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经济导刊》：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您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结构有清晰的阐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根据我国国情，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并在国家宪法中予以明确宣示。

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国有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十八大提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具体化，其内涵将根据国情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我认为对国有企业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目前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最基本的构成，但目前社会上有些人对国企认识上有偏见，或是误区。您认为存在哪些偏见？

常振明：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刚刚启动时，一提到国企，人们的印象多为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一个人干、一个人看、一个人在捣乱，等等。现在提到国企，这种印象又变为行业垄断，不公平竞争，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社会上的确存在不少对国有企业的偏见，或者叫认识上的误区。

有些社会舆论经常提到“国进民退”问题。我理解，国企与民企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并购是市场竞争中企业间正常的商业行为，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绝大多数的并购双方在并购时应该都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段时期内国企与民企占比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各类企业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应变能力恰恰是商业竞争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现在有些人将国企对民企的一些商业并购行为政治化，认为是政府“国进民退”的政策取向。我认为这是偏激的看法。

现在还有人提出，国企应退出竞争性领域和盈利的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偏见。国企说到底还是企业，既然是企业就要生存，就要赚钱。国企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只是说在竞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施宏观调控等措施使得竞争更加公平，但实现这样的公平，并不是要让国企退出、消亡，更不应该成为歧视国企的借口。另外，说国有企业是“与民争利”不符合逻辑，从概念上更难以说通。国有企业的基本属性是公有制，国企的发展和利益本质上应属于全社会人民所有，怎么会在人民的对立面？

再比如，有些人认为国企领导人员不是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是政府官员。我认为，这样的认识也是片面的，职业经理人要具备的道德能力标准，难道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就不需要具备这些条件吗？国企也是企业，国企管理人员首先必须是企业家，是职业经理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如果我们的管理人员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不可能搞好。我不否认有些国企多少存在一些问题，但很多优秀的国企经营管理水平并不比其他所有制的优秀企业差，这些年国企的改革发展全社会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我们要用实践消除误区，也要从理论上克服偏见。

二、厘清不同国企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导刊》：从国有企业功能的角度看，您认为国有企业应分为几种？

常振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不一样，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中国基本上就不存在纯粹的私营企业，都转为国企了。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绝大部分企业都可以被认为是国企，所以，与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的企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以私有制为基础，国有资本一般不按照公司法设立企业。在西方国家一提到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般作为特殊目的的公司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逐渐深入，我国国有企业的概念越来越被西方的经济界和学者所关注，也引起了许多争论。比如国企与民企竞争的不平等性、对一些行业经营的垄断等等。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厘清各类国企的功能和作用非常有必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提到了两类国有企业：一类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国企，如公共交通领域的国企；另一类是自然垄断类型的国企，如军工、石油、电信、电网等行业的国企。我认为，还有一类是商业性国企，业务涉足竞争性领域，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中信集团就属于商业性国企，业务涉及诸多行业，应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市场竞争的商业性国有企业。一些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也属这个类型。

当然，对不同类型的国企应采取何种治理模式，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去探索，不断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认识。比如，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国企能否追求利润？应如何考核行业的自然垄断国企？什么样的企业就可定义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已上市的国企如何提高透明度？国企如何承担平抑社会分配不公的责任？等等。

《经济导刊》：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您认为有什么意义？

常振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一个计划经济时期，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西方的角度看，我国的国有企业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市场经济中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等等，我们都需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国有企业进行科学分类，有利于明确各类国企的功能定位，进而寻找到符合各类国企特点的公司治理制度。目前理论探讨尚显不足，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为什么这样说？十几年前国企改革时就明确提出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风险可控、效益良好”为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经过这些年实践，现在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仍有不同，尚未定型。比如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有的采取总经理负责制，其中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分设；有的采取董事会制度，像金融企业基本是董事会制度，有独立董事，有监事会，监事会制度是来自欧洲一些国家的公司治理方式。此外还有专职董事制度，专职董事就是股东派来的董事，常驻企业。到底哪种方式更适合还需探讨，我估计若干年后也不一定有统一的结论。中国要实行哪种模式，应研究和比较各类制度的优缺点是什么，每种治理模式下各岗位的权责是什么，各类国企更适合哪种模式；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企业管理经验，逐步走向规范化，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科学的、规范化的公司治理模式。

此外，对国企进行科学分类，对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也是有利的。

准确区分各类国企有利于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如何理解区分国企类型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常振明：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现在已是迫在眉睫。美国的政策近年来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提出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要向公平经济和公平贸易转变。所谓的公平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特别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提出来的。

《经济导刊》：您指的是美国还是全球市场？

常振明：全球市场，以美国为主导，这是极其重要的变化。在国际秩序中，过去我们对外开放，走出去就是走向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和其他壁垒。现在人家说要设置壁垒不是妨碍自由贸易，而是为了实现贸易公平。

《经济导刊》：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常振明：正在发生变化。西方国家舆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政府给国企的补贴方式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由此需要改变贸易规则，这是一种很明确的战略。所谓TPP，即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是在WTO之外的贸易协定，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想单独搞一个贸易组织，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平贸易的提出。他们说中国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和他们进行不公平竞争。因此，区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经济导刊》：您认为这既是战略问题，又是策略问题？

常振明：更主要的是战略问题。西方认为你是国有企业，进行的是不公平竞争，因为国家给了很多优惠，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公司注册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公司注册都是按照公司法，而西方国家不能想象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怎么能去注册一家公司，他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但在中国，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有钱就可以注册一家公司，政府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的国企与西方理解的国企有很大区别。我们现在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就是要说明我国大多数国企属于商业性国企，国家并未给予过特殊的政策。

现在我们在国外做生意已明显感觉到压力很大了，很多商业行为受到国企身份的限制。例如，中信集团目前仅持有中信证券约20%的股份，中信证券又是沪港两地上市的公众公司，去年中信证券收购了里昂证券，里昂证券在美国有一家公司，需要美国政府批准才能继续运作，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未批准。理由是中信证券大股东是中信集团，中信集团的股东是财政部，这个逻辑最后被推导为里昂证券美国公司被中国财政部控股了。我专门为此事去美国谈判。在去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汪洋副总理也把此事作为一个题目去谈。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为了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有关概念理顺，准确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这样有利于说清楚商业性国企在国际竞争中的商业属性，从而打破所谓公平贸易的封锁和壁垒，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国外说的政府不支持也只是做表面文章，比如美联储的国务委员会，其实就是企业的代表，政府做什么决策企业也是知道的。

常振明：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不一样，应该慢慢让其他国家了解我们的制度特征和企业竞争的真实背景，我们也应该对他们的制度有所了解。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对本国经济进行指导和必要的干预。据我所知，日本的海外协力基金对其本国企业的支持力度就很大。

三、要对国有资本管理进行探索和实践

《经济导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信已率先走出了这一步。您能否结合中信经验，对中国未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该怎么做，包括管理权属、经营范围、公司规模等，谈谈您个人的看法？

常振明：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将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需要在运行中不断地摸索，在实践中总结一些经验。中信本身是一个控股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很多子公司，分布在不同行业，其中有一些子公司也上市了。中信对子公司的管理是以业绩为导向，对子公司管理层的管理和考核，也是按照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体系进行的。

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到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深化国企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制度改革。这里面就涉及到三种提法：第一种称职业经理人，第二种称企业家，第三种称国企管理人员。这三种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国企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是不是企业家？国企管理人员是不是职业经理人？是不是国企管理人员就不能是企业家，而只有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才是企业家？这些概念需要在实践中厘清。

资本管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价值管理

《经济导刊》：中信集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是否也参与资本经营？

常振明：什么是资产经营？什么是资本经营？中信作为控股公司就带有资本经营的特点，但同时对资产的管理是有专业性要求的，所以不能简单定义。现在是概念盛行的时候，不搞清楚是有风险的。

关于管资本和管资产的定义，大家理解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管资产就是什么都得管。比如我们有一千亿的资本金，一万亿的资产，如果是管资产的话，对每一项资产都要管，企业每一个决策都要过问。那什么是管资本呢？最重要的是对资本金投入的价值，或者说对投资的企业的价值进行管理。政府层面应主要关注国家投入企业多少资金，是不是保值增值了，增值是快还是慢。现在说国企的经济责任是保值增值，说的就是资本。国有资产管理以“管资本”为主，就是要将企业运营、投资等决策权交给企业管理者，赋予企业管理者更多权力和责任。

此外，对管资本和管资产，我理解还需看具体的实践，灵活处理。有些国有企业越做价值越低，但是变成混合所有制后，有些项目交给民营企业运作，国有资本的价值就会高得多。比如中信投资的一个公司，投入2个亿，如果中信自己做这个项目，由于人才支持、产业链协同、体制机制等方面不能配套，可能价值就萎缩了；如果交给行业内专业的民营企业去经营，资产价值就会大幅提升。中信原来占100%的股份，可能这100%的国有股份就值2个亿，但卖掉50%的股份后，剩下的50%的国有股份可能将来值10个亿。

《经济导刊》：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这种模式好像是充分发挥了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各自的优势。

常振明：其实中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在中信的实践中，有一类项目需要直接去参与资产的经营，这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必不可少的路径；还有一类项目是和其他的经济成份组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我们的侧重点在资本的保值增值，把管理的职能交给混合所有制实体来实施。中信的实践就是这样的，面对几十家下属子公司，会有不同的经营方式，但我们主要经营的是它的资本，下属子公司来经营它的资产。

中信刚成立时，国家一共投入2.5亿元现金，2013年底合并净资产已达到2722亿元。据我了解，国家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入都有几千亿元。中信本身只有这么点资本金，因此投资到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也很少。上世纪90年代，母公司中信集团的注册资本一直比中信银行的注册资本少，所以监管部门认为中信集团是借钱投资，违反规定。对中信证券的投入，只是对当时中信集团五个下属公司的证券营业部进行整合，注册资本只有三个亿。现在中信集团持中信证券约21亿股的股票，市值约为200多亿。中信集团是慢慢滚动发展起来的，对许多子公司的原始投入都很少。当然这中间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高负债率问题。

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效率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目前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现状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来一些，更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但没有提具体操作的方案，这需要我们今后在实践中探索。对自然垄断领域的国企和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考核标准应该有区别。因为自然垄断企业在这个行业中利用了国家提供的条件，或者说是国家所给予的特殊优惠。而在完全竞争领域，国企应以盈利、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这个定位和区分其实是难点，现在即使国资委所管的企业，也有不同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需要在摸索中研究一套比较系统的、对不同类型国企进行管理的理论和制度。

对于商业性国企而言，我认为所谓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就是实行混合所有制。目前在高度竞争的领域，像中信证券，我们现在仅持有约20%的股份，应该说它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我理解，国家的投资预算以及国有企业将上缴的30%利润再投资，肯定要倾斜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

《经济导刊》：那么，在公共产品的这些领域里，是不是应该更多的由国企参与？

常振明：一定是由国企来做，而且我觉得这类企业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因为以盈利为目的必然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假设地铁运营企业希望涨价，如果涨价权在企业手里，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企业管理者一定会有涨价的冲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进入公共领域，怎么才能保证其机制有效率呢？

常振明：这需要一个比较科学的规划。以北京的地铁运营为例，现在北京地铁执行的是一票到底的价格，票价2元钱，仅这一项，北京市财政每年要补贴上百亿元。如果这样补贴下去，等于说北京市政府修建地铁越多就要补贴得越多，就会越来越没有动力去修更多的地铁，民营企业也不愿意来投资。如果能够设计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吸收民间资本，让企业可以也有动力去投资地铁，就会使北京市的补贴压力逐渐减小。这种制度是可以设计出来的，也有成功的先例，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可以参照。

《经济导刊》：如果纯粹从公司的角度来经营非盈利性项目，可以由国家设立这个项目，谁来承担这个项目，国家就给谁项目补贴。至于谁来做，私营企业可以，国企做也可以，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竞争，这种形式有没有可能实现？

常振明：这方面世界上有很多比较成熟的经验，比如日本、英国、德国、香港，包括投资地铁、公共设施项目，都有一些好办法。香港有两条隧道就是中信建的，东隧和西隧，连接九龙到港岛，这两条隧道都是中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投资的。目前我们还有大概6至7年的经营权，政府和企业之间有个协议，项目运行得一直很好。

五、中信的实践与鲜明特点

《经济导刊》：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所有权问题、激励问题。国有企业对干部的考核是老大难问题。很多国有企业领导层压力很大，领导更换较频繁。但是我们看到，中信在这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比如领导层相对比较稳定，长期以来，企业发展的速度也比较稳健，现在净资产也比较健康。在这方面，中信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我们很想了解一下，中信对干部的考核激励有何特点？

常振明： 我们曾经系统总结过中信的鲜明特点，一共有9个方面：一是勇于创新，成为一些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二是金融与实业并举，形成独特的综合优势；三是在竞争中求发展，市场化程度较高；四是诚实守信，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五是国际化程度高，善于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六是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七是在发展中形成了雄厚的客户基础；八是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九是形成了以“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

在这些特点中，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中信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1979年成立时，中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走出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按经济规律办事。因此，我们在经营管理中一直实行与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和考核办法，这一机制在中信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实行以绩效为基础的市场化考核机制

