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年初，基本摆脱了疫情的困扰后，我国经济进入恢复回升轨道，各方面的期待也比较高。但实际经济运行并不平稳，一波三折。二季度后需求不振、预期不稳问题突出，是全年增速的低点，三季度有所回升。全年经济增速达到5.2%，基本符合政府在年初的预期目标。即便如此，由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只有3%，2022年和2023年两年经济平均增速4%，低于疫情前两年经济的平均增速5.1%，也低于社会预期的5%-5.5%的潜在增长率。

进一步的问题是，接下来的经济增速将会怎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疫情前，5%这个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来看，应该是有难度的，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背景，仍处在由高速到中速、或者说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我们在2010年第一季度的增速达到一个高点以后，整个经济实际进入了减速期。

高速增长期有三大主要的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前些年经济虽然减速，但是余温尚在，经济下行时候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房地产到目前为止还是负增长，基建投资速度的可持续性尚堪忧，出口也呈现下行态势。

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新变化、新特征

现在的情况是，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有没有新办法？我们首先要认识和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一些新变化、新特征。

需求端方面

若干年前，一些重要的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和基建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进入了减速期。现在我们讲扩大消费，一定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的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来拉动。发展型消费有一个特点，它比较多地采取集体消费，或者公共服务的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但现在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直接影响了发展型消费的扩大。从城市居民来讲，面对着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但是缺口最大的是近3亿农民工，近2亿外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我们讲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9亿中低收入群体，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缺口。所以，现在扩大消费一定要找准痛点。一笔钱，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问题，还是“撒胡椒面”似地发消费券，或者直接发现金？这方面需要深入讨论。

供给端方面

受需求减速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这就需要在稳增长的同时，通过推动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升级或发展新产业，进行对冲、更替和升级。这一时期传统产业的“软着陆”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恰恰是作为主导产业的房地产等产业下降过快、幅度过深，且将延续较长的时间，从而引发全局性的冲击。另一方面，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产业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部分领域创新动能下降，进度放缓。

资产负债端方面

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由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但这种转换过程是痛苦的、被动的，是危机倒逼而非主动进行的。例如房地产业，过去企业多采取“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经营模式，它的前提是住房的需求处于高速增长期。当这个前提不存在之后，这种盈利模式必然无以为继，出现资金链的断裂。类似这样的一些需求被过度透支的行业，增速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还有不少领域，目前资产负债表不是在收缩，而是还在加杠杆、还在借钱，是借新还旧；这里还的这个“旧”不是本金，而是利息。所以相当多的资产缺少现金流，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庞氏结构”。这里我们不愿意用“庞氏骗局”这个词，但是没有现金流、只靠借钱维持的经营模式，到了某个时点上一定会出现信用崩塌。

所以，最近讨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我认为只是陷入困境后的阶段性现象；其本质是：当我们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速之后，总的需求和供给状态必然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也必须有相应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不容易。从日本的经验来讲，可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至少还可支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潜能，至少还可以支持中国经济5-10年的中速增长。和日本做比较的话，中国经济目前还处在中速增长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追赶潜能，也就是发达经济体之前已经做过，我们现在已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现在我国人均GDP约1.3万美元，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是3.5万-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增长潜能，其中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也包括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和升级。

第二个重要的领域是新技术革命，重点是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带来的增长机会。

所以，追赶潜能加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支持中国经济再有5-10年的中速增长是有空间的。具体来讲，现阶段有两大新的增长潜能需要关注。

一是横向需求空间。要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终端需求结构——包括消费、也包括住房等等非生产性投资上的差距，使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有一种说法，中国现在还有5亿人没用上马桶，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只要让5亿人中的3亿用上马桶，10亿人中的5亿坐上飞机，即使产业不升级，以现有的产能就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前一段时间讨论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是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目标问题。但它实际上也是经济增长的问题。

二是纵向升级动能。这是指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拓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括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和新技术推动的新产业，或者“未来产业”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挑战在于，怎么发掘出这些增长动能。应该区别三种潜在增长率：

1.自然的或者已有技术条件决定的潜在增长率，这个实际上讲的是增长率的上限（如现阶段增速是5%）。

2.这个增长率会受到体制机制条件的约束。在这种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第二个概念。体制机制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很大，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案例太多了，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比如加入WTO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很快是因为放开了市场，等等。

3.宏观政策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宏观政策主要起稳定和平衡作用，对而增长速度的影响可能只有1%左右。假定中国有5%的潜在增速，剩下的4%要看体制条件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

所以，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是1：4的关系。宏观政策当然重要，但是要搞清楚宏观政策不能干什么，也就是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需要澄清的一种观点是，并不仅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能有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如果结构性潜能发掘得不好，宏观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结构性改革下一步怎么改

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防控化解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需求侧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中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收入差距，中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的缺口怎么解决？可能需要再分配，但这不是重点，我认为重点还是城乡关系问题。所以，现在要解决城乡融合中的“三个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动产财产权利平等”。改革的措施应该是：

首先，更大力度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办法，全国除为数不多的特殊地区外，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取消城乡居民身份差别。

第二，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应该再实施为期三年的以近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现在一些城市住房卖不出去，政府可以收购，作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保障性住房。最近浙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23-2027年，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要大幅度缩小，基本拉平，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第三，土地权利不平等的现状需要改革。城市里在国有土地上盖的房子可以自由交易，而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要么不批准，不批准盖了的叫做小产权房，没有合法的身份。批准了的宅基地，也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进行流转。资本市场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流动、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的资产和不可流动、不可交易、不可抵押担保的财产，市场估值差距非常大。当年的国有股，流通和非流通的股价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这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财产性收入低，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所以财产性收入提不上去。这件事情能不能往前走一步？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建议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的主体转让、抵押、担保等等。这些方面应积极地探索和突破。有人担心农民把乡下的房子卖了之后，最后可能没地方住，这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假设。为了打消这种顾虑，可以让出售不动产的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这样就可以把土地这个稀缺的资源解放出来。这样的话，农民也可以享受比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制度。

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

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认可、保护和弘扬企业家才能。目前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比较大的理论和政策突破：

1.厘清“企业家”概念。企业家的才能或企业家精神是具有组合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一种特殊能力，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所以资本家和企业家不能混为一谈。

2.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那些人，识别并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创办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企业。他们中多数通常是白手起家的。

3.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是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股权多元化成为常态，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者民企越来越困难。所以那种依照传统的以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的做法，低估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

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要依靠创新驱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这方面民营企业也要防止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断档。比如说，企业家的二代接不上了。能否使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充当主角，同样是企业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5.创新精神，不仅各类企业需要，政府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者也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地方竞争和创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地方主要领导者的创新进取精神至关重要。

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要抓好“两个关键少数”和“一个关键多数”。两个关键少数就是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台引擎；一个关键多数就是进城农民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体人群。这样才能打通痛点和堵点，稳增长、促转型才能出现新局面。

我们现在推动改革，我认为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40多年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呢？不同的时期要过不同的河。改革开放初期遇到的问题，是农村能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不能搞特区之类的问题，现在这些已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家，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信心不足。信心之源在哪儿？还是应该按照中央的精神：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

我认为顶层设计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指方向，往东和往西方向不要搞错。二是划底线，弄清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局面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重提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把市场化、法治化与鼓励地方基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不要动不动“究责”，处处制约。应有改革的动力和信心，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为增长潜能的充分涌流创造条件。

（编辑 尚鸣）

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两种途径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都在探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路径与机制，出现诸多创新模式与实践范例。综合各地实践，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组织路径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强村公司”。前者较为典型的如山东烟台、贵州毕节等地区，后者较早出现于浙江湖州地区并在全省推广，山东、江苏等地也展开了相关探索。

上述两大类集体经济组织，反映了新时期农民组织化（及合作化）与农村市场化推进路径的不同选择。如果简单地比较二者在组织形态与路径上的差异并赋予其特殊性意义，很可能拘泥于“孰优孰劣”的技术路线争论。有必要对两类组织路径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比较研究，将其放在乡村振兴、集体产权改革、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深入思考、比较研究，基本问题是：

农民与集体的关系。主要是村集体成员（农民） 与村集体之间，围绕集体所有制产生的经济权利关系，这也是最核心、最基础的范畴。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各地探索农村“三变”（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农民变股东）改革，其目的一是激活农村“沉睡资产”，让农村集体资源转化为可用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价值，二是通过集体成员权利向股东权利的转化，让权利内涵的市场价值量化更加充分，也为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与市场化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这就需要在“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村公司”的关系结构中展开研究。路径选择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化程度与市场化阶段的不同。

第二，农民与生产、市场的关系。乡村振兴要处理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与市场经济有效衔接这两个基本问题。“抱团”是不二选择，而如何“抱团”则是小农为主体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核心难题。从这个维度看，集体经济的组织实现形式，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创新在农村地区的建构与体现。集体经济的核心要义在于建构农民衔接现代农业产业与现代市场经济双重目标的基本单元。基本单元的灵活性组合，可以处理好村集体经济具体组织形式乃需各地因地制宜、自主探索。

第三，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关系。集体经济既有经济内涵，也有治理内涵。从基层探索实践看，发展好集体经济的基本经验就是有效切入乡村产业、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等领域，。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及强村公司模式中，都是通过党建引领与行政引导等方式，依托乡村治理体系促成联村乃至跨区域合作社，形成市场竞争能力和内生发展能力。

第四，集体经济组织的实现形式。狭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可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1] 限定的组织类型：“不包括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然而，包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村公司等创新探索均为集体经济的具体组织实现形式。在实践中，除了已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等营业方式，还可以看到与社会资本、国有资本的联合投资、联合运营等形式，在乡村发展形成混合经济形态。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农村集体资产资本化程度的提升，客观要求不断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组织路径与实现形式。

本文着重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强村公司”两个组织路径进行比较。

基本法人结构之比较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1)党支部领办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依据《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予以推动，并依据《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的通知》进行赋码登记和运行管理，主要由农业农村部门监督管理。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正式颁布，亦将成为规范运行和监督管理的正式法律依据。(2)党支部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工商登记部门登记注册，党支部代表村集体或集体经济组织入股领办。值得注意的是，前者(1)一般每村设立一个，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覆盖，而后者(2)数量不限。实践中，贵州毕节推动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涵盖两种类型，山东烟台等地则主要是党支部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于2023年11月底印发《山东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规范指引（试行）》，于省级层面对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行规范指导与引导推动。[2]

强村公司。即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采用独资、多村联合投资、国有资本投资（或控股）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控股联合投资、并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市场化运营主体。较早开展强村公司模式探索的湖州市练城物业公司，由练市镇建新村于2019年组建成立，2020年3月又增加了练市镇18个村作为股东，成为由练市镇19个行政村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出资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是该法人主体最重要的股东。

这两种组织实现形式，均为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市场法人主体，在法人治理结构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最重要的主体。由此，形成“1+N”的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法人结构。所谓“1”，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是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资产管理、投资运营的基本单元，也是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单元和内核。而“N”即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起根据实际情况、产业需要、市场特性等因地制宜组建的市场化法人主体，既包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包括强村公司。

选择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抑或强村公司等法人实现形式，是由各地因地制宜、自主决策进行探索，而影响决策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集体产权改革阶段不同。浙江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起步较早、组织形式相对规范，尤其在城镇化较好的地区农村集体经济也较发达，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村集体代表，出资设立强村公司的条件更为成熟。贵州毕节同时在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两种形式推进党支部领办，其内在机理在于：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变）的进程中，与脱贫攻坚、培育发展农村产业结合，使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社组织形成分工与协同。例如，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实施（党支部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不能干的）非农项目，并入股参与后者的经营决策。山东烟台则以党支部代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入股的形式（如果未完成集体产权改革，则暂由党支部代表村集体）领办发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重点在于优化组合要素资源、集成政策资源，推进农业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

由此可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完善，如果能够同步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这一基本组织单元的规范完善，在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组织实现形式上就可以更多的市场化选择空间。

第二，要素标准化与资本化程度有所不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折股量化明晰产权，落实集体成员权，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二是要素标准化，以村集体或合作社方式优化组合要素，与产业生产及转型升级要求相适；三是资本化，以资本化要素与市场及投资机会相衔接，村集体经济较发达则较易实施资本化、或实现货币资本投资。贵州毕节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要在第一、二个层次展开，山东烟台主要在第二个层次展开，而强村公司模式则主要在第三个层次展开。达到资本化的高级阶段，集体经济就成为农村市场化的重要主体力量，可以更好展开多种形式、多种业态的发展探索。

第三，产业实施领域不同。产业细分领域不同，对于要素、资产与资本的要求不同，决定了组织实现路径的差别。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要在农民合作与农业生产（及社会化服务）环节，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土地等生产要素，需要集体经济组织在优化组合要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如推动“小田变大田”并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衔接。合作社入股方式可多样化，土地（经营权）、资金、劳动力、设备及实物均可折股加入，或因地制宜组建土地、劳务、住宅合作社以及各细分领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然后再优化组合。在这个过程中，由党支部领办可以其公信力发挥协调人的作用，促成要素合作的灵活组合。在这些领域，合作社组织形式无疑是不二选择。

强村公司则主要以货币资本入股的方式组建，适用于轻资产的服务业或资产类型较为简单且标准化的产业领域。例如，浙江湖州的强村公司前期经营业务主要是承接卫生保洁、绿化养护、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公共财政投入项目，此外还有全域土地整治、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安置点建设代管等项目，以及与工业发展相关的治污基础设施。其主要特点是：集中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购买服务是重要推动力；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密切联结；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相关联。强村公司较为适用于产业化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曾经率先探索农村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合作模式，集体经济组织实现路径，也是合作社与强村公司模式两者并存。

靶向的基本命题：探索统分结合的新内涵

发展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一方面要结合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造规范的基础单元——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另一方面需结合实际，在具体组织形式层面进行探索。探索应结合市场机制而非简单的行政推动，要呼应农业农村的现实需要，应对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诸多核心难题。

第一，农村资产的“沉睡”与低质低效问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激活农村“沉睡”资产。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是土地、林权等资产处于产权碎片化和低质低效状态，无法适应适度规模经营要求，进而无法实现合理产权收益。需要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天然的组织者、协调者。

第二，农业农村的弱质性和造血机制。从产业特点和城乡关系看，农业处于相对弱势；农村资产的“沉睡”状态加重了这种弱质性。脱贫攻坚战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量扶持，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状态。而将“输血”机制转为“造血”机制，提升内生能力，需要从要素的优化组合入手，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和乡村建设；从地方实践来看，解决问题的抓手，在于打造强有力的集体经济组织，帮助贫困村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

第三，简单市场化的道路走不通。农村农业的弱质性，农村市场化程度较低，要素市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资本下乡多以低价获取要素，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导向，难以成为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三农”问题具有战略性、长期性，难以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耐心资本投融资机制。而解决农村土地碎片化、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推动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等项工作，完全依靠市场化方式推进往往成本高昂、效果极不理想。构建稳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入有效的市场法人，有机结合党建引领、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三个方面，方能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统”的能力与机制问题。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建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和农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渐涣散，集体经济式微，“统”的能力严重不足，客观要求做出相应调整和变革。

综上，村集体经济是撬动“三农”改革深化的重要抓手。而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靶向的基本命题可以归结为“统”的能力与机制问题，即如何以党的领导和政策扶持，强化村集体“统”的能力，让村集体有能力自主探索“统”与“分”的最佳结合点和统分结合的新内涵、新机制、新形式。

这一基本命题又可以展开为三个方面：

一是解决要素市场与生产、产品市场之间的差距问题。如前所述，农村资产要素处于“沉睡”状态，难以通过市场合理定价；而生产环节与产品销售环节则已实现市场化。目前看，弥合这一差距的选择，是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形式，促成要素合作，并实现收益内部化、长期化。原因在于要素（如土地）的组织性定价高于简单市场化价格，接近要素潜在价值；随着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还可以提升其远期价值，使农民和村集体受益。实践中可以看到：横向上，推动生产、供销、信用诸领域及各环节的综合性农民合作，并以党支部领办将农民合作与村集体经济有机联结；纵向上，以联村党委等形式，促进纵向一体化和村集体抱团跨区域合作、实现规模优势，并与村集体-专业合作社的灵活专业化优势有机结合。在村集体经济要在要素、生产与产品市场三个维度同步展开统分结合的新探索。

