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深刻认识这个大逻辑，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深刻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特征、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经济新常态也是如此，既需要实现生产力的新飞跃，也需要实现生产关系的新突破。从生产力看，经济新常态下，科技创新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从生产关系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改革的目标是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根本保障，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复苏缓慢。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了长期停滞的新常态。对此，无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显得力不从心，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进一步暴露。与之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能够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新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更好结合，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逻辑与历史的辩证法

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我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长期积累、不断发展的结果，体现了经济运行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深刻转变。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城镇化率提高到54.77%；先进制造业所占比重大幅提高，分工日益复杂，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在，我国经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迈入更高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具备坚实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但是，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因此，需要开辟新征程、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促使发展更加平稳、科技更加进步、结构更加优化、体制更加完善、人民更加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可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体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速度与效益的辩证法

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应辩证看待速度的变化。一方面，应看到速度与效益不是对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甚至停滞状态，就谈不上什么效益。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效益不断提高的基本条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仍需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维不动摇，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另一方面应看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确实存在偏重数量扩张、过分追求高速度的问题，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理想。现阶段，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在新常态下，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是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的增长，是更加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人民群众能够得到更多实惠的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投入与创新的辩证法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因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增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二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后者主要取决于技术和产品创新。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发展越来越少依靠要素投入，越来越多依靠技术和产品创新。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强调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应看到，任何生产都是以一定的要素投入为基础的，没有要素投入就谈不上要素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在一定时期内，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增加要素投入就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和质量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货币经济，所有产品、要素和经济活动都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和运动起来。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需求，生产要素流动缺乏货币流通保障，社会再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如果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过少，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就难以保证具有一定价值量的商品和生产要素按正常价格进行交易，就可能引起物价下跌、生产过剩、失业增加、经济停滞甚至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看，货币供应量与商品生产量或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技术和产品创新而缺乏有效市场需求和充足货币供给，经济发展就无法正常进行。发达国家虽然有比较强的创新能力，但经济陷入持续停滞状态而无力自拔，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政府与市场的辩证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必须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增强市场活力，为创新拓宽道路，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然而，单纯的市场调节是有局限和缺陷的，包括微观上的市场失灵，宏观上的危机、失业、两极分化、金融动荡、环境和资源破坏等。因此，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经济，党的领导和科学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突出优势。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领导者是党，主导者是政府。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履行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的职责，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更好结合起来，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挑战与机遇的辩证法

挑战与机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又可相互转化。挑战如果应对得当，就会变成机遇；机遇如果不能抓住，就会变成挑战。二者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运行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如投资增长乏力、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金融风险加大、国际市场疲软等。但是，如果我们不囿于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而放眼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就会认识到，这些困难和挑战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在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迈上新台阶、迎来新机遇。这包括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深度融合、同步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增长点增多，空间格局进一步拓展，扩大内需潜力巨大，等等。因此，新常态蕴藏新机遇、展现新前景。我们要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我国经济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迎接我国经济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张宇：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从十九世纪开始，有三种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了欧洲政坛，并在随后的一百年里扩散到了全世界。它们分别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之间往往争执不休，沃勒斯坦对此有过酷评：“保守主义者们认为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者们认为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一个样；而自由主义者们则认为保守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多大区别。”虽然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但这并非我们将要讨论的重点，并且我们不拟去涉及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复杂内涵，我们在此只想去探究自由主义中的一种，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不一样，新自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经济学说，而不是政治理论，虽然它未尝没有包含政治理论方面的蕴含。在学术和媒体话语中，它主要是在一种负面意义上出现的，并且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对它所指的观念的批判，而那些持有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人，现在一般也不会自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遭到批判和唾弃的观念。我们在此想要呈现的，便是新自由主义如何成为了经济灾难的代名词。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散布         

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观念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那里，在他们看来，国家应该放弃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仅止于清除贸易壁垒，保障自由市场的运行。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竞争，会让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自动地带来社会的秩序和财富，因此，自由贸易和市场竞争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这些思想主导了强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的经济政策，并成为它们在殖民地和后发国家开辟世界市场的武器。但在德国、美国等后发工业国的经济腾飞阶段，并没有采纳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作为美国国父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最早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后来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进一步系统化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认为当国家经济实力处于扩张时期，应实行合理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思想在很长时间主导了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政策。而随着他们的某些产业逐渐形成竞争优势，他们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总体而言，古典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是贯穿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两条线索，不同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甚至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产业领域，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实行不同的政策。正如大卫·科茨所言：“在一个相对约束性较低的竞争时期，自由主义就会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方面占主导地位；但在一个相对约束性较强，少数商人控制市场的条件下，干预思想和政策就会占上风。”

然而，无论在汉密尔顿还是李斯特那里，他们所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实际上只是自由市场机制的补充，他们并未从根本上质疑市场的自发调节的有效性。古典自由主义的真正危机要到二十世纪初期。当时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遍及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等各种危机，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散失了对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信仰。凯恩斯主义、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主导了直到197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

恰恰是在古典自由主义近乎破产的年代，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却开始尝试构建一种更为系统和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系。1936年，深受米塞斯和哈耶克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出版了《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出版，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 1938 年，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和李普曼在内的26 位学者在巴黎召开了关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建立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筹划。因此这次会议或许可以视为新自由主义诞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仅产生了哈耶克后来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阐发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而且也产生了组织朝圣山学会的最初动议。

但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本来指的是德国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它主张国家应该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经济秩序以市场调节为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它主张国家干预但反对过分干预，主张社会正义但反对福利国家扩张。但是随着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术语的流行，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当代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指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主张，在当时长期被视为几个头脑古怪的非主流学者的臆想，大多数人将其视为不值一驳的垃圾，更不要说是重视了。凯恩斯曾经认为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是他所读过的最混乱不堪的东西，并认为他的理论就是一堆垃圾。在那个年代，自由放任主义普遍被视为导致当时资本主义大危机的罪魁祸首，主张国家干预的观点如此自然，以至于罗斯托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哈耶克和米塞斯应该被放到博物馆中展览，作为造成现在的大灾难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幸存物种的标本。

1947年，哈耶克发起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朝圣山学社，集齐了当时反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学界大佬和新锐，它包括米塞斯、弗里德曼、瓦尔特·欧肯、斯蒂格勒等声名显赫的自由主义者。朝圣山学会的宗旨很明确，即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宣扬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并对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抱有即便不是歇斯底里，也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在朝圣山学社内部，除了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它还包括芝加哥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右翼经济学流派。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术团体。这些创会大佬，以及后来不断入会的人员，决定性地影响了197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右转风潮。虽然对于他们而言，1950和1960年代是一个非常晦暗的年代，凯恩斯主义、美国新政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正如日中天，但是他们仍然在学术上团结起来，在这二十多年中，一点一点了收复了被左翼和自由左派们所占领的各种机构。他们逐渐组成了一个集合学者、企业、智库、记者、游说集团的意识形态网络，不余遗力地推进他们的目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们逐渐不再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来代表他们的观点。

实际上，我们现在意义上频繁使用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最早是在西班牙语国家被广泛使用的。1960年代，拉美的知识分子注意到了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奇迹，他们当时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比古典自由主义更为平和的观点，它主张国家政策来抑制社会不平等和防止垄断。但从这个词开始使用之后的二十年年后，新自由主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开始指称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时期的学者也停止将新自由主义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相连，而将它与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理论关联起来。当西班牙语国家开始流行这个词之后，它又重新迅速扩散到了英语世界，只不过这个词的意义，不再是右翼经济学家们的自况，而是左翼对他们观点的一种概括。

到了197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遭遇了普遍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各种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都陷入了危机，新自由主义也从一种非主流学说渐渐成为主流，并正式从后台走向前台。以智利、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式开始了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从而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随后，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全球性的胜利。在1980年代，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步入严重危机，并最终引发了苏东剧变，此后，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在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全面铺开。这样，资本主义似乎战胜了它最主要的对手，因为以往正是在应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中，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政策，现在，这一威胁消失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随即畅通无阻。另一个标示性事件是“华盛顿共识”的提出。1989年，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下了《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意见，包括税收改革、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取消国家管制和加强私有产权保护等内容。这10条意见，体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经济部门的共识，加之这些机构的总部都在华盛顿，于是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它是一套旨在向不发达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凭借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机构的背书，它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包括东欧、拉美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与后果         

新自由主义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如前所述，它包括了众多的右翼经济学派，而这些学派之间和内部的观点也存在诸多差异。实际上，用自由放任主义去概括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学派并不恰切，因为新自由主义不仅包括弗莱堡学派这样主张适度国家干预和社会正义的经济学说，甚至是奥地利学派，在战前也并非完全否认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的必要性，只是在朝圣山学社成立之后，才变得越加极端。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体现了这样一种立场：自由市场具有全方面的优越性，基于竞争性市场的理性、自利行为就可以自发构造人类的自由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只需要有限政府的有限参与。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下，新自由主义衍生除了一系列繁复的观点，根据一篇文章的概括，新自由主义的要点包括如下方面：

（1）市场统治。将‘自由’企业或私有企业从政府或国家的任何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论这将造成多少社会损失；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规定的那样；通过分化工人降低工资，剥夺工人们经过多年斗争而获得的权利；放弃对物价的控制。总之，要实现资本、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为了向世人展示新自由主义的益处，新自由主义者称‘没有管制的市场是剌激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它将会使每个人受益’ 。

（2）削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削弱穷人的‘安全网’，甚至以弱化政府作用为名放弃对于道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不反对给予公司补贴和税收优惠。

（3）放松管制。减少任何可能影响利润的政府管制，包括放松对工作环境安全的规定。

（4）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包括银行、主要产业、铁路、征税公路、电力、学校、医院甚至供水。虽然私有化名义上是为了提高效率，但结果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公众却不得不为此支付更多的费用。

（5）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向社会中最贫困的人群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自己找到医疗保健、教育机会和社会保障的解决办法。一旦这些人无计可施，新自由主义者就将此归咎于他们的懒惰。”

这些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般政策主张，但它在不同国家，会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这就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的各种“特色”版本。从1970年代到现在，有几个节点性的事件，标识了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进程。

1、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们

1950年代，智利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到芝加哥大学，这些学生的导师正是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弥尔顿·弗里德曼。当他们学成归国之后，就竭尽全力介入智利的经济改革争论，被称为“芝加哥男孩”。当时他们激烈反对阿连德左翼政府的经济政策，尤其反对它的价格管制。他们的这些主张，得到了一批智利商人的支持。皮诺切特政变上台之后，刚开始他仍然倾向于计划经济，但在1975年弗里德曼到圣地亚哥巡回演讲之后，皮诺切特被彻底说服了。从此，芝加哥男孩们开始主导了智利的经济政策制定。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大幅度降低进出口关税，几乎全面放开了产品价格，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取消对金融的管制，国家退出银行系统，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压制劳工权利，等等。智利由此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实验室。然而，在这些政策实施之后，智利的经济却迅速恶化，直到1978年，才实现了增长，但随后就在1981年陷入了危机。在1981-1985年危机期间，智利实施了更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终于才在1985年之后实现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此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智利并未随着政府更迭而调整，它一直被推行至今。智利经济快速增长，被称为“智利奇迹”，智利也成了新自由主义最优秀的模范生。然而，这种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智利的经济主要基于原材料出口和自由贸易，其国内制造业长期不振，而且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最严重的地区。

2、撒切尔夫人上台

在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凭借工党和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努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而复杂的福利国家体系，国有经济控制着这个国家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媒体开始在1970年代倒向新自由主义。然而，促成撒切尔夫人上台的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1970年代末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工党政府的政策难以应对这些危机。撒切尔夫人的上台，主要是由于她对抑制工会力量和降低通胀的承诺。撒切尔夫人一方面通过提高利率，增加失业，削弱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又积极压制工会斗争，破坏英国的劳工运动。最终，他还进一步开放外资，增加竞争来削弱工会，这些政策大批量地摧毁了英国的一批传统产业，比如钢铁工业、造船业等。英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变成了一个具有相对廉价劳动力、用工灵活的国家。与此同时，撒切尔还对国有经济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包括飞机制造、电信、航空、钢铁、能源、铁路等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被廉价变卖给了资本家。不仅如此，撒切尔夫人还积极削减国家提供的各种公民福利，包括教育、医疗等，然而，相比于其他改革，这方面改革遭到了非常强烈的抵抗，而止步于宣传一种个人责任和企业精神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3、里根经济学

1970年代末期，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79年，卡特政府人命了保罗·沃尔克担任联邦储备局局长。从此开始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美联储宣布实行货币供给紧缩政策。在经历了1980年代早期的经济波动之后，通胀最终被控制下来。1981年，里根上台，向国会提交了所谓的“经济复兴计划”。这一计划包含了四个主要内容：1）削减联邦开支，降低财政赤字，最终实现收支平衡；2）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率；3）放宽和取消政府对企业的限制性条款；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健的货币供给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反应了供给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主张。在里根的竞选经济顾问团中，有多大22位朝圣山学社的会员。

这个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势力开始衰退，而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派基督徒等开始走上前台。里根的这些政策一方面给商业部门松绑，一方面又将积极打压劳工组织。这二者在很多方面是互为彼此的，因为对资方的很多管制涉及到了对劳工的保护，但里根认为，这些管制都是有害的。里根全面改造了全美劳资关系委员会，将其变为限制和管理劳工权利的工具。尤其是，借着失业率的高企，美国工业活动逐渐迁往工会组织薄弱的南方各州，而之前工会兴盛的地带，都普遍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这样的后果，我们知道，从1980年代，美国的不平等一直在不断扩大。

智利经济改革、里根和撒切尔的上台，是新自由主义最具示范性的三个节点事件，他们激进的改革，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以至于无论后来的政府怎么更迭，都大体上继承了他们的政策遗产，沿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行。当然，造成这种路径依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重建了统治精英阶级的阶级力量，并让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掌控了国内的智库、研究机构、媒体和流行文化，构造了一个全面巨大的新自由主义网络，以至于后来的左翼政府上台之后，也几乎没有太多政策调整的空间。

结语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正如大卫·科茨所言，它主要是大萧条前统治英美的古典自由经济思想在当代的翻版。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对于经济增长的裨益似乎远不如国家干预主义，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5%和2.4%，而在新自由主义风行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增长率只有1.4%和1.1%。即便新自由主义在某些国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不稳定劳动的增加，贫富差距的增大，社会福利的缩减，社区和工会的衰退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正是这些原因，逐渐让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了灾难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美式民主”并非真正民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 罗思义；刘仰知翻译）

近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有诸多举动。美国政府先是频频插手中国南海问题，同时又发布了多份主张对中国采取对抗战略的文件，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等。中方需要及时进行分析，探寻是哪些力量正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并掌握类似活动增加的原因。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便是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以美国政客为例便可以看出，所谓“美式民主”并非完美。美国一直宣扬其政治体制以人人平等为基础，即“一人一票”，然而这一体制实际上却受到金钱的支配。美国的立法机构中富人比例很高，参与立法者中的69%是坐拥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大部分议员也都身价不菲，即便抛开房产价值不计，这些议员大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所谓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而已。

高端政治活动也往往与大笔金钱有直接关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便有2.38亿美元身家，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参议员。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概念的提出者，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国际商业时报》资深撰稿人大卫·西罗塔曾做过如下计算：“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所在的部门共批准了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企业提出的总价值达165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申请。”

美国政治实际被财富掌控。除了美国政客私人接受资金之外，美国选举结果同样也是由财富决定的。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从最新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到2013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减少了43%，但美国参议员财富的中位数却增长了22%。

美国政治体系的本质并非“一人一票”，而是由财富主导，其选举也受资金支持的左右。在这一制度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财富逐渐减少，政客却变得越来越富有。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

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与其宣称的民主有着巨大差异。而到了对外政策领域，这种双重标准则更为明显。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都属于内政。而美国则声称，所有国家都必须符合“普世价值”。然而，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情况却与上述宣言大相径庭。

美国直接介入他国、颠覆民选政府的行动，更能说明美国的真面目。美国官方曾经承认在伊朗参与了推翻民选政府的运动，而美国参与颠覆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的事实更是尽人皆知。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方面的现实，都证明了其目标并非“民主”。那么，美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他们的目的。近期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说道：“美国应当把维持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先地位作为21世纪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其提出的概念并非各国平等，而是“使美国处于全球金字塔的顶点”。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绝不会承认自己“低人一等”。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美国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而这迫使美国不得不平等对待中国。对于一些国家，美国可以进行侵略战争，而对中国则无法故技重施。目前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23%，这意味着一旦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3%，中国经济总量便会与美国相等。而全面小康的要求显然不止于此。

这些事实明确显示，美国的“对抗主义者”反对中国并非因为中国没有遵从所谓“西方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自己也不遵守的“西式虚伪”而已。他们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中国的繁荣昌盛。

“寡头政治”损害民主价值

（作者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研究员 保罗·杜阿特，展腾翻译）

在美国，以具有可实践性的理念为基础且受到市场这一无形的手自动调节的民主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些给低收入家庭和中产家庭带来不稳定生活、失业乃至让他们苦苦求生的各种投机活动、金融泡沫、次贷和债券。为了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不能任由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来影响的经济领域中，并对这些经济领域进行干涉。当然，这种干涉仅仅是互补的和有益的。因此，从这点出发，我希望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如果将美国民众完全地从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生活中脱离开来，那将会对民主制度带来巨大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来维护民主制度。

但是，美国式民主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吗？有学者已经坚定地认为美国已经不是民主国家；相反，美国政治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由一小部分掌控权力的阶层控制普通大众的寡头政治。过去这几年，当全世界，包括美国，因为俄罗斯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精英阶层而习惯于将俄罗斯称为“寡头政治”时，很多人还并不太愿意接受对美国民主的这种说法。

所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是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说法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这一结果非常令人不安，因为美式民主一直被誉为是西方民主的范本。确实，普林斯顿大学这份包括1779份政策资料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很欣赏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普选、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广泛的公民权利，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报告却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政策的制定是由一些有支配力的机构或者富裕阶层控制，那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一些游说活动证实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结论并非无根无据，甚至有些人希望报告里的情况成为现实。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和外交政策充满了各种游说团体的活动，这是由其政治制度的特质决定的。在外交政策方面，这种寡头制和游说团体也很令人担忧，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比如海湾战争，就是贪得无厌的游说团体为了能源以及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带来的结果。

长期以来，威廉·富布赖特的《权力的傲慢》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我们注意到，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会倾向于将他们的力量理解为是“上帝的恩惠”，因此他们会认为他们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他们有着国际任务，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也会认为他们有责任将其他国家带离“黑暗”。因此，他们会在善恶之间建立一个二分法并用此来支配他们的外交政策。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反对民主，因为民主没有寡头政治，没有财阀统治。作为一个西方人，我理解丘吉尔所说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然而，因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试验场，并且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憎恨或支持，我很坚定地认为，如今美国的寡头政治恰恰是全球范围内战争及其他不稳定因素的原因。

不平等持续扩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助理、俄罗斯科学院欧洲所高级研究员 鲍里斯·古斯列多夫；周小林翻译）

美国的民主模式常被看成是西方民主的典范。但是，它在存在的200多年里，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过了带来的福利，明显暴露出重大缺陷。

国际学术界对于“民主”的定义有许多不同观点，但一般都会认为民主政体须遵循四条基本原则：人民主权、多数统治、政治平等和政治参与。今天，美国民主模式在这些领域正面临困境。

美国垄断了对民主、人权及其遵循标准的解释权，指责其他国家违反民主和人权，以所谓不民主为借口质疑其他国家的选举结果。试图告诉其他国家如何构建民主和保障人权，这种行为违反了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国际法基本准则。

同时，美国还明显违反了普遍的民主原则，导致其自身面临严重问题：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种族、民族和宗教歧视，限制公平选举，监视持不同政见者，跨国应用美国法律，不当使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者，未经指控无限期囚禁被关押者，酷刑以及在监狱施行超出法律允许的行为等。

而且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9个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中的6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

美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对工人组织和集体谈判权的保护是发达国家中最弱的。过去十年里，美国没有批准任何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一些重要问题如改善人民福利、健康保险、退休金、教育、非法移民等受到忽视。美国还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按民族和种族划分时尤其明显，并且差距在持续扩大。

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美国政治中的不平等继续扩大”，这特别体现在美国大选中。根据美国选举制度，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在美国，投票人在正式投票日期之前提前投票通常是被认可的，这就为操纵选举提供了机会。由于这种选举制度，美国一再出现当选总统得票少于竞选对手的情形。

资本在美国选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竞选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活动，所以竞选资金的来源至关重要。政治学家一直认为，竞选资金应来自社会组织而不是由个人或商业组织提供，以避免他们对政治的不恰当影响。资金实力在美国绝对是竞选成功的“王牌”。美国历届总统竞选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3亿美元。因此，一般选民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而更有权势的阶层则越来越接近政府，这种情形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破坏了民主。富裕阶层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在政治领域扩展其权力，这使得美国成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家。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了美国大选后，一再建议美国解决对各阶层公民投票权的过分限制，尤其是许多选民因未能注册及诸多繁琐程序而不能参加投票。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认为，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的违规。然而，美国政府却认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是民主的标准。因此，如何遵守民主规范的问题在当今美国同样存在。而且在这方面，它标榜自己为道德楷模是虚伪的。

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一直指责中国不遵守民主原则，但事实与此相反。近年来，中国展示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增加人民权利的决心。这首先表现在改善绝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减少社会不平等和让更多百姓摆脱贫困。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从乡村到国家的各级政府官员有序更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与施政并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并不寻求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相反，他们着重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并警示其他国家不要直接复制自己的模式。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解决了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模式远未臻完美，中国的领导人也认识到这一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并不隐瞒这些困难，而是公开声明采取解决措施。这将有力保证中国沿着既定道路前进，解决途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并顺利实现预定目标。

照搬照抄行不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 尤科赛尔·戈迈兹；臧舒迈翻译）

丘吉尔曾说，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这一论调反映了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民主形式，从欧元区到拉丁美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到新西兰，或是从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到非洲和亚洲，都实行着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民主”一词还没有合适且准确的定义。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上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给全球带来了福利提升。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这一例子是最好的体现。但我们仍需特别注意，中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也得益于自由贸易原则。