《经济导刊》：中信具有很强的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同时形成自身发展的鲜明特色。中信是如何兼顾竞争性与稳定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直接性和间接性，以及区域性经营差别的呢？中信市场化的考核机制和办法是否可以推广到一般性国有企业？有些国有企业更换领导比中信频繁得多，考核也比中信严格，但是企业的经营情况又不是太好。

常振明：关于考核的问题，我认为报酬与业绩挂钩是基础。我当过建行的行长，在银行绩效考核有很大难度，而中信集团内考核难度更大。中信是综合性的企业集团，仅金融业务就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等，在制造业，我们也有五六家企业是世界上同类型企业中最大的。

对银行的考核，各分行、支行的业务都是一样的，其考核的难点在于地区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比如上海分行的行长和广西分行的行长，干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且经济落后地区可能更辛苦，但在绩效考核的时候，上海分行行长肯定挣钱更多，因为地区存在差异，上海分行的业绩肯定更好。

中信内部除地区差异外，不同行业之间差异更大，比如金融业与非金融业之间的差距，有的制造类企业已经成为该行业内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了，对集团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这些企业部门总经理的工资水平可能和证券公司的普通员工差不多。

考虑到行业差异，中信的考核体系第一个原则是以业绩为主进行考核。根据企业的性质和所在行业的特点，制定出比较规范的方案，包括几个维度，既自己跟自己比，看业绩是增了还是减了；也要和同行业比，看在同行业中的位置。与同行业比较是我们考核的方向，将来与同业比较在考核中的比重会加大。

第二个原则，在同行业中，我们希望员工的报酬处于中上水平。现在有的行业已经迈向国际化了，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鼓励它们实行国际化标准，但是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面临一些很具体的矛盾。比如中信证券，与国内同业相比，它的员工待遇不能说是最高，应是靠前的，但如与国际上的证券公司相比，中信证券又有差距。我们把握基本的原则，以国内同行业水平比较为主，但要参考国际水平。比如外国投行工资奖金约占公司净收入的55%-65%，中信证券现在约占30%-40%。如高于这个标准，我们要进行限制，这是我们给出的指导原则。因为我们还要从整个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信信托现在信托资产有8千多亿，中信信托董事长是中国信托业协会主席，这是一家只有400多人的团队，2013年的净利润已达30多亿，人均净利润是800多万。但我们对中信信托员工报酬也设定了一个标准进行限制，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现在经常有民营企业到中信信托高薪挖人，但是中信信托的员工并不都愿意离开，毕竟中信的品牌市场认可度高，开展业务相对较容易。虽然员工到民营企业的收入会比现在高，但对他们来说，民营企业没有中信稳定，在中信工作也有成就感。所谓的激励，薪酬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成就感等其他内容。总之考核和激励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协同是中信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导刊》：在内部协同上，中信这两年力度明显加大了，中信是如何在金融监管、风险控制上进行创新、加强协同，以体现出集团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呢？

常振明：中信业务门类多、客户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为了发挥综合优势和协同效应，我们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成立了专门的内部协调部门即业务协同部。由业务协同部牵头，集团与很多地方政府、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子公司寻求合作机遇，推动项目落地；定期组织子公司交流信息，推动子公司之间开展合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总体看，这几年协同机制大大加强了。

协同就是齐心协力，合作共赢。真正的协同实际上来自于企业自己的意愿，靠硬推是推不动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内部子公司之间已经有很强的共识，协同已成为共同的经营理念。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么做大家才有机会。中信从王军董事长、孔丹董事长开始，一直都强调协同，讲了十几年，大家发现协同确实能实现互利，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中信银行需要客户，而中信地产各地有很多客户可以共享；中信出版社想开一家书店，而中信银行为吸引客户想在营业场所摆一些书，那就摆中信出版的书，这就找到了协同点。这些互相合作的案例很多，但一定要来自企业自身的需求。

《经济导刊》：协同一个是企业愿意，另一个还要高层领导的重视。

常振明：应该说，中信集团的领导层越来越看重协同效应。协同实质是文化问题，也是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上升到经营哲学的高度去认识。

探索综合性企业集团管控模式

《经济导刊》：中信有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多子公司，从理论上讲，子公司多了以后，肯定能够分散一部分风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业务领域广、结构复杂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对管理要求很高，在企业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中信是否有创新？

常振明：这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GE等很多公司都是综合性公司；80年代以后，投资者不太认可综合性公司，认为综合性公司风险管理有问题，专业性公司更能够规范经营。在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里，对各种专业性公司有很多分析，但却鲜见对综合性公司的分析。从8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最近有所变化。2013年初《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综合类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效的。

投资与贷款不同，假定银行贷款100笔，利差是2%，每笔1个亿，共100亿，如果有3家不还款，那就是3个亿，银行就要赔钱了。但假如进行投资，投资10个项目其中有两个成功了，可能就会赚钱，能把所有的投资都收回，“东方不亮西方亮”。

中信这样的综合性企业有着很多优势。在传统的制造行业，我们也有很强的技术优势，有几个国家级实验室设在我们企业里，如中信重工、中信特钢、戴卡轮毂等。从矿山开采矿石，做成球团到炼钢，再做成汽车零部件等，中信基本覆盖汽车制造所有环节，这样的能力全国可能只有中信一家可以实现，从材料至每一道工序都是我们制造。中信也有一些企业分布在一些关联度不是很高的行业中，经过多年发展，这些企业逐步成为所在行业的佼佼者和领先者。中信还在采用综合经营的管理模式，我们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信特点的企业发展模式。

前不久我在中信召开的务虚会上讲到，中信从成立之初就想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但到底采用哪种模式？研究过日本商社，由西方国家控股的皇冠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及GE公司，但都不一样。我们的金融业较大，风险管理始终是中信要面临的挑战。我们一直想学习别人，但始终没有找到可以拿来用的模式。最后还要依靠我们自己，摸索适合我们自己经营特点的模式。

培养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

《经济导刊》：中信的业务涉及的领域这么多，对集团里的人才要求可能也比较高。现在中国高校培养的学生，您认为培养哪些能力是比较需要的？

常振明：你要当企业家，就必须要具备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培养的人才来看，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

《经济导刊》：中信30多年前就把向海外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现在如何考虑？

常振明：中信成立之初，计划经济时期国内项目配套人民币资金都是对应的，那时中信本身没有资金，资金只有到国外市场去借。中信走出去的历史比较早，上世纪80年代，中信就开始在海外筹资。

当时，中信集团的海外投资主要投向国内短缺的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荣毅仁老董事长就给国务院写报告，希望到国外投资国内短缺的资源领域。现在我们到海外的绝大多数投资仍在资源行业，在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领域，希望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我们亦大力支持下属企业到海外投资，提升他们的技术档次。比如中信戴卡轮毂，每年汽车轮毂的供应量大概占全世界的15%，在全国有不少工厂。他们为提升品牌价值和技术水平，从轮毂生产延伸到汽车铝产品加工，包括汽车发动机里用到铝的部件，所以就收购了德国的KSM公司。

近年来，我们的子公司中信建设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伊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委内瑞拉等国都有很多基础设施、住房和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带动了国内产品、技术及管理的输出，也给所在国带来了实惠。我们亦准备在一些比较熟悉的国家，利用中信集团综合性企业的优势，拓展项目投资的潜力。

六、中信集团在践行中国梦中的角色和作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践行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中信这样的国企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

常振明：中信的成长和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初期，中信承担了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中信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在计划经济中探索一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服务国家经济建设。

在国家新一轮经济建设中，我们要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愿景，深入思考中信要做什么、中信在践行中国梦中的定位和角色，这是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党的十八大后，中信对自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概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实现金融业务和实业投资业务相互促进发展，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3）适应国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新经验；（4）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5）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优秀人才；（6）进一步扩大与港澳台工商界的交流，促进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和两岸交流；（7）履行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信在历史上创造了许多先行尝试的案例，比如国内第一家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第一个建立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涉足房地产业务，成立国内第一家租赁公司、第一家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和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第一家在海外大规模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等等。在当前新一轮改革中，中信从战略上应先行先试，“等”的态度很难生存下去。面对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信必须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在践行中国梦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

 

 

2014年11月14日，《经济导刊》杂志社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参加《经济导刊》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和人本》论坛，在论坛上，皮凯蒂进行了题为“21世纪资本论”的精彩演讲，引发到会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新闻媒体的关注和热议，本刊将其演讲内容进行辑录摘编，与读者分享。

分析财富问题需要足够数据

今天来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很抱歉我不能讲中文，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我非常高兴中国的公众可以看到我写的《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成功。我的书引发了大家对于财富和收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收入不公平、资本的累计、以及私营经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等问题，这个话题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也都引起了争论。

这本书当中载有关于西方收入的历史，人们一直在争论这种不平等性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在很长时间内这种争论是缺乏数据支持的。在19世纪有很多的书籍，包括卡尔·马克思等人都写了很多关于不平等问题的书籍，但当时鲜有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的支持。在20世纪，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历史的数据，包括英联邦国家、美国和法国，5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情况的数据，美国是最早计算GDP的国家，之后经济学家经常采集所得税数据，以便计算国民收入进入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占的比例。在这样的背景下，50年代、60年代不断出现层出不穷的理论争议，在发展过程当中，不平等性也出现破浪式的逐渐下降或者上升的情况。这本书比以前的数据更丰富、更广泛，我们现在有广泛的网络，从很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年份获取了大量数据。我与其他30多名学者一同收集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数据，研究跨度为三个世纪，最早回溯到18世纪。我的研究结合了20个国家有关分配的庞大数据库，用15年时间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相信不平等性会一直存在下去，我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采取相应制度设计下，它是可以下降的。我希望能通过我的研究为未来提供一些结论性的建议。平等性要求我们选择一种制度，有很多的机制是可以在平等性问题上产生作用的，给我们的平等性带来不同的动态发展。

这本书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数据，一是财富和收入不同的历史数据，二是财政数据。目的就是让大家从关注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转移到更加关注不断增加的资本和财富的不平等，这两个现象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收入不平等造成财富不平等，反之亦然。长期看来，更重要的主题应当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希望传达的一个理念。

这本书所使用的是世界收入数据库，所有国家都包含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国家现在还没有进入数据库当中，例如中国的数据信息就不在其中。而本书出版的成功之处在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主动向我们提供各种数据，所以现在我们要扩展，让巴西和墨西哥都加入进来，当然更希望中国加入进来，这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快照，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增加更多国家的数据。我们的持续研究有这个需求，我们试图从大数据的角度，从21世纪来看待资本，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的研究特点就是使用了很多的数据，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解读历史。

关注导致国家分化的力量

我们可以举例分析，例如从美国的数据库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我们从美国国民收入最高的群体当中得到的数据，究竟这些数据有怎样的意义，希望利用很多不同国家历史的收入数据，主要是所得税数据。税收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借此了解我们的统计和社会各个类别的数据，如果你不了解所得税，对于收入是一无所知的。

最初的所得税数据来源于美国。1913年美国建立了所得税制度，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都要比美国晚几年建立。对于财富可以追溯到更远，财富的登记远远早于税收，有很多的房地产等级就非常早，18、19世纪就已经有房产税了。

关于收入所得税，当时美国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收集关于国民收入的数据情况，来自于美国的数据表明，10%首富占国民收入百分比的曲线反映出收入的不平等性，1930年到1948年期间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从50%降低到30%左右，在总的收入不平等性方面出现迅速的下降。

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对经济发展比较乐观，当时的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地降下来，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好消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增长也会带来一定的平等。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阶段收入差距的减小与二战的冲击度有关，而收入差距的减少并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50-70年代有一个平缓的阶段。前10%所占的比例非常稳定，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从社会的增长当中受益，但是从1980年开始不平等性迅速增加，出现很多关于商业周期、市场繁荣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2000年和2010年左右两次股灾也导致不平等性的下降，恢复之后，这种不平等性又开始迅速的提升。通过美国的数据可以看到，2012和2013年基本回到了2007年之前的不平等性，这种趋势一直在继续。金融危机不会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但是不平等本身会造成金融危机。不平等性迅速增加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他们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会下降，10%的首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迅速增加，限制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在美国每年增长10%，在中国却可能要翻倍。1980-2010年之间，美国GDP平均增长1.5%，这对于其他人口不是一件好事情，富有的人增长速度太快。有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家收入的停滞，导致金融系统更为脆弱。

2000年，美国的高收入阶层水平已占到国民收入的45%~50%，这一变化幅度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人担忧，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这涉及到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财富和资源的配置与平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趋势。如果国民收入大量分配在10%的人口中，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欧洲的收入差距增长要比美国慢得多，这个趋势并不明显。

在美国，人们获得技能的机会是不平等的，美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要进入好大学，父母要有财富能力，这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加大。而在美国底层，上好大学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获得良好的教育是让穷人缩短与富人收入差距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也存在这种问题，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劳动效率，要减少不平等现象并不仅是依靠累进税，虽然累进所得税是很重要的，但投资于教育更重要。要把知识和技能传播给社会底层人民，最终减少贫富差距。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点更重要，一定要尽可能地把知识和技能传播给社会各阶层，这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教育包容性机制，使普通人具有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而不是精英阶层才能得到好的教育机会。

