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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枝还助老松坚——读林则徐有感2
原文刊登于 《经济导刊》2015年7月号

“压枝还助老松坚”,仿佛一幅画:厚厚的积雪几乎把松枝压折,可它没想到,这还让老松愈发坚劲呢!林则徐这以老松自况的诗,写于1843年正月。这大雪中的老松,折射出他的内心世界。

漫天风雪的确来势汹汹,林则徐从友人介绍的京师动态中,进一步了解到自己处境之恶劣。他曾把1842年朋友信中谈的京师见闻加以辑录,署名《软尘私议》。把来信分类辑成若干“帙”(即一个个文件夹),是林则徐的习惯。几十年后,其曾孙林源焴搜检故纸堆,发现了《软尘私议》。“软尘”即软红尘。苏东坡说: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土”,“软尘”遂用来指代繁华京师。《软尘私议》辑录了十九则,直接说林则徐“挨整”的是第十八则:

近堂(訥尔经额,字近堂)为子方举主(对被荐举者来说,荐举者为“举主”)。子方往谒时,欲探其语气,先由对面问起,询以琦侯(即琦善)可有转机否?近曰:“可笑,亦须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昨日入对时,为之说项,上意已允。”子方曰:“老师一人力保,毋乃力单?”訥曰:“此事我本未敢言,鹤翁(穆彰阿)告我以意,故敢启齿。现在鹤虽引嫌不言,而东王、载王俱已为之推挽,方今如忠邸之言,如响斯应,而忠邸则惟载王之言是听,故转机即在目前也。”子方曰:“然则林则徐一时难以邀恩矣。”訥曰:“此则难耳。然总须琦先转身,林始有望,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申彼也。”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穆彰阿。穆字“鹤舫”,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门生故吏遍朝中,道光倚为宰相。《清史稿》说,英国军舰开到天津向道光告林则徐的状,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琦善到广州一味取悦英人,惹恼道光,受处分后,穆又推出奕山、奕经接替。

穆彰阿工权术,善“窥”道光心意,与皇室贵胄沆瀣一气。在处分琦善的事情上,他“引嫌不言”,仿佛很公正,而授意訥尔经额出头去替琦善说话。訥尔经额是直隶总督,知道皇室实力派是要“推挽”琦善的,便按穆的授意去帮琦善说话。訥尔经额断定: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申彼也。”

对有大功的林则徐要“抑”,对犯大过的琦善、奕山、奕经等一干贵胄则要“申”,这便是穆彰阿的组织路线。后来败将奕山、奕经也是“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他们在新疆仍是“二等侍卫”、“参赞大臣”什么的,林则徐却是“戍卒”。

对穆彰阿的狡诈,林则徐不用王鼎那种方式抗争。王鼎写给道光的“遗折”被穆彰阿藏起来,道光被蒙在鼓里。《软尘私议》第十则记述了此事。但林则徐钦佩王鼎的精神,他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相信邪不胜正,穆彰阿的狡诈翻不出多少花样。

林则徐一身正气,源于长期的修养。他在一幅条幅中说:“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行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展品)

这是林则徐自我修养的箴言,也道出“高级干部”的宝贵风范:原则性强,精力充沛,度量宽宏,本性纯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试想,这样的人,岂是轻易能打倒的?即使是很糟糕的奕山,对林则徐也始终敬服。奕山去广州接替琦善,要和英人打一仗,问计于则徐。则徐建议:先惑敌,再以守为攻。而奕山贪功心切,反被英军迷惑,黑夜里烧了七艘民船还以为烧毁七艘英舰,得意忘形,立遭大败。但林则徐离广州前还是无保留地给奕山留下“御夷六策”,而怯敌的奕山不能用。后来奕山被贬新疆又向则徐请教屯垦,林则徐依然以诚相待。左宗棠给林则徐的“挽联”说“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从中也可见林则徐修养的境地。

穆彰阿用心龌龊,只能自取其辱。林则徐到新疆,从伊犁将军布彦泰到各路重臣,莫不对林则徐礼敬有加。布彦泰每遇大事,无不请教林则徐。距伊犁三十里的绥定总兵福珠洪阿还专请林则徐去绥定赏花。林则徐足迹遍新疆,到处都请赐墨宝,写字的“缣帛”都被买光。他“西域遍行三万里”,既要搞屯垦,还要处理民族矛盾,但一个“戍卒”,怎么开展工作?这就出现了罕见的景观:一个“戍卒”,被一位高官陪着,月复一月巡视各地。林则徐在南疆数月,布彦泰让“头等侍卫”“科拉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全程陪同,但一应工作却由林则徐主持。事后林则徐写诗致全庆,风趣地说“头衔笑被旁人问,齿让惭叨首座推”。意思是:我们同行一路,旁人问我的头衔,原来是戍卒,真好笑啊;可你大度包容,就像饭桌上按年齿推让,我是沾你的光愧坐首席啊。

