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受新冠疫情影响，俄罗斯宏观经济各项指标从2020年第二季度出现了全方位下滑，年底的“第二波疫情”又加剧了俄罗斯未来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面对疫情，如何通过政策选择来规避风险，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是俄罗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挑战。

关键词：疫情 俄罗斯 经济 纾困 影响

探讨俄罗斯的经济走势，疫情是当前最主要的外生因素，俄罗斯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政府核心经济部门开始调整目标、规划和战略，以适应疫情下的整体经济环境。俄罗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抗疫纾困的刺激政策，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基础，同时对企业和居民家庭展开扶助，在国际市场空前严峻的情况下通过刺激内需来稳住就业和家庭收入。在此基础上，又将部分扶持政策融合进政府中长期经济恢复计划当中，将2018年根据“新五月指令”目标制定的“政府2024年基本工作方针”和经济恢复计划进行了部分整合，并延长到2030年。这是疫情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对政策规划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整。

目前看，俄罗斯抗疫扶持政策产生了较好效果，2020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经济表现要好于欧美等国家，这一方面取决于制裁环境下疏远外部市场造成的“内敛型”适应性，另一方面是扶持政策对外需断崖式下滑的缓冲作用。在第二波疫情大概率出现的背景下，面对全球市场不确定性，俄罗斯政府通过延长部分扶持政策、出台新战略规划及优化国际合作来抵御风险。

疫情下的俄罗斯宏观经济现状

2020年1月，俄罗斯政府从梅德韦杰夫内阁进入到米舒斯京内阁。总体看，梅德韦杰夫留给米舒斯京的俄罗斯经济已有起色，具有一定增长潜力。俄罗斯经济增长虽然低迷多年，但一些重要指标如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外债率等表现良好，外汇储备较充裕、汇率稳定；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年底开始止住下降颓势。[1]

2020年的俄罗斯经济，可以分为疫情前的经济增长、因疫情隔离导致的衰退和隔离解除后的经济恢复三个阶段。疫情隔离前，俄罗斯的GDP缓慢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央行基准利率和能源价格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从2019年第三季度起，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开始扭转2014年以来连续下跌的局面，出现小幅增长。但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一态势，2020年第二季度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8%，创造了近20年来的最大下跌纪录，[2] 第三季度降幅度稍有放缓，也达到5%。

2020年第二季度，俄罗斯GDP下降8.5%，这是2008年以来单季度最大跌幅。行业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宾馆和餐饮行业下降了56.9%，其他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3]工业产值在疫情高峰的5月份下降了9.6%，7月份下降8%；在工业产值中贡献最大的石油和矿业开采均下跌15%以上。

从第二季度起，俄罗斯失业率开始快速上升，五月份达到6.1%，到第四季度初稳定在6.4%左右。所有远程办公的工作者没有被列入失业名单中，但不能获得全额工资，既有工资比疫情前正常水平下降非常多。据统计，这样的“半失业”人群在全国超过100万人。2015年以后，居民的高贫困率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疫情带来的新一轮失业潮无疑会加剧贫困问题。就业是政府当前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中长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隔离期间，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企业和家庭的扶持政策，GDP下跌幅度要小于预期。作为俄罗斯财政预算支柱的能源领域也受到巨大冲击，从2020年1月下旬疫情暴发到2月中旬，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了20%；3月份国际油价再次暴跌， 4月下旬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一度出现负油价。除了需求萎靡，OPEC与俄罗斯未达成石油限产协议也是油价暴跌的重要原因。谈判破裂后，沙特打响石油价格战，意图以低成本原油来打压开采成本相对较高的俄罗斯石油市场空间。在特朗普的干预下，沙特暂时放弃价格战，产油国之间达成了新的短期限产协议，以支撑石油价格，之后国际油价回升到40美元/桶左右，第二波疫情的到来重新拉低了油价。

国际油价低迷给俄罗斯带来了最严重的两个后果，即财政赤字和卢布贬值风险。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政府以财政平衡作为重要目标，力图通过适度偏紧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通过对联邦预算支出的压缩、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和部分增税政策，俄罗斯政府基本实现了财政平衡。但疫情引起的国际油价下跌导致财政收入下滑，打断了这一调整进程，一系列新的增税政策可能会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扭曲俄罗斯的财政平衡目标。受国际低油价影响，俄罗斯外汇市场变动剧烈，卢布贬值压力骤增。2020年9月上旬以来卢布对美元、欧元开始大幅贬值。从国际国内因素看，卢布汇率的疲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制裁影响，拜登胜选后，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延续奥巴马时期对俄的强硬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措施，这将加剧市场悲观情绪，国外投资者将抛售卢布资产并转移到其他货币资产上；其次，地缘政治因素也直接导致了卢布汇率的震荡，如伊朗和白俄罗斯问题；第三，自2020年6月份以来油价逐渐稳定在42-44美元/桶左右，俄罗斯央行开始减少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失去了对卢布汇率的支撑作用。其中，地缘政治是核心因素，在短期内俄罗斯同西方关系不能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油价上涨和降息也难以阻止卢布汇率的持续低迷。

由于俄罗斯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不一，所以对具体的隔离措施及解封时间，普京将决策权下放给各州州长。实际情况是，人口越稠密、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受疫情影响更大，隔离措施更加严格，解封时间也更晚。在隔离期间，经济发展部预测俄经济每天损失1000亿卢布，并预测2020年GDP下降5%，[4]

央行的预测也在4.5%-5.5%的下降区间。根据俄罗斯综合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分析，受疫情影响，俄罗斯2020年经济下滑可能会超过两位数，乐观估计GDP也会下跌7.5%，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10%，极端情况下GDP甚至会下跌1/4，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下跌27%，该数据同1929年“大萧条”期间的美国非常相近。同1998-1999年、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相比，此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困境给俄罗斯企业带来的破坏性更大，300万家企业面临破产风险，相应地有860万人处于新增潜在失业风险当中，加上疫情前的350万失业人员，总体失业率可能会超过16%，而1998—1999年经济危机在高峰期也未曾突破13%。[5]

比较确定的是，俄罗斯将面临转轨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降。它不同于俄罗斯1998年的债务危机和2008年的流动性危机，此次危机涉及内外部两个市场和几乎所有领域，注定需要比前两次危机更为漫长的恢复周期。

需求调节政策基调及政策选择评价

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隔离解除后，俄罗斯经济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低增长（负增长）、低通胀、低油价。同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针对欧美提出的“长期停滞”特征不同，俄罗斯的低增长形态趋势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在暂时失去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的支出动力后，能够弥补需求缺口、稳住总需求的力量只能是政府部门。从经济周期看，疫情打断了俄罗斯2019年下半年以来的弱复苏进程。如果政府不能填补这部分需求缺口，将会加重经济的衰退力度。货币和财政政策是政府首要考虑的两个刺激要素。

在货币政策方面，俄罗斯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操作。近些年，俄罗斯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稳定通胀率，所以在降息频率和幅度上都比较有限。疫情使得俄罗斯的通胀率开始偏离4%的目标，面对通货紧缩风险，俄罗斯央行加快降息操作，2020年俄罗斯央行频繁降息，1月-7月央行四次调低基准利率，7月中旬将基准利率降低到史无前例的4.25%，第四季度央行董事会会议上维持这一水平不变。

俄罗斯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非常有限，特别体现在居民收入端，始终不能步入增长正轨，这是俄罗斯经济刺激政策最大的缺陷。由于疫情迫使居民部门短期存款增加，长期存款下降，[6]导致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能力下降，企业长期贷款的可获得性日趋困难，长期利率难以下行到企业预期，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俄罗斯难以压低长期利率，使得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大打折扣，即基准利率对长期利率的传导受阻，但同时缺乏其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7]

另外，国内需求萎缩导致的低通胀对央行进一步下调利率是个掣肘，当前3.5%的通胀率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第四季度下调利率的空间。除了利率调节，俄罗斯央行并没有使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提供流动性，例如欧美国家央行大量购买政府债务、购买商业企业债券等手段。鉴于对通胀和债务的担忧，俄罗斯政府将财政政策提高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由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低迷，流动性不愿进入实体领域，而是踊跃流入资产领域，这是当前全球的普遍现象，俄罗斯也不例外。在俄罗斯，流动性是通过“被动”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不同于欧美央行通过购买银行持有的国债来投放流动性。流动性的分化导致实体部门通缩和资产价格泡沫并存，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火热同工业领域颓势并存。尽管股市可能会有一波高涨，但低利率下的基础货币扩张如果不能流动到实体领域，将严重影响居民就业、收入和经济的增长。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低利率下的信贷泡沫，居民消费信贷和按揭贷款激增，为日后的债务问题积累了大量风险，并将传导给银行部门。家庭负债过大，一旦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出现，居民部门将大概率陷入去杠杆的痛苦过程。

财政政策出现转向

疫情和国际油价低迷，导致俄罗斯财政收入面临困难、支出被迫增加。能源出口下降影响财政收入是个老问题，疫情又将其放大。根据现状，俄罗斯对财政预算作出了调整，从原计划财政盈余占GDP的0.8%修订为财政赤字。根据2020年10月初俄罗斯政府递交给杜马的三年期预算方案，2021-2023这三年都被设定为财政赤字，但赤字额逐年递减，[8] 最终将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指标调整为4.4%，年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达到5.4%。

财政预算计划支出优先项有三个选择：居民、医疗系统和企业。财政部的基本思路是，疫情造成的居民消费需求骤减，应由扩大财政预算来弥补，等到2022年家庭部门需求稳定以后再将宽松财政政策回归到2017年的“预算规则”。[9]为了支持就业和维持居民收入，俄罗斯2020年财政支出将超出财政收入5万亿卢布，达到GDP的5%。

在疫情导致财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俄罗斯政府主要通过增税、动用国家福利基金、发行联邦债券（ОФЗ）来支持财政支出。从2021年起，俄罗斯政府将对储蓄税、能源开采税、烟草消费税等进行部分调整，并且针对部分高收入人群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转化，再加上2019年已经实施的新增值税税率，通过增税来增加财政收入成为近年来俄罗斯政府的常规操作。尽管政府对部分行业实行了具有针对性的税费优惠政策，如将IT企业的保险缴费比例从14%降到7.6%、利润税从20%降到3%，但整体上还是以增税为主基调，而且在疫情导致经济持续恶化的条件下，不排除扩大增税范围的可能。

在财政收入日渐吃紧时，国家福利基金的“缓冲垫”作用逐渐凸显。为了实现2020年的预算目标，国家福利基金须向财政注入4837亿卢布。[10]

截止到2020年9月，国家福利基金拥有13.257万亿卢布，占GDP的11.4%，按照财政部的计划，这一指标只要超过7%，基金就会通过投资的方式来支持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经济建设，但疫情下，俄罗斯政府必将分流一大部分基金资金用来维护社会保障及纾困支出。这样，国家福利基金现在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对社会“托底”与支持经济增长之间的优先选择问题。为支持2021年实现3%以上经济增长目标，资金不断流向社保领域，同时第二波疫情下国际油价下跌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国家福利基金存在枯竭的风险，而其支持经济增长的职能被弱化了。

联邦债券也是俄罗斯重要的融资工具，但在制裁环境下，国债市场正面临国外投资者流失的困境。国外机构投资者传统上是俄联邦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之一，伴随2020年春季的卢布贬值，国外投资者开始逐步撤出俄罗斯国债市场，对国内市场带来压力。2020年9月，联邦债券的国外持有者份额从之前的约三分之一下降到28%，参与投标的外国机构投资者从20.6%下降到15.7%。[11]

事实上，在2018年秋季就有一波国外投资者从俄国债市场抽离，恰逢当年8月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加码。俄罗斯和欧美在乌克兰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俄政府及大型企业的债券融资都不会有太大起色。俄罗斯联邦债券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对国内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但国内市场的不稳定性难以弥补国外投资者离去后国债市场的低迷。[12]

作为联邦债券的主要购买者，通常大型商业银行以国债作为抵押向央行获取流动性，再将资金投向商业领域和金融市场来获取利润，但疫情下因为政府的“债务换就业”政策，这些商业银行的处境也不妙，[13] 俄罗斯银行及私人投资者的现金流很难支撑联邦债券的国内市场。

俄罗斯没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传统，央行不会大规模购买联邦债券，只有通过财政部对国债收益进行补贴或者央行提高利率来吸引境内外投资者，由于央行的利率政策取决于通胀率，身处通货紧缩环境的俄罗斯短期提高利率的几率不大。所以，除了财政部大幅度提高国债收益补贴，联邦债券的国内空间在短期内难以通过国内市场完全填补，这将导致联邦债券收益率变得更加陡峭，间接影响了联邦财政的支出计划以及“经济政策恢复计划”的执行效果。

      俄罗斯政府的精准纾困政策及经济恢复计划

俄罗斯的短期纾困政策

针对疫情，俄罗斯政府接连出台纾困政策，包括直接对家庭和企业给予精准救助。相比于欧美各国零利率货币政策、政府债务高企的现状，俄罗斯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更大，下调利率和扩张财政赤字的政策隐患更小。随着2020年9月底俄罗斯疫情的再次严峻，政府原定10月份之前结束的扶持政策又做了延长，部分疫情扶持补贴有常态化的趋势，[14]防止第二波疫情下本已稳定的失业率再次飙升。

在疫情期间，俄政府将短期扶持和长期经济恢复计划相结合。居民部门方面主要是解决失业问题，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失业率维持在6.4%的水平（约370万人），政府目标是到2021年底把失业率降低到4.7%。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包括提高个人失业补贴、按揭贷款利率优惠、针对有儿童家庭的综合性现金补贴等。针对初次分配领域出现紊乱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调节，将就业-收入-消费的恶性循环拉回正轨，避免国内市场的“崩塌”。部分对居民的支持政策同对企业的扶持是交叉的，如针对企业的社保和税收缴纳延期、对个体经营者进行税收返还，[15] 以低利率贷款换取企业不裁员政策等，具有稳收入、保就业的性质。[16]

对企业的扶持政策标准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少数大型支柱型企业，第二层是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包括部分中小企业。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被纳入政策帮扶名单中，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未注册登记的“影子企业”。该类企业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有限支持，但地方财政不容乐观。2020年1-7月，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增长几乎停滞，并出现了2011年以来的首次赤字。主要地方税收入（个人所得税、土地税、利润税、消费税等）均大幅度下滑，其中两个主要税种——个人所得税和利润税受影响最大。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都被波及。面对地方政府财力困境，联邦财政转移支付增长了23%，达到5400亿卢布；占地方政府抗疫、社保、家庭和企业纾困补助支出的60%，[17] 但也难以有效扭转企业现金流的枯竭和失业率的攀升。

另一方面，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支持企业拉动经济增长变得更加困难。为吸引企业投资，政府通过诸如“保护和鼓励资本投资合约”（СЗПК）等新市场工具来吸纳境内外投资，鼓励企业投资相关产业的基础设施，再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来弥补企业的前期投资成本。但在全球资本收缩，且面临新一轮制裁的风险下，俄罗斯的鼓励投资计划很难实现既定目标，何况投资优惠条件的吸引力有限。在疫情时期，企业投资很难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全国范围来看，接受扶持救助的企业仍是少数，广大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补贴保障、遏制失业的增长。疫情高峰期，在“保企业”难度较大的情况下，政府将扶持重点聚焦在普惠性的家庭补助，这是对企业扶持政策效果不彰时的有效补充，这和欧美国家类似。区别在于，欧美各国的救助力度很大，补助规模多在GDP的10%-20%之间，如美国在10%左右，德国为20%，日本达到40%，连长期以来严守财政纪律的德国也大力追加预算，增加赤字。俄罗斯的救助规模占GDP的4.5%左右，[18]甚至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救助力度。

2020年俄政府为失业人群提供1600亿卢布失业补贴，后又追加350亿卢布，共计不到2000亿卢布。因国力所限，俄罗斯针对疫情的扶持政策，无论在补贴额度及覆盖企业及人群方面都同欧美有较大的差距。

“后疫情”时代的中长期经济恢复计划

在中长期，俄罗斯政府致力于将恢复经济的目标同原先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相衔接，形成后疫情时代的整体经济发展框架。2020年6月，根据普京建议，政府制定了“俄罗斯经济恢复政策计划”，该计划脱胎于疫情期间政府的反危机政策，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补充修订，部分政策同2018年制定的《2024年政府基本工作方针》进行了融合，设定为短期目标。“2024年政府方针”变得更具长期性，期限延长到2030年，[19] 整合为五大目标，包括促进俄罗斯居民健康和生活福祉、大力扶持自我创业、发展舒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推动企业发展和发展数字化经济。[20]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经济恢复政策计划”不仅针对疫情下的经济恢复，同时也是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突破的基础，其中政府把“数字化”作为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突破点。

“经济恢复政策计划”编制了2020-2024年的具体经济指标，将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作为两大优先目标，总共预计投入6.4万亿卢布，其中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万亿卢布，[21] 实现约500个投资计划。

“经济恢复政策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到2020年底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并止住居民收入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目标是到2021年底实现2.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增速达到5%以上；第三阶段是2022-2024年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达到2.5%，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速5%，非石油商品出口增速3%-4%，同时失业率保持在5%以下的水平。[22]

如果结合现实分析，“经济恢复政策计划”实现起来难度不小，在俄罗斯第二波疫情还没结束时，想要完成目标数据还是稍显乐观。能源出口型的经济特点决定了俄罗斯同欧洲经济的恢复周期基本是同步的，国内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重振，政府对家庭的纾困政策也仅仅是稳住了基本盘，遏制剧烈的通货紧缩，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仍然处于下降通道中。如果经济恢复计划能够修复家庭资产水平，对提高消费信心和经济复苏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另外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经济的不确定性对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存在负面影响。第二波疫情前出台的“经济政策恢复计划”的指标均是基于疫情稳定的基本面作出的，而第三季度的新一轮疫情冲击可能会迫使俄罗斯政府重新评估原先制定的各项计划，进而调整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以抗疫纾困计，计划资金必然向短期支出集中，其他一系列中长期规划的资金使用必然受到影响，这同2019年因“2024年方针”前期的低资金使用量而形成的创纪录财政支出结余形成很大的反差，风险之一就是俄罗斯经济恢复及增长的中长期计划因资金分配问题面临实际操作中的搁浅。除此之外，欧美制裁升级的几率很大，特别是美国将“制裁”的权利赋予国会后，制裁行为已经不取决于总统的行为偏好，而成为常态化的政策行为，拜登当选总统后对俄制裁加码将更加不可逆转，这些外部因素都会影响计划的最终实现。

 俄罗斯政府的政策纾困效应

2000年以后，俄罗斯先后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和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危机。相比前两次危机，疫情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恢复所需时间也将更长。应对眼前的危机，俄罗斯政府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各项刺激和纾困政策，但从短期的纾困和中长期的经济恢复发展看，能否成功衔接还要看疫情的发展进程，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居民部门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没能延续2019年下半年的乐观态势，资产配置在疫情和纾困政策的叠加下，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是对危机的理性反馈，但也积攒了风险。应对风险的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居民福祉是俄罗斯政府在“经济恢复政策计划”中最优先的目标，疫情下如何通过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来遏制潜在的债务风险是接下来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经济恢复政策计划”的重要基础。

（编辑  季节）

    习总书记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其实这在国际范围也适用。这场疫情对所有不同社会的经济体系、医疗体系来说都是一场大考。这既是人与病毒的较量，也是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疾控体系效能的较量。这场疫情对各国的打击不亚于一场战争，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将带来明显的变化。

    疫情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制度的较量，看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哪一种制度应对疫情能做得更好一点。最后，这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

    从口罩讲起。我认为，这次疫情中不同社会间的“口罩之战”，实际上就是主义之战，是两种不同的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战。

戴口罩在西方如此之难

    今年1月开始，中国从武汉开始发生了一场疫情遭遇战，1月22日，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武汉市政府要求，市民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公共场所。到1月25日左右，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发了通知，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这个要求不仅来自2003年非典的教训，也有更早的教训。

    口罩用于疫情的防控，可能还是从中国开始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的时候，剑桥毕业的伍连德为了防疫，把以前的面罩设计成比较实用的口罩。当时在那里还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医生，他不相信口罩能预防瘟疫，因此他坚持不戴口罩，后来病死了。

    今年1月底，中国政府要求民众出门戴口罩的时候，国外是普遍怀疑的。例如《华尔街日报》1月31日发自北京的一个消息说，中国当局鼓励民众戴口罩，但一些专家提出质疑，特别提到中国国内有人持反对意见。总之那时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戴口罩是不靠谱的。

    他们认为什么是靠谱的？1月24日德国《明镜》周刊发了一期专刊，专讲武汉疫情，一些言论很恶毒。里面有一篇文章，作者是在该刊工作了9年的中国人，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只有可能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产生，西方社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疫情，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也不是封城，而是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就是当时西方开的典型药方。

    到了2月，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个别新冠病例，但是欧美国家仍普遍质疑口罩的作用，而且都是在后来疫情比较厉害的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都发行了官方手册，要求大家不要佩戴口罩。西方很多报纸炒作中国的戴口罩行动，称中国进入了“切尔诺贝利时刻”，他们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把中国体制扳倒。当然也有人发表文章说，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比民主体制做得更好，怎么办？但他们当时可能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一再告知民众，不建议佩戴口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月3日，那时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2.5万人，死亡已经超过了6000人，认知这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法国，他们的卫生部长在1月底时说戴口罩完全没有用，直到3月底，卫生部网站才发布了防疫指南，告知民众没有症状就不必戴口罩，有症状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所以法国到4月才有个别城市要求戴口罩，直到5月11日，政府才要求民众乘坐公交车辆时必须戴口罩，这时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

    在英国，直到4月下旬，政府还对民众说不建议佩戴口罩，到6月4日才发布通知，说6月15日开始要求戴口罩。

    中国的专家们早就提出了警告。3月27日报道，我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提出警告，说不戴口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3月的时候，要求戴口罩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欧洲最早的是捷克（3月18日），斯洛伐克（3月25日），然后是波黑。这些国家要求民众戴口罩时，西方媒体说，这是共产主义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4月1日，以色列、奥地利要求人们戴口罩，这两国是集体主义色彩或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4月22日德国要求戴口罩，然后是意大利的某些地区要求民众戴口罩（5月才在全国实行）。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政府到5月才开始要求民众戴口罩。

    戴口罩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很多国家竟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慢慢地接受，这期间成千上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

    口罩之争的实质是主义之争

    有一个网站统计了全球目前戴口罩的情况。不建议戴口罩的地方，包括北欧的瑞典，非洲的一些战乱国家。其他国家或地区，或是要求戴口罩，或是建议戴口罩。英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建议，像中国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要求戴口罩。

    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国外早有人做了研究并得出了结论。有一项研究是5月9日以前做出的，分析了19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很清楚，疫情期间不要求戴口罩的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