然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适用于其他各国的最佳制度，其他国家简单地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首先，万事“切不可以偏概全”。为了避免“照搬照抄”，我们一直在探索一种适合自身的民主方式。其次，美国的民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其社会收入不公平、社会安全隐患、教育不公平等问题也面临着多方挑战。必须承认，美国企业的大量研究和创新在历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显示出美国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被过分夸大了。美国中央银行即美联储不断调整名义利率，以适应经济的稳定运行。而制定合适的名义利率，控制货币发行量，也被视为美国经济决策中的难点。冷战结束以来，过去7年中美国的危机处理能力令人大跌眼镜。

中国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自由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为前提，国家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这一体制下，国家通过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将社会基本资源合理配置到铁路交通、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中国的繁荣之路与美国大相径庭。中国的繁荣也不是建立在所谓“帕累托原则”之上，依赖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相反，满足个人需求，促进社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以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是否比纯粹的自由经济制度更优越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市场表现并不如我们一直以来所信赖的那样完美无缺。这场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混乱让我们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自由经济也需要政府制定对市场的长远规划和指导。无论是中央计划，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规则，还是二十国集团合作，中央银行的“前瞻性指导”制定货币政策、引导市场利率，都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那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呢？如果中国持续推进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保持当前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那么中国发展道路的借鉴意义将会变得清晰明朗。中国倡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这被视为中国帮助实现全球福祉提升的关键信号。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有效资源分配中去，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外汇储备丰厚，同时以其大量的人力资本支持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种能力得到最佳运用，那么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国都将从中国发展中获益。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否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基于全球视角去等待结果和正确评价。我们身处于一个竞争世界，一国表现和其他国家息息相关。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总是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提供借鉴。

 

 

近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回到“左”的年代。于是，一些人对高校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不够理解，甚至产生一些困惑。针对这些困惑，需要回答以下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为什么不能回避？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如何判断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是客观存在，回避不了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必然反映。经济基础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也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见解、信仰、追求，以及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史学、文艺学、宗教学、伦理学，包括经济学中涉及生产关系的思想理论观点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利益和立场不同的人们，其意识形态的倾向也会有所区别。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便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结构与倾向也会有所区别。不能把世界上一切矛盾和斗争都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归结为意识形态斗争。但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利益群体的个人，其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肯定有区别，甚至尖锐对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今天，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汇、交融、交锋的今天，无论是观察、思考、处理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试图不加分析地“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都是一厢情愿的。这样做的结果，安抚不了别人，只能麻痹自己。

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变革时期，这种反作用尤为巨大。引导得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引导不好，也会起巨大的破坏作用。君不见，从杜勒斯“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到美国“西化分化”战略的实施，从纸介传媒、电台、电视台的仇共、反共、丑共宣传到互联网的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恶意炒作，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煽动“颜色革命”，从台湾的“太阳花”学潮到香港的违法“占中”，某些西方政治势力，无不倾力发动意识形态战。他们在意识形态战中的常用手法是，炫耀西方价值观，颠覆传统思想体系，抹黑当局的历史和现状，混淆是非判断标准，造成意识形态纷争，打乱社会心理平衡，最后达到制造政治动乱的目的，以推翻他们不喜欢的政权或其认为是自身潜在对手的政权。

上述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纷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识形态问题是个真命题，并非人为炒作的伪命题。

二、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兴亡盛衰，忽视不得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他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江泽民则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胡锦涛告诫全党：“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做到警钟长鸣。”习近平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在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它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一个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兴亡盛衰；一个没有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国家，难免一打就败；而一个没有意识形态防线的国家则会不打自败。即使在非重大政治变故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也非常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工作导向失误、措施不当，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风气歪；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工作导向正确、措施得当，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风气正。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启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常态化时期，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时期，西方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复杂。当此之时，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如果认识不到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有害信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冲击、对涉世不深和荒于历史学习的青年的误导，认识不到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否定，认识不到民族虚无主义对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的消解，认识不到崇洋媚外心理对“全盘西化”的鼓动，认识不到新自由主义对私有化的鼎力支持，认识不到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双重标准及其与“颜色革命”的内在联系，认识不到自私自利、见利忘义、迎合低级趣味等精神垃圾对青少年的毒害，那么，未来高校难免会培养出令人担忧的一代：缺少信仰、没有追求、狭隘肤浅、胸无祖国、缺少正气和智慧、缺少胸襟和远见。果真如此，那将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因为必须清楚，青年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何，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决定着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必须高度警醒。否则，我们国家也难免有“颜色革命”、改旗易帜之忧。

三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总体向好，但存隐忧

正确判断形势，总要一分为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判断也该如此。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明显向好。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治国理政重要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越来越为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接受，越来越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成为指导理论武装工作的利器，赢得了广泛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效果十分显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形式多样，随处可见，日益深入人心，“最美人物”光照神州大地，感人精神净化社会风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提供思想保证、道德滋养、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新闻传媒越来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受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宣传好中国的价值观念、树立好中国形象的水平不断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的作品，在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等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奉献出美好的精神食粮。显然，看不到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就会导致形势判断的片面性，显然也与实不符，不利于我们鼓舞士气、振奋精神。

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许多应该高度重视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由于传统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版权界限分明，以及长期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相对来说不易被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利用来兴风作浪。值得注意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它们信息量大、即时互动、无界无域、传播迅速。其双刃剑的“正锋”，虽释放正能量的作用正在加大，但其“反锋”的破坏性仍在持续发酵。现在绝大多数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都是借助互联网在不断地炒作、放大和扩散，释放出不容忽视的负能量。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假借考证历史，杜撰故事，危言耸听地“揭秘”所谓的党史逸闻轶事，编造莫须有的情节，以假乱真，歪曲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抹杀党的丰功伟绩，质疑党的执政合法性。

二是削弱国家意识，嘲讽英雄模范，消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宣扬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刻意夸大和渲染当前我国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误导人们“看破红尘”，淡化党的意志、理想信念、爱国意识、组织纪律、敬业精神。

三是炒作花边绯闻，冲淡思想舆论宣传的主旋律。一些违背传统道德、社会伦理甚至是淫秽污浊的传闻，经常被炒作成“头条新闻”，转移网友对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和重要精神的关注，妨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四是扭曲热门话题，夹带错误观点的私货。评点“打虎灭蝇”的反腐斗争，不是强调我们党的反腐决心和力度，而是渲染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问题，企图将反腐败斗争涂抹上所谓“权力斗争”的色彩。

五是抹黑和围攻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敢于旗帜鲜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专家学者，使他们因“污名”而被孤立，使党的理论队伍受到削弱，使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受到挤压和蚕食。

上述互联网传播的有害信息，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精英，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基石的主流意识形态，极具破坏性。对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高度警醒、加强防范，并进行积极引导和有效管控。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

毛泽东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南。这一信念，我们党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这是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和凌辱，几近濒临亡国灭族的边缘。一批又一批忧国忧民之士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是，五花八门的“主义”都被拿来试过，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运动、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但是，所有这些“主义”都是昙花一现，都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只有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科学指南。

1992年，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时，国际国内有不少人开始担心，甚至悲观失望，他们怀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坚定、从容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的坚定和睿智在20世纪结束之前得到一次颇有说服力的印证：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搞过一次千年伟人网上评选，评选结果是马克思遥遥领先，高居榜首。

为什么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十年后，马克思仍然被绝大多数人所推崇？就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产物，而是站在了以往科学巨人的肩膀上：马克思的学说立足于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充分接受了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化学划时代进步成果的启迪。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时代风云、实践活动与科学进步的空洞学说，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的生机勃勃的科学真理。尽管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出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情况，远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能具体预见的；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曲折和挫折后，尚未走出低谷，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始终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仍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至于那些散布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过时论”，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对过”的人，那些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误区重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虚构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的人，要么是对历史无知，要么就是对现实存在偏见，因为他们无视近现代以来中国沧桑巨变的基本事实，无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中华民族振兴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中国近现代史雄辩地证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决不能放弃。

五、 必须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生命在于运动，理论贵在发展。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其实，只要理论之树深扎生活的沃土，与实践同生共长，理论同样可以长青。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历经世事沧桑、风云变幻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就是因为它总能被信仰它的共产党人不断结合变化的实际、与时俱进，从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前所未有地正确回答并解决了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科学地回答了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道路等重大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大成，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全面依法治国，如何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在当前历史阶段，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

六、要从战略高度谋划意识形态工作，务求实效

战略管全局，战略管长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上谋划布局。

1. 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研究与宣传。要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紧密结合当代实际，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研究，以分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哪些是需要丰富发展的理论内容，哪些是需要修正的结论，哪些是过时的应当放弃的具体论断。

2. 必须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除语言学、逻辑学、考古学、体育学等少数学科外，绝大多数学科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包办、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但在政治立场和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要把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第一要务。

3. 必须确保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否则，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就会方向不明、判断不清、思想混乱、是非不分，就不可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神文化产品。各种课堂、讲台、论坛和出版社、报纸、广播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能是句空话。

4. 要旗帜鲜明地批驳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真空地带，各种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交锋、相互交融属于常态。阵地的争夺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有时是尖锐激烈的；有时是非分明、简单易判，有时阵线交织、复杂难断。一旦认准是错误有害的思想观点，必须敢于亮剑，理直气壮地批驳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高校的讲坛决不允许传播违背宪法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要力戒暧昧和误导。

5. 要把正确的历史观、特别是近现代史观教育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主课。“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些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夸大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失误，丑化我们党的领袖，目的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迎合西方某种政治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因此，必须加强历史观教育，用事实说话，以坚定干部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6. 要抓好抓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宣传教育。要研究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围绕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要坚持“四个全面”，为什么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能搞私有化，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等问题，把道理说清楚、讲明白，澄清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引导人们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7. 要树立大意识形态工作观念。不要把抓意识形态工作仅仅看成是宣传部门的职责，全党都要抓意识形态工作。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各级党委都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密切关注，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大局中去思考，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研究。要在深入了解各种舆情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和杂音是怎么产生的，这些噪音和杂音为什么会有传播渠道，为什么会有传播市场。其中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有严重的现实危害，必须尽快解决；哪些危害不明显，可以冷处理；哪些需要公开批评，哪些需要个别引导；哪些是意识形态工作本身的问题，哪些是由相关地区和部门政策或工作失误引发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宣泄；哪些需要靠说服教育来统一思想，哪些需要靠改进工作来化解矛盾。对相关工作要及时形成决议，抓紧贯彻落实。

8. 要掌握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要着力打造一大批导向正确、反应机敏、判断准确、懂政策、懂理论、了解实际、高水平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要瞄准信息科学技术前沿，加强网络新媒体现代化建设，及时更新设备，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占领网络技术制高点。要制定系统的网络管理规划，弘扬主旋律，增强吸引力，占领主阵地，掌握主动权。要采取积极疏导和有效封堵相结合的方针，有效传播健康信息，坚决清除有害信息，正确引导模糊信息。

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一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相当严峻。多少年来，邓小平同志批评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发表汉奸言论，称汪精卫为“真正的英雄”，把爱国主义者称之为“爱国贼”。

我们有些思想阵地并不巩固，甚至在一个一个地丢失。高校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注意。有些高校教师可以在讲堂上公开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只讲西方的。这样下去，很危险。

历史经验证明，出事往往从高校而起。高校又是培养将来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摇篮，培养将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高校情况如何，决定于领导班子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教师又是直接影响学生思想状况的关键因素，因此高校教师的选用、聘任应当严格把关。对于那些公然反党又坚持不改的，必须作出相应处理。

上述情况，是长期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存在“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对于“左”的东西，我们永远不能放松警惕，永远不能减弱反对的力度。但是长期以来，只强调反“左”，忽视了反右，甚至对右的东西听之任之。

“新西山会议”中那些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言论，却可以容忍，置之不理；有的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连篇累牍地发表反面文章，制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影响。对一些严重错误的言论，你越容忍，它就越放肆。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了重大转机，情况开始扭转。习近平同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讲话和批示，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二

有一些混乱的观念，应当予以澄清。举几个例子。

(1)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同“阶级斗争为纲”混淆起来。

现在，谁讲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就给你扣上“阶级斗争为纲”的帽子。这个问题要澄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上了宪法和党章的，写进了第二个《历史决议》。

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一直是这样讲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必将长期存在。这是客观事实，不是哪个人主观想出来的。害怕讲阶级斗争的人，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过去受过不公正待遇、受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冲击。

但有一些人，恰恰自己就是搞阶级斗争的。他天天在那里搞阶级斗争，却不许别人讲阶级斗争。

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同“阶级斗争为纲”是有原则区别的。“阶级斗争为纲”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相对立；而且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当作是阶级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批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同时又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才是全面的。

(2)把人民民主专政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

任何国家都是实行专政的。问题在于谁专谁的政。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还是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性质是不同的。

美国不实行专政吗？对于占领华尔街、反对金融寡头的广大穷人，它毫无顾忌地动用武力进行清场。这就是专政。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它是保障国泰民安不可缺少的武器。所以说，人民民主专政并不亏理，要理直气壮地讲。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国体。依法治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它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提供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敌对分子，依法给以制裁。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3)把真左和假左（即带引号的左、极左）混淆起来。

左是革命的，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是左、“左”不分。左派，在一些人那里成为贬义词，受到压制和攻击。谁讲马克思主义，讲革命传统，就说你“左”，让你抬不起头来。

“文化大革命”中是宁“左”勿右，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宁右勿左的倾向。连人民民主专政都被人当成是“左”的东西。谁对错误的言论进行批评，谁就被扣上搞“文革大批判”的帽子，遭到围攻。

(4)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扩大化、绝对化，歪曲了邓小平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争论”，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说的。

在大是大非面前，他非常坚定，一点也不含糊。他说，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有人大讲“不争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手脚被捆住，右的错误言论大行其道。还有一个所谓“不炒热”的问题。这要看什么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些问题可以这样做，有些问题就不能这样做。比如对党和党的领袖进行造谣诬蔑的，就要澄清，不能怕“炒热”而置之不理。

人家早就把谣言炒热了。谣言不胫而走，搞得沸沸扬扬，以讹传讹，信谣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就不能以怕“炒热”而束缚了自己，就要理直气壮地拿事实进行辟谣。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收到好的效果，谣言销声匿迹。

三

面对现在的情况怎么办？

首先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前面我说过，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扭转，已经见到成效，方向明确了，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非常精采，有的放矢，观点鲜明，很有说服力。不仅有理论深度、文化底蕴，言语又生动活泼，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他的讲话，结合新时代的特点，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一切优秀遗产和宝贵经验；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发扬了党的正气；同时又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他的系列讲话，是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有力武器。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大力宣传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并以此来统一大家的思想。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太天真。鲁迅的话，“战斗正未有穷期”。现在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并不巩固，斗争不会停止，会长期较量下去。

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上的斗争同国内的斗争又是相呼应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毛、邓的这些思想都被实践证明了。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要主动出击，打主动仗，改变过去多年来的被动处境。旗帜要鲜明，观点要鲜明，“不要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如果自己都理不直气不壮，腰杆不硬，旗帜不鲜明，谁还会跟你走？

斗争一定要讲究方法。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拿捏好分寸，以理服人。不随意上纲上线，不搞大批判式的批评。不论是写文章还是发表讲话，要着眼于绝大多数的中间力量，使他们能接受；集中批评那些攻击诬蔑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危害人民政权的极少数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归根到底是争取人心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说：“人心就是力量。”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人心是最大的力量。”一些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搞颜色革命，也是先大做舆论工作，影响和争取人心。它们掌握和利用强大的高科技的舆论宣传工具，进行文化和价值观的思想渗透，做到一定程度就发动颜色革命。

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既密切联系政治问题，又密切联系经济基础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发展成为政治斗争，最后会导致政权的争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基础，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现在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固然同我们的思想宣传工作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拿国有经济来说，它的总产量只占经济总量的25%．只占出口贸易额的11%，非国有企业反成为外贸出口的主力军。

国有经济是不是处于主导地位都成问题，怎能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些人还在极力鼓吹“民进国退”，谁不赞成就受到围攻。也有人想把“混合经济”这种合法形式，作为推行私有化的途径。

另一方面，则拚命抹黑国有企业，把国企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公道的，别有用心的。我们这三十多年经济起飞，是靠国企打下的基础、创造的种种基本条件。真正能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的也是国有大企业。

国企需要改革，是改掉国企本身的毛病，使之更有效率，更健康更壮大。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不能借机搞私有化。国企是全国人民的财产，不能轻易一卖了之，化公为私。

邓小平同志从实行改革开放那天起，就一直强调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坚持。现在我们国家的国企经济所占比例，还不如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大量涌入，就出现了今天思想领域的情况。

在思想宣传工作中，应当如实地、系统地宣传建国后的前30年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建设方面的成就（如基本建设，水利建设，科学技术等等）。这方面的宣传很不够。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专门抹黑前30年的历史。使得人们一提到前30年，就是讲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好像什么好事都没有做。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就贬低前30年，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新旧社会两重天对比的人们，很容易接受这种宣传。与此相关联的，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就是“民国热”。有人流露出对旧中国的留恋之情。有人替蒋介石翻案，把蒋介石作为正面人物来评价，拿蒋介石日记做文章，声称要改写近代史。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赤裸裸的表现。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我们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健康向上，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这是观察和评估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首先要看到的基本的、占主导的一面。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斗争复杂的一面，特别是那些干扰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错误观点，更值得关注。本文就四种错误观点作如下评析。

一、“苏马非马”

“苏马非马”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不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接受的就是作为“非马”的“苏马”，这是造成中国革命建设失误的主要原因。所以，“苏马非马”论者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批判‘苏马’，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

在这里，“苏联模式”被篡改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按“苏马非马”论的观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教条式的”、“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前，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要来“正本清源”，走上“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主张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避而不谈。

我们知道，所谓“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形态，是社会主义共同本质特征和苏联民族特色的统一体。它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现阶段有普遍意义。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即我们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的东西。二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这包括两种情况：只符合苏联实际，不符合其他国家实际；只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不符合苏联后来发展了的实际。

历史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苏联模式”中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概括为五个基本点，这五个基本点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早的表述。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其概括成六条标准。再后来邓小平将其凝练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点是：（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主义政党。（2）在党的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权。（3）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5）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搬别国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突破苏联模式，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学者取得的共识。

二、“以儒反马”、“以儒化马”、“以儒淡马”

涉及儒学的思潮、观点很复杂，其性质各有不同，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其性质做出正确判别。下面讲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三种: 一是“以儒反马”，这包括国内的“儒化当代中国”怪论，国外媒体的歪曲；二是“以儒化马”或者“以儒归马”；三是“崇（以）儒淡马”。

1.“以儒反马”。“以儒反马”的基本观点和手法是，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异族文化”，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使中国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彻底丧失，誓要“儒化当代中国”。“儒化当代中国”论是一股封建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总的原则是要把中国演变成“儒士共同体专政”国家即“儒教国”。他们设想，“儒教国”的建制是“儒家议会三院制”：政府从“儒家议会”产生，对“儒家议会”负责。“儒家议会”分“三院”，即“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议员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通儒院”代表儒家圣贤理想和“天道价值”，其议员通过考试、举荐和到民间访查等方式产生。“国体院”代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其议员按血缘关系，从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中挑选，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从而通过 “儒教国”议会和政府，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控制。

儒化当代中国的主张者将实现“儒教国”的策略路线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下行路线”即“在基层，儒化社会”。两条路线“双管齐下”，同时推进。实现“儒教国”的关键是：“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只要“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所以当代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辱骂。此外，国外一些媒体的鼓噪也属于这一大类。

一个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长期的观点。

但是国外一些媒体借此大做文章，进行歪曲。诬称“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中国社会‘尊孔崇儒’的时代已经掀开序幕”，等等。

2.“以儒化马”。这种观点口头上表示并不反马，确实有些人也不一定自觉反马，但是他们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倾向：自觉不自觉地以儒释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从思想实质看，其力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明显反映出用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诉求。这种情况虽然与第一种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如继续向前发展必然反马。

3.“崇（以）儒淡马”。有人总把马克思与孔夫子对立起来。如有人撰文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高调“打倒孔家店”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倾向的典型代表。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也可以成功走向现代化，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按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和传播时期，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没有本质区别。

对这些错误观点，我们要做科学分析。

其一，不能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批判孔学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相反，否定这个时期对孔学的批判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始于1915年秋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尽管在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上存在弱点，但是，如果没有它对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孔学的批判，人们就不能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就不能为以后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适合的土壤。如果没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道统说”的批判，就不能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理论。还要指出的是，丰富的文献资料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批判孔学过程中，并未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且明确指出，孔学不等于全部国学。同时他们既未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也未把孔子说得一无是处。

其二，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孔学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说：孔子的学说……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我国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方法论问题》中说：孔学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血缘关系等级制度的封闭体系。

其三，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且不说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分，就是从生产力角度说，以儒学为指导，也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因为“孔学集中讲伦理哲学，而对社会生活的基础完全缺乏认识理解。……这是孔学根本的弱点。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缺少唯物论，没有经济学思想”。（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中国古代史也说明，在中国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并没有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处于支配地位时并不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而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恰恰是儒学的地位不占优势的时期。汉代前期的盛世，尊奉的是黄老学说，孔子并无地位。唐代是中国历史的光辉时期，盛行的是佛教，尊奉的是道家老子，儒学也不占优势。宋代最尊孔且创造了新儒学，可宋代最弱，徽、钦二帝竟被俘。南宋时期，理学“一枝独秀”，但还是被不尊孔的蒙古铁骑战败，亡于江南。

当然，孔学有其历史作用。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在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维系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影响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方面，起过重要历史作用。李大钊在批判“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同时，又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为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陈独秀也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今天，不能只看到孔学中的精华，不看其糟粕；不能把孔学提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高度；不能因从孔学中吸取精华就把孔学抬到比马克思主义地位还高、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程度。不仅如此，对从孔学中吸取的精华，也要结合现时代精神、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予以加工提炼，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三、“以西马释马”

“西马”概念，在不同著作里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其中，作为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一些很深刻、很有价值的思考，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择要吸取。

