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档”问世

在追踪寻觅七伯的历史足迹时，我们意外获得了一项重要的成果：发现了珍藏在共产国际档案中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资料。这真是十分难得的机遇。大部分资料是七伯当年用中俄两国文字亲笔书写，在“国际”档案中也仅存一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为拍摄《百年恩来》电视片，我和在军采访了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见过七伯。罗高寿说，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档案完整无缺地由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保存。七伯作为中共中央重要负责人，也是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国际”档案中应该保存有周恩来的资料。不过，这些档案都是绝密等级，原则上不对外公开。我请罗高寿帮忙，获得这批珍贵资料。在他的帮助下，俄方同意我们前往莫斯科调阅有关档案。此事得到两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我们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组去俄罗斯执行这项任务。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及国家档案馆人员协同我们工作，我们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俄方首次向我们提供这部分唯一在国外保存的周恩来档案。这批材料佐证了七伯在这个重大历史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历史功勋。

在五天五夜中，我们沉浸于一批批厚重的档案，从中了解中国革命之艰难，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多么重大的牺牲，七伯和他的战友们以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巨大的政治智慧，运筹帷幄，说服共产国际，发展自己，消灭敌人。这批档案资料是中国革命历史征程中难得的宝贵资料。

七伯直接在苏联工作的时间，主要是在1928年、1930年、1939年至1940年。我们按照这个时序筛选，取得157件共产国际档案的原件复制件。

无比珍贵的人生履历

档案保存有七伯在1928年、1939年为共产国际填写的履历表。共产国际先后两次专为周恩来建立了秘密档案。在1933年2月的档案中注明：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分子。笔名少山。1921年入党。受过高等教育。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5年第二次建立的秘密档案，对他作了更高的评价：多年从事党的工作，在党内担任过领导、书记和机密工作；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担任过组织和军事方面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中央组织部、军事部工作多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缺席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是对各国共产党重要成员的全面考核和鉴定，据以认定其在政治上的可信度，属于最高机密。

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妇女书记蔡畅应共产国际要求，为周恩来写了旁证材料。长达八页的旁证材料中，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同志在建党建军和领导地下工作、武装斗争的重大功绩。但七伯自己填写的履历表，却体现出他一贯谦虚谨慎的品德。七伯是在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同志介绍入党，客观条件所限，没有履行书面手续。这件事，党中央已有决定：1921年在巴黎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八个小组的成员当然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属于1921年入党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七伯的入党时间中央定为1921年。共产国际1933年和1935年周恩来的档案中，都明确地注明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可见，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还是相当严密和准确的。

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期间

1928年6月至9月，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先后召开。大革命失败后，为避开国内白色恐怖的破坏，中央决定党的六大在国外举行。七伯、七妈冒着巨大风险到莫斯科参会。当时已担任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七伯刚满30岁，七妈24岁。

档案的内容表明，在这两个会议上，周恩来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斯大林就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共负责人的谈话（参加谈话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和向忠发）。当月，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同周恩来等谈话。两次谈话都存有周恩来的亲笔记录及俄文译稿。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会上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以后又兼任军委书记。

1928年7月至9月，周恩来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共产国际档案中有关周恩来的这部分资料相当丰富，是国内从未见过的。他在共产国际六大军事委员会上的专题发言，在苏联和俄罗斯被作为重要研究资料。七伯的发言介绍了南昌起义后一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形势，这是第一篇全面阐述武装革命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的光辉文献，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俄罗斯方面对它高度重视。这次大会，选举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35年，又缺席补选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30年，七伯秘密前往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负责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发言。

在这期间，周恩来会见了斯大林，通过大量实例解释和说服，斯大林接受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

我们取得了周恩来1930年6月18日和7月27日，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以及同斯大林谈话的原始记录。

臂伤不忘为党工作

1939年，七伯因臂伤去苏联治疗。在此期间，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一次政治报告《关于中国问题备忘录》，分送共产国际主席团各成员。

1940年1月17—19日，七伯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作了《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他对当时国际上普遍担心的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根据地、能不能坚持大城市的工人阶级领导等疑问，作了全面深入的剖析，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成员一致同意中共中央报告的正式决议。这对动员世界各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取得了这个决议的资料。

百年恩来

海棠花前的倾情忆述

1992年7月，七妈逝世后，《人民日报》约我写一篇悼念文章。7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看似“无情”实有情》的文章，并在文末注明了我的亲属身份和职务，这应该是我以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属身份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

在军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导演期间，拍摄了很多颂扬领袖题材的专题片。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她担任总导演，摄制了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她想拍摄一部纪念周总理伟大光辉一生的作品。此计划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同志们不谋而合。1995年春天，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周总理办公室原副主任李琦叔叔敦请在军担任总导演，摄制一部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的电视片。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确定摄制一部十二集电视专题艺术片《百年恩来》。

1995年秋天，我已63岁，中央军委批准我离休，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我可以全力协助在军进行《百年恩来》的摄制工作。我们对这部专题片的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取得了两点共识。

一是，把表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作为《百年恩来》的主题和切入点。七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的幸福奋斗终身，建立了不朽功勋。他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东西方古代和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常用四个字的成语作为形容词组合，其中有许多词组表述了总理的伟大人格：光明磊落，大公无私；顾全大局，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一尘不染；实事求是，平等待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真理，多谋善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数不尽的美德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古今中外少有。这是历史赐予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理应在电视片中予以强化和艺术地再现。

二是，在表现手法上，突出以情动人，以情叙事。周总理是一位充满情感的领导人，同志情、战友情、夫妻情、亲属情、长幼情，都集中和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这种超越常人的情感，应贯穿于《百年恩来》的全片，以“情”展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人格精神，将其升华为泽被千秋的“周恩来精神”。

由此，我们把《百年恩来》定位为一部电视专题艺术片。

紧紧围绕展现周恩来崇高思想品德和人格魅力这一中心，我们把实地拍摄、人物采访、影视资料、图片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在三年艰苦拍摄的时间里，我们采访了近四百位各界人士，走遍七伯当年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素材，经过精心的编辑加工，《百年恩来》这部艺术精品终于诞生了！

1998年，七伯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百年恩来》在全国播映，引发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首都报刊在头版顶端用大字刊登通栏标题：《百年恩来感动人民》。各报刊发表的观后感中，国家经委国防局原局长赖坚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

《百年恩来》的片名好，内容好。我建议片名再加上四个字：万世师表。历史上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周总理的人格、思想、品德和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才真正堪称“万世师表”。孔子留下一部《论语》，是他弟子编撰的；《百年恩来》则是由后人记述的一部当代“论语”，值得所有的人好好看一看。

这年的电视金鹰奖评选，《百年恩来》获一等奖。它还获得北京市“十个一工程”奖，主题歌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生死千秋业”

七伯逝世后，有一位驻京外国记者撰文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个周恩来的故事。”我们在拍摄《百年恩来》期间的亲身见闻，就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撼人心弦的真情实事。

《百年恩来》中有一集对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进行访问，表述七伯在晚年病重时，尽力争取一切可能，把党和国家的重担交到邓小平同志手里，而不至于被“四人帮”篡夺和毁灭。朴方告诉我，小平同志夫人卓琳阿姨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做准备。他还就采访内容事先同我个别交谈了三次。

朴方所谈，再现了我们国家这段沉重的历史。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外宾，他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胜任，完全能够继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这时我父亲在场。

12月底，周总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我父亲、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来了。这次抢救过来了。大家来看周总理，张春桥走过来的时候，周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这是他的再次奋力一搏。他知道，形势很坏，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点力量，希望起点作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说动张春桥这些人。他最后用唯一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总理真是费尽了苦心。

朴方说：最终，七伯在天之灵是欣慰的。他终于把革命的接力棒，交到他真正的知己小平同志手里。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我们很多人家的客厅里，都挂有一幅恩来伯伯晚年的照片。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为人民服务”徽章，侧身坐在沙发里，深邃的目光里有一丝深沉的忧思。这张著名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来》，出自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乔·洛迪之手。

洛迪先生得知我们拍摄《百年恩来》，特地从意大利米兰赶到法国巴黎，向我们讲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1973年1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代表团，他不顾不能携带照相机的规定，悄悄地带上相机，并且特意从被接见队伍的中间移到最后，以便有时间同总理说几句话。七伯同他握手时，他请求为总理拍张照片。七伯满足了他的要求。洛迪说，“周恩来的微笑，他的高雅气质，他的沉着稳重和高大形象深深打动了我”，“他的姿势是那么高贵，他的手和胳膊肘是那么完美地搁在沙发扶手上，根本无需作任何提示”。就这样，一幅旷世名作完成了。这张照片成为七妈最欣赏最珍爱的七伯的遗照。采访结束时，洛迪先生以“百年恩来——一位世纪伟人”的题词，把这幅原版照片赠送给我和在军，并在照片的后面贴上专用的印花以示真迹。这张照片，在全世界发行了上千万张。

我国现存的原版照片，这是唯一的一张。

照片中的七伯蕴含深思，目光朝向未来。此时此刻，他正在为处于多事之秋的祖国命运殚精竭虑。

人格力量超越时空，超越国界

通过对许多国际友人的访谈，我们深深体会到，周恩来人格力量的伟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共识、中国历史的共识，也是世界的共识。许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们，周恩来的道德情操为全世界所敬仰。他们十分羡慕中国有周恩来总理。

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周总理的至交。他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但表示一定要在金边王宫接受采访。他说：“只有在周恩来总理生前两次到过的柬埔寨土地上，在王宫金銮殿接受周恩来亲属的采访，才能表达我对周总理和邓颖超夫人的感遇之恩。”我们应邀抵达柬埔寨，柬方像当年接待总理那样，铺上长长的红地毯。所有的活动，都仿照当年伯伯访柬时的安排。

金銮殿是圣洁之地，只有国家盛大庆典才在这里举行。这里不能安装空调，靠电扇降温。身患重病的西哈努克国王不顾高温，在这里深情地向我们回顾了和总理的交往。他说：“周恩来总理是我的师长，我的兄长。他从没有教过我要怎么做，但他的行为本身就是我最好的榜样。”他谈了三个小时，国王身后一直有三个医生、护士在看护，而这期间他居然没有喝一口水。我国驻柬大使谢月娥说：“国王事事处处都以周总理为榜样，学周总理怎样做人。”

美国基辛格博士对我们说：“周恩来是一个极富智慧的人，非常有魅力，极其了解人类。我见过许多国家领导人，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还转述了尼克松总统的话：“那次访问给我留下的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他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当代的圣人”

日本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重要邻邦。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七伯对改善中日关系十分重视，他从开启民间交流到两国正式建交都付出了大量心血。采访期间，我们深深感受到日本各界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一次又一次难忘的交谈，成为共同缅怀周总理的感人肺腑的美好记忆。

中日友协前会长孙平化生前曾一再嘱咐我们：如有机会去日本，一定要采访全日本航空公司总裁冈崎嘉平太，他对周总理有很深厚的感情。很遗憾，冈崎先生已经去世，我们见到他的夫人和儿子冈崎彬。冈崎彬告诉我们：

父亲一生中最敬仰周恩来，他始终把周总理的照片藏在怀中。父亲到中国时，特意把我从美国叫到中国，就是为了让我结识周恩来这位世界伟人。父亲认为世界上有四大圣人：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但都是古代的。他一生寻求当代的圣人，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周恩来。父亲风趣地说，圣人中国不能占两个呀，那就只好委屈孔子了。

冈崎夫人说：“冈崎先生一生敬仰周恩来，他最终的愿望是到天国会见周恩来，这个愿望实现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丈夫生前一直怀揣周恩来的照片，我把这张照片随同冈崎先生的遗体一起火化了。”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回忆：“当年周总理在西花厅会见我，当时我只是日本的通商产业相，虽然职位悬殊，但周总理十分重视我的意见，当天交谈了8个小时，中间就餐时还边吃边谈。”七伯逝世后，他再度访华时已出任首相，七妈会见时，告诉他一件事：“那天见你之后，恩来兴奋地对我说，今天见的这位日本外宾，年轻能干，视野开阔，他今后会成为日本首相。”中曾根十分感动。他对我们赞扬“周总理不仅是中国建国之父，也是战后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全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尊严”。他还特地把珍藏的一幅日本富士山油画赠给我们。2015年，我们在东京举办“缅怀敬爱的周总理珍品展”，得到日本各界的高度重视。中曾根先生当时已97岁，不能到会，特以他的名义送来贺词和花篮，并约我们见面晤谈。上次会见后，已过了近二十年，他热情如故，从轮椅上站起来同我们握手致意。我们送他一尊七伯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铜质雕像。合影时，他坚持从轮椅上站起，怀抱沉甸甸的铜像，以此表达对恩来伯伯的敬意。现场许多日本记者和有关人士纷纷要求同他照相，他尽可能地满足了大家的要求，而且始终坚持怀抱周总理铜像，他对周总理如此深厚的感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中曾根先生于2019年11月逝世。他以这样的规格和方式接待我们，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

永远的思念

周恩来对人民的爱是永恒的，人民对他的爱也是永恒的。在《百年恩来》采访过程中，我们亲自见证了这种爱的力量、爱的奇迹。

著名诗人臧克家已九十高龄，长期卧病在床。周恩来的名字，点燃起诗人特有的思维火花。臧老能一字不落地背出周总理1949年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在采访时，他从病榻上坐了起来，流着热泪朗诵他为悼念周总理所题为写《泪》的诗篇：

八亿赤子，哀伤袭击！

千言万语，声声啜泣。

英姿笑貌，已成遗容，

伟词宏声，犹在耳中。

半旗悠悠，悲风漫吹，

人的汪洋，泪如潮水。

泪是丰碑，泪是誓言，

泪是动力，泪是火焰！

昂起头来，揩干眼泪，

红旗指向，无坚不摧！

百岁老人管易文，是周恩来、邓颖超的老战友，天津觉悟社最后一位成员。采访他时，他的记忆力已经完全丧失，但是，当把周总理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时，管老眼睛顿时亮了，在军把墙上悬挂的横幅（管老在周总理逝世当天亲手写下的“音容宛在永别难忘”八个字）指给他看，奇迹出现了，他竟然十分清晰地连呼三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音容宛在，永别难忘啊！”在呼唤最后一声时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眶，也引发我们所有在场的人精神上的极大震撼。

这次采访后五十多天，管老带着他对周恩来永远的思念，离开了这个世界。恩来伯伯以他的伟大人格力量，深深印刻在丧失人世间一切记忆的百岁老人脑海里。他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音容宛在，永别难忘！

《你是这样的人》

《百年恩来》的十二集中，每集都有歌曲，在军坚持创作一首表现周总理人格力量的主题歌。她把这个任务交给词作家宋小明和曲作家三宝，要求在歌词里不必出现周恩来的名字，但是让人一听，谁都能知道这就是周恩来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小明经过反复酝酿，创作出这首歌的歌词：

把所有的心装进你心里，

在你的胸前写下，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爱握在你手中，

用你的眼睛诉说，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你身上，

用你的微笑回答，你是这样的人。

把所有的生命归还世界，

人们在心里呼唤，你是这样的人。

不用多想，不用多问。你就是这样的人。

不能不想，不能不问，真心有多重，爱有多深！

这首歌由刘欢演唱。这个珠联璧合的艺术组合，共同创作出一首反映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当它第一次在大型晚会上公开演出后，所有观众都激动得站了起来，不断地热烈鼓掌。晚会结束后很久，许多人仍然在座椅上频频挥泪，久久不愿离开。

《你是这样的人》长时间地被北京广播电台列为歌曲排行榜第一名。有一段时间，在许多公共场合，甚至在出租车里，都能听到广播电台播放这首歌曲。国家级的大型晚会上也多次演唱，曲作者三宝和演唱者刘欢，也都把它作为个人音乐会的重头节目。这首歌被中宣部评选为“五个一工程”奖。

每当《你是这样的人》的乐曲声和歌声响起，人们无疑都想起了周总理。“真情有多重，爱有多深”——每个中国人也都会做出深情的回答。

终极使命

2008年3月28日，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办《你是这样的人》大型情景音乐会。年近八旬的郭兰英老师，为了唱好《绣金匾》中的“三绣周总理”，苦练了几个月。她泣不成声地高声唱出最后一句“我们热爱您”时，深深拨动了全场万余名观众的心弦。《你是这样的人》晚会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映了八次，这是少有的。