    关于防疫要戴口罩，中国国内媒体发表过很多文章，讲戴口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问题，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所有人，所以这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而不简单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但在西方，戴口罩被认为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从英文、法文、德文报道中都能看到这样一些照片：抗议群众打出标语，最多的口号就是“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不喜欢戴口罩，我不怕病毒，你凭什么干涉。还有打出标语自由（freedom），你让我戴口罩就是暴政（tyranny）。很显然，口罩之争涉及到制度之争、主义之争。

    西方反对戴口罩的抗议活动是非常多的，从3月开始，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还有日本（小规模抗议）等等。8月底，欧洲很多国家又爆发了抗议戴口罩的活动。美国这种活动就太多、太频繁了，举不胜举。

    西方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口罩之战实际上是主义之战。在东方，集体主义比较普遍被接受，我们戴口罩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保护这个社区，保护社会。所以戴口罩是一种团结一致抗疫的象征，在东方是这么看的。

    但在西方很多人看来，外面有病毒，那我戴口罩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一位法国著名的流行病学者说，在法国，要求戴口罩不亚于一场革命，也就是说，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改变思想。

自由主义程度和不遵守防疫规范的相关性

    实际上，个人主义的表现除了口罩以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不合作行为。

    有人做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囊括了175亿条各种行为记录，截止到6月15日，数据总量达到250TB，用了97台计算机，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处理完。它的自变量是评估美国各县的自由主义程度，指标是从1790-1890年间，这些地方处于边境的时间。因为美国的边境是不断扩展的，在边境的时间越长，个人主义的东西就越强烈。因变量是各县人民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的程度。它的结论很简单，个人主义水平越高的地方，对当地封锁令的遵守程度就越低。个人主义影响遵守程度可以影响41%左右的水平。

    这个研究项目同时对其他8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对美国的分析和对另外83个国家的分析，结论是一样的。个人主义越强的国家，越不太可能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相应地，感染率也更高一些。

    很有意思的是，用美国的大数据做研究的，是四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领衔的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李教授。可以发现，虽然看起来很高明的研究，其实是我们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带有常识性的东西。

    疫情大考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力的下降

    可以看到，这一次疫情暴发以后，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不太一样。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五个：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没有数据）。五国人口有15亿人。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只有12.9亿人。社会主义国家的15亿人，到目前为止确诊人数是9万多人，死亡不到5000人。而在OECD的37国，已有1000多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接近50万人（2020年8月底）。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要好得多。

    为什么有些社会集体主义多一点，有些社会个人主义多一点呢？也有两项研究成果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两项研究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发表，两者研究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研究的现象是一致的。两个研究能看到一个相关关系，就是哪些地区历史上流行病发病比较多的地方，很可能促使这些地方的人多一点集体主义，少一点个人主义。而那些以前发病较少的地方，可能个人主义的成分就多一些。

    这两项研究可以引出下边一个问题，就是疫情之后，包括英、美、法、意这些个人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这一场严重的传染病流行，看到疫情造成的巨大损害，应该认识到，戴不戴口罩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保卫社会的一个举动。这会不会使得个人主义的影响力下降？

网上大家都看到过这样一些帖子，就是“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隔离是“I see you”，不隔离是进“ICU”。我们中国人对此看得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疫情过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编辑   高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产业转移从单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环节与功能转移，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体系。近年来，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内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布局，将某一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将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连接起来，形成全球性的供应链。中国已超越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核心环节，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制造。尤其是在电子、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不仅是 “世界工厂”角色的供应方，近年来也成为“世界市场”需求方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美国所采取的加征关税、科技禁令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加了中间产品及供应链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一些发达国家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鼓励制造业企业回迁，然而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主要是因为外资制造业在中国已形成规模，成本和收益之比不能支持回迁。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指出，“随着全球市场的分散化，企业将失去规模经济，在创新方面的投资能力将会降低……在广泛的技术领域寻求自给自足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将是一个死胡同”。 当然，由于一些国际企业面临的高关税风险加上中国劳动成本的升高，低端产业转移会呈现一些“分散”的趋势，向东南亚、印度等国家转移产能。

新冠疫情没有改变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

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再通过相互贸易，实现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了全球供应链。随着信息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应运而生。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

过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一般作用于需求方，而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却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双方。从供应端来看，出口依存度高、加工贸易占比高的行业受疫情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企业的生产、需求、现金流、运输等环节均存在严峻挑战。当“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对全球供应链是一次大考，各国都在考虑如何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中长期内，一些跨国企业可能会把过去效率优先的单一目标模式转向兼顾效率与韧性的双目标模式，使得企业未来拥有足够韧性的供应链来应对类似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的冲击。但是，全球供应链布局的上下游关系是经过长期市场供需匹配而形成的结果，疫情既不可能撼动全球供应链的既有结构，也无法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和其他率先复工复产的亚洲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数量庞大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疗用品，这也证明国际供应链对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全球供应链的既定格局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疫情之后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重点

美国政府大力推动本国企业与中国的“产业脱钩”，并鼓励美国企业前往印度投资。但是，印度的投资环境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印度的国际综合竞争力在全球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8位，比中国落后40位，而且在12个竞争力子项目中，印度全面落后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成为中国的替代者，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是出于对自身供应链安全的考虑，美国也不会真正推动印度成为新的大规模制造业基地，形成对印度的依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国“脱钩”的一种政治姿态。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在美印政府的推动下实现一定程度的产业转移，主要还是为了争取扩大印度国内市场，而不是出口生产加工基地的替代。

除了印度，东南亚国家也是跨国公司意向中的产业转移目的地。除劳动成本外，东南亚国家在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工作效率等方面比中国存在较大劣势，供应链的配套以及生产的协同效率较低。以越南为例，越南缺乏有技能的熟练工人，70％的劳动力不能达到专业质量标准，2017年，越南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GDP）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随着外商加速在越南投资建厂，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土地厂房租金等都在快速上升。因此，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有限，只是对中国供应链的补充和延伸。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由成本、市场、效率、政策等综合因素长期积累形成的优势。在新冠疫情中，中国在采取封城等严格防疫措施后短短两个月内就迅速复工复产，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完备的制造业基础，使得企业能够在疫情期间迅速将生产转产到急需的防疫产品上，例如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企业及时转产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口罩供应。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自4月起，中国出口额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2020年上半年，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32.4%，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6%和46.4%。

中国在5G、数据中心、IoT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乡村振兴、城市化、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重要因素，“先进技术+中国制造+中国市场”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以特斯拉为例，在中美贸易战的高潮中，它仍然在上海投资建设电动汽车组装工厂，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中国市场的份额。

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只是利益格局调整的短期现象。根据中国产业的现状和在国际供应链中的位置，以及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的新动向和特征，从全球供应链稳定、东西部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这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和稳定，加快我国产业链向高端攀升。

——尽管全球供应链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没有改变。全球供应链是多年来生产要素高效流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形成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全球供应链，做到完全自力更生，因此需要国际合作保证全球供应链的渠道畅通。建议国家在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全球供应链的机制安排，以多边发展平台开展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广泛对话，防止基于政治因素割裂全球供应链，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建议以东北亚成功应对新冠疫情为契机，总结疫情以来供应链受到冲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与日本、韩国加强政治交流、经贸联系，特别是提高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同时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内的物流绩效，让东南亚、中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继续推动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供应链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产业升级，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新的跃升。建议通过回顾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以来凸显出的供应链问题，全面梳理中国尚未掌握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清单，有针对性地加强基础研究和开发，尽快在一些产业基础薄弱的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不仅要补齐高端供应链的短板，而且更要打造高端制造业的“新比较优势”，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由于并购西方高技术企业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阻碍，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究，而开发核心技术研发的关键是人才。建议以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契机，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以包容的监管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度，激励研究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发挥我国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和国际供应链。

——西部地区要甄别自身比较优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承续产业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不浪费资源；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搭建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桥梁，切实把生态环境转换为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包括现代农业、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

——西部地区可借力新基建，发展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拉近与东部地区的联系，包括东西部人才、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不拘泥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积极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产业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现东西联动发展。

——在国际层面，发挥西部地区 “一带一路”驿站的特殊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周边国家的合作，“引进来、走出去”，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西部地区由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转变为平衡我国区域发展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第三，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继续大力拓展朋友圈。

——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上游（基础设施）、中游（制造业）、下游（服务业）的链接，推动企业建立“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包括电商）”的市场化一揽子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中国国有企业注重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而民营企业主要投资制造业、服务业。同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必须考虑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潜力，而投资制造业、服务业项目以及园区建设也需要考虑电力供应、交通运力和产业供应链。

——在对外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方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争取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在园区的落地，扩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和项目投资争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地区性的开发银行等）的贷款、股权、担保，同时鼓励投资园区的企业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境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境外融资。

——针对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中国企业可以以国内的成功经验，在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方面推广相关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拓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的同时，注重当地民生的改善，在周边社区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卫生、供水、供电等民生设施，通过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升东道国自生能力，营造合作共赢的积极舆论环境。

（编辑  季节）

第三世界的视野不可或缺

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 “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并指出，中国要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共同反抗世界霸权。不同于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大势的政治判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第三世界”看成是一系列不平等国际关系下，由一些在经济上依附并从属于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所组成。他描述了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失败过程。他认为，“除中国之外，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本质上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即资产阶级基于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殖民列强与特权集团的结盟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它要求民族独立之后国家政权必须完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谋求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关心的是“公民自由”而不是民族解放。而城乡差别则成为第三世界的普遍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上层精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密切联系，与下层社会之间严重错位和脱节，这既是新殖民主义的特点，也是第三世界政治动荡的来源。

在此书出版10年之后，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此后世界霸权由两极变成单极。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但是，后冷战时代不平等的程度不仅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动荡和暴力也如影随形，并蔓延进入第一世界西方霸权的核心地带；整个世界目睹了在美国和欧洲爆发的后冷战时代最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而史学家描述的第三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倒在了现代化的门槛前。这一被遮蔽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断裂过程今天依然延续，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症结。因此，“历史终结”例外的中国正在不断地被推向新冷战的边缘。“中国崛起”具有世界史意义，但是对此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解读和对待，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再次由西方霸权发动和强加的“新冷战”陷阱，中国能否冲出围困并实现“和平崛起”，在此过程中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的愿景？。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战，使得世界范围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次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未来的全球史会走向何处？中国会走向何处？如何改变今天中国在世界舆论场上被动挨打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第三世界的视野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先决条件。

“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终结

一些美国学者把共产党的成功完全归之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共产党能赢得民众、战胜国民党，还在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了解民众需求”，就因为有“延安道路”。它不仅仅是一种战斗模式，也是生活方式，体现着人和社会的愿望，“并提供了一种基于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广大民众参与之上的发展模式”，这就是群众路线。它对内以整风形式，要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外则积极发动农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延安道路即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推动党和农民群众的融合，以构建革命的政治主体。今天的执政党需要回到“延安道路”并以此作为“新长征”的起点，因为“延安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终结，不仅是鉴往知来，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延安开始，它与革命党的使命、执政党的命运休戚与共。

以独立自主社会主义为基石的中国道路是世界的希望

新自由主义在其国家实践中，严重脱离它的理论模式，其不稳定和自相矛盾的政治形态正是世界上暴力和霸权的温床，因为它需要霸权主义来维护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镇压全球化过程中的反新自由主义力量，这既包括劝说、渗透性宣传，也包括赤裸裸的军事强权、勒索，以及关税保护。当教条与现实之间彻底破裂的时候，背后的新保守主义就显露出来。全球政治和商业的跨国联盟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正如同高速运转的分离器，在世界范围内，把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超越民族主义的。而右翼民族主义则成为收割被全球化甩出去的底层人民不满的联合收割机。事实上，西方左翼运动的普遍失败，正是今天右翼民粹主义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地方（部落）主义方式兴起的前提——它所诉求的国家，必然是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具危险暴力的“民族主义”浪潮，以邻为壑的右翼民族主义浪潮使得世界格局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唯一的不同正是第三世界“中国的崛起”。

作为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一百多年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的革命成果，从而使“爱国主义”有完全的历史正当性。消解这种正当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对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否定，也必然拆解今天社会主义中国抵御世界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基础。

从拉美和非洲经验出发的依附理论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曾经提出第三世界只有以“脱钩”的方式才能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依附关系。阿明在2015年生命的最后阶段，鉴于中国的经验，阐述了新“脱钩”论：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利用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内部变革实现去依附化，这正是中国道路。

阿明告诫中国，对现在的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他并且准确预言了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阿明把视野投注在亚洲。基于第三世界立场上的长时段历史研判，他告诫中国，如果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日、欧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如果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摧毁中国，使之再度沦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提供原料的从属国。

阿明把独立自主、以社会主义为最终归属的“脱钩”道路作为第三世界的希望，号召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和抗争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并传递了大多数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表示世界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以领导的角色来应对这场全球系统性危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非常重要。阿明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今天的回响。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阿明看到了很多今天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现象，他区分了发展中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的不平等，认为发展中的不平等是以追求平等而不是固化不平等为前提的，其鲜明表现就是中国正以举国之力消除内部贫困的巨大工程，即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均衡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正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承诺：用政治的方式纠正市场，这既包括东部支援西部、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文化、政治、经济的国家制度安排，也包括此次抗疫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发挥：全国驰援、党员带头。

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延安新闻传统”

正是在廓清上述历史脉络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打开“延安新闻传统”作为党报理论来源的历史画卷。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与整风运动同步展开，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被置放在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传播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报刊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同步起源的历史。需要锻造“政党组织传播”的理论视野，重新梳理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与实践的“革命史范式”，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定位与历史使命则是决定其组织传播特性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与实践的“政党组织传播”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范式。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传播实践，是今天重建党报理论与实践的入口，亟待新的破题和生发。这就是为什么它首先要与资产阶级的新闻报刊业划清界限。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日报》的改版既是范式裂变，也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传播模式的范式再造。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9000万人，基层组织达到461万个，党的组织建设正在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党报与党的建设的关系需要新的理解和再造，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党报与各级党组织的生态关系，以此作为定海神针，才能乘风破浪，纲举目张，在新媒体时代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此，才能冲破“新冷战”的封锁线，以客观的视角打破意识形态隔绝，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结成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党在新时期舆论领域的伟大斗争需要依靠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打造国际国内新闻舆论新格局，这正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面对的历史课题。

（编辑  季节）

当前，世界进入基于科技创新优势的全球竞争时代。各国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工业4.0、应对气候变化等目标，对产业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在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与扩散、新兴产业崛起及其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上，产业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形成广泛的共识。针对先进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已成为各国产业竞争、合作、协调的主要手段，也成为遏制竞争对手的手段。

根据世界各国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产业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起步型、追赶型和引领型三类。前两者以直接挑选优先产业、实施纵向政策为主，第三类以市场竞争筛选新技术和科技龙头企业、实施横向政策为主。美国产业政策以引领型为主，是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产业政策代表。中国产业政策目前以追赶型为主，是处于技术赶超阶段的国家产业政策代表，但越来越迫切需要加强引领型政策的作用。

总体来看，美国表面上没有公开、系统、正式的产业政策，但是实际上执行了一套更为隐蔽、全面、有效且试验性更强的“隐形”产业政策。其特点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环境下，联邦和州政府主要采用功能性、服务性等横向政策工具和分散-集中体制，重点支持基础科研与通用技术的研究与成果扩散，以各州的大学、科研机构、小企业和STEM人才作为政策实施对象，[①] 通过高效的资本市场，最终由大企业“割韭菜”，在市场竞争驱动下，大量地吸收（收购兼并、合作、孵化等）大学与小企业的创新成果，筛选出各产业领域的原创性且有市场潜力的技术成果，迅速推行产业化，同时主导多边、双边贸易协定，以投资、贸易、中间产品分工等形式抢占、瓜分全球市场。

我国产业政策主要是由行政部门主导，具有公开性、系统性、选择性、经验依赖性等特点，适应技术追赶阶段的发展要求；但是对于促进前沿技术领域创新与产业发展，却存在试错空间小、失误风险大等问题，需要在加强对基础性应用研究支持、提高市场配置效率、提高贸易合规性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美国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征

长期以来，美国虽然标榜自己没有专门偏向于特定行业企业的产业政策，但历届政府都制定和使用实质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维护了美国的产业优势，取得了重大成果。美国从战后就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重要科技管理部门，制定科研计划，形成由各级政府机构和各类基金会所构成的分散型、网络化且相互支持的科技促进体制机制，推动计算机、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开展科技研发活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回归和发展，将产业政策视作促进产业发展与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特朗普上任以来，加强了关税、配额、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保护手段，进一步强化其前任关于保持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分散于联邦法案、发展计划、行政等各类措施中。

产业政策综合性强，覆盖面广

美国的产业政策涉及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科技创新、贸易等各个领域，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在创新方面，美国通过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发布科研项目，涵盖国防、卫生、空间飞行、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美国政府还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龙头企业的融资活动，例如在2010年特斯拉项目的启动阶段，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支持。在贸易方面，美国通过关税和缔结贸易协定等方式，为美国企业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1985年即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致力于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垂直开放式网络，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在产业组织方面，美国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支持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另一方面由美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严格监督和严厉打击产业垄断行为。

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推进产业发展

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选择，而致力于市场制度环境的建设以及产业基础性、共性技术的突破。一是通过立法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重视鼓励技术创新与新技术扩散与应用。为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工具，激励大学与科研机构创新成果转化和小企业创新活动，为小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迅速成长打造开放、有序的竞争性市场。

支持高级创新要素集聚

美国政府注重高级创新要素的集聚，推进产业高级化。在人才方面，美国对高层次人才实施高额经济资助、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及提供一流的科研平台。在创新投入方面，美国政府对于创新的支持力度大，方式也灵活多样。以新材料研究费用为例，美国每年的研发费用达到上千亿美元，而中国新材料领域财政扶持则不足百亿美元。在经费使用方面，美国的政府扶持科研项目通常由政府、企业和高校联合申请，除政府资助外，企业同样要按照比例投资。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政府的引导基金在基金运作模式、管理方式、资金来源、退出机制方面市场化程度高。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以贷款担保和小企业投资公司等形式，把民间资本引入风险投资领域，有效改善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美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公共议程的一部分，寻求包括消费者、小企业、行业协会、大学、非工会工人以及有组织的劳工和大企业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就美国工业提高其竞争绩效的途径达成广泛的协议。通过减轻企业税负，[②] 制定了支持小企业创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BTTP）、制造业扩展合作计划（MEP）等，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形成广泛的创新基础和良好的“政府-大学-科技创业-小企业创新-大企业参与”伙伴关系；再通过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兼并、创新孵化，“收割”大学、小企业创新成果，[③] 迅速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最终在国内形成创新（扶持中小企业、大学科技创业）——产业化（新技术扩散：风险性融资支持中小企业成长、大企业收购兼并、产业链重新配置）——再创新（中小企业再扶持）的闭环。其中大企业虽没有像东亚政府那样采取“挑选赢家”的方式获得政府专门支持，但是却以市场充分竞争的机制与“名义”，轻松获得大量原创性创新成果，成为美国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隐形主导者。

将贸易政策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历史上曾利用关税政策数次度过经济危机，有力促进了新兴工业的生存与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再次以贸易政策作为发展美国产业的重要手段，打着“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旗号，一方面，遏制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限制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阻止中国获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在美国商务部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中，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等20类高科技产品禁止对华出口。由此可见，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保护措施，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升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权，维护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将产业政策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美国各州政府拥有更多的政策自主权，可以根据地区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选择产业政策组合。在一些前瞻性技术和产业探索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创新支持计划相互补充，形成了各地方分散化试验，再通过联邦层支持项目、协调机构、政府采购、大企业收购兼并，牵动数以万计的客户、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有效扩大了产业政策的支持基础，在竞争驱动下筛选出有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在全国范围扩散和实现产业化。由此可见，美国产业政策具有“分散-集中式体制”特点。[④]

中国产业政策的阶段性特征和存在的风险

建国初期，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采用追赶型产业政策，在短短7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将近2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总体来看，我国产业政策具有集中-分散式体制、行政部门主导、选择性浓厚、政策制定者经验依赖性强的特点，集中力度高，技术追赶效果显著。然而，对比美国，我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前沿技术领域试错空间小，面临较大的失误风险，需要在公共性、基础性、应用性研究和小企业创新支持，推动公平、竞争中性的横向政策创新，提高市场配置效率、风险控制、贸易合规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研发投入、人才供给、税收减免等方面力度需加强

我国产业政策虽然在总体上集中度高、力度大，但在创新投入、要素支撑、环境打造等方面力度不如美国。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我国研发经费占比与美国相比仍偏少，2018年美国研发支出占政府财政预算13.6%，同期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在人才供给方面，我国每千人研发人员不到4人，远远小于美国10人、日韩16人的水平。虽然制定了“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但在高端人才导入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现居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有18%的比例来自移民，其中来自亚洲地区的印度、中国位列前茅；在人才培养上，美国每年博士毕业生约为18万人，我国则仅为5.5万人，不及美国的1/3。在企业税收方面，我国制造业综合税率约为68%，美国制造业综合税率约为44%（以毛利润为分母），我国综合税率仍较高。我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18.3%，远高于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的占比4.8%；^[⑤] 我国企业税收约占各级政府财政收入60%，而美国企业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一半。

财政支持资金的效率不高且存在引发产能过剩的风险

我国产业政策主要关注重点产业和企业的成长，通过财政补助、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方式扶持重点产业和企业做大做强，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美国产业政策同时也关注广大中小企业的成长，通过大规模政府采购计划和公共风险投资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

我国部分龙头企业由于体制机制僵化、创新活力不足，产业政策倾斜导致这些企业产能过快扩张，引发产能过剩，造成债务负担等后遗症；吸收下游产业的创新成果和创新性企业动力不强；同时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向上游拓展空间受到挤压。在欧盟统计的2019年全球R&D投资最大的2500家公司中，我国上榜企业达506家，在技术硬件与设备、汽车、生物医药、化学、软件与计算机服务、电子电气等行业平均R&D投资水平分别为150、236、96、60、265、128百万欧元，但与美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分别是我国企业的5.4倍、3.5倍、3.5倍、3倍、2.1倍、1.4倍。[⑥]

内部营商环境和外部贸易环境的打造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政策专注于推动特定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在对于内部营商环境和外部贸易环境的打造方面还有所不足。从内部营商环境看，根据世界银行近年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总体排名虽然从91名（2013年）上升至31名（2020年），但美国一直稳居前十名。从外部贸易环境看，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得到广泛响应，我国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联动逐步展开，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如美国一样广泛和深入的全球价值链。而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打开全球市场、维持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和整合全球资源。如在林肯总统任内，美国提高关税以支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制定《国家工业恢复法》，鼓励公司之间建立卡特尔，参与国际市场争夺；二战之后，美国越来越多地利用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不断完善基于规则的全球竞争环境，努力抵消或消除外贸和投资扭曲，支持美国企业出口、对外投资。

