用，扶贫项目的上马，应该由当地人自己来做主。当然，扶贫单位和当地政府也应该出主意想办法，特别是要加强监管，但是不能以客代主，取代行政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主体作用。村集体有了集体产业，有了集体财产收入，农村各项工作才能顺利推进，振兴农村才有希望。

（编辑  杨利红）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已经逆转，经济虚拟化带来的阶级对立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危机正在往深度演进。中国经济需要保持其社会主义的特质，为人类探索出一条金融社会主义的新路。

“好”的金融是经济体系的造血器官，而“坏”的金融则会成为经济体系的吸血怪兽。金融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好的金融。金融的本源是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自我循环；金融应成为普通民众获得合理财产性收入与分担财务风险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民众财富的收割机。

金融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是指在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特征最为突出的领域，仍然能够应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既利用金融又能驾驭金融。可以说，能否有效驾驭金融资本，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避免经济脱实向虚

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走了一条实体经济立国的道路，金融资源绝大部分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①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脱实向虚”的压力。中国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也促使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去追逐投机暴利。中国经济如果走上虚拟化的道路，面临的问题将比美国更大，因为中国并没有美国搞金融霸权、让全球分担其金融风险的条件。

中国市场空间大，具有产业发展的巨大腾挪空间。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外流、本国产业空心化的老路不应在中国重演。目前我国东部部分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我们可以主动引导这一进程；同时，中国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两洲（非洲与南美洲）战略，形成主要面向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全球战略，拓展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空间，中国开发性金融服务业相应为“走出去”的企业和项目服务，增强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

发展社会主义普惠金融，让人民真正从中得益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认为金融需要大众化，“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①

普惠金融需要让普通人分享金融资本收益，而不是将金融市场变成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机制。凯恩斯曾经告诫，为了公众的利益，普通人进入赌场的门槛很高，而股市也要做同样的安排。② 中国有接近1亿的散户参与炒股，20多年来股市信息和资源高度不对称，弱势群体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股市的“灾民”。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正的普惠金融如同上善之水，能够润泽人们的生活，而不是洪灾肆虐。经济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算计圈钱的所谓“金融创新”，但是真正能够为老百姓提供普惠式金融服务的创新却太少。草根创业者、贫困大学生如何抵押未来收益开启职业生涯？中产阶级如何分散其财产风险？个体如何共享新技术的收益？这些都需要好的金融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下普惠金融是新的金融共同体。市场经济将个体从集体共同体中抛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抵御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真正普惠的金融创新应该是在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前提下，重建风险群体共担、收益群体共享的新共同体。

罗伯特·希勒提出建立新金融秩序，以实现大规模的风险共担。① 他说的大规模风险共担的重要前提，是数据时代的到来使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更加容易。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当这种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提供对冲机制使得经济体系更稳定的同时，也空前放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新的金融共同体不是自组织的金融共同体，而是政治金融共同体，需要政治实体来处置金融风险点，防范道德风险，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统筹运营金融资源，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金融资本如同河水一样流动，控制得好可以造福社会，控制不好就会造成洪灾。治理的方法就如同大禹治水，既要疏，也要堵，以疏导为主。需要给老百姓提供稳定、持续的财产增值机会。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性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供给引导市场资金服务国家长远发展。

我国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认为，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等领域投资不足，之所以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及收益的排他性。他提出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这种基金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具有长期的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吸收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避免住房资产过度金融化，回归其民生品属性

住房是基本的民生用品，甚至不是普通商品，更别说是金融品。当前住房金融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住房市场空前的非理性繁荣，2006-2015年10年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达到了176亿平方米， 相当于每户竣工近44平方米。①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② 我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和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难分伯仲。但与此同时，许多低收入群众望楼兴叹，买不起房。

住房金融化也加剧了财富所有者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分化。居民财富中住房占了大部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表明，住房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法国与英国两国财富/收入比自1970年不断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住房财富比重的急剧上升。③ 中国的情况有过而无不及，目前中国的居民财富，六成左右都是房产净值。④

这使得社会分化为炒房阶层、自住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炒房阶层就是所谓的“投机资本家”，在房价暴涨的过程中空手套利；对于自住房阶层，住房对他们的意义是使用价值而非金融价值，房价的涨落对他们如过眼烟云。

一线城市的底层则沦为“无房阶级”。当一座城市的房价已经上涨到依靠劳动收入（无论多高的薪水）都无法购买的时候，房价就已经成为划分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阶层与劳动者阶层的天然界限，并摧折劳动阶级通过诚实劳动和奋斗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心。

如何控制房价？仅靠限价为主的政策显然无济于事，房价调控的历史表明，越是严厉的调控政策，越是带来下一轮的报复性增长。治本之策就是落实中央提出的“住房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根本定位。改变住房的投机品属性，回归其商品和民生品的属性。

首先要在去金融化上下功夫，降低住房资产的流动性。在当代社会任何资产都可以金融化，去金融化，就是降低其流动性，提高住房资产变现的难度。一是通过限售遏制频繁交易，例如2017年的房地产调控中，有的地方规定购买的住房若干年之内不能交易。这种降低住房资产流动性的政策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加大持有投机房产的成本，征收物业税或房产税，特别对三套房以上者要按照累进税率征收。三是严控住房贷款的杠杆率，比如对于二套房以上的交易提高首付比例，对于三套房以上者必须全款购买。

其次，实施供需总量的调控，使得土地的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大体保持平衡，这就不会造成一房难求的状况。许多地方政府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抬高地价，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其动机可能是为炒地皮。

真正的供需平衡的计划，是根据需求变化来逐步增加土地供给的方式，根据每年住房刚需以及改善性需求增加量，有序增加土地供给，以避免因为供需失衡而炒作地价、炒作房价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政府需要管住自己炒地皮的冲动。“土地财政”的职能不是卖地，而是像重庆等地那样为了公共利益运营土地，实施土地收储，按城市发展实际需要将其逐步投入市场，利用土地未来的收益进行城市建设的融资，使得土地的涨价收益落入公共财政的口袋，而不是落入私人开发商和炒房集团的口袋。这才是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土地运营方式。同时，要通过政府的平准机制，抑制住房价格的爆涨，改变房价单向上涨的预期，让炒房者和乱炒地皮的企业血本无归。

第三，要大力推行租赁转“共有产权”住房制度。租房是支付使用权的租金，而贷款买房则是支付所有权的利息。房客永远是过客，而“房奴”则可以变为房主。劳动者收入增加的速度，无法赶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如果说股市上涨的时候是贪婪，下跌的时候是恐惧，房市则是炒房者的贪婪与刚需群体的恐慌交织在一起，从而推动了房价的暴涨。