但林则徐对新疆屯垦不无遗憾。左宗棠说他(林)对西域“沃饶之区,不能富强”深以“未竟其事为憾”(《左文襄公书牍》)。其实成效是很了不起的。林则徐主持修建的阿齐乌苏大渠,全长430里,历史上首次贯通了阿什河与乌合哩里克河,形成覆盖20余万亩农田的灌区,至今仍令各族人民受益。又如全庆奏折里说,仅南疆垦地面积即达68万多亩。但林则徐的眼光,不仅只看到这些开创性成果,他看得更远。他与左宗棠谈新疆屯垦,实是谈国防,他认为沙俄是心腹大患,故寄望于左关注新疆问题。林则徐与左宗棠只有过一次会面,是在长沙舟中彻夜长谈。那时左宗棠还是“待业”举人,但林则徐认定此人成就不可限量,所以对国家大事谈得很深。

林则徐光明磊落,识微见远。伊犁将军布彦泰在给道光的密折里声明“奴才与林则徐素不相识”,但他说“奴才留心察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奴才鼠目寸光,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

布彦泰比林则徐小几岁,正黄旗人,军功世家。他从察哈尔都统任上被擢升伊犁将军,与林则徐在广州被革职是同一年。之后凡在粤、浙被革职流放的人物大抵是发配新疆,似乎布彦泰是穆彰阿认为可以信赖的新疆“管教”。但布彦泰“无出其右”一语,不啻说林则徐比穆彰阿高明得太多太多!

林则徐确如矗立的老松,对压枝的积雪并不太介意。

林则徐才略出群,当时很多人把他比为诸葛亮。而几乎对谁都不佩服的左宗棠则认为,林在军事上比诸葛亮更强。林则徐的过人才略,是他在二十多年执政的实践中形成的。有人据《林文忠公政书》有这样的阐述:他能透彻了解情况,眼前的事,无论是“细如毛发”还是“巨如丘山”,都务求搞清;同时他不辞辛劳,反复、周到地对情况加以推究,善于把握症结;于是他便达到为政者的极高境界,就是绝不发空论、说空话,凡有所兴、有所革,都是“言之必其可行”(见黄彭年《陶楼文钞》)。

细如毛发,巨如山丘,这两个比喻形象说明了林则徐调查研究的独到视野。他在广州禁烟时,那些从不为清廷官员重视的人,都是他调查的对象,他还专门组织人力广泛了解世界各国情况,毛发之细,山丘之巨,全都给予充分重视。而更难得的是,他能吃透情况,形成有效对策。“言之必其可行”,这就是我国传统之所谓“立言”。立言如此,大概就堪称诸葛亮了。

林则徐离开新疆后,他“立言”的代表作是解决云南问题。他任云贵总督两年,其挚友王柏心赞为“诸葛忠勤作牧篇”,说他写下一篇像诸葛亮那样的好文章。

关于林则徐这篇文章,要从当时云南的背景说起。

云南问题困扰清政府十几年。起初是回、汉冲突,由于处置不当,仇恨越积越多,乱子越闹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复杂,有当地人也有外来者,有冒充回民的也有假充汉民的。年年烧杀抢掠,屠戮村寨,冲击官署,有的地方甚至一次杀掉好几千人,遍地“绝户”“绝产”(无主田产)。有的受害者千里进京控告,而事实始终难以核清,拖成不了之局。云南官员有的主“抚”,结果降者复叛;有的滥杀无辜,动乱愈加激烈。清廷连续撤换大员,社会环境却更加恶化,云南就像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地处边陲的这个火药桶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全国到处出乱子,道光捉襟见肘。他从新疆释回林则徐,先让他处理青海的乱子,又让处理陕西的乱子,接着就急令其远赴云南。一身是病的林则徐,就这样马不停蹄来到云南。

对道光给的这篇“命题作文”,林则徐是怎样构思的呢?

首先是“破题”,弄清问题性质。林则徐认为云南问题性质变了,已不是回汉冲突了,而是“盗匪”戕害百姓。回民有匪,汉民也有匪。应当只分良莠,不分回汉。而对于“匪”又要有所区分,确定打击重点,否则无从去“剿”。这是他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

其次是抓干部队伍。林则徐主张“立政之道,察吏为先”。云南问题严重,说明干部问题严重,这必须在除匪平乱过程中解决。庸懦者、丧失操守者、表现优异者,要甄别,该处分的处分,该擢拔的擢拔。林则徐离开云南时向送别者说:驭边者“恭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州县干部“恭勤”则小乱易解;“大吏”仁、明、威,则众心自服。他离任时,把一名知府荐举到巡抚任上,足见他抓干部队伍的力度之大。