在不平等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美国失控时期高管的收入远远不成比例，而美国经济增长大部分是资本获益，也就是集中于10%的人，很多金融大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在收入上将其他人远远甩在了身后。如何解释这个变化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的技能和生产力较其他工人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另一个解释是，这些高级管理者拥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权力。第二种解释在我看来，更加切合客观实际状况。如果美国一个管理人员的工资每年从100万增加到了1000万，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生产效率的增长，背后则是非常复杂的原因，比如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美，以及这些管理者处在权力的位置上。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这些高管的纳税水平过高，他们就难以说服股东和董事给自己再涨工资，因为如果薪金上涨，其中大部分也会上交给国家。但随后美国税率开始下降，成为企业高管薪酬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国家出了问题总是指责是别国的责任，美国是典型的例子，美国人和欧洲人互相指责，例如国际收支不平衡是贸易问题，是日本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导致了国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其实美国国内的不平衡更加严重，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国内的不平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

还有一个因素跟财富有关，我们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的不平等，把注意力转移到财富分配的趋势。资本收入比的本身不是什么不平等的指标，只是本国拥有多少资本，是每年GDP或者总输出的几倍，我的定义是，任何一个家庭可能拥有的资产包括房产、经济资产和各种资产减去所有的债务。这些国家的历史不同，有时候不妨进行一下对比研究，衡量这些国家资产的总和。一战之前财富和国民收入比居高不下，一战之后下跌了，原因是资本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为了给战争融资，很多私人储蓄在这段时间变成了公债，公债继而被战争破坏，剩下的私人财富没有多少。一战之后，通过了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外汇监管政策以及租金管制政策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资本的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一结构变化可以用三个因素解释，它们互相补充和强化，使得振幅非常显著。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因素是增长放缓，特别是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储蓄率的影响，会自动导致长期资本/收入比结构性提高。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渐进式私有化以及将公共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的过程，其次，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长期赶超现象也在80年代至90年代加速。

有些人认为我对资本的解读过于悲观，我本人没有那么悲观，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本收入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问题在于如何能使获得资本的机会相对平等。积累资本远远胜过积累国债和债务，欧洲的私人财富或者私人资本的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公债的增长率，欧洲国家正在变得财富越来越多，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债台高筑。法国有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银行或者卡塔尔的酋长拥有一切的东西，以前觉得全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拥有整个世界，现在他们怕欠债，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富裕的国家还是有很多私有财富的，富裕的国家比他们想象中要富裕很多，帝国主义的财富问题在欧洲尤其严重。

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出现

世袭制资本主义的回归就意味着资本收入占的比例比较高。图1展示了一些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在较短时期内年度序列数据的不断变化，表明全球8个最发达国家私人资本与国民财富的比例变化轨迹。总体的变化趋势很清晰：在把泡沫因素排除后，我们看到的是1970年以来，私人资本在发达国家强劲的回归，或者说，出现了新型的世袭资本主义。

我们这里指的财富主要是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资产，包括房地产、 金融资产减去金融负债等。这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资本当然是一件好事，财富收入比正在回到很高的水准。意大利和日本等增长比较慢的国家，与美国不同，特别是欧洲部分国家和日本的人口增长已经是负的。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很值得参考，因为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长缓慢，就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将变成更加重要的因素。财富的集中度，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会变成严重的问题。

资本收入占国民整体财富的比率不断增长，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其同样的资本存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股票市场的资产，或者拥有房产。在资本收入比率增长的情况下，就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人力资本的情况，也要关注资本的问题。财富不平等现象与100年以前相比正在加剧，过去十几年资本占财富的比重不断增加，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不仅是美国，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资本在财富总量占比的水平正在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在1970年相当于2-3.5倍的国民收入，在2010年相当于4-7年的国民收入

图1  1970-2010年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状况

中国公共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高

对于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情况，由于缺乏历史经济数据，我只能进行非正式的讨论。据我所知，目前中国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定期公布所得税情况的国家。中国比较大的问题是所得税数据很难获得，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视的问题。由此我们只能拿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就是将他们自我提供的信息拿来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我们不知道在每一个收入阶层当中，所得税的总收入每年的变动是怎么样的，比如说，100-200万美元之间总财富的人每年的变动怎么样，200-300万之间、300-500万之间或者财富阶层的所得税变动。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打击腐败，这可能是更系统的做法，如果公布地方所得税的数据，再细分每一个收入阶段，也许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目前阶段我们无法把中国所得税相关的数据拿来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CIR是资本收入比快速的上升，资本包括房产、经济、金融资产、个人和家庭的资产，我在欧洲分析过，中国最近的财富或者资本收入比前几年有所上升，主要是房价上升。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大的区别是，公共资本在国民总财富占的比率大约是30-40%之间，这个比率中国是很高的，而且中国正准备要颁布一些公共资产的报表，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而在欧洲的一些富裕国家，这个数字为0%~10%，有些国家甚至是负数，公债超过公共资产。因为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虽然政府的资产的比例正在下降，但是国有资本在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中信集团就归政府拥有，以前政府拥有100%资本，最近中信到香港整体上市后，政府拥有78%的股权，这将是缓慢的改革为混合制的过程。中国公共资产所占的比例更高，税收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是20%。如果比较中国监管资本和西方监管资本的方式，就会发现中国的特点是国有资本比例更高，税收种类更少；西方则相反，这两种方式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中国需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收入才能管理好教育和养老金等社会性支付，还要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等。然而，西方国家可能需要更多的公共资产，公共财富的增加可以成为控制不平等差距的方式之一，毕竟公债超过公共资产这种现状并不是很理想。我想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在多种方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说到财富的不平等问题，我们很难把中国的财富不平等性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是家庭经济调查初步的数据给我一种印象，那就是最近15年不平等的现象开始上升，不平等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正处于与欧盟和瑞典差不多的水准，最近上升到接近美国的水准，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更需要透明度，如果能对遗产和财富进行累进式的税收制度，可以让所有的群体从经济增长当中分一杯羹。 

国民财富私有化让个人财富卷土重来

通过从20世纪70年代到最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私有资本占国民收入比重分布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累积了很多的财富，而在其人口增长有限，经济增长也很有限的情况下，财富会流向什么地方呢？可能有一种预测是流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另外还有一种现象背后的因素就是把公共资本转移为私人资本。

公共资本是各种资产减去公债，比如意大利公共资本是负的，也就是说公债是超过公共资产的，如果将意大利所有的学校、医院、金融资产总加起来，全部卖出去也还是无法偿还整个国债，这就是意大利目前的情况。当然我并不建议这些地方把所有公共的楼房进行私有化，连孩子上学的教室都需要付房租，我不建议这样做，但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每年公债的利息很大，而且公债超过公共资产的规模，国家已经开始对公共楼房私人业主支付房租了。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对本国境内要付的利息超过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投资，比如前者是6%，高等教育的开支不到1%，这是很严重的失衡现象。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现象，因为公共资本占的比例更高。如果公共资本占的比率接近为零就很危险了，意大利已经是负的了，其他国家也是接近为零的，比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因为公共资产接近公债的总量，一般公共资产被看作是GDP的100%左右，公债是GDP总量的80%左右，虽然是正的，但区别不是很大。如今欧洲私人财富的规模是巨大的，但公共资产却非常有限。

在这段期间，可以看到公共资本在下降，私人资本在上升。私人资本卷土重来的部分原因是国民财富的私有化。意大利的案例尤其能说明这个问题，其公共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是有盈余的，从1970年到2010年，公共资本的降幅与国民收入相当，同时期私人资本则从1970年相当于2.5的国民收入提高到2010年的7，成为公共资本最低的，政府对一部分的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直接卖到意大利私人居民的手中，从70年代开始，公共资本是100%左右，然而私人资本是300-400%，所以政府拥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资产，也就是中国现在的水准。这将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包括美国、欧洲的组织方式及历史上的表现，从1970年到现在都值得我们研究，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历史背景才能了解这些趋势。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公共部门资本向私人部门的转移并不局限于1970年之后的发达国家，实际情况要广泛的多，所有大洲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最近数十年乃至全部资本历史最广泛的私有化运动发生在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现有的估计数据显示，在21世纪初的十年中，俄罗斯和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私有化财富约为4年的国民收入总和，而净公共资本极少。由于资本所有权从政府转移到了私人手中，致使一些人暴富，而更多的人陷入贫困。

资产收益的不平等

许多经济学模型都在假设，资本收益不受资本所有权的影响，即无论资本拥有着的财富大小，资本收益都是相同的，但是这一点有待推敲。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富裕者的平均资本收益率往往会高于那些财富规模不大的人，这背后存在若干原因，其中最为明显的解释就是，一个拥有1千万欧元的人肯定要比拥有10万欧元的人更有能力聘请到优秀的理财师或者财务顾问，他们就可进行更加好的投资选择，那么在资产管理中就可能出现“规模效应”，资产管理规模越大，平均收益率就越高。假若投资者的收益丰厚，他就比那些普通人更愿意承担风险。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最富阶层的资产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其增速要远远高于社会总财富的平均增速。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和财富，但现在很多人无法获得房地产和物产，在中国，只有劳动力的收入。有人从家庭财产中获利，比如在北京和上海买一套公寓很不容易，必须有很高的劳动力收入，但并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财产，更多的拥有者是企业家和非常有钱的富人。当然我们不想让最富的人占的比例太大，我们希望中产阶级在占有整个国家的房地产和物产中的比例比较大。

全球顶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

目前，顶级富豪的排行榜能够反映出一些财富增速情况。这些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的比率。从1987-2013年的世界最顶尖亿万富翁的财富，比平均财富增长率大了3-4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倍，其中前45名富豪的平均财富同期从30亿美元增加到350亿美元。这种趋势并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否则到21世纪末，全球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

世界财富人物有很高的流动性，最高端的精英阶层并不永远是那些人。最顶尖的人平均财富是多少很有研究价值，福布斯亿万富翁中，美国的、日本的亿万富翁很有名，现在还有墨西哥、中国的，这是好的现象，因为有流动性。最顶尖的富豪财富增长率超过了平均30倍。有人会说，其中有很多是创业者，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这种差距的存在。而这种机制会自动导致资本分配的两极化，导致全球财富的分布处于高位群体的财富增长远快于低位群体，那么贫富差距自然会无限制扩大，在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这种贫富悬殊或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加大。在未来的五六十年，这些人的比例在国民财富当中的上升速度，情况会有很多种，我们不能真正预测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如果看杂志了解财富恐怕有点令人悲哀了，最好是可以看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信息，只能从杂志上看。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反对国际信息的传播，或者是跨境的传播，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进行信息的公开交流。

金融管制放松将带来资本收益的不平等

现在有一种解释，认为最富的人增长速度更快是由于金融放松了管制。金融混业经营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资产组合，比如说银行可以移动几百万，几千万去做衍生金融产品。关于回报率相对经济增长率，大家并不是获得同样的资本回报率。仅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例如去中国银行存款，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财富增长。从美国著名大学的基金增长情况看，大学基金非常透明，有很好的数据，它们不断地发布金融财务的报表，当然从福布斯那里得不到这些大学的基金赚了多少钱的数据。但是我们观察各高校基金的投资策略，就会发现所有的高校基金都重视多元化投资策略，关键在于投资组合中的精巧设计和规模效应。中国政府买了不少美国国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并不这么做，它们的资产投资有很多金融的衍生品，比如私募基金等等，过去几十年一直这么做。小的大学每年财富增长率是6%，最有名的大学增长是10%。哈佛大学每年是0.3%的行政管理费，在三四百亿美元中，每年拿出1亿美元支付给金融顾问或者理财顾问，有1亿美元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越是名牌大学回报率越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金融回报方面差别如此大。

在美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可能也有这样的看法，亿万富翁慷慨激昂，把他们的钱捐给教育或者卫生机构，因此我们恐怕不应该给他们增税，等着他们捐钱就行了，这恐怕有点夸张。哈佛大学每年发布的信息显示，捐赠每年不到基金的0.5%，根据他们10.2%年的回报率来说，0.5%太少了，对有的人来说它的捐款非常有用，但比起10%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税收创新对现代再分配中的作用

最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更透明的个人所得税，我们可以调整政策。20世纪在税收方面的一个创新就是累进所得税的发明和创新，这一制度在消弭收入不平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却遭到国际税收竞争的严重威胁。累进遗产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它是20世纪第二大财政创新，在近几十年也遭到挑战。

抵消不平等性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如何分布财富，通货膨胀对于重新分配财富很有用，通货膨胀使有的人从中受益，有的人从中亏本。应该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比如通货膨胀应该如何保护穷人，保护中产阶级，有时候还可以通过司法系统来更好地调整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俄罗斯就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寡头政治家控制金融，如果有可能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调节，但这种策略效率并不是很高，中国恐怕不想走俄罗斯的道路。在伦敦、巴黎到处买房子，俄罗斯的寡头靠着从俄国收红利来生存，这是一场恶梦，中国不想这么做，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发生，但它们仍然有可能发生，因此要有更强的财务金融的透明度，建立起透明的关于资产财富收入的税收制度。

看看西方税收的历史情况，永远会有很多令人惊奇的地方，它并不是很平静的历史。最高的所得税在美国，还有英国、德国、法国。100年以前，大家说我们永远不会有累进税，很多人也怀疑个人所得税会不会发展起来，然而很快它们已飙升到很高，特别是美国，1980年，所得税高达到80%多。当然这只是涉及每年超过几百万人。如果100万人征收80%的所得税，并不会打败或者消灭美国的资本主义。