租赁转购买制度的根本就在于服务刚需。刚毕业的青年人能够通过这个通道分享租房的资产升值收益，他们既是房客，又是未来的房主。建设大批政策性住房，由政府低价供地，并由政府回购。政策房规模要达到市场占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政府将房子租赁给刚需群体，在租赁期间可以实施“租购同权”，与购房群体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达到若干年限以后，租赁者可以申请按照“共有产权”购买，购房者可以终身使用，可以继承，但是不能自由交易。共有产权实质是限制住房的投机品属性，而充分保障其民生品属性。

设立政府金融市场平准机制

金融市场的本质是非均衡的。由于金融体系内部相互拆借，金融风险很容易演化成系统性风险，一旦触发危机就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只有通过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去除过度杠杆化，才会避免暴涨暴跌和系统性危机。

好的金融市场不能鼓励暴利，而需要建立相应的政府平准机制，抑制波动，避免资金恶意炒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同志领导的稳定财经的战役就是对平准机制的成功应用。建国初，若干大城市发生通货膨胀，市场投机活动极其严重。为了稳定金融、狙击市场投机活动，陈云同志领导了一场阻击战，商业、银行、财政、税收，四路进兵。商业上由政府逐步抛售热炒商品、打击囤积行为，使市场物价不涨反跌；同时，银行贷款限制借出数目，控制货币投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去杠杆”）。几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压制了投机商的力量，商人最后只得跟着政府调控的意图走，从而平稳了物价。

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如何驾驭资本有重要启发意义。市场经济的金融战，同样需要国家队。设立国家队的目标不在于盈利，而在于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被少数人收割，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保障国家利益不被境外势力侵袭。作战方式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国家的组织力，统一领导，集中发挥力量，有效地压抑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全球金融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上的金融大鳄经常是以做空主权国家来获利的。1992年索罗斯做空英镑获利丰厚，使得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后同样是国际金融大鳄的金融战。中国如何在这种残酷的金融斗争中保障国家利益，除了设立防火墙之外，同样需要金融的国家队，以对抗金融侵略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重型机械装备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大型设备极限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国之重器”，60多年来重机行业对我国工业发展、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形势下，重机行业转型升级需要慎重规划和调整结构布局，更需要“精准扶持”政策。

关键词：重型机械 极限制造 重大成套 精准扶持

重型机械行业是装备制造业中从事大型、重型和成套、成线的重大技术装备的产业，是国家工业化的脊梁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60多年来，重机行业对我国工业发展、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国之重器”的战略地位因此更加引人注目。

我国重机行业发展特点

体现国家“极限制造”水平的标志

重型机械行业的核心部分是大型成套（线）技术装备制造，在工业中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其骨干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能力加工大型铸锻件（200吨以上，属于极端制造），用于重化工业大型设备的关键部件，如大型发电机组的转子、轧钢设备的大轧辊、石化装置的大型加氢反应器（单体）、船用大马力柴油机的曲轴、大型飞机模锻件等，要有特大铸锻设备及配套设施，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重型机械装备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大型设备极限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重型机械行业是基础工业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为金属冶炼及加工、矿山开采、能源开发、原材料生产等提供重大技术装备和大型铸锻件，被称为“基础的基础”。

第二，企业规模大、资金密集、技术集成度高。大型加工设备涉及冶炼、铸锻、机加等工序，工艺复杂、加工精度要求高，需要多种专门设备，一些特种加工设备如大型自由锻造液压机要自行建造。产品研制和生产综合了冶金、锻压、热处理、机械设计制造、控制等领域技术，需要深厚的工程经验积累。

第三，小批量生产、专用性强。产品多是单台套非标准产品，按用户要求设计定制，独立研发，这要求装备齐全。产品研制生产周期较长，流动资金占用量大，资产利用率偏低。

第四，对市场波动敏感。重机产品的下游市场是基础工业，如一重、二重的主要产品是冶金设备的需求来自钢铁市场，最终市场波动对重机的影响强度较大且较滞后。

重机行业的主要成就

经过60多年的建设，我国重型机械制造业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为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成套技术装备，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为钢铁、有色、煤炭、石油化工、建材、电力、铁路等基础工业部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地下核试验、航天发射、兵器工业、汽车工业、水利建设提供了大量技术装备。1964年，一重和上重就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制了两台1.2万吨级自由锻造水压机，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万吨水压机的国家。1961年，国家为满足国防生产急需，决定开发“九大装备”，由当时的一机部牵头，总负责人沈鸿（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一重、沈重、上重、太重、洛矿负责主机制造。20世纪70年代初，“九大装备”相继研制成功并投产，成为我国工业自力更生的标志性作品。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三个国家拥有这类设备。①

“十五”以来，国家组织了多项技术攻关，从引进模仿向自主研制迈进，有力地推进了重大技术装备和关键部件国产化。近十几年，重机行业取得多项重大技术成果，成功研制了冷、热连轧装备、万吨级压机、大型升船机、75立方矿用挖掘机、大型矿用磨机、2万吨门式起重机、大断面隧道掘进机、核电站起重设备、直径500米 “天眼”馈源索驱动系统、大型特种机器人、智能停车设备系统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以及各类火电、水电、核电设备的大型高端铸锻件和配套件，大型石化装置的关键部件，大型船用曲轴，填补了重大装备制造的诸多“卡脖子”环节，我国大型铸锻件制造技术上升为世界一流。国有骨干企业是行业技术创新当之无愧的主力。

    2015年，6400吨液压复式起重机、大型矿用磨机、带钢冷轧机集成化智能型板形测控系统、巨型重载锻造操作机、矿山复杂地形长距离大运力带式输送系统等五项技术，获得该年度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些具有国际水平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提升了综合国力。

2017年上海振华重工自主研发制造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洋山港全自动化集装箱装卸设备；中国一重承制的全球首台“华龙一号”福清5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成功交付用户，标志着中国核电已具备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在中国名片上又重重的印上一笔；中国二重、大连重工研制的乌东德水电项目首套862MW混流式水轮机上冠通过检验，标志着世界最大的水轮机上冠试制成功；豫飞重工集团自主研发制造的国内首台埋刮板式粮食连续卸船机，打破了该类港口机械一直以来依靠进口的局面；太重集团研制的首台海上5MW风电机组在福清兴化湾试验风场成功并网发电，使我国海上风电功率提高到新的等级。C919大飞机、复兴号高速列车和“中国天眼”等，具有国际水平代表国家实力的产品相继问世，都刻有“重机造”的痕迹。

重机行业发展状况

2002-2012年，重机行业高速增长，10年间营业收入翻了10倍。全行业工业总产值2003年突破千亿元、2012年突破万亿元；利润总额2005年突破100亿元、2011年突破500亿元。