2013年，在伯伯诞辰115周年之际，主办《你是这样的人——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珍品巡回展》。记录珍藏的国际知名人士、老一辈革命家和多位当代艺术大师的题词、书画和摄影作品，以及从国内外收集的珍贵史料。绝大多数是首次面世的真品原件，堪称无价之宝。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为了写好《你是这样的人》这幅题名展品，他建议把题词中的“你”字改为“您”字，以显示对周总理的高度尊敬。因家中不够宽敞，年迈患病的他冒着大雨，连续三个晚间到办公室，写下一幅高达两米多的《您是这样的人》巨幅题字，这是中石先生晚年留下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幅珍品。

2018年，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要求全党“追思和学习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崇高精神。”

周恩来精神的传承，最重要的在于青年一代。这也是我们举办纪念恩来伯伯活动最大的心愿。

《百年恩来》播出后，一位青年女教师在座谈会上说：“石碑可以倒塌，木雕可以腐朽，唯有镌刻在人民心中的丰碑是永存的。这就是周恩来的精神。”2013年年底2014年年初，在广州举办《你是这样的人——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珍品展》时，一位“90后”女孩留言，写下这样一段深情的话：

何其有幸，让我这一平凡的女孩，经过大量的书籍，透过历史的长河去遇见你。对于你，我有太多的敬仰。即使在有你的年代不曾有我，但庆幸的是在有我的年代依然有你。感谢这土地上曾经有你。

这就是年轻一代的心灵和信念！她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时间可以流逝，大地可以荒老，只要人类在生生不息延续，我们就将永远拥有这笔无价的财富：普照人间的周恩来精神！

（编辑  季节）

随着全球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贸易逐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贸易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的贸易活动，包括电子商务、在线支付、数字营销、数字物流等多个方面，涵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全流程。数字贸易具有数字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三大特征。数字贸易最显著的特征是数字化，它将传统的实体商品和服务交易转化为数字形式，使得贸易活动更加便捷、快速，同时也降低了交易成本。数字贸易的网络化特征，使得贸易活动不再受地域限制；数字贸易的全球化促使企业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更广泛地拓展国际市场，与全球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合作关系，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近年来广东数字贸易发展迅速，数字贸易额持续增长，成为推动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对其他地区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广东数字贸易的发展历程

数字贸易的萌芽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互联网技术逐渐普及，人们开始意识到电子商务的潜力和机遇。广东省的一些先行互联网企业开始涉足电子商务领域，如1998年成立的腾讯等，在电子商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企业为广东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21世纪初，这些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商品和服务，实现了在线交易和支付。这些企业的成功经验和不断增长的销售额，激励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电子商务领域，探索数字贸易的发展。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腾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业务拓展，逐渐成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在2010年推出了QQ商城，成为国内最早的B2C电子商务平台之一。该平台提供了数码、母婴、家居、食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品，通过QQ币、Q点等虚拟货币进行支付，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购物体验。唯品会通过独特的闪购模式和特卖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购物体验。

数字贸易的起步阶段

2010年左右，广东省的数字贸易进入起步阶段。电子商务平台开始崛起，线上购物逐渐成为人们的消费习惯，广东省的数字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2007年广东省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比逐渐上升，达到了20%。这一时期，广东省在数字贸易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同期，网易、腾讯等企业开始涉足数字贸易领域，通过开发电子邮件服务、在线游戏、社交媒体等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拓展了数字贸易的领域和市场。这些企业还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到全球市场，促进了广东省外贸的发展。此外，广东省大量的中小企业也开始涉足数字贸易领域，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将产品销售给全球消费者。例如，广州的服装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将服装销售到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此时，广东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积极推动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建设了多个跨境电商园区和口岸，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贸易环境和营商条件。

成为中国数字贸易的重要基地

2010年至今，广东省的数字贸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应用，广东省的数字贸易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这一时期，数字贸易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数字贸易逐渐走向了成熟阶段。据统计，2018年广东省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2万亿元，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40%。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比持续上升，达到了近30%。这些数据表明，广东省的数字贸易额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已经成为中国数字贸易的重要基地。

广东省的数字贸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涉及电子商务、跨境支付、在线旅游、远程办公、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其中，电子商务和跨境支付是广东省数字贸易的主要领域，而在线旅游和远程办公则是新兴领域。与此同时，腾讯、华为、中兴通讯、大疆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企业不断涌现，成为全球数字贸易领域的佼佼者。

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2021年，广东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30%。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比超过50%。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广东省外贸增长的新引擎。

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目前广东省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已经覆盖了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智能制造领域，华为、中兴通讯等知名企业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探索智能制造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在智慧城市方面，广东省的一些城市已经全面实施了智慧城市建设，例如广州的“智慧广州”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应用提高了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服务。

在贸易方式上，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以跨境电商为主。广东省的跨境电商企业数量众多，其中一些知名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跨境电商的领军者。这些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和国际化的运营模式，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到全球市场，促进了广东省外贸的增长。

此外，广东省在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几年内已经建成了覆盖全省的现代化网络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宽带、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广东省还不断推进数字贸易服务的便利化，在海关、税务等方面实现数字化通关和智能化管理，进一步提高了数字贸易的效率和便利性。

综上所述，广东省的数字贸易发展得益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一方面，广东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对数字贸易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措施；另一方面，相关企业也在积极拓展数字贸易领域，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贸易方式。

广东数字贸易发展的问题和难点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不足

虽然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仍然不足。目前广东数字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主要依赖外国品牌和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导致广东数字贸易的发展受制于人，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广东数字贸易企业往往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只能依赖国外品牌和技术，这使得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此外，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还可能使得企业面临技术壁垒和专利纠纷等风险对于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而言，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它们往往只能通过代理或者贴牌生产等方式参与数字贸易，难以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

物流配送体系在数字贸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将数字产品从生产者传递到消费者手中，确保产品的及时交付和客户满意度的提高。然而，目前广东的物流配送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运输成本高、配送效率低等，制约了广东数字贸易的发展。

第一，广东的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尽管广东省内的物流企业数量众多，但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服务范围有限，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布局，进而影响了物流服务的覆盖面和效率。一些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往往采取“点对点”的物流配送方式，这种配送方式缺乏灵活性，容易造成运输资源的浪费和配送效率的低下。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物流信息平台，物流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存在困难，导致企业无法对物流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和管理，从而影响了物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广东的物流配送成本较高。受运输距离、运输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在跨境电商领域，由于涉及跨境清关、税收等问题，物流成本显著增加。据统计，跨境电商的物流成本通常占到总成本的30%以上。而且，由于广东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物流运输过程中需要经过多个转运中心和配送网点，这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压力和成本。

第三，广东的物流配送效率相对较低，配送时间较长，影响了客户的购物体验和满意度。特别是在跨境电商领域，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物流体系和操作规范不同，物流配送时间更是不尽如人意。据调查，广东省跨境电商的平均配送时间为10天左右，甚至一些生鲜产品的配送时间甚至长达数天。

遭遇贸易壁垒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数字贸易设置了一系列贸易壁垒，包括技术壁垒、关税壁垒、数据本地化要求等等，我国广东省数字产品的出口也受到限制和影响。

第一，一些国家对电子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使得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影响。例如，美国政府对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加征关税，导致中国电子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下降。第二，技术壁垒也是一些国家限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设立了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法规，限制了我国数字产品的进口。例如，美国政府对进口电子产品实施了严格的安全审查和标准要求，如果我国的电子产品达不到这些标准，就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第三，一些国家还提出了数据本地化要求，这使得我国的数字贸易企业无法在这些国家开展业务。

广东发展数字贸易的对策建议

   加强政策引导

政府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力量，应加大对数字贸易的支持力度，从政策层面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

第一，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出口。自主创新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石，政府可以出台更有效的政策，鼓励企业增加投入、加强技术研发。例如，广东省设立了专门的研发基金，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进行资金支持，同时通过研发贷款等措施，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第二，优化税收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税收是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第三，加强对数字贸易人才培养的支持，提高数字贸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数字贸易是高度技术密集型的贸易方式，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政府可以积极推动高校、数字贸易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提供培训、学术交流等方式，培养更多具有数字贸易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推进数字化改造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造，实现生产、管理和销售的数字化，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

第一，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是数字化改造的关键。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其中，云计算可以提供灵活、高效的计算资源，大数据可以支持精准营销、客户分析等需求，人工智能可以提高自动化生产、质检等能力。

第二，优化企业运营模式和业务流程是数字化改造的重要方面。引进现代化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等，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从供应商到客户的全流程管理，提高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协同效率，降低库存成本和运营风险。同时，有效支持企业的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等需求，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趋势，制定更加精准的市场营销策略。

第三，加强与国内外数字化企业的合作是数字化改造的重要途径。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企业可以与国内外知名的科技公司、互联网企业等开展合作，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提升数字贸易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扩大市场份额和客户群体，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数字化改造能够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服务质量。例如，通过建立专业的客户服务体系和在线服务平台，提高客户体验和服务质量；通过打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品牌美誉度和客户忠诚度；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环保活动，提升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感。

提高物流效率

在数字贸易中，物流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客户的满意度。因此，完善物流基础设施、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是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方面。

第一，建设更多的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广东省需要在主要城市和口岸建设现代化的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为企业提供集中存储、快速配送等服务，减少物流环节和运输时间，降低物流成本。

第二，优化物流运输路线。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地理位置，制定合理的物流运输计划，选择最佳的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进而大幅缩短运输时间和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第三，引进先进的物流技术和设备。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企业可以积极引进智能化的物流设备和系统，如自动化立体仓库、智能配送机器人等，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物流配送的效率和精度。自动化立体仓库可以快速、准确地存储和取出商品，提高仓库管理效率；智能配送机器人可以通过智能识别、自主导航等技术，快速、准确地完成配送任务。

第四，加强与国内外物流企业的合作。与国内外知名的物流企业开展合作，有利于共同打造全球物流网络和服务体系，实现数字贸易的全球化运作，进而拓展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企业可以与国内外的航空公司、船务公司等开展合作，提供国际物流服务；与国内外的电商企业、快递公司等开展合作，提供国内物流服务。

第五，提高自身的信息化水平、建立高效的物流管理机制。例如，通过引进先进的物流管理软件、建立自身的信息化平台等方式，实现物流信息的实时采集、处理和分析，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通过建立高效的物流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协同效率，降低库存成本和损耗率等。

跨越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不仅阻碍了数字贸易的发展，还导致数字贸易的交易成本增加，降低了市场效率。为了解决贸易壁垒问题，应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和合作，推动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第一，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谈判和合作机制，争取更多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中外共同探讨数字贸易规则和参与标准的制定，可以促进数字贸易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数字贸易的效率和安全性。

第二，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探索互利共赢的数字贸易合作模式和机制。

第三，针对各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和法规要求，广东省应加强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减少对国外技术和品牌的依赖。同时，通过与相关地区的企业和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共同探讨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合肥市政府以尊重市场规则和产业发展规律为前提，以资本和股权为突破口和切入点，通过组建国资平台，构建多元化立体化投融资体系，组建参与各类投资基金，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构建地方招商引资新方式、新路径，从创投到产业投资，形成产业培育合力，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并培育了新型显示屏、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新兴工业迅速崛起，2022年合肥生产总值达1.2万亿元，同比增长3.5%，实现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政府资本招商引进新模式带来显著成效

合肥积极创新理念、找准方向、优化服务、风险管控，成功引进并培育了新型显示屏、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取得了较为成功的业绩显著成效。

工业实力持续提升

2005年7月，合肥市确立“工业立市”战略，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合肥市一直在探索加快经济发展，提升工业规模质量的“引擎”，形成了产业竞争新优势。自2005以来，合肥坚持“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思路，先后引进京东方、格力、美的等企业，投资半导体产业，接盘科大讯飞，引入蔚来、大众汽车，维信诺、长鑫等行业头部企业，工业经济飞速发展。2022年，合肥全市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2895.66亿元，较2005年增长了44.63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485家，较2007年增长了1622家；工业增加值从2005年的292.2亿元增加至2022年的2603亿元。

企业规模质量显著提高

2022年，合肥市净增市场主体30万户，总量突破150万家。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66家；新增百亿工业企业6家、创历史新高，总数达19家；新增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8200余家；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34家，总数超6400家；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8家，总数达139家，总量实现一年翻番，居全国城市第14位；新增上市（过会）企业14家，总量达77家，居全国城市第12位，其中科创板上市企业数居全国城市第6位；新增“灯塔工厂”2家，总数达4家，居全国城市第2位。

新兴产业集聚壮大

合肥市全力以赴发展新兴产业，培育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群，通过京东方、长鑫、蔚来汽车等重大项目的带动逐步形成了3个国家级、7个省级、10个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其中，智能语音入选国家先进制造集群，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三大产业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录，新型显示、人工智能获批数量居全国第四。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4.3%，占规上工业比重56.2%，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84%，创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光伏两个大产业链双双破千亿元产值。集成电路等“卡脖子”技术加快突破，晶圆代工产能位居全国前三，液晶面板出货面积占全球1/10。全球最大量子城域网正式开通，量子科技园入选全国首批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培育。

工业体系不断完善

合肥工业基础比较完备，拥有37个工业行业、涉及200多个工业门类，涵盖2000多种大宗工业产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布局，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围绕“芯屏汽合”（芯片、新型显示、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AI-制造业融合）产业和“急终生智”（城市应急安全、智能终端、生物医药/大健康、智能语音/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发展，全链条布局，引入头部企业，培育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智能语音、家电四大产业获得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批准；打造了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之都、世界级智能家电集群、“光伏第一城”、中国声谷等一批高质量产业生态圈。

创新能力大幅跃升

近年来，合肥每年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均保持在35%左右，2022年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17.8%，居全国城市前列，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千亿元。全市有中国科大、合工大等高校60所，中央驻肥科研机构8家，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2个，新型研发机构37个，集聚服务院士138人，已认定高层次人才8000余人。全国第2个获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首个挂牌国家实验室，建成运行深空保测实验室，已有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0余个，“科大硅谷”启动建设，全国首个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在合肥成立，悟空探秘、本源司南、九章计算、祖冲之号等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相继在合肥问世。据2022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数据显示，合肥全球“科技集群”排名第55位。

 国有资本引领社会资本发展新型产业

“合肥模式”的核心是创新投资理念，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作用，聚焦关键产业、龙头核心企业，通过国有资本投入，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动用全社会的力量发展新型产业。在项目落地、企业稳定创收后，国有资本再以市场化方式安全退出，打造循环资金流动体系，并借此循环体系推动产业更多项目高质量发展。

明确方向，科学确定产业投融资项目

1.确定产业招商引资战略发展方向。合肥抓住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及中部崛起的战略机遇，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家电等重点产业，编制重点产业链招商目录，重点引进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行业冠军企业，锻粗锻长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聚发展基地。深挖产业链上下游“风口”产业，通过政府投融资方式进入关键企业，带动产业链条上其他企业陆续入驻。近年来，合肥通过引入京东方、科大讯飞、长鑫、蔚来一批新兴产业的国内龙头企业，逐步扩延构建起上述“芯屏汽合”、“急终生智”为代表的几十条产业链。

2.打造专业化投行队伍。合肥从市领导到基层普通招商人员，均对产业投融资政策、行业发展报告、股市行情等有一定研究，对各种与产业相关的信息都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精通投行政策和谈判技巧，便于与客商进行有效沟通，可以从产业匹配度、产业发展前景、投融资政策支持等方面对项目进行初步筛选。另外，借助外部力量，完善招投人才体系，并通过聘请知名企业家、政府高校常态化互派挂职等方式，建立专家人才库，针对主导产业为招商引资进行项目选择及各项研究。

3.严格产业项目论证程序。对拟投资产业项目进行科学严密的论证，由市产业领导小组牵头，组织专业人士、投资机构，从产业发展前景、科技含量、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尽职调查，对产业项目技术、供应链和市场等进行全方位的研判。论证通过后，同企业开展严谨的商务谈判。在政府确定拟引入项目后，还需经市人大财经委、人大常委会主任办公会、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审查批准，以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创新模式，以资本构建招商引资新模式推动经济发展