第二，“统”要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公共事务领域发挥作用。乡村产业经济发展要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相结合，乡村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少以政府购买服务及财政扶持等方式提供。强村公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强村公司”方式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政府购买与财政金融扶持措施可很好地发挥催化剂作用；集体经济在公共性领域发挥“统”作用也有助于增强村集体的公信力、凝聚力，同时提高村民的参与度，将集体经济发展与基层治理优化并举。 

第三，“统”要在短板弱项领域、薄弱环节发力、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农村农业存在诸多短板弱项与薄弱环节，村集体经济要通过“统分结合”的机制探索，充分利用好政策资源，在薄弱环节发力并解决问题，实现自身发展。例如山东烟台的衣家村是个贫困的山村，他们创造了“工票”制，不论男女老少，参加基础设施修建即可按投入劳动获得工票，据此可入股合作社，或领取劳动报酬。将财政扶持资金转化为集体信用，解决基础设施短板问题，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供了更好的生产设施条件，提高了群众收入，也再造了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发挥“统”的作用，灵活运用统分结合，可以克服简单市场化的诸多弊端。

总体看，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不仅体现在集体经济收入上，更重要的在于统分结合的能力上，灵活运用集体经济的不同组织形式及其组合，恰恰是村集体经济“统分结合”能力的外在体现。

解决之道：嵌入、适配与建构性制度

研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强村公司这两种主要组织实现形式，尤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之形成的“1+N”结构，可以发现不论哪种组织实现形式，除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提升集体经济的能力，核心是“统分结合”能力，是深层次解决“输血式”扶持向“造血式”扶持的转化机制问题。

第一，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嵌入。乡村基层治理的结构可称为“一核引领，多元共治”：“一核”是党的建设，“多元共治”中村民委员会是基础的治理主体，村集体是基本治理单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乡村治理形成结构性嵌入。通过党支部领办，将党建引领具体化到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使得“一核引领”的内涵进一步得到充实，对于多元主体的治理参与和经济参与发挥领导和引领作用，这一作用又通过组织和人才途径得以强化。例如党支部与合作社之间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村党支部书记要按照《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农村工作条例》等文件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责任。从实际效果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搞得好，均构建了集体经济、合作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正反馈机制。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了“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加强村级负责人的队伍建设，形成“又红又专”的基层治理能人队伍。乡村治理降低了要素优化组合的成本，为集体经济提供更好的要素；有竞争力的合作社可以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在分配机制上为乡村治理提供了经济条件。

第二，乡村振兴的体系性适配。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体系在于五级书记一起抓，形成体系化推进机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形成活力，机理在于与乡村振兴形成体系性适配，集聚条块资源、凝聚合力。实践中，通过市级统筹推进，市、县（区）、乡、村四级体系化推进落地，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这一体系的基层进行强化，对政策资源进行统筹、集成与落地。省级则在地方试点和基层探索的基础上，予以制度与政策确认。例如2023年，山东省对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浙江省对三位一体农民综合合作与强村公司模式，均发布了省级文件，提升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协调、引导、规范，加强了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适配性。

第三，建构性制度创新。农村要素（土地）碎片化，市场不健全，是当前农村资产难以有效定价的主要原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方式，是通过组织性定价、行政性引导保障农民和村集体的权益；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社）通过成本收益内部化，实现这种定价方式下的要素合作与优化重组。然而与外部合作，则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因此，各地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中，纷纷开展农村产权交易体系的探索与建构。

当前阶段，对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不能视为简单的市场化工具，而应视为一种建构性市场的制度创新。其含义是：(1)政府不仅是市场的建构者，而且作为特殊的当事人，在市场内部持续地发挥引领和协调的作用；(2)政府将某种价值目标（共同富裕、绿色发展、均衡发展、脱贫攻坚等）引入市场，使之与参与主体的目标相结合，达到激励相容。

例如在某些地方的探索中，村集体被吸收为产权交易中心的股东，参与其建设并享受收益。如温州市鹿城区农村产权服务中心由鹿城区强村公司负责运营，该公司由鹿城区文旅传媒集团和全区34个薄弱村共同出资成立。发源于福建南平的“生态银行”、浙江丽水的“两山银行”，也属于这类建构性市场的创新探索，主要服务于碳汇这类新要素的确认、确权与交易，将绿色生态发展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新理念、新机制，落地于农村地区。

建构性制度创新（尤其是建构性市场）的重要性在于，以行政性方式推动引导体制机制转化，从而将外力推动转化为内生能力。对于集体经济而言，建构性市场的作用还在于：(1)帮助农村资产的要素标准化，得以与金融资源等标准化领域衔接；(2)农村资产种类繁多，通过这类建构性市场可对要素重组的优化组合提供平台；(3)规范要素市场，弥合与生产和产品市场的差距，为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素双向流动准备条件。

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解决“统分结合”能力和机制的基本命题，可以归结为：(1)通过与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嵌入，形成党建引领、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的正反馈循环，形成集体行动的内源动力和集体经济的内生能力；(2)通过与乡村振兴的体系性适配，聚合外部扶持资源，促进集体经济由虚变实、由弱变强，并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结构（1+N）体系，探索“统分结合”的新机制、新形式；(3)通过建构性制度创新尤其是建构性市场，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锻炼村集体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统分结合”的能力，打造“小而美”的村集体经济基本单元。

（编辑  苏歌）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面临的形势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以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先进无线、先进制造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不断加速学科交叉融合、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

新的科技革命催化产业发展范式变革，助力新产业部门和新型业态的培育壮大。例如，人工智能技术正呈现指数级的迭代发展新趋势，推动部分技术与产品研发周期正在快速缩短，催生未来产业新发展方向。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将彻底改变癌症、传染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推动未来生物产业的革命性发展。未来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发展走向，并影响国际力量的对比。

世界各大国（地区）纷纷出台有关政策文件，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竞争日益激烈

美国：《美国主导未来产业》（2019）、《关于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建议》（2020）、《未来产业研究院：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导力的新模式》（2021）、《未来产业法案》（2021年生效）等文件，形成美国强化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总体战略。

欧盟：《欧洲产业的未来》（2017）、《促进繁荣的未来技术》（2019）、《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2019）、《欧洲新工业战略》（2020、2021）等，显示了欧盟提升欧洲全球工业领导地位的系统布局。

日本：《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2016年）、《未来投资战略2018—迈向社会5.0和数据驱动型社会的变革》（2018年）、《第六期科技创新基本计划》（2021年）等战略规划，描绘了日本未来产业发展蓝图。

加强前瞻部署和发展未来产业，关乎我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演进的历史阶段，部分先进产业发展已迈入技术“无人区”。围绕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以发展未来产业为引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为实现绿色发展，我国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必须综合利用新兴技术、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如增材制造、自动化和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所以，发展未来产业是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关系到我国把握中长期发展的主动权和国家安全问题。

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组成要素

由于未来产业仍处于从新技术向产业化过渡的阶段，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离不开制度保障与政策扶持，需要特定的产业创新体系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这一体系包括知识和技术、制度和政策、文化和组织等要素。

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等。一般来说，企业是产业技术创新最重要的主体，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受益者，整个产业创新体系的核心。但对于未来产业而言，由于产业技术还处于生命周期的起步期，大部分企业尚在观望中。因此，需要特别重视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中的重要作用。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各创新主体所形成的网络关系。

制度和政策环境。由于未来产业的市场主体还未成熟，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未来产业的发展，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需要不同的政策支持，如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投融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收益分配制度等。只有建立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才能降低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合作障碍。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创新主体不断和制度环境相适应，构建起良好的创新机制。

创新生态。包括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文化习俗、社会网络、营商环境、创业氛围等软性因素，也包括基础设施、金融资本、人力资源、技术与经济存量等硬性因素；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创新主体功能的发挥。创新生态建设和完善，取决于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基础上政府的能动作用，以及二者功能的互补。

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特征

产业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解决产业中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问题。未来产业创新体系既具有产业创新体系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未来产业的特殊性。

创新性特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支撑和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属于具有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技术，因此，未来产业创新体系应对科学技术给予充分的关注，并预期其应用前景，推动产业不断发展。

网络性特征。创新网络是产业不同创新参与者的协同群体，通过相互交流和学习，共同参与产业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过程，通过密切协同可在成员之间建立某种信任、降低组织学习成本；在探索新知识的过程中需要广泛联系网络中的人员和组织，保持组织和技术的多样性。未来产业创新体系是同一（相关）产业领域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形成密切合作的网络；它应当是介于市场和企业内部等级制度之间的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比企业内部组织形式灵活，又比市场组织形式稳定，有利于应对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

开放性特征。由于未来产业技术的复杂性，其创新活动不能依靠单个主体。企业要保持创新和竞争力，就要突破现有的学习机制，与其他创新主体建立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具有不同知识基础的外部参与者能够提出补充性或启发性方法，突破现存知识基础的限制。产业创新体系能有效降低创新活动中市场和技术的风险，克服复杂技术创新过程中单个企业创新能力的局限。因此，未来产业创新体系必须采取开放的组织形式，以便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成员共同学习、搜寻外界信息以增加知识存量，不断促进产业技术创新。

动态性特征。由于未来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孕育期，在科技革命背景下技术和产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创新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会发生协同演化，导致未来产业创新体系会随技术进步而动态变化。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同创新主体没有清晰的选择标准，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技术的发展，参与者群体不断扩大，目标逐步明确，成员之间形成新的网络关系。

干预性特征。与新兴产业和成熟产业相比，未来产业在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在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变迁中将起到关键的支撑性、引领性作用，因此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加以支持。发达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系列举措，在研发投入、创新体制、优惠政策、促进产业化、政府采购和投融资等方面，对未来产业进行扶持。例如，美国在许多现有高科技产业大规模商业化之前多年就进行提前布局：针对无人驾驶技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早在1983年就开始实施“陆地自动巡航”计划；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持续数十年对生物技术的研发给以高额资助，等等。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对未来产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发展现状

1.我国在未来产业前沿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能力和技术基础。突破性技术和颠覆性创新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以量子信息和氢能为例，在量子信息领域，我国相关科技项目的布局和投入逐步增加，在科研团队、专利数量、知识产权布局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建立了较好的实践基础和发展条件。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通过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战略先导专项等多项科技项目，支持量子信息基础研究。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专利储备位列世界前列，成为专利申请受理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全球47%的量子通信技术专利申请来自中国，24%来自美国，12%来自日本。2016年8月，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通过卫星和地面站之间的量子密钥分发，实现星地量子保密通信，为我国未来构建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在氢能领域，制储运等环节技术进步显著，我国碱性电解槽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质子交换膜电解槽技术实现了“从无到有”，单槽功率达到兆瓦级。

2.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加快未来产业布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根据党中央指示和“十四五”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将重点在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先导示范区，推动形成未来产业策源地。

多个省份的“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安徽提出“实施‘3+N’未来产业培育工程，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先进核能等产业”；浙江提出“超前布局发展第三代半导体、类脑芯片、柔性电子、量子信息、物联网等未来产业，加快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山西提出“重点培育未来数字、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装备、未来生活等5大未来产业重点领域”。《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提出，“加快培育布局量子信息、类脑芯片、第三代半导体、基因编辑等一批未来产业”。

3.部分未来产业进入产业化初期阶段。一方面，若干重大项目相继落地。2017年8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的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通过总技术验收，该项目搭建了全长2000余公里的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完成了金融、政务领域的远程或同城数据灾备系统、金融机构数据采集系统等应用示范。2020年，国际顶级制氢储能项目在宁夏开工，预计建成后合计年产氢气1.6亿标方，每年可减少煤耗25.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4.5万吨。2021年4月，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互联网试验设施（简称FITI）高性能主干网正式开通，致力于对互联网核心关键技术的探索和实践。

另一方面，领先企业加速推进未来产业领域布局。以量子信息为例，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华为等企业纷纷成立量子实验室，布局量子处理器硬件、量子计算云平台、量子软件及应用开发等领域。在量子通信领域，三大运营商积极推动量子通信的应用落地，不断提升行业安全标准；在量子测量领域，成都天奥进行时间频率产品的研发，中电科、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和中船重工集团下属的部分研究机构正逐步开展相关研究。就氢能而言,我国已初步布局了涵盖制氢、储运、加注、应用等环节的氢能产业链。领先企业积极开展氢能战略合作，引领氢能产业发展。例如，2019年10月，阳光电源与中国科学院大连物化所共同成立“PEM电解制氢技术联合实验室”，以大功率PEM电解制氢装备的研发为核心深入合作。2020年，宝武集团与重塑科技等民营企业开展氢能战略合作。截至2021年7月1日，中国已累计建成加氢站165座。当前我国氢气产能约每年4100万吨，产量约3342万吨，是世界第一产氢国。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产业基础能力有待提升。在未来产业领域，我国核心技术、装备、原材料与国际先进水平尚存在差距。以量子信息以及氢能为例，我国量子计算领域的前沿研究、样机研制和应用推广与欧美存在较大差距，阿里巴巴、华为、百度等企业在软硬件研发、科研生态建设等方面仍落后于全球先进水平。就氢能而言，我国在氢能自主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有待提升。国外针对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进行了新工艺开发和广泛的项目示范，积累了百万吨级捕集利用封存经验，但我国在CCUS技术集成、海底封存和工业应用仍较为落后，且CCUS大规模示范项目整体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

2.产业创新生态有待完善。一方面，未来产业的发展将对特种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工业软件等产生大量需求，需要完整产业体系的系统支撑；而我国的相应基础设施、技术标准、检测认证和监管体系不健全，缺少统一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以氢能产业为例，全国性的氢能发展战略规划尚未出台；作为重要基础设施的加氢站建站标准法规、政策体系均不健全,没有明确归属管理部门。

3.急需充实人才基础。创新人才是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关键，对未来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才比例较低，尤其缺少跨界型、复合型人才。2019年，我国R&D人员全时当量为480.1万人年，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R&D人员全时当量分别为39.2万人年和61.5万人年，占比分别仅为8.17%和12.81%。智能制造代表了先进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分析，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为900万人，人才缺口预计达到450万人。我国亟须加强未来产业相关的人才培养。

加快构建我国未来产业创新体系的建议

加快构建我国未来产业创新体系，需要在顶层设计、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创业生态、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支持。

一是加强前瞻部署和研发支持。建议：(1)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及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领域，组织力量研判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制定整体发展战略规划；(2)注重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优势，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对未来产业相关基础研究的支持；(3)设立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推动未来产业发展。

二是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突破。联合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布局建设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集聚产学研优势力量，加强前沿技术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突破一批对未来产业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共性技术，增加颠覆性技术供给。

三是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构建完整的创新孵化体系、科技公共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技投融资体系，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实施未来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促进应用场景创新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前沿技术迭代完善。

四是加强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推进面向未来产业的教育体系建设，加快新兴和基础学科布局，完善系统性教材内容设计，促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培养创新人才与团队。建设未来产业专业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建立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全球高层次人才合作计划，加强人才引进培养。

（编辑  季节）

决定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现实因素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调研期间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主题下着重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随后，中央财办在阐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进一步界定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由此，笔者就新质生产力给出以下三个基本“推论”。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经济概念或者产业概念，而不是科技概念。这个立意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精神中也有体现。相比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2023年则把论述重点放在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

第二，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分析更为精细。这与2023年5月中央财经委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界定一脉相承，即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而不能将其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

第三，新质生产力对“创新驱动发展”的评价标准，进一步聚焦到生产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实实在在的指标上。这就对各种“创新”起到了一定的筛选作用，那些无法证明其经济合理性和发展可能性的“伪创新”就能被更早地剔除出去。