我国工业高速增长，对重机产品的需求急速增加。如2007年国内30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的汽轮机、发电机低压转子需求量是210根，当时全行业产能不到20根。在需求拉动下，重机行业大规模投资，产能迅速扩张，技术装备普遍更新换代。同时，全行业技术水平上了新台阶，特别是重工业设备的替代进口成效显著。2004年之前，钢铁厂的冷、热连轧设备和船用曲轴大锻件基本靠进口，现在多数设备可以国产化，冶金设备国产化的进展为“黄金十年”民企大上钢铁厂创造了条件。但产能增长过猛，也导致2012年在经济下行期间，重机全行业市场压力逐年加大。

图1  2000-2015年重型机械行业工业总产值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

当前重机行业存在“高端不足、低端过剩”

第一，“重主机、轻配套”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成套设施的关键部件和核心零部件，如高端减速机、轴承、液压件、电机、电器件、等依赖进口。大、重型工业设备对配套件的技术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要求很高，高端基础配套件需要持续科研投入和深厚技术积累。我国机械行业长期存在“重主机、轻配套”问题，缺乏核心技术，这是一个突出弱项。

第二，若干关键技术未掌握或不成熟。特别是机械与电子信息技术结合程度低，成套设备关键控制技术差。如大型成套冷、热连轧机的“三电”控制（电器控制、计算机和网络设备、自动化检测仪表）技术较差，特别是全线多级计算机控制及各种生产工艺数学模型等技术，还主要依赖国外。

第三，部分企业尚不具备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重机产品专用性、针对性强，世界一流企业都具有很强的工艺、标准、设计及技术服务能力，可为客户提供成套设备的整体解决方案。计划经济时期，装备制造部门和使用部门被人为分隔。改革开放后，冶金化工等大项目的成套设备，或是由设立在用户工业部门的设计研究院承担，或是委托国外企业总承包（从工艺流程设计、控制系统到全线解决方案）。制造企业对用户生产工艺不熟悉，就很难掌握系统控制技术，缺乏系统设计能力和相应的数据库，就没有能力进行全线总体设计，只能承接单体设备制造任务，缺乏“走出去”承包高溢价工程的能力。这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摆脱“高端能力不足，中低端能力过剩”的状态。例如，大连重工•起重和中信重工依托自主成套设备技术，在国外市场承揽工程总包业务值得兄弟企业借鉴。而一重和鞍钢合作研制成功冷热轧成套设备，首先也是得益于鞍钢对轧钢工艺的长期潜心研究。

第四，产品性能质量尚未得到用户充分认可。特别是在市场低迷时期，外企加紧挤占中国市场，国内企业竞相杀价抢单，两者叠加损害了本国产品的声誉和企业实力。用户单位还是倾向于购买外国设备。国内大项目业主，尤其是承担高精尖生产任务的国企，多愿买国外产品，对本国装备缺乏信任；而本国企业研制的新设备打不开国内市场，就迈不开自主创新的步子。    　　 

第五，国企的发展战略、市场规划和风险控制不成熟，投资管理水平不高。业内普遍认为，前期国企大规模投资是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2012-2016年，整个行业进入下行轨道。许多重点企业的新增产能刚形成，就遇到市场“变脸”，导致债台高筑，亏损严重。重机行业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暴露无遗。

　　第六，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有的企业不注意收集用户工艺需求和使用中的问题，提供的商品过于通用化；有的企业在订单好时放松质量管理和技术提升，原地踏步，最后失去用户；有的企业不注重成本分析、不注重改进工艺技术减低成本；有的企业开发新产品缺乏基础性技术数据，不搞实验验证，使千辛万苦造出来的新产品找不到用户，甚至在用户现场做重负荷试验时出问题，最后丢了市场。

　　许多大型国企仍存在管理制度和工艺标准执行不严、标准化工作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成本控制、财务、供销等方面管理粗犷，部分企业缺乏诚信和商业道德。　　

重机行业转型升级的几点思考

一、重机行业战略地位重要，需要一些特殊扶持政策

机械企业由于投资规模大、市场风险高，一些企业承担着国家战略任务。如二重投入巨资研制的8万吨模锻利用率很低，但这是大飞机制造的关键设备；又如大重研制的船用大型曲轴解决了船舶工业发展的“卡脖子”环节，但遭遇竞争对手压价和市场低迷的双重打压。对这类重点企业如果用一般竞争性企业（商业1类）的标准来要求，企业生存将非常困难。国家需要视情况给予一些扶持（凡有重机的国家都如此），或核减利润考核指标。

近些年发达国家的传统重机巨头纷纷消失，美国三大重机企业全部退出，德国三大重机企业已退出两家。针对现在工业界“重机行业可有可无”的说法，我们认为：

首先，国家对重机制造能力的需求不会消失，并将持续增长。其次，重机行业体现了一国大型设备的极限制造水平，是中国跻身世界工业化国家前列的支柱，其对产业升级和国防建设不可或缺。保持产业体系的自主和完整，是国家战略利益所在，这是不能简单用经济效益衡量的。实际上，美国因重机极限制造能力消失，其“再工业化”因本土工业的多处短板而困难重重，他们的工业界正在检讨。我们更不应该重蹈他们的覆辙。

二、企业经营模式亟待转型

面对上述一系列特殊问题，重机企业要积极寻求经营模式转型：1.企业产品结构“横扩纵缩”，走大通用、多元化路子，扩大业务范围；2.以关键技术和成套技术整套设计等作为核心竞争力；3.充分进行生产配套、技术研发的联合合作，避免为重资产和“大而全”所拖累，要与客户达成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4.扩大出口，瞄准全球市场。中信重工原董事长任沁新认为：“重机行业的机遇在于产业链的衍生和技术的跨越，这是行业的未来。”

三、调整结构布局是当务之急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重机行业高速发展阶段已经过去。国内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扩张的空间有限，下游的冶金、煤炭、火电等行业，未来将以设备更新需求为主。新一轮调整周期可能持续到2020-2025年。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不仅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产能如大锻件也有过剩之虞，甚至有人认为我国重机产能已超出世界市场的承载能力。面对如此市场形势，重机企业的经营方针，必须从规模扩张为主转向技术创新驱动为主，提高综合竞争力，着力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率。

同时，重机行业结构迫切需要调整。例如，一重和二重都是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企业，两家企业在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生产工艺和装备配置上相似，甚至工艺流程、管理体制都相近，同处在充分竞争的细分市场。两个重资产的兄弟企业互为竞争对手，是他们当前经营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产业重组势在必行。   

重机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重机行业的不少国企是行业骨干、国之重器，承担着国家战略任务。如果这些在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企业在新一轮改革中被当作包袱“甩”掉，国家的产业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为此，建议：