此处说的“西马”是专指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主张。这种主张攻击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即“见物不见人”，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一，这种“西马”论实际上是用唯心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以所谓“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自誉。

其二，这种“西马”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它无限扩大马克思主义概念，把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思想嫁接在马克思主义上，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把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凑到一起，伪造出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等等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马克思主义。

其三，这种“西马”论还企图通过制造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差异”、“矛盾”，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等等，企图肢解、毁灭马克思主义。

一些人以这种“西马”论为圭臬来判别、重释马克思主义，以“西马”的是非为是非。这种情况渗透到我们一些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有的学科点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课开得很弱，在没有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缺乏科学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用主要精力去学习研究“西马”，以致阻碍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的确立，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学者的成长。从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大家都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各人所理解、认同的内容却很不一样。这种情况如得不到彻底纠正，长此以往，必定会反映到对我们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认同上，所以非常值得警惕。

四、“指鹿为马”，同时又“指马为鹿”

前些年，有人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等等。近一段时间，又有人抹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蓄意将社会主义说成非社会主义，又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指鹿为马”者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抹杀马克思主义关于判断一个社会的标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又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有什么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晚年还强调，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指鹿为马”者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抛在一边，用捏造的所谓功能社会主义来批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他们诬称的结构社会主义。按照功能社会主义，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私有制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属于社会主义。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邓小平理论，说以“猫论”、“三个有利于”为灵魂的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社会主义。他们还以奥巴马来混淆“马”，称：“奥巴马竞选时，有西方人士评论他的主张说：这在欧洲叫社会主义，在美国叫福利，在奥巴马叫变革”。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指鹿为马，又指马为鹿的狂言，是违反宪法的，本质上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

面对错误观点（包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出来讲话”。他强调：“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说：“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重温邓小平这些论断，一切具有科学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深受教育，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向种种错误思潮亮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武汉大学教授）

 

1. 金融资本的概念和理论         

在人类历史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远比产业资本出现的更早，后者要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虽然高利贷资本是货币借贷资本，但还不能称之为金融资本。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集中和垄断，银行也由原来的支付中介机构转变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银行业的发展集中于少数机构，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形成了金融资本寡头。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企业家了。企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企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而只有通过实体经济生产循环才能创造的利润，这个时候也就被分割为金融资本的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越发完善，金融资本表现为更多的证券形式，金融衍生品更加复杂多样，诸如股票、基金、债券、期货、期权等等。在美国，早期的企业融资都是通过银行贷款间接融资为主，个人家庭或者企业、政府机构等也都是把货币存入银行，由银行来投资放贷。但随着生产过剩日趋严重，产业利润率越趋下降，这种银行主导投资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更多的风险融资、直接融资手段和工具会出现，人们手中的货币资本更多投入到各种基金或者理财产品中。投机市场生来就是货币资本的吸引中心，何况过剩货币资本早已慌不择路。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中，这就是金融化、金融脱媒、影子银行，或者叫什么都一样，未来也许不可避免是证券市场大发展的时期。本质上，这个过程只是货币资本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必然结果，过剩的货币资本要自由的面对投资风险，银行这种金融巨头来一次“华丽的转身”成为证券投机赌博的金融服务者，预示着大鱼吃小鱼，大资本剥夺小资本的时代到来了。

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生息）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这个历史范畴的出现），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所谓资本化或者证券化或者金融化，本质上就是如此。

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或资产）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在当前的虚拟资本经济时代，资产泡沫破灭引发的流动性不足规模更大，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冲击更强。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程度高到可以超发货币（比如美国多次量化宽松QE）来缓解这种金融危机，即所谓通过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来提供流动性，维持资产价格，当然结果是财富集中程度更高，资产膨胀更严重，最终会导致贫富差距更大，大量中产阶级或中小资产阶级会被消灭。至于引起金融危机的具体事件和因素，每次都可能不一样，从哪里开始爆发也无规律可循，完全是现实竞争的结果。大体上危机总是周期性的爆发，如潮起潮落一样。我们只能观察危机来临时的经济表现，并能够对此进行研究和分析，找出其中的规律性联系。

虚拟资本市场的运行越来越脱离实物商品市场从而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和表征，美国是最完善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用以下指标和概念来分析美元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历史：联邦基金利率，美元指数（汇率），CPI（物价指数），国债收益率，国债总额，股票价格指数（比如道琼斯指数），石油价格，失业率。

2. 危机在股市的表现         

在金融化以前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总是伴随着大量生产企业的倒闭，商品过剩销售不出去，价格大跌等现象，企业股票面临得不到分红的危险，同时利率遽然上涨，所以股票市场也会相应大跌。金融化时代的危机表现则有一些差异，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危机往往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股市往往不下降，反而会因为国际资本回流股市上升；另外，发达国家股市投机性越来越强，泡沫化越来越严重，其表现与实体经济脱钩，不再反映实际的生产经营状况，所以，股市泡沫更容易受资本市场利率和资本流动的影响而大起大落。

下面选取美国股票市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其百年走势图与历次经济危机都有非常好的对应关系。其中，黄色标记为战后历次经济危机。战后20年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黄金时期，股市总体向上成长。从图③的联邦基金利率曲线来看，成长期资本相对短缺，利率相对稳定且上升。但从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半期，美国经济陷于滞涨危机，股市停步不前，利率保持高水平且波动幅度大，说明危机来势猛烈。

中国的现在就相当于美国的70年代，发生的事情都类似，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货币资本过剩金融化进程启动。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美国经过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战略调整，形成了一套成本转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此后一直到2001年左右，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等都是爆发在其他国家，而美国股市则狂飙突进，处于泡沫新经济的黄金时期。

图①

2001、2008年，美国股市、楼市相继崩溃，危机爆发于国内。这两次危机之后，在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成本转嫁下，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一轮投资繁荣高涨。这种资本的全球扩张，乃是“治愈”美国金融危机的必然手段，危机后规模膨胀的资本总需要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才能维持。只不过，美国恐怕没想到第一轮新兴市场扩张后，率先崩溃的是美国自己的泡沫经济。于是2008年后又来了一次更猛烈的全球资本扩张，新兴市场普遍泡沫化了，中国生产也严重过剩，下一次大危机何时何地爆发呢？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纯经济预测的问题，而更多是国际政治问题。现在的全球竞争，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是大资本与小资本，表现为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

3. 利率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         

无论银行金融资本如何高度垄断，但他们自身是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他们存在，他们印再多钱也不能当饭吃。所以，金融资本必须将钱放贷出去，然后再以一定的利息率收回来；如果大面积的收不回来，借贷的人或机构普遍还不上，那么就是违约了，说明危机要爆发了；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此前预期会得到收入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就会大跌，资本市场会由此崩溃。于是乎，利率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指示器，一切资本都将围绕着它转。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利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群体往往都不一样。所以，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很难出现统一的市场利率，利率的变动都是市场突发行为。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以及证券交易所等资产交易市场的形成，首先是商业银行之间会逐步达成统一的市场利率，中央银行如美联储则试图能够发布市场“指导利率”，应对金融危机或调节经济周期。

70、80年代是美国向金融化时代转变的过渡期，从这个时期开始，股市的变动与市场真实利率的变动周期出现分歧。此前，每一次的利率高峰时期，总是对应着股市低谷时期。这也说明，那个时代美国经济总体上资本并不过剩，利率总体上有走高的趋势，到80年代初达到历史最高峰。同期，股市的泡沫化就比较低，资本投机炒作在股市上不明显。因而，影响股市价格指数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利率。相反，股市在80年代后任性的上涨，不再理利率的周期性变动。同时，股市和利率的波动更加频繁杂乱，股市泡沫化越来越严重，受过剩资金投机性影响也更明显。

80年代后利率曲线变动开始逐渐整体性走低，而战后到金融化之前却是逐渐整体性走高的。近年来，市场真实利率已经低到1%以下。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指导的联邦基金利率更是接近零利率，欧盟、日本等国早就有过实行零利率政策的经历。这至少说明，金融资本主义已到了晚期，所谓的指导利率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到了末日，当然也就越疯狂。

图②

上图②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曲线图，每一次的高峰期也都对应着一次经济危机或者连续的经济危机。相比国债收益率的周期型变动曲线，联邦基金利率是跟随性周期变动，即每一次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加息的时间点，都会稍晚于国债收益率开始上涨的时间点。这说明，美联储在每次危机时下调联邦基金利率，随后只能被动的跟随市场真实利率的上升来调整加息，而不能先行加息，加了也没用，因为市场资金并不紧缺。

美国经济金融化后，联邦基金利率曲线周期变得相对平缓，不像以前那么突兀。这说明，第一，利率在高水平时期经济危机不发生在美国，所以维持的时间也较长；第二，利率在谷底时期越来越长，谷越来越没底，利率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弱，水越放越多。那么，下次美联储何时加息呢？这主要看全球市场的危机累积程度。

4.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在金（或银）本位时代，各国货币，无论是金铸币还是纸币，它们本身都有天然的或者法定的价值，一般情况下它们的汇率看起来就是其价值的比例。

这看起来是一个美妙的制度设计，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内在的矛盾，很快就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美元外汇储备，按照过去的历史传统必须使用黄金来结算，但因为规模巨大，美国的黄金储备满足不了兑换需求，同时这些美元缺乏投资空间，资本过剩引致这些国家矛盾加剧。从1971年开始，美国停止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而各国之间的汇率比价也就无从遵守，这意味着固定汇率制的终结和浮动汇率制的时代到来。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美元指数这个统计指标。那么此后，对汇率影响最大的因素将不再是国家之间贸易差额的结算，而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当发达国家全面转向金融化后，过剩美元资本涌入证券金融市场，其流动目的无非就是逐利和避险。

如下图③所示，美元指数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便一路走低，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出现贸易逆差。资本主义体系生产过剩危机这时已经显露，境内外美元资本都过剩了。处于内外交困的美国，在国际战略上不得不向中国示好，并积极推动中美建交。眼看美国就要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潭不可自拔，但随后的世界却在1973年、1979年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累计上涨超过十倍，结果就是那些战后搞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率先崩溃了，美国反而起死回生，美元指数疯涨到历史最高位。无论引发石油危机的中东战争和两伊战争是否有美国的介入，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正是借助石油危机落井下石，抬高利率至历史最高点，制造美元外汇短缺，触发了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将危机转嫁到了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它们成为美国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

　图③

8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高利率和高汇率，在美国国内当然也导致了经济危机，不仅如此，这种“双高”局面对美国产业发展造成致命打击，进一步推动产业对外转移。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国债发行量飞速上升。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先后强迫日本、德国货币升值，美元指数也迅速走低。

在金融化时代，美元指数的变化更多的反映了资本的流动。如果危机发生在美国外，那么随后美元指数会有一个上升期。如果危机发生在美国内部，那么随后美元指数则会有个下降期。当然，相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爆发危机更频繁，资本外逃随时会发生，美元指数的波动也就更加频繁。

5. 石油和美金         

图④

从图④来看，石油不仅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血液，而且是国际上最具战略性地位的大宗资产，随着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石油亦成为美元最重要的价值参考，美元也是绝大部分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很大程度上，美国通过其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控制石油产业链，从而要求世界各国接受美联储印刷的银行券，即美元货币。在这个意义上，石油起着类似于黄金的货币本位作用。正是石油的这种双重属性，导致石油价格在80年代金融化后波动异常频繁和剧烈，说明围绕着石油定价权的背后是大量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美国CPI曲线的波动与石油价格曲线波动密切对应，与其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还不如说是“石油现象”呢。

美联储的任何一次加息周期，对通货膨胀率的抑制效应几乎没有。相反，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越是加息，通货膨胀率还越高。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联储加息至高点，通货膨胀异常严重；危机之后，美联储降息至零利率，可物价指数随着石油价格一路狂跌。历史明明白白的表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6. 危机下的国债飙升         

美国国债发行量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开始进入快车道，也就是在战后二十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美国开始全面进入滞胀危机时代的70年代，不得不开始依靠大量增发国债来拉动经济增长。整个80年代，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在高利率、高汇率的双重挤压下步履维艰，政府唯一的选择自然是增发国债；另一方面，美国社会进入金融化阶段，国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吸引了大量过剩资本投资国债。因此，80年代美国国债发行量飞速上升。同时，美国为七八十年滞胀危机找到了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作替死鬼。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再次遭遇经济危机。不过，这个时候世界发生了更大的变动，先是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几乎集体沦陷，全部被迫融入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同时，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接着，1992年英国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整个90年代美国外部经济体都不太平。这与美国80年代末危机之后利率降至新低，大肆释放廉价资本推动一轮全球化扩张有关。这轮扩张后期产生的生产过剩危机和金融危机，都爆发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导致美国股市、债市以及经济整体表现优良。因此，90年代美国国债增长缓慢，对其依赖明显不如80年代。

但，这一轮美国异常繁荣的“新经济”并没有善终，股市泡沫终于在2001年前后破灭。进入新世纪，美国实在是没什么好的手段来提振经济，只能又一次实施廉价资本全球扩张。因此，美国国债发行直线上升，利率再创新低，这次不仅吹大了股市，还催生了一个更大的楼市泡沫。适逢中国加入WTO，这一轮全球扩张造就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同时带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大发展。当最后生产过剩必然爆发时，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却率先崩溃了，然后引发全球金融大海啸。再然后呢，故事总是反复循环的，更大的、更低的、更长的……

未来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为首的金融化国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廉价资本扩张战略，大量涌入非工业化的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生产体系进一步膨胀和过剩，同时催生新兴国家市场经济泡沫化。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如此转嫁代价，通过资本流动掠夺新兴国家的利润，现在看来已进入到本轮经济周期的后半阶段。从2011年开始，新兴市场国家在股市、经常账户、GDP增速、财政赤字、债务等方面都表现越来越糟糕。尤其值得重视的关键指标，市场真实利率开始上升，资金越趋紧张，这必然是危机来临的前奏。

另一方面，最近一两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上多有结盟，比如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用以对抗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压迫，或者应对下一轮的金融危机。同时，美欧、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士6个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也结成货币联盟，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由此看来，未来的全球竞争将更加激烈，既已形成合纵连横之势，金融化时代的“世界大战”难免一触即发。

危机总是必然会到来的，这个丝毫不容怀疑，无论你是金融化国家还是产业资本国家，就看谁先崩溃，谁更能撑得住。

 

王绍光*：我所著的《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道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了结果，而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的经历，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体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研究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到今天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中国现在体制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戴上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国家的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比如说有些民主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而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而我们没有，那肯定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却对不上。他曾经说，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梁启超比较清醒，慢慢认清并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到，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子，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3000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国，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谈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

欧树军*：王老师的一个核心关切点是国家能力和政治转型的关系，首先把研究重心放在国家能力上，尤其强调国家的财政能力。后来他又转向了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思考。中国很大、政府层级很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理解中国体制的复杂性？王老师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方法论，就是历史比较的方法论，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独特的还是普遍的？有没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现代的”问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心到底是什么？如何把中国不同的传统融合在一起，去设想一种更好的模式？最近这七八年以来，尤其需要回应的是我们对整个未来方向的争论，在治道意义上到底如何摆放儒家和社会主义的位置？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受到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三者又如何来处理？在这些问题上，王老师的很多观点是和其他学者不一样的。

“群众路线”这个词，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等类似的词，在中国政治学研究当中的地位正在下降。这个原因在于我们整个政治学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式的，概念、理论、基本假设被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覆盖和笼罩了。我们的确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这样一种制度，了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制度化的角度来说，群众路线是非常现代的，它不是落后的，保守的，也不是应该淘汰的东西，反而是应该被重新激活的东西。对于群众路线的制度化，王老师有一个观点是更加强调群众路线的政治参与特性，公民都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欲望。王老师说，中国最为独特的是逆向参与，逆向参与就是讲群众路线，是决策者走出来，走出学者所说的“黑箱”，去主动地了解民情和民意，制定具有高度回应性、针对性的政策。

这样的“走出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重新激活群众在整个基层政治中的作用。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它的界定是非常全面的，比如讲要学习人民、组织人民、教育人民、武装人民，解决人民群众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要“走出去”，而且是要走到人民当中，通过向人民学习，让人民群众变成非常积极的政治主体。在我看来，在新的条件下这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都与此有关，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恰恰也是因为把这个东西激活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需要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不能仅仅变成一个口号。如果不能激活群众组织、激活人们自发参与，最终只能走向形式化。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把它制度化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在农村或城市社区这种最小的共同生活的集体，哪些事物是应该共同决策的？通过群众大会或咨询会，哪种决策是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不仅要满足大家的参与感，满足大家民主的诉求，同时又要有效率，这本身就面临着很大的冲突。但是在基层的制度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决策机制，一个群众能够参与的机制。另外在文化层面，有没有一个形式能够把社区的公共生活重新搞活？是不是可以在节日办一些庆典？或者是办一些传统的或文化性的公共聚会？当然我们更大的方面是指向共产党，尤其是基层的党组织要注重解决群众生活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不仅仅需要高压反腐的态势，同时需要一种治本的解决方式。群众路线本身融合了“治道”因素和“治术”因素，今天需要把这种共产党和中国式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东西重新让大家认识和理解。

刘晗*：政体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王老师讲的“政体”用法学的话讲叫“法律体系”，或者现在更多的讲法叫“宪法体系”，尤其是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宪法体系，有三权分立、权力保障、司法审查、联邦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建构。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去谈的。刚刚王老师讲的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好政体”，它所适用的国家未必有好的治理能力，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如从我研究的比较宪法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在耶鲁的导师去过利比里亚，给他们制定宪法。刚刚政变上来一批人推翻了独裁者，说要模仿美国来修改宪法，对其中规定当总统必须要35周岁以上的条文不满意。因为刚刚政变上来的年轻人只有20多岁。可是规定35岁是有道理的，条文不能改。他们就把身份证上的年龄给改了，每个人都是36岁。外国的宪法就像一件很名贵的大衣，看着别人穿在身上样子很有钱，问题在于把那件大衣拿过来自己穿上是不是就直接变成高富帅了？这就是所谓政体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讲回到中国，法律和法治当然很重要，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能力建设的同时来思考法治问题。依法治国更重要的是从政府角度来讲，是为了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或执政能力；如果不能依法严格管控具体行政官员的话，效率会很低，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思考法治的方式。

潘维*：从冷战后开始，政体逐渐变成两种，即民主、专制两分法。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是一个大家，他认为这两个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是平等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子，而今天政体决定论就出来了。王绍光老师讲的政体思维，我把它叫做“制度决定论”。怎么就制度决定了一切了呢？比如说我怎么会被偷了？在某些公知那里就是一句话，是制度不好造成的。

涉及到中国制度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党是西方意义上的党吗？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走回自己传统里面去理解，我们已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土地太长时间了。当我们终于去了想象中的那些国家，而且一待八九年，就会发现他们也有很多毛病。于是我们开始回归一个“道”。王绍光老师一句话就把这个说清楚了：什么叫做政道，什么叫做治道？政道就是治国的目的，治道就是治国的手段、方略。所以“制度决定论”几乎是导致国家精神虚弱的一个巨大的敌人，而对这种治国思维方式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人太容易绕过制度了，叠床架屋的事我见得多了，因为制度是人来造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就学过这套东西，什么有个好制度坏人能变好人，有个坏制度好人能变坏人，但后来就不信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流行？而这种政道也好、治道也好，或者称之为大政方针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这些东西反而讨论的人少了？老想推翻制度的人，老想“拆故宫、建白宫”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多，以至于渗透到了我们很高的层次？王绍光老师在书中出色的思想，震撼性的东西，特别的给力。

 

 

*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刘晗，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尽管讲座的主题是“改革与革命”，韩毓海特别强调，应当从“治理”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两千年来的改革、发展与变迁。他深入分析唐代永贞革新、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王阳明心学、以及清末魏源对边疆的治理，从历史的视野系统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变轨迹，并借古鉴今，提出自己对当前国家治理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中国缺乏对治理体系的总结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的讲话。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韩毓海认为，习总书记讲话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启发在于，他提出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

我国的治理经验源自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西方的治理经验，第二部分是中国历史沿承千年积攒下的治理经验，第三部分则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韩毓海指出，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未必就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有好的治理能力未必就有完善的治理体系。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并非没有治理体系，只是我们对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九十余年的奋斗中表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和经济的能力。但是，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尚未形成完善而有效的治理体系。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他指出，有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哲学。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用10年时间绘制中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这样重要的成果却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没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古代中国把西学当成上层社会的秘密知识，束之高阁，没有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韩毓海指出，中国并非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动手不动脑”，没有将知识跟实践结合，这成为中国在近代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知识分子、官员队伍的管理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毓海认为，改革的目的是全面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从“治理”的线索来观察中国历史，将会有更多收获。

国家统一的基础是中央财政集权

寻找统一国家的办法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第一命题。韩毓海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该文深入探讨了国家统一和分裂的问题。柳宗元在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中国做治理者，其要务是保持国家的统一，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陷国家于分裂，那么这个治理者都是失职、失败的。

《封建论》作于“永贞革新”之后。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年中，中国曾有两次大的分裂，其中一次便是“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尽管秦朝用强力使国家统一，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使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即在这种背景下发起“永贞革新”。韩毓海认为，“永贞革新”是在回应如何凝聚国家、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形成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把各个藩镇的财政权和税收收都归中央，形成中央集权，这是“永贞革新”的实质。

韩毓海指出，中央财政集权的基础之一是预算制。在确定中央财政预算的基础上，将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让州郡长官负责管理财务和税收，可免除徭役，并加强中央财政集权。

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分析，汉朝衰落之时，叛乱的都是封国，而州郡不敢也没有能力造反。其原因在于，州郡长官的委任状是国家发的，州郡的财政也是由中央供给、管理，他们没有财政和军事裁度权。可见郡县制对于强化中央财政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韩毓海介绍，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归结为大运河的开通——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日本京都史学派也认为，唐宋之间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运河沿岸城市。然而，韩毓海认为，中国在宋代以后能够长期维持统一，主要是由于文官政治的确立。

唐朝文官体制是“三省制”，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均围绕皇帝诏令工作。 “永贞革新”后，中国从徭役制国家逐渐向赋税制和预算制国家转变，奠定了统一的基础。文官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宋朝设立了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文官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工作转变为管理国家的财政、预算、经济、司法等。这使得中央的财政权得以最终确立。

