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撰文认为，2020年4月美国新冠疫情第一次来袭，可以算作是总统的疏忽，但是6月份疫情再次爆发，只能说是特朗普一手造成的。这篇名为《现在是“特朗普疫情”》（This Is Trump’s Plague Now）的文章描述了6月以来美国新冠疫情的反弹，指出特朗普应当为6月份疫情的新高峰负全责。
数据显示，4月24日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曾达到顶峰，卫生部门当天报告了创纪录的36738例新增确诊病例。到了5月中旬，美国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降低了近一半，5月11日的感染确诊人数为17618人。而为了控制疫情，美国社会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经济活动大面积停摆，逼近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水平，数百万儿童从学校转到网络上学，感染新冠病毒的病患无法与家人见面等等。但这些牺牲还是带来了预期的结果，如果坚持控制疫情的措施，有效减少感染病例，加上疫苗的研发进程，公众还是看到了尽快结束疫情的希望。
但事与愿违，6月24日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超过了4月24日的峰值，6月25日这个数字又创下新高。6月26日，全美新增感染病例近46000例。过去数周所有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
当地时间6月20日，特朗普在俄克拉何马州第二大城市塔尔萨举行竞选集会。《华盛顿邮报》曝光了一段视频，显示了在集会开始前，特朗普竞选团队下令撕去数千张原先贴在场馆座位上提醒社交距离的贴纸。据报道，塔尔萨市一直在执行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则，这是有充分理由的——6月1日至6月15日，该州新增新冠肺炎病例从67例跃升至186例。6月26日，俄克拉荷马州仅一天就报告了396例新感染病例。也许，特朗普的集会并不是造成病例激增的直接原因。但是，一直以来，特朗普始终将自我需求置于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之上，这与疫情在6月卷土重来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在4月24日疫情还没到达高峰之前，特朗普就一再催促美国经济重新开放。4月16日，特朗普召集全国州长电话会议，要求他们在5月1日之前就解除各种防疫措施。白宫当天还发布了一套高度宽松的指导方针，为这一进程提供参考。这个方针建议在各州确立14天“记录病例下降轨迹”后，就可以开始实行三阶段重开计划。特朗普一直主张最广泛、最早、最快的放开防疫限制。4月中旬，各州首府都聚集了要求重新开放的抗议者，特朗普则在推特上表示支持。4月29日，特朗普宣布联邦的社交距离准则将“淡出”。南部和西部各州竞相在5月1日之前放开一切防疫措施，可以说这些州长们是在应对当地企业主的政治压力，同时也在服从总统的意愿。
从5月初开始传来一些好消息，病例呈下降趋势，死亡人数也在下降。正当特朗普总统频频发推特宣传各种好消息的时候，5月中旬开始美国的疫情又开始出现反转。
到底哪里出了错？事实证明，只有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公众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社会重新开放才会是安全的。特朗普从未号召民众戴口罩，他还曾嘲笑乔·拜登戴口罩，并经常公开地负面评价戴口罩的行为。而且，亲特朗普的媒体和团体也在推波助澜，不留余力地嘲笑口罩，散布口罩是“支持沉默、奴役和社会死亡的文化”，数百万民众听从了这些反口罩言论的暗示。
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想将新冠感染人数飙升归咎于各地的黑人抗议活动。实际上，自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以来，那些抗议活动最激烈的州所发生的病例数量是下降的。比如明尼苏达州在5月26日报告了645例新增病例，6月26日是493例。目前，疫情和抗议活动之间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二者的关联关系。而与此同时，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分析了来自3000万大通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持卡人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案件追踪器的数据，发现在餐厅消费的增加与三周后当地新感染病例的增加之间存在关联。这表明，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正是在州政府急于重开的酒吧、赌场、餐馆、商场和其他室内娱乐场所激增。
面对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特朗普仍然没有采取行动，反而在转移目标：他现在主张不要关注发病率，要看死亡率。上周，他在推特上说：“新冠状病毒死亡人数正在下降。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经济正在复苏，不会被关闭。必要时，‘余烬’或火苗将被熄灭！”但是6月下旬病例的上升，预示着7月下旬会有更多的死亡病例出现。现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特朗普两个月前预测的10万人。
而特朗普对第三季度经济复苏的希望也破灭了。消费数据显示，在过早开放的各州，5月和6月初的上升轨迹已经停止并逆转。5月份就业率的小幅上升现在可能被证明归于枉然。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来说，最艰难的日子将在7月31日到来，届时联邦政府将停止向各州政府提供失业保险补助。那些保住了工作的人还将面临其他困难。
一开始，特朗普的疏忽和漠视加剧了疫情的蔓延，随后他不仅解除了美国的各项防疫措施，还不断否认疫情的严重性，犯了一个又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其他发达国家，新冠疫情一直在退潮，边境重开，经济复苏，然而美国人却拜总统所赐，正在遭受新一轮更加严重的疫情高峰。
（编译 杨利红）
2020年因疫情导致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不会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弹性结构没有变，农村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仍然有流动空间。
农民工失业后返乡是农民工化解危机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工一般采取“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农村有承包地、有自建的住房、还有小块种菜的自留地，他们返乡后获得稳定的生计，促成了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
农民家庭一般注重储蓄，以应对建房、婚丧、教育等大额开支需求。过去十多年农民工收入不断提高，然而消费基本保持农村标准。面对规模性失业，农民的承受能力比城镇人口强。这是农民应对危机的底子。
从底线思维出发，当务之急是通过稳定的“三农”政策稳住农业和农村，让失业回乡的农民工能够维持基本生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可以通过资源下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为在村农民度过危机提供稳定的预期。