一、支持国有重机企业通过重组并购，优化产业结构。通过重机企业的联合重组，完善业务链条，提高产业集中度；或支持重机企业与实力雄厚、产业相关的服务型企业重组，以解决其生存问题。

二、实施“精准扶持”政策。即不是扶持行业和企业，而是针对具体的重大技术产品项目和先进制造能力实行适当的保护及扶持政策。

三、鼓励重大成套设备及新产品研制。

1.新研制重大成套设备，鼓励科研单位和骨干企业结合，并给予新产品免税等优惠政策；制造企业承担重大装备国产化任务所需技改和研制资金，国家提供贴息贷款或补贴部分研制费用。2.重大项目所需重大成套设备，凡业主采购国内设备的，国家提供财政贴息贷款。3.国家设立重大装备风险保证基金，用以担保项目业主购买使用首台首套国产设备的风险。4.认真总结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的经验，加强对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顶层设计，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

四、重机行业国企改革更应强调领导和人才的因素

目前国内一批重机企业处于新老领导班子交替期。一位重机国企的负责人曾说过：“现在重机企业尤其缺超前的综合型人才和国际化的人才，只懂管理或者只懂技术的人都无法做好”。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激励企业管理者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链接：典型重机企业案例分析

业内公认的骨干企业包括“七大重机”：一重、二重、北方重工、大连重工•起重、上重、太重、中信重工，均为国有控股企业，除北方重工外都已上市。我国在重型机械行业布局完整，技术积累较深厚。目前民营和外资企业基本在中小型整机和零部件制造领域，成套设备和大型铸锻件制造以国有企业为主。

中国一重：国家“长子”的艰难转型

企业概况：

中国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简称一重）始建于1954年，是目前中央管理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国有骨干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重型技术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要产品包括核电核岛设备，石化重型容器、冶金设备、军工产品、重型锻压设备等。60年来，一重为社会提供机械产品350万吨，开发研制新产品400多项，其产品装备了核电、石油化工、钢铁、汽车以及煤炭等行业骨干企业。

    发展历程：

1954-1982年，计划经济时期。一重是“一五”计划时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由一机部直属。当时产品类别主要集中在轧机、锻压机、军工产品和工矿备件方面，企业只是按计划生产，没有研发机构。

1983-1999年，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一重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技术水平大幅提升，产品领域得以拓宽。通过与美国PH公司合作，获得了大型电铲的生产技术；通过宝钢与国外企业合作生产，提高了冶金装备制造水平；通过引进日本室兰技术掌握了大型铸锻件生产技术，产品范围扩大到石化容器、矿山电铲等领域。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以及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连续亏损。

2000-2010年，快速发展时期。在国家政策支持和自身努力下，企业摆脱了困境，取得突出成绩。构建了研发设计为一体的创新体系，建成了富拉尔基（大型铸锻钢）、大连（核电石化设备）、天津（成套装备）三大制造基地，成为国内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商。企业改革取得进展，基本完成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一重股份公司于2010年在上交所首次发行A股。企业销售收入由10亿元增长到101亿元，利润由-1292万元增长到14.1亿元。

2010年至今，企业转型调整期：“十二五”期间，一重确立了“建成具有国际知名品牌、拥有核心制造能力的世界一流重大技术供应商”的战略目标，在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引导下，一重加大了对三大基地的投资改造力度，资产规模和制造能力大幅提升。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构建了“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外投资合作和开发国际市场力度，拓宽了产品和业务领域；加强工程总承包能力建设，推进企业从制造商向供应商转变。

当前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经营困难、资金紧张。“十二五”期间，一重累计投资100多亿元用于三大基地的改造建设。2012年以来市场下行，国家实行结构性调整政策，一重的订单量大幅下滑，特别是民企客户欠款严重，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导致连年亏损。

二是新产品产业化步伐缓慢。重机行业的新产品开发——产业化过程很长。例如，化容器及核电设备都要经过10-20年才能形成现在的产业化规模，其他新产品如海水淡化设备、盾构机、海上风电等已开发多年但至今都没有产业化。企业研发模式需要改进。

三是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市场拓展能力差，风险把控不严，加大了经营风险。企业管理方面，由于产品品种多、业务流程长、关键节点多，生产管理仍以经验管理为主；成本核算不准，质量控制不严，资金运营效率不高。

大连重工·起重：依托自身优势做强产业链

企业概况：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公司（简称大起大重）成立于2001年12月，是由原大连重工集团公司和大连大起集团公司合并重组而成，是大连市国资委所属的大型重点骨干企业。大起大重拥有华锐重工和华锐风电两家上市公司，其中华锐重工现已形成冶金机械、起重机械、散料装卸机械、港口机械等九大产品系列。华锐重工拥有五大研制基地，具备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研发和总承包能力，以及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产品远销84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200多个“中国第一”。

发展历程：

大连重工的前身是1914年日商建立的大连铁工厂。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管，1953年改名为大连工矿车辆厂，后产品结构转向以冶金设备为主，1978年更名为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大起的前身是日商1928年建的工厂，1953年改名为大连起重机器厂，主要生产冶金起重机械，后向其他起重设备拓展。2001年，大连市政府将这两家企业合并重组，成立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公司，在科学规划未来产品方向的基础上，进行流程再造、结构调整，重新规划各生产基地建设，为企业快速发展打下基础。2011年，以大重的优良资产和主导业务为基础，成立大连华锐重工集团公司，实现整体上市。大重从2004年开始研制风电设备的核心部件，后与社会资本合作，成立华锐风电公司。

企业特质：

1.市场竞争意识强。大重更加专注于市场化的发展，其竞争意识、经营机制和市场拓展能力都较强，其海外市场收入已占到其营业收入的三分之一。

2.成功的重组。大连重工与大连起重的合并重组，虽然是在市政府的主导下实施的，但由于其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结构调整、流程再造及研制基地的建设，真正实现了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大重成为重机行业第一家年营业收入上百亿元的企业。

3.完善的产业链。大重在合并重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核心部件—关键设备—成套装备”的产业布局，特别是核心部件的发展，扩大了大重的产业规模，有效提升了其整机及成套设备的技术水平。

4.设计研发队伍强，新产品产业化的模式值得借鉴。大重依托企业在风电核心部件上的制造优势，通过合资合作整合社会资源，组建华锐风电公司，快速实现了新兴产业的产业化。相比于其他中型企业独自开发、独自生产、独自营销的模式，这种模式显然可以大大提高新产品的产业化速度。

中信重工：创新打造绿色产业格局

企业概况：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93年并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2008年改制为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7月在上交所上市。中信重工是中国低速重载齿轮加工基地及大型铸锻和热处理中心，拥有“洛矿”牌大型球磨机、大型减速机、大型辊压机、大型水泥回转窑四项中国名牌产品；具有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及提升装备、年产千万吨级矿用移动和半移动破碎站、日产5000-12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成套装备等20多项核心技术，可为全球客户提供矿山、冶金、有色、建材、电力、节能环保等产业和领域的商品、工程与服务。