1.创新完善政府资金投入方式。为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2014年，合肥市政府整合各类政府资金，在投入方式上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改变之前“撒胡椒面”式的资金投入方式，由“面”到“点”，加大对重点产业和龙头企业的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削减、压缩事后奖补等无效资金投入，新增基金投入、“借转补”投入、财政金融产品投入这三种市场化有偿投入支持方式，更好地帮助企业解决前期和中期资金困难问题，稳定现金流，度过困难期，真正实现投融资传统模式转化为“拨款变投资、资金变基金”的市场化投融资方式，让有限的政府资金更好地聚焦在合肥的优势产业和战略创新产业发展上。

2.组建专业化国资投融资平台。2015年，合肥对国有资本运营机构进行改革重组，组建了兴泰、建投、产投三大国资投融资平台。这三大国资平台目前承担着对合肥国有资本进行运作和投融资的重任，合肥建投以新能源和出行为投资重点；合肥产投致力于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合肥兴泰专注于打造地方金融控股平台。同时，三大平台还负责投融资、担保、产权交易等领域的制度、监管条例的修订，以规范企业运营行为。比如，为更好地控制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国资委强化预算管理，调控压降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负债预算水平，通过增加资本注入、发行债券等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资产负债结构，确保企业资金链安全。

3.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合肥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作用，通过国有资本构建平台，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以投带引，吸引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大量投入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目前，合肥形成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基金丛林”，带动近4000亿元的社会投资。其中，成立总规模 59.2亿元的创业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和天使基金，用于支持和引导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共计吸引社会投资超过2000亿元。组建总规模近300亿元的“芯屏产业”投资基金，集中投向集成电路和平板显示中下游企业。其中，仅京东方10.5代线项目通过芯屏基金就直接引入社会资金79.45亿元。

4.构建国有资本退出机制。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目前合肥已形成“引进项目→国资注入→项目投产运营→股权退出→循环发展”的产业运作模式。政府投资形成的基金份额或股权达到约定年限或退出条件时，依法依规通过上市、股权转让、企业清算回购等市场化方式安全退出。这种方式让国有资本收放自如，在完成培育引入产业的同时，实现自身保值甚至增值，通过国有资本的循环使产业链不断扩大并深入发展，推动产业快速发展。截至“十三五”末，合肥国资累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投入资金超过1200亿元，带动项目总投资超过450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总投资近5000亿元。

优化服务，打造优良产业发展生态

1.创造产业发展软环境。2014年，合肥在全国率先对产业扶持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逐步形成“1+3+5+N”[1]的政策框架体系。通过产业政策体系整合，避免了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的问题，增强了政策的协调性和联动性。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公共政策兑现履约，提高公信力，开展“一照多址”改革，提高线下“一窗综办”、线上“一网通办”水平，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合肥还专门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三重一创”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发展。

2.注重创新人才引育。合肥聚焦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引进和培养产业技术人才。实施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育计划，先后制订“人才政策20条”、“人才政策新8条”、“产业紧缺人才引进计划”、“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划”等政策、实施细则30余项，引进扶持“高精尖”人才、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高层次产业人才近万名。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在个税奖励、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优惠。建设市场化人才服务平台，推行“一站式”“组团式”服务，全力打造人才高地。

3.搭建创新孵化平台。合肥着力建设以大科学装置公司为代表的资源集聚平台、以创新院公司为代表的协同创新平台、以离子医学中心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以长鑫存储为代表的自主研发创新平台，推动从科研成果转化向产业发展成果转化。市政府遵循引导市场协同创新的理念，与中科大等“大院、大所、大学”合作共建创新平台，打造人才、资金、信息等各类创新要素汇聚地，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合肥模式”对各地产业发展的启示

“合肥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准“风口”、优化管理模式、健全配套服务，充分发挥产业基金引领带动作用，以资本投资模式推动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解放思想，构建市场化运作体系

1.强化市场化运作思维。各地在推动产业创新转型中，与合肥发展存在发展中共性问题，资本投入和运作在传统模式下难以解决。合肥解放思想，各地都可转变观念，结合当地实际，用好市场化手段发展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双招双引”、项目建设攻坚战，形成抓产业促发展强大合力。改变国有资本投融资模式，从“土地优惠、税收减免”为主向“资本运作、基金支持”为主转变。用市场化思维和手段运营发展产业，吸引资本、人才、技术等产业要素集聚。

2.培育壮大基金规模。强化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专业管理和市场运作，借鉴“合肥模式”，找准适合本地产业发展路径，建立产业投资百亿母基金，并发挥母基金的撬动作用，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各类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或基金合作等方式注入企业，放大资金杠杆，培育一批支撑性强的高成长性企业，形成本地产业创新发展独特的竞争力。

3.建立跟踪监管机制。政府牵头，聘请专家、学者、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等专业人员，组成产业发展评审委员会，对拟投资项目进行论证决策、跟踪监督。强化风险管控，细化投资进度，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做好要素保障，确保项目达标推进，定期对项目进度进行评估和绩效评价，保证投资见实效。建立国资市场化监管机制，与企业签订协议，明确各类措施和核心条款，与企业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确保政府资金安全可控、保值增值。

完善国资退出机制。如上文所述，建立从引进项目、国资引领、项目落地到国资股权退出的投资循环模式。在规划项目之初，设置国有资本安全退出通道，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在达到投资年限或约定退出条件时，将依法采用上市、股权转让、企业回购和份额退出等市场化方式，保证基金份额或股权安全退出。这种模式有利于国有资本培育和引进产业项目，保证国资保值增值，为新项目的发展提供循环支持。

精准招商，打造产业集聚洼地

1.明确招商引资方向。根据地方现有条件，选定一些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医养健康、高端化工等，招引关键企业入驻，吸引上下游企业投资，而非盲目随意地投融资。探索建立“领军企业重大项目—延伸完善产业链条—发展培育产业集群—积极打造产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模式。

2.产业链精准招商。建立完善重点产业链“链长、链主”制度，积极构建“链主企业+骨干企业+高成长企业”的产业体系；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紧盯龙头企业和关联配套企业，引进一批成长性好、带动性强、科技含量高的“专精特新”项目。

3.培大育强优势产业。聚力做好“优存量”和“扩增量”的文章，精准培育有竞争优势和地方特色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锻精延伸产业链条，增强产业发展接续性。深入挖掘企业发展潜力，加大对冶金、建材、化工等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造，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全力培大育强，支持企业从中低端向高端发展，促进产业提档升级，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投资驱动，助推产业提档升级

1.完善产业投融资决策机制。打造一支能够精准把握产业、市场、资本运作方式的“政府投行队伍”，严把拟投项目关口。引进与本地产业发展相契合的有丰富投融资经验的知名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参与本地投融资决策。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政府资金投入管理办法、产业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聚焦主导产业绘制重点招商图谱，为有融资需求的项目、企业提供更加精准化、便捷化的投融资服务。

2.设立重点产业政府引导基金。以本地国资平台公司为支撑，联合龙头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共同组建面向重点领域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3.发挥政府资金杠杆作用。政府投融资基金要强化与市场化投融资机构合作，突出政府产业投资在专业管理和市场运作方面的运作能力，通过私募股权的高门槛引导、拉动母基金投入，并借此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有力引用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达到以投资促发展的效果。

优化服务，培育优良产业生态

1.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放开市场准入，扩大“证照分离”改革事项，推动重点产业领域开放，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和质量。优化审批流程，以“流程再造”为切入点，提高审批服务水平。坚持“最多跑一次”事项梳理，推进本地政务服务“一窗办”“一网通办”，完善“不见面审批”，提高办事服务效率。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管理，促进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

2.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围绕本地发展规划和本地选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在教育、医疗、住房、税收等方面，为人才提供优惠，满足人才需求。建立基础研究人才和前沿技术研究人才培养的长期稳定支持制度，鼓励、支持人才自主选择科研方向、组建科研团队，提升科技原创能力。出台支持扶持措施，对选择的人才给予补助奖励，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推动高端人才聚集。

3.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强化协同创新，发挥本地重点高校、科研院所的龙头带动作用，整合本地“高校、院所、大企业”资源，积极构建创新孵化平台，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紧盯科技前沿和本地产业发展需求，引进和培育相应的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联合攻关，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化交流合作，在大数据、新能源等领域探索“科研飞地”合作模式，集聚更多人才和创新资源，孵化更多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

（编辑  杨利红）

国企财务公司作为受国资委和金融监管部门双重监管的金融机构，是最贴近实体经济的金融业态。国企业财务公司应从支持科技创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支持能源资源布局、织密风控廉洁网络体系、打造数智化财务公司等五条路径深化改革。

改革三年行动取得显著成就

国企财务公司占行业全部财务公司的比例达80%，它的改革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财务公司行业的发展水平。

（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普遍建立

国有企业财务公司按照《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为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和企业素质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国企财务公司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建立健全了董事会和各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决策、执行和督办，逐步实现了标准化、体系化。董事会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及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等逐步得到落实。

（二）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云计算、RPA、超融合技术和大数据等应用较为广泛。信息系统建设不局限于标准化产品采购，更注重结合行业特性进行个性化开发迭代。例如，越来越多的财务公司采用自主设计、分项招标的模式建设信息系统，自主设计架构、自主组织施工，兼采不同供应商之所长，对信息系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财务公司更加重视信息化安全管理，截至2022年，共有174家财务公司的重要信息系统按照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标准建设，占比68%。

（三）风险管控基础不断夯实

在遭遇个别财务公司风险暴露引发外溢效应后，国企财务公司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完善顶层设计，构建风险偏好体系，设定风险策略，着重强化科技赋能风险管理。2021年以来，企业风险状况得到较好改善，流动性风险整体稳定，市场风险保持低位，操作风险防控有效，风险监管指标总体良好，行业没有出现重大风险事件。随着2022年新版财务公司管理办法、2023年新版监管评级办法的实施，财务公司从政策安排上规避了过度脱离集团主业、过度扩张对外融资等的风险。

（四）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幅提升

财务公司积极发挥“四个平台”功能，资金归集成效明显。2022年末，全行业平均资金集中度达50.26%，其中88家财务公司内部结算集中度超过90%。财务公司持续执行贷款降息、存款升息、减免手续费等金融纾困政策，不断加大信贷投放，通过贷款、票据贴现、买方信贷、消费信贷、延伸产业链金融等工具支持企业集团、成员企业和产业链单位发展，金融服务价值彰显。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要求

根据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动员部署，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要求国有企业心系“国之大者”，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坚定当好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产业发展的领头羊、维护安全的压舱石。深化改革提升行动具体任务聚焦“三个作用”的发挥，即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相互贯通、各有侧重。科技创新是根本，决定着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作用的发挥，必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成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的需求提出者、创新组织者、技术供给者、市场应用者。产业控制是关键，必须积极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安全支撑是底线，必须聚焦重点领域，提升产业链“韧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筑牢“防”的底线、打造“攻”的实力，在国防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兜底托底作用，提升国家战略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国资央企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器、强国基石。

当前，国有企业财务公司在落实国企改革最新要求上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财务公司功能定位与新时期国企改革发展要求没有紧密衔接，财务公司特有的金融牌照优势没有充分显现。二是财务公司主动靠前服务集团战略、从全局角度引领和支撑集团新兴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够。三是创新意识不强，对传统基础业务依赖较多，针对科技创新提供的金融工具和产品非常有限。

落实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要路径

站在改革的新起点，国有企业财务公司要树牢集团“大财务”理念，在集团大财务格局中找准定位，担当成员企业“第一借款人”“结算主平台”，有效发挥财务公司金融服务与辅助资金管理“双重”属性，在国企改革提升行动中展现新作为。

（一）创新机制支持科技创新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头号工程”的重要位置，全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助力科技强国建设。中国银保监会2021年印发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要在坚守功能定位前提下，发挥专业特色优势，加强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企业集团开展科技创新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与所属集团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在现有资质下，国企财务公司应主动求变，创新服务成员企业科技创新的思路，丰富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重点紧盯集团内科改示范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国企财务公司应将服务科技创新纳入“十四五”发展修编规划，加强科技金融制度建设，单列信贷规模，重点支持基础性、紧迫性、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研究和“卡脖子”技术研发。二是加大对技术改造的信贷资金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淘汰更新落后产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三是创新信用审批机制，根据科技创新型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探索采用专利权、订单、应收账款作为抵（质）押等方式提供贷款，尝试“科技创新积分贷”。对科技型成员企业执行差异化“三查”标准。四是与相关科技企业联手，加强与各级知识产权局以及评估、法律、担保等中介机构的沟通协调，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渠道，引导目标企业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并帮助企业获得政策红利。五是探索实施新一代数智技术应用，升级改造核心业务系统，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优化科技金融业务流程。六是专项制定科技金融业务考核方案，适度延长科技信贷人员绩效考核周期，建立专项奖励制度，细化落实激励约束和尽职免责政策。

（二）靠前服务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坚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端发力，切实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质量。据统计，近5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投资增速超过20%。但由于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尚处于形成阶段，轻资产特征明显，风险较大，社会资本投入较少，也超出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较多制约，难以从集团外获得充足的信贷资金支持。

国企财务公司要主动对接集团战略、市场、投资、科技部门，探索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模式，实施“融资+融智”并举策略，努力打造培育新兴产业的综合金融服务商。一是立足集团产业属性，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信贷支持方向和重点成员企业，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当前信贷支持应重点着眼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产业以及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二是优化战略性新兴成员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在内部评级和贷前调查中，要充分考虑战略性新兴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要充分认识企业和项目的成长性，将未来高增长潜力带来的收益作为评估重点。三是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需求，创新各类金融产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支持。四是与集团外部股权投资机构建立信息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或以“股权+债权”的模式对相关企业进行投资，将投贷联动作为财务公司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模式。五是集团内各金融企业握指成拳、组合工具。国有企业财务公司要与租赁、基金、保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起，灵活使用“投、贷、债、租、证”策略，有效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融资需求。六是大力开展股权质押贷款、并购贷款，推动产业链整合，加速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三）多措并举支持能源资源布局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要强化国企在能源、资源、粮食等重点领域布局，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中央企业应坚定不移地做好能源安全保障工作，有效发挥能源供应“稳定器”“压舱石”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相比商业银行，国企财务公司作为集团“内部银行”，对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生态环境、绿色能源基础设施、绿色服务等领域相对比较熟悉，在协助集团布局重点领域方面义不容辞。一是按照国家“双碳”战略，发展绿色金融，向清洁能源产业倾斜更多信贷资源，优化自身信贷结构，推出“碳中和”信贷额度以及排污权抵押贷款等产品。二是加强与商业银行“总对总”战略合作，组建银团贷款共同支持清洁能源产业。增进商业银行融资支持信心，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三是财务公司在成员企业项目策划阶段就参与进去，发挥集团牵头金融平台的作用，整合集团内外各种金融资源，制定系统解决方案，助力项目落地。四是在能源项目开发中，涉及投资、建设、运维等多家央企，要发挥现代产业链“链长”的主体支撑和融通带动作用，加强与集团业务高度相关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同业合作，推动双方保函互认和票据互认。五是依托财务公司同业授信，持续推广开展代开保函、代开信用证业务。六是响应国家要求，在支持项目开发的同时，实施农民工工资代发业务，从源头解决农民工工资保障、管理的难题。

（四）织密风控廉洁网络体系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要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公司要践行“合规创造价值、风控行稳致远”的理念，构建集资产负债管理、资金运用测算、资金头寸管理、流动性管理“四位一体”资金运营管控体系，切实防范风险事件发生。

一是要坚守风险合规底线。国企财务公司应制定风险偏好及风险限额管理方案，编制《合规管理手册》，组织全员签订合规承诺书；成立合规管理委员会，设立首席合规官，将合法合规性审查和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事项必经前置程序。资金运用实施“年预算、月统筹、周计划、日安排”，统筹中长期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和短期应急措施。建设风险监测系统，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主要指标实时监测。

二是要将纪检要求嵌入业务流程。国企财务公司应与合作银行、重点成员企业签订廉洁风险联防联控协议，将党内廉洁纪律嵌入金融业务办理全流程和各环节。研究编制金融业务纪检监督清单，对所有业务进行“高中低”廉洁风险定级，制定防控措施。定期开展内控体系评价、金融业务、薪酬专项审计工作，持续提升监督效能。

三是强化信息手段监控。建设风险监测信息系统，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主要指标实时监测，并按频次自动生成风险监测指标值，确保风险可控在控。

（五）打造数智化财务公司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财务公司要紧跟“数字中国”战略，制定中长期数智化规划,构建“全在线、全天候、全闭环”数智金融服务体系，深挖数据资产价值，着力打造智慧财务公司，以科技赋能集团发展。