政策过度集中致使区域产能过剩和同质竞争

我国产业政策呈现先集中后分散的特征。在这种体制下，各地方政府选择权力、自由度明显弱化，地方产业政策更多考虑国家产业政策的延伸和落地配套，缺少对于地方资源禀赋的研究，也缺少足够的力量进行差异化路径探索。产业政策的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产业发展的同质化，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等问题，在前瞻性、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和技术选择上，误判的风险和成本较大。

而美国更多注重以“授人以渔”的方式鼓励各州根据禀赋自主选择和进行产业发展。在历史上，美国通过广泛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发展军事项目等方式，使落后地区的工业获得起步；通过构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合理分布，各地区制定各自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支持计划，避免了产业同质化恶性竞争，在航空、能源、半导体、仪器等领域形成了高水平的现代化产业链。

推进产业政策完善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在很多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沿，产业政策正经历由追赶型向引领型转变的新阶段。参考美国产业政策在支持基础研究、企业创新争夺高技术领域先发优势的成功做法，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产业政策。

（一）加大重点领域的产业支持力度，填补创新要素投入的短板。

我国先进制造业总体上处于后行动者、新进入者，应理性地加大选择性产业政策，特别是在重点领域加强政策力度，填补我国在创新投入、要素支撑方面的短板。一是进一步加大研发经费投入，争取研发投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二是引才育才并重。面向世界吸引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人才嵌入为切入点，瞄准全球创新链纵向环节加强横向合作；切实赋予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生培养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高级人才培养比例，尽快提高高级人才的培养数量及质量。

（二）加快推进引领性产业政策，发挥大企业基于市场竞争的筛选新技术与产业化的作用。

改变产业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过度关注，转向对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关注，扩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在先进制造业各领域形成广泛的创新基础和网络。促进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推动大企业与小企业紧密协同、协作，加快实现产业链现代化。一是完善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坚持需求导向和成果导向的创新资源配置策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鼓励本土技术创新，摆脱技术转让依赖，放宽行政审批流程，引导企业投资参与高校科研机构建设，投资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使科研方向与实际需求更为切合。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专精特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要综合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一系列政策，鼓励专业产业投资和咨询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服务。三是加强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丰富部门间多样灵活的对话交流机制；加强科技管理工作与产业部门在政策、规划、标准等方面的衔接，建设良好的高校和企业对接渠道，构筑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技术商业转让机制，成立专业的中介服务团队，为先进研究成果产品化保驾护航。

（三）全方位深入推进全球化战略，保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内外协同。

当前，我国正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融入全球创新链，需要全方位深入推进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一是产业政策国际化。梳理产业政策中与WTO规则矛盾的领域，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管理等争议较大的领域开展研究，完善相关内容。二是大力支持本土企业提升国际化程度，分担开发海外市场的成本。鼓励本土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力争进入国际一流地位。三是以国内竞争培育国际竞争力。深化对外开放，引入外资竞争，扩大自贸区功能和政策创新，打破国内各地区行政性壁垒。研究表明，国内竞争越充分，产业链国内环节的市场集中度和技术能力提升程度越高，产业链纵向优化越顺畅，国内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就越强，中小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越紧密，与发达国家产业粘性越强。

（四）优化内外产业发展环境，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

重视产业发展环境的打造。一是着力打造内部环境，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深化税制改革，推进税种简化合并，对重点行业实施持续有效的税收减免政策。降低隐形成本，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为企业进一步减负。提高行政效率，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加强信息公开，优化审批流程，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平便利的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对外经济政策，吸引高精尖人才，建立技术社区，形成合作共研的生态环境，提升使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加强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为企业走出国门提供高质量的海外落脚点。鼓励企业加强全球性的资产整合和兼并重组，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五）正确处理国家和地方制定执行产业政策的关系，推动产业链整体优化升级。

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国家层面要加强统筹和协调，赋予地方一定的制定产业政策的自主权，帮助地方实现重大项目的布局和落地。地方要加强对于本地区资源禀赋的研究，提高产业发展主动性。一是加强地方产业发展研究机构的建设，提高地方追踪技术前沿、带动产业变革的能力。鼓励地方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进行政策创新。二是加快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链。完善国家层面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在全国进行创新成果的共享和应用，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构建高效、成规模的国家创新体系，带动布局合理的国家产业链形成、优化和升级。三是更好发挥产业引导基金对产业布局和发展的引导作用。以基金作为纽带，联结国家、地方等各个层面产业发展需求，形成利益共同体。基金实行市场化运营，提升基金管理团队的专业化水平。政府明确事权范围，职责限定于政策目标设定、行政法制监督等，避免干扰基金日常运营；完善监管体系，建立基金的绩效评价机制，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合理分配政府与社会资本的风险责任，撬动更多资本进入产业发展领域。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J.V.亚列缅科院士（1935--1996）是俄罗斯著名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著有《多层次经济学理论》等多部优秀学术著作，曾经担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的科学顾问。他通晓苏维埃时期的经济体制，并对经济改革提出过深刻的见解。他坚定地主张按照“计划+市场”观念发展俄罗斯经济。亚列缅科重视和认同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方式，其经济学观点对于中国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亦有重要借鉴价值。

亚列缅科院士的仁爱在子孙身上得到了传承，他的创作热情倾注于他的双手和智慧，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富。对先辈的崇敬，对祖国历史的尊重，在糟粕中汲取精华并用以创造未来的能力，是所有社会成功和繁荣的前提。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于1935年8月8日出生于后贝加尔边疆区赤塔市，一座距离中俄边境不远的城市。1953年，他考入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系。搬到遥远的莫斯科，但并没有剪断这位未来学者与故土的牵系。1957年11月，亚列缅科来到北京，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求学深造。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于1960年毕业。多年来在中国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亚列缅科在俄罗斯不仅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顶级专家，而且也让他成为关于中国风俗传统、文化和语言的“百事通”。

回到莫斯科后，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供职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经济动态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因素研究。

方法论——钻石是如何诞生的

亚列缅科的自律及其对自身研究成果的批判态度，让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开始思考一个深刻的基本问题:如何评判经济学知识来源是否优质，经济领域的科学知识和肤浅耳闻的区别标准是什么？例如，如果说历史学家会有一门叫做“来源学”的学科，借助这门学科他们可以清晰判定科研成果的深度和质量，而经济学家却没有类似的学科。

于是，亚列缅科摒弃了当时经济学家普遍持有的对大众传媒的偏见，开发出自己特有的信息来源搜索方法，他查阅了行业部门出版的文献资料，包括宣传册、专著等。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文献资料，一点一点地找出所需要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得以在眼观全局的同时突出重点。

自律的精神内核和不可思议的工作能力塑造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为世人提供了宝贵的经济理论、实用模型和方法。在自然环境中，珍贵的钻石正是这样在高压和温度的共同作用下，从碳的灰烬中诞生的。

多层次经济理论

1973年，亚列缅科离开国家科学研究所，就任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和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实验室主任。在这一时期，多层次经济理论得以成形，并成为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成果之一。

这一理论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述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科学家拒绝因循陈规，从不同角度切入问题的学术能力。例如，亚列缅科认识到，即使对于宏观经济的分析，统计观察、测量和综合分析都是研究经济的重要手段，但这还不够，不能仅限于这些手段；追求绝对化是错误的。

亚列缅科在阅读大量原始文献时，看到了一个多层次的经济空间：最上层面的是宏观经济统计，中间层面是专题研究，而最下层面的是微观层面。这位学者认识到，在宏观层面上，经济技术结构的形成存在着特殊机制。而且经济结构中的各个技术组成部分会按照总体经济增长的既定规律相互作用。

当时的经济学家通过对资本密集度、储蓄率等的综合估计，将经济描绘成一个“黑匣子”。对亚列缅科院士而言，深入研究整个经济系统的深层运作机制是很重要的。他认识到，自己所研究的苏联经济结构是一个金字塔，这一结构是由与其资源分配相应的技术层面的因素组成的。低层次因素对应廉价易得的大众资源，而技术层次越高，资源的质量和回报率就越高。就劳动力而言，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能是其质量的衡量标准。就其他资源（设备、材料等）而言，衡量标准是各类技术指标的综合考量。

推动经济发展首先就要消耗大众（低工资劳动力）资源，这些资源由于回报低而迅速枯竭。这类资源短缺造成的空白正在被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源填补。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替代”。新出现的替代性资源将经济系统推向更高的技术发展水平。亚列缅科写道：“形象地说，经济是在‘拖自己的后腿’。此外，这种‘马达’就是为维持某种技术平衡而运作的。我的核心概念包括对技术异质性的看法、技术异质性与非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补偿效应、替代效应、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产业经济功能。”[1]

而与“替代”相反的过程，即以大众资源填补优质资源空白的过程，亚列缅科将其称为“补偿”。替代与补偿的比例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

亚列缅科将他的理论投射到世界经济中，提出了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经济系统的想法。新古典主义概念中的“资本替代劳动”，在亚列缅科的术语中，则表述为优质资源对大众资源的替代。而其相反过程（补偿）则是以大众资源填补优质资源的不足。

同时，国际社会是割裂的，各个板块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公民组成的。发达国家正在实现高层次技术资源的集中，即智力资源----高生活水平精英人群。将重型设备的生产和使用逐渐转移到中等水平国家，而原材料开采和高污染技术则集中在发展落后国家。此外，这种结构使人口移徙成为替代机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黑匣子”中停滞不前：苏联最后阶段的经济学

亚列缅科很可能是真正看透苏联末期深层次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能够提出正确解决方法的经济学家。

当时的问题在于，高技术资源事实上被大量从民用经济中挪用到军事工业综合体。这导致在国民经济的更低层面缺乏替代资源。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众资源开始被大规模使用，这也导致这类资源的严重短缺。

用较高水平的资源进行技术替代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高技术主要是为军事工业部门服务的，正因如此，大众资源的使用持续增加，并最终导致大众资源的枯竭。

此外，亚列缅科还指出，中央集权的急剧削弱是苏联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资源和资金分流。各部开始代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最终苏联经济失去了战略上的可控性和集中性。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所起的作用是致命的。苏联经济短期内获得了实施消费品进口计划的资金，同时国内紧迫问题的解决被搁置。随后，在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对苏联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亚列缅科指出，苏联政权试图在“改革”过程中解决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问题，但“代价高昂，损失惨重，扭曲现象严重，我要说，有精神分裂的趋势。”苏联政权采取了一些不明智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即使可能有效，也得有赖于奇迹的发生。[2]

1981年，亚列缅科的专著《多层次经济》问世。然而，出版社将该书的篇幅缩减了三分之一，并将书名改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变化》。“几十年后，当被问及拿着他的书是什么感觉时，亚列缅科回答说:“痛苦和失望。”[3] 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的声音并没有被世人听到。

有效应对危机和研究中国的经验

亚列缅科非常了解当前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清楚地看到了克服这些问题的途径。

1987年，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成为苏联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他一直在这个研究所担任领导职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1987年，他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年代里，亚列缅科虽然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但仍对当时的政府改革方案持批评态度。他尤其不赞同苏联政府草率向市场关系的过渡。亚列缅科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伪市场机构只会成为另一个幌子，掩盖国家主要资源、技术潜力一直脱节于国民经济真正迫切需要的事实。”[4]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经济在结构上是扭曲的。它不能很快地转型、按照市场规则运作。亚列缅科院士深刻地描述了目前正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无论我们花费多少力量把经济推向市场，国家只会碎裂，而且不可能保持目前的形态进入市场。”[5]

亚列缅科既批评了俄罗斯转轨的加速政策，也批评了赋予企业经济自主的政策。如果俄罗斯经济继续保留以原材料为基础而建立的专业化分工格局，在民用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注定要从一种缩水走向另一种缩水。在20世纪90年代，亚列缅科的这些话完全得到应验。

值得注意的是，亚列缅科批评苏联改革模式的声音并不孤单。只要回顾一下1996年由俄罗斯和美国经济学家团队共同撰写的《美国和俄罗斯学者眼中的改革》一书就足够了。本书作者中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克莱纳、J.托宾和K.阿罗。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责俄罗斯当局采取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市场改革方法”。[6] 1991年，众多美国专家向苏联总统致联名公开信，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莫迪里阿尼、J.托宾和索洛。经济学家们强烈建议，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应由社会所有。

亚列缅科认为，地租问题是后苏联时期最现实的问题之一。他坚信，一个拥有地皮和相应租赁收入的部门与成本高却收入微薄的加工部门之间，不可能实现健康的财富交换。其结果就是，经济的出口部门坐拥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大量资源。亚列缅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创造条件，把这部分地租收入纳入国家收入。

亚列缅科阐述了他对改革时期通货膨胀原因的看法。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货币供应过剩，而在于价格结构本身的缺陷。当时的价格政策使企业收入不足，导致实际工资下降，需求下降，最终导致产出下降。

亚列缅科提出的正确改革方案，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经济非军事化的基础上，将科学和技术资源集中分配给国民经济的民用部门，并以耐用消费品生产为重点；

——生产的社会性调整；

——全面恢复经济的结构和技术平衡。

至于转向市场的问题，亚列缅科建议政府将其搁置15至20年。

作为具体步骤，亚列缅科提议将技术从国防工业大规模转移到民用工业。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认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充实包括住房和汽车等在内的消费品的市场供应、提高民用部门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文化。对“人”本身的关怀，包括创造新的工作奖励机制和光明的生活前景，是一个单独的课题。亚列缅科认为，创造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包括提高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技能和健康水平，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因素。总的来说，他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不在于产出的数量增加，而在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有针对性的提高。

亚列缅科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看法非常有趣。他认为这是某些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对这些国家来说，这种模式是适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其他国家有利。苏联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总体上，尤里·瓦西里耶维奇认为，苏联经济体系是一个生产有机体，它的发展不仅建立在经济交换的基础上，而且其主要的分配标准是保持整个体系的稳定和确保本国基础产业走向世界技术前沿。

在谈到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时，亚列缅科经常把苏联和中国拿来作比较。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通过利用大众资源（低劳动力）来解决的。而在苏联，作为劳动力来源的农村的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耗尽，在中国，农村在人口层面在整个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城市和农村之间有许多过渡的社会层次。他说:“这不仅仅是中国人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活力本身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分层所蕴含的‘弹簧’机制是紧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弹簧机制给中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中国有社会竞争的条件，有选拔干部的条件，得益于此，性格开朗、富有才华的能人得以凸显。我去过中国很多次，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亚列缅科如是写道。[7]

总而言之，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注意到，中国的社会环境愈加稳定，政治领导层愈加负责。他还指出，在中国，社会是以千百年来形成的秩序观念为基础而运作的，这是它实现成功发展的关键。

亚列缅科指出了苏联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差异，他认为，今天的俄罗斯可以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高效的双轨经济模式，即政府规划和市场运作。不管怎么说，两国都曾拥有相同的经济模式、相类的遗产，中国经济成功演变的经验对俄罗斯来说肯定是有益的。

总体来说，在谈到俄罗斯的未来时，亚列缅科认为，只有扩大国内市场，做强做大国内生产部门，俄罗斯经济才能实现蓬勃发展。

尊祖尊昔

亚列缅科于1991年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1994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于1996年9月18日逝世，葬于莫斯科特罗耶库罗夫公墓。

俄罗斯为永远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无疑将有助于传播他的思想。在俄罗斯社会院的支持下，“亚列缅科奖”和同名奖学金于今年8月8日成立。该奖项和奖学金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表彰大学生和科研人员在发展多层次经济理论、预测模型和方法、经济结构分析、产业和科技发展问题及经济学历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今天，不仅仅是俄罗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出现批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声音，这种模式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被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利用天才学者们的经验是合理的，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的科研成果完全可以扮演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角色。

                                    （编辑  苏歌）

多种迹象表明，全球秩序正在出现危机。这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国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协调的防疫反应，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各国不断强调边界分歧的态势，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国际体系表现出合作性趋弱和更多的脆弱性。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实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危险性，以及他力主美国退出全球领导地位所带来的风险。

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特朗普就经常批评北约等国际间联盟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并支持欧盟的解体，而且主导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他还质疑美国将民主和人权等自由价值观置于核心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零和交易政治策略，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国放弃其促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承诺。

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应当尝试恢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后所建立和成功维持的国际秩序，这就有机会可以扭转当下这一局面。如果特朗普后的美国能够重拾全球大国的责任，那么这个时代出现的乱局将是暂时的畸变，而不会成为美国迈向永久混乱的一步。

然而，关于美国衰落和国际秩序转变的评论先前就出现且不绝于耳，但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分析家曾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消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美国面临来自欧洲和东亚经济体（尤其是西德和日本）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前苏联也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如日中天。但是，到1991年年底，前苏联解体，日本进入其经济停滞的“迷失十年”，代价高昂的一体化进程消耗着统一的德国。与此同时，美国则经历了十多年技术创新的蓬勃发展，以及出人意料的高经济增长，由此出现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单极时刻”。

但这一次的情形确实不同。过往长久维持美国霸权的力量，如今正在推动美国霸权的解体。 可以说，三种发展态势成就了冷战后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地位。首先，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再遇到可以与之抗衡的重大意识形态。第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其机构和伙伴关系的基础架构也被瓦解，弱小的国家为了获取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除了转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已别无选择。第三，跨国的社会活动家和各种运动都在传播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秩序观。

如今，同样的推动力已经将美国逆转，并形成一个侵蚀美国力量的恶性循环，而不再是曾经强化美国的良性循环。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崛起，使全球出现与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不同的价值观。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转向那些可以替代美国的支持力量，而不再继续依赖西方世界。总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处于退缩状态，而且正在瓦解。这种退缩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的。

正在消失的“单极时刻”

此时，谈论永久性的衰落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其身后七个竞争对手的总和，另外美国还拥有无与伦比的海外军事网络。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军事力量在建立和维持美国优越的国际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扩展可靠的安全保证。但是，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与国防预算的关系并不大——实际上，美国军费在90年代是减少的状态，只在“9·11”事件之后才出现激增——还有其他几个因素更重要：作为竞争对手的前苏联因解体而消失，美国军方从不断增长的技术优势中获利，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二线国家选择依靠美国，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显现出单极优势主要归功于前苏联的解体，那么在随后的10年中，这种单极性的持续存在可以说是亚洲和欧洲盟国对美国的领导力量表示满意的结果。

而对单极时刻的讨论会掩盖构成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基础的关键因素。前苏联解体，意味着唯一可以与资本主义对垒的国际化体系关闭了大门。社会主义阵营主要的跨国基础架构和相关机构（包括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和前苏联本身）及其运作和关联体系都随之崩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准则和规范的主导框架就只剩下在华盛顿扎根的自由主义国际联盟和机构。

在这个单极性时期，美国及其盟国（简称为“西方”）共同享有着事实上的垄断性互惠。除了一些有限的例外，西方为大多数国家提供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成为政治支持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发展中国家无法用转向莫斯科来威胁美国，也不能冒风险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国内将不得不进行改革。西方势力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决策者开始相信自由主义将获得永久的胜利，而大多数政府看不到其他可行的选择。

在没有其他支持力量的情况下，各国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更有可能遵守对方所开出的条件。那些被美国认定的“独裁国家”面临着严厉的国际批评和由西方所控制的国际组织的严厉敦促。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美国国内的“民主”力量也在持续保护某些“独裁国家”（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使它们免除国际组织的束缚。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本身也在违反有关人权、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国际准则。比如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酷刑和特别引渡。但是，即使这些虚伪的违规行为也在加强自由主义秩序的霸权，因为这些行为引发了广泛的谴责，美国官方继续表达对自由主义准则的承诺，从而进一步重申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网络（通常被称为“国际公民社会”）支撑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型架构。这些团体和个人通过广泛散布自由主义准则和实践，充当了美国霸权的马前卒。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崩溃，吸引了大批西方顾问和承包商，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市场改革，其中一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西方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使数千万人陷入贫困，同时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寡头阶层，这些人把以前的国有资产变成了个人的财富帝国。国际金融机构、政府监管机构、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致力于建立起精英共识，支持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跨境流动。

“公民社会”团体试图引导这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西方的专家团队就新宪法的设计、法律改革和多党制向各国政府提供咨询。国际观察员中大多数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监督着那些遥远国家的选举活动。倡导扩大人权、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与那些情投意合的国家和媒体结成联盟。跨国活动家、学术界和社会运动共同发力，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自由主义综合体。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力量的助力下产生了一种幻觉，即建立在美国全球持久霸权之上的自由秩序已经无懈可击。而这种幻觉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

大国复出

今天，其他大国对全球秩序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概念，并吸引了许多小国的领导人。西方不再是提供援助的垄断力量。新的地区性组织和跨国网络在争夺美国的影响力。全球经济的长期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形成这些发展状况的原因之一。这些变化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

1997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同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多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淡化或否定这类挑战，认为它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言辞。他们的辩解是，中国仍然致力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准则和规范，而且中国是现行体系中的获益方。尽管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俄罗斯越来越坚决地谴责美国，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但观察家们仍然认为，俄罗斯无法召集到任何重要的盟友并获得支持。西方的分析人士还特别怀疑，中国和俄罗斯能否克服数十年来所产生的不信任和竞争关系，联手反对美国所塑造和维持的国际秩序。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球霸权的鼎盛时期，这种怀疑论是有道理的，甚至在接下来的10年中，这种怀疑仍然站得住脚。现在看来，1997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就像是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20年中重新安排国际政治秩序的蓝图。在相关机构和论坛里，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展开正面的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也在通过设立新的机构和场所来建立一个可替代的秩序。

例如，在联合国，中俄两国经常就投票和倡议进行磋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协调一致批评西方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它们都否决了西方提出的有关叙利亚问题提案和对委内瑞拉和也门实施制裁的提议。在2006年至2018年间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和俄罗斯投票相同的比例达到86%；而在1991年至2005年之间，两国在投票协议中达成一致的比例为78%。相比之下，自2005年以来，中美两国只有21%的比例是达成一致的。中国和俄罗斯还在引领联合国的倡议，以促进形成新的准则，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领域，这些准则主张国家主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制约西方所赞助的人权决议。

在创建新的国际机构和地区论坛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也一直站在前沿，这些机构和论坛将美国和西方国家排除在外。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金砖集团（BRICS），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自2006年以来，这个集团一直比较活跃，积极讨论国际秩序和全球领导地位问题，包括在互联网治理、国际支付系统和发展援助等领域建立能够替代目前西方所控制机构的方案。2016年，金砖国家成立了新的开发银行，专门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融资。

中俄还各自推动了一大批新的区域安全组织，包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四方合作协调机制，以及区域经济组织，包括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上海合作组织（SCO）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倡议下于2001年成立的安全组织，负责促进各国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并监督进行两年一次的军事演习。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成为正式成员。最终结果是，全球治理出现了平行结构，与原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竞争局面。