鉴于此，韩毓海强调，国家统一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的统一。

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于专业化

列宁曾称王安石为“十七世纪伟大的改革家”。1608年，王安石发起熙宁变法，对宋代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安石在任三司度支判官之时曾写过一篇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依此书之言，宋朝的国家治理之所以一团槽，原因在于国家缺乏人才，官员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

“教”意指教育。王安石认为，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然而官员学的是经史词赋，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因此“教不得法”。

“养”反映的是官员的薪酬。王安石认为，宋朝官员队伍庞大，不乏有才能之人，但国家却没有钱“养”他们。官员薪赋过低，甚至不足以使他们过上“体面人”的生活，助长了贪污之风，因此“养不得法”。

“取”指官员的选拔。在王安石所在的时代，朝廷对于官员的提拔皆按程序进行，每个官员几乎每个职务都要经历，但还未等他们摸到管理门道就被调走了。因此王安石认为，这样的官员什么都会一点，又什么都不会，“取不得法”。

“任”则指官员的考核。王安石认为，宋朝对官员缺乏有效的考核办法。韩毓海解读，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是“中文系”的人，而治理国政显然需要更专业化的人才。宋代的根本问题出在人才的顶层设计上，官员队伍不够专业化，影响国家治理效果。

既然官员的“教”、“养”、“取”、“任”不得法，就需要变革。尽管王安石提出官员需专业化，本意打造一支擅长财政、经济和司法的专业治理队伍，但结果并不成功。其原因不在于王安石所关注的“顶层设计”，而在于基层政权的瓦解，实际上就是南宋政治家叶适所说的“胥吏之害”。

古代中国官、吏分离——办事的是吏，在地方师徒相承、子孙相继；官员则行走于各地，频繁调动，专营升迁之事，本身并不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而是依赖吏进行实质的地方治理。因此叶适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韩毓海认为，解决中国基层治理问题、破除“胥吏之害”的是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其方法就是使儒家深入到中国的基层，办义学、建义仓、修义渠，组织乡贤替代胥吏兴办公共事业。

到农村做“父老”（乡贤），像父老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对待乡村的人们，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乡村的子弟。朱子之学完成了中国基层的设计；其所创立的“深入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传统，经过长期发展，在晚清后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乡间。甚至毛泽东主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思想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用类似于“朱子家训”，奠定了基层法制的基础。

“我心光明”——官员的政治伦理

韩毓海在讲座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过治理的问题。他所讲解的治理，重点固然是治国理政，但却不仅仅是指治国理政，不仅仅是指财政、税收、司法、军事等这些富强之道，治理不仅包括“治国”与“治事”，更包括“治心”和价值观的培育。

明代王阳明曾用一年半的时间替明武宗铲除为患大明几十年的巨寇。然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韩毓海认为，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是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

韩毓海指出，王阳明本人有两个特点值得官员学习。第一，敢于作为，“知者行之始”，知行合一，不可分作两事；第二，“我心光明”。这意味着，政治家除了拥有治理经验和才能外，还要有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

韩毓海批评包拯、赵广汉短视，只为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未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韩毓海认为，一些干部很有能力，但“我心不够光明”。他从文学作品中受到启发而举例，《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虽有能力，但心不够光明，处处从显示自己的能力出发，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求一己之私欲，没有大局观。他认为，薛宝钗同样心不够光明。薛宝钗为了自己的清誉和名声放弃原则、失掉基本立场，做事为“邀名”，而非从长远和根本来考虑问题。

韩毓海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治理者，需要“我心光明”，要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要从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要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重。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常提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逞个人之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

韩毓海同时指出，只有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心理，才能勇敢地前进。

从《圣武记》到“一带一路”

在此次讲座中，韩毓海还从历史脉络中梳理了“治疆”经验。对此，韩毓海着重介绍了晚晴魏源的《圣武记》。其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即是“治国就是治疆”。

魏源在《圣武记》中核心讨论的就是中国的边疆问题，涉及西藏、新疆、东三省、蒙古，以至于琉球、朝鲜、越南、缅甸、尼泊尔。如果放在今天，可以比做“一带一路”。

魏源在《圣武记》中谈到重要的民族问题。他说要注意甘肃和青海附近的回族，他们是突厥后裔，骁勇善战出将才；但回族分教派，不同教派之间存在冲突。而在讨论西藏宗教问题时，魏源指出，早期西藏并非佛国，佛教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的。四世达赖曾说，达赖传到五世就终止了。乾隆皇帝从政治治理角度出发，决定保留达赖，改由国家任命，因此，中央有罢免五世以后任何一世达赖的权力。

韩毓海指出，我们至今依然可以从魏源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认识中汲取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从江西出发，沿着少数民族的根据地，一路铁流滚滚，从苗族走向纳西、藏族，融向西北的回族地区。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地。中国的西北地区接近欧亚大陆的心脏。一千多年的世界史就是欧亚大陆主导民族（包括汉族、匈奴、突厥、鲜卑、蒙古等）四处扩张而缔造的。因此，魏源才提出，控制住中国的西北地区，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核心。如果新疆、西藏、东三省、蒙古这些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中国会变得非常被动。

实际上，魏源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中国在海上必须要有朝鲜、琉球、台湾三个支点，否则就会丧失海上力量。韩毓海总结，这意味着越重视大陆，越要重视海上，治国治疆要重视好二者之间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魏源时代的“治疆”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韩毓海说，“一带一路”涉及世界观的变化，是让全世界共同富裕、共强起来。西方喜欢问“下一个世界的统治者是谁”。但是中国会回答，世界不需要唯一的统治者。

历史发展至今，中国从没有产生强烈的向战争和军事投资的机制，也从未因战争负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我们是要欧亚共同发展”。中国当今重要的战略是将财富转化为生产力，我们不做唯一的强者，我们要带动世界共同发展！

 

“代表”理念最近重新获得关注，尤其是在欧洲，那里正在努力建构某种大区制度，它比国家小但比联盟大，这在理论原则和政治可行性上都提出了无数议题，其中很多都涉及“代表”。该设置什么制度？它拥有什么权力？官职如何填补？任命？选举？基于什么？由谁进行？这些官员代表谁？代表什么？欧洲人的这些关切也表明：我们现在失控的全球化与复苏的地方主义、种族隔离主义混杂在一起，引发出更大的问题。哪种政治组织、哪种代表能够适应这种状况？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迫切性，以及我们时代的异常技术化的视角，如果让一位出席有关代表研讨会的听众表达意见，可以肯定，他会让专家提供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建议：单区选举还是划区选举、赢者通吃还是比例代表、多数决还是为少数保留配额？这类议题都很重要，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的代表研究不是技术导向的，而是概念和理论导向的（Pitkin 1967）。不错，它有自己的技术性，即依赖“日常语言”哲学和语义分析提供的工具。但它没有处理任何技术问题，最多只是为“代表”这个棘手概念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概览。

这个概念的确有意义的中心核（central core）：不在场的某人或某物，却在某种意义上又在场。这听起来让人困惑。首先，核心本身包含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不在场，又莫名其妙地在场。其次，定义显然太模糊，无助于区分众多特定意义，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这个词的涵义或假定常常互不相容。

一座城市或山脉在地图上“出现”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律师代表当事人“出现”的方式。麦克白“出现”在舞台上的方式（麦克白，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主人公。编者注），不同于一位大使代表国家的方式，不同于人们让某件事“出现”的方式，不同于具象艺术或代表性抽样的表现。这还只是在英语当中。如果人们想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个词，还想了解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真实“代表”现象，事情就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在非常接近英语的德语中，艺术或剧场中的再现与法院或政府中的代表也没有任何概念联系（Pitkin 1989, 132）。

这就是40年前我开始研究这个概念时的看法。从那以后，我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其他方面，但我想最起码谈谈代表与民主的关系。我的早期研究从来没有涉及这个主题，因为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二者的关系确定无疑。甚至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把民主与代表划了等号，或者至少是与代议制政府划了等号。在现代情境下，只有“代表”能让“民主”成为可能，这似乎成了公理。这个假定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却存在严重误导，如果人们把它视为公理，只提出技术问题而非基本理论问题，这种误导就仍然根深蒂固。

“民主”与“代表”的起源与冲突

“民主”从头到尾都和“代表”一样复杂棘手。在语源上，民主意味着人民（Greek demos）的统治（kratein）。但是，“民众”的涵义却模糊不清——是所有人民共同统治自己，还是普通老百姓（平民）统治（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根据什么标准确定人民事实上在统治？进而，“民主”和“代表”这类词汇，就和更一般的人类制度词汇表一样，存在下述怪异之处：使用这些词汇，到底是表达一种理念或理想，还是不加批判地指代目前人们假定体现那一理念的实际安排（Pitkin 1967）？二者混淆不清。

今天我在此谈论民主，是为了提出并承认这类难题而非解决它们。我说的“民主”之治指的是人民自治，就是阿布拉罕·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Lincoln 1980, 231），尽管距离林肯500年前的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就使用过这种表达方式。这是个程度问题，在不同环境、状况和制度安排下，一个理念或理想的实现程度不同。正如谢尔登·沃林所说，民主是个“难以捉摸的东西”（Wolin 1996）。

“民主”与“代表”的概念完全不同甚至为彼此冲突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确定关系。民主起源于古希腊。至少其概念是如此；可以肯定，在某些部族和氏族，民主实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过去。雅典民主是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赢得的，其直接参与程度高得令人惊讶。根据我们的标准，雅典民主的范围极为有限，与任何普遍人权概念都没有关联。希腊认为外人（野蛮人）和女人这两类人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他们的“民主”也没有涉及任何与“代表”有关的东西，他们的语言里没有词汇表达这种理念。

作为一个政治理念和实践，“代表”出现在现代早期，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让我们以英格兰为例。除王室不动产和传统封建捐赋外，英王还需要额外收入，因此要求每个郡、每个自治市派一名代表，让各地承担缴纳特别附加税责任。因此，“代表”是自上而下施加的一项义务，是为了王室的便利和行政控制的需要。随着这种做法反复持续，它被逐渐制度化了。有时候代表带着所在社区的指令来；有时候他们的任务是汇报各地发生的事情。他们渐渐开始将自己的同意附加了条件：比如平复不满，他们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单一连续体的一员，有时候还与反对国王的力量为伍。因此，代表慢慢开始被视为权利而非负担，尽管那时候的代表遴选绝不是民主的，甚至往往不是由选举完成的。

国王与议会之间的这些斗争在17世纪英格兰内战期间达到高潮，接下来在18世纪末期又发生了伟大的民主革命。直到此后，“民主”与“代表”之间才建立了同盟关系。民主论者质疑中世纪的一对孪生假设：一是每个人一出生，上帝就为其设定了他在神圣等级制中的位置；一是王国是地上之国，因此王国事务只是国王与土地贵族之事。与之相反，民主论者认为，每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与公共生活利害攸关：“英格兰最穷的人也像最高贵的人一样拥有生命。”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权利”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没必要服从一个“自己没有发言权”的政府（Woodhouse 1951, 51, 69）。民主论者认为，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生而平等”而非身处等级秩序之中，“他们的造物主赋予其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保障这些权利”的政府才是正当的（美国独立宣言）。王国远远不只是土地之邦，更是公民之邦，祖国母亲的所有平等子女之邦。人民大众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神圣统治者或阶层来统治自己；我们都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也都有资格参与。

因此，民主（再次）出现在现代世界。但是，由于它出现在大民族国家而非小城邦，由于当时（非民主的）代表实践已经大行其道，联盟看上去再自然不过。扩大选举权范围，“民主”会因为“代表”而成为可能。正如约翰·谢尔登所说的，因为“房间装不下所有人”，人民通过“代表”间接地感受到自己在统治（Arendt 1972, 238）。

除了少数倔强的君主绝对主义者，民主论者的保守对手们这次把（非民主）“代表”作为传统予以接受。但是，他们远非把“代表”等同于“民主”，而是把“代表”作为工具，用它来削弱“民主”的锋头，控制难以驾驭的下层阶级。在英国内战引发的辩论中，保守主义者说，一旦你开始挑战原则，开放遴选国会议员的传统道路，“你必须迅速转向绝对自然权利”，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有任何诉求。他们说，英国无（地）产者五倍于有产者。“如果主仆成为平等选民……多数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规定物品与地产平等分配。”混乱也就应运而生（Woodhouse 1951, 53, 63, 57）。

与之类似，在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对比了代议制政府（他称之为“共和制”）与民主制，而非把二者关连在一起。他说，古希腊的“纯正”民主制以小城邦为先决条件，连绵不断的“动荡对抗”和轻率、狂热、不明智的决策成为其鲜明特征。相比之下，新宪法所拟议的代议制政府不仅允许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共和制，也会“提炼和放大”（实际上是“扭转与替代”）普通公民的看法，因为明智、负责任的精英可以过滤普通公民的看法，筛选出“他们国家的真正利益”（Hamilton et al. 2003, 43–45）。

卢梭的“代表观”

但是，说民主论者把“代表”与“民主”结合起来、保守论者则强调二者的反差太简单了。不过，至少还有一个特殊的民主声音对“代表”保持着警惕：那就是让·雅各布·卢梭。卢梭讨论时没有提到“民主”，在他看来，民主只是一种行政方式。他关心的是一个正当国家中的自由。但是，他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标准的民主：自由要求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积极地亲身参与，共同决定公共政策。因此，它与“代表”格格不入。卢梭强调，英国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选举投票那一刻才是自由的；然后他们就立即降格为奴隶，不再是人民（Rousseau 1968, 101–2, 110, 141）。

好，你会说卢梭太过浪漫、乌托邦、不切实际、无可救药。根据他的论述，自由只在规模极小的共同体中才有可能，只有那些拥有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的公共精神的人民当中才有自由。他写道，“只要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们的主要关切”，或者公民们开始如此评论公共物品：“关我什么事”，自由也就消失无踪了（Rousseau 1968, 140–41）。

然而，尽管他的姿态是浪漫主义的，但卢梭提出了某些独特的“代表观”。几个世纪以来，他似乎被证明是对的，至少在这个方面。尽管反复努力让代议体制民主化，但结果主要还是“代表”替代了“民主”而非为之服务。我们的统治者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我永续的精英，统治（或更准确地说管理）消极或一盘散沙的人民。“代表”不再是代理人民，而代替人民。

代议制政府成为新寡头政府

我们派代表照看公共事务，就像雇佣专家一样，他们是专业人士，固守着官位，盘踞在政党结构中。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独特文化中，整天和其他专家打交道，与自己选民的日常生活现实格格不入，就像我们在美国的说法，他们身体和精神都禁锢在“华盛顿首都环线圈”（inside the beltway）之内。而他们的选民则感到无能为力，愤懑不已。在派遣专家关注公共事务后，他们的注意力和能量就转向其它与家庭相关的事务。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他们觉得自己不知情、无能为力。（最近几个月我反复听人这么说：“总统能接触所有我们接触不到的机密信息。” “他肯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并不是说人们崇拜他们的统治者，相信所有官方声明。相反，他们愤世嫉俗，闷闷不乐，与那些以他们为名的行动和行动者完全隔绝。然而，其为人处事会继续支持体制，避免破坏体制。多数人甚至不去投票，更不用说为自己国家的公共生活承担任何积极责任。当得知某些政客接受甚至追求慷慨赠予时，他们偶尔也会变得难以驾驭、不信任政客，憎恨“政府”，但在总体上他们已习惯于把接受最终政策和状况视为命中注定。他们已经忘了政府是自己共同的工具，忘了公众是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集体组成的（考虑到现在事情的实际运作状况，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这么看呢？）

很明显，“代表”并不是导致事态如此可悲的唯一元凶，但它的确是元凶之一。选举权的反复扩展，代表体制的众多技术改进，既没有产生保守主义者所恐惧的财产再分配和社会骚乱，也没有产生改革者所预期的有效民主。我们称之为“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人民自治的替代，而非人民自治的实施。把它们叫做“民主”只是在伤口上撒盐。汉娜·阿伦特就这些事务写了很多雄辩而深思熟虑的文章，她在晚年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古老分野已经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和法国]革命原本试图通过建立共和国取消这一分野，在这个意义上，代议制政府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寡头制政府；人民再次被拒绝进入公共领域，政府事务再次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Arendt 1965, 273, 240）。

难道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是必然的？难道我们必须在今天的形势下默认卢梭的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民主无关紧要？阿伦特认为并非必然如此。根据她自己的现代革命和“社会运动”研究，根据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研究，她得出结论说“民主斗争还没有迷失方向”。她认为，真正的民主代表是可能的，这就是中央集权、大规模并且必然抽象的代议体制，植根于生气勃勃的、参与式的、具体的地方直接民主。

通过积极参与地方政治生活，人民会了解公民身份的真实含义。他们发现，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个人困难其实很多人都有，表面上是个人关切，事实上却与公共政策和公共议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会找到一种可能性，它既不基于个人之间的自利竞争，也不基于英雄式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共同构成受益的公众，但却没有就如何行动达成一致。在与他人共同三思而后行的过程中，公民修正了自己对个体私利和公共利益的理解（Pitkin & Shumer 1982）。

有了这些行动和担责经验，看到世界的实际结果之后，人民也会意识到他们自己完全拥有下述能力：自主判断、协商和有效行动。看清集体行动中的自己之后，他们会评估自己的权力以及他们共享的权力。拥有这种邻里之间面对面经验的人民，在涉及距离自己更远的全国代表时，也可以成为有效的民主公民。地方直接民主从根基上强化了全国代议制民主。

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托克维尔就呼吁注意这一点。他看到人民热衷参与公共生活，而且一点也不是那种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他说，把政治从一个美国人身边拿走，这就像“他的生命被剥夺了一半；他会觉得生活无比空虚，痛苦异常”（Tocqueville 1969, 243）。

当下实现民主的三大障碍

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积极的政治参与在很多地方还看似可能存在。今天的局面却相当黯淡；我们民主论者有理由担忧。最后，我只谈三大“拦路虎”。

首先是公共问题的规模与私人权力。要想有能力提供积极的公民身份经验，地方政治就必须是真实的。它所涉及的必须是对人民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纯属伪装的政治，没有任何重大内容或后果的公共行动幻影，不会如此。但是，在我们的世界，困扰人民生活的问题规模越来越大。它们是巨型非民主组织活动的“副产品”，比如全国性黑手党、跨国公司甚至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如果地方社区的唯一供水系统为总部设在别处（或者根本不知何处）、年度预算远超许多州政府的跨国公司所有，当地人就会面临一大堆让人头痛无比的麻烦，却手足无措。

第二个相关的障碍是金钱，或更准确地说是财富。金钱在选举中的腐化作用近来一直是美国人关注的焦点，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财富的力量与“人民的力量”之间那种更普遍、更久远的张力，这也是数字的力量与承诺的力量之间的张力。（令人遗憾的是，因为苏联的终结，不再有人去读马克思；尽管有其缺陷所在，他的作品对于思考这些事务还是很有用的。）

第三个障碍难以找到恰当的名字。它事关理念及理念的塑造。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混乱中，欺骗、宣传和教化总是发挥着作用，但它们在我们这个电子媒介和卫星监控时代呈现出新的、令人不安的维度，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其它名称，比如“炒作”时代、“漩涡”时代、“专题广告”时代、“影响”时代、“公信力”时代和“虚拟现实”时代。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看电视的人民，不仅得到的信息是误导性的；还习惯了自己的“观众”角色。白日梦与现实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实际上，电视画面与人们的幻想之间的界线也模糊不清了）。对于那些设定政策、塑造影像却不受任何现实制约的人来说，他们很快就会被自己制造的假象迷惑。所有这一切对民主而言都是凶兆。

我是不是太悲观了？也许在别的国度发生的情况更令人愉悦。今天，我痛感作为一个美国人，撰文论述民主与代表其实颇具讽刺意味。我的意思是，在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的机会比美国还好、其开端比美国还有希望、其条件比美国还有利？现在再看看！也许美国扭曲了我的视线。毕竟，民主冲动已经被证明非常有活力，甚至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也只是人类的一项发明，可以随人改变，但未必是必然的。

民主可以获得拯救吗？我老了，看你们的了。

 

 

 

[1]本文选自《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王绍光主编、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版，第78-86页。

[2] 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政治理论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本文译自：Hanna Fenichel Pitkin,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 Uneasy Alliance ”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7 (3), pp. 335-42 (2004).