一是升级改造核心系统。实施“小核心+大外围”的金融业务数字平台建设模式。对核心业务系统升级优化，开发移动端APP，实现金融业务全面线上化，业务办理模式由“柜员操作为主”转变为“客户自主、自助办理”为主。核心业务系统构建集全面业务管理、网上金融服务、监督决策于一体的业务运营管理平台。

二是探索智能化。积极应用智能业务机器人，对财务基础业务实现“系统+智能机器人”协同处理。建设统一监管报送平台，建立 1104 监管报表自动编制系统，实现各类报表自动生成、线上审核和电子化上报。构建集团金融数据库，搭建大数据云分析平台，全面实时掌握各项关键指标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是主动服务集团司库体系建设。打通核心业务系统和司库的数据通道，实现信贷、外汇等业务数据双向传输，协同开展。

（编辑  尚鸣）

最近，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智能制造调研组赴江浙沪地区，走访调研空分、泵、压缩机、风机和阀门行业企业智能制造实施情况。走访调研企业有：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日立产机苏州压缩机有限公司等。

智能制造发展呈现系列新亮点

通用机械属于离散型制造，普遍为非标定制化产品，具有小批量、多品种特点，其智能化生产的投入门槛高、持续时间长，降本增效难度较大。调研发现，行业优势企业在推行智能制造中充分结合自身管理模式、生产流程以及人员素质，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推进智能制造，特别是在工艺流程、信息互通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这些企业坚持研发投入，在工业数字仿真设计软件、MES系统、条码化管理（工件二维码标识）、数字化追溯、在线无损检测、产品智能运维、远程在线监控等方面积极探索生产智能化和产品智能化，一套带有行业特色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在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正逐步成型。其中凯泉泵业、汉钟精机、中核苏阀、神通阀门、大通宝富等企业都在智能化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建设性开拓。

关键环节（设备、软件）尚受制于人

调研发现，通用机械行业的智能化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往往头痛医头，缺乏经验和章法，以及可供借鉴的成功案例，特别是关键环节（设备、软件）尚受制于人。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孤岛依然存在，缺乏体系标准。目前智能制造在行业推广最为普遍的问题是存在三种类型的孤岛：信息孤岛、自动化孤岛，以及信息系统与自动化系统之间的孤岛。控制系统、系统软件等关键技术环节薄弱，技术体系不够完整，由于没有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标准，企业在进行智能制造系统搭建过程中特异化和非标化趋势明显，造成时间和金钱成本过高，不利于智能制造在行业中的普遍推广。

二是高端设备受制于人，生产运维受限。高端设备仍然是瓶颈，跟不上企业智能制造发展的要求。现有的智能制造装备多集中于产业中下游，比如机器人产业以系统集成企业为主，而高端数控机床与高精度的测量测试设备仍需大量依赖进口。

三是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智能产品竞争力不足。新型传感器、高端控制系统、高性能液压件与气动原件、高端轴承以及高端伺服电机、减速器和控制系统对外依存度很高，造成相关产品竞争力不足。

四是人才不足，新业态需要新技能人才。“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知识结构复合型的要求更高，其催生的新产业生态更需要大量生产工艺与智能制造体系结合的技术人员。如果不能形成智能人才支撑，企业可能跌入转型陷阱：有智能工厂，却没有人操作。

五是建设成本大，周期长，企业顾虑多。智能制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既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购买相关的设备，还需要建设相关的数字化系统，也需要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对这些系统进行运维与改造。而中小企业普遍具有资金数量少、资金流转快、融资难的特点，动辄上百万、几千万的资金投入，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建设的短板。同时，通用机械行业的离散型、定制型制造方式，使智能制造系统的建立需要长期持续性改进与更新，需要资金使用的长期性规划。

精准施策，推进通用机械行业智能制造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纵向集成。政府应发挥政策引导和支持协调的作用，在自主软件系统的基础上，推动促进信息系统和自动化系统的集成和接口标准化，以解决企业各个制造环节“信息孤岛”的互联互通。

其次，推动“小企业+大平台”体系建设。企业完全依托自身实施智能化改造的能力非常有限，政府应组织第三方公共服务平台等大网络平台帮助中小企业从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方面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

第三，重视“龙头企业”的标杆引领和示范作用。政府应重视建立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中小企业推进信息化、智能化的推广机制，提升中小企业智能化水平。支持大中小企业间开放合作，鼓励产业链上大中小企业的协作发展，支持企业间围绕智能制造实施横向集成合作，构建一体化供应链体系。

第四，引导各类基金参与企业智能化改造。落实中小企业发展相关产业政策，创新企业技改资助模式，引入投资基金对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增加投入，解决智能化改造投入大、周期长的问题。

第五，形成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企业数字化转型要经历“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再到数字化”的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人才是关键。但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前企业和高校暂时还不能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应倡导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制造企业、职业院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建一批产教融合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强化教育资源市场配置机制，实现新职业标准的实时更新、人才供需数量的精准对接。

总之，通用机械行业要实现智能制造，应当构建健康的产业生态；要发挥好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发挥好产业链链主的引领作用；要加强金融扶持，为企业的智能化改造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培养多层次的智能制造人才是智能制造供需双方当前的紧迫需求，需要多方协作，完善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体系。

（编辑  尚鸣）

随着国际形势遽变，科技自立自强逐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人们对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确理解“科技自立自强”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不仅存在一些惯性思维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误区。比如，国家从国际竞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要不来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战略；但在具体实践中，很多人却忘记了“产业”竞争力这个起点与终点，而是从字面出发，把“科技自立自强”单纯地理解成科技政策，而不是创新政策或发展战略，甚至把它局限于科技“圈子”里。再比如，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重要途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被寄予厚望，但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中“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表述却很少得到关注，近来反而出现一些过度强调“国家队”（非企业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科研”、甚至为此否定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说法。其根源是机械地认识有关问题，把相互联系问题对立看待，割裂认识：将产业与科技（尤其是技术）相割裂，将国家、市场、社会的共同发展相互关系、互动关系相对立、相割裂，过度地就科技论科技，过度地强调国家及公共研发体系（公立的科研院所、大学及新型研发机构）在科学技术环节的作用，而不是以提高生产为目标，立足于产业竞争力的发展规律来理解科技自立自强，寻找走向自主创新的核心逻辑，进而提高国家创新系统整体效能。鉴于此，需要从几个方面澄清和说明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有关自主创新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卡脖子”问题

第一，产业发展和创新是一个动态、双向的过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谓“卡脖子”问题，而不是将其简单化、静态化、绝对化。

应该如何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创新”与“发展”的关系？我们着重强调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先导性作用，即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驱动”特征。这种单向视角时刻提醒我们，围绕极紫外光刻机、大推力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环节的攻关是强链补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但在此过程中，对“卡脖子”问题的理解出现了一些简单化、静态化和绝对化的认识误区：比如把“卡脖子”攻关视为产业发展的“华山一条路”，过分夸大和强调特定技术指标的重要性，进而过度渲染“创新驱动”的困难、神话西方技术霸权，这些倾向都有可能把“卡脖子”攻关带回刻舟求剑、打“固定靶”的传统老路，进而重蹈“攻关－落后－再攻关”模式的覆辙。

要打破这些机械认识论，需要我们从历史角度深入审视“卡脖子”问题。美西方之所以能够在某些技术环节对我们“卡脖子”，根本原因是他们从未放松对这些环节的技术积累和政治把控。这是使西方企业始终在这些关键产业和环节占有一席之地的基础，经历了相关技术和产品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甚至从赔钱到赚钱的全过程。换句话说，美西方今天能在5纳米制程设备、大推力航空发动机、精密元器件与材料领域对中国“卡脖子”，是因为他们完整地经历了28纳米制程、小推力发动机和元件、材料相对粗糙的阶段，并在市场扩张、需求升级、技术进步、产业融合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完成了产品创新与迭代。直至今天，将这些环节变成它们主导和定义国际分工体系的砝码。

但是，产业创新的果实只属于那些咬紧牙关坚持的企业；即便是美西方企业，一旦停止发展，也无缘参与新的创新机会。所以，当美国通信工业日薄西山、制造能力严重退化的时候，它们根本没有能力以市场方式阻拦华为和中兴在5G领域的进步。当中国企业接棒日韩，继续把半导体显示工业做成一个“东亚工业”的时候，美国人和欧洲人也没有资本对京东方和华星光电指手画脚。这和欧洲人至今不敢在电动汽车领域同中国硬碰硬是一个道理。因为所有这些行业中的中国企业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一直在技术与非技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持续迭代升级：从2G、3G坚守到5G，从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坚守到miniLED，从最原始的电动汽车坚守到新能源、智能与汽车技术的跨界融合。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与“产业创新导致产业发展”相比，经济发展中一条更重要的经验和逻辑是“产业发展导致产业创新”。在本土需求逐渐丰富、产业体量持续扩张、产业与技术自主融合的过程中，任何产业利用新技术与新市场的机会极大增加、风险极大降低，这使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身就具备了“驱动创新”的可能。[1] 此时， 一方面“产业发展”是各产业自身质与量的持续提升，[2] 另一方面是通过“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性、协同性，成为盘活创新系统、推动技术升级的重要前提。当我们以这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卡脖子”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思路。

首先，政治因素开始在这里发挥作用。国家（政治）层面的发展战略与目标在源头上定义和塑造着上述产业发展过程：国家对产业发展的意愿和理解，决定着其能否从系统层面自主把握和引导产业发展的宏观动态，这是跳出美西方定义的“卡脖子”环节和“市场失灵”话术的关键一步。在此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和技术基础，充分调动现有的市场主体、需求场景与技术储备，一方面为所有行业和企业创造均等普惠的发展环境，拆除阻碍产业与技术融合的一切政策障碍，从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需求融合、资源融通等环节的作用，最大程度释放现代化产业体系“驱动创新”的能量；[3] 另一方面跳出虚高的技术指标，以我为主地定义产业持续升级所需要的“创新驱动”的关键元素（前述从系统层面把握和引导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及其代际），充分行使市场主权，以此支持本土技术加速迭代、摸索本土技术路径。[4] 综合这两方面的努力，最终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自主求可控，以生门（本土技术路径）制死门（“卡脖子”技术）。

解决“卡脖子”问题前提条件是畅通内循环

产业发展和创新首先是一个社会过程，然后才是技术过程，因此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前提条件是畅通内循环，而不是通过解决“卡脖子”问题来打通堵点卡点。

在有关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框架下，另一个流行的惯性思维就是把解决“卡脖子”问题视为打通内循环堵点卡点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一旦“卡脖子”攻关取得成功，产业链上下游良性互动的内循环就可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点堪称“产业创新导致产业发展”思路的衍生品，但它同样面对着来自真实世界的各种挑战。一方面，虽然在美国遏制下脱钩断链来势汹汹，但并没有产生美国期望的杀伤力；甚至在工业软件、军工装备、工业级芯片等行业的诸多环节，中国企业都迅速填补了美国企业退出所导致的市场真空，并实现了产品技术的加速迭代与改进。另一方面，在那些尚未受到中美关系影响的产业领域（比如美国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那些领域），中国企业取得的很多技术成果——比如柴油机配件工业的自主创新（无锡油泵油嘴所涉及东风朝阳柴油机的高压共轨技术）和高端奶粉领域的技术投入（伊利、飞鹤、三元等国家队开发的更接近母乳喂养效果的配方奶粉）——既没有等到市场真空，也没有自动获得国内用户的信任与采用，这些没能进入内循环的星星之火也就未能形成燎原之势。

在产业发展和创新过程中，一些正反事例提醒我们：技术攻关既不像很多人想象得这么难，也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样足以启动内循环。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内循环不畅导致技术攻关成果难有用武之地和改进机会。这意味着，畅通内循环——沿着产业链、建设良性的供需互动关系——对卡脖子环节的技术攻关与升级有着重要的先导意义。其实，创新管理学科有明言：疏通供需、建立有效的“用户-生产者互动”，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甚至堪称国家创新系统的微观基础。正因如此，国外学者一直强调创新的经济社会学属性(Lundvall, 1988, 2013)。

这种良性的供需互动关系，正是我国产业体系中的“短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改革发展创造的巨大市场，其中高技术含量方面，大部分都让给了外国企业，在需求方，没有给本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陈清泰，2018:p.98）。以集成电路工业为例：上海中微半导体设备生产了中国第一批芯片刻蚀机，直到美国发动“芯片战”才有大陆企业下单。路风（2023）直言：“虽然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面临短板，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有的领域还很强”，“不过迄今为止，在半导体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比较强的供需关系，而是各自分别与国外企业形成供需关系”。

更重要的是，打通上下游、畅通内循环，以良性的供需关系促进合作创新的过程，并不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发生。其原因在于，这个过程涉及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产业链、甚至整个产业体系层面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历史地看，这种产业链互信从来不是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主要方面：计划经济时期上下游信息流动和协同由归口部委控制，工厂不需要考虑这一问题。在外向型经济的年代，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同样不需要我们的企业操心这个问题。这一系列过程导致的最终后果就是，在我们这个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中，真正能够推动合作创新的社会资本要素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稀缺。市场机制善于“配置生产要素”，但在“创造生产要素”方面为力不足。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行动者只有国家：由国家出面，以政治方式为本土产业链提供和创造“信任”。其实，在新中国工业史上，以国家背书推动产业链供需对接、促进协同创新与攻关的经验并不少见。从20世纪六十年代的高精度精密机床会战和20世纪70年代“二汽聚宝”、到21世纪初的磁悬浮项目攻关，机床工业史上几次大的集体突破都是由国家出面，以任务形式牵头供需双方、促进合作创新；如果没有当年国家主管部门协调产业链上下游，我们也无法想象我国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和第二代移动通信领域的集体突破。

这也为我们理解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重大任务”固然是启动举国体制的关键，但以任务“举”国的要害是用恰当的方式来统筹机构、调配资源、创造要素，最终完成任务。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可以用行政命令方式达成统筹调配的目标。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的行政命令方式已经不足以统筹调配高度差别化的行为主体，而市场又无法自动创造出统筹调配所需的“信任”要素，此时以国家背书赋能社会、创造产业链互信，就成为统筹调配、激活市场主体、启动协同创新的关键步骤，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有机结合也由此达成。

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主体是企业

产业发展和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然后才是技术过程，因此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主体应该也只能是企业，而不是任何其他什么组织及其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的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是通过对新老技术、需求场景等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把产品做出来，并把做出的产品卖出去，并确保最终能够向用户提供更优性能、更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Lazonick, 2005; Lundvall, 2013）。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显然是一个经济过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毋庸置疑。由此引申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创新的经济过程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关系？用更老生常谈的话来说，创新这个经济过程是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

哪些企业可以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对象？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任何远离市场、用户和需求场景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体——比如近来备受关注的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都很难产生马上就可以应用于生产的“科技成果”；即使这种成果从一开始就是以开发出产品（样机）为目标，也往往离商业成功相距甚远（路风，2018）。基于这一点，“科技成果转化”在“为谁服务”上遭遇了悖论：那些创新能力不足的企业，很有可能啃不动上游机构攻关出来的科技成果，无力组织相应的二次开发活动（使之更加适合市场所需）；而那些具备足够创新能力的企业，又可能不需要一个远离需求的“外援”，替他们攻关一些还得二次开发的科技成果。[5]

导致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计划体制的“科技成果转化”观念已经越来越难以有效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创新系统。历史地看，在计划经济时期，从系统层面明确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研发机构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职责，是因为当时国有工厂本身的开发能力不够用、必须借重这些“外援”；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成为创新主体，即便没有外援，那些志气足、眼界宽的企业也会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产品创新，并在长期、反复的创新过程中把某些关键核心技术强化成自己的“看家本领”。[6] 正因如此，国内外强调研究龙头企业自主研发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中的重要性（Arora et al., 2020；孙喜等，2023）；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科技成果转化”在当前中国科技政策语言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和铺天盖地地把“新型举国体制”解读为“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努力（刘戒骄等，2021；王聪等，2023），在某种意义上都代表着计划经济思维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不解与退步。