6月23日，中国北斗三号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发射成功，北斗全球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完成，打破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长期垄断。1994年，美国完全建成了GPS（全球定位系统），至此整个世界的运转都与美国进行了深度的捆绑，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得开美国的全球定位授时服务，失去美国GPS的技术支撑很多高技术装备都将陷入混乱。对中国来说，把诸多的关键应用寄生在美国的GPS之上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中国有必要搞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北斗三号系统组网成功，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军事上，也可以在民用上独立使用卫星导航系统，彻底摆脱了此前受制于他人的局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国家能力向全世界的展示。
北斗三号系统更为重大的作用是，可以成为信息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桥梁，它不只是导航、手机定位、电子地图，而是会更广泛地与智能产业和时空信息密切相关。由于能提供位置和时间信息，卫星导航技术必然要用于和整合于智能网络、智能传感等所有智能产业中，形成北斗+5G、北斗+区块链等多种信息技术手段，产生各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生产、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经济模式，更好地造福于社会。比如，当北斗系统使用于和整合到农业时，一方面能实现农机远程管理与精准作业，既减少人工，又能精确计算机械作业的频率、位置、路线；另一方面，它还能提高肥料、杀虫剂等的使用精度，既节约成本，又减少污染，还能大幅提高产量。
北斗三号系统的意义是全方位的，它是将中国推向信息文明和生态文明，并让二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财政预算执行总体较好，支出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加强统筹管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较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减税降费2.36万亿元，仍存在优惠政策不落地、征管不规范问题。2019年所有行业税负均不同程度下降，涉企收费有效规范，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扶贫领域问题明显减少，个别问题需在脱贫攻坚剩余任务推进中加快解决。审计查出问题金额占抽查资金比例由2016年的25.8%降至1.5%，其中，违纪违规问题占比降至0.19%。审计查出的问题越来越少，印证我国脱贫攻坚推进越来越精准扎实。
各地坚决执行过紧日子要求，预算执行质量仍有待提高。2019年各部门加强预算执行，预算管理情况总体较好，财政拨款预算执行率87.2%。但一些部门执行财经制度还不够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还不够到位。
各地加大稳就业投入，政策效果还有待提升。“六稳”，就业为首。从审计的20个省份就业补助、职业教育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情况看，相关地方坚持就业优先，加强资金统筹优化，为城镇新增就业、就业困难和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取得阶段性成果，后续管护工作需要加强。从审计的15个省份的55个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等4项重点任务实施情况看，这些地区2019年投入财政资金254.97亿元，积极推进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日前，上交所发布《关于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发行上市有关事项的通知》，对红筹企业回归科创板，《通知》作出了四项安排：一是针对红筹企业上市之前对赌协议中普遍采用向投资人发行带有特殊权利的优先股等对赌方式，明确如承诺申报和发行过程中不行使相关权利，可以将优先股保留至上市前转换为普通股，且对转换后的股份不按突击入股对待，为对赌协议的处理提供了更为包容的空间。二是针对红筹企业法定股本较小、每股面值较低的情况，明确在适用科创板上市条件中“股本总额”相关规定时，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总数或者存托凭证总数计算，不再按照总金额计算。三是对红筹企业境内发行上市相关条件中的“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这一原则性要求，从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同行业比较等维度，明确三项具体判断标准，三项具备一项即可；同时明确规定“处于研发阶段的红筹企业和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重大意义的红筹企业”，不适用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上述具体要求，充分落实科创板优先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定位要求。四是针对红筹企业以美元、港币等外币标明面值等情况，明确在适用“面值退市”指标时，按照“连续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人民币”的标准执行；此外，红筹企业发行存托凭证，基于存托凭证的特殊属性，不适用“股东人数”退市指标。
近来，多个互联网巨头企业加速金融版图布局，腾讯、阿里、百度、苏宁、美团、小米等互联网巨头企业均在银行业领域展开了布局。其中，腾讯、蚂蚁金服和苏宁易购分别是微众银行、网商银行和苏宁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小米、美团也通过参股方式收获了民营银行牌照。百度则是国内首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百信银行的股东之一。
互联网机构“开银行”具有明显优势。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方面，互联网巨头们相比一般的科技公司甚至大中型银行都更具前沿的科技能力，它们根据各自开展的不同业务沉淀的数据，开发独具特色的产品，协助银行打造基于互联网的一整套管理体系，提升业务发展的多元化和稳健性，一些具有互联网股东背景的民营银行为纯互联网型，完全没有线下网点。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呼唤差异化的监管。针对互联网银行形成相对独立的、差异化的监管框架和业务规范，要最大程度发挥互联网银行的作用，并通过优化政策配套措施，充分发挥互联网银行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户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在部分产品零关税、税收优惠、通关便利、“极简审批”、跨境服务、金融业开放等方面提出60个政策亮点，提出要加快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一方面是要寻找发展经济突破口，另一方面是中国要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新秩序。如今，欧美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经济话语权随之下滑，美国希望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继续维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新规则未形成前，中国积极设立海南自贸港是要避免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陷入被动，以期在未来占有优势。