上述基本界定和推论，为我们理解很多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可以据此回到产业真实世界中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议题：新质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从科技创新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这条路径中，都有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我们结合一些具体的企业案例尝试对此做出回答。

其一，无论新老，所有行业的转型升级过程，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但完成这种转变所需的重置成本（资金、时间等各个方面的投入）也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重置成本往往伴随着企业和产业转变发展战略、转变思维方式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转变过程的长期性。其中，有的企业是在投入巨大的精力、寻找新的劳动对象，比如京东方（半导体显示工业）与盛虹石化（化纤行业），二者都是各自赛道上的龙头企业，目前都已进入了各自行业发展的“无人区”，研发工作的重心也逐渐由工程创新转向原始创新。这种转变和相关投入的“阵痛”显而易见：京东方每年在原始创新领域的投入数以亿计，却不能确定新的技术爆发点可能在哪里；盛虹则在努力寻找下一个百万吨级、甚至千万吨级的新产品，但他们也缺少“从头开始”的经验，既不知道新产品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将其推广到下游领域。

还有一些企业是在寻找和建立新的劳动工具，三元食品是其中的代表。为了提高自身的产品开发水平，三元凭借极高的耐心与稳定的投入，耗时数年建立起千万量级的数据库，从而在国内企业中率先将循证医学的一系列工具引入乳制品开发与创新过程中。这种数据驱动的研发与创新将来会成为更多行业的主导范式。这也决定了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大模型、而不是通用大模型）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主要路径。而无论是哪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方式（新的劳动对象或新的劳动工具），都需要企业克服行为惯性，先立后破，破在立中，在不伤筋动骨的前提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其二，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创新，产业融合促进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产业概念，在明确科技创新重要性的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要把科技要素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就要最大程度地降低它们同现有产业相结合的难度。如果产业融合、上下游合作的交易成本过高，科技创新转变成产业创新的难度就很大。更形象地说，没有科技创新的火种，产业转型升级的篝火就烧不起来；但没有产业基础的柴火堆，火种再旺也只能熄灭。这意味着，现有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本土产业链的精诚团结和合作创新，是科技创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前提。

产业发展历史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逻辑，比如深圳的消费电子工业：到今天，无论是苹果还是任何哪家企业的新产品，之所以“没有什么是深圳做不出来的”，就是深圳有三十多年电子工业的积累与深耕。而且我们在实践中是有教训的：2015年之后，我国从战略层面上进入了一个对科技创新投入较坚决、对创新创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时期，但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整体创新回报却并不理想，“增产不增收”现象严重，甚至在全要素生产率上还出现了轻微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基础之间的联系不足，甚至出现了一批脱离现实产业基础的“伪创新”。

其三，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地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只有把企业主导的有组织科研作为“有组织科研”的主体，让科技领军企业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跳出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才能更好地抵消市场机制的消极力量。但从很多方面的表现来看，“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多地仍然只是停留在政策口号层面。

最近出台的《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相关部门经过了长期磋商，最终出台了这份意见。基于安全生产等多方面的考虑，有些省份对企业中试做出了相当严苛的规定，要求企业的中试必须在相应的中试基地进行。但是在很多行业中，产品创新、中试与规模生产的互动反馈非常频繁，“不好在地理上分开”。这也是世界一流企业普遍具备内部中试能力的根本原因。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基础更好地结合

在当前新型研发机构创立大潮中，存在大量科学家办机构、科学家办院所的例子。但“科学家办平台”的最大缺陷，就是他们不熟悉产业，对产业基础缺乏必要的了解，缺乏通过多种方式努力增加自己的产业知识（比如在新型研发机构治理中，很少有需求侧的企业参与进来，甚至在组建国家实验室等新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过程中也普遍存在此问题）。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科学家办平台”对需求侧（新技术能用在哪、干什么）的应用和运行不熟悉，往往会遇到产业基础与上下游合作产生的“卡脖子”难题。

再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提出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的重大命题。但在现实中，很多人并不是站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的立场上来回答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一流企业天然地具有这种跨区域协同的能力。相反，各主要经济圈和经济带上的一大批科研院所却在争先恐后，跃跃欲试，自视为跨区域协同的主体，还想象出一堆跨区域院所协同的“伪难题”。

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在思想和战略层面尚未真正确立“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识；不能引导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尤其是一流企业集中、集聚，或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政策资源的分配结构则呈现为典型的“全力打援（非企业科研机构），绝不攻城（企业创新主体）”。结果是，实实在在面向市场的创新主体手里没有“米”，就很难引来科研机构这些做技术支撑的“鸡”，科技创新和产业基础之间的距离被人为拉大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也被人为抑制了。从科技创新与产业基础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新质生产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完整图景。以图1略示其大意。从科技创新（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潜力）和产业基础（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提升水平，即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效率）这两个维度出发，我们把生产力发展模式划分为四个象限（高潜力-高效率、高潜力-低效率、低潜力-低效率、低潜力-高效率）。由于新质生产力突出强调了科技创新属性，所以集中在高潜力-高效率、高潜力-低效率两个象限。

其中，从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成熟产业转型升级的演进路径，是未来技术、新兴技术向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扩散、不同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成熟产业利用各种新兴技术）。因此，要最大程度地把科技创新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释放出来，就要做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基础相结合的工作，即通过产业融合实现技术扩散。但成熟产业不只是未来技术和新兴技术的用户，也可以是他们的孵化器：半导体技术就起源于AT&T的贝尔实验室。虽然这条路径在我国尚未充分发育起来，但很多成熟产业中的领头羊企业都是过去十年中国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的开拓者与主力军。这意味着，从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角度出发，国家创新资源投向的重点应该是蓝色区域和蓝色路径，成熟产业转型升级（帮助企业克服战略转型的困难）是其中的重中之重。[1]但在当前的科技与创新政策框架下，红色区域和红色路径（其本质是以院校、甚至科学家为主角的科技成果转化逻辑）反而吸引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大量资源被投入与现实产业体系有距离、甚至有鸿沟的“科技”活动中。很多卡脖子问题则在这两个区域的交叉地带。

在实践中，形成上述资源错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利益团体（科学家团体和企业家团体）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力存在结构性差别。当本土产业（尤其是在政策上居于弱势地位的传统产业）和企业的发声渠道严重匮乏时，党和政府对工业认知与相关知识结构就会产生行业间差异、甚至制度设计瑕疵。这些瑕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行政干部的考核体系设计尚未全面反映新发展理念的相关要求。正因如此，各地干部才会用传统的“拉项目”方式来“拼经济”，用“建平台”的方式来“促创新”，把“产业集群”简单化为“上楼、进园”。因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这些转型升级的重要理念并未在这些行政干部的考核体系中得到有效反映。

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工作思维方式

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但至少可以把部分地方政府的有效经验加以提炼推广。比如合肥市政府近年来尝试开展一系列产业链上下游的对接和引导工作。其中一个关键步骤就是以京东方等“链主企业”为核心，通过产业融合对接等形式，支持其招引、孵化和对接相关配套企业（包括科技创业企业），从而立足于地方产业基础发展形成一个有高度合肥特色的产业集群。合肥的这套经验提示我们，“打造创新生态”的中心任务，绝不是在个人、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权利边界重新设计（如职务发明转化链条上的权利调整），而是利用政府背书、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产业之间的信息流动、供需对接和思维碰撞，从而利用“社会对技术上的需要”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确保这个过程具体落地的行为主体应该也只能是本土创新型企业。

更重要的是，需要围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这个根本落脚点、加强问题导向的政策优化。要让创新资源投向企业集聚不足的领域，就要让政府采购、产品价格谈判等政策工具确保“优质优价”“创新高价”，让创新者获得应有的回报。企业参与国家科研项目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就要着力强化项目结项的实战标准，并逐步建立国家科研项目的黑名单/白名单制度；但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与创新驱动相适应的审计体制，赋予项目参与企业更大的自主权。

在这些战术问题之外，还有两个战略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就是着力解决前述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企业家缺位问题。尤其需要强化产业部委，做实行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利用这些抓手构建一个良性的政商沟通体系，使政府有可能听到更多来自产业界的声音，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信息结构、以便于从行业层面进行整体战略规划。

其二是跳出“市场失灵”泛化的思维方式（因为市场干不了所以国家不得不干什么），从战略高度重新思考：国家应当通过哪些投资活动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因为自身战略需要所以国家应该干什么）。比如以地方产业基金和中央政府特别国债等形式，支持企业非研发投资（包括车间层面的装备更新），尤其是把1999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严重“撂荒”的工程化环节（含中试）在企业层面补起来，这是科技创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临门一脚”，也是众多“卡脖子”问题的落地环节。

（编辑  季节）

物联网和能源转型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的关键

未来互联网进化的方向是AI驱动下的物联网。互联网时代是“链接”人与人，突出特征是机器社交，能源与数据是连接机器的主要载体。所有设备都是用能设备，所有设备都是能源网络的一个节点，能量传输与数据传输的通道在同一张网络汇聚，使能源物联网与信息网络深度融合，进而与其他网络融合。

以能源网为例，能源真正的终端用户并不是个体的人，而是各类用能设备，而人是享受能源服务的对象，所以能源网的终极形态是用能设备之间互联互通和机器社交。未来AI技术将得到长足的发展，数据的获取和处理将由机器社交网络解决。释放新质生产力，要紧紧抓住这一轮能源变革的战略机遇，确保物联网信息高度开放是核心关键。

在能源领域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能源基础设施，可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提升能源基础设施支撑水平。以我国互联网发展为例，正是由于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主动开放市场，提速降费，放开数据垄断，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大规模创新，从而造就了微信、淘宝等互联网优秀商业模式。通过能源公共数据互联互通、汇聚及安全利用，可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释放商业数据价值潜能。

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通过数字化赋能新能源发电，可将2040年欧盟光伏和风电的弃电率从7%降至1.6%。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将迎来全面革新

从能源资源和分布来看，在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双重驱动下，能源科技创新进入持续高度活跃期，新能源的开发能力提升，将能源的“资源属性”转变成“科技属性”。我国在新能源领域已经建立了领先优势，同时拥有丰富的风光等可再生资源，风电、光伏资源总量约为130亿千瓦和1400亿千瓦，足以满足能源转型的需要。全世界风光资源分布相对均衡，新能源资源无限。

未来，谁掌握新能源高效转化与高效利用的技术，谁就占据了科技制高点。从能源转型趋势来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分布是高度离散的，未来能源网将以分布式生产和利用为突出特征。同时，在云的大物链等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能源系统未来必然进化成自平衡、自运行、自处理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的分布式智能电网。新能源将更多地通过就近取材、就地消纳利用，形成多个互相独立又互相支撑的微电，实现“绿能”从身边取，将是未来能源供给的重要方式。

能源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强大动力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持续提升。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是推动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迈进、智能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的新的增长引擎；能源转型也是引领我国工业业态创新与转型升级的基础保障。通过“源网荷储一体化”及多能互补等新模式，打破能源经济、绿色、安全的“不可能三角”，提升我国现有工业产能优势的“绿色”属性。这不仅有助于提高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行业能源转化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且可使节能环保及其相关服务产业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转型。

能源转型还可以推动我国工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我国西部具备承载中东部钢铁、有色、数据中心等产业转移的资源基础和价格优势。如果向西部转移30%的产量（算力），可增加新能源装机约6亿千瓦，消纳清洁电力约1.2万亿度。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将推动我国原有工业体系从用能方式、生产工艺到运行控制出现颠覆性的变化。新能源的高效利用与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推动构建高效和可持续的新型工业体系。加快能源转型可以补齐产业链短板、锻造产业链长板，增加上游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为新型工业体系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了条件。比如，以绿氢冶金替代碳冶金，将石油与绿氢结合生成烯烃、芳烃，进一步制备一系列石化产品，采用绿电逐步降低电解铝、铜、镍等行业的碳排放，建立零碳工业园区等，从源头用能到生产流程全面重构原有工业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关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尽快打造绿色转型的能源底座，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强基转型。

一是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实现电、热、冷、气、水等生产要素的横向协同，以及源-网-荷-储等系统环节的纵向协同，进一步提高分布式光伏、风电、储能的利用率，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电力供应侧碳排放水平。

二是建设分布式智能电网，通过构建以分布式光伏、电力电子变压器、储能为基础的分布式智能电网，在自平衡与自调度的基础上，实现分布式能源的就地消纳与源-网-荷-储的智能互动，或将成为未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方式。三是打通“碳链”和“电产业链”，加强“双链”融合，实现电碳业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升工业绿色价值优势。

  （编辑  季节）

2023年9月23日，在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是党和国家经过长期探索而形成的工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要重点发挥信息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七大之后，我国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特别强调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从投资拉动和外贸为主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内需、外贸和投资共同拉动的新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以及城镇化和农业化相互协调，坚持走“四化”同步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九大强调了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继续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分两步走”战略安排，第一步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报告特别强调了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充分体现了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还是在工业。

新时代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内涵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力，以保障国防经济安全为底线，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以人工智能为赋能工具，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保障，提高企业微观核心竞争力，创造高附加值利润，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物质供给，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新时代新征程，新型工业化的六大特征

一是自主创新。创新是第一驱动力，是工业得以发展根本，尤其是在国际复杂的环境下，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

二是数实融合。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充分融合，制造强国建设要和数字经济建设、和产业信息化充分融合，制造业是数据最有价值的来源之一，也是能够联动三次产业的关键一环，用好制造业的数据，将数据服务好制造业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三是高端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未来的产品应该首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具有高附加值属性，处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同时，产品制造过程要广泛普及应用绿色工艺、智能化工艺，产品本身融入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智能产品。

    四是协调协同。包括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协同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合理布局与相互补充，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

    五是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是基本完整可控的，同时在国际上能够具有话语权、是能够满足国际国内广泛需求。

六是安全底线。安全是新型工业化的最低保障，我们的目标是产业基础薄弱环节问题，以及由国外制约引起的“短板”“卡脖子”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这就是说，至少到2025年以前，我们主要领域要基本实现国研、国造、国配、国用、国际化，就是必须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化产品的产业化突破，并配套到我们的供应链中，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与应用，能够支撑中国产业走向全球、服务全球、合作全球。

新型工业化“新”在哪里

第一是新形势。从本身来说，我国制造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现在我国制造业已经从“大而不强”迈向了“大而有韧性”的阶段，制造业应对“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的能力增强了。从外部环境来说，当前世界最确定的事件就是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逐渐被削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正在走向全球产业链脱钩，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区域动荡也促使全球资源供给从稳定转向趋紧。就国内而言，今天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以投资拉动为主体，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家缺投资信心，老百姓缺乏消费意愿，“买不起、不敢买”；进出口贸易中长期复苏也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第二是新理念。过去人们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的所有努力是为赢得全球市场，以实现工业规模的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支撑了全球中低端产品的需要。而我们工业的发展，必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中国工业发展的目的不仅是抢占世界中高端产品市场，更重要的是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提供高端、绿色、智能的产品。新的发展理念强调问题导向、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要解决三大问题：科技自立自强问题，产业由国际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的问题，能源体系转型问题。最后是统筹安全与发展的问题，这并非只要安全不要发展，而是强调：安全是底线，要在安全的基础上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三是新技术。人类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特征是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将煤炭资源作为动力的原材料驱动生产制造。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的革命，将石油资源作用电力的重要原材料驱动生产制造。第三次是科技和工业革命，区别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科技成为重要的驱动力，特别是硅材料的应用，一方面光伏发电拓宽了发电资源的来源，另一方面集成电路产业得以快速发展，使得信息技术革命深入经济的方方面面。从技术和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认为第四次科技和工业革命已经悄无声息的到来，数据的革命，数字技术将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社会经济，包括在科技、生活、农业、制造、服务、人才等等都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第四是新能源。一方面是风电，水电、核电、光伏发电等使得我国的能源供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对传统石油化工的依赖。另一方面是氢储能、抽水蓄能等储能技术发展，使得能源可以储存，而且可以把多余的一些能源储存起来，进行二次能源的供给和使用。