遗产继承税的征收中国未来也会考虑。我并不能说40%左右的遗产税就是正确的，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数字和水平。中国开始征收遗产税的时候可能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5%或者10%，慢慢的进行提升。所有发达国家在税收方面过去的比例都曾经很高，但并没有打败、破坏和消灭资本主义，我们应该用更加平衡的做法，不能把所有的税收都放在劳动收入方面，要很好的管理。如果劳动收入达到100万元，税会很高，如果通过你的父母继承100万元，那么付的税就要少得多。中国恐怕要考虑较少的征收遗产收所得税，主要目的显然不是要提高附加收入，而是要减少这类收入和巨额遗产，也是一个让大家共同变得更加富足的办法。遗产税和所得税之间要获得更好的平衡。

每年征收财产税也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更好的知识产权，通过每年最低的税收标准，根据财产和物产的价值，通过法制原则建立起经济发展模式。美国、英国征收很高的财产税，税收收入很高，中国可以比这些国家做得更好，因为中国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用中国的方式走向共产主义，同样也可以学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很多经验，建立更好的财产税体系。

西方国家也面临限制因素，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采用的财产税都是200年以前创立的，基本是以房地产税和土地税为基础，那时候的财产就是这些，很少有金融资产和金融债务。这就是一个问题，现在美国出现的金融资产财产比房地产的价值高得多，有时候金融财产达到几百万、上千万，更重要的是要对净财富收税，包括财务金融的资产和债务，让它们累进式的从零税率逐渐征取，有时候征了税之后财富就比较少了，收入少的时候就不用付税。如果中国未来考虑引入累进税，很重视累进过程，而不是采用19世纪旧的税收制度来管理和运作，相信中国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肯定要比西方做得更好。

每个国家都有民族主义，不光在中国，在法国和美国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国家是独特的，不需要从其他国家学东西，这是错误的。其实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学到东西，各国对税收制度的探索和创新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借鉴。

我写这本书和我的讲演都是想做出这样的贡献，我向大家提供了很多技术的统计数字和资料，同样也包括很多历史上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收入和财富的人群如何从国民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的信息，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包括人们的生活，巴尔扎克和其他的人物产生的影响，我们谈的就是人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

（杨利红翻译、季节编辑）

在2014年9月于香港完成整体上市后5个月，中信股份再度发力，引入正大光明（正大与伊藤忠的合资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在全部交易完成后最终持有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发行股本20%。

据悉，对于这次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的交易，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在2015年发出的公告中，公示本次交易的理由是出于与正大及伊藤忠的战略合作考虑。为此，我们对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联席公司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唐臻怡进行了专访。

国企忌在“闭门”中改革

《经济导刊》 ：中信为何在上市后不到半年，又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并同时引进两家外资企业？

唐臻怡：中信集团去年在香港整体上市过程中，泰国正大集团与日本伊藤忠商社希望通过正大与伊藤忠设立的合营企业（“正大光明”）认购中信的股份。整体上市完成后，中信于2015年1月20日与正大及伊藤忠订立战略合作协议，同意向其出售2,490,332,363股现有股份（对价港币34,366,586,609.00元），并以港币45，922,549,800.00元的总对价向正大光明配发及发行3,327，721,000可转换优先股，并公告，三方期待在中国和全球市场利用各自现有优势共同谋取并捕捉重要战略机遇。截至2015年8月底，全部交易完成，三方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为什么整体上市仅仅半年，中信股权结构就再度调整？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中信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有时间要求和市场配售份额的安排，因而只有在中信整体上市完成后，才能进一步研究确定与正大-伊藤忠的交易方案。

这次股权交易为中信集团及中信股份合计带来约800亿港元现金，其中一部分资金中信上缴国家，再次体现了国企对国家的价值所在。其余大部分资金将用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增强公司资本基础，进一步提升集团融资和抗风险的能力。

《经济导刊》 ：舆论界对中信引进外资战略合作伙伴有些异议，尤其是伊藤忠的日资身份。也有人问，为什么考虑选择与日资企业合作，而不是欧美企业？

唐臻怡：网上确实对引进外资有疑义，我们应该从正面去理解中信引入国际战略合作伙伴的意义。2015年9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和机制。中信集团一直是“坚定不移”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开放战略的，今后仍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大胆探索创新跨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

至于为什么不是引进欧美企业，而是把日本、泰国的大企业引进来，我们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去衡量利弊和可行性。

欧洲很多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普遍陷入困境，有的国家甚至濒临破产。美元资金回流态势明显，谁还有能力拿出100亿美元投给你呀？日本现在融资成本非常低，仅为2%左右。伊藤忠认为，中信在国内影响力大，能够多元化发展，又有开拓国际业务的能力，他们看好并愿意与中信这样有实力的公司合作。

合作绝非一厢情愿，绝非纸上谈兵，不能在国别上划线。合作双方要有实力、有互补性。我们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投资，比如去泰国、缅甸等国参与重大项目招标，会见政府人士，正大都可以帮助进行安排协调。伊藤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综合贸易公司之一，它的物流、贸易能力在全球都是排在前面的，每年进出口铁矿砂达两亿多吨。现在我们在海外投资的铁矿国内外市场情况都不乐观，伊藤忠可以帮助我们到国际上去拓展铁矿砂的销售渠道。它的物流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将很多业务连接起来。这些都是很现实的合作互补。所以引进这两家外资企业，是中信在国际化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棋。

习总书记在9.15会议上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并强调利用外资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明确指出，国企走出去时，要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因此，正确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在国企改革中进行大胆创新和积极尝试，是当下最为关键的重点。

《多维新闻》在三方达成合作意向之时就指出，中信集团到香港整体上市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摆脱闭门造车式的国企改革，必须站在国际化的高度上推动企业进行自身改革。

中信要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经济导刊》 :中信集团领导对这次交易是如何评价的？

唐臻怡：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非常看好这次交易。他认为，就应该大胆走出去，而不是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他一直以来有一个“梦”，要把中信集团打造成一个具有中国示范意义、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

《经济导刊》 ：中信引进外资战略合作伙伴，是出于战略考虑还是财务安排？

唐臻怡：当然是出于战略考虑。中信是在香港整体上市的国际化综合公司，当然要打“走出去”这张牌，如果股东全都是地道的中国企业，怎么能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增加更大的竞争能力。中信需要在战略上有国际化的考量。

我们都知道，中信的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中信整体上市后，你们《经济导刊》编辑部发表了《中信与改革同行》一组文章，回顾了中信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肩负着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先行者的历史。同时也提出，中信登陆香港，整体上市后，将按照国家部署的“走出去”战略，开启全新国际化旅程。可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是实施中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步骤和保障。

《经济导刊》 ：中信是否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在治理结构、股权调整等方面加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唐臻怡：国际化程度较高是中信鲜明的特点之一。30多年前，中信就把海外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在海外投资中，一直是从国家建设和国家利益着想，在海外投资具体项目中，注重选择投入国内短缺的资源领域，这也是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在践行“走出去”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中信仍将是先行先试，为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必然会在治理结构，人才匹配、合作伙伴的选择方面进行相应的抉择。

强强合作的国际大企业梦

《经济导刊》 ：中信同时引进两个亚洲战略投资者，是否表明中信要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将重点放在亚洲地区发展和实业投资的布局？

唐臻怡：中信将进一步深化国际经济合作、重视地缘政治经济布局、拓宽产业全球部署和深度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等四个方面的作用。这次股权再分配，就是在考虑要契合国家和中信集团“走出去”整体要求和布局。先要立足亚洲。通过与正大和伊藤忠商社的合作，将获取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更多的业务机会，深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

《经济导刊》 ：正大和伊藤忠是中国对外开放后先行进入中国，与中国开展投资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中国有很多成功的合资、合作项目。未来，中信与他们在共同开发海外市场，是否有共同投资海外项目的深度合作？

唐臻怡：正大集团是东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商企业之一，在全球范围从事广泛的业务活动，包括农工业、零售及电讯业务，它是第一批到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截至目前，正大集团已经帮助中国移动、上海汽车等国有企业进入泰国市场，三一重工等其他民企也与正大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有诸多的合作。

伊藤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综合贸易公司，在中日建交之前，就一直积极推动恢复中断的中日贸易。1972年，伊藤忠被中国批准为首家获准开展中日贸易的企业，40多年来，始终积极与中国开展经济贸易。

在具体业务合作发展中，中信将与正大合作开发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业务，如泰国的商业地产、电信、金融、高铁以及沿线城市开发业务、缅甸的港口建设、水力发电业务等。还将与伊藤忠在零售金融、海外资源开发、汽车贸易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业界普遍看好三方的合作前景。

中信、伊藤忠、正大是中国、东南亚和日本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三大企业都有在亚洲市场积极扩展的强烈意愿，同时在不同领域各具极强的专业能力。中信的核心优势在金融服务方面，外国企业对与中信合作有极高信任度；伊藤忠在自然资源和能源，物流业方面都有强大的优势；正大集团在东南亚以及中国市场的食品和零售业领域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三家企业都在寻求扩大投资视野，并且对进入其它领域也有极大的兴趣。

《经济导刊》 ：三方合作拓展全球市场的互补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臻怡：中信的实业领域较为偏重传统行业，重资产结构特点明显，这也是历史发展下来的一个现实结果。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公司也一直在做调整和转型。目前，中信正在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布局，农业是我们考虑要做的一个领域。正大在农业领域是很强的，特别是在现代农业方面。正大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很强的社会资源，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比如中信建设要到东南亚进行工程承包，正大就有能力在本地政府及社会有关方面进行各种沟通协调。

伊藤忠在物流贸易方面能力很强，例如，它有一个资产，叫FamilyMart（全家便利店），在全球都有布点，有超过2万个超市、便利店。如果利用这个遍布全球的网点，把中信银行的ATM机网点进行推广，每一个超市里面都安上分机，这就相当于中信银行多开了2万条ATM机的网点渠道，现在是渠道为王的时代，可以使得中信银行的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另外，伊藤忠的铁矿石贸易能力非常强，中信澳大利亚铁矿的6条生产线开通以后，年产能力将达到2400万吨，可以通过伊藤忠进行全球交易。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能源类资产价格都很便宜，是进行收购的时机，但是单个企业出去进行收购的风险太大，而伊藤忠有意愿与我们在这方面合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矿产资源，可以联合伊藤忠一块儿进行收购，分担风险，分享权益。我们要在全球资源能源板块有产品的话语权、定价权，但必须拿到矿产才有定价权，这些项目都需要有比较强的合作伙伴。海外投资的风险是很高的，中国很多企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事实证明，采取适宜的国际合作方式，对中国企业成功的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经济导刊》 ：通过与正大和伊藤忠的合作，是否对中信从金融和非金融，国内和海外业务的结构会有调整？

唐臻怡：中信集团一直在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牵涉到今后的战略选择的两大方面，即金融与非金融的结构与利润平衡，国内与海外业务的业务平衡。通过实现这两个平衡，最终能够成为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国际大企业。

中信无疑是正在为这个目标进行战略部署，它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已经看不到财务投资的身影，同时更加从实业角度考虑战略安排，这将对今后中信陆续开展的业务发展带来极大的便利。

为中国的开放发展与国企改革探路

《经济导刊》 ：这次交易是否也是中信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次尝试？

唐臻怡：中信集团实施本次交易，可以说是继中信在香港整体上市之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又一大手笔之作，进一步将具有“战略性”和“支柱型”国企的中信集团全面对接海外，这也需要相当大的改革魄力和政治勇气。

正在积极进取和快步进入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确实需要有中信这样的国际视野和开放创新的精神。将中信集团打造成一个战略投资性平台，将是国企经营思路重大方向性调整的“二次革命”。

《经济导刊》 ：中信集团在实施“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方面将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

唐臻怡：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信将会不断创新国际合作模式，以中信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将比传统的西方跨国企业更有优势。这种综合性企业集团的国际化拓展，能够更灵活地处理资源性投资、推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开展多样性的投资和金融业务，同时，将为专业型企业的后续“走出去”战略提供很好的对接，为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全方位发展战略起到较好的杠杆作用。

（编辑  季节）

“自费改革”到“自费留学”，中信人如是概括整体上市的艰难历程。

“自费改革”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压力。中信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了多次的整合，这些整合工作没有依靠国家一分钱。中信仅仅依靠国家投入的2.5亿注册资金进行了滚动发展，至2013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达42997亿元，净资产2719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751亿元，净利润378亿元。在这条道路上，无论是1992年在王军引领下的公司内部整合；还是孔丹统帅下的中信银行改造最终完成，都是中信在发展进入新的转折期时为了摆脱自身经营困难主动进行的自费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WTO，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需要在2005年达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8%的基本要求，但当时中信银行显然不能满足此要求。在政府的支持下，当时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随即启动的股份制改造，这些银行也得到了国家大量的资金注入，使身染沉疴的金融系统一次性根除病根。此时，中信银行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救自行消化解决了高达270亿的不良资产，将资本充足率从5.2％提升到8%，脱胎换骨，成为中国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充分体现出中信的发展改革不是依靠政府的投入，而是走了一条自费改革，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道路。中信依靠自身力量，利用自身良好信用在境内外市场发债筹集资金，同时，完成了对旗下重要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被誉为“自费改革”的典范。

“自费留学”——到海外去融资，去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2009年，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常常在各种场合宣传他对中信未来发展的战略构想：“中信集团整体上市，借资本市场，再融资600亿到700亿，搞100亿美元回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业务整合。……我现在不能仅仅想一个淮海战役,我得想整个解放战争呢！”