批评人士经常将金砖国家集团、欧洲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评论为“谈判商店”，暗指成员国在这些机构中几乎无法实际解决问题或进行有意义的合作。但大多数其他国际机构也都大致如此。即使实践证明它们很难解决集体问题，但区域组织也可以让其成员确认共同的价值观，并提高组织者的国际地位。它们使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密，这反过来又促使这些成员国更容易建立起军事和政治联盟。总之，这些组织已成为国际秩序基础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些新的非西方组织已经将跨国治理机制带进了中亚等地区，这些地区在过去与许多全球治理机构是脱节的状态。自2001年以来，大多数中亚国家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EAEU、AIIB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BRI）。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向由美国及其盟国主控的传统地区推进。例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打造“17+1合作”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在拉丁美洲召开中拉政党论坛（China-CELAC Forum of Political Parties）。这些机构为这些地区的国家提供了新型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平台，这种合作模式正在挑战西方集团传统的治理架构。

中国和俄罗斯似乎成功地发展了它们的同盟关系，这些战略合作与那些它们将无法容忍彼此合作项目的预测背道而驰。即便在某些双方利益分歧可能导致严重紧张局势的领域，双方合作的进展也算顺利。尽管俄罗斯控制着中亚地区，但仍坚决地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政府的基调已经从谈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明确划定的“势力范围”，转变为拥抱“更大的欧亚大陆”。中国所主导的投资和一体化与俄罗斯摆脱西方影响的努力相吻合。2015年，中国首次提出组建亚投行时，最初俄罗斯财政部并不支持，但随后俄罗斯还是改变了心意，宣布加入亚投行。

中国也愿意兼顾俄罗斯的关切和敏感问题。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事件中，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一样投了弃权票。此外，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给了中国更多的理由去支持俄罗斯开发替代方案的努力，取代由西方控制的SWIFT国际支付系统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以削弱美国的制裁制度在全球的影响力。

垄断性援助关系的终结

并非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创造与西方国家价值观不同的世界秩序，且对美国的霸权不满。相比西方所提供的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无附加条件的援助可能会破坏西方旨在鼓动各国政府接受自由改革的援助活动。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等中国国有银行在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开设了大量信贷额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那些无法进入或被排除在西方金融体系之外的国家获取重要贷款和紧急资金的来源。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向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以及欧亚大陆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发放了超过750亿美元的能源交易贷款。

中国并不是西方援助的唯一替代者。“阿拉伯之春”之后，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曾向埃及提供贷款，这使得埃及避免在动荡时期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在国际援助方面，迄今为止，中国显得最为雄心勃勃。AidData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总额达到了3540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3950亿美元。此后，中国的对外援助还超过了美国的年度援助支出。可以说，中国的援助打破了西方传播自由主义准则的企图。西方的评论认为，中国的资金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发展，但也助长了腐败和政权庇护。在诸如尼泊尔、斯里兰卡、苏丹和南苏丹等摆脱战争困境的国家中，中国的发展和重建援助通常流向了获得胜利的一方，使其免于国际竞争压力，而西方评论认为，这些国际竞争压力可以让这些国家建立更为自由民主的模式。

西方为世界提供援助的垄断地位正在终结，西方世界担心那些所谓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就此崛起，比如匈牙利总理奥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们驳斥西方对本国主权的无端干涉，强调与中国和俄罗斯构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日益重要。以菲律宾为例，美国取消了菲律宾官员的签证，而杜特尔特最近宣布，退出与美国签署的长达20年的军事协定。

当然，在美国政府面临的这些具体挑战中，由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领导人的个性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援助项目会一波三折。但“替代选项”的不断扩大——不一样的援助方、机构和政治模式，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永久特征之一。即使某些国家不主动转换援助方，这些新的力量也有可能为各国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由此，中国和俄罗斯有了与美国争夺霸权和构建替代全球秩序的空间。

内部产生的离心力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标志着冷战后单极时代的结束。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衔接在一起的那些跨国“公民社会网络”，不再享有它们曾经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与它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不同的竞争对手，正在许多领域挑战它们。而其中一些离心力正是源自美国和西欧国家本身。例如，美国游说团体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在2005年成功击败了巴西提出的安提贡公投，并与其国内右翼政治运动建立了联盟；十多年后，巴西的杰尔·博尔索纳罗正是利用了这个网络来帮助自己成为总统。世界家庭大会最初由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组织于1997年成立，现在成为跨国网络，召集了数十个国家的著名社会保守派人士，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反对性少数群体（LGBTQ）和平等生育权的组织。

威权政权已经找到了方法，可以限制甚至消除自由主义的跨国宣传网络和具有“改革”意识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本世纪的头十年，所谓“颜色革命”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让各国政府感到震惊，作为回应，这些政权削弱了与外国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接受外国资金援助时，各国政府都实行严格的限制措施，防止外国援助借机开展各种政治活动。

有两个事态发展加速了西方自由主义准则的转向：2008年的大衰退和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在总体上挑战了西方内部的建制共识。西方一些团体和人物，对继续加入欧盟和北约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机构是不是有好处提出了质疑。西方评论还认为，许多西方世界的右翼运动都得到了俄罗斯的财政和道义支持。

这些发展态势与过去“反秩序”运动加速霸权国家衰落的方式相呼应。跨国网络在维护和挑战先前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新教网络协助削弱了西班牙在近代欧洲的势力，尤其是它在16世纪支持了荷兰的独立运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运动，特别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下，对破坏欧洲联盟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欧洲联盟试图在19世纪上半叶管理欧洲大陆的国际秩序。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权力斗争。“反秩序”运动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取得了政权，导致这些国家脱离或试图破坏当时的国际秩序结构。即使是不太成功的“反秩序运动”，仍然可以破坏霸权国家及其盟友的凝聚力。

并非每个反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自由运动或右翼运动，都试图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转向俄罗斯，将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典范。尽管如此，这些运动正在推动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出现政治两极分化，削弱运行这种国际秩序的相关机构的影响力。其中一个甚至已经占领了白宫，那就是特朗普主义，对其最好的理解就是它是一种反秩序运动，具有跨国影响力，并以美国霸权的核心联盟和伙伴关系为目标。

维护美国体系

大国力量复兴、西方援助垄断性地位的终结，以及反对自由国际体系的运动的出现，都在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秩序。在许多方面，新冠肺炎的全球疫情似乎在进一步加速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侵蚀。在特朗普政府试图寻找替罪羊，并撤回对公共卫生机构的资助之后，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全球机构中的影响力有所增加。中国和俄罗斯扮演了紧急物资和医疗物资的援助者，包括向意大利、塞尔维亚、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甚至向美国提供援助。尽管美国仍在全球享有军事霸权地位，但美国的这种主导地位尤其不适合应对这场全球危机及其连锁反应。

即使美国霸权体系的核心仍然保持稳健（主要由长期存在的亚洲和欧洲盟国组成，并基于冷战时期制定的准则和制度），即使许多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认为美国和欧盟还可以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的综合优势，但事实是，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的国际秩序。再多的军费开支也无法逆转美国霸权瓦解的进程。即使民主党候选人拜登（Joe Biden）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总统大选中能够击败特朗普，或者共和党最终否认特朗普主义，这种瓦解趋势仍将继续。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场美国霸权地位逐步瓦解的危机将蔓延到多大程度。核心盟友会与美国的霸权体系脱钩吗？美国金融和货币的主导地位能维持多久？最有利的结果是美国明确否定现行的特朗普主义，并承诺重新建立核心的“自由民主体制”。

美国决策者能做的是为全球霸权后的世界做计划。如果新的力量有助于维护美国体系的核心，美国政府就可以确保美国在一个拥有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中领导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联盟，而不是在新的国际秩序格局中的大部分竞争领域处于落败地位。为此，美国应该重振饱受困扰、人手不足的国务院，重建并更有效地利用其外交资源。精明的治国方略，将使美国能够驾驭一个由利益竞争和联盟转变所定义的世界。

要确保某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愿景作出承诺是不可能的。一些国家和政府已经开始将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视为对其治理国家的威胁。即使在“单极时刻”的巅峰，美国也并非事事都能如愿以偿。现在，为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能够保持足够的吸引力，美国必须首先整顿好自己的乱摊子。不过中国在建立一个替代系统方面也面临自身的障碍。一个重振旗鼓的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即使在失去全球霸权地位的情况下，也应该能够对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但要想取得成功，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过去，而且不会再回来了。

（编译  杨利红）

新冠疫情加重了美国中下阶层由于贫富差距不断增加的沮丧感。特朗普政府成功地将白人底层群众的愤怒转向了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草根主义和特朗普主义。

美国的非洲裔人和拉美裔人由于他们超高的感染率、死亡率和得不到及时救助，将他们在200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喷发——平抑的、对种族主义的愤恨再次集聚起来，因弗洛伊德被跪杀事件而喷发，至今尚没有彻底平抑。

反种族主义运动打开了美国的窗口

美国这次声势浩大和长时间持续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被冠以两个口号，一个是“黑人的命也是命”；一个是“我不能呼吸”。其实后者更能代表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也能代表全世界都受美国压迫的现实。但就像以前一样，这场被白人基本群众所激起的反种族主义的运动，最终会以民主的名义被压制下去。

这场运动再次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窗口，让我们看到民主成为占多数人的种族压制少数人种族的一个工具；也让我们看到民主是怎样为少数精英所操纵，民主成为白人掩盖内部矛盾，对外实行扩张和战争的工具；民主在少数精英操纵下，让中下层的乌合之众将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愤怒转移到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愤恨上，从而保护了少数精英的统治地位和财富。

民主受少数精英操纵，成为种族主义和对外战争的激发器，成为一个保护少数精英利益的“政治正确”的外壳，这三重作用早就被西方的政治学家所系统阐述过，但这种理论阐述被西方统治精英系统的宣传和教育掩盖了。我们所看到的民主理论，实际上是一个完全被扭曲的理论。

正是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民主框架中，美国社会中阶级矛盾最终总是被种族矛盾所掩盖，这场运动将矛头对准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对于揭开美国一个最大的谎言具有重要意义。

这场运动的三个愤怒指向，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头面人物的雕像以及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地方，一个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包括华盛顿、杰斐逊，以及总统山上的4位总统雕像。

警察代表着美国政治、美国法律和美国权力结构中系统的种族歧视，它说明种族歧视在美国的国家结构中已经被制度化了，它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南方领袖则是公然维护奴隶制的人物，他们在美国的文化中仍然被尊崇，说明公开或不公开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群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他们多数人可以以民主和自由为保护外壳，推行和延续种族主义。

而反种族主义的矛头指向美国开国元勋，则唤起了一段在自由民主政治正确外壳下所掩盖的被久已遗忘的美国历史，分析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拨开西方知识分子所制造的系统性的意识形态迷雾。

西方的实质、美国的实质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如何强大的，它的强大与它所宣称的所谓制度优越到底有何关系？第二个是，美国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它具有普世性吗？第三个是，美国的本质和美国的制度是如何体现在它的世界愿景之中的？美国所宣称的普世性的本质是什么？

美国因何强大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前者是说美国曾经伟大过，后来不伟大了，现在特朗普要让它再次伟大；后者是说，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利益纠葛时，美国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压缩其他部分的利益空间。

美国曾经伟大是美国人文知识分子制造的第一个谎言。美国确实强大，但美国并不伟大。强大指的是实力，是物质力和动物性的体现；伟大指的是价值观具有突出的卓越性，是精神力和人性的体现。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公元前416年，米洛斯岛的人民不堪忍受民主的雅典的统治发动起义，雅典执政官告诉米洛斯人说，他们只能选择或者战死或者投降，米洛斯人回答说自己是为自由而战，雅典人的回答成了历史名句：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只能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最后，雅典人杀死该岛所有男人，将妇女沦为奴隶。

雅典强大吗？毫无疑问。雅典伟大吗？不。雅典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志是无耻和残暴。米洛斯强大吗？不。自然禀赋使它不可能强大。米洛斯伟大吗？是的。它表现了人类在脱离动物趣味后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美国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神话，说美国实力的强大来源于美国价值观的伟大，美国的强盛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好制度，这是用强盛来推导价值观，不但不合逻辑，而且扭曲了美国历史，也扭曲了对美国创始者的认识。美国强盛的初始原因和根本原因，是数量很少的殖民者通过屠杀和掠夺，夺取了原住民的大片土地资源。在1890年殖民者占领美国全境时，美国只有5000万人。美国与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当，已开垦耕地面积是我们的1.2倍，水资源与我们相当，但按照人均计算，超过我们的四倍多。此外，中国已没有可开垦的耕地，而美国尚有近20亿亩可开垦农用地。它两面是海，北面国家人口稀少，南面的国家原住民太多，殖民者与其发生多次严重冲突，陷入了长期的内乱，不但无法威胁美国，反而被美国多次夺取土地。

殖民者占领美国的过程是全世界都还处于农业时期的尾声，土地是主要财富，美国又处于温带最适宜农业耕种的地方。英国殖民者是在英国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城市流氓，他们在英国一贫如洗，但是到了美国就可以得到300英亩，相当于1800中国亩的土地。广袤的土地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源源不断来到美国，同时被带到美国的还有不断在欧洲进行发明和改革的技术。美国早期的烟草技术和纺织技术就是完全从英国移植过来的。摩根的父亲是英国资本家，而摩根利用在英国筹到的资本在美国发的财比他父亲多得多。

“要想富、先修路”，英国发明了铁路，但在英国那个弹丸之地没有多大用处，美国的土地为国家所垄断，政府划拨了大量土地用于修铁路，铁路沿线成了工业发展重镇。1900年的时候，美国土地已经多到政府都不知道干什么用，于是把一些土地封存起来变成国家公园，或者作为资源保留地禁止开发。

由于美国地太多，人太少，劳动力严重不足，并且无法强迫欧洲移民进行奴隶劳动，所以从非洲劫掠了大量黑人做奴隶，南方白人完全靠黑奴劳动，获得了大量财富。

通过种族灭绝获得的巨量土地财富，使美国迅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大国，同时通过奴役劳动进行财富增值，这是美国获得财富的根源，也是美国强大的出发点。它同时也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来源。

在19世纪早期，美国的白人殖民者几乎人人都有财产。

普选式民主对富人是不利的，相反它有利于通过某种程度上剥夺富人来支付公共支出，也就是有利于穷人。如果穷人太多就不能实行民主制，将形成所谓的多数暴政，对富人形成剥夺。

事实上后一种多数暴政，也就是多数种族对少数种族的暴政，已经存在并持续了200多年；多数暴政也就是穷人对富人的多数暴政。

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富人的民主理论，对前一种暴政总是讳莫如深，对穷人推翻富人统治后所产生的政权，总是直接冠以“多数暴政”的名头。甚至认为任何一种民主都是“多数暴政”。

所谓的“多数暴政”，指的是新政建立起来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框架，这个经济制度框架通过累进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实现了对富人的一定程度的剥夺，通过各种补贴制度实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经济补贴，通过各种监管制度对天然具有巧取豪夺倾向的资本实施了严格的监管。正是这一穷人对富人的“多数暴政”，挽救了因强盗资本主义而陷入大萧条的美国，并且延续了美国的强盛，带领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这一穷人对富人的“多数暴政”，仅仅实施了不到50年，就在20世纪80年代被新自由主义的暴政扭转了方向，带领美国走向衰落。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暴政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在财富方面，它延续了美国强盗主义的传统，实现了少数富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致使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种族方面，它延续了多数白人种族对少数有色人种的暴政。

在美国250多年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贫富差距都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显然美国的民主没有能使穷人对富人形成剥夺，或者穷人和富人处在一种相对公平和均衡的状况，相反，少数富人在大多数时期都对大多数穷人形成了剥夺。美国的另一种多数暴政存在并且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历史当中，这就是多数白人对少数有色人种的种族暴政。而这个暴政确实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

美国民主是种族主义多数暴政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42-)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四卷本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自第一卷于1986年问世以来，就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好评如潮。美国社会学权威杂志认为，曼的这部巨著直承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宏大叙事传统，表现出惊人的广博、罕见的深刻、理论的雄辩。

2005年，迈克尔·曼的另一巨著《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出版，这一著作从根上挑战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政治制度优越论。但是这本书在西方学术界得到的评价是极其谨慎的。一方面，迈克尔·曼的学术地位以及他在这本译成中文后仍长达近800页的著作中所引用的大量实证，使其观点无法撼动；另一方面，他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民主制颠覆性的论述，与西方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框架相去甚远，使得评价这些观点非西方学术界能力所及。

曼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自我反省道：

“我以前的著作忽视了人类行为当中的极端行为，所以我对善恶就没有给予太多考虑。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很容易把它们归入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别，同时也将它们与日常生活完全分开。在探究了种族清洗问题之后，现在我已不那么肯定了。虽然我无意要在道德方面模糊善恶边界，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它们确是相连的。恶并不是从我们的文明之外，从另一个独立的我们很想称其为“原始”王国那样的地方来的；恶乃生于文明自身。”

曼书中的一些重要摘录：

我们往往把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视为启蒙理性的化身。实际上正是他以文明进步的名义，宣称美国印第安土著的“粗鄙行为”“使根除成为正当”。

一个世纪以后，西奥多•罗斯福，一个体面的现代人，当说起印第安人时也持同样态度，“根除最终是有益的，一如其不可避免”。

又40年后，第3位领导人说，“是伟大与崇高之神发出的诅咒，让德国必须踏过死人的尸体，以创造新的生命”。这位就是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被恰当地视为恶的化身。但他与他的同僚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说仅仅是在追随美国人的脚步。

蓄意谋杀性清洗是现代现象，因为它是民主的阴暗面。……我不想否认民主是一种理想，我赞同这种理想。然而民主总是携带这种可能，即多数人可能会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或欺压行为，而这种可能性在某些类型的多民族环境下会带来更加不祥的后果。

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不是原始的或外生的。它属于我们的文明，属于我们自身。大多数人都说这源于世界上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是对的。然而只有当民族主义被政治化并代表了民族国家中对现代民主理想的歪曲时，它才是危险的。

稳定的按制度化运作的民主制政权，要比正在进行民主化或者威权主义的政权较少可能实施蓄意谋杀性清洗。……但是过去他们并没有这样高尚正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施行了足够多的种族清洗，才有了今天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公民实体。往日，清洗与民主化曾携手同行。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

欧洲人当中的阶级妥协、代议制统治以及宽容等形成在针对庞大非己团体的可怕暴行之上。最坏的情形，在美国与澳大利亚发展出迄今为止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清洗，他们是由殖民者民主政体（国家）完成的，先是事实上的，然后是理论上的。

1788年，第一支舰队到达澳大利亚以前，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很可能刚好超过30万。到1901年只剩约9.3万人。最低是1921年，此时大约存活着7.2万人。一个世纪损失几近80%！

在美洲，有着大量殖民人口的地区，失去了90%的当地人口。在整个大陆总的前哥伦布人口可能在6000万到1亿之间，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去（斯坦纳德，1992；74-75，81-87.118，146，266-268）。在现为美国人占据的地区，前哥伦布印第安人口估计数一般在400万至900万。在美国1990年人口普查时，印第安人口只有23.7万，至少损失了95%。最让我们确定发生的根除，是在加利福尼亚。据西班牙传教士估计，在他们1769年到达这里之时，应当有31万当地人。截至1849年，即淘金热开始的那年，人口已经减为一半。在这之后随着居留地的扩张，这一数字甚至掉得更快。到1860年，在建州10年之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口数字只有3.1万了——仅12年后损失率就高达80%！第三帝国也存续了12年，杀掉了欧洲70%的犹太人。

看一看20世纪前最著名的5位美国总统。当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站在一起时，华盛顿和杰斐逊就忘记了启蒙运动。华盛顿指使他的将军向易洛魁人进攻并“踏平所有居住地，一直到该地不仅是被占领，而且是被摧毁”，以及不要“在全部毁灭他们的居住地实现之前去听和平的序曲”。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网站，在1783年9月7日华盛顿写给James Duane的信中，华盛顿说，“印第安人和狼都是要猎杀的野兽，他们只是形状不同而已”。华盛顿的部下们从易洛魁人的死尸上剥皮，他耐心而熟练地亲自上手示范：“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优质而修长的长筒靴来。”杰斐逊还支持白人攫取土地。在其任总统期间，有20万平方公里的印第安土地被他的执行官夺得。……虽然今天许多美国人知道两位总统都蓄奴，然而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凶残则极少有人知晓。安德鲁·杰克逊……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投票权被延及所有白人男子，然而他却是以一名印第安人杀手著称。……他宣布……“我认为我应当踏平他们的村庄，烧毁他们的房屋，杀掉他们的战士，抓捕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吹嘘说：“我已保存了我在所有场合杀掉的人的头皮”。……他敦促他的士兵杀死妇女和儿童。……一旦上任，杰克逊就撕毁了印第安条约并发起强行驱逐行动。……1万名克里克人，4000名切诺基人和4000名乔克托人在恶名昭彰的眼泪小道上死去了。

林肯……批准了军事远征和明尼苏达的土地强占，这激起1862年的苏人起义，军队进行了镇压，抓获了309名叛乱者。……林肯……同意仅仅处决39名印第安人……是美国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处决。在19世纪末，当轮番的种族灭绝几乎已结束的时候，第五个伟大的民主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已不再需要为它增添什么了。印第安人几乎消失了。不过他确实宣称“根除最终是有益的，正如它不可避免”，以及在所有战争中最高贵的就是对野蛮人的根除战争。

这些总统中有多少在今天会因为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战犯法庭起诉？四个，我认为——除了罗斯福，他的言辞没有配合以行动——尽管林肯的判决会较轻。

迈克尔·曼已经把事情说得非常清楚，概括起来讲了这几点：

第一，西方的现代史，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屠杀、种族清洗的历史。有关种族清洗和西方的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更宏大的叙事才能完成的。

第二，种族屠杀、种族清洗是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产物，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道德基因。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民主制是为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服务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多数种族对少数种族实行暴政的政治框架，也为这种暴政提供了政治正确和道德美化。

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西方现代的早期历史和美国的大部分历史，就是一个假民主之名，多数种族对少数种族实行暴政的历史。

美国强大但不伟大，而且从来没有伟大过

无论在对待穷人上，还是对待少数种族上，美国都不但不伟大，而且很卑鄙。这是因为美国的统治精英做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承诺，但是在美国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富人和穷人的差距都越来越大，美国的少数种族都受到了屠杀、劫掠和歧视。

即使在那少数时间，也是由于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冷战，美国的统治精英迫切需要内部的安定而做出的贿买性的让步，一旦外部威胁消失，内部威胁也被镇压，美国统治精英的真面目就会再次显露出来，这就是1980年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所缔造的美国社会真相。

美国总是用一套假惺惺的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来遮掩他们的恶行。这是自美国建国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一种传统。当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句子时，他难道不知道他拥有600个奴隶，并且使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吗？难道他不知道他曾经强奸黑奴，并且使其黑色后代都成为奴隶吗？当这些黑色后代知道真相后，都非常愤怒，根本不承认这个先祖。