那些凭单个企业一己之力无法攻关的“卡脖子”环节又该如何？答案还是在企业，即便是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框架下，最终的技术攻关还要靠企业，靠企业主导的大纵深、体系化的“有组织研发”。区别不过是一家企业还是多家企业，企业自主研发还是要企业牵头、机构（包括各种新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7] 其决定因素仍然在于创新的经济属性：它不仅决定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而且从源头上定义和约束解决技术问题的战略与战术。技术攻关固然重要，但任何技术、包括“卡脖子”技术都必须通过产品形式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也只能通过产品形式存在、延续和改进[8]（Mowery and Rosenberg, 1999; 孙喜，2021）。而现代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任何推向市场的产品都不可能源于单一技术。所以，美国人大张旗鼓对我们“卡脖子”，就是想通过控制极少数技术环节、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阻止中国企业做出更优性能、更低成本的产品，最大程度地挤压我们的创新回报。美国耗时4年举全国之力绞杀华为，不许华为做麒麟芯片、造5G手机，但华为还是推出了“麒麟+5G”的Mate 60 Pro，而且上市当天就在沉寂多时的中国消费电子市场上引发了现象级抢购和现象级话题。

但美国这一轮绞杀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即便在一两个技术环节被“卡脖子”，仍然有可能基于他们对需求场景的理解，通过更好地定义产品概念和商业模式，更好地设计系统构架、引入替代性技术、开发支撑性技术，甚至更好的质量管理，从而在局部技术指标“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创造出更有竞争力的使用体验。因为企业的思维方式就是从创新的经济属性（满足用户需求）出发，来确定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如何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如何组合不同知识，解决技术“短板”的策略是“补短板”“绕短板”还是“做长板”，而不会罔顾商业逻辑，一门心思盯紧所谓的“硬科技”和“黑科技”去死磕和豪赌。在科技自立自强实践中暴露的诸多认知误区，其本质是“创新”信仰替代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新老思维方式、政策工具之间的冲突，官产学研各界的利益格局与关系变化及其衍生冲突。我们的思想和政策要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才能彻底抛开各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坚定不移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起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而解决这些冲突的出路只有一条——敢于让“熟习的东西闲起来”的自我革命。

（编辑  碣石）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重构，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地区劳动成本变化、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形成逆全球化态势，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今年，美西方以加强“经济韧性”和安全为名，推动“去风险”（de-risking）化，实际上企图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亟须评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趋势，从国际关系、经济政策、企业投资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案。

美国以“去风险”之名推动对华“脱钩”之实

自2015年起，我们就全球产业链发展进行常年跟踪和逐年分析整理并做出报告。在疫情管控常态化后，2023年2-4月，我对非洲四个国家（东非、西非各两国）以及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群进行了多次一线调研。本报告结合宏观数据和调研反馈，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进行评估，并就我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仅2022一年，世界各国共出台了1486项各种限制贸易的措施；2023年上半年各国已经出台了1272项贸易限制措施。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干扰，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成为制造业最关注的问题。

经济学人《贸易转型全球报告2023年》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企业应对风险的韧性优先于短期盈利能力的考虑。随着跨国公司放弃优先考虑超低成本、及时交付和最低库存的战略，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离岸生产”、“近岸生产”、“在岸生产”再到“友岸生产”，全球化时代的低成本优先的“即时生产”（Just in time）模式正在向逆全球化时代的供应链安全优先的“以防万一”（Just in case）模式转变。2023年4月上海面料展期间，笔者调研走访了长三角诸多纺织、面料和服装企业。与疫情管控措施放开前的情况不同，这次国际面料展并没有大批国际买家前来商议订单，国际买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和中亚地区，而携有大量订单的欧美买家少之又少。此外，很多原本并没有考虑出海设厂的纱线工厂也表示，为了获取更多的欧美订单，将考虑把工厂搬到东南亚，以避免由于无法提供中国生产的纱线没有使用新疆棉的证据，而接不到欧美订单。因而，这类企业的外迁动因并不来自降低生产成本（在国内基础设施便利，供电稳定，基本可以实现全自动化生产，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实动迁到国外完全是迫于地缘政治和美国无端制裁下的无奈选择。

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国内极力推动相关供应链产业链合作领域的对华“脱钩”（decoupling），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脱钩”是他演讲中的常用词。欧盟出于自身利益并不愿完全追随美国，针对美国政客和与中国“脱钩”的舆论喧嚣，2023年3月3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华前强调“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利益”，首次提出了“去风险”（de-risking）的概念。

此后，美国官员把“去风险”当作“脱钩”的马甲来使用。2023年4 月 27 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次重大政策演讲中也使用了“去风险”的表述：“我们是为了降低风险，而不是为了脱钩。从根本上降低风险意味着具备有弹性、有效的供应链，并确保我们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胁迫。”但是，“去风险”的隐晦说法不能掩盖美国力图推动“脱钩”的实质。

2018年以来，美国不仅对中国产品加收高额关税，而且违反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以各种莫须有名义围追堵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迄今为止，已将13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美国各种制裁清单。

同时，近年来，美国还不断对其他国家施压，游说其他国家跟进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共同制裁和限制，通过《瓦森纳协议》、“五眼联盟”、“敏感技术多边行动(MAST)”等多边机制协调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并购审查等政策，限制我国获取高技术。2022年5月，美国启动由14个亚太经济体 [1] 组成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宣称要通过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公平经济等“四大支柱”建设加强亚太区域合作，实际上是在国际上组织新的机构和通过新的规则来推动与中国的“脱钩”，彻底孤立中国。

全球供应链重构下中国地位依然无可替代

 美国对中国工业品进口依赖度较高

美国对中国工业品进口依赖度高达22%。从表1可见，2022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工业品6838.4亿美元，其中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占16.4%，低技术产品占8.7%，中技术产品占32.6%，高技术产品占42.3%。同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工业品5545.5亿美元，略低于欧盟从中国进口工业品的规模。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17.7%、低技术产品占8.7%、中技术产品占34.3%、高技术产品占39.3%，可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结构也与对欧盟的出口类似，中高科技产品占75%左右，同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仍有相当比例。

表1 2022年欧盟、美国进口中国工业品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2022年，欧盟工业品进口对中国的依赖度（从中国进口占工业品进口总额的比例）为4.2%，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依赖度为5.9%、低技术产品依赖度为3.8%、中技术产品依赖度为4.2%、高技术产品依赖度为3.8%。相比欧盟，2022年，美国工业品进口对中国依赖度更高，达到21.7%，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依赖度为27.5%、低技术产品依赖度为24.2%、中技术产品依赖度为19.5%、高技术产品依赖度为21.5%。

2022年，欧盟向中国出口工业品2090.9亿美元，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6.5%、低技术产品占4.5%、中技术产品占50.0%、高技术产品占39.0%。可见，欧盟向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89%）。同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工业品额为845.2亿美元，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占3.7%、低技术产品占3.4%、中技术产品占31.6%、高技术产品占61.3%。可见，在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中也是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占到美国对中国出口工业品总额的92.9%。2022年，欧盟、美国工业品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分别为1.3%和7.1%；其中美国中高技术工业品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相对较高，达到13.0%。

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欧盟、美国向中国出口中、高技术产品的同时，也从中国进口更多同类产品。中国进口中高技术产品属于中间产品，经过加工后的中高技术产品再增值出口。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制造业是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

表2 2022年欧盟、美国向中国出口工业品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国工业品进口的依赖程度大大高于欧盟对中国工业品依赖度。相比之下，中国市场在欧盟、美国工业品出口额中的权重相对较低，其中欧盟工业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更低一些。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美国对中国工业品的依赖，欧盟更多的是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在俄乌冲突之前的2021年，欧盟对俄罗斯能源进口依赖度高达19.7%[2]。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角色无法替代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采取“中国+N”的战略，这里的N指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也被称为“多岸外包”(multi-shoring)。原因很简单：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所有从中国迁出的生产能力。

以印度为例。在逆全球化和与中国脱钩的喧嚣中，印度被西方专家和舆论视为是替代中国打造“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一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印度制造业确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美国的支持）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根据笔者调研，目前为美国运动鞋品牌代工的在华工厂已经被通知转移到印度去开设新的工厂，未来品牌买家将把订单下给印度的工厂而不再是中国工厂。在全球消费市场整体萎缩的现状下，在印度开设新厂无疑会导致关闭中国现有工厂。此外，印度庞大的英语人口有潜力使其成为美国公司的外包生产中心。但是，印度在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方面仍面临若干挑战，包括政府的改革措施尚未使其成为对外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较小，因此对在印度生产的公司吸引力较小。印度国内的市场购买力（2022年人均国民收入2380美元[3]）的吸引力远低于中国（2022年人均国民收入12850美元）。

更重要的是，2022年印度的对外出口体量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而印度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仅为中国的十三分之一。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约94%是制造业产品，而印度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仅占56%。印度出口产品的“大头”是精炼石油、药品、钻石、大米以及珠宝。印度制造业出口不仅体量小，而且产品结构差别也很大。在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中，中、高技术产品占比达到65%，而印度的中高技术产品不到36%。总体而言，目前印度的制造业大致相当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规模和水平。因此，印度现在还不具备类似中国那样具有完整体系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最多也只能扮演“世界车间”的角色，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再以全球绿色转型所必需的电池生产为例。2023年7月17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排除中国的电池供应链看来无法实现”的文章[4]，以“压倒性存在”来描述中国企业在全球电池供应链中的作用。文章指出，电池生产加工是美国供应链“去中国化”最难实现的部分，中国的镍矿冶炼与加工能力约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中国还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二的锂加工能力。即便这些数字也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因为许多海外的加工厂都有中国公司参与。中国企业还主导着电池零部件的生产。在电池的各个零部件中，中国产能的全球占比少说也有一半，在某些门类甚至超过70%。余下的产能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日本。这三个东亚国家共占到电池行业中游部件生产的92%到100%。

应对策略：“五管齐下”为全球产业链注入确定性

由于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供应链面临重组。尽管欧盟力推“供应链去风险”（de-risking supply chain）替代美国原版的“供应链脱钩”（de-coupling supply chain），但是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仍然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我国应旗帜鲜明地以积极主动的“供应链确定性”（securing supply chain）替代被动的“供应链去风险”，推动新形势下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确定性的过程中，应对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对欧洲、日本争取更多的经贸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给予更多的支持。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建议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在政策和企业层面推动全球供应链确定性：

第一，为全球产业链注入确定性，首先从法律的角度给美国画出清晰的红线，在法律上表明中国政府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严正立场。在这方面，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2020年9月，商务部颁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1年1月，商务部又颁布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特别是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为反制外国对我国的制裁和“长臂管辖”，依法行使反制裁、反干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上述法律框架下，我国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购买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芯片、对镓和锗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释放了明晰的信号，对美方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第二，打造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中、日、韩为主）为全球供应链增加确定性。尽管中日韩之间的政治互信不足，也受到美国的干扰和挑唆，但是打造东北亚区域供应链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也是区域内企业的业务诉求，完全具有可行性。建议以RCEP的生效为契机，进一步与日本、韩国企业加强经贸联系，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相互开放市场、便利企业界人士往来（互免商务签证），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以密切的经贸联系增强政治上的互信合作。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延展到东南亚、南亚国家，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让东南亚、南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太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加强与欧盟的互动和沟通，通过与欧盟和欧洲企业的合作为全球供应链增加确定性，特别是通过中欧班列与沿线国家产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与中美工业品贸易额的相互依赖度相比，中欧之间的相互依赖度在贸易额方面表现较低，但是实际上涉及关键的技术和产品。例如在车辆和零部件以及航空器和配件两个领域，中国从欧盟进口产品的总额均占中国同类产品全球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脱钩”不符合欧盟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开始强调降低在战略性领域的对外依赖，进一步加强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多元化。然而，欧洲企业并没有撤离中国市场，主要关注国内的高效、开放、透明的营商环境，我国企业可以给予主动回应并持续沟通。

第四，坚定推动双循环为全球供应链增加确定性，特别需要在国内大循环、国际循环的结合部，即我国的边境省份下功夫。西南、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广西等省、自治区与蒙古、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不丹、尼泊尔、印度、缅甸、老挝、越南13个国家接壤；与东南亚许多国家隔海相望。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外方合作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推动优势产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边境地区由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转变为双循环的新高地，成为“一带一路”驿站。

第五，推动全球供应链确定性也需要我们保持定力，继续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我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依然较高，2022年此类产品的出口金额为6245.5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的31.3%。因此，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壁垒增加，中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制造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的潜力依然很大。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供应链产业转移，在“一带一路”扩大朋友圈。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不是地理政治的热点，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回旋余地较大。欧洲国家在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非洲的工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国合作，尤其是争取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投资园区落地，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投资收益。结合非洲经济发展的三方合作，不但有利于促进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中、欧企业自身发展，共同助力非洲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为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注入新生力量，不断夯实供应链确定性。

（ 编辑  季节）

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国有企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更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顶梁柱”，承载着独特使命，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着眼国有企业使命任务变化的新要求，适时完善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科学调整设罝考核指标，建立量体裁衣、针对性更强的精准考核机制,是引导国有企业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使命、新任务

国有企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我国国有企业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多数部门，在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发挥着支撑保障作用，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承担基础设施建设重任、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国有企业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时代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制度下，建立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迅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保障了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独立。在国有企业的引领下，我国民生不断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产业技术体系不断升级，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国有企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加快布局结构调整，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有企业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改革发展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关键性进展，法人治理进一步完善定型，主责主业更加突出，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在服务国家战略、实现创新发展、畅通产业循环、保障社会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不断彰显。国有企业打造了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形成了一批世界级重大科技成果，国际国内竞争力大幅增强。国有企业承担起了大企业稳定我国经济增长，保供应、稳预期、稳就业、稳产业链安全的重要责任，在能源转型、节能减排，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方面也起到了表率作用,充分彰显大国重器的责任担当。

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承担的新使命新任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战略阶段和环境、面临新的战略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新的战略定位，国有企业要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努力把国有企业建设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物质力量，支撑国民经济运行的骨干力量、党带领全国人民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重要力量中的顶梁柱,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器、强国基石。

进入新发展阶段，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加深对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通过优布局、谋创新、创机制、激活力，建立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形势下，有利于国有企业围绕主责主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有效投资带动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发展，助推国民经济平稳有序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国有企业在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更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循环畅通。有利于引导国有企业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骨干作用，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紧盯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难题，集中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最大限度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充分发挥安全支撑保障作用。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是打造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新国企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这些重要论述，为国有企业紧紧围绕这一党之大计、国之大计谋划推进工作，打造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国企指明了前进方向，更为完善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完善国企考核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分类考核的引导作用，着力建设一批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是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增强国企核心功能,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是聚焦主业，优化业务布局结构的需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功能，提升产业控制力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要进一步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基础。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要坚守主责、做强主业，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导带动作用，积极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确保粮食、战略性资源能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健经营，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我国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方面发挥国家队和主力军作用。。

二是加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引领作用，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产业投资力度，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加快补短锻长，增强标准、品牌、商业模式、产业生态塑造能力，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更好支撑带动产业链循环畅通。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骨干作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最大限度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抢占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制高点。国有企业要建立健全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中攻关以新技术、新需求、新业态为导向，着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产业技术自主可控，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在实现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经营机制，实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创新的有机融合，打造发展新动力、培育竞争新优势，持续引领行业技术进步。

三是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营和整合能力的需要。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加速重组，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我国大型企业要承担起稳定和促进我国产业链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责任。国有企业既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也要进一步高水平地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际经济技术融合的新途径。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沿，把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自主创新有机融合起来，向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高端不断跃进,通过增强技术、标准、规则等话语权，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持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中的控制力影响力。引导国有企业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拓展产能合作新市场。加强互联互通产能和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持续扩大海外优质资源权益和基础设施，控制能力，带动中国装备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

四是着力解决制约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投入、人才、转化等突出问题的需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支持国有企业更好更多投入科技创新领域，投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原创性技术创新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速创新要素集聚，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共建良好创新生态。鼓励国有企业联合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承担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和用好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五是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企业家队伍的需要。通过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国有企业负责人管理体系，完善激励机制、任职考核等制度。不断提升国有企业负责人政治素质，增强引领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带头担当作为，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能力。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分类考核是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深化精细化管理、完善监管模式的主动探索，是推动中央企业深化改革，更好发挥自身功能作用、提高企业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分类考核有利于明确并有序规划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可以实现精准监管、精确考核的目标。对企业来说，分类考核有利于企业结合自身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行业特征等因素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避免功能定位错位、发展模式粗放、竞争呈现同质化等问题，为企业聚焦核心功能和主责主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对企业员工来说，分类考核为分类分层评价与分类激励机制的优化提供了条件，有利于充分调动国企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国有企业释放人才创新活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按照企业的功能作用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分类监管、分类考核，在此基础上，应该对考核办法进一步调整优化，突出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按照“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原则，将共性考核指标和个性指标结合起来，设置更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考核指标，分类引导企业践行产业引领、科技创新和安全支撑功能，充分发挥考核引导作用。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产业引领功能