孔丹说:“我们希望把集团整体上市作为一个契机，把加强协同效应、风险管控、战略管理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作为推动集团经营方式转变的抓手。”对于中信集团来说，整体上市之所以重要，其意图在于实施推进国际化战略，以上市倒逼体制机制的新型改革以破解中信集团所面临的规模和利润增长的客观瓶颈。

而今，中信集团又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走上了去海外整体上市的“自费留学”的探索之路。

成功的交易

2014年9月1日，随着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中一声清脆的锣声，“新中信”登场。

这一天，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仪式在联交所展览大厅举行，在近百名各方代表的见证下，交易代码为“0267”的中信泰富更名为“中信股份”。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之梦成为现实。

整体上市

这是一项令全球资本市场瞩目的交易，也是牵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改革大局的尝试。

2014年3月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中信股份包含中信集团绝大部分净资产，股东权益高达2250亿元人民币，所覆盖的行业和领域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高度契合，包括金融业、房地产及基础设施业、工程承包业、资源能源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行业。

此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顺利将其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全部资产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通过此次整体上市，加强了新中信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常振明董事长表示，中信必将成为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直接参与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想选择。

对于中信的此次交易，《华尔街日报》评论道：中信集团的新计划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标志着中信集团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

此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中信泰富改名为中信股份。至此，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范例，并被境内外市场高度关注的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工作已顺利结束。

“此次整体上市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举措，是国企改革的一次尝试和探索。”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如是说。

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是迄今中资企业最大规模跨境并购交易，也是香港市场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配售。

在此，我们拿中信和其它的交易进行比较，可以一窥中信交易规模之巨。2014年1月7日，中国房地产企业绿地集团在伦敦签署房地产收购投资协议，宣布总投资达6亿英镑的RAM啤酒厂住宅项目；1月9日，葡萄牙政府宣布，中国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成功中标，以10亿欧元的报价购得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业务80%股权，凡此种种，虽皆是大宗交易，但规模不过百亿，业务品种单一，和中信此次大规模、综合性极强的交易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此笔交易对于香港市场而言，其巨无霸形象更是直截了当。新中信在2013年的营收达到4100亿港元，高于亚洲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这些营收中，三分之一来自金融服务，五分之一来自资源和能源，超过和记和九龙仓(Wharf)的营业利润之和。按资产计算，和记和九龙仓目前是香港最大的两家企业集团。

中信在路演中不断被提及的，就是中信集团充分发挥了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走出了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信誉与形象，取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中信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等行业和领域。

可见，按资产和行业跨度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两大创举

说中信集团上市成功，绝非虚言。

本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通过与在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签署认购协议，由后者收购中信集团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100%的资产，实质上是将中信股份整体注入中信泰富，一举实现境外整体上市和迁册香港两大创举。

交易模式亦是大胆创新。中信的整体上市以大宗交易方式，由中信泰富以173亿股股票及425亿元人民币现金作为对价，支付给中信集团，购入经评估后的中信股份225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此宗交易创下香港股市历史上最大规模交易，新中信从总资产、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方面，都是香港市场综合性企业之最，由此新中信取代中信泰富成为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公司。    

中信集团以利税形式将现金上缴财政，实现了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减持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回收现金的一次成功实践。这种形式，为财政部一直尝试编制的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提供了借鉴。简单说，这次交易是国家拿了现金而上市公司分文未取。新中信的股权结构中，财政部占据78％的股份，持股约200亿股，这就意味着，中信股份的股价每上涨1元钱，国家就多200亿元的价值。通过交易结构不难看出，本次交易成为盘活国有资本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到国有资本管理的转变提供了实践经验，为国企以更少的资本撬动更大的资产做出了积极探索。

与此同时，迁册香港实现了中信股份股东结构多元化和全球化，将进一步推进中信集团整体的“走出去”战略，中信股份可借鉴香港成熟的公司治理经验、健全的法律体系及专业化的国际人才，成为一家更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企业。

常振明指出，此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业务的多元性和规模，扩大资产和资本，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他强调香港拥有独特竞争优势，是继续发展的理想基地，香港也是中信的“家”，中信会“一如既往地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财政部王保安副部长在出席中信上市仪式并致辞时，对中信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中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并稳步发展，在“引进来、走出去”，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应用先进商业模式中始终处在最前沿的位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在深化改革、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刻，常振明想起了美国经典电影《MISSION  IMPOSSIBLE》（《碟中谍》）中无所不能，屡屡完成在他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传奇英雄，他引用此著名影片的片名，回眸惊心动魄的上市征程，心潮澎湃。知易行难，这种感受的背后却是中信人为整体上市付出的智慧与汗水。

战略选择

最大的问题浮出水面：中信该选择何种方式上市？

关于上市路径的选择，当时在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两个可能性，最终的思路更加倾向于通过香港市场实现整体上市。

中信为什么不发A股，为什么不能IPO呢？

中信自有难处，困难之一是市场估值和监管要求的矛盾。

中信公司作为一家综合性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上有综合企业折扣。举个例子来说，综合企业的资产估值如果是100元，资本市场的出价可能只有90元，甚至80元，这就是所谓“综合企业估值陷阱”。在香港，像中信这样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企业更是少见，投资者面对庞然大物，习惯简单化地在估值上打个折扣。但财政部明确规定，国有资产不能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卖股票，用打折的价格发行上市是财政部不能允许的，因此无法选择IPO的方式。

为什么选择“借壳”而没有选择国内发行IPO的原因比较简单：囿于目前A股市场同一资产不能两次上市的规定，中信集团可选择的只能是海外整体上市。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多层次的价值，比如说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对于公司成立以来只从国家获得过2.5亿元资本金的中信，它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资本市场。很多国有机构的股改上市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但我们这次整体上市希望保持一个特点，即自费改革。”2010年时孔丹说。

困难之二是资产评估问题。中信股份旗下资产大多数已经上市，而其三分之二的净资产来源于中信银行，当时中信银行正面临银行估值的低谷，其H股股价仅为每股净资产的0.7倍。实际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就是其市价，也就是说，中信银行的股权价值只能以股价来计算，中信股份所持的中信银行近67%的股权价值在其净资产的基础上折了600多亿元，如果按照这种对价去发行新股，国有资产将遭受严重损失。

对于没有在香港IPO，常振明也指出，目前整个中信股份下面已经有很多上市公司，如果再去IPO，投资者会感觉非常困惑。通过注资中信泰富借壳上市的模式，对中信泰富和中信股份都会是双赢的局面。

考虑到中信系公司已有很多在内地和香港上市，担心集团再IPO给投资者造成混乱，所以最终选择了注资的形式。可见，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虽然众多公司是二次上市，但绝非二次融资，而是二次创业，是“专科”检查与“全科”之关系：透过CT或是核磁共振，中信的每一个子公司都是健康的，但这就如同一个健康的人一样，每一个器官的健康并不代表这人的整体健康，还需要血脉、筋骨、精气神，中信的整体上市犹如将一个个已经检查健康的器官，如何在一个人的整体上，通过血脉骨骼联通起来，打通任督二脉，展现精气神，展现炯炯有神、孔武有力、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中信。

借壳机遇

几经权衡，注资中信泰富映入眼帘。

1986年就已上市的中信泰富是地道的香港本地企业。中信集团于20世纪90年代初收购了中信泰富的控股权，一度达到80%的持股比例。在中信的倾力支持下，中信泰富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信泰富相继入股国泰航空、港龙航空，投资建设了海底隧道，进入了香港的货运物流业、买入香港电讯，还在新界拥有垃圾处理站等，在香港经济中影响力不断增加。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期间，外汇期货危机使得中信泰富元气大伤。当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巨亏公告，预计总亏损为155亿港元，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随即向大股东中信集团求救。中信集团调集了集团总部和中信集团在香港的人员组成几个工作组，分别从中信泰富的核心业务、衍生品、银行贷款、审计、法律等领域协助中信泰富“善后”。11月1日，中信集团确定了解决中信泰富问题的方案：一方面紧急向中信泰富提供15亿美元备用信贷，随后中信泰富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向中信集团定向增发14.5亿股股票，替换上述备用信贷。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增加到57.6%。

由于中信泰富的股价较低，使得中信集团在资产注入后还能获得较高的股权比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信泰富在经济下行阶段遭遇的困境正好给中信公司整体上市创造了一个机会。

综合考量

如何确保维护股东利益，成了中信决策层重点考虑的大事之一。

由于本次资产注入由于属于关联交易，必须获得中信泰富占比42%的公众股股东的认可。这些股东中间，很多是常年追随中信泰富的老股东，也有加入的新股东，近两年来中信泰富的股价一直低迷，发行价格如果太低，对小股东不利。而对财政部来说，股票价格高又会增加其入股成本，不利于国有资产未来的保值升值。中信集团过去有97%的股份属于财政部，上市后的中信股份按照港交所规定要保障15%流通股，财政部股权要减到最多85%，12%的股份将主要卖给机构投资者。

常振明解释，如果收购采用全部向母公司发行新股的方式，新的中信股份股权将有超过90%的部分由集团控股，这会违反港交所规定的最低公众持股比例（15%）。因此，中信泰富必须对外部股东配售一定数额的股份，这将变相摊薄了国有持股。

“引入外部股东客观上是为了满足交易所的流通要求。合理摊薄国有持股本身已经是一种突破，混合所有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常振明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界定了不同企业功能和混合所有制，我们作为国企改革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整个中信到香港上市或说注资到香港，则有利于促进国企改革和下一步商业模式的创新，亦是混合所有制的实践。”

一步险棋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中澳铁矿项目风雨飘摇之际，常振明以黄蘖禅师此语自勉，绝非偶然。厘清了上市的路径，明晰了上市的难点，更艰难却现实的挑战摆在了中信团队的面前：如何稳定中信泰富的股价和如何讲述新中信的故事。

稳定股价

本次交易不仅交易规模大，其复杂程度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既是大宗并购又具有IPO的性质。上市工作启动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论证和监管审批的工作历时冗长，而一旦启动，又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把握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交易，这期间内部工作的艰难自不必说。对外的信息保密也至关重要，万一信息泄露导致股价波动超出各方承受范围，将使交易窗口立刻消失。

中信泰富的股价每天都在交易，未来如何波动无法预测，而此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的临时停牌、信息披露、公告、股东大会、监管审批等复杂的流程，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都可能导致股价异动，从而对投资者的心理和小股东情绪产生影响。任何风险，都会导致交易随时停止。

常振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情忐忑：“公告前担心定价太低小股东不满意，公告后担心涨的太多投资者不认可，跌了又担心是不是市场不认可本次交易，每天都如履薄冰。”

股价是关键，毕竟“涨也不行，太低了也有点问题，跌的太低了，小股东投票就有问题了。”此时，股价成了常振明最担心的，根据香港的证券法规，如果交易得不到小股东同意，那么中信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为对于很多小股东来说，长期持有中信泰富股票损失很大，不过，若是没有中信集团的反向注入，中信泰富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这种局面下，小股东没有“为难”。但到了投资者这里就有了问题：嫌贵！

引入战略投资者

引入投资者的压力也不小。

2014年从3月公告到6月股东大会，要在短短两个多月内，锁定至少满足15%公众股比的认购规模，在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中谈何容易。

于是乎，中信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新中信配售一没有举行大型投资者路演，二没有公开接受认购竞标，想要入股必须得到来自中信集团的独家邀请。获得邀请后，由来自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的高管一对一现场约谈，买卖双方谈的不是入股细节，而是未来合作的可行性以及机构对中信整体战略的意见。

就这样，与传统IPO招揽财务基石投资者不同，收到邀请的战略投资者本身熟悉中信的业务优势，更在乎国企改革的前景。

最终，战略大获全胜，中信共引进了27家中外战略投资者，投资者结构既为多元化又有全球背景，国家社保基金认购股份最多。这些投资者都比较认可中信集团的长期发展战略，有的在产业上与中信有长期合作。

中信的比较优势

中信拥有丰富的“卖点”：中信的资本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在国企改革中能释放出潜在红利；中信的各项业务布局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域高度契合，如城镇化建设、资源能源的进口需求及环保等可持续发展行业等；中信在金融实业方面均有较强的实力，在境内外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中信管理层十分稳定且经验丰富。

总的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上市后“新中信”凭其体量和市场地位将成为港股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蓝筹股，而且中信多年的骄人业绩也说明未来能够给股东创造长期回报。

随着交易的不断推进，市场情绪逐渐由质疑转为支持，股价稳步上涨，到8月底交易最终完成前，股价最高涨到16.88港元，相对于入股价格，涨幅超过25%，市场热情可见一斑。

2014年9月1日，新中信如期上市。

新中信扬帆

整体上市并非是中信集团功成名就的标志，却是集团开启新的漫漫征程的起点。

新商业模式

对于新中信而言，下一步主要工作是进行整合，将两家的部分业务真正实现合二为一。

常振明表示，中信作为综合性企业集团，金融和实业应并举发展；“将来希望能成为50%对50%的比例，目标是希望金融和非金融能够并行发展、更加平衡，实业业务的利润能够上升。”

目前，中信金融资产无论是从收入还是利润等方面都占据了集团的大半壁江山，但是未来集团要在巩固中信金融综合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将实业类资产做大做强。