 

2015年4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中信国安第一城举办，百余名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战略学等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在读博士生参加了会议，就中国学派、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多项研究计划。

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

现在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指出，在全球格局中，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无论对外界还是中国自身而言，都需要解释自己、阐释自己。当前西方的理论主要是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崛起提供理论阐释，中国的发展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套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这三大定位决定了中国学派的阐释必然不同于西方的理论阐释。因此，创建中国学派、做好中国理论建构对于研究中国道路、阐释中国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建中国学派的核心是“重建话语权”。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副教授王生升举例，近年来，经济学领域存在激烈的范式之争，创建中国学派就是要确定它所应有的范式，并确立它的合理性，重建中国的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也指出，对于近年来思想分歧最大、人民争议最多的法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需要从话语权着手，例如定义并解释“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的法治”，而这些在学界尚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

具体而言，“中国学派”应当放在具体的学科背景之下进行讨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张翔指出，比较学中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在每一个学科的研究中都可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但战略学学者们也指出，创建“中国学派”不能拘泥于现有学科的划分，有关中国学派的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

学者们提出，中国学派的内涵应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在创建中国学派之时要体现并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中国学派，面对“西强我弱”的意识形态状况，我们很容易受到西方话语模式或西方理论框架的影响，因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创建中国学派即要确立中国自身的主体性。第二，在中国学派的研究中要体现中国自身的形式。所谓“形式”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表现。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个领域中讨论中国学派，都要体现中国自身的特色。

田文林认为，中国学派要学会讲好中国的故事，这既是给中国听，也是给世界听。学者们指出，我们提出中国学派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中国人要为人类智慧做贡献，而与世界分享中国式的优良治理机制、分享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实践经验，这种贡献将是有重大意义的。中国是特殊的，但中国的实践也可以具有普世价值，供世界其他国家参考和借鉴。

要创建中国学派，首先我们要有自信，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高度的中国特色，无需拘泥于“能否创立中国学派”这种疑惑。其次，建立中国学派不应拘泥于既有的结论，学者们可以大胆思维，大胆创新。与此同时，我们创立中国学派，不应拘泥于已有派别的争论，不应以任何一个特定的派别为指向，要尊重事实。这些是参会学者们对于如何实现中国学派的共识。

扎实的研究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基础

一个学派的创立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的重点应放在继续深入地阐述、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并重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理论的认识和发展。

文史哲组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例如分析近年来社会思想格局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调整；二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论中国的问题，例如“亚欧一体化”、“一带一路”等。复旦大学教授丁耘提出“新大同书”的研究构想，拟创立一种基于平等辩证法的历史哲学，解释新时期背景下大同与小康的辩证关系，为共产主义理想重新奠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和《清华管理评论》高级编辑肖自强则希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中国社会主义。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殷之光提出研究“命运共同体的边界”问题，在一种新内外观的视野下，以“政治伊斯兰”为突破口，讨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张晴艳拟研究文教事业的“一带一路”。清华大学张翔则提出研究“当代文学创作中‘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这一研究将对系统把握近30年来的社会思潮与文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重要的参考。

经济学组学者们对未来的研究有两项期许。他们希望研究能展现出历史纵向和全球横向的双重视野。既要说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中国所经历的变革，又要在当前全球化的维度中讨论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具体而言，首先，学者们希望尝试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当前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它奠定了所有应用性问题的基础。既要避免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也要避免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极端看法。事实上，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嵌入到资本主义，也可以嵌入到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改造使得中国在政府功能、经济增长方式、民生等问题上都具有显著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此外，学者们还提出研究国企改革问题、三农问题、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与结构转变的问题、民生与福利问题等。对于全球化的问题，学者们指出，美国霸权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衰落迹象，多极化成为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趋势。因此，需要研究中国的对外投资、全球体系、以及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内的国际金融领域规则改造，以此探明中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体系的变化，承担何种职责，从而为中国、而且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奠定更好的框架。

政治学组的学者们提出了两大研究愿景。一是要有宽广视野，关心中国在新时期所面临的西方文明、西方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政治概念对于中国的冲击；二是要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重建中国自身的理论体系、政治观念、以及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当前政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阐明中国文明在当下的意义，即中国如何在世界激烈的竞争当中，尤其在面临国内特殊而复杂的局面下，确保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需要研究中国自身政治文化与文明的形态——要对中国式的民主话语、中国人的民主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要确定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建立中国文明的文明自信。另一方面要进行比较研究——正所谓知己知彼。一些学者希望研究美国如何控制意识形态、如何确立意识形态霸权、以及如何对外输出与“民主”、“自由”等概念相关的美国核心价值观；梳理西方政治理论内部一些重大的思想脉络，探索西方政治实践中具有战略性的重要问题，从而借此启发中国的政治实践，探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当下的政治实践需求。

政治学学者们特别强调了未来研究的核心目标，即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重建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这将涉及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建党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党和人民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当今的要务是，寻找合适的理论资源来阐释“党和人民”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在涉及中国政治实践的议题中，诸如中国的干部考核体系、治理体系、资本的监管模式等也是需要重点研究、解释的对象。

法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在于阐明中国的法治形态。一方面，学者们希望重点研究中国的法治理论，说明法治的中国道路形态，当前中国法学的理论体系是从西方“舶来”的，而创立中国学派则需要提出中国自己的法治理论体系、理论范式和概念系统。另一方面，学者们拟着力研究中国宪制理论，说明中国宪法的形态、中西方国家宪法的差异、以及中国宪法具体的实施方法，并据此建立自己的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契合、回应当下的热点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法律保障问题，还有学者提出要做传媒的法治研究，直面当前舆论和思想界的混乱。

战略研究学者在未来拟开展基础研究、对策研究、专题研究三种类型研究。基础研究将主要涉及理论的探索，包括探讨研究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对外战略思维及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长期的战略规划等。对策研究旨在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提供依据，例如学者们提到最多的是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问题；另有学者提出研究中国外交的转型策略。专题研究则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与宏观研究形成互补，例如研究美国的反恐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价值，研究网络外交问题，研究海外安全保护问题等。战略学者们强调，“我们的立场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我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吸收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包括前辈提出的有益的战略思想成果，从而形成中国学派。”

传播学学者们的讨论重点在新媒体方向上。有学者提出研究互联网等新媒体对于青年意识形态的影响，指出当前网络传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更好地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

各领域的学者们都有一个共识，即研究工作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与中国真正相关的问题；通过解决中国道路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促进中国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比较研究是涉及最多的研究方法，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需要在与他国实践的对比中定位中国当前的道路实践，说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普世性，确立中国学派的价值与意义。

孔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对与会的青年学者们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主席曾写道“偏师借重黄公略”，正师与偏师在战斗、战术、战略上能够协同作战。青年学会就是“偏师”。孔丹希望这支队伍能够配合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研究有关中国道路的重要问题，起到为国家建言献策的作用，希望与会的青年学者们能够成为社会中的“健康力量”。这首先要始终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大进行演讲时曾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而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孔丹引用习主席的这段话，鼓励青年学者们在正确方向的引导下做好研究。

方向和立场能够决定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孔丹举例说，对于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人认为“药方”就是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有人则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应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态度，要联系实际、深入实际，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和理解当前中央的精神，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方式来解读中央的精神。

又比如关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两种倾向，孔丹指出，中国的发展既离不开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应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至今一直坚持的认识路线。

做实事求是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孔丹对青年学者们的最大期望。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2]

一、引论

本研究会有点尴尬，因时下无论是规范的或是经验的研究，都没有以军事作为宪制／法——一国根本制度和制度实践——问题的。而说军事对宪制的塑造，则更政治不正确了，似乎最多也只能说宪制对军事的塑造呀！但究竟可否如此讨论军事，作为宪制问题，关键在于社会实践，在于其中有没有道理，有多少道理，而不在于有没有人或有多少人如此研究。过度在意所谓学术传统，不讲道理，不关注宪制的实践，那很可能是因学术大路更平坦，甚或只因意识形态作怪。

其实，在当代中国，一个典型事件距今还不到３０年。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中英香港回归的谈判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否在港驻军。中方立场是“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3]”在外交部报告中有关驻军问题这一条下，邓小平曾亲笔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一次人大会议期间，某不熟悉情况的领导不经意间对香港记者说了“也可以不驻军”，邓小平震怒，特意对媒体讲，驻军是主权的象征，香港必须要驻军。[4]

军事有关立国，有关建国和开国。而且不只是在中国，军事才是宪制问题。有两个众所周知但又很容易无睹的例子。

首先是以色列。以色列之所以１９４８年建国———想想巴勒斯坦至今没能建国成功，在周边敌对险恶环境中一直存活下来了，最重要的其实既不是其宪法文本，[5]也不是欧美的鼎力相助，而是对周边所有国家，它一直维系了压倒性的强大军力。在其建国后的３／４个世纪中，在与中东各国的所有战争和军事冲突中，以色列国保持了全胜。不仅如此，尽管从未公开宣布，它还是以很特别的方式，让世界各国确信，以色列拥有核武器；[6]而为确保自己在中东的核垄断，１９８１年，以色列空军还曾先发制人穿越多国高空，长途奔袭，摧毁了伊拉克的核设施。[7]

（美国独立战争）

另一是美国。有关这个国家的开国和建国，很容易令一些人误解。例如，有位终身研究美国的学者就宣称美国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8]她就不想想谈的前提。近８０年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著名司法判例中就把这一点阐述得再清楚不过：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主权国家的权力，不是因为１８８７年的《美国宪法》，而是因为合众国成功反抗了大不列颠的革命；“美国的诞生先于《美国宪法》。”[9]即便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之后，也有一系列塑造美国的战争。首先是１８１２年，美国主动进攻英国在北美加拿大的各殖民地，英军增援，甚至一度攻占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但英军在美国南部受挫，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还是为美国赢得了国际声望，增强了美国国内的凝聚力，南部则收获了佛罗里达，因此号称第二次独立战争。[10]随后是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４８年与墨西哥的战争；规模不大，但美国夺取了２３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成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11]。但最重要的是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５年的美国内战。因为林肯（包括他付出的生命），因为北方军队战胜了南方，用枪口指着南方，逼着各州“重建”，制止了联邦的分裂。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合众国！

这两国的经验都真切表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不仅是对外，而且也对内——不仅美国的独立战争在英国人看来就是一场国家分裂的“内战”，而且还有美国建国后的南北战争就是一场反对国家分裂的内战！而且这是通例（在结语中我会给出更多例证和分析）。

但不能误解了这个“出”。它指的不是常规宪制条件下的政府换届，权力的程序性交接。因此美国总统大选或日本首相更替之类的，就别往这儿凑了；甚至连一国的军事政变这类政权更迭，也不够格。因为无论是否合法，或合法性多大，那都是“换”或更替，都是有了个“国”在那儿了；因此我会在结语中讨论，在一定视角下，它们可以合并同类项。甚至全民公投，宣布独立，获得国际承认，加入了联合国，也不能真算。就因为，凡仅仅以承认为基础的，都悬，都得以自己先顺着对方为前提。承认其实就是一晚近源自欧洲的法律概念。小国才在意，大国就不那么在意。最典型的例子，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可以说相见甚欢吧，但两国间的正式承认居然是在近七年之后！

所谓“出”，指的是开国或建国，是一个作为政治实体的共同体的自我创造，是主权的从无到有，无中生有，无需他国的承认，是这个国家的构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因此该国宪制（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发生。其意味几乎等于《圣经》上的“光！就有了光”，[12]从此，“时间开始了”[13]——这还真不是夸张，在历史中国，每个朝代的纪年都从创建开始。千万别以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或重要国家（如古希腊的雅典或斯巴达）的建立，是因那一纸文件，无论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或是新中国的《共同纲领》，或１９５４年《宪法》文本。不是说这些文件不重要，但其重要说到底是因为那个国家／民族／人民重要，但能指和指涉，不能混淆，更不能买椟还珠了。

（八·一南昌起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今天，也没有，甚至不可能，成为历史；尽管允许有人坚信其应当成为历史。１９９４年，乌克兰独立后放弃了核武器，是它的选择吗？还是它别无选择的选择？２０１４年，６０年前苏联下令划归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公投的形式，又回到了俄罗斯，乌克兰又能如何？日本无疑是今天世界上有数的经济大国，却因二战后美国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没有交战权，就一直不算是“正常国家”，主权不完整。目前正忙活着解禁集体自卫权，想修宪，但首先得请示美国批准。

没打算抽象讨论军事的宪制功能，也不是打算（尽管可以，也应当）用宪制的实力政治（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来平衡一下流行的规范宪法学，本文追求，根据中国经验，在中国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讨论军事对于历史中国的国家构成／宪制（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具体塑造。从这一维度切入历史中国的宪制问题已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在我讨论了历史中国疆域的政治和文化构成等问题之后。[14]

在历史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这个中国，即便真的是某种价值或理念的产物，那也必须了解这些价值或理念曾附着于什么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附着于什么样的政治精英和精英政治（官僚政治），在“文治”或“法治”的背后也必须有些看似野蛮却足够明智、强大且垄断拥有的制度性暴力，包括军力。尽管并非唯一因素，军力有时还是可能决定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能否在某区域内发生、存活和延续，会在多大区域内传播并存在多久。因此，从事后诸葛的眼光来看，历史中国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包括将专节讨论的长城这样的军事工程建设，都是一些重要的制度构成力量，将各地、各区域逐渐拢在一起，整合在一起，才有了，才塑造了，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文明／国家。

这里“塑造”其实有两种意义。其一简单和强硬，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包括保卫这个国家，土地与人民，制度与文化。但还有另一种意义的塑造，即由于军事对于一国发生和持续存在的重要性，要求该国在宪制层面予以考量，需要确定国家的军事国防国策，需要在政治经济财政上支持和整合军事事务，必须能有效应对与军事相关的问题。仅仅因军事的存在，就要求一国宪制予以调适和应对。这是军事对宪制的另一种更精细的塑造。

集中关注中国，追求理解中国，努力提炼中国经验，却不追求更不想标榜中国的“异端”。不是为中国的经验正名，我只想把一个长期被遗忘的问题，以及初步的探索，摆在学人的面前：为什么当今的主流宪法话语，特别是那些格外强调普世性的宪法话语中，对于军事这一普世的宪制维度，视而不见，甚至长期缺失？

二、从武功到文治

古代中国文明由无数散落在黄河中下游，自给自足且高度同质的农耕村落构成。村庄秩序的基础是血缘和亲缘，加上村落内熟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和相互合作。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会造就发达的商贸业，由此“自生自发的秩序”只能沟通相邻村落，不大可能生成巨型的商贸都市，产生超越农耕村落、超越地域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和社会整合力，形成大型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更不可能以几个大都市为中心产生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和文化辐射力的近现代的民族国家。[15]特别是，亚洲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实在太广阔了，农耕村落没法为秦汉以后中国的国家构成提供足够的制度想象，不能自发为历史中国提供一个必要且有效的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

但也许首先的问题是，需要建立这么一个大国吗？既然是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16]这首据说帝尧时代的歌谣似乎表明中原农耕社区的民众并没这个制度需要。但后来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需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需要有一个具有跨地域政治治理和统一协调能力的国家和政府，不仅为解决村落之间和区域之间可能的冲突，因为治理黄河，更因为要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下。

如果需要，问题就成了，由谁来，以及如何供给这个制度？民主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大国，从后代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看，唯一的可能选项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精英集团，更多来自中原农耕地区，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也有来自北方游牧地区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凭着他们对中原地区民众的基本期待（“天下太平不打仗”）的直觉把握，利用天时地利，传承夏商周的“封建制”特别是秦汉之后郡县制的这类关于大国宪制的想象，以“攥沙成团”的强力意志和军事政治实力，战胜任何与之竞争的其他地域性政治军事集团，首先在中原地区甚至更大的地区完成政治军事的基本统一，为这一区域的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赢得他们的接受或“归顺”，无中生有地，将遍布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无数农业村落和众多族群构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巨大、持久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有了这个以军事力量建立和保证的统一，才可能考虑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措施，逐渐创造、形成并拓展一个广泛、基本的文化和政治认同或共识，在王朝的更替中，创造这个人称“中国”或“华夏”的跨越广袤时空的文明国家（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就是为什么，除先秦时期的王朝更替通常称为［汤武］“革命”外，后世历代王朝的创立，人们总是称其为“打天下”。包括废封建、建郡县这样的宪制变革，也必须以强大的秦军武力统一六国为前提。

军事却并非牛顿的上帝，在第一次推动之后，就悄然隐退了。是，马上不足以治天下，[17]但这也不意味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半部论语治天下”了。“以法为教”并不是苦口婆心的说教，从来更多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规训。“文武并用”；[18]汉家制度，事实上是历代中国政治，都如汉宣帝所言，“以王霸道杂之”，[19]或称之为宽猛相济，德主刑辅。

（秦朝疆域）

但从历史中国的宪制层面看，革命／新王朝建立后最重要的军事问题是工作重点的转移，由“武功”转向“文治”，并且必须稳妥实现转移。这会改变政权的许多特质（从军功主导到文官主导），会带来治理规则的深刻变化。由于中国的历代王朝一直在中原通过军事手段完成更替，要治理的始终是这个以农耕为根基的大国，不是城邦，不是欧洲中世纪封建王国，也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个由“武功”到“文治”的转变非常典型。更有意思是，从古到今，中国的历朝历代都要“复盘”应对这个问题，一个常规性问题；也由于涉及到大国和王朝的久远，这个转变一定要有效平衡各种力量。这就决定了这个转变有关国家的根本，必须以宪制措施来应对。

比方说，是以攻城略地擅长征战的将领来治理他们占领的地区，还是尽快用中央政府授权、听命于中央政府、更擅长治理的行政官员来治理？“杯酒释兵权”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在中国历史上这常常可望不可及，否则这就不会是后世佳话。事实上，除宋太祖外，与之最相近的也只有东汉光武帝逐步的“退功臣而进文吏”。[20]政治上看似也很成功的唐太宗，其实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他在开国后的和平时期使用了已禁止使用的军事手段杀死兄长／太子，逼退父／皇，成功篡位。在农民起义战火中建立的汉王朝和明王朝，这个问题的解决更血腥。但如果将这两个王朝开国初年的政治实践仅仅理解为“兔死狗烹”，那就看似深刻，实则肤浅。这涉及的是新王朝如何完成从武功到文治的转换：“打天下”的先例必须到此戛然而止，然后开始一个循法而治的文治／法治传统。如果转型不成功，无论是“人亡政息”还是“二世而亡”（典型如秦和隋），由于没能创造一个文治的新王朝，也就未能为天下苍生供给后者最渴望的和平，这个政治精英集团就很难说成功。

即便完成了这个转型，有关军事的宪制问题也没结束，因为中国一直都有一个可勉强称之为常备军——和平时期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化军队——的问题。近现代之前，欧洲人一直没有，也拒绝，常备军，甚至认为常备军是自由的天敌。后世欧美国家的一些重要宪法文件中也留下这样的痕迹。这并非欧洲人更爱和平，只因欧州的传统是各国临战征召市民或臣民组成军队，因此是“民兵”；战事一过，士兵解甲归田。在欧洲，常备军是直到１８世纪后期，人们看到了劳动分工、职业化、专业化、组织纪律性以及与之相伴的更高战斗力这些好处，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常备军才成为欧美各国国防的必备。[21]在历史中国，自秦汉之后，即便和平时期，历代王朝也一直保持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尽管不能说严格职业的，它却是常备的，也常常训练精良。因此，军队问题就成了历史中国必须在宪制层面予以系统应对的又一个常规问题。

并非什么中国文化“早熟”，[22]或中国人好战，最主要是农耕大国的国家统一、政治社会稳定需要一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能有效完成相关的军事、政治以及其他任务的军队。因为农耕大国的自然地理、空间距离、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都趋于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治理，容易出现分裂割据；在某些偏远地区，也会出现土匪等地方治安问题；遇到天灾人祸，也需要政府的救灾赈灾；由于种种原因，还可能出现农民起义，引发社会动荡，导致或是加速王朝更迭。为应对农耕大国这类突发事件，历代王朝因此都保持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来保证社会治安，防止社会动荡，或治理水患、救助灾民；但最主要的是震慑可能的野心家，当必要时，坚决镇压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

因此在中国历代宪制中，军事一直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三公”中有太尉，六部中有兵部，而并非现代的“国防部”，就绝非偶然。历史经验也告诉后人，如果没有强大实力做后盾，确实有可能出现地方尾大不掉，出现战乱，这不只是朝廷的麻烦，而一定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中央政府甚至想妥协求和平也不得。想当年，汉景帝为求和，甚至杀了忠心耿耿倡导削藩维护中央政权的晁错，清了君侧，却还是无法满足叫嚷“清君侧”的叛军的要求。但周亚夫率领大军，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唐朝镇压安史之乱，清初平“三藩”，清后期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都离不开军事手段。

但这似乎仍然不是对常备军的最大需求，最大的需求源自，我在下一节专门讨论的，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竞争，迫使中原王朝必须保持足够强大的军队，才可能防止游牧民族频繁侵入中原。这里只想指出，农耕大国的中原历代王朝必须保有一支准备打仗的军队，而随之而来，就是一系列必须以宪制应对的相关问题。

例如：如何在财政上维系这支军队？历史中国尝试了多种有关“常备军”的制度，称之为“兵制”。如北魏开始到唐代实行的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府兵由家庭财产较多的农家子弟组成，由专门机构管理，平时在家耕作劳动，农闲接受军训，或是定期赴军营轮流服役一段时间，士兵自备兵器、粮食、日用品，遇有战事，奉命出征，战后则返回原来所属的地区。由于国家无需承担军饷，维系这样的军队的费用就很低。[23]又如魏晋“士家制”或者明朝的“卫所制”，大致是从全国总人口中划出一部分家庭专为军籍，官方为这些家庭提供土地耕种，还可能获得些军饷，但每户必须提供一名壮丁，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当兵，这一义务不得解除。[24]

对于士兵个体来说，这些制度的要求是不同的。府兵制下，若无战事，士兵只是定期服役；但在士家制或卫所制下，士兵则服役终身。但无论兵制如何，国家都因此保有固定和稳定的军营和军事管理组织，使得军队作为一个固定组织总是存在，只是士兵是流动的；因此有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用勉强二字概括说历史中国的军队勉强可以称之为常备军的道理；而且，无论是哪种兵制，这种常备军都嵌在这个农耕大国的语境中，或者说因农耕大国而成为可能。遇上战事，若规模不大，调用现有军队就足以对付；一旦战争规模很大，国家就会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临时扩军。

还有其它问题，例如，国家政治体制还必须始终保持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在没有实际战争考验的和平环境下，如何保证军队始终保持足够的战斗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有效应对各种军事需求，以及将领的选拔，等等。

（周亚夫平七国之乱）

这些问题并非源自推论，在中国历史上，凸显这些问题的例子甚至悲剧实在太多了。想想周亚夫。细柳营中，他带兵练兵的杰出表现，令皇帝坚信他是当朝独一无二的杰出军事统帅，由此成就了之后他三个月平定七国之乱的军事伟业———其实也是政治上的伟业。但也正因为他的军事才华，军中无出其右的个人魅力，以及对皇帝也不阿谀的耿直，即便他转任了文职，甚至辞了官，还是让考虑权力交接的皇帝无法放心。周亚夫的军事能力和人格品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个人最终的悲剧。[25]悲夫！

与今天许多人对于历史中国的想象相反，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确保政治安定，尽管没有什么三权分立的论述（而且需要吗？如果做都做了），历代王朝一直注重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财、监、人事等各种权力的相互制衡；而且是常规，不是例外。从全国而言，行政区划上以犬牙相入来实现地区间的相互制衡甚或钳制；[26]在地方上，为应对危机或是在边陲军事重镇，也会允许临时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总体而言，并在制度上，一直强调军政分权，文官高于武官；还采取了政区与军区的区划交叉但不重合，对军队往往实行双重或多重领导，以及以行政主官兼职地方军事主官或“监军”等制度措施。即便为应对紧急事项临时高度集权的，在接受了惨痛历史教训后，后世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忠于朝廷的政治精英，也一直高度警惕和自觉，防止这类临时制度因其有效而变为定制，不经意地改变了国家的宪制分权，酿出分裂割据和战乱的大祸。