    第五是新方法。发展新型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新的管理方法，也就是多方面要素保障以及组织、政策的协同协调，形成党委（党组）统一领导、政府负责落实、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汇聚起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抓住两个关键载体，一是先进制造业集群，另一个是中小企业。

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五个主要特征

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指：围绕某一特定行业或细分行业，具有先进制造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管理技术的企业、研究机构、高校等机构，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形成完善的供应链网络和创新网络，具备良性的企业竞合关系，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国家产业竞争力增强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网络化发展，这里的特定区域不限于固定地理空间概念。

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专注性，它一定是聚焦于某一个特定行业或细分行业。

二是完整性，集群内的企业应涵盖供应链上中下游各种类型的企业，至少拥有一个链主企业和多个龙头企业，以及一批中小企业，具备完善的创新支撑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和人才培养单位。

三是竞合性，集群里面的产业包括一些企业在横向上一定有竞争关系，但不是排他性的，是在竞争中进步，在纵向上是高度协同共生的、产业分工明确的关系。

四是集中性，在一定区域内产业高度集中，在全国或者全球占有一定比重，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五是先进性，产品应处于高端，技术水平和规模国内领先，具备较高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管理水平先进，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开展技术改造。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应该具备的十大表征

1.规模表征：要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产业产值占区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要超过30%，在国民经济规模发展中将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2、产品表征：产业链重点环节产品要达到全覆盖，将拥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谱系化产品；

3、企业表征：要拥有至少一个链主企业，具备国际标准指定能力、产品定义能力、技术引领能力和产业链控制能力，主要龙头企业应进入世界500强，拥有一批专注于细分领域、细分市场的专精特新“冠军”企业；

4、安全表征：集群内国内产品自主配套率达到80%以上，具备最齐全最完备的配套体系；

5、协同表征：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高效协同，充分分工，互相融入下一代产品研发，供应链企业间基本实现零库存；

6、品牌表征：拥有国际知名品牌，主要龙头企业应进入世界500强；

7、创新表征：OECD三方同族专利国际领先，形成专利池，研发投入不低于国际同类产业集群；

8、开放表征：集群具有较高的国际开放度，与国外企业、高校建立广泛合作，在国外主要地区拥有研发、生产基地，集群内拥有一批合资、外资企业；

9、人才表征：集群内拥有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高等院校和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职业院校；

10、促进机构表征：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定期召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论坛、技术论坛，定期组织供应链活动，具备成果转化落地能力。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梯次建设

第一层次是10000家左右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二层次是1000家左右的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三层次是100家左右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最后一个层次是力求培育20家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通过初赛和决赛方式遴选和培育了45家国家级产业集群，涵盖了新一代信息通信领域（含软件与信息服务）、新能源汽车、能源装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型显示和智能家电、石化、航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等若干重点领域，分布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个计划单列市，东部地区占比达到三分之二。

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体系化培育取得了一些典型经验

第一个，江苏省的集群培育。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关于提高自主可控能力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等多个规划文件。二是精选优选，目标清晰，明确要培育1个国际领先和5个国际先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及10个国内领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三是制定“1+N”的集群培育政策体系，发挥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作用，建立省领导挂钩联系优势产业链制度，协同省发改委、科技厅按照“一位厅级领导、一个牵头处室、一套工作方案”的运行模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集群方面出台了50多个针对性的可操作性政策意见。三是群链联动推进，实施531产业链递进培育工程，编制30条优势产业链“五图六清单”，推动“强链十条”286项重点工作，摸排中带领企业2000多家，重点产品1600多个。四是做强促进机构，建立了36家集群促进机构培育库，建立了41个集群产业链首席专家库，支持促进机构开展集群公共服务工作。通过这些扎实的工作，新型电力（智能电网）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物联网、工程机械、纳米新材料、新型碳材料等10个集群，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决赛中全部胜出。

第二个，长沙工程机械先进制造业集群。它打通了长期以来工程机械领域多链主企业供应商阻塞的难题，三一、中联、铁建、山河智能、恒天九五、星邦智能等六大主机厂联合制定了《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供应商综合评价标准（试行）》《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供应商综合评价规范》并发布，六大主机企业签订《主配协同合作意向书》，共享各自配套名单和商务采购标准。

第三个，徐州工程机械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个集群依托徐工，勇攀技术高峰，填补国内空白，多轴重载车辆智能辅助行驶等7项关键产品技术，产品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大吨位起重机，填补国家大型风电等工程的吊装空白，混凝土泵车全球领先的智能臂架技术，全液压换向技术与施维英国际顶尖的裙阀泵送技术和弧形腿技术相融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品质超越。

第四个，江西省赣州市现代家具集群。这个集群是老区走出的千亿产业，按照“缺什么就补什么、什么薄弱就强什么”的原则，先后打造了口岸、园区、检测、研发、展销、金融等系列公共服务平台。成立了江西省现代家具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打造亚洲最大的家具零部件共享备料中心，布局软体家居，打造产业数字垂直分工体系的示范园区，打造了数字车间200多个。家具集群建成了全国第8个内陆开放口岸，实现了“木材买全球、家具卖全球”。该集群成为全球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形成集加工制造、销售流通、专业配套等为一体的千亿级全产业链集群，产业集群营业收入接近4000亿， 联结带动约12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抓住三个重点任务

一是创新机制，办强做优促进机构。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成败关键在促进机构，世界级及集群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世界级促进机构，包括专职专业被认可的团队；主动作为、愿意作为；具备信息情报搜集分析能力；能够提供共性技术供给、检验检测、数字化、金融、管理咨询等公共服务（平台）；能够开展技术线路线图、产业发展路径等专业性研究；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和一定的盈利能力。

二是集群内要构建“链式解决方案”的推进模式。畅通产业链与创新链，围绕重点产品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打通集群从理论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进模式，形成新的价值链。围绕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加强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衔接。打通产品应用链，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应用难题，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以重点产品为龙头进行“产业链上中下游协同研发建设”；以产业需求和技术变革为牵引进行“产品全生命周期能力建设”。

三是不断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培育1-3家百亿级龙头企业，在全球行业排名位居前三，成为国内产业链链主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冠军”企业，提升10-20家左右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形成具有区域产业特色的品牌企业。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融通共促，联合开展新产品的研发与试点应用，以用带创。搭建企业交流平台，促进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技术人才交流、技术交流和研发设计协同，增加中小企业对龙头企业知识溢出的吸纳能力。

 （编辑  季节）

分税制改革已经30周年，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对财税改革提出新的要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从短期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解决当前财政紧平衡、土地财政何去何从、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等问题；从中长期看，财税体制改革要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重要的是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充分调动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积极性做出应有的贡献。

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是重大改革的主要突破口。“财”是表象、“政”是根本，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涉及财税制度本身，还涉及政府职能、政府规模、政府与市场边界等其他制度改革。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面临新的政治经济形势

当前，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共识和行动方向。财税体制要服务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家战略。

第一，全球经济下行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逆全球化和脱钩断链等将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十四五”期间，世界经济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转变为“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全球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加剧和贸易摩擦频发等难题，对中国的出口需求产生较大冲击；美国推动对中国“脱钩断链”、技术封锁等，对我供应链形成冲击和不稳定。

第二，国内发展阶段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速继续“下台阶”，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增速下行，财政收入高增速时代已远去。2022年我国人口增长见顶回落，意味着由人口总量增加带来的房地产增量需求退却、市场下行拐点到来；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金融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部分人口净流出地区，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和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将更加注重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照顾弱势群体，重视兼顾效率和公平，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从过分追求量的增长和房地产繁荣转向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科技强国。相应地，我国经济增长、税基结构和支出结构都将产生重大变化。

第三，经济下行对企业的冲击，迫使减税降费持续维持在较大规模，导致宏观财政汲取能力下降；减税降费的边际效应递减，如支出不能同步削减则推升债务规模。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减税降费规模达到7.6万亿元。当市场主体遭遇内外部冲击，民间呼吁减税降费，甚至出现“舆论倒逼，政策被动响应”式的减税降费。这不利于税制的稳定，也不利于宏观税负的稳定。一方面，企业面临的劳动力、能源、电力等成本上升对冲了减税降费带来的成本下降；另一方面，部分“运动式、一刀切”的政策导致企业预期和居民信心不振，企业追加投资、居民增加消费积极性不足，难以拉动相应的经济增长；此时的减税降费仅仅推升了债务。这就是非财政政策冲击导致财政政策陷入“减税降费陷阱”。

第四，人口老龄化冲击社保并产生财政压力。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及养老金支出标准提高（通胀上升以及提高养老金水平）导致社保压力较大。这种冲击在“十四五”期间将伴随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加而更加显著。

第五，人口流动对财政体制产生冲击。人口流动导致社保等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从基于静态和户籍人口，转向基于动态和以常住人口为主要依据，与之对应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提供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大量的转移支付拨付到人口流出地区，不仅导致人口流出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闲置浪费，而且导致人口流入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

第六，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占比提高，对税收征管和财力均衡形成挑战。当前的经济统计制度和财政制度更多基于工业时代的经济结构，随着数字经济占比逐步提高并将在未来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相应的财政体制要做出调整，税源、税基要做新的界定。一方面，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对传统征管方式产生挑战，部分经济活动可能游离在征管之外；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高度集中性，导致税源的分布更加不均衡，对于区域税收和经济均衡发展产生新的挑战。

第七，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趋势日益明显，增加政府潜在支出责任，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当市场主体面临的风险愈益增大并可能演化为公共风险时，政府的职能范围和支出责任随之扩大，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易划分、有演化为“无限责任”的趋势，乃至过度透支财政空间。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对财政提出更高要求：既要支持突破“卡脖子”技术领域以维护产业链安全，又要维持财政可持续性、化解债务风险。财政政策力度必须为未来的不确定性预留空间，确保财政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第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对财政的统筹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求财税体制做出进一步改革。财政影响着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影响供需两端、影响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还存在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制造政策洼地等现象，不利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财政必须在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等方面做出贡献。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与主要目标

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成效

1994年分税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一是集中了中央财力，有力地提高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建立了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缩小了区域财力差距，助力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配套的税收制度改革等理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了统一大市场，避免了区域分割；四是初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稳定了中央和地方的预期，从形形色色的包干制进入稳定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阶段。但1994年这一轮改革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问题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不清，导致政府兜底责任不断扩张，容易产生有限财力与无限支出责任间的矛盾，即财政困难；不利于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

二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支出占比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中央决策、地方执行”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攀升。2016年以来，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在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领域做了进一步的划分，但是共同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专项转移支付仍保持较大规模，部分领域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国防安全、大江大河治理、收入分配等领域还部分地存在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的情况。部分省份（如北京地域范围内）政务服务、国际交往等中央与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还不够清晰合理。

三是财力不够协调，地方税体系尚未建立，地方政府积极性有待进一步发挥，有必要建立更具激励相容的制度体系。

四是转移支付不规范，尤其是共同事权转移支付规模较大。当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转移支付规模过大，容易产生效率损失以及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甚至是逆向激励。但是不加大对基层转移支付，又不利于地方“三保”，必须通过改革走出非良性循环。

五是省以下财政体制差异性极大且不规范，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2022年6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省以下财权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推进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省以下财政体制，但如何实现统一规范与因地制宜，仍是下一阶段的重大课题；部分省份越到基层，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越难。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财政可持续

（1）短期要化解当前面临的宏观税负持续下行、财政紧平衡、地方债务风险上升和土地财政向何处去的问题；（2）中期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避免陷入财政危机；（3）长期要站在国家治理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围绕促进共同富裕、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统一大市场、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战略任务，构建新的财政和税收制度。这就需要立足经济数字化服务业化、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人口流动都市圈化或城市群化、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等内外部约束，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通过重塑激励约束制度，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实现财政更可持续。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多方协同联动

总体上看，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是政府职能，是政府的规模，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是探索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近年来财政形势的核心症结在于有限财力与无限支出责任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晰，具体体现为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包括房地产风险财政化）、金融风险财政化、社会风险财政化、超前承诺财政化等。从长远看，深化改革必须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和社保制度改革。但是改革要触动利益格局，财政改革“财”好解决，“政”则需要政治勇气和魄力，也需要讲艺术，妥善安置改革对象以赢得改革支持、减少阻力和阵痛。因此，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单兵突进，要讲究协同联动，需要其他改革的配合，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来说：

（一）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厘清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解决好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第一，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1）深化行政事业单位改革，强化绩效管理。如果政府长期大包大揽，大政府必然收支庞大。只有简政放权，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大量事业单位要么回归非营利机构，要么走向市场自负盈亏。（2）对人口流出地区的区县实施合并，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同时配合市场化改革，放开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就业的吸纳能力等。

第二，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逐步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减轻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逐步做实公共安全、食品药品监管、养老保险等事权的垂直管理和部门实体化。（1） 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构建统一大市场等目标的提出，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都至关重要，而这些外部性较强的领域，应该由更高层级政府履行相应事权和支出责任。（2）真正实现中央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就有必要实行垂直管理，把部门责任做实，否则仍要下移或者委托给地方政府来执行，增加地方政府负担。

第三，继续规范转移支付，兼顾分配的效率和公平，既要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又要兼顾区域均衡发展，在转移支付中需要嵌入激励因子和公平因子。

第四，建立匹配多元目标治理体系下的政绩考核激励约束制度和财政评估制度，避免中央对地方多元目标考核导致地方支出责任持续扩张。

第五，建立政策出台前评估和实施效果的问责机制，避免各领域风险蔓延至财政，避免风险财政化透支财政空间。政策出台前后要同时考虑对财政收支的影响。

（二）尽快稳定宏观税负，更加务实地构建以共享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

第一，尽快稳定宏观税负，减税降费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效果；选择对普通居民影响不大、但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税种进行结构性加税。有必要重新反思和评估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效果，要从是否有利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否有利于科技创新，是否有利于市场的活跃和经济社会稳定来落实减税降费。

第二，更加务实地构建基于共享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而非地方税种体系。我国18个税种对应5级政府，难以实现彻底的分税制。“营改增”后，由于调整了增值税收入分配比例，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总体平稳（约54%左右）。由于失去了营业税这个主体税种，地方收入的主要构成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共享税，这对于构建地方税种体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有必要更加务实地构建地方税收体系，即以共享税为主，能够实现中央和地方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第三，推动个人所得税改革，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转为综合征收，减轻工薪阶层负担的同时强化征管，确保个税规模做大并发挥应有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其中，非劳动所得（财产转让、偶然所得等）逐步纳入综合所得；免征额不能再大幅提高，必须确保一定规模的纳税人群，否则纳税人群大幅减少的结果必然是直接税体系和纳税人意识难以真正建立；强化对直播等新经济活动和娱乐明星等畸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力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税收遵从度。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是未来方向。

第四，改革消费税，征税范围从烟、酒、汽车为主扩展到高污染高耗能、高端服务业，比如高端会所和酒店，征税环节从生产环节后移至消费环节，并逐步下划给地方，充实地方税。

第五，提高资源税、环境税税率，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导向。

第六，推动社会保险费改税，强化征管的同时降低费（税）率。

第七，稳妥探索研究数字资产税、数字服务税、碳税等新的税种。

（三）稳定宏观税负的同时加强预算管理，统筹财政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预算公开的范围；优化债务结构，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第一，政府凭借政治权力的税收收入和作为产权所有人的收入都应当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目前政府产权收入仅仅包括土地以及部分资源产生的收入，要进一步扩大到其他资源，减少国有资源成为个别地方专享资源的情况。

第二，在收入增速下行与支出刚性不减的环境下，预算管理要加强统筹财政资源。目前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调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规模逐步上升，有必要进一步统筹“四本预算”，将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可统筹使用的部分纳入一般公共预算。