“一方面，我们在地产、装备制造等业务领域根据新的市场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业务结构，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环保、农业、新能源和医疗养老等领域积极拓展。”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炯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所涉及各个领域的领先者，如果我们做不到行业的领先者，我们就会和这个行业的领军者合作，带动我们的快速进步。” 王炯进一步说。

倒逼改革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

王炯表示，经过各方齐心协力，中信股份完成了整体上市这一艰巨和复杂的工作，成为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大型上市企业集团。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开拓创新，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管控体系，提升公司管理效益和质量，实现中信持续发展的整体目标，成为一家受市场信任和让股东满意的公司。

本次上市，中信直接引进了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营资本等27家投资者，他们和中信泰富最初的中小股东一起，共计占据公司总股本的22%，这些投资者的引进也成为中信对国企混合制改革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实践的“软性约束”。

中信还将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国际化人才资源、健全的法制环境、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等方面优势，更为深入地推进集团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

上市后，中信将接受国际资本市场的审视，将符合境外的监管要求，这是一次自我挑战，将倒逼中信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司治理机制。这场改革将新中信内在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活力极大地解放，必将使得中信向更加治理完善、管控有力、运作高效、文化先进的现代企业集团大步迈进。

常振明指出，中信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已成长为一家国际大型企业集团。今天，中信再一次站在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前沿，并凭借中信与中国经济高度契合的业务结构，依靠中信经验丰富并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团队，努力打造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现代企业集团，并继续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不是结束，甚至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只是开始的结束。” 常振明在上市后一次内部通报会上引用了他所钟爱的丘吉尔先生的一句名言，这也预示新中信二次创业已扬帆起锚。

中国的市场化实践是要将私有化控制在一场可以规制的范围内。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21世纪资本论》，一书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称赞为“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 。其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也因其书在世界上声名鹊起。皮凯蒂受本刊邀请，带其新书参加了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等于11月14日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进行了学术演讲，并接受了本刊组织的与部分学者和媒体的专访，给中国学界一个近距离了解其学术思想及其著作内容的机会。

中国学者和部分媒体主要围绕皮凯蒂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进行了提问，虽然在此书中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数据和结论大多是围绕发达国家的，但是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同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发展中国模式很重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李玲教授针对皮凯蒂在书中所讲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段时间，欧洲地区的资本因战争的破坏，因而劳动收入和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提出了她的见解，她认为这也有社会主义的推动因素在内。

皮凯蒂认为，李玲教授所指的来自前苏联等社会主义体系的竞争促使西方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他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认识到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存在威胁到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很重要。西方国家政府之所以建立福利制度、累进制税收系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1914年之前，法国政府并不想采取累进制税收政策，俄国革命之后，来自外部政治制度的威胁取代了法国的国内矛盾，采取累进制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更好地应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

皮凯蒂表示，现在已经不存在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是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件好事。中国将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有益的补充。他认为中国模式很有意思，比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功。有时候西方人士会质疑，中国现在是否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他们认为中国几乎要转向与俄罗斯相似的私有化发展方向。皮凯蒂认为，贫富之间的差距未来在中国发展中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中国并不想成为第二个前苏联。中国现在的模式适合自身的发展，但是仍然有些风险，似乎在向与私有化类似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税务系统，进行更多的金融转移，中国已在全球参与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李玲教授对此很赞同。她说：“20世纪社会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体系学到了很多好的制度，例如，前苏联的福利制度是很完善的，二战之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借鉴其经验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制度。”

依靠什么方法可以把资本关进笼子

在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开始兴起，更加强调外向型发展模式、更加强调经济的私有化。正如皮凯蒂所说，在70年代，公共福利开始下降，而私人财产开始上升，而这只是在重复过去的轨迹。李玲说：“如果遵循这些思路，就会对中国更有信心，也许在21世纪，中国可以挽救资本主义，但是很不幸，中国现在对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政策更加关注，坚定地相信的‘市场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李玲问：“如何才能将资本关进笼子，依靠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否依靠账户转移？”皮凯蒂答：“我认为账户转移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果中国能公开每年的税收具体情况，将会对此非常有帮助，从人们每年的所得税标准和税收变化的情况，可以获得更多财富转移的信息。”他认为，中国需要建立更加广泛的税收体系，向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征税将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中国正在寻求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在社会系统内部保持平衡非常重要，在税收系统中保持收入税和财产税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私人财富在中国增长很快，这是好事，但是需要注意保持平衡，不能向劳动性收入索取一切，只对劳动性收入比如工资收入之类征税，必须向拥有更多财产的人征税。在中国，如果向那些来自农村或者低收入家庭的人征收财产性收入可能会很困难。我认为，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会对国民账户发生转移很有帮助。但是我认为光有税收制度是不够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也很重要，在21世纪，更多的人能接受优质教育对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北京就有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

寻找更多的研究经济学的路径

李玲教授再问皮凯蒂：“你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教授，美国有很多人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大部分都是在研究微观经济，很多人只是遵循传统的研究方法，专注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你是一个例外，你是如何做到的？”皮凯蒂说：“我回到巴黎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在MIT的时候，他们的研究系统不能让我完全认同，法国经济学的传统与其不同，更多关注于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内容，以及经典的经济研究思想。我回到法国的原因是，我希望研究能更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如果要解释经济现象，需要搜集更多的历史数据和经济数据，看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现状，然后才能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数学确实非常有用，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数学经济模型。我认为对于经济学，简单的数学方法就足够了。关键是应当寻找更多研究经济学的路径，增加更多社会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的成分，不能单纯的教授经济学理论。数学有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为了了解经济学，不得不运用数学的方式，难点在于平衡。为了分辨哪种方式有用，研究者需要去了解数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并不能只看数学模型。我想未来这方面教育会得到改善。”

“你的书中提到了新的信息技术，大数据将会改变世界，你认为大数据将会如何改变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李玲问道。“我想对于新一代的经济学研究者来说，单纯依靠数学模型来进行理论研究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应该推动经济学者去寻找更多的数据，从而发现更多的研究路径。现在可以利用的数据越来越多，研究者需要不断验证自己的理论，但是过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将会使一些经济理论研究更加难以理解。”皮凯蒂说。

李玲教授对这个问题阐释了她的想法：“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和努力，因为缺乏大规模的数据支持，无法更好地进行社会资源分配和经济管理。现在有了大数据的支持，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新型的经济模式，这可以被称为‘计算社会主义’。”皮凯蒂对此回应道：“即使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动也是非常复杂的，处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的经济活动差别很大，如果运用数据进行管理和分配，可能只是一种方式，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可能有更多的人有效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从未有过的组织经济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会找到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其为新形式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将是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财富的配置。”

 

皮凯蒂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

青年学者齐昊博士对皮凯蒂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过评述文章《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文章中指出，皮凯蒂在研究不平等问题上，通过整理收入退税和财产税的数据来取得收入和财产的微观数据，这就突破了以往关于收入和财产分配数据通常来自抽样调查的途径，而这种方式会让富人钻空子，瞒报收入和财产，最富裕阶层在调查样本中代表性不足，结果会低估不平等的程度。

掌握了数据，说话就有分量。皮凯蒂利用税收数据克服了研究缺陷，并把最富裕的阶层从幕后推到了台前。齐昊认为，皮凯蒂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仅从表现资本主义历史上不平等的演变，该书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具有巨大贡献。

齐昊认为，皮凯蒂以事实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流行观点，事实并非像库兹涅兹所认为的那样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好转。但是如果我们不同意这是自然的变化，那么如何改变不平等现象？齐昊就这个问题与皮凯蒂进行了交流。他说，在上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国家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水准的税收体系，现在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抗争因素或政治表现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象？皮凯蒂表示，这是很难简短回答清楚的问题。但他认为历史可以找到他自身的出路。有时候我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自身准备如何迎接变革，欧洲对未来的发展并没有确定的认知，但是从机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等方面做好准备的方式。皮凯蒂说，他不那么悲观的原因之一，就是新的科学技术可以用来帮助形成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但是向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发展，不确定性很高。

齐昊提出，皮凯蒂的书用事实纠正了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若干错误。例如，从新古典理论来看，不平等问题实际上从属效率问题，而凡是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有效率的，凡是有效率导致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说到不平等问题，新古典理论言必称技术变革、技能需求变化和全球化，理由是这些因素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资差异增大。新古典理论造成了两个“忽视”，一是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视工资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焦点。

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

中国同样面临严重而不平等问题。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财富有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财产。对比皮凯蒂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财产的不平等高于英国和法国，已和美国不相上下。中国正处于改革的转型期应如何去做？

皮凯蒂说，现在前苏联解体了，而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转型中也会面临风险。他强调，“一定要将私有化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例如税收、账户转移等措施，让私有化比例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他说，在当天早餐会上，他和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讨论，中国国有企业国有成分要降到什么程度？私有化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中国会出台房产税和遗产税等问题。他认为，这些改革是要匹配的，如果仅仅将企业私有化，而并不出台房产税、遗产税等，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产生极端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极端的不平等。现在在西方，人们开始忘掉与中国的制度差异，人们把美国的富豪和中国的富豪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果这样改革，中国还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同？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执政党，但是这个不同点不足以弥补制度缺陷。由此，中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对中国的前景非常重要，对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球。

皮凯蒂强调，前苏联的影响力曾经很重要，但是现在中国改革的模式更重要。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应控制资本主义多一些；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应更积极一些。

 中国未来是世界未来重要的一部分

《环球时报》记者在专访中问，实行累进式税收是控制不平等的重要部分，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你认为中国政府存在什么优势和劣势？皮凯蒂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税务改革的时机很好，中央政府力量强大，国家很大，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很小，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太小了，需要吸引外部投资，这些国家控制金融和财政不是那么容易。他说，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乐观，中国的未来对于全世界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季节编辑）

 

在中信集团发展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一个中信人所释放出向上的能量，也能洞见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

中信的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信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创新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缔造了中信，中信几任董事长在多个场合都曾表示，中信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一直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中信就走过了什么路。

探索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

35年前，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老一辈革命家凝聚共识，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请荣毅仁出山，为改革开放发挥作用。

1979年10月4日，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一批中信事业的开拓者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中信肩负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多次冲破体制障碍，走出了一条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成长与发展道路。

邓小平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他希望中信能以公司的运作方式走出一条新路，看看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行不行。小平同志给中信的任务是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技术，被称为三个“引进”。但到底怎么做，谁也没有经验。

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起点，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种种理论羁绊。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发展之路，如何探索出一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当时谁都没有把握。阻力越大，冲破阻力的力量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在改革开放中，中信的窗口作用得以迅速放大，具有了推动制度变革的示范作用，它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早已超越了发起者最初的设计。

改革开放之初，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让人们期待破题之策和破解之人；急需一个勇于开拓却又埋头实干的先行者开辟出新的战场，用当时的话说“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中信以一股全新的力量，撬动了体制变革，成为第一个按经济规律办公司的开拓者。

创业时的艰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国家百废待兴，国力有限，除了政策上的一点优势外，中信和其他国有企业相比，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何况当时中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被认为是国有企业中的“另类”。原董事长王军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回忆创业伊始，他感叹地说：“中信公司创办初期，国家实际拨给的资金只有200万元，公司该怎么办？中信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中信曾经面对的重大考验。”

荣毅仁为中信公司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公司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时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异端，谁也不敢冒此大不韪，但又不甘不明确公司的经营规则；荣毅仁明确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体现了改革的魄力。按经济规律办事正式写入中信公司章程，当社会上还在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时，中信已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试行。

对此，王军深有感触，他说：“许多年来，我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荣毅仁确立了中信走什么路的问题——这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借鉴和采用资本主义国家能为我们所用之处，大胆探索和试验，把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方法在国内经济建设中逐步推行。

中信公司投资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

当时，在长期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信在众多业务领域中，吸收和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突破。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这一论断今天已经为社会广泛接受，而中信恰是最早的实践者。

由于中信公司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创业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曾经有人预言，中信的模式必定会失败，但是中信人顶住了各方压力，在体制的围堵中执着地开拓前行，一点点打破原有的格局，不断建立新的市场规则，不仅在国家对外开放中起到先行作用，也为国内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让中信人深感自豪和欣慰的是，中信公司所开创的事业，今天已经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所模仿推行，在国内普及，这是最大的奉献！

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

很多人汇入中信这个大舞台，是渴望投入到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崭新事业。他们谈到自己为何加入中信时都说，吸引他们加入中信的不是它的条件而是它的体制，它所干的事业是“与众不同”的。的确，中信从创业开始就不断在各个领域创造“市场第一”。

中信所涉足的领域没有一个是国家垄断性行业，从诞生就是在竞争性领域生长，它是如何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和旧观念的束缚？王军说：“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仪征模式

中信注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荣毅仁的第一支螃蟹就是创造“仪征模式”。

1978年，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开工建设，这是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特大型的化纤企业，但是当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后，因缺乏资金面临下马，荣毅仁决定采用在国际上发行债券来解决仪征项目的困境。新中国奋斗了几十年，固守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局面，虽然在国外发行债券已经成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近乎是天方夜谭。在传统思维框框下，为什么要到国外发债？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就要迈过无数难关。

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国外发债，此举使得国际资本找到与中国发展对接的轨道。时隔不久，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相继在国外发行了债券。