目前，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以经营业绩为重点，主要是根据经审计和经审核的企业财务决算报告、经审查的统计数据，对企业负责人完成考核目标的情况进行考核，形成考核和奖惩意见，但缺乏体现企业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产业引领功能的评价。有的企业对自身功能定位不明确，在制定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上脱离了产业培育发展目标；有的企业为了追求经营业绩盲目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偏离主业和产业使命；有的企业未经充分论证就进入市场饱和的竞争性领域和行业，导致投资容易收益难，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

在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中，迫切需要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产业引领功能，围绕企业的核心功能定位，对现有的产业结构、业务结构进行梳理和调整，加强对关键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控制和引领，通过整合资源、优化产业链布局，提高国有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从“进”的方面看，考核应引导国有企业以国家战略为导向，聚焦主责主业，科学确定考核评价总体目标，明确国企在实现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严格控制主营业务方向在二到三个行业，引导国企聚焦重点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同时，引导国有企业在主责主业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大布局力度。建立健全特殊事项管理清单制度，对国企落实国家战略、承担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或其他产业发展相关的重点任务等、对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的特殊事项，要列入管理清单，作为考核指标确定和结果核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从“退”的方面看，考核应引导国有企业加快主辅分离，加快退出不符合企业核心功能定位的业务。面对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市场竞争格局和制度环境的深刻变化，国有企业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充分利用主业分离和辅业改制的政策红利，加强和优化主营业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功能

在国有企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中，迫切需要对国有企业加强科研投入的指标体系进行优化，引导国企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是健全科技创新考核指标体系。对工业和科研等科技进步要求高的企业，在不同考核周期的指标设置上，应该增加科技创新类指标。突出考核科研投入强度、产出以及科研成果转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将研发投入视同利润，在计算净利润、经济增加值指标时予以加回，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对科技创新重大项目突破、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扩大首台（套）装备和首批次新材料应用等，也可在考核中予以体现。

二是加强考核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激励。重视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激励。比如，对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果的企业，在年度考核中给予考核奖励加分，并适度扩大科技创新奖励加分范围。在任期考核中，对科技创新取得突出成绩的，予以通报表扬精神激励。

三是鼓励探索创新，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投入风险，对处于竞争性行业、行业创新要求较高的国有企业，在考核中应增强容错机制的建设和实施，对因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按照“三个区分开来”原则，在考核上不做负向评价，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给予企业容错、试错机会，促进企业积极规范开展高科技的创新领域的投入。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发挥安全支撑功能

在国有企业增强安全支撑功能中，迫切需要通过分类考核引导企业加强在关键领域和关键产业的安全保障能力，包括物资储备、信息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和应急响应能力。

分类考核应对公益类企业重点考核产品服务质量、成本控制、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对商业二类企业重点考核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完成重大专项任务情况，在中央企业实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考核。

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现代化的国家离不开现代化的企业。世界一流企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我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1世纪中叶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从国资监管的角度看，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评价的引导和指挥作用。当前，我国已经成长出一批规模巨大的超大型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创新能力、质量效益、品牌价值、治理水平和国际影响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使命新任务，优化分类考核评价体系要更加突出世界一流对标考核，在指标设置、目标设定、考核计分和结果评级中，要强化国际对标、行业对标的应用，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将短板指标纳入考核。通过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力、全球影响力、现代治理和管理能力，从而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编辑  尚鸣）

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持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对国有企业提出新的要求，包括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增强产业控制力、科技创新力、安全支撑力，等等。国有企业承担这些核心功能价值在理论上该如何理解，实践中又怎样去把握？本文提出一点思考和建议。

新时代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理论认识

近年来，伴随我国在越来越多关键领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美西方采取了“断供”“实体清单”甚至直接制裁中国企业等方式，不断强化对我国的科技遏制和封锁。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反市场的霸道行为，促进我们对全球市场竞争进行再认识。

一是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由于人口、土地、社会制度等要素缺乏跨国流动性，导致就业、税收、社会福利、安全等存在国界限制，企业跨国贸易和全球竞争呈现出很强的国别特征。当一国生产的产品更受全球市场青睐，企业群体在全球市场中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时，该国国民就能够拥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该国政府拥有更多税收、更强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从市场演化的历史看，全球市场交易原本就是国家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通过谈判商议而实现的，并非自然生成和固定不变的。因此，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企业市场竞争必然首先受限于母国和东道国的相关政策，而企业竞争是决定国家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二是创新是缔造优势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主导全球收益分配。影响一国企业群体获得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以创新为基础所获取的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高技术及其产品，是创造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来源。同时，从分配视角看，市场竞争与合作中的利益分配虽由市场自发形成，但从分配结果看往往是不平衡、不公平的，大头普遍被拥有高技术的优势企业拿走。例如，我国入榜2022年《财富》500强的大陆非金融企业（包括香港）118家，实现利润合计2847.7亿美元，甚至不及苹果、Alphabet、微软、Meta、亚马逊等5家美国高技术企业创造的利润（合计3047.2亿美元）。

三是当市场竞争将重塑分配格局时，全球市场治理存在失灵现象。市场竞争理论主要探讨效率问题，分配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能够影响或解决的问题，其原则主要是考虑公平。当企业市场竞争到一定程度并可能重塑利益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格局时，势必引发国家利益的此消彼长进而产生冲突。当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到更高阶段，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开展竞争时，势必将影响后者对全球收益的“收割”能力，进而引发其调整相关贸易竞争政策甚至直接下场打压相关企业的行为。

在此情况下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西方世界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竞争其实并不“纯粹”，当其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挑战其核心利益时，便产生全球市场治理失灵现象。这种情况下，需要国有企业在创新等方面承担起重大责任。一是这种责任是普遍性的，国内的国有、民营等企业都需要承担，国有企业分布广泛尤其集中布局于石油、电力、航空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应勇担责任、义不容辞；二是由于全球市场治理失灵，导致我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面临困难加大、成本上升、风险陡增等问题，民营企业则存在不敢投、不愿投、无力投等情况。国有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大、发展基础牢固，拥有一定的优势，需要发挥更大力量、做出更多贡献。

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相关建议

为贯彻落实好中央战略部署，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功能价值，建议：

一是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市场化改革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核心包括还原企业属性和竞争环境构建两方面。为此，新时代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功能，也应当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一方面，继续在企业微观层面深化混改、完善公司治理、三项制度改革等举措，将国有企业由合格的市场主体改造为高水平的市场竞争主体。另一方面，注重构造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竞争是市场最核心的机制，要注重支持和保护民营经济，后者是优化竞争环境的重要组成。根据计算，2005-2021年国有控股企业和私人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1，说明两者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

二是以核心技术创新作为关键抓手。面对“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产业控制力”等使命功能要求，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是核心主线和关键抓手。以苹果为例，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科技公司，能够霸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总利润的近90%，是世界上最赚钱、全球市值多年最高的跨国公司。高科技属性是其世界一流的市场竞争力、产业控制力、安全支撑力的坚实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的两方面特征：其一，创新是长周期的慢工细活，是日积月累的持续过程，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其二，经济发展到今天，很多尖端技术创新都依赖于全球合作，如EUV光刻机的诞生就是全球合作的结果，所以搞技术创新不能“闭门造车”。

三是充分遵循商业导向，发挥激励相容作用。国有企业是政府设立的具有特殊性质的企业，但归根结底，其根本属性仍是经济组织，商业逻辑仍应作为界定国有企业发挥功能价值的基本原则，这里的商业逻辑并非纯利润导向，而是充分考虑了自身优劣势并衡量了投入产出效率，并且与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商业逻辑区别于非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于，需要从全社会角度予以考虑。以技术创新为例，由于我国处于追赶阶段，企业花费大量成本对部分关键技术的突破，可能导致原本掌握该关键技术产品的外国企业大幅降价，最终结果可能是从全社会角度看“收益＞成本”，而对实施技术创新的企业却是“成本＞收益”。这类技术则需要国有企业去勇于攻破，政府可实施补贴以覆盖研发成本并提供利润奖励。比如，对于类似EUV光刻机的跨领域顶级尖端技术，由于集合了众多领域的顶尖技术且极度复杂，仅在企业层面可能无法解决，需要在更高层面的联合研发。

国家竞争是全球市场竞争的底层架构，创新是缔造优势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主导全球收益分配，而当市场竞争将重塑分配格局时，全球市场治理存在失灵现象。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布局的普遍性及特殊优势条件，国有企业在创新等方面要承担起重大责任，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将核心技术创新作为关键抓手、充分遵循商业导向以发挥激励相容作用。

（编辑 尚鸣）

如果说“脱钩”和“去风险”是2022年的热词，那么2023年一个明显的热词应该是“碎片化”（ Fragmentation）。

随着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全球变暖威胁加剧，被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等关键大宗商品推高的通胀持续削弱经济复苏势头，国际主要经济机构对全球经济具有破坏性的碎片化所产生的焦虑与日俱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警告说，许多国家现在“按自己的步调自行其是”，“经济碎片化可能进一步破坏增长前景”。

2023年8月，IMF经济学家估计，不断增加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能会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7%，约合7.4万亿美元。IMF评论：“碎片化的全球经济很可能变得更糟糕。”在过去3年，接连不断的冲击使全球经济折损约3.6万亿美元，IMF发出的信息很明确：我们承受不起更深的分歧，必须立即回归多边合作的轨道。

世界贸易组织表达了同样的担心。该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说：“全球经济碎片化只会使挑战变得更严峻……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开放、可预测、有准则可依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全球经济——尤其是贫穷国家的经济将难以复苏。”该组织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称，全球商品贸易自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下滑，并将2023年贸易增长预期从1.7%减半至0.8%。由此可见，世贸组织已经看到全球经济明显的碎片化预警迹象。

中间贸易——即商品出口不是针对目的地市场的消费者，而是沿全球供应链流入下一个国家，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种体现。研究表明，2023年上半年，中间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仅为48.5%，低于51%这一过去3年中的平均值。这也是供应链被缩短和简化的非常明显的证据。

不过，乐观的一面是，世贸组织的报告评论，贸易冲突导致的一些措施“引发了国际贸易模式的一些变化，但有证据表明，它们对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有限”。在美国的中间产品贸易总额中，对亚洲贸易所占份额为38%，低于2022年上半年的43%，但与2019年的39%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事实上，现在要分析或解读全球贸易和投资趋势，就像过去30年的任何时候一样困难，经济学家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判断趋势变化及动因，贸易模式的变化是因为碎片化和脱钩，这是因为3年疫情，或是因为过去4年通胀激增——自2019年以来油价上涨38%，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上涨133%，食品价格上涨46%，化肥价格上涨93%。

经济学家从直觉上都感知到了这种变化带来的高风险。很难相信，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经济融合的模式难道不会产生巨大的分化效应。同样地，美国的“美国制造”政策和补贴措施，与其他大国展开技术战，以及美国改变了其几十年来的多边主义立场，也讲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其他严重碎片化的证据也一目了然。自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困境以来，贸易限制措施激增，从2013年到2017年平均每年新出台500项限制措施，2020年增加到1500项，2022年增加到2800项。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边缘化，至现在已有29项国际贸易争端无法得到解决。世贸组织成员正式报告的“贸易关切问题”已从2016年的31个增加到2022年的130个。曾长期担任世贸组织沟通负责人的基思·罗克韦尔指出，世贸组织已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很有可能陷入“被无视”的深渊。

（编辑  杨利红）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看，日本在利用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方面做得较好。日本历经二战后的经济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增长，再到“失去的30年”的经济低迷，在各阶段始终注重分配公平性问题，让发展成果接近全社会共享的分配公平。特别是日本经济所谓的“稳态”，虽然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都比较低，但较好地协调了低速增长与均衡分配的关系：人均GDP维持在4万-5万美元的较高水平上，基尼系数则长期低于0.4。

日本在低增长阶段维系良好收入分配格局的做法

第一，先进制造业奠定了劳动者普遍高收入的产业基础。日本在现代化发展中孕育了先进的制造业，成为三次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日本始终坚持制造业强国战略，维持制造业比重，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并借此稳固全社会的生产率和劳动者的收入。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0%左右，这一比例与德国相当，约是美国的两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日本产业附加值较高，由此工人创造价值和劳动报酬都较高。

第二，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设计中重视对就业的保护。在日本经济由盛转衰的20世纪90年代，虽然面临美西方的贸易打压和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但日本注重保住大量就业岗位，并稳住居民基本收入来源。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日本并非仅以投资和产值优先为目标，而是关注就业稳定性，因此并未大量迁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日本选择了一些兼具高价值和劳动密集型特点的行业作为主导产业，并不是只选择高技术的先进产业。比如日本将集成电路等电子技术应用于汽车和家电行业，不仅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技术含量、增大了附加价值。但与此同时，汽车和家电又是组装型产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可以切实分享到制造业的价值增值，而不是在产业结构升级时大量去劳动力。

第三，人口和用工结构可以促进劳动者地位提升。由于人口老龄化和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这一发展事实，导致日本低学历劳动者严重短缺，在客观上使得各类劳动者供求失衡，劳动者只要努力工作基本都可以过上中产生活。日本对全国基础教育实行标准化管理，在学校设置、教育经费、师资配置等方面都制定了标准，保证了日本各地中小学校均衡发展。日本高学历者在劳动者规模中比例的提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减少了低学历劳动者的供给。再加之老龄化的影响，日本劳动力严重短缺，尽管这影响了日本经济发展，但事实上提高了劳动者地位、优化了收入分配结构。具体表现为，职工薪资普遍较高且各职业间收入差距较小，比如金融行业员工薪资没有比蓝领民工收入超出很多。

第四，财税政策和慈善事业匹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日本税收与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比较显著，两者的制度设计和功能各有特点，前者的职责主要表现为缩小代内收入差距，后者则更倾向于缓解代际收入不公。从横向比较来看，日本再分配的公平程度虽然不及北欧的典型福利国家，但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得益于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作用。日本社会虽然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担忧，但并没有产生实质的贫富悬殊。随着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期，少子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化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政府过去大包大揽式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难以为继，民间公益捐赠、非营利组织及企业社会责任等进入蓬勃发展期。企业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及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公共领域中，构成了日本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第三次分配。

第五，抑制财富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冲击。财富与收入分配是相辅相成的，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往往较多、且可以依靠财富获得财产性收入，从而拉大收入差距。少数人依靠对资产和财富的大量占有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利用资本削减劳动收入份额，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规律。与之不同的是，日本在制度设计上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并限制资本投资获益比例，以保护广大劳动者权益。日本的资本家等高收入群体在利用手中的财富投资获益时，实际所得的资本利得并不是特别高，富人很难依靠既有财富过度挤占普通劳动者收入。2021年，日本企业董事的薪酬中位数为2493万日元，不到美国的一半；日本董事的基本工资占其薪酬的75%，股票薪酬只有1%，而欧美董事的股票薪酬占比超过10%。而且，日本对财富持有和投资的各环节征收相关税收以及遗产税，进一步降低富人在财富积累方面的资本优势。此外，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尽管对经济发展总体不利，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财富分配。

中日比较及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似。近年来，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短缺，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首次负增长，且社会上出现了躺平、内卷、少子化等现象，与日本30多年前情况相近。从收入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低迷时，人均GDP已达到美国的80%以上，而当前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问题。中国出现这些问题时所处的经济发展或人均收入阶段要低于日本同期水平，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更加任重道远。当然，中国的优势是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仍处于中高速阶段；产业结构虽有不合理之处，但处于不断优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日本遭遇美国的压制，在房地产调控政策、金融政策、对美元的汇率政策等方面出现过重大失误。相比而言，中国的经济体量更大、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政策更加自主可控，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但近期人民币汇率以及部分产业链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迁移等问题，也值得高度关注。