在现阶段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布局下，海南与香港作为两个主要的自贸港，共同良性竞争，着眼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香港主要优势是资金自由兑换和出入境，海南自贸港正加速金融市场开放，政策与以前相比大大放宽，对外国投资者来说，考虑短期回报高的会选择将金融部门设在香港；想进一步拓展中国内地的客户则可以更多考虑海南。在投资类别上，投资股票、固收等二级市场更适合在香港，而高科技风投更适合在海南自贸港，等等。
如果能够把海南自贸港和香港的优势结合，推进两地相互联动，令外国投资者既投资香港，同时又投资海南，就可以既兼顾两地投资类别的特色，又可以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海南、香港和外国投资者来说是三赢。
国家统计局6月15日发布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运行5月份延续回暖态势，持续向好的中国经济不仅为稳定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和动力。
国内消费力稳步提升，中国引擎的“动力”不断增强。5月国内消费投资降幅持续收窄，内需伴随着复工复产全面推进和政府消费回补举措出台再度激活，中国市场的“磁石效应”不断显现，为疲软的全球市场注入新活力。中国消费复苏将大力提振海外市场，有利于全球供应链重回平稳运行轨道。
增长新动能加速集聚，中国引擎的“排量”持续升级。疫情发生以来，线上课堂、远程医疗、在线办公等新业态加速成长，“直播带货”等异常火热，助力网上零售加快发展，中国数字经济迸发出充沛活力。此外，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5G网络、大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加速推进，不断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
逆周期调控精准施策，中国引擎的“功效”不断优化。中国经济经受住疫情“大考”，与中国政府精准施策、货币与财政政策适度有效密不可分。过去数月，各地、各部门围绕疏解企业困难、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畅通供应链循环、支持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等精准出台近百项政策措施，为重振经济活力提供有力支撑。
经济开放度不断扩大，中国引擎的“魅力”有增无减。《外商投资法》落地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额度限制取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第127届广交会在“云端”开启……一系列重大举措昭示着中国市场开放度持续扩大，投资吸引力不断增强。中国致力于营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将有利于提升投资者信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高效的产业比较优势使中国在吸引外资上具有较强竞争力。随着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有效投资需求将持续释放，外商直接投资在中长期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宏观经济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韧性。面对全球疫情、石油价格扰动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短缺等多重冲击，中国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相对稳健；中国在财政政策上有较大空间，中国国民储蓄率水平较高，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相对较低；中国外汇储备水平居世界第一，经常账户也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顺差，能够有效应对资本流动的冲击，保持汇率稳定。
营商环境改善增强外资吸引力。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过去两年间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中国当前营商环境指数位列全球第31位，较上一年提升15位。从政府治理能力来看，在抵御自然灾害和瘟疫时，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各级政府执行力强，社会各界配合度高，能够快速、有效地控制疫情蔓延。
中国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法治化，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今年是中国《外商投资法》实施第一年，该法要求在企业支持政策、政府采购、标准制定和行政审批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也由93条缩减至40条。
拥有完整产业链与优质要素资源。面对疫情冲击，一些国家提出鼓励制造业回流，但重塑高度分工的全球产业链对企业来说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靠近产品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才是企业决定投资的根本考虑因素，这些正是中国当下的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可能给全球经济环境带来一些结构性改变，这些改变很有可能进一步提升经济复苏轨迹的不确定性。
虽然全球化进程不太可能因疫情冲击发生根本性逆转，但不排除部分国家会在贸易与投资领域进一步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过去40年，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个格局可能很难持续。实际上，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正越来越转向由国内需求推动。疫情之后，这个过程会进一步加速。
为应对疫情冲击，世界各国政府与央行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以求稳住经济与社会。货币政策宽松极大增加了全球性的流动性供应，而财政政策宽松则极大地提升了公共负债率，这些宽松政策往往是“进入易、退出难”。这样，宽松的流动性条件和高杠杆率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常态，这会对中国经济与金融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约束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和促成资产泡沫以及新的结构失衡。
面对这样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需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制度性安排，应对可能到来的冲击。比如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来支持持续性的消费需求增长；提高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减缓短期资本大进大出及其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性。(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