中信的融资方式不仅解决了建设资金，还解决了效率和机制问题。过去，国家与企业长期是“父子关系”，企业赖国家的账，这相当于儿子不还老子钱，早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借钱给“儿子”的是外国资本家，有严格的法律契约约束，儿子再也无法赖账了。投资模式的变化带来整体效益的变化，仅仅用3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仪征一期工程，这一投资模式后被称为“仪征模式”。既集借钱者、用钱者和效益享有者的利益与建设单位于一身，让建设单位自负盈亏，用借来的钱增值，再用增值的钱还债和进一步发展。破除了过去在项目建设中，给钱的是一个部门、用钱的是一个部门，收钱的又是另一个部门，大家都不负责任，国家资金投入很多产出却很少的弊病，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倒逼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体制的改革。

从“巧克力大厦”到PPP模式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初，上百家外商常驻机构落户北京，涉外饭店和公寓却屈指可数，市场需求显而易见。当时中国不存在商业房地产，中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房地产部门，首度试水商业地产。中信没有用国家一分钱，自己投资、自己建设，冲破了房地产不能作为商品买卖的限制，建成首个涉外办公大楼——国际大厦，被为称“巧克力大厦”，后来也被称作“小联合国”。国际大厦进入市场，让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看到了房地产的力量。

经过几十年的创新整合，中信地产成为细分领域的排头兵。随着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中信房地产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新的格局，从过去简单的土地红利带动增长向集约、有内涵、注重公共配套，夯实产业的方向转变。中信地产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在新一轮的区域开发中，探索以PPP商业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运营业务，形成具有中信特色的城镇化品牌和中信地产差异化发展优势。

首开中国咨询业务

中信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1981年在中国首推咨询业务。当时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弄明白什么是咨询，更不了解做项目还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计划批准了还需要什么可行性咨询呢？面对封闭多年的中国，外商进入中国没有可靠的资源，没有法律保障，没有专业的中介服务，商业咨询业的短板极大制约了外资在中国的落地。

咨询公司编写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投资指南》，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向海外介绍中国投资环境及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中信与英国朗曼公司合作，在全球同时发行中英文版本，后来又相继在海外出版日文本、繁体字版本，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高层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该书在英国推介时，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场讲话，可见其影响力。

当时，咨询公司开展的所有业务都成为市场首创，例如可行性研究、律师事务、会计师事务……随后，经济咨询业务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租赁落地中国

中信是第一个在中国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第一个成立中外合资租赁公司的。中信成立伊始，荣毅仁就注意到国外迅速兴起的融资租赁这一商业模式，并设法进入中国。融资租赁是集融资和融物、贸易和技术更新于一体的产业，在全球发展为仅次于银行融资的金融业五大支柱产业之一。1981年4月，中信与日本合资成立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并与物资部发起成立中国租赁公司，得以将这一全新模式引入中国。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租赁部在国内第一次以租赁形式为中国民航引进大型飞机，成为唯一进入我国民航飞机租赁市场的金融机构。整个80年代，在外汇资金极其短缺和多数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争相进入租赁市场，推动这一朝阳产业在中国孕育成长。

海外投资先行者

中国是海外投资的后发者，而中信是海外投资的先行者。

海外战略是中信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凭借其在海外30年积蓄的宝贵经验，中信公司“走出去”的先发优势无人能及。

中信公司投资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信就成为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领军者。1984年，中信率先走出国门，在境外利用外资。这本来是符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的，但是报批项目被某主管部门打回来，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资本流出，到海外投资根本是南辕北辙。”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上扣帽子：“列宁说过，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行为。”本来从发展经济学上来讲，这是最基本的开放阶段性的道理，当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形成进入全球市场的初步能力时，开放将从第一阶段的“引进来”转入第二阶段，“走出去”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中国也必然要从开放初期阶段的产品贸易、购买资源转入资本和企业走出去，形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海外军团”也成为全球投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当年中信出海显然是犯了“天条”。由于存在观念的障碍，中信每走一步，都要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的“管”：政策管制、计划的管制……，这些阻力都没有挡住中信出海的步伐。

为了解决国内日益高涨的木材需求，1984年，中信在美国投资了第一家海外企业——中信美国西林公司；1985年12月，中信澳大利亚公司以项目融资方式收购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其中采用的杠杆租赁模式成为许多中国公司学习的典范，也成为MBA课堂上必讲的案例。随后，中信到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外承包工程成为中信大规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数个来自西亚和非洲的“总统一号”工程给中信走向全球市场带来数张名片，建立起投资、资本运作、实业带动工程承包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对传统工程承包的方式进行了创新。

率先“走出去”的战略给中信带来了深层价值。中信不仅为国家引进了资金和资源，同时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进行磨砺，不断创新投资模式。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张极井是中信最早的海外征战者。他说：“海外投资经营的‘试错’就是宝贵的学习过程，培养了一批人。”这都为今天中国大批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了积累。

企业首家创办银行

中信是第一家开办银行的企业，也是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

为了最大限度地引进外资，上世纪80年代，中信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不同币种的债券。然而对中信来说，拿美元相对容易，得人民币却更难。为了一些国内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中信公司不得不用外汇购买人民币，这也让中信的汇率风险日益加大。尤其是日元升值，加大了中信偿债的负担。如何利用市场手段找到新的发展动能，办银行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出来。1987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实业银行，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企业办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成立后创造了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诸多第一。

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

中信是中国第一家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的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用卫星需求大涨，国内的通信卫星资源匮乏。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卫星进口没有可能。中信冲破了长期封闭垄断的中国通信市场，成立了亚洲卫星公司。作为我国为国外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亚洲一号卫星对我国卫星发射服务打入国际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继亚洲卫星公司诞生后不久，中国国内陆续成立了不同资本背景的卫星公司，使电子通信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亚洲卫星组建8年后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心脏，1996年6月18日，亚洲卫星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交所同时挂牌上市。

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并且也是当时中资企业中唯一的蓝筹股公司；

中信是第一家企业办出版社、企业办国家期刊杂志；

中信成立了国内第一家金融性控股公司……。

35年以来，中信在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下起步，开创了无数市场第一，走了一条艰难探索的道路，始终如一地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先行实践者和领军企业。

是什么使得中信有了今天？中信的魂究竟是什么？王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是市场化的道路，是创新精神！”

改革是根本，开放是使命，创新是动力。改革、发展、创新，中信的三位一体构筑了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整体上市后，有媒体将中信此举说成是“中信变轨”，这恰是对中信改革发展的误读。中信的每一步都不会是、不能是、不愿成为“变轨”，中信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改革动力和开放视角完整的统一。

中信的道路不是单一的特定创新，不是盲目的改革，不是没有方向的开放。在中信的发展道路上，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寻求市场机遇、发掘市场潜力、创新市场模式。改革、开放、创新是密切联系、彼此依托的整体。

邓小平同志为中信公司成立五周年题词

回顾中信35年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条主线，这就是邓小平为中信题词所说的“勇于创新，多做贡献。”开拓创新赋予了中信一种敢于改变和推动历史的勇气，一种对于中国走向强盛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中信不断探索建立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业务组合和组织架构，业务发展的布局更加清晰，为中信整体上市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最终在中信人的共同努力下实践了上市的梦想。

梦成于今，路行已久。

香港是海外发展的桥头堡

1979年中信公司刚刚成立，就将目光投向香港，同步成立了中信香港公司。当时，香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和中信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信走过初期创业，就开始调整战略，在香港规划发展新的版图。

力挽狂澜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银行危机中，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的香港嘉华银行在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

嘉华银行向中银集团和汇丰银行求援。1985年6月，中银与汇丰达成一致，联手支持嘉华银行，帮助嘉华银行暂时渡过了难关。但是到1985年12月，受新加坡新马财团财务丑闻拖累，嘉华银行再度陷入困境。1986年3月，中信公司对嘉华银行进行重组，成为我国第一家企业在海外收购上市的商业银行。

此次收购对中信来说是商业模式的又一杰作。1992年中国内地才恢复股市，而中信通过海外兼并收购方式拥有了香港上市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中信嘉华银行年年盈利增幅都在30％以上，1992年更是高达42％，中信入主嘉华银行，不但对收购双方有利，更是对香港金融界和整个商界都大有裨益。“嘉华模式”后来成为政府处理问题“银行”的样板。

香港回归前夕出现了一个新词：“九七大限”。无论褒贬，这反映出香港各界对前途的担忧。一些企业迁移到其他国家，但是也有一些香港的重要企业选择与中资背景的企业合作。香港电讯是香港主要通信经营公司之一，属于环球通信机构英国大东电报局集团的成员公司。香港电讯的股东急于出手20％股份给具有实力的中资公司。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信香港集团认为此时股价下跌，正是参股的大好时机。但中信收购意向报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时，有些专家却对这一收购行为“上纲上线”，居然认为中信是帮助英国人在“九七”前撤出。中信领导认为：“英资要跑，谁也挡不住；中资不进来，美资、法资、德资就要进来。在香港回归以前中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进入香港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介入香港经济，尤其是公共事业。”这种高屋建瓴的见识，体现出中信作为大型国企的使命感，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指出：“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有公司加入香港基础设施领域，应该受到鼓励。”这也为国有企业进入香港起到一个带头作用。随后，中信香港没有动用国家一分钱，超额完成收购的全部融资安排。中信的进入，给香港很多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中信香港持续持有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航空、香港东区海底隧道、澳门电讯等股权和权益。

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和改革、发展开放搭桥铺路，一直是中信人的信念。

获得发展资本

中信香港的并购资金主要来自借贷，在相当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债务负担过于沉重，且回旋余地极小。如果能够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就可把中信香港旗下的资产注入其中，这样就能把中信香港依靠借贷所购资产的债务转移到上市公司。此时，中信香港急需一个连接资本市场的新平台。若想在短期内上市，只有一条路:买壳上市。这就是说，通过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

此时，泰富发展映入眼帘。1989年8月，中信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收购泰富发展。泰富发展成立于1985年，是一家小型地产公司，1986年，通过收购新鸿基旗下新景丰上市。经过一系列运营，中信香港成为中信泰富第一大股东， 获得了对泰富发展的“壳”的控制，中信香港将旗下的优质资产，包括港龙航空股权、国泰航空股权及澳门电讯股权、香港电讯股权等分别注入中信泰富，使得后者跳跃性地实现资产扩张，实力迅速壮大。这一过程其实是一种双向流动：中信香港将资产及业务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则不断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来收购这些资产和业务，以此来实现集团公司的资产变现，从而使中信香港获得了继续发展所需的雄厚资本。

在全面收购恒昌完成后，中信泰富业务迅猛发展，1990年净资产为7亿港元，到了1996年12月，中信泰富市值达到了957.8亿港元，居香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第十位。

以创新谋变求强

1993年8月，中信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笔债券，也是自1911年湖广铁路债券在美国发行以来，美国投资者认购的第一笔中国公募债券，对此国内外给予高度评价。但此时，中信也渐渐步入还债高峰期，每年连本带利所要偿还的金额平均在5亿元左右，必须尽快“输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中信公司18年来的运营轨道，依靠发外债起步并发展的中信，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处在高额外债偿债的压力下，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全部用于偿还外债。戴着镣铐跳舞，中信怎能展翅高飞？

中信的债务融资曾经创造了中国第一，但随着时代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外债融资遭遇偿还问题，“借新债还旧债”的路子越来越窄，这成为发展的重要瓶颈。中信的调整是，把工作重点由债务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

突破分业经营籓篱

1997年，中信的金融业已经具备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板块，中国还没有哪家公司有着中信如此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但根据中国法律，金融混业经营被严格禁止。同年，中信联手央行对全球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参考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方向，设计自身的金融业体制。

1997年，王军提出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2002年12月5日，中信控股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中信集团本部不再是一个金融机构。集团下成立了中信控股，由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过渡到“法人分业、集团融合”。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中信控股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成为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打破绝对分业模式，积极探索混业方向。中信控股交叉产品的设计紧锣密鼓，但前提是严守分业经营的原则。

2004年1月，中信控股的第一项金融交叉产品——中信金融通在上海推出，这款旗帜性的产品让客户们真正体会到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的服务。作为一名探路者，中信控股的设计和实践，成为中国金融业前行的宝贵经历。

随后，中信提出了在香港建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的方案。其基点就是以中信嘉华银行为平台，整合中信在海外的金融业务，打造中信海外金融舰队。王军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5年后在香港得以实现。

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未开放的时日，中信国金就拥有了一个成就自己的特殊机会:让那些在中国内地、香港及中国台湾从事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企业成为中信国金的重要客户，并利用中信国金的金融控股平台以及与内地中信金融企业的协同效应，为这些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业务。

有了中信国金，在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战略中，中信集团凭借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已经先人一步了。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中信一直在尝试各种模式。

虽然中信集团几乎拿到了全部的金融业牌照，当时真正能为集团贡献价值的部分还仅限于中信实业银行和中信证券。

不久，证券业务快速成长起来。中信证券一开始仅有2亿元资本金，但是按规定资本金达到10亿元才能做全国的业务，2002年底，中信证券顺利上市，充实了资本，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中信证券迅速成为中信集团投资银行业务的龙头，并快速成长为中国证券业当之无愧的第一。