日本对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四点：一是吸取日本人均收入长期低迷的教训，在通过财税政策调节分配的同时，要以保持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物质基础。二是提高制造业占比和劳动收入占比。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并要不断提高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使各行各业都能实现“勤劳能够致富”，扭转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滑的势头，并使之逐步提升到60%左右。三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通过加强制度规范促使居民和企业的财富实现合理积累。四是扩大吸引外资，并在对外投资和产业迁移过程中，提高对保持现有劳动者工作岗位的政策考量，巩固全球产业链的工业优势，为各行业从业人员提供坚实的稳收入和增收入的产业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少子老龄化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日本老龄化尽管晚于西方部分国家，但发展速度极快，目前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截至2023年1月，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高达29.1%。同时，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遭遇少子化危机，到1989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57，敲响了少子老龄化人口危机的警钟。到2022年，日本出生人口连续下降，新生儿人数在有统计以来首次跌破80万。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劳动力供给、不断完善老年健康体系与全方位生育支持等“组合拳”，试图缓解生育率下降的负面影响。全面分析日本应对人口少子老龄化的路径与措施，可以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提供重要的借鉴。

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缓解劳动力市场供给压力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积极推行促进老年人就业的政策体系，主要目标是鼓励老年人终身学习、创造延迟退休的支持环境，并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多次修订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法规，自2021年4月起，正式实施修改后的《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采取措施为70岁以内的老年人提供继续就业的机会。

为了支持延迟退休政策，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老年人就业，建立适应老年就业的社会支持环境。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为企业设立了“继续雇佣补贴金”，以补贴和优惠的形式鼓励继续雇佣65岁以上老年人的企业。地方政府积极与促进老年就业的社会组织合作，推动“银色人才事业”，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此外，还积极发挥人才介绍中心的作用，在“职业安定介绍所”专门设立老年就业服务窗口，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兴趣等因素，推荐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并定期提供职业培训和举办老年人才交流会。

　　2018年10月，在第20届“未来投资会议”上，政府重点讨论了如何创造灵活的就业方式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以进一步促进老年人就业，并确保身体健康、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能够一直工作到70岁。日本政府的愿景是打造一个“终身不退休”的社会。

不断完善护理保险制度，构建社区综合照料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失能人群的护理问题越发引起社会关注。日本早在2000年就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实现“护理社会化”为目标，提倡全体国民共同承担老人护理问题。该制度是一项强制性保险，凡年满40周岁以上的日本国民均需参加护理保险，参保人每年定期缴纳一定额度的保费就可以在年老后需要护理时启动保险提供的服务。这项制度至今已经实施20余年，历经6次改革，随着家庭结构、护理需求等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不仅有加强政府的监管、重视护理预防、鼓励居家养老，还有改善护理人员待遇以及调整个人自付比例等。其中，重视老年失能预防是日本护理保险制度改革中重要的一环。为了减缓轻度需要护理人群的服务供给和保险支出，在2006年第1次改革中就已增加预防型给付。到2014年第4次改革时，老年失能预防体系基本建立，引入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老年预防护理服务，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

　　近些年，日本积极探索构建集医疗与护理于一体的“社区综合照料体系”，并提出实现路径为“自助、互助、共助与公助”。各市町村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志愿者、当地居民以及老年人共同组成一种紧密互助的合作关系网。为了进一步落实“社区综合照料体系”的构建，日本政府于2011年修订《护理保险法》，并于2012年正式实施，修改后的法律明确指出，国家以及各地自治体有责任推进“社区综合照料体系”。同时，为了加快医疗与护理的合作，2014年，日本政府颁发《地域医疗和护理综合确保法》，旨在促进医疗和护理资源的有效沟通，强化综合照料支持体系中医养结合的法律保证。各市町村以此为基础，结合各地的实情，建立属于自己特色的“社区综合照料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且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实现“在地安老”。

从“催生”转为对家庭开展全方位支持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持续出台多项政策延缓生育率下降，措施涵盖了“催生”的多个环节，并不断完善法律支持。2003年，日本就已出台《下一代培育援助对策促进法》和《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对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等不同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规定，为应对少子化措施提供法律依据。

　　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补贴，减轻育儿家庭的压力，如在妊娠阶段，政府对孕妇产检费用进行补贴，并向加入健康保险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孩子出生后也会按月发放儿童补贴；减免托育费或幼儿园学费，尤其是从2019年开始分阶段推进幼儿教育免费制度。近年来，日本注重构建生育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如解决“待机儿童”[1]的入学问题；稳定就业、减轻年轻人的经济压力；推动工作方式改革，创建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的社会环境。2020年，日本政府决定从2022年开始，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减轻患者的家庭负担。2022年，新修订的《育儿·护理休假法（修订）》正式开始实施，规定男性有权在孩子出生后8周内分两次取得不超过4周的“陪产假”，并规定企业有义务支持和鼓励员工休假。在收入方面，育儿家庭除延续过去的免税政策，还提高请假期间的津贴，最高可达到薪资的67%。

　　2023年4月，日本儿童家庭厅成立，属于由首相直接管理机构，其具体业务部门主要由厚生劳动省和内阁府与儿童相关的部门整合而成，旨在破除儿童家庭政策在管理层面的纵向壁垒，更好地综合应对少子化、儿童虐待、儿童贫困等课题。2022年4月开始实施的最新版《育儿·介护休业法》， 2023年4月设立的“儿童家庭厅”，以及日本各地开展的育儿环境建设，都展现出日本社会积极应对少子化困境的努力。

日本应对人口少子老龄化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应对少子老龄化的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面对相似的人口挑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人口政策、老年人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当然，也要吸取其政策演进中的教训。

　　一是加强生育支持，从专项干预转向全社会多方面的生育支持。日本的经验表明，他们将生育政策范围扩展到儿童、青少年和大学阶段，通过整合财政税收、医疗干预、劳动力市场和育儿服务体系，全方位支持育儿家庭。我国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和社会福利等多种政策工具，发挥政府、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社区和家庭的作用，保障育儿家庭的权益，使他们能够“敢生”和“想生”。同时，吸取日本忽视对未婚人群采取措施的教训，我国应加强对未婚人群和年轻人的关注，从住房、就业、婚姻中介等多方面帮助他们“想结婚”和“敢结婚”。

　　二是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养老服务体系。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但仍面临一些实际困难。社区服务内容有限，偏向健康老人，缺少对失能、失智老人的护理服务；医养结合和养老服务主体间的沟通配合不够。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可以在以社区为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整合式老年照料服务支援网络，将分散的住房保障、预防保健、医疗、护理、生活援助等服务有机联系起来，为老年人提供多元的居家支持。此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立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实现从以疾病治疗为主到预防、护理和康复相结合的整合照料模式，以实现可持续性养老。

　　三是加快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挥老龄人口的积极作用。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预期寿命增加，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紧张。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应完善中国特色的老年雇佣制度。各地可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听取各方意见，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可借鉴日本的做法，即越晚退休领取越多养老金，让老年人自由选择再就业或延迟退休。同时，政府、企业和民营组织应共同搭建中老年人再就业平台，鼓励成立民间职业中介机构，为中老年人提供就业渠道，以及为中老年人提供咨询服务，将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登记在册，并根据他们的特长和兴趣推荐合适的工作岗位。此外，定期举办针对中老年求职者的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技能。

四是将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等作为综合性的问题统筹考虑，从部门管理到政策出台应突出整合性治理的特点。同时也要根据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步调整和完善全生命周期的相关福利制度，为人口空间均衡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编辑  杨利红）

当前美国不断上演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思潮混乱、经济失速、治理失序，正成为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典型缩影。美国政治乱局和演进趋势不仅促进美国调整外交战略，而且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需保持警惕，积极应对。

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因绝对实力相对下降，美国国内政治逐渐显现不稳迹象。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特别是最近），美国内政治加速演变，两党无底线政治之争日趋激烈、深层次社会问题恶化、民意极端化特点明显，甚至可能颠覆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基本政治架构。

党争不断

两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在国内重要议题上严重对立。

在移民问题上，美国民众对移民的认可度存在显著党派差异。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民主党竭力倡导应对气候变化，共和党则反对气候变化理念，并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深度捆绑，抵制清洁能源开发，支持维系传统能源。在预算及相关问题上，共和党右翼势力持续推行极端政策，阻挠两党合作。

政府-国会政治矛盾使拜登余任难以推进重大改革。

2022年中选后，美国国会呈现共和党掌控众议院、民主党掌控参议院的分治局面。民主党立法议程难以获得国会两院通过，拜登余任几无可能再推重大改革。

两党均将司法“武器化”，作为攻击政治对手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共和党持续调查拜登及其家族，加紧动议弹劾拜登及其政府官员。众议长麦卡锡7月25日表示，因“拜登家族可能存在财务不当问题”，共和党议员考虑对总统拜登进行弹劾调查。另一方面，民主党对特朗普的调查和起诉“多线”并进。3月、6月，特朗普分别因“封口费案”和“密件案”遭刑事起诉。8月1日，特朗普因“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再次被诉。

“红州”和“蓝州”推行政策理念分化，“各自为营”削弱国家凝聚力。在堕胎权、持枪权、跨性别等社会热点议题上，“红”“蓝”矛盾突出。此外，政治极化推动人口的政治性迁移。保守派民众迁往“红州”和“红色”选区，自由派民众流向“蓝州”和“蓝色”选区。

大选裹挟政治，参选人相互攻击，进一步加剧党内纷争。民主党内部，拜登的两名竞争者虽无法对其构成挑战，但拜登若想充分调动民主党基础选民的投票热情，需顾及该群体的利益诉求，彰显民主党的核心政策理念。共和党内部，众多参选人在角逐初选提名时凸显自身政策和个性，明争暗斗，势必加剧党内矛盾。

社会撕裂

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已成为美国社会痼疾。美联储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财富总和达45.9万亿美元，超过底层90%美国民众的财富总和。同时，美国仍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种族矛盾凸显。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和机构存在的系统性特征。近年，种族已超越简单的民族或肤色区分，成为美国重要的阶级区分标准。该区分在美不同种族间制造了群体地位及其权利上的系统性差别，突出表现为占据主体地位的欧洲裔白人对国家权力的强力掌控，以及针对其他所有有色人种的系统性歧视。

美国社会枪支暴力蔓延。美国人口约3.3亿，民间枪支保有量却已超过4亿支，是全球民间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日益极化的两党政治生态、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和难以根除的种族歧视，亦使美枪支管控举步维艰。

社会思潮碰撞。当前美国社会分裂与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贫富差距下的阶级分裂催生左、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在资本为王的当今美国，右翼“自由市场经济”诉求更符合富人精英利益，而左翼“促进社会平等”诉求更符合中下层大众利益。二是文化冲突下的身份分裂催生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信念之争。美国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统性，难以弥合其多元族群、身份群体之间严重的分裂。

民意变化

“特朗普冲击波”余震持续，民粹主义仍然高涨。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仍是美国国内一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潮流。共和党持续右倾，在各项议题上同拜登民主党方面高度对立。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上升并刺激处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左翼民粹主义出现反弹。总的来看，民粹主义仍是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一股重要潮流。

美国民众忧心“国家前途”，危机意识被唤醒。美国经济社会领域存在严重不平等，种族矛盾、文化矛盾、阶层矛盾。民众更为忧虑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危机意识被激发唤醒。

“身份认同”与“餐桌议题”同频共振，美民众对2024年总统竞选期待更多。时下，美国国内处于动荡变革之中，民众不仅希望自身经济状况和人身安全得到保证，还在个人权利和身份认同等方面表现出突出诉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更难调和。

“中国威胁论”搅动美舆论场，对华负面认知更加固化。近年来，美国涉华舆论态势和公众对华观感日趋消极，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被各路政客利用为煽动民意、催动选票的突出手段。一方面，共和党内鹰派分子成为美国内最热衷于反华活动的政治群体。另一方面，拜登民主党方面持续奉行对华“战略竞争”路线，“联盟遏华”态势不断深化，亦有意打“中国牌”谋取政治利益。在两党政客的鼓噪和操弄之下，美公众涉华态度已经大幅滑向消极一面，对华认知趋于对抗化、极端化，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形成严峻挑战。

未来美国国内发展趋势

一是两党分裂日益严重。两党内政议题合作空间小。美共和党右翼保守势力依然强势，必然掣肘共和党与民主党后续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剧既有分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司法官司加剧未来选情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争取发起对拜登的全面调查并酝酿弹劾总统，民主党也“三连击”式起诉特朗普。相比之下，特朗普“干选”相关诉讼事关美“政治根本”，作为司法“武器”的杀伤力更强，遇到的“反弹”也会更大，或成为2024年美大选进程的主要不确定性事件。选举左右重要议题的发展走向。2024年大选的共和党参选人或将在该议题上适度向“左”回调立场，推动堕胎向合法化方向发展。在教育“平权”问题上，不同族裔、年龄、阶层的选民群体态度不一，两党政客出于选举需要，也将进一步权衡政策立场，推动该议题发展演变。

二是社会分歧愈演愈烈。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美国经济“虚”“实”矛盾将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枪支”日益沦为党争工具。在美国极化的政治环境下，拥枪派和控枪派在是否应制定控枪法、限制枪支购买和携带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控枪问题也已完全被政治化，成为政客党争工具。种族问题分歧加剧。以共和党保守派为代表的“白人至上主义”，以民主党自由派为代表的多元化立场必将产生更多理念碰撞和现实政治冲突。

三是民意分化难弥合。美国两党政策、立场和主张朝着不同极端方向发展，成为引领和左右国内民意分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外交政策日益“内顾化”，服务国内关切成为美国外交首要考量。自从特朗普2016年作为民粹主义领导者胜选担任总统以来，“美国优先”议程尽管明显区别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传统，却广泛赢得美民众支持。外交精英开始反思并促进美国外交从“自由国际主义”向“美国优先”“中产阶级外交”方向转变，以沙利文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为契机，美外交政策无不体现“美国获益”内顾倾向。

“后冷战时代”结束，对外战略高度聚焦“大国竞争”。美提出“后冷战时代”结束，意味着其不再是冷战结束初期时掌控国际局势的“单极霸权”，不再具有相对其他大国的压倒性权力优势，需要通过“战略竞争”来重新确立霸权地位。

美国在保持传统军事优势同时，强调非军事手段运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惨痛经历，令美国战略精英深刻认识到，一味依靠军事力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伴随美国国内反战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决策层难以继续支持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由此，美政府更强调“一体化威慑”的非军事手段运用，以实现战略目标。

对外政策出现“准极化”态势，大选结果显著影响美外交风格和面貌。因美国政治极化、两党外交手段不同，若美再次出现执政党轮替，将使外交政策出现大幅摇摆。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形成两党一致的对华长期博弈大框架。中国加速崛起，导致美国民众心态失衡、政治精英遏华紧迫感陡增、国内政治已形成对华竞相“示强”文化。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十年内若无法遏制中国，美国的霸主地位将危矣，因而把中国设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意味中美接触合作时代结束，全面竞争已到来。

将竞赢中国作为最终战略目标。美国国内已完成对华战略竞争的识别、辩论、共识、动员阶段；美国政客已成功将中国塑造成战略对手和竞争者；美国正调集政府、社会资源实施战略竞争，且最终目标是赢得竞争。

美国强调护住“核心”优势对华打交道。美国各界充分意识到，与中国进行竞争关键是要维护好美国经济、产业、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核心”优势，根本性扭转被中国赶超的势头。为此，美国采取了经济脱钩、产业断链、科技筑墙、金融去风险等系列措施，力图护住“核心”优势，但却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

两党处理对华关系手段有偏差。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具有较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善抓民粹主义情绪，强调“美国优先”式经济获益，重视短期政治获益，全力推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的反华动员，推崇以单边强硬姿态对华打交道；但对传统盟友重视程度有限，一定程度上给我国与美国长期周旋创造了外部空间。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走精英政治路线，善谋大战略，在继承特朗普单边对华施压“遗产”基础上，更强调“多边外交”，通过联合盟友遏华、挑起敏感问题制华等手段，最大程度降低对华竞争成本，特别是推进“以台制华”战略，企图以“温水煮蛙”方式竞赢中国。