三、治国与平天下

对军事的宪制规训和整合只是手段，在历史中国，规训军事的根本目的是，在文治的架构中，更具方向性地也更有效地运用军事来保证国家安全，实现政治治理。在国家统一之后，始终需要以军事应对的是来自北方的威胁。从华北平原北部边缘起，一直延展到西伯利亚，那片辽阔的草原上，曾先后驰骋过众多几乎与中原文明同时兴起的游牧文明的伟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满等，对中原王朝影响重大，在特定意义上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历史中国的构建，塑造和融入了中华民族，也影响了世界文明。[27]

这个威胁是持久的。文字记录至少始于西周。西周建国前就曾“伐犬戎”；[28]公元前８２２年，秦仲奉周天子命攻打西戎，身亡。[29]公元前７７１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戎侵入咸阳，杀死了周幽王，之后平王东迁，就为了避开西戎。[30]然后有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的“尊王攘夷”，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会同中原各诸侯国共同抗击北方游牧民族，[31]管仲因此得到了孔子极高的赞扬：管仲去世百年后，中原百姓还享受着管仲尊王攘夷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连我孔子本人也穿着左襟衣服、披头散发如夷狄人一般了。[32]但从孔子的赞扬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游牧文明当时对中原农耕文明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到战国时，为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胡人），赵武灵王则主动推行了中国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有记载的重大军事变革，事实上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变革，“胡服骑射”，[33]赵国从此一跃成为军事强国。

（胡服骑射）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也曾多次南下进入，侵入生产力水平更高、经济繁荣、军力看似很强大的中原王朝，在中原先后建立各种地方性的政权，也曾建立被后世承认为中华正统的全国性政权先后建立各种割据的民族政权。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这种竞争中，前者从来占据了优势。农耕社区小，难以自发形成跨地域的社会组织联系，很难采取统一协调的行动；农耕使得财富积淀在持续耕作的土地上，农民世代定居，除非遇上重大自然灾害或战乱，故土难离。而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尽管人口不一定多，但形成的群体天然更大，需要因此也就有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和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游牧的生产方式还决定了游牧民没有多少盆盆罐罐，无需固守土地，马匹给予他们更大的流动性。但在两大文明的竞争中，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特点，都转化为组织化的战斗力，有更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战役和战斗上的高效和隐秘，变成一只非常高效而强大的军队。

而在东亚这片土地上，这两个文明还分享了漫长的边陲———若以秦代的长城计，西始临洮，东至辽东，号称万里，中原地区如何设防？分别设防，等于不设防，游牧民族或可以轻松绕道南下，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而全面、统一、协同设防问题，那在这片辽阔土地上就必须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有一支统一指挥、各地协调行动的军队，而农耕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自然导向这样的政府和军队。在万里边陲上，这需要多少兵力？！而且设防有意义吗，当游牧民族可以自由选择对它最有利的时间和地点，进攻在它看来防守最薄弱的地段，突破几乎是必然的。从地形上看，在太行山以东地区，只要越过华北北部山区，黄河以北就是一马平川，过了黄河，直到长江边，除少数丘陵和水网外，也基本是一马平川。

但别无选择，农耕文明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这几乎是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带，就以农耕社区这种显然不利的经济社会组织条件下，以军事政治手段来构建并稳定地维系一个大国，以中央集权的政治、高度理性化的行政以及相应的经济、财政手段来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必要时还能与之展开对攻，通过军事斗争的以及以军事为后盾的其他手段，在中原北部从东到西的广阔地带，同先后兴起各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展开持续的生存竞争，并在可能之际，拓展中原的农耕文明。

这是历史中国宪制的另一根本问题，“平天下”，同“齐家”和“治国”并列。[34]所谓“天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不等于今天的“外国”或“国外”，它只是距离王朝的文明和政治核心遥远，却仍被想象是可以为中原王朝整合的地带，是与“国”的有效政治治理相关的地区。治国者必须同时考虑北方的战略威胁；采取的任何措施，不但要回应“治国”的需求，也必须回应“平天下”的要求；[35]平定了天下，苍生百姓才可能安居乐业。

注意，历史中国的这种“国”与“天下”的想象中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华夷之辨”，[36]即承认中原与“夷”差别巨大，这种差别要求并支持区别对待。但华夷之间的区别不是本质主义的，与种族无关，而是文化的，如荀子所言，是“居越而越，居楚而楚，居夏而夏”，[37]因此才是可改变的。据此才有了第二点，坚信“以夏变夷”，[38]不搞文化相对主义，也不“文化多元”，基于对中原文明的高度自信，对边疆民族不怯懦不排外，而是坚持以综合实力为后盾，努力拓展中原文明。

因此在“平天下”中，军事扮演的角色，要比在“齐家”和“治国”中，更为显著和重要。重要的宪制问题不是什么法律同等保护或正当程序———这两者都以一个稳定的政治统治和管辖区为前提，以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联邦政府为前提。也不可能是以表达自由为核心的公民权利———因为人家喜欢的可是“马边悬人头，马后载妇女”[39]这样的“表达”自由！也不会是今天人们习惯讨论的那种中央和地方关系，无论是单一制或联邦制———因为谁是中央，谁是地方，既非天然，也非给定，这个谜底是双方的综合实力，但首先是军事实力共同锻造的！中原王朝也有臣服认输委曲求全甚至窝囊的时候，但最基本的原则是，以强大的军备和军力来捍卫农耕文明和中原王朝的安全，包括防御，包括震慑，也包括在特定时期或条件下的主动进攻。这是流血的政治。

在平天下中，军事发挥作用的另一形式是“羁縻”，即在边陲地区逐步推进和拓展中原的治理体制和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不仅在北部边陲，而且也在曾经人烟稀少的南方和西南丘陵山区，要在政治、军政和行政管理体制上对边陲逐渐完成“以夏变夷”。从外观上看，这大致是政治甚至是行政的，但常常必须准备好应对流血的战争，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因此，羁縻的宪制意义不仅是对边陲军事防御的政治支持和巩固，更是中原政治文明形态和格局的逐步拓展。而随着中原文明和政治治理格局的拓展，有了更辽阔的疆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就有了更大的战略纵深，就可能从不直接受战争威胁的地区征兵征粮并调运北方，才可能坚持这场持续数千年同北方游牧民族的竞争，并在竞争过程中，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促成这个历史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整合。

下一节，我以长城为一个典型范例，具体讨论中国北方的军事防卫对于历史中国的宪制意义，而有关羁縻，有关边陲地区军事行政管理和政治整合，我在其他论文中有论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四、宪制视野中的长城

长城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也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这很直观。本节则试图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在东亚大陆地理条件下漫长竞争中，长城对于历史中国和中国文明构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制度功能，并因此是宪制层面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要具有宪制层面的意义或功能，一项制度或措施或工程或战略必须有关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创建或立国，应对的必须是一个国家的长期和根本问题，诸如“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一，并且对这些问题有深远的影响。这些措施制度，或是扭转了原有的基本格局，或是从此开出了新的可能，例如，西周的分封制（有别于夏商的部落联盟制），或是秦的郡县制和种种创新。由于其重大，有时甚至不能简单地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如尽管孔子在世时很是失败，但他主张的“君臣父子”等原则最终成为传统中国的纲常（宪法基本原则）；又如秦虽然二世而亡，却“百代皆行秦政法”。[40]

（长城）

因此，要从宪制层面看长城，关注的问题就不是，至少不能只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把边陲安全更多寄托于个别杰出将领；也不能只是孟姜女的视角：“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41]而至少应当包括，例如：（１）长城是否改变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的竞争优势；（２）长城（及其配套设施）是否强化了边陲的防守，优化了边陲以及全国各地的军力配置，并因此减少了历代王朝百姓若无长城必须负担的额外赋税、兵役和劳役；（３）是否避免了农耕文明为游牧民族征服，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原农耕文明控制和影响的疆域；（４）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无其他可行的措施或制度可以更有效率地实现上诉追求。这需要更具体的考察。

首先，长城从根本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本来具有的机动优势。秦修建长城为后代确立了“因地形，用险制塞”[42]的基本原则，总是于两山峡谷处或河流转折处修建关城隘口；即便在无险可依的平川，也修在往来必经之地。这节约了人力和建筑材料，却起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而修建于高山巅的长城也往往不只一道墙，通常有两道甚至几道；在长城西段地势较为平坦的如河套地区，以及北京北面军事地位极为的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最多的地方甚至有２０重城墙。

与长城配套但突前于长城修建的烽燧，在这一视角下，其功能就相当于冷兵器时代的长程雷达、早期预警系统和军事通讯系统。烽燧或建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高地上，建在平坦地区也高达三丈。即便在平地地区，烽燧上的值班士兵也有能力提前发现入侵者的动向，以逸待劳，并以烟（白天）或火（夜间）的形式尽快传递和报告给相邻的各处驻军；与此同时，军情还通过烽燧接力和驿传方式及时报告当地军政首长，直至中央政府。

甚至为更有效的全国性军事调度，可以将强大的机动兵团留在后方，作为国家的战略预备队。在秦代，作为长城配套设施之一的是从咸阳向北直达九原郡（今包头附近）全长７３６公里、宽２０以上的秦直道。秦军可以实现人马辎重的快速机动，既可迅速增援受攻击的长城守军，也可以以部分援军从其他关口出关，直接穿插敌军后方，实行战略合围。

值得强调的是，在实行合围之际，无论敌方是否越过长城，长城都可以成为中原军队设定的包围圈一部分，不必四面合围，而只需从两个方向挤压被包围的敌军，这就大大节省了合围敌军所必需的军队数量。中原军队实行远距离大规模战略合围的部署协调也因此相对简单、快捷和隐秘，可以更有效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

由于长城改善了军事通讯和交通，驻守塞上的军队可以更有效配置，军队的战略机动性提高了，这实际上减少了中原王朝为保证北部安全必须部署的军队，也减少了为此必须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想想，有了秦直道机动，将３０万秦军部署于咸阳，而不是在长城上，仅此一点，就可以节省多少运送粮草辎重的劳役！这转而就减轻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百姓的赋税、劳役和兵役，减少朝廷与百姓的冲突；而从军备中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或财力，藏富于民，一定会用于有更多经济社会产出和效用的投资。

弱化了对手，强化了自己，长城客观上拓展了中原的农耕文明。尽管不大会有人长期到长城以外的地区耕牧、定居，但沿着城墙以内，就可以安全耕作定居，会有商旅，著名如河西走廊上的丝绸之路；而这些地区本来都是两个文明之间争夺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难。此外尽管农耕文明因长城获得的实际拓展并不大，但游牧文明因长城而感受到的活动范围之挤压则很大。因长城给长城守军带来了合围的便利，这就给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带来了一种很难消除的风险，而且除非放弃游牧，游牧民族还注定无法利用长城、烽燧这种只能为农耕者使用的设施来守卫或预警（这与今天各国都可以研制核武器很不相同），这就迫使游牧民族总体上必须尽量靠北行动。由此，才有了司马迁那简洁但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字，“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43]才有了“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匈奴的］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44]长城本身的存在就令游牧区全面北撤了。

也正因为对于中原百姓和政权，乃至对于中国文明，深刻、广泛和持久的效用，长城才会在历史中逐渐在北部边陲耸起。后代王朝，包括那些建国于中原的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如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为防护柔然、突厥和契丹南下，也曾多次大规模修缮甚或重建长城。他们不可能是在愚昧地沿袭前人。有证据表明，每一代中原王朝的决策者，在修建长城之前，对本朝各种可采用措施的成本收益，都有过仔细比较和整体盘算。

成本收益的盘算是想象的，结果却不是虚幻的。中原的历史曾从正反面多次提供惊心动魄的经验证据。

正面的。简单说来，至少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１３３年马邑设伏，或公元前１１９漠北大捷开始，沙漠之南就基本没有匈奴的势力了。到公元前５３年，汉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投诚，亲自到长安朝见汉宣帝，之后北方就一直也没有什么有威胁的战事。公元８９年窦宪奉旨远征匈奴，其实是帮南匈奴去打北匈奴。尽管此后中国这些地区的民族关系也说不上和谐，中原地区也屡有战乱，但从漠北大捷到西晋的八王之乱引出五胡十六国，中国北方也有了４００余年的基本安定，不受游牧民族南侵的影响。

（西汉反击匈奴）

对于中原百姓来说，灾难深重的是西晋灭亡之后的南北朝时期。起因是中原王朝的内乱，但中原当时已无法利用长城来抗拒北方游牧民族也是其中重要变量。本来中国北方边陲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西汉对匈奴的沉重军事打击导致了匈奴的分裂，部分匈奴以及北方其他一些游牧民族（所谓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先后归顺中原，被西汉安置于长城周边地区；东汉还特意让南匈奴重新定居于长城以南的边境八郡，并在当地建立宫廷；同时又从内地移民到此，设立了代表朝廷的卫护机构。与汉人杂居的匈奴人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扩展开来，广泛定居关中及泾渭流域。这一政策本来是为强化中原文化的影响，促使民族融合，前提条件是中原的政治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和文化综合实力的强大。

但这个前提缺失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三国战乱，中原地区人口锐减；西晋统一后不久又发生“八王之乱”，持续了１０余年，中原王朝极度孱弱，政治统治名存实亡，既无力依靠长城抗击和隔离游牧民族南侵，更谈不上以稳定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为后盾促使南迁的胡人实现民族融合。胡人与汉人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先是内迁的胡人造反，紧接着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乘机南侵。南匈奴灭了西晋后，便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王朝；之后“五胡”和汉人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其中存在时间较长、有较大影响力的有十六国。中原地区由此开始了长达１３０多年的分裂、割据和战乱时期，中原百姓极度悲惨，大量被杀或南逃江南，整个华北地区人口丧失了９０％，汉民族几近亡种灭族。

中原的另一个大动荡时期是五代十国。这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恶果，而之所以会出现藩镇，至少部分或间接与唐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有关。唐太宗和高宗时期，唐军先后打败并灭了东突厥和西突厥，又打败了西部的吐谷浑；高宗时期，再打败了东北的高句丽。由于国力强大，加之唐本身也有北部游牧民族之一鲜卑的血统，因此唐代边陲政策是兼容各边疆民族，不认为有必要在北方修筑和倚重长城。但还是不得不应对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唐睿宗时（公元７１１年）开始，便在北方边陲设立扩充了防戍军镇，设置了统率当地军、民、财三政、长驻且专任的节度使。这已经违反了和平时期地方长官不统掌军政大权这一传统中国的政治教训；接着，由于边陲漫长，有效的防务需要多地协调和统一的军事指挥，唐便以一镇节度使兼任其他两甚至三镇的节度使，边陲地区军政权力进一步集中；为缓解国家的军费压力，唐还实行了募兵制，军队财政由各节度使自行筹措解决，这等于边防军私人化了。所有这些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应急措施，分别看来有效也有效率，累积起来，结果导致边镇军事将领权力膨胀，藩镇割据。

如安禄山一人就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管辖区从如今辽宁的朝阳到山西大同，下属数十万日益私人化的军队，加上手握地方行政和财政大权，尾大不掉，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虽得平息，但藩镇势力自此兴盛起来。黄巢起义后，部分实力雄厚的藩镇先后被封为王，实际上已成高度自主的王国。唐亡后，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华北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了中原，形成五代王朝；其中至少三代，即后唐、后晋和后汉，是由西突厥的沙陀族建立。中原内乱还使北方另一游牧政权契丹南侵，建立了辽国。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西夏独立了，特别是自秦代起一直设有郡县的交趾（今越南中北部）从此脱离了中国。

但中原百姓的苦难没有结束，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序幕。公元９３６年，五代十国中后唐的石敬唐认契丹皇帝为父，出卖了从上海关直到雁门关以西（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其称帝。这一事件影响了随后中国政治格局长达４００多年。这十六州地处太行山东部、北部和西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失去了它们，中原王朝的粮食主产地华北平原就完全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眼前。

北宋统一中原后，曾试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北宋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无法获得长城庇护的汉族中原王朝。整个华北无险可守，积弱的宋朝一直为边患困扰。统治中国东北和华北的辽（契丹）和金（女真）军队先（１００４年）后（１１２７年）南下，穿过华北平原，或威胁，或攻占了北宋首都开封，宋徽、钦二帝被金国俘虏。宋朝廷只能渡江南迁杭州，建立了南宋。[45]１２１３年，燕云十六州又为蒙古占领；之后，忽必烈大军南下，建立元朝，先后灭金和南宋，中原又一次全面为北方民族统治。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北京，中原王朝才重新控制了燕云十六州，控制了沿前朝长城的北方边陲要地。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秦汉４００年历史正面例证了长城对于维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制度意义，那么从唐睿宗设节度使开始的长达６５０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自然实验：在冷兵器时代，可否不依赖长城，而以一种替代方式建构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中国。无情的结果是，战乱迭起，死人无数，元初中原人口损失８０％。

如果仅看王朝的更迭和中原的战乱，确实可以感慨：“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长城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北方民族南下的更替，中原民众未能逃过一次次劫难。[46]但这种阅尽沧桑的宏大视角，看起来很后果主义，其实也就是一种追求“高大上”的感慨，误解了宪法性制度的功能，若据此主张放弃行动，其实证明了其恰恰是非后果主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或最终被马其顿征服，并不表明雅典的民主毫无意义。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关切的，其实是天下无数生命脆弱且短暂的苍生“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卑微视角。对制度功用的评判标准应当在边际，必须将一些不曾发生但完全可能发生、想象的人和事纳入考量。不曾发生并不必定因为其从来就不会发生，而很可能是因某些努力、某种对策、某个制度甚或某个人避免了其发生，因此，恰当的思考永远要界定并考量那些“不在场”的因素。[47]评判长城的底线因此不是，不修长城，或少了多少将军白发征夫泪，或少了多少“悔教夫婿觅封侯”，会有多少农民安居故土“你挑水来我浇园，你织布来我耕田”，因此他们个人和家庭乃至整个中原民众的幸福指数会增加多少；而是，若不修长城，无人戍边，这些被幸福的农民，会有多少人，有多大可能，会额外地，成为“两脚羊”？[48]

再宏观点，如果没有长城，这个农耕文明会是何种形态，何种规模？甚或，就一定还有这个堪称辉煌灿烂并令后人自豪的中华文明吗？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脱离许许多多具体的人、事、物而单独存在或持续的。若无长城，这个号称人类不间断持续了最久的古老的华夏文明，并非不可能，如同比中国文明更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那样，被后起的或周边的其他文明灭了。这种历史事件其实颇多，在马其顿征服之后，古希腊城邦便永远消失。继承希腊文化的罗马人，也曾被驰骋奔突于欧洲大地的阿提拉军队横扫，而这些令欧洲人胆战心惊、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据说只是被卫青、霍去病特别是窦宪打败后西窜匈奴人的后裔！[49]

而如果长城对于历史中国的发生和构成，对于中华文明的生长和发展，意义真的如此重大，那么，其意义就不再可有可无。有些决策及其日常实践，仅因其对国家影响深刻和久远，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注定是宪制性的，无论其成败，也无论其是被视为军事还是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甚或文化！

五、追问被遗忘的军事———也算结语

本文集中讨论了军事对于历史中国的宪制的意义。然而，尽管法律最终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这一点以各种方式一直存在于法律定义中，但时下流行的宪法性法律的学术话语中居然几乎从来不提最组织化、系统化的军事。这着实令人困惑，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不是其流行，而是它竟然发生了。这不仅与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历史，而且与现代欧美主要大国的实在宪制，都无法支持这种流行。中国并非历史的例外，而是通例之一。就让我跳跃地浏览一下历史吧。

例如，古希腊时期，城邦政治及其构成固然有政治力的塑造，但无论怎么看，也显然有甚至主要是军事力量的积极塑造，特别是捍卫。说句不好听的话，再了不起的城邦，只要一仗败了，就可能从历史上抹去了。古希腊时期，有５０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４９９－前４４９年），希腊联军的胜利才保证了希腊众多城邦的独立及安全，此后数百年间希腊持续称霸东地中海，获得了空前影响力；而希腊联军的盟主雅典，其民主政治也由此获得发展。但雅典的提洛同盟在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争夺霸权的战争（前４３１－４０４年）失败后，斯巴达的贵族政体／宪制也因此在希腊地区流行起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格外赞美斯巴达。[50]元前３７０年开始的留克特拉会战终结了斯巴达的霸权，则宣告了底比斯在希腊霸权的兴起。但公元前３３８年，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战役一举战胜了底比斯与雅典的希腊联军后，在科林斯召集的全希腊会议（斯巴达未参加）上接受希腊各城邦的臣服，从此大名鼎鼎轰轰烈烈的希腊城邦政治便从此名存实亡，无疾而终了。

在近代欧洲各大国，即便号称变革最温和的英国，也无一不是如此。《大宪章》并非自发生成，它追随着英国贵族的起兵而来；也有英国内战，国王被处死，建立共和国，然后是复辟，克伦威尔被鞭尸。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血腥就不说了，尽管大革命颁布了《人权宣言》，却不知是嘲讽还是悲剧。近现代法国实施最久的《宪法》是１８７５年第三共和国宪法，但依宪治国居然没能长治久安，法国的一战民族英雄贝当元帅只能率军向德军投降；是二战的胜利，并因为法国是战胜国，才先后颁布了第四和第五共和国宪法。德国则是在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通过三次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先击败丹麦，将荷尔斯泰因划归普鲁士统治，再击败奥地利统一德国，最后击败法国进军巴黎，并在法国凡尔赛中，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登基，宣布了德意志帝国成立，从此有了现代德国，以及与之相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