第三，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避免社保长期过度依赖一般公共预算补贴。关键在于提高国有资产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资产质量、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商业保险）的重要作用，实现多层次积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第四，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政府收支体现国家战略和政策方向，要加强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确保国家重大战略落地。优化支出结构，从发展财政转向民生财政，更多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转向教育、医疗、养老以及新型基建，增加对“人”的投资与消费。近年来，我国用于社保就业、医疗的财政支出占比有所增加，用于交通运输、农林水等基建类支出占比有所下降。2022年社保就业、教育、医疗三者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1%、15.1%和8.7%，合计占比为37.9%，较2013年提高6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

（编辑  杨利红）

图1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民生社保、医疗等相关支出占比提高

资料来源：财政部预算司、粤开证券研究院

第五，进一步扩大预算公开的范围，提高公开的时效性和规范统一性，以促进纳税人更好地监督政府。当前省级政府预算公开有较大进步，但地市和区县级预算公开还存在公开不及时、公开范围不够、公开内容不规范统一等问题。

第六，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化解存量，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第七，优化债务区域结构，适度放宽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人口流入地区的举债额度。强化绩效管理，负债与资产匹配、成本与收益匹配，在有优质现金流的资产项目上加杠杆，稳定杠杆率。

第八，优化债务结构，实事求是面对风险。提高国债和一般债比重，降低地方债和专项债比重，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提高国债比重，不仅可以拉长债务周期、降低债务付息成本，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而且能够完善国债市场。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比重，降低地方政府专项债比重，可以避免缺乏项目收益的项目被包装为有现金流的项目，让潜在的风险显性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支持外部性较强、受益范围较大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由此，实现资金的投向与资金性质匹配，实现目的与手段的匹配，即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收支差由地方一般债支持，有专项收益的项目通过地方专项债支持，缺乏收益但属于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项目通过长期建设国债弥补。

改革是一个艰难的历程，需要有坚强领导和坚定意志，需要各方凝聚共识和共同努力，需要时机配合与内外协同。但是改革所释放的红利将影响深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部门间协作和上下协同努力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再次创造新的奇迹。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在当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稳固拓展经贸关系，符合中欧双方长远利益。近年来，受中美大国博弈、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加之部分国家对“贸易平衡”的过度追逐，欧盟与中国的误解、分歧有所加深。为稳固拓展中欧经贸关系，应积极利用现有机制与渠道、对不同成员国采取有所区别的经贸政策、通过多领域交流寻求最大共识，寻求中欧经贸关系回暖并拓展。

我在德国大学近四年，目睹了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等导致中欧经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作为欧盟重量级国家的德国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的态度变化。中欧经贸关系一直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稳固拓展中欧经贸关系，并在政治、文化乃至认知层面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从“伙伴”到“竞争对手”：欧盟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看法

在德国的五个年头，亲身感受到欧盟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从“伙伴关系”到“竞争关系”的转变，政策上从“积极推动”到“消极设限”的转变。

2019年刚到德国时，中欧关系尽管因中美贸易战影响而有所下滑，但主流的声音仍然是积极的。当时，欧盟对华经贸关系的定位，刚刚由此前的“战略伙伴”关系，转为“合作与谈判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但仍以“伙伴”为主看待中国。当时德国媒体及大学老师们关注两件事：一是当年4月份中欧领导人会晤，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尽管欧盟方面设法放进了一些类似“不得强制进行技术转让”“就钢铁产能问题保持沟通”等条款，但总体上仍然强调发展积极的双边经贸关系，特别是提出尽快结束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20年年底，按联合声明要求，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另一件事，2019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第十二次访问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中，默克尔重申了德国及欧盟对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积极态度；承认中国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以负责任态度为全球做出了巨大贡献，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同样有发展的权利，不应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总体上欧盟仍然把中国视为经贸方面的伙伴。

但从2021年始，中欧经贸关系急转直下。欧盟从视中国为“伙伴”为主，更多转向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标志性事件，首先仍然是涉中欧双边投资协定。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议案。这一协议的达成历经了七年的谈判，而距离双方达成共识才刚过去不到半年。2021年，三分之二的欧盟成员国设置了对中国的投资审查机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一起退出中国与东欧各国的“17+1”合作机制，并指斥中国反制欧盟成员国支持台湾“独立”的行为是“经济胁迫”，开启了欧盟针对中国所谓“反经济胁迫”方面的立法。从德国情况看，默克尔刚离任，新联邦政府就改变了腔调，提出中德双边经贸关系中，德国对中国过于“依赖”的所谓风险问题。经济部长哈贝克上任伊始就表示，要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半导体产品的依赖，同时还提出对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应加大审查力度，甚至提出当时已基本达成协议的“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集装箱码头股份”“不可行”。随即德国经济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国家安全”为由，在加强对双边投资政策审查的同时，准备通过“回岸外包”“近岸外包”的方式，减少对中国所谓的“经济依赖”。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欧经贸关系热度再度下滑。欧盟决策者中对中国持敌意态度的比例大升。大面上看，2022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为121亿美元，大幅增长70%；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111亿美元，增长21%，并且中国已连续第七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但这主要是延续了中欧经贸往来过去的基础。实质上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欧盟各成员国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经贸往来的限制性政策，并逐渐形成共识。尤其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华的态度主导了欧盟各国对华态度的转变。

在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冯德莱恩首次系统阐述其所谓对中国“去风险”的总体构想；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欧洲经济安全四大风险，即供应链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技术外流，以及经济依赖武器化和“经济胁迫”；并就“去风险”提出11项具体措施。尽管未明确四大风险源，但实质是指向了中国。为使11项具体措施落地，欧盟委员会在一些具体领域出台了针对中国的立法，这其中包括投资审查、反胁迫工具法案、国际采购工具法案（IPI）、全球门户倡议、《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以及《欧盟芯片法案》等产业政策举措，开启了在经贸领域尤其是产业链、供应链及创新链与中国实质性“脱嵌”历程。

在这种大背景下，2023年前三季度，中欧贸易额为5561亿欧元，同比下降13.4%，其中欧盟自华进口降幅更是达到17.5%。德国在处理对中国经贸关系的态度及政策上，很难“独善其身”。2023年7月，德国政府通过的首份国家战略文件中，针对中国“去风险”和“减少依赖”是核心内容。文件特别强调：“近年来中国对欧洲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德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越来越高。单方面依赖关键的初级产品、尖端技术和个别市场会限制贸易选择。德国希望在继续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华依赖，以降低风险。”这也表明，欧盟内部基本达成对华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并且总体基调更加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价值观”还是“基于利益”：欧盟对华经贸关系变化的原因

欧盟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看法的负面化甚至“对手”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从欧洲包括德国政府表态层面看，主要有两种：

一是所谓“基于价值观”。中国是迅速发展中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都迥异于欧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提出“四个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并且认为中国的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极大冲击了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及其盟友。于是，美国率先虚构出“价值观对立”这样的叙事：即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所谓“威权政权”对“民主政体”的威胁，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利用了“民主政体”市场与技术开放的优势，但却威胁到“民主政体”的发展，同时可能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一个“坏”的样板。这背后的实质，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冲突。

自2017年华盛顿明确将北京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的对中国的战略也变得更具对抗性。中美之间围绕经济、科技和军事的竞争博弈态势复杂，特别是美国对华实施“脱钩断链”政策，拉拢很多欧洲国家构筑起“小院高墙”，试图从政治、军事、经济多领域强化美欧捆绑、疏远中欧关系。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尽管想推行“战略自主”，但仍然视美国为最重要伙伴，尤其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领域。2019年，欧盟对华重新进行“三分法”定位时，在把中国定位为“目标一致时的合作伙伴”“在技术领导力方面的经济竞争者”的同时，还把中国定位为所谓“推广其他治理模式选项的制度性对手”，以此显示与美国“基于价值观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2021年美国主导成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更是打着“共同民主价值观”的旗号，利用技术标准合作、供应链安全等审查机制，拉着欧盟加强对中国半导体、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封锁。在随后相继成立的国际量子产业协会联盟、互联网未来宣言联盟等组织不仅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且刻意打上针对中国的政治色彩。

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紧张局势给欧盟带来压力，使得后者被卷入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并被迫站队美国。而俄乌冲突中欧洲部分国家对中国立场的误解，更影响欧盟对华态度，尤其是中欧和东欧。诸多政治因素左右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偏移，乃至欧盟各成员国对华态度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对中欧经贸合作构成了现实挑战。

二是“基于现实利益”。近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在欧洲产生了另外一种叙事：即压迫了欧洲的发展空间。欧盟各国中相当部分政商界人士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中欧经贸合作过程中的“不平衡”，已经损害到欧盟本身的经济利益。

首先，欧盟各国越来越在意中欧经贸中欧盟国家逆差问题。自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中欧之间贸易逆差迅速扩大，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两年内翻了一番，2022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4000亿欧元，仅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就达840亿欧元，较2021年翻倍有余。欧盟对此表示担心，表示不会继续“容忍”这种贸易失衡，并将主要原因归咎于双方市场准入的不对等性以及所谓的“公平竞争”问题，要求“在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实现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对华“贸易平衡”问题，并且态度愈发强硬。

其次，欧盟各国越来越害怕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会“碾压”其传统优势产业。2010年以来，中国对欧盟贸易升级，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橡胶和有机化学品等形成对欧盟顺差。但在汽车及其零部件、高端医疗设备、光学仪器等制造业以及知识产权等服务贸易领域，欧盟形成对中国的巨大优势。但近十年来，在制造业发展上，中国稳步进行转型升级，正一步步赶上欧盟。2021年以来，中国新能源车迅猛发展并很快向欧美市场覆盖，2023年年底，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大国。这也是欧盟坚持要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原因之一。不仅是汽车，还包括高端仪器设备、芯片以及相关高技术领域，近几年中国正一步步进行“进口替代”，这也被欧盟视为压缩了其对华出口市场空间。不久前，欧委会公布了将予以风险评估的关键技术清单，即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四个技术领域，亦是针对中国。

这方面，德国的反应尤其严重。中国曾经是德国汽车及零配件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目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德国正被中国超越。不仅如此，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德国先于中国启动转型升级，陆续推出《工业3.0战略》、《工业4.0战略》和《国家工业战略2030》，但十多年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经获得成果，而德国作为中国曾经的“老师”，却仍然处于艰难的转型过程之中，这也极大地刺激了德国财经界及某些政客的“玻璃心”。

最后，欧盟对华经贸态度的变化，还有一个无法放到桌面上的原因：即欧盟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欧盟经济深受影响且越来越增长乏力。2023年欧盟和欧元区GDP增长率约为0.6%，而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物价飞涨，经济萎缩。据预测，2023年德国经济将萎缩0.3%-0.5%，这也与中国年经济增长再度形成较大反差。在美国的怂恿下，在日趋复杂的国际格局中，欧盟对中国经贸关系的定位，由“伙伴”走向“竞争者”。

守住基本盘与拓展新空间：暖化未来中欧经贸关系

尽管欧盟对待中欧经贸关系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但毕竟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已出现相互缠抱与嵌入之势。从根本利益上看，双方都有动力、有条件、更有责任持续发展好经贸关系。先求稳固，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最大限度求同存异，守住来之不易的贸易投资合作成果；再求拓展，寻求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的机会，建立更加多样性的贸易网络，推动形成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

第一，运用好中欧双方已经建立起的联系机制与渠道。一是维护好高层对话机制。始于2008年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作为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沟通机制，是双方在经贸领域树立共同愿景、调和利益矛盾关系的最重要机制。即使是在中欧经贸关系出现种种问题的2023年，双方领导人对于引领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促进世界稳定、繁荣还是表现出了一致的愿景。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中国要做欧盟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可信伙伴。欧盟不少国家亦予以了很好的回应。二是巩固好“一带一路”倡议基本面。自中国在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与欧洲27个国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议定书、协议等不同形式的合作文件，绝大多数都是欧盟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继续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要继续努力维护好基本面，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用。三是努力重启中欧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以“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为特征，约定进一步扩大双方市场准入，并超越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开放标准，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具有重大意义。一旦顺利实施，协定将为双边贸易提供更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和更稳定的投融资保障，从而加速商品、服务、技术和人才资源的双向流动，深化两大经济体之间经贸关系。投资协定的有关谈判2014年启动，经历了7年、35轮磋商，成果来之不易，应当珍惜。虽然目前被欧洲议会暂时“冻结”，但要努力重启这个协定。尤其是要借助未来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将恢复此协定作为关键议题之一。

第二，以多领域合作带动经贸关系回暖。尽管中欧经贸关系转冷，但与中美结构性矛盾不同的是，中欧之间双方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很多，可以通过在这些国际事务上合作，求取最大公约数，并逐步推动经贸关系整体回暖。在2023年中欧高层对话中，双方对标了今后深化合作的领域，诸如环保、现代农业、农食、生物医药、民用核能、人工智能、通信、物流和跨境电商等。这些领域可以放在双方目前发展关系的优先位置。一是可围绕全球气候变化与欧盟加强磋商与合作。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上，可借鉴欧盟先进理念及相关技术。目前，中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德合作的指导理念之一，加强与德国开展绿色科技、产业合作，可继续完善合作机制形成经验，向欧盟其他成员国推广。二是加强在绿色能源和数字化领域的中欧规划对接与标准联通。当前，欧盟把推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作为发展重点，推动《欧洲气候法》立法、推出《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数据战略》，旨在提升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给中欧开辟相关领域合作提供了有利指引。中国可利用在太阳能板、风电设备和锂电池等领域优势，加强规划指引，促进电动汽车、绿色能源合作；通过开展数字领域联合研发、建立数字化示范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数字领域的合作双赢。三是在全球南方减贫领域加强相互支持，促进双方在第三方国家的能源开发、绿色发展等项目上合作。例如，对非洲的合作是中法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可以与法国一起加大对非洲的资源投入，围绕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重点领域实施联合项目，促进中法两国的直接经贸合作。四是在知识产权加强协商。2021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协定的双方首次大规模互认550个地理标志，意味着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拥有地理标志的产品将在双方市场中受到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提升产品知名度、建立市场信任和开拓市场需求，为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后续还应该在欧盟更为敏感的高科技领域，在承诺相互保护创新性专利等方面继续加强磋商与合作。五是在倡导多边主义上进行合作。中国正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积极发展区域多边经贸关系。近年欧盟持续倡导多边主义，支持开放和接触的贸易政策，其与中国在世界经济愿景上的共识明显大于分歧。一方面应拓展中欧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在自贸区覆盖范围重叠背景下，中欧对第三方市场的投资和商品贸易也能一定程度上拉紧中欧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应积极与欧盟共同维护多边规则和自由贸易，可以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平台，分享可持续发展路径、交流政策实践经验，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数字治理等领域深化合作。

第三，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办法。欧盟内部不同国家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2023年7月，欧洲智库中国研究网络（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ETNC）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主张欧盟内部各国必须加强对中国事务的协调力度。报告中使用了一个示意图，显示了目前欧洲各国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不同考量（图1）。即使是在当前背景下，仍然有法国、希腊、比利时、匈牙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非常注重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而德国、冰岛、挪威、瑞典、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并没有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意向，只是由于意识形态及政治上考虑占了较大比重，致使双方经贸关系发展遇到一些障碍；而真正既强调意识形态、又强调所谓“去风险”的都是类似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等国。

因此，面对欧盟各国的关切不同以及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中国外交也应采取不同的办法。要继续巩固图1中“第三象限”国家作为发展中欧经贸的“基本盘”，通过进一步的互利共赢，让这些国家从中欧经贸关系产生的收益分配中，获得更大份额。继续耐心对待那些因在“政治和经贸之间”拉扯而摇摆的国家，在共识的基础上，加强多元历史文化交流，通过多让对方到中国实在观察，来逐渐获得对方的理解与支持；继续秉承互利共赢原则，特别是在对方对我有所依赖领域，建立起彼此信赖关系。对待“第一象限”中右上角借口意识形态挑事挑衅、同时又以急于与我经贸脱钩来标榜立场的少数国家，坚决有理有据进行反制，以斗争求其合作，通过揭穿其“经贸政治化武器化”的企图，来避免其他国家对我在搞所谓“经济胁迫”的误解。

