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我受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莫建平董事长的邀请,于20174月底到这家企业实地考察学习,了解了未来电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设想,受益匪浅。同时也引起我对改革开放大环境中乡村企业发展经验教训的一些思考。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方面都在探索如何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农村,除“分产到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之外,也在政策上鼓励乡村工业,提出“无工不富”,“离土不离乡”,“以工补农”等等。

由于苏南(含浙江杭嘉湖地区)受到上海工业辐射的影响较直接,当地很多人在上海工作,而且这个地区比较富庶,文化素质较高,地方工业较为发达,因此当地农村从创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开始,主要承接大中城市的配套产品,充分利用“星期日工程师”等技术力量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而温州地区(包括台州地区),因地处台海前线,解放后一直没有发展重点建设,工业基础薄弱,农民比较贫穷。但温州人市场经济观念强,有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历史上又有到海外谋生的习惯(如浙江青田等),摆脱贫穷落后及求富欲望更强,因此纷纷以个体或家族形式创办乡村企业。因此上世纪80-90年代,媒体上经常有所谓“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讨论。

当时笔者在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工作,经常到长三角、珠三角等机电产品出口量较大的地区进行调研,也有机会多次到温州地区考察。因为当时温州的打火机、眼镜等小商品出口量较大,而且属于“一般贸易”,利润率较高,不像“珠三角”主要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仅赚取一些加工费的血汗钱,以换取当时稀缺的外汇。1995年和1996年,我先后两次用了五个星期,到温州考察了近50个私营企业。创业者有农民、手工业工人、中学教师、公务员、南下干部的后代及“反右”时遣返回乡的人士等等。去过的企业,包括现在己有知名度的正泰、德力西、新华(以上做低压电器),人本集团(做轴承),亚包中心(做包装机械)等。主要了解当地私营企业的内部情况,它们起步时如何进行资本积累、管理模式的优缺点、持续发展的可能等等。特别是初期资本积累方式对“温州模式”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中国的私人式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不可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那种侵略掠夺、榨取殖民地的路子。调查后给我的印象是:温州人思想解放、吃苦耐劳、不怕失败、敢于走南闯北(甚至到国外)等等,创业精神很强。但温州人除劳动致富进行财富积累外,也出现了种种不良现象:如利用当时法律尚不健全的漏洞,有的从事走私贩私,有的搞假冒伪劣等等。企业形式也相当灵活,有的前店后厂,有的一家两制(一个在公家做事,一个办私人企业),有的从机修工发展到办企业做设备(如制鞋设备)。加上政府实行包税制,条件宽松,藏富于民。工业产品多样化,比如眼镜、打火机、灯具、低压电器、电子接插件等。

经过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温州开始出现集团式的大企业,形成了专业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的集群生产模式,如台州的模具,汽车用塑料制品,甚至发展到吉利汽车、机床、工具,真正做出了小商品大市场。温州的家族式私营企业逐渐演变到生产合作制,再到股份制、上市、集团化、国际化,究其所有制性质,还是属于民营经济。因此温州模式的原始资本积累也许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苛求。

“未来电器”改革发展回顾

未来电器的改革发展道路是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

1985年,成立了村办作坊式小企业——吴县北桥电器厂(后更名为北桥开关附件厂)。村政府投资3000元,约10名员工,莫建平任厂长,生产骆驼牌电风扇的调速电抗器。

1989年,经上海电科所介绍,北桥开关附件厂进入低压电器行业,生产低压断路器的附件,如MCCB的转动手柄。1991年成为原机械电子部低压电器附件定点企业,先后开发了DZ20CM两个系列的塑壳断路器附件。

1997年,工厂改为股份制公司,13人参股。1998-2002年两次增资扩股,股东达40人。

1996-1998年,参加上海电科所组织的DW45框架断路器辅助、分励闭合、欠电压等附件设计;自主研制CD2电动操作机构,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设计开发了系列附件近400个品种规格。与常熟开关厂CM1CWl配套。

2007年,企业为解决“穷庙富和尚”弊病,采取招标方式出让(买断)企业股权。经几次投标,最后莫建平投标成功,成为家族式企业,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莫建平尽管身背8000万元债务,仍借款投资350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并于2010年起研制智能化微型断路器(MCB)新产品,至2013年,先后开发成功FAR1FAR2塑壳自动重合闸断路器,和FAR5FAR6微断自动重合闸保护器。

2009年,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合并重组,改名苏州未来电器有限公司。2010年公司销售额首次突破亿元。

2014年底,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两次扩股,共计97人持股,占企业11.9%股权。同年7月在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新三板)成功挂牌。这预示着未来电器在体制机制上探索成为百年老店的可能。公司设想,在2020年前实现IPO,逐渐减少家族股,增加公众股及职工股。

MT电动操作为核心技术的智能终端电器的计划,公司目前已逐步实现远程控制、集中控制、自动控制乃至遥控、遥调断路器,包括过欠压保护功能、剩余电流保护功能、电能表全自动费控系统功能、漏电保护功能、线路故障保护功能等。                   

1  未来电器历年经营业绩简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年销售额

税金

年份

年销售额

税金

1990

 200

 

2008

 8259

 668

1995

 715

 

2009

 8670

 662

1997

1194

 

2010

11181

1266

1999

1410

 

2011

12758

1543

2000

2015

 

2012

12026

1438

2002

3527

 

2013

14498

1690

2005

6532

 

2014

15796

2260

2006

6899

 

2015

15772

1925

2007

9046

779

2016

23130

1720

 

2016年企业净利润比上年增长三分之一,是未来电器发展业绩亮丽的一年。

               2  未来电器2016年度财务决算概况报告

 

2016年绩效(万元)

比上年增长  %

营业收入

20.034

43.97

净利润

2.944

33.28

税收总额

1.646

 -8.9

全员人均收入

7.99

19.26

人均产出

37.45

25.59

注:税收总额减少原因,是因公司存货总额较年初增加3.402万,进项税抵扣额增幅较大所致。

创业者莫建平董事长办企业的哲理

莫建平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创业者,父亲是贫农,不识字的老共产党员。1974年他高中毕业,19741982年在家务农,19831993年在村办企业(针织厂、开关附件厂)任职。由于附件厂办得好,上级要求莫建平同时任庄基村党支部书记,后任合并几个贫困的邻村变为大庄基村的党委书记,同时任未来电器厂的董事长,一肩挑干了14年。在这期间,莫建平利用企业盈余的资金改善村里的住房、道路、校舍及环境条件,累计筹划资金4916万元用于以工补农,这应是新农村建设的1.0版。据称当时苏州市委书记也到场祝贺新农村的揭幕。苏南及杭嘉湖地区的农村建设都是采用这种办法,如萧山鲁冠球领导的著名的万向集团也是这样做的。当时苏南农村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后来,由于种种矛盾的交织,加上工作繁重,莫建平下决心辞去了村党委书记职务,专职任未来电器的董事长。从此未来电器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未来电器只断路器的内装与外装两类附件,为常开、正泰、人民等各种断路器的整机厂配套。由于各厂断路器来源不同,因而附件的品种十分繁杂,导致生产过程中要用很多种注塑模、冲压模,组织生产很困难,利润率低。但莫建平不埋怨,不懈怠,背着数千万债务,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工作,让用户满意。在实践中,莫建平形成了一套办厂的哲理。

1、突出专业、力争领先,坚持一米宽、百米深的理念,做专做精,产品做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小而强,不仅为国内的低压电器厂配套,而且延伸到为美国E.T.N GE、韩国LS、日本三菱及ABB、施耐德等国外高端客户配套。

2、“人家想不到的你想到了,你就得以生存”。

3、“人家不愿做的你做了,企业可以差异化竞争”。为主机厂进行个性化定制,虽然利薄,但未来电器把别人不做的事担当起来,赢得用户尊敬。

4、“人家做不到的,你做到了,成功就在眼前”。了解莫建平的人说他“决策眼光超前独到,技术管理经验丰富,善于果敢科学决策”。

他在2010年就谋划设计微型智能断路器MCB(最新一代MCB模块宽仅18毫米),向高性能、小型化、高可靠性、智能化、网络化方向发展。2014年研制成功,2015年批量生产,刚好国家颁布“中国制造2025”规划,2016年到广东电网等处招标,都是第一名中标,当年仅智能MCB断路器销售额就达1亿元。微型断路器的核心技术电动操作器(MT),其特点一是体积小,二是动作快,仅数毫秒,三是采用PLC技术、具有双向通讯功能,四是可拓展故障自诊断功能,五是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公司的5项发明专利中,有2项国际发明专利,这是一次飞跃式的原始创新,为各终端用电领域的智能化、信息化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在国内做到了“引领技术、引领市场”。在此基础上,公司一方面扩大产能占市场份额(因为估计会有人仿制),同时开始投入新一代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5、“小胜凭智、大胜凭德;公生明、廉生威”,30年持续改革创新,永续动力。

6、“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以人为本,科技创新;

7、“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超前谋划,持续发展;“方向是战略问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可以看到,莫建平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具有相当的深度。他善于学习,努力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知彼知已才能百战不殆,少走弯路。他先后荣获江苏省先进农村党委书记、苏州市政协委员、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他所在的大庄基村被评为江苏省文明村。

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才。他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实践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贯彻,特别可贵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总结,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职工与农民享受到改革开发的成果。

企业兴旺,在于用人之道

30年来,莫建平领导的一个作坊式小企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低压电器附件企业,他实践中得出结论:人才是决定一切的。我得知这个企业投资2000万元建成了测试实验室,并经国家CNAS认可,可以按照工ECEN国际标准进行产品检测,这是我参观众多企业的测试实验室中,唯一由国家CNAS认证认可的。除多种环境测试、材料及失效测试、EMC测试等项目外,特别是可测试欧共体认定的六价铬、汞、镉、锡等10类有害物质(达到欧共体颁Rohs测试实验室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在机械企业看到(研究所也很少有)。这些设备必须有高水平的人员进行测试操作及数据整理。我在实验室见到由河北工业大学的低压电器可靠性研究著名专家陆教授推荐的一对专家夫妇就职于此。莫建平也亲自到上海、贵州、宝鸡等国企请来专业技术人才。

为培养“永久牌”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优先录用所在苏州相城区的应届毕业大学生、研究生,而且预先进行沟通。莫建平的目标是要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研发团队、具有履职能力的管理团队和能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高素质服务团队。目前400多员工中,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占1/3,其中博士3人、教授3人、具有中高级职称的22人。公司组织内训外培,选派16名主管经理参加清华远程教育培训班。莫建平深知“独木难成林”,必须带好一个班子作为核心,要培养一批研发、管理、销售、质保等各方面的团队。他为各岗位职工制定了10等、每等分12级(总计120级)工资标准,使人人都有成才的可能,激励全体员工的创新动力。

莫建平亲自制定了“未来电器用人之道十八法”公布于众:

    文化先导培养人 绅士风度尊重人 能师前人带后人  微小细节要求人       

  品德为上用好人  能岗匹配用对人  公平竞技提升人  效率业绩考核人

   科学机制激励人  优胜劣汰育新人  制度规章约束人  能上能下历练人

   和谐环境留住人  管理创新用能人  信息数据简化人  智能管理少用人

   优厚待遇吸引人  定向增发变主人

他还特别注意企业创业者的安置。从大局出发,让文化程度低,能力弱者离岗,每年10万元年薪养起来,或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既有利企业的发展,也使创业者安心共享创业成果。

“未来电器”的未来

莫建平制定的未来电器的六年战略规划(2015-2020年),文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用户需求发展形势及本行业发展形势,具体到国内外竞争对手的优劣势分析,以及对本企业现状的分析,包括规模、财务、人员结构、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设备、产供销、产品结构、质量、信息化管理程度、主要客户的需求,及企业成功的发展理念;并构想了企业在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蓝图。当然,规划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正,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在这样的蓝图指导下,“未来电器”会有辉煌的未来。

莫建平的设想如下:

一个中心:打造苏州未来Witera品牌为中心,围绕智能终端系列产品提升公司知名度,铸就有影响力的“品牌”。

个基本点:

——坚持附件专业不动摇,向终端智能化深度拓展,向专、精、深、强、大方向发展;

——融入资本市场,以资本的力量撬动实业发展为支点,发挥杠杆效应。

三个聚焦:

——智能制造技术向工业4.0方向跨越,目前己成为江苏省国家示范企业之一,已专门设置了CIO即首席信息官;

——市场客户的需求,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务实高效,一切以效率为先。

四个轮子联动:

——以优化人才结构来驱动;

——以科技手段来拉动;

——以持续创新来推动;

——以纵、横合作来助动。

五个倍增:

——营收倍增:目标4亿元,挑战目标6亿元;

——效益倍增:目标利润8000万元,挑战目标1亿元;

——资本倍增:目标市值30亿元,挑战目标40亿元;

——人均收入倍增,目标人均年收入10万元,挑战目标12万元;

——贡献倍增:目标纳税5000万元,挑战目标8000万元。

为了保证2020年达到五个倍增,有着可操作的措施,在产品及管理两条线实现两化深度融合,互相促进。

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比较后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及珠三角率先涌现出一批村办企业,由于地理、文化、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等条件不同,发展的方式有所不同;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矛盾也不尽相同。经过多年在市场中的磨练,优胜劣汰,殊途同归,今天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群体(含家族所有制、股份合作制、中外合资合作制、上市公司公众所有制等形式),其领导者或大股东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既有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家,也有公职人员下海的企业家,目前一大批有留学背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企业家也在涌现。我接触很多民营企业家,由于他们经历不同或曾经从事的职业不同,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自己的企业如何发展,共同迎接工业4.0时代的到来。这是需要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来研究的。这个课题的研究,影响着这一批从乡村企业转制过来的民营企业的发展。

苏南的乡镇企业,早期都是集体性质的,是隶属于乡村集体的“政企不分”型企业(少量为大集体),在当时情况下做到了以工补农,对国家、地方、村民都有好处。庄基村的当年如果没有未来电器提供的资金,就不可能实现新农村建设的1.0版,显然这比温州模式在“公”的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后来由于小农意识,甚至是传统的宗族因素影响,人与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它渗透到乡村企业的内部,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苏南模式走向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温州模式也在实践中探索前进。从家族式私有制开始,完成原始积累后,内部也产生矛盾,从而出现裂变、寻找出路。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温州的印象是假冒伪劣产品多,但笔者经考察认为并不完全如此。当时温州市曾大力提倡“以质兴市”,力求改变人们对温州模式的看法。在市场经济拼搏中,温州的家族所有制企业积累了财富,开始走向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后来形成集团,纷纷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当然,温州企业也有负面的东西,如开设地下钱庄,资本在全国流动炒房炒股等等。

上世纪90年代,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又有一大批经营困难的地方国营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这类民营企业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在领导企业,企业仍存有国营企业的DNA。因此就出现了像常熟开关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经过八次改制,最后定位在混合所有制。领导与职工根据岗位责任的不同差异化持股,并规定人退股退,即员工从常开厂退休或退职,要把自己所持股份按时价转让归还给企业,以便新来的员工可以持股。这样的股份制,只有分红权,没有所有权,那就不能构成剥削。笔者认为,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属性的,但这种所有制形式尚未为高层及经济学者所重视。

现在民营企业还出现了一些情况,即第二代接班问题。第一代创业者大都文化较低,而第二代完全不同,不仅有高学历,而且很多有海外留学背景。很多第二代不愿接班,于是有的民营企业老板把企业变现后,或退休或做其它工作。这种现象己经影响很多民营企业的发展与稳定,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祝“未来电器”成功,祝莫建平董事长的理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持续发展并得到实践的检验,祝“未来电器”向百年老店迈进。

 

附:

对“苏南模式”乡村企业发展历程的浅思

——苏州未来电器及庄基村发展历程

/莫建平*

改革开放初期,苏南乡村企业都是集体性质。集体代表着“公”,当时确实对国家、地方和人民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改善城乡面貌、交通环境、群众就业,共同致富等方面,相较温州模式具有明显优势。但结果,企业经营不善、亏损、倒闭的为多,成功的企业凤毛麟角。里面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1、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

    集体所有制内生动力不足,管理者缺少积极性,搞好了不是我的,搞砸了对个人利益影响不大。当企业由小变大发展过程中,政治环境、政策环境、行业环境、人文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应顺势而为,调整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企业才得以健康生存。

2、机制失衡

在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下,企业处于村情、民情、亲情、人情包围中,企业小的时候,依靠能人还能把人们调理好,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光靠个人就力不从心,要靠合理的组织架构,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必须依靠组织和制度约束人,规范每个人的行为;制度要相对稳定,但也不能一成不变,要随企业内外情况的变化适时修订,以合理的、可操作的机制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这是每个企业的底线,如果丢了这一底线,市场不惩罚你才怪了。

3、用人难、难用人

苏南模式的乡村企业,在起步时直接面临用人问题。尤其是一把手和领导干部要德才兼备,有德无才难成事,有才无德办坏事;二要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三要对自身准确定位,明确方向和战略,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故才有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之说;四要先有司、赦小过、举贤人,即打铁先要榔头硬,身先士卒,具备宽容的胸襟,不拘一格广纳贤才;五要知道什么是领导,领即走在前面,导即引领方向;六要善于搭平台、定规则、当裁判,让所有人在公平、公正的平台上竞技,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一个地方或单位,矛盾无处不在,当领导,解决问题和矛盾是必备之技能,当矛盾产生后,如何解决以求平衡,但平衡不是永久的,又会出现新矛盾,所以矛盾与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对立的统一。周而复始,我们通过实践要辩证地看待和解决一切问题,把握好一个“度”,这是做人、做事的大智慧。而乡村企业在起步时,有多少人具备此潜质?难怪会兵败如山倒,成功的企业和地方寥寥无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4、价值观扭曲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人民富裕了,少数人暴富了;一部分人先富了,视野开阔了,好东西进来了,糟粕的也混杂来了。社会变得五彩缤纷,诱惑无处不在,陷阱无处不有。一切向钱看,芸芸众生皆为名利而来,坚守法律法规和道德底线的反成为异类。社会现实中,不乏出淤泥而不染、感恩社会、回馈人民,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正义之士,但贪腐和争名夺利的歪风,也玷污了人们的价值观,污染了社会环境。

苏南模式在改革前期,普遍“富了和尚穷了庙”,走了点弯路。好在经过乡村集体经济积累了经验,得以重振雄风。从我个人的从政历程和企业的多次变革经历,也鉴证了这一点。

(编辑  苏歌)



* 沈烈初,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文经周因栋同志及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郭学俊副会长斧正,并经未来电器领导审阅,在此表示感谢。

* 莫建平,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前不久,国务院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对所有的企业整体减负一万亿元,其中减税降费的比例要占到60%,这是一个宏大计划。我今天想谈的问题,是与当下全球化市场竞争企业怎么减轻负担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以比较开阔的视野,按照“全景图”的概念讨论如何把中国企业的税费和其它负担往下调节,以及在企业降负的同时必须考虑的一系列的相关改革问题。

曹德旺议题重要,结论还不到位

我们先来讨论一个曾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和聚焦的事件,就是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专门对于中国、美国之间各种企业负担对比后发表的一番看法,内容涉及人工费、电费、天然气成本、物流中的过路费,其它开销里的厂房、土地费用,还有各种融资、清关、与配件相关的负担,等等。在说这些企业负担的时候,曹德旺以税的概念提炼了一个基本认识,认为比较之下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他的这番议论引发了社会大讨论。有人说中国企业碰到了“死亡税率”问题,一些企业家在座谈会上叫喊活不下去了。对此,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做出了一些回应。

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是很有严肃性的。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做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考察分析,力求严谨。

第一,曹德旺的议题非常重要,但他的结论不全面:他说中国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他说的到底是税,还是税与其它负担的总和?依我的理解,曹德旺说的税负绝不限于税,但是他最后集中到税的问题上对比。

曹德旺反映的税负问题,其背景我们应该心里有数。我们无法回避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加入国际合作和竞争、面对生产要素用脚投票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企业的负担问题,企业负担的降低和投资环境的改变,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的预期,是内在联系的。

企业负担先从减税说起

我国税种一览表(19种)

税种类别

税种内容

流转税(4种税)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

所得税(2种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财产税类(3种税)

房产税、车船税、船舶吨税

行为目的税类(7种税)

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停征)、耕地占用税、契税、

车辆购置税

资源税类(2种税)

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农业税类(1种税)

烟叶税

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12月审批通过的《环境保护税法》,我国将于201811日起开征环境保护税,届时我国税种总数将为20种,如考虑营改增和投资方向调节税停征的情况,实际开征18种。

 

正面理性看待企业负担问题可先从税说起。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政府的正税有19种,从税来讨论减轻企业负担,讨论19种税之中我们能减什么、怎么减。19种税里面属流转税的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现在营业税完全被增值税替代。但是营改增全面铺开以后,仍然称为改革的试点,这意味着政府很谨慎,这个改革还有不成熟性,还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所以在整个税制框架中,营业税的概念依然存在。

所得税是两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财产税现在设立的是房产税、车船税和船舶吨税三种。房产税过去一直是在营业性的相关房产发生的税收负担,非营业性的、个人家庭的消费住房不被这个税调节。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授权可以具体设置房产税相关的实施规则,国务院利用这个授权启动了上海、重庆两地从无到有地在消费住房保有环节征税,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创新式的税收调节。

行为目的税现在有六种,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实际上已经停征,今后在“税法法定”的某个环节会把它从清单里面去除。

资源税有资源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类。还有农业税收里面唯一保留的烟叶税。

按照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审批通过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法,我国将在2018年1月1号开始开征环境保护税,这是把原来企业排污要缴纳的排污费通过负担平移改为更规范的税收了。

这样加在一起是20种税,实际开征的是18种。

税收又被分成直接税和间接税。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非常明确地表述,要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同时提到要稳定宏观税负。言下之意,在提高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的时候,就必须要降低间接税的税负。至于说宏观税负往下调,更是要注意到如果不是逆转“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这个改革方向,是符合这样一个逻辑和改革方向的,就要更大力度地降低间接税的税负。我们现在所做的营改增就是带有减间接税特征的。

降间接税需同时考虑提高直接税比重

如果我们肯定降低间接税的方向,从全局考虑,必须同时考虑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因为哪怕是宏观税负往下降低,也不可能降得特别低。不论是在维护适当的宏观税负还是在降低宏观税负的情况之下,都要考虑优化税制,优化税制的结构取向是必须把直接税更好地培育起来。这是配套改革里要从正面考虑的一个具体要点。贯彻中央降低宏观税负的战略,其约束条件会更加严格。只讲减税而不讲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不能够真正把握好配套改革要点的。

减税的同时,我们必须维持整个政府体系运转履职,还必须安排各种支出满足一系列的社会目标、要求。要保民生事项的托底,这是“社会政策”的托底。比如,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就要解决中国农村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而且,中央表述为精准扶贫,这就意味着7000万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要分析到位,对症下药,投入各种资源——一定是以公共资源为主,使他们从贫困的状态转为脱贫的状态。这个精准的操作里面,有一些资源的投入是必须的。比如,如果认定一部分人致贫的因素是他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劣,解决之道就是实行异地搬迁扶贫。现在脱贫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异地搬迁扶贫不管多高的成本,必须在通盘规划之下尽快找到地皮建新村。在硬件投入后面,还有软件的投入,比如给干部适当的出差津贴,让他们一家一户动员贫困户,陪同他们完成搬迁。所有的这些投入都必须以财政为主,甚至完全由财政负担。

这还只是列举出一件事情,其它还有很多的刚性支出,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等。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中央的财政赤字率在2016年和2017年已经提高到了3%,赤字率的提升,隐含的机制是中国必须靠更多发行政府公债填补这个赤字的缺口。穆迪最近给中国政府主权债务降级,原因就包括这一点,现在举债的水平已相对比较高,而且未来几年很可能是继续提高。中国在经济下行几年以后,已经在2016年-2017年连续五个季度经济运行处于“小平台”的状态,而且略有抬头。我们不讳言,中国现在赤字率控制在3%,不排除以后有必要时再往上抬一些。但是在社会普遍的关注之下,想迅速把赤字率抬得很高,恐怕不现实,会把经济问题社会化和政治化。

哪怕肯定了增加直接税这个方向,实行起来也是一个很慢的过程。但现在减少间接税过程却很快,从可持续性来说,减少的间接税变量,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必须找到短期内填补它的收入来源,这其实与在正税之外更多举债,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比照金融学里面保罗·克鲁格曼和蒙代尔所说的三元悖论框架,我们提出“财政三元悖论”来表述财政领域的关系。最简单地说,老百姓都非常拥护的减税,还有增加公共支出,以及大家非常认同的控制赤字和举债规模,在一个具体的操作中间,这三件事同时只能至多满足其中两项,而不可能三项一起满足。这是非常简明的三元制约的关系。由于这个框架里面三项至多只能满足两项,就必须找到一种理性的权衡,在可持续的视角之下,让这三项得到尽可能理性的处理方案。我们要在这里面处理的制度供给和其他要素供给,就是形成理性的供给管理方案,在考验政府能不能形成比较高的决策水平。