艰难改革：

20世纪90年代末，洛矿因资不抵债被国家经贸委定为重点脱困企业；2004年企业领导班子换届（任沁新任董事长），集团开始了艰难的脱困、改制、转型历程。

全方位推进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事、组织、薪酬制度，实行全员聘用制，推进定编定员，下岗分流，缓解冗员压力；实施债转股，改善资产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完善治理结构，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运作相结合，决策规范化、民主化；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和考评监督机制；多维度构建企业激励机制，逐步形成“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权利清晰、奖罚分明”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调整内部结构，瘦身健体。按照“扁平化、短流程、高效率”的原则，将不符合企业总体目标和经营方向的流程、结构、组织、人员减掉，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有序退出用工密集、技术含量低、综合利用率低、能耗高、污染大的工序。

转换经营机制，树立“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理念，推进“大营销、大市场、大客户、大服务”战略，全面拓展市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   

创新发展：

中信重工将技术创新定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在自主研发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掌握了矿山、建材成套装备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奠定了集团在重机行业的地位。按照企业战略布局，将资源向高附加值、高端的核心环节聚集，强化主机优势，向客户服务端延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发挥整体优势，拓展成套业务能力；发挥海外业务优势，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从2005年起，中信重工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7%投入研发。构建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研发中心；建设了四大类27个实验室；建立了数字模拟实验平台、国际标准技术平台和4CP、ERP信息化平台。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矿山机械研发基地。

近十几年，中信重工完成多项国家部门委托的工程科技任务，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1、为增强重型装备制造能力，自筹资金上马“新重机”工程，其核心设备是世界一流的1.85万吨油压机（与德国诺托公司合作研制），从而形成了全新的制造和工艺体系，该项目2011年6月投产。

2、由传统机械制造向电力电子行业跨界发展。矿山机械由机械传动改为变频电机控制变速，是传动技术进步的方向。2010年后，中信重工决心开发低速、重载、大功率电机变频技术。公司先和西门子合作共建实验室，2013年又成立了自己的变频技术研发中心，自主研发了CHIC1000、CHIC2000系列工业专用变频器，新产品不仅成功打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至澳洲、非洲、欧洲，成为可以和西方企业竞争的中国品牌。

2013年，提出“从制造型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转型，从主机供应商向成套服务商转型，从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的战略目标。中信重工加快海外战略布局，和世界三大矿业巨头、五大水泥集团和铜、金、铝三大有色巨头建立了长期供货关系。2007年，中信重工澳大利亚公司成立，向欧美高端市场进军，此后陆续在巴西、智利、南非、印度、北美、俄罗斯等地建立了子公司和办事处，同时形成覆盖全球的营销和服务体系。       

企业特质:

首先，市场意识强。中信重工20世纪90年代就重组到中信集团门下，中信集团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基本没有资金资助，一切要靠自己努力和经营绩效说话。2004年后，中信重工新领导班子大力推行改革，确立技术创新引领的发展战略。其次，中信重工较早确立了以我为主、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路线，具有较强的战略前瞻能力，非常注重发展成套设备的系统控制设计能力和解决方案，由此形成了核心制造基础、技术创新、市场服务并重的价值链模型，贴近国际市场与提高技术研发水平相辅相成，强有力的制造能力也有效响应了技术创新要求。第三，锐意开拓国际市场，“制造、技术、服务”并重的能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

 （编辑  宋斌斌）

实践证明，支部建在连上，部队才有战斗力；支部建在村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著名论断。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基层党组织如同毛细血管，扎根群众、触角敏锐，基层党组织建设好了，不仅有助于提供养分、固本强基，推动乡村振兴，而且能够疏经活脉、解结化瘀，促进社会和谐。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和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根本之策。当前，一些农村地区存在“三空”现象：青壮年农民大量外流，有房无人，以致乡村“空心”、人烟稀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形同于无，以致组织“空白”、没人领头；村集体经济薄弱，账上无钱，以致经济“空壳”、办不成事。解决农村“三空”问题，发展集体经济是极其重要的一环。集体经济实力强了，一方面，村“两委”干部生活待遇有保障，基层党组织能够更好地吸引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基层组织拥有更大的干事创业主导权，推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生产条件，让人们愿意在农村发展生产、享受生活。

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应该全面、辩证、客观地看待。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国情和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农村改革发展“两个飞跃”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两个飞跃”思想，是对历史发展深邃思考得出的重要结论，深刻揭示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既是顺应改革和发展基本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客观需要。

“第二个飞跃”是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大方向、主旋律，必须坚定不移。怎样实现这个飞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从集体经济发展所涉的几个维度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思维，突出把握关键环节：

第一，要围绕解决有人领头抓的问题，建强村级党组织，让带头人带得起头。人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发展集体经济，需要强有力的领头人。有些地方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说到底是带头人的能力不强、素质不高，无以服众、无从带头。这些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农村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导致青黄不接，难以找到优秀的村级组织党员干部人选。尽管各地采取了诸如县乡干部挂村任职、选聘大学生“村官”等办法，但从实际情况看，解决好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不走的工作队”，尤其是村“两委”主要负责人。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乡土成长起来的，根在当地，与这片土地有天然的血亲，对这片土地怀有特别的感情，相对更易坚守。为此，要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贯通起来，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视野，立足乡村干部“本土化”，用好本乡本土人才。重点可以考虑从农民致富能手、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农民、回乡大中专毕业生等农村优秀人才中选拔；另外，要大力弘扬新时代“乡贤文化”，那些回乡养老、身体尚好的乡贤，比如退休乡镇机关干部、教师等群体，思路比较广、号召力比较强，也可以吸纳进来。要有计划地发展农村年轻党员，形成党员梯队，确保村级党务工作者后继有人。同时，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农村帮助工作，引导各类人才向农村基层流动，不断改善农村基层干部结构和整体素质。