小罗斯福总统指出：“一个国家伟大与否，不在于为富人谋得多少福利，而在于如何对待穷人。” 这句话还应该加上，一个国家伟大与否，不在于它为占多数的种族谋得了多少福利，而在于如何对待少数种族。

19世纪的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指出，美国奴隶制度和自由承诺相结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希望与人类最邪恶的罪行相连接”。美国的历史说明这个所谓的美好希望完全是假的，它是为掩盖罪行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群要有多么扭曲的心理，才能把这两者连接起来。

这就是美国的道德基因，占美国人口60%多的白人中的70%，拥有这种道德基因，他们通过民主这种多数统治的方式，以一种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的面目来实施他们的这种道德基因。

美国确实很强大，但美国从来不伟大，因为它的相当一部分人——用迈克尔·曼的话说——很邪恶，而它的文化和制度是这种恶的体现。这种恶就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实行基于种族清洗的暴政。他们通过强大的实力在世界上实施帝国暴政。

（编辑  季节）

被全球自由主义媒体塑造的香港“反修例事件”

发生于香港的2019年“反修例事件”被解读为一次媒体化运作事件，抑或是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是2019年度甚至近年记忆中最突出的全球媒体事件。Mary Hui的研究表明，本次“反修例事件”乃是人类历史上被直播最多的一场社会运动，直播的传播速度又极大地增加了运动本身的现实效应及直观感受（Hui 2019），并得到了“全球自由主义阵营”及社交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明确支持。

与本次事件相比，2014年的“占中”运动或“雨伞革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既没有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尽管与世界其他欠发达或“次重要”地区发生的示威运动相比，该运动已获得相当多的媒体关注），也没有得到大陆媒体及共产党的足够重视及反馈。从本次“反修例事件”的全球轨迹及其直接取悦西方媒体的能力（本次事件领导者直接飞往美国，以赢取美国国会中反华“鹰派”人物的支持），再对比2014年占中的情形，可知事件背后的反香港特区政府、反中央力量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支持该派别的人口很可能在香港市内占据了多数——尽管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绝对多数”(Bradsher 2019)。抛开其实现特首的自由选举诉求不谈，这完全超出了香港政府的权限（完全违背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的基本方针政策又会规定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内。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1997年7月1日生效。）——这次风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标。首先，他们实现了《逃犯条例》的暂时搁置，继而强迫特首公开撤回了该条例。他们没能推动针对所谓警方施暴的“独立”调查，却成功强迫香港特区政府开启了一项专门调查，逼迫政府承认其在某些事件中犯了错误或滥用了权力。此外，在“反修例事件”几个月中，因参与示威而遭到逮捕的大量人群也将使暴动罪行的定罪（这使得运动的另一项诉求即对全体示威者免于追责）变得极为困难。

然而，尽管“反修例事件”取得了全球大量媒体的支持，尽管运动在制度/选举层面（不包括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暴力事件）被称为一场民主运动，我们却不能因此判定这场发生于2019年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且为之推波助澜）的全球媒体事件对香港及全球带来了积极的发展 (Vukovich 2019；Chan and Pun 2020； Solomon 2020)。这场风波本身存在着政治上的混杂性，一方面由暴力冲动所驱使，另一方面被明确的反共/反华冷战媒体思维所左右，同时又自始至终追求特区行政长官的直接提名及一人一票选举制，并且对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满足其诉求表达愤怒之情（这也集中表现了运动所谓的“民主性质”）。除此以外，运动却还寻求实现一种自治乃至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既不现实，也不符合香港人的普遍诉求（大约40%的选民实际上倾向于拥护中央政府的政治定位）；事实上，香港的经济已经和大陆紧密相连，而且这一纽带将来只会变得越来越紧密。抛开政治理念上的混杂性不谈，这次事件为我们审视当前的政治及政治事件媒体化（我将其定义为媒体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甚至指挥）带来了全新的考验和挑战。在本次事件中，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力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不仅表现为全球媒体在事实上为其反政府/反北京诉求推波助澜，还表现为这些参与者寻求并最终推动了美国国会通过专门法案为其声援。与此同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应对本次运动之影响的能力——通过简单地拒绝回应，中央政府有效回应了港独引导的“自由化”或“民主化”诉求。除却表面上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香港泛民主化阵营对权力的追逐，这场运动中裹挟的复杂政治背景因素，令人很难对其加以评论。一方面，表现出西方媒体的力量一如既往的强大，甚至借由新技术的繁衍以及各大媒体反对中国中央政府时所构建的统一战线得到了极大增强；另一方面，经历了西方媒体化的强烈冲击，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大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强大依然如故。

香港及国际媒体化浪潮

自2019年6月以来，“反修例事件”在港独主导下，已经从一场针对现已撤回的《逃犯条例》的大型和平游行运动，演变成了一场暴力性质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不仅如此，通过一系列暴力对抗行动，企图将本次运动与传统的泛民主党派运动（致力于以示威游行的方式推进选举政治）以及与香港传统市民社会实行无缝衔接。这一点实际上并没能躲开公众的注意：在过去几个月里，香港街头随处可见汽油弹造成的火焰和催泪弹造成的烟雾，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暴力——警察逮捕示威者，示威者袭击警察，还有示威者对所谓与大陆相关的商店、地铁站和交通信号灯的蓄意破坏。后来，甚至发展到针对说普通话的路人的袭击，针对反对游行者的袭击（这也导致了运动中出现的唯一死亡事件），三合会成员对游行者的袭击等；最近，警方甚至破获了一系列恐怖炸弹制造及军火走私的案件。示威者武装占领（并破坏）了两所大学，尤其是香港理工大学。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特别是在特区选举中，新加入了一大批反对当权派的泛民主派候选人之后，暴力及大型示威活动已基本平息；然而，人们仍然担心再次出现炸弹威胁以及潜在的大规模游行运动。

如果不是由于西方、全球以及香港媒体（即全体非中国大陆媒体）的大肆鼓吹和驱动，人们很难想象这次事件会引发到如此规模并持续如此之久，甚至上升为一次全球性的划时代事件（被有些人称作“香港的最后一战”）。参与者运用（且不止于运用）了各类社交（及全球）媒体和技术：类似于reddit的LIHKG论坛，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以及无处不在的直播等等。和大多数香港游行一样，运动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场由媒体驱动的上镜式的民众运动：从挥舞美国国旗及特朗普宣传海报，并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集结，到焚烧中国国旗，喷涂种族主义涂鸦，并蓄意破坏香港中联办及立法会综合大楼，再到Cosplay风格的美学应用（在示威人群中，除了明显模仿日本“忍者”的黑衣黑面具“激进分子”，还出现了“蜘蛛侠”），香港的示威者显然熟知如何运用镜头并吸引西方媒体的注意。正如让·鲍德里亚和居伊·德波曾警告我们注意媒体和奇观（spectacle）的诱导能力，我们也要警告那些职业媒体工作者和评论员——透过手中的镜头和录音笔所选取的录制对象，他们正在操纵观众。这些示威者可以直接获取全球媒体（特别是英语媒体）的注意，他们深知自己是“天选之子”——作为来自中国的自由民众，他们所发出的关于暴政和“共产主义殖民”的信息将被广泛接受。这显然与政治上的东方主义相关，也彰显了西方势力在冷战及殖民主义时期给香港留下的印记。

除此以外，关于香港取得国际媒体及知识-政治文化界关注的方式，还存在一些其他学者较少论及的方面。众所周知，香港市内高楼林立，窄小的街道多如牛毛且行人如织，交通堵塞频发。这意味着游行人群从A点步行至B点（通常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到位于金钟和湾仔的政府大楼）耗时颇长，也使得人群数量统计变得非常困难。由高楼大厦和窄小街道构成的“峡谷”极易被填满，导致人群的规模被夸大，并且看起来远比实际多得多（参考Reuters, 2019和Scar et al., 2019）。不仅如此，对旁观者而言（即通过屏幕观看者），香港的市貌还为游行人群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深度和广度。在“黄马甲”运动期间，众多西方媒体毫不迟疑地采用法国警方对游行/暴动人群数量的估算；香港“反修例事件”中，同样一批西方媒体却选择直接采用事件组织者对人群数量的计算。

另一个全新的现象是，街头出现了大量业余或平民“摄影记者”，他们身穿标有“记者”字样的反光马甲，随着人流的行进不停地拍照或直播游行过程、大学占领及警方回应的实况。很多时候，这些“记者”（姑且称其为记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游行的人群数量，更远超警察的人数。这也是某些游行“老手”的阳谋——伪装自己以躲避警方的注意；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香港的运动在很多方面混淆了参与者/游行者以及与记者/旁观者间的界限，对于这一现象众多媒体并未予以披露或反思。

在这里，我并不想悲叹新闻行业内专业水准及从业资格的缺失。媒体/新闻的“大众化趋势”自有其民主化的潜力。然而，正如社交媒体和新技术并非天生具备进步性或解放性，我们必须去追问此类媒体奇观——数以千计挥舞着相机的参与者/带有政治倾向的记者/示威者——所实际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在对游行进行报道的时候，这些人和《纽约时报》的记者一样，不免带有某种观点，并代表某一部分人群的利益：这其中既包括有意忽略中国大陆对香港所拥有的不可置疑的主权；也包括故意抹黑中国大陆通过边境对香港市民所传达的友好信号；还包括对香港警方形象的有意塑造——警方被妖魔化为释放催泪弹的可怕士兵，而不是一群被抛投汽油弹的港独“激进分子”所包围却严令禁止使用致命性武器的人。

香港“反修例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也许）被拍照及直播最多的政治事件，却并不因此而自动具备民主性质，也不是代表真实的“人民之声”。虽然大量使用了“民主”或反殖民主义的修辞，但主导者实际上更多地应和了一种反华、反移民，同时兼具种族主义或仇外主义的国际政治潮流，其内核具有深刻的反自由或反动性质——时下的“特朗普主义”（Trumpism）和英国脱欧运动便是明证；除此以外，还有美国防止墨西哥涌入移民的边境墙修建，以及借“让XX再次伟大”之名对移民进行的驱赶（事实上，本次运动中也有人提出了“让香港再次伟大”的口号）。当游行者们高唱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时，大众媒体不会告诉民众，该口号实际上发源于一个受到仇外主义及美国特朗普主义茶党运动启发而创立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组织。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大多出身中产阶级的游行者们不仅见证了自身组织的演进和变化，还一直经历着理念及政治上的混杂性（Sum 2019）。

除此以外，本次运动中“赤纳粹”和“支那”（日本侵华时代对中国的蔑称）等种族主义词汇的频繁使用，白人至上主义仇恨符号“佩佩蛙”的出现，以至于针对说普通话人士及反游行人士所出现的暴力行动，大都被上述媒体有意忽略或忽视了。当然，仇外主义在香港（或世界任何地方）并非新生事物；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身份政治矛盾同样根深蒂固，并且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争论——即香港人究竟是否能“真正”算作“中国人”。虽然经过众多媒体的政治性/反华立场的粉饰，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香港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仇恨情绪已经呼之欲出。当然，这一切尚需时日。当下，针对本次事件的报道和叙述，大多将其标识为一场追求自由、投票及民主的运动；与此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维度却避而不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佩佩蛙的图案，而在于整个事件背后的逻辑：它不仅反对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大陆移民以及“大陆式”的观点。此事件暴力行动还破坏了许多公共交通设施及本地企业，原因仅仅是他们与大陆有联系抑或拥戴中央政权；换句话说，不过是由于他们对游行者及其斗争方式的不认同。只有在视而不见这些极端反动因素的前提下，香港民众才有可能对其进行赞美和拥护。

中国的香港问题及回应

总而言之，关于香港及国际媒体如何通过迎合反华/亲美/帝国主义政治阵营来驱动修例事件游行运动，以及上述媒体如何以种族主义的话语来重述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治理，同时又避谈本次运动及其策略中事实存在的仇外主义及种族主义现象，至今仍少有学者进行探究。上文提到的FAIR报告触及了前一个问题，即针对香港示威运动的海量报道——相较于委内瑞拉等国发生的同类事件而言，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的霸权及利益，并符合美国所推行的对华贸易战及遏制战略。

在黄之锋、何韵诗等人的全球游走呼吁下，港独活动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对美国甚至英国出手干预的恳求——被划入了西方政治势力的外延范围，并成为西方针对中国崛起所发动的“遏制战争”之一部分。我之所以指出本次运动及其媒体化运作中存在的诸多丑陋事实，并不仅是想要揭示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及媒体偏见问题；中国是一个稳定存在且未受到任何致命威胁的政治实体，而时下，针对中国的政治双标现象却屡屡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将香港的反送中/反政府运动及其“本土”问题和危机，绑架或裹挟入宏大的中美对抗之中，对各方（尤其是香港自身）而言都极为不幸。从公共关系或是全球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本次香港“反修例事件”可以说既机智又成功；然而，香港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最终仍然不可能通过媒体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鉴于本次在香港发生的全球媒体事件/示威运动的规模之大，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某种形式做出的回应，却被香港一些媒体控制在极小范围之内：包括针对外国势力干涉并资助香港暴乱的长篇评论抨击，也包括对特首林郑月娥及香港警方的坚决支持。除此以外，大陆政府还再次重申了对于界定香港与大陆关系的《基本法》系统（一国两制）的支持。另外一些来自大陆的报道则分析了香港的总体局势，并呼吁给予香港（特别是年轻人）更多的住房及福利救济（新华社 2019）。其后，作为对本次危机的间接回应，特首林郑月娥也出台了一系列小型经济及社会政策措施（包括放宽按揭贷款期限、提供教育补贴、下调公共交通费用等）。

鉴于大陆政治系统的强大与稳定，外加本次媒体及游行运动从6月到秋季一直由反华阵营的香港身份政治集团所驱动，可以预见，这种运动很难跨越边界去动摇大陆的经济稳定，抑或改变大陆不予回应的姿态（不少人对此抱有期待）。也许，在中国政府强大政治体系下，媒体反制的力量无法对基本制度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却能够复制并强化某些政治理念和权力关系。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对香港事件及其造成的媒体所给出的政治/宣传/沟通回应非常简单——静观其变不予对话。与同时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所吸引的关注相比，哪怕是针对香港事件中帝国主义外来干涉的批评都显得异常平静。

大陆对本次事件的回应或拒绝回应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霍布森式的选择（Hobson’s choice）——于毫无选择余地之际，选择静观其变：如果大陆在行动层面或修辞/理念层面出手干预，则必然要被扣上那顶早已戴了多年的大帽子：干涉内政、殖民主义、越俎代庖，至少也是侵犯了《基本法》赋予香港的所谓完全自治权（香港其实从未被赋予完全自治权，然而这一点早已被人们所忽略）。然而，如果大陆选择拒绝干预香港事件，遵守《基本法》原则框架，同时对相关的全球媒体事件几乎完全视若无睹，这对于所谓媒体化浪潮的力量又意味着什么呢？如前所述，大陆的回应简洁而有力地验证了新媒体文化批评者的观点——从塔希尔广场到华尔街，从北京到香港，事实证明新媒体浪潮不过是披上了包容与机遇的民主外衣，实质上并不具备推动政治进步与改革的能力。  （编辑  季节）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金融领域逐渐成为大国新边疆。近年来通过金融战手段谋求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国际案例不胜枚举，尤以美国为甚。美国聚集一批专注于金融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以创新思路与观点不断推动金融战理论的发展，这也使得金融战在对峙、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中体现的突出作用更加受到国际关注与重视。

什么是金融战

从历史上看，金融掠夺只是经济战的一个附属效应，金融被视为经济的范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正在逐渐从经济学中脱离出来。

经济是使用资本、资源和人力三种因素开展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因此，经济战仅限于攻击敌人生产和分配货物和服务的能力。金融是通过货币流通、授信、投资提供服务的活动，因此金融战则是对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信贷和货币基础的攻击。金融实力可以给对手造成负面的经济影响，因为运用金融实力能够削弱一个国家定价、交易、积累资本以及管理风险的能力，从而导致该国生产和分配的停滞。没有了生产和分配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对手的整个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被迫缴械投降。可以说，金融战利用资本和信用来攻击对手或保护盟友，并且可以放大和加速经济战造成的损害。

新的国家力量投射工具[1]

金融战创造并利用新的实力投射途径（金融）来更高效地支持国家战略目标。金融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金融战可以利用全领域的经济活动来找寻和攻击对手的经济体系弱点。最简单的金融战是破坏作为生产和分配基础的货币基础，从而破坏对手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这种攻击不仅能够阻止对手进行交易，还能够阻止对手转移和储存生产和分配所必需的资本，而生产和分配一旦停止，对手的经济也将随之崩溃。

精准而灵活的制敌策略

封锁和禁运等经济战工具的目标是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是从产出的角度影响对手的经济。而金融战的目标是瓦解资本，从投入角度干预对手的经济。制裁、封锁或禁运等经济行动只能切断与对手之间的经济联系；而金融实力投射则通过与对手之间建立密切的金融联系来增强实施效果。从经济后果的颠覆性和破坏性来讲，金融战都要更胜一筹。而且，经济战行动表现为一组明确的、不可变通的政策措施，比如贸易禁运就是一个明确、宣示性的政策，不完整的或有选择的禁运都不能算作真正的禁运。因此，在需要有政策弹性的对抗情境下，封锁和禁运并不是最理想的手段，因为它们可调整的余地不足。

与无法计算精确后果的经济战行动相比，金融战则是一种“精确累进”的政策工具。既可以针对单一交易，也可以针对整个工业基础，能够根据需要灵活地进行调整。另外，金融战的一个优势是能够以间接或衍生方式对经济生产和分配产生影响，难以追溯甚至不可能追溯至攻击来源，非常不利于对手进行情报收集或策划反击，因此金融手段在积极主动消灭威胁方面具有更大的应用潜力。

金融战给美国带来的变化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金融战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1956年11月4日，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动乱，11月5日，北约盟国英国和法国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反对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允许英法军事干预埃及是不现实的。但外交手段并没有说服英法撤军，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北约盟国显然也不可行，在这种局面下，艾森豪威尔使用了金融战手段。首先，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英国提供5.6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其次，阻止美国进出口银行向英国提供6亿美元的信贷；最后，威胁英国如果不退出苏伊士运河，美国将抛售持有的英镑债券，从而迫使英法从苏伊士运河撤军。

信贷封锁冻结了英国的借贷能力，迫使英国重新回到负现金流状态，并几近导致英国破产；英镑债券威胁有效增加了使用英镑交易的风险，将直接影响英国的国际贸易能力。没有信贷推动国防开支，英国就无法进口所需的石油和食品。这场金融战还会摧毁英国的贸易，使英国无法通过贸易顺差形成资本，并且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无法大规模进口商品，从而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美国运用金融战在国际博弈中得手，有效地维护了北约内部的协调性。而在这之后，金融战为美国带来了新的变化。

在宏观层面提供了新的对外政策选项

金融战是一项有意义的可选策略。对于美国来讲，以前只能通过武装力量实现的政策选项现在可以借助金融方法实现。比如，终止沙特对国际圣战组织的财政支持，降低伊朗的军事防御能力，限制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等。金融战作为武力之外的可选项，为美国对外施压政策提供了更多手段。

而对于军事斗争来说，金融战是一种有效的替代和配合手段。现代战争准备不仅包括军事力量准备，还包括了信息、网络、经济和金融行动的准备，在作战规划时，应该在确保最大效果的情况下以金融风险取代人力风险。

在微观层面提出了独特的攻击样式

从可行性来说，发动金融战一般会瞄准那些信息、风险和回报中不透明、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的系统性领域来实施攻击，一个典型例子是金融市场。这些领域通常具有一些可供利用的弱点，通过聚焦这些领域弱点能够制定金融攻击的手段、目标以及力度，并且能够估计出对其他领域的传染程度和影响范围。

金融战的样式体系包括攻防两端的设计，进攻性金融战试图通过攻击对手的金融领域来制造产生出人意料且有着重大影响的“黑天鹅”事件。这种事件相对于一般金融统计学分布上可能出现的“厚尾事件”来说，将更加不可预测且不规则。防御性金融战则寻求一系列指导政策来降杠杆，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偏差情况，又或是通过构建额外的体制机制和多层监管体系以达到抵御金融攻击的效果。具体地讲，美国可以封锁对手的重要行业，造成其与全球市场的脱节，使经济体在短时间内迅速瓦解，造成大规模流亡、饥荒、骚乱和政权更迭。美国还可以通过金融战攻击政权精英、破坏贸易、消耗外汇储备、降低经济产出、加剧通胀、推高失业率、加剧社会和劳工动荡以及加速人口迁移等方法支持自己的政策目标。特别是在金融网络空间发动的战争：以每秒运算数百万次的速度开展的电子、远程金融战，能够让对手被迫建立复杂的安全防护系统，以付出额外的成本来牺牲大量经济效率。在战争中，金融战能够通过影响敌人生产和运送战争物资以及削弱其训练、作战和融资筹措的能力，达到辅助军事作战的目的。

美国视角下的金融战需求

如果说全球金融是全球贸易的必然组成部分，那么金融战也将伴随着贸易摩擦而不可避免。每个参与全球市场的国家都必须与全球金融的标准和组织体系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这对全球贸易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而全球贸易又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因此，对国际金融标准和组织的影响力为打击别国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和途径，这正是美国的优势所在。对于美国来说，无论从进攻还是防御的角度看，都需要做好金融战准备。一方面，美国拥有世界上无以伦比的金融实力，为美国提供了除传统武器之外的重要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严重的预算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国家债务，美国极易受到金融战的影响，因此必须研究和防御金融战。

美国的传统军事手段已经难以应对重要对手的非军事威慑，亟需创造新的强制手段和能力。其面临的难题是将冲突升级到常规战争还是在威胁面前让步。当然在目前条件下，世界上军事大国的战略推演一般也都倾向于避免直接的传统军事交战。美国必须开发新型的力量投射工具，以应对、改变或颠覆对手的决策框架。

美国可以凭借金融力量攻击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弱点。通过金融手段破坏一笔特定交易，摧毁一家特定企业甚至是对手的整个国防工业基础，让对手付出高昂的对抗成本，从而获得难以匹敌的威慑能力，这在缺少规则限制的战争中非常有用。

美国可以借助金融实力来改变对手的政策成本与收益。金融战的威慑或实际行动可以警示对手即将采取的行动将承担巨大的净现值成本，这将减少对手的预期收益，促使对手转变其预设的不受欢迎政策。金融战可以帮助美国先发制人地采取威慑和压制，即使无法做到先发制人，至少还可以对抗敌人的非传统作战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最大程度地对目标实行金融联结与渗透，能够让后续的每一次金融攻击都更加精确合理，以此不断加强美国的金融战优势。