中美“减税”基本不可比,应防“东施效颦”

当前,中国、美国都在讲减税,但是这两个经济体的减税基本不可比。在特朗普政府减税的压力下,我们要努力做好减税,同时要清醒意识到,中国可不能照猫画虎,否则就会变成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特朗普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降低美国联邦政府中的个人所得税,还有适当降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是州一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个人所得税则是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美国还有称为Local的地方层级,一共三级。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政府整个收入来源的近50%(最新查到的数据是47%),这个税种是非常典型的直接税。联邦政府拿到这一最大的收入来源之后,再匹配上与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工薪税(也是一种直接税,但它有特定用途是支持美国的社保体系的),这两个直接税收入占了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80%左右。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是比较典型的超额累进,收入水平到了某个临界点,往上跳档,即边际税率往上提升。特朗普所说的个人所得税降低,就是要降低它的最高边际税率,同时减少跳档的档次,减少个税的调节力度。公司所得税,没有超额累进的特定设计,意愿上是把标准为35%的税率调低到15%。当然按照美国的法律,特朗普的减税方案要走过全套程序,可能难免在国会和其它方面制约条件下的修改调整,但是基本的套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里根经济学概念之下的供给学派力主的减税。这很显然是个直接税概念下的减税。

如果我们比照美国这样减直接税,在中国是没有操作空间的。除了大企业之外,中小企业的所得税早已经减半征收,标准税率25%减半就是12.5%。小微企业更是采用简便征收办法,是很低水平的负担,而且“起征点”的标准还在不断抬高。所以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确实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总体而言已没什么减收空间。上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出来后,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接受工薪方面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调节的范围大约是2400万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现在还没见到最新数据,估计随着这些年我们工薪阶层收入水平提高,纳税人应该有3000万至4000万,其税收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有人主张把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征收的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但这样会使个税在我们社会中进一步边缘化,对中国的减税全局来说,是让个税在已经非常边缘化的情况下再让它几乎出局,如此而已。这跟美国的减税完全不是一个框架,基本的税制不是一回事。我们的直接税几乎没有减税空间,如果按照美国减税取向,我们应该把切入点放在间接税方面。

美国的直接税首先产生的是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因为经济景气水平上升,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者自动跳到更高税率负担的区间去,这样的效应使经济降温,是反周期的。到了经济低迷的时候,收入下降,税率自动往下落档,而落档带来的是给经济升温,鼓励大家更积极地参加创业,增加收入,也是反周期。这种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就现在减税来说,是总体功能、逻辑、方向都没变,只是调整参数状态。中国如想在间接税的方面按照美国的大规模减税来操作,我们是在原来已经有的间接税顺周期的不良状态下让它加码,让它已经对物价产生的不良影响、对于经济反周期带来的不良影响等有欠缺的方面更推波助澜,这跟美国的效应就不能同日而语。

我们现在基本没有税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如果照猫画虎,有可能促使我们的矛盾问题——比如与以间接税为主相关的顺周期粗放发展、累退调节、扩大赤字和举债压力、刺激增费、价格波动等等,形成更多的不利因素的综合。这是中国之所以减税不能够简单化、要防止东施效颦的原因。

减税要与减负综合考虑

从国际可比的宏观税负水平看,我们要有一个理性判断: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应该把最宽广眼界下的各种负担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看得出中国现在整个社会的痛点之所在。可比的宏观税负水平,国际货币基金(IMF有明确的定义和统计口径。现任财政部长肖捷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基本观点是:按照IMF的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大致是33%左右。现在有人把它估计得高一点,最多到35%、36%,这与发展中经济体宏观税负约为35%的水平相差不大,基本的判断就是它并不高。

既然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发展中国家大致的平均水平,而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那么考察不能到此为止,接下来就是我特别强调的“全景图”概念:中国除了十几种正税之外,特别需要考虑的有行政性收费。这些年行政性收费正在往下调减,但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多如牛毛。比如在曹德旺发表观点以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专门列出了一个500多项税费的清单,绝大部分是行政性收费,经过发改委和财政部清理、认定,认可其中的近300种,这就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痛点,很多企业家习惯一句话归结为这是政府强加的税收负担,其实里面大量的是正税之外的行政性收费。交这些钱时,企业还要花费多少心思讨价还价,要消耗多少精力并处理隐性成本,这都是负担。

从中央到地方有明确文件依据的种种行政性收费,后面跟的是管理部门林立。各种局、委、办等政府机构都有公权,这些公权首先表现为审批权,以及很容易派生出来的收费权。明的收费权后面还有暗的设租权,等等。对此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碰到一个小企业的创业掌门人,这个企业家说,他现在正是企业开办阶段,办手续中,各个局委办要盖章,合计是好几十个章——这还算少的,早几年前是一、二百个章。这些都是企业实实在在的负担。现在企业最新的负担还有一种,就是相关部门拖沓不给你办事。八项规定执行越来越严厉,很多企业反映,去政府部门以后,虽然被客客气气招待,但是事始终办不下来。对企业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市场的情况千变万化,事情如果早两个月办成,就可能冲破发展瓶颈;晚两个月,企业很可能就夭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讨论的各种负担因素。

正税和行政性收费具体可以减什么

正税、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还有各种隐性负担放在一起,我们具体可以减什么?

减税的空间并不大

具体地讲,营改增做到全覆盖以后,还有一系列的细则问题,经过调研以后需形成解决方案。比如,它实际上不鼓励创新型企业稳定住研发创新的带头人。高科技企业要出高薪稳住自己的研发带头人和它最核心的创新团队,但高薪酬在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上是没有进项抵扣的。于是,有可能一些高科技企业在新的增值税环境之下税负提高了——表现为高端人才的薪酬大量投入超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企业实际的税负不降反增。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营改增下一步完善中要具体考虑。

还有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的起征点虽然可以再抬高些,但由于其规模因素,意义并不大,何况我们对中小微企业已给了很多企业所得税免减的优惠措施。还有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已把加计扣除从150%提高到175%,再往上提,也未必能对企业产生多么大的帮助。还有细节问题,比如加速折旧,这是可以做的。企业从财务上的税负来看,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它可以加速提取折旧而更多减少它的所得税负担,把这个税收负担转移到后面的时间段里去逐步完成交纳,实际上就产生了一块时间价值,给了企业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更好争取超常规发展的可能性。这些企业减税的细节虽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操作的空间并不大。

减少行政收费、关联大部制改革等的攻坚克难

相比税制改革中的减税,减少行政性收费更是攻坚克难的问题。娃哈哈一家企业各项费用近300项,这些收费后面都有部门,要进一步减少项目、降行政性收费,就涉及到真正做机构的精简、按照大部制和扁平化重构行政架构,这就是“伤筋动骨”的问题了。近两届政府都明确提出要推进大部制改革,但至今真正大部制的框架还没有形成,其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现在种种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跟社会的不和谐都有一定关系,都隐约与行政架构改造成功与否有内在的关联。公共权力环节有这么多部门,每个部门都把自己的审批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有审批权,后面是明的收费权,暗的设租权,跟着的是企业负担,这些负担要真正把它往下降,一定是系列的配套改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降低“五险一金”水平必须解决社保基金制度机制问题

与国际比较,我国的“五险一金”负担明显偏高,改革会涉及相关的社保基金制度机制问题。养老资金池理应做到全国统筹,由全社会形成基本养老的一个大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的互济、共济功能充分发挥的情况下,社保税率也可以往下降。而我们现在的基本养老只做到省级统筹,全国至少是30几个养老金池子,相互间不能调剂使用。比如,辽宁工人里面退休人员比重非常高,其养老金早就入不敷出,广东、深圳由于职工年龄结构很年轻,但其“富裕”的养老金根本无法支持辽宁、帮助解决资金支付,只好让社保基金理事会代他们做安全理财,这两边的资金就完全不能够产生互济、共济的作用。

要把蓄水池的构建提高到全社会统筹,恰恰又是触动既得利益的事情,因为相关的部门有自己的收费权,已经发展出来几十万大军的人员队伍,维持这个队伍实际上带来种种实惠。如何破解既得利益,怎么能够按照更合理的改革逻辑形成社保基金的全社会统筹,使基本养老的蓄水池功能充分发挥,还能带来费率的调低、企业负担的减轻——这是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很现实的、需要啃硬骨头的统筹考虑。

企业的隐性负担问题相当严重

中国企业负担中的一大“特色”是隐性负担沉重。比如,企业开办至少要盖几十个章,继而产生一系列的隐性成本、综合成本;企业运行起来了,对几十个局、委、办等公权部门的“打点”也会常年不断。这些成本在国外不能说没有,但应该讲与中国比可能是有天壤之别。所以正税减降不是企业负担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在中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减税,另一方面,一定不能忽视减税概念之外,怎样更好地整顿我们整个营商环境,遏制潜规则造成的设租寻租、变相索贿等等。为官不为的情况下,拖延也是一种负担。这些约束要破除,依靠什么?怎么做?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企业负担的其他因素

如何看待人工费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前些年支持中国超常规发展的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正在迅速撤空,这个比较优势的滑坡在若干年内会基本走完。对美国,若干年内我们还能维持这种因素的相对优势,而对东南亚我们已经明显丧失了这种竞争力,从珠三角开始,不得不“腾笼换鸟”,那里常规的投资要往外转移。这方面我们要处理好以劳动合同法约束和健全市场上的相关制度环境,争取在这个过程中间掌握好它应该动态把握的合理平衡点。但总的趋势就是,低端劳动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放空,已不再成为我们的比较优势。

电费要借改革压低,但中国不能与美国比拼电价

中国不能简单跟美国比拼电价。中国的电力现在最主要是用煤烧出来的火电,而美国基本不用烧煤了。煤的运用中“负的外部性”非常明显,从开采,到运输,到使用中有害气体的排放,造成环境压力,外部成本非常明显。中国已受到使发展不可持续的环境因素危机,烧煤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估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作为基础能源的煤的比重会缓慢下降,但这个过程至少是几十年。我们现在快速发展的风电、光电,基数很低,虽然增长比较可观,但是离它们挑起能源大梁还有很长的发展阶段。

这是基本的情况:中国既然是以煤为主,努力想做煤炭清洁利用,控制煤的不良气体排放,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综合成本非常之高。中国在这个约束之下,从经济学逻辑来说,怎样能逼着产业链上运营中的相关企业千方百计减少能源耗费,千方百计开发有益于节能、降耗、绿色、低碳发展的工艺、技术和产品?电的比价关系就不能让它表现出很便宜的特征,应该就是在比价关系上使大家感受到用电相对成本是很高的,从而千方百计要节电、省电,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全局、长远利益力之所在。

中国的“三重叠加”——人口密度和与人口密度相关的能源高密度消耗、机动车高密度行驶等等,叠加上了我们的粗放发展阶段所形成的高排放、高污染不良影响,再叠加上以煤为主的基础能源要素禀赋结构造成的中国特色的清洁发展压力,使环境承载力相关的可持续性问题呈现“非常之局”,要有非常之策才能解局。从这个角度来说,曹德旺所比较的电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在这方面以后可以跟美国比拼谁更低。美国不依靠烧煤发电的情况下,它的原油战略储备之丰厚是别的国家无法同它相竞争的。美国把自己所有探明的国内油田都封存,在国际上不断按照最合适的方式抢价格低点进口原油,而且是按照美元的国际霸权控制行情。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实际上与基础战略资源石油是挂钩的。这是美国手里的相对优势,我们跟美国完全不是一个类似的机制,低电价是学不来的。

中国不宜与美国比拼过路费

美国上世纪50年代推进的高速公路网建设,带来了基础设施支撑力的提升、经济的蓬勃发展,其高速公路基本不收费。中国目前还处在发展追赶阶段,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做不到美国那样的交通干道、高速公路基本不收费,我们还不得不依靠贷款和PPP融资进行高速公路建设,然后以收过桥过路费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循环中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这是中国现代化中从追赶到赶超的特色。

老百姓对收过路费有不满,应该依靠阳光化机制,说清楚这个钱收来以后怎么用。比如北京首都机场连通T1、T2的高速路收费,民众发现其贷款已经还清。那为什么还继续收费?这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管理部门不得不变成单向收,还把10块钱降到5块钱。其实应该说清楚,北京除了首都机场之外,现在正抓紧建设的第二机场,第二机场也要匹配交通干道,加快建设需要巨量的资金,现在是把收入转到支持第二机场的高速公路建设,所以完全可以继续收费。

运输中还面临滥罚款问题。中国现在交通干道运输中,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载重卡车不超载就赚不到钱,因为一路上要面临着很多交费与罚款。但同时,超载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由此又引申出需要一个管理部门对此收费和罚款,这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和税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怎么整顿吏治的制度性建设问题。

如何看待土地、厂房成本

曹德旺强调,他去美国投资后,土地成本在州政府的补贴鼓励下对冲掉了。这种情况中国也有,我们很多中西部地区也是这样的,招商引资时给予种种地方优惠,土地几乎白用,但往往仍然不能如愿地招商引资成功,原因就是其它条件不到位。比如,我们的地方政府一次性靠土地批租把钱拿足,造成的短期行为是在自己这一任内尽快出政绩,不会太多考虑后续领导班子怎么过日子,继而产生很多问题。前面提到,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靠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公司所得税是州一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美国Local的层面——这是三个层级中最下面的层级,主要依靠的收入来源是称为财产税的房地产税。财产税是法治的、透明的,这个长期稳定的税收占到基层政府收入的40%~90%,这就是它们可以“白送”土地给曹德旺的原因。美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土地财政”不像中国这样具有短期性,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经验。

如何考虑融资等方面的成本

融资成本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的负担因素。中国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常规金融在某些区域明显被边缘化,灰色、地下金融甚至是高利贷大行其道,最典型的就是以我们增长极区域的温州为代表,各种“跑路事件”频频上演。温州金融系统出现的危机,暴露了它的产业空心化:在金融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更新换代的情况下,实际融资成本是中、高利贷形成的,使区域全局的产业升级受阻。而实体经济发展中不能实现产业升级的话,原来一个强劲增长的区域就痛失好局,原来的隐患变成危机,必须做出痛苦的调整。

我们应特别警惕,像温州这样的不良案例会不会在长三角、珠三角复制。中国一定要在深化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让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能够无缝连接地对应实体经济的各类融资需要,特别是在商业性金融的旁边,要无可回避地对接我们需作正面表述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所谓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都必须在后面有一个国家财政为后盾的政策性融资机制的支撑,包括现在有明显的政策融资色彩的产业基金、引导基金。当这些都成为有效供给以后,各种各样无缝对接的金融产品里,应该有常规金融的低利贷,有现在发展起来的小贷公司式的中利贷,有政策金融,各种多样化的融资形式合在一起,能够把高利贷边缘化、挤出去,我们的金融生态环境才能够健康起来。

有减法有加法,在攻坚克难中解决“真问题”

减税、减负的另一面是加税。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是一定要改革的,这里面有减税,主要是低中端要往下调整,也有加税——除了极高薪酬的高管接受最高边际税率调节之外,最关键的是要把工薪收入者之外其它的先富起来的人群(比较典型的是厂主式的富豪)的非工薪收入,归在一起接受超额累进税率调节。对直接投资的资本网开一面,可以给予相对优惠的比例税率,剩下的要合在一起接受超额累进税收的调节。这时候的最高边际税率可以由45%降到35%甚至30%,档次也可以由现在的七级减少到五级甚至更少。所谓起征点应该适当提高,第一档税率可以设计为由现在的3%调低到1%,这样有利于培养纳税人意识。然后往上走得比较慢,待走过应培育的中产阶级主体收入水平的某一个数量值以后,再非常明显地把超额累进的力度抬起来。这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有减税、有加税的新机制。

对家庭的一些必要的专项应扣除,如考虑赡养系数,考虑家庭第一套住房按揭贷款,对月供中的利息支出做专项抵扣,这一方面是国际惯例,一方面也适合中国老百姓的诉求,体现了个人所得税应有的公平税负具体设计。当然,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还会有较为漫长的路要走。有关部门下这个改革的决心并不容易。比如,当年推出全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人要主动申报个税,但在执行过程中不敢动真格。政府目前还不能真正规范严格地依法征税、应收尽收。这么多年来,12万元以上收入者的申报逐渐成为一个形式。美国多年前没有网上信息系统的时候就敢动真格,每年对1%-3%的人抽查,抽到以后认真核查,补税的同时还要交滞纳金、罚金,情节严重的甚至被投入监狱以示惩戒,这样就对全社会产生了威慑作用。中国动这个真格,是非常难的政治决心,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是要承担极大风险的。

减税之外的增税,在中国是难上加难,但这是一个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打造现代税制必须经受的历史性考验。

房产税已经在上海和重庆试点,下一步如果启动了“加快立法”过程,如何做房地产税税法设计,本土经验对此会很有意义。中国必须设计好社会可接受的起步框架方案,不能照搬美国的普遍征收制度。观察重庆式180平米扣除,我们可以讨论,为了在中国使这一税改可接受,到底怎么做“第一单位”的扣除?是按照人均平米数,还是宽松一点按照每个家庭的第一套房,还是更宽松一点?允许单亲家庭扣第一套房,双亲家庭扣前两套房,以避免离婚潮等等,这个要在立法过程中充分考虑。应该积极地推动房产税加快立法,有关各个方面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及其论据,加强各界交流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听证会等。

中国需要减轻企业负担。从税到非税、到隐性的各种负担,到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投资和发展环境中的负担,这些问题应该放在一起、有“全景图”的把握,这样才可以使我们更好厘清企业降低负担的解题思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让企业尽可能轻装上阵,加入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发展过程。同时,降负和使负担合理化应匹配的是一系列的改革,不是简单地加强管理、技术上做得更周到的问题,是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敢不敢啃硬骨头的问题。

中国能不能凝聚改革的基本认识,合成改革推动的力量来攻坚克难,使制度供给由此真正提升到一个高标准、法治化、低负担、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社会和谐环境,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全景”模式下我们要牢牢抓住的中国真问题,大家应群策群力,才能一起去攻坚克难。

(编辑  张三友)



¨ 根据贾康201769日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三十期的演讲整理摘编。

*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从维多利亚港南望,比邻特区政府的中信大厦耸立于繁华的中环金钟廊,市区随处可见的“大昌行”不时映入眼帘,东西区海底隧道大大缩短了港岛与九龙之间的通行时间,中信国际电讯为香港居民提供了便捷的通讯及移动漫游服务,愉景湾是香港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家喻户晓的中信品牌,分布广泛的业务领域,持续深入的社区贡献,是中信集团扎根香港、融入香港、奉献香港的历史见证,也彰显了中信在香港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

197910月,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亲自倡导和支持下,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创办了中信。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中信集团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香港视作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19805月,中信香港公司成立。37年来,借助香港良好的市场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资金资本和人才等资源,中信集团在港业务迅速发展,投资经营涉及金融、贸易、航空、基础设施、电讯、地产、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在依托香港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助力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香港平稳回归和保持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中信集团在港注册企业433家,在港业务总资产近5000亿港币,是香港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助推器”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资本市场发达,资金融通便利,金融国际化程度高,监管政策体系完善。这片沃土为中信集团发展金融业务提供了难得机遇,也见证了中信金融板块的成长壮大。多年来,中信通过谋篇布局,助力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留下了一笔笔浓墨重彩。

(一)发展门类丰富的金融业务。中信集团把香港作为重要的金融业务发展基地,通过持续运作和创新发展,在香港的金融业务规模逐步扩大,业务门类包括商业银行、证券、信托以及直接投资、资产管理等,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截至2016年底,中信集团在港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近60家。其中,中信银行(国际)的前身是中信集团于1986年收购的香港嘉华银行,是中信银行在国际市场发展的重要平台,2016年总资产达3064亿港币。中信证券国际和中信建投国际分别是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在香港设立的海外业务拓展平台,主要面向全球客户提供企业融资、股票经纪及资产管理等服务。2012年,中信证券国际收购总部设在香港的里昂证券全部股权,与里昂证券合作打造全球性投行和经纪战略联盟,开展跨境业务,从而使中信证券成为中国首家在全球主要市场拥有网络的证券公司。2016年,中信证券国际与里昂证券实现境外投资银行业务整合,融资额排名全亚洲第一。此外,中信资本重点发展直接投资业务;中信国际资产管理专注于不良资产处置、自有资金股权投资和第三方基金管理业务;信银投资是中信银行重要的股权投融资业务管理平台。

(二)助力香港资本市场发展。中信集团积极推动投资企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在借力香港资本市场的同时,也丰富了香港联交所上市企业类型,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及国际资金进入香港。截至20175月底,中信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投资的中信股份、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资源、中信大锰、亚洲卫星、大昌行集团、中信国际电讯等9家企业已在港上市,在港上市公司市值近1万亿港币,约占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总市值的3.4%20147月,中信集团通过将中信股份注入中信泰富,实现了在香港联交所整体上市,这是当时中资企业最大规模的跨境并购,也是香港市场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定向配售。整体上市后,中信股份迁册香港,体现了中信集团对香港发展的信心。截至20161231日,中信股份总资产达72,380亿港币,当年营业收入3,808亿港币,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431亿港币,是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最大的公司之一。此外,20074月,中信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交易所同步成功上市,是继中国工商银行之后的全球第二家“A+H”同步上市的公司。2011年中信证券成功发行H股,是中国首家“A+H”上市的投资银行。

(三)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香港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中信集团和旗下企业配合特区政府推出多项人民币创新业务。2005年中信嘉华银行成为首家取得内地人民币牌照、向企业客户及非内地居民提供人民币服务的香港银行。2009年中信嘉华银行与中信银行签订人民币代理结算协议,并于次年完成香港银行首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0年中信银行(国际)获得首家香港金融机构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存款证,并推出多项创新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包括首宗人民币债券,为香港首只人民币新股做国际配售结算安排。2012年至2016年,中信银行(国际)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由1074亿元上升至1519亿元,平均年复合增长率9%。此外,中信证券国际在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日均交易量名列前三位;2015年为蒙古共和国发行了首支人民币高收益主权债券。

(四)多次成功化解危机,全力确保香港稳定。中信因善于化解危机而在市场上素以“救火队”著称。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多家银行遭受挤兑、出现危机,这次危机规模大、历时长,沉重打击了香港银行业。在此背景下,中信集团于19863月成功收购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2000年,中信嘉华银行因经营等原因濒临破产,中信集团采取一系列举措解决问题,该行短期内实现了利润增长并步入良性经营轨道。200810月,中信泰富发生澳元期货合约危机,股价暴跌,引发香港金融市场巨大震动和社会舆论高度关注,中信集团果断实施一揽子解决方案,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证监会、联交所及主要债权银行的支持,并获得中信泰富特别股东大会通过,帮助中信泰富平稳度过了危机。

支持香港“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

“一带一路”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也是香港发展的难得机遇。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许多独特优势,包括连接海陆和沟通中外的区位优势,自由贸易、低税率及高度市场竞争的制度和政策优势,熟悉国际法规、制度和市场运作的人才优势,高端服务业的专业化优势,以及中西合璧、文脉相承的人文优势。在“一带一路”上,香港是重要节点,将有效辐射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信集团紧密依托香港这一“桥头堡”投身“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支持香港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延续,也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借助香港综合服务平台统筹“一带一路”项目资源。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服务业种类多、水平高,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中资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基建工程与设计等多方面专业服务。2015年底,以中信集团为主的中信联合体中标缅甸皎漂特区的工业园和深水港项目,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企业参与的沿线沿路最大项目之一。2016年,中信集团在香港注册了中信缅甸(香港)控股公司,旨在利用香港成熟的商业环境、便利的融资和税收、高水平的专业配套服务,对项目进行统一投资和管理,推动项目顺利实施。

(二)瞄准资金融通,推动香港“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建设。中信证券国际和里昂证券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1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支机构、覆盖32个金融市场和交易所,研究超过1000家“一带一路”上市公司,是目前唯一一家覆盖印度洋一带国家的中资券商。近3年来,中信证券以香港为平台,累计在“一带一路”沿线完成IPO、债券发行和跨境并购等项目50个,其中日本三菱银行以7.82亿美元收购菲律宾信安银行20%股权的交易是菲律宾资本市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此外,中信集团及在港子公司共同与哈萨克斯坦主权基金设立卡森纳投资基金,重点投资中亚地区非能源项目,一期规模为2亿美元,目前正在募集二期基金,计划规模为6亿美元。中信里昂证券研究发行的“一带一路”研究月刊,是目前全球资本市场唯一也是最详细的相关领域研究产品。