在关注问题上对华接触合作仍是美国必要选项。美国通过前期对华脱钩、去风险的一系列“卡位战”发现，一味“用强”也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其决策层感到适度合作对美国有利。因美国内政形势及对华认知定位变化，使得美国对华政策从此前的“接触加遏制”转变为“竞争加管控”。不过，拜登政府的“竞争加管控”的“新两手”策略中，“竞争”是主流，体现其战略方向，而“管控”居其次，仅为策略手段。这意味着，当前美国表现出对华接触合作，仅是避免中美发生冲突，为美国整体对华竞争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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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欧班列历经10年快速发展，已经“连点成线”“织线成网”，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显现了新功能、新优势、新价值，成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卓有成效的贸易通道和发展载体，是百年变局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活力和韧性的国际公共物流产品。当前，我国正全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发挥中欧班列比海运快、比空运量大、连续稳定运行的优势，释放其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运输网络潜能，形成串联沿线核心枢纽节点、带动产业贸易金融互动的交通通道，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为促进“一带一路”高水平经贸合作提供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通道经济体系。

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合作中的新作用

中欧班列成为“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合作最具成效的贸易通道和新型国际物流公共产品。

第一，开行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展现强劲发展新活力。2011年，中欧班列在重庆试点开行，当年开行仅为17列。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呈现爆发性增长，2014年开行突破100列，2016年突破1000列，2020年突破1万列，2022年达到1.6万列。短短10年，开行数量跨越了3个数量级台阶，年均增速达到80.2%，成为中欧之间最具活力的贸易通道。

2020年以来，在全球抗击疫情、海运供应链面临运价高涨通道受阻、乌克兰危机等多重挑战的过程中，中欧班列实现逆势增长，2021年和2022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分别达到1.52万列和1.6万列，分别比上年增长22.6%和5.3%，为全球抗疫、推动世界经济疫后复苏及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了新的通道链接，展现了中欧班列比海运快、比空运量大、连续稳定的发展优势和强劲韧性。

第二，“畅通高效、多向延伸、海陆互联”的新型国际多式联运网络体系基本形成，成为服务沿线国家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中欧班列主要采取境内外城市间的“点对点”开行方式，服务于中欧贸易的集装箱多式联运。

截至2022年底，中欧班列联通中国境内108个城市，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8个城市，形成了经由我国满洲里、二连浩特、阿拉山口与霍尔果斯等“四大口岸”出境对接蒙、俄、哈及欧洲铁路路网的“东、中、西”三条主要通道。2019年国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通道规划，2022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数量已超过8000列。由此，中欧班列已逐步实现“连点成线”“织线成网”，运输服务网络覆盖中国和欧洲全境，联通中亚、东南亚及南亚，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铁路多式联运网络体系，成为“畅通高效、多向延伸、海陆互联”服务沿线国家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第三，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实现量增质优，成为沿线经贸合作的新平台。从货值来看，2021年中欧班列贸易货值达到600亿美元，比2016年的80亿美元增长7倍。从货类来看，中欧班列运输的货物种类日益丰富，早期主要以笔记本电脑及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为主，目前已涵盖电子产品、纺织品、机械装备、化工产品、汽车及零配件、机械装备、日用品、食品、木材、纸浆等53大门类、5万多种品类。更为重要的是，中欧班列带动了中国与欧洲各国的双向贸易未来与经贸合作。中欧班列已成为促进中国与欧亚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开展双向经贸合作的新平台。

第四，开行方式持续优化，凸显更具集聚辐射效应的新枢纽。经过10年来的发展，中欧班列的开行方式持续转变。一是高密度、高时效开行渐成常态；二是从分散开行转向集中开行。2020年以来，国家支持西安、成都、重庆、郑州和乌鲁木齐等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五个集结中心开行量占全部班列的比重达80%，初步实现开行方式从“点对点”开行向“枢纽对枢纽”方式的转变。

第五，平台模式创新发展成效显著，加快形成国际物流服务新主体。与国内铁路运输由铁路部门提供全程服务的模式不同，中欧班列是由城市政府推动建立的第三方平台公司作为主要的服务主体。目前在全国108个开行城市中，多数城市都已建立了专业化的第三方运营平台公司，主要承担班列货物集散、组织发运、贸易代理、接卸运输等服务，成为对接生产贸易企业和铁路运输企业的服务中介。

近年来，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班列服务主体或平台公司，组织模式呈现三大新动向：一是枢纽城市与其他城市合作开行；二是与大型国际知名物流企业合作建立开行平台；三是区域整合形成统一开行平台。

第六，“软”“硬”联通协调推进，探索完善形成跨境合作新机制。中欧班列开行所取得的成效，得益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不仅实现了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也极大地促进了制度、管理与服务的“软”联通。

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及相关机构之间、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以及中外企业之间境外铁路、货代企业之间加强合作交流，相继成立了中欧班列专题协调机制、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和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在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加强铁路运输的通关、换装、监控、安全保障等领域密切合作，发挥了协商协作，创新合作模式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作为中欧班列的运输服务主体，中国铁路总公司加强与沿线国家铁路企业、物流企业的合作，积极构筑跨境运输服务网络。由此形成了中外企业共同参与和合作的跨境物流服务体系。

中欧班列加快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问题

中欧班列开行后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问题与矛盾，已经形成的发展模式无法完全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亟待需要推进改革创新，加快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轨道。

第一，班列开行“散、乱、低”问题依然存在，由此造成运输资源“过度紧张”与“低效浪费”并存。目前中欧班列开行仍然以城市开行为主，在108个境内开行城市和近200个境外到达城市之间，已经形成近200条以上的直达线路，所有线路都经由东中西三大通道的四大口岸及境外俄铁、哈铁线路进入欧洲境内。

据统计，目前经满洲里口岸的中欧班列线路已达53条，经二连浩特口岸的线路为68条，经阿拉山口与霍尔果斯口岸的线路为70条，由此导致班列线路高度重叠和引发口岸相对拥堵。特别是随着班列数量的快速增加，四个边境口岸和欧洲境内马拉舍维奇等主要换装口岸的作业能力已经到了超饱和状态，一度造成大量中欧班列滞留口岸，形成日益严峻的口岸拥堵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中欧班列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城市不具备相对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充足的出口货源优势，无法满足每列41个集装箱、每周1班或数班的常态化开行要求，为保障正常开行甚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空载问题或大量发运低值货物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有限运力资源的低效使用甚至浪费。

第二，相比通常海洋运输方式，作为陆路运输的中欧班列，综合成本偏高。一些沿线国家出于对本国企业及就业、税收资源的保护，对过境的中欧班列收取较高运费；由于中亚及俄罗斯地区铁路技术、管理等方面差异，欧洲段运价高出中铁和俄铁、哈铁等国宽轨段近一倍。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新开放平台和国际通道，培育中欧跨境铁路运输市场，国内各地政府给予班列补贴有其必要性，其中运价补贴占总运价比例达到10%-40%。大力度补贴不仅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而且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增加各地财政负担，造成开行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扭曲沿线市场供求关系。

第三，沿线国家存在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瓶颈，无法为中欧班列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总体来看，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特别是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铁路运输设施较为陈旧，口岸换装作业和通行能力不强；欧洲地区的设施更新投入有限且进展缓慢。

第四，合作协调机制有待完善，政策支持亟待加强。虽然目前已经形成了中欧班列国内运输协调委员会、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中欧班列专题协调机制等三个协调机制，在沟通、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缺乏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之间、平台公司之间、中外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一是在促进线路优化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以大型枢纽城市为核心、各城市平台公司之间的合作开行机制；二是在与境外铁路企业合作方面亟须建立集体谈判机制，目前国内各地存在多头谈判，相互拆台、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不利于促进境外运输成本下降；三是需要加强与境内外各方合作协调，由于欧洲国家没有相关政策支持，国内物流、贸易企业缺乏境外经营网络和合作伙伴，缺乏组织回程货物的能力，无法为回程班列提供稳定的货源支撑。

第五，信息化数字化整体滞后，亟待推进运行管理方式现代化。虽然近年来我国铁路部门建立了95306国际联运信息平台，实现了中俄间国际联运运单信息的交换，推动中欧班列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但是目前中欧班列的运行还未建立覆盖境外铁路及沿线国家或城市的统一的信息传递交换机制，部分沿线国家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间的信息交互还是依靠纸质单据的交接，中欧班列的单证和关务的文件处理还是手工操作及人工核对，耗时费力，效率不高，准确性低。中欧班列单证和运输系统的信息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阶段，面临全球历史性深刻演变，既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面临更为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第一，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一是我国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中欧班列发展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进，“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国际贸易新通道将加快形成，中欧班列开行市场将加快整合，促进开行城市之间加深合作，推动开行城市与沿线经济发展，更好推动内外市场联通，进一步提升班列开行规模和提升效率，增强班列整体竞争力，真正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轨道。

二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联互通深入发展，有助于中欧班列引领带动能力进一步放大。随着中欧班列加快贯通向东南亚、中亚到欧洲的全面贯通覆盖，设施联通和经贸网络形成叠加效应，带动了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涌现出许多新的物流、工业、商贸中心、产业园区，有力促进了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与繁荣发展，将为中欧班列提供更大空间、更优路径和更多发展机会，带动更多国家、更多区域、更多产业的加入，进一步催生亚欧产业新版图，形成亚欧产业新高地。

三是世界格局的深刻演变，有助于中欧班列发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中欧班列不断发展壮大及其安全、稳定、高效运行，为我国内陆多个省份构建起全新的对外开放产业格局，也为中外大型企业对接全球市场提供了新链接，也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带来新支撑。特别是在经历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及苏伊士运河拥堵等重大突发事件考验之后，中欧班列展现了良好的发展韧性和潜力，成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国际物流新体系。

第二，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面临风险与挑战。

一是地缘政治风险抬升，中欧班列稳定运行面临挑战。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对过境乌克兰的班列运行产生较大影响，班列数量出现明显下降。同时，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尤其值得关注，特别是中欧班列南线所经地区爆发了亚阿冲突、叙利亚战争等较高级别的军事冲突，给中欧班列南线发展带来风险挑战。

二是面临海运和航空市场的双重挤压，竞争压力持续加大。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近年来全球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水平加快提升，推动全球物流体系加速调整。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影响，国际海运价格连续两年居高不下，凸显了中欧班列比海运快、比航空成本低的竞争优势，成为传统海运的重要替代者，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但随着疫情的消退，海运的成本优势和网络优势回归；加之近年来，航空物流的快速崛起及其对高技术、高附加值和高时效物流市场竞争优势，中欧班列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挤压态势，竞争压力恐将超过疫情之前。三是国际铁路联运规则不统一，中欧班列亟待突破国际贸易治理挑战。

政策建议

进入新阶段，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需要发挥中欧班列的比较优势，释放其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运输网络潜能，形成串联沿线核心枢纽节点、带动产业贸易金融互动的通道经济，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链接，为促进“一带一路”高水平国际经贸合作提供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通道体系。

第一，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规划，为班列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经过10年快速发展，中欧班列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杆品牌，进入新阶段，要在已经形成通道网络的基础上，发挥班列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运输网络潜能，形成串联沿线核心枢纽节点、带动产业贸易金融互动的通道经济，实现从班列到枢纽再到产业体系和城市或区域发展的新循环，进一步提升中欧班列的发展带动能力。为此，要加强对中欧班列发展规律和成效的研究，对班列沿线的产业、贸易、区位等进行深入分析，谋划形成新阶段班列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发展任务，加快形成以通道带贸易，以贸易聚产业的新模式，打造区域贸易枢纽，加快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新龙头。

第二，以集散中心为核心培育枢纽和推动班列线路优化，实现从“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开行方式的转变。充分发挥中欧班列五大集结中心的集聚辐射作用，加快培育和建设中欧班列枢纽，逐步减少境内外城市之间的“点对点”直达开行，形成“枢纽对枢纽”的班列开行新格局。为此，要转变班列开行机制和方式。一是建立准入门槛标准。根据已开通城市或拟新增的开行城市的产业基础、对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情况、线路资源等，建立班列开行的准入标准。二是加快建立“枢纽对枢纽”、干支结合的开行方式，以境内外开行量大、具有较好综合运输条件的开行城市为核心，在开行时间、线路资源及运价等方面给予支持，进一步提升大型枢纽城市班列运输规模和开行密度，更加有效地利用东、中、西三条主通道的运输能力和换装作业能力，实现中欧班列稳定运营和高效发展。三是加快形成以枢纽城市为核心的集散网络，着力引导和推动中小型开行城市与大型枢纽城市合作开行，鼓励中小城市与大型枢纽城市对接，采用“公转铁”“水转铁”等多式联运方式，促进货源加快集中集聚，提升班列的辐射和带动能力。

第三，加快完善班列支持政策体系，由补运价转向降成本、补短板、提水平，助力班列发展能力提升。在进一步完善补贴标准，明确补贴退坡时间表的基础上，加快完善中欧班列发展政策。

一是推进铁路货运价格改革，建立根据运量规模调节的价格浮动机制，进一步降低中欧班列主要通道的运价水平，提高中欧班列运输竞争力。

二是境外运输价格的集成议价机制。由中铁总公司牵头各开行城市平台公司，建立对外集体谈判议价制度，促进境外运输价格进一步合理下降。

三是以国家对外贸易发展基金为依托，建立中欧班列发展基金，专项用于鼓励支持班列开行，减少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促进各地班列公平竞争。

四是给予中欧班列大型枢纽启运港退税政策。比照西安中欧班列启运港退税政策，在班列5大集结中心及开行量达一定规模以上的枢纽城市实行启运港出口退税政策，不仅有利于加速出口企业资金周转，也会极大提升班列集结中心或大型枢纽城市的货源集聚能力。

第四，充分发挥各国政府作用和国内外资本力量，加快改善境内外沿线基础设施和提升中欧班列现代化水平。加大沿线国家政府协调联动，加强对中欧班列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力度。

一是加大新通道的拓展。中欧班列线路与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BTK)铁路线对接，与“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奥地利”宽轨铁路项目等相关铁路线路计划对接，继续深化发展过境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的中南部通道，并与中欧陆海快线衔接，提高中欧班列的通行能力和网络覆盖。

二是根据中欧班列发展规模提高的需要，进一步推进阿拉山口、霍尔果斯、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境内口岸建设，提高口岸车站的换装和仓储能力。

三是借助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对沿线国家铁路、口岸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推动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连通。

第五，加强境外合作和鼓励“走出去”，进一步聚集国际货源和促进班列双向协调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国铁路总公司、各地平台企业及物流、贸易企业“走出去”，更好利用进口博览会等平台，加强中欧班列的推介宣传，积极与沿线各国的大型生产制造企业、贸易企业、物流企业对接和开展合资合作，搭建覆盖贸易、物流、制造等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网络，推出“定制化”“定时化”等多样化班列服务，打造中欧班列的国际供应链体系，提升班列回程货源的聚集和整合能力，促进班列双向均衡发展。鼓励国内资本和物流企业参与境外班列枢纽的口岸建设，通过合作或自建海外仓，发挥其物流配送、集货、吸引和集聚回程货源功能的同时，拓展清关、退换货、数据分析等功能，提升口岸能力，为中欧班列境外稳定运行提供支持。

第六，促进数字信息共享，提高中欧班列数字化发展水平。以中铁集团的95306国际联运信息平台和中欧班列客服中心为基础，进一步促进与沿线国家铁路、海关、检验检疫、单证等信息系统的电子数据交换与共享，继续推进与欧亚、欧洲等地区国家间国际联运运单、跟进追踪信息等EDI信息交换，并推行公铁水“一票到底”运输单证，实现无纸化交互，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推动中欧班列贸易通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移动互联网、北斗系统、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在中欧班列中的应用，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动态数据交换、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合作，无缝连接供需，共商共建共享中欧班列贸易大通道。

第七，加快完善多层次协调机制，促进合作共赢。在国内协调方面，协调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开行城市政府之间、地方平台公司之间及其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间，在促进中欧班列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引导各方明确自身定位和加强沟通合作。在国际协调方面，继续推动沿线各国海关部门开展深度合作，完善口岸协作机制，着力解决过境、通关层面出现的堵点、痛点问题。针对特定商品探索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项目。

加快推进国内各开行城市之间通关一体化，完善“三互”通关运作模式。扩大“出口直放、进口直通”模式覆盖面，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和物流效能。在企业层面，要发挥好境内外企业的作用，鼓励和支持中国铁路总公司、各地平台企业及物流企业“走出去”，与沿线各国的制造、贸易、物流企业对接和开展合资合作，提升中欧班列在境外市场的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提升中欧班列的运营水平和质量，促进班列双向均衡发展和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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