（威廉一世加冕图）

二战胜利后，２０世纪下半叶和２１世纪，欧美的宪法话语改变了，实力政治声名狼藉，但宪制实践并没有改变。冷战时期塑造欧洲基本格局的最重要力量其实是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北约”和“华约”的实力抗衡，而不是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是美苏的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欧洲的军事平衡从此打破，才有了中东欧众多国家的宪制变化，包括苏联自身的解体，众多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也包括德国的统一，南斯拉夫的消失，欧盟的创立及其向东拓展。欧洲的所有这些宪制变化和变革，与这些国家先后颁布宪法性法律，或宪法法院的决定，基本无关，最直接相关的其实是２０世纪末欧洲政治军事实力的变化与重构。

不仅是欧洲。相应的变化也出现在近现代的东亚。２０世纪的东亚，无论是朝鲜半岛的演变，还是蒙古的独立，台湾的被割让和回归中国，日本二战前后的宪制及其当下日本政府谋求的修宪，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她的和平崛起，虽然也都有宪法性文件相随，但从根本上看，哪一件不是这一地区相关各国和势力的实力对峙和变化的产物？！当然包括军事实力。

所有这些都印证了马基雅维利的名言：一切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一切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51]

尽管今天颇为寂寞，但欧洲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发生过程中，在欧美的政治学和法学中，军事问题曾吸引了许多政法学者的关注。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曾以相当篇幅讨论了“新君主”，说的就是历史中国的“开国君主”，以及这些君主必须面对的国家军事问题；在另一名著《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也一再引用历史从各个侧面来论证军事和军备对于国家的意义。他强调，建立和保持军队是国家统治者必须独自承担的责任；[52]又指出，强大的武力，才可能令一国避免外国的侵略，才可能获得渴望的妥协，没有军力支持的谦卑，有害无益。[53]

孟德斯鸠也曾分析罗马衰亡的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军队的私人化：罗马军团长期驻守其攻占之地，远离罗马，将领容易尾大不掉，因个人生命所系，血战沙场的士兵自然更信赖和支持他们的杰出军事统帅，时间一长，他们就不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军事统帅的士兵了，罗马军团的统帅因此就成了罗马共和国的敌人。原因二则是，罗马法本是用来、也只适合治理共和国的，而它如今面对的却是一个帝国；罗马法是用来造就一个伟大民族，却不是用来统治这个伟大民族的。[54]

但在这两点背后，孟德斯鸠触及的，与前面讨论的历史中国的宪制其实是暗合的，只需换一种表达，如，如何以“文治”规训“武功”？“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以及一个因罗马的扩张而浮现但在欧洲后世一直被淡忘的问题：疆域扩张，空间距离加大，弱化了政治中心对各地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强化了直接指挥军队的军事统帅的实际权力。只是孟德斯鸠仅看出了罗马帝国的困窘，却没有———甚或没必要———给出答案。而我们却可能从孟德斯鸠指出的困窘中，才真正理解，并骄傲，当作为统一大国兴起时，秦汉那几乎成龙配套的伟大制度创新：废封建，建郡县，修驰道，建长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包括了军事体制和军备，也包括军政权力的调配！而在时间上，秦朝创立（前２２１年）比罗马帝国建立（公元前２７）早出了整整两个世纪！

今天美国宪法学者也不讨论军事宪制问题了，但值得提问的是，这究竟是因为如今军事真的不重要了，还是因为如今学者对军事的无知？在近代欧美各国中，针对本国情况，在宪制层面专门讨论军队和军事问题，并做出细致宪制安排的，就我的有限阅读而言，最突出且最早的其实是美国的联邦党人。和斯密一样，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建立常备军，其理由是，有了常备军，欧洲历史上常见的小国因敌军突袭而被征服的现象就不会发生，而且还不会因战事临时征兵影响农业生产。[55]他的这两个理由并不令我在意，真的我在意的是，汉密尔顿对于本国国情的关注，这两个理由其实都直接有关当时美国的国情，各州（ｓｔａｔｅ）疆域相对狭窄，各州也都农业立国。

但最令人（至少我）感叹的是他关于究竟是由联邦还是由各州控制常备军的分析论证。先定后审，结论其实早就有了，联邦党人当然主张由联邦政府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汉密尔顿用来支持这一主张的根据和理由：军队最好由最易令人猜忌的人掌控，而不要由人们放心的人掌控；而由于在汉密尔顿看来民众通常更相信跟贴近自己的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因此军队才最适合由联邦政府来掌控。[56]

这个论证的逻辑（其实是不合逻辑）令我很怀疑汉密尔顿的诚实。但对政治家来说，这一点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事，做成事，做成利［美］国利民的事。或许，就因为这个看起来很替各州和民众着想的论证，汉密尔顿忽悠了各州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政府，掌控着国家的常规军。这个结果是，避免了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分别为各州控制，特别是避免了当各州利益不一致时，常备军被政客、野心家（历史中国的割据势力）用作分裂工具国家的工具。历史证明了汉密尔顿的深谋远虑，及其为实现其深谋远虑的修辞。这一军权的宪制配置没有，也不可能，避免７５年后美国的南北内战，但这一军权配置从宪制上避免了各州用各自的常备军来打内战这一最坏后果。７５年！这表明在宪制层面对军事问题的谋划和应对，夸张一点，确实可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57]

但问题是，如果军事对于创造和维护一国宪制，对于令一个国家得以构成、发生和存在的疆域，以及维系和平，意义如此重大，为何在当代欧美各国宪制和宪法话语中，它几乎完全缺失？曾经生动重大的军事宪制问题考量，因何且如何，淡出了当今宪法学人的视野？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我也没打算给出确定、全面的回答。但还是有几点值得关注。

一个很容易上手，也有点道理，但不太令人信服的遗忘机制也许与作为当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重要构成部分的宪政话语（有别于其宪制实践）有关，与热衷这套话语的法律人有关。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有意淡化甚至遗忘军事实力，高歌民主、自由和权利，期望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相信，一国的良好宪制与其可以诉诸的军事实力完全无关，而只与２０世纪才兴起的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和同等保护等宪法话语有关。淡忘或遗忘军事和军备，因此不但会提高欧美大国和强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上的合法性，还可以误导发展中国家，放弃武装斗争，弱化甚至放弃国防。这是一种“不战以屈人之兵”的战略。

别以为这不会生效，其实已多次生效。多年后，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抱怨说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不讲信用，违反了他们关于“北约一厘米也不会向东推进”的承诺。[58]但除了证明戈氏真的是一位傻波依外，这抱怨有任何意义吗？另一例证是利比亚。在西方威胁利诱下，包括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他坑爹的儿子的劝说，卡扎菲自诩“明智”地放弃了核武和化武，[59]

但数年后，曾同他握手言欢的法国总统就下令发动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其政权，他本人则在被捕后被虐杀，而且３年后，利比亚仍动荡分裂，此刻美国正紧急关闭美驻利比亚大使馆，并撤离所有人员。[60]

这种不谈军事的话语流行或许与法律人的知识构成、专长和偏好也有关。法律人都更擅长文字、演说、修辞，当然更喜欢这种“法眼看世界”；如果全社会都相信言辞立国，契约建国，相信“谈出来的美国”，法律人就就有理由顾盼自雄，舍我其谁，改“法治”为“法律人之治”，至少在和平时期。这就是理性人假定的必然结论。换言之，法律学人愿意如此切割、加工和演绎一个无需军事和武力的宪制天下和法律世界，不因为其虚伪，而是因为其真诚，尽管信仰之真诚从不保证其所信为真。这也就解说了那些视野更开阔、心肠更硬的法律人，从来都更强调“法律人／政治家”（如霍姆斯），并主张“超越法律”（波斯纳）。[61]

但我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准阴谋论或无知论———就因为这工程也太宏伟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遗忘机制，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思路一致，可能与———相对于历史中国———欧美各国自然地理和国家特点有关。换言之，与欧美各国的“国情”有关。要点也早已提及：一是持久的生存竞争引发的入侵，二是大国。

我已论及，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华夏中原地区就必须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足够强大的王朝，并始终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常备军”。忘战必危因此才写入历史中国的血脉。而如果农耕和游牧之间的生存竞争是促使国家发生并保持常备军之动力的话，[62]那么欧洲的自然地理条件，三面临海，更适合商贸和耕作，就欧州总体而言，就不大容易出现持续的农耕者与游牧者之间大规模的竞争———摧毁罗马帝国的匈人并非欧洲土产。换言之，欧洲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类制度需求：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以强大的常备军抵抗游牧民族。从经验上看，除了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早期外，欧洲早期的城邦各国和中世纪的封建各国，都不像历史中国那样一直保有一支军队。这并非欧洲和平，其实欧洲的战事也挺“勤”，只是若需要军队，或组织民兵，或使用雇佣军，或向邻国寻求援军；战事过去，民兵就会解甲归田，雇佣军或援军就会被打发。但只要军队是临时的，军队就不大可能成为需要宪制特别关注的一种常规政治力量，军事也就很难驻足于政治家的视野———谁会把临时来访的亲戚作为家庭成员来安排？！

当然也有例外，欧洲国家中，也曾有军队或军事影响一国政治的，如罗马共和国末期凯撒统率的罗马军团，或是克伦威尔统率的护国军，就曾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宪制实践。但例外需要的或往往唤起的只是随机应变的“打发”，而不是宪制的持久应对。

北美大陆也曾是这种状况。除了在美国建国时期，并且主要针对州和联邦的权力配置，军事不大可能作为重要问题持续存在于因孤悬海外而获得安全的美国政治宪制话语中，也不大可能进入北美其他国家的宪制视野——除了加拿大，还能有谁？印第安人？对不起，他们从不曾是宪制问题思考的主体，而只是此地宪制必须思考和处置的客体。

相比之下，在历史中国，总是在中原建国、开国，秦汉之后总是中央集权，永远是农耕大国，永远有来自北方的威胁，所有这些不变的制度条件促使了，而特别重要的还有一个条件是，３０００年来一直以统一的文字保留下来的、因此可以予以系统反思的历史记录和文献也有助于，历代政治家和学人，把相关的军事问题塑造成为历代中国政治和宪制的常规问题，要求并且激发人们系统思考和制度性应对。

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的第二点是，欧洲各国一直更多是小国；即便近代英德法意在经济、政治甚或军事都成了欧洲大国甚至世界大国，就地域和人口来说，也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人一直认为“只有大国才能有军队。”[63]这种说法在现代之前很有道理。国家不大，就缺乏战略纵深，军事和军备对于维护一国主权和安全的意义就会急剧下降，全民皆兵也很难有效抵抗邻国的突袭。古希腊从希波战争到马其顿征服期间，依次在爱琴海地区称霸的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和马其顿，基本都是一仗胜了，就在希腊世界中称雄。而到了现代，军事行动日益迅速，战争立体化，欧洲的所谓大国，除了孤身海上的英国，都失去了有国防意义的战略纵深；如今，若不是核武器，所谓大国与“小国”在国防上已经无异。想想，二战时期，在德国的闪电战下，法国这个大国４０天投降，与波兰３６天、挪威６３天、比利时１９天、荷兰５天、南斯拉夫１１天、希腊５６天投降，与丹麦和卢森堡均一天被攻占，这些区别有意义吗？

当军事对于国防的实际意义下降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欧洲各国的国家安全更多系于外交，战略结盟和纵横捭阖；如今，还得加上核武器，以及特定条件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这对保家卫国或捍卫本国宪制还有些意义。一旦理解了近现代以来军事对欧洲各国的实际意义，就会理解为什么是在１９世纪末，康德开始提议欧洲各国逐步放弃常备军以求世界（“世界”前面其实应加欧洲二字）的永久和平。[64]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现代之后，欧洲的一些最小的国家先后宣布放弃常备军；稍大一点的，如瑞士、奥地利、芬兰以及比利时和卢森堡则宣布或是曾经宣布，永久中立。即便欧洲的大国，打不过了，就投降，也不丢人。这种种情况都表明军事对于许多欧洲国家真没多大宪制层面的意义了。

这个判断知识只是对于特定的分析单位正确，即以单个欧洲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过去近７０年来，真实的分析单位已不再是单个国家，而是国家集团。二战之后，西欧国家确实获得了欧洲历史上也许是最长期的和平。但这与减少各国削减军备无关，与西欧各国人民的愿望无关（哪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又不渴望和平？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人民和平愿望也很强烈，事实上可能更强烈），而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欧洲，有了一个美国主导的军力强大的北约。这个军事组织在维系欧洲和平上有相当的外在性，受其影响的并不只是加入北约的国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无论是否参加了北约，不同程度上都受其影响了。

曾经的南斯拉夫都去哪了？想想被打击的塞尔维亚，以及由此获得分离的科索沃，不都曾以不同方式“受惠”于北约？而它们都并非北约国家！这意味着，北约的军事存在其实已经成为所有这些欧洲国家实在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塌下来，长子顶着。欧洲各国宪法学人还需要或怎么来讨论这个完全超出本国宪制之外、他们无法控制也无法真正理解的军事和军备问题吗？有绝对的制度理由，宪制问题淡出了他们宪制／宪法／宪政研究的视野。

但换一个视角看，无论放弃常备军，还是宣布永久中立，各国军事上合纵连横，或是就臣服强邻以求得保护，这也仍然是各国鉴于本国国情对军事问题的一种可行的宪制安排！

而沿着这一思路，或许还会发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已经成为常规的军人干政，在当代巴基斯坦、泰国屡屡出现的军事政变和军政权，或自１９５２年独立以来埃及领导人一直来自军方，放在这些国家政治社会变革的长期实践中看，则有理由视之为该国的宪制常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之一，是针对这些国家国情的一种宪制安排。经此，一国的军事武装集团，作为该国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通常也是该国的一批政治社会精英，得以常规地纳入了该国的实在宪制（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当该国的常规政治“死机”时，就由这些精英按下制度的“重启”键。

从规范宪法学上看，这当然太糟了；但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发展来说，这个重启键未必真的那么糟糕。

只是这类都不是大国的选项。没有军事实力的大国，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别扭；不靠谱，是矛盾修辞。[65]即便军事在欧州各国的宪制话语层面淡出了，这个幽灵照样以各种实践的形式在欧洲徘徊。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欧盟的诞生，欧盟开始努力建立独立的防务。[66]从前门送走的各小国的军事问题，兜个圈，便从欧盟这个“大国”的宪制实践层面的后门钻进来了。

更重要的是，军事问题从这些国家的宪制话语层面的淡出，完全不算个问题，对西方学人的本国宪制研究也不是问题，对于拥有足够强大军事实力的美国或欧盟的实践更不是问题，除非有一天他们成了戈尔巴乔夫。而且，真正的宪制层面的军事问题思考，与任何其他真正的宪制问题思考一样，永远不能指望人手一册，公众踊跃参与，而且还真有意义。有些事，从来注定是政治家的事，别人无法替代，就如同死亡一样。因此我可以不关心。

但我关心的是，中国学人，在讨论中国宪制问题时，如果习惯了并因此照搬这种缺乏军事考量的宪制研究视野和话语，就一定会过滤掉军事对历史中国的宪制塑造，就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在宪制层面讨论军事问题，很可能会培养出那种“我不懂的就不重要或就不是学问”的心态。本文的努力，就会如本文开篇所言，尴尬且另类。这也不算是真问题，也只是个人学术上的纠结。但如果这个主要有关实践的，而不是学术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视野全然淡出了，会如何？“天下虽安，忘战必危”？！[67]

本文只想把军事带入宪制研究者的视野，指出其对一国宪制或明或暗潜移默化具有创造和塑造作用，只想恢复其在宪制研究中应有的位置。我并不，也没夸大其作用。万里长城即便对于传统农耕中国有宪制意义，历史中国还是经历了一次次劫难，这和民主自由或是航母或ＴＭＤ很厉害，却未能令美国躲过９·１１一样。只是永远无法结论说：军事不重要，不必纳入宪制考量。而且，我也没打算用它替代或置换其他的必要，也不可能替代，包括恰当、明智且有分寸的自由、民主、人权或宪政的实践（着重号以示这有别于那种作为高分贝噪音的政治正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将军事纳入宪制考量，主要有关宪制的实践。但对于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拓展，也有学术意义。经此，我们有可能重新观察和理解我们的以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一些重大的军事举措、工程和战略。在这一视角内，比方说，１９５０－６０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其功能就一定不只是一般的武器装备制造或科技发展，它有关中国国家的战略安全，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在的发言权，它令中国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变得真实可信。[68]至，尽管几乎无人提及，它事实上也为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重要的战略安全保障，且不说它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意义，而这一点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心理建构，换言之，另一层面的宪制，也非常重要。

 

 

[1]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成公十三年），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８６１页。

[2]转引自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２页。

[3]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载《邓小平文选》卷３，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８页。

[4]参见宗道一等编著：《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齐鲁书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７页。

[5]事实上，以色列并没有一部名为《宪法》的文件，而只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名为《法律和行政法令》。该文件以单独一章，仅一条，规定了以色列国“临时政府有权建立陆海空三军，军队有权为保卫国家采取一切合法和必要的行动。”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７１页。

[6]Ｓｅｅ　Ａｖｎｅｒ　Ｃｏｈｅｎ，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３４９．

[7]参见黄山伐：《１９８１：谁毁了萨达姆核反应堆》，载《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２００８年１５期。

[8]“美国这个国家本身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资中筠：《美国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７页。资中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9]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Ｃｕｒｔｉｓｓ－Ｗｒｉｇｈ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ｒｐ．２９９Ｕ．Ｓ．３０４（１９３６）。联邦最高法院甚至明确指出并承认，通过发现和占领而取得领土的权力，驱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权力，签署国际条约而不在宪法层面予以批准，这些权力都不是宪法条款所确认的权力，而是本质上与主权国家的地位不可分离的权力。

[10]而这场战争的另一结果则是促成了另一北美国家加拿大的创建。在此次战争中，美国北部的英语和法语两大殖民地居民联手抗击美军，使美国向北扩张不能，５０年后，这两块殖民地建立了加拿大联邦。这为本文的论题提供了另一例证。关于这场战争，可参看，Ｄｏｎａｌｄ　Ｒ．Ｈｉｃｋｅｙ，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１８１２：Ａ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11]“Ｍｅｘ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ｒ”，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Ｍｅｘｉｃａｎ％Ｅ２％８０％９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ａｒ．

[12]冯象（译）：《摩西五经》，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版，第３页。

[13]胡风：《胡风的诗：时间开始了！〉及〈狱中诗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版，第４页。

[14]参见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15]参见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０１３年第５期。

[16]沈德潜编：《击壤歌》，载《古诗源》，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１页。

[17]“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６９９页。

[18]前注[17]，司马迁书，第２６９９页。

[19]班固：《汉书》（元帝记），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７７页。

[20]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８５页。又参见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载《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２期。

[21]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６２－２６３页。［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２６页。

[22]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２－３页。这种说法隐含了一个经验上不可能验证的关于社会发展普遍性和规定性的时间标准，这是２０世纪社会观念的产物，因此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梁漱溟先生的理论架构是一种普世主义的。

[23]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全书都谈论府兵，无法注释页码）。

[24]参见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顾诚：《谈明代的卫籍》，载《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25]周亚夫率军驻驻扎细柳防备匈奴侵扰。汉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细柳营，被挡住，不准进入。卫队称“皇上就要到了”，官兵回答：“将军有令：‘在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命令’”；在军营中，皇帝的卫队也被告知不得快行。转任宰相后，在重大问题上，周亚夫也坚持依法办事，不理会皇帝的个人意图。因刚直不阿，辞职后仍被冤下狱，绝食自尽。前注[17]，司马迁书（绛候周勃世家），第２０７４－２０７９页。

[26]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章。

[27]参见［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28]参见前注[17]，司马迁书（周本纪），第１１８页。

[29]参见前注[17]，司马迁书（周本纪），第178页。

[30]“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尽取周赂而去。……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前注【17】，司马迁书（周本纪），第１５４页。

[31]参见前注①，杨伯峻书（闵公元年），第２５６页。

[32]“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１页。

[33]前注[17]，司马迁书（赵世家），第１８０６页。

[34]参见前注[15]，苏力文。

[35]“中国漫长历史上的许多内部政策和改革措施，都是为有效抗击北方民族而制定的。”［日］铃木中正：《中国与内亚的关系：匈奴和西藏》，［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７页。

[36]“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前注[32]，杨伯峻书（八佾），第２４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前注①，杨伯峻书（成公四年）、（定公十年），第８１６、１５７８页。

[37]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４４页。

[38]“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滕文公上），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２５页。

[39]蔡文姬：《悲愤诗》，前注[16]，沈德潜编书，第６３页。

[40]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１页。

[41]陈琳：《饮马长城窟》，前注[16]，沈德潜书，第１２９页。

[42]前注[17]，司马迁书（蒙恬列传），第３５６５页。

[43]前注[17]，司马迁书（陈涉世家），第１９６３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4]前注[19]，班固书（匈奴传上、下），第３７７０、３８０３页。

[45]关于失去燕云十六州之后对中原王朝的影响，顾祖禹引前人称：“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燕蓟之北，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中原险要，所恃以隔绝中外也。……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澶渊之役，寇准欲邀契丹称臣，且献幽蓟地。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真宗不从。及女真取燕山，遂成靖康之祸。”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３６－４３７页。

[46]“其实在历史中，长城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功效。”前注[27]，［日］杉山正明书，第２６－２８页。

[47]福柯称“谱系学甚至必须界定这些事件不在场的那些时候，即它们一直未能实现的时刻”。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ｂｙ　Ｐａｕｌ　Ｒａｂｉｎｏｗ，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４，ｐ．７７．

[48]“自靖康丙午岁（公元１１２６年），金人之乱，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烧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庄绰：《鸡肋编》，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４页。

[49]参见［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２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６３－３７０页。但对这个说法也存在质疑，包括晚近的体质人类学的基因测试研究。

[50]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理想政体，就以斯巴达为范本；亚里士多德中谈论现实中比较完备的城邦宪制首先提到的就是斯巴达。参见［古希腊］：《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８２－９２页。普鲁塔克则认为“斯巴达享有的杰出政体与正义。”参见黄宏旭编：《希腊罗马名人录》，陆永庭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２３页。

[51]Ｓｅｅ　Ｎｉｃｃｏｌｏ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５０，ｐ．２２．

[52]参见［意］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53]参见前注[52]，［意］马基雅维利书，第３６５－３６６页。