(三)推动在港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拓展业务。注册在香港的中信资源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Seram油田,在哈萨克斯坦投资了卡拉赞巴斯油田。大昌行2016年收购利丰亚洲,依托在港稳固的业务根基逐步向海外布局,贸易与物流网络已覆盖港澳台、中国内地、新加坡、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文莱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信国际电讯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布局,2016年以来先后收购位于“一路”区域的新加坡Acclivis(覆盖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四国)和“一带”区域的Linx Telecom(覆盖波罗的海、西欧、东中东欧和中亚14个国家),巩固了香港作为中国对外投资和引进投资门户的战略地位。

促进香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产业发展的支撑。作为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的综合性企业,中信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采用收购兼并等手段,积极参与香港基础设施、电讯、卫星、贸易等产业发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竞争力。特别是在香港回归前,中信香港集团从英资手中先后收购国泰航空、香港电讯等涉及国计民生的业务,为保持香港社会稳定、鼓舞人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收购国泰航空和香港电讯股权。1987年,中信香港集团以19.36亿港币收购全英资的国泰航空12.5%股权,这一战略收购使得国泰航空拥有了中资背景,增强了英资股东在香港继续发展的信心,缓解了当时英资撤离香港的紧张局面。1990年,中信香港集团又与港龙航空、太古集团和国泰航空完成了复杂的一揽子交易,使港龙航空成为国泰航空的子公司,从而结束了两家公司长达6年的恶性竞争,优化了香港航空业资源,提升了运营效率。同年,中信香港集团投资102亿港币从英国大东电报局收购香港电讯20%股权,进入香港电信运营领域,此项收购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二)开展卫星通信业务。19882月,为满足亚洲地区及中国国内对卫星资源的需求,中信集团与英国大东电报局、和记黄埔在香港共同出资组建了“亚洲卫星有限公司”,这是亚洲地区第一家区域性商业卫星公司。19904月,亚洲一号卫星使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为中国长征系列火箭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创造了良好开端。近30年来,在中信集团的大力支持下,亚洲卫星各项业务蓬勃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卫星运营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亚洲最佳卫星运营商”。

(三)促进香港贸易中心建设。2016年,中信集团完成中信金属和中信裕联的股权整合,成立中信金属集团,并将中信金属集团的总部迁册香港,旨在依托香港的综合优势,提升中信在国际矿业领域的竞争力和行业地位,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全球竞争力。同时,这一战略举措也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发挥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有利于促进香港在铁矿石、有色金属和煤炭等矿业领域进出口贸易发展,提升行业话语权。

(四)积极拓展新兴产业。为推动和巩固香港作为亚太电讯枢纽中心的地位,提升面向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潜力,中信国际电讯把香港作为全球运营总部,公司网管中心、业务平台、电讯枢纽均以香港为最重要的节点,建立了香港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运营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第二站。2016年,中信国际电讯收购了位于香港葵涌的中信电讯大厦全部股权,将其打造成为香港西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这是公司助推香港未来发展、打造高科技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将有力提升香港新兴产业的竞争力。

扎根社区乐于奉献的企业公民

天下和静在民乐,一枝一叶总关情。中信集团始终把香港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铭记在心,以各种方式回馈香港社会,在提供多样民生保障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为推动香港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一)保障香港民生需求。民生离不开衣食住行。作为最早进入香港生活日用品市场的中资企业之一,中信集团所属企业积极维护香港基本生活物品供应。大昌行以香港为中心,布局物流网络,大力发展汽车、食品及消费品贸易等民生业务。其代理的汽车品牌在香港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0%;在食品及消费品业务方面,大昌行积极拓展其业务至食品制造、分销及零售业务,打造全面的食品供应链,并依托其全球采购能力,从世界各地进口优质且价钱合理的货品,增加了香港市民产品选择的空间,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二)促进两地融合交流。香港与内地在工作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文化因交流而多彩,人心因交流而相亲。近年来,中信集团依托连接内港两地的优势,积极搭建两地青年交流平台,成为第一家承办香港大学生暑期内地实习活动的中央金融机构,已安排近百名香港大学生到中信所属分支机构实习,受到香港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自2016年起,中信股份每年举办香港籍员工培训班,邀请香港籍员工到内地参观学习。组织香港大学生实习和港籍员工培训班,帮助他们了解内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了他们的国家认同,促进了两地人文交流和文化融合。

(三)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中信集团在港企业积极创造就业,累计投入数亿元资金用于教育、环保、文体事业发展和社会公益活动,推动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目前,中信集团在港企业雇佣当地员工近一万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外资企业纷纷裁员的情况,率先作出不裁员、不减薪的承诺,与香港市民共度时艰。在教育及青少年发展方面,中信泰富出资百万元在香港岭南大学设立奖学金,鼓励成绩优异或有经济困难的学生。中信集团在港子公司均成立义工队,每年累计投入义工服务近万小时。中信泰富、中信国际电讯、中信银行国际、大昌行连续多年荣获香港社会福利署、生产力促进局等多个机构颁发的“金嘉许奖”“企业公民嘉许标志”等荣誉。

37年风雨同舟,37年休戚与共。我曾经说过“香港是中信的家”。在这美丽的东方之珠、香江之畔,中信集团扎根、融合、奉献,始终与香港同呼吸、共命运。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引擎腾飞更加强劲,“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空间更为广阔,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地位更加突出。中信集团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卓越的公司治理,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伟大事业增光添彩。我相信,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编辑  张三友)

 



* 常振明,中信集团董事长。

 

 

编者的话:

北京精雕在中国机床行业普遍遭遇困难的环境下,抓住市场机遇脱颖而出。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得益于智能手机的大发展,在轻型数控机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是能够和日本FANUC公司一决高下的中国新兴机床企业。

本文分析研究了北京精雕20 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当前情况。该企业成立20 多年,企业在每个发展时期,都能抓住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规模)市场,而且每一步都实现了技术的升级;采取现实和变通的技术手段实现突破,产品研发围绕用户展开,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在产品热销时居安思危,不断考察新的客户热点、安排研发布局。这是在完全市场竞争中“杀”出来的优秀代表。

近五年,中国机床行业总体压力很大。随着2003-2011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制造业上游的机床企业提前感受到制造业的寒意,尤其是服务于传统制造业的中重型机床企业。为什么北京精雕能够逆势而上,成为新兴企业的代表?除了它从控制系统出发,不受原机床工业分工过细的限制外,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风格:在其成长历程中,为了企业生存必须提前布局、敏锐观察动向,包括现有产品的需求可能衰弱及其他地方需求可能兴起;其次是生产产品与下游客户高度互动,边听边改,产品快速修正迭代。在这一历程中企业也受到锻炼。

本文结合行业其他企业的反馈,对北京精雕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新兴装备企业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机床工业下一步发展的启示进行了思考。机床乃国之重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行业的制高点必须有中国的一席之地。北京精雕和大连光洋、济二机床等新兴机床企业一样,将成为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顶梁柱,成为中国装备制造工业的新排头兵。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94年。创始人蔚飞,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原为国有企业工程师。经过20多年的持续奋斗,2015-2016年度的年收入达到25-30亿元,年净利润约3亿元,现有员工4000人。2012年以来,中国机床行业普遍不景气,一些重点企业出现连年大幅亏损的现象,但北京精雕受益于消费电子(智能手机)需求的拉动,经营业绩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技术也在快速进步。

 

北京精雕的发展历程

   

北京精雕的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中国近20年经济的不同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北京精雕基本都抓住了当时中国制造业最繁荣、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使得这个完全从零起步的企业能够走到今天,成为能与日本发那科(FANUC[1] 竞争的中国新兴机床装备企业。

企业创立者团队并不是机床领域出身,而是计算机领域的青年工程师。北京精雕的创业核心优势在于整体的编程自动控制系统,是从“大脑”(算法)出发面向具体市场进入到加工装备领域的,这是它与大部分中国传统机床企业最大的不同。

第一个发展阶段:“刻字机”时期

1994-2000年,精雕初创期,可称为“刻字机”时期。当时蔚飞和一批年轻伙伴(包括在校研究生)一起白手起家草创企业,首先要找到既符合自己专长、又具有市场前景的领域。1990年代初的下海热正在发酵,各大城市出现全民皆商、全民开店的景象。北京精雕抓住的就是刻字、刻牌子这种“边缘市场”——但这恰是当时草根市场里对科技设备有需求的较大市场。当时,做刻字机的中国企业已批量出现,多达数百家,大部分是赚一笔就跑。当时刻字机市场的优质产品是法国嘉宝公司(Gravo Graph)的产品,带有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CAD/CAM)软件,但只能刻26个英文字母,对中文这种字码特别多的文字无能为力。蔚飞团队的思路是另辟方法论——法国嘉宝等国际通用程序是每个字母、字符一个子程序,汉字按这种思路会有成千上万个程序,不可能跑得动;于是将其视为图画,按照一定的规律,在正方块中把要抠掉的部分“抠走”,这就是一套刻针的移动路径算法。这样,以算法软件为核心,软硬件集合(刻字机的硬件要求不高,本土企业均可造),北京精雕有了第一类具有自己核心技术的产品。这为他们积累了第一桶金:当时一台普通刻字机能卖6万元,和北京精雕一同起步的邻居是深圳的大族激光[2]——它也是服务于这个市场,后来成为激光方向发展的中国带头企业。

 

1  左为雕刻机雕刻刀头,右为激光雕刻机

 

第二个发展阶段:“模具花纹”时期

第二个发展阶段(2000-2004年)是“模具花纹”阶段。因市场火爆,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环境下,很快出现盗版(普通硬件+盗版精雕控制软件)产品,防不胜防。精雕团队早预计到这种情况,从1990年代末开始研发新领域。他们发现,浙江等外贸出口密集地区对于刻钢板进而制造模具的需求开始兴起。最早发现的市场是和之前的有机玻璃刻字类似的刻钢字,后来就出现了模具刻字、刻汽车车标等市场,再就是小型商品(比如制鞋模具)。在自动化机器进入之前,这些领域多是手工操作(或借助较大的模板带动小件加工),效率低且工作辛苦。而当时世界上模具钢还没有用机床来加工的,因为加工对象硬度很高,[3]  如不做修改,用小刀具加工时刀头容易断,降低加工效率。为此,北京精雕发明了“等量切削”算法来解决小刀具雕刻模具钢问题:过去刀具容易断是因为切削长(深)度不定,刀具受力不均匀,一旦超过极限就会断。而通过更新软件,用“等量切削”概念进行控制,这样受力上限明确,就解决了问题。这一创新使得小型模具行业从传统的仿型铣阶段提升到计算机数控阶段。于是大量客户蜂拥而至,大部分客户都是浙江乡镇的个体模具加工者。这一新型产品正契合我国加入WTO后江浙出口型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北京精雕很快发现市场“越推越多”,浙江模具业内口口相传,都来购买,因为他们的一台CNC模具刻机相当于5个手工加工工匠。当时一台机器售价10多万元,每年生产1000多台,年销售收入近2亿元。

2 鞋类模具

 

但这个领域毕竟是模具行业的边角,容量不大。2004年北京精雕正式进入模具行业(2004-2007年),此时精雕的技术已能够顺利加工模具钢。主要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从二维进入三维,直接制作小型模具(200mm x 200mm以下为小型),这在注塑产品领域用途很广。第二个方向是大模具的边角加工,因为模具在工业各部门应用很广,模具加工后,如果边角(外凸)、根脚(内凹)不干净(弧度达不到产品要求),会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性能,“功亏一篑”。当时,对边角加工的处理,国内多使用电火花(电极处理),国外的一些领域使用高速铣。但高速铣比较贵,一般用于航空、汽车行业,普通小商品加工用不起。北京精雕则定准所有制造业的模具,能用的都用,这和日本发那科起飞时的思路是一样的——尽可能普及计算机数控技术。这又涉及新一轮核心技术的研发。

 

 

第三个发展阶段:“立体曲面”时期(三级标题)

第三阶段(2004-2007年)的技术难点,在于从平面跃迁到任意立体曲面时算法的改良。在机床行业,是从工控机(较单一功能的计算芯片)逐渐发展,因此当时机床行业(含高速铣)的算法叫“look-ahead”算法,是把曲线分解为很多小直线,用小线段的连接去模拟。而当时的look-ahead以前10段提前计算来进行倒推,调整当前小线段的定位;更高级的look-ahead算法能提前100段来回馈。北京精雕使用雕刻机的方法论进入该领域,发明了“小线段连续前瞻插补”算法,提前上千段统一处理,在加工过程中相对柔和,芯片也直接使用电脑的处理器。这形成了北京精雕在小型模具加工和大型模具清根清角领域的核心技术。进入这一领域实不容易,因为尽管模具市场很大,但国内机床长期不被国内模具行业大规模接纳,主要原因就是其加工精密度达不到模具行业的要求。北京精雕进入这一领域直至今天,目前经营业务中仍有30%的收入来自这一领域(最高达到60%)。大模具的清根清角设备一年仍然有几千台的市场需求。

    第四个发展阶段:“消费电子”时期

2007年起至2016年,北京精雕开启了消费电子新阶段,这主要和智能手机有关。把消费电子这种大规模产品和机床联系起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缘于乔布斯对苹果产品外观的追求完美。iPhone等苹果产品自发布以来,就极度追求外观,主要需求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屏幕盖板(含显示屏玻璃、触摸屏及后来两者合一的屏),一个是机壳。前者在iPhone一开始推出时就有需求。乔布斯本人要求使用(超薄)玻璃盖板而非此前手机普遍采用的亚克力塑料板,而且上面要打孔(嵌入iPhone的圆形按钮),四个角又要磨角,磨角的弧度要和设计高度一致,否则就装不进去。后者的需求始于2010年推出的iPhone4,此前iPhone手机壳都是注塑一次成型,但第4代要求使用金属机壳并采用铝钢合金。而金属机壳的加工流程和塑料机壳是两个概念,它要求按图纸在一块合金板上一点点挖出各个细节,包括小孔和纹路(连SIM卡槽也是小型钢板抠出来的)。一套机壳的价值从之前的十几元人民币,上升到几百元人民币。

 

左:iPhone为先锋的玻璃盖板(蓝思科技产2.5维周边弧度屏),右:习总书记在江西视察蓝思科技。

 

苹果在机壳方面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浪费,但从另一面看,它提升了上游加工企业、尤其是精密加工装备方面的技术水平。整个消费电子产业衍生出的机床需求是高度综合性的,覆盖了“车铣磨抛”诸多环节,且对精度要求很高。而且一台机床一次只能加工一个相关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又是海量,对加工速度的要求很高,对机床数量的需求极大。这对于具备高精度数控机床技术能力的企业是福音。日本发那科近七八年的急速成长,正是受益于这种苹果带头的消费电子企业(2012年后中国手机生产商快速跟进),拉动了中国为主的配件加工企业和日、中数控精密机床企业的产业链。智能手机为核心的需求,成为近10年在传统需求领域不振的情况下,支撑机床行业的最重要市场因素。

             精雕生产的机床样品(非最高端,目前为普通产品),以鸡蛋为演示样品可曲面等深加工(刻纹)

 

这一领域对北京精雕的生产组织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消费电子的配件加工有很多细节。比如玻璃盖板升级到玻璃片,过去用激光切割(大族激光的产品),现在就不行了,精雕发明的“金刚石研磨法”使蓝思科技实现高速成长的加工技术。[4]再比如,智能手机外观的要求年复一年的花样翻新,通常是苹果发明某个概念,而后在1-2年内普及到华为、OPPOVIVO等中国品牌,很多消费者喜欢的外观特征,都是依靠北京精雕等装备企业的技术来实现的。比如iPhone7提出“高亮”需要的特殊加工工艺。事实上,手机外壳在不同部位(比如背部、边缘)的不同加工质感(磨砂、抛光、密纹、高亮,以及边缘钻孔等等),都是机床企业近几年集中研发出来的。

但是,加工这些机壳的企业,通常具有人力密集型+机械数量密集型的特点——这几年知名的企业,如富士康、比亚迪电子、长盈精密、蓝思科技、博恩光学、厦门通达,均为原加工型企业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其从业人员中,大部分一线工人素质不高,扮演的角色也很单一。这就要求上游的装备制造企业:一是在设计时就要考虑到下游低素质员工的操作特点(包括脾气暴躁者),预防破坏性操作,二是要长期派驻技术人员在用户现场,要求他们能做到“百事通”或能快速反馈。南方的加工制造企业首先相信合作多年的日本发那科等企业,不敢冒险尝试中国的新兴自产数控机床。这就要求:一是让用户愿意尝试,二是在使用初期,现场有研发人员长时间观摩加工情况,以便不断改进,产品性能稳定后也要长期驻观察员保持联系。北京精雕先于2007年进入盖板领域,较快获得成功;2011年进入机壳加工领域,2011年底(iPhone42010年启用金属机壳)先送给富士康500台机器免费试用,负责技术的副总在富士康蹲点4个月。在被大型客户接受过程中,北京精雕的“等深雕刻”、“等宽加工”(如手机边缘的高光亮区域做到严格的等宽)等多年(算法)方法论积累下来的核心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初驻反馈型改进-长期驻点跟踪的方法,北京精雕形成了维修、使用、培训、配件体系,这和日本发那科近十几年的成长历程是非常类似的。到2013iPhone5推出时,北京精雕在机壳加工领域实现了爆发性增长。在这一领域,目前具备竞争力的加工企业至少需要有2000台加工设备,上游机床厂的出货量很大。如盖板领域的首个专业内知名企业博恩光学,就从北京精雕采购了两种型号15000台设备。该领域具有发货量大但型号少的特点,因此是装备行业少见的“规模经济”极其明显的领域。可以说,近10年中国出现的新兴机床企业都多少分享了这一红利。

当前,这一领域的竞争主要在中日企业之间展开。2015年之后,中国企业的优势逐渐明显,北京精雕主要集中在后端,即精细加工和打磨的领域。前后端加工的质量要求不同,前端加工精度要求稍差,而后端的加工对象已经沉淀了200元的综合成本,很难容忍高的废品率——特别是钻孔,稍微偏差一点就成为废品。这就倒逼装备企业必须想出相应方案,北京精雕这几年“在机测量”(On Machine Inspect)就是应对这些高要求的解决方案。

应该说,苹果产品升级存在很多仅为美观而损害加工效率的设计(从iPhone诞生后更为频繁),过于追求“极致化”。这就对上游配件企业和设备企业提出了苛刻要求,把精力花在无实际技术进步意义的东西上。但这确实拉动了上游加工设备的跳跃式发展:因为加工量极大,规模效益高,有利于积累红利用于再研发、并不断积累技术能力。在满足苹果的各种苛求以后,中国机床企业积累的高精度加工技术,可以用于大量具有技术意义的新应用上,比如半导体、医疗精密设备等领域。

 

 

北京精雕的员工入职练手加工作品(三个月培训后能做出来)——坦克模型件及

可自由开动的坦克模型

 

    第五个发展阶段:“高端加工”时期

目前,北京精雕认为自己已经进入第五阶段,就是全面进入高端加工领域各行业。首先是在方法论上有一个较为通用的模型——闭环(close-loop)高端机床,然后根据各进入的行业进行针对性适应,形成覆盖大量行业的产品。比如,基座加工领域——目前包括LED基座、照相机(含手机摄像头)基座,未来很可能进入到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的基座。这就涉及到培养针对各个细分领域产品的设计领军人物的问题,因为出现像智能手机盖板、机壳这样的规模经济领域是10年来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新兴机床行业的发展,有待于下游客户愿意启用更先进、更自动化、更要长期积累加工经验的设备。目前,中国企业对高端制造领域的逐渐占领,以及在普通制造领域自动化的普及,是北京精雕这样企业的福音。

 

北京精雕发展经验及对中国装备工业的启示

 

    中国新兴机床企业发展的特点与优势

作为新兴机床企业的代表,北京精雕近20多年来的发展具有很鲜明的特点。这也是近几年发展势头较好的中国新兴机床企业的普遍特征,北京精雕是其中最具有核心技术的一家。这个特点就是:紧紧抓住市场,根据对市场趋势的预判研发自己的产品。产品导向是“解决问题”,在技术上是“找到关键后,缺什么补什么”,具有综合性。

北京精雕所处的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上游,其经济波动大于下游行业。因为只有当下游制造业扩充产能(或更新升级设备)时它才有订单,当下游加速增长时它的生产才能增长。传统的国有装备工业近些年的大起大落也说明这一问题。因此,这个领域只能容纳数量不多、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企业。北京精雕抓住了各个时期在中国最大、最广泛的市场先机,每一步发展都实现了技术的升级。

为什么北京精雕能够比较敏锐地适应市场,而原来国有体系中一些知名企业反而不能呢?除了从零起家的生存意识驱动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和出身体系的不同特质有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在机床数控化、多功能综合的大趋势下,国内市场对于单一功能的通用机床的需求迅速减少。也就是说,过去计划经济是把“手”放在各地生产,产品从各地调配到用户使用;现在用户需要的不再是“分散的手”,而是具有综合功能加上数控“脑”的机床(各种类型的数控加工中心)。特别是2008年以后,机床行业新增市场主要来自对加工产品本身的“弹性能力”越来越高的行业,那么单功能通用机床的需求就更少了。

好企业都是能主动进取、克服因专业分工造成的天然被动局面的。北京精雕创业人员本不是机械专业或自动化专业出身,而是计算机和数学专业毕业。他们是典型的“先有脑后有手”,开始抓的是技术上颇为“小儿科”的小商业加工工具(雕刻机),当时雕刻刀头这些“手”难度并不大。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先有“脑”——数控算法,载体不用工控机,一步到位上电脑。他们从控制中心出发进入机床领域,这在最近20年需求越来越综合化、弹性化的市场环境下非常占优势,甚至因为具有自主研发的算法这一核心技术,可以在发展的早中期规避一些“缺手”带来的困难。比如在进入模具加工领域时,一开始没有高速铣刀——或者要替代这一进口产品,故而在算法上把速度、加速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得硬度较低的雕刻刀头也可以完成对特种钢工件的加工。而中国不完善的知识产权环境,逼迫它们在每个阶段都要意识到可能被抄袭的风险,提前发现新的领域并进一步做出新的算法方案。

脑和手之间并非“脑高于手”。只是在最近20年,由于下游客户中对大、重、硬工件加工需求的增速变慢,主要的市场增量来源于综合性、弹性大的“细活”领域,所以机床领域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脑”上面。这给了北京精雕这样的新生儿以机会。在进入新的大型部件加工市场后,“手”的重要性就迅速提高了。目前北京精雕的“第五发展阶段”就面临这样的挑战。实际上从第四阶段起,北京精雕就投入大量资源在刀头等领域,把短板快速补上。目前,北京精雕的CAD/CAM-数控软件、刀具、刀柄、主轴、大部分机床结构件都是由自己生产并装配,只有车身和丝杆、导轨系外部制造。

与业内其他优秀企业的比较

日本发那科的案例,可以对中国这批新型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参考或思路。日本机床行业曾有相当积累,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打破了战后对日本机床行业的限制,日本政府乘势在1956年推出《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支持本国机床行业技术进步。当时的日本富士通公司预感3C时代(CommunicationComputerControl)即将到来,任命东京大学精密制造系出身的稻叶清右卫门负责电气控制机床的开发,1956年拿出了第一台NC(数值控制)机床。那时美国Gette公司新开发了一种电气控制伺服电动机,稻叶清右卫门认定这是未来技术发展方向,在自行研制失败后果断引进买断技术。1972年,富士通允许稻叶将机床部门独立,成立FANUCFujitsu Automatic NUmerical Control -富士通自动数控公司),获得进一步施展的空间。

发那科的成长,关键在于它的视野定位不是传统中高端需求,而是要把机床普及到所有领域,尤其适应日本大量中小型零部件加工企业(类似中国街道企业,但多有独门绝技,号称“中坚企业”)的需求,因此不断进行工序复合化、压缩成本,在质量、精度、效率、自动化、可靠性、稳定性、耐久性上精益求精。在研发方面,建立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两条线,唯才是用。今天发那科成为世界头号数制系统企业,也是日本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国内像北京精雕这样近十几年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企业,还有一些代表例子。比如广州的昊志机电(2016年在A股创业板上市,家族企业)、福建泉州的嘉泰数控(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个人创业)等,都在2008年以后手机产业链带动的市场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受益。目前昊志机电和嘉泰数控的年收入规模,分别是北京精雕的1/101/6左右。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在这批企业中,北京精雕的技术积淀更为扎实。目前这批企业都在陆续进入众多新兴使用机床加工的领域。