从2007年起，中信实施了再造信托工程，短短三四年中，中信信托急速发力，从行业第25位跃升至行业龙头。中信信托公司董事长蒲坚总结了中信信托的服务模式，简练地写下了中信信托的经营理念：服务境界＝无边界服务＋无障碍运行。无边界是一个贯通边界的动态过程，清除障碍，满足需求，创造价值;对外无边界，对内无障碍，实现无边界需要创新，实现无障碍需要协同;服务和运行的关键在于态度和艺术，服务和运行以客户满意为最高宗旨。

2009年3月，习近平同志视察中信重工

2002年底，中信实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85％，不良贷款270亿元，这成为中信的最大难题，这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2005年前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相距甚远。

时任总经理孔丹分析：“中信实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的窟窿，唯一的方法是拿钱注入，增加资本金。”钱从哪里来？向国家、央行伸手吗？中信决定走最艰难的一条路——自费改革。用八个字表述这条路就是“先注资，再股改上市”。为达到自费改革目标，中信集团要求各部门勒紧裤腰带向银行输血，消化不良资产。经过整整5年艰苦奋斗，直到2007年中信银行在沪港两地成功上市。

面对国内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信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承担了巨大的财务成本，共向中信银行注资272.5亿元，累计核销不良资产248.7亿元，使中信银行净资产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前达到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中信顺利完成了银行的重组、改制、上市工作，开创了中国国有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成功范例。

实业兴邦

在国家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和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降临的时刻，中信重型机械公司的改革被提上议程。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国“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进入90年代，这家企业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濒临破产。作为政治任务，中信接下了这个辉煌不再的包袱。1996年该企业亏损近9亿元，长期拖欠职工工资。

2004年，新任总经理任沁新提出“云层理论”。他说：“海拔高度超过云层，在人们的眼中不过几座山峰而已，你只要紧盯这几座山峰，就会永远位居全球市场竞争的第一方阵。云层之下，极易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因此，要保持云层之上的优势必须不断地进取和创新。”

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精神。焦裕禄同志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了9年。习近平同志说：“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中信对焦裕禄精神的追寻一直不曾停止，中信重机事业在艰难转型时期，总是用激情和意志战胜一个一个困难，这种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正是焦裕禄精神的生动践行。焦裕禄的精神由杨奎烈续写，他用生命诠释了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内涵。

凭借顽强拼搏，中信重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06年公司收入突破50亿元，企业跨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此后，公司开始实施“新重机工程”，构建一个包括重铸铁业工部、重型锻造业工部、重型热处理工部的全新制造工艺体系在内的系统性工程。经过持续大规模、高起点的技术改造，中信重机形成了整套现代化、高水平的工艺加工制造体系，成套能力和工程承包能力。这样一个制造体系和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这使得中信重机在大型设备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中信重机一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附加值的大型铸锻件生产基地。习近平主席在考察中说：“这里代表了世界先进制造业的水平”。

同样走在产业最前沿的还有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世界级轮毂制造基地。

中信戴卡的研发中心有着很强的自主研发、同步研发能力，在海外设有欧洲研发中心、北美研究中心和日本研发中心，是中国第一家能与国外主机厂进行同步开发的轮毂企业。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得中信戴卡有着稳固的地位，掌控国内几乎所有高挡车的市场份额。

面对中信实业板块中的若干优势企业，可以总结出多种商业模式，但所有这些成功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找到了自己的利基，并成功实施了利基战略。中信这些成功企业通过“归核化”的战略成为细分市场上的领先者，并构筑各种进入壁垒，逐渐建立起持久的竞争优势。

海外战略

30多年来，海外战略是中信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

2008年6月，中信集团召开海外工作会议。会上，时任董事长孔丹把新时期下中信“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到“中信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和实现集团愿景的必经之路”的重要高度。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95年中信承接了德黑兰地铁项目，伊朗人把此工程称为“总统一号工程”。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工程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中东第一条地铁，也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实施海外工程。德黑兰地铁项目已成为中信公司在中东的一张名片。

2005年，中信与巴西电力集团签订了坎迪奥塔二期工程承包协议，这是中国公司在巴西签的最大火电厂项目；同年，中信又与委内瑞拉住房部签署2万套社会住房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合同，这是中国在委内瑞拉正在施工的最大工程承包项目。

2005年10月，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向全球招标，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中信的竞争对手来自全球64个顶级工程公司组成的7个投标联合体，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承包商。虽然高手如林，中信并未退却，精心准备，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仅参与招标的法文标书就达760公斤，最终中信中标成功。

建设中的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项目

在这个“技术集成”能力极高的项目实施中，中信帮助中国近百家勘察、设计、施工、物流企业和设备供应商进人阿尔及利亚市场，带动中国近6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出口和上万人的劳务输出，同时也为阿尔及利亚提供近10万人的就业机会，打破了中国走出去企业单一作战的格局。时任总经理常振明总结：“这就是中信的管理模式，我们自己队伍不大，但能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这是创新，也是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中信将此工程作为“政治工程”来完成。“经济工程”与“政治工程”有何差异？常振明在战前总动员时说:“东西高速公路是政治工程，是总统工程，是中阿两国的友谊工程。因此，工期第一、质量第二、成本第三，确保工期是我们的最大目标，最后才是我们挣不挣钱的问题……，我们的措施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变被动为主动，帮助政府解决问题。”讲政治就是要勇于担责任，在这种原则下，工期就是最大的目标，虽然及时全面竣工中有道不尽的苦涩和汗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称赞：“这不仅是你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张名片，更是你们在整个非洲的名片。”

这张名片把中信人又带入了更多的国家。

2007年，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总承包商将参与安哥拉的重建和开发。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成为我国国外承包工程的又一里程碑。在安哥拉这个最大住房项目中，中信建设集团摒弃传统工程模式，帮助安哥拉规划了一个覆盖建筑产业链和社区配套本地化运营计划。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中信深耕安哥拉市场创造了条件，目前形成了包括住房、农业、矿业、旅游等在内的多个业务板块。

中国新一阶段的“走出去”势必将集中我国各个领域的优势资源，共赴海外开辟更高层的业务。中信建设以“中信联合舰队”的模式整合资源、集中优势，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超大型工程交付能力，实现与国际领先承包商相抗衡的竞争优势，促进中国企业有序地走出去。同时配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输出部分过剩产能，引进更多国外资源，形成以工程为核心的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中信建设在安哥拉项目中将中国在家电、建材领域的产能有效转移到国外，同时为我国引进矿产、粮食等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为国家获取战略资源和缓解建筑工程相关产业产能过剩承担了作为国有企业的责任。

经过多年的实践，2014年中信建设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优势，创新性地提出了“以投资、融资和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差异化经营战略，打造了“中信联合舰队”的商业模式，探索并形成了工程、金融、资源、实业“四位一体”的业务架构。

不辱使命

金融、实业，国内、国外，中信集团各个行业都在不断整合、创新，正在从“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转变成“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并在更多领域同时发力。

在中信35年的跋涉中，“创新”是贯穿全部发展历史的精神和从来不变的发展方式。几代中信人不辱使命，贡献了自己的精神和汗水。今天的中信已经家大业大，扬帆出海整体上市。但是中信人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业和创新精神。

这，就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链接：

中信上市大事记

·2008年，中信集团将“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的企业发展战略的表述调了一个个儿，改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

·2014年3月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代价股份)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新中信成功引入了境内外共27家投资者，总认购金额达532.7亿港元。

·2014年8月25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宣布,在获得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后，已完成对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改名为“中国中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

·2014年8月27日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CITIC LIMITED)”。

·2014年9月1日起公司以此名称开始股票交易。

中信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大事记

·1979年，在邓小平直接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出面创办中信公司。

·1979年，中信成立时设立房地产部，是中国第一家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企业。

·1980年2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的子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

·1980年11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的子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

·1982年，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企业债券，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发行债券的企业。募集来的资金投入江苏省仪征化纤。

·1985年12月，与美铝签约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是第一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

·1986年，组建中信嘉华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同年，中信泰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中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

·1986年，中信房地产公司成立，是中国首批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

·1987年4月，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信实业银行正式成立。

·1990年4月，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亚洲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和商用卫星运营的公司。

·1993年7月，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公司在美国成功发行2.5亿美元扬基债券，这是自1911年以来，中国企业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发行的公募债。

·1993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并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

·1994年，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集团向日本金融机构发行0.5亿美元和50亿日元商业票据，这是中国企业首次以自己的信誉在国外发行商业票据；是国内银行业首家开展速汇即付业务的银行；是国内唯一承销国外债券的金融机构。

· 1996年，中信实业银行作为牵头行和代理行筹组2.69亿美元伊朗地铁项目，是当时国内融资规模最大、参加银行数量最多的出口信贷业务，开创了国内银行以银团方式提供出口信贷的先河。

·2000年，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

·2002年1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中信证券向社会公开发行4亿股普通A股股票，2003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2006年11月，中信银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2006年12月，中信银行整体改制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4月，中信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同步上市。

·2009年5月，中信银行收购中信国金70.32%股权，中信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交所发出公告，宣布以135.63亿港元现金收购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70.32%的权益，每股对价为港币3.35元，市净率为1.43倍。此次收购对中信银行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

·2011年7月，中信银行先后完成A+H配股融资工作。本次A股配股认配率达到99.01%，H股总体认购股数达到此次配股总数的300%以上，均居同业前列，最终共募得资金人民币257.86亿元，成为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迄今为止最大的再融资项目，以及2011年以来香港市场最大的再融资项目。

·2011年9月－10月中信证券首次完成H股发行。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总资产2714亿元，净资产877亿元，净资本348亿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2013年，中信证券各项主营业务排名继续位居中国证券行业前列。

（编辑  季节）

 

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共同应对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将引发消费能力下降，储蓄率下降，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然而，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涉及人口与人口政策，涉及社会、经济、金融、保险、财政等问题。因此，人口老龄化加速对于面对老龄化问题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全球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若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未来社会的发展将陷入一个不可知的状态。

跨学科国际研讨

专家建议，通过改革和科技革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积累长期可持续的人力资本。

在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日前联合举办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和政策应对国际研讨会”上，来自30多个国家80多位海外学者，100多名国内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媒体共同为应对这一难题进行研讨。

 

潜在增长率正在下滑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人口学家蔡昉提出中国面对的老龄化难题，他说：“目前，中国遭遇了‘未老先富’的难题。”蔡昉认为：“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得益于我们有较充裕的劳动力，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而且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走向世界，出口保持了高增长。”这也是“中国奇迹”形成的原因之一。

蔡昉介绍，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估算在1.4左右，与公认的低生育率国家日本相当，即使现在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也不见得能够逆转生育率偏低的大趋势。他分析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在2010年左右消失，结果就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根本性转变，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发生，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报酬快速上涨。中国从2010年到现在，平均潜在增长率降低到7.6%，到2020年间，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下降到6.2%。”他认为“从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来看更像1990年前后的日本。”

虽然调查数据已经显示，中国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下滑了1.4%，但蔡昉同时也提出，中国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来提振经济增长速度，寻求不同的刺激办法。他说：“中国经济放缓并非外部需求放缓，而是显性的比较优势指数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缺乏竞争优势，只能从供给方的角度来争取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而办法就是改革。”

提升潜在增长率的具体办法是什么？蔡昉提出四项措施：第一，中国还有潜力具体提高劳动力供给；第二，提升教育水平；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包括提高生育率水平；第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劳动力供给不稳定的局面。蔡昉建议，未来要通过改革和科技革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积累长期可持续的人力资本。

 

推迟退休、提高生育率应对老龄化

一些国外专家学者建议中国可以采用延迟退休与提高生育率并重的方式来保持其经济增长动力。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何安瑞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政府施以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要有长期的投入措施。他强调，人们的思维定式认为，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低，又是不愿消费的群体，由此，老年产业的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却表明，中国老年产业的供给率仅为10%，大量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见，人口老龄化不仅是挑战，也存在大量的机遇，关键是要打破定式思维，抓住机遇。另外，他建议，中国可以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退休制度。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整体生育率低于2或者出现负数，都会令财富积累和GDP增长受到影响，生育率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对于未来可能会更加重要。

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梅森通过研究发现，与其他一些国家老年人的差异在与，中国的老年人难以聚集更多的财富来支持他们的孩子。中国人的退休年龄相对太早了，他们本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梅森表示，在美国，老人们的工作年限由他们自己决定，如果他们决定延迟退休，那么他们退休后每年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养老金，大约每年增加8%。

2013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2亿，占到总人口数量的近15%。而中国现在仍在执行20世纪50年代初的《劳动保险条例》和有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政策的规定，现行职工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梅森认为，中国还可以进一步放开对退休年龄的限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罗纳德·李认为，中国的老年人现在都很健康，生活条件、营养都改善很多，完全可以工作到65岁甚至70岁，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工作多久。

针对提高生育率，蔡昉指出，尽管全国各地陆续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已近一年，很多年轻夫妇还是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久前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单独两孩”申请，与此前官方提出的预期差距较大。他认为，推迟退休和提高生育率从长远看都是发展方向，但是就目前来讲，这样做还有困难。

罗纳德·李教授认为，或许中国可以考虑降低人们抚养孩子的成本。“中国已经在教育和医疗上增加了很多投入，但是在家庭支出中，花在孩子教育上的钱仍然很多。”他说。

与会学者围绕老龄化应对问题展开了高层次、高水平的沟通。他们对中国近些年来正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加快构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包括农民工，给予充分肯定。

（编辑季节）