第四，以稳定与法德等大国经贸关系为重点突破方向。法国德国等在欧盟扮演领导者地位，过去亦在与中国经贸关系方面基础深厚。稳定与法国及德国的经贸关系，是下一步暖化及拓展与欧盟经贸关系的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法国因与中国传统友好历史、相对独立外交以及经济互补性较强，即使在中欧经贸关系整体趋冷背景下，中法经贸关系受影响相对较小。但德国新政府意识形态色彩强烈，受美国政策影响较大，如何使德国与中国经贸关系尽快回归正常，则需要付出更多耐心与努力。

在当前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德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是战略性的。德国是欧盟创始六国之一，也是欧盟内部最大经济体、欧盟最重要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稳定并暖化中德经贸关系，并借此进一步发展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极为重要。

实际上，暖化并发展中德经贸关系基础非常好。从现状看，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特别是在汽车与制造业领域，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是德国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最重要出口国；2021年以来，尽管中欧经贸关系趋冷，但不少德国车企仍然陆续加大在华研发投入力度和加强新能源布局。而近年来，中国车企也加大了在德国投资，特别是动力电池行业，宁德时代及蜂巢能源都相继宣布在德国建设多家海外工厂，看重的是德国完善的汽车工业体系、大量高技术工人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中德高层仍然非常重视与对方关系。2022年底，德国总理朔尔茨成为疫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首脑，中国新任总理李强首次外访的国家也是德国。

从欧盟及德国内部看，目前中德经贸关系最大的障碍是地缘政治的考量，背景是中美大国博弈及俄乌冲突。需要发挥好双方已建立起的合作机制与渠道作用，寻求双方在各领域最大共识，更要注重回应好德国对中德关系中若干领域的敏感与关切。近年来，中德陆续签订文化交流协定、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与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开展了类似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中德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以及中德环境论坛等交流平台。2023年，中德政府通过磋商，取得了建立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继续举办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以及环境论坛、卫生对话等可喜成果；德方也发出了无意脱钩、加强合作的信号，在欧盟内部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反响。面对政治化、泛安全化造成的中欧经贸关系趋冷，需要继续暖化并拓展中德高层级多领域宽维度沟通，带动中欧关系回归并稳定在务实合作的轨道上。

（编辑  杨利红）

近年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采用或收紧了现有的投资审查机制，投资审查使政府能够限制外资的收购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综合指数，以展示并比较各国审查机制的主要特点。这个指数说明了一国的宏观经济特征和地缘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其投资审查的限制程度。同时该指数也表明，审查机制可以与自由的投资体制共存。

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导致各国对投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激增。全球经济不稳定、国际贸易摩擦、政治环境动荡和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金融监管，导致一些国家采取贸易和资本流动等限制措施，以保护本国经济。目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进口限制和出口管制正在增加，经济碎片化的风险日益加重。

在此背景下，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采用或加强了现有的投资审查机制(ISMs)，授权国家有关部门审查、限制或禁止可能威胁到本国利益的交易，包括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两方面。

图1显示，2010年后，一些历来对投资持开放态度的发达经济体，对外国交易进行了更严格的审查。在国别审查增加的基础上，欧盟于2019年通过了一个框架协议，确保欧盟能在审查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进行整体协调与合作。

目前，国家安全的概念已从国防工业扩展到以前那些不被视为战略性的资产领域。现在大多数FDI审查的范围包括与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物理的和虚拟的，包括数据处理和存储以及金融基础设施）、通信网络或先进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等）有关的交易。

尽管大多数国家的投资审查机制没有明确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但有研究认为，这些机制应对的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Eichenauer et al., 2021）。来自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威胁也是中欧和东欧国家审查机制兴起的部分原因（Bauerle Danzman和Meunier, 2023）。2019年的新冠疫情使得各国政府采取措施，防范国内战略资产被出售（Evenett, 2021）。

欧盟的投资审查机制与其它经济体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欧盟的投资审查并不是最严格的系统性制度。

当我们重点分析投资审查机制在效果方面是否可以取得平衡，既能够保持开放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同时加强对潜在敌意收购的审查。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反映了发达经济体投资审查制度的主要特点。

·其次，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审查制度其限制性的综合指数，这个指数可以进行跨国比较。

为了识别具有潜在威胁的交易，我们综合了几个标准和参数，便于比较不同机制及其应用范围。该综合指数涵盖五个方面：

·与投资者相关的参数（例如受审查投资者的来源地，被额外审查的受外国政府控制的投资者），投资审查机制的地域范围（例如国家立法的域外范围）；

·绿地投资的行业范围；

·需要审查的事务和触发审查的阈值；

·审查过程；

·对违规行为的强制执行和制裁。

投资审查机制限制指数的取值范围从0（限制相对少）到1（限制相对多)不等。

我们有两个主要发现：

·首先，限制投资最严格的是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一直在筛选投资。因此，欧盟的投资审查并不是最严格的系统性制度（图2）。

·其次，该指数有助于追踪欧盟内部立法趋同的速度。 

虽然欧盟法规旨在促进各国审查制度趋同，但该指数显示，目前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图3）。葡萄牙、奥地利和荷兰的投资限制很少。最近法国和德国修订了审查机制，审查更为严格。法德在21世纪初建立了审查制度，而且是欧盟投资审查框架的最早支持者。

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是投资审查限制程度的决定因素

研究国家特征和地缘政治因素如何塑造国家投资审查机制的限制程度。我们着重研究了可能导致严格审查制度的三个因素。

·第一，研究检验了投资审查的限制程度，是否与对中国投资者的敞口和商业联系相关。总体而言，高度依赖中国投资的发达经济体往往限制更多。

·第二，研究关注自然资源和专业技术的投资领域。对关键技术行业研发占比较高的经济体而言，外国收购如涉及技术转让时会更受关注。资源丰富的国家更有可能审查外国对采矿业的收购。研究表明，国家投资审查机制的限制程度与人均专利数量相关。

·第三，地缘政治是投资审查的另一个驱动因素。地缘政治上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往往有更严格的投资审查机制，而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持负面情绪的国家常有更严格的审查。

限制性投资审查机制可以与自由投资环境共存

投资审查可以与自由的投资制度共存。事实上，正如外国投资流入现实情况所反映的那样，投资审查的限制程度与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之间没有系统的关联度。

投资审查限制性指数有效补充了现有的FDI限制性指数，后者侧重说明控制外来投资的其他机制。图4显示了ISM限制指数与经合组织FDI限制指数（RRI）之间的低相关性，尽管仍然是正相关关系，但后者不包括基于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理由的审查。

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正在收紧外国投资审查机制，但这些国家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虽然有大量交易需要审查，但最终被阻止的交易数量有限，投资审查机制在保持开放和保护国家利益之间取得了平衡。然而，被阻止的交易数量有限，也可能是因为投资审查发挥了威慑作用。

评估投资审查收紧是否影响了资本流动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事实上，外国投资审查机制是可能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众多因素之一。文献表明，FDI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健全的宏观经济条件（投资回报、市场准入等），以及制度因素（好的治理、低主权风险和稳定的法律体系）。在这方面，透明的投资审查可能会改善人们对政府法规透明度的看法。

（编辑  杨利红）

日本历来重视通过对外文化政策和国际文化交流在国际上建构国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战略非“酷日本”战略莫属。该战略从21世纪初开始实行，是日本挖掘软实力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安倍经济学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酷日本”战略的出台背景和经验

二战后，随着日本国际地位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文化输出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在国家建构方面起了不同的作用。“酷日本”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学界“软实力”概念的启发和日本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2011年，日本制定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明确提出“酷日本”战略，并将其列为应对全球化时代新挑战的四个知识产权战略之一。2012年安倍晋三开始长期执政之后，“酷日本”战略得到深化并形成体系。

日本官方文件中对“酷日本”的定义是“外国人觉得‘酷’的日本固有魅力，包括动画片、漫画、游戏、服饰、食品、传统文化、设计、机器人以及环境技术等”，实际上该战略的重心是流行文化。“酷日本”战略主要从“酷日本”信息的传播、海外商品和服务的销售、赴日旅游等方面实施。

第一，建立各中央省厅分工合作的机制。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是推行知识产权战略、协调各省厅“酷日本”相关政策的专门机构，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本部长。该机构自2003年成立以来，每年召开以调查和讨论振兴文化内容产业为宗旨的会议，推出年度《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经济产业省致力于文化内容产业的海外市场拓展和内容产业就业岗位的创造。海外市场拓展主要通过两个机构来进行。一是通过民间机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CODA）保护海外知识产权并打击盗版。二是通过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促进文化内容产业的出口。外务省的“酷日本”政策可以归结为基于软实力理论的流行文化外交，主要通过驻外公馆和国际交流基金来展开。文化厅、国税厅、农林水产省、观光厅等也都积极参与到“酷日本”战略的推行当中来。文化厅的着力点在于文化艺术的振兴和海外传播。国税厅则致力于对外推广日本酒，农林水产省则致力于日本食品、饮食文化的普及，观光厅则大力推介日本旅游资源，吸引外国游客来日本旅游。日本政府各省厅各自发挥优势，又互相配合，不断诠释和定义着“酷日本”。

第二，从法律层面对知识产权进行保障。“酷日本”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法律的保障。日本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根据发展需求及时修订法律，严厉打击盗版，维护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文化创意产业较早的法律是1970年5月出台的《著作权法》，以保护和规范含有著作权的文化产品。《著作权法》的修改次数已经近50次，其修改的频率可以说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见。修改的重点是不断规范数字技术作品的使用，加强互联网文化产品的著作权保护。2017年，《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被修订为《文化艺术基本法》，把旅游、街区构建、国际交流、福利、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政策都纳入该法律的管辖范围，使文化艺术产生的各种价值活用到文化艺术的继承、发展及创造中。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日本国内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为“酷日本”的海外拓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从决策、资金和人员层面构筑官民合作机制。一是在决策层面，“酷日本”有关的咨询会议都少不了行业代表的身影。“酷日本推进会议”由“酷日本”战略担当大臣担任议长、内阁副大臣任副议长，主要成员囊括中央各省厅的副大臣。除官员之外，学者、企业家、外国企业代表都以“有识之士”的身份参与到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二是在资金层面，官方联合民间成立了“酷日本机构”来进行“酷日本”相关的投资。该机构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于2013年成立，旨在建立和强化在海外销售和推广日本文化产品的据点。三是在人员层面，日本文化厅自2003年开始向世界各国派遣“文化交流使”，将日本的艺术家、文化人士派遣到海外居住一段时间，进行与日本文化相关的演讲和授课活动。自2016年开始，日本政府任命在国外具有传播力的日本人或者喜欢日本的外国人为“酷日本大使”，请其在社交媒体协助日本政府进行信息传播和反馈。这样，从决策、资金和实施等各个层面进行官民合作、发掘文化软实力资源的机制被构筑起来。

“酷日本”战略的实施效果

 “酷日本”战略在文化输出和构建国家认同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日本国内来说，长期面临经济低增长、自然灾害频发、老龄化日益严重等诸多问题，政府无法再像经济增长期那样依赖经济增长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是通过文化振兴来凸显日本社会的活力和潜力，提振国民士气，打造“想象的共同体”。同时，日本政府运用各种文化符号提炼日本文化独特性，有利于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建构良好国家形象，配合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性外交，为落实“印太构想”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保驾护航。

从经济层面看，“酷日本”战略促进了日本广播电视节目、农林水产品、时尚产品等领域的出口，推动了日本的入境旅游。根据日本总务省的《令和4年信息通信白皮书》，日本广播电视节目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2015年已达288.5亿日元，提前3年完成了日本政府提出的“2018年增加至200亿日元”的目标。于是，日本政府又设定了“2020年增加至500亿日元”的新目标，2018年末达到519.4亿日元，提前2年完成目标，之后销售额持续增加。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日本农林水产品和食品的出口额逆势上扬，已连续9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2022年达13381亿日元。海外日本料理餐厅数从2006年的2.4万家增加到2021年的15.9万家。时尚（服装及附属品）的出口额稳步增长，从2012年的335亿日元增加到2022年的891亿日元。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在疫情前持续增长，2019年已达3188万人。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旅游、观光发展指数排行榜”中，日本在117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尽管“酷日本”战略被奉为文化输出战略的典范，但因“官方主导”的性质遭到不少日本国民的质疑和反对。日本民众在内心深处对于日本政府官方主导的战略抱有强烈的抵触和警惕心理。日本流行文化业界对于国家主导的“酷日本”战略也并不是完全配合的态度。不少从业者批评该战略对产业的拉动效果有限，仅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宣传而已。最常遭人诟病的是经济产业省管辖的“酷日本”机构所产生的巨额赤字。截至2022年3月份，国家已出资1066亿日元，24家民间企业出资107亿日元。自身经营不善加上疫情影响，所投项目多以失败告终，累计赤字已扩大至309亿日元。

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酷日本”战略对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在文化“走出去”方面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促进了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在打造全方位文化交流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方面，可从以下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应建立政府和民间相互支持的文化输出长效机制。日本的各类政策文件中都强调了“官民协同体系”。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一项整体性工程，建议：第一，应由政府发挥统领作用，加强各中央部委以及各省区市文化机构的协调，打破部门界限，既各自分工又互相配合。第二，除政府外，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作为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企业和民间机构的文化传播更多靠市场机制来实现，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具体的文化交流活动，可让更多民间企业或社会团体担任牵头单位或活动主体，加强民间色彩。通过平民化性格和活泼的方式传播文化产品，让消费者感到是他们是自主选择并欣赏这些文化产品；这样也易于让外国受众接受，避免形成逆反心理。

另一方面，需要在国际传播中发现国内外中国文化作品的欣赏者，逐步培养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和“转码者”。国际社会渴望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对当今中国的资讯和文化有着迫切需求。中国近年来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在全球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应培养一批优秀的文化国际传播人才，能够以注重思辨性的方式从理论上提炼中国文化的特点，形成逻辑严密的对外话语体系，获取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应努力用客观的报道、自然亲切平易的文体和表达方式获取外国学者的认可和欣赏，从而成为中国文化代言人，减少“转码”过程中易产生的误读、误解，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的良好形象和可贵品格。

（编辑  杨利红）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45年前，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把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为45年来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2023年7月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时表示，两国关系处在新的关键节点，并提出了中日关系守正创新的本质要求。

面对中日两国关系下一个45年，我们该如何做到真正的守正创新？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和平主义，维护经贸关系基本盘，这是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精神根基。

重温和平主义的初心使命对当前中日关系弥足珍贵

45年前，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克服重重困难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从此和平主义成为条约的精神本质。时至今日，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和加速演变的百年变局，重温和平主义的初心使命，对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之路显得弥足珍贵。近两年来，日本国内有一小撮人忘记了和平主义的初心，出现了一些违背条约基本精神的不良动向，处心积虑地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臆造“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狂妄论调。

日本政府激进的安全政策调整，既遭受国际社会和舆论的质疑，又违背了日本国内大多数民意。日本共同社2023年6月份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80%的民众反对日本政府使用增税的方式强化防卫力量，73%的民众反对将振兴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财政资金挪用为防卫费。

坚持和平主义是维护中日经贸关系基本盘的政治保障

坚持和平主义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压舱石”。相比于中日经贸基本盘这一中日关系的经济“压舱石”，和平主义的政治“压舱石”的作用显得更为关键，就像阳光之于大地，空气之于人类，平常觉察不到但却维系着所有系统的基本运转。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日两国跳出“安全困境”和避免掉入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保障。

当一小部分日本政客热衷于通过加强军备的手段增强日本国力时，战后多年在日本社会中固化形成的和平主义理念，正在悄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牵制作用。去年3月初，日本共产党党首志位和夫向岸田政府递交改善对华关系建议书，希望日本政府多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处理对华关系，而避免聚焦于安全手段，在野党的反应给日本政府敲响了警钟。