第二，要围绕解决有人搞生产的问题，聚集农村人气，让农村充满生机活力。仅仅有农村发展带头人，但如果乡村没有人气，没人搞生产，村“两委”干部成了光杆司令，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无从谈起。这些年来，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不少乡村除了春节时热闹一些，平时都是“386160”部队，留在农村的以妇女、孩子和老人等弱劳动力为主，土地撂荒严重。如何确保地有人耕、有人耕地，如何让想耕地的人进得来、不想耕地的人愿意把土地流转出去，必须找到一条科学的路径。一方面，要做好“地”的文章。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建立健全交易平台，促进农村集体土地依法、自愿、有序流转，引导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开展适度规模经营。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加强土地开发整理，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现代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做好“人”的文章。着眼于盘活农村沉睡的资源，多措并举，吸引能人进村发展产业。早年外出的务工农民，不少已人到中年，渐生返乡念想，回流人员日渐增多。他们在外工作多年，眼界更宽、思路更广，可以针对这个群体，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引导他们投身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出台政策，释放空间，让城市里有意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能人可以在农村大展身手。整个农村产业兴旺，才会“大河涨水小河满”，创优环境、互相拉动，激荡村集体经济“一池活水”，农村脱贫致富、乡村振兴才会有扎实的经济基础。

第三，要围绕解决发展见实效的问题，坚持因村施策，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壮大村集体经济，外来帮扶固然重要，但根本在于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强化造血机能。各地村情不一，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径也不完全一样。这些年来，各地在创新村集体经济增收模式方面涌现了一些特色做法，取得了一些成效。概括起来，有几个大的类别：一是农业产业型。主要是依托农村山林、水面等资源，采取村集体单独或吸收其他资金参股联合的方式，发展蔬菜、果业等种植业，以及鸡、鱼、生猪等方面的养殖业。二是非农产业型。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村集体自主创办或联办企业，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比如，近郊村可发展酒店宾馆业，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乡村旅游、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三是资源资产收益型。比如，通过牵头组织土地流转，将农户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然后再统一招租，获得存贷利差收益；工业园区所在村利用集体土地盖厂房、店面获取租金收入，以土地租赁、作价入股企业取得租金、参与分红；利用生态优势，通过生态补偿方式让村集体获得经济收入，等等。究竟采用什么路径，要因村施策、因业制宜，选择稳定性好、抗风险性较强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的特点决定了发展村集体经济、以流转形式利用农民承包土地的，必须注重利益联结。有利益联结，彼此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群众才会大力支持，才能发展得比较稳固。比如，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村两委+合作社+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互助合作”等形式，使发展过程共融、让发展成果共享。发展产业要加强风险管控，选择较为成熟且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尽量保证项目长期保值增值。要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效益最大化，并有效保障农村集体资产安全，防止被少数人侵占和非法处置。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是否牢固的重大政治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务必强化执政意识，着力增强集体经济实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真正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确保乡村社会始终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编辑  苏歌）

我国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国有企业职工是企业的主人，这是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发挥好企业职工主体地位，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②]

在国企改革中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② 这是中国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

创新组织制度，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巩固职工主体地位

    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落实和巩固职工主体地位的政治保障。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如何融入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困扰我国国有企业组织制度创新的难题，即通常所说的“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老三会”（职工代表大会、党委会、工会）的融合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组织制度的设计问题，实质上是能否实现公有资本与职工主体地位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有些企业照搬西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结果出现了“内部人控制”，职工参与权降低，甚至职工合法权益都受到了侵害，改革偏离了国有企业的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无疑是沟通“新三会”和“老三会”的重要桥梁，是保证职工主体地位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有利于维护国有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我国国有企业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效显著，一个新型的现代国有企业组织制度的雏形已经显现。在贯彻党的领导方面，一些企业借鉴我党历史上“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把支部建在项目上、建在一线生产团队中，强化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使企业党组织的工作实现从上到下、从管理到生产、从国内总基地到海外分支机构的全覆盖。同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动力功能，积极打造“组织引领+党员示范”的国有企业发展“红色引擎”。[④]与此同时，在合资公司等各种类型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创新方面，也摸索出了诸如“华晨宝马模式”等有益经验，主要内容是通过“三融合”，即“党委工作目标与公司愿景相融合、纪检工作与公司合规体系相融合、党建工作与公司多元文化相融合”，以及“双培养”——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使党的积极作用转化成真实的企业效益，赢得了合资伙伴的认可和支持。[⑤]

目前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仍然处在新制度的实践探索阶段，党组织的独立性还不够，相关人才储备也还不足，此前已经取得的党建成果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只有不断提高认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个崭新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模式，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

创新管理制度，通过推进职工民主管理提高职工主体地位

    实行职工民主管理，是国有企业落实职工主体地位，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业务公开，落实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企业在重大决策上要听取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职代会审议。要坚持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鼓励职工代表有序参与公司治理。” [⑥]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指示明确指出了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方式、目的、原则和发展方向，抓住了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要害，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企业民主管理有真实民主管理和虚伪民主管理之分。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渐推出所谓的“工业民主”，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管理出现民主化趋势，比如美国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制度、日本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德国的企业共决制度、瑞典的企业雇员投资基金制度等等，都属于此类民主管理模式。西方的“工业民主”实质上反映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资本家在企业管理上遇到的矛盾：一方面不断利用新的工业技术制造工人之间的分化，以强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控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通过有限的民主管理，来笼络和收买工人以减少由于工人流动和罢工所带来的损失。所以，西方 “工业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专制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民主除了收买少数核心员工外，对于大多数企业员工不过是一种幻影，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布雷弗曼所揭示的那样，西方工业民主“表现为管理部门的一种作风，而不是工人地位的真正改变。它们的特点是装模作样地让工人‘参加管理’……管理部门故意留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工人进行选择。” [⑦]真实的企业民主管理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彻底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才可能建立起来。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探索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打破技术垄断，实现平等合作，是保证职工进行民主管理的重要条件，为此，毛泽东在1960年主持探索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中，就明确提出了“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员三结合”的要求，这是我国独立探索创建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的开端。上世纪80年代，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批判吸收西方工业民主和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体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也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思想，其中企业劳动者集体决策和鼓励职工入股等见解，对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中国化，有重要参考意义。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普遍采用了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组织载体、以厂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形式。2008年，我国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建立职代会制度的达到18.2万家，实行厂务公开制度的达到17.8万家，其中中央企业全部实行了厂务公开制度，2008年也因此成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发展最快的一年。[⑧]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出台了38个有关企业民主管理的地方法规，为深入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⑨]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仍处在一个摸索经验、不断总结完善的阶段，只要我们坚持探索国有企业职工地位平等基础上的高效合作、技术信息公开化基础上的集体决策，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中的民主管理制度就一定会越来越完善，并日益展示出其强大的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创新产权制度，通过探索职工持股计划落实职工主体地位

    职工持股，是国有企业落实职工主体地位、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通过员工持股，绑定利益，形成长效激励机制，留住人才，实现职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 2016年8月，国资委正式发布《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试点国企的类型，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对象、范围、比例、程序、风险防范和流转退出机制等，都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范，极大推动了国有企业职工持股制度的平稳落地和健康发展。