[54]参见［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１８６２年版，第４８－４９、５１－５２页。“罗马的历史可以当做一个绝好的例证，它说明，要建立一个大帝国，只能以依靠军事力量的个人独裁为基础，并以有效的官僚机构来维持和平与秩序，除此以外要在任何其他基础上建立这个帝国，是何等的困难。”［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４页。

[55]参见前注[21]，［美］汉密尔顿书，第３５页。

[56]参见前注[21]，［美］汉密尔顿书，第124页。

[57]陈澹然：《迁都建藩议》，转引自，《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58]参见《戈尔巴乔夫指责西方没有遵守北约不东扩的承诺》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ｊ／ｇｊｒｗ／ｎｅｗｓ／２００９／０４－０３／１６３１１１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访问。

[59]参见《卡扎菲称放弃发展违禁武器是‘明智之举’》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９４１１３８７１８４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访问。

[60]参见《美国关闭驻利比亚大使馆撤离所有人员，被指撇下烂摊子不管》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４＿０７＿２８＿２５０７５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访问。

[61]Ｏｌｉｖｅｒ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Ｈｏｌｍｅｓ，Ｊｒ．，“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Ｈｏｌｍ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Ｈｏｌｍｅｓ，Ｊｒ．，ｅｄ．ｂ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Ｐｏｓｎ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２２５；“法律上的伟大所隐含的就是要超越法律”，［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６４页。又请看马克思的名言，“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序言＞导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２页。

[62]“农民和牧人之间、劳动者和掠夺者之间、低地和牧场的草原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的推动力，是产生一切国家的原因。”［德］奥本海：《论国家》，沈蕴芳、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４页。

[63]前注[54]，［法］孟德斯鸠书，第１２页。

[64]“常备军应该逐渐地全部加以废除。”［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载［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９－１００页。

[65]法国《世界报》就曾报道，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就曾称没有军事能力的欧洲也就是只纸老虎。转引自高华：《欧盟独立防务：开端、问题和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年７期。

[66]参见前注[65]，高华文。

[67]“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６５页。

[68]“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７９页。

 

我更愿意用“民主问责”而不是“民主”

首先，我想建立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了解各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以及它们在未来的发展。在我看来，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

社会学家马基雅维利将国家定义为合法地垄断或独占一定领土内的权力。这个定义至今依然很有用，因为它确定了国家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区别。在这一定义中，最重要的是权力，国家即力量，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于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其他社会中的人民所需要的服务。因此，国家便是产生并利用权力的能力。

第二是法治。我想，在英语中，ruleof law(法治、依法治国)与ruleby law(以法治国)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别。以法治国是让法律成为君主命令的代表，君主制定法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与现代政治理论之一的法治存在差别，法治意味着君主本人也遵守法律。君王也可以是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即国家元首、总统、国王、帝王、总理，如果他们不受法律所制，这便不是法治。政治权力受到限制，这是法律的最基本定义。法律从根本上来说是对权力的限制，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法治要求国家是要在监督下运行。国家是要使用权力，而法治从根本上来说则是要限制权力，确保国家使用权力，并使其符合整体国民的利益。

现代政治秩序的第三个部分是问责，在英语中我更愿意用民主问责而不是民主。民主关系到一定的程序，如选举出统治者，但这些程序的目的是要确保政府应为全体人民负责，而不是一部分掌管政府的精英。选举等程序只是机制，确保实质性的问责。即使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实现部分的问责。

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要素的某种平衡造就成功的政治体系

这三部分之间需要某种平衡。在我看来，一个成功的、机能正常的政治体系必须达到某种平衡。一方面，你必须使一个国家、一个政治体系有权力做事情。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运转，就将出现独裁或暴政，这将会破坏公民的自由与生活。因此，在我看来，政治体系必须达到某种程序的平衡。权力必须受到两个制度的制约，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某种形式的民主问责。

你可能会在一个或两个方向上脱离平衡。如果只有国家，而没有限制的制度，你就只会有独裁。另一方面，如果只有限制，而没有国家，就会出现像叙利亚或利比亚这样的状况，或完全分裂、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会手拿AK-47，组成武装集团，占领财产和土地，很明显，人们的生命便会受到影响。但也有其他政治体系，有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状态，但却很有限。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贫困、欠发达的最重要原因，它们无法、没有能力提供最为基本的公共必需品或发展。纵观全世界，尼日利亚、马里、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出现的暴力，许多都源于国家的崩溃，或者国家的软弱，无法提供基本的公共安全。

从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之间又是相互独立的。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组合也可以不同，有的是有国家而没有法治和民主问责，有的是有民主问责而没有国家和法治，等等。这三个要素应该彼此平衡，但并不彼此支持，而是处于冲突状态，比如很多国家有强势的法治和强势的民主问责，太多的制衡，以致国家衰弱。因此，将它们放在一起考虑时便会变得尤为复杂。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拥有高度发达、现代的国家，实际上中华文明早于欧洲2000年形成了类似的现代国家，但法治和民主问责却欠发达。与之相比，美国则是在政治制度光谱的另一端，有着强大的限制机制，宪法和民主选举，但国家在某些方面却软弱，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比较弱。中国和美国的国家能力、民主问责和法治之间的平衡是不同的。

说中国是集权国家的人，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探讨中国政府的起源，我认为，中国是第一个发展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国家的地方。韦伯认为，与现代国家相反的便是世袭制国家，即精英群体统治国家或拥有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叫世袭制，国家就像是来自父亲的礼物，国王或女王可以将整个省作为公主的嫁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开说国王拥有这个国家，但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有这个趋势，即统治阶层正在不断地获取私人经济利益，这种情况存在于尼日利亚或其他富含石油的国家。很小部分的精英利用国家作为工具，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收入。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便会出现高度的腐败。

我认为，第一个发展出不是世袭制而是现代国家的是中国。现代国家管理客观地对待国民，你与国家的关系不取决于你是否是负责掌管这个国家的人的朋友或亲戚。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是官僚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根据能力选拔，即根据他们对技术的掌握程度，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有严格区分，并因此而反对政治腐败的出现。中国从未实施过这样理想化的政府，但至少在中国历史上，与之相类似的政府出现得很早。它的出现与当时发生的战争有关系。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现代国家形成的主要驱动力是战争。蒂利观察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后提出国家创造了战争、战争创造了国家。

这在古代中国两个重要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就显现出来。春秋时期持续了294年，中国不同的政治联盟之间打了1200多场战争。而在战国时期的255年间，各个国家之间打了468场战争。在这500年历史中，只有89年没有发生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如同早期现代欧洲，这

 

当“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话题的热门关键词，学术界的"中国学派”依然是个有争议的名称。对于已经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当然很少有关于名称的争论。然而对于中国学派，常有类似于这样的质疑：有美国学派吗？有必要单列中国学派吗？时间与事实的魅力胜过雄辩，当中国的发展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国已然构成一个独特的范例。如果把关于名字的争议放在一边，我们会发现各种超越流行教条、立足中国国情的研究早已如地火蔓延。

2015年4月12日，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70多位中国青年学者和30多位博士生汇聚河北省香河县“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他们济济一堂，或全体集会、或分组讨论，或私下交流，无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汇报各自的课题和思想。如果不是在现场看到这么多青年面孔临风论剑，还真感受不到原来地火已如此旺盛，呼之欲出。

青年学会学者平均年龄37.5岁，最小的27岁。如果不是一位60后资深哲学学者误入，平均年龄会更小。他们来自各个专业——分组讨论有7组：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史哲。此外还有博士交流组。出席者既有各个院校的青年讲师、教授，也有各行业实战人才。其中不少人已经出版具有创新思维的著作，诸如《大道之行》、《乡村江湖》、《国计学》、《制脑权》等等。他们面对大问题，敢于讲真话而不一定是读者爱听的话。观点、叙述极具冲击力，也难免会有一些不成熟言论。哪怕是“制脑权”这样一部战略学著作标题，也难免会令一些读者感到吃惊。大会的“总服务员”孔丹先生谓之“偏师”，还真有点《亮剑》中偏师李云龙的生猛味道。

偏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偏。笔者穿梭于各个小组会场，能感受到一波接一波扎扎实实的问题意识。思想的力度来自于深度和他们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同于唱衰论背景下的风声鹤唳感，而是中国崛起背景下，面对挑战迎难而上的披荆斩棘之感。我们不妨看看青年学者在讨论什么：

文教起兴

文史哲小组的话题完全超越一般纯文学或者抽象的文史哲清谈。张晴滟关注“一带一路”战略输出的文教结构是什么。文教结构有别于中国强大基建背景下“一带一路”的物质结构，是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殷之光的话题与此呼应，提出超越针对英文观众极其视角的世界史尤其是冷战史的叙述，“以往即便是有第三世界学派，或者所谓第三世界视角，也是把第三世界看作是美苏争霸的附属品。”白钢提出，想写一部能够取代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著作，“整体上它有它高明的地方，也有它很根本的问题。它应该到了被全面替代的时候了。”

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创新雄心，在其他各组都有不约而同的回响。在政治组，有张广生、马钟成、李艳艳、丁凡、鄢一龙等学者同样表达了对于国际文化领导权及其实现方式的关切。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形成又如何输出？中国的民主实践如何成为显学如何形成系统性话语？在人们印象中，关心地缘政治、军备发展战略、外交战略的战略小组学者开始讨论什么是中国崛起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他们的思路开始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国战略层面，田文林、石海明等甚至讨论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战略武器作用。比如如何看待莫言？以笔者观感，在对文化机制的细微理解上，他们可以多和文史哲组交流。

文史哲小组

战略学小组，《超限战》作者王湘穗教授到场

王绍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国家转型和治理要超越政体思维，批评了那种拘泥于西方政体概念，认为政体模式一改就灵的话语。青年学者们也纷纷在政治形态理论上表达了有所建树的愿望。白钢对中共的形式提出了大胆新设想：“中国共产党的形式，一定是师生辩证法，它是通过向人民学习来教育人民，他通过做人民最好的学生，然后成为人民最好的老师，这始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从哲学和文明史的角度来说，这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进行丰富的阐发，而且可以落实到具体中去。”丁耘谈及国家形态：“最近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现在的国家形态，我认为是不是在政党国家之外应当还要加上一个人民国家。我想这样来讲当代中国形态，不是说并列，文明国家在民族国家之内，人民国家在政党国家之内，世界理想在中国道路之内。对中国当前的国家形态与政治道路都不宜做片面的、短视的理解。”中国国家文明自古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这早已是学界共识，但眼下的这批学者特别注重打通具体的中国传统经验、中国革命经验与现代治理经验。

有别于概念清流，政治组的学者们深入到政治运作过程中去。《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作者之一樊鹏介绍自己对资本外部性监管的研究，汪卫华追问其社会监管的主体是否包括政府监管。樊鹏回答这正是需要研究的，会后进一步告诉笔者：“社会监管就是国家对涉及社会普遍价值受侵害的介入监管。国家是监管体制的顶层设计者，基本的体制结构和参与规则是国家设计的。不排除企业和社会的参与。具体要研究，

不可一概而论。”

不可一概而论，拒绝抽象的政府、社会、市场概念，拒绝二元对立式思维，这种思路贯穿于各个会场，在经济学小组尤其突出。

令人振奋的经济学讨论及其他

近十年来，主流经济学界纠缠于经济形态的抽象辩论，已经引起了读者相当的厌倦。主流媒体上蔓延的讨论给读者的感觉是，用几个关键词就能概括——崩溃论，市场化，所有制、国进民退、投资消费需求等等。抽象而简明。而青年学会无论政治、经济小组都不屑于抽象概念思辨。他们切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反馈到理论的讨论令人振奋。

王生升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的历史形态，超越国有、私有的争论不休，力图参与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去。江宇回忆求学时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思维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辗转过程。谈到GDP增速下降，他提出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干预加快了经济周期。如果方法不对，干预效果就会南辕北辙。他不回避政府干预的负面效果，但是反对只用抽象的政府干预/市场调节对立的观念来思考，要切实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尹隆在做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体化研究，反对割裂，坚持在经济与政治结合视角下研究博弈论，拒绝相信存在与政治无干的纯粹经济学。他们在具体领域如医改和养老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谷彬强调立足于具体问题，通过现实问题导向来为人民服务，不必一见到GDP数据波动就大惊小怪。他正在关注通过就业大数据监测为中国转型提供建议，比如二代农民工的培养和养老工作。笔者不禁想起张维为教授的话：既要承认二代农民工问题，又要看到很多国家都在面临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一代民工问题也没有解决，而我们是站在更高层次上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赵亚赟和周萍则站在互联网层次上研究金融问题，前者关注如何通过互联网金融赶超传统领域难以赶超的西方金融，甚至深入到P2P研究中去。后者关注建立中国自己的信托史。

赶超雄心未泯，脚步扎得更深，深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回到理论建设。程碧波尝试把西方的经济史、中国的经济史，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融在一起，构建一门“国计学”。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并且已经尝试。张晨敏锐地看到，“新常态”故事又开始沦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如阶段性降速一类叙述里，而他要把新常态嵌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国际体系尤其中美结构关系当中论述，阐发其历史性（内部性）与外部性。董筱丹则努力把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向下延伸，具体到区域中去。“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但是中国太大，我们把中国一块一块来看，每个区域的发展历程到底是什么……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是苏州有一个中国和新加坡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去年是成立20周年，我们受那边的委托，做了一个20年的发展总结……然后我们把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放到一块，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看看中国哪些问题是内部性的挑战，哪些是外部的冲击，这些对于区域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中国模式”还在继续惹争议的时候，他们的具体研究已经向前迈进。

社会学小组提出了系统性、接地气的研究计划，从县域政治生态研究到一线行政冲突，从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到新生代农民工生态研究。法学组则关心什么是超大型国家中国的法治，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宪制。在他们看来，照搬西方国家宪法之不可行，已经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田雷对美国宪法的系统性研究既非为了照搬，也有别于那种大批判式拒绝态度，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和问题处理中去。他们在细节领域的研究则触及诸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院之类问题。小组总结发言人支振锋直言：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人民法院还没有想清楚。在战略层面，则涉及“一带一路”时代与各国的法律交往将会如何实现。两个小组的研究工作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他们提出要多和基层官员展开交流，让研究能够影响决策，从而有利于民生和国家建设。据笔者了解，不少地方政府有心组织学习，却常常邀请言论大而无当的大V型说客。笔者真心以为，尊重青年学者，与他们互相砥砺才是正道之一。

他们在各自的会议室讨论，笔者却能感受到他们彼此心气相通，穿透墙壁。也许下一次大会，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学者可以在同一个小组里开会切磋，彼此砥砺激发。

你不去传播，别人就去传播了

这是一个政治、生活与媒体息息相关的时代。这一批学者迫切意识到，以往只顾埋头钻研还不够，要关注大众舆论，要把知识分享出去。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不能小觑，风气不正的舆论会严重干扰社会发展。张晨与张恒龙都关注经济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相结合的问题。张恒龙说：“为什么没有结合好？很简单，职称的这个指挥棒，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这个制度。问题是你不传播，社会的需求摆在那，自会有人传播。在座的各位想想看，所谓的著名财经作家、著名的股评人、财经评论人，咱们跟人家比，咱们对得起我们的专业吗？我们不发声人家就发声了，所以我觉得要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把研究和传播搞好。” 简练表示：“如果我们总结当代史的话，确实就会被当代流行财经作家的不严谨的东西概括了。一些财经作家不自觉地抬高了国外的经验。发展了这么几十年，这方面我们是相对落后的。”

别的小组也在发出同样的心声。政治组的郭静、李效东表示他们在编撰关于中国政治的小读本，要把中国的典型政治案例拿出来，基于事实重新讲述故事，要让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并获得启迪。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高校职称、论文体制，能够这样去做知识普及工作，笔者以为很不容易。

他们有意识地回应传媒大众关心的问题，比如GDP的起伏，就业问题，网络信贷等等。周萍甚至用美容卡的资金风险来谈论信托创新。

不止经济组，各个小组都有关切舆论，走进读者的想法。唐杰与雷希颖参与合作了一部视频系列《我的国家引擎》，以生动的动画方式叙述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遗产，包括建党、群众动员的高效治理模式等等，一改以往深受西方政治小说影响的灰硬气氛，把共和国儿女的切实感觉描述出来。他说：“这个叙述既是哲学的，又是文学的。在形式上还得有变化，不光是仅仅写文章，不光是电影，不光是动画，下一步策划是用水墨动画来讲‘一带一路’。我希望讲故事，首要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运作的。何以至此。说中国学派，可以一上来就是宏大的，宏观的，一上来就是文明，政党，我想能不能讲一些具体的东西，所以我想做这些事。”

与大众切身相关的具体事务里隐藏着理论性问题。肖自强回应了一个关于公务员收入的具体问题，“体制内的分配机制和社会分配机制严重不一致的时候，怎么搞信仰教育？内地一个县委书记一个月才2000块钱，这个相差太远了，这个机制如何调节？还是要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上看。”如何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看？这里且打住。我们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著作。

青年学者们都不容易，他们的衷肠也许需要一步步地让大众感知，与更多知识青年砥砺。据笔者所知，不少青年学者比如欧树军都坚持业余开读书会普及知识。好的研究没有传播好，有他们自身的责任，更有媒体的责任。

传播小组对新媒体传播投入极大关注，比如微信传播规律极其对媒体、资本、权力生态的影响。同时希望能加强与各小组的合作，帮别的学科参谋如何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当然也关注网络主管部门管控新媒体的目标和方式。希望有良性互动。

这里不是莫干山，但是就在这里跳舞吧

“少年中国说”已是老生常谈。青年的挑战每时每刻如恒河之沙，但只有在国运嬗变之时，才会因势而起。最近几年，如果我们仔细倾听，青年学者的清音已不少见。吊诡的是，一方面是新媒体兴起，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一方面是大潮底下潜流劲涌。新莫干山会议就是如此。观察者网评论员岳峙去年9月撰文《三十年后再上莫干山：青年挑战者》，影响颇广。这篇文章里更多体现的是青年学者与当红学者的理念、作风冲突。新莫干山会议内容相对平淡，似乎只有冲突才引人注目。这不是因为没有好的研究和观点，而是囿于老思维，未能新老交心、上下一致引出蓬勃之气。这股朝气会在青年学会绽放吗？至少今天的气氛给人信心。

误入青年组的丁耘教授表示，他更愿意到这里来，而不是去大牌教授的会议，因为这里有活力。青年学会成立大会主持人孔丹年近70，说话虎虎生威如年轻人。作为张劲夫同志的秘书，他回忆起三十年前经济界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回想当时青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在于因应时事，非一人一时之功。他期望在座各位能够超越左右，脚踏实地，做实事求是派。他说能把今天的会议组织起来，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在与青年学者的讨论中，他时常调整自己的观点，并反复表示：“我也需要向青年学习。”

孔丹表示不了解新莫干山会议。在笔者看来，与新莫干山会议上晚辈学者的边缘挑战不同，这次青年学者是主角。也许地名不重要，也许可以套用马克思的那句话：这里就是莫干山，就在这里跳舞吧！

济济一堂

回答中国学派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中国学派有必要吗？

在总结大会上，文史哲小组发言人张翔称：我们组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比较好的方式，在目前阶段是放在具体学科里面展开。这个有先例，比如说在比较学里面，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特色。目前我们在每一个学科的里面，做到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推出中国特色的学派。至于中国学派具体的内涵，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一个是中国的主体，我们提出这个词，要理解它在当代的背景，面对的意识形态状况，就是所谓一般的讲法叫“西强我弱”，或者说我们一般很容易受西方的话语模式，或者它的理论框架的影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们强调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还要有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另一个是要有中国自身的形式，这个形式在不同的专业里面，有不同的表现。

这样的说法得到大家的认同。

中国学派，那只是一个结果。需要耕耘的土地还有很多。走过这一宵，学者们会有什么表现呢？谈及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如何超越西方的霸权模式并发展出新的互利共赢的普世文明模式，孔丹在闭幕发言中提及“命运共同体”，以此超越利益共同体。今天的青年学人们在未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吗？能与中国、世界命运攸关吗？能成为我们这艘乘风浪、绕险礁的中国巨轮上的领航员吗？

挂一漏万。本文仅仅记录笔者的所见所感，希望能展现那些新锐的人和思想星火。至于能否燎原，那是未来的事情。

 

2014年10月、11月，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相继推出两本新书：《中国治道》、《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4月4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法意读书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法意读书会第一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邀请了王绍光、潘维、玛雅、欧树军、刘晗等学者，共同探讨这两本新书。本文为王绍光教授主题发言，经作者审阅发布。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政道》、《中国治道》，其实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讲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政体思维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思维方式。

我先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3月初美国华盛顿大学有一位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开头就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我观察到这篇文章在国内有一些反应，海外也有一些评论。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对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释，说“中国即将崩溃”这话很多人说过。2001年有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写过一本书，名叫《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这本书写完以后，最高兴的是谁？是台湾的李登辉，中文版封面正中间就是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还出了另外一个封面，说中国官方学者胡鞍钢、王绍光也赞成这个说法。我确实和胡鞍钢教授等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叫《最严重的警告》，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说这个证明我们也同意中国即将崩溃。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可以发现，几乎从1949年以后，就不断有人说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是政体思维导致他们必然得出这个结论。

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是用这种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主办今天这个活动的是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但我后来去学政治学，当时国内基本上没有这个学科，我就到国外去学，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政体思维。但我30多年后回头看，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出于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这个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所以刚才讲的沈大伟也罢，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人也罢，他们说中国要崩溃，就是有政体思维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刚才我讲到章家敦，在2001年写《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年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了，又错了。

再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治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刚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也是如此，江泽民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习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授说的。

沈大伟说中国马上要崩溃，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就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不加花边就不行，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有些民主现在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觉得不戴这个帽子就没有办法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现在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我们没有，那肯定就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在我读过的文献中，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但你再看梁启超的著作会发现很有意思，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所以他后来慢慢也放弃了政体思维。

梁启超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中国的政体变了，从帝制变成了中华民国共和制。政体虽然变了，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他曾经说过，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也是比较清醒，慢慢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我现在定义的就是，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谈我的一个观察，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说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一点，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座的有很多行家，欢迎大家批评，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