    搞好企业的关键在人

无论是以民营为主的北京精雕等中国新兴机床产业群体,还是以济南二机床为代表的优秀国有机床企业,它们的成长经验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像机床这样具有高技术的装备工业,是否搞得好关键在人。首先要有核心灵魂人物,然后要有围绕着灵魂人物形成的具有积极进取气质的团队。

北京精雕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创始人蔚飞带领的核心工程人员团队,这个团队稳步发展,并形成了管理层-核心技术层内部平等的讨论机制。每天午饭都是“务虚”讨论会,交流市场动向、行业发展趋势等。几次重大的战略选择,都是在这种日常的讨论中对所涉及现象加以重视进而最终形成决策。

又如日本发那科,从1958年在富士通设立相应事业部到后来自立门户,55年来一直是稻叶清右卫门领导(到2013年)。这种领导人决定公司命运的规律,和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并无太大关系。[5] 这种有坚强核心的管理者结构,有利于企业在逆境中做出合理的决策。比如它们都敢于在需要的时候投入重金,组织超前的技术研发项目、装备最先进的实验条件。

多年来,理论界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似乎只有不断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并上市才是“真改革”。如果一味地把改制上市作为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而忽视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改善经营管理机制这些真正决定企业成败的工作,这就背离了国企改革的初衷。而被改制的国企则可能沦为资本“玩家”的筹码,丝毫无助于生产力的提升。

在经历延续9年左右的行业新常态后(手机、汽车产业链支撑的各类机床企业的崛起发生在2007-2011年之后,而一批老牌国有机床企业在2010年后快速萎缩),中国机床行业的大洗牌已经发生。目前,北京精雕等新兴机床企业将有可能把产品扩展到各种更高需求的领域,从服务大众性、以轻工为主的领域起家,下一步将进入中重型领域和精密加工领域。可以预期,未来这批中国新兴的机床企业,可能会与一批优秀的国有机床企业同台竞技,实现行业的整体再造和升级。

 

(编辑  迟晨光)



¨ 本文摘编自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机床与重型装备国企改革发展问题”课题的分报告。

* 简练,国投创新研究部高级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 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是日本近十几年最具价值和增长能力的企业,居日本四大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公司之首,20172月市值折合400亿美元(市盈率34倍),2015财年收入60亿美元,员工5500人。国内大量加工业尤其是电子加工业的企业车间中经常看到它的设备。作为设备制造商,发那科公司是近几年日本经营净现金流最大的上市公司,超过了日本众多生产终端产品的财阀型知名企业(如索尼、日立等)。

[2] 大族激光于2004年在A股中小板上市,目前年收入56亿元,净利润7亿元(2015年)。

[3] 模具钢中一般含铬,且比铬钢12等典型铬钢更硬。

[4] 蓝思科技于2015年在A股上市,上市之初市值180亿,目前市值572亿,年净利润13亿元,被认为是2014年以来新上市公司中的“新兴科技型代表企业”。

[5] 2015年以来,在安倍经济学肆意释放货币刺激日本股市的效应下,一家美国对冲基金Third Point成为发那科的最大股东,随即声称要“改变对提升股东价值不利的股权结构”,要求发那科回购股份,刺激股价。这是在稻叶清右卫门退休后不久发生的事。

 

人们往往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一项义务来看待。一般的说法就是:我们纳税了,政府就应当为纳税人服务。但权利与义务是相等的,为社会服务同时也意味着管理社会的权利,这是政权权力的来源。如果政府丧失了这项权利,社会管理职能就会旁落。互联网资本的“烧钱补贴”,一时曾让各方面皆大欢喜,这种讨好社会各个阶层的做法其实隐含着一个风险,就是一种对市场的新型垄断方式、甚至取代政府的行业管理职能。“田氏代齐”的典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田氏代齐:大户从提供公共服务到攫取社会管理职能

 

    田氏代齐,也叫“田陈篡齐”。田桓子是齐国大族,公元前545年,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田桓子之子田乞(田僖子)“对齐国公族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对国人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一是贿赂领导人的孩子,二是搞慈善捐助。大斗借出、小斗回收,“齐之民归之如流水”,增加了户口与实力。是谓“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

    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齐国公族国、高二氏立公子荼,田乞逐国、高二氏,另立公子阳生,自立为相。从此田氏掌握齐国国政。前481年,田乞之子田恒(田成子)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同时又“修公行赏”争取民心。前391年,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5年后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田氏先是靠贿赂壮大实力,然后亮出屠刀篡夺政权,先前得到一点好处的齐国人,最后还是照样被盘剥。

    企业代替政府搞公益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好事,但不要忘记其中的问题。今天西方的慈善家们都争抢着进行所谓的捐款,变相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但这种慈善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回报。田氏代齐的故事告诫我们,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权利,不能让渡给资本!西方的慈善,是把本该交给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纳税,变成了由资本来提供服务。行善的是资本,维持治安、惩治罪犯等让人不舒服的事情都归政府干,这背后就是资本在幕后统治世界的规则。

    现在,很多本该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到了网络上就大幅让给了资本,这是值得注意的趋势。我们可以用当下流行的“网约车”为例,它的出现,号称是打破利益集团,背后是要打破政府行业管理的权力。随着网约车规模的急剧扩张,服务公众出行的市场,将变成由网约车的经营者进行管理,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面临被架空的局面。

 

网约车平台出现的背景和其亏损营销

 

    网约车的成功,上演的就是网络版的“田氏代齐”。数以百亿计的赠送,眼前让公众打车得到了明显实惠,互联网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通过给公众和相关部门进行利益输送,达到了被各方面接纳的目的,这与当年的田恒子的儿子田乞给齐国国民大斗出、小斗进有何区别?而且还搞了“白马非马”,原来被管理部门禁止的黑车,到了线上就变成了“白车”,还拿“法不禁止皆可为”当挡箭牌。一旦占有的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合法化”。

    网约车进入市场,有一定的背景:当时出租车价格有争议,而且打车不方便。出租车管理部门不能放太多出租车出来,因为城市的道路有限,道路的拥堵迫使很多城市实行限号出行并限制车辆的购买。而一辆出租车对道路资源的占用,相当于20辆私家车!更为关键的是,出租车面临着退出城市主要交通方式的阶段。和国际水平比较,中国出租车服务价格相对低廉,  出租车司机在油价、物价都上涨的时代,收入没有上涨甚至下降,意见也很大;相关管理部门调控出租车价格又面临很大的压力。网约车数以亿计的现金,补贴了乘客又补贴司机,矛盾似乎一下子解决了。然而这种所谓的“各方获益”的局面,背后则是以增加道路占用率为代价,相关管理环节的成本和难度大幅增加,全社会都要为这个看上去美好的模式买单。而且,这种亏损营销是能否可持续下去?亏损营销属于倾销行为,它的属性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核心城市人均GDP已经迈向2万美元,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同等发达城市中,怎么可能有只要1-2美元起步的出租车?这个变化的缝隙被敏锐的资本捕捉了。出租车2美元的起步价格不可持续,那么这种营销模式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网约车平台出现的垄断

 

互联网资本要竭尽全力掌握社会的话语权,谁阻挡就称其为“既得利益者”。所谓网络“民意”经常被资本所左右, 而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互联网资本大部分是被外国资本控制的。

2016728日,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宣布网约车合法,这也是全球第一部国家级的网约车法规。而最早搞Uber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批准类似的法规。对待不确定的事务,立法一般是保守的,先“让子弹飞一会儿”,看清各种利害关系再立法,因为法律是严谨的和不溯及既往的,一旦立法就不能朝令夕改,而且更改法律可能还要涉及给相关损失方补偿。

网约车刚刚合法化,垄断的端倪就出现了。网约车平台要求,私家车要做网约车要给平台上缴20%的收入,这和他们谴责的出租车公司的“份钱”也相差不远。而且,消费者约车的时候,一旦周围车辆紧张,约车价格立刻变成原来的两三倍甚至更高,约车还要给小费等。现在很多公众已经感受到网约车不再划算了。

    与此同时,经历数月的传闻,全球最大的两家出行平台终于达成了交易。滴滴出行将完成对Uber中国区业务的收购。据接近交易人士透露:合并后公司估值接近350亿美元,其中Uber中国价格接近70亿美元,而滴滴出行保持最近一轮融资后估值,即270-280亿美元。通过这轮合并以后,市场出现了接近95%份额的一家独大,这个比例是其他竞争者无法企及的。

    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中国IT研究中心(CNIT-Research)近日发布的《2016Q1中国专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一季度专车市场整体保持了高速增长,其中滴滴专车以85.3%的订单市场份额居行业之首,Uber、易到用车及神州专车则分别以7.8%3.3%2.9%位列二、三、四位,这四家占全部市场的99.3%。若从市场份额看来,滴滴与Uber中国合并后,将占到中国专车市场的93.1%接近95%,这个规模实际上已经达到其他竞争者无法生存的地步,逐步形成完全垄断网约车市场。

 

网约车平台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利益侵占

 

    网约车平台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将成为互联网上的“出租车管理局”。某家网约车平台曾经声称:“通过大数据的深入挖掘与应用,智能调配体系连接多种交通工具,已经构建了一个世界领先的智能交通云,希望通过与相关公共部门和科研机构合作,为城市的交通体系和城市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本应是政府应当做的公共职能。对私有企业,政府的公共部门是它的管理者,而不是它的合作者,公共服务本身也是政府的权利、政权的权力。

    对这样的机构,世界普遍的规则是需要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是需要缴纳高额特许费,同时特许经营的年限也被明确规定,还要纳税和接受政府管理。特许的条件也要公示和限定,同时还要明确限制利润率,不能利润太高。现在对网约车平台来说这些限制都没有,当然可以高估值,这个估值就相当于政府权力的估值,是制度性的套利。

    目前的网约车平台,恰恰将出租车管理部门从前以特许经营的方式给企业的利益无条件地征收了!出租车公司获得出租车的经营资格,是支付了高额对价的。出租公司车企业当年付出高额的投资,这些利益应当得到政府的保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出租车企业要遵从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比如给车辆司机上保险,对司机进行交通安全的教育和管理,但是网约车并没有展开这样规范细致的管理工作,但公共交通一旦缺乏管理,带来的损失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的。网约车平台享受到了利益,却没有担负起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网约车平台形成的庞大公众信息数据库缺乏监管

 

    今年6月滴滴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3亿注册用户,约1500万注册司机,业务涵盖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试驾等多个领域,日完成订单已突破1400万。这样一个数量级的用户和活跃度,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公民的个人数据。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还可以掌握用户的实时位置信息,随时了解用户的行踪。这样一个平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而严格的监管,公民的个人隐私很容易被侵害,这些数据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极有可能给公民带来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网约车平台所形成的及时、丰富和庞大的数据库,是观察中国公民活动和获取中国人行为习惯、中国社会运行规律的良好来源。这样的企业被国外的资本控制,难道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吗?

    我们关注国有资产流失,而国家和社会核心信息的流失泄密,这种公共信息的流失其实更可怕。滴滴与Uber拥有贝莱德、高瓴资本、老虎基金、中国人寿4家共同的投资方。通过资本运作,滴滴出行和Uber全球将相互持有对方股份,公开信息显示,Uber软件在合并以后用户可以在境外约中国境内的车,这意味着双方必然形成深度的信息交换。而且这个合并的估值当中,外国资本是得利的, Uber全球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起码已经是利益最大一方了,而在滴滴新的融资当中,投资方包括苹果公司、中国人寿、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及腾讯、软银等,滴滴也因此成为唯一一家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共同投资的企业。在这个平台之上,互联网资本成为一个联合体,各种网络巨头利益均沾,可以说,这个网约车平台背后就是互联网资本控制,如果平台的实际运营和利益核心是外国资本,那么境外机构利用这些信息就会更加便利,这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怎样的威胁,值得我们警惕。

    而且还有一点更值得关注,中国的网约平台是实名制的,用户提供给网络平台的是实名身份,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网络通常是匿名的。在实名的情况下,中国人所有的个人信息与线下身份对应,公民的隐私是完全透明的,大数据还可以存储很长时间,这样的数据如果被那些妄图破坏中国稳定发展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

    基于网约车平台所拥有的力量以及互联网媒体左右舆论的实力,政府出台的管理细则和种种对网约车平台的限制,遭到了互联网和网约车企业不同程度地指责,扭曲夸大管理细则的后果。网约车平台俨然一副行业管理者的姿态,觊觎应当由政府承担起来的公共服务权限及相应的管理权力。

    而网约车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和案例,相类似的互联网平台还有很多,包括丑闻不断的P2P平台网络金融。而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虚拟世界的广场政治中心,在舆论领域掀起的波澜更是令人担忧。再有互联网商业交易的实体,一度出现不让政府干预、不注册、不纳税的现象,工商局的企业法人公共信用服务,税务局税收权力等等,都变成互联网企业的事了。不少企业的管理职能通过“互联网+”让渡给了互联网资本,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变成由资本在网络虚拟空间提供。这种互联网管理权限的泛滥,已经超越了互联网经济的范畴,逐渐侵入到政府职能。

    推特和脸书让世人看到了它们改变世界的力量,从中东国家2011年以来的社会动乱,特别是土耳其政变中新媒体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限制西方的社交网站进入中国是为了安全,但类似网约车平台的领域又该怎么办?Uber这样的企业可以全球畅通无阻,中国社会的核心信息被互联网企业和平台所掌握,难道不是值得警惕的事情?与此同时,网约车平台也正在通过不断给每个用户推送信息,形成强大的舆论覆盖能力,并且可以跟踪用户的位置信息。

我们的决策者除了应当关注互联网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要关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与权利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规范互联网企业的数据管理与规范经营,警惕各种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权力产生侵害。

(编辑  杨利红)



* 张捷,律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2017 2 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到会同志分别介绍了贵州安顺塘约村和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发展集体经济的情况。会后我与部分同志又去河南信阳郝堂村,了解那里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的情况。塘约村、蒲韩社区和郝堂村三个案例,各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们之间的异同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农村自下而上走集体化道路的条件和路径,放在一起总结和辨析很有意义。

    今天重走集体经济的呼声首先来自于基层。2016117日,浙江省18位乡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的倡议书《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在网上公布,反响热烈;22日,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联署倡议《改革,应重构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权”》,也得到了很多响应。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稳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部分参会代表自发筹划了《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政策,加大巩固土地集体所有权支持力度》的提案,在与政协委员汪晖讨论后,提交两会。

 

“塘约道路”需要新的制度保证

 

塘约村作为贵州省安顺市一个长期贫困的“空壳”村,2014年因为一场百年未遇的洪灾损失惨重。基于自救,村党支部书记挺身而出,组织村民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统一经营,撂荒的土地也被全部耕种,由此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合作社,并迅速脱贫。

“塘约道路”因2016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报告文学而受到关注。20161210日,中宣部《党建》杂志和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了“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塘约道路”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基层的成功实践”,作者王宏甲论述的观点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塘约道路》指出:“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是关键。“塘约道路”也因此成为道路之争。39日两会期间,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对塘约经验予以高度肯定:“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331日的《贵州日报》以头版头条文章《给乡亲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报道了塘约。

“塘约道路”的重大意义

在“塘约道路”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引人注目的消息是安徽省委组织部到塘约考察后,专门订购了两万册《塘约道路》分发给该省各级党政干部学习。今天,“塘约道路”已经引发高度的政治关注,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的参观考察络绎不绝。“塘约道路”涉及到两个重要基础,一个是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重建,另一个是农村土地的集体化经营。而这两个基础,或者说条件,塘约其实都是在特殊的非常规情况下完成的:一是意外发生的自然灾害,二是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才有可能激活农村基层组织。因此,要推广和学习“塘约道路”,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土地流转到集体,这些都需要得到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这是塘约道路能否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新方向的关键,也是必须得到解决的后续问题,否则塘约道路只能成为个案。在这个意义上,塘约道路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破局,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普遍存在的客观情况是国家的组织资源在一些农村后撤,农村党的基层建设很多地方处于涣散状态,宗教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抬头,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严峻挑战。塘约道路是否能成为一种承前启后、自下而上的“中国模式”创新?能否使得积重难返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获得突破性的制度破题?这不仅仅是基层的党建问题,更是如何把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制度创新,使得国家的合法性政治资源能够滋养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良性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今天精准扶贫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上万亿资金多以项目制方式进行,由于缺乏乡村组织化的有效承接,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跑冒滴漏”,而且项目制是唯上不唯下,导致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与基层真正的社会需求存在断裂。比如有些沟渠河塘硬化整治工程项目,往往造成对当地既有的环境与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些因素却不被考量。而项目制的承接方往往是外来的“有资质”的市场力量,不仅容易喂养出寻租型牟利项目专业户,也催生出大量的虚假合作社,截留了本应造福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巨额资金,更严重的是无法培养出基层社会自身的自治主体性和能动性。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激发和尊重,精准扶贫资金极易在“水漫金山”后,就荡然无存。

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就在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共同富裕”的“共同”二字,正是社会建设的宗旨所在,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只能造成贫富的两极分化。而集体经济之“集体”意指的正是经济的社会性命题。塘约村“村社一体”的突出特点,是基层党组织主导下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成功案例。只有“村社一体”,扶贫资金才能“筑坝养鱼”,涵养社会。只有坚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将其作为今天乡村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共同富裕才可能实现,否则一盘散沙的乡村社会将无法逆转。

中国乡村集体经济不成功背后的原因

事实上,今天中国乡村的集体经济在总体上是欠缺的和不成功的。造成这种格局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的市场经济,若不能有效地形成在市场经济中存活的机制,集体经济本身就会瓦解。但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小农在市场中的极弱地位,强化了农业的脆弱和农民的无力,土地抛荒就是必然结果。今天土地流转的政策导向是公司和大户,它们成为承接国家农业补助的主体,但是它们与村社共同体之间并无有机联系,甚至出现相反的利益取向。而最广大的农民却成为缺乏合法组织资源的“流民”,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打工方式来自救,这是扶贫难以完成的关键所在。总而言之,农民的组织不能依靠市场化的经济组织来完成,而必须落回到村社组织才是最有效、最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因此,国家涉农资金的支持渠道也应该从单纯地对经济组织的投放和支持,转移到稳固党的基层组织所领导下的村社共同体,即作为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一的方式的集体经济,帮助它们实现“共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即重建组织化资源的合法性和注入渠道。

由此,村社内部的民主机制,即基层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问题就被提到重要位置。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今天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问题重重,最大的问题是出现贿选以及由此带来的村社内部的撕裂,族群、宗派和涉黑势力对选举的渗透和控制。贿选的发生使村社集体经济往往成为“分肥制”的“面包篮子”。那些集体经济发育得比较好的村社是如此,集体经济发育不好的村社,由于国家投放了大量涉农资金,也会成为寻租的对象。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一是通过加强党建,遏制基层党组织的腐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延伸和夯实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二是调整和改革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方式。

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精神,对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的成败得失做实事求是的研判和变革,已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涉及到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改进,才是“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如此,“塘约道路”的推行才具有切实的制度保证。

 

 蒲韩社区的经验:社会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比较的视野中,山西“蒲韩社区”作为综合性农协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值得重视。这是一个始于1998年,自发形成的草根农民社会组织的伟大实践,在曲折中探索成长近二十年,依然生机勃勃,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返乡加入。它在发展中逐渐超越单一的村社边界而不断辐射与延伸,实现了农民跨村与跨社区的联合,今天它已经覆盖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43个自然村,成为集合作金融、统购统销、城乡互动、儿童和社区教育、社区养老、手工艺传承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3865户社员加入其中,覆盖该地区总人口的58%以上。理事长兼总干事郑冰原是小学教师,家里开农资站,从聘请专家免费给农民传授化肥农药的科技知识,到组织妇女们跳广场舞、整治村容村貌开始,逐步带领农民走出一条从“农民协会”到“蒲韩乡村社区”的在地化综合农协发展模式。蒲韩社区的经验虽然有不少报道和研究,却一直没有得到政治层面上的关注。这与塘约的案例形成鲜明对比。

农民依靠自己组织起来显示出巨大力量

 “塘约道路”代表的是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相应的政治关注度更高。而蒲韩社区的发展模式刚好相反,它没有依靠政府的政治、经济资源,完全因地制宜,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农民自己的需求,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通过边探索边总结,逐步建立起自救、自助和自足的社会、经济合一的社区体系。社区把妇女、儿童、青壮年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社教合一,实现了生产、教育和社会伦理建设的有机结合。

蒲韩社区从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出发,发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这力量能够改天换地。面临着把土地集中起来统筹经营的现实需求,当时分管农业的市长曾忧心忡忡地问郑冰:你们怎么敢把土地合在一起,土地是高压线啊!郑冰则回答说:这是大家自愿的呀。合在一起的土地,并没有走单一作物大规模经营的模式——这样操作的市场风险极大,蒲韩社区则是依靠多种经营,四季不同的农产品有机组合,以内部消化为主,成功抵御了外部的市场风险。此其一。

其二是,通过统购统销,保持和建立内部的市场化服务体系,获得自我造血、自我服务的能力,每年的纯利润可达上百万,社会建设的公益资金也由此得到源头活水。不同于一般的对市场的外向型依赖,蒲韩社区通过将社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对外做团购,对内进行自产自销(多出部分有选择地外销),以服务社员的方式将市场内部化,同时也获得了强大的对外议价能力,成功破解了原子化小农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团购价与外部市场价的差价作为利润的来源,一部分让利给农户,一部分支持社区服务、科技推广、有机种植和金融合作等。

统购统销得以实现的关键是入户服务的“辅导员”制度。社区列出社员服务的项目清单,设立了18个辅导员,每人服务一、二百户社员,建立每一个社员的服务档案,首先解决老人赡养和儿童教育等社会问题,在帮助社员排忧解难的同时,也完成“市场调查”。当年和郑冰一起组织广场舞的妇女们成为合作社的骨干,一支意气风发的妇女干部队伍成为蒲韩社区的靓丽风景,妇女们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风貌,顶的已经不止“半边天”。辅导员们以女性志愿者为主,其在地化方式,不需要高昂的办公费用,场地和人力成本都能够最大程度地在社区内部解决。她们了解家长里短,到田间、地头和农家,与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其疾苦和需求,然后把服务和商品送上门。

在地化与社区内部化的组织资源是成本最小化的方式,田间、地头、入户的“市场调查”,足以战胜任何单纯的市场行为。蒲韩的经验表明,社区团结的“群众路线”即便在经济层面上,也具有优越于单一市场行为的制度优势。而其在地化、内部化的关键正是充分发挥了以村社为依托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这一中国版本的“团结经济”的制度基础,郑冰们创新出充满活力的乡村社会有机体,形成组织的力量投身市场的竞争。它的经验不仅证明农民有自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诉求,而且再次证明,这是可行的,是充满希望的!