再就是“行文”。通篇要以“抚”为基本方针,而“剿”则是关键一笔。社会动乱十几年,百姓死以万计,官员将佐也死掉不少,不用兵怎么成?近日报载美国巴尔的摩刚刚爆发反种族歧视示威,美国政府立派五千兵前往,干什么?防止失控。而林则徐要解决十几年动乱的痼疾,自然更非用兵不可。这是林则徐这篇文章里的关键一笔。但他的基本方针是“抚”。尽量不动兵,让军队驻在紧要处,盘查可疑人员,起威慑作用,并严饬带兵者不得滋事。他准备招复逃亡者,以“绝产”酌给之,同时责令汉民、回民中的头面人物,自议章程,交相互保,给与奖赏,树立风气。这是“抚”。而动武,则是廓清“抚绥”障碍的一剂猛药。十几年来干坏事、欠血账的人太多,盘根错节,若无霹雳手段,是“抚”不下去的。

林则徐1847年6月抵昆明,起初几月都是“抚”。10月份,丁灿庭等几个“京控”大案,将解回昆明审理。丁控告的是保山杀“回”事件。林则徐马上下令。提取当年杀回的有关人员来昆明质讯。他估计,牵一发动全身,矛盾将从这里进一步激化。

保山地区汉族豪强势力极大,1845年9月曾将满城回民,不论男女老幼概行杀戮,凶残狠毒,骇人听闻。现在林则徐要提取相关案犯、人证,那些土豪立刻炸了窝。被解者才离保山40里,即被劫夺,次日一干人众涌入城内,焚毁衙署,砸烂监狱,刚刚被招复的回民被搜杀无存。而附近民众聚集,阻道路,搜公文,拆桥板,每每牛角一吹,蜂拥而至者多达十万之众,乱放枪炮示威。当地几百名驻军不知所措。

林则徐知道,是时候了。于是从“盐课”借银十万两作军费,调兵遣将,从云、贵两省调6000兵为东路、2000兵为西路,摆出两路夹击保山阵势,自己则亲率东路大军,于1848年正月西进。一路上大造声势,遍贴晓谕,令劫夺人犯的“协从”者赶紧悔罪,否则玉石俱焚。二月初,前锋过了大理,忽传左后方百里以外的弥渡出事:外来“匪徒”与当地回民勾结,乱抢街市。把官员围困在衙署,附近十五处村寨悉遭焚烧,村民被杀无数。林则徐当机立断,命后队改前队,前队调头跟进,直扑弥渡,当即击杀匪众500,活捉100多,军威大振。接着大队人马迅速直逼保山。三月初,大军压境,保山暴乱者内部分崩离析,在“诱降”之下,“获犯400余名,首要无一漏网”。

全文关键段落是这两处用兵。弥渡以多打少,速战速决,镇压的是回民;保山以少打多,攻心为主,敉平的是汉族地主暴乱。林则徐说“刑乱国,用重典,亦迫于不得不然”(《致徐广缙》),对两地所抓人犯,大多处以极刑。接下来,丁灿庭等京控案,顺利审结,而既定的“抚绥”方针也得以贯彻。之后,林则徐立即抓了改革驻军布局、整顿军队营务、加强治安管理、安排回民移居、改革云南矿务等多项工作,扎扎实实,有条不紊,局面进一步巩固。

一年多功夫,云南由乱入治,时人赞林的智谋:“妙算早知胸有竹,神针何虑骨生疽”;赞林的功绩:“从此沧江风浪息,筹边万里仰高楼”。但林则徐不这样看。他说只是“暂时安定,最大限能达十年”(云南省文史馆藏《永昌回民相残记》稿本)。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林则徐不乐观。不过他使云南百姓获得七、八年较为安定的生活,人民是感谢的。1849年林则徐旧病复发,卸任返乡。他离滇归闽时,滇民拥马惜别,沿途受热烈迎送。《林文忠公乡闻录》记载传闻:“沿途有人探问,某日可到某站,某日可过某乡。农辍耕,妇辍浣,扶老携幼,鹄立乡首以俟。”

老百姓希望过安定日子,能帮助他们实现的,就是诸葛亮。王柏心用“诸葛忠勤作牧篇”赞林则徐,是很贴切的。

不过这句诗还有点别的意思:诸葛亮是丞相,不是州牧之臣,却只作了篇州牧文章,不是太可惜了吗!咸丰登基后,痛斥穆彰阿对林则徐的打压,以“妨贤病国”等罪将其“革职永不叙用”。但林则徐已走到生命尽头,不可能为咸丰所用了。

林则徐不乐观,由来已久。近十年来他的心情始终沉重。对穆彰阿的诡计他不太介意,但国家江河日下,不能不令他忧心忡忡。林则徐在新疆帮布彦泰“擘画”屯垦大计时,给好友李星沅的一封信,谈到他的忧虑:

所论营务习气,弟前略有所闻,叹喟久之。军骄由于将懦,懦从贪生,骄从玩生,积重难返,比比皆是。虽有独清独醒之人,不能不权宜迁就,以避违众激事之过。此江河所以日下也。 ……目前患贫为甚,诚如来教,安得有生财之道?然若中外一心,变通挹注,亦尚不无可商。

那时李星沅刚任江苏巡抚,感到事事棘手,便问计于则徐。则徐与李星沅渊源较深。十几年前,林任江苏巡抚时曾想聘李去作幕僚,但李进京赶考去了。后来林则徐赴戍伊犁时,李星沅是陕西巡抚,后又调任江苏。林则徐新疆遇赦时写的“纪恩述怀”诗四首,“频附音书烦北海”一句,所感谢的就是李星沅。李星沅主政陕西,是保障林则徐在新疆与外界信息畅通的“中转站”。林给李的信中谈过许多重要见解。

上面这封信,情绪消沉,在林则徐信中很少见。但其中反映了林则徐的重要思想。

显而易见的是对局势“江河日下”感到悲观。他提醒李星沅:此种形势下,即使少数“独请独醒”者,也不能不妥协迁就,否则就会惹更大麻烦。因为从浙江大败到签订南京条约,一味倚重投降派,已导致官场腐败到“积重难返、比比皆是”的地步。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林则徐认为是“患贫为甚”。连年败仗,赔款,民不聊生,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林则徐在给儿子汝舟的信中曾写新疆人民生活之苦,尖锐指出:“以公道言之,回子无日不应造反。”(“回子”指维吾尔族百姓)林则徐懂得“造反有理”,他对汝舟说,“回子”所以尚不反,是因为和他们以前在“回王”治下相比,清政府要稍好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所以林则徐认为必须谋“富强”。后来他与左宗棠谈话仍以西域“沃饶之区,不能富强”为严重问题,就是说,老百姓再穷下去,那里就会成为沙俄版图。以民为本,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始终是林则徐治国的基本思想。

他认为即使是“江河日下”,问题的解决,依然要从“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着手。中外一心,就是中央和地方一条心。变通挹注的“挹注”,是《诗经》“挹彼注兹”的紧缩。本义是酌取那个池子的水,注到这个池子来。这是利益再分配的形象比喻,也是治国救急的不二法门。林则徐认为只有这样,“亦尚不无可商”,也就是说,国家还有好起来的可能。

林则徐忧国如家之心跃然纸上。但他对当局者能否明确认识这些并无信心。即使他使云南边疆暂时安定下来,心中依然沉重无比。可不是么,不从“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痛下功夫,乱子还不是越平越多吗?就是云南,他认为最多也出不了十年,还要闹大乱子。

很多人一定要问,既然林则徐对大清皇朝如此不乐观,他为什么还死心塌地为其效忠呢?林则徐是不是太“愚忠”了?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林则徐是仰之弥高的智者,一般人如能达到他智慧的十分之一,就已经非常了不起。林则徐不是“愚”,而是“坚”,“坚贞”的“坚”。

林则徐的爱国之心坚不可摧。爱国绝不是只见鲜花、没有痛苦的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十几年面对着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难道很开心么?抗日名将张自忠,在壮烈殉国之前难道看到了民族振兴的曙光么?观操守,在利害时啊!

当大清皇朝急剧滑向下坡路时,林则徐忧心如焚,但仍坚持补弊匡时,尽量让老百姓过几年安定日子,期待着能有解决“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的机会出现。他不以“独清独醒”自恃。尽管他懂得造反有理,但他反对动不动就把棋盘“掫翻”重新来过,因为他认为这并不符合百姓根本利益。他期待着“亦尚不无可商”时刻的到来。

林则徐的期待不是没有道理。在他之后半个世纪,不能说老天爷没给清政府机会。但清朝最高统治者日益腐败,最终烂透,辛亥革命只在武昌响了几枪,它便轰然垮台。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识微见远如林则徐,也只预见到左宗棠那一辈人,仍可能令“国是”不无可商。要求他看得更远就过分苛求了。

着眼于大局,着眼于整体,对社会有强烈责任感,是优秀高级干部的本色,也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效忠于清朝的林则徐是这样,与清朝持不同政见的顾炎武、黄宗羲也是这样。顾炎武抗清一生,后来终于放弃抗清,而以不事清的立场,写他“穷经待后王”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坚信一个“待”字。他们都是着眼大局、着眼整体的民族精英,堪为百世之师。

在中国大地上,坚挺的青松必然成林、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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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中所引资料,绝大部分可从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和《清史稿》查到,恕不一一作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