美国金融体系的弱点可能被用于发动金融战争。美国在金融战方面的弱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高度集中的资本形成要害容易遭到破坏。比如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这两个系统的银行间日交易超过85.8万笔，年交易额达973万亿美元，如此巨大交易体量的系统一旦遭受攻击可能招致严重后果。二是当风险不透明且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时，杠杆衍生的美国金融产品就会嵌入漏洞。例如，2008年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崩盘时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导致了主要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而后保险公司要求联邦政府介入为破产的公司提供补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反而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三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美国在金融打击面前的脆弱性。因为赤字降低了政府管控风险的能力，比如预测经济增长情况时出现政策失误，而政府财政状况又不足以支撑新的政策，将会给经济带来负面效应。甚至还可能引发一些其他问题，如养老金资产国有化、政府强制贷款、货币贬值等。

美国金融战的基本实施框架

金融战与军事作战类似，是在行动框架下通过一系列提前战争筹划来实现的。首先要明确金融战的核心目的是攻击对手的资本，这包括直接攻击一级资本或间接攻击二级、三级资本。其中一级资本是生产的投入要素，包括现金、流动投资以及原材料、加工产品和已加工商品的价值；二级资本包括债券和股票，企业可以将其出售以换取一级资本（现金）；三级资本包括金融机构、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能够帮助二级资本转化为一级资本。从实践角度来讲，围绕资本来发动金融攻击还要进一步明确三个行动要素：对象、目标和路径。对这些要素的分析过程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金融战行动框架。

分析对象——基于经济区域图及金融轨迹

筹划实施金融战首先需要收集拟攻击对象的数据，分析构建关于该对象的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详细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能够帮助构建出精确、有效且具体的金融战武器。经济区域图是在物理和虚拟地理图上叠加了生产、分配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网络化视图，图中至少包含几个方面要素：一是能够描述出对象、供应商、客户和相关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关联节点，这些是潜在的攻击标的。二是要对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进行核算，帮助揭示对象如何生产、分配商品和服务。三是要体现与金融有关的其他特性，如主要业务的成本、回报和利润率；名义收入、实际收入和净利润情况；业务覆盖范围以及与各政府的关系等等。除了识别生产活动，经济区域图还应该提供一个全面且详细的产品分配活动图，包括将产品送达消费者的物流渠道，产品流转的时间、地点和所有者等因素。

绘制出经济区域图后，需要进一步掌握目标对象的金融活动轨迹。轨迹中包含着详细的金融投资者、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运转机制，这些是一级资本流动、积累和投入生产的基础。追踪流动资产（如流动资本、信贷额度、银行账户、原材料和在建库存）和长期资产（如股东权益和硬件设施）的二级和三级资产负债情况，可以了解对象的哪些金融环节处于风险中。从金融轨迹中可以确定金融网络节点（包括个人、厂商、供应商、商业行业和政府实体）和链接（包括交易和支付网络）。节点明确责任、风险和回报所在的位置，链接显示了这些要素如何在金融网络中流动。金融轨迹图将根据节点的脆弱性和链接的风险性进行攻击的优先级排序。

确定目标——基于预期结果

金融战在许多方面像火炮或导弹发射，打击形式涵盖了从非制导到精确制导的多种方式，能够针对不同的点、区域或系统目标进行攻击。点目标即特定交易、机构、企业或资本；区域目标是一个群组或相互关联的交易、资本流动或关联企业，如一整条供应链；系统目标包括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或期货市场）、产业或是对手的整个经济体。因此，在确定金融战目标时，可以从一个公司内部特定生产或分配活动中的单一资本，逐步升级到包括货币供应和流通在内的系统性金融目标。

确定目标的过程要从金融战的预期结果出发，从五个方面来确定出要达到的结果特征：一是规模，明确预期的结果是阻碍一个公司的单一交易还是阻止对手经济体中的所有金融活动；二是速度，根据可用的手段来预计得到结果的时间；三是效果持续时间，确定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否需要保持时间跨度；四是程度，在持续时间内预计效果的破坏程度；五是方法的显性，明确想要运用的方法是公开的、隐蔽的还是秘密的。将预期结果与绘制的区域图和轨迹相结合，可以确定关键的需求和漏洞。必须确定使用的手段：物理、电子或公开市场。必须详细说明度量标准、途径和向量。必须确定成本。如果涉及网络化目标，必须考虑到建设性和破坏性干扰，以排除意外后果。如果通过网络方法接近目标，必须检查波动波函数的幅度和频率。最后，金融实力投射可以独立发生，也可以与其他活动协调或为其他活动提供支持。

规划路径——基于金融的功能

金融战的对抗领域是双方的金融结构或业务，通过金融的三个主要功能进行：即资本形成、资本流动和风险管理。资本形成是通过公共和私人储蓄和借贷积累实际资本盈余，以创造或扩大未来的经济活动；资本流动是指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资本资产交易，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商品转换为货币，日元转换为美元，股票转换为债券等；风险管理是优化金融波动风险的过程。

资本形成打击。资本形成打击是造成对手货币的通胀或紧缩，或破坏对手其他用于储存实际资本盈余的手段。成功攻击对手资本形成能力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追踪对手如何移动资本以及在何处汇聚资本。这种金融侦察能够广泛而精确地掌握对手为军事、准军事或代理人行动而筹集资金的能力，并且提供对手如何维持战争能力的重要情报。资本形成打击包括对实体、网络和信息的攻击。物理攻击包括对金融信息流动所依赖的电信基础设施进行一般性攻击或选择性攻击。例如，阻断自动柜员机（ATM）通信系统可以阻止银行小额资本的形成。资本形成打击可以针对投资人或资本，比如使其失去合法性，或是攻击用于评估、定价、交易和拥有资本的渠道。针对渠道的打击可以是慑止或阻碍投资人的行为，或是阻止资本利用该渠道。

资本流动打击。资本市场流动是资本交易的集合，即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交易，其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货币、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利用资本流动发起金融战的方法是通过对资本流动轨迹的解构和分析，找到能够引起资本市场下挫的作用点。因此，资本流动打击的目的是瞄准资本市场，破坏那些推动市场向上向好发展的有利因素，从而让市场进入下行循环状态，直至达到预期结果或使得市场彻底崩溃。微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具体交易，手段包括阻止买方与卖方会面、干扰交易价格、阻止产权所有权的转让、破坏市场行为、在特定交易中设置不合理的监管要求。而宏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市场运转的能力，比如交易速度。交易速度的降低会使得市场交易总量萎缩，而其本身则受市场信息传播渠道和速度的影响。因此，通过影响信息渠道、欺骗市场参与者、故意发布错误信息来破坏市场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可以有效减缓交易速度，破坏市场中的信任链条，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转。

风险管理打击。风险管理的提供者或推动者包括保险公司、审计和会计公司、评级机构和信用机构，以及抵押、担保和对冲的承销商。消除或减少对手的金融风险管理活动可以限制对手的金融体系运转。破坏或阻断对手及其经济伙伴之间的具体金融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削弱对手的战争准备能力和对外力量投射能力。微观的金融风险管理打击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国际监管模式攻击对手的金融系统、机构或资产。例如，运用强制手段禁止对手获得国际海事保赔险服务，那么该国贸易船只就无法进入许多国际港口，从而间接地破坏了贸易。还可以利用保险和信用问题来攻击对手的国际航空业务。宏观的风险管理打击则利用现有安全机制来揭露对手的欺诈或违反国际商业标准的行为。例如，增加对对手的检查审计可能会发现一些违反国际安全标准的行为，而海事、航空、邮政等国际商业系统对执行安全标准的要求很高，成功地利用国际安全规则可以合法地打击对手。

启示：金融战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美国已将金融战作为一种独立而有效的力量投射手段加以研究和应用，一方面已经形成了包含概念、流程和方法在内的基本行动框架，推动金融战理论实现了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唯一拥有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曾多次成功运用金融手段达成了对外政策目标，获得了丰富而独有的实践经验，在实践应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视角出发，来分析金融战在美国的最优解，获得几点重要的启示：

一是警惕金融战成为大国博弈筹码。美国认为金融战是回应某些地区非军事威慑的有效策略，并专门以南海问题为例，将我国海上维权视为威胁。而在复兴崛起的道路上，我国捍卫海洋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未来中美博弈中极有可能出现金融战的踪影。美国或以金融战为威慑筹码对我国实行战略钳制，我们应警惕美国惯用的金融攻击手段，积极研究防御和应对策略。

二是关注金融战的跨域多域特征。随着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金融战的实施样式已经不再局限于金融一域，利用网络手段对金融的跨域打击和多域手段融合攻击值得更加关注和重视。从防御角度来说，来自网络、信息等领域的跨域威胁应当作为金融战防御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从进攻角度来说，打造金融的跨域多域攻击能力也为挑战既有金融霸权提供了捷径。

三是进一步重视开展金融博弈研究。美国对金融战的研究已深入实践层面，也更加推动了金融博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但美国的观点往往建立在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霸权的前提之下，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对于我国来说，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求牵引下，需要进一步重视金融博弈相关的研究，化解来自外部的威胁冲击，以博弈主动权冲破利益格局。

                                 （编辑  杨利红）

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不啻为“无掩鸡笼”，其实在外国、以及现在动辄声称港人自由权利受威胁的反对派眼中，何尝不是如此。内地民众只不过有此观感，而回归二十多年来，在香港的政治自由中，不识国家主权为何物的香港反对派，则是切身体会了缺乏任何约束而天马行空的境界。 

香港回归前，因惧怕中国中央政权而纷纷移民西方的港人，前些年又大量回流；回归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肆无忌惮地插手，就是这种状况最充分的说明。只要对香港的反对派进行稍微深入的分析，就不难判断，他们固然丝毫不能忍受中国的一切，但他们自己从未反思自省的是，凭他们在香港的作为，固然可以成为西方政客甚至西方政府的座上宾，但如果他们在西方土地上变为客人的身份，则要么做规矩守法的外国公民，要么就要被外国的“规矩”所修理。要想在外国的土地上与在香港一样为所欲为，践行被他们在香港发挥、演绎到出神入化的“自由民主”理论，可以肯定是休想。

香港“无掩鸡笼”难以置信的自由度，导致反对派如今受不得一丁点约束。面对中央政府的国安立法，他们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以为理直气壮进行反对，并以西方价值传承者而自得。但究其实，这明显是长期被纵容娇惯者的自以为是。立法会信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6月15日刊登在《信报》的文章《国安法：香港互联网自由头上一把刀》，就正是这样的代表。

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制裁

莫乃光议员认为，香港国安立法后，“与外国沟通交流也有可能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亦有机会被冠以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这样的推演，首先把过去香港反对派在国际上表演的角色装扮得很清纯。但近年来的实际是不是止于这些？莫议员作为到西方国家找他国政要“投诉”香港情况的一员，应该比普通市民心里有数得多。他的同道们远不是到西方国家发表一点言论那么简单，而是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和制裁，提供的建议手段由从前呼吁否决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至现在制裁香港和中央政府官员，连香港的选举主任名单都周详地向他国报备。这就是他们“与外国沟通和交流”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的方式。

其次，不知莫议员有没有过逆向思维，在他们眼中那些神一样存在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度的政治活动家，如果到中国来随便发表批评自己国家的言论、而且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莫议员之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参照，是因为中国从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更不可能吸引别国的反对派人士前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国；而且世界上鲜有像香港反对派这样无法无天、毫无分寸地公开闹事，然后要求他国做出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事。当然，中国既没有干预他国的意愿，也不具备美国这样动辄干预和制裁他国的可能。

莫议员还认为，国安法的罪名涵盖范围广且定义模糊，因此发表“忧虑中国式网络言论审查将全面入侵”的言论。好一个“入侵”，表达非常明确。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法》，香港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区，须与全国一同履行维护国安的责任，这是义务，是主权国家的应有之义。香港绝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基本事实是抗拒回归的反对派始终不能接受的现实，才会有“入侵”一说。

莫议员文末的结论是，“如果全球坐视不理，让侵犯自由的事情在香港发生，谁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中国入侵”引申的结论。然而，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如何维持香港的国际都会地位，中国政府自有其政策和应对，为什么要“全球”来理？莫议员希望“全球”如何来理？

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意识

每个国家实行的制度，是与其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阶段和现实相适应的，不管今天西方的发展如何让人艳羡，但这些国家同样经历了一个不能省略大部分步骤的过程。就如环保，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的发达优雅，是经历了大规模破坏环境的历史阶段的，“雾伦敦”变得清澈，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光景。再说人权，美国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白人移民对美洲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迫害，和大规模贩卖黑奴以及对他们的残酷奴役。只因为那些历史已经很遥远，就认定美国天然就是如今的模样，并以今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度标准来衡量全世界，这不过是浸泡在富裕社会中想当然的幼稚而已。

更何况，对西方现今制度的好坏评判，并不是只有香港反对派所持的那一套标准。以这次新冠疫情为例，西方国家至今拒不承认中国应对疫情所体现的优胜之处，但检验的标准只能是中国的抗疫成绩。可以肯定，如果中国自始至终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做法，一场疫情袭来，后果将难以想象。在现实面前，香港反对派不能一味表现得如同受尽宠溺、由着性子唯我独尊的娇儿。正因为香港不少人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意识，要实现真正的回归，可以说难度之大决不亚于一场革命。但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长期被娇纵而失去了接受普通道理的可能，除非他们移民到西方乐土上追求和实现彻底的自由民主理想，否则，任何形式的革命恐怕都无法触及他们的心灵。他们不可能希望香港实现真正的回归。

                                          （编辑  宋斌斌）

占全球人口千万分之一的顶级富豪赚取了海量的财富，且全球范围内的财富仍在加速集中，超级富豪所占据的份额达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从1996-2014年，超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超过500％，而同期的全球总收入仅增长为148％。富豪越来越富有，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种贫富分化的趋势引起了世人的担忧。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超过了发达国家，而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发达国家中，依靠财富继承和白手起家的富豪比例大致相当，而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新贵主要是白手起家。

人们普遍认为中小企业是创新的关键，因此应得到政策的倾斜，然而，大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高效的增长需要资源无缝地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使之尽快做大做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偏袒大型企业，而是要确保清除制约优质企业成长的不利因素。同时，降低企业准入的门槛至关重要，帮助具有竞争力的新创企业顺利进入市场并快速成长。对外贸易也很关键，它将引导生产要素向最高效的地方聚集，并为竞争力强的企业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新兴经济体中爆发型成长的创新企业

1999年，中国杭州的一位英语教师在他的公寓里开办了一家公司，将中国小型出口商与海外潜在的客户连接起来。这位教师名叫马云。他的公司——阿里巴巴，为他铸就了当今中国首富的辉煌。马云已将阿里巴巴建成了一家拥有24000名员工的企业巨头，其销售的商品超过了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2014年9月，阿里巴巴成功上市，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IPO，市值超过了“脸谱公司”。几个月后，阿里巴巴的市值就超过了沃尔玛和通用电气，马云的身价跃升至210亿美元之巨。

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药物分销工作之后，迪利普·桑哈维（Dilip Shanghvi）从他父亲那里借到了1000美元，于1983年创办了一家制药公司，生产一种可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锂片药物。公司于1987年开始销售产品，1989年对外出口，1991年开始投入自主研发。1994年，太阳制药(Sun Pharma)成功上市，2014年市值达到270亿美元，桑哈维（身价达128亿美元）成为印度第二富豪。太阳制药位居印度制药公司的榜首，拥有16000名员工。

1959年，15岁的艾哈迈德·那齐夫·佐鲁（Ahmet Nazif Zorlu）从高中辍学，之后进入其家族在土耳其巴巴达格（Babadag）的一家小型纺织厂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佐鲁成为工厂老板。他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整合物流，进军全球市场，将公司转型为生产窗帘和聚酯纱线的大型工厂。20年后，公司的这些产品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佐鲁将现代生产技术和分销方式应用于纺织品经营，并扩张至其他行业，他收购了破产的电器制造商伟视达（Vestel）使其名噪一时，通过一系列重组改革，到2000年，新公司已经占领了欧洲四分之一的电视机市场，并成为洗衣机和冰箱的主要出口商。佐鲁集团的员工数量达30000人，出口总额占土耳其制造业的3％以上。佐鲁的身价也达到了20亿美元。

这些例子表明，致富不一定是裙带关系、不公平的商业优势或自然资源控制、垄断和政策优惠的结果。事实上，新财富阶层中，创新、创造力、原创性和商业运作并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属，他们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创造了令人钦佩的记录。

在中国，像华为、联想、阿里巴巴、小米、中兴、海信和腾讯等全球名列前茅的公司，都是中国新经济的领跑者。目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值已占中国GDP的20％多，其中近80%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桑哈维只是印度众多制药公司的领导者之一，雷迪博士实验室（Reddy's Laboratories Ltd.）、西普拉（Cipla）、鲁宾（Lupin）、奥罗宾多制药公司（Aurobindo）、卡迪拉保健（Cadila）、吉友联生命科学（Jubilant）、易普咖实验室（Ipca）、托伦特制药（Torrent）和沃克哈德（Wockhardt）都是印度最大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都超过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企业在印度以外都设有生产工厂，印度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药品生产国，其大多数的创始人都位居富豪之列。

有赖于佐鲁和其他家电生产商的成功，土耳其在欧洲以生产高性价比的耐用品而闻名。在土耳其，伟视达（Vestel），连同KOC集团的阿奇立克（Arcelik）和倍科（Beko），为土耳其贡献了8％的GDP 和10％的出口额，并成为财富500强中唯一的土耳其公司。KOC家族也是土耳其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在新兴经济体中[1]，创建大型企业的实业家越来越多。这种井喷式的现象属于21世纪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发达国家之外的绝大多数超级富豪，往往是通过财富继承、资源开发，或借助政府关系获取垄断优势及在私有化进程中不当得利起家的。

新兴经济体中，越来越多成功建立大型企业日益加快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争夺全球客户和投资机会的新生力量。200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587名富豪中，仅有20％来自新兴经济体。十年后，在全球1645名富豪当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3％，新增的500多位新兴经济体的富豪中，非资源型、非金融类的企业创始人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其他群体。

企业百强榜的变化也呈现类似的趋势。鉴于目前的态势，到2025年，预计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富豪将占据财富500强企业的45％和全球富豪榜的50％，其影响力业已超越了本土市场的范畴。许多企业家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子公司，强化全球竞争力。

新兴经济体发展呈现的重要趋势

大型企业的创建以及与之伴生的巨额财富积累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无数的案例表明，随着各国的经济发展，部分充满活力的企业会迅速成长为巨型企业，同时也迅速充盈了其创始人的财富。虽然外商投资会催化本国经济进程，但经济转型的起点主要仰仗国内大型创业企业崛起，新兴企业的创始人并不满足于占领本土市场，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他们越来越多地瞄准全球市场，着手在世界各地建立生产基地，或者斥资并购发达国家的老牌公司。

成功的企业是发展进程的产物，他们也积极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200年中，所有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出现过某种形式的“商业巨头经济”，这种现象并非巧合。

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当资源处于稀缺状态时，资本和劳动力的集约配置对于释放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潜能至关重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布局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资本和劳动力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其整体经济就会高速发展。数据证明，即使在同一产业，某些企业的生产率也会远远高出同行。因此，想要获得更加强劲的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不仅需要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同时必须流向这些产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例如，如果服装产业的资本回报率高于食品产业，要获得营收的增长，不仅需要将资本从食品产业转移到服装产业，还要将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率最高的服装企业。因此，少数几家能够高效利用资本和劳动力的商业巨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呈现三个重要的趋势：大型企业的崛起，巨额财富的集聚，以及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关数据证明，这三种趋势是紧密相关的。最新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生产力最高的企业普遍增长迅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生产要素在生产力高的企业中合理分配，并促使其成长为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将劳动力从田间劳作吸引到工业生产中来，这又助力所在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超群的能力，这些企业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获得蓬勃的发展动力。随着这些企业聚集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其创始人的财富也不断增长。根据钱德勒的分析，无论是在过去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大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麾下的超大企业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也在与日俱增。

巨额财富的积累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每100万人口中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数量，以及人均GDP的散点图，两者紧密相关，特别是在经济从农业生产向工业化转型的阶段。例如，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美元跃升到2019年人均GDP 10000美元，其增速之快，表明中国富裕人群扩大的同步性。相反，当国家达到了非常富有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同步性则处于低位。新兴经济体中超级富豪人数的增加及比例的提高，紧扣其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而这样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却不甚明显。将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在迈向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富豪的数量越多，则全社会就业机会也越多，而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体中，二者之间则没有很强的关联性。相比发达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其所有者而言，贸易活动则显得更为重要。

关于财富、大型企业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相关数据证明，巨额财富的积聚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新兴经济体中涌现出的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家，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吸引并聚集劳动力和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得以更加高效的利用，随之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会驱动所在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大型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不断改善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从而使最广大的国民受益。

在新兴经济体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摆脱贫困并获得更多的进取机会，而非围绕财富分配的多寡而怨声载道。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低收入群体的福祉，将对不平等问题的忧虑推向了政治高度，继而激起了民众对经济条件不公的抗议。相关国际机构认为，财富的两极分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更重视如何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这需要推行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包括健全产权体系、降低企业进入的壁垒、坚持市场开放并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等等。这些政策组合可以将生产要素引向收益更高的经济领域，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保持市场开放，可以确保巨额财富的积聚来源于公平竞争。

超级财富如何崛起

谁是超级富豪

2015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超级富豪崛起的议题。乐施会（Oxfam）的执行董事Winnie Byanyima说：2014年，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与全球中下阶层5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而到2015年，这一数量减少到了80人。她认为这种极度不平等现象是令人担忧的。代表一家巨型营销集团WPP的马丁·索瑞尔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则反驳道:30年前，我创办了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公司；如今，我的集团拥有179000名员工，业务遍布全球111个国家，集团每年至少投入120亿美元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对此我自感问心无愧。他的言辞表明，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巨额财富一律贴上不义之财的标签，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他的财富积累来源于其出色的经营能力，同时也使许多其他人从中受益。

那么，全球财富加速集中的趋势，无论是否取之有道，是否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还是如索瑞尔（Sorrell）提出的那样，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意涵了违法背德的敛财方式，如国家特权、政策偏袒或者不公平的优势（继承、抢占资源或垄断）？还是体现了新兴企业的壮大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所带来的繁荣？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乏力的国家而言，民营企业的成长能够带来诸多裨益，因此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其中产生的巨额财富？

世界超级富豪当中，创新创业者的份额日渐增多。但那些依靠金融交易或攀附权势等寻租类活动而发家的人仍占多数，占比仍在70%。

全球财富的总体趋势，往往会使人忽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新兴经济体中的富豪更多是白手起家的，而财富继承者的比例在下降。相应的，发达国家中各类财富群体的比例相对稳定，继承者和公司创始人的份额略有下降，而金融类、寻租类和政府相关的财富在增加。巨额财富的积累可以划分出五种类型的富豪：财富继承者、公司创始人、公司高管、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以及依靠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家的富豪。