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

蒲韩社区坚持“生活第一,经济第二”,这是从挫折中痛定思痛的教训: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蒲韩社区合作金融的成败故事。2006年,他们曾经与来自北京的某小额贷款NGO组织进行业务合作,依靠郑冰和妇女干部们服务社区的理念以及周到细致的工作,期间没有一例坏账发生。2009年,对方注册成为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把私人资金规模扩大到3000万,并要求将贷款利息从年息18%提高到21%,这就在观念上和社区服务理念产生了冲突。对方把义务信贷员改为公司雇员,提高工资,签发劳务合同,用奖金刺激业务,把合作关系变成了事实上的市场雇佣关系。自此坏账迅速出现,公司就用罚款进行惩处,信贷员的心态也从服务农户,变成为自己获得市场报酬而工作,内部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农民们开始认为公司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提供服务的,公司、农协与社员之间的信任危机无可避免地发生了。2009年在合同期满之后,农协毅然解除与富平小贷公司的合作,回到了低息、免息服务社区的宗旨,并实施把利润收入大部分返还社员,一部分留作公益金,最小部分作为业务奖励的方案,坏账也从此消灭了。

蒲韩社区是以社会建设促经济发展的重要案例: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才能克服和战胜资本主义市场对社会、社区的破坏。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脱嵌”的批判,正是蒲韩社区把经济重新“嵌入”社会而获得成功的证明。今天的蒲韩,社区民主风气浓郁,凡事大家商议,鼓励读书、学习,安排专项资金组织成员外出培训,促使团队不断成长。社区大小会议、讲座形式不拘,各种分享、讨论、情景剧天天有,生动活泼,一派欣欣向荣。

蒲韩社区成功的条件和原因有很多,与本文讨论与关心的主题有两点相关:一是地方政府对其实践的认可和支持,以及在很大意义上的政治保护,给予了蒲韩社区自足成长的社会空间。第二,正是因此,蒲韩社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回避和克服了今天农村基层组织普遍面临的困境,以及各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干扰。地方政府为了支持蒲韩社区的发展,曾经提出要以专项资金支持,但是郑冰拒绝了,因为她发现外来专项资金的建设目标会干扰农协社区良性发展的组织生态,造成内部运作的失调和失焦。她深切地明白,向政府“等、靠、要”,都无法真正解决乡村问题。农协只有以自身造血为发展目标,才能真正立足于自身社会的发展。

蒲韩的经验再一次深刻表明:乡村社会主体的建设是一切经济发展之本。在这个意义上,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是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也应该成为国家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的首要考量。

 

郝堂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实验:涨价归农

 

李昌平是长期在中国乡村进行实践的著名“三农”研究者,曾经担任湖北监利县的乡党委书记,2000年因为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高度关注。2009年由他所创立的郝堂村“村社内置金融”模式,是其领导的乡建研究院打造的第一个乡村金融“试验田”。之后乡建研究院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实验都是在此经验基础上的发展、延伸与补充。

郝堂村内置金融模式的两个特点

郝堂村内置金融模式首先是建立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由李昌平组织部分外来资金投放为撬动资金,由村民自己作为发起人,吸引老人入社,入社股金为2000元。老人股作为优先股,占分红大头。一般贷款需两位老人担保,用林权证抵押。其特点:一是充分发挥老人作为“乡贤”的社会伦理作用,让社区金融与社区伦理建设互相促进,促使乡村社区养老保障体系实现自我重建。一方面遏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社会自身的离散解体,也减轻了年轻人赡养的经济压力,同时也有效减低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村民们的一般经济活动所需贷款通过社区内部公平的合作金融得以解决,免除了依附外部金融体系的弱势地位,消除了高利贷对乡村社会的盘剥。其实就是通过乡村社区金融自我服务的成本最小化,把外部金融服务的高昂成本转化为内部收益,促使社区金融服务内部造血,自我运转。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限定在乡村金融领域的“蒲韩模式”。其自我造血的原理和功能是一致的,即以社区为边界的社会建设与金融服务的协同推进。

二是建设金融互助平台的同时,建立土地银行,把林权和地权的资本收益也同样内部化,通过集体土地的包租和转租,获得的收益作为社区内部的分红。变土地“被动资本化”为“主动资本化”,是一种先期预防外来资本对农村土地资本化掠夺的方案。通过金融的社区化,固定、消解和改造金融流动性之本性,把土地资本化的收益收缩和固化在社区内部,为社区公益服务。

内置金融的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局限性

郝堂村内置金融的模式引发争议的问题是,它本身的存在是以外部市场化为条件的,即以市场化环境下土地资本化升值为预期。无论是互助金融合作,还是土地的资本化,其实都服务于市场条件下的个体经济行为,着力解决的是农民和农村经济行为在市场上的弱势金融地位。郝堂村发展的是村落内部个体(包括外来资本购买)互相竞争的村落旅游模式,其金融内置的功能是抬升农村土地级差地租,把社员的成员权与地租的分享权挂钩。通过主动市场行为,实现地租上涨,保证成员权的地租兑现,以此来追求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公平分配与分沾。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实现也必须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土地收益不旁落,成员权的收益才能保障。

因为现实条件下农业本身的弱势市场地位,这一模式将自己限定为单一的金融服务,本身不直接作为组织资源进入生产领域,不直接关注劳动分配,也不直接致力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与蒲韩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但也正因此,它的实施条件更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即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土地资本化收益向农民倾斜,以此维护农民的地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头脚倒置的乡村“城市化”过程,即通过保守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资本化收益完成乡村的“现代化”,它的前提正是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本化在乡村的延伸。也正因此,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也在郝堂村不同程度地存在。

郝堂村乡建院是一个NGO组织的模式,它的成功归功于此,局限也在于此。它通过输入外界的公益性力量(比如免费帮村民房屋改造的设计,乡建院的干部驻村),帮助培养内生性自组织力量。但是,据我们在村里有限的观察和了解,郝堂村的内置金融合作社并没有覆盖社区的大部分成员,内置金融无法植入集体经济。村两委作为乡村基层社会组织,与金融合作社是并置的两条系统,两者之间存在博弈和紧张关系。乡建院与合作社不能监督两委的行政运作,却依赖两委的支持。所以存在着村干部既可利用乡建院做大“面包篮子”,也可以将支持与否为筹码,为自己的私人利益分肥创造条件。乡建院作为社会NGO组织,存在组织资源供给不足,缺乏制度支持等问题。如果基层组织存在腐败问题,乡建院与金融合作社就会有被拖累的可能,而无破解之道。

郝堂村的旅游业并没有获得整体开发,而是呈现个体互相竞争的势态,优势地段归属村干部的居多。社区内部分化无法遏制,外来资本已经进入社区宅基地市场。这些问题都超出了内置金融合作模式的视界。总而言之,内置金融模式的成功之道在于金融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携手,但是社区建设本身却不是金融内置模式所能涵盖的。

 

 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协同发展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自下而上的积极力量。其成功经验的共通之处证明,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必须相互依存、协同发展,这是构建乡村主体性的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今天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优越性的结果。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指出,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仍很突出,增加产量与提升品质、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库存高企与销售不畅、小生产与大市场、国内外价格倒挂等矛盾亟待破解。”

上述三个案例,其实已经从不同的层面提供了破解之道,也体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要获得普遍性的意义,首先需要从农村供给侧的制度供给与组织资源供给入手。如果党的基层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力量,吸收综合农协与内置金融的经验与方法,克服其局限,发扬其优势,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农村的集体经济和土地制度,中国的乡村发展必将出现新的局面。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涵。

(编辑  杨利红)

 

摘精彩句:

单纯的经济性扶贫难以形成持久的造血功能,关键在于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没有有效的社会建设,只能是贫富的两极分化。没有社会建设的经济行为一定会失败。

 

只有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经济的发展。



*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即使建造再多的“飞地”,即使这些“飞地”已经达到超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说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城乡发展一体化

 

如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有人主张消灭农村,一是把农业转移人口留在城市,二是把其他农业人口集中到一个新建或已有的城镇。在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发展阶段,创造一切条件,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住得下、融得进、就得业、创得业,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举措。但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地把农业人口迁出原来的农村,则不能说是一种求实的态度。目前全国仍有9亿多农业人口,能够全部城镇化么?拆农家院盖楼房,盖得起么?仅按120平米的居住面积计算,就需要建楼180亿平米;按每平米2000元计算,则需资金36万亿,这还不算其他必要的辅助设施。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拿得出这样一笔钱么?

事实上,不顾农民的实际支付能力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好大喜功,盲目地把农民赶上楼的做法,已经结出了不少苦果。我曾看过某地的一个“样板镇”:农民住进楼房,没地方养鸡,就在楼道或阳台上养;冬天无力交纳取暖费,造成水管冻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今,原本很漂亮的一个新镇竟然变成了一座荒芜的“鬼城”。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把原来的村庄统统拆掉,乡间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一切乡风乡俗,一切的乡愁,都将荡然无存。比如河北张家口的一个村庄,至今还有战国时代的民房,如果拆掉盖楼房,这将是多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有人说这是新型城镇化,这是误解,是片面的城镇化、扭曲的城镇化、破坏性的城镇化。

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16430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所谓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是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说通俗一点,就是工业有的农业也要有,城市有的农村也要有,市民有的农民也要有,真正实现“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常说不忘初心,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倘若我们实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那么“三大差别”就至少消灭了三分之二,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前景。                   

在这种统筹、一体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村庄的消失不可避免,新型城镇化是必要的、不容否定的。但是拆掉哪些村庄、保留哪些村庄,则必须在充分尊重实际、尊重农民意志的前提下统筹考虑、合理规划。宜拆的则拆,不宜拆的一定不能拆,切实做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切实把保护传统村落、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遗存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尤其要警惕和防止有一些地方政府假借新型城镇化之名大搞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倾向,警惕和防止一些无良房地产商以支持城镇化的名义觊觎农村土地的倾向。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离不开国家和城市的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让中国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广大农民作出了太多的奉献和牺牲,但是他们无怨无悔、甘之如饴。作为支撑人民共和国的脊梁,他们将赢得子孙后代的永久崇敬。如今,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具备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物质技术条件,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何况人乎?在国家不断加大“三农”投入的同时,社会各界也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支农方针转化为自己的内在要求,不断拓宽帮扶渠道、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务求所反之哺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这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另一面的事实是,中国农业太大、农村和农民太多,单靠国家、城市的支持是不可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即使实现了,也不可能持久发展。外部的支持只能作为一种助力、一种条件,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亿万农民自己,靠亿万农民创造历史的无穷伟力。

 

集体经济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生动力

 

令人振奋的是,农民兄弟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人间奇迹。嘎措、达西、东岭、南街、华西、西王、梦兰、花园、红嘴、龙门、蒋巷、窦店、刘庄、周家庄……从京畿重地到西南边陲,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坡,从中原腹地到东南沿海,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到处都有这样的榜样名村。在这里,产业发达、设施齐全、生活富裕、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乡情浓郁,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终、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没有辍学少年、失业青年、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也没有房奴、车奴、医奴和婚奴,人们的进取精神和幸福指数甚至明显地高于城市,真正成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现世桃源。它们是东方的晨曦、惊蛰的春雷、进军的前驱,预示着、召唤着农村现代化的灿烂前景。

为了探求榜样名村成功的秘密,为了给城乡发展一体化鼓劲加油,一年多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和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密切合作,多次组成小分队,奔赴10多个省、市、自治区,深入到数十个榜样名村进行调查采访。我们发现,这些榜样名村具有一个鲜明的共性,他们念的是同一本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经。撮其大要,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凡是榜样名村,都有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党支部、党总支或党委会。这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廉洁奉公的集体,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集体,具有高远眼光、务实作风、创造精神的集体,在广大群众中具有极强聚集力和号召力的集体。尤其是这一班人的“班长”,往往以其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更强的领导能力而成为当地农民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

凡是榜样名村,都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坚持共同富裕。但是他们并不保守,也不僵化,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他们一直主动地融入这一潮流,积极探索优化资源配置的多种途径,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融入的过程中,他们一直没有丧失自我,一直没有迷失方向,而是在生产资料占有、生产过程和收入分配等各个环节牢牢掌握着主导权和支配权。

不容否认,在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否定集体经济的倾向。一些不辨菽麦的所谓经济学家居然夸夸其谈,编造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的“理由”,妄言土地私有继而进行兼并的“好处”;一些无良媒体则对坚持集体经济的榜样名村吹毛求疵,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甚至造谣污蔑,必欲搞臭搞垮而后快;一些深受新自由主义蛊惑的领导干部也把这些榜样名村视为异端另类,对他们取得的成绩不肯定、不宣传,对他们遇到的困难不过问、不帮助,甚至进行不同程度的打压。所有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严重违犯了党的“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严重干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多数农民的耕作方式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他们作为小生产的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小生产的家底薄、经营规模小、生产分散,顾不上公共服务设施及文化、生态方面的建设,也无力抵御天灾人祸,特别是国内外一些食利资本的挤压、盘剥和吞噬。其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乡村的衰微破败。不改造小生产,农村的现代化就永远是海市蜃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改造小生产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多种选择,比如“公司(主导)+合作社+基地”的组织形式,但是这类组织形式只能解决农业产业化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农村现代化的全部问题。主导经营的公司即使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大可能在与其经营活动无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及文化、生态建设方面进行太多的投入,更不可能大包大揽当地的现代化建设。那么,可以让收入有所增加的农民去掏自己的钱袋么?我问过家乡的一个村支部书记,他说:“一两次可以,多了不行。再说,我不能因为换个路灯灯泡也到各家去敛钱吧?说一千道一万,没有集体经济,什么事也干不成。”

邓小平为中国农村设计了分两步走的改革过程。1990年,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①] 如果我们走了第一步而不想再走第二步,就很难说是完整的农村改革、社会主义的农村改革、普惠广大农民群众的农村改革。人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邓小平关于“两步走”的改革构想正在变成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2015年底,财政部发布《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确定2016年中央财政在13个省份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试点。2016430日,习近平在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讲话中,则明确提出“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的论断。

可以预见,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田野,必将掀起两个高潮:一个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高潮,一个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高潮。城乡发展一体化内在地要求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则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托载中国农村奋然前进,一直到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顶峰。

                                            (编辑  苏歌)



本文摘编自作者为《田野的希望——榜样名村成功之路》序言,该书即将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 刘润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

前 言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的绩效,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转型升级中发挥应有的先锋作用,这是新一轮国企改革亟待回答的问题。

在此,我们向读者介绍济南二机床有限公司(简称“济二”)的突出事迹。

济二是一家市属独资国有企业,其所处的机床制造业属于完全竞争领域,同时它又是一国工业实力的核心。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老工业企业,济二和其他国企一样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浪和坎坷。难能可贵的是,多年来,济二领导团队以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对国家、对全厂员工高度负责的精神,勇于改革创新,积极努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并融汇贯通,不仅经受了国内外竞争的考验,而且成长为我国大型冲压线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

经过50多年的学习和积累,济二在大型冲压线领域融汇苏、美、日、德技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90年代在国内汽车企业市场的占有率就达80%2011年以来,济二以世界领先的高速冲压线进军国际高端市场,稳居世界两大冲压装备制造商之列。2012-2016年,济二的产品销售收入增长21%,总利润增长了47%

济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长轨迹.其突出的亮点如:

首先,坚持以我为主、学习消化并持续创新。改革开放之后,济二和很多企业一样,经历了技术引进和技术合作。但济二在合作中没有放弃技术开发与市场营销的自主权,并将“学用改创”融为一体,在学习融汇各国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走出了一条从模仿到创新、从追随到领先、从单机到成线、从设备到总包的技术发展道路。

90年代困难时期,济二坚持高强度技术攻关,把自主设计制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打入国际市场;凭借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业绩的持续增长。济二的骄人业绩除了来自持续的技术努力和市场开拓,也得益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和内部管理质量的不断提升。

济二的改革一贯注重问题导向,针对企业运行的实际问题,狠抓制度建设与落实,以实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这一基本要求,落实到企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上。在转机制、抓管理中,注重激发广大员工积极性,保持了国企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

1980年以来,济二换了三届领导班子,但管理团队始终按照自己对市场形势和行业规律的理解,制定符合实际并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知根知底”的管理团队确保了济二的各项举措能够逻辑连贯、坚持不懈。在深化改革、完善企业治理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用人标准、坚持从企业的实践中考察和选拔干部,应该是国企改革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创业艰难:从历史中走来的“布袋罗汉”

 

济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37年的国民党政府军械修理所。1955年,按照一机部的指示,主营龙门刨床的济南第二机床厂兼产大型机械压力机,是一机部重点机床厂“十八罗汉”中唯一的压力机专业生产厂。1959年,济二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宽台面JA36-160160吨闭式双点压力机。1960年代,济二试制通用机械压力机新品种20余个,占全行业新品种数量的近1/370年代开发试制了数种新产品,对13种压力机产品前后进行了 23 次创新,初步具备了设计制造大型复杂机械压力机的能力。1973-1978年,济二借助国家改建扩建和技改项目,建成了总面积2.29万平方米的重型机械压力机车间,配备了150吨桥式起重机和加工直径5的滚齿机,镗杆直径 260 毫米的镗铣床,加工宽4的龙门刨铣磨联合机床等重型加工设备,这些构成济二在改革开放30多年迅猛发展的历史起点。

 

能人治厂的开端

 

19809月,从一线工人成长起来的董庆明接任厂长。董庆明在济二工作27年,熟悉各方面情况,且头脑精明,敢想敢干,尊重技术人员。他在行业内首开与国外高技术嫁接的先河,引进美国维尔森公司全钢压力机技术,迅速缩小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奠定了济二在行业内的地位。

 

学习外国技术:师从维尔森

与维尔森为期10年的合作创新,是济二在20世纪80年代技术学习的主线。选择美国维尔森主要是其不仅提供图纸,而且可以在合作期间开展适应性研发以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要价也比较厚道。维尔森向济二输出其8个系列各种规格的压力机设计、制造及检测全套技术,济二则提供生产能力,双方以联合商标、联合设计的方式共同开拓市场。两方互派技术人员、培训交流,以深入掌握引进产品的结构,性能、设计程序和制造工艺、检测方法。在此基础上,济二结合自身实际,重新编制设计手册与通用化、典型化设计,并实现了30种配套件的国产化。

通过技术合作和消化吸收,济二拿到了第一张大订单:“六五”期间,一汽向济二订购了36台机械压力机,其中有两台大吨位、技术复杂的缺门产品,为此济二选派9名工程师赴美开展联合设计,使这两台产品一次试制成功。

济二运用从维尔森学来的技术自主开发,使原有产品的性能和精度达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在产品创新过程中博采众家之长,深入了解国内用户需求,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风格。济二对多款引进产品进行了改进,并在“七五”期间相继推出了J39-630J47-1000等基型产品,这也是中国大型机械压力机的里程碑产品。

好产品要经受市场的检验。1986年,刚刚起步的上海大众向济二订购两条桑塔纳轿车冲压线的11台大型压力机,要求具备当时国际一流技术。济二深度发挥“学用改创”精神,一方面继续同美方联合设计,同时大胆应用各种新技术,最终在1990年初成功交付。此后济二又成功斩获一汽大众(5条奥迪冲压线)和广州标致(2条冲压线)两笔大单,奠定了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

1980年代,另一家国内压力机企业先后与德国舒勒和日本小松合作,但其产品表现和市场反应始终不及济二。济二的一位老工程师说:“改革开放30年,好多企业都合资了,但我们二厂的经验是,合作好,合资不好。”这是对很多国内企业在合资之后痛失技术开发自主权的教训有感而发。自主产品开发是学习外国技术的目的和最佳途径,掌握企业管理权又是自主开发的前提。这是成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基本经验。

 

工厂的管理革命:甘当小学生

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环境的变化促使人们认识到,必须补上“现代企业管理”这一课,尽快提高效率、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济二通过校企合作、政府引导和向国外企业学习,努力吸收各方养分,提升管理水平。

当时济二重点抓了成组技术,即对各种不同产品型号中的通用和兼用零部件进行“合并同类项”,提炼出制造过程中的共性、成熟环节,减少工艺调整,实现规模经济。这就要打破各产品车间之间的“围墙”,在全厂范围内进行调整。通过前期工艺方案研究、生产技术准备和车间设计,组建了两个成组技术加工车间,把此前由各车间分头负责的2万多种零部件、占全厂机加工时64%的工作量集中起来,从而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和工艺编制效率。成组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促成了计算机集成制造信息系统(CIMS)的开发。

济二要按照维尔森的标准生产(其中大量产品返销美国),必须学习美方的质量管理手段。维尔森用一套整机验收单来控制装配质量,并建立了专门的验收检验方法。济二参照维尔森的办法,结合厂情,制定了从压力机部件装配开始,直到总装、试车等8个环节、数千项检验项目的压力机质量检验卡片,作为审核部件和整机质量的标准(真正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

1987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改革“复制古董”办法,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济二在加强设备检测、维修、更新等基础工作的同时,以“强制修理制”取代传统的“计划预修制”,并引入设备生命周期的思想,指导精、大、稀设备的采购管理。为解决进口、关键设备维修难题,1989年成立了“机电设备管理研讨协会”,将厂内各相关部门的操作工、技术人员和设备管理人员组织起来,交流经验、推广技术、改造设备、开发元件。这些改革为济二在90年代初的迅速扩张奠定了基础,坚定了济二以“眼睛向内、小步快跑”的方式提升管理水平的信心,这或许成为济二此后20多年超强适应性的底气所在。

  

下海呛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19919月,52岁的张宝玮接替成子荣担任济二厂长。此时严酷的市场竞争把越来越多的老国企逼入绝境,机床工业在90年代经历了第一次“寒冬”,济二的业绩也是大起大落。

 

超前决策、向国际一流水平迈进

1992年,张宝玮提出新时期的企业总体发展思路:掌握并发展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形成并保持高水平的装备能力和实力,建立并运转具有旺盛活力的经营机制,开拓并占领国内外两个市场。其中产品战略定为“锻压设备自动化,金切机床数控化”;装备能力则对标世界一流大型机床制造企业。

1992-1994年,济二的工业产值接连跨上2亿元、3亿元和4亿元三个台阶,巩固了锻压机床行业排头兵的地位。济二在“八五”期间技改投资超过2.4亿元,1994年投资7000万元,超过整个80年代的投入。济二扩建了重型压力机装配车间,增添了101台(套)关键设备仪器,同时建成了当时全国机床行业最大的恒温车间,开发数控五轴联动和高速切削技术。

当时,国家的轿车生产布局有“三大三小”战略,如果这一政策严格执行,大型冲压机市场就不可能持续扩张,必须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这是济二重回机床领域的重要动因。随着2000年之后行业回暖,济二数控金切机床业务增长迅猛,解决了国家在能源、船舶、航空航天和军工领域的重大需求,每年达到数亿销售额。

要在锻压行业继续站稳脚跟,就必须到国际市场“找饭吃”。这就要在产品、产能、质量、效率各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对标。济二在1992年连续4年开展“质量·管理·效益年”活动,深化内部改革,加强基础管理。1996-2002年,济二先后同日本小松、德国万家顿合作,以联合投标、联合生产的方式为美国通用汽车泰国总装中心、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本部提供了7条高水平重型冲压线,开创了国产大、重型锻压设备成线出口的先河。“借船出海”不仅帮助济二度过了国内市场的寒冬,而且有效提升了济二的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缩小了同国际一流企业之间的差距。

总之,1991-2003年,济二在生产经营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企业超前的发展战略,以及企业领导班子几十年的行业经验与专业眼光。

 

锻压设备自动化,金切机床数控化:继续高水平嫁接

经过一年的考察,济二于1993年同世界著名的机械手和压力机自动线专业厂商、美国ISI机器人公司签订了为期10年的合作生产压力机自动化系统的协议。在当年5月的中国国际机床展期间,重庆长安向济二订购了中国第一条全自动汽车冲压线。

另一个重要转变,是济二从过去的单台设备供应商,成为从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到交付用户的“交钥匙”总包商。初步具备了按照用户需求“量体裁衣”、提供冲压产品线的能力,这对此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原来的老客户——国内几大汽车制造商开始追求技术更先进的进口冲压线,而正是这种按需定制、提供整条生产线的能力,使济二获得了奇瑞、哈飞、昌河等一批新兴汽车企业的订单,挨过了1998-2005年的市场“寒冬”。

金切机床数控化是机床技术的大趋势。济二要实现高水平嫁接,必须发挥自己“龙门世家”的优势,利用自己的技术积累和80%的国内市场占有率。1992年,济二在接洽了14家机床企业之后,选中了法国的BMO公司(后更名为Forest-Line公司),双方协定,未来10年合作生产移动工作台式、移动龙门架式、落地式数控镗铣床,五面龙门加工中心、柔性生产线和数控立车等数控机床产品,其中法方负责提供技术资料和相关培训,济二负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张宝玮把发展金切机床的路径概括为“合作生产,装备自己,完善成熟,推向市场”。起步阶段,济二把自产的十几台数控金切机床留作自用,作为把关设备,建立起产品快速改进的良性循环,迅速积累了开发、制造数控机床的经验。2001年,在强手如云的上海磁悬浮列车项目招标竞争中,济二一举拿下三台大型龙门数控镗铣床订单。

济二的“市场换技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国际合作中,决不放弃技术开发与市场营销的自主权,从而保证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提高。在一般情况下,济二的研发支出不低于年销售收入的6%;在市场不景气的年份,这一比例甚至达到20%。其中新产品开发投入占经费总额的90%以上。正因为持续的高强度投入,济二才能在1997年之后的市场萎缩中坚持攻关智能化控制机构、模具自动更换系统等尖端技术,最终于2001年把自主设计制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2000吨重型机械压力机打入美国市场。2001年,济二扭转了销售收入连续五年动荡下滑的局面,凭借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多元的产品结构,启动了新一轮增长,并持续至今。2001年济二仅数控金切机床的产值就达到2.5亿元,几乎相当于2000年全公司的销售额(2.6亿元)。

 

人本管理,从严治厂:从单位制向公司制的转变

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迅猛推进。以“工人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为目标的(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改革,成为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改革政策在济二的落地要与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张宝玮把企业内部制度的建设视为企业立法,要把企业基础管理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为贯彻三项制度改革,济二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依据,领导层与全厂职工充分沟通劳动制度改革方案,大批职工代表参与其中,厂职代会集体讨论通过,前后历时两年。19956月,济二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其具体规定明确了企业与员工各自的权力与责任,避免了企业主导的“霸王条款”。济二的劳动制度改革不仅没有造成内部关系的紧张,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从而相对平稳地渡过了90年代末的困难时期,也为后续的定岗定编和工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1996年,济二学习邯钢经验,进一步强化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确定了“模拟市场、独立核算,工效挂钩经济承包责任制”的方向,和“多挣多盈多得,少挣少盈少得,不挣不盈不得”的分配原则,将全体职工工资分为24档,工人工资最多相差3倍,干部工资相差3.1倍,其中奖金向一线及艰苦重要岗位倾斜,个人收入同分厂效益挂钩,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线工人比例低、关键岗位能力不足、辅助岗位人浮于事等问题,真正实现了减人增效。