对于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社会上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员工持股是体现职工主人翁地位的主要形式；也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是不公平的，甚至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在笔者看来，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质性意义不在于让员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而是形成一种员工参与管理和分享利润的激励机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让员工持股，而是员工持股的比例、方式等。从实践上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我国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探索由来已久，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探索中存在一些问题，并不代表方向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制度要坚持“国家所有，激励员工”的原则，一方面控制员工持股比例，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国资委在《意见》中明确规定：员工持股总量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总股本的1%；另一方面明确员工持股重在“激励”而非“圈利”，建立以岗定股、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企业内部的良性竞争和正向激励氛围，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

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基本上都把持股员工的权利范围局限在分配领域内，这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性质决定的。这种割裂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联系的做法，不仅不会形成劳资之间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反而还有可能助长员工的投机心理和增加道德风险，带来股权私下交易、管理层侵吞等诸多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要发挥员工持股的利益纽带作用，不仅要区分持股层次，扩大持股员工范围；还必须让持股员工同企业其他资本投资者一样，拥有相对完全的企业信息和一定的决策权利，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新型劳动关系。只有这样，国企员工才会在控制投资风险的目标驱动下，真正与企业形成利益联盟，共同进退。所以，员工持股必须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在新时代有新突破，真正把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

（编辑  宋斌斌）

中央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如何防控金融风险，是一个需要我们运用战略智慧，审视国内外形势环境，正视主客观条件，审时度势，认真思考的问题。

金融安全的战略思维

由美国人挑起的贸易摩擦和“中兴事件”吸引了国人的眼球，但贸易战背后还会有什么战略企图却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现代世界，威胁国家安全、争夺国家利益的最主要形式有热战、显战和暗战。军事斗争的热战和贸易纷争的显战在大国之间往往是两败俱伤，真正对国家安全危害最大的往往是防不胜防的暗战。其中尤以金融战对国家安全杀伤力最大，不仅摧毁国内的经济，还会颠覆国家政治制度。

在应对美国挑起贸易战之际，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应该透过现象，看清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发生重大调整的客观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之间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热战和随后的冷战对抗关系；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之间由于各自的战略利益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接触与有限合作关系。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迅速发展壮大让美国感到深深的挫败，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他们全球霸权的挑战与威胁，在美国的战略逻辑里没有和平互利双赢。因此，美国朝野上下将会高度一致地形成中国威胁的战略共识。好战的美国为了维护他们的世界霸权，就会调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对付中国。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并从战略安全高度，审视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查找最容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

美国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霸主，是金融规则的制定者，金融工具的原创者，拥有因美元印钞权和发债权而获得的雄厚的资金，具有丰富的投机套利和狙击他国金融的实战经验。因此，美国不会让他们兵器库中的金融武器闲置，他们是不会错失攻击最薄弱防线的机会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

对于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我们的应对是积极的，正确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清楚，这绝对不是美方简单的贸易平衡诉求，而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包括打压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我们要谨防醉翁之意不在酒，对美国利用贸易冲突，敲诈谋求金融不平等、不对等开放，布局“木马”保持高度的战略警惕。

金融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在新时代、新的国际安全环境下要贯彻落实好中央的这一战略部署。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模式与金融安全

近十来年，中国金融业务发展出现了逐渐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现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拨正了金融发展的方向，但现实中热衷金融衍生交易的势头有增无减。交易融资高杠杆依旧，场内特别是场外衍生品不断推出，却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风险隐患继续增加，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此趋势下，如何防控金融风险需要新的战略思维。

防控金融风险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积极防御；二是被动防御。被动防御是最传统、最普遍的防御战略，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金融市场上的被动防御表现为承认金融市场的基本现状、资源配置方向、利益格局关系，寄希望于加强监管来防控金融风险。但是如果在金融自我服务的取向下，政策出了问题，资源配置方向错误，无论怎么加强监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不会纳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贪婪还会如洪水猛兽冲垮任何高高筑起的监管大坝。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绝非偶然不再。

因此，要贯彻落实中央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就必须摆脱传统思维定势禁锢，开展主动防御：改革金融发展模式。只有把金融资本关进笼子，让其回归本原，做正确的事情，才能在源头上清除风险隐患。

改革中国金融发展模式绝非易事。不仅金融既得利益者会坚决反对，以各种理由干扰阻挠，而且金融从业者普遍受美国金融模式样板迷惑，以为仿照美国金融样板天经地义，经济金融化、金融复杂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金融市场愈益复杂的结构化、衍生品化、杠杆化是有效对冲风险、配置资源的必需。并且认为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也是现代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现代经济的宿命。因此，要使金融回归本原，改革金融发展模式，首先应该破除金融迷信。我们应该明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金融的宿命，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放任金融以创新为名自我服务，必然会妨害实体经济，导致经济金融化、金融投机化，杠杆泛滥，泡沫破裂，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成为资本主义金融的劫数。

金融复杂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扮演了一个让实体产业和金融业此消彼长的角色。目前美国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美国经济总量的50倍，世界经济总量的10倍。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量约5.1万亿美元，这其中97%的交易量是和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无关的投机交易。这样的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凭什么要为这样的金融背书、为因此而发生的金融风险买单？

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破除迷信，在中国金融发展中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反对照抄照搬美国模式。金融的本意就是资金融通，金融应该严格恪守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中介服务的角色定位，重点是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应该禁止金融中介参加金融交易、禁止杠杆交易、禁止为投机者套利对赌服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把金融交易市场严格定位为融资活动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价格发现的融资配套市场。

对于金融创新，我们要理性分析产品属性、业务方式、参与主体，要考证对实体产业的助益传导机制、传导方法、传导路径？以此作为是否服务实体经济的试金石。服务实体经济的鼓励支持，投机套利的坚决摈除。只有这样，金融才可能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正路，金融风险才可能被有效控制。

金融开放的风险管理

在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下，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根据国际形势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金融开放应该是有管理的开放，管理的重点是风险管理。

金融开放是国家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则是商业利益博弈、国家利益的博弈。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申请金融业务牌照，批准与否除必须符合中国法规条件之外，应该考虑在其母国的中国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牌照批设情况。批准任何国家在华同类金融业务牌照上限不得超过对方国家批准的中国金融机构同类业务牌照数量。

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和风险防范的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中国对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十分认真，也十分专业、严密、严格。很多中资企业对美高技术投资和金融投资均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不予批准。在金融与国家安全的审查防范方面我们要与美国采取对等的标准和准入条件。

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特别是控股中国金融机构之后，一是中国公民、企业、教育、科研、军队、政府等等的金融行为信息不可避免地被外资金融机构收集，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国防等国家安全信息也应防止泄露，以免危害国家安全。

二是对于任何申请中国金融牌照的外资机构都要进行严格、全面、详尽的国家安全审查，审查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背景以及该机构与母国军方或特殊部门的关联背景，盈利模式与构成，合规经营情况。