超级富豪如何创造财富

相关经济理论为巨额财富近几十年来的惊人增长，提供了三种解释。

商业巨子：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首创了“商业巨子理论”，该理论认为，巨额的收入和财富的集聚，其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杰出的才能、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进程。根据这一观点，巨额财富的增长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些商业奇才准确地把握了时局，将创新型的企业做大做强。“商业巨子”理论认为，新技术为人力资源提供了便利，进一步发挥了规模效应，而全球化又大大降低了国家间的市场壁垒。随着新兴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可以统领其在世界各地的员工。贸易、投资和洲际差旅壁垒的降低，营造更大范围的客户基础，这又促进了更加高效的生产流程。公司领导层获得了巨额的回报，而与此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却迟迟没有增长。由此可见，许多行业，尤其是新兴技术领域，商业巨子可谓炙手可热，待遇优厚无比，而对于那些掌握普通技能的员工而言，人才市场的需求则平平淡淡，甚至呈现衰退迹象。但科技新贵并不是富豪企业家群体里的唯一宠儿，贸易和技术也让杰出的制造商赚得钵满盆盈。

寻租收益：

寻租收益是巨额财富增长的第二大来源。新兴经济体中，由于机制不够完善，这种现象可能更为普遍。另外，宏观经济剧烈波动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公司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变迁等，这些都会让少数资本所有者积聚大量的寻租收益，但是其实际生产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这种类型的浮财并不能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例如，政府向私营部门出售石油企业时定价过低，致使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家一夜暴富，这是新兴市场中典型的寻租形式。俄罗斯的伊戈尔•马卡洛夫（Igor Makarov，福布斯排名828位）于2012年首次登上榜单，而他的巨额财富来自于和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tneft）组建的合资企业。

遗产继承：

遗产继承是财富增长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如果资本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资本迅速累积，通过遗产获得的财富将会得到极大的巩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劳动回报率，富有的人便会更加富有，除非全球的税收政策发生变化。遗产继承在该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不均。法国的Liliane Bettencourt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她是将继承的财富用于快速增值的绝佳例证。2000年，她的净资产估值为150亿美元，而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竟然翻了一番，高达380亿美元。这一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她在欧莱雅和雀巢两家公司持有的大量股份。

然而，依靠继承得来的大笔财富并不一定能够一路增值。皮凯蒂认为，相对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只是一个综合判断，其中包含了所有新增的和原有的不同形式的投资组合。例如，墨西哥的Carlos Peralta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家制造和建筑集团，得益于政府颁发的手机牌照，他把业务扩张到了电信领域，从而使他在1999年至2004年期间得以持续位列福布斯榜首，成为世界首富。而到了2005年，随着墨西哥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他的资产大幅缩水，其身价也名落榜单。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也使他受到重创，迫使他卖掉游艇和位于特朗普大厦的公寓。

山水轮流转，财富在易手。一批新贵在诞生，一批老富翁在陆续消失。由于财富更迭，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继承类财富的份额并没有什么变化。

巨额财富的决定因素

一些研究认为，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公司治理的变革是巨额财富增长的关键。[2]

针对新兴经济体中巨额财富激增现象，私人银行和咨询公司已经敏锐地嗅到其中的商机。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Company）发布了大量关于亚洲超级富豪的报告，认为它既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们考察了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每一位富豪的个人信息，以确定其财富基本来源——是自力更生创造的，还是通过继承获取的。2013年，Kaplan和Rauh对1987年、1992年、2001年和2012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进行了分析，将其区分为三类人群：白手起家型，财富继承型，（中等规模企业）继承发展型。他们发现，2012年美国和全球的榜单中，通过继承中等规模企业并将其发展壮大致富的比例均不足10%。通过对比白手起家者富豪和继承者这两类富豪的数量及其财富分布比例的变化，我们可以深入探究一个国家影响财富增长的机理。

通过数据调查，反映出三大特点。首先，即使对于财富继承采用了严格的界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白手起家的富豪还是占了大多数。第二，发达国家中，白手起家的富豪占比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60%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却有显著上升，在2014年达到近80%。第三，在相同年份的同一类型的富豪中，其数量和财富价值的比例相对接近，没有显著的差异。

非财富继承类富豪：

非财富继承类超级富豪可分为四大类：公司创始人、高管、政治关系或寻租型富豪，以及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私有化过程中，部分既得利益者同样也是能力超群的企业家，也有许多金融业富豪大亨，在促进了创业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建立了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过，这种限定性的分类很可能低估了企业家阶层的规模。此外，一些继承财富的富豪，比如拉丹•塔塔（Ratan Tata）或李健熙（Lee kuno-hee），也带领公司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同时，资源类相关的财富也可得益于经营能力，比如明智的投资决策、规模扩张、技术改进和降低运营成本等。

公司创始人：很多富豪是依靠创新致富的，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市场。2014年，Facebook收购了手机即时通讯应用程序Whats App之后，其创始人Jan Koum和Brian Acton（两人的合计身价为100亿美元）首次登上富豪榜。奇虎360的周鸿祎和齐向东两个人的身价超过30亿美元，在2014年首次登上榜单。他们提供免费的基础产品，并以增值服务收费，从而占领了中国互联网安全市场。

也有一些富豪是凭借政治关系而暴富的。1990年，俄罗斯的Vagit Alekporov（身价140亿美元）被任命为石油天然气副部长，第二年则摇身一变，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私人石油公司Lukoil的首席执行官。1995年，爱尔兰的Danis O’brien （身价53亿美元）在政治资源的庇护之下，拿到了价值连城的手机牌照。[3]

在我们排除了金融和房地产类、自然资源类、和政治关系类的公司创始人后。公司创始人正如那些商业巨子富豪，发明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产品，优化了生产流程，丰富了产品多样性，降低了消费价格，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公司高管：第二种白手起家的类别，包括那些通过在公司任职而获得财富的高层管理人士（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这些人的财富与政治关系、金融或自然资源无关。在富豪榜单上，那些没有被定义为公司创始人的总裁、首席执行官或其他公司领导层都被划分到高管类别。高管也包括那些拥有公司的个人，他们未必是公司的创始人或者在公司里担任某一高管职位。比如，继承了一家商店或工厂的富豪则归入此列。

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依靠政府关系或自然资源致富的，则划分为政府关系或寻租者类别。[4] 如果有报道称某富豪的财富与其过去在政府中的职位、在政府工作的近亲或者通过走后门拿到了某种特许牌照，那么这些人富豪就被归入政府关系类别。

虽然私有化确实会带来更优的公司治理，因此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然而通过私有化过程积累数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财富，则意味着交易价格过低。这种情况下，寻租收益的获得更多依赖于私有化过程，而非个人才能。如果富豪白手起家者的财富来源于资源相关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和煤炭等，也归于这一类。矿藏的控制权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公司必须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来获得许可证。

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早期投资创新企业的那部分金融业富豪，可被视为商业巨子。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很多受益于政治关系、监管不力和内幕交易的案例，很难将这一群体定义为名副其实的创新者，尽管其中有些人的确具备创新的才能。其中一些人通过高明的决策，将资本注入高速成长的公司，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有一些人找到了确保市场合理定价的新方法。

也有一些金融领域的富豪得益于政府监管不力、幕后交易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极端腐败。Michael Milken因证券欺诈而入狱22个月，但其资产超过20亿美元, 依然名列福布斯富豪榜。[5]中国的黄光裕因内幕交易和行贿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6]

这一类别也包括房地产界的富豪。其中一些人得益于政府的土地出让，另一些人得益于城镇化进程，大部分人从以上两方面获取了暴利。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是地产大亨云集的国家，他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促进发展，但在一个土地国有、私有企业需要通过租赁获取使用权的国家，许多地产大亨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富豪的区域和行业分布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中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而且大量的财富都对全球化公司的创建者青睐有加。例如，印度的Cyrus Poonawalla创建的免疫血清研究所致力于生产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始终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Miguel Krigsner创立的巴西第二大化妆品公司Grupo Boticario，市场也遍布世界的多个国家。

东亚国家尤其活跃，其中很多都家喻户晓，比如代工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公司创始人郭台铭和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与过去不同，更多的新公司产生在贸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相对竞争性的行业），而不是在资源和电信行业。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里，政府关系和资源类的财富仍占主体地位，但公司创始人的数量也在增长。十年前，非洲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通过继承获得的。

在新兴经济体中，这些白手起家的创始人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但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除外。在南亚国家，政治关系和金融相关的超级财富越来越多，而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继承财富则愈发居于主流，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发展趋势。

巨额财富的来源可分为五大领域：资源类、高新技术类、贸易类、非贸易类和金融类。

资源类包括所有自然资源和钢铁行业。因为钢铁行业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煤炭和铁矿石）是资源行业的主要构成部分，所以该行业也归属这一类别。“高新技术类”反映了计算机和医疗技术变革对超级富豪财富的影响。建筑业归入非贸易领域。房地产归为金融领域，因为该行业的投资属于资产性的，其产出不属于用于消费的商品或服务。

新兴经济体中，除欧洲在2006年至2008年占据主导地位之外，东亚富豪的总财富净值占比最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富豪财富迅速回升；相反，南亚和中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财富则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2010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富豪财富略有增长。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来源千差万别。东亚是最具活力的新兴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财富新贵，其中大部分是公司创始人。相对于其他地区，拉丁美洲拥有最多的继承财富。新兴的欧洲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财富积累更多依赖政府关系。在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欧洲新兴经济体和南亚，资源相关和政治关系仍然很重要；其中，除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外，寻租收益获取巨额财富的比例在下降，同时公司创始人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香港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崩塌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不经投票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无需花时间协调整合，随即迅速通过参议院版本，并于当地时间11月27日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11月23日，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颁给“香港人”，表扬港人“捍卫权利及争取民主改革的努力”，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和香港“民阵”副召集人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代领奖，后者发言称“香港现时面对黑社会、政府、警察的暴力，……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关注及支持香港”。

此时，香港仍然深受黑衣人暴力横行困扰，地铁站等公共设施在不时遭受破坏，道路交通仍随时被蒙面黑衣人堵塞，街道仍旧是遍地砖头等障碍物。几成炼狱的香港中文大学还只是刚刚得以基本清理环境，理工大学则遍地狼藉，发出恶臭，重建不知何时，耗资更无法估算。在这样的当口，美国通过了香港问题法案，同时给“香港人”颁奖，这要是说美国不是幕后黑手，或说美国不是火上浇油，简直是对不起美国的“努力”。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警方最初包围有逾千名暴力分子在内的理工大学时，被包围者中有人在网上平台“连登”向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亮出自己的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身份并求救，收到的回应是让求助者“按照香港的相关法律办事”。另有一些人向美国呼救，在网上呼吁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前来营救。因身体不适从理工大学撤离的一名“厨师”，身体虚弱需人搀扶，走出校门时却还手持一面美国国旗。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后，香港“网民”发起了活动，一些父母带着孩子，由西区中山纪念公园徒步跑往湾仔金紫荆广场，参加者排列成SOS形状，声称向国际求援。香港回归22年后，在中国的国土上，这些香港人公然如此认美国为父，动辄祈求国际干预，丝毫无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就连香港近年兴起、并不断被加强的所谓“本土意识”、“身份认同”也都弃之不顾，洋奴嘴脸和行径暴露无遗。世界上不管是幸灾乐祸的，还是痛心疾首的，恐怕都不免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直面深层次问题，完善《基本法》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暴露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找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协会主席伍淑清女士说，只能放弃香港这一、两代人，她的表态招来了黑衣暴徒对其父伍沾德所创办美心集团旗下所有店铺的疯狂打砸。其实，她说出了很多人真正的认识和感受。当然，不管问题有多复杂、多艰难，都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而不是束手放弃。要着手解决，首先必须改变过去一些思维套路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分析香港问题。其次，如果继续沿用回归以来所奉行的所有对港政策，不思重大改革和改变的做法，已行不通了。对香港现状的分析判断，已经不容再用以往常见的那种肯定大局、指出微观不足的套路了。必须在直面问题、解决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以坚定的立场、意志和巨大的改革勇气，遇水搭桥，逢山开路，不能让香港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障碍和包袱。

在如何落实一国两制中“一国”这个根本前提上，行政、立法、司法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深层问题使中央政府善意的“不变”的承诺和愿望，与香港不断急速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基本法》起草初期，英方通过港英政府，向中方提供了一套对香港管治的经验，鉴于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在英国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中，堪称最为成功的管治范例，中方自然愿意吸纳大部分港英政府提供的经验。为使这颗“东方之珠”收回时仍能保持其繁荣稳定，所以对香港已有的一切，中方基本上抱定维持不变的原则。客观地说，制定一部《基本法》的基本目的就是将香港原有的一整套制度，由中国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确保“不变”。但经验老到的英国人，一边向中方推荐各种维持不变的管治经验，一方面又在香港开启了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变革，这一导致矛盾产生的做法，在英国政客彭定康来港当末代港督时力度更加大，导致后过渡期中英之间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

《基本法》颁布后至香港回归前，正是香港社会政治发生巨变的时期。也就是说，《基本法》的立意是让香港成为一个在世人眼中、也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眼中的“理想社会”。而现实中，从《基本法》诞生之时起，就注定了一切都将改变。这种理想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已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难以摆脱，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行政主导”原则。该原则是港英当局向中方力推的一条重要管治经验。港英时期，行政、立法局成员都是由港督委任，港督不仅能控制行政、立法机关，就连司法也可说是在港督掌控下，因为港督在法官的委任上也有角色，而伦敦来的首席大法官与港督在思维、理念和管治目的上基本一致，所以行政主导是港英政府长期行之有效的重要管治原则。这一原则给中方官员的印象和接受程度之深，不仅是《基本法》起草之时，直到今天，涉港事务官员仍然时常宣之于口。但口头宣示不等于现实。因为港英在回归前引入了选举制，使得行政主导原则已变得不可能。这是中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意识不足、也难以防范的。加之，《基本法》全文并无“行政主导”四字。一位当时参与回归事务的中方主要官员曾解释说，《基本法》虽没有明确写下“行政主导”，但该原则是通过《基本法》第七十四条等条文具体体现的。第七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者，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在当年起草委员会委员（草委）和中方官员的眼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立法会议员可提议案的范围，就是体现了行政主导。然而，回归后的实践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既形成了“三权分立”的现实，具体行使权力上的某些限制，根本难以确立行政的主导地位。相反，随着立法机关挟选举获得的民意而变得强势，《基本法》中那些限制立法会议员提案权的有关规定，逐渐成了被诟病的对象。

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应以《基本法》指导原则

“三权分立”是另一值得一提的例子。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创始人，也是《基本法》起草时期中国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者。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可以说为《基本法》起草设立了一个指导原则。

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基本法》确立的体制并非“三权分立”，这样的说法，在起草委员会会议纪要，以及内地草委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萧蔚云教授有关《基本法》的著述中都能找到。但不搞“三权分立”的原则并没有白纸黑字确认下来，《基本法》第四章中，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分节的具体内容，使那些强调香港“三权分立”的人理直气壮，时至今日，似乎连中央官员都不再提香港并非实行“三权分立”了。

需要选择站在国家立场上的管制队伍

另一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源自“不变”的承诺与管治力量的“不济”之间的分裂。特区基本上承接了港英统治时期一整套行政、立法、司法体系，而这一套体系和运作方式，原本是以殖民统治者为主体，在既适应其统治，又能维护其利益的原则下建立的。管治队伍虽在回归前匆忙实行了本地化，但回归后接过整套体制的原殖民地精英，却并不是原殖民者本身。这些所谓殖民地精英，即使自认为深得殖民管治的精髓，但在港英时期毕竟从来不是“操盘手”，他们在心态上对殖民统治者也以仰慕为主，鲜有具有大胆决策能力和手段者，管治经验和成效与港英统治时相比有明显落差，加上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依靠中央政府良好愿望维持的不变，最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错配。越维持不变，错误和荒谬越多。

在各种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中，许多人不便明言、但实际存在的一个根本点是，实现真正的回归，落实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原则，需要有一支从民族感情、国家认同上站在国家立场上的管治队伍。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香港事务的管理者不能只爱香港，不认同中国为祖国。这里所指的香港事务管理者，应该包括《基本法》第四章中所包括的政治体制中所有成员，即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地区组织中成员和所有公务员。香港已回归22年，这方面的情况比回归前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改变。

“修例风波”暴露出多方面问题，例如青少年教育问题，社会上“反中抗中”之风长盛不衰的问题，经济发展缺乏新方向等深刻影响香港社会的现实问题，虽各有其个性的原因，但其共性是，都与特区政府的作为（包含不作为）和管治有关。

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香港社会反对派从来没有停息反中央政府、反特区政府的各种操作。意识形态分歧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辐射，特区政府的管治弱化，外部势力对香港的干预和渗透，经济缺乏新动力和新起点，传媒的偏颇舆论引导，教育政策的失败，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和房屋的严重短缺等等问题，都是影响香港社会局面的因素。其中一些内部因素导致近年民怨上升。

一个难解的现象是，中国内地对香港社会困境的分析，大多会从民生等角度，指出香港的住房狭小、居住环境差，贫富极端悬殊，社会资源过于垄断，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阶梯和机会少等等，往往还是比较客观务实的，但香港本地的不满与诉求，基本是政治上的；普选的争夺成为港人最大的诉求。

“恋殖”情结和“去中国化”在“修例风波”中爆发

香港人一个重要社会心理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难以言说的“恋殖”（即留恋港英殖民时期）情结。香港现在的本土意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港人“恋殖”情结的产物。不少关于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论述，都会套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之说。这个对港英治下的香港简单的描述，不仅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如此，对大多数因战乱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原因移居此地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借来的时空的不确定性，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没有过多的要求，也没有使命感，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并不紧密，而与如果大家都是“自己人”相比，多了一层克制与客气。这种基本的人性反应，给港英政府的统治带来不小的便利，也使社会呈现表面的祥和安稳。当时的港人不可能有什么“本土意识”，更没有现在高昂的所谓“身份认同”。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岁月，港人没有了被殖民统治的屈辱感，同时因香港的繁荣富庶以及将国际和内地的窗口联系作用，为所具有的国际身份和特殊作用倍感自豪。“国际化”到今天仍是港人最骄傲自诩的特征，另一特征是让内地民众感受较深的崇洋心态，港英时期则表现为港人对港英统治者的尊崇。回归时期，对部分港人而言，从前与殖民统治者并不太紧密的关系，却因英国人离香港而去变得让他们无比怀念。在上述基本社会心理状态下，港人对要他们接受心目中与“国际化相反”的内地的一切是不情愿的。但舆论上和观念上有民族大义的约束，这种不情愿，要么不便公开表露，要么就是以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变相表达。

不甘心回归“一国”的部分港人，对“港人治港”下的本地人中产生的特首表现出百般挑剔，缺乏尊重。只要其管治的路径是朝“一国”回归，遭遇就不会有什么分别。香港要求双普选，而且试图冲破西方选举中也不可能有的提名机制，并非他们相信普选就能选出最有利香港发展的人，而是他们希望选出最能抗拒内地，甚至能带领香港投入英美国家怀抱的人。“港人治港”并不能真正让他们满意，而“高度自治”却是他们达成目标的最佳借口。

始于2019年6月、持续近半年的修例风波，举世瞩目，所暴露的问题之深、之严重，尤其是社会大多数成员对中国内地和中央政府的离心力之强大，让内地绝大多数人震惊和气愤。在这次修例风波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原本还有几分难以言说，或者说难以启齿的“恋殖”情结，这次都堂而皇之宣泄出来了。打英国旗、港英旗和龙狮旗（张扬香港独立的旗帜）者有之，打美国旗者有之，甚至有人打欧盟旗，总之，这些人只要不是五星红旗就行。“去中国化”的表现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检视香港近年日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从现象看似是文化，其实是政治性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对香港社会情况的严峻性就难以有足够的认识。

向“一国回归”必须调整对港政策

近几个月来，香港针对内地人的暴力行为和黑色恐怖，显示香港社会所谓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已因全面政治化而产生了质的变化。香港一些仍在声称“违法达义”的暴力人士，不惜公然践踏他人的民主权、财产权以及生命权，反证把民主、自由和建设公民社会挂在嘴边的人，他们的用意不在建立公民社会和追求民主、自由本身，而在与中国内地进行区隔。配合文化上日益深入的“身份认同”，近年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政治”，而“我地（即我们）香港人”成为一种看似文化的、实则政治的表达。正如一些评论者早就指出的，身份政治推到极端就是不包容，甚至可以极端到种族清洗的地步。香港社会部分人目前就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一国之内，在一个哪怕是实行高度自治的地区，出现如此近乎极端的社会氛围，实现“双普选”的要求，形成这样的社会土壤，注定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冲突：部分港人就是为了要“去中国化”，或脱离中央政府控制，力图通过实现普选来选出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的行政长官和反对派占主导的立法会，与中国内地相区隔；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全和发展利益，至少在现阶段，很难开放将可能导致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和发展整体利益的双普选，而部分港人越是达不到目的，就越会将“双普选”置于其他一切诉求之上。近月来，以步步升级的暴力破坏害香港的人，提出“揽炒”的口号，普通话的意思可以说是“焦土政策”。最初香港内部很多人都难以当真，因为香港一向是一个经济城市，港人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唔好阻人发达（不要妨碍人赚钱发财）”，他们认为高叫“揽炒”，不过是以年轻人为主的暴力示威者的意气用事罢了。内地不少民众更是对“揽炒”豪言嗤之以鼻：认为如今香港经济面本来就已窄小，把香港经济搞死了喝西北风吗？而当暴力横行旷日持久，没有因对经济和生活造成的影响有所收敛，且各种数据证实了香港经济已整体下行，旅游、零售、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已严重衰退，不仅暴力破坏者本身没有收手的意思，连那些支持他们的“高端人士”也坚持不与他们割席，完全无视经济严重受损的后果。面对如此违背常理的社会现状，必须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式，面对再一次巨变的香港进行思考。

这次修例风波中，反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人士将国际因素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几个月来，游行队伍中打出各种西方国家国旗的现象，表明香港的经济发展，确实已不在这些人所关心的视野。有人说香港已“化身全球意识形态战线的前锋”，也有香港学者和所谓“青年导师”不断论述香港这场运动的“国际意义”，甚至从不同角度将香港与历史上在血与火中寻求独立的北爱尔兰的情况相比，并亲自为香港的示威网络争取国际联系和支援。香港的知名政客则分赴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更有黄之锋这样的“艺高胆大”之徒，向美国国会和政客递交香港选举名单、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制裁中国和香港政府。西方国家自然也给足了这些人心理与实际上的支持，受宠者们晒出的照片中，西方政要与他们合影时都笑容灿烂。有理由相信，香港的反政府力量已经完全不在乎香港的经济前景了，他们志在把香港变成一个政治城市，至少在目前，西方和其他一些势力给予他们的物质和经济支撑，让他们有足够的本钱去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他们也不虞未来。邓小平早就预言，香港回归后，可能会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他的语言已应验。