以“三改一加强”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提升全面启动。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要求,协调内部管理关系,济二建立了快速反应指挥中心、质量管理监督中心和成本控制中心;改革了计划管理体制,在质量管理上加大考核和奖惩力度。加强现场管理、将权责明确到职能科室,等等。

作为一个老国企,济二在转机制、抓管理中,不忘组织动员、发动群众的传统。为引导全厂职工确立市场竞争意识、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开展了“市场·机遇·工作标准”大讨论;为了鼓励工人主动思考本职工作与产品创优的结合点,开展了“不对市场说不、不对一线说不”的大讨论;为提高质量管理和现场管理水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治脏战役”和“文明操作攻坚战”。这不仅对解决眼前的紧迫问题起到一定作用,当这些传统工具与更加健全的激励约束机制结合起来的时候,其作用更加深远。

 

体制转变夹缝中的欧宝项目:国际对标的里程碑

199611月,经美国通用全球采购总监的现场考察,济二获得通用汽车公司泰国汽车项目(欧宝项目)订单。该项目包括两条冲压线、共六台重型机械压力机,由济二与日本小松联合投标。其中小松提供图纸设计并负责质量把关,济二负责生产制造和安装调试。项目的设计制造周期仅一年,比国内合同交货期缩短一半以上;而且小松的质检标准极其严苛。

张宝玮亲任欧宝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很快,一场席卷全公司的大讨论在济二展开,让职工和家属都知道,欧宝项目不只关乎济二兴衰,更关乎国家机电产品出口战略的顺利实施、乃至国家荣誉。1997年元月之后,济二陆续接到小松的物料清单和设计图纸。此后,从设计处、工艺处到成组机械厂、压力机厂等各个环节,欧宝项目所到之处都是一片忙碌,“战役”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班组也被频频报道,在“思想状态到位”的同时,也感受到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

济二贯彻管理意志达到空前严格的程度。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措施,改进生产组织与项目管理方式,细化计划、推行按周考核的准时制生产模式。对点滴细微的质量关键点也不放过,实行“零容忍”,任何环节不达标就必须返工。欧宝项目让济二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也让济二获得了通用汽车这个大客户。

 

扬帆出海:从追随者到领先者

 

20036月,46岁的张志刚担任济二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志刚经历过上山下乡,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济二,1996年成为济二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他转战技术、国际贸易、营销、生产和技术管理多个领域,不仅对企业的产品了如指掌,对国内外市场也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按照自己的节奏走,打造国际一流机床制造企业

张志刚提出了“打造国际一流机床制造企业,塑造世界知名品牌”的企业发展战略和“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机制作保障”的经营思想。济二既然是机床“国家队”,“就要代表国家到国际市场冲锋陷阵,树立中国制造的新形象”。

2003年后,济二在产品升级和产能扩张上都下足了功夫,不仅可以实行常规产品的升级改造,在一系列国家首台(套)研制任务中也表现出色,技术储备大大增强。平均每年有80多种自主开发的新产品,其中90%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企业累计投入20多亿元,实施了一系列技改项目,新增关键设备仪器超过1400台(套),新增生产面积15万平方米,形成了先进的专业化制造和检测体系,企业装备水平与制造实力跃居世界同行首位。

济二的国际化战略也开始转变,2004年后“借船出海”逐渐被“造船出海”取代,JIER品牌独立自主地出现在国际市场上,济二开始与舒勒、小松等国际领先者“短兵相接”。仅仅5年,已经“吃掉”万家顿的舒勒在金融危机中走投无路,提出由济二出资收购。2010年后,舒勒几乎再也没有在中国市场拿到大型冲压线订单。随着济二的高端产品杀进发达国家市场,2011年之后,舒勒不得不将美国市场拱手让与济二。济二已打入欧洲市场、舒勒的“现金保证区”即将松动。

济二显示出能够经受住各种压力、干扰和诱惑的考验(比如不计企业实际情况的“拉郎配”或扩大规模),冷静判断,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走。2004年,张志刚在职代会的报告中说,集团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何种方案,都将着眼于企业当前和长远发展,都将充分考虑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对济二最有感情、最关心济二发展和未来的,是企业的广大干部和职工。此后10年,济二用各种方式让全体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用中国济二技术“造船出海”

2001年,济二向海外市场供应单台压力机。2005年之后,济二的冲压自动化设备杀入国际高端市场,接连拿下通用巴西和福特巴西的机器人产品订单,又在2006年与丹麦企业签订了一份高档开卷剪切线合同,在国际市场的初步试水。

2001年后,国内市场升温,国内几家锻压企业纷纷超低价抢单。对此济二坚持“按自己节奏走”,不为眼前的“浮云”所动,而是从更高的市场定位和更宽广的视野把握发展趋势。2004年初,济二高层认定了高速自动化冲压线这条路,着手在数控液压拉伸垫、全自动换模等一系列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储备,并与高端自动化装置领域的全球领先者、瑞士古德尔(Gudel)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2006年,济二同华晨金杯签订协议,向其供应一条全自动高速冲压线。这条线由五台压力机和一套快速单臂自动化送料系统组成,数控液压拉伸垫的吨位达到600吨,生产节拍12/分钟,较此前的自动冲压线提高效率50%,还加装了全套噪音防护系统。济二专门派了两名工程师到德国,由博士力士乐协助培训液压拉伸垫的有关技术。冲压线于2007年底正式交付使用。

首战告捷,张志刚又在向15/分钟的技术标准发起挑战。当时竞争对手不相信济二能够做到。2008年上海通用全球招标烟台东岳4号冲压线,济二参加招标,击败了日德企业,拿下这个订单。两年内进行了上千项改进和300项创新,开发了故障恢复等全新功能,克服了一系列在电机匹配、超负荷试验等环节的困难。这条代表全球顶尖水平的高速双臂送料冲压线在2009年底成功交付。通用东岳4号线的成功,标志着济二开始成长为高速冲压线领域的全球技术领袖。此后一年中,济二陆续与上汽通用、一汽大众等签订了十几条高速冲压线,现在济二的高速冲压线已打入国内几乎所有汽车厂商。

2007年,济二盯上了冲压领域另一项前沿技术的动向――伺服压力机。这是由日本企业提出的概念,其颠覆性比高速冲压线还要大,冲压功率将直接由电机输出不再经过齿轮。困难在于冲压作业的千吨动力并非一般的伺服电机适用的小功率系统。2009年济二再次和老客户奇瑞合作,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也提供了支持。20146月,2500吨大型伺服压力机在奇瑞大连工厂验收交付:其吨位远超7年前设定的1600吨目标。

济二现在需要一个在国际市场证明自己的机会。虽然在2005年的萨密特项目[1] 中,济二就把自己的数控冲压线打入泰国,在日韩企业的传统市场上撕开一道口子。但是只有把高速冲压线打入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才意味着济二真正完成了从追随者向领先者的角色转变。

2011-2016年,济二先后拿下了福特汽车堪萨斯、底特律、肯塔基和伍德黑文4个美国本土工厂的9条高速冲压线、44台不同规格的冲压设备合同,囊括了2011年以来福特美国本土工厂的全部新增冲压设备。济二克服技术变化大、交货期周期短,按期完成,福特也感慨“这真是个奇迹”。

经过了重重考验,济二最终以自己的技术实力和自信赢得了福特这个重要客户。福特内部曾有是选用德国老产品还是选择济二两种意见。福特全球执行副总裁弗莱明亲自“面试”。张志刚充满自信地告诉他,济二在与美日德等企业多年技术合作中,经过消化吸收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济二的技术就是自己的。这让福特信任的天平最终倒向济二。

在数控金切机床的努力也结出硕果,济二的大型高速五轴联动数控加工中心和附件铣头开始跻身行业前沿。2006年,济二承担了用于三峡电站水轮机叶片加工的双龙门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研发任务,一年之后交付用户,运行性能良好。这个首台(套)任务的圆满完成,帮助济二打开了航空航天领域的市场,其产品相继进入昌河、西飞等航空主机厂。

2010年,上海航天向济二订购一台五轴数控机床,指定必须使用德国铣头。而经过长时间调试,德国铣头无法正常运行,精度等参数误差很大。为此张志刚亲自拍板、用济二自主研发的双摆角万能铣头代替了进口铣头,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上海航天自此也变成了济二的义务宣传员。十几年来,济二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研制完成450余种国家首台(套)产品,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4项,为国家重点行业领域和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装备支持。

济二的一系列产品的技术突破,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经济效益。目前高端产品的销售收入已占企业总收入的80%以上。2003-2015年间,济二的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实现利税年均增长率分别超过15%16%35%26%。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技术地位提升,从“供不所需、需不能供”到满足国内用户高端需求、直至引领全球市场潮流,从制造商到总包商和集成商的转变,这些变化既植根于济二从未间断的技术努力和市场开拓,也得益于其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确立和内部结构与管理质量的不断提升。

 

以体制机制作保障:现代企业制度的持续创新

2003年,随着市场回暖,济二的活干不完了。有的分厂经历了五个“100天”的生产动员,拖班加点已经常态化,但效率提升却越来越难,企业转机制、抓管理走到紧要关头。过去济二常常是出现一个新业务就增设一个新部门,新老业务平衡的问题留给集团公司,为此集团设立“高半格”协调机构,但也产生了信息传递环节多、延缓反应速度、无法适应用户对交货期的高要求等现象。

20038月,济二开始了全公司流程再造,同时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和人事制度改革。集团决定将产出相对滞后的金切部门作为试点,将原金切机床、数控机床、功能部件三个分厂和技术开发部机床研究所整合,成立数控机床公司;新公司设3个领导职位,全部公开竞聘上岗,聘期3年。简而言之,采用竞争制、任期制、淘汰制。随后是压力机业务,原来的三个压力机分厂整合为压力机公司,后将技术开发部的压力机开发职能划转压力机公司。同时整合了各职能部门,成立了新的生产安全部、技术中心、质量管理部。此后各子公司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流程再造,如压力机公司在装配环节和现场安装环节引入项目经理制,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下降了30%

为期半年的“流程再造”,为济二此后十几年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一种新的范式,并对济二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初步建立了事业部制结构。按照产品结构和行业特点,组建了对应的产品子公司(数控机床、压力机)和流程子公司(铸造、锻热、金属结构);集团各职能部门之间、集团与各子公司之间的权责划分进一步清晰。集团高层得以从大量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考虑行业走势和集团发展问题。流程再造也打通了产品研发-生产全过程,压缩了信息流和物流的环节,提高了组织运转效率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随着各职能部门的功能强化,集团对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等作业细节的管理也更加到位。

其次,实现了干部“能上能下”,激发了中层干部的活力。集团历经三次大规模机构整合,建立了更加贴近市场的扁平化结构,精简基层行政单位和中层干部。2010 年后,干部竞聘上岗延伸到部门经理,2013年又实行“换岗竞聘”制,把干部和职工放到同一起跑线上。中层干部再也不能抱着“进保险箱”的心态等退休,同时鼓舞了更多优秀职工的上进心。

由于流程再造提高了效率,以及技改投资的落实,济二对用户交货期的响应能力越来越强,从而大大改善了企业的销售地位和财务状况。企业对支出的管理也日益细化,逐步建立起全面招标和比质比价的制度,资金的集中管理和内控逐渐制度化,做到“事先有预算,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分析”,推动成本费用支出管理精细化。济二的现金流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济二奉行“大人才观”,鼓励每个人干好本职工作。产品设计的再好,一线工人螺丝没拧紧、清理焊渣铁屑不及时,也会影响产品质量。通过实行优等品申报制度和做优奖励制度,鼓励职工一次性做精、做细、做优;再加上严格的质量管理,使济二的质量损失率常年低于0.3%。济二还为全体员工打通了职业成长通道。虽然内部“官位”被压缩,专业人才却获得了更好的成长空间。2005年经过民主测评、专家评审、演讲答辩等环节,济二第一批主任(副主任)工程师诞生。此后,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和车间工人的高层次人才成长通道也建立起来。在技能人员和技术、管理等专业技术领域实行评聘分离,内部评聘的高层次人才和中高级技能/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不含中高层干部和劳务派遣)的比例超过22%

全体工人都分享了企业快速发展的成果。2007年后,济二相继落实了企业年金、带薪休假、补充医疗保险、取暖补贴、午餐补助、免费体检等一系列福利制度,工人工资也稳步增长。更诱人的是,经过与市政府沟通,保留了老国企的一项福利制度:分房(以市价的一半集资建房),为职工解决后顾之忧。济二还建设了高标准的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及健身场馆,每年举办各种文体活动,让每个职工“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济二对原有的“企业办社会”项目如宾馆、医院、技校、幼儿园等进行了改革,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经营,相关负责人要参与中层干部竞聘。这些“辅业”单位没有成为企业的负担,而成为服务职工和社会的“亮点”,极大地便利了职工生活:职工幼儿园是山东省十佳幼儿园,吉尔宾馆是“五叶级中国绿色饭店”,职工医院是“山东省星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技工学校则是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单位。

十几年来,济二从结构整合、流程再造入手,逐渐对销售、财务、劳动人事、福利等各项制度渗透、改造,在一个老国企的制度基础上完成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嫁接和持续创新。这些转机制、抓管理的努力,贯彻了高层战略,保证了投资能力,团结了全体职工,并最终将自主创新产品变成了真金白银和世界级的竞争力。

                                            (编辑  苏歌)



¨ 本文是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国企研究中心主持的“装备制造业国企改革”课题的一个分报告,孙喜执笔,本刊发表作了删编。本报告前期准备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403176)的资助。

* 孙喜,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

[1] 萨密特公司是一家泰国企业,常年为日本汽车公司提供冲压件。此前萨密特的冲压设备一直被小松、福井等日本企业垄断。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经济法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面对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中新情况与新问题的挑战,经济法必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有效回应。通过对经济法相关理论的分析和现实生活中具体实例的验证,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属性及差异性适用理论较好地回应了上述挑战。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经济转型  经济创新  经济法  刚柔并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经济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始终以引领和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其重要目标。面对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经济法也必须进行理论与制度的创新,以有效回应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法律问题,引领和规范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顺利推进。

 

经济新常态、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

 

 经济新常态及其特征

2014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同年119日,习近平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进一步对“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

“经济新常态”一词提出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学者们开始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问题。虽然学者们对“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大都认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都认可通过对经济结构方面的调整和对经济创新的强调,我国完全能够走出一条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大都认可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和适当干预。学界的这些共识,是本文讨论的基本逻辑起点。 

双重“经济转型”

在我国,经济转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外,还包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一种双重的“经济转型”。这种“双重转型”的难度无疑是更大的。经济转型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其中结构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解决发展中的产业结构矛盾、需求结构矛盾、地区结构矛盾、城乡结构矛盾、收入分配结构矛盾等深层次矛盾;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是相机抉择搞好宏观调控;经济转型的根本途径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2]其中,技术与制度创新是核心问题。

 

在早期的经济创新理论中,熊彼特将创新解释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以及新的商品和市场的开拓等方面。这种解释主要侧重于技术创新,其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理论以及企业组织行为理论等方面。

随着人们对经济创新认识的逐步深入,制度方面的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创新研究的重要领域。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从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创新进行了研究。制度经济学派注重从制度因素与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强调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是经济创新的内在本质,这是对传统经济创新理论的一种深化。

 

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新问题。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在经济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使得超高速经济增长中被掩盖的问题与矛盾凸显出来。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就必须高度重视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开创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广阔路径的核心关键点。

 

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经济法的新挑战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是紧密相连、同步推进的。作为与我国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部门法,经济法必须对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做出有效的回应。

 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双重推进,对我国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提出了全方位的新要求和新挑战。[3] 这些新要求和新挑战既有理念方面的,也有具体制度方面的;既有宏观方面的,也有微观方面的;既有中央全局层面的,也有地方局部领域的。 

对经济法理论方面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经济法的挑战,首先体现在其对经济法理论的挑战。[4]这一挑战体现在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于经济法实务领域中的每一项具体新需求上。总体看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经济法的价值和理念方面的挑战。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对效率、公平和秩序的追求,[5]这些基本价值之间的具体平衡事实上存在着较大的弹性空间。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需要重新调整这些不同价值追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如何有效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经济创新过程中,如何把握效率和秩序之间的关系尺度?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中,经济法引领与规范功能的界限又在何处?这些新问题,都需要经济法在理论方面予以明确的回应。

 二、对经济法功能方面的挑战。按照其作用的领域,经济法的功能大致可以划分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等。经济转型意味着原有格局的打破和新格局的确立,经济创新同样意味着对旧格局的突破,这就必然带来经济法各项功能之间的组合与再组合。也就是说,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创新,需要通过更加全面、科学的顶层设计,来保证经济法各项功能的综合平衡。

 三、对经济法理论阐释力方面的挑战。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使得这个问题更加迫切和必要。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意味着新的经济法实践将陆续出现,如果经济法理论不能对其进行有效阐释,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凸显不出来。

 以上的挑战,每一项都具有颠覆和淘汰现有经济法理论的爆发力。在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依然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是整个经济法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对经济法固有法律属性方面的挑战

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经济法的各种挑战,在其根源上都可以归结为对经济法的固有属性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深层次的挑战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经济法律制度刚性的挑战。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意味着对现有经济制度的一种突破,在此过程中社会更需要经济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柔性”,而不是“刚性”,这一点已经由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所证明。[6]但就其基本属性来看,“刚性”依然是经济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基本属性,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的推进必然对经济法的“刚性”属性带来更多挑战。

其次,对经济法律制度滞后的挑战。法律制度的滞后性也是影响当前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顺利推进的重要制度性因素。[7]虽然立法者可以通过加强立法的前瞻性来尽量克服法律制度滞后性的负面影响,但由于立法者预测的有限性,这种“前瞻性”不可能完全满足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实践需要。尤其是在经济创新中,很多“创新”难以预知,立法者更难做到立法的“前瞻性”。

当然,这种从根源上对经济法法律属性的挑战,并不局限于经济法单一部门法领域,在其他法律部门中也会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只是由于经济法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作用更直接,因而这种挑战显得更为突出。

 对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方面的挑战

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挑战是全方位、多领域的,贯穿经济法法律制度的全部内容。就其主要方面和关键领域来看,其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在以下几个方面和领域更为突出,有必要专门提出。

其一,互联网经济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互联网经济是当前经济创新的重要形式,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推手,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创新,互联网经济不仅体现在互联网技术在整个经济的运用,还体现在互联网思维对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的冲击与革新。

其二,农村经济改革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我国现有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在农村经济社会及城乡关系大变动的时期正面临调整,如何从经济法的角度引领和规范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实践对经济法提出的重大挑战。

其三,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国企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要实现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就需要对国企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突破,这对我国的经济法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其四,自贸区建设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自贸区建设不仅是实现我国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创新。这种经济创新不仅体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同时还体现在财税、金融等多个领域。自贸区的建设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相关的经济法法律制度如何配套建设,是经济法在法律制度方面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挑战。

 

刚柔并济: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经济法回应

 

经济法的发展历史表明,经济法是具有高度柔韧性和适应性的法律部门,经济制度方面的每一次挑战都为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8]面对当前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经济法应对的有效方略,就是进一步强化经济法的“刚柔并济”。

 

经济法的“刚”与“柔”

经济法的“刚”根源于其“公共”的基本属性,它不属于私法范畴,“私法自治”原则并不适用于经济法领域。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这种“刚”,是基于其行使经济调制权力的、具有非私法性性质的“公共属性”。经济法的“柔”根源于其“经济性”。相较于法律而言,经济具有更强的灵活性,更能及时对社会现实做出调整。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 “柔”性将会进一步得到体现。经济性是经济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也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重要标志,它要求经济法必然要有一定的“柔”性。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制度和实践的迅速变化,引领和规范经济的发展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法的“刚”与“柔”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浑然一体的。如前所述,经济法的“刚”性源于其公法的基本属性,但在当前简政放权、提倡建立“服务型”政府、充分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简”、“放”、“服务”这些词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柔”的一面或者说“柔”的因素。同理,经济法的“柔”虽然根源于其经济性,但经济运行具有其内在的“刚”性规律,在对其进行经济调制的时候,同样也不可以一味地“柔”。从这种意义上讲,经济法的“刚”与“柔”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二者统一与经济法 “刚柔并济”的具体实践之中。

 

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性适用

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性适用,是指其适用领域的差异化。在不同的领域,经济法“刚柔并济”的适用应当具有差异化的特质。现实生活的情况千变万化,因此在经济法的“刚柔并济”适用方面应当有“差异化”的明确意识。唯有如此,才是真正掌握了经济法“刚柔并济”的真正内涵,才能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中产生的各种新问题进行有效的应对。

例如,在财政税收领域适用经济法时,应当偏重于“刚”的一面,因为财政税收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而在金融领域,适用经济法时应当偏重于“柔”的一面,因为金融的公共属性不及财税,且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在市场规制领域,对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方面的市场监管应当更多地体现出“刚”的一面;而对于其他一般商品的监管则应当更多地体现出“柔”的一面。对于大企业的规制,应当较多地体现出“刚”的一面;对于小企业的市场规制,则应当体现出“柔”的一面。对于影响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监管,应当较多地体现出“刚”的一面;对于一般性企业的监管,则可以较多地体现出“柔”的一面。

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经济创新,其对经济法的根本需求是克服法律刚性和滞后性引发的负面影响,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化适用能够满足这一根本需求,它是对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的最好回应。

 

经济法“刚柔并济”差异化适用的实例分析

深圳前海经济创新与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笔者于2015729就经济创新中的法律问题对深圳前海经济创新模式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调研中发现,在进行经济创新的过程中,前海管理局的成功经验就较好地体现了经济法“刚柔并济”差异性适用原理的实用性。前海片区在政策创新方面涵盖了金融、财税、法律、人才、教育、医疗、电信等多个领域,不仅在经济创新领域大力推动金融创新、行政管理改革与机构创新、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等方面的工作,还特别突出法治方面的创新。从形式上来看,前海片区的法治创新主要包括,建立了多元化、国际化的纠纷仲裁和调解机制,进一步加强了深港两地法治的融合与交流等。就其实质与核心内容来看,这些法治创新加强了财税、金融等方面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与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性适用原则是高度契合的。

 

构建经济法“刚柔并济”的长效机制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客观上需要我们构建经济法“刚柔并济”的长效机制。总体来看,构建这种长效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要构建经济法的“刚柔并济”理论体系,它是构建经济法“刚柔并济”长效机制的理论基础。经济法的“刚柔并济”理论体系来源于经济法的具体实践,是为了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创新中的问题而进行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具有经济哲学和法哲学的双重蕴意,涵盖领域广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予以完善。

二是要构建经济法立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如前所述,当前经济转型和经济创新对经济法律制度的根本挑战,就在于经济法的滞后性以及过于“刚”性的问题。构建经济法“刚柔并济”的长效机制,应当从立法层面把握好“刚柔并济”的原理,在立法中加强经济法“刚柔并济”的差异性适用,为实现经济法执法与经济法司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提供立法基础。

三是要构建经济法执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执法层面构建相应的“刚柔并济”机制,对于真正实现经济法的“刚柔并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从其基本含义上来看,经济法的“刚柔并济”就是对执法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从规范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强调执法过程中的刚柔平衡。[9]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经济法执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是构建整个经济法“刚柔并济”长效机制的核心内容。

四是要构建经济法司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执法环节所产生的疏漏和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法司法环节缺位的现实状况下,构建经济法司法层面的“刚柔并济”机制,对于整个经济法“刚柔并济”机制的构建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编辑  王生升)

 
 
g 本文原发表于《法学论坛》2017年第1期,第90-98页,本刊进行编辑。
*肖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110日,第07版。

[2] 参见王敏:《中国经济转型战略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部分第3-14页。

[3]张守文:《“改革决定”与经济法共识》,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2期,第13-24页。

[4]张守文:《“深改”背景下的经济法理论深化》,载《经济法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5页。

[5]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论》,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第9-14页;徐孟洲:《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范畴探讨》,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第24-28页。

[6]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89-91页;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19-22页;韩大元:《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载《法学》1997年第5期,第19-2014页。

[7]吴志攀:《互联网+的兴起与法律的滞后性》,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39-43页。