三是应审查拟投资的金融机构的政治背景。若拟投资金融机构具有国家安全敏感性，应该一律以国家安全为由拒批。

为保护国家安全，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机构一律不得参与中国包括场内和场外的衍生品发行、创设和交易。并限制外资对冲基金申请相关金融业务牌照，境外对冲基金不得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四是重视金融规则话语权。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应该是为我所用，因此按照什么规则展业就非常重要。美国金融近三十多年以来已经由“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其金融通过金融交易自我服务，不仅掏空了美国产业，而且不断制造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按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神，规范来华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范围。明确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只能从事有关金融中介业务，禁止自营交易活动，使外资金融机构的在华业务纳入服务中国实体经济轨道，将金融风险控制在有限范围。

五是守住资本账户管制底线。当前中国私人部门、政府部门与对外部门的债务风险交织且紧绷缺乏调整腾挪弹性，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市场风险都比较严重。由于我们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长城阻隔了外部风险的传导和抵御了可能的金融攻击。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不能再幻想“美国信用”，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资本账户管制是我们的生命线，万勿自毁。

六是预见和做好应对风险预案。金融开放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预见困难做好充分的金融风险防控预案是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是金融开放成败的关键。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重要且脆弱，关系国家的兴亡安危。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健康的发展方向，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维护金融安全。

                                             （编辑  季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之际，对发展中遇到新情况、新困难和战略思维这两个问题须高度重视。

对困难局面的准备

在党的历史上，七大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特别强调了不仅要看到光明，更要准备困难，并提出了十七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历史证明，毛泽东预见的许多困难情况后来都发生了，但有备确保了无患，我们党在不到五年里就领导建立了新中国。这充分说明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为了领导，必须预见”。[1] 预见，既要在曙光初现时能预见光明前途，也要在向夺取伟大胜利进发时准备困难，这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也是不断前进的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到2050年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但还需要对可能的困难进行设想和充分准备。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何谓伟大？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何谓艰巨？就是要克服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困难。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准备和方案准备，我们党才能确保夺取伟大胜利。这方面我们党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讲安全风险，这是首先需要重视的问题。

战略思维至关重要

从冷战开始，美国就建立了四年一次对国家安全进行战略评估与规划的制度。虽然受帝国主义立场、霸权心态、形而上学思想方式、国内政治制度的影响，手又伸得过长，但像美国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主要威胁、提出国家安全战略、发现战略性风险与机遇、发展和组织战略资源去实现战略目标成为制度的国家，全球并不多见。美国的战略覆盖全球，关注长远，情报基础扎实，分析专业，涵盖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诸多方面。这是它的长处。没有这一点，美国难以长期称霸。

目前我们对美国的判断更多的是经验性的：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而美国考虑对华关系是以国家安全战略为基础的：冷战时为遏制战略，冷战后为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现在认为接触战略失败了，转为美国优先战略，进行零和性质的战略竞争。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里，美国界定了主要威胁，就很容易动员舆论，集中各种战略资源来对付。虽然不同党派与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特点与风格不同，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轴是稳定的。

我们需要对美国战略思维有更多研究，不能只注重党派与总统个人的特点，而忽略其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美国的具体政策，而忽视政策与战略逻辑的关系。过去，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韬光养晦、专注自己的发展，问题还不突出。当我们宣布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大力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时，客观上已经作为全球性大国在行事，不可避免地被美国认为是对其霸权的挑战，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的战略矛头一定会转到对付中国上来。而此时，我们许多人仍习惯从“夫妻关系”、合作共赢的思维，从贸易战、台湾问题、南海较量等具体问题的冲突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它反映了中美之间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比如：

中方认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平互利双赢应该是美国能接受的处理双边关系的准则；美方应尊重多边组织的规定。而美方的逻辑是：地球只有这么大，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挑战自己的霸权；中美不是互利双赢，而是零和关系；多边组织的规则如有利于美国应受尊重，如有利于中国则美国单边利益高于多边组织规定。中美之间在思维上的差异，陈定定教授的观察一针见血：“现在大多数分析都是就贸易战论贸易战，格局太小！去年以来我接触的美国官员，智库学者，企业人士，都不同程度认为中美是争霸关系，是两种制度之争，是两种体系之争，是两种文明之争。”中美之间在认识上的差异，反映了我们对美国战略的逻辑缺乏理解，也反映了我们在战略性思维上的弱点。

随着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冲突面突出后，又有一些同志认为：“美国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是亡我之心不死！”仿佛只要强调美国霸权的本质规定性就可以替代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这同样要不得。为此，有必要搞清楚美国从“接触战略”到“美国优先战略”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为何调整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制定了“接触战略”。它的逻辑是作为世界唯一霸权，只要坚持对世界的领导和与新兴大国的接触，就可以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确保美国的利益。

所谓“接触”，就是通过交往与防范两手改造新兴大国的发展轨迹。美国对华“接触”的依据是：只要促使改革开放，中国就可能成为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只要把北京拉入国际体系，中国就可以通过接触而被“驯服”，接受美国的规则，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战略上，把中国当成朋友，就可能成为朋友，把中国当成威胁，就可能成为敌人。另一方面，中美实力太过悬殊，即使中国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也是一个遥远而不值得担心的挑战。因此，按照接触战略，美国当时并未担心中国的强大。

但是，以经济同化、安全阻吓、国际规范塑造的“接触战略”没有能够“驯服”中国。中国迅速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建设一个跨地区基础设施和对外经贸网络，也正在努力建设一支世界级军队。“中国制造2025”意味着中国力图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实现赶超。在美国看来，中国这些目标一旦实现，就意味着自己的霸权地位将要失去。

当前美国战略界的共识是：对华“接触”已经失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调整到优先提高战略能力，以保持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的优势。按照这种战略，美国对华还是两手：不排斥在双边、地区、全球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以扩大战略空间；迟滞、破坏中国的发展，在竞争中重建自己的绝对优势，以维护霸权地位。由此，中国从美国的战略伙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在贸易、投资、经济制度上找中国的麻烦；要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要千方百计排斥中国的孔子学院；要搞印太战略；要谋取在核态势上绝对优势的原因。

美国的战略转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转变的不只是具体政策，而是战略方向；第二，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在推动着总统的行政，而不是总统在主导战略界共识的形成。如果我们循着原来的思路处理中美关系，对美国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吃大亏。只有把中美关系的本质看清了，把它的长处与短处都看透了，我们才能说真正建立起了自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美关系只是新时代国家安全中的一个问题。从到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来看，我们党在未来的奋斗过程中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局面。对此预则立，不预则废。强化战略思维，才能达成战略性目标，成为世界强国。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必须要树立的观念。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