香港抗拒内地和反政府的力量，能否充当他们自诩的全球先锋，能否真的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内地的坚实基地，其志在此，已昭然若揭。忽视或认识不到这点，就难以对症下药。

当香港反对派的核心力量及其支持者的主要目的是把香港变成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基地，而他们又拥有对抗中国实际的国际力量的支持时，中央政府已不宜仍旧仅以经济上对港的各种支持和惠港政策来化解矛盾了。目前美国愈益明显地把香港作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基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冲击，要重建各项秩序，让香港重新上路，仅对原有管治体系和运作小修小补，恐怕无济于事。

（编辑  季节）

90年代欧洲模式及21世纪后的日本中坚企业：从上下游一体化退居上游领域

几乎同步于美国，欧洲电子产业早期也形成了一批品牌企业——即直接销售终端产品的企业，其领域也集中在电力、电话、电机、无线电、早期家电等领域。欧洲此类企业有三种出身：

第一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知名工程师创立，初始是私有的企业。每个欧洲大国都有1-2个这样的企业，其创立者成为该国开启电力电机电信类科技的传奇人物。相对美国来说，这种技术型企业家在欧洲创业出现的频率较少——其实很多美国的早期技术企业家是欧洲移民。

第二种，美英公司的欧洲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欧洲和美英企业之间互相交错。比如法国著名电子产品制造企业汤姆逊，其实源自英国人Elihu Thomson在美国创办的Thomson-Houston电气公司(1879年，后来与爱迪生电力合并为GE公司)，法国汤姆逊-休斯顿于1893年在巴黎设立，汤姆逊是美国GE的姊妹公司(该公司的电力建设部门后来演变成阿尔斯通)。德国的AEG公司(一度和西门子并列的德国两大综合电气企业之一)，是通过购买美国爱迪生的电灯专利而建立的名为“德国爱迪生应用电力公司”的企业——它的电灯部门后来和西门子在1906年合并形成今天的欧司朗(OSRAM)。也有靠代理欧洲产品起家的英国公司如GEC公司(20世纪9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电气、电子、通信公司，靠代理德国欧司朗灯泡崛起)。

第三种，政府支持的国企或半国企。19世纪后半叶，法国等国家本来就有建立国企的传统，二战后从英国开始，出现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国有化浪潮。1981年法国密特朗政府上台后还进行了一次国有化运动(但在10年之后迅速反转)，体现出一种背靠政府的工程师精英治理的风格。只有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保留了私有制。二战后，在黄金三十年中，欧洲的这种模式延续到80年代，形成了电力、电机、电信互相交错，在业务、法人股权上互相联动，并且逐渐合并、拆分、重组，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发明半导体后，欧洲很快在国家或大企业的努力下，拥有自己的半导体部门。在80年代个人电脑兴起时，欧洲各国也都有综合电气公司（如奥列瓦蒂）开始生产本国的品牌计算机。90年代，随着美国个人电脑开始普及和全球化兴起，韩台代工、分工模式兴起，欧洲企业不具有与美国-韩台组合的竞争优势。欧洲著名品牌也逐渐退却。同时，欧洲逐渐退缩到自己相对有优势的领域——尤其是汽车、电力、机械控制领域。因此，70年代左右兴起的新兴技术——汽车电子(源自对安全和节能的需求)、电力电子(电力优化控制)、工业用电子元件及相关的模拟电路，成为欧洲电子技术的优势领域。只有一个领域，欧洲保持了较大的整体优势——即1989年兴起的(蜂窝)无线通信(设备)领域，这归结于欧洲人长期对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控制，把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一度顶成世界顶级企业，但到2005年之后，这个领域的内核优势频受挑战。

所以，欧洲原有的自成一体生态体系被打破，进而接受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通信-电子大跃进时代的洗礼。欧洲的知名大型机电企业纷纷从综合型、全能型公司分解、重组，退缩成以上游为主的公司。只有在一个领域——通信设备，由于依靠掌握标准制定权力而维持了约20年的霸权地位(1990-2010年)，后在中国华为等企业的追赶中动摇。

欧洲电子产业的演变可概括为：放弃某些部分，分离一部分，整合一部分，以及聚焦某些精细化关键节点。这个剧烈变化的背景，是电子制造业复杂化、多层次分工和上游细分化。而欧洲在其中的赢家代表——荷兰ASML和英国ARM，及在较弱意义上的德国艾思创(AIXTRON)，是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主要产业“增量”，也是有能力很好把握这些产业趋势的企业。

日本“后泡沫时代”，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原六大主银行体系对应十大综合电机企业：NEC、日立、三菱电机、东芝、富士通、索尼、松下、三洋、罗姆、OKI冲电气（在此之外还有夏普、佳能、尼康等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十大综合电机企业的半导体部门清一色是IDM模式(自己包办全部)，同时都在平板显示、存储半导体、其他半导体三者中有布局，而且很多企业在电子消费品(电视、白色家电、电脑、游戏机、随身听、电话/手机)上有自己的品牌。经过20多年演变，这些企业在总体衰退中发生了大规模整合。以村田制作所(从电容电阻等元件产品扩展到射频前端原件等领域，2018年营收达129亿美元)这一当年在主序列中排不上号的企业为代表，这些企业取代了主流综合电机企业的全球产业地位。而在80-90年代的主战场——平板显示领域，日本的主要实力表现也从面板产业本身向上游收缩到以佳能特机(Cannon Tokki)为核心的设备企业及一批材料企业上。[1] 而且平板显示领域使得日本其他领域的企业获得了很大用武之地——包括印刷行业进入到半导体、显示设备、材料；精细化工行业进入到电子加工的耗材方面，成了能够控制全球产业命脉的“中坚公司”。目前这些领域的全球研发进化，比如像半导体等领域常用的电子级聚酰亚胺(一种耐高温的高分子绝缘材料)等精细化工品，正是由日本在近20年变得较大的一些中坚公司(体量已未必属于中小企业)，以20年投入1亿美元(2018年价值)的研发速度来进行持续开发的。

美国当代模式

美国的早期模式经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欧洲及中国大陆各自发展出配套的模式后，自己留下的板块，与其它模式形成嵌套配合，这就是“当代模式”。美国的主线围绕着计算机展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快速个人化，实现了数量上的大幅增加，当然军方购买需求也在延续。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股硅谷热并反映到股市上(大量带“电子”字样的公司上市)；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的生产环节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转移，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一步和中国大陆联动。除半导体的一些环节外，美国本土逐渐不再从事电子制造环节。所以美国在泛电子信息领域的控制权，主要通过韩国、中国台湾进而牵动中国大陆而实现。美国泛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化分工中固守的位置可统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下游的大整机品牌（主要代表如苹果），二是偏上游的核心元件或软件，像微软/谷歌、高通、英特尔/英伟达/AMD、思科/博通等等。90年代后，除了在半导体领域(如光通信、显卡等领域)出现了“硬件”企业外（如英伟达、JDSU等公司），美国在整个泛信息、电子领域很少有新的“硬件类”大公司出现及IPO上市。很多产业链职能拨付给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少部分给欧洲。被控制就是“卡脖子”，美国通过全球分工实现了一种单向的控制，它可以控制别人，别人比较难反制它。这种控制能力是美国基层长期演变出一些核心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如有这样一些细分的定位：

做领军者，控制行业的定义权（如苹果、谷歌）；

专注早期技术(专利)、加以收购+法律控制配合（高通模式）；

保持对体系核心环节的整体把控、创新能力（英特尔、AMD在CPU等领域；思科等“老牌硅谷硬件企业”在网络领域）；

在人才供给上，面向全球，不拘一格，外来优秀移民创业（英伟达、谷歌）；

在企业外，美国的大学、研究所的前沿研发、军工需求拉动首要创新（如化合物半导体的科锐）都是重要的体制因素。

在所有细分的模型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在于保护知识产权，只有这样，创新才层出不穷。由此，美国能够保持对整个全球化体系的有效驾驭。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处于体系的顶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量经济资源游离于核心科技创造之外，由此造成美国国内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目前美国在全球化体系里卡中国脖子的要害往往不在苹果、Facebook、亚马逊等大公司里(谷歌和微软通过操作系统是有卡脖子能力的)，也不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而是在“老牌”企业手中。比如老牌半导体企业的德州仪器、通信领域、光通信领域的博通、JDSU、射频领域的Skyworks、Qorvo、半导体材料的Cree、应用材料等，其焦点都是在一些基础性技术上，比如模拟、数模芯片等——有很多是美国早期的几家电子-信息技术企业（如摩托罗拉、德州仪器、惠普、英特尔）不断剥离重组的结果。这些企业早已不再受美国国内资本界的追捧，而被视为“传统”企业，有的甚至都成了美国资本“重组”的对象，但其实是美国核心力量之所在。

最新的印度、越南模式

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印度、越南模式基本上是2013-201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2018年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的主要逻辑，就是从中国转移生产。

越南发展的比较早，它的当代工业化起源于以运动鞋为领头的代工业，主要是2008年之后，台资企业加速转移到越南，开创先锋。2010年以后，电子产品组装紧随其后，产业链条越转移越多。印度在2010年前后曾经有类似中国早期手机的本土手机加工，后来被小米击败(2015年)，同时一度受国际舆论诱导，本国把资源投入到互联网板块上，逐渐驱使电子加工制造落地印度。

目前印度、越南电子制造业的主力是外资企业，包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大陆。连工业园建设和一些基础设施也是外资投资建设，类似中国20 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的一些加工区（如1994 年新加坡介入的苏州工业园区）。由于制度和国家力量有别，印度和越南不太可能走政府为外商保驾护航的道路。目前，印度、越南在国际产业链的定位是类似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各种加工模式的角色。

有效的产业政策及对当前“卡脖子”问题的应对路线沙盘推演

在这一轮全球化形成过程中，美国占据了主动，而且是用一种市场驱动的模式，调动其他国家进行配合。

以中国一国之力，不可能再去复制一个全球化发展的体系。一来没有这个国力，二来没有这个水平(在全球化之前，日本、韩国、欧洲已经有了很多沉淀)。

今天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重大变局。现在美国要做的，是让印度和越南替代中国的角色。中国是不是要完全再造自己的产业链体系？事实上并不需要真正启动替代，只需要进行“威慑”，就可以实现目的。结论是已经存在的：无法发生全面对抗，但可以有所作为，把过去几十年“走近路”导致没有发展起来的部分发展起来。至少获得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时日本的产业相对实力，创造一些类似平板显示领域“美日美”等互相交错、且美方在技术上不可能摆脱的结构(电子加工领域目前美国是可以摆脱中国的)，形成“互相威慑下的和平”局面。

我们要从过去的模式提炼经验(产业、政策原理)和教训。

有效的策略或政策：

1、日本战后崛起时代购买美国专利、许可的行为是有效的。这里面的核心，是日本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有话语权、敢于创新的企业——通常是非权势的边缘性企业，同时日本还有精雕细琢的文化。这是供给端的要害。同时市场是存在的，而且在高速发展，日本产品在欧美市场以高性价比确立名声。

2、韩国财阀大举进入，逆向投资的方式。这里成功的核心是：电子制造的大领域(半导体、平板显示)迅速复杂化，产生了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环节，形成寡头竞争的格局，博弈下“勇敢者胜利”的游戏规则，再叠加韩国内部采用了有效提高效率的机制（如两组竞争机制）。全球化分工后，厂家可以获得大规模出货机会。

另一方面，韩国的电子零部件企业(尤其是材料)发展势头较好，但发展不如日本。主要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中被淘汰的财阀散落后衍生的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必须竭尽全力。但韩国中小企业成长缓慢，成就比日本小，在全球化体系下市场空间受到压制，且受到本国大企业的欺负，成长环境不利。

3、中国台湾的“工研院”所推行的“开发性创新-转移创办企业”机制有效。其成功的核心是：人才供给上形成群聚效应，同时由“工研院”电子所先做研发，避免了最具不确定性的早期环节，选择了晚期应用环节。但这样做也影响了台湾企业的心性，大部分企业往往只能吃“一代”技术成果，一旦技术代际更迭企业就消失了（如触摸屏等被大陆产业链打败）。只有个别企业，如联发科、大立光等企业能不断研发多代技术甚至不同领域的产品。

4、欧洲和日本在21世纪逐渐形成的卡位精细零部件、装备的策略有效。例如荷兰ASML、英国ARM。成功的核心是：产业的高度复杂化产生大量留给“隐形冠军”的位置，而欧洲企业在机械和部分电子领域具有其专注优势带来的领先性。

5、中国当代模式中发展本土品牌整机、有技术含量的零部件产业，包括一些巨型资本投资项目，总体有效。这里面的关键是：有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加上21世纪初有大量的边缘性产品的机会（如MP3）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起步台阶，给后来进军主流产品提供了储备。

产品发展的技术规律：

什么样的新产品能够存活下来是一个大问题，它将决定一国产业、企业能依靠的“载体”是否靠谱。

从电子-信息产业来看，能够生存下来的产品逻辑是：往往先要产生一个刚需，独立生存下来，把需求扎下根，然后再根据时代技术的演变，可能吸收归附到某个新集成体上面。而不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集成体上再人为增加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一般都不是刚需，人们就必然是“一阵风”。

刚需，都是人们愿意为此需求消耗时间的，但刚需的时间总量是有限的。一是新创造的刚需一定会淘汰掉或至少挤压掉一些过去的刚需，二是有意义的刚需在于同样的生活时间活得质量更好。比方说：为什么摄像头产业这十年越发展越繁荣？它养活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图像的需求。它的演变路线是：先有照相机，这成为一个人类生活的准“刚需”，而且发展的比较发达（如佳能、尼康，带动上游的一些企业，比如台湾大立光、大陆的舜宇），然后智能手机发展了起来，把这个需求容纳进去，它就会长期存在，而且继续发展。

反过来，为什么智能家居、家庭物联网控制网关、附着电视的游戏设备总是需求不大，这是因为这些新用途原来是不存在的，还没有形成“刚需”。而人们并不习惯于在电视上使用新功能，容易忘记、冷落这些功能，这些功能就难以扎根，也无法支撑一个产业。而目前源自美国的一些新需求，比如智能音箱之类，属于生活锦上添花的东西，其生命力也有待考研。

新刚需的出现会挤压一部分老刚需的存在，甚至完全取代。比如火车、汽车彻底淘汰马车，半导体出现彻底淘汰电子管，平板显示出现彻底淘汰射线管电视。人们用时差不多，但新东西的质量，行动能力大大增加了。

当前的市场需求环境，是纯电子-信息消费趋于饱和(人们每天用大量时间沉溺于和网络相关的电子终端)，而且竞争激烈。常见两种情况，一种是门槛一般，则超额利润迅速归零，一种是实现起来太难，谁也做不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系统本身主要矛盾可能发生转移。就好像互联网发明了之后，大家是方便了，但催生了计算机病毒通过互联网传播的问题，衍生出安全性的需求。当前电子-信息领域最大的新衍生需求就是运营商的成本降低问题——当个人信息消费基本饱和时，主要矛盾不再是传输速率问题而是支撑这个体系的成本问题。

所以，从需求上说，最有利的是抓住最新的“真刚需”，包括消费者的刚需，也包括系统的刚需。从人才供给方面说，中国固然有大量理工人才的优势，但近几年，随着年轻人口比重下降和理工科基础教育质量下滑，这一优势会有所减弱。而且当前大量人力资源已经被互联网寡头们挤占。

在技术方面，中国应当参考美国早期和日本战后崛起期的经验，创造“打开窗户竞争来验证出真金”的模式。中国人口多，层出不穷的创新是存在的，要让各种创新，尤其是那些并不和主流热门领域附和的创新有机会验证，尽早发现真刚需和能解决需求的中国技术。越早发现，越能在国际产业链位置中获得有利地位，形成与美国“互相威慑”的格局。要支持那些敢吃螃蟹、勇于尝试前所未有的新设想(但不是空想)的技术型创业家。要有批量支持核心科技早期项目的机制，绝不能出现“两头空”的局面，不能用自我束缚的体制去和灵活的国际对手竞争，系统性机遇一再错过。

（编辑  季节）

正像健康是个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稳定和安全也是国家繁荣的前提。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犹如空气与阳光，其存在时丝毫不觉，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贵。虽然道理很简单，但认识到这点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够理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象联系，却认识不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隐性因果。“颜色革命”恰好属于后者。因此，但凡有人提醒要警惕“颜色革命”，有人就马上出来斥之为是“阴谋论”，并自动从视野中屏蔽。幸运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为“颜色革命”现出原形提供了难得的案例范本。

“颜色革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总是希望“化剑为犁”，但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一天都没有停歇，西方大国从来没有放慢征服世界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已经连续发动过多场地区战争，而除战争之外无所不用其极的混合战争，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颜色革命”，无疑是极具隐蔽性，同时危害性极强的混合战手段。

环顾世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无处不在，愈演愈烈。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国家发生过未遂的“颜色革命”，如2005年3月白俄罗斯“雪花革命”、2005年6月阿塞拜疆“橙色风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等等。如果从冷战时代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了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7起）。① 另有统计表明，1946-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借以实现政权更替。② “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占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西方大国实现霸权利益的有效工具。“颜色革命”的打击对象总是那些不肯听从号令、臣服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对其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通过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培养驯服的亲美精英，“重塑”当地社会政治秩序，将“人民革命”转型为“美国革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其对外战略更加热衷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可控混乱”，目的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大国制造“可控混乱”的绝佳方式。

其次，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颜色革命”经常使受到冲击的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政府不进行镇压，便可能被推翻。

第三，一些国内问题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提供温床和土壤。“苍蝇不叮无缝蛋”，西方大国热衷在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这些国家自身往往面临种种问题，如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制度失灵、意识形态迷茫、民族宗教矛盾凸显等。内因固然是导致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外部大国推波助澜，这些国家的矛盾和问题远不到政权更替的程度。

从最终效果看，“颜色革命”虽然名称好听，“颜色革命”组织者也有意将自己包装成争取民主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甚至抗议活动和夺权过程也搞得像“嘉年华”运动，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由外部策划、精心伪装的政变。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要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动员，共同反对占少数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和进步（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改造）为目标，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心怀不满的市民和学生，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是满足于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①就此而言，“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乃至“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惯用手段。它以更迭反西方政权为目标，进而使相关国家顺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在经济领域，经过“颜色革命”后的国家，经济变革方向无一例外地朝着自由化、私有化方向发展，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结果是多数民众利益受损，而少数大资本（包括跨国垄断资本）则大获其益。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事实证明，“颜色革命”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乃是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阿拉伯之春”：一场中东版“颜色革命”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起于内因，是阿拉伯民众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事实正如《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所揭示的，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

一方面，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都是使用简单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① 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借助网络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技术（洋葱路由技术，The Onion Router）。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② 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后再传至因特网。③ 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协助通过互联网联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④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Facebook用来确定日程，Twitter用来协调行动，YouTube 用来昭告天下。”⑤ 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从最终效果看，这场剧变尽管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其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而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并未改善，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几年前，“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如教俗矛盾加剧、极端恐怖势力突起、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瞬间天堂，漫长地狱”，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留给中东民众的最终印象。如今的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可悲的是，在这场中东剧变中，那些街头抗议者实际上是替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西方大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和跨国资本，必然以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为了打破现行权力秩序，“颜色革命”的策动者往往提出模棱两可的理念和主张。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抗议口号，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颇具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抗议人数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最终屈服下台。那些街头政治的狂热参与者，实际是“颜色革命”策划者的“炮灰”，看似一场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实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粹运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所在。

防范“颜色革命”，前提就是破除“阴谋论”迷思

 大量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中国就始终面临“颜色革命”风险。当年毛泽东曾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前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 “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2019年的香港乱局明显有外部势力插手的痕迹，已经具有“颜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在当前“颜色革命”无处不在的复杂环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敌情意识和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研究 “颜色革命”问题，最难之处就是找证据。文化渗透本身就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长期性宣传的目标，就是通过大规模催眠诱导，创造某种特定倾向和弱点，以便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它就像水管渗水一样，让人很难清晰地察觉到，却能使金属管道逐渐腐蚀，直到顶不住外部压力。① 这种宣传伎俩一旦被曝光，其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而文化渗透注定是个秘而不宣的战略。法拉戈在《智慧战》中写道，宣传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求慎重地伪装好，不要暴露出是宣传，如果说出是宣传，就必然会失败。”①

策动“颜色革命”更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将其不为人知的伎俩主动公诸天下。况且，政权更替事件一旦发生，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后诸葛亮”没有任何价值。

而研究此类问题，恰恰需要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使文化渗透研究需要“读无字之书，闻弦外之音”，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文化渗透并非无迹可寻，相反，它经常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如果说非得等到打开“黑箱”才算真相大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但由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是可见的，因此由“前因”和“后果”，不难推测出“黑箱”里到底有些什么。评估是否存在文化渗透战略，同样可以从结果进行逆推。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杜勒斯提出的“中情局十诫”，就是西方实施文化渗透的基本法则。验证“中情局十诫”是否真实存在，除了等待档案解密，还可以看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何种文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产生了现实危害。正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拼组局部真相碎片，同样能够还原出西方文化渗透战略的大体轮廓。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做好应对“颜色革命”的心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有所改善，致使很多人误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当成了时代特征，并由此放松敌情意识，乃至滋生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流行时尚；普通民众更是“不无西东”，“跟着感觉走”。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至今对西方大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日趋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危险暂时没发生，就当它不存在。但凡有人对西方大国的种种敌对举动做出预警，对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合理推测，统统被冠以“阴谋论”的恶名。

事实上，“阴谋论”本身就是西方大国刻意炮制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将所有提醒人们对西方暗战手段保持警惕的意见和行动，统统斥之为“阴谋论”，并固化为不证自明的原理性观念。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扣上“阴谋论者”的帽子，自动消解了从敌情意识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坠入了西方国家精心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就此而言，“阴谋论”是推动“颜色革命”的障眼法和理论帮凶。

对多数人来说，应对和防范“颜色革命”，仅靠正面教育还不够，反面教材往往更有教育意义。1991年苏联解体，已为中国防止类似悲剧提供了历史镜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为我们防范“颜色革命”提供了新版教科书。《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堪为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标杆之作。该书由法国情报中心组织编著，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阿拉伯之春”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许多报道来自现场目击者，信息量极大，冲击力很强。几年前，笔者有幸读到该书的翻译稿，读来触目惊心，事后细思恐极。时至今日，尽管“阿拉伯之春”已经快十年了，但书中内容并没有过时，因为类似场景在台湾“太阳花革命”、香港“雨伞革命”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中一再上演。在当前中美博弈日趋激烈、新版“颜色革命”箭在弦上之际，这本书的出版对中国读者可谓恰逢其时。它就像唤醒沉睡者的响鼓重槌，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去路。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