[8]张守文:《后危机时代经济法理论的拓掘》,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96-101页;张守文:《危机应对与财税法的发展》,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3期。

[9]张守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第60-74页。

 

置身于中国数千年古典文明传统和近现代革命传统的“文明-情境”中,我们应该也能够发展出足以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我们应该也能够建设成足以超越西方“宪政”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不能照搬西方“宪政”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并不是对西方“宪政”的全盘否定,而是借鉴吸收了西方“宪政”的合理内核。西方“宪政”的精义是防止任性专断的权力胡作非为,所以西方“宪政”往往具体表现为一系列以“限政”或“限权”为宗旨的制度设计,西方“宪政”理论主要围绕着如何规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而展开。简言之,其合理内核就是使政治权力运行规范化,建立一种“规范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着眼点即在于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实质上就是要使国家和政府权力的运行严格遵循法治轨道,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当然,借鉴吸收西方“宪政”的合理内核,绝不意味着要照搬西方宪政制度的既定模式。其一,不宜像西方“宪政”那样只是一味强调分权制衡,要看到权力分工基础上的协作配合更加重要;其二,即便是吸纳分权制衡思想,但要从中国政治的实际出发进行制度设计,不能去复制两党制、两院制、联邦制、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模式。

 

                    服务和发展人民民主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法治或宪政,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和发展人民民主。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宪政”的根本目的则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限制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宪政的根本区别,正在于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目的论差异。

人民民主旨在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实际权利,不仅从法律形式上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注重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予以保障,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在抽象意义上把人的权利与自由普遍化,但人们享有的权利与自由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来自于经济社会层面的实质性保障,因此最终只能服务于资产阶级总体利益,不可能超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秩序。

社会主义法治之实既然不同于西方宪政,因此也不能采用西方“宪政”之名,否则难免以名害实,无以表现社会主义法治对西方“宪政”的超越。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类似于西方“宪政”理论中主权者与宪制结构的关系。

从词源来看,西方“宪政”(constitution)的本源意思,是指一个政治体的基本制度构成,特别是政治权力结构,颇似古典的“政制”(regime)观念,因此又常称为“宪制”。在现代语境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权力结构,是由这个国家的成文宪法及由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law)、宪法惯例(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和宪法学说等构成的不成文宪法规定。因此,即便就西方政治文明传统而言,也应该超越对于“宪政”的褊狭化、教条化理解。

事实上,无论是古代的“宪政”,还是现代的“宪政”,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都是政治体的主权者与政治体的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在君主立宪制下,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君主与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在民主宪政体制下,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人民或人民代表与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无论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或议会内阁制,还是美国的国会政体或总统制,都要面临这一最基本问题。

在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中国共产党占据领导地位。在人民主权的大前提下,人民代表大会是定期召开,人民代表并不经常在场,实际上是由党担任了人民的“常在代表”,代表人民行使主权。发展人民民主,离不开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同时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律并非一成不变,党领导人民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实际的需要而修订、废止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

 

“三位一体”框架下展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基本框架下展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同样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价值导向,但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宪政”有根本不同。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是在中国宪法序言中明确予以表达的中国宪制结构的价值基础,规定了中国发展民主和建设法治的方向和路径。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最现实也最根本的规定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实现人民的真正解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政统的发展才有超越西方“宪政”这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可能性。而其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不能够脱离这一基本框架孤立地进行。只有在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提下,才可能把握中国法治建设的要义。

 

为了国家治理之道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更加注重治理权的积极作用,更加注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国家能力建设和政府责任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提供一种更优良的国家治理之道。

西方“宪政”的“限权”思维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对于防止权力任性专断很有必要。但把政府与国家权力仅仅视为“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必然致使权力更加难以成为“积极的善”(positive good)。实际上,在西方“宪政”理论陷入教条自由主义的桎梏之前,治理权的重要性一直都得到承认。英国宪政最初是建立在强大王权的基础上,否则就谈不上对王权的限制;美国宪政的初衷也是为了建构更好的政治联合体,首先赋予联邦政府有效权力,其次才是对其进行限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复杂地理环境、多元民族与文化、广土众民的超大型国家而言,时刻面临着的各种内外问题与挑战,使得有效的治理权变得尤为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归根结底是为了提供一种更加优良有效的国家治理之道,需要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广阔视野中来审视。

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该注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通过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建设;应该注重国家能力建设,以适应和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的进步;应该注重政府责任建设,以积极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广泛吸收古今法治文明成果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与近现代革命传统,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良成果,一定会超越西方“宪政”,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奉行“儒表法里”的治理之道,在“法治”建设方面积累下宝贵的经验与智慧。当然,中国古典法家思想是为君主制度服务的,“法治”内涵也不同于现代法治,但在治理治理者尤其是严肃吏治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有很大借鉴价值。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主张“德主刑辅”、重视道德教化,尤其是“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对执政者的道德修为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这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极具启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重视法治与德治的有机互补,重视执政党能力建设与党性教育的齐头并进。

近现代革命传统,特别是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高远的视野,我们要超越西方“宪政”的资产阶级利益观,致力于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接纳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等价值的同时,决不能使其仅仅停留在法律形式上,而要将法治文明建设与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机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应服务于塑造更好的人和建设更好的社会,而非为法治而法治。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佳的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王生升)



*刘晨光,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

2016年,中信银行全力布局大零售综合营销服务体系,深入推进零售战略的三年战略规划和二次转型各项工作。这一年,为应对市场发展新变化,中信银行审时度势提出零售业务“433”发展布局,聚焦三个做大、三个做强的核心工作,扎实做好四个坚持。针对市场变化,做大三方面重点业务;对内围绕内部经营管理,做强三方面的能力。转型开展两年以来,中信银行零售业品牌形象及市场美誉度快速提升,各主要业务成绩斐然。

落实四个坚持,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一是坚持规模与效益并举。盈利方面,2016年零售板块实现营业净收入380.62 亿元,同比增幅20.10%,营业净收入占比达25.95%,较去年提升3.24个百分点;实现非利息收入231.90亿元,较上年提升34.88%,占全行非利息净收入的51.53%。规模方面,全行个人客户管理资产余额达到13068.0亿元,增量同比增幅40.8%;全行客户量达到6747万户,其中中高端客户超过50.5万户,增量同比增幅52.2%;个贷余额达9352亿元,增幅43%;信用卡新增发卡701万张,同比增长21%;电子银行存量客户数达2629.81万户,同比增长32.7%,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二是坚持联动与协同并进。中信银行零售银行创新思路,与百度共同发起设立“百信银行”,秉承“为百姓理财、为大众融资”的市场定位,坚持“平台化发展、特色化经营”的商业模式,开创了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携手共赢新格局。牵头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合发起设立商业银行网络金融联盟,引领电子账户行业标准,通过联盟行间的系统互联、账户互认、资金互通,为客户带来更加安全的账户保障和更多创新的金融服务。电子银行创新支付方式,发布“信e云闪付等创新产品。信用卡中心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先后与顺丰、京东、小米、华为、返利网等公司跨界合作,批量获取客户,引领创新潮流。整合集团及9家金融子公司的品牌、专家、产品、团队等资源,在北京举办了中信财富论坛。正式发布了中信财富管理品牌,建立了中信财富指数工作机制,成立了中信财富专家顾问团队,并形成了中信产品精选方案。个人信贷业务优化风控与运营,推行电子化流程,推出房抵贷2.0版和房抵经营贷、顺位贷等产品,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荣获《银行家》杂志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三是坚持硬转与软转并行,共同着力网点产能与服务水平的提升,以产能促服务,全行“百佳”、“千佳”评选取得历史性突破。2015年中国银行业协会百佳评选中,中信银行“百佳”获评网点数量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一;2016年中信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千佳评选中,获评网点数量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二,获评率在所有参评银行中排名第二,创历史最佳。四是坚持基础与创新并抓,加强创新驱动,建立以创新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创新机制,并推出了智慧柜台、基金智慧投资、跨境宝、飞常准账户+等优秀创新项目,力争在稳固基础业务优势基础上求新求变,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坚持三个做大,应对市场,提升实力。一是做大管理资产。中信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发展理念,坚持为客户构建理财、基金、保险、信托等多元化的产品服务格局,同时注重全面提升面向中高端客户的综合金融产品服务水平和资产配置能力。2016年,中信银行个人客户管理资产余额已达13068亿元,零售中高端客户数达到50.5万户,私人银行客户突破2万户。二是做大资产业务,在做好资产质量管理的基础上,中信银行大力发展零售资产业务,打造“房抵贷”、公积金网贷信用C等创新产品,使之成为提升客户服务水平的有力抓手。2016年末,中信银行个人贷款余额增量突破两千亿元,同业竞争优势逐渐显现。三是做大收单业务。中信银行2016年大力拓展收单业务,使其在优化客户结构、提升中收、吸收存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构建智能化、全支付的收单业务平台,为商户提供基于场景化应用的全面、优质支付服务,提升商户价值贡献。

深化三个做强,夯实管理,激发动力。一是做强客户经营。开展转型以来,中信银行以“幸福”为主题,以客户为中心,以提升管理资产等核心指标为目标,统一了产品、宣传、组织和活动,建立起零售板块统一的综合营销体系。建设以三卡一金为特色的家庭财富管理体系,重点挖掘作为家庭财富实际控制人的女性客群的营销潜能,同时带动幸福年华卡老年客群、菁英卡年轻客群的增长。2016年出国金融首家推出全球签业务,首次出版发行《出国留学蓝皮书》等,进一步凸显了大零售综合营销体系的优势。中高端客户经营方面,构建差异化客户分层经营体系,通过产品、队伍、服务、渠道和品牌实施差异化的营销策略,逐步确立“利润中心、管营合一、上管下营”的私人银行新模式。二是做强网点产能。全行开展网点分类管理,加强产能监测评估,实行“一行一策”,有效提升网点营销服务能力。同时,加强电子渠道和物理渠道的整合联通。优化自助设备布局和功能建设,保障移动互联渠道和支行网点渠道的服务联通,促进相互引流客户。三是做强零售队伍。战略实施,人才是根本,中信银行持续优化队伍人员配置,充实网点零售人员队伍,建立起总、分、支三级内训师队伍,并渗透式对全行零售队伍加强各级各类培训,不断提升专业素质。同时推行零售绩效积分管理,建设CRMCMM系统,充分运用大数据加强队伍的服务能力。

中信银行零售战略二次转型两年以来,业务成果有目共睹,客户满意度持续提升。2016年,荣获《亚洲银行家》评选的“中国最进步零售银行奖”、“中国最佳客户关系管理奖”、“最具成长性财富管理业务奖”;荣获《银行家》杂志评选的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荣获《金融理财》评选的“第七届金融理财金貔貅奖——年度金牌零售银行”、“年度金牌市场影响力金融产品”;荣获2017年度《亚洲货币》“最佳精品私人银行”奖;荣获《财富管理》2016年度评选的“最佳中国私人银行最佳客户服务奖”、“优秀家族信托服务”等奖项,市场声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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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年的投资建设和收购兼并,中信泰富已经拥有了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简称新冶钢...

1993年,中信泰富投资位于江苏省的江阴钢厂,着力发展在国内的优特钢业务。通过多年的投资建设和收购兼并,中信泰富已经拥有了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简称新冶钢)、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铜陵泰富)和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扬州泰富)等实体产业,形成了沿长江流域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为了重组分散的特钢业务,满足特钢产业发展和营运管理,2008年,中信泰富在上海组建了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简称“中信泰富特钢”),全面履行出资者的权利和义务、专业化管理旗下特钢业务。近年来,通过精品、规模与服务并重,中信泰富特钢正朝着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特钢企业的战略目标砥砺前行。

产业链战略布局

从普钢向特钢精品战略转型

1993年,中信泰富与江苏省江阴钢厂合资成立了江阴兴澄钢铁有限公司(现更名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国内钢铁业务。

在合资之前,江阴钢厂只是一个年产20万吨螺纹钢的地方普钢企业,规模小,产品单一。通过持续投入和深度转型,合资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走上了产业资本与实业资本结合的腾飞之路。从合资到1997年,兴澄特钢主要投资建设了花山新区第二条半连轧生产线和滨江一期工程。这个工程是我国第一条从德国引进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炼钢、精炼、连铸、连轧短流程优特钢生产线,开创了国内“四位一体”工艺生产优特钢的先河。随着滨江一期工程的顺利投产,兴澄特钢从“普钢向优钢战略转型”的目标在五年内完全实现。

1998年到2002年,兴澄特钢加快技术改造、工艺创新、市场开拓和品种开发,实现了产品品种快速拓展和品质全面提升,知名度和客户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成为瑞典SKF、德国FAG、日本NSK和美国通用汽车等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的战略客户,兴澄特钢用第二个五年时间完成了从“优钢向特钢战略转型”的目标。

2003年以来,兴澄特钢全面推进特钢向特钢精品战略转型发展目标,在十一五前期完成了滨江二期工程建设,在“十二五”期间投资137.8亿元,完成了滨江三期工程以及一些配套项目建设,形成了年产600万吨的产能规模,主要生产合金钢棒材、特种中厚板材、合金钢线材、连铸合金圆坯以及调质材、银亮材、磨球等深加工产品,成为装备一流、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特钢企业。同时,通过科学管理,持续提升软实力,兴澄特钢快速步入全球先进特钢企业之列,获得了“全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全球卓越绩效奖”等系列重要奖项,成为中国特钢行业的一面旗帜。

组建新冶钢

2004年,中信泰富收购了原湖北冶钢集团钢铁主业资产,组建了湖北新冶钢,并控股了大冶特钢(在收购之前,大冶特钢与湖北冶钢集团并称为冶钢)。冶钢起源于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是我国近代最早钢铁联合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中国钢铁摇篮”。

冶钢历经百年,有着辉煌的发展史,是计划经济年代我国重点特钢企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军工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毛主席曾两次亲临视察,提出“办大办好”的殷切嘱托。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企业思想解放不到位、管理不善、机制不活以及投入不足等因素影响,冶钢的效益快速滑坡,人心涣散,产品市场竞争力显著下降,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收购组建新冶钢后,中信泰富派出了精干的管理队伍,将兴澄特钢先进的管理经验嫁接到新冶钢,及时调整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加快优化调整结构,先后投入68.4亿元实施了新冶钢特钢升级工程项目。通过实施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新冶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中国特种无缝钢管、特种锻材、合金棒材以及调质材、银亮材、汽车零部件等深加工品的特钢精品基地。不仅产能扩大了一倍、增加到了300万吨,而且在品种质量提升、工艺技术进步、人才队伍培养、精神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突破,企业品牌信誉逐步恢复,竞争实力显著增强,经营业绩和员工待遇快速增长,发展迈入良性轨道。

建立重要原料基地

为了完善沿江产业布局,支持特钢主业发展,2008年,中信泰富在安徽铜陵循环经济园设立了铜陵新亚星焦化有限公司(201511月更名为铜陵泰富),投资26.6亿元建成了年产能达220万吨焦化以及配套的干熄焦等项目、万吨级长江专用码头及仓储物流项目、发电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打造了一个与特钢产业相适应、专业化、现代化、绿色环保的新型焦化及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为了与中信澳矿进行产业对接,2008年,中信泰富在扬州市江都区设立了泰富特材,投资21.2亿元建成了600万吨氧化球团项目、提铁降杂项目、年吞吐能力达2 000万吨的长江高标准散杂货干线港以及仓储物流项目,建成了继铜陵泰富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原料基地。

引领特钢产业发展??创建最具竞争力企业

经过20多年发展,中信泰富特钢目前是全球专业化规模最大的特钢企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高端制造、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国防军工等重要领域所需关键特殊钢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及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研发基地。企业拥有正式员工17635人,总资产420亿元(2015年底),产能规模达900万吨,成为我国特钢市场引领者、主导者和行业标准制定者。

中信泰富特钢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方向、定位以及实践,得到了社会、行业和国家的认可,重点发展的特钢生产技术、关键品种等已在国内起到引领作用。我国颁布《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时特别提出,要增强中信泰富特钢等特钢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并肯定中信泰富特钢旗下兴澄特钢的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改革发展历程中,中信泰富特钢始终秉承“诚信、高效、创新、超越”的理念,以引领我国特钢产业发展为己任,主动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积极应对各种挑战。按照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推进集团化运作,大力开展技术、产品和管理创新,加快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加快“价值、创新、绿色、幸福和品牌”型企业建设,科学管理,稳健经营,集团整体竞争实力、经营活力和行业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中信泰富特钢按要求完成了“嫦娥”奔月、“天宫一号”发射等多项国家重点工程或军工配套重点任务,为国家高端制造和国防军工建设提供了一大批卓越产品,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仅“十二五”期间就累计销售特殊钢材3502万吨,实现利税131亿元,其中利润69.3亿元,出口562万吨,连续多年保持了国内业界最优的经营业绩,在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集团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纵观中信泰富特钢的改革发展经验,值得总结和肯定的有以下方面:

完善治理结构,形成特色管理模式

中信泰富所属特钢板块的主要骨干企业在中信泰富特钢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正常运行多年,现在企业分布在三省四地,呈“一业多地”布局。这些企业与中信泰富特钢不存在资产纽带关系,都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中信泰富在组建中信泰富特钢过程中,确定中信泰富特钢是钢铁业务的决策、发展和控制中心,企业是利润中心。通过中信泰富特钢董事会行使所有者权利,授权中信泰富特钢高管团队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通过建立风险防范体系和审计行使监督权,具体采用“战略+财务的管控模式,侧重财务、投资、人事薪酬三个业务条线的管控和审计监管。

中信泰富特钢作为特钢业务的管理和运营控制中心,按照中信泰富钢铁事业部的模式进行运作,不设股东会,设立董事会以及董事会发展战略、薪酬、审计专门委员会,设立监事并建立以总审计师负责、风险预防管理为重点的监督审计网络体系。根据《公司法》和集团化管控的需要,规范下属企业董事会、监事或监事会的设置模式,确立了清晰的集团管理架构,明确职责,对应建立了KPI绩效指标考核体系;根据确定的管理边界和管理流程,对应建立了集团化管控的制度体系。中信泰富特钢以整体利益最大化、提升效率、创造价值、科学运作为指导方针,分阶段确定集团化运作目标,进行集权和分权,并根据形势变化以及管理的强弱、集权和分权的程度不同,分阶段调整集团管理要素以及管控程度,以充分发挥集团管控及企业业务运营两个层面的积极性,最大程度整合利用相关资源,实现集团整体效益最大化。

随着集团化运作的不断深入,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把管理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几年先后导入并深化了六西格玛、卓越绩效、企业安全生产的标准化以及全面预算等管理方式,创新实践了“战略+实体运作”相结合的集团化特色管理,集团集中采购的模拟利润中心管理,统一国贸销售管理,“以效定销、以销定产、以产促销和效益优先”为核心思想的精益生产管理,工程项目和技改项目后评估管理,生产经营重点任务攻关项目化管理,纪检和内部审计“两位一体”的效能监察管理,企业能源集中管理,企业标准成本信息化管理等,建立了与国际一流同行企业对标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符合自身特色的管理、技术和操作三个层面的员工发展通道,建立了生产经营预警指标体系和风险预控机制,同时积极探索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员工民主管理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管控模式。

适应环境变化要求,适时调整发展战略

为了推动钢铁业务发展,兴澄特钢提出并落实了“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的发展战略,企业在短短的20余年间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特钢行业的领军者,并被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环境规划署等评为最具竞争力的中国企业

兴澄特钢的跨越发展增添了中信泰富投资国内钢铁业务的信心,通过充分研判内外部环境,中信泰富确立了“兼并重组与新建相结合”的钢铁业务规模扩张战略,于2004年收购原冶钢主业资产并组建了新冶钢,于2006年收购了石家庄钢铁有限公司,由3家原中国500强企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产业布局。

2008年,中信泰富特钢成立后,提出了“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集团”的愿景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特钢的一元产业定位以及“精品+规模的发展战略,就兴澄特钢的三期建设、新冶钢和石钢产业发展升级、铜陵和扬州的原料基地建设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在全面实施集团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因地方和石钢自身原因,石钢在2010年退出了中信泰富特钢。之后,中信泰富特钢为了规避同质化竞争、扩大差异化优势,在坚守发展定位和“精品+规模发展战略的同时,在产业布局上做出了优化调整,着力打造沿长江流域产业链战略布局,并加快了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在专业化发展方面,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按照国际一流的标准,在流程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和服务专业化等方面不断创新实践:

一是流程专业化。在“十二五”期间建成了兴澄特钢和新冶钢两大制造基地、铜陵新亚星和泰富特材两大原料基地,形成了先进、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沿江产业战略布局;通过打造先进特钢制造流程,形成了棒、板、管、线、特冶锻造等多条现代化的产品专业化生产线。

二是产品专业化。按照“专、精、特、新”的思路,稳步推进产品转型升级和系列化发展,形成了合金钢棒材、特种中厚板材、特种无缝钢管、特冶锻造、合金钢线材、连铸合金圆坯“六大产品群”,成长为现今全球钢种覆盖面大、涵盖品种全、产品类别多的精品特殊钢生产基地,实现了“精品+规模的战略发展;产品畅销全国并远销美国、日本以及欧盟、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一大批国内外高端用户的青睐。高档轴承钢、汽车关键零部件用钢、能源用钢等主导产品,已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

三是服务专业化。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完善对客户需求快速反应的组织形式,规范以客户为核心的工作流程,建立客户驱动的产品和服务设计,特别在为用户提供近终型产品、全面的技术服务和多方案的商务服务以及产品精准交付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推进了集团向“服务型制造商”的深度转型。

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坚持“战略、运营、管理、人才和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注重用全球化的思维配置资本、选拔人才、引进技术和占领市场,注重用国际标准和要求评价考量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注重商业模式的国际化,积极“走出去”,在海外设立了13个代表处,加快了境外布局,实现了产品和客户国际化程度的稳步提升,出口量连续几年突破百万吨,继续以绝对优势领先国内同行企业。

开展技术和产品创新,增强核心竞争优势

始终把“产品技术创新”作为增强行业引领作用、打造市场竞争新优势的第一要素,不遗余力地抓好抓实。在深化兴澄特钢和新冶钢两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优化整合内部创新资源和联合利用外部创新资源,于2014年在上海成立了特钢研究院,构建了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特钢研究院为平台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了资源集约化、工作业务差别化管理,支撑着中信泰富特钢产品研发、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和节能减排。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的要求进行科技投入,持续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广泛开展多层次学习交流以吸取营养,加快创新团队建设和培养领军人物,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成果涌现的环境,深化业绩+贡献”的激励,保证了创新体系的高效运作。

近年来,在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国家工业强基示范工程、国家冶金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等一系列课题项目的基础上,中信泰富特钢积极寻求在特殊钢核心关键技术推广应用和特殊钢重点工艺技术开发上取得突破,荣获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等在内的大量奖项。

以关键技术开发作支撑,紧紧瞄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下游发展方向以及高品质特殊钢进口市场,把握结构性机遇,大力开发能源用钢、超纯净轴承钢、汽车关键部件用钢、新一代海洋系泊链、高等级盘条、高端工模具钢等前沿品种,连续多年实现了“年淘汰效益差、档次偏低的产品比例不少于总量的10%”的目标。同时,通过大力推进高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了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推动了转型升级。

通过加快成果孵化,推进科研成果的凝练和产出,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也及时将重大科研成果转化为专利,大量知识产权纳入技术标准,通过主持或参加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将部分企业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

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依靠并惠及员工

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投入,重抓人才战略和发展规划的落实,不断深化管理、技术、操作三个层面的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深化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人才遴选机制、绩效优先的人才评价机制和与市场接轨的人才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半职、短期服务、项目合作、顾问咨询等柔性引才政策,着力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和营造良好环境。通过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优化了人力资源结构,提升了员工整体素质,支撑了生产经营和管理改革。同时,积极营造先进文化,关心员工生活,注重员工诉求,不断满足员工的健康、安全、生活和精神需求,不断完善绩效评价考核,坚持“业绩+贡献”的物质激励和相应的精神激励并举,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让员工享受到了企业的改革发展成果,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了全员工作热情。

创新发展模式的设想与思考

为了保持和提升竞争优势,加快实现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特钢企业的战略目标,面对我国钢铁业的严峻态势,中信泰富特钢一直在思考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路径。总体而言是坚持走品种质量效益型道路,坚持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稳健经营,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内涵式增长,持续提升集团竞争实力和品牌价值。今后发展的要点包括:

第一,坚持发展特钢,专业求精,不涉及多元化发展。

第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把主要的投入集中到产业延伸发展、品种开发、产品升级、智能制造和完善沿江产业布局等方面,进一步推动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产品附加值。