笔者于近期赴日本国内调研时发现，从执政党政治家到在野党议员，从大学和智库学者到媒体从业人员，从前首相到地缘风险分析师，从企业经营者到普通工薪阶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都会作更为理性、客观、冷静的思考。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处理和改善对华关系对日本外交来说是当务之急，自民党内部希望政府加强对华关系的比例达到60%以上；日本企业也依然看好对华投资前景，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受访的日本企业认为，在未来数年，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中国仍是其开拓海外事业的关键对象，中国依然排在印度之后，成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对象国。如若日本过度减少对华依赖，将严重损害日本企业利益，乃至危及日本经济复苏。中国是日本半导体企业的最大目标市场，2022年日本对华半导体出口贸易额高达2.6万亿日元，贸易占比为14%。未来，转移出口至东南亚的产品需求一定与中国的市场需求有天壤之别，缺少利润支撑的日本企业将无法维系其基本生存。

第二，了解基本的国际关系历史和能够理性思考的日本人均认为，台海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有媒体从业人员认为，日本媒体有责任发表更客观、理性和有基本历史知识背景的国际关系类报道。

第三，当前日本政府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应对缺乏理性，很容易陷入“安全困境”，卷入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激烈冲突中。有研究日美同盟的知名智库学者认为，日本不但无法从技术上实现占GDP 2%的防卫预算支出，而且有较大可能因自身的军备强化而引发中日军备竞赛，从而陷入国际安全理论所谓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安全困境”。

中日关系如何守正创新

对中日关系而言，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坚持真正的和平主义显得弥足珍贵。客观来说，中日之间具有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而这可能会减弱双方的战略互信，进而产生陷入安全困境、导致自我预言实现的风险。正是由于有了对上述风险的预期和认知，两国才更应该建立相关协商机制来遏制冲突和风险。约瑟夫·奈在谈到美俄之间危机管控的可能性时也没有过于悲观，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差异会使达成详细协议变得困难，但更大的意识形态差异也没有阻止在冷战期间达成避免事态升级的协议”。

对于具有东方哲学和文明底蕴的中日两国来说，坚持和平主义的难度理应更低才对。与其花大力气预测中日最终是否会陷入冲突乃至战争，不如从现在开始脚踏实地地为坚持和平主义而身体力行。

第一，求同存异，加大外交对话。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所言，真正的外交应该是探索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如何友好相处。

第二，多元交流，消除不必要误解。随着中日社会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两国之间的交流应该适应这一趋势，做到分众化和差异化交流，这更有利于消除两国国民之间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比如，中日年轻人之间的相互认知和影响被彼此改变的潜力和空间，比中老年人群体大得多。日本内阁府2022年年底公布的“年度外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66%的受访者对中国“感到亲切”，较上年增长1.4%；其中，与60岁至69岁的13.4%、70岁以上的13.2%相比，“Z世代”中18岁至29岁的受调查者对中国“感到亲切”的比例为41.6%，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的平均值。这一数据说明，如果能够做到更为精细化的分众化和差异化交流，中日相互认知的改善是值得期待的。

第三，扩大共同利益，创造合作空间。近两年日本政府加强了经济安全战略和政策，对中日经贸基本盘产生了明显影响。但客观而言，中日“脱钩断链”的可能性并不大，两国经贸合作的机会依然非常多。日本GDP总量占世界第3位，人口居世界第11位，国土面积仅排在第60位，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巨大的产出能力，这就注定了不断寻求扩大市场是日本经济必须长久面对的课题，注定了日本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对国际合作的依赖将是长期的、恒定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合作有地缘之便，发展阶段、产业层级的不同又为中日合作拓展了结构性空间。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鼻祖高坂正尧就曾指出，“日本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是美国。”中日经贸基本盘越稳定，坚持和平主义的难度就会越低。

（编辑 宋斌斌）

这几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科技产业化研究中心借助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应用技术，在推动国家形成第二增长曲线，探索打造国民经济新的增长极方面做了一些组织和推动工作。

利用广域RDMA的关键技术与产品，在推动构建国家统一高速算力网上发挥作用

这是应用于高速连接通信网络的核心技术，以这个关键技术为核心，技术上推动国家建立统一高速算力网是现实可行的选择。中国的总算力水平不低，仅次于美国，但囿于体制原因，我们的算力能力处于分治与分散的状态，集中度不高，这与美国的算力集中在头部企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因此如何统筹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的资源，如何推动将通信运营商打造成连接超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计算中心的国家算力骨干网，将成为今后运营商承担的重大使命与战略任务。

中信网络集团和三大运营商之一的中国移动，都在开展平行的工作。我们希望把国家的算力骨干网建立起来，利用广域RDMA技术能够成为国家大科学工程基础设施的技术底座。

    美国正在与我们脱钩，不会再向我们提供计算芯片产品和网络服务器技术。如果在技术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就难以从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并对此形成强大的支撑，迟滞甚至止步于这个领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信基金会主导，2023年在深圳召开了“安全可信数字治理机制”的课题研讨会，专家一致认为，要瞄准我国能够建立起一个高速算力网，并将从这个技术切口进入，开展工作，提出“以网强算，算网融合”的解决方案。目前各项推动工作正在路上。

    要建立国家算力网存在一定制约因素，一是面对芯片和服务器的技术封锁，短期内拿钱也买不到；二是国内分治的计算资源如果不能够整合起来，变成一个算力可以分配、调度、调用的算力网，就无法解决人工智能大模型对算力的需求、数字化转型对算力的需求，迟滞这个领域的发展。解决之道就是“以网强算”和“算网融合”。

    我们国家有14个超算中心，如果利用广域RDMA技术率先将14个超算中心能够连接起来做一个骨干的算力网，就有条件再降维至智算中心和计算中心，成为统一算力网。这项工作已经在与相关部门和运营商共同推进。

    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在于推动国家建立统一高速算力网的功能建设上，将三大功能集于一网。第一个要满足长距离、大通量、高速传输、低时延算力网技术要求。广域RDMA技术，经验证性实验技术上满足参数要求；第二个算力网要具有生产运营能力，“通过网络连接多源异构、海量泛在算力，实现资源高效调度，保证灵活的供给，服务智能随需”。能够连接算力的提供方，也连接算力的使用方，在两端可以实现可分配、可调度、可动用算力的生产运营网络；第三个无论是数据还是算力，都是数字资产和算力资产，都是生产要素和生产力的一部分。就需要为数字资产和算力资产实现其价值提供一个可交易的平台，包括建立资产确权、评估，调度、交易、结算等业务，建立完善的交易制度、规范的交易体系、科学的交易流程、安全的结算机制等功能性工具化的服务体系。

用于生物保护与治理技术的生物质新型材料

格义（安徽）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海平，是国家在循环经济领域可以把农林废弃物等生物质材料的三种组分大规模分质提取，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发明人，他成功主持并带领研究团队进行“微碳”原创性的生物基“微碳”新型材料的研发，可以结合生物技术应用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支持环境可持续发展，规模化验证性实验结果喜人，极具战略意义。

    当前我们存在严重的粮食安全和环境安全问题。一是受制于土地资源禀赋的制约，18亿亩基本农田要养活14亿人口非常困难。再加上一些粮食品种的调剂，一进一出加大了土地缺口，因此我们对土地利用的强度非常大。今天的土壤已处在累了、病了和中毒的状态之下，土壤当中的微生物生态环境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污染问题、板结、退化、酸化、盐碱化问题无不与之有关。具有很强相似性和相关性的水体污染问题也是如此，黑臭水体和蓝藻污染严重，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大气、水体和土壤已经形成了一种恶化环境下的循环。

    环境问题源于我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污染物排放增多。再则人类外力活动增大了对环境的影响，导致生物多样性、微生物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微生物自平衡机制和它自己的自净功能的破坏，以致“碳循环”和“氮循环”无法正常进行，阻断或干扰了自然界演进中自平衡机制和自净功能的正常作用发挥。

推动生物基新型材料+生物技术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和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自然恢复与人工治理思路的重要实践。在2023年对几个领域进行了规模化验证性实验，结果非常喜人。

    例如，我们与黑龙江农垦等单位合作，在100万亩大田上种植大豆、玉米、水稻验证性的实验，在化学肥料减用15%，并不增加用肥成本，也没另选品种的情况下，不同作物平均增产20%左右。

    我们在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开展重度盐碱地（PH值10.2，盐度6‰）种植水稻的实验，在没有特别选用抗盐、抗碱的品种，而是按照水稻的常规种植方式，同时在我们化学肥料减量30%和15%的梯度验证情况下，理论产量亩产1200斤，最高达到了1396斤。大型机械收割的实际入仓产量，也达到了亩产850斤，稻米的出米率达到70%。当年就取得了非常满意的产量，这在农业领域都是非常肯定的结果。

    东北的盐碱地的情况跟新疆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农学院进行了盐碱地种植棉花的实验，棉花出苗率已经达到了80%，高出正常棉田70%的水平。棉花的实验从这个阶段看非常好。

    宁波大榭岛是中国石油炼化工业基地，我们在中信环境工业废水处理厂的实验结果出来了，同时在安徽省合肥市雨花塘水体治理的实验也出来了。

    另外选择了两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型畜牧养殖业企业在做无抗养殖验证性实验。断掉抗生素的使用，用我们的材料和生物技术调整禽畜内在的肠道菌群平衡，提升它的抵抗能力。没有抗生素的残留就不会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来保证食品安全。

验证性实验结果表明，只有颠覆性的新材料出现，才会引发颠覆性的产业技术革命。

我们产品在整个制备过程中完全没有化石能源的介入，表明我们在循环经济领域，解决“碳达峰”和“碳中和”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国家每年在农林废弃物上可利用的资源量是巨大的，据统计在9亿吨左右，如果分布式布局生物质炼制企业，将可以再生的农林废弃物高质化利用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就相当于新建几个大庆油田。   

国产BIM软件系统推动搭建建筑行业数字化平台

    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的建筑信息系统替代进口软件的项目，也是基础性功能性支撑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项目。现在中国建筑行业含基础设施领域每年的产值或者工程量都是几十万亿的级别。但是，我们使用的BIM核心软件系统都是国外的，依赖程度达90%以上。俄乌冲突一开始，俄罗斯就遭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于软件的禁用。这启示我们，我们使用美西方的软件，由此所有的设施对他们都是开放的，将来都是隐患。国家提出，我们一定要自主研发自主可控的BIM软件系统。这个国家重大专项软件开发的项目由中信工程公司中标，成立了中信数智公司进行了70多套各种不同软件的开发，做成集合体，成功实现验收，将软件换中国芯。以这套软件为核心，搭建建筑行业里的数字化平台，智能建造上中国云。2023年中信工程公司又中标了第二个重要的国家重点工程接续项目，开启了中国建筑产业领域重大变革。 

运用民用通信卫星追踪技术，打造平战结合的数字化海洋平台

海上不是一块平地，能够通过通信卫星追踪技术，对36000公里以外的同步通信卫星进行追踪，就有可能建立起海洋数字化平台。我们一直关注一家拥有海上卫星通信增值服务牌照的公司。它自主研发的卫星追踪天线技术和产品，领先程度平行于美国、韩国不同技术开发路线的产品。这个公司能够做到跟踪卫星不掉线，不会摆到其他卫星上，保障了非常好的连通性，实现互联网语音通信、视频和数据的双向传输。目前这家公司通过移动船舶进行海上组网，已经装了2000多条船，后台可以看到每一条船只包括方位、航向、航速等作业运行情况。现在已经具备的基本功能，可以呼叫任何一条船只，即可调度开放它的观测系统和特定感知设备，实现对空、天、陆、海、潜的实时观测情况的即时双向传输。构建万里海疆国家海洋互联网数字平台，可以有效整合海洋管理资源，实现海洋管理局、海警、海关、海事、渔政、气象等政府行政综合执法管理，支持渔民海上作业、海上物流的物联网等。战时，海上的每一只船就是一个感知海洋变化的观通站，相互连接在一起筑成海上万里长城，一艘海上船只就是万里长城上的一个烽火台，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保卫海疆主权的安全。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科技发展和应用来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海洋平台。

应用数字身份认证技术，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向更高的阶段

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发展到今天，国家治理能力遇到的问题是现在物理环境下的手段解决不了的。怎么能够实现网络空间的主权、主权确立的可实现性，主权确立的可自主性和网络空间治权的可实现性，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要解决的现实紧迫问题。

    目前我们参与了国家可信数字身份认证需要的核心技术研发，与国家事权机构公安部合作。有以下重要应用领域：

    一是建立新型的公民社会信用体系。将赋予每一个公民在身份证之外对应的唯一的数字身份标识。在整个的社会经济活动当中，需要对公民进行身份认证，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可以即时把个人行为数据归集到公民个人身上。这样能够建立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全程记录、实时归集、综合信用评价的新型公民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社会有序、公民有信的信用社会。

    二是应用在人口与户籍管理上，把户籍管理从以户为单位变为以人为单位立户，使社会劳动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实现自由的流动。

    三是有了数字身份认证技术，国家对于公民的健康数字化档案的管理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进行基础病的早期筛查，早期干预，提升医疗医药医保资源的使用效率。

    四是建立灵活就业的覆盖全社会的劳动保障体系。公民不再需要一个挂靠单位，以人立户，户随人走，只要经身份认证就确立劳资之间的劳动用工关系，那他的工资或者报酬的一部分，按照将来的立法就让它分别进入他个人的账户和社会保障账户。这样在二三十年以后，就不会形成一个非常难办的巨大的社会问题。

    五是从技术上解决线上舆论引导与管理。真实身份上网，真实身份发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实名发声责任自负，使之成为宪法赋予公民权利下更自由的空间。

    六是助力反恐，遏制网络犯罪。切断恐怖主义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通道，精准打击恐怖主义，打击金融领域犯罪、打造安全的便民数字金融生态以确保国家级的社会金融活动安全。

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在科学技术上发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就需要在科学技术上下功夫和寻求突破，才有可能带动现代化产业的兴起，提升资源投入产出效率。

要高度重视社会资本中民营资本在科学技术研发与投入阶段的首创精神，保护企业家的科学冒险精神，发挥企业家创新突破上的主力军作用。

要加快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创造一切条件营造创新环境需要的政策氛围、社会氛围、引导耐心资本进入创新领域，特别是要保护企业家群体。

    科研成果必须与应用技术结合，完成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需要产业资本的接力介入和金融资本的扶持。

    （编辑 季节）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就是硬道理，并极大深化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相对于高速度的数量型增长，高质量增长道路面临挑战和遇到困难会更大，既有观念认识和工作习惯的调整，又有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转变，还有在干中学中不断内生成长成熟的过程。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打赢的仗。

我国高质量发展进步显著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从主要依靠投入实现增长，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实现增长。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发布的全球年度创新指数对观察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国在全国132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创新指数的排名中，自2013年以来提高了23位，稳定地排在世界第十二位，位列中高收入国家第一。2013-2016年，我国从35名上升到25名，2019年上升为14名，而后再进步两名，稳定在12名。在WIPO公布的全球创新中心城市集群中，2023年，我国第一次有24个城市集群进入全球前一百名，超过了美国的21 座城市。

WIPO创新指数涵盖科学与技术进步、新技术运用及创新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具体说，一是科学与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其中包括了科学论文发表、研发投资规模与占比、风险投资及国际专利申请。2022年全球科学论文发表约200万篇，风险投资交易量增长了近17.6%，创纪录水平的国际专利申请约为28万件；二是国家计算能力，超级计算机速度与性能大幅度增长，基因组测序成本以远超过摩尔定律的速度下降，包括可再生能源成本、电池价格不断下降，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取代传统化石能源正在快速推进；三是应用与采用新技术的水平提升，包括食品卫生安全、互联互通、机器人、电动汽车、癌症放射治疗等；四是创新的社会经济影响加大，包括劳动生产率、预期寿命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公司和高校院所持有的活跃专利量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表现。表1是全球持续活跃专利前250家机构和企业的汇总。2021-2022年，我国企业和机构持有的活跃专利是美国近两倍，仅北京持有的专利已经与美国在250家机构和企业中的份额相当（不包括中国科学院、央企及清华大学等部属高校的份额），北京市企业持有的活跃专利数量超过了德国、韩国。细分类信息中，在全球最大250家机构和企业中，美国持有的专利高度集中于半导体、生命科学/医药和AI等少数前沿科学技术领域。我国持有专利与日本比较相似，消费品特别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耐用消费品的专利所占比重较高。此外，工程类专利持有量也远高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显示出我们工业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大规模生产领域和工程领域具有世界领先的地位，反映出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在前沿技术累积方面需要有更快的追赶。