第三,在进一步提升产品海外市场布局的同时,加快国际化步伐,“走出去”寻找延伸产业发展机遇和整合销售渠道、引进技术、选拔人才、配置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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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斌斌)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载入《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到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突出。2014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概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建设法治中国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当前,立法工作进入“立改废释并举”的完善阶段,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成为近期法治建设的枢纽环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这是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的总体目标和要求。

笔者认为,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有三对关系需要加以重视。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法治政府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是一个真命题。在《决定》中,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一些有很强针对性的重要措施,包括: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推进综合执法,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以及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和要求都是立足于对政府公权力加以有效约束,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近期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试点中,中央都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全国人大授权批准,以为垂范。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体现在重大方针、路线、政策的战略决策上,而不能体现在以党代政上,更不能以权代法,这是建设法治政府首先必须明确的原则。

简政放权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法治政府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简政放权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成为本届政府自上而下推动行政体制机制改革的突出特点,也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重要保障。但是,简政放权不等于“有限政府”,在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积极有为的政府仍旧是必要条件。尤其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立法权下放至地级市的过程中,简政放权的同时要放管结合,以实现优化服务的目的。在《决定》提出的这些重要改革举措落实过程中,各级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是首要要求。要实现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仅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是做不到的,必须要在完善政府规章制度的同时,致力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笔者认为,就目前地方和基层政府来说,比较普遍的突出症结问题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是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政府施政需要必要的财力保障,尤其是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是主要的落实者。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以来,在强化中央政府财力和统领能力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不匹配现象也渐趋普遍,并且催生了饱受抨击的土地财政问题和各种项目制引发的追求短期政绩问题。根据目前的中央和地方财力状况与主体责任,需要适时适度地改进和完善分税制,推动社会保障领域的全国统筹,逐步以制度化形态保障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二是基层治理文牍主义倾向严重。与加强法治相伴生的往往是“法律形式主义”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归根结底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有机地吸收中国传统治理理念和共产党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积累下来的治理经验,从“管用”、能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强化基层治理。现实中,乡镇政府、街道办、乃至社区居委会,往往要用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应付上级政府交办的各种事务,整理准备各种统计表格、汇报材料、工作台账,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群众工作的开展。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基层治理好不好事关社会稳定,更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建设法治政府不等于建设文牍政府,需要为基层工作切实减负,首要的就是文牍减负,腾出一线政府工作人员与社会工作者直面群众、上情下达、解决实际困难、增进社会和谐的时间和精力。

三是认证能力有待提升。法治政府建设依赖统一、完善、充分的社会生活基本信息和数据。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工作效率提升直接依赖于对社会生活基本信息的掌握与快捷的汇总分析能力。由于历史形成的条块分割管理方式的影响,目前各部门、各地方所掌握的基本信息尚无法做到充分共享、互联互通,这导致了一系列为人民群众诟病的行政低效、办事拖沓现象。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有必要研究和架构全国统一标准的各类基本信息数据库,为法治政府建设与深化改革提供不可或缺的事实支撑。

四是监管能力有待加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出现了不少新矛盾、新问题,有些广受关注的非传统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是典型的日积月累监管不力的必然结果。如何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加强各领域监管体制机制建设,推进综合执法,有效预防和降低风险隐患,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精细化监管能力建设是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依法治国与因地制宜的关系

法治政府建设中必须处理好依法治国与因地制宜的关系。总的来说,法律规章制度是对社会经验、社会习惯的归纳、总结和凝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社会发展不均衡、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推进法治建设不能完全一刀切。在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并举和公正执法过程中,需要给各地留下因地制宜的空间。立法法修订后,赋予282个地级市以地方立法权,就是处理依法治国与因地制宜关系的生动体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如何在保证地方发展积极性的同时做到有序竞争、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法治政府建设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是对立的,需要在体制机制建构和法律法规落实环节不断坚持试点实验,及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更重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一国两制是我国政府解决台港澳问题的基本国策,这两样涉及国家结构宪制安排的重要制度也要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不断因应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及时在法治轨道上加以完善。

总之,建设法治中国与所有重大的政治议题一样,需要在一系列两难处境中做出必要的平衡取舍。立足实际、实事求是,避免教条主义地从法理规范上来理解中国现实,这是我们认识这一重大政治议题的关键所在。

 

(编辑  王生升)



[]参见吴邦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求是》2011年第3期,第3-10页。根据中国法学会《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2015》统计,截至201512月底,中国除现行宪法外,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46件。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资产评估法、国防交通法、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环境保护税法、中医药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10部法律;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并对民办教育促进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节约能源法等25部法律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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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至今20年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一体化建设...

201711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第9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走向成熟的大国法治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至今20年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一体化建设。如何从历史和国际的视野,认识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从严治党结合起来,推动我们法治建设的成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到会发言者通过多个学科视角的研究和观点的交流碰撞,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促进大家深入认识现实的社会问题,促进人们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思考。

孔丹:我们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致辞。他说:我们党从1921年建党以来已经走过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6年),1977年之后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在201610月召开的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提出,国有企业要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孔丹希望大家注意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个提法。他认为,我们的党正在领导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确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同时面临许多带有挑战性的问题。例如,我们在持续推进经济增长时还要重视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以及消除贫困的重要任务。这是我们新时期的重要目标。

  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根本问题是处理好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共产党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如何保证自身不变质,始终保持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大道之行》一书里提出,中国共产党骑在市场经济的马上,骑得好就可以更好地发展,骑得不好就会从马上摔下来。所以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从更大的方面说,是要实现四个全面的有机统一。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青年学会要努力把我们的学问、我们的知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达到经世致用、学术报国的目的。

樊鹏[1]: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两者是统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议,党的法规建设也纳入依法治国的体系中。做好依规治党的工作,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前提。

  这涉及党章和宪法的关系。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产物,宪法序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宪法创造者的历史主体性。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党章也规定党员要尊重宪法,这二者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要有效衔接。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治国必先治党,作为先进性政党,就要在行动和组织方面体现党的纪律。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要处理好党纪和国法的关系,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国家监察机构的关系。其中一些具体工作程序的协调问题还有待理顺。

田文林[2]:走向成熟的法治应该是讲政治的法治

  相比于法治概念,政治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概念。讲政治,就要讲大局意识,整体意识,用这个概念定位法治概念,应该说更能体现出法治的特性和作用。走向成熟的大国法治应该是一个讲政治的法治。

  我国的宪法,既有阶级性的一面,也有全民性的一面。宪法规定,我们的国体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要维护多数民众的利益。但某些法律专家对此避而不谈,专谈全民性的一面,把个人权利无限夸大。他们力图把法律神圣化。专在程序上做文章,实际把法律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近几年常有媒体对社会上的偶然事件放大炒作,将政府机构描绘成无视人权、欺负无助公民的舆论形象。而一些法律界人士则积极介入,以维权为名诉诸法律,力图将矛盾升级扩大。我们的执法人员有必要提高执法水平,但如果在处理社会违规违法事件中一味限制执法人员的执行力,束手束脚,就等于给敌对势力让路。这看上去是一个法治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

????我们要防止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法律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它不是万能的。在当前意识形态的斗争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警惕法律领域某些人用利用法律工具向社会主义制度发难。

  我们要有危机意识,要提高我们理论的应答能力,要提高我们的哲学认知水平,要强调政治意识。法律到底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需要说明白的。

雷少华[3]: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前国家治理的特点,是有单位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它为群众提供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种种服务,兼有社会管理的职能。政府通过这些单位来管理社会。而现在单位这个纽带已不复存在,政府直接面对所有老百姓,面对高度流动的社会,现代治理的经验不足。例如,和个人有关的多项认证,需要多个政府机构进行。而机构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使得百姓办事困难,有办法的就去走后门或作假;政府科层管理的固化导致官僚化倾向,逐渐脱离群众,导致干群关系疏离,群众对政府不满。  

  新形势下的治理,可以从扁平化入手,让高度流动的社会和原子化的个人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政府更应该主动深入到社会中间发现问题,而不是等待问题的发生,把小事拖大,激化矛盾。

  需要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建立机构间沟通机制,建设公民身份认证系统,简化办事程序,方便群众。

王海侠[4]: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法治实践思考

  农村基层治理是我们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全面依法治国在农村如何推进?应该注意,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城市是有区别的。

  目前农村治理普遍软弱涣散。但农村一直有自己的理法结构,大范围的乡村社会的秩序是能维持的,问题是怎样以现在的基层治理结构和乡村社会结构做一个有序衔接。在法治推进中,一要看到它的不适应性,二要看到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中法律的嵌套性。

  农村社会的矛盾有两大类,一是群众内部的矛盾,二是干群矛盾。前者基本是小的纠纷,绝大部分可以在乡镇或村的范围,通过社区和民间调解得到解决。但干群矛盾,如果发展到民告官,就容易走向极端化,最后只有依法抗争和上级政府调解两条路。从大量事例看,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会导致对抗,把某些个人矛盾引向对制度的挑战。所以法治引入农村应该慎重。

  法治推进,要配合农村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农村社会有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有村民自治机制。怎样通过组织载体,适当借助法律,完善社会的建构,而不是凭空引进法律。目前农村最重要的是组织化建设,而且要突出人民主体性。法律是有阶级意识、有主体性的。如果大部分群众被抛之在外,一旦用了法律就走向不归路的法律,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能够为人民群众自身谋福利的法律,应该是所有法律工作者应该急需探讨的一个话题。

郑振清[5]:中国公众政治价值观的演变

????亨廷顿的名著《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开篇第一句话是:任何政府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运作的结果。这是以治理来看待社会制度的最早的一个表述。

????1970-90年代,西方学术界谈民主,都强调民主的程序性含义,比如选举、权力制衡等。最近10年,一些亚洲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台湾的朱云汉,香港的王绍光的研究表明,东亚公众,更愿意从政府治理的效果来看待民主内涵。

????民主这个概念,要根据中国的实践调整它的内涵。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有几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程序性的民主观,强调以公开、自由的选举为核心,其前提是个人权利平等和多元社会的形成,辅以权力的相互制衡和问责。

另一种就是实质性的,即民本主义的民主观。承担治理责任的精英层要以民为本,协商民主,向社会提供好的治理,好的秩序,好的公共服务,好的政府效果,从而以给民众带来对现存制度的信心。2016年《人民日报》有一篇任理宣的评论文章,认为民主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联合国在2015年有一个界定: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它的基础建立在人民为决定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全面参与生活各个方面所表达的意志之上。实际上这是在调和实质民主程序民主

????现在有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叫基于资源匮乏的民主需求观。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需要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一环;而当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很成熟了,就可能把民主、法治、平等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

????根据我们的专项研究成果,中国的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明显地倾向实质性的民主观,比较强调制度绩效和治理的供给,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受了程序民主观的影响。

总结: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支振锋[6]认为,参考国际经验,成功实现法治转型的国家,是和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系统发展相辅相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有一个集中统一而强有力的国家领导核心和强大的国家能力。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照抄和移植,既要包容,更要超越,要为人类提供一个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式的优良治理机制。

????王晓泉[7]指出,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在法治方面要有长足的进步,要建设讲政治的大国法治,不能由资产阶级法权主导,而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形成我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法治体系。探索出中国的法治模式,形成自己成熟大国的软实力。

  孔丹理事长最后指出,各位发言所提出的问题都很重要,我们的讨论在以下几方面还可以深入研究:

  第一,关于认识论和思想方法。

????要学术报国,经世致用,就要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自己的认识要跟上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国共产党90周年,哪个阶段的奋斗纲领都不是先验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不是一次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的。

  有的学者讲的问题很有哲学思维,同时对现实也要好好研究。历史是实在的、生动具体的,只从纸面上理解是不够的。各位有志于参与这个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青年学者,都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

????看问题要全面。提出了问题,还要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依据。我们社会正面、健康的东西是主要的,这是据以自我完善的积极因素。提出了问题,还得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比如政府的科层制和管理程序,它的存在有必然性,有正面的作用,同时不能官僚化、僵化,最后变成人民的对立面,这是要高度重视的。这里有很多可探讨的空间。

????关于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政府的越位,缺位都存在,有些该管的没管住(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但身份认证本来是应该而且可以流程化的。现在线上处理的效率极高,这都是权力应该放手的地方。改革要看改什么,有的要强化公权力的作用。像收入分配问题,没有政府作用,资本就将为所欲为,就谈不上分配公平。到了操作的层面,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提建议、提意见,不是仅仅看到弊端。???

  第二,法治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法律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不能不重视。目前不仅是学理性的失陷,在很多情况下,法律被敌对势力用来当作对抗党的领导的工具。社会上一些偶然发生的本来不很复杂的小事件,被某些媒体人挖掘出来,小题大作,广为传播,演绎成人民利益受损的诉求,挑动群众对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的不满;甚至上升到对体制和政策的攻击,这对基层工作也带来许多额外负担。当然,基层工作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舆情事件的后面其实是思潮,思潮通过舆情事件得以集中表现。比如最近的“林张之争”,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借题发挥。现在在舆论场形成了流行思维、流行定式,你不能替谁说话,否则就没有立足之地。过去信息闭塞,现在透明度高了,比如某事件,人家做文章一步到位,就冲着你的扶贫政策。党的扶贫工作是两个百年目标里的一件大事,七千万贫困人口脱贫,还有几千万留守儿童,两亿多农民进城,要解决他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等问题。设定了这样的目标,就要有这个担当,这个解决过程特别的艰难。

????所以,我们要把依法治国这个重大理念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不能照抄西方的法治模式,不能掉到人家的陷阱里。

  第三,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

????社会矛盾不能事事靠法律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很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追求表面政绩、不负责任等等问题很常见。基层干群矛盾一时解决不了,给他越级上访的权利,是我国在一定时期疏通基层干群关系的一个渠道。基层治理问题,比如身份认证、农村的民间纠纷也是这样。又比如农村基层一些具体事务,因为不愿得罪人就投票,结果往往办蠢事。但不能就此归结为对基层民主的否定,不能上某些人的议题设置的圈套。总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治理问题已经进入了非常务实的一个状态,空话不能解决问题,要加强我们的队伍建设。

青年学会承载着很高的期望。我们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要把中央和习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往前推进,我们应该能尽到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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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碣石)



[1]?樊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2]?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3]?雷少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4]?王海侠,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5]?郑振清,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6]?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7]?王晓泉,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信息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渗透率越来越高,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资源的配置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使“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1]中信国安集团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中信集团“互联网+”战略转型的指导下,以其对社区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对社区居民痛点的了解,瞄准社区服务业,紧贴时代趋势与需求,用全新的发展思维打造线上加线下一站式的生活服务平台——“国安社区”,实现社区服务的优质化,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互联网+”的时代背景

互联网技术的问世和普及,就如第一次科技革命时的蒸汽机和第二次科技革命时的电力一样,引发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和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互联网成为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基础元素”,正在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人们生活深度“互联网化”。

在“互联网+”这一经济形态下, 互联网作为经济社会的基本载体和关键要素,通过与各领域的融合,不断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形成创新驱动、开放共享、结构优化、绿色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型经济形态[2]。它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以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等途径来推进经济转型和升级,提升生产力,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

“互联网+”的本质是信息互联。信息的不对称是普遍存在于各行业中的顽疾,使得供需关系不清,造成效率的损失。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络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将打破信息在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域自由流动的界限,把原本孤立的各传统产业相连,通过大数据完成行业间的信息交换,产业部门间的界限被打破,实现人、设备、服务、场景的无缝连接,重构新的商业生态系统。

“互联网+”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既要解决传统产业的效率问题,又要培育经济新业态;既要形成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发展新态势,又要打造“互联网+”经济范式的新生态。一方面,传统产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平台进行自我变革,互联网重塑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优化流程和管理,释放经济潜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将不同领域的信息连接起来,在信息网络平台上进行有效的整合,培育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应当不断探索“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发展新优势。

社区服务业发展前景

社区服务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就业、拓展第三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社区服务业表现为各服务行业在社区的块状集合。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服务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专门设立“增强社区服务功能”章节,将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未来五年国家发展整体布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而要满足这一庞大的市场需求,就要在社区公共服务基础上大力发展社区经营性服务。通过发展相关产业,为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提供有偿服务,满足其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将是未来社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互联网为传统社区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社区总体量巨大,社区服务行业具备产业化发展规模

首先,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城镇居民数量持续增长,社区数量和体量快速增加,生活性服务产业已经具备了高速发展的基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人口为6.4亿,至2014年增至7.5亿,占总人口数比例从48.1%上升至54.7%,城市社区总数约10万个,街道7957个。

其次,房地产行业告别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行业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房地产企业面临转型升级。截止2015年11月,房地产投资增速跌至历史最低的2%,企业利润继续下滑、整体供大于求。但是行业高速发展所积累的规模巨大的存量住户,为房地产企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基础。房地产企业运用互联网思维或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现有存量市场的住户提供增量服务,发掘新的商业价值,将成为企业的主要盈利模式。

社区消费比重持续上升社区服务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进入新常态之后的中国经济,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居民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升级换代趋势明显。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测算,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5%左右。受“互联网+”迅猛发展带动,网上消费额高速增长,占零售总额的比重不断提升,未来该比重还会进一步上升。

社区服务业作为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行业发展迅猛,不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已经形成服务业新的增长点。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高档化的趋势,消费需求从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此外,伴随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消费结构多元化以及人口流动频繁化,社区服务业的供给方式和对象、服务内容和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弱化了家庭自我服务功能,导致家庭的部分服务功能外移社区,社区居民服务消费“升级”需求的空间不断扩大。社区服务业面临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未来需要积极扩大新兴消费、稳定传统消费、挖掘潜在消费。

国家政策对社区服务产业的扶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2016年11月,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办等十余个部门联合印发《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50%。《建设规划》将“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智慧社区”建设作为社区信息化发展的基本策略,推动互联网技术与社区服务融合发展,促进形成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明确“十三五”时期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要着力推动“互联网+”与城乡社区服务的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设施智能、服务便捷、管理精细、环境宜居的智慧社区;强调实现社区服务多元化,着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服务。要求社区服务必须打破过去单纯依靠政府的服务供给模式,建设主体多元、供给充分、群众满意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新技术提供了社区服务的技术支持和思维革新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信息技术为改变社区服务提供了现实可能。一方面,企业通过新信息技术可以完成社区服务产品全面信息的传播和展示,克服由于传统社区数据采集的分离、孤立性问题,使服务政策、供给服务信息透明化、公开化,有助于不同供给主体实现服务信息的共享和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运用新信息化技术可以有效提升社区服务供给效率,通过“互联网 + ”专业及核心运作能力,对社区服务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搭建需求与供给双向信息的对接平台,实现精准供给、贴身打造,不仅能够提高服务供给效率,而且有效满足社区居民自身个性化需求,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维。

国安社区:“互联网+”时代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国安社区”是国安集团实施企业战略转型打造的社区服务新模式,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以社区为服务对象,运用“互联网+”思维打造的线上加线下的一站式共享生活服务平台。

发展定位和发展理念

国安社区以“让社区生活更丰富、更便捷”为使命,以“诚信、创新、开放、共享”为价值观。国安社区通过全新的社区服务标准和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质优价廉、及时便捷、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提供汇聚空间和各方资源的共享载体;为供应商提供对称、有效的信息获取及运营平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国安社区将在2020年进入全国100个三线以上城市,建设10000间线下门店,最终实现累计注册用户6000万家庭 ,覆盖近7亿人口。国安社区的建设目标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规模较大的社区共享平台,创建中国乃至世界社区服务产业的第一品牌。

搭建社区服务共享平台,实现社区生活全覆盖

国安社区是网络化平台,采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云计算的方法实现数据的采集、存储、计算、分析,通过数据指导服务,实现精准供给、贴身打造,有效满足社区居民自身个性化需求及定制的高品质服务。国安以社区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满足社区生活中不同群体的各类需求。国安社区是一个开放共享平台,社区的线上以及线下都有共享空间,与社区相关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国安社区上共享。

国安社区通过搭建平台和服务体系,以创新服务的理念、开放、共享的胸怀,吸引广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应商协同合作,共同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全品类生活服务,提供丰富、便捷、优质的商品,满足居民在生活中的各类商品和服务需求。

创建两个服务支撑体系,确保服务品质和价值

两个服务支撑体系是指线下服务网络和社区大数据模型(CIDM、CSDM)为核心的平台支撑体系。国安社区线下服务网络是由社区门店、社区管家组成的人性化服务平台。社区门店体细分为中心店、月店、星店以及智能终端。社区门店既可作为线上平台的展示、体验及售后服务空间,又可作为社区的共享活动空间和服务门户。社区门店是扎根社区及小区里的真实服务空间,通过在门店中设立智能微仓、智能微超,可以为居民提供网络购物、在线预约、送货到家服务;为电商企业和线下服务商提供社区“最后一公里”的智能化仓储及配送服务;通过在门店中设立共享活动空间,可以为外部服务商和居民之间搭建一个互动、交流的有效空间;通过组建社区管家服务团队,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身边的、信得过的、24小时的服务保障。

社区大数据模型(CIDM、CSDM)是基于社区居民及服务行为的真实、动态数据模型。CIDM(社区信息数据模型)是包含社区居民、空间、社区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等各类社区资源在内的基础数据模型;CSDM(社区服务数据模型)是基于CIDM技术,社区服务对象在国安社区平台线上线下发生的各种交互行为产生服务数据模型,通过CSDM模型的构建,可以对社区服务对象进行精准用户画像,可为社区居民提供数据化定制的高品质服务。

创建六大运营板块,全面提升社区生活服务品质

六大运营板块是指平台提供的物业服务、商业服务、生活服务、公共事业服务、社区交互服务、社区信息服务。物业服务板块,为社区居民提供居家类的物业服务,包含洗衣、家政、维修、出行、快递、代缴等。平台通过自营洗衣及维修产品,建立了服务标准,实现居家上门类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让居民享受便捷服务同时,体验安全、高质量的服务保障。商业服务板块,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便捷的网上购物体验。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平台通过对商品进行品控和筛选,为不同区域的居民提供个性化的优质商品。目前已经上线的快周边、国安优选、3C、生鲜等频道内容都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喜爱。生活服务板块,为社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服务保障。包括金融、养老、健康、亲子、旅游、爱车等服务。在每一个行业里,平台通过与专业公司合作,针对社区居民的不同特点,创新产品设计方案,提供适合居民的、专业化品质生活服务解决方案。公共事业服务板块,打造集公益活动、志愿者、政务服务为一体的公共事业服务板块,为社区居民解决“办事难”的问题。建立政府服务部门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为居民提供咨询、查询、代办等政务服务,包含涉及婚姻、生育、户籍、社保、公证、房屋、交通、公积金等内容。社区交互板块,为社区各类资源、群体、个人搭建一个线上线下交互互动的平台,通过建立社区自服务体系、社群组织体系等方法,实现社区各类资源的互动交互,帮助社区居民更大化的实现社会参与和社会价值。社区信息板块,为居民和服务商搭建一个信息发布和价值共享的平台,通过建立社区信息共享与分享体系、社区自媒体体系,实现社区信息的精准共享,实现社区居民、服务商以及社区内其他资源的零距离接触。

平台通过全品类的社区服务内容及“线上+线下”的多方位渠道,与社区居民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和交互关系。通过输送优质产品和标准化服务保障平台与居民之间的持久粘性,促进平台的活跃度和交易量。在满足居民日常服务需求的同时,大力发展养老、亲子、金融等高价值的产品及服务。

国安社区发展模式的创新

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用户是企业生存的理由,为用户服务是企业的根本宗旨。在“互联网+”的条件下,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理念使得消费者可以参与到设计、生产过程之中,供需关系也从以商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国安社区的建设,无论是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乃至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国安社区高度注重用户个性需求、注重产品质量、注重用户体验,发掘用户的痛点,为用户提供舒心的消费体验,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需求与供给无缝对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

国安社区的社区大数据模型(CIDM、CSDM)通过数据收集、分析指导服务,实现需求与供给无缝对接和精准供给、贴身打造,有效满足社区居民自身个性化需求及定制的高品质服务。国安社区基于平等、开放、互动、迭代、共享等互联网思维,利用高效率、低成本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链中的低效率环节。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渠道的各自优势,突破线上和线下的界限,实现线上线下、虚实之间的深度融合,让社区用户实现全渠道购物。

多方共赢的社区生态系统

国安社区利用互联网建立一个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相连的平台,将不同领域、地域的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在信息网络平台上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跨界融合产生化学反应的聚变,培育出新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以及新业态,打造“互联网+”经济范式的新生态,最终形成多方共赢的社区生态系统。

 

(编辑  季节)



[1]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201463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03/c_1110966948.htm

[2]曹淑敏:《推进“互联网 +”加快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人民论坛》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