表1 2021-2022 全球最大的250家专利持有机构和企业(IFIClaims)

我国省市间发展的质量在这个统计中表现了很突出的差异性。排名在占全球前250家机构/企业所持专利总数2%以上的省市，有北京、广东和浙江。广东与浙江的企业和机构所持有专利的技术含量显著低于北京。而广东省的城市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别，既有前沿创新的国际争先者，也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国际巨头。例如，深圳的科技创新主要集中于5G通信与ICT技术应用等高研发密度的前沿领域，所持有专利占全球250家机构和企业的4.37%。佛山、东莞、惠州和珠海四城市拥有4家世界级的家电企业：美的、步步高、TCL和格力，几十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一产品走向多产品线并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依靠创新不断提升高性价比优势，建立全产业链优势，成为世界级的大规模生产领域领军企业。

过去十年，我国正在摆脱单纯数量型增长的约束，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已取得显著成绩，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应当看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是多样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条件，孕育着不同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每个城市与地区都在努力探索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京沪深穗渝的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贡献有明显差异

每个城市与地区都在努力探索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对比北京、深港穗和上海-苏州三个城市集群，三者在全球前一百名科技型城市集群中分别排名为第四、第二和第五。作为单一城市，北京科学论文发表总量在世界城市中遥遥领先，达到了30万篇的量级，人均科学论文发表量仅低于波士顿-剑桥城市集群。相比之下，北京人均PCT专利申请量所代表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则弱于城市科学创新能力，北京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典型的科学创新引领型特征。深港穗集群体现了另一个特点，在报告期的三年中，人均科学论文量上升得非常快，其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科学论文发表量快速增长，说明广东科学创新能力在进一步提升；深港穗专利申请总量居世界城市群的前列，显示了强大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形成产业技术创新引领型的世界级优势。在高质量发展中，深港穗与北京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是高度集中于数字经济赛道。相对于北京和深港穗，上海-苏州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更明显的科学与产业创新均衡对称的特点。三个城市（或城市集群）在创新中所表现的不同特征，主要是受自身发展条件、功能分工关系的影响，各具特色，难分高下。

在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观察广州、深圳、重庆经济增长的相互追赶过程，可以进一步认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条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方式的影响。图3显示，进入21世纪初期的十年，广州曾经拉大了对深圳和重庆两市的经济差距，而后差距开始缩小，到2016年，深圳开始超过广州，三年后，重庆基本追平了广州。三市经济增长的变化从表2中可以看到。由于深圳的研发投入持续高于广州，[1] 创新的作用不断放大逐渐拉开了深圳与广州的差距。

重庆升为直辖市后，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条件，认为要更快地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必须从原来的大农村与库区为一体的发展模式，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21世纪初，广州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大升级，汽车、石化与钢铁等重化产业的崛起，改变了广州过去以中低端轻纺产业为主体的历史，传统的产业结构状态，也是广州当年拉大与深圳和重庆的差距的原因。目前广州正在开始新一轮的结构转型，它在向高质量发展中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特点。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城市之间发展条件的差异，高质量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深圳不能简单地模仿北京以科学创新为引领，北京也不能简单模仿深圳以产业技术创新为引领。重庆与广州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对重庆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高质量发展不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而是“大路朝天”、发挥各自的优势。

从数量型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发达城市和落后城市都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不同条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都要探索符合自身条件和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以京沪深穗渝的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指导其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很可能是不得要领；但城市之间的高质量发展成果，又需要可以进行客观比较的原则和指标。在实践中，不滥用稀缺的土地资源，减少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发展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这些都使得城市之间的高质量发展可以进行比较。与传统的工业文明高度依赖物质资源不同，数字时代最重要的资产，是知识与技能水平不断提升的劳动力，是洞悉未来和引领潮流的高创意人才、是科学家、工程师和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企业家。教育与科学的发展，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涓滴效应推动着高质量发展。这都是客观的纵向和横向可比的高质量发展指标。

广东城市各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在调研中，我们经过初步梳理，认为广东有五种并行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1.深圳与东莞模式。主要特点是，高度开放、依靠低成本优势挤入全球分工体系，从产业底端快速向上“爬梯子”、攀上产业高端；产业聚集度高，形成了以优秀的企业（华为、比亚迪、腾讯、中兴、TCL、OPPO等）为龙头的世界级的细分产业链，造就了世界性的成本优势与科技创新优势，在信息技术领域实现了高端创新和精密制造相融合的深度工业化过程。深圳与东莞转向高质量发展极具爆发性，无产业、无技术、无人才的“三无”型高增长曾经被广为诟病。进入新世纪，深圳从“三来一补”走向模仿创新，2010年后专利技术增长迅速，走向了创新驱动。东莞相随而行。2022年，北京人均发明专利是深圳的1.6倍，上海的2.7倍、广州的3.5倍。从创新专利看，2010年北京是上海的1.4倍，深圳的2.8倍。到2020年，北京分别是上海的1.9倍，深圳的2倍。深圳与东莞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幅增长还表现为，在国际市场专利申请量在国内城市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表3列举了排名前十一位的城市，深圳与东莞相加占比高于46%。

OPPO公司是深莞两市产业技术创新从底端向上攀登,从草根走向世界的经典案例。OPPO成立于2004年，做过豆浆机等小家电，也是蓝光DVD和MP3时代的佼佼者，之后看到了智能手机发展的巨大空间及庞大的移动互联网业务，转向做智能手机。2010年，OPPO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从一二十人的小研发团队，成长为如今1.5万人的世界级研究机构。OPPO在全球有九大智能制造中心，六大研究所和四大研发中心。2020年上半年，OPPO紧随华为之后排名中国大陆发明专利授权量第二，正在快速转型成为集5G、AI、云、边缘计算于一体的万物互联的移动通信企业。

2．广州与惠州模式。这两个城市经历了成功的重化工业转型，然后开始捕捉数字经济爆发增长的创新机遇。2000年，广州转向汽车产业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中，广州孵化了广汽Aion和小鹏两家著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广州粤芯半导体建成了目前广东唯一进入量产的12英寸芯片生产线，在智能传感器、射频滤波器、光控芯片、车规级芯片，以及第三代半导体和关键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等领域有了较大突破。配合大湾区发展规划，广州成立了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湾区集成电路与系统应用研究院、大湾区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广州第三代半导体创新中心等机构，基本形成以黄埔为核心，南沙、增城为两极的“一核两极多点”的半导体产业布局。目前，美国五款最发达的电商APP中，4个来自中国（其中2个来自广州番禺）。爆炸性增长显示出广州在ICT技术应用领域有了长足进步。

惠州是石化乙烯基地，现成为中国最大的石化产业集群，形成了“从一滴油到一匹布”的石化产业链。惠州毗邻深圳和东莞，在石化产业链之外，通过分工协同，快速在十年中构建起新的5000亿电子制造产业集群，形成了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新产业领域。

 3．佛山模式。佛山是传统产业聚集的工业城市，四十年来，佛山在传统产业领域不断地裂变出新的企业、新的细分行业，产业链不断延长。当年的“顺德一把扇（电风扇）”成长为强大的数字化制造业集群，美的从一棵小草长成了参天大树。全球专利250强中，2021年美的排名第三，累积活跃发明专利为58495件；2022年，美的累积活跃发明专利64895件，是当之无愧的家电产业世界第一。^[2] 美的脱胎于塑胶瓶盖的生产组。1980年的一张代工电风扇的订单，开启了世界家电巨头之路。后来美的生产空调，它的压缩机生产量是全球最大的，电机产量是亚洲最大的，形成了贯穿纵向产业链的生产体系，掌握着产业链上游的变频压缩机、直流无刷电机、芯片模组等核心部件，确立了变频空调市场的国际领先地位，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链。“数字美的”涵盖从研发、生产、配送管理的全过程。美的北滘基地完成了机器人产业集群从0到1的突破。

1993年，从事羽绒服生产的格兰仕转向微波炉业务，短短数年就称霸国内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微波炉属于高档电器，售价高过3000元。经过格兰仕每年一次的降价洗礼，最终跌至最低300元一台，降幅高达九成。格兰仕在十多年前就自主研发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在高度细分化的产业体系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突破产业的瓶颈短板，具备了白色家电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和完备的生产体系。

4．肇庆产业链招商模式。肇庆交通便利，产业用地多、价格低。2016年，肇庆市获悉小鹏新能源汽车项目，与小鹏汽车签约、落户肇庆，十五个月后就顺利实现试投产，160天后实现万辆小鹏P7下线，创下单车型最快万辆下线纪录。2021年3月，宁德时代开工建设，10个月首批电池PACK样品下线，14个月实现投产。而后，肇庆新能源汽车产业向细分行业蔓延。在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上，电驱电控、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产业逐步聚集成集，不断细化为各类电机壳、各类铝合金精密压铸件，车灯，座椅、电池、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等关键零部件的产业生态。从上下游供应链看，产业集群内形成多轮的集聚，从无到有，六年建成一个超千亿的新能源汽车基地。

5．阳江模式。阳江经济比较落后，过去靠“一把剪子”走向世界，现在从刀剪产业走向合金材料产业。阳江制造刀剪的历史有1400多年，现在已享誉全球。全市有五金刀剪企业1500多家，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日用五金刀剪产量占全国的60%，出口占全国的80%。阳江合金材料实验室瞄准合金材料和五金刀剪，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运用新材料、新工艺生产各类刀剪制品；合金材料产业从不锈钢冶炼向热轧、冷轧、精加工等产业链下游以及铝合金、球墨铸铁等多门类发展，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产业链完整度，都有了质的飞跃。千亿级合金材料产业集群实现了串珠成链。

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多样化的高质量发展机制（二级标题）

第一，高质量发展是使知识创造与扩散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一项创新活动能够迅速在产业内和产业之间扩散，在城市之间推广，推动高质量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从京沪深等城市的经验看，科学发现和专利发明两个维度的创新，确实高度依赖城市之间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合作程度越深，创新成果会越突出；合理的知识产权制度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

第二，比较低成本并不能够带来高质量发展，推动更高能量的优势企业的聚集，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产业从低向高聚集，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需要打破创新孤岛效应；只有众人拾柴火焰高，产业集群才能获得更高的收益。产业集群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分工合作，其本质是提供免费的创新午餐。中小企业的共同参与企业间分工协作，构成了多层的创新节点，形成创新的前沿面，形成对产品应用扎下根的分工网络。集群内企业都会因为知识快速扩散而获益，而“创新免费午餐效应”可以很好地解释城市之间创新差距往往会加速扩大的原因。

第三，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新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良好的市场机制激励企业创新，也奖励企业创新。创新型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会成为学习的榜样。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成功的创新愈多，创新风气就愈强。市场机制不仅创造了竞争，也创造了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要求企业在分工中做自己最好的专业化产品，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企业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产业链上的“链主”企业离开了配套企业，将一事无成。广东城市高质量发展模式各具特色，但追求发展壮大的产业链却是异曲同工。细密的产业链创造出强大的整体优势，离不开新企业加入分工过程，因而产业链不断延长，产业集群而不断扩张。

产业从低端走向高端，如深圳从“三无”城市走向创新发展型城市，其根本动因是企业要向技术前沿迈进，要不断提高前沿创新的能力，越过因成本上升使企业失去竞争力的低水平陷阱。而当企业的还不能对创新形成良好的财务支持时，持续的亏损创新就不可持续。“步步高爬梯子，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就是可行的创新策略。“短平快”可能是市场短视，但“短平快”的平方、平方的平方，就可以构成从量变到质变的创新。这种创新会得到市场的奖励，引起创业投资的关注。深圳大型企业数量不多，但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城市前三，上市公司市值仅次于北京，这就是“市场化、短平快、爬梯子”的结果。中国手机整机厂半数之上集中于珠三角，分工协作的供应商成千上万家，遍布于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专业镇街，在市场分散化和分工专业协同过程中，市场机制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生产体系。

第四，高质量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整体看，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具有多样性，不同发展条件可以形成不同的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市场机制在不同的模式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这些都决定着，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也会存在多种不同形式。从实践出发，深入探索适合的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对加快高质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性地说，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政府主导型或是使命创新型。这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命型创新的特点是创新领域存在着巨大正外部性，社会整体利益极大，但是具体企业的创新收益不高，因不能在市场上获得奖励，企业难以开展此类创新活动。例如关键芯片、核心软件等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此类创新需要解决源头科学问题、技术路线选择、产业技术可行性、产品定型及协作生产等一系列环节。值得重视的是，政府是全过程主导，还是部分主导？政府的主导方式是直接的行政组织，还是行政协调？而行政协调则意味着，新型举国体制在项目的具体实施时，需要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融的衔接方式。

从广东经验看，近年来广东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系统建立半导体制造，破解核心芯片卡脖子断供问题。在建的四条12英寸晶圆生产线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的使命型创新的特点，但从半导体产业技术体系复杂，产业链超长的实际出发，将更多地借助市场化方式，支持龙头链主企业向上向下延伸产业链。

第二种类型是政府引导型。其适用范围是企业具有可行的创新收益，企业间有意愿共同探索合作，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但存在较高的系统性创新风险。从广东经验看，成功的政府引导型创新的案例是深圳、广州及肇庆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中采取的政策。2022年，广东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已占全国近半壁江山。

从整体看，广东政府引导新能源汽车发展可以归纳为“破、立、扶、建、需”五个字。“破”是打破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的社会性创新恐惧，其中既有传统燃油车企对挑战者的恐惧，也有消费者对所谓新能源车安全和电池辐射的恐惧；“立”是建立新能源汽车技术及充电桩技术的标准；“扶”是资助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进行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开发；“建”是以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开发为基础，建立产业链体系；“需”是加大力度鼓励公交、出租车及私家车实现新能源车对传统燃油车替代，以新能源车的高市场渗透率带动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

政府引导型政策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地降低了创新企业可能面对的系统性创新风险，鼓励不同技术路径的探索，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

第三种类型是政府与社会分享型。政府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竞争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公平竞争环境中，企业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学习对象，创新能够获得超额的市场激励。在走向前沿创新的过程中，与跟随式创新不同在于：创新路上没有可寻的前人足迹，科学的复杂性和技术不确定大大提高，创新突破历史必然性和创新成功的机会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最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强化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全社会的科学与技术素养，加大公共研发的支持与服务水平，提高科研资助广泛性，可能会是支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政府工作重点是培养法治化、国际化、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化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广东深圳及省内多城市的成功，就有了值得深入总结的规律性，把握和明确地界定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更好的组织模式。

（编辑  季节）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24年1月20日举办“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研讨会，多位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和工作实践，探讨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和举措，一致认为牢牢抓住科技创新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牛鼻子”，从实际出发，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以创新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路径，更是构建以创新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稳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保障。专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涵，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是一种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跃迁新形态；是以新技术、新工具和新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是数字时代更具有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组合；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中央提出将科技创新作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住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参会专家分析了全球科技竞争的最新态势，认为全球科技创新已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不断有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涌现、成熟、应用和扩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顺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点燃科技创新的火种，烧旺产业转型升级的篝火，着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要以科技创新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其升级步伐，尽快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梯次化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我国原有工业体系从用能方式、生产工艺到运行控制的颠覆性的变革，尽快打造绿色转型的能源底座，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强基转型；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创新驱动之本，激发经营主体之力，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要坚定不移深化经济体制等相关领域改革，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向顺畅流动；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